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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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为二战海外阵亡军人招魂 [转帖]

　　近来，《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在调查海外中国军人墓地现状时，发现在东南亚一些国家至今仍建有不少二战阵亡日本军人的墓地、慰灵塔和慰灵碑，而且都维护良好。一些当地华人表示，对此现象感觉很不是滋味。

　　雇佣当地人精心伺候墓地

　　侨居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华人陈常

　　一向记者介绍说，位于该国首都莫尔斯比港就有一处三四个足球场大小的日军墓地，墓地石材的选取很讲究，大多是从远处运过来的花岗岩。但墓碑上文字却很低调，一般都刻着“我殁日本人之墓”。

　　每年春秋两季，这些墓地都会迎来许多前来拜祭的日本人。然而，今年4月5日见到的一件事情却让陈常一颇感困惑：“在莫尔斯比港有很多巴布人很卖力地打扫日本人的墓地，难道他们真的忘记了日本侵略军给他们造成的苦难？”后来经了解，这些当地人是受日本社团雇佣的“守灵工”。

　　“摇一次铃就镇了一次魂”

　　与南洋孤岛“低调”的日军墓地相比，缅甸北部的密支那日本军人纪念地则非常“张扬”。

　　一位叫罗皆的老人告诉记者，该城有一处日本阵亡军人陵园，墓地非常豪华：大理石质墓碑，高大的慰灵塔，成排的供桌比比皆是。从高处俯瞰日军陵园非常壮观，巨大的金色佛塔周围环绕着各种慰灵塔、镇魂牌、悼魂碑。除为阵亡的士兵树碑立传外，甚至连死亡的拖炮车的战马也被歌功颂德。然而，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墓地却因为各种原因遭到损毁。

　　据报道，在密支那街头，警察指挥交通所用的警铃都是日本人送的，每只警铃上都铸有60多年前在缅甸被歼的日军部队番号和“镇魂”、“慰灵”等字样，每次交警一摇铃，就为那些“死难者”镇了一次魂……

　　借“赔偿外交”大修坟墓

　　其实，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都零星地散落着日本二战军人墓地。自上世纪六十年代，日本就开始建设这些海外墓地。日本东北大学的佐藤俊彦告诉记者，日本政府在开展“赔偿外交”弥补侵略行为给亚洲造成的灾难的同时，也采取了包括修建海外阵亡者墓地等一系列举措，目的是改善日本的国家形象。

　　据日本媒体披露，由数百万阵亡军人家属组成的“遗族会”等社团每年都会派人赴东南亚各国组织各种祭祀活动，并出资修缮阵亡军人陵园。

　　　　(《国际先驱导报》4.9　于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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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造故事领福利　美军冒牌战俘多 [转帖]

　　美国国防部说，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生还的战俘仅有21名。而据****事务部向记者提供的数据却有286人，他们正从该部门领取伤残金。越南战争的战俘数目也有类似出入。
　　跻身战俘之列并不会直接增加****每月的伤残金。然而，是否炮制一些受折磨和一贫如洗的故事，可以决定一名****会得到伤残金，还是两手
空空。有一名海湾战争的****虽从未被俘，却编造了被殴打和惩罚的故事。4名越南战争的退伍女军人声称在作为战俘期间受伤致残，然而越战根本没有女性战俘的相关记录。

　　问题根源在于，这两个政府部门各自为政、互不联系：国防部确定战俘的身份并在网上公布名单；****事务部负责发放救济金，但显然不会核对国防部所有的名单，来核实申请者的说法。结果就是：受益人的总数大于官方承认的战俘数目。据一家私人调查机构“战俘网”组织说，已经找出2000名冒充战俘的人。

　　这些人说谎是有原因的。对于一名已经结婚、至少有一名未成年子女的****而言，100%伤残意味着每年可享受3．5万美元以上的免税福利，他和他的家人还可以获得伤残金，完全享受医疗保险和教育福利。

(《参考消息》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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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张灵甫七十四师覆灭的真正原因[转帖]

　　
　　本文为《党史博采》杂志荐稿

　　　　历史上真实的张灵甫将军

　　1947年3月，蒋介石集中兵力对陕北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企图先占领陕北和山东，再占领华北和东北，进而占领全中国。在山东战场，集重兵40余万，由顾祝同坐阵徐州指挥，分别由汤恩伯、王敬久、欧震组成3个机动兵团，沿临沂至泰安一线，齐头北进，企图一举歼灭华东野战军主力于沂蒙山区。为粉碎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陈毅、粟裕精心布阵，开始与之斗智斗勇。当时，进攻山东解放区的国民党军各部相当集中，为避免在进攻中被分割歼灭，采取了“密集靠拢，加强维系，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方针。

　　

　　红日里的张灵甫戎装扮像

　　为了调动国民党军队，迫使其分开，以便在运动战中将其各个击破，在1947年4月初到5月初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粟裕先后制定了5次调动国军的计划，指挥部队时南时北，忽东忽西，诱使其往返行军里程达1000公里以上，极大地消耗、迷惑了国民党军，终于导致第一兵团汤恩伯判断失误，认为陈毅、粟裕在他们强大军队的连续挤压下，已变得惊慌失措，不敢应战。于是，命令所辖各部发动全线进攻，以74师为主要突击力量，由淮阴出涟水，进入鲁南之临沂，担任开路先锋，向蒙阴进攻。为保证74师行动安全，汤恩伯还把黄百韬整编第25师、李天霞整编第 83师置其左右，翼护其行。74师很快就占领了郯城、新泰、蒙阴，于5月11日从垛庄占领黄鹿寨、三角山、杨家寨、孟良崮，前锋直指华东野战军指挥部所在地坦埠。由于国民党军队拟对华东野战军实施中央突破，担当中路主攻的74师态势势必稍形突出，这样就将原来在一条线上齐头并进的整编第2 5师、整编第83师稍微落在了后面，为华野围歼74师造成了有利战机，但在战役发起前此两翼部队距74师皆不到10公里。

　　粟裕通过对收集到的各种情报进行综合分析，根据战局发展，决定以中央反突破对付国军的中央突破，采取正面反击、两翼楔入、断其退路和阻击各路援军的战法，将74师从国军重兵集团中割裂出来予以围歼。战机难得，稍纵即逝。决定围歼74师是陈、粟在很短时间内定下的决心，5月11日晚摸清74师动向，5月12日中午正式下达了围歼74师的作战命令。

　　华东野战军以第1、第8纵队楔入整编74师的左右邻结合部位，迂回穿插，抢占芦山，以第6纵队赶至垛庄封闭合围口，断其退路以第4、第9纵队实施正面突击，而以第2、第7、第3、第10纵队分别阻击、箝制莱芜第5军、新泰整编第11师、河阳第7军和整编第48师。此时，第74师师长张灵甫很快明白了粟裕要围歼自己的计划。

　　不过，当时解放军对其虽已有合围之势，但张灵甫凭其74师32000人的兵力及该师丰富的作战经验，只要向左或右方转进，便可与国民党军83师或25师靠近会合，因该师与这两个师都只相距不到10公里。一旦与其中一支会合，张灵甫的危险便会解除，粟裕指挥的解放军便不会那么容易能围歼74师了。更何况，国民党军40余万兵力大都在周边lOO多公里范围内，随时都会开过来。

　　因此，在发现粟裕部队对其有合围之动向后，张灵甫不但没有迅速撤离，面对险情，他反而作出了“将计就计”的决策，将部队拉上了就近的孟良崮，主动让解放军来包围自己。张灵甫幻想让74师做一个“钓饵”，在解放军10多万大军围住他的同时，周边的40多万国民党军则从外面又反包围解放军。

　　张灵甫相信，周边几十万国民党军，近则只有不到10公里，远也不过100多公里，他们开到这孟良崮，最多不过是一两天的时间。而凭74师的强大军事实力与孟良崮的险要山势，在此坚守一两天不成问题。他认为，只要四面的国民党军一围过来，他的74师不但能解围，更能实现“中心开花”的效果，使国民党军创造出在孟良崮围歼陈毅、粟裕的华东解放军的大捷奇迹。

　　可见，张之主动被围，目的在于牵制粟裕主力，使外围黄百韬、李天霞等部40余万军队对解放军形成更大的反包围。因为从距离上来看，两天之内，其援军完全可以到达孟良崮。

　　张灵甫将部队一拉上孟良崮，这场战役的性质及其意义就发生了重大变化。蒋介石立刻明白了张灵甫“中心开花”的用意，看清了这是个同陈毅、粟裕统率的华东解放军决战的绝好时机，他高兴地说“抓住山东共军主力，实为难得之良机，务必奏奇功于一役。”于是，他一方面命令张灵甫坚守阵地，吸引解放军主力，另一方面严令孟良崮周围的10个整编师，特别是李天霞、黄伯韬的部队尽力支援整编74师，以期内外夹击，聚歼华东解放军于孟良崮地区。

　　从上可见，华东野战军在陈、粟精心指挥下，高度机动，与国民党军“耍龙灯”式周旋，终于创造出包围74师的有利战机。

　　尽管担当中路主攻的 74师态势稍形突出，以至于给华东野战军包围创造了一个机会，但张灵甫在发现粟裕的意图之后，完全可以并且有时间向国民党军25师或83师靠拢而跳出重围，可他却不退反进，主动被围，则是为了打个“中心开花”的大歼灭战，实现围歼华东野战军的目的。

　　久经战阵的张灵甫或许自大，但决不至于犯下孤军深入的大错。后来粟裕就曾明确指出“张灵甫乃百战名将，怎么能犯那样低级的错误?张的所谓孤军深入，实为深谋远虑的诱攻之策。”“战机不是自然地出现的，而是通过我军的指挥得当，广泛机动，诱使敌人因应而动创造出来的。”

　　作为当时指挥歼灭74师的主帅，这话说得最明白不过了。在后来的若干文章中，把华东野战军捕捉孟良崮战机，说成是整编第74师孤军冒进、送上门来的。这种说法是不符合战场实际的，既没有反映华东野战军将领的预见和战役决策，也没有反映国民党军的动向和“中心开花”作战意图。上述说法，可能是由于不了解创造和捕捉战机过程的缘故，是从解放军通常采用的传统战法出发来臆想战场情况，这未免是削足适履，而且也把张灵甫想得过于愚蠢。

　　攻坚战，阻击战，沂蒙战场无处不在 血战解放军，王牌军，孟良崮上未见蒋家援军

　　陈毅、粟裕原想在运动中歼灭74师，却没料到张灵甫主动受围，还上了孟良崮，坚守待援。危险与战机同时产生。摆在华东野战军面前便一下子只有两种结局了：不是赶紧消灭74师，就是被74师粘住，反遭周边围过来的40多万国军的重创。战况到了这个阶段已很显然，粟裕的华野10余万人虽然围住了张灵甫的74师3万余人，但是自己又被40余万国民党军战略包围。如果攻坚不下，国民党军“中心开花”图谋得逞，后果将不堪设想!这种严峻战势说明，歼灭 74师，绝非易事。要取得战役的胜利，既取决于围歼74师能否迅速解决战斗，又取决于阻援部队能否挡住援军。这就要求，解放军必须在国民党援军到达之前，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歼灭74师。

　　战斗于5月13日打响，经过14日、15日两天的生死激战，解放军虽攻下了孟良崮主峰一旁的一些山头，但张灵甫的主力尚在主峰顽守，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孟良崮上已躺下了数以万计血肉模糊的尸体。而攻山的解放军各纵队的伤亡也相当大，并且弹药补充都出现了困难。加以周边国民党军队向孟良崮进发的情况，也令我军军心很有些紧张。因此，华东野战军总部与下属纵队一些指挥员提出：久攻不下，又是如此境况，是否忍痛从孟良崮撤退，以保大军不落入包围圈。亲临前线指挥所进行指挥的粟裕，自然透彻明白当前战势的严峻：获胜与战败这两种可能，都已接近了胜负概率的临界线，此时，惟一能让战局偏向胜利或失败的因素，就是对战双方的军心了，而其中最重要的却又是指挥官们的决战信心与指挥效率。

　　在这一关键时刻，粟裕果断下令：任何人不得言撤退!陈毅也宣布了追究失职者责任的“撤职、查办、杀头”的三大战场纪律。并严令各纵队务必不顾一切牺牲，限在24小时内攻上孟良崮，歼灭74 师各纵队伤亡多少人，战役结束后，保证给予补足建制；同时，打破解放军为躲藏国民党军飞机、坦克历来只在夜里打大仗的传统，16日白天也继续进攻。

　　诚然，74师上山不得地利，孟良崮通体花岗岩，根本无法修造工事，守山士兵都暴露在解放军射界不说，这满山的怪石亦成了攻山者绝好的掩体，使得守山方没有开阔的射界，这是历来守战之大忌。兼之张灵甫的74师，赖以称霸的美式枪械多为水冷式，可孟良崮上多石无水，其火力优势发挥不了。至于那些汽车、重炮、坦克，都带不上山，就更是一堆陈列品。

　　因此，所谓孟良崮险，对于74师来说，并不是像有人说的什么“易守难攻”，而是“易攻难守”。但张灵甫如果想实现“中心开花”，就必须上山，必须主动让其32000人马受解放军围攻，因为他那战术的整个核心要求，就是寄希望于周围40多万国民党军队能够在两天之内围攻过来，这样，不仅能使他的74师轻易解围，更能使国民党军获得一次消灭华东野战军的大捷。因为，按常理推断，近不到10公里，远也就100公里的各路国民党军队，一两天内完全能够到达。因此，张灵甫此役的成功与否，不在于74师上山，主要在于那40多万国民党军两天内会不会开过来。一旦用于反包围的国民党援军不到位，张灵甫本人及其战术便只有死路一条。

　　然而，直到16日下午74师被消灭之时，除了国民党83师师长李天霞在蒋介石严令威迫下，派该师中战斗力最弱的57团象征性地“来援救” 外，整个孟良崮就再没有其他国民党军队的影子了。张灵甫按常理推断，只要他坚守一两天，周边国民党军是无论如何都能开进来的，他也的确死守了近三天。然而，就是他守到第三天时，国民党整编第5军被牵制于莱芜；整编11师被阻蒙阴西北；整编65师、整编25师被阻击于曹庄、蛤蟆崮、界牌；第7军、整编第 48师被拒于留田、鼻子山。就是近在不到10公里的83师与25师都没有赶到，从而使解放军不仅有时间攻上孟良崮，全歼74师主力，而且还有时间在已撤出战场后，因清点被歼的敌人人数不够32000人(74师兵员数)，又重返战场，再抓获躲藏的散兵7000余人，然后，解放军才浩浩荡荡从容撤走。

　　综上可以看出，尽管74师上山不占地利，但是面对10余万大军的围攻，还是坚持了近三天。因为按张灵甫原来的设想，只要74师能坚持两天，援军就能到达，“中心开花”的目的就能实现。而74师上山坚持两天的目标完全已经达到。由此可见，张灵甫是否上山关系不到国共双方这场战役的成败，是国民党援军两天多没有开过来，导致74师覆灭，导致张灵甫及其战术的失败。所以，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74师的覆亡，非因74师上山，也非74师不能战。

　　把 74师失败的责任一股脑地推到了死去的张灵甫身上，这是74师覆灭后，顾祝同、汤恩伯等为推卸责任在国民党军事检讨会上的做法。

　　援军矛盾重重，作战互不协调，救援无力 人民参战支前，军民顽强奋战，共谱凯歌

　　只要国民党援军能够两天内开到孟良崮，74师就不会亡。很少有人提出异议。那么为什么增援不力?是哪些因素导致援军不能到位呢?

