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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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转帖]

1978：平反之年
茅于轼应约为英国《金融时报》“我的1978”征文活动撰稿

毛泽东搞了三十年的阶级斗争，伤害的人不计其数。这使人想起秦始皇酷政，赋役繁重，刑法苛刻，天下罪人不计其数，黥面断肢者络绎于途。我们这三十年的人斗人，直接整死的估计有上千万之众，间接波及的家属和亲朋好友可能上亿，约占当时全国九亿人口的十分之一。更由于整的人大都是社会精英份子，因此社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这是中华民族的空前灾难。四人帮倒台后最紧迫的事情就是平反冤假错案。我就是平反的一个对象。我在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接着文化大革命又被抄家，扫地出门，并被判定为首都的危险分子，被赶去大同机车厂劳动。
现在的青年人很难理解平反有什么意义，不平反又会怎样。要知道，三十年前中国的一切都被政府或****控制着。每个人的饭碗拿在****的手里。让你有饭吃就有饭吃，不让你吃饭，就只好饿死。不像现在如果政府不雇佣你，你还可以去私营企业，或者去外企，甚至摆地摊，找口饭吃并不太难。那时候一个“有罪”的人是很难有饭吃的，就算有，也是处处受歧视，一辈子不能入党，不能参军，不让你上大学，是完全没有前途的。只有平反才能消除这些问题，使社会恢复生气，避免人斗人的内耗，使国家走上发展富强之路。
平反，并不是没有阻力的。许多人认为把大家都平了反，拿什么来管制老百姓？专政的手段是不能放弃的。这种思想到现在也还有市场。所以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还保留在宪法里。要不是胡耀邦力主平反，这件事还不知道要拖到哪一天。胡耀邦主张的平反，就是一风吹，换句话讲就是一个不留地全部解放。本来嘛，国家有法律，在法律之外搞政治迫害根本就是非法的。后来修改刑法的时候把“反革命罪”也取消了。不过人的思想总是落后于现实。直到最近还有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告密老师在课堂上宣扬反革命观点。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到美国去他未必发动得起来，就因为在中国有许多像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那样的人。至今我们还没有把握说中国就不会再发生文化大革命一类的事。
对我来讲，当时除了还欠我两级工资之外，没有什么遗留问题。我在单位（铁道科学研究院）里已经有了能够立足的学术地位，没有什么要乞求于人的事。所以我对平不平反不太关心。更由于我对平反这个说法根本上就有不同的看法。今天****给大家平了反，明天还可以给你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权在人家手里，平反有什么用？所以我认为更彻底的办法是从根本上取消统治者能够整老百姓的权力。恢复百姓的宪法权利。所以我更关心的是百姓的权利，而不是个别人的平反问题，除非把平反和百姓的基本权利联系起来，那是我很关心的事。
　　就事论事而言，我也不认为我需要平反。人家都说：某某人被错误地打成右派。但是我认为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尽管我当时对什么是资本主义，或者初级阶段都不太了解，但是我的右派言论中确实主张猪肉买不着就应该涨价等等。如果说我当时并不错，所以要平反，那么就是那时候的****错了。可是至今也没有谁说那时候的****是错的。所以要对我平反，这是在逻辑上还有没搞清楚的问题。
　　1978年已经过去三十年了，那一年最重要的事据我看来就是平反冤假错案。但是这件事至今还留着尾巴，并没有彻底给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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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梅兰芳》与真实梅兰芳[转帖]

　　电影《梅兰芳》正在热映中，电影中展现的梅兰芳与现实梅兰芳有何不同呢？

　　梅兰芳初学戏

　　在影片开始，留着辫子、穿着白色马褂的少年梅兰芳手里拿着大伯留下的一封信，通过信的内容，观众知道大伯因在西太后寿辰中以家中出殡而未穿红，犯了忌讳而被打死。梅兰芳被当时的

　　京剧老生名角“十三燕”抚养成人。“十三燕”奠定了他最初学戏的基础。

　　而史实上，梅兰芳出生于京剧世家，祖父梅巧玲是清末著名旦角演员，伯父梅雨田是京剧胡琴演奏家。父明瑞，字竹芬，小生改花旦。梅兰芳8岁学艺，师从名小生朱素云的哥哥朱小霞，11岁登台，刻苦钻研不断实践，形成风格独特的“梅派”，成为四大名旦之首。他的表演艺术很早就蜚声海内外，但他到16岁才起了“梅兰芳”这个艺名。

　　与“十三燕”打擂

　　电影《梅兰芳》有一个情节，那就是青年梅兰芳跟爷爷“十三燕”打擂台，两人约定三天定胜负，甚至还有人把这次打擂当成赌局让世人押大押小。在第一天，梅兰芳彻底地输了，爷爷“十三燕”当时还跟人签下了必赢梅兰芳之后的分成契约。但在第二天和第三天，梅兰芳在邱如白等人帮助下推出了新戏《一缕麻》和《黛玉葬花》，彻底打败了爷爷“十三燕”，最后“十三燕”送给梅兰芳结婚贺礼翡翠手镯后饮恨而死。当时邱如白说了一句话：“你的时代到来了！”

　　而历史上梅兰芳的成名，不是一场爆得大名。十三燕的原型，更多集中了谭鑫培的经历。谭鑫培是西太后最喜欢的名角，内廷供奉、御赐黄马褂。“打擂台”这场戏在史料中只是有个影子，十三燕的原型谭鑫培很久没唱戏了，突然复出后，梅兰芳戏班的老板为制造“噱头”，在梅兰芳不知情的情况下，策划了和谭鑫培打擂台的事。当时梅兰芳老戏新戏连着唱，“票房”非常好，压过了谭鑫培，但事后梅兰芳还特地去找谭鑫培道歉，称对方“爷爷”，谭鑫培也丝毫没把这事放心上。

　　与邱如白的友谊

　　电影中，邱如白被梨园公会邀请做演讲。梅兰芳迟到了，被邱如白特地拎出来批评一番。不久，蔑视传统戏曲的邱如白观看了梅兰芳的《惊梦》，被梅兰芳的美征服了，开始给梅兰芳写信，并在信中为梅兰芳用进步的观点说戏，最后邱如白不顾五世为官的家族反对而挂冠辞官，全心全意帮助梅兰芳。

　　邱如白的原型是齐如山。历史上的齐如山乃梅党最重要成员之一，同时也是一代国剧理论宗师。齐如山的确是留学归来后在梨园公会做了次讲演，批评中国戏曲。齐第一次看梅的戏，不是昆曲《惊梦》，而是京剧《汾河湾》。接下来齐写信提建议，两人通书信两年之后才见面。齐对梅的帮助很大，梅的新戏大多是由齐策划、编写。赴日、赴美，齐如山全程跟随，统筹诸种事宜。

　　直到“九·一八”事变后，齐如山与冯耿光（片中英达扮演）就梅兰芳去向问题发生争执，最后梅兰芳采纳冯耿光意见，迁居上海，齐如山留在了北京。此后，两人联系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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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杭州失业始末[转帖]

　　鲁迅一生中换过6次工作，其中在浙江有过三次失业的经历，特别是在杭州的第一次失业，让他一生刻骨铭心。
担任化学和生理学教员

　　1909年阴历六月，鲁迅从日本回国。他的好友许寿裳比他早两个月回国，已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担任监学（即教务长）。许寿裳也是浙江绍兴人，19
02年秋，以浙江官费派往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时与鲁迅相识，遂成终身挚友。经许寿裳推荐，鲁迅到该校任教，担任初级师范的化学教员和优级师范的生理卫生学教员，兼任日籍植物学教员铃木寿的助教，当他的课堂翻译。

