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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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第一个电影女导演:王苹[转帖]

　　　大约是在1935年的新年来临之际,在南京城里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大事件:南京新中门小学有位年轻女教师因为参加演出了易卜生的名剧《玩偶之家》,在剧中扮演了娜拉的角色,结果招来了一系列的横祸:父亲骂她伤风败俗,不准她再出家门;校长认为她破坏了校规,将她从学校赶出。更为可憎的是国民党政府,不但逮捕了上演该剧的“磨风剧社”的几名成员,还以南京市教育局的名义发出通告,不准任何学校再录用这位年轻的女教师。这些,激起了南京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不满,在金陵城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请愿活动。
　　这位年轻的女教师自幼喜爱阅读文艺作品,尤其是高尔基的《母亲》、郭沫若的《女神》、茅盾的《蚀》等文艺作品,使她充满追求和幻想,帮助她张开了理想的翅膀。在南京中学上学期间,她在那里结识了许多同学和朋友,而这些人后来成了著名的电影艺术家,如瞿白音、张水华、王家乙、严恭等。她背着父亲偷偷加入了由这些同学组织的业余“磨风剧社”,多次扮演主角。中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南京新中门小学任教。参加演出《玩偶之家》惹出风波,使她在南京没有了立足之地。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她到江苏江宁县铜山镇去当了一名小学教师。那里小桥弯弯,流水清清,风光秀丽,景色宜人,令人十分惬意。她在此间接触到许多天真可爱的乡村孩子和勤劳朴实的水乡农民,开始看到了中国农民的苦难,懂得了社会和人生。为她以后的从影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她就是王苹(1916—1990),原名王光珍,出生于南京一个回族知识分子家庭,后来成为我国第一个电影女导演。
　　1935年10月,在中共组织和同志们的帮助下,王苹第一次离家出走,独身北上,投奔革命。随后接受中共组织交给的任务,勇敢地闯入反动势力猖獗的上海,参加了由宋之的编写的一部名为《无限生涯》的影片的拍摄工作。她扮演其中的一名歌女。虽然这部影片没有拍成,王苹却由此开始了演员生涯,并与宋之的情投意合,结为夫妻。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期间,王苹先后辗转重庆、上海、香港、昆明等地,跟随抗日救亡演剧一队,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演出了《雾重庆》、《大雷雨》、《家》、《北京人》、《钦差大臣》等许多剧目,提高了表演艺术水平。名演员凤子曾回忆道,他和王苹“往来较多的是1941年底在香港时,那时,我们同住太子道一幢楼房里,我们都是一个目标,要搞革命的影剧。‘皖南事变’后,重庆的影剧活动一时开展不了,在党的安排下,部分同志撤出重庆,来到香港。为扩大海外的抗战宣传,揭露国民党的贪污、腐败,我们以‘旅港剧人’的名义,演出了《雾重庆》,宋之的亲自参加导演。‘旅港剧人’演出的第二个戏是《北京人》,那是我们第一次同台演出”。抗战胜利后,宋之的夫妻俩回到上海。宋之的被调往东北第四野战军工作,王苹则带着两个女儿独自留在上海,一边参加了《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和《丽人行》等影片的演出,一边秘密为地下党做了很多工作。
　　全国解放后,王苹被安排在东北电影制片厂工作,1950年调往军委总政治部文化部电影处工作。1951年春天,解放军军事学院要组织一个诸兵种协同作战的演习,时任该院院长的刘伯承指示总政文化部将演习拍成电影,供部队训练和教学参考。当时,部队还没有制片厂。谁是最合适的人选呢?领导上想到了王苹,就将这一重任委托给她。于是,王苹开始埋头学习诸兵种联合作战的指挥艺术和军事常识,取得了军事考核合格的好成绩。与此同时,她同军事顾问反复研究,拟定了完整的拍摄计划,做好了拍摄前的一切准备。经过一年努力,由王苹导演的我国第一部大型军事教学片《河川进攻》完成了,而且拍得很成功。王苹并未经过专业学习和培训,但她通过刻苦摸索电影这门艺术,为军事题材影片作了非常有益的探索,所以,当八一电影制片厂成立时,她成了我国第一个电影女导演。
　　王苹导演的第一部故事片,是1954年拍摄的《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该片是根据话剧改编的。一般情况下,拍一部片子需要两千多米胶片,由于缺乏经验,王苹一下子拍了四万米胶片。面对这些实际问题,她虚心地向蔡楚生、史东山、郑君里等老一辈电影艺术家请教。在他们的帮助和指导下,王苹初步掌握了电影导演的艺术规律,完成了影片的摄制工作。王苹导演的第二部故事片,是1957年拍摄的《柳堡的故事》,这成了她的成名作。《柳》剧具有鲜明的江南水乡地方色彩,更富有浓郁的诗意和人情味,片中的插曲《九九艳阳天》更是不胫而走,在群众中广为传唱。这部影片之所以能够成功,与王苹年轻时在铜山镇的生活体验是分不开的。影片奠定了她清新、细腻、严谨的导演风格。从此,王苹一发而不可收,相继又在《永不消逝的电波》、《江山多娇》、《勐垅沙》、《槐树庄》、《霓虹灯下的哨兵》等影片中大显身手。特别是1962年由她导演的《槐树庄》荣获第二届百花奖最佳导演奖后,她更是誉满影坛。1974年,她作为顾问参加了《闪闪的红星》的导演工作。1976年,她把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搬上银幕。1977年,她又导演了故事片《我们是八路军》……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她又执导了大型音乐片《中国革命之歌》,该片在1986年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的最佳导演奖。

　　在周恩来的关怀下,王苹兢兢业业,豪情满怀地完成了《东方红》这部电影史诗的拍摄工作。拍《东方红》时她力避江青的干扰。当时她已有心脏病和高血压,是怀揣着“天麻粉”度过日日夜夜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1965年春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三家联合组成庞大的摄制组同时拍摄的宽银幕、窄银幕两部影片。参加影片摄制的演职员三千多人,摄制组分成两部分,在人民大会堂、北京体育学院大田径馆两处来往奔波,交替进行。影片由王苹和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李恩杰任导演。参加《东方红》影片摄制工作的有胡德风、胡松华、郭兰英、王昆、李德伦、寇家伦、贾士骏、赵青、邓玉华、才旦卓玛、刀美兰、阿依吐拉、莫德格玛、崔美善等著名的指挥家、歌唱家、舞蹈家,集演艺界精英于一堂。可以说,这个导演没有一定的工作魄力及业务水平也是当不好的。然而,在胜利和荣誉面前,王苹非但没有洋洋自得、居功自傲,反而向周恩来恳切建议:这部影片一律不署个人名字。周恩来赞许地同意她的意见,表扬了她高尚的思想境界和情操。
　　“文化大革命”中,王苹被关进了“牛棚”,家也被抄了。在被隔离、监禁、审讯的日子里,身患高血压、心脏病的她,抗住了种种非人的磨难。刚被“解放”时,天空仍是乌云翻滚,但她已满怀信心地投入了艺术创作。1974年拍摄《闪闪的红星》时,是在“四人帮”的控制下拍摄的,王苹是在黑云密布的氛围里对影片进行修改、加工的,这种坚持真理的精神,不能不令人敬佩。在拍摄“激流放排”一场戏时,扮演冬子的小演员看到江水太急,不敢上竹排。王苹不顾年老体弱,挽起裤腿就登了上去。小演员一见,鼓起了勇气,说:“奶奶敢上,我也敢上。”这组优美的镜头就是这样拍成的。影片获得了成功,可是在银幕上却不准出现她的名字,她不计较,也不抱怨。多少年来,她自己从没有提起这件事,但知情的人们却忘不了她付出的劳动和艰辛。
　　应该提及的是,王苹在导演影片《槐树庄》时,曾动手写了一遍电影文学剧本,提供给话剧作者及电影改编者胡可参考,并对胡可说:“这个本子你同意的地方就用上,不同意的地方就去掉。”胡可被她的真情实意和坦荡的胸怀所感动,采纳了不少内容。从此,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导演《永不消逝的电波》时,王苹在深入生活、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原剧本的内容作了充实,并在结构和艺术处理上作了调整。她从头至尾重写了一遍电影文学剧本。影片正是按照她的剧本摄制的。按照如今一些人的做法,王苹在这两部片子上署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再和作者分些稿费是无可非议的。但她却没有那么做。她认为导演要拍好影片,做一些这样的“幕后”工作是应该的。
　　198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影片《布谷催春》荣获文化部颁发的优秀影片奖。导演贾士和记者谈及该片成功的经验时,动情地说:“这部影片的真正导演是王苹老太太。”原来,演员出身的贾士第一次独立导演《布谷催春》,由于缺乏经验,第一次实拍失败了。在王苹副厂长手把手的指导下,他重新改写了分镜头剧本。在外景实拍时,有一天已是深夜了,王苹又打电话询问拍摄的情况,并且把她对下一阶段的拍摄设想详细地说了一遍。然后问贾:“听懂了没有?记住了没有?”贾士充满信心地说:“我懂了,请您放心好了。”谁知王苹竟要他复述一遍后,才放心地挂上了电话。贾士深情地说:“王苹导演对我要求十分严格,自从答应帮助我以后,直到影片送审通过,我从未听到过她的一句表扬、一句称赞。影片公映后得到观众认可,她才松了一口气。她是严师,又是慈母,对每件事都拳拳在心,不时地询问,及时地告诉我该怎么办。”
　　即使在将近古稀之年、担任八一电影制片厂顾问、文化部电影委员会委员之时,王苹还在厂内厂外忙个不停:审查剧本、分镜头、看样片、参加各种会议和评奖活动等。她说:“一个****员,在这种位置上,做点工作都是应该的,什么名利呀,地位呀,都是虚的,都要化成一缕青烟,只有给人们留下点什么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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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当红娘[转帖]

　　胡适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启蒙者,大家都知道他的道德文章,但却很少有人知道胡适有一本“鸳鸯谱”,里面记载着由他牵线作伐或主婚的几十对“鸳鸯”哩!最近,笔者从台湾归来的一位老先生那里了解到了这一段鲜为人知的雅事。
　　胡适自己的婚姻虽是包办的,妻子江冬秀是乡村的小脚妇女,但他提倡新式婚姻,提倡男女自由恋爱,热心关怀帮助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和婚事,下面就以三对“名鸳鸯”的婚事作为美谈。

　　赵元任和杨步伟

　　赵元任是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他和杨步伟的婚姻是胡适牵线作伐而成的第一对“鸳鸯”。
　　1920年,赵元任从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到国内,被清华大学聘为教授。有一次赵元任偶感风寒,连咳数日未好,有时还咳出血丝来。赵元任以为自己得了肺病,便去医院诊治。一个男医生给他诊治后,因把握不定,便对他说:“我去请我们的主任来给你确诊一下。”一会,主任被请来了,赵元任一看,愣住了,原来是一个年轻秀丽的女医生。女医生给赵元任仔细检查后,说:“不要紧,你只是因风寒而引起的支气管炎,至于咳出血丝来,那是咳得用力而震破气管的原因。”
　　赵元任有些不放心,说:“你能保证我不是肺病?若是的,岂不要耽误病情!”
　　女医生认真地说:“你放心,绝不是肺病,若是我负责!”
　　此时一旁的男医生对赵元任说:“你莫看我们杨主任显得年轻,她可是中国第一位在日本取得医学博士的哩!”
　　这一说,使赵元任这个留美的博士也不禁对这位女医生刮目相看了。
　　回到住处,赵元任脑子里一直浮现着女医生的秀丽面容,他在心中认定:这个有才学的女医生正是自己所追求的知识型的佳偶。于是他借复查病情为由,多次找这位女医生。一来二去,两人逐渐相熟起来。他得知她叫杨步伟,便风趣地说:“你的名字与你这位大家闺秀的尊容似乎有些挂不上号嘛!”
　　杨小姐莞尔一笑说:“其实我原来不叫这个名字,这是我到日本留学后改的。你们男人能做一番事业,我们女人也能做一番事业!”赵元任对杨小姐这种有巾帼英豪的气质更是钦佩,当他得知杨小姐尚是待字闺中,便开始了对她大胆火热的追求。杨小姐也已知道赵元任是清华大学年轻有为的教授,对他很有好感,但因跟他接触不深,尚不知他的脾性为人,故迟迟未向他敞开爱的大门。赵元任便有些急了,把自己的苦衷向好友胡适诉说了,胡适立即拍着胸脯说:“让我去帮你突破这一关!”第二天,胡适就找到杨步伟小姐,介绍赵元任的情况,并表述赵元任对她的倾慕之心。杨步伟见胡适这个全国知名的导师亲自来当红娘,当即便答应下来。
　　1921年8月,赵元任和杨步伟举行了新式婚礼,两人只在新房中自备了一桌酒席,请胡适与朱徵女士为证婚人,在结婚证书上签名作证。胡适签上大名后,笑眯眯地拿出一本准备好的“鸳鸯谱”说:“我也请你们在我这本鸳鸯谱上签上你们的大名!我准备以后多做这些甜蜜的雅事,争取把这鸳鸯谱续满!”
　　于是赵元任和杨步伟也高兴地在“鸳鸯谱”上的第一对处签上大名。

　　沈从文和张兆和

　　20世纪30年代初,胡适在上海中国公学当校长,他聘请已在文坛上显露才华的沈从文任教。沈从文第一天走进教室,就见第一排坐着一个风姿绰约的女学生,他的眼睛顿时一亮,翻了翻学生的名册,得知这位女学生叫张兆和。上课中便有意点她起来回答问题,张兆和因有些羞涩,紧张得回答不出来。沈从文为了打破这种僵局,便温和地笑道:“我本来第一堂课想点个男学生起来回答,又怕女学生说我有重男轻女的思想,故而点你这个坐在第一排的女生,谁知你又以沉默来抗议我这种让女士打先锋的不近情理的做法。”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整个课堂顿时活跃起来,张兆和见沈先生并没有一丝责怪自己的口气,紧张的心也就松弛了。随后沈从文继续认真从容地讲起课来。他的文才学识吸引了全班的学生,也使张兆和暗自佩服起来。然而张兆和万万没想到的是,她的这个有才华的老师从第一眼看见自己起,就悄悄喜欢上了自己。
　　沈从文也没料到自己会这样快就陷入情网,他每天一进教室,首先就情不自禁地瞥一眼张兆和,顿时他的精神会为之一振,讲课时也才思敏捷,如行云流水。如果哪一天张兆和不在教室里,他会顿时觉得有一种失落感,讲课时往往会神不守舍,有时实在讲不下去了,就干脆出个题目,叫学生们做作业。
　　沈从文本想在张兆和毕业后再向她吐露心曲的,但爱情之火燃烧得他实在难以控制自己。连连几夜在床上辗转反侧之后,他决定施展自己的才华,用那支纤纤柔笔去俘获她的心。
　　第一封情书送到了张兆和的手里,她的心顿时扑扑跳了起来。她万万没想到是年轻的老师写来的,她只看了一半,那火热的语言便使她不敢再看下去了,她虽然敬重这位老师,但她不敢回信,也不敢对老师有什么表示,她觉得自己还是个学生,跟老师有一定的距离。沈从文也不管张兆和回不回信,每天都照例给她写一封情书,他想,以自己这颗滚烫的心,既使是座冰山迟早也会溶化的。
　　每天接踵而来的情书使张兆和不知所措了,她想去劝沈先生不要给自己写情书了,但又不好开口,又怕其他同学知道反映到校部那里。左思右想,张兆和决定找校长胡适去,让他来处理这件事。张兆和把一大堆沈从文写给自己的情书送到胡适那里,胡适看了后,笑着对张兆和说:“沈先生对你情深似海呀!他这痴情的文笔简直就像篇篇华彩优美的散文啊!”
　　张兆和原以为胡适会批评阻止沈从文这种做法,现在居然听他赞美起沈先生来了,便有些不解地道:“校长,我还是个学生。”
　　胡适温和地说:“你虽然还是个学生,但你已经18岁了,也到了谈恋爱的年龄了。当然我不是鼓励学生谈恋爱,你这是个例外,因为沈先生是我请来的老师,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作家,我们也都在关心他的婚事哩!我现在问你,你觉得沈先生人品如何,他能不能打动你的心?”