　　关于这个问题，时任国民党国防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汝瑰在日记中写道：“余以纯军事立场觉得此次失败十分怪异。盖74师左右翼友军均相距五六公里之遥，何以竟三日之久不能增援?”“各部队如此不协调，战斗力如此之差，除失败而外，当无二路。”在这里，郭汝瑰看到的也只是国民党援军自身的原因。

　　国民党军队自身的确存在着一些问题，将领之间矛盾重重，作战互不协调，军官们大都把自己所辖的部队看成是升官发财的资本，各部队很难做到休戚相关、同舟共济。83师师长李天霞见张灵甫被围于孟良崮却暗自高兴，不但不救，反而率83师后撤。在蒋、汤的严厉命令下，才派一个连冒充旅部番号，进入沂水西岸佯装支援。后来在蒋介石的严令威迫下，才派出距离74师最近的57团增援，但又亲自打电话暗示该团团长，一旦情况紧急就马上后撤。黄百韬开始对救援74师也不甚热心，经蒋、汤再三催促，才派出部队支援，尽管后来25师不遗余力地执行蒋的命令，尽力支援74师，但那时解放军已完全控制了战略要地天马岭，25师援军被阻，寸步难行。由于多数国民党军官以保存势力为重，各打各的算盘，尽管蒋、汤一再严令增援，各路援军却不能及时赶到孟良崮救援。

　　国民党援军不能及时增援74师绝不单纯是国民党自身一方面的原因。国民党援军开不过来的另一重要的原因应该从解放军、从解放区人民对此次战役的全力支援方面来找。

　　与国民党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解放军方面上下一致，万众一心。各参战部队紧密配合、精诚团结。当时4个纵队打援，各阻援部队为堵住国民党军队的增援，不惜一切代价，顽强抗击，浴血奋战，凭借既设的野战工事，打退国民党军队一次又一次冲锋，在74师未被歼灭前，没有让援军靠近孟良崮一步，为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孟良崮战役的胜利是攻坚部队和阻援部队密切配合的结果。正如陈毅在孟良崮战役总结会上所说“伟大的歼灭战，离不开主攻和阻击，这往往是歼灭战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千千万万解放区人民的无私支援在这其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首先，解放区人民人力、物质的有力支援，使解放军把绝大部分兵员放在作战第一线，既保证了完成阻击各路援军的任务，又使得解放军集中全力在不到三天就歼灭了74师。

　　当时解放军包括阻援部队在内的9个纵队弹药、给养，主要依靠解放区百姓的支援。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口号下，解放区人民开展了空前规模的支前运动，他们以惊人的毅力，保证了数十万大军的物资供应。数以万计的大车、小车、担子和担架队川流不息地奢向前线，送物资、救伤员。诸城、滨海、蒙山、沂中、胶南、吴桥等地组织了千百支运粮队、担架队。运粮队的独轮车每车装粮均在200斤以上。人民群众自备干粮，再饿也不动军粮、自备蓑衣、席子，以备遇雨护粮。不论风雨阴晴，不怕敌机扫射，各地运粮队几乎没有完不成任务的。担架队和护理队则出入战场，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在此战役中，有7.6万随军民工，15.4万二线民工，69万临时民工参加支前。人民的支援巩固和加强了解放军在战役中的优势地位，对阻挡国民党各路援军及对整个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正如陈毅所说“战争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事实证明，像这样规模巨大、人马众多的战役，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无私援助，要取得战役的彻底胜利是不可能的。

　　其次，除从人力、物资上大力支援外，人民群众还坚壁清野，开展游击战，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地方武装在国民党援军所到之处，庄庄放枪，处处埋雷，使国民党军队无落脚之地。人民群众在国民党援军进攻时，空室清野，疏散资财，埋藏粮食，并严密封锁消息，使国民党军队无法得到粮食和情报。战役开始后，鲁中、鲁南、滨海地方武装和游击队，积极配合主力部队阻击援军。鲁中地方武装训练了1000多名爆破能手，组织了60多个爆炸破袭队，带着大批地雷分别在蒙阴、沂水、大汶口、新泰、青州等地配合主力作战鲁南地方武装则向临滋公路出击，并斩断了临郯公路，不仅将鲁中前线国民党军队的大补给线切断两条，而且钳制国民党25师1个旅，64师两个旅，20师1个旅，共4个旅不能增援孟良崮。

　　可见，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要想阻挡住国民党各路援军的进攻，取得这场战役的完全胜利，是难以想象的。

　　张灵甫在孟良崮将计就计而布下的“中心开花”战术，并非毫无根据。所以不能实现，是因为他看到的只是战局对自己有利的一面。张灵甫久经战阵，一向过于自信，认为74师是战无不胜的“精锐部队”，又处于居三岛临下的有利地形，各路援军又比较靠近。但他却忽视了国民党军队自身存在着的一些问题，忘记了军队内部矛盾重重，不能协调作战的通病，更没有看到****的将领们运筹帷幄、解放军战士顽强奋战及其解放区广大人民群众对****军队的无私支援。

　　由此看来，74师的覆灭应该从该师被围和被歼两个方面考察。74师先是被围，继而被歼。被围是华东野战军将领陈、粟运筹帷幄，精心指挥，创造并及时捕捉了战机。但张灵甫在发现粟裕围歼自己的意图之后，完全可以并且有时间向周围国民党军靠拢而跳出重围，可他却不及时突围，反而主动被围，则是幻想打个“中心开花”的大歼灭战，实现国民党军围歼华东野战军的目的。74师被歼，不是因张把军队拉上了山。74师的确在山上坚持了三天，达到了坚守两天的目标，只是由于援军没有在三天之内到位。而国民党军队不到位的主要原因除了自身的某些因素外，还因为解放军阻援部队的顽强奋战和解放区人民的人力、物质、军事上的大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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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孤岛残梦[转帖]

　　
　　作者：李永铭 范小方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蒋介石退居台湾后考虑的最主要问题，是怕****解放台湾。为了继续领导残兵败将与中共抗争，蒋介石早在华南和西南解放前，就打算“复职”，并迫使李宗仁引退。1949年10月10日蒋介石在台北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提出“反共抗俄国策”，宣称“公理正义一定胜利”。鉴于这种情况，12月5日，李宗仁以“代总统”身份偕夫人郭德洁，并带上长子李幼邻、次子李志圣和随员李汉魂等人，自香港飞往美国“就医”，从此和蒋氏政权断绝了一切关系。

　　李宗仁走后，蒋介石便“完全实际上复职”。1949年12月24日，蒋知西南的顽抗已毫无希望，情绪极为低落。在受到巨大的挫折后，蒋介石开始反思过去并且研究国民党的改造问题。他在日记中写道：“从前种种，譬如昨**；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过去一年间，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已彻底失败而绝望矣。如余仍能持志养气，贯彻到底，则应彻悟新事业、新历史，皆从今日开始。”

　　蒋介石在台北选定草山士林的别墅作为住宅，并且在草山挂起了青天白日的“国旗”，但此时他的心境是十分凄楚的。他在63岁生日时写道：“本日为余63岁初度生日，过去之一年，实为平生所唯有的最黑暗、最悲惨之一年，惟自问一片虔诚，对上帝、对国家、对人民之热情赤诚，始终如一，有加无已，自信必能护卫上帝教令，完成其所赋予之使命耳。”

　　1950年元旦，蒋介石并没有在台北欢度新年。此时他与蒋经国隐居在台湾中部日月潭的涵碧楼，寄情于山水之间，兴叹“英雄末路的悲怀”，寄希望1950年“时来运转，否极泰来”！

　　谁知1950年对蒋介石来说，仍是愁云密布，就在元旦这天，中国****庄重宣布：“绝对不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军斗争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为止。”蒋介石闻此心惊肉跳，长叹不已！

　　中共和中国人民的态度是蒋介石预料之中的，蒋家父子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和美国的关系上。在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从不肯把国民党军队的指挥权交给美国，为此他甚至与美国派给他的参谋长史迪威闹翻，最后硬逼着美国总统罗斯福把史迪威撤回国。可现在，蒋介石为了保住台湾，却一再声称愿意让出台湾国民党军队的指挥权。为了求得美国人的武力庇护，蒋介石已顾不得什么民族尊严了。元旦前夕，杜鲁门总统在白宫召开国家安全会议，就美国对台湾的态度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强烈主张派遣军事顾问驻台。代表美国鹰派的典型意见认为，台湾是艘不沉的航空母舰，是美国西太平洋的屏障，失去台湾，菲律宾、日本将受到威胁。国务卿艾奇逊却对此予以反驳，他说，即使美国介入，亦无济于事，美国的西太平洋防线，有没有台湾，无足轻重。杜鲁门总统作出最后的决定，支持了艾奇逊的见解。蒋介石对美国公开抛弃台湾的做法十分生气和恐慌，并竭力封锁这一消息。即使这样，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国民党军政要员携带家眷和财产竞相逃往海外。

　　最使蒋介石伤感的是曾威震全国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这个统治中国二十多年的官僚买办集团，到了台湾只剩下蒋氏一家了。宋子文没有在大陆坚持到最后，中共把他列为重要的战犯，他便感到前途不妙，1949年1月24日辞去了在广州的职务，带着他的妻子到巴黎“治病”。号称中国头号大财阀的孔祥熙，更是“目光长远”，早从1948年起就和宋蔼龄在纽约的自家别墅中过起了流亡生活，继续在美国经营他的银行业，几乎和台湾无任何的“瓜葛”。

　　陈果夫、陈立夫兄弟，虽然和蒋介石一起逃到台湾，但这时的陈果夫因肺病严重已退出政界。其弟陈立夫虽精力旺盛，但为防止其再度操纵党权，影响到蒋经国的接班，蒋介石送他5万美元的路费，让他到美国的新泽西州养鸡去了。行前，陈立夫向宋美龄辞行，宋美龄送给他一本《圣经》，并说：“你在政治上负有过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有本《圣经》，带到美国去念念，你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慰藉。”陈立夫的反应，颇出宋美龄的意料，他指着墙上挂的蒋介石的肖像，言语低沉地表示：“夫人，那活着的上帝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到耶稣的信任吗？”

　　此后，蒋家父子竭尽所能“力挽狂澜”，喊出的口号也只是“保卫大台湾”。为了领导“反共救国”之任，1950年3月1日，蒋介石正式宣布，他在台湾恢复“总统”职务。夫唱妇随，宋美龄迅速成立“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蒋经国辅佐父亲，军队、政工、特务一起抓，蒋纬国仍操留德所学的专业，任装甲旅长。真可谓全家总动员。为了维持蒋家小王朝偏安孤岛的局面，必须打肿脸充胖子，把“反攻大陆”的高调一路唱下去。蒋介石提出的口号是：“要以台湾成为反攻大陆的基地”，“一年准备，二年进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朝思暮想，念念不忘恢复对大陆的统治，夺回已经失去的权力。

　　但是，人们普遍认为，蒋介石开出的“五年光复大陆”计划，纯属个人的幻想。与蒋介石一起逃过来的人，对自己的前途都感到很渺茫，谈到出海作战，个个不寒而栗。因为人们对蒋介石的家底都很清楚：在经济上，要吃没吃，要穿没穿。败退前在大陆劫来的大量黄金美元，急时可做稳定金融之用，但经济上无根本的改善办法，早晚会“坐吃山空”。军事就更无法跟中共比了。江南先生写道：“陆续败退到台湾、海南、金门、舟山、大陈的国军，人数约有六十万之众，虚张声势有余，英雄拒敌不足。一个公开的秘密：败兵残卒，乌合之众，未经整补训练前，难挡强敌；很多单位，徒具虚名，官多于兵，或有官无兵，为普遍现象；官兵成分，五花八门，职业军人，混杂着受裹胁的农民；野战师团，零零星星，系临时由流亡学生、保安团队拼凑。由江西撤退到金门的十二兵团即是众例之一。这使我们联想到，刘备败走新野后的惨状。”故蒋介石空喊反攻大陆，无非是给这股残兵败将打气壮胆罢了！

　　蒋介石本人其实也非常清楚自己的家底，他开始反思过去并且对国民党进行了一些改造。蒋介石在人事制度上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启用陈诚担任“行政院长”。陈诚的发迹，除了他是蒋介石的心腹外，还有一点就是，他受到宋美龄的栽培。陈诚的妻子就是宋美龄的干女儿，并且他们的婚姻是蒋夫人亲自撮合的。陈诚主持台湾的内阁，他的台湾省主席一职由吴国桢来担任。蒋介石重用亲美派人物，其实就是向美国作出姿态。

　　1950年5月，海南、舟山诸岛相继解放，这使得蒋介石的心绪更加急躁。5月27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说：“台湾是进入战时了！”号召发扬“同舟共济”的精神。蒋介石为了防住最后的阵地，加紧在沿海修建碉堡防御工事，日以继夜，不眠不休。蒋经国主持的总政治部，发动各部队“纷纷歃血为盟，誓死效忠领袖”，甚至效法二战末期法西斯的“神风队”故伎，发动组织“反共敢死队”。蒋介石在此前秘密访问菲律宾，与菲国首脑讨论建立流亡政府事宜。

　　1950年6月25日早晨7时，蒋介石像往常一样，穿着睡衣坐在起居室里，一边翻阅报纸，一边享用早餐。这时，负责情报工作的蒋经国急匆匆地从门外闯进来，抖动着手中的两份材料，冲着蒋介石激动地说：“打起来了！打起来了！”蒋介石有些不满地略皱了一下眉头，拿起餐巾擦了擦嘴，问道：“经国，什么事情儿这么慌张？”

　　蒋经国把手中的材料递给父亲，说：“南、北朝鲜打起来了。”

