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共和国主席同命运的女工[转帖]
1998年7月26日,这一天,湖南省衡阳电业局的退休职工刘桂阳,应中央电视台大型文献纪录片《刘少奇》摄制组的邀请,风尘仆仆,再次踏上了北京这块土地。26日下午,刘桂阳在二女儿的陪同下,来到王光美的北京寓所。见到王光美,已60岁的刘桂阳回想起几十年来的大起大落,酸甜苦辣,禁不住悲喜交加,扑在王光美的怀里放声大哭。王光美热泪盈眶,用颤抖的双手不断地拍着刘桂阳的背说:“坎坎坷坷,风风雨雨,能活下来就好!能活下来就好!”这情景令在场的摄制组人员感动万分。 一、京城被捕 1960年7月26日傍晚,华灯初上,北京文津街国务院北门的外墙上忽然出现了四条标语,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中央领导同志,睁开你们的雪亮眼睛,到下面去看看农民的痛苦生活”、“打倒、铲除人民公社”、“农民吃野菜、树叶、糠,得了水肿病,肿脚肿身子,他们的痛苦生活是人民公社造成的”、“公共食堂罪该万死”。此事使中央有关领导十分震惊,立即向公安部摇电话,指示务必迅速侦查破案。
翌日上午9点钟,一位20岁出头的农村姑娘,扎着两只羊角短辫,穿着一身老蓝色的列宁装急匆匆地走在前门大街上,额头上汗珠淋淋。突然,一辆警车跟踪而来,呼地开到她的身旁停下,车门弹开,走下两个公安人员:
“女公民,你被捕了!”
女青年一愣,惊奇地反问:“为什么?”
“你贴了反动标语。”
“咔嚓”一声,一副锃亮的手铐戴上了她的双手。
女青年当即被押往西城公安局。经审查,她叫刘桂阳,22岁,高小毕业,湖南省郴州地区鲤鱼江发电厂女工。她张贴标语的目的令人惊讶。她企图通过张贴标语的办法见到毛泽东或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反映农村真实情况,还说她的娘家饿死了一些人,她的姑妈也因饥饿难耐而自杀。一位警察责问她:“你姑妈自杀,不是政府逼死的,怪得政府吗?”
刘桂阳回答:“我姑妈如果像你们这样有吃有喝,会自杀吗?”她的话把警察闹了个倒闭气。在问话记录上签字时,刘桂阳郑重地写上:坚持要求让党中央知道!
她在西城公安局被关押了六天。当时公安部的一位领导,在案件报到他的手里后,认为在国务院门外贴反动标语,影响极大,便不问缘由,大笔一挥将刘桂阳定为现行反革命,送原籍处理。刘桂阳被鲤鱼江发电厂保卫科干部押回郴州,关押在郴县公安局拘留所。郴县人民法院根据公安局定性,判处刘桂阳有期徒刑五年。9月16日,又将她押到发电厂开宣判大会。会后,群众哗然,纷纷为她鸣不平。 二、触目惊心 刘桂阳为何不远千里,从湖南农村来到北京,并且胆敢在国务院大门外砖墙上张贴反动标语呢?