　　张兆和低着头羞涩地说:“沈先生很有才华,我当然是很敬重他的,只是我还是个学生。”
　　胡适微笑道:“好!只要你不反对沈先生对你的爱,我就来当这个红娘,给你们暗中牵线,递情书。至于结婚当然是要待你毕业后再定的!”
　　在胡适的开导劝说下,张兆和终于向沈从文敞开了爱的情怀,1933年,她一从中国公学毕业,就和沈从文结成了鸳鸯。

　　徐志摩与陆小曼

　　20世纪30年代,著名诗人徐志摩与才女陆小曼的婚姻可以说是闹得沸沸扬扬,满城知晓。
　　徐志摩与陆小曼可以说是一见钟情,两人相互倾慕。然而此时彼此都已有了家室,两人偷偷相恋,苦不堪言。徐志摩为了躲避这偷恋的痛苦,远涉日本,然而圣洁的富士山和绚丽的樱花也勾不去他暗恋着陆小曼的情怀。由于日夜思恋着陆小曼,他痴情过分而伤怀,大病一场,病中他明白了躲避情爱是不可能的,于是稍有好转就启程回国。一回到国内,徐志摩就不顾家庭的反对,与元配夫人离了婚,并开始大胆执着地追求陆小曼。陆小曼在徐志摩的鼓励下,也毅然和丈夫离了婚。但在那个尚是半封建的时代,两个离了婚要结合的痴情男女不仅遭到世人的谴责,也受到了来自父母的反对。徐志摩的父亲甚至宣布,如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他将和徐志摩脱离父子关系。在种种压力面前,徐志摩想到了待人宽厚、广结善缘的胡适先生,他想只有请德高望重的胡适先生出来为自己说话,才能平息社会上对自己婚姻的悖论。胡适先生在听了徐志摩诉说衷肠后,了解到徐志摩和陆小曼爱得刻骨铭心,双方又都已离婚,便毫不推辞地表示愿意成全这对痴情男女。他开始在各种场合为徐志摩和陆小曼真挚的爱情说话,公开支持他俩的结合,并亲自来到徐志摩家中,说服徐志摩的父亲。徐志摩的父亲见一代宗师胡适先生亲自登门作伐,只得同意了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事。
　　经过了一番挫折的徐志摩为了使自己在和陆小曼结婚时争点光彩,便想请一代名流也是自己老师的梁启超老先生来作证婚人,但他也知道梁老先生对自己这桩未离婚先有情的婚姻一惯持谴责的态度,自己去请他当证婚人肯定要碰壁,便又想到了胡适。他想除了胡适,其他人是难以请得出梁老先生的。果然胡适这个心慈为怀的大师又被徐志摩的恳求打动了,他亲自登门请梁启超老先生为徐志摩和陆小曼证婚,并表示自己愿和梁老先生一起作为徐志摩和陆小曼的证婚人。梁启超见胡适亲自来请,实在不好拂胡适这位当代国师的面子,只有答应下来。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的那天,梁启超果然如约而来,但在证婚人致词时,他仍不客气地将徐志摩训斥了一番,也算表明了他的为人,既坚持了自己的观点看法,又尊重了胡适请他出面的面子。
　　徐志摩和陆小曼在婚礼上也在胡适的“鸳鸯谱”上签了名,他们是在这本“鸳鸯谱”上签名的第一对离过婚又结合的“鸳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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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人的皇帝[转帖]

新浪原创 作者：听风雨声

　　中国自秦始皇之后，皇帝这个被认为至高无上的权威就在中国延续了两千余年，两千多年的历史，这皇帝也有几百吧，这还是指汉晋隋唐宋元明清这些被我们认为是正统的朝代的皇帝数量，要是加上分裂的时期随便占领一个县城就宣布自己是上天授命的皇帝的那就更多了，可惜的是，这几百位皇帝，都不是人啊。

　　在此我并没有想侮辱皇帝的意思，事实上这些皇帝确实不是人，一直以来，皇帝就被称
为“真命天子”，“真龙转世”，“真龙天子”，看吧，皇帝都不是人，要不是前辈子做龙做的不好被贬下来做皇帝，（敢情是竞争下岗的淘汰货，怪不得没几个皇帝遇到风调雨顺日子的，都没后台啊。）要不就是天生下来的，（所以那些皇太后个个都是圣母玛利亚，代天怀孕生天子）自然有些皇帝觉得真龙啊什么不过瘾，还要拿佛来凑凑热闹，比如那位女皇帝武则天，就说自己是弥勒菩萨转世。除了龙，天子，佛，还有称皇帝是天上紫薇星下凡的，不过这就不值钱了，人们还有称状元为文曲星的呢。但是怎么说，皇帝都将自己身上披了一层神圣的外衣，将自己和凡人隔离开，所以说，皇帝从来就没把自己当人。（日本也一样，他们的天皇直接说自己是神的子孙，做得可比中国更赤裸裸了。）

　　当然，那纯粹是神化皇帝的方式，所谓“君权神授”，假如和天啊神啊佛祖啊扯上点关系，那这个位子总是比较稳固的，否则大家都象陈胜那样说“帝王将相，宁有种乎？”，那这个位子就有点麻烦了，认为自己有种或没种的都来造反，那这皇帝的宝座估计没坐热就要换人了。

　　神化归神化，皇帝还是凡人，可惜，虽然肉体上是凡人，精神上却不能做人。为什么？要做好皇帝就不能做人啊。凡是人，一般都有七情六欲，都有好坏善恶。但是做皇帝就不能这样了。皇帝的要求是明是非，辨公理，处于中立，不偏不倚，赏罚分明，近君子，远小人，必要的时候还要搞点小权术，显示一下帝王威仪。别看这些看起来容易，实际上做起来就没那么简单了，就拿这个明是非，辨公理来说，看似简单，但是难度很大，须知这种是非公理本来就说不清，往往是今天是是，明天就非，今天还是公理，明天就成谬论了，自古至今，还没一个人做事能保证完全正确。（从来不做事的除外）可是我们对皇帝的要求就是，你做的事必须完全是对的，不许错，你是至高无上的权威，一开金口就决定千千万万的人的生死富裕啊。所以凡是皇帝做决定都要三思而后行，没办法，那些大臣们只管辩论和执行，决策权在皇帝手里，但是压力也在皇帝手里，大臣们的一句“皇上，请慎重啊，这可关系到……”（这个关系到的事也大，凡是交皇帝做决定的，大就是一国之兴亡，小的也是一地的繁华的事）这顶大帽子扣下来，就够你苦思冥想，慎重十天半个月的。这还不行，你还不能拖太久，这些都是大事急事，大臣们总是催着逼着，你再不决定就加你一个优柔寡断的罪名，你做了决定吧，支持的那方自然是得意洋洋，反对的一方虽然嘴里说遵旨，但是心里却是不服，做事也就懒懒散散，磨洋工，说不定还对你皇帝不满。想自古至今有不少皇帝不理朝政，一些确实是享乐贪玩，但是还有一些实在是对这种事怕了，我惹不起你们大臣我还躲的起，所以就钻内宫不出来了，以前有丞相有大将军就下放权力给他们，到了明朝没丞相了，嘉靖感到厌烦了就想做神仙去，而万历早年有张居正万事包揽，到没觉得皇帝难当，等到张居正一死，才觉得皇帝的苦啊，马上拍拍屁股回宫享福去了，就留你们这些大臣瞎折腾去。想崇祯帝够勤政吧，明朝十多个皇帝除朱元璋外恐怕是他最勤政了，万历和他比简单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偏偏他越勤政越麻烦，把满朝文武都得罪了遍，大家都不理会他了，结果闹了个亡国自杀的下场，这样倒不如万历天启他们在宫里睡睡觉做做木工来个幸福些。

　　可怜那些皇帝，除了几位开国之君外，都是没啥经验的新手，之前做王子太子的时候还只是要求学习，等到了一下做皇帝却要求要一切做的正确，只能做对不能做错，这也太苛刻了些，所以一般皇帝要不就是战战兢兢中过日子，要不是就是练就铁石心肠，或者干脆啥事不管。全因为这些皇帝都只是普通人，却做了不是人的皇帝工作。

　　再说这个中立，前文也说到，是非公理没一个定论，一般事大家都喜欢分成两派三派争来争去，谁都想争皇帝的支持，而皇帝确实应该以中立的眼光看待问题，问题是皇帝能保持中立吗？大凡是人总是有好恶，总喜欢以熟悉的喜欢的角度看问题，所以当大臣辩论的时候，自己熟悉的，口才好的，甚至长的比较顺眼的。（这个顺眼很重要哦，一般说官有官威官样，大家都喜欢养眼的，自然不会选歪瓜劣枣的那种类型当官，所以凡是你看一般史书演义，说到好人总是相貌堂堂，假如是坏人又长的不好看，那就惨了，一定会加上相貌龌龊，贼眉鼠眼的话，想三国中庞统张松因为自己的相貌还受到歧视呢。皇帝在内宫三千佳丽，小太监也不会选太难看的，一下子看到难看的，自然不会被吸引，厌恶倒是正常。）其实一般人也就决定了，偏偏皇帝的要求是中立，尤其是朋党之争，说起这朋党之争，也就是皇帝自己搞出来的，一来是防止官员大权独揽，二来是集思广益，百花齐放，体现民主精神。可惜这搞搞过了头，慢慢就成了习惯，皇帝总要找些人来吵一番，不管对错，只要吵就行了，而皇帝也是不管对错，中立就行，这个中立倒不是不管，只是这边拉一下，那边也要扶一下，这边打一下，那边也要踢一下，我支持他的决议了，对你就要谈谈心，表明你还是我们的好大臣，我反对他的决议了，对你也谈谈心，告诫你不要得意忘形。所以这皇帝的中立就是抛开人的好恶对错，在大臣们之中走钢丝。所以一般皇帝再笨也知道权术两字，保证平衡最重要，你看明朝阉党够狠吧，皇帝就还是留着东林党人，防止做大，

　　做皇帝搞平衡也是没办法的事，说起来那些大臣是效忠于你，为你做事，但是做到这位置上的人哪个不是超级高手，没点实力在手，说是大臣是臣仆，其实要变脸也快得很，宋太祖赵匡胤最老实，直接对手下大将说，“今天我被黄袍加身，难保你明天不被黄袍加身啊。”宋太祖这还因为是五代那段非常时期说的，而实际上不给皇帝面子的多了，唐朝藩镇割据，哪个给中央朝廷面子了，那是武将，其实文臣也一样，说罢官就不干，皇帝三请四邀才给你点小小面子，更有甚者，再下令也不理，你也不好说他，更不好杀他，须知这样做士人还觉得有骨气有个性呢。所以说说是大臣给皇帝办事，其实皇帝也要求大臣们帮忙，所以要捧捧他，又不能捧的太高，捧出一个权臣曹操就麻烦了，只好压一下，搞搞派系。难为皇帝这样走平衡木，真不是人干的活。

　　再就是那个近君子，远小人了，这可就很难为了，君子小人都不会在脸上写名字，也不会说自己是小人，皇帝说说是天子，真龙附体，紫薇星转世，但是其实也就是肉眼凡胎，要真让他们猜，也太难为了他们。而且大凡人都喜欢和亲近熟悉的人亲近，那些宦官自然是最熟悉的了，天天和太子啊皇帝啊在一起，熟悉的简单不得了，可以说几十年的老朋友了，皇帝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都一清二楚，先不说这些宦官会不会想花样给皇帝玩，单就这几十年的感情都很亲密了，一般人的话，总是很念旧情，只要不犯大错，不惹到自己，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想正德初年，户部尚书韩文帅，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上书要皇帝杀人，杀谁呢？就是一直在正德身边的八个太监，其中就有刘谨。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他们是孝宗皇帝留下的重臣，带有辅佐武宗的味道，武宗对他们也是很尊敬的，假如换其他人杀，正德也就准奏了。但是偏偏要杀的是跟随自己多年的太监好友。正德也就有点犯难，这也是人之常情，不信你试试，自己的老师突然和自己说，你那些多年的朋友都是垃圾坏蛋，快杀了他们，你试试你下得了手吗？正德就下不了手，假如他下得了手，那恭喜，正德就已经成功转型为一个非普通人的皇帝，问题就是正德还是一个普通人，刘谨他们过来一哭，随便把小时侯某天为皇帝赶蚊子的陈年烂谷子的事一说。正德也就心一软。放过他了，之后直到刘谨有谋反嫌疑才不得不杀。你看中国历代，凡是宦官掌大权的时期皇帝一定是心软的对身边人好的，（当然对身边人好不一定代表对所有人好。）象朱元璋这样不管你熟悉不熟悉只要犯错就杀的皇帝，宦官乱政，门都没啊。宦官能得大全，全是因为和皇帝太亲近的关系，至于外戚掌权，那就是太后的关系了。宦官那是朋友，毕竟还没血缘，但是太后啊，太后的兄弟啊，那些皇帝妈妈辈的亲戚和自己还是有血缘的，俗话说，上阵父子兵，自己父亲是去了，但是还有老妈和老妈的亲戚呢。亲人嘛，总是比外人放心，大权就慢慢过渡了。当然这是普通人皇帝的做法，真正的皇帝是不会这样做的，汉武帝死前，把太子的母亲杀了，太子的母亲还希望汉武帝念以前的床第之情，作出媚态，汉武帝怎么说的？“趣行！汝不得活”就是说“快滚！你不要想活命了！”汉武帝这样做确实很没人性，和正德比起来那人情分是负的，但是他确实也没作错。西汉年间外戚弄权极盛，初年就有吕后夺政，太子年幼，假如太后垂帘听政，那些顾命大臣就等于空置，皇权要被外戚把握了。（清朝咸丰死前肃顺也请效武帝故事，咸丰一个犹豫，就带来之后的几十年慈禧当政。）汉武帝这样做确实是一般人做不来的，之后的几位皇帝都没兴趣效仿这位老祖宗的做法，但是之后外戚就开始掌握着政权了，这样看，还是非普通人的汉武帝做的是好皇帝。

　　我们现在看历史上的皇帝，那些昏庸，那些英明，都很清楚，但是现在都是事后诸葛亮，假如回到那时，说不定我们现在觉得很昏庸的皇帝却很有人情味，对身边的人却很好。反而我们现在觉得很英明的皇帝却对身边的人很苛刻。我们看历史常看到一些忠臣能臣不遇明君，郁郁不得志的事，常为忠臣报不屈。但是我们要想到，皇帝不是神仙也不会算命，一眼就看出来这位是好人坏人，是忠是奸，我们现在做公司人事主管考察试用都要三个月才知道这人会不会工作而已，对这个人的人品还是不明白，那作为一般人的皇帝怎么可能又明白呢
？而且一般人总是先相信身边的人或先认识的人，满朝文武单是中央部长级别的就几十号人，皇帝能记住每个人已经是奇迹了。（一般来说皇帝记住身边太监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一般也就和几个大臣常说话，一般的大臣也就“努力啊，不要负朕所望。”之类的话已经很荣幸了，象这样能选出忠臣能臣倒是奇迹了。象王安石那样由奏章得见圣颜，谈了几天话就委以重任那绝对是奇迹中的奇迹。不过奇迹也不能持久，等多年的老朋友大臣外加自己的老娘一说，变法也就停止了。但是单就这样，神宗也被认为对王安石有知遇之恩，恩宠有加，无数的人还等着王安石这样的奇迹等不到呢。

　　扯远了。再回到皇帝不是人的问题上来，上面说皇帝不是人，主要是从皇帝本身的能力上来说的，我们再从制度上来说说皇帝不是人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看电视剧，那里面的皇帝可是很爽，想干吗就干吗，想要钱了就要钱，想要女人就要女人，想换换口味，谈谈恋爱收收养女，也成，至于什么微服私访，下江南，根本就是小菜一碟啊。电视剧里的皇帝那可是无所不能了。可惜，皇帝没这么幸福。

　　先说皇帝的用钱，确实，皇帝用的钱很多，除了朱元璋刘裕萧衍几位很节约外，大多数皇帝都是奢侈浪费的主，何况，就算皇帝节约，那些贵妃宫女宦官们总要工钱吧，维修宫殿要钱吧，所以皇帝的用钱是很多的。问题就是，皇帝不是随便就能用钱的。中国古代的财政是把皇室的开支和国家政府的开支分开的，内廷用钱是另外开支，不能随便从国库拿钱，而内廷的收入主要是依靠皇家田租为主，基本上是固定收入，万一皇帝用钱过度，比如赏赐过多，买的珍宝太多，很容易告急。这时就要向国库伸手了。但是这伸手不是随便能伸的，要有借口，比如，最近要结婚了，册封太子了，这都是好借口，假如你说朕想用钱就用钱。确实，是可以给你，但是规矩就破坏了，群臣对你就有意见，万一你不但要钱，还要人帮你修园子，那更要小心了，你不会想被安上纣王隋炀帝第二的名号吧。还要选时机，国库有钱的话，你只要找个借口，大臣们也就不高兴，万一国库捉襟见肘，你还要钱，那你就等着大臣和你顶牛吧。他一句“国库没钱！”你能怎么办？把他杀了？自己落一个昏君的名头，何况杀了也不一定能拿到钱。大家为什么对慈禧拿海军经费去修园子很是指责？因为修园子这应该属于内廷开支，何况你慈禧还只是太后，却挪用国库的钱，无论情理哪方面都说不通。所以说，皇帝这手不是那么好伸的，何况大多数的皇帝都想做个好皇帝，一般用钱都比较有克制，所以常有些皇帝抱怨自己用的东西还不如一些大臣，其实那些富可敌国的大商人石崇沈万山之流都比皇帝过的有滋有味。