　　朝鲜战争的爆发，无疑给处于死亡边缘的台湾国民党政权打了一针强心针，把它从病榻上挽救了回来。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称：鉴于****军队的占领台湾直接威胁到太平洋区域的安全，并威胁到在该区域履行合法而必要之活动的美国部队，因之，本人已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防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并且本人已请求台湾当局停止对大陆的一切海空活动。两天后，第七舰队抵达台湾海峡，开始游弋。此外，美国的许多军政要员开始频繁地“光顾”台湾，使往日门庭冷落的台湾政权又开始逐渐热闹起来。

　　对朝鲜战争，蒋介石也曾想出兵南朝鲜，助美国一臂之力。但是，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以蒋介石的出兵有可能招来中共在朝鲜或台湾的干预为由，拒绝了蒋介石的请求。此后，蒋介石连续四次向美方提出派遣第五十二军赴朝，均遭到美方的婉拒。尽管蒋介石出兵朝鲜的如意算盘没有实现，他所期盼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也未因朝鲜战争而爆发，但蒋介石在朝鲜战争中受益匪浅。从此以后，日暮途穷的蒋介石重新获得美国的保护，美台关系也从此由冷变热。随后，美国的军事物资源源不断地流入台湾。

　　为了给部下打气，蒋介石每年都利用新年、青年节、双十节发表三次文告，总要重申“今年是反攻大陆的决定年，明年是反攻胜利年”的滥调，却看不到任何的行动。其实，蒋介石的本意，仅限于利用这些岛屿“对大陆沿海渗透突击”，和“展开政治、心理、经济等攻势”。

　　自海南、舟山相继被解放军攻克后，大陈岛便成为台湾的屏障。为了加强该岛的防务，1950年6月，成立“大陈游击指挥所”，但内部番号众多，各自为政，并没有真正的统一指挥。直到1951年，“西北王”胡宗南化名秦东昌，派驻大陈，才开始纳入正轨。胡宗南到大陈，是处在明知不可为而为的情况下，自愿请缨，戴罪立功。蒋介石“准备配合国际局势间的演变”的美梦，自然也和他若干次的旧梦一样，为现实击得粉碎。胡宗南的命运也和他上司一样，穷途末路。

　　1954年5月6日，蒋介石乘“娥眉号”军舰亲自前往大陈岛视察，鼓舞士气。蒋介石刚离开大陈岛不久，解放军就一举占领鲠门、头门、田岙三岛。随后，解放军迅速在附近一江山岛的头门岛架设30余门远射程的巨炮，对蒋军造成严重的威胁。后来，解放军又出动米格15型战斗机10余架次，掩护轻重轰炸机13架次，向上下大陈岛港口设施与停泊炮艇，反复投弹轰炸。蒋军的空军因老式飞机的性能不如米格15，龟缩地面不敢迎战。与此同时，在渔山西南海面执行夜间巡航任务的太平舰，被解放军的鱼雷快艇击沉。太平舰被击沉，台湾的所谓海上优势的神话也破灭了。

　　蒋经国利用这次机会，指令“救国团”发起一项建舰复仇运动。他在第一次台北“救国团”的宣誓典礼会上说：“民国三十八年大陆的失败，大家只看到军队给人家打垮了，虽然这也是事实，但是要注意，除了军队，我们的青年也被中共解除了精神武装，青年组织也被瓦解。我们感到军队的整顿非常重要，这三年以来，我们集中全力在整顿军队上，但是我们领悟到民国三十八年失败的教训，更知道打倒中共，复兴国家，还需要组织青年，团结青年，给他们一种新的教育，灌输他们新的精神。”然而，“新的教育”并没有拉住台湾的青年。后来向国民党政权挑战的，正是一群青年。

　　尽管美国和台湾因朝鲜战争而“眉来眼去”，但双方的矛盾依然存在。美国出于其全球安全战略考虑，加之杜鲁门政府从未打消对蒋介石政权的反感，所以一面对台伸出援助之手，一面又不允许蒋军反攻大陆。按照杜鲁门的指示，游弋在台湾海峡的第七舰队除了负有“防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的使命外，还承担着使台湾“军事中立化”的任务。

　　由于有了美国武力的庇护，风雨摇曳的台湾局势初步稳定，国民党也有了安全感。于是，蒋介石把注意力转向内部，开展了筹划已久的旨在重建国民党的“改造运动”。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已再无其他地方可去。党内的“危机意识”和“救亡意识”极为强烈；大陆时期的原班人马已众叛亲离，不堪任用；退台后的人员其成分也十分复杂，忠逆难辨。为了收拢和控制已经溃散的国民党残部，确立和巩固在台湾的统治地位，也必须得整顿、改造国民党。

　　1950年３月，蒋介石在一次总理纪念周集会上，对两千多名中高级干部发表了“严肃诚挚”的演讲，内容主要是：（1）虚心接受大陆失败的教训；（2）不惜牺牲感情与颜面，彻底改造国民党；（3）他自己将鞠躬尽瘁，争取最后的胜利。据说，当时会场上的气氛十分严肃凝重，在座的国民党干部中，不少人感动得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1950年６月美国的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蒋介石得到了喘息的机会，随即于７月22日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临时会议上公布了《关于实施本党改造之说明》 《本党改造纲要》及《本党改造之措施及其程序》三个文件。

　　７月26日，蒋介石又在台北宾馆宣布由陈诚、张其昀、张道藩、谷正纲、郑彦芬、陈雪屏、胡建忠、袁守谦、崔书琴、谷凤翔、曾虚白、蒋经国、萧自成、沈昌焕、郭澄、连震东共16人组成“中央改造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后，取代了原“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能，主持国民党的改造工作。这是改造运动的关键一步，执掌党权二十余年的陈果夫、陈立夫C.C.派被排除出中央，一批蒋系新人进入国民党中央领导核心。与此同时，另外聘请吴敬恒、居正、于右任、钮永建、丁唯汾、王宠惠、阎锡山、吴忠信、张群、吴铁城、何应钦、白崇禧、陈果夫、朱家骅、张厉生、王世杰、董显光、吴国桢等25人为“中央评议委员”，取代原“中央监察委员”，负责监督国民党的改造工作，使元老派能够得到安抚。８月５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在台北正式成立。在蒋介石的主持下，16名“中央改造委员”宣誓就职，表示：要“遵从总裁领导”，“竭忠尽智”，完成改造任务；如果背誓，则“愿受党纪之严厉制裁”。随之，声势颇为浩大的改造运动在国民党的各级组织中同时展开。这项运动历时两年三个月，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改造运动对蒋介石来说最大的功绩在于：通过改造运动，蒋介石借机把一大批的异己力量排除掉，代之以较为年轻的心腹嫡系，以蒋经国为核心的“太子系”势力乘机崛起。大陆时代曾风云一时的人物，如今面对改造运动无不黯然神伤、郁郁寡欢，只能生活在往昔荣耀的回忆之中。由于政治失势，心情不畅，他们中的许多人赴台湾后不到几年，便命归黄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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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旧中国算得上财团的，只有荣氏一家 [转帖]

　　
　　提起中国近代企业史，就不得不提起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曾经说，在旧中国能够算得上财团的就只有荣氏一家。从无锡的小商人到上海乃至中国的面粉、棉纱大王，荣氏兄弟走的是一条艰辛的创业路。纵观两人一生的事业，可以说他们的兴衰荣枯都与当时的大时代密切相关。

　　受美国富豪影响，决心创办中国人自己的面粉厂

　　荣氏兄弟是无锡人，相传祖上曾有人做过大官，但当时家境早已中落，所以很小的时候，荣宗敬和荣德生就被父亲送到上海的钱庄去做学徒。大上海的繁华既让年纪轻轻的荣氏兄弟感到新奇，也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接触到了现代商业经济。

　　1891年，荣宗敬学徒期满，转而做钱庄的“跑街”，这其实就是跑码头，做钱庄的收放款业务。3年下来，荣宗敬不仅有了自己的人脉，对于金融市场的运行和资金的调拨也十分清楚，更为关键的是，这时候钱庄的倒闭更让他体味到市场的残酷。与兄长不同，荣德生在学徒期满后，就南下广东，在帮助父亲收税的过程中，他发现有两类企业是最为赚钱的，那就是与民众吃和穿有关的企业。在工作之余，他还广泛阅读一些介绍西方实业和科技的书籍，这时候一本《美国十大富豪传》给他很大的启发，这本书介绍了美国十位大资本家通过兴办实业成为商业巨子的过程，使得荣德生明白世界上有比办钱庄更有意义的事业，那就是开办实业，这不仅可以致富，也可以救国。不久，他目睹的一幕情景，更让他坚信了这一点。

　　1900年，荣德生回无锡时途经香港，他看到码头上雪白一片，层层叠叠十分壮观，原来是进口的面粉正在卸货，这不禁让荣德生感慨不已，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也广产小麦，却要这样仰食于人！恰在此时，中国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运动，接着就是八国联军入侵，在这样的情势下，荣德生只得滞留上海。在上海，荣德生发现，当时很多行业都不免凋敝，唯独面粉业却十分兴旺。大概越是兵荒马乱的时期，人们对粮食的需求也越为急迫。同样的，荣宗敬在天津进货时也发现了这一点，兄弟二人一拍即合，决心要开办面粉厂，并且暗地发誓一定要办出比洋人更大更好的面粉厂。1901年，荣氏主持的“保兴面粉厂”在无锡动工，这是荣氏家族兴起的第一步。

　　与日货竞争，成为中国的面粉、棉纱大王

　　荣氏创办面粉厂，很快就迎来了发展契机。1904年，为争夺中国东北，日俄战争爆发，导致俄国人在东北开办的面粉厂纷纷关门，这使得面粉的产量下降，价格上升。看到赚钱的良机，荣氏兄弟决定扩大生产，将利润不断投入引进设备和开办新厂，短短数年间，荣氏的面粉厂就发展到12家，所产面粉占全国产量的1／4。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是让荣氏企业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一战使得欧洲各国忙于战争，不仅无力插手东亚事务，而且其本身因粮食减产，纷纷向中国购买面粉，荣氏的面粉厂一接订单就是几万包，乃至几十万包，荣氏面粉行销海外，畅通无阻，盈利丰厚。在面粉业成功的刺激下，荣氏兄弟又开始涉足纺织业。

　　作为中国的邻国，日本的面粉、纱布历来向中国倾销，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欧美诸国忙于战争，日本却闲居一旁，全力在东亚扩张，这其中就包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但正是在与日资企业残酷的竞争中，荣氏家族恰好完成了自己实业王国的构建。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当时全国各地掀起了抵制日货的高潮，结果使得日本向中国输入棉纱、面粉的数量锐减。与其他民族企业家一样，荣氏兄弟秉承实业救国理念，在办厂之初创立的品牌就富含爱国气息。比如面粉厂的名牌产品叫做“兵船”，寓意就是“振兴中华、以牙还牙”。棉纱厂的名牌叫做“人钟”，图案是一个人拿着钟绳在敲钟，寓意是让国人警醒。荣氏兄弟捐款支持罢工、罢市活动，不仅奠定了自己面粉大王的地位，而且还并购了日本纱厂，大涨国人志气。

　　到20世纪20年代，随着欧洲农业恢复到战前水平，中国的面粉出口减少，而日本凭借着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又开始大力向中国输出面粉，荣氏的面粉厂开始亏损。棉纱也境况不妙，日企凭借雄厚的资本开始在中国大力购买棉花，造成棉花价格上涨，然后又猛压棉纱价格，结果使得多家中国企业破产，荣氏的棉纱厂也十分艰难。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全国爱国主义情绪高涨，荣宗敬提出“全国人民一致抵制日货，如能坚持到底，则实业有振兴之望，而国家亦可转弱为强”。荣氏家族的纱厂扩充到9家，拥有工人数万人，成为名副其实的“棉纱大王”。当时日商竞争失败后，一些人竟然将自己面粉贴上“兵船”的商标进行销售，荣氏面粉的影响可见一斑。

　　1929年，为了扩张纱厂，荣宗敬从汇丰银行借款200万银元，将一家英国纱厂吞并，更名为申新七厂。1934年底，抵押借款的契约到期。由于纱厂亏损严重，荣宗敬无力还款，他希望汇丰能够将贷款转期，条件是将申新七厂全部财产作为抵押。汇丰却死活不同意，决定要拍卖申新七厂。当时作为第二债权人的两家中国银行，为保护自身利益，向法院申请暂时扣押申新七厂的财产，以避免被汇丰单方面拍卖。但汇丰却不顾中国法律和其他债权人的利益，竟然自己单方面组织拍卖会，当时申新七厂的总资产在500万元以上，结果申新七厂被日本律师村上以250万银元拍得。消息传回厂内，一时舆论哗然。当时申新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多是荣宗敬的老乡，对于企业有着很强的认同。他们将厂子里面的机器拆下，甚至组织护厂队，阻止日本人来接收。同时，荣宗敬将汇丰低价拍卖申新七厂给日本人的消息对外公布，诉诸民意。结果舆论纷纷声援，要求市民抵制汇丰。当时的全国国产厂商联合会还因此发出呼吁，要求全国国货企业不要再与外国银行发生金融往来，以抗议汇丰银行无视中国法律和国货厂商利益的行为。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汇丰被迫取消拍卖，并允许荣宗敬将贷款转期。在强大的民众压力下，申新七厂终于得以保全。

　　抵制日伪“合作”，安心迎接解放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受战争的打击，荣氏家族遭遇重创，不仅很多企业陷入敌手，机器设备和资产被劫夺，就是在上海租界和香港暂时保全的企业也时时被日本人觊觎。在1942年前后，日商提出租借或强行收购荣氏家族旗下的相关企业，结果被荣德生严词拒绝，面对上门的日商丰田，他愤怒地说，“我是中国人，我绝不把中国人的产业卖给外国人”。当时的大汉奸褚民谊为了此事特地设宴招待荣德生。荣德生表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竟不赴宴。结果荣氏在无锡的企业尽被破坏，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的企业也被日军军管。

　　抗战胜利后，荣德生一度雄心勃勃，但很快就遭遇绑架，加上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使得他心灰意冷。当解放战争即将胜利，很多人劝说他避居海外时，他笑着说：“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不仅不走，而且告诫其子弟也不要走，因为他坚信，不管是哪个政府，实业救国是必不可少的。正如他暮年自谓，“余虽年老，雄心未死，惜时局未平，不能大举创业。他日世平若健，此志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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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国籍争议尴尬与“外蒙”独立****[转帖]

“成吉思汗究竟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史学界一直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休。造成这样的激烈争论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外蒙古”1945年正式独立的事实。

