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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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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4 11:34:32 | 显示全部楼层

“花园口决堤”内幕:炸堤官兵跪地痛哭[转帖]

  2005年06月10日10时13分来源:重庆晨报

    掘堤官兵跪向黄河痛哭

  2005年6月7日,在渝中区枣子岚垭一栋简易的居民楼里,记者采访了抗战老军人卢继东。今年92岁的他身板硬朗、思维活跃,眉宇间透出军人的英武。

  作为当时的郑(州)中(牟)河防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卢老亲历了抗战史上著名的“花园口决堤”全过程。在他的讲述中,“花园口决堤”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浮出水面。

  决堤之前官兵失声痛哭

  1937年,日寇自平津沿平汉、津浦路南下,扬言要将中国军队主力一举歼灭于徐州附近。

  1938年6月6日开封陷落。与此同时,郑州也危在旦夕。

  “紧急!万分紧急!第一战区长官急向蒋介石建议利用黄河伏汛期间决堤,造成平汉路以东地区的泛滥,用滔滔洪水阻止敌人的西进,以保证郑州不失。此建议立即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据卢老回忆,“6月7日凌晨,敌军进军开封时,国民革命军53军1团奉命在中牟县境内掘堤。官兵们经过三天夜以继日的挖掘,花园口决堤成功,河水沿贾鲁河滚滚流向东南,一泻千里。”

  至今,卢老还记得当时决堤时的悲壮情景:在决堤前,参与掘堤的工兵营营长黄映清来到河堤上的一座关帝庙里,对着红脸长须的关公磕响头,热泪长淌地祷告:“关老爷,中华民族眼下遭了大难,被日本鬼子欺侮得惨。我们万般无奈,只好放黄河水淹,淹死了老百姓,你得宽恕我们。”这样一说,情绪悲伤的官兵们“齐刷刷”地全跪在地上,面向波涛汹涌的黄河,放声大哭……

  两封密电再现生动历史

  采访中,卢老向记者出示了两封鲜为人知的电报,披露出“花园口决堤”前的紧急情况。

  一封为时任湖北省主席何成浚5月26日的电讯:“现黄河已届桃汛,倘施工决口,则黄河水即循故道直奔徐州,不特大地泛滥使敌机械化部队失其效能,抑且足以摧毁其战斗力,使其打通津浦之企图仍归泡影,幸及早图之。”

  一封则是豫西师管司令部刘仲元6月3日致电蒋介石的密电:“徐州失陷,敌主力深入豫东南鲁西,若不破釜沉舟,中州将不守。生等拟决定黄河之水,陆沉敌主力。明知牺牲惨重,为急欲救国起见,曷忍痛为之……”

  据卢老透露,最早提出“中日交战中可决黄河堤将敌军隔绝于豫东保全郑州”的是时任武汉行营参谋长的晏勋甫。后来,程潜、冯玉祥、白崇禧等同样提出过类似建议。

  新闻链接

  花园口决堤事件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国民党军炸毁花园口黄河大堤,以阻止日军前进的事件。1938年4月13日,陈果夫写信给蒋介石,主张在河南武陟县的沁河口附近决黄河北堤,“以水反攻制敌”。同年5月,徐州陷落,日军土肥原师团沿陇海铁路向西进军,攻占开封,逼近郑州。蒋介石见形势对他不利,便采纳陈果夫的建议,电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核办。6月4日上午,商震部第五十三军一个团奉命在中牟县赵口掘堤。因堤坚未成,6月6日,新8师师长蒋在珍建议在花园口决口。7日,加派新编第8师一个团,改在郑州东北花园口用平射炮轰击黄河大堤,9日放水。后扩大决堤口至370余米。决堤后,一时阻碍了日军的进攻,使日军第14、第16师团陷入困境。但决堤使黄河从花园口东南泛流入贾鲁河和颍河,淹没豫、皖、苏三省44个县市,54万平方公里土地成为沼泽,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大水过后,这片土地变为荒凉贫瘠的黄泛区。

  ——摘自中国社科出版社《中国抗战军事史》

  卢继东其人

  卢继东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及军队大学参谋班,历任军职,解放后曾执教南京军事学院,1958年转业任重庆市人民政府参事,现离休在家。

  [责编:蜉蝣]


寻网友鉴定:1938年花园口决堤淹死89万百姓[转帖]

  事情概况:1938年发生的花园口决堤到底死了多少人?是89万吗?近日,在网络上,网友针对这一数据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有网友通过各方考据得出1938年6月的花园口几乎没有淹死百姓,反而因为黄泛区的泥泞而延缓迟滞了华北日军机械化兵团南下会师的时间表,在战略上可谓是运用得当。这事是真的吗?

  网友考证如下:

  1938年6月9日,花园口黄河决堤,但洪水流速非常缓慢,黄泛区人民流离失所有之,但几乎没有一人丧命,为什么?因为几天以后洪水才淹没了小腿。当时还不是汛期,放水的时候决口的附近乡镇已经得到警讯,早已撤离,当然可能还有没有撤离的民众,但这和该地居民总数比较已经是极少数了。黄河流域,尤其是中下游一直有“春雨贵如油”的民谣,当时花园口决堤是在6月份,能够有多少蓄水量?黄河中下游一般在麦收以后进入雨季蓄水,到7月底、8月初进入主汛期,不时泛滥,花园口决堤是在6月上旬,还算是麦收时节的枯水期。诸位如果不信,尽可以这个时节去黄河郑州段考察一下,看看决堤以后是否就会造成89万人的殉难?

  5月31日深夜,蒋介石委员长命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在中牟县赵口决堤。6月2日,国民政府黄委会河南修防处主任陈慰儒带着程潜下拨的第一批救济款10000元交给郑州专员罗震,由其和郑县县长全百慈向百姓发放迁移费,而中牟县县长则落实居民沿着贾鲁河向西的具体迁徙工作。(承德文史》第3辑)然而,赵口的两次决堤都告失败,原因是此时春末,黄河水量实在太小,自然出槽困难,对堤坝形不成应有的压力。(二档,787.3489卷宗)但日军已经攻陷开封、进逼中牟,于是该地守将新8师师长蒋在珍决定在赵口向西26公里处的郑县花园口决堤,此时已经是6月7日。

  日军战史将“花园口决堤”称作“京水镇决口”,一直以为是6月12日发生的。(《华北治安战》上册,p.74)其实决堤是在1938年6月9日,但3天以后,也就是12日,中牟县的日军14师团才发现黄河决口了,可见黄水的流量是何等的小,流速是何等的低。(《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二卷第一册,p.81)

  事实上共死亡38万人(当然,这也是个惊人数字),是国民政府在黄泛区的统计数字,时间为1938-1947年,其中包括9年之间因水灾、旱灾、蝗灾和风灾直接、间接死亡和失踪人数。也有“89万人”一说,这其中不仅包括了黄泛区中日拉锯战中受害而死的中国平民,还有个统计项目的问题,可能是政府将1939年水灾和1942年蝗灾也算作是黄水罹难人口,但1943年旱灾他们认为和洪水无关,因此没有计入“38万人”之中。而89万人是连这次旱灾死亡人口也算进去了。不管数字如何,都是这9年来的所有各种天灾人祸的受难人数。在1938年6月花园口决堤前夕,国民政府在大堤沿线乡镇做了动员令,并由河南省政府统一转移到大后方安置,但是为何后来的9年之内还有38万人于黄泛区罹难呢?这是因为:

  1、当时麦收时节,黄河沿岸很多农民不愿意离开,忽视了决堤的可怕;

  2、中国人安土重迁,一旦觉得大水稳定,纷纷回乡,却因乏食再度逃难;

  3、翌年即有大水灾,接着1942年蝗灾、1943年旱灾,这才是致命的灾祸;

  4、黄泛区为国共日伪的拉锯战场,日寇到1941年才开始关注沦陷区水利保护;

  5、同样原因,国民政府虽然不断赈灾,但战争状态没有修复河堤的可能;

  6、中国当时将花园口决堤栽赃于日本,在宣传方面颇有些对灾情耸人听闻。

  其实在花园口决堤前后,国民政府为灾区百姓做了大量细致的救灾工作:

  1、在决堤之前的6月2日,郑州专员就督促直接受害区中牟县和郑县的县长发放每人5元的“逃荒费”,老百姓于是沿着贾鲁河两岸向西迁徙,一共走了3天才走完。(《河南文史资料》第4辑)

  2、根据《新华日报》1938年6月10日报导,国府于刚决堤时候就发放50000元用于直接受害区的“急赈”。

  3、一周以后,政府又发放200万元用于黄泛区持续性赈灾,但此时的调查报告并无受灾人员死亡的记录。(二档卷宗)

  4、花园口决堤,国民政府是栽赃于侵华日军的,但是宋庆龄在当时就坚决否定了这种说法,她领导下的“保卫中国同盟”勇敢地为日军辩诬:“1938年初夏,日本军队从汉口向徐州推进。中国军队决开了黄河南堤岸”。同时该报导也实事求是地承认,国府“事先疏散了当地居民”。(《保卫中国同盟通讯》,1940.10.1)

  由于时间关系,其他年复一年的赈灾、修堤材料就不一一列举了。1938年8月5日,黄水赈灾工作人员向郑州专员罗震提交了调查报告《郑县、中牟、尉氏等县关于黄河急赈的工作报告》,是目前关于花园口决堤最原始直接的早期档案,其中提及直接受灾难民38万人,但没有统计到有任何**亡。(河南档案馆,卷宗M08-08-0194)1938年6月11日,也就是花园口刚一决堤,蒋介石就做出指示:“须向民众宣传,敌飞机炸毁黄河堤”,自此中央社奠定了宣传基调,将决堤栽赃日军,并且加强其悲剧性。(《郑州文史资料》第二辑)虽然中央社按照蒋介石的11日指示统一了宣传基调,可是民间日报,比如《申报》似乎并不买账,隐约透露了国军是决堤主谋的信息,但其8日的香港版第二版也透露出别样资讯:“鲁豫境内黄河两岸之乡村农民,因战争之故,皆早已离去”,而我们已经知道,郑州专员罗震已经在5日就已经将百姓撤离完毕,两下印证,可见国府没有说谎。