　　这一段时间，鲁迅每周要上课20节以上，鲁迅教课，从不看讲义，侃侃而谈，讲话生动有趣。

　　据许寿裳回忆：“鲁迅教书是循循善诱的，所编的讲义简明扼要，为学生所信服。”鲁迅教的两门课程，都是用自编的讲义授课。

　　鲁迅教生理学时，曾应学生的要求，加讲生殖系统的内容，这在今天不算什么，但当时全校的师生都惊讶不已，鲁迅却毫无顾忌地去上课。上课前，他对学生提出一个要求：在他讲授的时候，不许笑。他曾对同学们说：“在这些时候，‘不许笑’是个重要条件。因为讲的人态度是严肃的，如果有人笑，严肃的空气就破坏了。”

　　这次教学效果极佳，别的班的学生，因为没有听到，就纷纷来向鲁迅要油印的讲义，鲁迅指着剩余的讲义，说：“恐怕你们看不懂，要么，就拿去。”他还鼓励学生要敢于解剖尸体，为此，鲁迅还向学生介绍自己学医时解剖尸体的体会。

　　铃木用日语上课，而且不发讲义，上课时讲一句日语，就由鲁迅把这句日语口译成汉语，铃木偶尔讲错了，鲁迅在翻译时就代他纠正过来。遇到学生在课堂上向铃木提问题，有的提得不当，鲁迅就直接处理了。翻译这个差事是不容易做好的，鲁迅却做得很好，受到学生的赞扬。绍兴鲁迅纪念馆现在还保存着一本学生根据鲁迅的口译记的植物学笔记，封面写着：铃木先生讲述，周树人先生通译，受业蒋谦笔记。由此可见，鲁迅中、日文基础都是很扎实的。

　　为了帮助铃木教好植物课，鲁迅认为应该走出课堂，带领学生到自然界去接触植物。所以他常带学生到葛岭、孤山和北高峰一带去采集植物标本，回来后就忙着把采来的植物做整理、压平、张贴、标名等工作。

　　据吴克刚在《谈鲁迅先生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中记述：有一次，在采集标本的途中，学生看到路边一株开着小黄花的植物，就问铃木：“这种花叫什么名称？”铃木答：“一枝黄花。”学生听后以为铃木不懂，竟哄然大笑，鲁迅就很严肃地对学生说：“我们做学问，知就是知，不知就是不知，不能强不知为已知，不论学生或老师都应该这样。你们可以去查查植物大辞典，刚才这种植物属于菊科，有图可以对照，学名是叫‘一枝黄花’。”

学生恶作剧让他失望

　　受学生欢迎的鲁迅，为何要离开学校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学生的恶作剧，使鲁迅丧失了对教育的激情。

　　第一次是鲁迅上化学课讲硫酸时，鲁迅反复告诫学生硫酸的腐蚀性强，若是皮肤上沾到一点，就会烧伤皮肤，那是非常危险的。但后来在做分组实验时，一个恶作剧的学生还是用竹签蘸了一点硫酸在另外一个学生的后颈上点了一下，这个学生立即用手按住后颈，连声叫痛，鲁迅当时就震惊了，他马上过去给叫痛的学生搽药止痛，同时批评了那个恶作剧的学生。

　　另外一次，是在课堂上做氢气点燃的演示实验，俞芳在《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一文中记述：当时，鲁迅把烧瓶中的氢气和实验仪器拿进教室时，才发现没有带火柴，鲁迅只好对学生们说：“我回去取火柴，你们千万别去碰这个瓶子，瓶子一旦进了空气，再点火就会爆炸的！”当鲁迅拿火柴回到教室，一点火，那氢气瓶“嘭”的就炸开了……这时候，鲁迅才发现，坐在前面两排的学生早已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了。

　　面对学生如此捉弄，鲁迅惊呆了，学生的这一行为真的让鲁迅无法想象，说他们年幼无知，可他们中间有不少人早已超过了30岁。

　　二是鲁迅领导的驱赶校长夏震武的“木瓜之役”。

　　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是当时的一所新式学校，校长原是沈钧儒，教师中留日学生有10多人，许多人在国外都参加过革命活动，所以校内民主空气比较浓厚。1909年10月，沈钧儒被推选为浙江省谘议局副议长一职，浙江巡抚就派夏震武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校长。夏震武是个封建顽固派，到校后，他就对学生“训话”，攻击革命，咒骂革命党。他还用当时官场下属参见上司的“庭参”礼节，要求教员按品级各穿礼服到礼堂向他“参见”。鲁迅等教师对夏震武的横霸无理十分气愤，并拒绝“参见”，坚持要夏震武到会议室来见面。双方矛盾激化，不久，全体教员辞职出校，鲁迅等住校的10多个单身教员遂带行李物品全部迁住到湖州会馆。教员辞职后，进步学生起来声援，省内教育界和京沪报刊也纷纷表示支持。浙江巡抚只好同意让夏震武去职，由提学使袁嘉谷暂时兼任两级师范校长。在这次斗争中，鲁迅与许寿裳等起了主要作用，“木瓜”，是杭州俗语，指木头木脑、不懂事理的人，所以鲁迅等人叫夏震武“木瓜”，对于回国后参加的这场斗争，鲁迅称它为“木瓜之役”。

　　三是鲁迅蔑视学校中无聊的教师。

　　当时杭州拱宸桥有日本的租界，那里开设妓院。星期六下午，少数无聊的教师就去逛妓院，对此，鲁迅很有意见，批评这些人说：“拱宸桥是我们中国的地方，让日本人占去了，在那里设妓院，糟蹋中国的女性。你们不以为耻，为什么还要去那里寻欢作乐？”

　　就这样，鲁迅在杭州仅仅当了一年教员，便离开了。

(《扬子晚报》11.26　苗体君　窦春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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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石油[转帖]

　　〔德〕威廉•恩道尔著　赵刚　旷野等译

　　从1914年战争开始到1918年战争结束，对于军事战略的革命，石油起到了举世公认的关键作用。在空战、机动坦克战和快速海战的年代，安全可靠而又充足的新燃料供应日益成为成败的关键条件。

　　
　　在爱德华格雷

　　爵士的外交政策指导下，在1914年8月的前几个月里，英国突然陷入到被认为是现代史上最血腥、破坏性最大的战争之中。根据官方统计，直接或间接因战争而死亡的人数达到1600万～2000万之间，其中大多数（1000多万）是平民。在这场持续四年之久的\"足以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中\"，英帝国自己就有50万人直接死于战争，伤亡人数达250万。

　　但是，很少有人谈起的是，英国地缘政治的战略目标。不仅仅是击跨其工业竞争的最大对手德国，还包括通过赢得战争获得对宝贵资源的绝对控制。到1919年时，这种宝贵资源已经被证明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战略性原材料，那就是石油。这是\"大博弈\"的一部分--造就一个世界性的全新的大英帝国，其霸权在20世纪上半叶将无人挑战，这是英国领导的世界新秩序。

　　一项对1914～1918年\"一战\"主要战场的研究表明，确保石油供应已经成为军事计划的核心。在整个战争过程中，石油为现代战争的惊人机动性开启了大门。在冯麦肯森元帅的率领下，德国出征罗马尼亚，主要考虑就是要把以前分属于英国、荷兰、法国和罗马尼亚的炼油、生产和管道企业重组成一个大型联合企业。在战争中，唯一能够保证德国空军、坦克部队和U型舰队石油供应的就是罗马尼亚。英国在达达尼尔海峡的战役，就是为了确保俄国巴库的石油能够供给英法用于战争，此役在加里波里遭到惨败。奥斯曼皇帝下达了禁运令，俄国石油难以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运出。