本文决定用“外蒙古”称呼所谓的“蒙古国”，对方心里肯定不是滋味。

不过，无所谓。笔者习惯这样措辞，是出于对历史与现实的一种尊重，至于原因，笔者“语焉不详”了。

本文讨论这个话题，需要澄清笔者的两份心迹：一是渴望蒙古“回归中国”，尽管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还是要抒发感慨的；二是通过本课题提醒国人在奋发图强为国分忧时，理性对待中蒙关系，多发现问题，多寻找不足，并“三省吾身”。

至于“外蒙古”的提法，确切地来说，是区别于中国境内的内蒙古，而不是严格意义的称呼。科学的外蒙古范围，包括：“蒙古国”全境与唐努乌梁海地区（即“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与“图瓦共和国”以西直属俄罗斯联邦的部分地区）。

历史永远是现实的拐杖，现实才是行走着的双腿。

就现状而言，“外蒙古”主流民意对中国是带有排斥性的，不管是历史文化，还是政治经济，在他们看来，中国是个“庞然大物”的国家，他们千方百计抵制中国文化对蒙古的影响力，并严厉打击政坛上主张走亲华路线政治人物，他们奉行以俄罗斯为最佳战略伙伴的基础上与中美日等国奉行平衡外交。

所以， 关于成吉思汗的国籍认证，外蒙古”学者坚称成吉思汗永远是“蒙古国”人，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中国内地学者自然强烈不允许成吉思汗是“外国人”，并拿出历史资料进行论证，甚至说“成吉思汗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他都是中国人”；台湾学者则认为“无须考证，现在的法理上，成吉思汗就是中国人”；而俄罗斯学者则支持“外蒙古”看法。美国与东南亚等国则认为“铁木真拥有双重国籍：既属于中国人，也属于蒙古国人”。

事实上外蒙在九十年代之前，是千方百计排斥铁木真的，只是后来出现180度大转圜，极度崇拜铁木真，变化之快，令人惊舌。

为这场国籍论战，中国“成吉思汗学”权威专家朱耀廷还特意接受媒体采访，正式声明：成吉思汗是中国人！他的理由是：

“成吉思汗是中国人，同时又是中国境内的蒙古族人，是历史上蒙古民族的缔造者。因为蒙古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文化大家庭当中的一员，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这是从先秦开始的，蒙古族的祖先是东胡，生活在东北地区，后来被匈奴打败，逃到东北的深山老林，经过多少年的发展，有唐朝蒙兀室韦这样的名称。成吉思汗的出生地在外蒙古的斡难河边，当时中国有几个政权，有汉族的宋朝，有女真族的金朝，有党项族的西夏，有白族的大理国，当时分裂割据好多政权，成吉思汗属于金朝管理之下的。成吉思汗出生的时候，他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后代，1162年出生，当时在金朝统治之下。在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了一个国家叫大蒙古国，这个大蒙古国不是所谓的独立国家，它好比是和宋朝、金朝、西夏一样是当时的民族政权。 所以，我认为，成吉思汗是中国人，这是毫无疑问的。”

蒙古族成吉思汗研究专家巴拉吉尼玛进一步解释道：

“更多的中国人对成吉思汗有一个正确的了解，起码他是中国人，应该有这样的认识。成吉思汗对中国有所贡献，现在中国版图的组成跟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有很大的关系，严格来说蒙古人把版图搬到中国的领土上来，这是蒙古人的贡献，成吉思汗的一种贡献。成吉思汗是了不起的一个人，甚至是千年以来的第一个人。希望中国人有这样的认识，只要有了这个认识之后有一个感觉，中国曾经有过辉煌。解读成吉思汗就是我们解读辉煌，解读强大。”

笔者给予补充：

其实，回答这个问题，涉及到“民族”、“中国”与“现代国籍”三个概念。

1．就“民族”而言，从历史角度来讲，蒙古族属于中华民族，这是学者应该存在的共见识，包括外蒙古，严格地说，也是中华民族的成员。就正如新加坡的主体华人，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但新加坡人不是中国人，地球人都知道这个道理；我们现在是５６个民族，肯定都是中国人了！不用想的，成吉斯汗的问题类似努尔哈赤的问题。

2．就“中国”而言，需要区分“政治中国”，“文化中国”与“地理中国”。蒙古帝国的发展重心是在中原，包括入主中原，后来一直以中原为腹地南、北、西征。蒙古人一度以来是以为中国为正宗正统，辐射他国。这也是历史事实，尤其是忽必烈做了中国大元皇帝，忽必烈和他的子孙成了地地道道的中国人。蒙元与满清是中国古代建立的大一统少数民族政权，这是就政治中国；

在元朝的时候，云南回到了祖国，云南当时大理国有三百多年历史，西藏纳入中国版图，台湾纳入中国版图，把蒙古族的统治地区，包括西伯利亚地区当时也都在中国的版图。元朝的疆界超过了汉朝和唐朝，实际是为我们近代的国界打下了基础。这属于“地理中国”范畴；

何况成吉思汗本人也承认自己是蒙古大汗，并有志做中国皇帝。尽管他没有做成中国皇帝就死了，但元世祖是忽必烈，追认他为元世祖，从法理上来讲，成吉思汗成为中国人，是有依据的。更何况元朝建立，中国不能叫亡国灭种，而叫改朝换代。有谁能否认元朝不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朝代？这属于法理中国；

在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了一个国家叫大蒙古国，而这个大蒙古国从一开始就不是所谓的独立国家，它是和宋朝、金朝、西夏一样是当时的民族政权或者叫边疆政权，而不是现在意义的所谓“蒙古国”。

3。就“现代国籍”而言，“外蒙古”抓的是 “现代国籍”。他们认为，每一个的出生地，可以做为自己选择与认定的国籍地。这是稳定的依据。

只是，认证成吉思汗的现代国籍，还需要接受三大挑战：一个是挑战传统的政治观念，一个是挑战传统的纯学术观念，一个是挑战某个民族观。上升到中华民族的高度，准确地说，是中华民族境内的蒙古人。

但“外蒙古”是不在乎我们的反驳的。据悉，在蒙古国家博物馆的墙上，他们特别强调出来是所谓的自己国家历史:什么匈奴帝国，鲜卑帝国，什么柔然帝国，突厥人建立的突厥帝国、蓝突厥帝国、什么维吾尔帝国及最后的蒙古帝国、满族统治之下的蒙古、革命前夜的蒙古、即向参观者反复证明自己国家民族的正统性与唯一性：成吉思汗是他们的祖宗，是他们的英雄。

他们一再向外界宣称：成吉思汗的蒙古国是自古以来中亚各个帝国的合法继承者，历史上各个帝国的统治者或是蒙古人的直接祖先，或与蒙古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千多年来，中亚的居住者、建国者与统治者的后代，便是现在的蒙古人。这分明是用政治来解释历史，用当下来诠释过去，印证了克罗齐那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名言。

本来，外蒙是没有资格与我们抢夺成吉思汗的“国籍”的。1911年辛亥革命后，外蒙古宣布自治时，八世呼图克图就说成吉思汗不是中国人。也因为那句话，激怒了北洋政府，1919年，便派徐树铮将军入蒙，解散自治政府，外蒙古重归中国。成吉思汗又成了没争议的中国人。

可是1945年11月蒙古全民投票后独立，成吉思汗又开始有了尴尬的国籍身份。而且那次的蒙古全民投票独立， 是100%通过，没有一个反对票！外蒙古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这个现在很多或者大多或者几乎全中国的人都认可的事情，硬让中国人弄丢了!

乃至于成吉思汗总是被历史颠簸来颠簸去。

大家再看李敖一篇文章，怎么揭发时局窝囊窘状的：

“苏联从立国以后，它跟外国订了这些条约，订了二十三个条约，看看结果没有一项遵守的。看到没有？签约以后就毁约，签约以后就毁约，在跟你蒋介石签这个中苏友好条约以前的有二十三个条约都被它毁约了，你还相信苏联？你是**啊，你跟你们这的外交部长，你们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你们是**啊？怎么可以相信苏联？

蒋介石最后到了台湾，自己也想通了。我给大家念一段蒋介石的话，这是我在《蒋介石评传》里面的话，看到没有？1952年10月13号，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里面，蒋介石的秘密谈话，他说：“承认外蒙独立的政策”，“我个人仍愿负其全责”。签约是“我个人的决策”，“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蒋介石这点很了不起，他承认他有罪。他不但做了错事，还有罪。

蒋介石说，在签约七年以后，承认自己当年签约放弃外蒙古，“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绝非谋国之道”；“对总理、对革命、对国家和人民应该引咎自责”。责你个屁！比台湾大四十四倍的外蒙古被你给玩掉了，你自责有什幺用看来蒋介石到台湾后才知道被骗了，才开始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的，这时美国也后悔让外蒙古独立，蒋介石总算认了错，知道中苏友好条约以前的有二十三个条约都被它毁约的苏联是不可信的=证明苏联是全世界最大的骗子！

联合国规定的独立条件是“子国和母国条约”， 蒙古60年代之前没法进入联合国？因为联合国和当时蒋介石不承认1961年外蒙古申请加入联合国时，国民党政府在联合国还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它当时在联合国是代表中国的，却放弃使用否决权否决外蒙古加入联合国，这等于更进一步确认了外蒙古的独立国地位。至此国民党也开始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1962年，由于美国弃权，蒙古成功进入联合国。

造成成吉思汗的国籍混乱，说到底，还是中国当时表现的不争气。那么大的地盘都给整丢了，还确认他是什么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啊，很丢脸的。

假使成吉思汗能复活的话，一定嚎啕大哭：“哎，我怎么成了两国国籍身份争论的焦点呢？气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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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43次提出回归中国[转帖]

　　一、外蒙古主动归附中国的过程

　　蒙古只有一个，本没有内外。因为与中国合并时间有先后，遂被分割。先合并的南部为内蒙，后合并的北部为外蒙。

　　1635年，塞北诸部落向后金（清）屈服，遂称内蒙。此时外蒙由坷尔坷部（三部落总称）统治下，地广人稀。1660年，由突厥民族后裔建立的瓦剌部落（土木堡之战生擒明英宗）分裂的一支准葛尔部，在雄才大略葛尔丹大汗的带领下，进攻外蒙。坷尔坷三部落全面溃败。紧急商量救亡策略。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归附俄国，二是归附中国。库伦*（喇嘛教，与清王朝信仰相同）作出了影响后世数百甚至数千年的决定，归附中国。他说：“俄国不信佛教，衣服奇形怪状。中国一片繁荣景象，又信佛教，有用不完的财宝，绫罗稠缎，依靠他们，生活一定愉快（注意这两条理由，显示了中国对外蒙巨大的吸引力。虽过去了数百年，至今江南美景与富庶仍对身处漠寒之地的外蒙有无限的向往），加之库伦*与玄晔私交实笃。外蒙最终主动归附，清庭出钱出力，派精锐协防。1696年，葛尔丹大汗在清军三路大军围剿下大败，妻子阿奴皇后身披战甲力战而亡，次年葛尔丹服毒自杀。自此180平方公里北方纳入中国版图。

　　二、外蒙古人民地缘背景介绍

　　1921年蒙古人民革命成功﹐7月宣布独立﹐建立“君主立宪政府”。1924年5月哲布尊丹巴死后﹐同年11月﹐第一届大人民呼拉尔在库伦召开﹐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1945年2月11日﹐美﹑苏﹑英三国首脑签订涉及外蒙古主权的雅尔塔协议。1946年中国国民政府同意外蒙古可以通过全民投票表决独立，但因投票受苏联控制，以及后来苏联不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国民政府宣布外蒙独立非法，没有和外蒙谈判，也没有签定任何允许外蒙独立的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16日同外蒙古建交。1950年10月毛派*去蒙古主持主权移交仪式。同年中共与蒙古交换地图勘定边界，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从1949年10月1日开始，中共就把外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去掉）。

　　蒙古是一个地广人稀的草原之国，人口250万（相当于中国中等城市人口）以喀尔喀蒙古族为主，过去大约４０％的人口居住在乡下，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城市居民占总人口的８０％，其中生活在乌兰巴托的居民占全国居民总数的１／４。农业人口主要由饲养牲畜的游牧民组成。语言主要为喀尔喀蒙古语。居民主要信奉喇嘛教。

　　蒙古以畜牧业为主，曾长期实行计划经济。１９９１年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实行国有资产私有化。地下资源丰富。重要矿产资源有钨、钼、铁、铀、石油等８０多种矿产，其中煤蕴藏量约１５２０亿吨，铁２０亿吨、磷２亿吨，金３０００吨、银７０００吨、木材蓄积量为１２亿立方米,钼矿亚洲第一，世界第十。其中钨、钼、铁、铀、石油等矿产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是极其重要的战略物资。

　　蒙古属内陆国家，只于中俄两国接壤，这样决定三种立国策略，或亲俄或亲中或平衡各方力量，目前蒙古立国策略为平衡各方力量，为本国谋取最大利益。苏联解体前，蒙古国内无军队，防务由苏联提供。苏联解体后，蒙古初步设立了义务兵制度招募边防军。类似蒙古人口稀少国家，为保卫国家，国防力量一般为全民皆兵。但蒙古只于中俄两国接壤，全民皆兵也不能保证得到国土的100%安全。因此军事力量基本没有。事实上，苏联国内曾认真考虑过将蒙古纳入过加盟共和国，提供永久防务但由于蒙古强烈反对而作罢。

　　蒙古对中国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国现阶段因为种种原因对北方防务讳莫如深，刻意低调，但事实上，来自北方的威胁在近代对中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实际伤害。沙俄及苏联蚕食鲸吞了中国近2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分裂了180万平方公里的蒙古，总和相当于8个逶国。苏联在边境陈兵百万计划入侵，扬言3天占领北京，北京紧急疏散20万人口，企业学校国家重要部门撤离，其慌乱程度不亚与中印战争失败后印度的表现。苏军可以在新疆，甘肃，内蒙，东北的任意一点撕开缺口。 北京无力应付来自漫长2000公里的军事完全防务。在最危机的时刻，中国人自救了，在边境引爆了核弹，从而遏止了苏联疯狂的入侵计划。可以想象如果没有研制出核弹，后果将是如何。北方的威胁也造成了建国后经济建设的严重后滞，全体中国人在10几年的时间挖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防空洞体系，遍布了每个城市。其工程量不亚于万里长城。值得人深思的是万里长城与防空洞体系都是防御北方的威胁。出生在60、70年代的朋友都还记得那时人手一册核弹爆发的应急手册。近代中国受到的人祸（珍宝岛，中印战争，朝鲜战争，困难时期人民非正常死亡，文革，惩越战争）无一不和北方大国有关系，某种意义上，北方大国对中国的实际伤害远大于逶国。