  根据事后调查,“6月9日,花园口决堤放水,口门以下4个村庄——邵桥、史家堤、汪家堤和南崔庄、全部冲毁、荡然无存,一直到黄灾结束,这4个村庄再没有恢复。所幸的是,决堤放水时,这4个村的居民因事先知道决堤及时迁避而无一人伤亡”。(《三联生活周刊》,2005.6.5,p.53)而时任20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为花园口决堤的实地主持者和现场亲历人的魏汝林回忆道:“黄河决口成功……灾区人民扶老携幼,均平安逃至平汉路豫西地带,政府分发大量救济金,非但无任何人员伤亡,即猪狗牛鸡,都随人走避,并无损失”。(《战史会刊》,1982.14)

  我们现在终于可以知道,1938年6月的花园口的确几乎没有淹死百姓,反而因为黄泛区的泥泞而延缓迟滞了华北日军机械化兵团南下会师的时间表,在战略上可谓是运用得当。当然,这个决口后来为黄泛区人民造成了多年的麻烦,为此肯定造成很多百姓殉难,所谓“壮士断腕”,虽然已经算是沦陷区的灾难,但国民政府无疑也是要负有连带责任的。

  最早令我知道****的是左翼记者曹聚仁,当时他就在事发现场,“各村男女老幼,都是涉水而过,自由来往,并无淹毙情事”就是他对这次洪水的直接描述,这令我非常震惊,于是开始关注这次事件,才发现所谓的“89万人是罹难”整个黄泛区在决口之后9年的所有战争死亡人数,并非一时一地的统计结果。而且国府的事前疏散、事后救援工作尤其令人感动:须知当时装备精锐的日军就在这些赈灾人员的几十公里以外虎视眈眈。(来自论语)

  希望网友通过实际数据对此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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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4 11:35:15 | 显示全部楼层


花園口決堤罪孽豈能翻案? [转帖]


  選稿:上官賢 來源:東方網 作者:陳雲發

  自從蔣介石在我們的某些媒體上成為“蔣先生”、“蔣公”之後,他在統治時期幹的許多壞事現在都被某些“蔣粉”們翻案了,這不,連他抗日時期扒開花園口黃河大堤、給中原人民造成巨大災難的罪行,現在也有人要翻過來,而且這樣的文章還堂而皇之地刊登在一份叫《炎黃春秋》的雜誌上,令人感到不勝震驚。

  這篇文章叫《我是炸黃河鐵橋、扒花園口的執行者》,由當年的蔣軍新八師上尉參謀\熊先煜口述,羅學蓬撰文,發表于2009年第4期《炎黃春秋》上。文章詳細地講述了1938年6月8日至9日,由熊先煜督率國民黨軍新八師工兵營扒開花園口黃河大堤的詳細過程。文章稱,當這個熊先煜接到蔣在珍師長的決堤命令時,他“受命于危難之際,我既感興奮,又覺激動”,當此之時,他是明知決堤雖可以吞沒日寇,但“同時(淹設區)也有千千萬萬中國同胞的土地、家園、祖墳,也會無情地吞噬掉他們的生命呵”,我不知道此時的熊某人,他何以還能“興奮”得起來?

  但是,這個一味唯國民黨統帥部倒行逆之命是從的熊先煜,還是在老百姓跟本不知情的情況下,督率部下扒開了花園口大堤,文中引用其當日日記稱:“放水瞬間……起始流速甚小,至午後一時許,水勢驟猛,似萬馬奔騰。決口亦因水勢之急而迅速潰大,遠望一片汪洋。”他當時也假惺惺地表示“心甚痛焉”,但是,到了70年後的今天,還是這個熊先煜(連同撰文者羅學蓬),卻說什麼“單純從軍事角度講,花園口決提乃是我國處於經濟、軍事、科學、工業全面落後的情況下面對強敵不得不採取的''''斷臂圖存''''之舉,事關國家危亡,華胄續存,作出局部重大犧牲而換取民族之慘勝,後人是應該理解的”。這一段話是全文的核心,但卻是極端無恥的謊言!

  首先,蔣軍在1938年扒花園口黃河大堤,並非是為了主動出擊敵人,而是倉皇間以犧牲人民的辦法來保護自己,且就戰事而言,在河南戰場上,蔣軍多於日軍。1938年5月初,剛取得臺兒莊之戰勝利的蔣軍,因戰術錯誤,被迫後撤,放棄徐州。不料,日寇土肥原部2萬之眾已渡過黃河,孤軍突入蔣軍防區,這原本是打殲滅戰的好機會,但蔣介石卻十分驚慌,急令嫡系桂永清27軍拒戰,而人數絕對多於日軍的桂永清部及守商丘的第8軍黃傑部,卻均先後不戰而逃,黃傑部逃遁的理由可笑之極,僅是電臺被炸,與統帥部聯繫不上。原先由程潛設計的圍殲土肥原部2萬日軍未成,反而造成了15萬“國軍”降敵,在此情況下,土肥原反而有力量圍攻開封,威脅鄭州,蔣介石于慌亂中命商震扒開花園口黃河大堤“阻敵”,嚴令商震“要打破一切顧慮,堅決去幹,克競全功”,云云。

  那麼,花園口決堤“戰果”如何?據後來統計,日寇因河水氾濫被淹死僅損失僅1000多人,而且事實上日寇腳步並未停止在黃泛區,隨後,日寇又一路向南,上領了武漢、長沙等廣大戰略腹地。所以,該文所謂花園口決堤“事關國家危亡、華胄續存”,實乃不顧歷史事實之大謊言。我們要問:花園決堤決定過國家存亡的命運\嗎?

  其次,花園口決堤是國民黨蔣介石製造的民族大災難。據事後統計,此場浩劫給豫皖地區許多人民帶來滅頂之災,黃河從此改道,其中直接被淹死達89萬人,1250萬人流離失所,淹沒44個縣,毀2000萬畝土地,死亡的民眾,佔了整個抗戰時民眾損失的2.5%。而由決堤後形成的黃泛區,一直遺害豫皖蘇人民至20世紀50年代,“國家領袖”、“國家軍隊”能如此用犧牲來抗敵嗎?現在不是許多人都在講“民主”、“人權”嗎?《炎黃春秋》也一直在鼓噪“人權”,何以對89萬**亡、1000萬人的“局部”生命和人權如此不負責任,還要後人進行所謂的“理解”?

  從國民黨在花園口扒堤的行為,可知這個黨和蔣介石在大陸統治時的表現,決不是像“蔣粉”們描寫的那麼“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而完全是置人民利益於不顧,他們的抗戰為何一次次失敗,也就有了答案。據說抗日時期,河南人民曾“幫助”日寇打蔣軍,還將“水旱蝗湯(恩伯)”視作為害人民的四兇,看來,蔣軍在河南的惡行,與日寇相比並不遜色,而其禍根,即是花園口決堤的惡行,據說蔣介石後來終身都避談花園口,不敢以此惡行“殲敵”千余而耀功。可是,作為當年的執行者熊先煜,又當過共產黨政權的政協委員的他,70年以後還認為他為虎作倀的罪行應讓後人“理解”,實在令人駭然。而《炎黃春秋》也公然要為之翻案,我們要向:那89萬在地下的冤魂能允許嗎?你們就不怕厲鬼來索命嗎?

  熊先煜已經死了,他茍活70年也罷了,但他臨死前不肯懺悔對人民所犯罪行,歷史也將會把他釘在恥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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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的第一桶金[转帖]


  
  作者:当年明月 分类:历史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濠州城

  城池的守卫者郭子兴正在他的元帅府里,苦苦思索着对策,濠州城已经被元军围了很久,这样下去是坚守不了多久了。

  就在此时,手下的军士前来报告,抓住了一个奸细,要请令旗去杀人,如果是以往,郭子兴是不会过问的,让士兵直接拿了令旗去杀就是了,但今天,他开口问了一句:“你怎么知道那个人是奸细?”军士回答道:“这个人说是来投军的,现在元军围困,哪里还有人来投军,他一定是元军奸细。”

  郭子兴差点笑了出来,投军?元军快打进城来了,还有来投军的,这个借口可是真不高明,他不禁起了好奇心,想去看看这个奸细。

  于是他骑马赶到了城门口,看见了一个相貌奇怪的人,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个人的相貌是地包天,下巴突出,更奇特的是,他的额头也是向前凸出的,具体形状大概类似独门兵器月牙铲,上下凸,中间凹(参见朱元璋同志画像)

  这个人当然就是我们的朱重八。

  郭子兴走到朱重八的面前,让人松开绑,问他:“你是奸细么?来干什么?”。

  朱重八平静的回答:“我不是奸细,我是来投军的”。

  郭子兴大笑:“什么时候了,还有人来投军,你不用狡辩,等会就把你拉出去杀头!”