　　说到商人，再说说皇帝的吃吧，我们常说皇帝每顿吃多少鸡多少羊，其实皇帝有多少嘴，能吃那么多，何况，假如你有钱，完全也可以象皇帝一样吃。自然，有钱是自己赚的，皇帝是被国人养的，但是任何事都有权利和义务，一些普通人可以做的事，皇帝不一定能做。就拿穿衣来说，皇帝做什么事穿什么衣都是有规矩的，不能随便穿衣服，比如你去上朝，穿个便服，那是绝对不行的，甚至你狠点，去穿乞丐服，先不说被外面的言官知道要狠狠的批评你，就连内廷的宦官都会一起跪下来劝奏，他们吃不了让皇帝做乞丐的罪名啊。（当然，你在衣服上打几个补丁是没问题的，不过不要显摆，省得满朝文武学你打补丁。）再说娶老婆，皇帝三宫六院是很多，但是被选进来是有规矩的，不能太高，不能太胖，不能太瘦，家事要清白，不能有隐疾，和某段时期按三围身高标准选美差不多，那样的选法什么模特，个性美女是绝对选不进去的，那些性解放的MM也是没希望的，所以大多数的宫女也就是端庄，万一有一个漏网之鱼，乍一下被皇帝见了，就惊为天人。至于去外面找美女，那绝对别想了，只要你做了皇帝，就老老实实待在皇宫吧，你想出去？可以，我们传令圣驾出宫，闲杂人等回避，这样不好？要与民同乐？皇帝要考虑安全问题啊，要不我安排几个民和你同乐？实在憋闷了，想微服私访？真以为拍电视剧啊，皇宫这么大，进出都有检查，你出了一道门还有一道，你能偷偷溜出去，绝对是奇迹，就算你出去，我解决不了你，还不能解决那些帮你出去的宦官吗？杀了他们看以后谁带你出去。各位别拿正德来做例子，那是几千年一个的宝物，连封自己做“大将军总兵官”还自己给自己改名的事都做得出去，那微服私访对他来算轻的了，问题是，几千年也就出了这位正德。

　　其实皇帝一直呆在宫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现在有种意见说，皇帝应该是外面走走，见见民间的甘苦。但是谈何容易？你出去微服私访，那应该带多少人呢？带几十，一百…..那还叫微服私访吗？整一个皇上小出巡嘛，这样能见到民间的甘苦是不可能的，看安排好的国泰民安的戏到是可能。那少点吧，选几个大内高手陪驾出宫吧，问题是这样能保证皇帝安全吗？别说这几个大内高手是不是很神勇，能不能抵挡几十个高手的围杀，就算一地皮流氓拿个西瓜碰了皇帝的边，也是不得了的事，万一再留点血，那就是无数人头落地了。肯尼迪美国总统，他的安全防卫不差吧，不是也被干掉了吗？当然，美国是现代民主国家，肯尼迪被杀追查出凶手绳之于法就行了，但是古代中国不同啊，皇帝死在外面，那是天大的事，是不是宫廷阴谋那是一定要查的，查不查得出来都要查，一批被怀疑的人肯定是要被杀的，就算是意外，那造成意外的几个护卫一定是要株连九族，内廷负责的也有责任，上刑场也是倒不了的，负责地方治安的大臣也要死，至于丞相或内阁官员，也有连带责任，这些人再加上受株连的亲属，死个几千应该是比较正常的，为了一个皇帝的心血来潮掉自己的脑袋，不值得啊。所以皇帝的微服私访的迷梦也是很难很难的了。

　　那好，朕不微服私访了，出京城玩玩，兜兜风吧，不行，大臣们出来说了，皇帝不宜随便出京，出京可能有变，这是大实话，京城是一国首都，重要性不言而喻，万一你出京，有几个野心家搞鬼怎么办？象刘裕，何等英雄人物，北伐势如破竹，打到长安，眼看要一统天下了，结果留守京城的刘穆之挂了，他惟恐有变，还是要亲自回来，而且之后就再也没回到北方。想必中国皇帝中能力超过刘裕的不多，手下有信的过象刘穆之那样的大臣的也不多吧。再说一个皇帝离京的例子，英宗御驾亲征，威风啊，结果落了个五十万大军全军覆没，自己被俘的惨事，这还罢了，留守的于谦还立了自己的弟弟做皇帝，还不愿自己回去了，要发誓保证不抢皇位才能回家，想必在复辟前的那段日子，英宗对自己的出京绝对是很后悔的。

　　这只是政治理由，还有一个理由就是经济上的了，皇帝出京绝对不会是象我们现在自助旅游，带个小背包拿点几张信用卡就跑的，必定是带一大群近侍护卫，文武大臣，还有大批的军队，要是亲征，那就更多了，为保护皇帝安全嘛，总是多多益善，不过皇帝是不是韩信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是皇帝出京的花费就是惊人了，皇帝出去，各地官员要迎接，那食宿自然是皇帝全包，食物嘛，象皇宫那样奢华是不可能的，但是至少也要有点土特产吧，而且也一定要拿得上台面的，假如拿霉干菜烧肉这种去充土特产，不被内侍们踢出来才怪，除了皇帝，还有文武大臣和近侍也要吃饭吧，文武大臣都是中央级别的，近侍也是皇帝身边的人，都是位高权重之人，平时想巴结都没机会，现在还不好好巴结一番，自然吃了又拿。还外加亲卫军，军爷也是得罪不起的，人又多，当然所有的东西自然是从地方财政出，最后还是落到老百姓身上。隋炀帝下扬州，山珍海味吃不完都倒了，但是沿途的老百姓却有饿死的。再说宿，皇帝是出巡不是逃难，自然不能想慈禧两次离开北京那样惨，怎么也要有一番排场，宿嘛，最好是有行宫啦，没行宫那做龙舟也成，这又是一番大支出。所以凡是皇帝出巡，不论是单纯的观光旅游下扬州（隋炀帝下去了就没回来，）下江南，（乾隆下了几次江南江南就倒霉了几次）泰山封禅，（秦始皇汉武帝宋真宗每次去都是大肆浪费，害的国家财政紧张）还是游猎亲征（这个嘛，还可以套上锻炼军队的帽子，不过文臣总是希望能省就省，最好游猎就在京城近郊打兔子，避暑山庄太远了些。），都是劳民伤财，偏偏许多皇帝为了自由对此乐此不疲，害的无数大臣前赴后继，为皇帝外出的自由献上了口水和头颅。当然，他们也不是白浪费的，皇帝的自由也被他们的英勇表现限制了大半，就连正德这样的顽童皇帝出去也要找个御驾亲征的借口。（虽然御驾亲征也是出京，但是毕竟是为了国家稳定，军队之外的排场也不算太大，所以还是算好的啦，不过正德这次出征完全是瞎胡闹找借口出去玩了，）

　　说到正德，还要说两件事，第一件就是豹房，也就是供皇帝淫乱的地方，这是备受批评的，不过这也反映了皇帝不是完全自由的，皇帝找老婆是要有选择有规矩的，（皇后的话最好还要有背景。）过性生活也是，不能太夸张，身体要保证，不然宦官会在外面喊“皇上，保重龙体啊！”这样喊三下，你还能坚持倒是挺厉害。所以大凡皇帝想做西门庆的话，一般都不在皇宫，比如圆明园这种地方，就是皇帝做西门庆的好地方。

　　第二件事就是认谁做父，这很大部分怪正德，好不容易出门一次，结果一个人学划船落水生病挂了，还没留下儿子，结果大臣立正德的堂兄弟做了皇帝，就是嘉靖，大臣们要嘉靖认正德的父亲，也就是孝宗为父亲，而嘉靖的亲生父亲，孝宗的弟弟改叫叔叔，这下好嘛，做皇帝做的连老爸都换了，结果皇帝和大臣们顶牛，仗杀囚禁了几个大臣，又顶了整整七年才把自己的老爸争了回来。也真是天叫可怜，嘉靖敢情这事上花的精力太多，累得要死，干脆一门心事研究成仙术去了。

　　或许皇帝有一天想通了，他决心向命运挑战，向世间要回自由，准备做一个真正的人，想花多少钱就花多少钱，想任命谁就任命谁，想要多少美女就要多少美女，想去哪就去哪。想唱歌就唱歌，想学书法就学书法，那么很荣幸的通知这位皇帝，他已经向隋炀帝，宋徽宗，南唐后主这几位伟大的昏君看齐了，而且按这种趋势，很有可能成为有世以来最大的昏君。不过历史证明，这几位昏君的下场不是很好，隋炀帝是被勒死的，宋徽宗是囚禁而死，李煜被俘后毒死。最终还是成了鬼，假如你觉得为了做一个真正的人，这些代价都值得，那可以，不过历史上好象这样的皇帝不算太多。

　　也许你心灰意冷，决定不做皇帝，好好做一个老百姓过日子，那对不起了，什么叫皇帝？假如皇帝能这样轻而易举的辞职，那就不是皇帝，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总统首相主席总理了，你要辞职，那朝野一定震动，是不是皇帝对我们不满意了？无数大臣就会来哭谏，哭到你留下来为止，要不是皇帝被谁威逼了？那大家就先怀疑太后，再怀疑皇后，再文武大臣，国家上下陷入一片动乱。实在不行，我说我就是想走……那也可以，做个太上皇吧。不过太上皇也是皇帝啊，也不能算一般人。所以你想辞职是没门了。

　　辞职不行，我让别人把我搞下台总可以吧，这倒是也行，汉献帝，蜀汉后主阿斗都是被人搞下去的，虽然待遇比以前差了，但是也是有一个公的爵位做做，而且也算普通人。可惜的是，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刘裕之后，大多数末代皇帝都是被砍头做鬼的命，而且刘裕一杀就杀两，晋安帝被缢杀，晋恭帝被废后还不肯死，硬说自己是佛教徒不能自杀，结果被掩杀。梁武帝是个仁慈之君，但是还是杀了齐和帝，隋炀帝死后，其孙杨侗被王世充立为皇帝，过不久王世充自己想做皇帝，就把杨侗杀了，杨侗死之前还不相信王世充会杀他。南唐后主李煜，被俘之后开始还逃过一劫，最后还是被毒杀，就算之前，也不是没有皇帝被杀，魏少帝曹芳被废后，他兄弟曹髦做皇帝找个几个人要砍司马昭，反而自己倒霉被杀，结果追究杀皇帝罪名的时候，硬是给曹髦按了许多罪名，贬为平民，而且只杀了直接杀曹髦的成济，主谋贾充都放过了。（可怜啊，堂堂皇帝，莫名其妙就被这样处理了，随便说一下，这也是皇帝不能随便出宫的好例子。）两千多年来，皇帝被废之后杀的多，活的少。须知你做过皇帝就是资本，你不想造反别人还可以用你的名号造反，怎么看都是不安全，不如杀你干脆。也难怪崇祯帝对自己女儿说“谁叫你生在帝王家呢！”别人看的风光，一旦出事就完光，崇祯自杀，还得到厚葬，南明的那些小皇帝们被清兵抓了不都是杀了吗？（这样看溥仪下台后的待遇已经很不错了，要不是利欲熏心，做个真正的人也很不错啊，须知前几代想做也做不了呢。）所以当初宋太祖上台也是战战兢兢，今日我上台，也就是上了贼船了，自己不做也要为子孙着想啊。

　　于是皇帝不得不还要继续做这个不是人的皇帝，而他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自己的文武大臣。

　　皇帝不是孙悟空会分身，要控制朝政自然要通过代理人，代理人自然就是文武大臣们，照理说，大臣们都应该遵纪守法，为皇帝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惜这样的大臣太少，不然诸葛亮也不会被作为典型来夸奖了。其实就算有诸葛亮在面前，皇帝也不一定认识，他们总是提防着手下的群臣们，生怕他们有意或无意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那可就真是不能做人了。

　　要先防的自然就是武将，武将有兵啊，当年老祖宗皇帝就是靠兵上台的，不防怎么行？于是就夜防日防，找个机会就杀，但是就这样防来防去，武将篡位的也不少。而且防的太厉害就怕没人守边疆，那也是亡国，两边都是死，怎么办？凑合呗，一方面用一方面监视牵制，而牵制自然用文臣方便。

　　文臣手中没兵，不能直接威胁皇权，但是这些文臣也烦，敢情是小时圣贤书读多了，想把皇帝变成一个圣人，皇帝心里自然不愿意，我想做个普通人就行了，他们还非推我做圣人，累不累啊。而且别看文臣没兵，都好死理，犟起来比武将还狠，动不动就跪下死谏，还都不怕砍头，明朝皇权够狠吧，还喜欢动不动打板子，偏偏明朝不怕死的忠臣就特别多，前赴后继，真是死而后已。别看文臣没兵，但是都是管事的，万一铁板一块，那皇帝也吃不消。象张居正，虽然明朝取消了丞相，但是他这个首辅权威比丞相还重，皇帝对他也是惧怕万分，生怕自己就被废了，居然达到了这样的地步，须知除了朝代末年曹操这样确实有篡夺之心的权臣外，在和平时期也就象霍光这样的大将军能换皇帝，而张居正居然有这样的势力，（当然还要有冯保和太后支持）可见文臣也不可小视。

　　怎么办？一手用特务，监视惩罚大臣，不过这手公愤太多，不然滥用，另一手比较好，在群臣中寻找代理人，制造派别，这样就可以利用代理人制造有利自己的舆论，使自己的行为得到保护，此外还有一大好处，皇帝有些事受限制不能随便做，就可以找代理人去做，转移罪名，比如宋高宗杀岳飞，他不亲自杀，找秦桧动手，也不给什么圣旨，只是暗示。这样好啊，以后大家恨杀岳飞的人就恨秦桧，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而且留条后路，为岳飞平反也方便。崇祯就没这么聪明了，杀袁崇焕居然亲自出马，生怕别人不知道袁崇焕是他杀的，假如聪明点，派个人杀袁崇焕，自己睁着眼闭着眼，那大家的恨意也就转移了。

　　不过这也不能说崇祯的问题，毕竟宋明两朝不同，宋朝相权很重，丞相有时可以自作主张，而明朝君权重，就算是找了代理人，杀袁崇焕这样的大事崇祯不可能装不知道。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弊病，原来处于皇帝和大臣之间的防火墙丞相被卸除了，很多责任就必须皇帝自己来背。

　　不过另一件事就可见崇祯找代理人的失败之处了，找清议和，但是好找不找找了个不会把风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不单向外界漏了议和之事，还把崇祯主张议和的事也捅出来，比起秦桧那可是天差地别啊。

　　皇帝这样对大臣，大臣也自然有武器对付，消极怠工日拖夜拖是一种，不过比较少，毕竟万一来一个玩忽职守罪就不好了。所以大臣有三大武器对付皇帝。

　　一是清议：也就是舆论啦，大家别以为舆论没用，须知这不是一般的舆论，是士大夫统治阶级的舆论啊，古代皇帝没报纸看，但是小道消息挺多，何况士大夫嘴上说，奏章也写，一天送几十份上来，看看你屈服不屈服，而且这些舆论都是有根据的，小到皇宫安定，大到天象变化，凡是有理由的都能编进去，你不是要做人吗？没那么简单。

　　二是祖制：中国儒家讲究“孝”，这个祖制就不好随便违背了，违背是要冒风险的，前文不是说皇帝要守很多规矩吗？这规矩就是老祖宗皇帝定下来的。（说起来老祖宗皇帝也知道民主重要性，特地留一个尚方宝剑给大臣用。）这些规矩说起来大都挺有道理，是为了保证皇帝的权威，随便也抹杀一些皇帝的人性。一般来说，清议加祖制皇帝已经吃不消了，不过也有不信邪的。

　　三是天象：世间确实有不信邪的皇帝，比如神宗，王安石说“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神宗吓是吓了一大跳，但是也默认了，但是对于王安石说的第一句“天变不足畏，”他就有点怕了，于是舆论没击倒王安石，但是奇异的天象天灾却把王安石击倒了。

