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行更远，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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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行更远，还生

莫非

November 22, 2009

漂流到异乡，尚未在西方文化中扎根，我们必须靠自己来整理经验，为自己的生命观、世界观重新规画出一条生路。而写作，又赋与人一种自省的能力，可以重新让我们走过的生命，像底片一样显影……　

常常思考飘至海外的人，生活在文化沙漠中，也已被国内文学界给遗忘了，是什麽仍促使我们用中文写作？为何我们中文写作的生命力还特别强悍？像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尤其，很多人原本不学文、也不曾写过文章，来到海外后数年，有一天，忽然执起笔就开始写起来。这其中写作的动力是什麽？什麽是我们在文化沙漠中写作的泉源？

如果今天回国定居，还会不会写呢？也许不会。在那百花齐放的环境下，会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很多话别人表述得比我好，还表达得如此深刻，我又为何要写？所以，这中间是否有文化距离产生文字书写的关係？

我就个人的经验与观察，简单归纳了几个原因。

（一）乡愁

无可否认，任何一种迁移，都是一种剥离，对所来处会有不捨与疼痛，对新居地又还未产生认同感，所以对故乡，自然会怀有强烈的依恋与归属感。尤其语言文化愈打不进所居地的，愈容易对原来所来之处认同，会不断地想把记忆中的家乡投射至所居地。所以下笔时眼光保守，不断回顾，写出来的文章，也多属感时忧国，乡愁情怀。

（二）地理迁移，引起心理动盪

也有些人写作真是因为有感而发。当人的生命版图自一个地方断裂，再在另一方接起时，许多既有的观念、想法、安全感、认同感全都会被颠覆，社会学中称此为「思维转移」（Paradigm Shift），尤其是文化愈成两极，就愈容易受文化震撼（Culture Shock）。但由台湾或大陆到香港、东南亚，就没有东方到西方的震撼大。当人由一个文化移植到另一个文化时，心理会特别敏感、脆弱，因之会产生许多感触，特别会有感而发。此时写作，在观点上是用东方观点，来描述我们对西方的震撼或观察。会有两个文化的比较与思想整理。

（三）用文字重建断裂思想

但对我这样的小留学生，又有用文字来重建断裂思想的作用。多年前，曾参加过一个写作同好小组，裡面中文程度最好的，是一位在国内念到大学毕业出来的。其馀的有小学二年级便移民到东南亚的，也有小学四年级来美的，有初中到阿根廷的，我则是高中毕业出来的。我们的语言背景溷乱，文字驾驭能力都有限，有的中文能力则是靠读武侠小说维繫下来。

但却奇怪地，我们全都喜欢用中文来涂写，虽然不见得能发表，但写总没停。多年后常思考，我们喜欢用中文写作的背后动力是什麽？是乡愁麽？是对文学的兴趣麽？

若说是乡愁，实在谈不上。因对我们这种自小离家、三迁四移的人而言，乡愁是一种很模煳的感觉。人很难在残缺的记忆中，去指认任何一块地方说：那就是我们的家乡，更谈不上因思念而成愁。

而对异国文化，我们也没什麽排斥，白先勇在〈芝加哥之死〉中有个吴汉魂，以死来抗拒在异域的异质化命运。这样强烈的内心冲突我们没有，我们没有那样沉重的文化包袱。出国时，我们那一群小留学生对人生还很懵懂，对文化本来便没有什麽取捨能力，异国语言、文化与风俗，又是股巨大的吸纳力量，我们很容易便为环境所重塑了。所以我们写，绝不是为了乡愁，我们是往外看、往前瞻的。

所以，我们为什麽写？渐渐发现我们写，是想用文字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有人说：「走过的路，必留下痕迹！」这句话对我个人来说，要成立，必须先有两个前提：在生活的路上要先懂得回头看，然后要有一种方式来记录整理，痕迹才会真正留下。而这记录整理的方式，若没有一种熟练到能运用的文化语言，便留不下任何痕迹。因为语言连带着我们思想的基座，这是为何许多人到异乡的前几年，想打入英文，又没刻意保留中文，便会进入到一种语言断层的现象。

