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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9-1 10:19:38 | 显示全部楼层

安禄山与唐太宗的“华夷一体” [转帖]


唐太宗对民族关系“华夷一体”。究其缘由是唐太宗时期的中原王朝强盛无伦。汉王朝击败匈奴用了两百年多的时间。唐王朝灭东西两突厥只用了三十多年。节节取胜的唐王朝收编了大量游牧民族的军队。许多番将成为唐军将领,并确实为唐王朝的征战尽忠效力,如太宗时期的契必阿力(铁勒人)、玄宗时期的李光弼(契丹人)、哥舒翰(突厥人)等。武功盖世的唐太宗被众多臣服于他的北方游牧民族推举为天可汗,这一切使之产生了一种天下归心的感觉。故唐太宗充满自信,标榜自己与过去的帝王不同。他声称自己对华夏和狄夷一视同仁,不取偏见。唐太宗的见解当然正确,但这一正确的观点是以唐王朝在民族斗争中居主导地位、强者地位为依据和后盾。

唐太宗的美好图景终究被安史之乱的事实击碎。中唐以后作乱的多为内附番人,755年安史之乱的元凶安禄山、史思明均为杂胡(父母系不同胡族)。764年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铁勒仆骨部人)叛唐,引数十万回纥、吐番大军进攻长安。781年成德节度使李惟岳(奚人)要求朝廷承认其继承权,未获许,遂叛。782年恒、冀二州都团练使王武俊(契丹人)因不满朝廷封赏过低而叛。784年朔方节度使李怀光(末曷人)叛唐自立.....这一波又一波的叛乱终于拖得唐王朝奄奄一息,直到五代的后晋石敬唐(沙陀人)干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割让中国土地的罪行。中唐以后的乱局中也有汉将牵头的,但按比率比内附番将少得多。

安史之乱是造成唐朝由盛转衰甚至对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产生很大影响的一次大事变,而对安史之乱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安禄山得到唐玄宗无比宠信,因而在谋反活动上得到很大的便利。他收养同罗(铁勒的一部)、奚、契丹等部的降人八千余,称为曳落河(壮士),又蓄勇健家奴百余人,这算是他的基本武力。他有高尚、严庄两个龌龊文人作谋主,孙孝哲(契丹人)、史思明(胡人)、阿史那承庆(突厥人)、田承嗣等武夫作爪牙,这算是他的文武辅佐。他私制大量绯袍、紫袍和鱼袋(官员服饰),准备赏授官勋,借以收买徒众,这算是他的政治计谋。安禄山谋反多年,只有这一些凭借,力量是薄弱的。他依靠曳落河和家奴,并用蕃将三十二人代替汉将,足见他也知道大多数汉族兵士和将官不能为他效力。七五五年,唐玄宗准许安禄山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替汉将,安禄山所率范阳镇,变成以蕃将为主,汉族败类为辅的军队,叛乱就从此发生,他认为反叛的时机已到,以奉密旨率兵入朝讨杨国忠为名,在范阳发动范阳、平卢两镇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共十五万人,号称二十万,武装叛乱。