　　截至1918年，位于里海巴库的俄罗斯富油区一直就是德国的军事和政治目标的一部分，同时，也是英国的军事和政治目标的一部分。英国先发制人，于1918年8月至为关键的几周时间里，先行占领了这一地区，断绝了德军总参谋部关键的石油供应。巴库断油，对德国来说是致命的打击，几周之后就缴械求和。仅在数月前，德国似乎已经击败了协约国。这无疑证明了石油在地缘政治中的核心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鉴于石油这种新燃料对未来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所发挥的重大战略性作用，所有大国都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战争结束时，40％的英国海军舰队是用石油作燃料。战争开始时的1914年，法国军队只有110辆卡车、60辆牵引车和132架飞机。到四年之后的1918年，已经增加到了70000辆卡车和12000架飞机。同一时期，英国投入到战争中的装备包括105000辆卡车和4000多架飞机，这一数字包括了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美国的投入。英、法、美在最后的西线进攻中每天消耗的石油达到了出乎人们想像的12000桶。

　　到1917年12月，法国的石油供应严重不足，福熙将军敦促克莱门西奥总理向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提出了一项紧急请求，\"如果不能及时供给石油，我们的军队立即就会瘫痪，这将迫使我们不得不在对协约国不利的条件下媾和，\"克莱门西奥在给威尔逊的信中写到：

　　　　协约国的安全正处于危险之中。如果协约国不希望在战争中失败，那么，在德国进攻的时候，一定不能让法国缺油，在明天的战争中，石油就像血液一样重要。

　　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集团满足了克莱门西奥的要求，他们为马歇尔福熙的军队准备了救命油。由于从罗马尼亚得不到足够的石油供应，又远离巴库，德国军队没能在1918年组织最后的进攻（尽管\"俄德布列斯特-列托夫斯克协议\"已经停止了敌对状态），因为运输足够石油储备所需的卡车得不到油料保障。

　　英国外交大臣科曾爵士十分准确地评论说：

　　　　协约国是被石油的洪流带进胜利的......在战争开始时，石油和石油产品开始被列为协约国军队必需的主要物品，靠石油才能打仗，靠石油才能赢得战争。没有石油，怎么能保证舰队的机动能力、军队的运输和各种炸药的生产呢？

　　1918年11月21日，胜利的时刻终于来了。停战协定签字十天后，在一次庆功晚宴上，时任战时石油委员会主任的法国参议员亨利贝任格说道，石油就是\"胜利的血液，德国过于夸大她在钢铁和煤炭方面的优势，而对我们在石油方面的优势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鉴于石油在战争中日益明显的作用，我们应当继续沿着战后凡尔赛重组的线索，对英国的目标给予特别的关注。

　　通过1919年的凡尔赛和会，英国建立了国际联盟（简称\"国联\"，联合国的前身），国联成为其为赤裸裸的领土占领寻找国际合法性的遮羞布。对于伦敦金融城的金融机构来说，为了主导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必须控制原材料市场，特别是新的石油资源，成千上万英国人的生命似乎只是为达此目的而支付的小小成本。

　　　（摘自《石油战争》，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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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也疯狂:唐太宗李世民可能无汉人基因[转帖]

　　来源: 中国新闻网(北京)　

　　根据可考证的历史资料证明，唐太宗李世民的祖母、即唐高宗李渊的母亲独孤氏，是隋文帝的一名后妃的姐妹，属于非汉族，所以李世民和隋炀帝之间还有着姨表关系。唐太宗李世民的母亲窦氏也是鲜卑族人。而李渊一方的血统还没有足够的历史证据进行论证。

　　　　唐阎立本所画《步辇图》中的李世民

　　中新网1月3日电 据“凤凰网文化”文章：唐太宗李世民(598～649)，唐朝第二个皇帝，杰出政治家、军事家。他在位期间出现了历史上称道的“贞观之治”，被称为“千古一帝”。史书对李世民的记载，寥寥300字，功过论断，兼而有之。《唐书》记载了一个关于李世民命名的有趣故事:李渊二子即将诞生之时，李渊路遇一书生为其看相，书生惊呼:“李渊贵人也，其子也贵，有济世安民之大任。”李渊惧，欲杀此人，书生却不见了。归家，二子诞，故起名“世民”，取济世安民之意。唐太宗李世民的确胜任了“济世安民”的重任，堪称一代明君贤主。然而他的身世之谜却永远被湮没在简略的正史记载之中。有考古学家根据《步辇图》留下来唐太宗李世民的最早画像推测，一代英明的君主李世民，是鲜卑人的后裔。此言一出，立刻引起人们的议论，李世民是鲜卑人么？

　　唐太宗李世民的一生，关于他身世的疑点很多。李世民一家祖籍在今河北省赵县，而李渊生于关陇，自称祖居关陇，是西凉王李皓的后代，借以提高自己的身份地位。其中，在历史上还有这一段插曲，本来西魏以前以山东地区的李姓一门为望族，这一地区有五大望族姓氏--王、卢、崔、李、郑，其中李姓又是鲜卑族中的一大姓氏。而自西魏宇文泰以关中为根据地建国，由此就硬性规定了关陇李姓为望族。有人据此认为李氏一门是破落贵族，还有人说李氏是鲜卑族大野部的姓氏。

　　唐朝时候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界线划分不严格，唐朝之前，北方各民族大融合现象广泛存在，如在隋炀帝时，突厥人就曾强制改穿汉装，北魏孝文帝推行民族之间友好往来的政策，同一个等级的人可以被允许通婚。所以造成了有皇室是少数民族的情况，大臣中也有许多是少数民族。李世民是鲜卑族的后裔，这也是有可能的。然而这里边有几个疑点:一是李渊一门在此之前到底如何，无法从历史上考究得知；二是李渊自称为西凉王李皓后代，到底是事实如此还是自抬身价？

　　根据可考证的历史资料证明，唐太宗李世民的祖母、即唐高宗李渊的母亲独孤氏，是隋文帝的一名后妃的姐妹，属于非汉族，所以李世民和隋炀帝之间还有着姨表关系。唐太宗李世民的母亲窦氏也是鲜卑族人。而李渊一方的血统还没有足够的历史证据进行论证。历史上有以下几种说法:赐姓大野部、河南破落李姓、老子李耳的后代等。其中最有可能性的说法是李世民是受胡人影响比较深的汉族人。现在一般的习惯说法是，唐太宗李世民是各民族的混血儿，民族大融合的产物。然而在进一步的研究却步履维艰，主要是由于唐太宗李世民乃一代明君，可以称为帝王的模楷，后世人们想尽可能模糊其民族的概念。因此许多学者对考证唐太宗李世民身世问题并不积极。但是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认为李世民为鲜卑族后裔的观点主要有以下论据:

　　第一，立武则天为后印证了唐朝的胡俗。唐朝人对肥硕丰腴的女子情有独钟。像杨贵妃的传说、《唐代仕女图》的记载，都证明了唐人有这方面的审美倾向。这与唐的民族融合大有关系，带有明显的少数民族趋向。在胡人的风俗中有父死子娶母为妻的习俗，也有一家的男人共用一妻的故事。在昭君出塞的故事里，王昭君在死了丈夫后就嫁给了自己的两个儿子。而在唐朝帝王史中，也有一些类似的关系尴尬的角色。唐太宗李世民、武则天与唐高宗李治之间的关系近乎乱伦。唐太宗李世民在武氏则天正值其雏女妙龄之际，召其入宫为才人。他死之后，武则天入感业寺做了尼姑。唐高宗即位后，“复召武氏入宫，拜昭仪，进号宸妃”。几年后，竟做了唐高宗李治的皇后。期间，唐初的元老重臣如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裴炎及程务挺等人曾力谏唐高宗李治，武则天“曾侍先帝，众所共知”，但是唐高宗李治根本没有在意。