原来,刘桂阳这位郴州鲤鱼江发电厂的女工,是农业合作化时期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1957年春天,她不到20岁,那时发电厂刚建成,需要招收一批工人,合作社把她推荐进了工厂,当运煤工。不久,与长她8岁、从部队转业到发电厂工作的李培务结婚。李系刘桂阳的老乡,衡阳县金溪公社人。刘桂阳思想进步,工作肯干,敢想敢说,年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和优秀团员;李培务为人忠厚,能吃苦耐劳,与刘桂阳情深意笃,小两口日子过得平平安安。
1960年初夏,刘桂阳收到娘家一封来信,打开一看,她惊呆了,上面写道:由于全家没有粮食吃,弟弟、父亲、母亲都患了水肿病,个个脸色发黄,四肢无力,爷爷倒在床上爬不起来,都快要死了……看了这封信,她十分焦急,呜呜地哭了起来,连忙向厂里请假,第二天便往老家湖南省衡阳县上峰公社白沙大队探亲。
火车到了衡阳,刘桂阳才下车,又风风火火上了到渣江的长途班车。汽车上坐着稀稀拉拉的旅客,大部分是农民,有些人因晕车呕吐,刘桂阳看到吐出来的是野菜和清水,十分同情他们。由于当时的上峰公社白沙大队还未通车,刘桂阳到渣江后,下车步行了9公里才到家。沿路她看到有10多个农民被绳子串起,前后均有持枪的民兵押送,一问,原来这些人或偷公共食堂的蔬菜,或偷红薯,或偷尚未成熟的禾穗充饥而被逮住,正被押往公社去。到家乡时天已微黑,农家渐渐点起了煤油灯。她走进家门,只见父母坐在凳子上,神色忧郁,他们第一句话就问:“培务为何没来?”
刘桂阳答道:“原打算同我一起来看望爹妈,因厂里临时要抢修发电机组,不能来了。”
爹爹脸上出现一丝苦笑:“不来还好些,饭都没有吃的,来了怎么办呢?”
刘桂阳听了这话,方才注意到爹妈的脸色黄中泛白,肿得发亮,像涂了一层油。她伸出手指在妈妈脸上轻轻一按,立刻出现一个手印子,“爹爹,妈妈,你们都患了浮肿病了!”
妈妈鼻子一酸:“我跟你爹还算好,到底挺过了春天,不少乡邻乡亲,双腿一伸,都活活地饿死了。”
刘桂阳一听,忍不住泪水在眼里打转。接着,悲伤而泣的母亲还告诉女儿:姑妈因为提出分点自留地种菜以熬过饥荒,结果被拉到群众大会上挨了批斗,姑妈不堪凌辱,丢下饿得哇哇直叫的五个未成年的孩子跳塘自杀了。刘桂阳听不下去了,不觉哽咽起来。母亲为她擦干了眼泪,同她来到已病得不省人事的爷爷的房间,母亲告诉老人,桂妹子回来了。爷爷毫无反应,却是颤抖着双手摸索着说:“餐票哪里去了?”因为那时餐票是个宝,有了它就意味着可以到公共食堂里去吃饭,一时不会挨饿。
当晚,刘桂阳做姑娘时的小姐妹们,听说她回来了,就都来看她。大家没有说上几句,便互相抱头哭泣。刘桂阳好容易才止住哭,擦干泪,问道:“我们这地方虽不是鱼米之乡,但有山有水,有田有土,蔬菜拌粮食,加上红薯半年米,也能凑凑合合吃饱。三年没回家,为什么变成了这样,真使人触目惊心呵!” 农业合作化那阵,老社长把刘桂阳等七个女青年挑出来,成立了响当当的“铁姑娘队”,让她当队长。插秧时节,春雨纷纷,七姐妹披戴笠,赤着脚板,挑着百来斤的秧把,在滑溜溜的田埂上来来往往,大步流星,楠竹扁担颤颤悠悠。县里下来检查生产的干部见了,翘起拇指啧啧称赞道:“看呵,真像七个仙女……”从此,七个姑娘被大家称为七仙女。她们扶犁掌耙,抛粮下种,上山开荒,修塘筑坝,处处带头打先锋,真是脚上绑铜锣,走到哪里响到哪里,就是那么多壮实的小伙子,见着她们也要让三分。可眼前,除了刘桂阳的脸上还透着年轻妇女的红润,其余六姐妹一个个满面菜色,憔悴不堪,完全失去了昔日的铁姑娘风采。
姐妹们围着刘桂阳,你一言我一语细说开了:
“桂阳姐,你想不到吧,三年来我们社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公社成立没多久,一场大辩论,老社长成了右倾保守派,被摘掉了乌纱帽。”
“你走后,铁姑娘队没给你丢脸,我们哪一次没有拼命争上游,插红旗、炼钢铁、修公路都少不了我们,到头来还破坏生产,群众怨声载道。就说我们种试验田吧,我们深翻6米,下足了肥料,合理密植,可是公社书记响应上级号召,晚稻放高产卫星,把几十亩正在抽穗扬花的晚禾连根拔出来,让我们不分昼夜运禾苗往试验田里塞,禾苗和集合开会那样挤得密密麻麻,结果根烂了,晚稻颗粒无收。老人们来到田边,骂我们是‘败家子’,我们不服气,骂他们是‘老顽固’,现在看来,他们骂得对呵!”