　　没办法，皇帝心里还是有点认为自己是天子，和平民有点距离的，所以大臣的话可以不听，老天的话非听不可了。

　　假如这三个都不听的话……那皇帝倒是可以做个真正的人了，但是这样的皇帝已经丧失了做皇帝的资格了，也许可以做昏君，但是不适合做皇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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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会见国际禁烟联盟执行秘书[转帖]

作者：郑曦原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1894年8月27日

题记:世界禁烟联盟执行秘书约瑟夫·G.亚历山大在描述清国大臣李鸿章时说，他是个很健壮的老人，虽然最近因对日本作战失利被清国皇帝给予褫夺黄马褂的严厉处分，但他对学习西方文化仍饶有兴致，也不失显贵体面，只是显得有些烦躁。李热爱和平，反对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贸易。

据《伦敦每日新闻》报道：

李鸿章以“清国伟大政治家”的盛名享誉于世，目前在公众面前仍保持着很卓越的名声，读者们也许会对有关他的独家新闻感兴趣。我是经过好一番努力，才终于使他同意6月11日接见我的。

我是5月4日第一次去天津的，因为当时他正在巡视渤海湾海防而未能见面。据说李作为海军大臣每三年做这样一次巡视，但三年前大清国与日本之间还没有什么严重的纷争，也没有理由使李总督必须在这个特定时间巡视海防，但现在情况就不同了，战争已迫在眉睫。

我是搭大清国轮船招商局公司的“海晏”号（Hae－An）客轮去天津的，这是一艘李总督经常搭乘出巡的豪华轮船，而我是船上惟一的英国人。我在轮船上特地去参观了专门为李鸿章装备的总督专用客舱和豪华办公室。

在天津，我得到了李总督出巡回来后即接受采访的保证，但这将是三周以后的事了。于是我去北京耽搁了些时日。在北京，我采访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机构掌管大清国的外交事务）官员张荫桓①，他代表总理衙门接待了我。6月8日周五下午再从北京去天津，但遗憾的是这次又来得不是时候，我被告知因为朝鲜出了麻烦，清国军队将立即开赴那个国家，日本也将派军队进入，所以李总督正在处理各类文电，非常繁忙。虽然如此，李看来对接见我这个英国人还是满有兴趣，拟于6月11日晚上8点钟与我会面。

我是由美国驻天津副领事C.B.托尼先生陪同去的，托尼曾给李总督的儿子做过几年老师。托尼告诉我，总督过去曾经常到孩子们的教室来，有时坐在那里听他上课达一个多小时，显示出了对西方文化的极大兴趣，而这些知识正灌输到他儿子们的头脑中去。

从别的管道我知道，李在两三年前得过一次麻痹症，开始曾担心会造成严重后果，但经过欧洲医生或曾在欧洲接受教育的中国医生诊治后，恢复得非常顺利，以至于他现在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虚弱迹象。虽然李康复后的身体不如先前那么硬朗，但他给我的印象却是一个精力充沛、生机旺盛的老人，一点儿没有书生文弱的形象。

我所以渴望与他见面，是因为就像以前会晤其他清国政治家那样，他们给了我一个对鸦片贸易表达见解的机会。这次，李总督也不例外，他以最强劲的语言声称，清廷一如既往地强烈反对鸦片贸易；这种贸易是列强通过战争强加给大清国的，清廷根据条约有义务允许印度鸦片进入大陆。只要东印度公司决心继续进行鸦片贸易，印度人就不可能停止罂粟的种植。李总督最后明确地宣称：“你们也许明白，如果你们停止毒害我们的人民，我们就会立即禁止他们获得鸦片。”当我告诉他，英国议会已经通过投票，将指定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华调查鸦片是否真的像有些人指控的那样有害时，他气愤地回答道：“荒谬绝伦！”如我所知，这个措辞非常沉重，表达了极端的愤怒和蔑视。李接着说：“任何人都知道，鸦片是有害的。”但当我起身告辞时，李仍很善意地用最热情的语言赞扬了英国公民为使大清国摆脱灾难所表现出来的仁慈。

我向李声称，我只在清国待了两个半月，绝不是清国问题专家，但由于我对最近清廷执政方略的所见所闻，我不能不谈到清国皇帝下令褫夺他黄马褂的这件事。李回应道，任何事情出错后，负责人应该担当，并可能因此失去皇室信任，这在清国是很必要和正常的事情。但年轻的清帝在这件事上，如李总督所说“处理得过于轻率”，因为皇帝陛下无疑深知在清国所有机敏能干的政治家中不可能再找到第二个李鸿章，只有他是清国皇室可以信赖的干练而睿智的重臣。

令人欣慰的是，虽然清、日两个东方国家即将进行可悲的冲突，但众所周知，清国政治家们反映出了这个国家的国民热爱和平的精神，如果任何制止战争的手段可以找到，他们不可能为了报复而认可战争的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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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元的故事[转帖]

　　最早接近100元这个数字，是“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作为“插队知识青年”，我自食其力在农村第一年的收入大约有100元。其中实物收入是粮食300多斤，每斤约1角钱，现金收入约60多元。
　　参加工作后第一份工作是军马场的仓库保管员，工资每月27元。两年后调到部队另一个工程处，工资36元钱，第二年升到42.1元。这
是除了大学毕业生每月56元之外，青年职工中较高的工资了。我记得一个老工人给我扳着指头算账：“现在市场鸡蛋2角一个，你一月挣200个鸡蛋！”我当时最大的心愿是，“如果正常升工资，再加运气好当个官，到退休能每月挣100元钱多好！”

　　改革开放初期，虽然工资还没涨，我上大学了。上了大学还发表作品了，写作得全国奖了。1981年，还是个大学生的我，风风光光在中央首长手上领了奖状。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国家级奖金100元，相当于两个半月的工资哪！

　　1992年，我有幸成为首批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这专家称号与津贴有关，每月发给特殊津贴100元。这津贴在1993年相当于我工资的一半，等于涨了50%的工资啊。

　　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100元面值的大钞。

　　改革开放30年，我们的工资奖金变成多少个100元了，人人心知肚明。100元就变成人人都熟悉的物件了，100元成了老百姓常招来挥去的平常物了。在我的记忆中，100元从此不再有故事了。

　　（《人民日报·海外版》12.2　叶延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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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仲夷的最后日子[转帖]

　　任仲夷（1914－2005）1977年后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1978年，他撰写了《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和《解放思想是伟大的历史潮流》两篇理论文章。1979年，他大胆主持了平反张志新冤案。1980年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1981年，他从实际出发，“冒死挺进”，使广东和特
区的经济获得高速增长，真正在全国“先行一步”。
一退到底

　　1984年2月，邓小平第一次亲临深圳特区视察，陪同的人群中竟然没有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此时的任仲夷心脏每天早搏3万次，胆囊剧痛不止，若不马上手术，随时危及生命。当时正是对特区非议甚嚣尘上的时候，之前他曾多次邀请邓小平来深圳，可都未能成行，说还要等一等看一看。可现在，突然间邓小平要来了，他的身体却又不允许他陪同视察。一个是特区构想的总设计师，一个是特区建设的总执行官，未能在深圳会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1985年春节，老同学蒋南翔来到广州，任仲夷兴奋异常，陪着喝了几杯茅台，回到家竟然脑中风失语了。几天后，他的语言功能慢慢恢复。他意识到自己真的是老了。正好中央在酝酿人事制度改革，提倡年轻化，他毫不犹豫地报上了自己的名字，请求退休。

　　中央曾希望他到北京定居，考虑把他安排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中南海办公。他坚定地拒绝了。他说，我要休息了，就在广州。

　　按惯例，他可以出任省顾问委员会主任，但他主张一退到底，并提出自己回家办公。为了便于新班子工作，他不再参加常委会。他说：“别人都说扶上马，送一程，我不那样想。老的不放手，新的怎么工作？究竟谁负责？”

　　他家小院，面对着水波盈盈的东湖。每天早晨6点，他就起床了，戴着鸭舌帽，穿着夹克衫，手拿收音机，踩着熹微的晨光，在东湖边的玉兰树下散步，边走边听，像一个散淡的退休工人。中午和下午，是在家里会客和外出开会的时间。他特别愿意参加艺术界和思想界的各种聚会，只要身体和时间允许，他总是有请必到。

　　本来，一个退出政治舞台的耄耋老人，已经不会作为正式代表参加全国党代会了。但他却屡屡破例，创造了党史上的一个纪录：从十三大到十六大，他每届都以高票当选正式代表，直到去世。

愈加锋利的真理之牙

　　2000年的一天，他和几个老干部在一起吃饭，突然停下筷子，盯着大家问：“你们说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随****究竟是为什么？”见大家面面相觑，他又自言自语地说：“还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吗？”说着，目光焦灼。

　　邓小平在1986年就指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我们所有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政治体制改革推进较慢。

　　此时的任仲夷，虽然身体已全面衰退，但他的大脑仍吃力地运转着，为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苦苦寻找着落后的根源和光明的前途。

　　2000年8月，他发表了《任仲夷纵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一文，呼吁应重视政治体制改革，对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关系及民主集中制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无不别具新意。

　　2002年，他在《同舟共进》杂志发表了两篇重要文章：《人的错误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和《再谈人的错误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他认为，人的认识凡是如实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现象的，就是正确的，反之，就是错误的。正确思想被群众掌握，就会大大推动历史前进，而错误的思想一旦蒙蔽了群众，则会成为历史的反动。

　　这一年，他的最后一枚真牙也拔除了，但他的真理之牙却愈加锋利。这一年，他还嘱人刻了一枚印章，上面写着“是是非非”。第一个“是”和第一个“非”作动词用，解释为敢于肯定对的，敢于否定错的，敢于“是是”，更敢于“非非”。他说，人类社会进步的过程，都是“是是非非”的过程。

政治家的遗言

　　任仲夷去世的前一年，特意回了一趟老家，他已经60年没有回家了。那是河北省邢台市威县的一个偏僻贫穷的小村庄，他为破旧的村小学捐了10万元。

　　面对着触手可及的死神，他一如往常地平静。他说，自己的丧事要一切从简，发个讣告，告知亲朋好友，或举行一个简单的悼念仪式就可以了。悼念仪式的气氛不要搞得那么沉痛，要轻松些，不要让大家难过，让大家保重身体，好好地活着。

　　他与大儿子谈孙女的教育：“心里要有是非标准，心中要有真理，因为这个世界毕竟是有真理存在的。叫她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追求真理的人。”对二儿子和儿媳交待的是在美国上学的孙子：“不仅要以外国人的眼光看美国，还要学会用美国人的眼光看美国，这样有利于中美两国的沟通和往来。”他拉着三儿子的手深沉地说：“你除了抓好企业外，抓好经济外，还要多从政治上关心国家的事情啊！”

　　2005年11月15日，任仲夷在广州悄然去世。1980年的这一天，竟然正是他来广东上任的日子。这期间，正好四分之一世纪。

　　（《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第33期　李春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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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公民”唐骏：从发明大头贴做起[转帖]

从“问题学生”到跨专业考研第一名

　　1980年，唐骏考入北京邮电学院，主修物理。因一分之差与梦想的复旦大学失之交臂，一向自信的他把问题归结为“运气不好”，对生活充满了失落和抱怨。对于自己的专业，唐骏也很不喜欢：“凭什么把我分到物理这个专业？”

　　进入北邮
之后，唐骏参加了新生统考，位居第一名。得意之余，找不到目标的他开始自暴自弃中度过，成绩自然就哗哗地往下掉，一时成为“问题学生”。

　　大学里的唐骏最大的乐趣，就是和同班同学艾永飞一起在报纸上找电影信息，结伴而行去看电影。他特别喜欢卓别林，喜欢他滑稽而又快乐的人生，在幽默中体会着生活的滋味。唐骏觉得，这最合乎他当时的心态。而这种幽默，也深深地渗透到了他的性格当中。后来，唐骏在微软的一些渠道大会上，还会不时表演出这样的动作来。

　　1983年，21岁的唐骏恋爱了。爱情改变了他的一生，“问题学生”一夜之间成为优秀青年。他不仅用一年半的时间补上4年的功课，还在跨专业研究生考试中，取得第一名。这一转变，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

　　后来，唐骏在同大学生谈到自己的专业时，提出如下建议：眼光看远一点，思维超前一点，大学时选择专业和研究方向，毕业后要选择位置和公司。

我与比尔·盖茨的距离

　　日本留学期间，唐骏发明了卡拉OK计分器。日本有家公司看到后，提出愿出5万美元买下这项专利。

　　“专利？”兴奋之余，当时还是穷学生的唐骏突然清醒起来：“货比三家不吃亏！我们去跑跑韩国的公司怎么样？”他的理由是，当时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公司是日本的先锋公司，占市场份额的27%；第二名是韩国的三星公司，但只有2.3%的市场份额。“我跟老大合作，他当然不会理我。于是我就跟老二合作。”

　　唐骏找到了三星公司。他对这个发明，已经有了一个底线，那就是5万美元。三星公司对这个软件比较犹豫。当时，三星公司正走下坡路，对每一笔支出都很谨慎。但是，唐骏相信，只要不着急，一定可以卖出比这好的价钱。

　　经过一段时间的周折，三星公司最终决定付给唐骏8万美元。唐骏夫妇高兴得睡不着觉。天啦！穷学生一下子变成了拥有8万美元的小富翁！

　　后来唐骏得到消息，才知道三星公司拿了这个专利，市场份额从2.3%涨到10%以上。更重要的是，它把专利使用权又卖给先锋公司，光第一笔使用专利费就要了500万美元。而唐骏得知后，立即跳着脚叫了起来。

　　等他再次冷静下来，唐骏还是挺感激三星的，也总算开窍了：“别人8万不买你的，也许你5万还卖了呢！这就是商业头脑。有头脑，还要有条件，别人能够卖500万，是三星的实力。为什么今天有比尔·盖茨？盖茨不过做了一个DOS，但当时IBM要花2000万美元买下来，2000万美元对一个年轻人是非常具有诱惑的。但盖茨比我聪明得多，他没卖，而是签约：每使用一次DOS就收5美元。现在我明白了我与盖茨的差距。”

　　等到发明大头贴的时候，唐骏就学乖了。也正是这一发明，才使他与微软结缘。

从普通员工跃升部门经理

　　1994年，唐骏进入微软总部做软件工程师。

　　50栋办公大楼巍然耸立，30,000多员工在各自岗位上工作着，到处停满了汽车，间或还有公共汽车穿梭其中，秩序井然……身处世界上最宏伟的软件帝国，唐骏既敬畏又焦急：“唐骏，你何时才能在这里熬出头？”

　　让所有人吃惊的是，仅仅8个月，唐骏就被提升为部门经理。说起这段经历，唐骏还不无得意：

　　“当时，我在技术方面是最差的，我若在技术上与他们竞争，过二十年三十年我也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人，顶多是个高级工程师。我想应该避开和他们正面竞争，走差异化竞争路线。在那里5个月后，我发现了开发模式上的错误，英文版本开发出来后，需要过8个月中文版本才开发出来，过5个月日语版本才开发出来。好多人都注意到这个问题，也有好多人提出来许多书面方案交给经理，将近有80多份，但是交书面方案效果甚微，我就想如果我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既找到了方法也找到了技术支持，那样就很有效果了。

　　然后我就开始发挥我勤奋的因素，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分析这三种版本的共同之处和不同之处，找出一种模式可以将三种不同版本都用这一模式进行开发，又找到了技术支持，然后写了一份书面报告，不仅提出这个问题也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将编的程序都放在这里面了。经理开会一致通过了该方案，决定公司3500个人都使用这种研发模式，这样就需要成立一个宣传部门，在公司宣传这种模式，理所当然的候选人就我一个，没有竞争对手，刚进入微软8个月，我就当上了部门经理。”

我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

　　唐骏曾多次告诉朋友说，在事业上他最难忘的三件事情，就是拿到出国研究生的入学通知书、微软的offer、1997年微软回国任命书。其中，第三件事直接决定了他现在的职业生涯。而得到这一契机，要归功于“唐氏军法”第一条：做人。这也跟两个关键的人物有关。

　　微软大部分员工都是美国人，同事之间除了工作几乎没有任何往来。然而，唐骏却牢牢记住了所有帮助过自己的同事。逢年过节，他就会发邮件给他们表示感谢和祝福，这在微软人心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劳丽是微软总部的一位总监级人物，她曾经给予唐骏的部门人力方面的帮助。每过一段时间，唐骏就会给她发邮件问候。正是这个只有两面之缘的美国人，为唐骏带来了改变一生的机会。