　　历史上杨贵妃也是一例。杨贵妃本是唐玄宗之子寿王的妻子，却被身为公公的唐玄宗讨来做了妃子。这些为李唐王朝大臣们所不齿的关系是不是李氏家族身体里流淌的胡人的血液在作怪呢？然而有的学者认为唐朝的这种风俗与胡人血统毫无关系。他们认为人性古今都是相同的。并且，在武氏14岁入宫后唐太宗李世民都已经是50多岁的老人了，而且行将就木，唐高宗李治自身也应该明白娶母本身就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但他可能因为意志薄弱受了武则天的摆布，也可能是受了美色的诱惑，最终知其不道德而为之，这不能牵强的和胡人的血统联系起来。历朝历代中，乱伦都是一种反道德的行为，决不会为社会所尊奉，决不是唐朝社会赞同这种道德观念，而是这跟个人的道德和意志有关系，是一种个人缺失了德行的表现。还有的学者综合了这两种对立的观点:认为李氏一家是深受胡人习俗影响的汉人后裔，由于在魏晋时期长期与胡人混住，从各方面都沾染了大量的胡人风俗；而且从唐朝女子的穿着以及蹴鞠、骑马打猎的生活来看，当时女性享受了以后历代女子不曾享受的解放；所以对于开放、繁荣、各民族已有了相当程度融合的大唐朝而言，这种乱伦关系不应该算大问题。

　　第二，从唐太宗的性格来判断他的血统。李世民性格凶残、野心勃勃，为李唐打下天下的战功赫赫，贞观年间，唐太宗平定东突阙，俘虏颉利可汗，解除了北边的威胁；5年后，平定吐谷浑，俘其王慕容伏允；贞观14年，有平定高昌氏，于其弟置西州，并在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置安西都护府。晚年时，唐太宗战志尤存，亲征高句丽。唐太宗善骑射，一生过着不倦的戎马生涯。这些都可以作为质疑他的血统问题的证据。在他的一生中，最大的政治风波莫过于使他得以登上王位的“玄武门之变”。当时，被封为秦王的李世民军功甚多，超过了太子李建成和其弟李元吉。他们早就心怀嫉妒，结成同伙。定下阴谋，决定在昆明湖畔杀死李世民。李世民对此早有觉察，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于是于唐高祖武德九年6月4日黎明，在长安宫的北门玄武门布下了伏兵，射死兄弟李建成、李元吉。

　　3天后，唐高祖李渊便册立秦王世民为太子。再过两个月，李世民逼使李渊退居太上皇，自己在颂德殿即帝位。这一段历史为我们揭示出了一个性格凶残、充满野心的唐太宗李世民，与“贞观之治”中的李世民判若两人。然而有学者中对将“玄武门之变”作为唐太宗李世民是胡人的依据持不同的态度。他们认为:自古宫廷皇室的权利之争都是很残酷的，这和他的血统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也是形势所迫，身不由己。并且从对后世的影响来看，李世民取代其兄当上皇帝，对唐朝的繁荣和后世中国的繁荣都是有积极推动意义的。李世民是在李家三兄弟中是最具实力的一位，他审时度势，发动玄武门之变，这恰好反映了他是一个真实的政治家。也有的学者从历史学的角度分析了这个问题:孔子写《春秋》时，皇室内部争权夺势的事件就屡有发生，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杀父弑兄的事件都有记载，因此这还不能作为佐证李世民是胡人的证据存在。

　　第三，李世民的唐昭陵独特的墓葬显示了突阙习俗。史书中关于昭陵记载，昭陵为唐太宗李世民的坟墓，有内外两城。外城遗址已难以考证，门内当年建有献殿，存放李世民生前服用器物。北门称为玄武门，又称司马门。原有14个“蕃酉”的石雕像现在已不知何处，石雕像到底有些什么来历？现在已是无人知晓。但是驰名中外的“昭陵六骏”浮雕还保存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石刻艺术陈列室里。

　　“昭陵六骏”的确是李世民留下的有一个疑点:中国所有帝陵中，为什么只有李世民的昭陵里有战马石刻？唐太宗独特的墓葬形式是否真的显示了突阙的习俗？根据《突阙问题研究论文集》上面记载:马是突阙人不可离开的伴侣，平时生活游牧，战时驰骋沙场。在突阙的葬俗中，有一种奇特的祭祀悼念马功劳的习俗，一般有三种仪式。主人死后，随从会骑着马绕着死者墓地转圈，然后把马杀掉或者活埋到坟墓里。无论是突阙贵族，还是一般牧民，死后都要与马共葬，只是数量多少不同。然而李世民的坟墓昭陵至今未被打开，据称也未被盗过，所以里面的陪葬物品到底是些什么现在只是猜测，或许若干年以后，我们可以从昭陵里睡着的李世民自己那里得到最真实的答案。

［此帖子已被 luo 在 2009-9-1 10:30:24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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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幸福感的十个城市[转帖]

　　近日，\"2008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揭晓，杭州、宁波、昆明、天津、唐山、佛山、绍兴、长春、无锡、长沙榜上有名。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在综合竞争方面最终名落孙山，仅拿到单项奖。

　　鞍山、杭州、天津人情味最浓；交通幸福度最高的则是威海、成都和无锡;医疗卫生方面，北京、天津、上海幸福度最高；海口 、威海、杭州的环境幸福度最高。在房价幸福感榜排名上，中型城市全面胜出，其中淄博一马当先，北京、上海等城市被挤出榜单；文化娱乐幸福度的前三名则是成都、杭州和北京。

　　十大最具幸福感城市的出炉，充分印证了幸福学研究者奚恺元教授的论述：发展经济并非终极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幸福不仅是吃喝玩乐，而是广义的正向主观感受。同样，看社会发展和谐与否，不能仅仅看经济增长，更应该关注社会总体主观幸福感的增长状况。而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往往取决于很多和经济无直接关系的因素，例如婚姻状况、社交关系、生活环境等等。

（《新民晚报》2008.12.26陈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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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名批评汪东兴[转帖]

　　于光远

　　25日（1978年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大会开过，当天晚上，我到江一真的房间，同他商量是否指名道姓地批评汪东兴。

　　我们认为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本来是一件该做的事，但还是应该承认他立了大功。没有他的积极参与，不动用归他直接指挥的八三四一部队，1976年10月一举粉碎\"四人

　　帮\"的事就办不成。但是要讲\"两个凡是\"的提法和对它的坚持，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抵制，对平反\"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出来领导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的阻挠，对解决\"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和康生问题的消极态度，等等，汪东兴欠的账就很多很多。他在立场上的的确确非常错误，态度上非常不好。在坚持\"两个凡是\"的事情上他起着大后台的作用--本人出面说了许多不像样子的话，又是其他坚持\"两个凡是\"的人的后台老板。不把他的名字点出来，许多事情就讲不透彻，许多问题就说不明白。

　　
　　汪东兴　　在前十几天的分组会上，发言中涉及到汪东兴负责的事情，还都避开说出他的大名。在看简报上的报道时，我们总觉得这种藏头露尾的做法，同充分发扬民主的精神不符。民主不是恩赐的，只有自己来采取积极行动。而且汪东兴就在这个会上，他虽然不到我们的分组会上来，但我们的批评他会从简报上看得到。如果他认为我们的批评与事实不相符合或者有不符之处，他可以声明。如果他认为我们讲的道理不对，他也可以反驳，双方可以进行讨论争论。我们有民主的权利，他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当然也有自己的民主权利。左思右想，我们认为会议开到这样一个阶段，是到了该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的时候了，觉得这样做对会议有好处。