“大跃进那年,本是个好收成,晚稻正待收割,县里便大闹炼钢铁,男男女女都上山烧木炭,挖矿石,修公路,扶钢铁元帅升帐,村里只留下老人和孩子,晚稻烂在田里无人收,红薯烂在地里无人挖,茶子熟了没人摘。紧接着又刮起共产风,办公共食堂,吃大锅饭,结果把积蓄的老底子全刨光了。干部说,共产主义是天堂,公社食堂就是通天路;还说共产主义已到长沙了,原准备敲锣打鼓去迎接,可惜公路没修好,现在只好穷过渡……”
“1959年虽说不上大丰收,也算得上平常年景。报粮食产量时,公社、大队夸大话,硬逼着加码,一次报得比一次高,后来国家按报产征粮,生产队和盘托出还交不齐,结果每人每天只有几两米的口粮,男女老少一个个饿得面黄肌瘦,病倒的病倒,浮肿的浮肿……” “桂阳姐,我们都在担心,这样下去,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第二天,刘桂阳来到丈夫李培务的小叔家,婶婶想找些东西给侄媳吃,左翻右寻硬是没有,后在外头不知从哪弄来半把黄豆,在锅台上炒时,四个孩子就盯上了,还没炒熟就被抢了个精光。更惨的是到李培务的二叔家,刘桂阳见婶婶锅台上摆满了苦菜叶、黄麻叶、糯米藤等野草,便脱口而问:婶婶还喂了猪呀!哪知婶婶嗔怪道:“桂妹子,你哪知道,这是给人吃的呵!”一天走了几十里路,刘桂阳还没吃过一点东西,婶子找了些餐票到食堂端来两钵似干非干似稀非稀的饭,哪能下咽。
几天探亲,所见所闻,刘桂阳眼睁睁地看着叔叔上山挖野菜,一头栽倒在地上起不来了,10岁的外甥因吃下谷糠,活活胀死。此情此景,刘桂阳惊呆了!刘桂阳愤怒了!她相信姐妹们的话是真的,她似乎看不出共产主义的影子在哪里。她把病情严重的父亲接到发电厂,半个月后父亲说家里要收禾,挣扎着要回去。刘桂阳只好打发丈夫送父上路,自己和1岁多的儿子留在厂里。这时候的刘桂阳夜夜失眠,脑海里总是浮现农村的画面,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她的面前:家乡饿死了人,中央领导要是知道了农村的真实情况,一定能研究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把社员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是的,一定要把情况告诉党中央。刘桂阳想着,血气往上直冲。 三、履险**** 刘桂阳自娘家回到发电厂后,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使她决定履险请命:我要把耳闻目睹的情况写出来,亲自上北京交给毛主席,向他老人家诉说农民的疾苦。于是,她从街上买回了材料纸和墨水。
她的丈夫李培务知道了她这个想法大吃一惊,说:“这太冒险了,万一出了问题,丢下孩子怎么办?再说,你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能见到毛主席吗?国家的事情,你能改变得了吗?”