由记载看,参加安史乱军的少数民族主要有突厥、契丹、奚、回纥等族。
《资治通鉴》卷217称:天宝十四载(755),“禄山发所部兵同罗、奚、契丹、室韦凡十五万众,号二十万,反于范阳”。
《旧唐书·郭子仪传》称:突厥人阿史那从礼“以同罗、仆固五千骑出塞,诱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数万,欲迫行在”。据《新唐书·韩游环传》记载,“河曲九府”即“河曲九蕃胡”。
《旧唐书·尚可孤传》载:“东部鲜卑宇文之别种也,代居松、漠之间。天宝末归国,隶范阳节度安禄山,后事史思明。”
安禄山的女婿归义王李献诚(注:参见《安禄山事迹》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原是黑水@①@②都督,开元十六年(728)由唐玄宗赐名,授云麾将军兼黑水经略使。(注:参见《旧唐书》卷199《北狄传》。)黑水@①@②是活动在西至突厥、南邻高丽、北接室韦区域内的边疆少数民族政权。
《新唐书·安禄山传》载:天宝元年(742),“以平卢为节度,禄山为之使,兼柳城太守,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两蕃即指契丹和奚。渤海国是粟末@①@②首领大祚荣以隋末唐初先后迁居至今辽宁省朝阳地区的两批粟末@①@②人联合部分高丽等遗民建立起来的一个边疆少数民族政权,武则天时吸纳了一些在安东的高丽旧户,并借用高丽兵抗击契丹。据《新唐书·渤海传》记载,渤海国建立后,“尽得扶余、沃沮、弁韩、朝鲜海北诸国”。武艺继立后,“东北诸夷畏臣之”。
《旧唐书·地理志》载:“自燕州以下十七州,皆东北诸蕃降胡散处幽州、营州界内,以州名羁縻之,无所役属,安禄山之乱,一切驱之为寇,遂扰中原。”而幽州、营州界内的少数民族主要是契丹、奚、突厥、@①@②、室韦及其他胡人。
《安禄山事迹》卷上载:“(安)庆绪献奚、契丹及同罗、阿布思等。阿布思者,九姓首领也……代为蕃首……后为回鹘所破,禄山诱其部落降之。自是禄山精兵无敌于天下。”(注:参见《新唐书》卷125《张说传》称阿布思为“河曲降虏”;同书卷193《程千里传》称其为“突厥首领”;《资治通鉴》卷215称其为突厥西叶护。)
《旧唐书·李怀仙传》称怀仙“柳城胡人。世事契丹,降将,守营州。禄山之叛,怀仙以裨将陷河洛”。
综上所述,安史乱军具有突厥、契丹、奚、回纥、仆固、同罗、室韦、鲜卑、渤海、黑水@①@②、九蕃胡、居住在回纥的昭武九姓、(注:参见《新唐书》卷224《李忠臣传》。)柳城胡以及归属于渤海的高丽残部、扶余、新罗等民族成份。


安禄山用来作乱的精兵有曳落河(同罗、奚、契丹降者)、六州胡(河曲六州突厥)数万人。安庆绪失败后,曳落河、六州胡带着大批掠获的人和物,逃到范阳投史思明。史思明为安禄山攻河北诸郡县时,每破一城,城中衣服、财物、妇女都被掠夺,壮男被迫当役夫,尤其野蛮的行为是用刀枪刺杀老幼病弱,作为游戏;每郡置防兵三千,其中杂有监视汉兵的蕃兵。史朝义逃奔到范阳,随从不散的只有胡骑数百人。这些事例,说明安、史叛军主要是以杀掠为目的的蕃兵,将领是野心更大、行为更恶的蕃将和一些蕃化了的汉将。所以,安禄山、史思明尽管死去,留下来的军队依然保持原有的特性,与唐朝处于对立的地位。

安史之乱的一个恶劣后果是以蕃人或蕃化汉人一直保持割据势力的河北三藩镇。

魏博镇——田承嗣是安禄山的死党,是蕃化的汉人。他是诸叛人中最凶狡的一个,投降唐朝作魏博节度使后,积极准备永久割据。他强迫本境内壮男当兵,只留老弱人耕种,数年间兵多至十万;又选强悍人一万充卫兵,称为牙军,给养特别优厚。节度使依靠牙军的支持,到后来,牙军操纵节度使的进退。八一二年,魏博镇内讧,牙军废田氏继承人,拥立牙将田弘正(非田承嗣子孙)为节度使。当时唐宪宗在位,朝廷颇有威望,田弘正懂得归朝有利,举魏博镇反正。田氏割据魏博镇四十九年,田弘正归朝,割据算是告一结束,但割据势力依然存在。

八二一年,幽州、成德两镇叛。八二二年,魏博牙兵拥牙将史宪诚(奚人)反叛,节度使田布(田弘正的儿子)被迫自杀。唐穆宗即任史宪诚为节度使。魏博联合幽州、成德两镇,又恢复割据。八二九年,牙军杀史宪诚,拥牙将何进滔为节度使。八七○年,牙军杀何氏继承人(何氏割据四十二年),拥立大将韩君雄为节度使。八八三年,大将乐彦祯废韩氏继承人(韩氏割据十四年),自立为节度使。八八八年,牙将杀乐氏继承人,立罗弘信为节度使。当时已进入第二次割据时期,罗弘信依附朱全忠,参加朱全忠、李克用二人争夺河北的大战,相、卫两州民众大部分被杀死。九○六年,魏博节度使罗绍威感到牙军的威胁,借朱全忠兵歼灭牙军,凡灭八千家,连婴儿都杀死。魏博镇从此衰弱,受朱全忠支配。九一二年,梁将杨师厚灭罗氏(罗氏割据二十五年)。魏博镇自田承嗣至罗氏灭亡,割据凡一百五十年。