　　蒙古对中国来说，是一面胸前的护心镜，使北京成为大陆中心城市而不是边境城市（对机械化战争而言），使得中国大陆呈现饱满，张力很强、弹性十足的形况。对北方形成弯弓拉箭形，箭镞在己方，而不是目前这种状况，箭镞在北方，每每看地图，常使人如鱼骨哽喉，胸中块垒无法排解。蒙古回归中国对台湾是一个重大的刺激，成为天下大事，分久必和最好的注脚，也避免了外蒙古分裂原因旷日持久的争论。还有重要的原因，蒙古回归中国，使中国离北极更近，极大的增加北京在北极事物的发言权。
　　

三、蒙古政府及国家外交政策介绍

　　总统是国家元首兼武装力量总司令，任期４年，最多可连任一届。国家大呼拉尔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行使立法权。国家大呼拉尔可提议讨论内外政策的任何问题，并将以下问题置于自己特别权力之内予以解决：批准、增补和修改法律；确定内外政策的基础；宣布总统和国家大呼拉尔及其成员的选举日期；决定和更换国家大呼拉尔常设委员会；颁布认为总统已经当选并承认其权力的法律；罢免总统职务；任免总理、政府成员；决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结构、成员及权力；决定赦免等。国家大呼拉尔为一院制议会，其成员由有选举权的蒙古国公民在普遍、自由、直接选举的法律基础上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任期四年；国家大呼拉尔主席、副主席从国家大呼拉尔委员中产生，任期四年。政府为国家权力最高执行机关，政府成员由国家大呼拉尔任命。

　　苏联解体后，蒙古开始奉行“多支点”外交政策，即在与俄罗斯、中国两大邻国发展均衡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同时，重点加强与美、日、德等西方大国的交往，以获取外援发展经济。２０００年蒙古议会通过的政府施政纲领规定，积极推行与民族根本利益和稳定发展目标相一致的独立、开放、多支点的外交政策。保持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和一致性，继续坚定不移地巩固蒙古国独立、主权和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

　　从以上内容可以分析出以下几点重要信息

　　1、国家大呼拉尔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罢免总统职务，任免总理、政府成员，拥有立法权。说白了，人民说了算，可以举行全民公决的行政体系。

　　2、人民迫切希望发展经济。在今年，蒙古国内发生了大面积饥荒，经济改革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严重受挫，私有化改革遭到人民的普遍置疑，国内经济面临破产，刑事案件不断出现（蒙古1998年出现国内第一起刑事案件，以前从未发生过），在学生运动的推动下，直接导致亲西方的政府下台。

　　3、蒙古国内要求重返中国的要求不断高涨，上一次归附是清王朝是想过好日子，现在仍然是这个原因，毕竟漠寒之地封闭之地太苦了。大呼拉尔第43次正式提出回归中国，（见政府大内参）可见蒙古国内人民对重返中国有广泛的基础。
　　四、蒙古回归中国时机逐渐成熟

　　1、俄国因国内疲惫无力对远东地区控制大步减弱，苏联解体对中国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对整个世界的做出巨大的贡献，华夏民族收益颇多，陆军的军费向空军海军转移，才有了逐步强大的空军和蓝海舰队，有了数十年相对安全和平建设时期，可以真正接近到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行性行动，军事科学取得长足的进步，迅速取得了苏联解体后留下的意识形态的真空区（中东伊朗，埃及，叙利亚，拉丁美洲古巴，危内瑞拉，玻利维亚等这些传统的苏联势力范围），这在苏联解体前是不可能做到的。同时也给蒙古回归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2、外蒙与内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与台湾一样，宗教血缘加兄弟的关系不可割裂，内蒙经济迅猛发展使得外蒙亲戚们十分羡慕，与80年代大陆同胞羡慕香港一样，经济文化中国化，中国一切都是好的，向心力大增（全盘中国化在亚洲比全盘西方化更得人心，东风终于刮倒西风）。

　　3、大呼拉尔第43次正式提出回归中国，亲西方的政府下台。学生运动日益高涨为回归中国奠定民意基础与立法基础，宗教血缘加兄弟的关系，这些及其重要，使得回归成为两个兄弟之间的事情，与第三人和其他人无关。在西方国家策动下中亚各国在全民公决下，纷纷独立和*。我们也可以在全民公决做这件事只不过独立变成合并，这就是民心民意，美日俄欧洲只能眼睁睁看着，根本无法阻止。我们可以用西方核心价值观来完成这一伟大的事业，民主万岁！
　　

　　五、蒙古回归时间表与我们的准备工作

　　蒙古43次提出回归中国，但国内却没有任何积极评价与回应，这十分令人不解和困惑，我们到底在担心什么？害怕什么？目前无人知晓，最可怕的是若干年后后人说：“21世纪初，中国失去了收回蒙古的最好时机”，这让我辈如何面对，汗颜之至！这也是我写此的原因之一，希望以民间的力量发动巨大舆论力量，最终促成这一史载千载万世的伟大事业。

　　蒙古250万人（老龄化严重），人口大大低于安全警戒线，也就是说再过足够的时间，喀尔喀蒙古族将会自然消亡，那时蒙古有可能成为逶国的移民地，逶国岛屿终究会沉入大海，但我们不要笨到认为逶国会灭亡，他们必然会向蒙古，加拿大移民，世界不会让一个民族因为天祸灭亡的（人祸却没人管），逶国对土地的贪婪源于内心深深的群岛崩入海底的恐惧，基??，我们要在一片漆黑发现一丝微光并勇敢前行，现在微光出现了，我们该如何去做？

　　1、加强文化教育交流，建立蒙古大学，外蒙古学生免费免试，适龄青年就可接受大学教育，这些青年人很快就能成为中坚力量。20世纪初，留俄留法留日留德学生能在4亿人民中迅速的脱颖而出成为各个时期的领袖，教育的力量不用多了吧，何况蒙古只有250万人。

　　2、和亲，十分有效的传统手段，民间称通婚，外蒙女子以嫁入内蒙为荣，全家人都会为她祝福的。政府在政策上给予支持，精神与物质的奖励，进一部加强血缘纽带。

　　3、加强经济交流与援助，现在是蒙古最困难的时期，2004年冬季，一场暴风雪袭击了蒙古地区，内蒙在国家的救助下，人员，畜牧安然渡过 ，外蒙却没有那么好运，全国受灾没有草料，冻死牛马数十万头，遂引发了严重的饥荒。中国对远在千里的非洲每年数目不详细的援助，对自己身边的兄弟不会不管吧，关键是不要和外蒙再逗气了，雪中送碳的事情大家都抢着去做，让美日欧做到前头，中国可真是太被动了。

　　中国奶源仍然十分短缺，伊利蒙为牛奶源操碎了心，每年进口大量的国外奶粉，可以政府牵头，或民间投资以能源、信息、农业为主以巨大资金进入外蒙，建立上游原材料基地，最大限度形成蒙古经济对中国的依赖，切实改善蒙古人民生活（人民币在蒙古通用，十分坚挺，中蒙经济互补性很强）。

　　4、以高调的姿态造出国际舆论，依次是：

　　1）中蒙是兄弟关系 ，中国将给蒙古以最无私的帮助建立最纯洁的友谊

　　2）中国派遣优秀人才帮助蒙古进行现代化改造

　　3）中国永远支持蒙古宗教自由的愿望

　　4）中国永远支持蒙古追求民主自由的愿望

　　5）中国支持大呼拉尔提出的回归中国的全民公决，是民主自由的最佳体现

　　6）蒙古是中国人的内政，任何人不能干涉

　　华人与犹太人被公认为最优秀的民族，犹太人在十分困难的处境下艰难立国并抗争至今，我们统一大业至今仍未完成，不断有人在拿台湾蒙古说事。中国军事力量与软实力比以色列建国时的力量强大百倍，机遇出现了，虽然我们并没有做好准备，但我们要紧紧抓住。立国并建立一个中国全民族统一的伟大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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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军帽[转帖]

侵华日军的军帽 本文标签: 钢盔 日军 军帽 陆军 海军

侵华日军的军帽

沈克尼　文/图

　　军帽是一种标志。军帽是各国军品爱好者的重要收藏品种。我收集到的侵华日军军帽有陆军将校军帽，陆军略帽（战斗帽）、“九○式”钢盔、陆军防寒帽和防暑帽、陆军夏季航空帽等6种。

　　陆军将校军帽，据日本北村恒信《陆海军服装总集图典》称，此种军帽为明治 38年7月11日制定的“第二种帽”（“第一种帽”是着陆海军正装和礼装时戴）。第二种军帽在着“通常礼装”时戴。士兵的军帽是明治45年制定，称为“四五式”军帽。士兵的“四五式”军帽与军官的军帽制式相同，但质地不同。这种军帽一直使用到战争结束。

图1 日军陆军将校军帽

图2 二战中日本画册封面上的战争罪魁东条英机
　　我手中的这顶军帽中用丝线绣着原主人的名字“井上”（图1）。这顶军帽使我想起战时日本杂志封面上的战争罪魁东条英机（图2），使我想起策划一系列侵华阴谋的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石原莞尔（我见到石原莞尔唯一的一张照片即是戴着这种军帽）。这种军帽使我想起日本电影《军阀》中参加“二二六”政变的日本近卫师团少壮派军人，以及三岛由纪夫撰写的宣扬军国主义的小说《忧国》。虽然这些电影和小说以及那历史距我们已经遥远，但它毕竟活生生的发生过。

陆军略帽

图3 日本陆军帽（战斗帽）
　　据《日本陆海军事典》称，陆军略帽是日本昭和13年，即1938年6月1日制定，又称战斗帽。野战中钢盔可直接戴在略帽上。略帽根据其质地又分为初期型、中期型和末期型。我手中这顶略帽，应是初期型的军官战斗帽（图3）。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日军已开始试戴，1938年日本军队正式采用。1937年11月，日本海军陆战队也试用，1939年12月海军舰艇官兵也戴这种“战斗帽”称为“舰内帽”。同年日本警防团也采用战斗帽。1940年战斗帽成为日本国民服，战时日本的官员、教师，乃至全体国民都戴战斗帽。日军战斗帽还配有“略帽垂布”（图4），野战中可防日晒和防蚊虫，较为实用。这种垂布我在中西立太《日本的军装——幕末和日俄战争》一书看到，明治时期的日本士兵的大沿帽上已开始使用。

图4 攻占虎门的日军步兵第114联队宇土部队长
　　战斗帽似乎是旧日本军队的象征。为中国人民，乃至亚洲曾遭受日本侵略国家的人民所不齿。2004年我在台湾高雄的旗津过渡曾见到一60余岁的男人，头上赫然戴着一顶黄呢子的战斗帽。战争结束已60年了，而在台湾，有“皇民”思想的看来不独李登辉一人。

“九○式”钢盔

图5 “九·一八事变”中头戴法国风格钢盔的日军士兵
　　日军1930年前后使用钢盔有明显的法国亚德里安钢盔的形影。“九·一八事变”前后入侵中国的日军部队有部分装备此种未定型的钢盔（图5）。在当年大阪《每日新闻》随军记者石川忠行拍摄的“九一八事变”中大打出手的日军第二师团，即所谓“多门师团”在攻击齐齐哈尔的历史照片中，我发现了三种不同样式的钢盔，其中有明显的德式钢盔的护耳。然而最普遍的还是有法国风格的钢盔。这种钢盔在1931年进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及第24混成旅团的步兵、工兵、以及占领南京的宪兵都曾装备。此种钢盔在中国留存较少，北京的军品收藏家余戈收藏了一顶。据战后日本滕田昌雄《帝国陆军的衣食住》一书称，日本制式的“九○式”钢盔是昭和5年，即1930年列装，钢的材质优良，防护性能好。钢盔尺寸符合东方人的特点。我手中有大、小两种尺寸的“九○式”钢盔。钢盔的内衬为皮革制，但帽带是绵织物，据说是沿袭日本自古以来武士盔的结法。
　　萨苏的著作《国破山河在——从日本史料揭密中国抗战》一书，引述日本后勤专家青木孝治《陆军铁帽物语》说，日军钢盔的里衬太薄，在寒冷的天气里，日兵出汗后如果不加处理，很快脑袋就会和钢盔冻在一起，强行摘取，无意中会连皮肉扯下。而最初日军对这种古怪的情况又不会处理，用暖水浇钢盔进行救护，结果造成被冻结的头皮直接剥离。经常听到头被和钢盔冻在一起的新兵摘钢盔时发出阵阵哀号。攻占齐齐哈尔，日军阵亡三百余人，因为冻伤减员的却几乎达到两千，其中不少就是这种“钢盔头”伤。
　　此外，萨苏的书中还记述，侵华日军少将（特晋）第一〇一师团一〇一联队长饭塚国五郎，1937年9月3日在庐山前线接受日本记者来访时，因钢盔涂漆剥落，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而暴露目标，被中国军队一枪击毙。书中还说，“直到太平洋战争逐岛争夺，日军才用在钢盔上涂抹煤焦油的方式多少改进了其反光性能。”而我却发现了一张日军在中国战场拍摄的日军士兵用泥涂抹钢盔，而避免反光的照片。（图6）

图6 日军士兵用泥涂抹钢盔防止反光，以利伪装
　　日本钢盔为我军大量缴获后装备部队，特别是炮兵。这些钢盔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在我陆、海军中还有使用。我手中有一顶“九○式”钢盔是我军缴获后改喷草绿色漆之后为我所用（图7）。

图7 “九○式”钢盔

图8 进攻上海时，头戴“九○式”钢盔及海军“二式”防毒面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

图9 解放济南战役中，全副日式装备的我人民解放军炮兵
　　日本“九○式”钢盔常使我常有一种悲喜交加的复杂感情。悲的是侵华日军就是戴着这种钢盔攻入北平，杀进南京……侵华日军在“九○式”钢盔下还戴着陆军“九五式”或“海军二式”防毒面具（图8）在中国各个战场施放毒剂，残害中国军民……喜的是，我在解放军的战史画册看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人民解放军戴着缴获日军的“九○式”钢盔，用缴获的“九二式”步兵炮攻击济南城垣（图9）。渡江战役的木船上，我军健儿戴着“九○式”钢盔，用日军“九八式”步兵锹作桨，冒着炮火，奋力划水冲向敌岸……解放后，我国生产的第一代钢盔的型制仍有“九○式”钢盔的形影。