刘桂阳斩钉截铁地说道:“我决心已定,自有办法。要是我回不来了,请你带好孩子,再找个合适的女人过日子吧。”
7月23日深夜,刘桂阳独坐灯下,认真地把农村的情况如实写下来。她文化水平不高,写了又改,改了又抄,直忙到凌晨3点。这时她又冒出一个念头,将家里过年时写春联剩下的两张红纸裁成四小张,匆匆写了四张标语,心想要是见不到毛主席,就把它张贴出来,以引起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达到反映情况的目的。她把这些不像标语又不像大字报的东西收拾好,然后写下了一张遗书:
李培务同志:
我于今日远离家乡,我为挽救全国人民生活贡献我的力量,也可能献出我的生命。万一如此,望你把儿子抚养成人。
妻 刘桂阳
1960年7月23日
清晨,刘桂阳不顾丈夫的又一次哀哀劝阻,毅然决然从银行取出结婚时都舍不得花的100元存款,带上两斤全国粮票,怀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心情,把遗书交给了丈夫,含泪吻别在床上睡得正甜的幼儿,以赴死的决心和气概,独自踏上了北去的列车。 四、北京所为 1960年7月26日上午8点多,刘桂阳抵达北京。但偌大的北京城,人山人海,到哪里去找中央政府呢?她问了好多人,都说不知道,后又问交通警察,警察打量她一阵,反问她:“是不是找国务院接待室?”
刘桂阳连连点头,说:“正是正是。”
警察又说:“信访组是专门处理各地来京****、告状等事宜的。”
循着警察指明的道路,刘桂阳东找西找,拐弯抹角,来到了中南海外墙。她见这里有一大二小三个门,两边小门各站一个警察,中间大门站了两个警察,便上前问这里是不是国务院,站岗的没有好气:“这里是部队,不是什么机关!”这时她见旁边公园里有一位老人在浇花,就忙去询问。老人右手一指:“转个弯,那里有个大门就是国务院。”刘桂阳终于找到了信访组,说明来意,请求面见中央首长。 信访组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干部抓抓脑壳,为难地回答说:“中央首长很忙,没时间接见,信访组专门负责将群众来信来访内容整理成文据实上报中央办公厅。你要反映农村情况,我们很欢迎,有什么就说什么吧。”
刘桂阳坐下来,详细地将回娘家探亲的耳闻目睹如实讲了出来。信访组的干部一边听一边记录。末了,他告诉刘桂阳:“你反映的农村情况很具体,也很重要,国家目前面临的形势很严峻,党中央、国务院正在总结教训,研究对策。请你回去告诉乡亲,要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同时要想方设法战胜灾荒,日子会慢慢好起来的。”信访组干部握着刘桂阳的手,对她专程从湖南来到北京反映情况的行动给予表扬。
刘桂阳从国务院接待室出来,满心欢喜,脚步轻快,但走了一段路,不由得沉思起来:自己千里迢迢来到北京,没有见到中央领导,反映的情况会打折扣吗?党中央能如实地知道吗?她愈想心里愈不踏实,她决心要见到毛主席。为了寻找毛主席的住址,她不知问了多少行人,来来往往坐了多少次车,可就是没有人说得清楚,总是找不到。天色渐渐暗下来,她心急如焚,肚子又饿得咕咕直叫,这才想起一天还没吃东西,就花两块钱买来半斤饼子,狼吞虎咽般吞下。她于心不甘,又一次来到文津街国务院北门的外墙边,定一定神,不得不实行第二步计划了。她从背包里掏出四条标语,分别用医用胶布粘在墙上。贴时并没引起行人的注意,倒是有个小学生上前来歪着头看了一阵,大吃一惊,忙告诉大门外站岗的警察。由于门是凹进去的,看不到外墙,警察不相信,小学生要他们去看看,他们一看,十分惊讶,忙把标语撕下来。 刘桂阳盼望通过标语能引起国家领导人对严重灾情的重视。但是,她毕竟太年轻,太幼稚,而且带有很大的情绪,因而事与愿违,铸成了一个错误……
她被捕入狱,过了半年多的铁窗生活,后来经医院检查,因腹中有孕,便保外就医回到厂里。 五、春风送暖 1961年6月26日,金灿灿的阳光刚刚射进窗口,微风拂熙。几辆黑色的小轿车驶进了鲤鱼江发电厂。车门打开,下来好几个干部。
不一会儿,厂党委书记把刘桂阳叫到办公室。早在这一年2月,郴县王县长找她谈话,说不判她的罪了,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久,她生下大女儿,休息一段时间便回到厂里上班。刘桂阳踏进办公室,见这么多陌生的干部,心里怦怦直跳。这时,一位颀长的中年干部将手伸过来,紧紧握着刘桂阳的手。她抬眼打量一下,只见这位中年干部穿着深蓝色的中山装,面孔和善,额头上刻着几道皱纹,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像个大知识分子。
中年干部微微笑着说:“刘妹子,这次刘主席来湖南,本来要到厂里来看望大家,因太忙抽不开身,就委托我来向大家问好,向你问好。你受苦了,你是无罪的!”