成德镇——李宝臣原是奚人,擅长骑射,范阳将张锁高养作义子,得姓名为张忠志。安禄山反叛,又作安禄山的义子。他投降唐朝较早,朝廷任为成德镇节度使,并赐姓名为李宝臣。七八一年,李宝臣死,子李惟岳继任。七八二年,王武俊杀李惟岳(李氏割据二十年),举成德镇投降唐朝。

王武俊原是契丹人,善于谋划,得李宝臣信任。杀李惟岳后,唐德宗即任为恒冀观察使。王武俊怨朝廷不给节度使名义,起兵反叛。七八四年,王武俊又投降唐朝,得到成德军节度使名号。唐宪宗灭淮西、淄青两叛镇,成德镇孤立。八二○年,王氏继承人王承元自请归朝(王氏割据三十九年)。唐穆宗任田弘正为成德节度使,王承元为义成节度使。八二二年,王庭凑鼓动牙兵杀田弘正,又恢复割据。

王庭凑原是回鹘人,非常阴险狡诈,得王武俊喜爱,被养作义子。杀田弘正后,自称留后。朝廷不得已任王庭凑为成德节度使。王庭凑三传至王熔,正当唐末大乱。王熔依附李克用,成德境成为梁(朱全忠)晋(李克用、李存勗)两军互攻的大战场。九二一年,部将张文礼杀王熔(王氏割据一百年)。九二二年,李存勗杀张文礼。成德镇自李宝臣至王氏灭亡,割据凡一百六十年。

幽州镇——幽州镇是安史叛军的巢穴,也是河北三个叛镇中最为强大、内部劫夺更为剧烈的一镇。李怀仙原是被契丹役使的胡人,后来加入安禄山叛军,做一个偏将。史朝义任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史朝义死,唐朝又任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七六八年,部将朱希彩、朱泚、朱滔合谋杀李怀仙,朝廷任朱希彩为节度使。七七二年,部属杀朱希彩,拥立朱泚,朝廷任朱泚为节度使。七七三年,朱泚使朱滔率五千精骑到京西防秋,对朝廷表示恭顺。唐代宗给朱滔重赏。朱滔归幽州,劝朱泚也入朝,说是得天子喜欢,可以保子孙富贵。朱泚听信他的话,七七四年,入朝。朱滔拒绝朱泚回镇,朝廷任朱滔为留后。七八一年,朝廷任朱滔为节度使。七八五年,朱滔死(朱氏割据十四年),将士拥刘怦为节度使。刘怦将死时,唐德宗任刘怦子刘济为节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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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9-1 10:09:54 | 显示全部楼层

联、诗岂能不分[转帖]


■马斗全

  因欲读杨联陞先生文字,在书店见《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一书(杨联陞外孙蒋力编,商务印书馆2004年12月出版),自然不胜欣喜。然觉书名似未当。此“简”字,亦不知系“书简”之“简”,抑或“简编”之“简”。虽如此,因是商务印书馆出版,且印制甚佳,所以犹豫后还是买了。归来翻阅,最后部分为书信,知书名之“
简”字,或指书简。如此用法,显然欠确当。杨联陞为著名汉学家,极重视汉语言文字,若地下有知,当不会同意此书名。
  闲来细读时,发现一些明显错字,知非杨联陞之误,而多为手稿释文之误,责在编者和编辑。又发现“杨联陞联语”部分,有误将诗当作联而编入的,特为指出。因缺乏资料,文字姑依该书。

《京都偶得》(1962年5月27日)

晴看海女探珠,雨望山泉溅玉。

天时人事乘除,渐胜不嫌未足。

  这是一首仄韵六言诗,且题目明显为诗题,因日本京都某地晴雨之景而生感,故云“偶得”。

《东亚研究大会晚偈》(1976年3月24日)

莫教冷气归心,有屁任凭天放。

若会庖丁解牛,许你目无全象。

  这也是一首仄韵六言诗,系讥刺东亚研究大会或会中某人之作。其中“天放”,据该处平仄要求,疑为“大放”之误。

《挽梁实秋》(1987年11月5日)

  新月雄文斗日葵,莎翁难舍笔中馗。

  观棋有瑟思君子,酒后噀杀助阵时。

  此为挽诗而非挽联,系最常见的绝句,用的是上平“四支”韵。

  因杨联陞先生久居海外,国内较少见其著述,参核不易,所以编辑出版时须十分认真。此书若再版,应将这三首诗移于诗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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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9-1 10:13:22 | 显示全部楼层