陆军防寒帽和防暑帽

图10 日军防寒帽

图11 头戴防寒帽的日本“蒙疆驻屯军”士兵
　　陆军防寒帽（图10），初期的防寒帽用动物皮毛，后改为代用皮毛。日军防寒帽的护耳有可掀起的附件，方便听觉，这是当年防寒军帽中突出之处（图11）。这种陆军防寒帽为我军缴获后特别是在第四野战军（即东北野战军）广泛使用。四野主力戴着这种缴获的防寒帽，纵横东北三省。就象我陆军第38军军歌中唱的：“秀水河子歼灭战，部队打胜仗。打他几百仗，仗仗有名堂，三下江南，打得敌人胆破心慌，四战四平街，威名全国扬……”四野的部队在平津战役发起前入关，行军中战士们用枪挑着这种皮帽子使关内国民党军闻风丧胆。

图13 头戴“九八式”防暑帽，身背“九〇式”钢盔的日军四十联队士兵

图12 日军“昭五式”防暑帽

图14 头戴“昭五式”防暑帽的安滕利吉中将
　　此外，日军还有两种防暑帽，即所谓“昭五式”和“九八式”，我手中的防暑帽是“昭五式”。（图12）日军夏季的防暑帽也和日军的钢盔一样，是以法国军队为蓝本，翻阅[英]安德鲁·莫罗著的《二战军服全纪录》会发现地中海战场的法军和南非军队都戴着一如日本“昭五式”卡其色的硬壳防暑帽。战后日本出版的《帝国陆军的衣食住》书中只介绍了“九八式”一种防暑帽。依我看，“九八式”与“昭五式”防暑帽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缩小了四边的帽檐，外形更象加了布罩的“九〇式”钢盔。而日本研究当时武器装具的专家中西立太的著作中却只介绍了另一种防暑帽，由形制来看，应该是“昭五式”。从日军拍摄的众多侵华战场的照片看，日军官兵在华中、华南战场上戴“九八式”防暑帽的居多（图13）。我在我收藏的昭和十五年（1938年）侵华日军军内出版的《南支派遣军》画册中看到，南支派遣军司令官安滕利吉中将就戴着这种法式的“昭五式”防暑帽。（图14）此人后为最后一任台湾总督，晋大将（上将）衔。

陆军航空帽

图15 日本陆军夏季航空帽
　　陆军航空帽（图15）是我收集到的日本陆军航空兵的两件战利品中的一件（另一件是“100式”航空怀表）。
二战中的日军航空兵分属陆军和海军，没有独立的军种。陆军航空兵的夏季飞行帽为棕色羊皮制，冬季为浅黄色皮帽。海军航空兵夏季也是棕色的羊皮制，冬季则为黑色皮毛制成。日本陆军航空兵与海军航空兵的飞行帽颜色不同，形制也不一样。这顶日本陆军航空兵飞行帽常常使我想起抗日战争中的武汉空战、重庆大轰炸。我在历史照片中看到1938年12月日本陆军第98航空战队10架重型轰炸机对重庆进行“云上推测轰炸”后，返航的柴田中尉等机组人员就戴着这种陆军航空帽（图16）。

图16 轰炸重庆返航的日本陆军航空兵
　　适才《腾迅》军事首页看到好友余戈的照片，我一眼就看到他头部之上放置的一顶棕色皮帽，那是日本陆军装甲兵的防寒帽。翻阅手边日军装甲兵的战史，特别是在中国战场的历史，那将是一篇新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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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帖]

　　袁贵仁　杨耕

　　　　一个伟大哲学家逝世之后，对他的学说进行新的探讨并引起争论在历史上不乏先例，但像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在世界范围引起广泛、持久、激烈的争论却是罕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确是“我们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当然，随着自然科学的重大发现和社会生活的重大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也必须研究

　　新的课题，应当也必须改变自己的理论形式，应当也必须调整、充实和丰富自己的理论内容。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当代境遇究竟如何？当代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种种解说和阐释又是什么？当代中国的变化可谓日新月异，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否、又如何能够引导现实运动呢？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丛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无疑将给研究者、学习者和社会读者提供了一个极为完备和精彩的答案。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壮丽日出，它使哲学的理论主题、思维方式和社会功能发生了根本转换，其思想之深刻、方法之科学、影响之广泛都是无与伦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150多年来，追随者有之，赞同者有之，批评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梅林、考茨基、伯恩施坦、拉布里奥拉、普列汉诺夫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过深刻论述，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霍克海默、马尔库 塞、阿尔都塞、哈贝马斯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新的探索，罗素、杜威、萨特、海德格尔、福科、伽达默尔、德里达等人也直接或间接地研究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不乏深刻的见解。在这个论述、探索过程中，许多观点不很一致，甚至很不一致，争论持久而激烈。

　　一个伟大哲学家逝世之后，对他的学说进行新的探讨并引起争论在历史上不乏先例，但像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在世界范围引起广泛、持久、激烈的争论却是罕见的。这本身就表明，马克思仍然活着。甚至可以说，在伦敦海格特公墓中安息的马克思，比生前在大英博物馆埋头著述的马克思，更加吸引世界的目光。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中说过一段颇有见地的话：“对某种学说进行激烈的论战，乃是争论中的学说在作者的环境中形象高大、甚至对他本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的一种确实的无误的标志。”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蕴含的思想资源为当代哲学家提供了广阔的思考空间和多维的阐释角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不可超越的意义视界”。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多种路向

　　　　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性影响，不仅是通过马克思的理论和实践活动而实现的，而且是通过其后继者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来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又往往因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不同解读而形成不同的理论倾向和思想流派、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

　　无论是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还是现时代，都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奉者、实践者以及愈来愈多的研究者。在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性影响，不仅是通过马克思的理论和实践活动而实现的，而且是通过其后继者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来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又往往因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不同解读而形成不同的理论倾向和思想流派、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已经成为一种“世界的哲学”，翻译的文本愈来愈多，研究的范围愈来愈广，其探讨的问题之宏广邃微，概念范畴之洗练繁多，理论内容之博大精深，思潮迭起之波澜壮阔，学派形成之层出不穷，实为任何一种哲学研究无法比拟。就研究主体和理论传统分属的国度和地区来说，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四种路向：

　　第一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以及一些既不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也不属于西方马克思学的当代西方哲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初产生的一股思潮，其基本特征是把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各种学说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在淡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本性的同时，将其理论努力指向文化批判，主要思潮有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等等。西方马克思学则立足文献考证，从事文本解读，强调要用严格的客观态度研究马克思的文献和思想，从而建立一门特殊的严密的科学，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吕贝尔、德国的费切尔、英国的麦克莱伦、美国的胡克等人。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在西方还有一批哲学家如罗素、海德格尔等人，根据不同的理论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过深刻阐述，这些哲学家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问题以及研究问题的方法和角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有启发意义。例如，海德格尔认识到“马克思完成了对形而上学的颠倒”以及这一颠倒的深刻性、超前性和巨大的优越性，并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断言：“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

　　第二种是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宣扬整个世界的客观性、可知性的世界观为主要内容，以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蓝本，主要代表人物有尤金、米丁、康斯坦丁诺夫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50~60年代在东欧非斯大林化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一种理论思潮，其基本立场或理论基点是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和异化理论，实践、生存、异化、人道主义、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一理论思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彼得洛维奇、马尔科维奇等人为代表的南斯拉夫实践派，以赫勒、马尔库什等人为代表的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科拉科夫斯基等人所代表的波兰意识形态批评流派，科西克等人所代表的捷克人本主义流派，在总体上都属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内容上存在着交叉性，但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表现为对斯大林哲学体系的弘扬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发，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则表现为对斯大林哲学体系的批判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建，二者各有自己的理论内容和理论特征。

　　第三种是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即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思和再认识。以1991年苏联解体为标志，俄罗斯社会发生了重大转折。重大的社会转折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的心灵动荡，使俄罗斯哲学在短暂的“休克”之后表现出未曾有过的活力。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注重的世界观，对客观规律和科学认识的追求，逐渐退出了哲学舞台的中心。对苏联历史的反思，对俄罗斯发展道路的探索，对人类未来的关切，成为俄罗斯哲学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反思，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批判，对全球性问题的探讨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深刻而富有新意的思想。随着苏联的渐行渐远，俄罗斯学者们已经逐渐改变了对马克思主义激情式的彻底否定态度，重新以客观的、理智的、冷静的心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中既可以看到以谢苗诺夫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可以看到斯焦宾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析批评，并从社会生物学的角度对唯物史观进行了系统阐发。

　　这些社会思潮、理论模式和研究范式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了许多新的探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多维视野中的马克思。其意义不仅表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流派，而且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突破单一的模式，呈现出解释的多元化格局；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途径，而且为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提供了更多的方法。例如，卢卡奇和柯尔施的总体性方法启示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作为整体来把握，而不能简单地把它分割为哲学的、政治经济学的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阿尔都塞的症候式解读方法启示我们，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停留在字面上，而要努力追踪它的问题框架，发现表象背后隐秘的、被遮蔽的方面；吕贝尔、费切尔的文本解读方法启示我们，不仅要全面研究马克思哲学在各个领域的思想特征，而且要深入研究马克思著作中概念、范畴乃至思想的演变；德里达的解构式阅读方法则启示我们，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一文本中也存在着张力和冲突，要善于思考其间的断裂和缝隙；沙夫的“人的哲学”启示我们，关注人的存在、人的自由和人的困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哲学研究应当探讨不同历史条件下人类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并使现实中的问题上升到哲学中的问题；科普宁的“认识论主义”研究方法启示我们，认识不是盲目地跟随客体，而是创造性地反映客体，如此等等。

　　80年代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国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为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启了广阔的语义空间，提示了种种可能的思路，但如果把它们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境界”“最佳视角”“终极真理”来仰视，不仅丝毫无益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而且会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向迷途。

　　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关于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问题的研究，关于主体性和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关于交往和社会本体论的研究，以及文化哲学、生存哲学、生活世界理论等等，从争论的议题到基本的依据，都既有中国现实的基础，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激发。9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重读马克思”、“回到马克思”、“走近马克思”、“走进马克思”一类的研究进路，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的影响。对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我们不能采取简单拒斥的态度，而应在批判它们错误的同时，对它们提出的重要问题和具有启发性的思想进行反思，以扩大自己的理论视野。无论在哪一个时代，马克思主义如果忽视对同时代理论成果的批判考察和借鉴，把自己同整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思潮隔离开来，就会由于孤立而走向枯萎。 　　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关于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问题的研究，关于主体性和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关于交往和社会本体论的研究，以及文化哲学、生存哲学、生活世界理论等等，从争论的议题到基本的依据，都既有中国现实的基础，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激发。9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重读马克思”、“回到马克思”、“走近马克思”、“走进马克思”一类的研究进路，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的影响。对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我们不能采取简单拒斥的态度，而应在批判它们错误的同时，对它们提出的重要问题和具有启发性的思想进行反思，以扩大自己的理论视野。无论在哪一个时代，马克思主义如果忽视对同时代理论成果的批判考察和借鉴，把自己同整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思潮隔离开来，就会由于孤立而走向枯萎。

　　在充分肯定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意义及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启示性的同时，对它们的局限及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负面影响也应有清醒的认识。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还是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以及当代俄罗斯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都没有也不可能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终极真理”状态。它们的确看到了某些合理的事实，但往往又把这些合理的事实溶解在不合理的理解之中。即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在今天也更多地表现为文化批评、文学批评，乃至符号的、修辞的批评，由此一路狂奔和下滑，走向虚无和颓废，并没有为社会发展提供现实的指向。因此这样的批评很难称得上是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继承和发挥。更重要的是，自法兰克福学派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实践无缘，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书斋里的批判。正如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所说，这些学说“以自己密码式的语言说话”，其“首要的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它在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而德里达在苏东巨变后之所以不断“靠近马克思”，实质上是从解构主义立场出发为马克思辩护，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来旁证解构主义。在这一“联姻”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已被德里达在解构性的阅读中重新书写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解构主义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在一定意义上，一个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些不同的学派、学说和思潮中被肢解了。在当代，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抑或是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已经成为思想博物馆的标本陈列于世，而不是兴盛于世了。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我们摆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的理解，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但过高评价它们，则会妨碍我们进一步的思考；笼统地谈论国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高度，无助于我们的研究工作，相反，倒有可能混淆它们内部的张力和冲突。国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乏深刻之处，同时也有许多误读、误解乃至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质言之，它们为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启了广阔的语义空间，提示了种种可能的思路，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如果把它们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境界”“最佳视角”“终极真理”来仰视，不仅丝毫无益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而且会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向迷途。历史已经证明，凡是以终极真理自诩的思想体系，如同希图万世一系的封建王朝一样，无一不走向没落。

　　当代马哲研究的第四种路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时代性、民族性，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具有中国特性、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哲学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指向，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第四种路径。

　　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旨，如何从根本上和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并继续在做出积极的回答。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做的最大贡献，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时代性、民族性，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具有中国特性、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哲学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指向，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第四种路径。 　　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旨，如何从根本上和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并继续在做出积极的回答。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做的最大贡献，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时代性、民族性，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具有中国特性、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哲学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指向，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第四种路径。

　　哲学研究不能仅仅成为哲学家之间的“对话”，更不能成为哲学家个人的“自言自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深入现实，超越现实。当代中国最大的现实就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实践活动把现代化、市场化和社会改革这三重重大的社会变迁浓缩在同一个时空中进行，构成了一场极其特殊、复杂、艰难，史无前例而又波澜壮阔的伟大的社会变革，它必然会引起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哲学问题，必然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开辟一个广阔的社会空间。关注这一现实，由此引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形式和当代形态的思考与建构，反过来，以一种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导现实运动，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良心和使命。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不辱使命，无论是从研究深度来说，还是就研究广度而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章。

　　因此，我们编纂了《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丛书。这套丛书是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创新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力求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当代性、广泛性和学术性，按照当代西方、当代东欧和苏联、当代俄罗斯和当代中国四个角度，汇集了当代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种种解说和阐释，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当代境遇凸显出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代课题的联系多方面地显示出来。这套丛书所选材料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不一致，它们之间的差别有时非常大甚至可能是对立的，但也正因为如此，这些研究材料的作用和意义就会是多重的，其中所包含的一致、差别和对立能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不同的参考维度，提供较大的思考空间。我们并非完全同意这套丛书所选材料的观点或结论，但我们不能不敬佩这些思想家在如此广泛的领域里所进行的认真探索；我们未必非常欣赏由这些材料所构成的画面，但它的斑斓五彩不能不在这一方面或那一点上燃起我们探索的激情。同时，透过这些观点、学说和学派，我们会体验到，在当代，没有任何一种哲学思潮或哲学流派能够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些思潮、学派走马灯似的生命周期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确是“我们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当然，随着自然科学的重大发现和社会生活的重大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也必须研究新的课题，应当也必须改变自己的理论形式，应当也必须调整、充实和丰富自己的理论内容。但是，课题的更新，形式的改变，内容的丰富，应当也必须沿着马克思开辟的方向进行，另谋“出路”是没有出路的。在编纂《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我们深深地体会到，马克思仍然活着，马克思与我们同行。