而语言断层，便会带来思想断裂。这点余秋雨曾在《文化苦旅》书中讨论过，我则是亲身走过、验证过。这也是为何过去我们所读到关于小留学生的文字，全是第二手的报导。有第一手经验的人，或者没有回头的习惯，或者没有中文文字，因而走过的路，无法留下任何中文痕迹。

也有人是一旦超越国界，在不同的文化中渐行渐远，便会想重新定义自己，想为自己在新的环境中重新定位。然而异国文化无法代为表述，或为我们整理自己。原本生活在本乡文化裡，有文化知识分子为我们看、为我们思考，由媒体、文化中我们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也可以跟随中国文化根源性的经验来走。但漂流到异乡，尚未在西方文化中扎根，我们必须靠自己来整理经验，为自己的生命观、世界观重新规画出一条生路。而写作，又赋与人一种自省的能力，可以重新让我们走过的生命，像底片一样显影。所以我们会想写。

但是在海外写作也有困境。2003年世界华文作家协会裡，中山大学外文系教授张锦忠有篇论文〈马华文学及其周边华文文学场域〉，其中提出马华文学及其周边华文文学场域的流动方式有二：一是由「华文」流向「中文」，二是由较弱的文学系统流向较强的文学系统。这也可拿来参考北美的文学场域。我们也有同样的困境。

（一）中文语言的困境

同样的茶，泡不同的水，定会走味儿。有的茶还愈泡愈澹，失了茶味。在我看来，文字语言是海外写作的最大困境。语言学家爱德华（Edward Spair）在《语言论》中曾说：「语言不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脱离那种代代相传，决定着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信仰总体。语言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庞大最广博的艺术，是世世代代无意识地创造出来的无名氏的作品，像山岳一样伟大。」所以，语言像山，是由文化中许多无名氏创造出来的作品。

然而身在海外，在中国文化之外，我们没有这样的山，只有沙漠。我们身边没有创造中文语言的无名氏，只有中英夹杂的老中与老美。我们的工作环境、邻居，甚至配偶，都可能与我们用纯洋文互动。生活中缺乏中文语言的养料，原有的一点也在被异文化渗透、剥削，在不断地被消减。所以虽然我们是主动移民，但我们的中文语言则无可奈何地、或多或少会被异文化殖民。 （上）

（寄自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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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脱离了水的鱼，所以在异乡用中文写作，是在旷野裡开道路，在沙漠中开江河，对文字的敏感度自然会差。第一届世界华文文学奖决审记录中，几位评审便曾有一致的看法，说进入决审的作品，「在题材上有开阔的视野，但文字则普遍不够洗练」。身为一个得奖者来说（我得了散文评审奖），这样的看法我完全同意，因为这现象有其背景。我们创作者若想突破，便不能只停留在「华文」，那种社会、生活性的语言，而是必须进入文学性的中文，在文字、辞藻上提昇。

但文字上的供应靠什麽？靠阅读与自己琢磨，《世界日报副刊》可以说是我们大部分海外作者的中文范本，副刊上的作者，则是我们纸上的中文老师。当然还得买书，但海外中文书局实在有限，卖的书也以畅销、排行榜为主。能搜刮的书实在有限，还好近来网路书店方便，总算补足一些，但仍是逆流行舟。我们基本上是在打一场障碍赛，是带着枴杖上阵。

张锦忠教授提的「由较弱的文学系统向较强的文学系统流动」，北美也是如此。因北美的文学系统条件不足，我们的出版还是以国内出版社为主，靠国内较强的文学系统来提供散布管道。但由海外冒出来的作者，国内不管是出版社或读者都从未听过，所以我们得争取在国内平面媒体的发表机会，或参加文学奖比赛，所谓的打入国内，以弱势打入强势，是迫不得已的流动走向，也异常辛苦。

我们出版在台湾或大陆，读者在北美，海外作家普遍又在中年以上，国内读者则以年轻学子居多，中年的世界无法迎合青年的诉求，海外的题材也难在国内引起共鸣，如此种种，当然会造成出版社对海外作家的作品，比较却步不前。