  朱重八只是应了一声:“喔。”

  郭子兴看着朱重八的眼睛,希望能看到慌乱,这是他平时的乐趣之一。

  但在这个人眼睛里,他看到的只有镇定。

  郭子兴不敢小看这个人了,很明显,这是一个吓不倒的人。于是他认真的询问了朱重八的名字,来历,当朱重八说出是千户长汤和介绍他来时,郭子兴这才明白,这个人真的是来投军的。

  朱重八给他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于是他没有将朱重八编入汤和的部队,而是将他放在自己身边,当自己的亲兵(警卫员)。

  在军队里,朱重八很快就表现出了他的才能,比起其他的农民兵士,他是一个很突出的人,不但作战勇敢,而且很有计谋,处事冷静,思虑深远(注意这个特点),而且很讲义气,有危险的时候第一个上,这一切都让他有了崇高的威信。加上他的同乡汤和帮忙,他在当士兵两个月后,被提拔为九人长,这是他的第一个官职。

  作为郭子兴的亲兵长,朱重八是很称职的,他不像其他的士兵,从不贪图财物,每次得到战利品,就献给郭子兴,如果得到赏赐,就分给士兵,由于他很有天赋,自学过一些字,分析问题准确,郭子兴渐渐把他当成自己的智囊,朱重八在军中的地位也逐渐重要起来。

  也就在此时,朱重八将他的名字改成了朱元璋,所谓璋,是一种尖锐的玉器,这个朱元璋实际上就是诛元璋,朱重八把他自己比成诛灭元朝的利器,而这一利器正是元朝的统治者自己铸造出来的。在今后的二十年里,他们都将畏惧这个名字。

  汤和

  在军队中,汤和算是个奇特的人,他在朱元璋刚参军时,已经是千户,但他却很尊敬朱元璋,在军营里,人们可以看到一个奇特的现象,官职高得多的汤和总是走在士兵朱元璋的后边,并且毫不在意他人的眼神,更奇特的是朱元璋似乎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也没有推托过。

  我们不得不佩服汤和的远见,他知道朱元璋远非池中物,用今天的话说,他很识实务。相信也正是这个优点,使得他能够在后来的腥风血雨中幸存下来

  在军队里,朱元璋娶了老婆,与后来的那些众多妃嫔相比,这个老婆可以算是朱元璋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这个女孩是郭子兴的义女,她的父亲姓马,是郭子兴的朋友,后来死去,将这个女孩托付给郭子兴,女孩名字不详,军队里的人都叫她马姑娘。就这样,朱元璋成了元帅的女婿,而郭子兴则多了一个帮手

  我们可以想象到朱元璋喜悦的心情,他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家,不再是那个没人管、没人问的朱重八,他饿了,有人做饭给他吃,冷了,有人送衣服给他,有家的感觉真好。这种感情一直陪伴了他很多年。

  此时,朱元璋已经升任了军队中的总管,这个职位大致相当于起义军的办公室主任,他干得不错,对于某些喜欢贪公家便宜,胡乱报销的人,朱元璋是讲原则的,由于他严于律己,大家也没有什么话说,如果就这么干下去,他可能会成为一个优秀的财务管理人员。可是上天偏偏不让他舒服的过下去,不久的将来,他将面对更大的麻烦。

  主要问题是,郭子兴的成分问题,他并不是农民,而是地主(想不通他怎么会起义),当时在濠州的统帅除了郭子兴外,还有四个人,以孙德崖为首,而这四个人都是农民,他们和郭子兴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不久,矛盾爆发了,一天郭子兴在濠州城里逛街,突然被一群来路不明的人绑票,这些人似乎对索取酬金之类也没有什么兴趣,把郭子兴死打一顿,然后关了禁闭。朱元璋得到消息,大吃一惊,立刻赶去孙德崖家里要人,孙德崖开始还装傻,表情惊讶,要出去找郭子兴,并且说了一些与绑架者不共戴天之类的话,充分表现出了一个业余演员的演技。

  朱元璋只把参与打人的军士带到孙德崖面前,并且告诉孙,你的那些贪污公款、胡乱报销的烂账都在我这里,自己看着办。

  于是,朱元璋从孙家的地窖中将已经打得半死的郭子兴救了出来,这件事情让朱元璋意识到,跟着这些人不会有前途。

  而郭子兴也越来越讨厌朱元璋,原因很简单,朱元璋比他强,对于郭子兴这样一个性情暴躁、不能容人的统帅来说,他是不能容忍一个可能取代他地位的人在身边的。终于有一天,他把朱元璋关了起来,落井下石一向是某些人的优良传统,郭子兴的儿子就是某些人中的一个。他吩咐守兵不能给朱元璋送饭,想要把朱元璋饿死,善良的马姑娘为了救朱元璋,便把刚烫好的烙饼揣在怀中,到牢中探望朱元璋时送给他吃,每次胸口都会烫伤,但每次都送。

  有妻如此,夫复何求

  郭子兴毕竟还是不想杀朱元璋,于是将他放了出来,朱元璋经历此事后,终于下了决心,和这些鼠目寸光的人决裂。他向郭子兴申请带兵出征,郭子兴高兴的答应了。

  这就是朱元璋霸业的开始,一旦开始,就不会停止。

  就从这里起步吧!

  朱元璋奉命带兵攻击郭子兴的老家,定远,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的岳父实在存心不良,当时的定远有重兵看守,估计郭子兴让他去就是不想再看到活着的朱元璋,但朱元璋就是朱元璋,他找到了元军的一个缝隙,攻克了定远,然后在元军回援前撤出,此后,连续攻击怀远、安奉、 含山、虹县,四战四胜,锐不可当!

  在召集(也可能是抢)了壮丁后,朱元璋来到了钟离(今安徽凤阳东面),这是他的家乡,在这里他遇到了二十四个来朱元璋队伍里找工作的人。

  朱元璋经理招收的二十四个人素质是相当高的,这其中有为他算过命的周德兴,还有堪称天下第一名将的徐达。

  这些人还有亲戚,一传十,十传百,什么叔叔、舅舅、子侄、外甥都来了,很快,他的部队(直属)就有了七百人。

  当朱元璋再次回到濠州的时候,他已经完全明白了自己的前途所在,所以他向郭子兴辞职,郭子兴非常高兴,这个讨厌的人终于可以走得远远的了。

  朱元璋在出发前,又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他从自己的七百人中重新挑选了二十四个人,然后将其余的人都给了郭子兴,郭子兴多少有些意外,但仍然高兴的接受了。

  朱元璋的这个行动似乎可以定义为一次挑选公务员的工作,比例是三十比一,没有笔试,考官就是朱元璋和他的眼光。

  他挑的确实很准,看看这些人的名字:徐达、汤和、周德兴,这二十四个人后来都成为了明王朝的高级干部。

  唐时的黄巢在考试落榜后,站在长安城门前,惆怅之余,豪气丛生,作诗一首,大大的有名:咏菊

  待得秋来九月八, 我花开时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 满城尽带黄金甲。

  数年后,他带领着十余万大军,打进长安。

  此时的朱元璋,站在濠州的城门前,看着自己身后的二十四个人,他知道,迈出这一步,他就将孤军奋战,或者兵败身死,或者开创霸业。

  他仰望天空,还是那样阴暗,这个时候作出这个选择,似乎并不吉利,他又想起了那次无奈的占卜。

  父母去世的时候,在庙里干苦力的时候,夜里望天痛哭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天空。

  什么都没有变,变的只是我而已

  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

  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

  什么都不能阻挡我,就从这里开始吧!

  出发!

  朱元璋的第一桶金

  朱元璋又来到了定远,对于他而言,拉壮丁已经是轻车熟路,很快他组织了上千人的部队,他听说在定远附近的张家堡有一支三千人的部队,现在孤立无援,需要找个新老板,于是朱元璋打起了这支部队的注意。

  他亲自来到张家堡,一看寨主,大喜过望“原来是你啊”

  这个寨主他认识,原来还打过交道,而寨主叫他“朱公子”。

  两人见面后,照例自然要叙叙交情,我认识谁,你认识不,喔,你说的是那个谁啊,认识认识,还是兄弟啊,还有张三死了,李四病了等等,越说感情越好,就一起吃饭。

  在饭桌上,朱元璋终于说出了他的来意,既然目前你们没有主,不如跟着我混,将来混出名堂,有你们的股份。寨主也真是个实在人,马上就答应了。

  朱元璋非常高兴,可是他忘了中国人的习惯,酒桌上的话只能信一半,有时一半都不到。

  朱元璋后来估计会想:当时实在应该签个合同的

  三天后,朱元璋的使者到了寨中,寨主热情的接待了他

  来啦,快点请坐啊,别客气,您这趟来是?什么,让我们一起走,这个我们还要考虑下啊,

  什么?我已经答应过了?

  什么时候啊?三天前? 好像没有吧,(回顾手下)你们想想,当时有吗?是吧,没有啊,

  误会,误会啊,你说的我们一定好好考虑,让朱公子不要急啊,

  什么,你要走,别走,再坐会,啊,有事就不留你了,回去给朱公子带个好,有空来玩啊!

  就这样,朱元璋被结结实实的忽悠了一回。

  可是朱元璋岂是容易欺负的,他让部下去请寨主吃饭,特别交待是准备了很久的名菜,寨主一听有饭局,屁颠屁颠的就来了,一到大营,朱元璋就把他捆了起来,饭没有吃成,倒是自己成了粽子。然后朱元璋以寨主的名义传令山寨的人转移,就这样三千人变成了朱元璋的属下。

  下一个目标是横涧山,这个地方有两万军队,但这却不是一支可以劝降的部队,此部队的主帅叫缪大亨(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身份),原先跟随元军围攻濠州,希望能顺便抢个劫,不料没有攻下来,于是带领部队守在这里,朱元璋带领了四千人对他发起了进攻。

  这是朱元璋第一次领导的以少对多的战斗。

  朱元璋很聪明的避开了白天,而选在晚上对这支武装发动了夜袭,像缪大亨这种土包子当然不是对手,他没有怎么抵抗就投降了,于是朱元璋的部队变成了两万人。

  朱元璋对部队进行了改编,出人意料的是,他并没有说一些类似同生共死,有福共享之类的话,而是对这些投降的士兵进行了谴责,让他们反思为什么这么大的一支部队,如此没有战斗力,轻易的投降了,然后他说出了结论,这是因为没有纪律和训练,要想成就事业,只有加强训练,建立严格纪律。

  这一番话,有理有节,大家听了都很服气。

  也就是在这次之后,朱元璋的部队与那些乌合之众的农民暴动军有了本质的区别,在他的手中,有了一支精兵。

  此时,两兄弟从定远来投奔了朱元璋,一个叫冯国用,另一个叫冯国胜,朱元璋觉得这两个人都是人才,就留下了他们,这个冯国胜就是后来的威震天下、横扫蒙古的冯胜。

  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朱元璋决定攻击滁州,也就在此时,一个人走进了他的军营。

  这是一个穿着书生装的中年人,相貌温文尔雅,朱元璋开始时并未在意此人,只是看他字写得好,便让他当了文书,此人倒也不在意,依然干好自己的工作,有一天,朱元璋在营房里烤火,似乎是自言自语的说了一句:“天天处处打仗,何时是个头啊”(四方战斗,何时定乎)。

  此人从容答道:“秦朝乱时,汉高祖刘邦也是百姓出身,他豁达大度,知人善任,只用了五年就成就了帝王之业,现在天下已不是元的了,元帅你的户口在濠州(公濠产),离刘邦老家不远,就算没有王气所在,也多少能沾点边。”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然后说出了最关键的两句话:

  “只要元帅能向刘邦学习,按照他的行为去做,天下就一定是你的!”