　　当然我们也不是没有顾虑。我们知道，我们想做的事是在一个规模相当大的会议上直截了当地批评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做这样的事在党章上是完全允许的，一个党员看到党内不论什么人有重大的错误和缺点，本来就有责任去进行严厉的批评。我们也相信我们的批评是看准之后才采取的行动，不是没有看准就干的莽撞行为，而且可以收到积极的效果。但是这毕竟是一件大事，而且不知道党的历史上有没有这样的先例，不能不反复考虑。我们也想过最好请示领导得到同意后才做这样的事，但又觉得不便。因此就决定自己来担当这个责任了。

　　于是两人决定立即行动，26日上午江一真开第一炮。江一真是我们西北组、也是整个会议第一个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的人。江一真在他的发言中说，在长征途中他和汪东兴在一路，同汪东兴一起到延安，并同汪东兴在一起工作过，说自己对汪东兴本来有好感。接着很客气地肯定多年来汪东兴对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和粉碎\"四人帮\"立下的功劳。然后他提出一连串问题：责问汪东兴对待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的态度，揭露他在1976年12月说过的\"邓小平的那两下子，不是（在1975年）试过了吗？就是不行嘛！\"江一真还批评了汪东兴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讨论上的态度。江一真说自己在卫生部平反冤假错案中，受到汪东兴的阻挠。他揭露汪东兴在北京医院揭批\"四人帮\"时庇护刘湘屏等事情。

　　江一真发言后，在西北组，我和杨西光做了联合发言，与江一真的发言相呼应（这个发言由杨西光主讲）。在发言中我们着重批评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后坚持\"两个凡是\"、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阻挠真理标准讨论等事情。杨西光知道汪东兴的事比较多，讲得也比较具体。比如他能准确地转述汪东兴某一次讲话的具体内容，并把汪讲话的时间、地点交代得清清楚楚，还举出当时在场可以作证的人名。杨西光讲的事情，组内不少人当时还都不太了解，因此大家很感兴趣。

　　江一真和杨西光在西北组发言时，组里的同志们当然注意到我们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汪东兴，但是在会上一直没有人对这一点发表什么评论，仿佛并不认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在26日晚餐和27日早餐时，有人对我说：\"你们该这么做！\"

　　我当然关心我们采取这样的行动之后，会议的领导会有什么反应。首先我注意简报。江一真和杨西光、于光远在西北组的发言，在简报中如实地登了出来。编简报的工作人员并不因为点了中央常委的名而采取措施，进行删节。而且从简报登出的速度来看，完全不像请示过什么人的样子。因为如果经过请示，总会影响简报发出的时间。

　　在会议上我也关心我们这样做了之后，其他五个分组对指名批评汪东兴这件事情上的反应。我注意到和我们的发言相呼应的发言，虽然不是立刻就有，但慢慢地都出现了。

　　各组的情况我记不清楚，我只记得西南组指名道姓地批评汪东兴的第一人是胡绩伟。两天之后他在一个长篇发言中讲了不少有关汪东兴的事。他发言中举的材料更具体，对汪东兴批评得也更加集中，更有力量。以后各分组对汪东兴的指名批评就很多了，不少老同志揭露了许多汪东兴的错误言行，有的发言用的语言还很尖锐。

　　总之，整个会议的进程中，没有发生因为在大会上公开批评这样一位副主席而受到任何指责的事情。这表明这次会议的确做到了充分发扬民主，使我们原先的顾虑成为多余的了。

　　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之后，有关\"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的事实就能说得更清楚。汪东兴在这样的事情上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人物。不把他点出来，许多事情的由来就说不明白。

　　事情应该从粉碎\"四人帮\"后不久说起。1976年11月18日（我的笔记本记的是17日，1979年理论务虚会上杨西光、曾涛、华楠、王惠德、于光远、胡绩伟六人联合发言说的是18日），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在全国宣传口的会议上讲\"打倒‘四人帮'宣传工作才得到解放\"，\"夺回了宣传权\"。人们希望今后党的宣传工作能够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可是在这次讲话中，他讲了一通\"四人帮\"的事情之后，就转而去讲邓小平的\"问题\"。他说：

　　\"去年（指1975年）10月后，毛主席就发现邓小平的错误，而且错误是严重的，搞原来一套。毛主席见邓不行，另找华国锋，而邓小平的严重错误一直发展到天安门事件。\"

　　接着汪东兴说：

　　\"天安门事件如果是悼念周总理，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又有什么错呢？但是他们被反革命分子利用了。在批判邓小平错误的时候，反革命利用了这个东西，形成暴乱。\"

　　接着汪在讲了一通\"四人帮\"利用\"天安门事件\"做的那些事情之后，又回头接着讲\"批邓\"问题。他说对批邓\"毛主席已经有了个四号文件。四号文件里面不管怎样总是正确的，是毛主席的指示\"。汪在这次讲话里说：

　　\"当前斗争的矛头是‘四人帮'，但邓的问题批了一段也是必要的。\"

　　接着他讲：

　　\"现在小道消息，说邓恢复了工作。\"

　　他要人们注意，对邓小平，\"毛主席讲过‘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嘛！\"汪东兴说：

　　\"邓那两下子比华国锋，差得远嘛！对邓小平试了一下，不行嘛！\"\"对文化大革命还是不理解，三个正确对待做得不好。这个问题老同志要注意。老的与年轻的都要注意。\"

　　关于邓小平，汪在这次讲话中还讲：

　　\"现在邓小平问题也没有划为敌我矛盾。谁划了？他还是‘以观后效'。\"

　　汪在整个讲话中用\"两个凡是\"的精神阻碍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意向，表达得非常明确坚决。

　　大约半个月后，1976年11月30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三次会议上，汪又说\"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是错的，\"那时他们（指‘四人帮'）还是中央领导，那是分裂中央。\"汪还说，\"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

　　就是在这个会上出现了\"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吴德在这个会议的讲话中说：

　　\"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过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关于\"天安门事件\"发生时\"四人帮\"还在台上这一点，在11月18日的讲话中，汪东兴所说的话同11月30日讲的还不太一样。那次他说到人们在天安门反对\"四人帮\"时这样讲：

　　\"那时‘四人帮'还在台上，你恨在心上，怒在脸上，写在花圈上，你怎么分得出呀！他们这样做比较蠢，你对‘四人帮'有意见可以提出来，不要与反革命搞在一起。\"

　　那一次讲话，汪东兴还没有像12天后那样给这些人戴上\"分裂中央\"的帽子。

　　又过了两个多月，即1977年2月《红旗》杂志就发表了批判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的文章请示中央，汪东兴指示：

　　\"这两篇文章（指张春桥和姚文元所写的那两篇文章）是经过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的，只能‘不点名'批评文中的错误观点。\"

　　汪这样讲实际上就是说不应指名批判这两篇文章。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发表。这篇社论是\"两个凡是\"的第二个版本。这篇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两个凡是\"的标准版本。人们现在讲的\"两个凡是\"一般就是指这两个\"凡是\"。

　　这篇社论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在指名批评汪东兴之后，人们才知道原来汪东兴在《人民日报》社论清样上有这样一段\"批示\"：