　　　（本文为《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丛书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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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泰斗”穆青:作品与生活一样朴实[转帖]

　　　　穆青,老记者,中国新闻事业家与新闻摄影家,中国新闻史上的擎旗人。河南杞县人,回族,生于1921年3月15日。1937年12月在山西临汾参加八路军,1940年7月考入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1942年8月进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从事新闻工作。1946年2月调入东北日报社。1949年4月起历任北京新华总社特派记者、新华社编委会农村编辑组组长、新华社华东总分社第一副社长、新华社华东总分社社长、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新华社副社长、新华社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新华社总编辑、新华社社长、新华社党组书记。期间兼任过新华社解放军总分社社长。中共十二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共十三大当选为中顾委委员。生前为中国记协名誉主席、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名誉会长。
　　曾以新闻名篇《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享誉全国的一代名记者穆青,于2003年10月11日凌晨3时2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早在念中学的时候,穆青便是我们心目中仰慕的新华社记者。没想到参加工作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竟跨进了新华社的大院而有幸生活在一起。
　　在新华社新闻大厦六楼办公室里,当时整整80岁高龄的原新华社社长、新闻界的“焦裕禄”穆青接受了我们长达近两个小时的专访。他身着深蓝色、对襟扣、丝绸面料的中式服装,年迈但不失清癯,语气平缓而清晰,时而开怀畅谈,时而低头沉思。与其说是规规矩矩的采访,不如说是两代人之间轻松无拘束的叙旧、聊天、侃生活。

　　一、生活从来没什么讲究,简朴而有规律

　　刚一落座,“老头儿”(新华社上上下下对他的敬称)便习惯性地点燃一根香烟。据说20年前,他额上尚有青丝盘踞时,新华社人便开始称他“老头儿”了。外人从旁看去,言之者无不敬,受之者无不悦,是那种自然的家常称谓,而家常的往往也是极致的。而今,时间的魔手真的攫走了他的三千黑发,他曾拼力回抢,于是那发际上的黑色素便幻化成流淌于纸页上的墨色河流:12万字的《十个****员》、40万字的《新闻散论》、30万字的《彩色的世界》,以及尚待整理成集的于战争年代散佚的文稿。
　　他顺兜掏出香烟,点着。采访于是从吸烟这个话题聊起。“都劝我戒烟,我也想戒,但怎么也戒不了。20几岁时开始抽烟,那时正在延安《解放日报》,生活很单调,不像你们现在这样,那时没有什么零嘴儿,就一天吃三顿小米饭,年轻人嘛,我看人家抽烟便学上了。那时是旱烟,烟末用油光纸一卷就成了。没想到一抽就是将近60年。”穆老边说边慢慢仰靠在办公椅上,眼睛注视着手中的烟头。“医生多次劝过我,有两种意见,一是劝我干脆戒掉;一是说戒了也不好,少抽一点可以。我接受第二种意见,少抽,逐步改,一天十几支,以前可是一天至少一包哩。给人谈话、开会、写东西,就要抽烟,像你们这种场合,”穆老笑了笑,“聊天,我就抽烟。平时看报、看书,我可不抽。抽烟不好,到处受限制,遭人白眼。这个习惯我慢慢改。”
　　随后,我们将话题转向饮食与穿着习惯。从谈话中我们得知,穆老喜欢吃面食,“可是一大家人都喜欢吃大米饭,我还是不行,吃一点可以,每顿吃大米饭受不了。”
　　穆青生活崇尚简朴,他很少吃营养补品,肉食也吃得少,水果吃一点,说自己爱吃鸡蛋。或许你不知道,1963年,三年困难时期刚过,穆青对国内记者提出了给人民群众“高级营养品”号召,并亲自抓,抓主题,抓情况,亲自参与制作新闻产品方面的“高级营养品”。可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生活却从来没什么讲究。

　　以往,穆青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人求教“成功的经验”、“写作的秘诀”,随着年事渐长,又头顶“新华社健康老人第一名”的荣耀,向他请教养生之道者也有见长之势。别看他“查体”被医生称为“60岁的器官”,其实他有多项“反科学”的生活习惯:每天一包香烟、不锻炼、不吃保健品,酷爱河南产“烧饼夹牛肉”,没有胆固醇概念地多吃鸡蛋,他自有一套道理:“鸡蛋可是好东西,你想一个鸡蛋有生命的全部成分。”在衣着上,穆老离休后基本不再穿什么西服了,外出时穿一件旧夹克或运动服,随意自在。
　　穆老的生活很有规律性。退休后他常常早上6点起床,晚上11点就寝,中午看看报。每天还练一个小时左右的字,练书法从不要字帖,历来认为自己的字应有自己的风格。谈到书,他讲最喜爱的还是《三国演义》,认为这本书从文字到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都非常不错,书中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很多。“我喜欢历史,对中国历史比较有兴趣,正史、野史,我都爱看。我觉得中国人应该了解中国,古代史、近代史要了解,只有了解了历史,才能有借鉴,才能发展今天。”他语重心长,我们默默点头。
　　从新华社社长岗位退下多年了,他没有丝毫的失意,与做了一辈子记者、编辑的夫人续磊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四个子女各有所成。他感慨:“还让这么多人惦念着。”他说卸下担子后,只要不“下去”,每天都来上班,“不来,呆在家里,心不踏实”。去办公室,他坚持步行到六楼而不乘电梯,说这于自己是一种锻炼。行走如风,腰板挺直,激情使他不断推陈出新,永远朝气蓬勃。他跟年轻人没有距离,他真的一点不老。这位开创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好老头儿,多像虬枝傲苍穹的不老松,威立光明顶,吞吐时代风。

　　二、一手握笔一手操拿相机,继续活跃在世界各地

　　1992年11月,穆青以71岁高龄从新华社社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几十年来,他的作品在中国新闻史上奠定了里程碑式的地位,影响并鼓励了几代中国人,催人奋进。按常理,从此,作为一代杰出的新闻事业家,他可以颐享天年。可是,他如是说:“已从第一线上退下,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从此就安度晚年。退休,让我摆脱了繁重的领导工作,但开阔了一个新征途,是一个新起点。我想,只要能力所及,我会珍惜每一天。如今,我有时间看想看的书,写想写的文章,去想去的地方……”这时穆老越讲越兴奋,感染得我们也为老人高兴。
　　提起穆青,千千万万的读者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他那一篇篇新闻经典名作。然而,又有多少人知道,穆青还是一位新闻摄影高手。上年纪后,相机替代了他的笔。他摄中原农家,照国外飞瀑……有时看到一朵形状奇异的云,他会追云大叫:“快看快看!”自然景致中,他偏爱瀑布,大起大落,气势恢宏。他曾在非洲维多利亚大瀑布下联想:“有思想品格高度的人,不畏生活中的落差。”晚辈议他:“老头儿”能跑着呢,激情不减。
　　穆青说在战争年代,他是随军记者,从东北一直打到广西,写下无数新闻作品。但是,由于缺少摄影器材,竟没有机会留下一张图片资料,这令他至今遗憾不已。20世纪60年代初期,他开始接触摄影。但是,穆青真正有机会进行新闻摄影的实践还是他20世纪80年代初在新华社社长的任上。穆青说:“改革开放以前,我很少拿过照相机,那几十年中我手中的‘武器’就是笔。但几件重大的憾事让我非常后悔。我最终下定决心,一定搞好摄影,一定要掌握好照相机这个新式武器。”“第一件憾事是50年代中间,有一次我和著名记者华山随代表团到苏联去。我们两个都喜欢苏联文学,很想在彼得大帝的雕像前留张合影,但随团的同志中只有一位带着照相机,我们请他给照张合影,他说:‘不能给你们照合影,国家有规定,公家的照相机和胶卷不能给私人照相。我要是给你们照了,回国后肯定要挨批的。’20世纪80年代,我又去了一趟苏联,再次来到那个雕像前,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不能和华山同志合影了,因为他已去世了……”“第二件事情是,我们在采访焦裕禄事迹时,竟然没有留下一张采访照片,老乡们、干部们回忆焦裕禄时泪如雨下的动人场面,没能永远留在画面上,虽然他于我至今历历在目。”“第三件事情是,1976年周总理逝世时,一大早,寒冷的天气里,长安街旁云集了那么多人,那个场面真是太感人了。我赶快返回新华社,让摄影记者抓紧去拍照,他却含着泪说:‘不行啊!他们(指‘四人帮’)不让照!那里有很多便衣,谁照就抓谁。’打那以后,我就发誓一定要掌握好照相机这个‘武器’,再也不能留下新的遗憾了!”

　　谈兴正浓,陈秘书进来,给穆老递上一份传真,原来是穆老浙江游的日程表。从陈秘书的介绍得悉,穆老退休后,每年要下去走走,花上三四个月去看看,带着问题下去转转,国内仅西藏、澳门与台湾未曾涉足外,国内有的地方穆老去过七八回了。去过60多个国家的穆老还是认为自己国家的风光最美。
　　“我不太喜欢大城市的繁华,喜欢大自然,喜欢森林、田野、山川、河流,这些是最美的,给人以美的感受。我要通过我的笔、我的镜头反映大自然的美,把自然的美传达出来,让所有的人得到美的享受。”正如他所说,自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他不是坐在家里关门写回忆录,而是一手握着笔,一手操拿相机,继续跋涉在世界各地的山山水水间,成就着他那未完的事业和心愿。
　　“穆老,摄影是一项很辛苦的工作,你到现在都机不离手,您的身体为什么这么好?”有记者问。穆青笑着说:“我的身体很好,靠的是什么?打仗、跑新闻、拍照片!记者走得多、看得多,有许多美好的难忘的瞬间,文字可以记载,但同时拍了照片更好。图片新闻可以活跃版面,让人喜闻乐见,而且不受语言的限制,可以生动地把祖国的美好形象展现给世界。”奔走于繁华的都市,穿行于荒僻的乡村,攀上高山之巅,驰过草原大漠,每次采访或者旅行,穆青几乎都不放过片刻的闲暇,尽情地拍摄。穆青说他写作从来不靠采访对象提供的现成的材料,一定要亲自看过调查过,有了真切的感受才落笔。他的摄影作品同样秉承了这一原则:每一下快门记录的都是他所了解和理解的事和人。穆青的摄影作品在艺术上朴实简洁,尽量用画面本身“讲话”,绝不拖泥带水,讲究弦外之音。近20年来,穆青先后出版了《彩色的世界》、《穆青摄影选》、《开封菊花》、《洛阳牡丹》等多部摄影专著,将世界上60多个国家和祖国各地的风土人情尽收镜头之中。摆在面前的那本精装的《彩色的世界》,集结了穆老41篇游记散文和195幅彩色风光照,这部书向我们展开了一个瑰丽奇伟、包罗万象的大宇宙。特别是那每一张摄影作品肯定都有一段他跋山涉水捕捉那珍贵刹那的动人故事。
　　“我真正拿起相机是在80年代,我的摄影作品比文学作品多好多,至少有好几万张。因为年龄的关系,我已不便拍摄新闻照片,现在拍摄的作品多以自然风光、风俗为重。”触及摄影话题,谈起自己的摄影经历与得意之作,穆老的情绪总是那么高昂,那么激动,焕发着青春的活力和朝气。的确,其摄影作品大气,给人以气势磅礴、胸襟开阔之感,给人以心灵上的震撼,很有动感与生气,且自然朴实,很有琢磨头。他说,还有一个愿望,想出一册《绚丽的中国》,与《彩色的世界》相映成趣,中外融合。

　　三、心中有群众、脚下踩热土的穆青,是第11位令人景仰的****员

　　1993年5月,穆老曾南攀黄山,面对苍天兀峰,诗兴大发,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文章不为千金卖,沥肝胆,青史巍巍,冰操皑皑。光明顶上啸天风,著我炎黄气概。对群峦,思潮澎湃。赤子深情终未改,欠多少,父老相思债。鬓堆霜,丹心在。”是的,穆老之所以跋涉不断,笔耕不辍,是因为他心中的激情从没有熄灭,对老百姓的事儿他依然牵挂不已。

　　一个人,能迸发出激情为百姓做件事并不难,难的是永存那一份激情,永惦百姓的事儿。纵观穆老的一生,可以发现,正是艰难而纯真的革命时代所赋予他的理想和信仰,正是感奋于老百姓对幸福生活执著而又含辛茹苦的向往和追寻,才使他对普通人民的生活有着真切的关怀和重视,才使他对国家的命运和前程有着真诚的关心和把握。
　　穆老跑过的城市很多,但他跑过的农村更多,跟群众患难与共,休戚相关。他深情地说:“我是从河南农村走出来的,我的老根还是一个踏实朴素的河南农民。我每隔一阵子一定要到乡下去走一趟,和老乡们一块生活一阵子。他们从不把我当成什么大官,什么话都跟我说。如今退休了,我什么会也不参加,什么社会活动也不参与,看看报纸,看看文件,到下边听听老百姓讲的真话,听听他们的苦闷与反映的问题。”穆青能走进中南海坐到政治局的会议桌旁,又能到穷乡僻壤采访睡在农民的土炕上;能从政治家的角度同党和国家领导人畅论国家政事天下事,也能用地道的农民语言同乡亲们拉家常细说麦子、棉花、芝麻。这就是我们的新闻界大师之“神奇”。
　　“您写的人物通讯,为什么都是一些先进人物,好的典型,怎么没写一些阴暗面呢?”笔者不失时机的问穆老。“要在我们的新闻工作中,大量报道人民群众,特别是他们当中的先进人物活动,是新闻工作者的一种职责。我们要通过典型人物通讯,表现时代精神,多揭示表现美的东西,对我们民族有好处。当然,我在下面也发现了不少的落后的东西,一般是请分社的同志写内参。”从穆老的谈吐中,我们似乎感受到了他的为文与为人的高尚思想境界,颇受教诲。