  朱元璋诧异的看着眼前的这个读书人,是的,这正是自己的方向,刘邦做得到的,我为什么做不到。于是,他摆正了自己的坐姿,向眼前的这个人行礼。

  这个人就是开国第一功臣李善长。

  滁州,地势险要,宋欧阳修曾有过“环滁皆山也”的议论,可见这确实是一块易守难攻的要害之地。

  但滁州的守军却远不像地形那么难以对付,开战之初,朱元璋手下勇将花云即率领上千骑兵以中央突破战术直冲对方阵地,元军溃败,朱元璋率领全军一举攻占滁州。

  在占据了滁州后,朱元璋又迎来了三个重要的人,分别是他的侄子朱文正、姐夫李贞和外甥李文忠。请大家记住这几个名字,他们都将是后来那场惊天动地的战争的主角。

  这样看来,朱元璋出生的位置实在是人才多多,他招纳的谋士和将领无论和哪个时代的人才相比都不逊色,何安徽之多才邪!

  此时的朱元璋手下精兵强将,谋士如云,并占据了滁州这个进可攻退可守的险要之地,他的眼界已经不是小小的濠州,也不是滁州,而是天下

  这一年,他二十六岁。

  最后一个障碍

  朱元璋的顺利似乎并不能给他的岳父带来好运,郭子兴此时正被整得够呛,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批斗,每次开会总是四个批一个,孙德崖几次都想下手,想想朱元璋就在不远的地方,实在不好善后,于是他就把郭子兴挤出了濠州城,让他下岗,自谋出路。

  此时的郭子兴才明白了人生的艰难,他没有其它选择,只能去投靠他的女婿朱元璋,但想想自己以前那样对他,他还能善待自己吗?

  到了滁州,他的顾虑打消了,朱元璋不但不念旧恶,而且还把统帅的位置让给了他,更让人吃惊的是,朱元璋做出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决定。

  他决定把自己属下三万精兵的指挥权让给郭子兴,统帅的位置也就罢了,毕竟是个虚的,但兵权也交出去,就让人吃惊了,郭子兴百感交集,他其实从来没有信任过这个女婿,甚至还考虑过害他,他也曾问过朱元璋,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朱元璋诚恳地说,如果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我不能忘记您的恩德。

  郭子兴终于明白,自己错了,朱元璋是对的。

  当得知这个消息后,原先企图杀害朱元璋的人也对他敬佩万分,这中间包括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

  一个人要显示自己的力量,从来不是靠暴力,挑战这一准则的人必然会被历史从强者的行列中淘汰,历来如此。

  郭子兴带了自己的几万人来,滁州的粮食不够吃了,朱元璋进攻和州,攻下来后就住在那里,将滁州让给了郭子兴。

  而此时濠州城中的孙德崖由于兵多粮少,强行要求到和州混饭吃,朱元璋正头疼,此时却得到了另一个消息,郭子兴得知孙德崖来了,也带了几万人来,要打孙德崖。于是小小的和州一下子挤了十几万人,而且两个对头正好碰上了,那就打吧。

  可是打不起来,为什么呢

  因为人太多了,何州只是一个小县城,一下子来十几万人,城里城外水泄不通,就好像我们今天的黄金周旅游景点一样,别说打仗,想转个身都难。

  既然不能打,那就谈吧

  看来孙德崖还是讲道理的,他表示,自己毕竟是外来的,还是自己走吧,朱元璋当即去为他送行,此时孙德崖在城内,他的士兵在城外由朱元璋陪同,但谁也没有想到,还有一个人在蠢蠢欲动。

  这就是郭子兴,郭子兴是不讲道理的,他只记得孙德崖多次羞辱过他,也管不了什么信义了,看到城内的孙德崖身边没有什么士兵,就命令手下人将孙德崖抓起来,这就害了还在城外的朱元璋。

  孙德崖的士兵听说主帅被抓,就认定是朱元璋指使的,而此时朱元璋也得到了这个消息,场面极其紧张,朱元璋一看势头不妙,拔马就往回走,士兵早就有准备,铁索往朱元璋的头上一套,下来吧您呐。孙德崖的士兵抓住了朱元璋,就去找郭子兴谈判。

  郭子兴正在一边喝酒一边欣赏者孙德崖的表情,突然消息传来,说朱元璋被抓住了,他一下子懵了,孙德崖固然不想放,可是朱元璋也是不能少的,于是他只好决定放人。

  可谁先放,就又成了问题,此时,徐达站了出来,他愿意用自己去换朱元璋,朱元璋回去后,再放孙德崖,孙德崖回去后再放徐达,这简直成了顺口溜,麻烦啊。

  总算解决了这个问题,可是郭子兴临到手的敌人跑了,一时咽不下这口气,得了心病,过了一个月居然死掉了,可见心胸不宽广的人实在不能做大事。

  但这对朱元璋来说并不是个坏消息,他仁至义尽,现在终于可以放开手干了,真正的事业在等待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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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4 11:37:40 | 显示全部楼层

家有贤妻[转帖]


  

  作者:耕斋 分类:历史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智囊全集》明·冯梦龙

  楚王聘陈子仲为相。仲谓妻曰:“今日为相,明日结驷连骑、食方于前矣!”妻曰:“结驷连骑,所安不过容膝;食方于前,所甘不过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怀楚国之忧。乱世多害,恐先生之不保命也!”于是夫妻遁去,为人灌园。

  战国时,楚王想聘从齐国迁来的名士陈子仲做相国。陈子仲回家后,对妻子说:“今天楚王聘我当相国了,从明天开始,我出门就有四匹骏马牵拉的车可坐,进餐时美味佳肴摆满面前尽我享用了。”

  他的妻子说:“即使是四匹骏马牵拉的车,你坐在上面,所需也只不过是膝盖放平这样一点位置;山珍海味摆满几个平方,你吃得下的也不过是一块肉而已。今天只是为了车上有一个座位、就餐时有一块肉可吃,就去承担楚国兴亡的忧患,且目前乱世纷纷,危机四伏,这样做,我担心你会连命都保不住的。”

  陈子仲见妻子说得有理,于是夫妻双双悄然隐逸,为人浇灌菜园去了。

  表面看,陈妻是在开导丈夫“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而实质却是在启示先生,做事做人都要“顺天行道”。无道之世而居高位,必然说许多违心的话,做许多违心的事。但即使如此,仍难上下讨好,左右逢源,真所谓身败名裂易,全身而退难嗬!

  明朝的冯梦龙是在《智囊全集》“闺智部贤哲卷”中记录这则故事的,冯对陈妻评价很高,认为她“能广其夫志,使炎心顿冷,优游无患”,这种远识是世间一般男子都比不上的。

  有道是“华屋千间,只卧一床;稻菽万担,仅食一碗”,从人身所必需的角度而言,陈子仲妻说的确是实话。退而言之,即便从人心所悦来看,此中道理也值得我们深思。曾有人问香港首富李嘉诚,人生一路走来,何时他感到最愉悦。李答是在创业之初,小店打烊以后,夫妻两人在灯下盘点一天收入,钱虽不多,但个个铜钿亲手赚来,掂在手中,特别满足。也曾看到电视上记者在采访《南行记》的作者艾芜。时年八十的艾老说,年轻时徒步滇缅,身无分文,不觉得苦;老了功成名就,再次南行,重走旧途,一路有人款待,却兴味索然。为什么?因为当时年少,虽苦犹甜;而今青春不再,虽有功名,想来也觉怅然。

  一种道理,两番解读,汲汲于功名者,当有所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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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4 11:40:10 | 显示全部楼层

假如孙中山的革命成功会怎样? [转帖]


鲁国平文

孙文是我和中国人民比较喜欢的一位政治家,革命家。他一生百屈不饶的革命意志推动了中国伟大的民主运动进程,彻底推翻了满清的腐朽反动的统治,迎接来中国革命的曙光,虽然他由于疾病的原因,没有彻底完成自己的革命理想,但他革命的继往开来意义和激励后来人的历史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实际上,作为曾经的国民党盟友****后来成功后一直以来并未忘记这位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先行者,给予了很高评价,在此不多赘言,不过假如他假以天年,有生之年能够完成革命成功,建立一个他可以权力主宰的人民政府,他会象华盛顿一样建立起来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把权力真正下放到人民手中吗?我看未必。

当然这样妄自猜测是有损英雄的形象,但为了将来,为了弄清历史的本来面貌,我们只能不感情用事,先不管这些细节了,本人认为孙先生即使成功了,建立的只能是一个过渡的带有家族色彩和官僚资本家性质的强权政府,也许比蒋介石好些,但大概不会比老毛先生更加民主,原因有几点:1是孙文的起步是靠家族力量支持的,他的大哥为了他的革命已经从一个大老板变得一无所有,其次他和宋氏家族的联姻,不仅是和民族资本家的联合,也是在寻求家族力量的根源,试想,人们为什么支持他?还不是想从他的政治投资中得到丰厚回报,即使他本人不一定想变成维护家族和官僚利益的工具,旁边这么大的力量他都无法阻挡,2是他的国民党里不少都是他的亲信,尽管谈不上任人为亲,如儿子孙科,宋氏家族,蒋介石,陈立夫,陈果夫等,但****等民主党派要想参政议政可能不太现实,当时****还羽翼未丰,势力上没有可能和他们国民党一派抗衡,如果识相的话,做做民主的帽子还有生存的可能。否则一定惨遭屠杀,而这些力量足以把孙先生的政府推上维护少数人利益的轨道,事实上,一个政府的政治方向决定于它里面中坚力量和利益的结构,特别是领袖的牺牲精神,当一个领袖功成名就时,往往人民无法监督他的行为,是个人权力的无限膨胀,还是功成身退?从人的习惯而言,常常会选择前者,哪怕以前说得多么动听和迷人,但对于人民来说,只有被愚弄的份了,我们实在不想把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特别是把伟人想得太坏,把一个打着为人民服务口号的政府想得太自私与无耻,可是大家看看世界上有多少华盛顿呢?即使这样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承认华盛顿的“无私”可能和他自己的不育有关。

并且更加重要的是孙中山先生尽管在短暂的政府总统位置上时间不长,可有关其人自私的品德已经初露端倪,如在众所周知的与宋庆龄恋爱上所采取的一些方法实在不能够使人满意,人们经常说,看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只要看他是如何恋爱的就一目了然,孙中山,一个不经过女友家长同意甚至竟然蛊惑帮助宋庆龄与自己私奔的男人,不客气讲,就是他首开了领导人和女秘书谈恋爱不好的先例,害得人家为他守寡大半生,又由于不礼貌的婚姻伤害了几十年来无私支持他革命的同盟伙伴宋父,恩将仇报谈不上,至少也是让人觉得个人修养不够!如果这个男人是一般老百姓的话,我们还是能够谅解,容忍他的鲁莽,然而这个人居然是一个身经百战的人民领袖确实显得有些匪夷所思。人民领袖,特别是处于建立文明民主国家雏形的特殊时期的革命阶段,举足轻重的他如果没有强大的自制力和做事法则,那么当胜利成果在握是否能够完全兑现当初起义时对老百姓以及群众的分享承诺,这我没有把握百分比保证孙中山会做到,相信不仅是我,大家也无法预料。最大可能只能是离开了人民的监督,孙中山按照人之常情重新回归古往今来不奇怪的政权原地踏步,换汤不换药的重复中。人民群众最终什么也得不到!