　　\"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

　　他决定发两报一刊社论。当时耿飙负责中央宣传口。这篇社论发到中央宣传口，耿飙找几个宣传口的同志讨论时说：

　　\"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

　　可是这篇社论是汪东兴以中央名义发下来的，各报只能照登，耿飙无可奈何。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真理标准问题文章。不到一个星期，5月17日，汪东兴在一个小组会上讲：

　　\"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当然，对于活跃思想有好处，但《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这个关。\"

　　《光明日报》那篇文章的产生，汪东兴完全清楚。他知道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论，也知道它产生的背景。可是他用\"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这样的语言来反对。

　　关于《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这篇文章产生的情况，我了解得很清楚。那是在1977年、1978年多次影响很大的\"按劳分配问题讨论会\"众多发言的基础上写成的。

　　1977年七八月间，《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苏绍智、冯兰瑞合写的《驳姚文元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的谬论》一文。邓小平看到这篇文章后，专门带信到国务院研究室，说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对的，但作者的思想还不够解放，提出要国务院研究室再写一篇大文章。于是由国务院研究室布置，由林涧青挂帅，组织冯兰瑞等人参加，还请外单位的工资专家参加，成立了一个写作组。写成后送邓小平看过，并根据邓小平的意见，经过修改最后定稿的。

　　写作这篇文章的具体过程汪东兴也许不会清楚，但是邓小平对按劳分配问题在中央开会时多次讲过。这篇文章的写作经过了邓小平这一点，他并不是不知道，可以说他知道得很清楚。所以他讲那番话完全是针对邓小平的，是反对邓小平的。不过他多少有点顾虑。因此多说了一句\"对活跃思想有好处\"之类的话，但是他又用\"矛头指向主席\"这样的话来压人，他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

　　又过了一个月，6月15日，汪东兴召开一个宣传口的小会，地点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参加人有政治局委员乌兰夫、中央宣传部正副部长和熊复、曾涛、杨西光、胡绩伟，还有曾在《红旗》杂志负过责、那时已调去外交部的王殊。汪东兴在讲话时，一开头就批评：

　　\"现在报刊宣传党性不强，个性没有服从党性。有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有一股气，把文化大革命说得一钱不值，最终是把矛头对准毛主席。\"

　　他说：

　　\"现在把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说得一无可取，批‘四人帮'时把毛主席一起批。\"

　　汪东兴说：

　　\"在报纸上宣传不好，国内外敌人会利用，他们挑拨政治局常委之间的关系，挑拨毛主席和华主席的关系，关把得不紧，是了不得的事情。\"

　　在说了这几句话之后，他就一个一个具体地批评，一是批评《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几篇文章；二是批评《人民日报》余焕春在政协会上的发言；三是批评《人民日报》上有一个标题，只写了邓小平精辟阐明了毛泽东思想，不写华主席精辟阐明毛泽东思想；四是批徐迟的两篇报告文学在人物描写中对\"文化大革命\"描写得不对；五是批《长江日报》上说的一句话：\"极‘左'是‘四人帮'反革命路线的主要表现\"，他说华国锋没有这样的讲话；六是批《民族画报》上说康生和谢富治同志是\"四人帮\"，对党的团结有影响；七是批社科院杜润之在政协会上的发言，说他翻\"二月提纲\"，翻\"五一六通知\"，说\"整个文化大革命就要翻了\"。他还批吴世昌在政协会上提出要成立一个\"天安门冤案委员会\"。

　　这样的事情，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分组会上，了解情况的人都如实地揭发了出来，使得人们了解了何以有些人如此有恃无恐地抵制真理标准的讨论，有的人给真理标准讨论设禁区、下禁令，冷言冷语，有的人如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敢于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召集人会上对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讲的\"凡是不实之词，不管什么时候，不论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进行毫无道理的指责，坚持要在文件中删掉。张耀祠说：\"现在有人要翻天安门的案，这不是又在压中央嘛！\"他还说：

　　\"有些文章确实有问题，而且有些问题比较严重，矛头是指向毛主席的。有篇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中有些话有问题，有些人不同意发表，有些人说好得很，一篇一篇地登。当然可以百家争鸣，但有的人用毛主席的话批主席。......有的不仅针对毛主席，也是针对华主席......这股风很大，要顶住是不容易的。我向张平化说，你是宣传部长，你要掌握方向。有人说要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但是做起来就不那样了。\"

　　
　　这话是在10月3日，也就是中央工作会议前37天讲的。这个汪东兴的副手说话的口气真是不凡，他可以几乎指名批评邓小平；他可以那样对中宣部部长张平化说话。

　　张耀祠也出席了中央工作会议。杨西光和我在西北组的分组会上揭发了这件事。大家认为从张耀祠的身上也可以看出汪东兴的影响，可以理解他说的就是汪东兴的话。张耀祠分在西南组，同胡绩伟在一起，胡绩伟就面对面地批驳他，张耀祠当然无可置辩。

　　对于会议揭发汪东兴的事情，他一件也没有来讲明有哪些说法与当时事实有不符合之处。他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如果别人讲的有与事实不完全符合的地方，他是完全可以说明的。但是没有能说出一件与事实不符的事出来。别人讲的有时间、有地点、有具体的内容，而且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和行为前后一致。这不能不使人认为这些揭发是很有力的。

　　　（摘自《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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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东渐的轶闻趣事[转帖]

　　周真真

　　电影是怎样传入中国的

　　　　1895年12月28日，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卡皮辛大街首次放映电影，人们将这一天定为电影的诞生日。1896年，电影就传入中国。最早来中国放映电影的是一位美国商人，此人的姓名，一说雍松，一说詹姆士里卡顿。从1896年到1898年，他先后在上海福建北路唐家弄的徐园、泥城桥下的奇园，以及天花茶园等处，短期放映美、法等国的短片，如《俄国皇帝游历法京巴里府》等，并在当时《申报》上刊登电影广告，引起轰动，上海滩报纸给予了绘声绘色的报道。当时观众发现，这种西洋的新发明，与中国古老的皮影戏很相似。于是，人们就自然地把这种艺术形式叫做\"影戏\"或\"活动影戏\"了。但由于它放映是用电作光源的，故又称作\"电光影戏\"。此后，就慢慢简化成\"电影\"了。

　　电影最初多在茶馆、酒楼放映。1899年，西班牙商人加伦白克带了一台简陋的电影放映机和几本电影的残旧片断来到上海，借当时四马路的\"四海升平楼\"茶馆的一角首次放映。内容是高山、流水、火车飞奔、轮船行驶、大火烧、人物鸟兽的新闻片和风景片，大部分是法国百代公司的出品。每场放映十几分钟，每位观众收30文铜钱。不久，他换了八本完整的短片，迁移到虹口乍浦路口的跑冰场放映，门票涨到铜钱100文，生意十分兴隆。但时间一长，观众看厌了，只好停演，最后盘给了西班牙商人雷玛斯。

　　清廷内也曾放过电影。1904年，慈禧太后七十寿辰，英国驻北京公使送了她一架放映机和几套影片祝寿，不料只放映了三本，摩电器就炸裂了，把老佛爷吓了一跳，清宫从此不准再放映电影。1905年，出国考察的端方带回一架放映机，但在宴请宾客时，电影机又猝然爆炸，将担任电影说明的何朝桦通判等人炸死。因为这两次事故，王公大臣们都认为电影不吉利，但在民间，电影的放映却日渐增多。

　　雷玛斯1904年来到上海放映电影，他借四马路的\"青莲阁\"茶馆楼下的一间房子，设了一个影戏部。影戏部的门上挂着黑布门帘，门外贴有红纸广告，还雇了中国人站在门口收票和吹打洋鼓洋号，以招徕观众。他不断更换新片，同时演出魔术，入场券高达每位120文，满20人就放映一场，营业始终不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才停业。这是当时外国人在上海放映电影时间最长的一家。