　　此外，唐骏刚成为部门经理时，有一个很好的美国朋友。他是从IBM过来的一名总监，级别比唐骏高，但后来因为一些原因被降职为普通员工。

　　期间，唐骏仍然一如既往地与之相处，请他吃饭、喝酒，甚至比对方在位时更多了。过了一段时间，微软“空降”了一位副总，正好是非常器重这位朋友的前领导。随着这位副总的入主，被降职的朋友被重新提拔为高级总监。

　　不久，微软总部准备选拔一个有能力的人去中国主持技术支持中心工作。这位老兄恰好是选拔考核5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加上高级副总监劳丽的推荐，结果可想而知。

　　唐骏做人的成功不止在工作上，还为他结下让人羡慕的好人缘。2004年2月11日，唐骏在微软的最后一天，有几百个员工从全国各地飞过来参加他的告别晚会。现在，每年的6月27日，都有许多各界的朋友，聚集到上海来为他过生日。

我崇尚简单+勤奋

　　畅销书《从优秀到卓越》中，披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在1143家著名公司中，实现从优秀到卓越的企业只做了一件事：简单+勤奋。

　　实际上，早在1998年，唐骏就把“简单+勤奋”列为自己的基本法则了。无论在哪里，他都百试不爽，一直在复制它，享受它。

　　唐骏到日本的时候，只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要拥有一个好工作，把妻子孙春兰接来。

　　唐骏到美国的时候，也只有一个最简单的梦想：拥有一所房子，把爸爸妈妈接来。1997年，他到美国的第7年，加入微软公司的第3年，他终于在西雅图买了房子，并且把父母接到了美国。

　　而他回到自己的祖国，生活的梦想更简单：拥有一个绿卡，把女儿接到上海来。2005年，他把女儿和妻子接到了上海。

　　他能够坚持简单，直到开花结果，当然，接下来的梦想和实现的条件，就已经和常人有些不同了。正因为如此，他是最懂得在演讲中如何调动别人的激情和梦想的人。他知道，这是每个人身上最可贵的财富。而他往往能够一眼看出这些财富，看出你的梦想和实现梦想的激情。

　　（本文摘自《中国梦·唐骏正传》,付桦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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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文革中的藏书、焚书、捞书——文革发动四十周年再祭[转帖]

在向读者诸君交待我最早的两批藏书之前，我必须对“藏书”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我是学哲学出身的，不能忘记了自己的职业病——在谈论具体之前须得讨论抽象，否则会被早年的同行们笑话。
依照我的理解，“藏书”应该是属于个人预备长期保存但同时又并非自已上学时规定所用的课本的书籍。所以, 读过就随手丢到一边不在乎其存亡的书，当然算不上是“藏书”。再者，若某人读书时的课本也算作是他（她）的“藏书”，则人人皆知他人最早的藏书是什么——小学一年级的课本。倘是这样，任何人叙述自己的最早的藏书也就变得无聊了。

得书和焚书

我的第一批藏书总共只有两册，一册是清朝末年的木刻本郑板桥手书的《板桥家书》，一册是民国初年的拓印本邓石如篆书的《李公庙碑》。《板桥家书》不但有文字，而且有几幅墨竹，文图均刻得精致飘逸。邓石如别号“笈游道人”、“完白山人”，安徽怀宁人，是乾隆年间的名书法家和篆刻家。那本《李公庙碑》是用上等宣纸拓印的，通篇气韵圆润,笔刻传神，仿佛是这位大书法家不日之前挥墨而就。
我的这两册藏书是一九六五年新春时节得到的，其时我刚读初中一年级。书来源于我的大舅，一个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的木讷老农。在我的家乡皖南宣城金宝圩，历代传承着一句民谚：“三代不读书，放出来一窝猪。”意思是说：任何一个家庭，如果三代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上过学堂，这一家的后代就会变得无知无耻如一群畜牲。起于对这种可怕的后果的担忧，那儿的务农之家很多都供着一个手工木制的书箱，其位置多半是悬在一进大门正面的“堂间”（即客厅）的墙壁上。书箱的右下方亦即堂间的正中是一架窄长高足的条桌，上面供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牌位前面有香炉，每逢农历节庆和重大的家族纪念日便会燃香焚祭，因此书箱的下部往往被熏得漆黑。这初看起来仿佛是损坏了“圣贤书龛”，其实是以“土科学”的方法保护了书箱。经过多年的烟熏的木箱，对多种虫害有了免疫力，可保数代无事。
极为奇怪的是（这是我多年以后的疑问），这一整套的“封建四旧”竟然能够从一九四九年“解放”一直保持到一九六六年夏初，期间经历了包括“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在内的历次政治运动而没有被扫除。只是到了这一年仲夏那场“大革文化命”的十二级红色飓风兴起之时，那些古旧的书箱、供桌和牌位才被彻底地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可见当时那句源于毛主席语录的口号“这场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及时的、完全必要的”云云，还真是有点儿根据？邪乎！
穷苦不堪供不起一窝孩子上学的金宝圩的农民们, 希冀在家里供一个书箱来让自己的后代沾点文字的“灵气”而不致于堕落成猪狗。我的故乡的一字不识的农民们真地相信文字有灵气；他们对一切有字的纸片都极为崇敬，玷污字纸被认为是对孔夫子乃至上天之大不敬，会遭到雷击。他们偶尔得到半张旧报纸或由城里寄来的一页信，读后都要挖个小坑埋起来，或者至少是放进灶堂里烧掉。有一次我亲眼见到么舅用锄头从巨大的粪坑里捞起一片被别人用作手纸的旧报纸，用棍子夹到河沟里洗净，然后再埋进土里。当地的农民们很少买得起卫生纸，大便后都是顺手捡起土块树叶擦屁股，但他们就是不以废字纸作手纸。这种古旧的习俗直到一九六六年夏秋才被文化大革命“革”掉。
我的故乡的老农对文字所抱的那种宗教一般的崇敬态度，我在金宝圩之外的大千世界里只亲眼见到过一次。二00二年初冬，我应邀赴台湾南部高雄的国立中山大学出席学术研讨会，会后我的朋友的朋友们开车陪我逛市郊几公里外的美浓客家村落。在热闹的小镇的正中央，有一处黑旧的遗址，路标告诉游客这是“焚字炉”。从古时候起由中原漂流异乡的客家人，仍然保留着古典时代的风俗，恭敬地把一切印刷或者手写有文字的纸张，捧到这个专门的地方焚烧处置。浓重的暮色之中，我站在这处遗址之前，除了深深地躬背作揖，难以有其他的表示。刹时间我感悟到，我们金宝圩的人和这些客家人，都是走动着的宋明时代的出土文物。
金宝圩农家的书箱里多半收存有《百家姓》、《千字文》、《四书》之类。我大舅家的书箱里还有《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这些线装书相传是我的一位英年早逝的舅舅遗留下的。那位舅舅是同辈孩子中唯一上过几年学堂的，年轻时好像还投奔过什么国民军抗战义勇队；在队伍里得了肺痨，返乡后不治而殆。大舅家把这批遗物视为珍宝，指望自己八、九个孩子中至少有一个能够被生前聪敏好学的亡灵保佑，上个学堂。我所以能够得到遗物中的两册，是由于我在父亲去世后差一点沦为“小要饭的”的境况中，竟然考上了安徽省的一所重点中学。
那两册书被我珍藏在一口黑旧庄严的衣箱里，时常拿出来翻阅欣赏。其时我练书法练得入迷，真想仿照《板桥家书》练起来，可是陈老师的告戒止住了我：“你没把楷书、魏书、隶书、行书四种体练好就去学板桥体，等于是没学会爬就想飞跑。郑板桥功夫深，才能写那样的怪体。功夫浅的人模仿他会把字写得油滑轻佻不堪入目。”我对板桥体没敢练，对《李公庙碑》的篆书又不怎么想学，于是那两册书就珍藏着以为未来之用。时不时地我会拿它们出来照照太阳光; 作为宣城人，我自小就知道宣纸印刷的书，保管得好可以几百年“金身不坏”。
一九六六年六月的一天上午，我忽然听到不远的街道上（那时我家已经搬到县城里）锣鼓喧天，口号震地。隔壁的一位工人家属阿姨告诉我：“这是扫四旧的文化革命宣传队来了，挨家挨户动员，要大家主动清理自己家里的四旧，找出来就丢到街上砸烂烧掉。”我一听脑子就嗡了：在学校里我也参加了扫四旧的文化革命宣传队，马上就要开到四乡八镇去横扫。万一别的扫四旧宣传队跑到我家来发现了四旧，我岂不是成了一个“假革命派”？被贴上“假革命派”的标签后再变成“真革命派”就不那么容易了！于是我立刻奔上我栖息的阁楼小室里，取出那两册旧书烧了。
这便是我的第一批藏书的下场。
当年我从未公开承认的是：我一直对那两册被焚烧的旧书恋恋不忘，对将它们烧掉的“革命必要性”不以为然。因为据我当时所知，咱们伟大的领袖和统帅也练书法，也临怀素和尚和张旭等人的旧帖。可是那年头不敢那么公开争辩——你不想要命了？他是谁，你算老几？
正像京剧《龙江颂》（当年八大“革命样板戏”之一）中的唱辞所道，“堤内损失堤外补”。那场使我失去第一批藏书的红色革命风暴，很快又给我刮来第二批藏书，而且多得多。

偷书和捞书

我所就读的安徽省宣城中学，是建于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的古老学堂，拥有一所很大的图书馆。一九六六年冬季，学校被我们红卫兵擅自改名成“恽萧战校”，因为中国****早期的著名活动家恽代英和萧楚女曾在该校任教。而我们一直不知道的是，当年冒着与省政府高官正面冲突之险，力聘恽、萧二位年轻才俊的校长，竟是日后被执政的中国****打成头号“大右派分子” 的章伯钧先生！在红旗下生长的我辈，其实很多年里根本不知道宣城中学历史上最著名的校长便是章老先生，因为官方校史上从来见不着其人其名！ 毛泽东的哲学著作里充满了有关“实事求是”的论述，能够将“实事求是”贯彻到这个水平，也真是不容易的事。
原宣城中学的名字虽然被革命化了，那座图书馆依旧被认定是“集封资修之大成”的罪恶渊薮而遭到查封。所有的门窗都被宽厚的木条钉死，并且还加上盖有“恽萧战校革命造反委员会”大印的封条。这个大印章也挺有意思：它不是如通常的机关大印章那样是圆形的，而是方形的。原因是我们红卫兵革命小将觉得圆巴巴的章不气派，大方形印才显示出“革命造反派的豪迈风格”。其实，方形印章乃是中国千百年来官府印鉴的格式。“最最革命”的红卫兵，喜欢上“最最封建”的东西，也是一绝。
我们这帮革命小将们起先全身心都系于革命造反，每日提着浆糊桶、大刷把上街贴大字报, 参加唾沫飞天的大辩论，直到午夜方归。十几个人睡在地板的通铺上，互相嗅着对方的臭脚恬然入睡。第二天凌晨就被播放着《东方红》乐曲的高音大喇叭唤醒，继续革命，毫无闲暇。
可是待到学校里和本地区党政机关的头头脑脑统统都被我们揪斗批判、戴高帽子游街以后，我们的日子就变得有些无聊了。其时尚未进入到真刀实枪的武斗阶段——到那一阶段我们成天忙于摆弄从军队里抢来的高射机枪迫击炮，不亦乐乎。这时就有学生红卫兵提议：何不趁此时从图书馆里弄些小说出来读读，特别是那些文化革命之前只准教师借阅、不让学生接触的 “大毒草”，诸如司汤达的《红与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巴金的《家 春 秋》等等？那有多过瘾！
这个建议一出，我们的心就像被小虫虫爬着搔着一样，再也不得安宁。虽然图书馆的门窗都已经被封死，那也休想难倒革命小将们。一位梦想成为大诗人、能够大段背诵闻一多、郭沫若、拜伦和普希金的王瘦生，首先探测到可以从隔壁一间教室的天花板上长途“爬”涉到图书馆的上方，再由天花板的通气窗下降到书库将书盗出来。王瘦生让身边的好友（包括我）分享了他的这项智慧产权。一两个月之后，书库里出名的文学作品就流失了一大半。
那些嫌爬天花板通道太费事的红卫兵小将, 干脆就光明正大地撬开图书馆门窗的厚木封条，大摇大摆地从书库里把书朝自己的宿舍运输。一九六七年底这个阴冷的冬季还没有完结，有着七十年历史的宣城中学图书馆就完结了。
藉由天花板通气窗，我顺着一根他人设置的粗绳索溜下攀上，盗得了大半套精装本《鲁迅全集》和契诃夫、莱蒙特夫、莫泊桑等人的小说。在被其他学生筛选剩下的废弃书堆里，我拣到了十几册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单行本，几册《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苏联科学院集体撰写的《哲学史》译本多册，以及狄德罗、卢梭、费尔巴哈、古希腊罗马哲学家等等的理论著作。
对其他中学生来说太过庄严枯燥的这些马列主义著作和西方古典哲学书籍，于当时当地的我，却实在是雨中伞、雪中炭。我是当地最最激进的那一派红卫兵——“八• 一八暴动团” ——的舆论主将，要连续不断地生产“血淋淋的战斗檄文”。可是当时的我内心里已经对这场运动的动机和效果发生了严重的疑问，这些疑问对于一个十四岁的初中二年级的学生来说，实在是太深奥太困惑了。孤独地阅读理论书籍于是便成了我上下求索的唯一途径。我先是阅读最容易读的斯大林著作，不怎么感兴趣。然后转向阅读列宁的著作，这才有了一些收获，但还是不甚满足。于是进而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分册，一下子就找到了知音和良师！
这些通过非常手段所获得的马恩列斯著作和西方古典哲学书籍，成了我的第二批藏书。为了表示它们对我的精神上和实体上的永久不可分割性，我在每一册书的扉页盖有“安徽省宣城中学图书馆藏书”的小圆印之上，庄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大名，这样就完成了“产权改革”。日后我去上海的大学读书和到北京的研究所工作，都携这些书而同行。只是一九八四年八月下旬在赴美国留学时没敢带着，生怕中国海关不放行。为什么怕？说不上个道理，似乎很不合逻辑，可就是怕。
一九八五年初秋当我进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一位从未到过中国也不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同学 Blanford听我说，我的独立思考的自由主义精神最早乃是得于马克思，他极为困惑。在他这样的美国知识分子眼里，马克思著作是****用来给老百姓“洗脑”的，怎么可能培育出独立自由的精神？我于是把青年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里精采的论述的英译文复印了给他看，其中最后一段是：
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
读了这段独立不羁、大气磅礴的评论，那位美国同学——他日后成为著名的研究宗教与英国诗歌的专家——终于相信了为什么我的独立精神和自由主义最早源于马克思！在台北联经出版公司一九九一年出版的我的《从“新马”到韦伯》论文集的序言里，我描叙了我在资本主义的心脏美国自觉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经历。可是直到今天也没有见到中共中央宣传部通文嘉奖。

赠书和还书

一九九四年初春，我回到阔别十年之久的母校宣城中学。此行一是去探望货真价实的老师们，即年纪很老但仍未改行的教师，二是去赠送一批我为母校购买的书籍，三是去归还那些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被我以“革命”的名义所占有的原属于宣城中学图书馆的书籍。
母校对我很热情，特地召开了一个规模接近于最大的欢迎会。最大的欢迎会开不成，是因为全校最大的会议厅里填着冬天必备的煤炭；没有它，食堂就生不起灶火。极具声望的全国特级语文教师陈小平先生对听众们介绍我说：“他这次回来是向母校赠书，其中有些是国内外著名作者题辞签名的珍本。”陈老师为非尊者讳，没有提到我赠书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什么。我对满会堂脸露感激之情的学生们交待说：
我这次回来不但是为着向母校赠书，同时是为了还书（我描述了当年劫掠学校图书馆的经过）。这次我决意不把当年签在每册图书扉页上的自己的大名涂掉，是为着给你们和以后的同学们留一个纪念，以让你们知道, 在一个古老的文明发祥国，在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里，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期，曾经有过这样一批莘莘学子，他们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毁掉了文化传承的基本设施——图书馆。我当年潇洒地把自己的名字签在宣城中学图书馆的藏书印之上，客观地讲，是一种无耻行为，即缺乏羞耻的意识的所作所为。我希望今后宣城中学的历届校友们，能够尽自己的财力向母校图书馆赠书，而不要像我们当年那样尽自己的力量去破坏母校的图书馆。这样的话，这所学校在未来的岁月里就不会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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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团结进步的罗隆基[转帖]