也许有人会说那就不要革命好了,反正历史就在转陀螺,那是一个可怕的想法,虽然那样不彻底的革命名存实亡,但是在一潭政治死水臭水里掀起希望的涟漪那又是多么伟大!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没有白流,历史就在如此的阴暗曲折中缓慢前进,甚至于倒行逆施,最终还是要逐步走上光明大道,我们需要革命,需要改革,就像需要氧气一样,不然老百姓迟早会在一成不变的势力与社会中被沉闷空气活活憋死,民族灭亡,国家分裂。同样我们也需要具有奉献精神与牺牲精神的人民领袖克己奉公,在关键时刻还政于民,不为任何利益阶级所拉拢,真正走向全体国民的共和,从历史的结局来看,后者比起来前者至关重要,当革命胜利的初期,人民对拥有至高无上权威的领导者和人民领袖根本没有办法羁绊他们,如何保证革命成果不落入个人以及少数人的腰包这才是我们后来者所需要考虑的千古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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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4 11:41:12 | 显示全部楼层


旧上海“三大亨”最终结局[转帖]

杜月笙(左)、张啸林(中)和黄金荣

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是旧上海“三大亨”,这三位都市大亨组成了上海滩实力最强、影响力最大的新式流氓帮集团。但随着世道变迁,“三大亨”最终都走向了穷途末路。

枪下毙命的张啸林

  1937年10月下旬,战局恶化,蒋介石度势不敌,准备放弃上海。为防“三大亨”被日伪利用,蒋介石电告杜月笙,要他与黄金荣、张啸林离沪南去香港。
  
  杜月笙约见黄金荣、张啸林,率先表示服从。黄金荣称自己年逾古稀,体弱有病,去港岛路途迢迢经不起颠簸,想留在上海,保证闭门不出,绝不为日本人做事。这正给了张啸林独霸上海滩的绝好机会。
  
  张啸林此后公开投靠日本人,并立即布置其门徒,软硬兼施威逼各行各业与日本人“共存共荣”,大肆镇压抗日救亡活动,捕杀爱国志士;又以“新亚和平促进会”会长的名义,派人去外地为日军收购粮食、棉花、煤炭、药品,强行压价甚至武装劫夺……
  
  蒋介石指示军统局长戴笠予以制裁。戴笠于是向潜伏在沪上的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发出了针对张啸林的锄奸令。陈恭澍则动用内线,由张啸林的保镖林怀部执行之。
  
  1940年8月15日《申报》等沪上大小报纸,刊登了张啸林的死讯:昨华格臬路血案,张啸林遭枪杀,凶手即张保镖,定16日下午3时在寓所入殓……

客死香江的杜月笙

  抗战后,杜月笙将目光定在了上海市市长的职位上。蒋介石既要利用他,又恨他难以驾驭,有心趁着日本投降接收重建上海的契机,加以抑制,不让他名正言顺重新称霸上海。蒋对内甚至明确训示:对帮会的基本政策是取缔。
  
  三大战役结束,杜月笙知道蒋家王朝气数已尽,开始谋虑去从。虽然中共方面通过黄炎培等劝他留下,但他自己判断反共二十余年,可谓血债累累,所以不敢不走。杜月笙选择了去号称自由港的香港。
  
  败退台湾的蒋介石曾派俞鸿钧、洪兰友等赴港游说,杜月笙都是以疾病缠身为由推拒。蒋介石于是采取了“神经战”恐吓他。1951年4月初,在香港的国民党特务传话给杜月笙:中共正欲与港英当局交涉,要把他押回上海,在清算“四一二”政变大会上批斗,同时大陆特工潜入港岛,如交涉不成时,就将他就地处决。
  
  杜月笙信以为真,因极度恐惧夜难成寝,日坐愁城,患了严重神经衰弱、心脏病。当年7月盛夏,他中风偏瘫,这次他拒绝进医院治疗,8月10日以后,杜月笙进入昏睡状态,水米不进,16日下午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终老沪上的黄金荣

  三大战役落幕,黄金荣决意留在上海不走,是心中有底吃了定心丸。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首任淞沪警备司令杨虎,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屠杀****人的具体指挥者,与黄金荣属同路人。抗战期间,杨虎失宠,对蒋介石心怀不满,经周恩来启发开导,转化成了反蒋民主人士,抗战后寓居沪上,与上海地下党保持着密切联系。中共上海局委托杨转达黄金荣:只要不死心塌地跟着反动派,可既往不咎,不予捕办,保证人身自由。
  
  黄金荣相信了****的承诺,笃悠悠照过逍遥生活,又训示徒子徒孙收剑行迹,改恶从善。
  
  他虽不再像中共建政前那样逍遥作乐,但也还是过着吃好穿好住好的老板生活。只是毕竟已是耄耋之年,与以前相比落差太大心情不畅;加之家门不幸,媳妇李志清卷了一大笔款资去了香港,终于支撑不住病倒了,于1953年6月22日去世。这年他86岁。临终前他断断续续地说:“我的一生都风扫落叶去了!”
鲁国平文

孙文是我和中国人民比较喜欢的一位政治家,革命家。他一生百屈不饶的革命意志推动了中国伟大的民主运动进程,彻底推翻了满清的腐朽反动的统治,迎接来中国革命的曙光,虽然他由于疾病的原因,没有彻底完成自己的革命理想,但他革命的继往开来意义和激励后来人的历史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实际上,作为曾经的国民党盟友****后来成功后一直以来并未忘记这位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先行者,给予了很高评价,在此不多赘言,不过假如他假以天年,有生之年能够完成革命成功,建立一个他可以权力主宰的人民政府,他会象华盛顿一样建立起来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把权力真正下放到人民手中吗?我看未必。

当然这样妄自猜测是有损英雄的形象,但为了将来,为了弄清历史的本来面貌,我们只能不感情用事,先不管这些细节了,本人认为孙先生即使成功了,建立的只能是一个过渡的带有家族色彩和官僚资本家性质的强权政府,也许比蒋介石好些,但大概不会比老毛先生更加民主,原因有几点:1是孙文的起步是靠家族力量支持的,他的大哥为了他的革命已经从一个大老板变得一无所有,其次他和宋氏家族的联姻,不仅是和民族资本家的联合,也是在寻求家族力量的根源,试想,人们为什么支持他?还不是想从他的政治投资中得到丰厚回报,即使他本人不一定想变成维护家族和官僚利益的工具,旁边这么大的力量他都无法阻挡,2是他的国民党里不少都是他的亲信,尽管谈不上任人为亲,如儿子孙科,宋氏家族,蒋介石,陈立夫,陈果夫等,但****等民主党派要想参政议政可能不太现实,当时****还羽翼未丰,势力上没有可能和他们国民党一派抗衡,如果识相的话,做做民主的帽子还有生存的可能。否则一定惨遭屠杀,而这些力量足以把孙先生的政府推上维护少数人利益的轨道,事实上,一个政府的政治方向决定于它里面中坚力量和利益的结构,特别是领袖的牺牲精神,当一个领袖功成名就时,往往人民无法监督他的行为,是个人权力的无限膨胀,还是功成身退?从人的习惯而言,常常会选择前者,哪怕以前说得多么动听和迷人,但对于人民来说,只有被愚弄的份了,我们实在不想把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特别是把伟人想得太坏,把一个打着为人民服务口号的政府想得太自私与无耻,可是大家看看世界上有多少华盛顿呢?即使这样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承认华盛顿的“无私”可能和他自己的不育有关。

并且更加重要的是孙中山先生尽管在短暂的政府总统位置上时间不长,可有关其人自私的品德已经初露端倪,如在众所周知的与宋庆龄恋爱上所采取的一些方法实在不能够使人满意,人们经常说,看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只要看他是如何恋爱的就一目了然,孙中山,一个不经过女友家长同意甚至竟然蛊惑帮助宋庆龄与自己私奔的男人,不客气讲,就是他首开了领导人和女秘书谈恋爱不好的先例,害得人家为他守寡大半生,又由于不礼貌的婚姻伤害了几十年来无私支持他革命的同盟伙伴宋父,恩将仇报谈不上,至少也是让人觉得个人修养不够!如果这个男人是一般老百姓的话,我们还是能够谅解,容忍他的鲁莽,然而这个人居然是一个身经百战的人民领袖确实显得有些匪夷所思。人民领袖,特别是处于建立文明民主国家雏形的特殊时期的革命阶段,举足轻重的他如果没有强大的自制力和做事法则,那么当胜利成果在握是否能够完全兑现当初起义时对老百姓以及群众的分享承诺,这我没有把握百分比保证孙中山会做到,相信不仅是我,大家也无法预料。最大可能只能是离开了人民的监督,孙中山按照人之常情重新回归古往今来不奇怪的政权原地踏步,换汤不换药的重复中。人民群众最终什么也得不到!