　　1908年，雷玛斯又在虹口乍浦路的一块空地上，用铅皮搭起一座可容250人的\"虹口大戏院\"，首映的一部影片叫《龙案》，这是上海专业电影院的开始。同年，他又在北四川路海宁路口建了一座富丽堂皇的\"维多利亚大戏院\"，这是上海第一座真正的电影院。此后，外国人在上海开设放映电影的戏院越来越多。

　　与此同时，外国的一些制片公司也派人到中国拍摄影片。1896年，美国缪托斯柯普公司拍摄了最早以中国为题材的纪录片《李鸿章在格兰特墓前》。1898年，美国汤姆斯爱迪生公司派遣一名摄影师来到上海，拍摄《上海警察》和《上海街景》两部短纪录片，并公开发行放映。1902年，邵醉翁同美国人列文合拍了《慈禧太后》，这是中国历史上中外合资拍摄的第一部影片。

　　人们逐渐对电影这种新鲜玩意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中有两位青年，便产生了要亲自拍电影的强烈愿望。他们如饥似渴地边学习，边实践。这就是张蚀川（后改名张石川）和郑正秋。1913年，他们同当时来中国拍摄电影的美国人依什尔合作，从另一个美国人布拉士其手里接办了他于1909年创办的\"亚细亚影片公司\"，并改名\"亚细亚中国影戏公司\"，这是我国第一家摄制影片的公司。由美国商人出钱和发行、亚细亚公司摄制的第一部影片，就是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难夫难妻》（又名《洞房花烛》）。这是我国自己摄制的第一部故事片。

　　西医是如何进入中国的

　　如今，西医成为人们日常行医看病的主要方式，早已取代了往日中医的显赫地位。然而，在它初传之时，并未引起人们太多的重视，人们更多的是对它的好奇。

　　西方医学是以古希腊、古罗马医学为基础，并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西医作为一门科学，16世纪以后大规模进入中国。

　　然而，西医最初走进中国时，不是具体医道的传播，而是以介绍西医的基础生理学知识为主。明末关于这方面的知识，首先零散地出现在一些传教士的著作中。入华的耶稣会士，为吸引更多的中国人入教，对16世纪西方新兴医学特别是比利时维萨留斯《人体的构造》中的人体生理知识给予了一定介绍。1569年，主教加内罗在澳门设立医院，可谓近代西医传入中国之始。利玛窦的《西国记法》则是西方传入中国的第一部心理学著作。汤若望的《主体群征》（1629年刻印）对人体解剖学进行了介绍。更为系统全面介绍人体生理的著作是《人身图说》和《泰西人身说概》。《人身图说》主要论述脏腑、脉络、溺液、女人自贡、胚胎等内容，共28篇，并附有五脏躯壳图形21幅。《泰西人身说概》上卷叙述人体骨、肉、筋、皮、脉络等15部，下卷阐述总觉司、目、耳、鼻、舌、四体觉司、行动、语言等8部。此外，西方的医疗制度、医院设施、药物药房等内容也在一些著作中提到。但明末西医的传入只是一个开始，难以被接受。到了清代，西医才开始被应用。

　　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前后，康熙因身体欠佳对西医产生兴趣。他对传教士白晋等人讲述的西医中的病因知识及相关的生理学，特别是17世纪法国解剖学家韦尔纳的著作颇感兴趣，指令他的最好的一个画家，专画人体解剖图像，并将中医中的铜人模型与之进行对比，发现铜人模型也有静脉但无动脉和血管。1698年，法国传教士巴多明参考最先进的西医理论，用了近五年的时间将白晋等人的讲稿整理译成满文，编译成《按血液循环理论及戴尼新发现而编成的人体解剖学》。康熙帝对此很关注，但为维护封建礼教未令刊行。此书在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被发现，1928年以《解剖学诠释》出版。

　　西医入华后，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有些学者对西医产生了浓厚兴趣，常与传教士研讨西医，行医也兼采西医治病。王宏翰便是第一位接受西医的医家。1688年王宏翰四卷本的《医学原始》集中反映了他所受西医的影响。乾隆时的王清任，也是笃信西医的学者，平素常以未见人体脏腑为憾。1797年，滦州瘟疫流行，小孩死者多且多无棺材。王清任趁机察看小孩死者脏腑达三十多人，才弄清中国古代医书所绘脏腑与实不符，后著成《医林改错》记述脑髓说，颇多卓见。

　　排斥西医者也大有人在。经学家俞正燮出于反宗教情绪，诬蔑中外的脏腑不同，抨击西医。姚莹在《康猷纪行》中讲述天主教源流，也引粤中奏章说习教的人，借此诱淫妇女，取人死后目睛。

　　西医，由于它在人体结构和生理功能认识及医疗体制上较中医有所长，引起了人们出于猎奇心理的关注，但并未对中医引起冲击和震荡。直到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在数日内亡故，太医院因而获咎。太医院作为旧时代传统中医的象征从此消失。在清末至辛亥革命建立新政权时期，西医被纳入国家行政部门。这表明，西医已正式进入中国，占据中国医坛的首要地位。

　　乒乓球是怎样传入中国的

　　乒乓球起源于英国，是由网球发展而来，所以欧洲人至今把乒乓球称为\"桌上的网球\"。乒乓球传入中国，则是1904年前后的事了。当时，上海四马路大新街有一家文具店，老板王道平经常到日本去采购。一次，他看到日本人正在进行一场乒乓球赛，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趣，又不需要很大的场地，于是他就采购了10套乒乓器具回国，把它们陈列在商店里。但是，当时中国人并不了解它们的用处，更不知道乒乓球的打法，因此长期无人问津。

　　后来，聪明的商人开始亲自在店中打球做表演，吸引了很多顾客前来观看，有的甚至也挥拍上阵一试身手。自此，乒乓球开始在上海流行起来。1916年，中华全国基督教青年会上海分会童子部设立了我国最早的乒乓球房，配备了9张球桌，但一般市民无缘入内，仅富家子弟和有钱的大学生等少数人去寻找乐趣。之后，乒乓球逐渐地在上海、广州、北京、天津等几个大城市开展起来。1918年，上海乒乓球联合会宣告成立，不少球队纷纷建立，并于1923年首次举办了比赛。比赛采取对抗方式，11人参赛，先胜六盘者为赢。同年，全国乒乓球联合会在上海诞生，中国乒乓球运动从此得到了初步的发展。1925年，在上海举行了中华队与旅华日侨之间的秋山杯比赛。1927年和1930年，中国正式派出乒乓球选手参加第8届、第9届远东运动会乒乓球赛。因球技落后，团体和个人赛均告失败。直到1935年，中华全国乒乓球协会在上海成立，乒乓球在我国才开始被列为正式的体育项目。关于乒乓球传入中国，还有一种说法是，匈牙利选手米斯扎巴多斯1931年获得了第5届世乒赛男子单打冠军。赛后，他因作环球旅行表演而将乒乓球传到了中国。但这种说法显然不可靠，因为在此之前，上海等地已有乒乓球活动。