　　罗隆基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爱国领袖。抗日战争时期,为挽救民族危亡,他挺身而出,赤心救国;在国共和谈,反对内战的关键时刻,他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始终站在****一边。虽然两次遭到逮捕,两次坐牢,多次被暗杀,他也毫不畏惧,更不退缩,为坚持团结进步和民族解放他义无反顾,勇往直前,是中国****的忠实盟友和诤友。
　　建国后,罗隆基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长,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要职。时值盛年,正是罗先生发挥才干的最好时期,不料在1957年那场政治运动中被“引蛇出洞”,“钦定”为“章罗联盟”,成了全国“顶尖”的大右派,从此落入万劫不复的深渊,1965年溘然长逝于北京寓所。
　　时间整整过去了30年。1986年10月24日,民盟中央在北京召开纪念罗隆基先生90周年诞辰大会。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长阎明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代主席楚图南等介绍了罗隆基的生平事迹,推翻了所谓“章罗联盟”的不实之辞,充分肯定了他的一生是爱国的、进步的,为中国革命所作出的贡献。全国政协、民盟中央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以及各界人士也在会上发言,赞扬罗隆基先生的人格品质和历史功绩。

　　“江西三只虎”之一

　　罗隆基是江西安福县枫田镇车田村人,1896年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出生这天,产妇床上的蚊帐后面出现一条大蛇,吐着信子,蜷个圆盘在床后不走。几个老年人看后忙恭维着说:“蛇者,龙也。此时龙仔出现,乃吉祥之兆也,此生来日必有将相之份。”
　　安福方言,“龙仔”的读音叫“龙叽”。这“龙叽”便成了婴儿的乳名。
　　“龙叽”到了5岁,要拜“至圣先师孔子”启蒙读书。父亲罗念祖要给儿子取个学名,冥思苦想之际,突然灵感一动,这“龙叽”不正是唐明皇李隆基的谐音么,真是个千古巧合,借个贵气,“罗龙叽”便改成了“罗隆基”。
　　罗隆基天资聪慧、读书用功、见地独到、胆略出众,从小就显示出不凡的才气与抱负,为乡人所刮目。其父罗念祖是清末秀才,他饱读诗书,潜心教育,在赣中一带颇有名气。他教书很特别,只教“尖子”学生,顽生劣生,庸碌之辈,家长出大价钱他也不收。1903年他在吉安开馆,左选右选,只收到四个学生,进行重点教化,果然后来都成了名人。这四个学生除儿子罗隆基外,一个是吉安人刘峙,后来成了国民党河南省主席,二级上将;一个是吉水人罗家衡,后留学日本,专攻法律,成了国民党的大员;再一位是邻村的李畴福,后来当过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县长,解放后又被选为安福县的副县长,人称“三朝元老”。罗隆基的成材,与其父的严格家教是很有关系的。
　　1913年,罗隆基在江西千余考生中脱颖而出,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北京清华学校。他不仅成绩出类拔萃,思想也相当活跃,他擅长演讲,喜欢发表政见,往往立论独特,文笔犀利,显露着反传统精神。被斥为“异端邪说”的马列主义书籍,学校是禁止学生看的,罗隆基不但要看,还常以“生辉”、“野度”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并且不经学校当局同意,把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全文抄写张贴于学校走廊上,为此而受到学校的警告。“罗疯子”的外号由此得出。
　　1919年5月4日,正是清华学校建校八周年纪念日,几天来教师和同学们都很忙碌。下午,罗隆基从校外朋友来的电话中得知,城内很多学生在示威游行。他立即邀集王造时、何浩若两人进城去打探情况,回来时正好开晚饭。他站在食堂的凳子上向大家报告消息并号召大家说:“同学们,北京各学校的同学都起来救国了,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应该急起响应。”一石激起千层浪,第二天,清华学校便与各学校一起行动了。
　　罗隆基在“五四”运动中,当先锋,打头阵,到处演讲作报告,鼓动同学们上街游行,积极支援其他学校的斗争,坚决打倒卖国贼,收回山东主权。罗隆基不仅成了清华学校的运动闯将,还被选为“北京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的执行委员兼宣传干事长。
　　5月5日下午,罗隆基等人在西单街头演讲,被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带领警察追捕。罗隆基在与警察的打斗中,躲到一座桥下,机灵地逃走了。不料次日在声援北大时被警察逮捕,关进了一所临时监狱。段祺瑞在一次紧急会议上说:“北京此次闹事的学生中,江西有三只虎,不打不得了,不打要翻天。”他所说的江西三只虎,是指北大的张国焘、段锡朋与清华的罗隆基。
　　1921年罗隆基公费留美,先入威斯康辛大学,继而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后来,他出于对英国著名政治学家拉斯基的敬慕,转而赴英留学,成了拉斯基的得意门生,并在英国获政治学博士学位。
　　1928年罗隆基学成回国,一些国民党要员拉他去为政府效力,可他一直拒绝从政,来到上海光华大学任教。“九一八事变”爆发,他积极投入抗日救国斗争,参加抗日救国团体,到处写文章、作报告,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论调。1932年他赴天津南开大学任教,并出任《益世报》主笔,北京《晨报》社社长,为团结御侮奔走呼号。1939年,他与张澜、黄炎培等人,在重庆联合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力促实施民主宪政。“皖南事变”后,他又和张澜、梁漱溟等人发起创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任常委兼宣传部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罗隆基全力从事民主运动,积极赞同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自始至终站在****一边,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曾有人形容他是“专挖蒋家王朝墙脚”的勇士。

　　我代表民盟说要说的话

　　根据1945年国共两党重庆谈判签订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精神,确定举行中国各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协商会议,后来称之为“旧政协”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经国共两党协商,初拟为国民党代表9人,****代表9人,民主同盟代表9人,社会贤达代表9人,共36人。党派代表由各党派自行选出,社会贤达代表由国共两党协商推定。方案定下之后,蒋介石感到不大放心。若国共两党对问题争议不下时,弄不好他们会起到某种程度的决定作用。尤其令他特别提防的是,素以中间派自居的民主同盟,实际上与中共的关系一直不错,如果选出来的代表不听指使,真的倒向中共一边,岂不后患无穷?如今方案已定,不好再改,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借口来拆散民主同盟,使它不能成为一个参加政协会议的单独团体。
　　民主同盟的前身是民主政团同盟,秘密成立于1941年3月,1944年改为民主同盟,由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救国会、职教派和乡建派三党一会两派的领袖以个人身份参加。因此,民主同盟的规章不能约束各党派的独立行动。那些领袖们加入民盟实质上是“跨党”关系。蒋介石抓住这个“特点”,不惜手段,用勾结、收买、肢解等手段来破坏民盟。
　　作为民盟发起组织人之一的罗隆基,时任民盟常委兼宣传部长。经张澜主席指定,由他和梁漱溟联络协调产生民盟代表的具体事宜。
　　青年党党魁曾琦、左舜生、李璜,他们自诩为青年党“曾、左、李三杰”,世人则谑称他们是清末的曾、左、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个组织自成立之日起,他们的政治立场就是亲蒋的。当民盟提出商量政协代表名额时,作为民盟常委的青年党秘书长左舜生首先发难,索要多数席位,企图借此来控制民盟或肢解民盟。
　　1945年12月,民盟还在为代表名额争论不休时,国民党方面的吴铁城、张群便主动“介入”了。他们邀约民盟常委罗隆基、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李璜等人以商谈政协会议筹备事务为由,开了个座谈会,直接插手民盟代表的分配问题。罗隆基一看势头不对,这是民盟的内部事务,国民党怎能越俎代庖?正要发言,左舜生抢先说:“青年党是国民党和****以外最大而且历史最长的党,分配给民盟的九个席位,青年党要占五席。”
　　大家一听,无不惊异。如果青年党占去五席,其他每个党平均摊不到一个席位,这不是故意拆民盟的台吗?争议一阵,毫无结果。罗隆基想了个变通之计说:“我看这个问题不要在这里争吵,还是回到我们内部去商量吧。”左舜生不仅不同意内部商量,一口咬定青年党就要五席,缺一不行。如果不达到这一目的,青年党就以独立党派参加政协会议,而且民盟有几个代表,青年党也要有几个代表。
　　张群是政学系的老政客,在这样的场合中最会玩弄手腕。他一方面要利用青年党来分裂民盟,另一面又要貌似公正地做得两面光而不过分得罪民盟。他说:“倘若民盟在代表席位分配问题上有困难,青年党作为一个独立单位参加政协会议倒也是个办法,这不就减少了民盟内部的纠纷吗?”
　　双方争执僵持不下,罗隆基说:“今日表老(张澜主席)未能到会,这件事应该回去同表老商量再说。”
　　座谈会一结束,张群、左舜生捷足先登去找张澜,希望他能让步。这时,周恩来也派代表来到特园,对张澜、罗隆基打招呼:“中共坚决支持你们,希望你们加强内部团结,不仅在代表席位上不能让步,而且还要准备在会上的斗争。”接着民盟召开了常委会,左舜生又在会上故态复萌,五个席位坚持不让。民盟无法解决,只好请由国共两党去协商决定。
　　国共两党在协商时,中共方面为了顾全大局,提出由国共两党让出三个席位,其中中共主动让出两个,国民党让出一个。最后确定,国民党代表8人,****代表7人,青年党退出民盟,满足了它的5席,而民盟代表仍保持了9名,社会贤达代表也是9名,代表总名额由36名增加至38人。
　　民盟经过不懈的斗争,在中共的帮助与支持下,代表名额保住了,并选出了张澜、罗隆基、沈钧儒、张申府、张君劢、张东荪、章伯钧、黄炎培、梁漱溟为代表。

　　国民党虽然达到了把青年党从民盟拉出去的目的,但并没有把民盟瓦解,而且,对于选出的这些代表,也还是不大放心。于是继续施展伎俩,采取对代表个人进行分化施压或拉拢收买的办法来达到为己所用。
　　果然,张澜主席在种种压力下,退出代表,不参加政协会议。他解释说:因为国民党的蒋介石,****的毛泽东都不参加会议,他这个民盟主席也就不好参加了。张澜退出,第二个自然对准了罗隆基。
　　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彭学沛也是安福县人,与罗隆基不仅是小老乡,还是老同学,常有交往。这年岁末,彭学沛邀请罗隆基去他家吃“团年饭”,共叙乡情。酒过三巡,彭学沛话锋一转:“努生(罗隆基的号),抗战胜利了,国家建设到处需要人才,像你这样难得的干才,最好还是到政府方面来,做一些实际工作,何必去搞民主同盟这种没有政治前途的党派活动呢。”
　　谈话来得突然,罗隆基当然知道话中有意,陪着笑说:“政协会议开过之后,不是要组织联合政府吗,到那时举国团结,党派合作,大家不就可以发挥才干来担当一些实际工作吗。”
　　“你以为****真能同国民党和平团结合作吗?难怪人家叫你‘罗隆斯基’,看来你还没有真正认识****。”
　　“我是学资产阶级政治的,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过,通过八年抗战,国共两党的是非功过还是看到了一些。”
　　“正因为我晓得你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我约你来谈谈。为兄打算,你最好不要去参加这次会议,何必夹在两党之间去争吵呢?结果两边都不讨好。你只有保全自身,今后才好做人。”
　　“浩徐(彭学沛的号),你跟我说的这些,是国民党方面的意思吧?”
　　“那也不完全是,谁叫我们是老乡呢?当然也有我的意思。”临别时,彭学沛再三斟酌说:“请老兄慎重考虑一下我的意见。只要你不参加政协会议,马上就有下文,自然也就明白是谁委托我同你谈的。”

　　罗隆基一直没有明确表态。只过两天,国民党元老范予遂又约见他。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我是奉岳军(张群)先生之命找你的。他说,如果你要参加政协会,那么,劝你最好在会上少说话,最要紧的不要说对中共有利而对我党不利的话,千万要把握分寸。”
　　“嗳呀呀范先生,”罗隆基哈哈一笑,“我是民盟的代表,我当然代表民盟说要说的话。至于哪句话对国民党有利,哪句话对****有利,那就难办了。”两人辩白了一阵,只好不欢而散。

　　“月中盗宝”与“完璧归赵”

　　民盟调解东北内战失败之后,到了当年的10月,南京又闹起了一场所谓的“第三方面”和谈。对此,不仅国人关心,甚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瞩目。
　　所谓“第三方面”,是指国共两党之外的民主同盟、青年党、民社党以及社会贤达共同组成的一个和谈班子,他们是黄炎培、梁漱溟、罗隆基、章伯钧、张君劢、李璜、缪云台、莫德惠。黄炎培为召集人,罗隆基为发言人。
　　10月16日,国民党方面的邵力子在南京发表谈话,表示“政府准备停战”。17**与吴铁城、雷震专赴上海,与“第三方面”代表座谈,还邀中共代表一起出席招待会。21日飞抵南京,轰动一时的“第三方面”和谈开始了。

　　三天前,中共方面在延安也发表了和谈声明:“只要他们有这样最低限度的诚意,本党一定继续与他们通力合作,以求和平的真正实现,民主的真正开始。”
　　这次和谈主要是围绕着国民党方面提出的八条和中共方面提出的两条,内容早已公布,众所周知。作为“第三方面”,等于充当一个调停人,把国共两方面的条件掺合起来,形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以达到和平合作的目的。但是,“第三方面”的朋友都知道,蒋介石高喊和平,其实是欺骗视听。此次即使是“死马当活马医”也要尽一份责任。
　　“第三方面”经过几次开会讨论,也反复征求过国共两党的意见,觉得“八条”和“两条”双方意见相距甚远,不相让步。这样和谈,要达到和平的目的难度很大。而更坏的事情是,蒋介石的军队在关内、关外都在制造摩擦,挑起事端,使“第三方面”难以向中共方面说话,增加了和谈难度。他们谈谈停停,毫无进展。到了10月27日,离国民党的“国大”召开也只有半个月了,倘若拿不出调解方案来,那么,和谈也就无法继续下去了。
　　“第三方面”也很着急,梁漱溟说:“我有一个大胆的设想,不知诸位意见如何?我想把国共两党的方案都抛开,搞一个折中方案,在争取双方利害所关的问题上,平情酌理,请双方互相让步。”对于这个设想,罗隆基、张君劢便去征求美国特使马歇尔的意见。马说:“很好,希望你们抓紧时间早些把它搞出来。”
　　梁漱溟的方案拿出来了,大家边看边议,总觉得不大理想,但又没别的办法,只好勉强通过。当即誊印四份,由张君劢、左舜生、缪云台去送交国民党方面的孙科,梁漱溟、李璜、莫德惠送交中共方面的周恩来,罗隆基去送交美国的马歇尔。方案送出后,“第三方面”的代表聚在一起,等待听取各方面的反应。
　　首先是中共方面提出了异议,主要是第一条有问题,表示不能接受。国民党方面反应也很快,他们基本通过了,表示可以接受。面对不同反应,“第三方面”代表觉得问题严重,仔细分析,发现中共方面提出的第一条确实在技术上存在错误。例如:关于停战之执行调处问题,6月份的三人小组拟定东北驻军地点问题,自相矛盾。如今形势发生了变化,怎能越俎代庖,凭想象来解决问题呢?客观上造成了有利一方而有损一方。大家束手无策。当天下午,黄炎培、梁漱溟、罗隆基、李璜、莫德惠匆匆赶到梅园新村30号与中共代表磋商,大家认为,唯一的办法,只有赶快收回这个已经送出的文件。
　　黄炎培、罗隆基驱车来到孙科住所,出来接见的是中宣部长彭学沛,一照面彭就喜形于色地说:“你们搞的这个方案,我们刚才开会通过了,我们在电话里报告了蒋主席,他也基本表示同意。”
　　黄炎培、罗隆基虚与应付着说,我们要见孙院长。正说着,孙科从内间出来,一见黄、罗便抱拳行礼相迎:“你们辛苦了,你们搞的这个方案,细密严谨,方面周到,我方考虑接受。”
　　黄炎培有口难言,忙解释说:“孙院长,可惜我们做事不细心,其中还漏抄了一条。”
　　罗隆基也插言说:“若加上那一条,那才真叫细密周到呢。”
　　“是什么样一条?”孙科问。
　　“请院长把文件拿出来看看,我来告诉你。”黄炎培很着急。
　　孙科从公文包里拿出文件交给黄炎培,黄打开文件用手指着,口里不断“喏,喏”,正在喏不出下文时,孙科说:“你若记不清了,另抄一条补上来就行了。”
　　不等孙科说完,罗隆基从黄炎培手中抢过文件装进衣袋里说:“你给我,此事关系重大,我回去重新誊正一份正式的送来。”说罢,赶忙钻进汽车。
　　黄炎培、罗隆基立即返回梅园新村,把收回的方案原件交周恩来的代表。接着,罗隆基又赶到马歇尔寓所,马歇尔不在家,文件信封尚未开启,罗便向马的秘书要回了原件,同样送到了梅园验证。三份方案全部收回,大功告成。在梅园新村的客厅里,中共代表和“第三方面”的朋友热烈握手。
　　晚上8时,彭学沛打电话给罗隆基要回文件,说是中宣部晚上要召开报馆会议,发布消息,明天见报。罗隆基搪塞着说:“这个方案的内容有失偏颇,对不起,文件暂时还不能给你。”彭学沛在电话里嘿嘿一笑说:“努生,你不要与我兜圈子了,我知道你们在演戏,演的是‘月中盗宝’是吗?”罗隆基便用安福家乡方言回答说:“浩徐,老同学面前不会打野话,更不是耍圈子,收回自己的文件,应该叫‘完璧归赵’嘛!”