也许有人会说那就不要革命好了,反正历史就在转陀螺,那是一个可怕的想法,虽然那样不彻底的革命名存实亡,但是在一潭政治死水臭水里掀起希望的涟漪那又是多么伟大!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没有白流,历史就在如此的阴暗曲折中缓慢前进,甚至于倒行逆施,最终还是要逐步走上光明大道,我们需要革命,需要改革,就像需要氧气一样,不然老百姓迟早会在一成不变的势力与社会中被沉闷空气活活憋死,民族灭亡,国家分裂。同样我们也需要具有奉献精神与牺牲精神的人民领袖克己奉公,在关键时刻还政于民,不为任何利益阶级所拉拢,真正走向全体国民的共和,从历史的结局来看,后者比起来前者至关重要,当革命胜利的初期,人民对拥有至高无上权威的领导者和人民领袖根本没有办法羁绊他们,如何保证革命成果不落入个人以及少数人的腰包这才是我们后来者所需要考虑的千古难题!

而中国的统一和复兴则是历史上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中美是1979年建交的,所以中华民国在1979年就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一点点都没有,是0。如果蒋经国在1980年就主动与邓小平协作,运用手下的人才(孙运璇、李国鼎等)和手中的资金积极添加建设中国的任务,蒋经国的历史地位将完全改写,不但会戏剧性地提高,甚至有可能排在邓小平之后与江泽民并行。1980年的蒋经国不但可以达成历史性的和平统一,而且在中国的养光韬晦上能够作出杰出的贡献。

  但是历史没有如果。无论台湾人如何「去蒋」,蒋介石在中国历史上会有地位,因为他领导抗日战争获取胜利;蒋经国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位置的。就算历史学家都承认蒋经国把台湾建设成“三民主义的模范省”,那又怎样?蒋经国无论多么成功,说到底,成就还是一个省。成功的省长中国历史上有的是,拍一百部电影都轮不到蒋经国。

  读者不要不服气,以「台湾十大建设」的规模而论,没有一项能进入中国建设的前一百名。蒋经国怨不得别人,比起福佬蒋经国自然高出一大截,但是在中国人中蒋经国的格局太小,算不上是一位历史人物。

发错信断杜月笙回乡梦 长女盼迁墓 葬父上海

杜月笙在长眠台北逾半世纪后,他的长女杜美如日前表示,希望父亲能落叶归根迁葬回上海浦东老家。杜美如说,杜月笙原准备回上海定居,还托人写信给毛泽东,没想到装错信封,信送到蒋介石手上,阴错阳差断了归乡路。

  根据杜美如的说法,杜月笙当时确实准备回乡养病,后来却发生一桩意想不到的事情,而打乱杜的返乡梦。

  杜美如说,“父亲托新闻报总编钱永铭给毛主席写回信。信写好后这位喝醉酒的朋友却装错信封,把给毛主席的信错装到给蒋先生的信封里。就这样,****没有看到父亲的回信,而蒋先生看到父亲有意回上海后很生气,这件事留下千古遗恨,回大陆成了父亲未了的心愿。”

  杜美如透露,当时“原以为很快就能安葬大陆,所以一直没有下葬,但后来回乡愈来愈无望,就葬在台湾。”转眼已五十来年,把父母安葬于故乡浦东是她的一大心愿。

  杜月笙与国民党关系极深,1927年,国民党靠杜月笙在上海的黑帮力量铲除****。1949年****建政,杜月笙携家带眷到香港避祸。

  杜美如系杜月笙的长女,1949年后来台定居,并嫁给国府空军飞行员蒯松茂,今年已77岁高龄,目前在约旦经营中餐馆,其说法等于推翻台湾过去的所有报道。

  杜月笙1951年8月16日过世,《中央日报》次日即在头版显着位置发表专文悼念,蒋介石还特颁“义节聿昭”挽额,国府政要并纷纷写信、拍电报吊唁。若真如杜美如所说,杜月笙等于叛国,国府有必要如此高规格礼遇吗?她的先生后来有可能外派约旦吗?杜死后为何不葬在香港,而要来台湾?种种谜团仍令人不解。

  根据传记文学出版的“杜月笙传”,杜月笙生前曾告诉友人“我杜月笙跟国民党跟定了,随便怎样也不会回头”,临终遗言“棺材也要到一趟台湾”,生前对国府忠心耿耿。事实上,1952年杜月笙的灵柩即运来台湾,来年才安葬于汐止大尖山麓,若杜月笙真要投共,有必要如此大费周章吗?

  国共不仅在其生前极力争取杜月笙,连他到了天国还不放手,最近才停刊的《新闻天地》就说:“有人说:台湾一定要争取他,连他死了也要争取他。因为一旦反攻大陆,即使杜月笙死了,把他的灵柩抬到上海,他还会显灵,在上海这个地方上,仍可发生使你想不到的作用。”

[此帖子已被 luo 在 2009-8-24 11:43:53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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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4 11:49:15 | 显示全部楼层

斯大林的临终时刻[转帖]


1953年2月17日之后,斯大林几乎没有离开过莫斯科郊外的“布利日尼亚”别墅。在此期间,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所有决定都不是在会议上做出的。

没动静,手下不敢去看究竟

3月1日是星期天,斯大林通常不需要手下人。根据记录,他的住房周围没有卫队军官值班,房间里也没有任何动静。这不难解释:斯大林的房门上都安装了遥感装置,打开或者关上时值班室监控台上的小灯就会亮起,卫队不用出值班室就能知道他是否在房间内活动。

洛兹加乔夫中校回忆说:“上午10点钟,我们和平时一样都在食堂里,开始筹划一天的安排。当时,斯大林的房间里还没动静,我们想他还在睡觉。11点的钟声敲响时,还是不见动静,12点时也是如此。这就奇怪了:他通常在11点到12点左右起床,有时甚至10点就不再睡了。

“我们不安地等待着,可到了下午三四点钟仍然没动静。这该怎么办?进去看看?可他曾非常非常严厉地下过命令:如果没有动静就不准进他房间,否则将受到严厉处罚。我们只能坐在距离他房间只有25米的值班室里。下午6点了,我们还不知道该怎么办。突然,警卫从外面喊:‘我看见小餐厅的灯亮了’。我们想:谢天谢地,一切正常。大家活动起来,匆忙地准备着。”

斯大林还是谁也没叫,也没有索要克里姆林宫每天发来的邮件,这都很不正常。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转眼已经是晚上9点了,房间里仍然没有动静,到了晚上10点还是没动静……”

洛兹加乔夫回忆:“我于是对卫队副队长斯塔罗斯京说:‘你去,你是卫队首长,不应该害怕。’他却回答:‘我怕。’我说:‘你怕,难道我是英雄,应该去见他?’就在这时,中央委员会发来了一个邮包,而转交邮包的工作通常由我来做。于是我说:‘那我去吧,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们可不要忘了替我说话。’”

躺在地上,抬起手臂求助

洛兹加乔夫说:“通常,我们去见他时不会悄无声息,有时甚至刻意把关门的动静弄得很大、脚步声弄得很响,好让他知道我们要过去了。如果你悄悄接近他,他会做出过激反应。

“小餐厅的门敞开着,我向里望去,看见主人躺在沙发旁的地板上,右手抬起。我惊呆了,手脚不听使唤。而他虽然没有失去知觉,却已不能说话。他的听觉非常好,显然听到了我的脚步声,勉强抬起手臂叫我帮忙。

“我跑过去问:‘斯大林同志,您怎么了?’他试图用左手整理一下什么,而我又问:‘是不是要叫医生?’他的回答只是含混不清的‘滋……滋’声。地板上有一份《真理报》,还有一块摔坏的怀表。我拿起表,看到时针指着6点半。旁边桌上放着一瓶‘纳尔赞’矿泉水,看来他是来拿水的。我问了他大约两三分钟,突然听他打起呼噜来……听着这轻轻的呼噜声,感觉他只是睡着了。”

洛兹加乔夫通过内部电话叫来斯塔罗斯京,卫队军官图科夫和服务员布图索娃随后也到了。大家一起动手,把斯大林抬到长沙发上,本来试着让他躺得舒服些,但是没有成功。

洛兹加乔夫让斯塔罗斯京“去给所有人打电话”,自己则留在斯大林身边,他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只是打着呼噜。斯塔罗斯京把电话打给了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后者吓坏了,让斯塔罗斯京把电话打给贝利亚和马林科夫。

贝利亚不敢“叫醒”斯大林

虽然从克里姆林宫开车到“布利日尼亚”别墅一般只要半个小时,但是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却是两个小时后才到。卫队军官们回忆,马林科夫进门后脱了鞋,而贝利亚则一反常态,没脱外套,更别说脱鞋了。

贝利亚进了大厅,和马林科夫一起来到沙发前,斯大林闭着眼睛躺在上面。贝利亚对马林科夫说:“你叫醒他,问他出了什么事。”后者回答:“不,你自己来吧,我不叫。”

于是,贝利亚粗暴地对警卫喊:“斯大林同志正在睡觉,你们难道没看见吗?没什么要紧的,你们别因为一点小事就惊慌失措。如果有什么事,你们就打电话,我们会带医生来。”这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一二点钟的事了。有鉴于贝利亚当时的表现,不少人怀疑是贝利亚谋杀了斯大林。这点现在很难证实,但是贝利亚等其他领导人肯定是巴不得斯大林早点去见马克思的。

3月2日早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所有成员才出现在别墅里,和他们同时到来的当然还有医生。

值得一提的是,在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月,斯大林实际上不让医生靠近自己,同时也拒绝服用从克里姆林宫药房开的药。因此,当卫队军官到莫斯科郊区药房买药时,药房的人根本想不到药是买给谁的。卫队的人不能自作主张从克里姆林宫医疗保健局给斯大林叫医生,这要由他亲自下令。在此之前,给斯大林看过病的绝大部分医生和专家不是被解职,就是遭逮捕。

3月2日,医生们进行会诊和病理分析后得出结论:斯大林后脑区域发生大面积血管栓塞,引发的并发症令病情更为复杂。医生们开始进行毫无意义的治疗。起初,他们想把斯大林放到床上,后来又决定让他留在大沙发上,认为任何打扰都可能影响他的健康。

接下来的两天里,斯大林曾有几次恢复知觉,然而病情在3月5日急剧恶化,当晚9点50分,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摘自《青年参考》汤恩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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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4 11:25:00 | 显示全部楼层


“大恶霸”刘文彩的真实历史[转帖]


    四川大地主刘文彩第五房姨太太

  在当代中国历史上,1958年是个不平常的年头。这一年,大跃进正紧锣密鼓。

  与急剧恶化的经济形势相对应,阶级斗争之风愈刮愈烈。

  一个北风呼啸的早上,一队青年工人肩扛铁锤钢钎,从四川省大邑县安仁公社钢铁厂开出,直奔金井村一片叫作\"三埂四梁\"的开阔地,向坐落在这里的一座豪华巨大的坟茔发起\"总攻\"。到了第三天,在震耳欲聋的爆竹声和欢呼声中,\"建昌花板\"特制的馆材终于从椭圆形墓穴里露出了\"真容\"。只见它宽大坚固,虽已入土十年,仍光亮如新。掀开棺盖,但见死者仰天而卧,寿衣非常结实,用刀子戳都很难戳开,棺材中塞了许多蚕丝绒,这时被一把火烧了个精光。熊熊火焰使激动的人群更加无法自持,他们一拥而上,把棺材主人从墓穴中抛出来,抛到杂草丛生的河滩上......