　　不论在职之中或离休之后,他从没有让手中的笔辍下来,现在还在不断地写。每每走进农户的小院,坐到农民的炕沿,喝着大碗茶,嚼着玉米饼与群众亲切交谈,那形象让人感到他本身就是普通人民群众中的一员。1994年6月,穆青在宁夏一个贫困村采访,见到一群衣衫褴褛、双脚赤裸的儿童,他不由的俯下身用手抚摩一个孩子沾着污垢的脚面,眼中已禁不住闪动着泪花。这便是我们的“老新闻”,文如其人,风格即人,不是情真不动人。
　　穆青和农民心心相印,呼吸与共,他每采访一个人物都深交一批朋友,有时候那种感情深得令人惊讶。穆青和吴吉昌可谓萍水相逢,采访完毕后,两位相差12岁的老人竟成为好友。1982年吴吉昌提着两斤棉花大老远的到北京来看望穆青,穆青过意不去,说:“以后再来,千万不要带东西,路远多受累。再说北京哪里买不到棉花?”吴吉昌摇了摇头说:“俺知道北京有,可这棉花是俺自己试验田里种的,老伴特意弹的,绒长,暖和着哩!俺就是想让你絮个褥子铺在身下一准暖和,你身子暖和了,俺心里也就暖和了!”几句话说得穆青心里热乎乎的。
　　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铁人王进喜、植棉模范吴吉昌、“老坚决”潘从正、红旗渠特等劳模任羊成……当一个个满溢着英雄气概的人物被社会所知时,人们也记住了记者穆青的名字。穆老用心血与真情写出的“十个****员”,对于中国人来讲只要列举一下篇名,即可了然于胸。其实心中有群众、脚下踩热土的穆老便是第11位令人景仰的中国****员。难怪,退休后,一下乡人们就围上去,手拉着手,促膝畅谈,把心里话都掏出来,而且总是那么的无拘无束,亲密无间。如果说,人民的好儿子焦裕禄感动了他,那么可以说新闻界的“焦裕禄”也感动了老百姓。
　　他讲:“搞新闻事业不能论年龄,只要跑得动,就要跑。”他退而不休,笔耕不止,不断深入实际与群众的热情与作风激励着我们这些新生代。“我写的10个****员,已去世了8个,只有当年红旗渠的除险英雄任羊成和辉县县委书记郑永和还活着,一直与我保持着联系。任羊成如今70好几了,现在在红旗渠做解说员。今年大年初一,我一早接到的第一个电话便是任羊成打来的,一聊就是好一阵。”顿了片刻,穆老打破沉默继续自己的话题,“其实,这两位先进,我早在70年代便发现,采访过,本来是要把这些写出来,但当时正值‘文革’那段荒诞的岁月,材料被抄,不能不搁置下来,我感到对他们也欠了债。好在退休后有时间与机会补上这些债。1994年我终于梦想成真,再次采访,整理成文,很好地宣传了他们。”穆老的“欠债感”让笔者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一个****员、老新闻工作者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让人动容。
　　十年“文革”是穆青此生最大的磨难与挫折,这让他至今抱憾:“那是我从45岁到55岁的黄金年华,可以写多少文章啊!”事实上,他以自己在政治风浪大起大落中的行为,书写了一篇无字的文章,特别是当他跻身于中国新闻史册时,这无字之文便成有字之文的辅读,人品为作品增色。“文革”结束,怎样把个人伤口变成民族的智慧,是穆青着力思考的问题。敢于冲破传统的围墙,直逼原始的真实,是记者的良知,当时作为中国最大新闻通讯社的首脑,用事实说话,在某些时候则要付出加倍的勇气。“1978年我写吴吉昌,还是‘两个凡是’的时候,我在结尾处写道:‘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像吴吉昌这样的遭遇,连同产生它的时代背景,都一去不复返了。’有人批评我是借吴吉昌发泄自己对‘文革’的不满。我当时承认:对,就是这样!”
　　1978年11月15日,穆青得知中央批准北京市委决定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立即指定专人从一篇几千字的会议新闻里挖出有关内容写了一条短新闻,并加上“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的标题,当夜向全国和全世界播发。消息虽然只有260字,但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它恢复了历史的真面目,为千万中国人申了冤。
　　据悉,“十个****员”之一的“老坚决”潘从正去世后,孙子潘园林每年都要带上自家产的花生、菜油到北京来看穆爷爷,并牢记爷爷和穆爷爷的教导,为人民多做好事。一个邻居患绝症在郑州住院,他买了礼物去看望,还给了病者4000元。乡亲们看到有些干部不地道,像“棉铃虫”,就委托潘园林捎信给穆青:“俺们呼唤穆青,再写出为人民说话的好文章!”潘园林说,穆爷爷来过四次,前三次都是直接走进万庄苗圃,没有县里干部陪同,来时吃的是小米稀饭,蒸槐花调蒜汁,嘴里还不住的说:“好吃!好吃!”穆青和他笔下的人物,有着近乎生死之交的情谊,吴吉昌的一尊塑像每日与他相伴,焦裕禄的儿子每次来北京必登门……而他自己六访兰考、七下扶沟、八进辉县、四访宁陵、两上红旗渠……

　　人物通讯是穆青很擅长的,综观他的人物通讯,可以很明显地发现,他写的人物,除焦裕禄和郑永和是县级干部外,绝大多数是普通人、农民。爱他们,写他们,而且还爱得那么深,写得那么真。他写这些普通人,是突出写精神,写蕴藏在这些小人物身上的伟大精神。写他们对灾难对厄运不屈不挠的抗争;写他们对信仰对事业一往情深甚至执迷不悟的追寻;写他们纯净透明的心灵,写他们对国家对人民情深似海的感情和无私无畏的奉献。这种精神和品质是时代的主题,更是穿越时空的永恒主题。有位记者这样评价穆青:“写一个人,这人就走进我们的心中;即使是写一个死去了的人,这人却能活在几代人的心中。”
　　距1966年2月播发那篇焦裕禄的通讯,至今已30多年了,穆青本人同作品中的人物一起经历“文革”又走进“改革”,承受着市场经济的洗礼。在社会风云流变中,在多种价值观的冲撞中,特别是领导干部腐败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后,他被人问得最多的问题是:“今后还有焦裕禄吗?”穆青毫不迟疑:“有。”“还能引起亿万人共鸣吗?”穆青说:“不好说了,因为时代已经变化了。这些年来不少人把****员的形象模糊啦,给淡忘了。我一直思考着如何让群众看党员,党员在市场经济中怎么摆正位置。”
　　从1942年延安起,穆青用他一支充满激情的笔抒写了一个又一个普通的****员,他写一个人物,常常要一年、数年,甚至二三十年才完成。而每一个所写的人,都成为他的朋友、好兄弟,彼此牵肠挂肚,几十年不能相忘。有一次几位外地农民来见穆青,理由是:“找不到焦裕禄,就跟您说说心里话。”此外他还收到寄自各地的包裹,基本都是绿豆、黄豆之类的农产品,有时寄物人连姓名都不留。《人民日报》前任总编辑范敬宜说:“穆青把根扎在最厚的土层里,所以他有最肥沃的养分,他的作品也能代表最大多数的人,他能用最底层的事感动最高层的人。他有我们许多记者都不曾享受到的幸福。”

　　四、昨日做文学梦的年轻人,无意间成了今天的“新闻泰斗”

　　穆青祖籍河南周口,1921年生于安徽蚌埠,10岁时,给一小军阀做师爷的祖父去世,举家迁回河南杞县即祖母的娘家,穆青由此踏上河南那片厚土。小时候家境不好,父亲穆蕴珊虽是知识分子,但由于为人耿直,老实朴讷,常常失业。在社会的底层,穆青一面饱尝生活的辛酸,一面在淳朴善良勤劳的百姓中间寻找快乐与真情。人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而在穆青,这第一口“奶水”却来自祖父,他是晚清举人,有深厚的国学素养,又写一手时常有人来“求”的好字,因此给长孙“开蒙”之事他不会假手他人。“四五岁时我就要每天认、写四个字,祖父晚上回家要写给他看,有时出去玩疯了,没写字,晚上就挨毛掸子打”。《千字文》、《论语》、《孟子》、《唐诗》等篇目,都是祖父亲授。“后来我上小学,直接就上三年级,没读过一二年级,而且作文成绩好,总是班上第一名。”

　　虽是有诗文浸染、字画熏陶的书香门第,祖父还是让孙子跟随一位侠义的武功师傅习武练拳,“小时候每天要踢腿、练功架,一直到祖父去世”——如今80岁的穆青还能健步如风,不可思议地将年轻人甩在身后,他说缘于“腿上有劲儿”。除此,每天清晨他都坚持挥墨习字,“祖父去世前留给我三句话:好好读书,好好写字,好好打拳”——听一位早已做了祖父的人一字字默念他祖父70年前的临终留言,旁人也会有一份感动,那里面有中国人渗透到骨髓里的对儿孙的爱,有中国人深刻的人性。
　　如果说渊源的家学以传统文化打造了穆青生命链条的第一环,那么杞县大同中学的师长则以国难当头的民族大义和匹夫之责与之链接。穆青说有两位老师对他的人生产生影响,一是赵伊坪老师,另一位是中共地下党员梁雷老师。穆青在学校里很活跃,是“文学艺术同盟”的主席,出版过文艺刊物《群鸥》。当时的穆青就很爱好文学,读了不少名著,14岁还在报纸上发表过第一篇文章《小福之死》。“我正值对世事半懂不懂的年龄,进步思想激发了我的爱国热情,那时就打定主意,参加革命,不做亡国奴。”战争中,他说,老百姓给我吃的,掩护我藏身,没他们保护,十个穆青也死了。
　　提起他同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的同班同学贺敬之、冯牧等都成了大作家,而他自己年轻时也曾做过当个大作家的梦时,穆青笑了笑,“年轻人都爱做梦,幸好没去当作家,没有按照个人设计的方向去走。想起来,我一点也不后悔,相反还常常暗自庆幸。1941年我因发表一篇小通讯而意外的走上新闻岗位,在以后的岁月,一步一步,走过了60年难忘的记者生涯。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习惯了与事实打交道,现在反过来让我搞文学虚构,根本不行!我为自己当初的选择骄傲、欣慰。”
　　原来,在1940年已是八路军120师政治部文化教员的穆青被抽调到延安学习。在延安,他本应去抗大,或者陕北公学,但穆青却提出去鲁艺,因为他始终有一个文学梦想,而且他钦佩的那些大艺术家都在鲁艺。这里,真是人才荟萃、群星闪烁,茅盾、周扬、何其芳、周立波、严文井、陈荒煤等著名文艺家是穆青的老师,贺敬之、冯牧、黄钢等是穆青的同学。在这群人中穆青起初并不显眼,但他的勤奋好学却很快引起了师生的注目。在鲁艺,只要是图书馆能借到的书,穆青都仔细阅读,碰到精采的段落和文章,他还整齐地抄录在自己订的本本上。白天穆青倚着老乡的草垛读书或垫块木板写稿。别的同学打扑克、下棋、唱歌跳舞,穆青从不参加,经历过战争生死考验的他格外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穆青说在鲁艺的两年,是他一生最勤奋的时期,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听茅盾讲《中国市民文学》,周扬讲《文学概论》,周立波讲《中外名著选读》,何其芳讲现代散文和诗……在窑洞一根棉芯的麻籽油灯下,他开始了小说习作,反复推敲、字斟句酌,最后还要读上两遍,“看有没有疙疙瘩瘩的地方”。他后来以文章名世,除自身禀赋与刻苦用功外,另一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他曾被中国现代文学的诸位大家点拨。

　　1942年,穆青到385旅实习,写了篇通讯《我看见了战士的文化学习》,栩栩如生地描述了战士在战斗、生产之余紧张学习文化的事迹。通讯一见报,立即受到《解放日报》领导的注意,他们点名要穆青到报社工作。穆青说他“原来对记者印象并不好,这印象来自国统区的那些记者。那时,我很想搞文学创作,我觉得当作家比当记者好,当作家有意思,所以心里有点情绪”。1942年调他去《解放日报》当记者,几次都以“本人不爱讲话,不爱活动,性格内向”为由“顶”着,实际上是放不下当作家搞文学的心愿。直到鲁艺院长周扬亲自出面与之谈话:“记者和作家没有严格的界限,许多作家都有当记者的经历,比如爱伦堡、高尔基。至于性格,在****员面前没有攻克不了的城堡……”几天后,穆青去了延安清凉山上的《解放日报》社,这一干就是60余年。
　　在他心里,记者是终生的天职。他说,如果能再生,我还做记者。怎样做个好记者?穆青常被同行后生请教,“先做好人,再做好记者”。具体到采访技巧,穆青说有感情没技巧。采访者对被采访者的事迹打动了,思想产生共鸣了,心自然就会沟通。记者如果带着“我来表扬你”或“我来写你”这样一个旁观者的立场与人对话,肯定走不进采访对象内心,纵然技巧用尽,人家对你的门也是半敞不开的。穆老说,因为记者的责任,记者应该是最受欢迎的人。如今的时代,新事物层出不穷,只要记者深入下去,下一番调查的苦功夫,就会写出许多东西,引导各行各业朝正确的方向前进。现在的条件比过去好多了,记者文化程度高,知识面广,设备先进,记者们应该写出超越前人的作品,应该很好地记录这个时代。
　　听他笑着“自曝其短”:“上中学就重文轻理,考高中时数学、英语是补考才过关,所以至今能写农民却从未写过科学家……”这时,你会觉得他不是平白无故就成为穆青的,他的自我审视、不虚伪其实正是他的智慧。令人吃惊的是,他自认为寡言少语是性格内向之人,却把文章写得情思奔涌、笔墨淋漓;他年轻时没有想过当记者,他的新闻作品今天却是高等院校新闻和中文、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必读教材;他自称重实践不擅理论,而全国多所院校都有学养深厚的专家学者从事“穆青研究”。这就是作为既是新闻记者又是新闻事业管理者、既是国家正部级干部又常以“无产阶级新闻战士”自勉自励的穆青之神秘与独特所在。
　　在新华社大院,国会议场以山谷般的虚怀盛载着历史的往事,巨笔形的25层新闻大厦凌天风、鼓心志将四面江山收眼底。在这座大厦中,穆青接待过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他多次提出新华社在世界上的声音要加强再加强。“建一座大厦,带一支队伍”是穆青的两大心愿,后来他才觉得,带队伍比建大厦难得多。他于80年代提出“新闻三论”,即写散文式新闻、视觉新闻和实录性新闻,为新闻改革吹来缕缕清风。
　　采访结束了,此时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穆老脸上与额头上,让我们分不清是布满的皱纹,还是灿烂的微笑。
　　如今,穆青老人离我们而去了,但他所留下的精神财富已永远被中国人共享,人们纪念这位中国新闻战线上的“人民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