　　孙科将此事报告了蒋介石,蒋也奈何不得,只是铁青着脸不答话。
　　事过之后,周恩来在南京新街口中国交通银行三楼的会客室里单独接见了罗隆基。周说:“和谈又失败了,罗先生你失望了吗?”
　　“这是我早已预料中的事。”
　　“三人调处也好,第三方面和谈也好,都是蒋介石的假和平伎俩。”周恩来说,“这次本来我是不会来南京的,我怕朋友们受骗,也怕朋友们失望,所以还是与你们一起来了。”
　　听到这里,罗隆基感慨地说:“周先生,你想得真周到啊!”
　　和谈失败,美国方面于1947年1月29日宣布退出军事调处执行部。2月22日,中共也发表了京沪渝等地的中共人员撤退的声明。中共代表王炳南面晤罗隆基,委托民盟保管京沪渝蓉昆等处的遗留财产。罗隆基代表民盟接受委托,于1947年3月6日在南京新民报日刊发表紧急声明:
　　兹以中国****各地代表及工作人员撤退在即,所有遗留在各地之房产物资、器材及交通工具,悉委托本同盟全权保管,业于3月5日签订契约,先将南京各种财产造册点数,并请林秉奇律师作证。除分函政府各有关机关备查外,特此登报声明如上。
　　必须去上海“住院”
　　国共和谈失败了,中共代表团从南京撤回延安。此时,国民党的宣传机器便一股脑儿对着民盟进攻了。说民盟是“奸盟”,说盟员是“奸匪”,“民盟已经成了中共操纵指使的工具”。孙科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对民盟进行恫吓说:“民盟天天打着反内战的旗号唱高调,实际上是在反政府。不管谁反政府,都按处置****的办法进行处置。”总之,民盟在调解矛盾,呼吁和平,为团结统一说过的公道话都成了罪状。紧接着,重庆、西安、昆明等地的民盟报纸、刊物都被军警查抄封闭。
　　为了彻底搞垮民盟,最终达到取缔、解散的目的,国民党当局于1947年10月初,将民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以“贩卖毒品”的罪名逮捕。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说明国民党当局已经在向民盟及其领导人下手了。罗隆基得知信息,急不可耐,便以民盟副主席的身份,通过合法手续,找行政院院长张群进行交涉,要求放人。张群避而不见。南京当局以最快的速度,于10月7日以“中共关中地委负责人杜斌丞,勾结匪军,密谋暴动,贩卖烟毒”等莫须有的罪名将杜斌丞枪杀。
　　杜斌丞之被害,使民盟感到十分震惊。民盟总部除向蒋介石提出书面严重抗议外,张澜主席还以个人名义在报上公开声明,“我们要将案情诉诸全国及全世界之公道与正义”。这样一来使国民党与民盟的关系越来越僵化与紧张。为了缓解这一局面,民盟以大局为重,推派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叶笃义去找前燕京大学校长、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先生,要求他出面调解一下民盟与国民党的紧张关系,最大限度地不要继续恶化。可是司徒雷登以“不便干涉中国内政”为由推辞。
　　10月20日清晨,罗隆基一觉醒来,突然发现民盟南京总部机关已被国民党的警察特务所包围。前院后门都设有他们的岗哨,对机关工作人员直至工勤人员都要盘问检查,对出进人员还要跟踪监视,情况十分紧急。
　　当时,民盟的主要领导人都住在上海,只有罗隆基一人坐镇南京总部。突然被监控,他十分气愤,立即打电话向国民党政府及有关当局进行交涉,可是对方不是推脱不了解此事就是给领导人挡驾,不予理睬。罗隆基孤立无援,行动困难,只好向在上海的张澜主席告急。张澜主席在寓所召集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史良和叶笃义等人开会,讨论如何应付民盟当前的局势,提出有效的对策来。讨论结果,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推举黄炎培和叶笃义赴南京,会同罗隆基再次去找国民党当局进行交涉。
　　来到南京,黄炎培决定先去拜访一向心平气和的邵力子先生探探口气,不料邵力子以一副非常失望的表情说:“事情弄到今天这步田地,一切都无能为力了,民盟还能怎么办,我看不成仁,便成义。”
　　听话听音,从邵力子的口气来看,国民党方面对民盟的问题已经没有谈判和交涉的余地了。
　　就在这天,国民党中央社发表了《民盟参加叛乱的经过》以及“军警机关取缔民盟活动的办法,限令盟员向政府登记自首”等文章,在社会上大造舆论,一步步给民盟施加压力,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
　　尽管事已至此,黄炎培仍坚持要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交涉。陈立夫传下话说:“不存在交涉,可以与你们接个头,但罗隆基除外,我们不会接见他的。”
　　黄炎培与陈立夫接头后,按照国民党方面定下的调子,搞了一个书面文件,那就是“民盟解散公告”,并于11月6日以张澜主席的名义在媒体公开发表。
　　从这天起,国民党当局对南京民盟总部加派了军警特务,对罗隆基的监视更加严厉,罗隆基几乎失去了行动自由。罗隆基暴跳如雷,十分愤慨。后经张澜主席再次斡旋,陈立夫口头表态说:“要解除对罗隆基的监视,他必须立即离开南京,到上海去住医院,费用我们可以包,决不允许再在社会上哇喇哇喇。”
　　罗隆基,这位敢于“挖蒋家王朝墙脚”的硬汉子,为了尽快离开险境,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于11月4日深夜奔赴上海。

　　地下党把他们救出虎口

　　民盟被迫“解散”已经一年多了,然而,民盟的正副主席张澜、罗隆基仍然还在上海霞飞路的虹桥疗养院“住院”。
　　1949年4月23日,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回到了人民手中,上海的解放也指日可待。山雨欲来风满楼,留在上海的军警宪特,仍在对****人和民主人士进行追捕。5月9日,上海警备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稽查处长何庆龙传达“东南特务站”毛森站长密令:迅速逮捕张澜、罗隆基,由第三大队执行,必须采取防范措施,勿使其逃脱。
　　两天前,杨虎就接到中共方面的情报:有迹象表明,国民党上海当局逃台前很有可能要加害张澜和罗隆基。希望杨虎先生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想尽一切办法进行营救。

　　杨虎当时是国民党的中央监察委员,因与蒋介石产生过矛盾,面对蒋家王朝覆亡在即,决意投奔****,并秘密前往周恩来家中表露心迹。周恩来对杨弃暗投明表示欢迎,并希望他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多做好事,立功赎罪。因而中共地下党便把营救张澜、罗隆基的任务交给了他。杨虎接到情报,立即在自己家里召见了警备司令部第三大队副大队长阎锦文,请他实施营救,要不惜代价,确保万无一失。第三大队队长聂琮是军统顽固分子,平日与阎锦文面和心不和。会后,聂琮带着王南山等几名特务抢先进入虹桥疗养院。阎锦文见势不妙,也匆匆带着几名骨干赶去对聂琮说:“聂队长,何劳你亲自出马,我们可以担保,他们就是长了翅膀也休想在我掌中逃出。”接着他又电话报告警备区副司令周力行说:“张、罗病情较重,暂不宜离开医院,我的意思是就地监守,可以随叫随捕。”
　　周力行是杨虎的女婿,对营救张澜、罗隆基的问题,杨虎向他早有交代,希望他配合协助。周力行在电话中回答说:“行啦,就按你的意思办,千万不要出现意外。”聂琮知道阎锦文与周力行的关系非同一般,也就不好强行插手此事,只好悻悻地走了。
　　5月11日,杨虎再次找阎锦文说:“这是周恩来先生的指示,也是中共上海地下党交给我们的任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其实,这些天阎锦文一直在疗养所“就地监守”,而且还进病房与张、罗接触,说明情况,打消他们的顾虑,以期互相配合。
　　5月14日聂琮又耍花招,安排上尉队员刘光琪单独去干掉张澜、罗隆基,叫其用匕首行刺或绑架二人运到吴淞口投海,希望要做得干净,死无对证。谁知刘光琪误会了聂琮的用意,他以为副大队长阎锦文也知道此事,无意中暴露了秘密。阎锦文觉得情况复杂,问题严重,连夜找杨虎商量对策。经过分析研究,认为只有将计就计,也就是说,绑架张澜、罗隆基的行动,正是营救他们的最好办法。
　　5月24日,阎锦文谎报接到上峰命令,要立即押送张澜、罗隆基去台湾,刘光琪瞪着眼睛无法插手。阎锦文带着心腹潘云龙、庄儒伶在206房间进行“绑架”。事发突然,张、罗不知情由,不肯就范。罗隆基说,万一要走,我也要给杨虎夫人田淑君通一次电话才行。田淑君在电话中悄悄地说:“罗先生,这是中共地下党吴克坚的安排,请你们放心,要求在今晚12时之前完成营救任务,请你们配合。”
　　此时已是晚上10时,几名军警手握左轮手枪,如狼似虎,推推搡搡把张澜、罗隆基塞进一辆写有“警备总部”字样的轿车里。阎锦文全副武装,并得到了当夜的口令,亲自驾车。张澜、罗隆基坐在后排中央,由潘云龙、庄儒伶保护着。
　　不料轿车刚开出疗养院大门,后面就有一辆大卡车尾随。阎锦文凭经验,估计是聂琮来跟踪他的,必须小心,以防狗急跳墙。阎锦文开车直奔外滩,在光线暗淡处又紧急折回,想把卡车甩掉,可是怎么也甩不脱。阎锦文熟悉市区地形,七拐八拐,拐进一条狭窄的弄堂里,大卡车无法进入,知道上当,连连放枪警告,可是阎锦文早已穿过几条弄堂走了。轿车终于踅入环龙路(今南昌路)一个花园大院,这就是杨虎的公馆。杨虎和田淑君夫妇已在门口等候,把张澜、罗隆基迎下车来,带入一个地下室,也就是中共地下党的一个活动点,两位民主战士终于脱离了虎口。
　　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进入上海,陈毅将军当天就派人前往杨公馆看望保护张澜、罗隆基。28日,虎口余生的张澜、罗隆基在上海发表声明:“上海开始了新的一页历史,上海六百万人民有了新的光明与新的生命。我们站在各民主党派的立场,请先向可敬可爱的人民解放军表示热烈的欢迎……”
　　29日,他们又致电北京:“毛主席润之、朱总司令玉、周恩来先生、董必武先生:兹值战后困难较多,如何安定,如何建设,想早在诸公运筹策划中,不久将来平聆教……”
　　毛泽东6月1日复电称:“今后工作,重在建设,亟盼告各方友好共同努力。先生准备来平,极表欢迎。”
　　张澜、罗隆基在上海市军管会负责人和医生的陪护下,于6月24日到达北京。朱德、李维汉、郭沫若到车站迎接,毛泽东、周恩来等亲切接见了他们,他们从此开始了新的工作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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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震西:掌控墨尔本的华裔市长[转帖]

　　2001年的7月24日,世界各地的许多中文媒体都以重要篇幅报道了在香港出生的华裔商人苏震西John So先生在激烈的直选竞争中,当选为国际大都市———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市长这件事。
　　2002年11月,英国经济学人信息部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IU)对全世界138座城市展开调查打分后,评定墨尔本为新一年“世界最佳居住城市”。于是,苏震西这位具有香港人背景的华人市长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一

　　澳大利亚是个地广人稀的国家。在这个以欧洲移民为主,建国才200多年历史的国家中,华裔背景的移民仅占约百分之三(2002年的人口普查资料表明华裔有56万人)。他们大致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19世纪50年代淘金热掀起时到达的华工之后代;第二部分是20世纪50年代后通过各种渠道陆续迁移来的原在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的华人;第三部分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大陆、台湾、香港来的留学生及商业投资移民,简称“新移民”。
　　作为“少数民族”的华裔在澳洲政坛崛起是近十年的事。这些政坛精英除了个别人物之外,主要由第二部分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后移民澳洲的那部分人组成,如联邦参议员陈之彬、工党议员林美丰等人,苏震西也是在这个时期到澳洲的。
　　苏震西祖籍广东省顺德市,1947年出生。苏家祖祖辈辈生活在山清水秀的地方,却贫困清苦。从苏震西祖父开始,苏家先到云南昆明闯荡,到苏震西父亲一辈,才转到香港做锡生意。颠沛流离的生活使少年苏震西明白,只有读书才能改变生活,于是他来到离香港最近的澳洲,进了墨尔本大学。
　　17岁从香港到墨尔本后,从学费到衣食住行,苏震西再没接受过家中的一分钱(30年后笔者在做小留学生状况调查时,已经找不到一个如此勤工俭学的例子了)。第一周,苏震西就到一家中餐馆打杂工。那时从墨尔本市中心到机场,只有两家中餐馆,小餐馆只有20多个座位。从洗碗、洗锅到切菜、配菜,他都要做。下课后一直干到半夜,躺下去5小时就要起床去上课了。老板娘见这孩子可怜,就让他住在餐馆楼上,为的是让他多睡两小时。半年后,学校的老师找苏震西谈话,说成绩不理想,建议他少读两门课,意思就是降一级。把血汗钱和一年学费相比较,苏震西突然明白了,再这样干下去,得不偿失。他就减少工作时间,但人住餐馆里是读不好书的,因为餐馆一开门,等吃饭的洋人在店门口排成长龙,帮助大人已成习惯的苏震西不好意思。于是他换了一家餐馆打工,并在外租一间小屋。到12年级大学毕业考试,这个全校唯一的亚洲小孩,竟然有两科成绩是全校第一名!
　　拿到墨尔本大学科学系的学位,他又读了教育系。毕业后他在市区一家中学教书。回忆起来,这两年的辛苦远远超过在餐馆打工。那时仍是白澳政策,不要说白领教师,街上亚洲人都很少。路边的洋孩子,见中国人走过就骂“Chitckenroll”,“China man”,吐口水、扔石子都有。苏震西对这些比他还高大的洋孩子费尽心机。他照搬中国的一套,访问每个孩子的家庭,了解孩子生长环境,建立详细档案,并取得家长支持。那时他的班级学生人数是46名,该做多少工作可想而知。令学校吃惊的是,他那个班级升大学率超过80%,连续两年破学校纪录!苏震西认为这段日子对他融入西方社会,树立信心裨益极大。那些洋同学至今仍是他的好朋友,其中一位已成为澳洲知名剧作家。几年后,苏震西当了皇家理工学院教师。
　　苏震西曾想过回香港发展,上环文咸西街和干诺道西的老家的念头总在脑中闪现。同文同种,乡情乡音浓郁。但同时,许多中餐馆起家的故事也启发他:澳洲海鲜丰富,畜牧业发达,老澳喜欢中国菜,为何我不放下教鞭,改行操刀当厨呢?苏震西读书时就勤工俭学,中餐馆洗碗配菜之余,学习大厨烹饪技术,几年下来,他已能独自掌勺。
　　许多目不识丁的香港老板当年是靠餐馆起家的,澳洲名牌大学毕业的苏震西不幸仍然靠的是餐馆。因为没钱,自己当厨师兼老板的餐馆只有七张桌子,苏震西甚至不敢打“香港厨师”的牌子。万丈高楼平地起,他就此与饮食业结缘,并在20年后成为墨尔本中餐业最大的老板。
　　十分重要的是他和许多埋头赚钱的香港老板有不同之处———在澳洲做餐馆的苏震西更关心社会政治文化。1965年他到澳求学时,澳洲仍是奉行“白澳政策”,白人不论背景均可移民,亚洲人则不行,驱逐中国人的消息时有见报。苏震西不甘受辱,他与梁锦华(现为墨尔本香港会主席)等五人组成香港会,联合其他华裔团体上首都堪培拉游说各个政党,还给联合国人权组织写信,这也许是亚洲移民最早挑战“白澳政策”,争取合理居留的行动。澳洲后来终于在1972年由重新执政的自由党宣布废除“白澳政策”,各民族平等,实行多元文化。
　　1986年,经过十年积累的苏震西在唐人街开创了龙舫皇宫酒楼。苏震西让精通香港装修的师傅在门面上雕绘出两条金粉朱漆的蟠龙,里面供应精美完善的正宗粤菜。很快,龙舫酒楼带动了周边的许多食肆商铺,唐人街的这一段也成为美食中心和墨尔本市区一个重要的文化景观。除了餐饮服务之外,还装备有完善的影视音响设施,酒楼经常举办香港名歌星演唱会或欢乐慈善晚会,不但给当地华人带来欢乐,而且将筹得款项,捐赠给肾脏基金会、骨髓移植基金会、墨尔本澳华博物馆等慈善服务机构。