  在毁墓过程中,守墓人刘清山尚健在。这位老人出身贫农,按说根红叶正,但他却完全无法理解毁墓掘尸这一革命行动。固执的老人忠于职守,跑前跑后地劝说阻止激动的人群,他当然是白费心思。四天后,又气又急的刘清山老人便死在了墓旁。

  被从墓穴抛出来的是大地主刘文彩。尸首被抛出后,在风雨中一天天腐烂,只剩得几根白骨。据说白骨被人用衣服包了,悄悄掩埋在至今未披露的一个神秘的地方。腾出来的上好棺材,被用来安葬守墓人刘清山;绣花鞋和鞋尖上的宝珠不翼而飞,一直踪影皆无。

  九泉之下的刘文彩,就这样开始了他被\"发现\"、被\"创造\"的历史。

  破土而出的刘文彩,马上便登台亮相,成了一具政治恐龙———这恐怕是几十年来,中国形形色色的政治恐龙中,最奇特、最长寿的一具政治恐龙。.

  地主庄园陈列馆筹备委员会于1958年11月正式挂牌,筹备工作至此完全走上正轨,每天都有穿中山装梳分头的人夹着公文包进出庄园大门,搜集和整理刘文彩资料。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筹备,1959年春节,地主庄园陈列馆开门迎客。

  这次开门迎客为非正式展出,共设十九个展室,展出内容分为三大板块,一是奢侈生活,二是官僚、恶霸、军阀、土匪、封建会门五位一体的社会关系,最后是残酷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工具、刑具。

  奢侈生活方面,布置了刘文彩的中、西式客堂各一间,大小敞厅各一个,刘文彩寝室、刘文彩长子刘元龙寝室、刘文彩姨太太王玉清寝室及吸烟室、衣物室、餐具用具室、珠宝玉器室、金银室、瓷器室、古玩室、字画室各一间;还布置了所谓\"善堂\"和\"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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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4 11:28:56 | 显示全部楼层


《小团圆》的命运流转[转帖]


张爱玲一直试图向人们剖析自己,但她的挚友和身后的社会都选择了拒绝。30多年后,却是一个与她并不相干的人为她实现了。4月8日,张爱玲《小团圆》在大陆出版。对此,赞赏者有之,声讨者也有之。

改变命运的6页长信

  1952年,张爱玲移居香港,为了维持生活,
她应聘到美国新闻处做翻译。

  彼时,张爱玲已经名气不小。同在新闻处做翻译的邝文美看到张的名字惊喜不已。后来,同样是上海人的两人成了要好的同事。

  这时的张爱玲正处于人生与创作的低潮期,每日深居简出,连旧时文坛之友也不见,默默无闻地过着清贫的生活。

  那段时间,邝文美常陪张爱玲在女青年会的小房间里聊天,但每到晚上7点多,张爱玲便会催邝文美回家陪家人。

  邝文美的丈夫宋淇也与张爱玲交好,他毕业于燕京大学比较文学系,与周汝昌、赵冈等人并称七大《红楼梦》专家。是他把张爱玲引进电影界,开拓了她写剧本的路子。

  1955年,张爱玲搭乘邮轮离开香港,前往美国,到码头送行的只有宋淇夫妇。船一到日本,她就寄出一封6页长信,向宋淇夫妇诉说离别之情。

  正是这种信赖,让张爱玲到了美国,也一直保持着与宋淇夫妇的通信,持续了40余年。在信中她不仅沟通稿件,商量出版事宜,就连做件旗袍,都要与邝文美在信中商量尺寸。那段时间,宋淇夫妇相当于张爱玲在大陆的文学顾问与经纪人。张爱玲赴美后的作品,大部分经手于宋淇夫妇。

  张爱玲与美国剧作家赖雅结婚后,两人无正式的工作,生活拮据。张爱玲几次到香港来做一些写剧本的工作,有时困窘到连回程的路费都掏不出,借住在宋淇家,又害了眼病,无钱医治,皆由宋淇夫妇资助。

  1967年,张爱玲第二任丈夫去世,1973年,她定居洛杉矶,忙于完成英译清代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

  1975年7月18日开始,她突然给宋淇夫妇连去多封信,表示她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小团圆》,信中她并不讳言说写书动机与胡兰成的《今生今世》有直接关系。

  匆匆几个月,18万字的书稿就寄到宋宅。宋淇于1976年4月28日给张爱玲去了一封6页的长信,表示对这本书稿内容的种种担忧。其一这本书自传性质过于明显,怕在彼时政治气氛下的台湾,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抓住把柄做出攻击;其二,影射胡兰成也过于明显,而此时胡兰成正在台湾寻求翻身,这不是正给了他大出风头的良机?

  宋淇提出,此书必须大改才有可能出版,否则他与台湾皇冠出版社的平鑫涛都不愿就此自毁长城。

  宋淇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20世纪70年代,张爱玲在台湾的名气居高不下。1974年,胡兰成到台湾文化学院任教,两年后在台湾再版《今生今世》,不仅在文中大谈张爱玲,连书的扉页上都拿张爱玲做广告,“较劲道,比本领,他彻底被击败了。但是,他赢得了一代佳人的垂青……”

  一个叫唐文标的人,还收集到了所有上海沦陷时期有关张爱玲的出版资料,出版了一册383页厚的《张爱玲资料大全集》。

  从那时开始,人们似乎在乎张爱玲本身,更甚于在乎她的书了,研究张爱玲的人越来越多。但彼时的社会宽容度并未有太大改变。此时若推出一部高度自传性质的小说,宋淇担心会引起轩然大波,再加上胡兰成的推波助澜,怕张爱玲连最后一块中文市场都丢了。

  长期独自生活,自觉不熟悉政治,内心也忧虑引起风波的张爱玲听取了宋淇的意见,开始着手修改,这一改就是20年,直到1993、1994年,她仍与宋淇通信,讨论这本书的修改。

  而《小团圆》不能发表,对张爱玲打击很大,她几乎放弃了小说的写作。进入90年代,她的精神每况愈下,总感觉自己随时会死去。于是1992年3月12日,她在给宋淇的信中,附上了遗嘱正本,“所有遗产赠给宋淇与邝文美夫妇;遗体立即火化,骨灰撒在任何无人居住的地方。”随后在附随的信上张爱玲还提及“《小团圆》小说要销毁”。

  3年后,张爱玲在美国洛杉矶孤独去世。她的遗物是40个装满文稿、书信、证件与生活用品的箱子。这些遗物飘洋过海,到达她指定的继承人——香港的宋淇夫妇手中。

  宋淇在次年也匆匆离世,据儿子宋以朗的叙述,邝文美迟迟没决定《小团圆》的去向,患得患失,只把手稿搁在一旁。到了2007年,邝文美也去世了,并未对《小团圆》有交代。

宋以朗,“不相关”的出版人

  宋以朗真正是个事外之人,他至今没认真看过张爱玲的作品,对张爱玲并不“感冒”——不过是他父母的一个老朋友而已。

  他留美30年,念到统计学博士,是个标准的理科生。曾任全球第二大统计公司KMR的顾问,目前供职于一家媒体调查公司任分析员。之前他在美国的生活,像个牛仔一样到处漂泊,至今单身。因为母亲邝文美病重,2003年底他返港照顾母亲。直到母亲去世,他成了张爱玲遗产继承行使人,他才逐渐进入张爱玲的世界,开始关注那些遗物,此前对他来说那不过是些破箱子。

  在整理张的遗物过程中,他不断发现大量被忽略的文稿。2008年底,他偶然发现长篇散文《重返边城》的中文版手稿,署名“张爱玲”。这在近年已少有遗作发现的“张学”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此前,人们一直以为《重返边城》只有英文版。随后他又发现了从未发表过的英文小说《易经》和《坠塔》。到底那些遗物中还隐藏着多少文稿,恐怕只有他自己才清楚。

  今年1月,内地著名研究张爱玲的学者陈子善跟宋以朗见过一次面,两人在闲聊中,宋以朗把她母亲当年整理的、几段张爱玲说的话给陈子善看,很是精彩,陈子善当时随口说了一句:“这个材料很好,你整理出来是不是想公开发表啊?”宋以朗回答:“现在这个东西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有更重要的东西要发表。”陈子善很敏感,马上追问:是不是《小团圆》?宋以朗笑而不答,表示,“现在还不是说的时候。我现在能说的就是,我做出这个决定也不是很容易的一个决定。”

  陈子善后来告诉记者,研究多年,他一直以为手稿不见了。而大陆文化学者止庵也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和文章中呼吁,《小团圆》应该出版。

  宋以朗接手张爱玲遗产后,大部分人都建议他不要销毁。

  于是,他开始阅读上一代人在40年内的通信,他们写了超过600封信,长达40万字。在其中,他找到了《小团圆》的来龙去脉,同时他还发现,虽然1992年在遗嘱附信中表示要销毁,但之后,张爱玲还与皇冠两位编辑就出版问题又有讨论。

  皇冠出版社1993年出版了张爱玲的系列文集。一直出到第14本,每一本书上都有《小团圆》的预告。到第15本时,恰逢张爱玲去世,预告就去掉了。

  宋以朗决定冒险出版《小团圆》,他把根据写在了前言中,“当年若非宋淇把关,指出胡兰成与台湾政治情况的问题,《小团圆》早已在1976年发表了。既然这些问题在今天已不再存在,我便决定直接发表当时的原稿,不作任何删改。”