不只如此，发表、出版过的作品，也缺乏读者回应，缺乏诠释的社群。我们完全是在一个孤立的状况下写作，孤军奋战。都说写作是一条孤独的路，海外写作更是一条孤独裡面的孤独路。

边缘性生创意：

海外写作利境。

但这常是一体的两面，边缘性生断裂也生创意动力。与文化遥遥相对某些方面来说，也对文学的本质有利。

在海外闭门造车老实说也有其益处，比较不会受国内主潮流影响，台湾迷村上春树、流行讨论高行健时，我们可以不受干扰地用我们自己的声音来创作。我们也没有任何主义限制，无须活在党派、国家框框，因此更有思想的空间。就因为听不到众声喧譁，便比较能听到自己的声音，可以从中建立起自己的风格。因此，边缘性书写对塑立独特风格有利。

因地理距离，海外作者与读者、出版社老隔一层，无法讨好读者，自然也不会媚俗。出了书也上不了媒体促销；得了奖，如果有掌声传到这也稀落了。基本上所有由写作衍生出来的活动，都因隔一片大海而沉寂了。整个文学世界似乎减缩了，书写中比较荣耀和讚扬的部分似被否定了，但也因而回归写作的本质和内容，我们完全回归到为写作而写，更靠近真正的文人本质。

前面提到海外题材难在国内引起共鸣，会造成出版社对海外作家的书却步不前。但也看到海外作家仍有在国内出版的，且风评不错，我想不只在文字上真正拔尖，也和写作的题材，能为国内带来开阔的视野有关。

这是海外写作独特之处，因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化的土地上，关怀面不侷限于一小岛，或单一的大陆文化。我们可涉猎的面较广，面对世界的冲击也首当其冲。而且相较于那些完全生活在自己文化裡的人，他们会因地域限制了眼光，看事倾向只有一个视野、一个角度。我们身在海外的不同，正如我那篇文章〈文生与文汉〉所写，来到此地久的人，只要你对异文化够开放，你裡面便会存在两个人：一个美国人，一个中国人；有两个名字：英文名字与中文名字。我们也有了两个视野和两个角度。

当我们用两个视野看这大世界，读其中的小人物，自然下笔会有一番不同的气象。这就是边缘性生创意，海外写作的利境。

虽然我们有思想空间，纯为写而写，以及有开阔视野，但并不代表我们就已开拓出属于美国本土的华文文学论述了。因一提到「边缘性」，就意谓着有一个「中心」，那个「中心」或是台湾、或是大陆。当我们遥遥寄生在国内文坛时，文学是否多少会受限呢？

1998年在新加坡一文学会议中，周策纵教授提出两个观念「双重传统」与「多元文学中心」，引起了我深度的思考。

所谓的「双重传统」是指海外华文文学，虽然扎根在先秦发展下的中国文学传统上，但还不够滋养当地华文文学的成长与结果。因为我们所居地，有完全独立的土地、民俗与文化所组合的在地经验。我们的文字，由华文走向中文后，仍因所在地的特色，会被琢磨成独属于在地化的语言。所以，本土写作应以中国文学传统为根，再结合生活所在地的生活经验与文学传统，来形成当地的本土文学传统，便是为「双重传统」。

而本土的文学传统建立之后，便不再是中国文学。因中国文学是以「中国」为中心，我们生活在海外，若能建立自己的文化与文学，自然可以形成另一个华文文学中心。这是十分地「后现代」，颠覆原有的边缘与中心。所以马来西亚可以是一个华文文学中心，新加坡也是华文文学中心，如今北美也可作如此努力，在文学上另创格局。

像马来西亚的黎紫书，北美的张让等，都是走上这样的路。这也是我正在思考努力的方向。因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乡愁吧！我们也无法複製台湾、大陆两岸的生活经验，因而无法複製台湾或大陆文学，我们需要写出属于美国本土的华文文学。就像台湾无法複製大陆经验，而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也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学中心。我们是否能从台湾的附属性脱离，走出一条属于美国的新题材与新形式的华文文学呢？这对我们写作的路绝对是一个挑战。也因此，写作生命可以生生不息，更行更远，还生。（下）

（寄自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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