厂长忙着介绍,说他就是湖南省委书纪张平化,随同来的还有郴州地委书纪陈洪新。
座谈会上,张平化对刘桂阳的敢讲真话的勇气表示赞赏。他说:“你们很多同志家在农村,了解情况,不只是刘桂阳有意见,大家都有意见,只是不敢讲。我们不但要帮助她,而且要学习她……”
刘桂阳听了,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她拉着张平化的手,感动得热泪双流。
这时她才知道,她之所以能免遭厄运,重新获得公民权,是刘少奇关心的结果。原来,1960年,正值共和国多事之秋,而早在1959年4月27日当选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一天,当他从一份《公安工作简报》上看到刘桂阳一案后,迅速拿起话筒接通了当时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的办公室。徐子荣匆匆赶到中南海,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当刘少奇得知以“反革命罪”判处刘桂阳五年有期徒刑时,当即明确作出指示:
刘桂阳案判决不妥,要告诫政法部门的同志,凡涉及对人民群众案件的判决,应深入实际进行调查,实事求是,严格依法办事,切不可草率决案,以免伤害群众,影响党的威信。刘桂阳的案件,要进行复查。
第二天,当时的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马上奉命带领工作组赴衡阳、郴州进行实地调查。年底,他们根据惩治反革命条例精神,对刘桂阳案重新复查。他们发现定刘桂阳为现行反革命的罪证,是因为贴了四条标语,而四条标语中确有两条有问题。
一条是:
中央领导同志,睁开你们雪亮的眼睛,瞧瞧农民的痛苦生活!
一条是:
打倒、铲除人民公社。
这两条标语,前一条带有对立情绪和责问口气;后一条可以认为是反动标语。被指为问题严重、性质恶劣的是:标语贴在庄严、神圣的国务院大门的围墙上。除此而外,复查干部没有发现更多的问题。他们认为,仅凭这两条有问题的标语,将刘桂阳打成反革命,处理过重。他们在实地调查中,曾到过刘桂阳的娘家衡阳县上峰公社及其婆家金溪公社,从领导到群众对刘桂阳是一片赞扬声,而她所反映的情况,件件真实,毫无虚假。他们又到过郴州鲤鱼江发电厂,厂领导和工人们的态度十分鲜明,刘桂阳是发电厂的优秀工人,到北京****,为民请命,完全出自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虽有错误言行,但不应打成反革命。
湖南省公安厅研究了刘桂阳案,写出了详细的复查报告。报告说刘桂阳所反映的农村情况属实,但她将此归咎于人民公社,以致提出打倒、铲除人民公社是极端错误的。不过其动机是让中共中央、毛主席了解农村情况,而且刘一贯表现很好,所以仍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应判罪,故撤销原判,无罪释放,不开除、不歧视,仍让其回原单位继续工作,但要进行耐心教育。 1961年1月10日,《湖南省公安厅关于刘桂阳调查处理报告》呈送到了刘少奇手中,他仔细查阅后,亲自批示道:
反动标语是以反革命为目的,而她跑到北京,还相信中央,这能说明是以反革命为目的吗?她对公社在认识上有错误,采取的办法也是错误的,但不应该判罪。因此,同意湖南省公安厅的处理意见。
同时批示湖南省委:
建议湖南省委张平化(时任书记)亲自找刘桂阳谈一谈,一方面适当地鼓励她认真地向中央反映农村情况,另一方面适当地批评她对人民公社认识上的错误,以便引导她走上正确的道路。
随后,郴县人民法院撤销了原判。刘少奇的批示像一股春风吹进了刘桂阳冰冻的心田,顿时令她暖融融的。她非常激动,一再检查自己的错误,并感谢领导对她敢于反映情况的鼓励。她更加相信中共中央的英明正确,工作也干得更加出色。
这个昔日的铁姑娘,今日年轻气盛,有着强烈责任感的普普通通的运煤女工,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从此,她的命运便同国家主席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了。 六、患难真情 “文化大革命”一场铺天盖地的风暴袭来时,刘少奇成了“叛徒、内奸、工贼”被打倒了,厄运也再次降临到刘桂阳的头上,这个过去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劳改释放犯”又成了刘少奇修正主义黑线上的人。鲤鱼江发电厂的造反派在1968年7月2日出版了一张报纸,第二版以《砸碎刘少奇反革命的黑“指示”,誓死捍卫三面红旗——把攻击三面红旗的反革命分子刘桂阳捕捉归案》为题,接下的几个小标题是:
一、“刘桂阳案件”发生的时代背景;
二、“刘桂阳案件”的作案过程;
三、“刘桂阳案件”撤销原判的****;
四、大造反革命舆论,为社会上牛鬼蛇神大开绿灯;
五、砸碎刘少奇反革命翻案的黑“指示”,把攻击“三面红旗”的反革命分子刘桂阳捕捉归案。
文章写道:旧省委走资派张平化带领一批黑爪牙,专程赶到我厂……从此以后,省公安厅工作组、公检法“三家”一批又一批的“记者”、“专家”来到我厂进行反革命调查、****、访问,并在《人民公安》刊物上大造反革命翻案舆论,大写特写反动文章。如1961年《人民公安》刊物第10期编辑部文章《论刘桂阳案件》,湖南省公安厅文章《刘桂阳撤销原判后的反映》,通报全国政法系统“认真学习,提高政策水平”。文中还说:“党内头号走资派刘少奇千方百计包庇阶级敌人,全国有名的我厂‘刘桂阳案件’就是铁证。”
紧接着刘桂阳的家被抄,她无休止地被批斗,白天胸脯上挂着30斤重的大黑牌,剪掉头发,游街示众;晚上,跪在玻璃瓷片上向“红太阳”请罪,受尽了折磨和屈辱。1968年9月刘桂阳被关进牛棚后,她见一根点剩的蚊香,想吞下自杀,可惜屋子里没有水,自杀不成。这时一位老婆婆偷偷地绕到窗户边跟她说:“多亏了你呀,不然公共食堂再开两年,人都要饿死光了!”这句话如一颗石子投进水里,在她的心里掀起了波澜:“是呀,我有什么错呢?我不能死,我要坚持活下去!”