　　标点符号的引进与推行趣事

　　标点符号，正式作为汉语书面语言的组成部分，在中国还不到一个世纪。随着清末以来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在汉语中使用统一的标点符号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中国古代的书面语言没有标点，汉代以来用\"、\"和\"↓\"符号表示句子的停顿。到元代把\"↓\"改为\"。\"。但这种符号不能表示语气、词的性质与作用，经常产生理解上的困难，甚至误解。例如，从前有个财主生性吝啬，在聘请教书先生时讲明膳食微薄，并与这位教书先生写下一张没有加标点的合约为据。和约写道：\"无鸡鸭亦可无鱼肉亦可青菜一碟足矣。\"财主理解为\"无鸡鸭亦可，无鱼肉亦可，青菜一碟足矣\"，欣然签了字。哪知吃第一餐饭，教书先生就大喊大叫了起来：\"怎么净是素菜，没有荤菜？我不是约定了‘无鸡，鸭亦可；无鱼，肉亦可；青菜，一碟足矣'的吗？\"弄得财主哭笑不得。

　　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以后，派驻国外的留学生渐多，中外交流频繁起来，标点符号亦被介绍到中国。第一个从国外引进标点符号的人是清末同文馆的学生张德彝。1868年2月，前驻华公使蒲安臣带领\"中国使团\"出访欧美，张德彝位列其中。他有一个习惯，即无论到哪个国家，都喜欢把当地的景色、人物、风俗习惯记录下来，以\"述奇\"为名编成小册子。他在《再述奇》（现名为《欧美环游记》）中有一段介绍西洋的标点符号，说：\"泰西各国书籍，其句读勾勒，讲解甚烦。如果句意义足，则记‘。'；意未足，则记‘，'；意虽不足，而义与上句黏合，则记‘；'虽然张德彝不是有意识地向国内知识界引入标点符号，甚至带有反对的口气，觉得这些标点繁琐，但是却在无心栽柳的过程中为中国语言符号的发展带来了新风。

　　1897年，广东东莞人王炳耀最先根据我国原有断句方法，吸收国外新式标点，草拟了10种标点符号，即\"，\"读之号，\"。\"句之号，\"O\"节之号，\"V\"段之号，\"：\"句断意连之号，\"-\"接上续下之号，\"？\"诘问之号，\"！\"慨叹之号，\"！\"惊异之号，\"\"释明之号，并倡议采用。

　　19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国最早使用外国标点符号的书籍《英文汉诂》。1909年，鲁迅与周作人共同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引进使用好几种标点符号，并新创两种符号，还在\"略例\"中专门介绍书中使用的标点符号。1918年5月，语文学家陈望道在《学艺》杂志发表《标点与革新》一文，全面系统地引进并介绍了西洋10种标点符号。陈独秀、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从1918年5月起全部以白话文编排，并使用新式标点符号。一时间，标点符号风靡全国。

　　

　　戴着眼镜的溥仪。　　1920年，北洋政府根据胡适、钱玄同、刘复、朱希祖、周作人、马裕藻六名北大教授提出的《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方案》，发布53号训令--《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我国第一套法定的新式标点符号由此诞生。

　　但新式标点符号的地位，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巩固。例如，20世纪30年代，上海有家书局发稿子按字数算稿费，标点符号不计算在内。于是，鲁迅先生有一次给这个书局寄去的稿子，既没划分段落，更无一个标点，书局无可奈何，只得写信给鲁迅：\"请先生分一分章节和段落，加一加新式标点符号。\"鲁迅回信说：\"既要作者分段落加标点，可见标点和空格还是必要的，那就得把标点和空格也算字数。\"书局只得认输。

　　新中国成立后，标点符号的引进和使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51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规定标点符号在全国的统一用法，是为14种。1990年4月17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新闻出版署发布了修订的《标点符号用法》，由14种符号增为16种。至此，我国的标点符号统一和完善起来。

　　紫禁城里的眼镜风波

　　如今，眼镜已成为人们一件不可或缺的日用品，近视镜、老花镜、太阳镜等在眼镜店里琳琅满目。但1921年，就在清朝早已灭亡的时候，宣统皇帝溥仪佩戴眼镜一事仍引起了轩然大波。

　　美国史学家布尔斯廷在《发现者》中说：\"公元1300年前后，有位年老眼花的欧洲匠人加工玻璃盘时，偶然发现透镜可以帮助老人恢复眼睛的明亮，于是不久就有了一种带柄的单片透镜。后来人们把两块单片镜的柄连接在一起，就成了放在鼻梁上的真正的双片眼镜。\"16世纪初，供近视眼镜用的凹透镜问世。1784年，美国的本杰明富兰克发明出双光眼镜，眼镜完善起来。

　　中国最早的眼镜是在明代经海上和陆路由西方传入的。最初传入的是单片镜，随后双片眼镜也传入，但在当时极为珍贵。眼镜最早名为\"优逮\"，是眼镜的阿拉伯文uwainat的译音。因其读音与《楚辞》中的\"\"相似，于是明朝人便用\"\"来称呼眼镜。\"眼镜\"一词直到清初才出现。因为中国缺少高质量的玻璃，便以水晶制镜片。为了与西洋眼镜相区别，本国水晶镜称为眼镜，则专指进口的玻璃镜。此后，眼镜逐渐取代，成为通用词。

　　明末清初，眼镜流行渐广，但只是王公贵族的玩物，是区分人们身份高低的装饰品，而不是为了改善视力。在清代康熙、雍正时期，眼镜仍是稀罕之物，成了帝王恩赐亲臣的宠物。雍正眼睛近视，且又特别喜欢眼镜，为了方便工作与生活，他特别谕旨：京中大殿内安眼镜两副，乾清宫大殿上备用眼镜两副，弘德殿安眼镜一副。后又在四宜堂如意床上安茶晶眼镜一副。乾隆时眼镜成为纨绔子弟追逐的时髦。到清代中叶，眼镜已较为普及，眼镜盒也应运而生，有木雕、皮覆、缎缝、铜刻、漆制、壳造，争奇斗艳，目不暇接，大多眼镜盒穿绳带、垂流苏佩于腰间，如同玉佩、荷包、烟袋。到嘉庆年间，眼镜的度数有了深浅之分，近视者佩戴眼镜的很多，但多为年轻人。

　　早期的舶来眼镜多由洋行销售，到道光年间，中国人自己的眼镜铺已有很多。其中乾隆年间创办的\"三山斋\"可谓是北京最老牌的眼镜店。而1911年在上海开张的精益眼镜公司是中国最早用科学验光的眼镜店，民国时其分号遍布全国各大码头。孙中山先生就曾到精益配过眼镜，并为之题\"精益求精\"四字。

　　与眼镜寸步不离的皇帝当属溥仪。他患有严重近视和其他眼病，必须戴眼镜。但戴眼镜始终与中国的传统习俗不符。以致1921年，宣统皇帝溥仪佩戴眼镜引起了轩然大波。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我十五岁那年，庄士敦说我眼睛可能近视，建议请个外国眼科医生来检验一下，如果确实的话，就给我配眼镜。不料这个建议竟像把水倒进了热油锅，紫禁城里简直炸开了。这还了得！皇上的眼珠子还能叫外国人看？皇上正当春秋鼎盛，怎么就像老头子一样戴‘尖子'（眼镜）！后来庄士敦不知费了多少口舌，加之我坚持这才解决。\"溥仪的眼镜便在\"精益\"的北京分号配制。在他以后的生活中再也不能缺少眼镜了，甚至在照相或别人为他画像时，也不肯把眼镜摘掉。

　　眼镜的普遍使用是不可避免的。20世纪30年代，美国Forum杂志请了威尔逊、房龙和杜脱兰三位名家，共同拟了66个世界历史上的最重要年代。其中，1250年有两项影响后世的发明，就包括被培根称为\"对于老年人和目光弱的人都有用处\"的眼镜。可见，眼镜的发明对世界的意义之大。

　　　（摘自《中外文化交流史轶闻趣事》，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