  《小团圆》由此与公众见面,迟到了33年,阴差阳错,令人唏嘘。

迟来的《小团圆》震荡

  今年2月23日,台湾香港陆续出版了《小团圆》,内地版虽然4月8日发售,但许多人已通过各种渠道看到了港版,这本书引起两岸三地的震动,宋以朗迅速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小说果然被大量的张迷对号入座,天涯社区八卦江湖里,一直有张迷发贴“雷叹”《小团圆》之八卦,其中关于张爱玲家中同性恋、乱伦恋等种种事情让人大跌眼镜,直呼这本书把张爱玲写得太直白,破坏了张爱玲多年来如女神一般的形象。

  因张爱玲曾表示销毁此书的意图,宋以朗被打上了“背叛”之名。

  声讨派中的代表人物、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张小虹,公开倡议大家拒买、拒读、拒评《小团圆》,聊表对张爱玲写作生涯最基本的敬意。

  然而,更多的张学研究者表示了对宋以朗此举的击节赞赏。陈子善的态度比宋以朗更加坚决,哪怕这真的是遗嘱,他认为也应该发表。

  既往的张爱玲研究都是基于一些少得可怜的公开文献,资料最详尽的竟然是胡兰成的《今生今世》。无怪乎,张爱玲这么着急出版《小团圆》。

  止庵是内地版的校订顾问,他最早看到《小团圆》,看罢第一感觉就是——做张学研究的一些人要比较为难了。

  《小团圆》有个特点,以女主角九莉的心理活动为主,对小说中大量出现的其他人物,只采取外观的活动记录。也就是说,这是一部记述大量张爱玲内心活动的小说,从中能看出她对这些人物的好恶。

  这就给“张学”研究者们带来一个难题,对于过去多年既有的文献资料,是信还是不信呢?而回头看《小团圆》,也不能完全当作张爱玲的自传来看。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两边无法求证的状态。

(《中国新闻周刊》4.13 孙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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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4 11:39:24 | 显示全部楼层


《南方》长平:记住蒋经国VS台湾YST网友:糊涂的蒋经国[转帖]


  

《南方周末》:记住蒋经国
  方舟评论

  特约评论员长平

  4月13日是蒋经国百岁诞辰,台湾社会高调纪念。作为大陆人,不仅要看到这与马英九当局寻求历史资源、突破现实困境的意图有关,还要了解台湾民众对蒋经国情真意切的怀想,更应检索蒋经国留下的历史遗产,为中国的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想象空间。

  回想三十年前,蒋经国的名字紧随蒋介石之后,在大陆社会是“独夫民贼”的代名词。时至上世纪80年代,从流行音乐开始的文化欣赏,由老兵回乡看到的物质落差,让大陆人对台湾及其领导人的印象有所转变。经历了一个模糊期之后,大陆民众开始了解蒋经国的亲民作风,知识分子则认真对待他在台湾推行的经济政策和政治改革。到了今天,我们能够在台湾人的怀念声中,去回顾那一段曾经被遮掩的时光,把蒋经国对台湾的贡献当作共有的历史镜鉴。此番知人论事的经历,也体现了不可逆转的世道人心。

  蒋经国一生政绩之中,如今最容易被大陆人说起的是,他在民间呼声的压力之下,又顶住官僚体制内的反压力,打开了老兵回乡探亲的大门,为两岸的政治和解铺垫了一块重要的基石。这固然发自于他“遥念故乡,深感流亡之苦”的游子情怀,但我们更应该赞赏的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胸襟见识。就个人际遇而言,一方面他对故土的思念难舍难弃,另一方面他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也很清醒地意识到:“我已经是一个台湾人。”他的政治身份更是一位台湾的领导人,将基本的权利与自由还给台湾民众,是他的政治职责。

  在大陆最无可争议的是,蒋经国执政台湾期间,于困顿的政治境遇之中,苦练内功,力振经济,让台湾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从1972年到1988年,台湾人均所得从486美元攀升到5917美元。他的“十大建设”虽然有计划经济的痕迹,也受到破坏环境的诟病,但是由于搞活了民间社会,注重产业结构的调整,以电子科技作为导向,更刻意消弭贫富差异,钟情乡村建设,当台湾跻身“亚洲四小龙”而光彩熠熠时,全世界更多地对它投以赞美的目光。

  我们更不应该回避的是,历史将会无可争议地记载,蒋经国一生最大的功绩,是他超越个人、家族和党派的私利,解除了戒严令,开放了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带领台湾结束了专制政治,推开了自由民主的大门。尽管他一生尽享独裁专制的盛宴,也依靠特务军警维持着并非民选的政权,但是他并没有以此作为荣耀,到晚年还隐隐感到了耻辱。他明智地告诫身边的人:“权柄,很容易去用它。难的是,什么时候不去用它。”1986年9月民进党成立时,他的幕僚之中很多人沿袭专制的思维,要求进行镇压和逮捕,但是他予以回绝,留下了“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的警语。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他利用权柄维护了民众反对的权利和自由。

  蒋经国辞世之后,台湾经济和政治并非一帆风顺,甚至崎岖坎坷,乌云弥漫,但是这丝毫无损于他的政治功绩。即便现实再糟糕一点,他对于民生和民权的认可和维护,也永远值得历史深刻铭记。何况,他的做法已经推动而且必将继续推动台湾社会的发展。

  我们也留意到,在自由多元的社会空气中,蒋经国百岁诞辰纪念无论怎样高调和隆重,台湾人也没有将他神话的可能。台湾社会几十年来的反抗运动,无论是普通老兵的街头抗议,还是政治精英的舍身坐牢,正是他们的不懈抗争,促进了蒋经国的觉悟和反思,逼迫他作出了正确的选择。正是他们的智慧和勇气,铸就了蒋经国的历史丰碑。蒋经国所做的事情,不过是少滥用权力,多顺应民心。


  台湾YST的文章

  对解放统一后治理台湾的一些看法

  台湾问题牵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台湾一天不能和中国统一,中国崛起就一天不能成为事实。

  台湾不能和中国统一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答案是行强的干预。

  换句话说,台湾问题回到政治斗争的基本面,那就是以军事为主的实力斗争。如果中国强大,台湾问题是一个内政问题;如果中国不够强大,台湾问题就是一个国际问题。

  所以台湾问题就是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我们得到两个结论:一是中国尚未崛起,二是中国还不够强大。

  台湾问题从蒋介石时代的反攻大陆(主动的一个中国),到蒋经国时代的自我隔离(不谈判、不来往、不妥协,被动的一个中国),到李登辉时代的明统暗独,到今天陈水扁时代的明独,这一系行的演变是非常自然的。

  怎么说呢?虽然这些领导人的政治目的不同,但是他们主要的手段不变,那就是无论谁当政都寻求国际势力的介入,这是一个必要条件。

  至于台湾政治方向的转变一部分固然是因为福佬人当家,但是主要还是国际环境的改变。前者我们不能忽视当年三十万滞台倭人繁衍的余孽所制造的影响,后者我们不能忽视大陆崛起对台湾造成的压力。

  台湾既无天然资源,人口素质也不怎么样,福佬的民性尤其差,甚至可以说是一群无可救药的刁民。无论福佬如何逞口舌之利,大家看到福佬人二十年当家作主完全是在吃外省人精心建设留下来的老本,福佬本身毫无新的建树,一件也没有。

  李登辉执政的十二年至少前一半还有外省人把关,不至于太离谱,后一半李登辉的自主性一高就不行了,最后四年台湾江河日下,败相已露。陈水扁执政的8年则完全是胡闹,福佬的劣根性展露无遗,本土政权被证明是个笑话。

  有趣的是,福佬人,以自认为智慧其实傻里瓜机的施明德为代表(另一个是林义雄),还在拼命地维护毫无希望的本土政权。「红衫军」的政治意图倒扁是假,维护本土政权是真,一开端就被Xuser与我看穿,我们对此都作出评论发表在【第三次浪潮】与【天下】。

  今天外省人三十多年的辛苦经营为台湾打下的基业已经被福佬人败光,最后的主要油水在二次金改以后也被搜刮,台湾已成一个空架子没有什么谈判的本钱,卖不了什么好价钱。统一对绝大多数的台湾人带来的后果是快捷地被淘汰。这给能力不够又想当家作主的独派人士造成时不我予的压迫感。他们一方面搞独立,一方面加紧捞钱,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各位一定会问,为什么一个空架子的台湾还会有政客抢破头?

  傻瓜,看看任何落后地区就知道,台湾将来无论沦为多么贫穷,在上位的总是有油水可捞可以活得很滋润。福佬政客非常清楚他们的权力来自福佬占绝对多数(70%)而不是本身的能力,所以本土政权是绝不能放弃的。福佬政客最大的敌人是中共,因为中共一来本土政权的基础就没有了。

  说实话,台湾人民寻求统一最大的动力是民族认同,地缘倒在其次。而民族认同在外省人身上多,在福佬人身上少。这就是为什么福佬人如火如荼地进行「去中国化」而且疯狂地把外省人扣上卖台的帽子。福佬人根本不想和中共进行任何谈判。

  福佬人根本不想和中共谈判,这一观点倒是跟蒋经国有点相似。但是我比较能够原谅蒋经国,因为蒋经国时代的前期中国大陆正在进行疯狂的十年动乱,两岸实在没有谈判的基础。到了蒋经国后期大陆走向改革开放,中美建交,这个时候蒋经国已经太老了,不但丧失了雄心壮志,也变得糊涂。

  不过无论如何,蒋经国必须肩负未能在去世前与大陆展开统一谈判的责任。我个人的看法是蒋经国缺乏远见,他也许对建设台湾的成就过份自满,对大陆的改革开放没有信心,尤其对中国的崛起缺乏认识。特别是「美丽岛事件」发生,我们看得很清楚台独势力在台湾迅速燃烧而蒋经国对台独势力采取姑息政策,蒋经国已经太老而糊涂了。和平统一的机会是蒋经国主动放弃的。

  蒋经国的糊涂是因为他看不清自己在历史上的位置,建设台湾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算不上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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