1969年3月16日,刘桂阳被郴县公检法军管会抓去,当天下午,在县城召开万人宣判大会,刘桂阳被加判徒刑五年,合并执行十年有期徒刑。年迈多病的父母听到这个判决,有如晴天霹雳,哀哀痛哭,终因经受不住打击,父亲悲愤地死去,母亲整日疯疯癫癫。她被再次投入铁窗时,最大的孩子年仅10岁,最小的女儿还未脱乳。
幸而刘桂阳的丈夫是个患难见真情的男人,他理解自己的妻子,他总觉得妻子没有错,不相信她是现行反革命,她上北京贴“反动标语”只是为了能见毛主席,向中共中央反映情况,而没怀有反革命目的。因此,在刘桂阳多次提出离婚,别连累他时,他毅然回绝了。妻子被拉去游街时,他牵着孩子默默相陪,不时投给她鼓励的目光;妻子跪瓷片时,他请求造反派让他“接班”;别人的标语、大字报贴在他家的墙壁上、门窗上,他忍辱负重。这些都给刘桂阳结了冰块的心田送去了爱抚和慰藉。妻子进入监牢,四个孩子的五口之家的重担全压在他一人肩上。小女儿夜夜啼哭,没有奶吃,他既当爹又当妈,一个晚上起床好几次,嚼饭喂她。几个大一点的孩子整天哭着要妈妈,他含着眼泪哄他们,说妈妈就会回来。在政治上,他要忍受着难以忍受的不平待遇。他是反革命家属,开职工会不让他参加,有困难得不到应有的补助。有人劝他:“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她坐了监牢,成了反革命分子,你出身好,难道不会再找个女人,重新组合家庭?”他愤愤地回答道:“岁寒知松柏,患难见真情。我不是那种无情无义朝秦暮楚的男人,我相信我的妻子是无罪的,她总有一天会回到我的身边。”于是,他把夫妻真情写在纸上,一封封长信飞进铁窗,展现在刘桂阳的眼前,给了她勇气和力量。他一个月的工资只有40多元,连蔬菜也买不起,不得不常以盐开水当小菜给孩子们吃,但是他毫无怨言,默默地咬紧牙,挺起根根瘦骨,支撑这个苦难多舛的家,倔强地生活着。大儿子因营养不良,患了肾炎,由于无钱治疗,病情越来越严重。1973年3月,刘桂阳收到丈夫发来的电报:“大儿子病危,期望见妈妈一面。”她拿着电报,眼泪簌簌而下。劳改队的领导很同情她的不幸遭遇,准假让她回家探望。她匆匆赶到家里,跌跌撞撞推开虚掩的房门,儿子已被送进医院急救室。屋里积满灰尘,冷冷清清,空无一人。她急急火火赶到厂医院,儿子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刘桂阳犹如五雷轰顶,她双手把孩子的尸体紧紧地抱在怀里,呼天抢地痛哭…… 七、平反昭雪 十年动乱,一场横祸。人们终于熬过了严冬,共和国终于迎来了春天。1978年12月,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80年2月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符合全国人民意愿的决定《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定》。与共和国主席命运紧紧相连的刘桂阳,也迎来了她人生又一个春天。 不久,她接到郴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当她双手捧着判决书,急促地读着时,不禁双手颤抖。
“……刘桂阳同志以张贴标语的方式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反映当时农村情况,其方法不当,但不是以反革命为目的,特依法判决如下:
撤销原郴专公检法军管会(69)军刑字第18号判决书,宣告刘桂阳无罪。”
看着,想着,20多年来的坎坎坷坷,风风雨雨,20多年来强忍在心头的屈辱和哀痛,此时,全部化作了如雨的热泪……
1974年底,由于工作的需要,刘桂阳的丈夫李培务调入衡阳电业局变电管理所,接着刘桂阳也成了衡阳电业局传达室一名收发员,后又做过几年保管员,直至1987年退休。按20世纪60年代末月工资30多元计算,国家还补发了刘桂阳2000多元工资。
退休后的刘桂阳已进入花甲之年,老夫妻仍是情深意笃,相濡以沫。她除了带孙子,操持家务外,还与老伴打门球,看新闻节目,但她最大的兴趣是看报纸,每年都要订阅《人民日报》、《湖南农村报》,经常到农村的亲戚家里走一走,问问情况,像当年那样,执著地关心国家大事。
1988年11月24日,是刘少奇诞辰90周年,怀着对共和国主席无限崇敬之情,刘桂阳特意和老伴走了一趟花明楼,参加刘少奇纪念馆开馆仪式,并带回一叠刘少奇的照片,压在卧室书桌玻璃板下,以便每天一起床,就能看到这位伟人。
1998年7月26日,刘桂阳应中央电视台大型文献纪录片《刘少奇》摄制组的邀请,再次踏上北京。历史居然有如此巧合,这恰恰是她38年前上北京请命贴标语的那一天。 |
楼主: luo
窥视卡
雷达卡
楼主
照妖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