　　董事长苏震西当年学的教的都是数学,当然工于计算。他认为按父辈那种方式积累,就要赚足大半的钱才可另开一家,不利于扩展和占领市场,只有通过与人合作,融资经营,吸收主要员工入股并实行规模化管理,才能在行业中胜出。
　　深谙经营之道的苏震西迅速扩大龙舫招牌,组建了龙舫餐饮业集团。15年来,龙舫集团早已闻名四方,用龙舫招牌的中餐馆就有七家,遍布墨尔本市郊,高中低档,从皮蛋瘦肉粥到龙虾鲍鱼,令吃腻了牛排烤肉的当地人士大饱口福。面对一个有140个民族生活的多元文化城市,苏震西旗下的餐馆还包括日本餐、韩国餐、泰国餐、马来餐、印尼餐等十几家中高级餐馆,手下员工500多人,龙舫集团已成为墨尔本中餐业最大的一家。龙舫餐馆曾多次获奖,如著名的好运通金锅奖、全澳饮食业大奖等等。苏震西本人也获得拿破仑杰出人物奖,还曾被推举为维多利亚省饮食业协会主席。
　　在西方社会奋斗中,苏震西的经验是“认识自己”。他不喜欢指责别人,但一刻也不放松自己的努力。1990年时,澳洲经济大萧条,墨尔本市区的办公楼空置率破历史纪录达到35%。许多老板只能用老办法:减薪、减时间、裁人,缩小经营规模,甚至关门渡过难关。当时苏震西拥有的各种餐饮店共30家,每次经理股东们开会都怨天尤人,乱作一团。眼看大厦将倾,苏震西却坚持在市政厅兼职当了一名councillor。这个工作如一个义务工作者每年只有几千元补贴,但却有如市议员一样的机会与市长讨论城市的经营。苏震西认为大河满,小河才会满。他提出许多繁荣墨尔本的主张:商家减税,部分街道建立步行街,增开夜市,安装安全摄像机,加强治安管理,开辟10分钟一班的环城免费电车等等。这些措施实行后,市区人口流量明显增加。现在市民们公认:墨尔本最显著的变化是在1990年后的近十年。这其中苏震西成绩很大,也为他后来参加市长竞选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就澳洲各大州的首府市而言,苏震西是澳洲历史上第三位具有华裔背景的市长。第一位华人当选市长是北领地首府达尔文市市长邓鸿铨(已故),第二位是南澳首府阿德雷德市的现任市长黄国鑫(Alfred Huang)。而苏震西是澳大利亚第一位由选民直选的市长,也是墨尔本市第一位华人市长。
　　苏震西当选墨尔本市长的一大重要意义在于墨尔本是全澳最大的工业城市,亦是国际著名的大都市,还曾经是澳大利亚的首都。
　　在澳洲地方选举上,通常是选出市议员后,在议员中进行投票,最后决定由九位市议员中的某人任市长。这种方法不仅历史长久,而且选举场面“温和”,市长“出炉”时,媒体也不兴师动众,只是报道结果。但这对2001年的墨尔本市政厅而言,已经不适用。因为事实上,墨尔本市政厅的领导层在经过多年的内斗和前州长琼·坎耐调解失败后,已在2000年初被宣布停止工作。
　　民选创澳洲地方选举之风气,也给了苏震西一展宏图的机会。当由市民直选市长时,这个地方的选举就如同州大选甚至联邦大选一样热闹了。18位候选人均一一亮出自己的优势、履历、政绩……最大的挑战者是成功申办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的民间委员会主席、澳大利亚第四大党———民主党的创建者Don Chipp,律师Peter Mcmullin和澳大利亚最大的制鞋商人Peter Shep—Pard。苏震西亲自到各地拉票,在华人社区,他讲得最多的是印尼华侨的教训,要求华人参政,反击种族歧视。
　　结果,开票后的民意表明,苏震西议员名望最高,最有资格,遥遥领先于第二位竞争者,高票当选为国际大都市的第一位民选市长。
　　尽管苏震西以较大的票数优势击败众多强手,但依然有许多市民担心:苏震西管得了厨房,能管好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吗?
　　当上市长后,苏震西在媒体面前的曝光少了。有一张新闻照片被一位记者拍到:苏震西在墨尔本街头用水枪清洁墙上的涂鸦文字。如果没有文字说明,读者很难发觉那位穿工作服、戴防护眼镜的洗刷墙壁者竟是本市的市长!
　　“吃”的东西是最讲究清洁的。饮食业出身的苏震西认为一个城市最重要的脸面就是清洁。他痛恨西方城市中随处可见的涂鸦现象,虽然这种“文化”,在世界各大城市都已熟视无睹,但苏震西下决心清除,并把时间表限定在上台后的四个月内。市政厅对此作了调查:城区范围有6000平方米约3500处涂鸦,每平方米清除费用是18澳元,即使发动自愿者义务工作,顽童们的恶作剧仍然要使政府耗费一笔资金。不少地方还要装监视摄像机来威慑涂鸦者,苏震西市长同时下令对涂鸦者的罚款提高到100元。
　　苏震西让市政厅工作人员均穿上工作服,轮流上街清洁。当然目的是引起市民注意。当选市长时,他曾宣布要使墨尔本焕然一新。苏震西的行动让记者看到苏市长对诺言的慎重,“我上街打扫也许比我在会上讲话更有效果。”
　　苏震西既打蚊子,也打老虎。他认为快餐店户外座位吞食人行道是城市清洁的一大障碍,也滋生许多社会治安问题。他下令拆除快餐店固定在马路上的桌椅并拒发户外营业执照。这一做法激怒了麦当劳、肯德基、汉堡王和SUBWAY等重量级大公司,四家快餐连锁店联手将他告上法庭,但这并不影响苏震西将城市清洁放在城市管理工作的首位。
　　由于管理有方,不到两年,苏震西向选民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显示了直选的民主、公正,也显示了自己的实力。

　　三

　　事实上,苏震西入主市政厅后,他和市议员的团结合作一直是外界关心的焦点。笔者记得苏市长当选后曾经表示,他会让每个议员各展所长。
　　苏震西是以独立竞选人身份竞选市长的。澳洲两大政党,包括第一大党工党和执政的自由党均强力反对他,并各自派出最有竞争力的议员与苏震西角逐。苏震西当选后,如何处理平衡与联邦中央政策(自由党),维多利亚州地方政府(工党)的关系也一度成为大众的焦点。大学教师出身兼有20年商人背景的苏震西显然胸有成竹,宣誓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拜访具有工党背景的州长布莱克斯(Bracks),以求得他的配合。紧接着,苏震西又将具有自由党背景的联邦副总理考斯特罗(Peter?鄄costello)和目前作为反对党在野的工党领袖克林(Simon Crean)邀请到墨尔本,一起商谈墨尔本的明天。苏震西还请不少有非常丰富的管理经验的大企业主和中英文传媒负责人及环保人士来共同讨论,市政厅的各项活动都公开透明,邀请各界人士来发表意见,包括政敌也被请来指导。实力最为雄厚的墨尔本总商会在市长选举中并不支持苏震西,但苏震西说目前和总商会的合作是最愉快的。

　　说苏震西“宽容”的人都记得,四年一次的英联邦运动会在英国的曼彻斯特降下帷幕时,作为下一届2006年主办地墨尔本的接旗代表苏震西市长按时赶到,但他临时获知州长布莱克斯决定自己上台代表墨尔本接旗。苏震西回到墨尔本时,英文媒体正在替他抱不平,“州长越俎代庖”的标题上了头版。为这事,每次活动他都被记者追问。苏震西是个实在人,他在镜头前一笑:州长的做法并无不妥,谁接旗都能代表墨尔本有能力办好2006年英联邦运动会。传媒后来对此事不了了之,但苏震西的务实作风倒是成了美谈了。
　　1990年,当时任维州民族事务专员的苏震西,认为几万大陆留学生将成为澳中两国发展的重要依靠,曾力主澳洲政府给予他们居留权,他的龙舫集团也尽可能录用失业的留学生。当了市长后,苏震西也经常帮助华人。

　　说苏震西有“原则”的人也记得,2003年元旦刚过,他就将州政府告上了法庭。事实上,这是墨尔本市政厅对“上级”的第四次法律行动了,原因是州政府在元旦前又批准了两家发展商在市区建造高层公寓楼。
　　个别华裔商人说苏震西是多管闲事,楼多人多,餐馆生意岂不更好?但是苏震西和市议员兼规划委员会主席吴绮玲(Catherine NG)坚决反对造高楼。墨尔本素有“花园之都”的美称,连每辆小汽车的注册牌上都写明这一光荣“雅号”。建市百多年来,现代高楼仅有几十栋,但市郊美轮美奂的公园则有70余座之多。虽然按规定维州政府有权批出土地项目,但他们两人说:“太多的高楼无助于国际大都市形象,凝结空气、蓝天减少,我们应该立足在环保上。”并非巧合的是,这两个人都是来自高楼林立的香港,这种背景与其他城市管理理念令法官为之慎重。笔者在采访苏震西时,有人告知诉讼费用已过10万,但苏震西与吴绮玲均表示官司将打到底,并将市政府意图公布于澳洲规划委员会和传媒界,以求市民广泛支持。“我们对这种耗费巨资的诉讼十分厌倦,希望可以有自己的规划权,因为我们对市民及本地经济的需要比上级更清楚,”苏震西说,“世界各国情况相同,地方政府和上级政府有许多矛盾难调和,通过法庭也是一种民主的办法。”
　　一年半后,苏震西告知外界自己和班子的合作愉快,始终处于最佳状态。2002年,全世界经济在惊恐中摇摆,当香港财政年度大幅赤字的消息传来时,墨尔本市正好公布财政捷报:苏震西当选市长的第一年,盈余700万!
　　苏震西是一个很低调的人,他从不夸耀自己的成功,他赞赏团体的力量。这正是他喜爱赛龙舟运动的原因之一。他曾经担任维多利亚省龙舟协会主席,每年的龙舟赛事,他总是全力参与、赞助、推动———因为他知道:中国龙的腾飞,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勇往直前。
　　七年前,正是在当时的市议员苏震西的极力倡议中,墨尔本出现第一辆环城免费观光电车。这辆每20分钟一辆旨在接送游客的红色电车每年接待上百万游客,深受市民和市区商家好评。
　　墨尔本曾是澳大利亚的首都,人口为澳大利亚都市之最。但上世纪70年代以来,市区人口减少,社会风气崇尚自然,人们都移住郊外,市区住户只有几千家。专家指出,目前要繁荣市区,城里居民一定要达到5万人的数量。所以墨尔本近年来大力发展城区公寓房建设。
　　苏震西反对市区人口发展太快,他和市议会咨询了多位国际化都市计划专家,“墨尔本最需要他们支持,”苏震西说,“我认为要繁荣墨尔本,最重要的是改善城区的交通、改善街道、发展有顶篷商店和用活城区的电车。”争议中的许多决议将浮出水面:重新开放一些街道,唐人街一段的斯旺斯顿街将改成步行街,被人们称为墨尔本的“香榭里大街”的圣科达大道也将延长到市中心。
　　新的带顶篷商店区域改造计划也得到各方首肯,戴维·琼斯百货公司集团已表示支援,投资百万改建市区商厦,排名第一的玛雅百货集团也将同步进行改造。城边将建成一个大型的停车场,住城外的人花一元钱停车,可得到一张免费电车票进城购物,想想进城停车之困难,市民十分高兴苏市长的新点子。苏震西做餐馆出身,除深谙财务之外,也深懂经营之道:把四方人士吸引到墨尔本就如同把四方人士吸引到自己的餐馆一样。苏震西强调对外联络宣传,把墨尔本推向国际化。如今飞机一到澳洲,就可在问讯处免费获得介绍黑尔本的资料或光盘,还有墨尔本发展计划书征询表。位于墨尔本市郊的Ararat市,是澳洲唯一由中国人首先发现的一个市镇,并于1857年由中国矿工在那里发现金矿。为了保留华人在澳洲的历史,宣扬华人对澳洲繁荣的贡献,苏震西极力游说澳洲政府兴建金山博物馆。提案得到了澳洲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当地和海外侨团的大力支持,筹得捐款200多万澳元。苏震西出任了博物馆筹建委员会主席,继续为博物馆的兴建奔走。博物馆于千禧年的7月落成启用,而Ararat市亦与广东省台山市结成姊妹市。
　　2002年8月15日,苏震西伉俪一行四人到广州访问。他们除了访问广州市城建开发集团公司和中国南海东部石油公司之外,还应广州市侨办邀请,于当年12月到广州参加第二届世界广东同乡联谊大会,并在广州市海外交流协会年会上发表专题演讲。翌日,他首次回家乡顺德市寻根祭祖。
　　唐人街的人都熟知苏震西和天津市的关系。当苏震西还是一个普通市议员时,他就力主和中国天津市建立姐妹城市关系,并在上任之始,主持了唐人街头的天津花园揭幕仪式。如今墨尔本在天津有自己的办事处,作为纪念,墨尔本市中心兴建了一个具有中国园林风格的天津花园。工作卓有成效,不仅方便两地专业人士访问学习,也在经济上每年为墨尔本直接带来上百万的商业收益。

　　“9·11”恐怖袭击美国以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有了变化,虽然墨尔本的旅游业没有像纽约一样受到沉重打击,但欧美游客明显减少。苏震西在各种场合包括海外都坚持澳大利亚是亚洲的一部分,墨尔本的发展和亚洲密不可分。2003年的旅游统计,亚洲的游客略有上升,其中中国一地,劲升百分之三十。许多世界跨国公司愿意在墨尔本投资,设办事处,新航和英航增加了直飞班次,国泰增加了百分之五十的直飞航班。
　　“我们澳洲的许多市场在亚洲可以轻易地找到。”苏震西说。除了亚洲的中国、印度,苏震西也在美国的三藩市建立墨尔本驻当地办事处。即使“9·11”事件后,这项工作也没放慢速度。苏震西认为墨尔本和三藩市两地在世界上名闻遐迩,有“新”、“旧”金山之称,历史上都有淘金背景,地理、气候、文化背景也十分相似。同时,今天的旧金山是矽谷所在地,高科技技术领先全球,经济上可与纽约相比,在三藩市建立办事处等于搭住世界的脉搏,帮助墨尔本和澳大利亚更好地国际化。目前墨尔本市政厅每年投资10万元,澳联邦投资75万元。苏震西很有信心,认为这个办事处的优势不久就会显现。
　　曾经一脑子餐馆经营点子的苏震西如今一脑子发展墨尔本点子。去年年底前他借州长大选拉票的机会,将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头目及许多大集团总裁、商界名人请到墨尔本市政厅,共商墨尔本的发展大计。这个活动获得了许多支援。“高科技发展才有出路。”苏震西说。他特别钟情于生化科技,认为墨尔本有较扎实的生化技术基础研究,在国际上有竞争力。墨尔本大学和莫奈石大学都有生化研究公司,不少都已上市,目前墨尔本大学等机构已决定投资60亿元。苏震西和市政厅正全力协助整个计划,努力促成在墨尔本建立世界最大的生化科研中心。
　　主流社会早已热情地接受了苏震西这位“民选”的华裔市长。仅仅一年后,墨尔本周刊THE CITY WEEKLY用封面给市长献花,标题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英文短语“Sofar,so good”,它巧妙地融入了苏市长的姓(SO),虽然含有再观望下去的意思(John So市长任期还有两年半),但赞赏的口吻是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