外祖父与旧梨园[转帖]


  沈宁

    作者拥有一个特殊的家庭背景。他的伯父是著名民主人事沈钧儒,外祖父是有\"蒋介石文胆\"之称的陶希圣。

  京剧的渊源起自湖北,是由湖北名伶带入北京,创造发展而成。这是我外祖父陶希圣的讲法,他是湖北人,所以到北京之后,立刻就成了京剧戏迷。

  民国初年,外祖父15岁的时候

  ,到了北京,考入北京大学预科。那个时期,皮黄和梆子,已经在北京盛极一时,其中最高地位者,非谭鑫培和侯俊山莫属。当时杨小楼尚在其次,梅兰芳和郝寿臣才刚露头角。

  因为做学生,除读书之外,别无他事可做,那时的北京大学又在市内,交通方便,所以外祖父和他的一班同学,经常到处听戏,特别是听谭老板和侯老板的戏。外祖父说,抗战以后到了南京,乃至后来到了台湾,他就很少再听京剧,因为他民国初年听过谭老板的戏,养成了对京剧的太高眼界,无法欣赏后来的那些戏剧表演了。

  
  程砚秋舞台形象。  在外祖父的眼里,谭鑫培可以说是京剧的开山始祖。现在80岁以下的人,除了专门研究京剧者之外,恐怕已经不知道谭鑫培是何人,因为他1917年就去世了。他原名金福,字望重,堂号英秀,湖北省江夏(今武昌)人,生于1847年。幼年时跟随父亲到了北京,进入金奎科班学艺。他的父亲名叫志道,演老旦,因为声音好,有\"叫天\"之称。于是其子谭鑫培就得了艺名\"小叫天\",但是他在科班学的是老生。出科之后,他搭入永胜奎班演戏。变声期倒仓,改演武生,先在京东一带乡村演出。后来回到北京,进入三庆班,演武生兼武丑。三庆班主程长庚看重谭鑫培,收做义子,并任之为武行头目。

  几年之后,谭的嗓音恢复,重新开始演老生。这样的舞台经历,使得他文武兼备,唱念做打,样样精通。他年轻时的戏坛,著名前辈有程长庚、余三胜、王九龄、卢胜奎等,谭鑫培继承他们的长处,汲取徽派和汉派各种精华,不断改进老生唱腔。但他在三庆班里,仍主要演武戏,直到班主程长庚去世。谭鑫培离开三庆班,加入四喜班,不久自组同春班,从此专攻老生,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细腻婉转,开韵味派先河,人称谭腔。当时与孙菊仙和汪桂芬,并称\"老生新三杰\"。

  那些年,北京城里处处传说:家国兴亡谁管得,满城争说叫天儿,另外还有\"无腔不学谭\"一说。谭老板也到上海去演出过几次,深受欢迎,上海人称他\"伶界大王\"。梁启超赠诗\"四海一人谭鑫培,声名卅载轰如雷\"。

  
  据说全凭谭鑫培的成就,所以规范了老生体系,从而奠定整个京剧的格局。他的谭派在京剧史上,一直被尊为主流,后来的老生名角余叔岩、马连良、言菊朋、杨宝森等,都是从谭派衍化出来的。

  谭鑫培在京剧舞台上驰骋60年,上至宫廷,下至村野,到处赢得观众的喜爱和崇拜。连慈禧太后也是他的戏迷,听过他的戏后,赐黄马褂一件。那黄马褂是只有皇族才能穿的颜色,足见清廷对谭老板的尊重。

  外祖父也算幸运,赶上听了谭老板最后一出戏《击鼓骂曹》。外祖父说,那天是在煤市街中和园。他买了池座之后廊子上的坐位。先听了郝寿臣的《法门寺》,杨小朵的《白奶记》等几出戏,到了老谭出场,那池座与包厢的客人还未曾到来。

  台上,谭老板指着曹操开骂之后,接着骂张辽。这时,忽然有个人走上台来,到谭老板身边,咬耳朵说了几句话。那老谭演的弥衡,忽然之间,把道白增加了一百多句,把张辽骂得直瞪眼睛,不知如何是好。黄昏时候散戏,外祖父随大众走出戏园,才听说袁世凯死讯,北京已经宣布戒严。那谭老板在台上忽然多骂的那一百多句,原来是骂袁世凯。

  谭老板痛恨袁世凯,自有他的道理。那满清的皇太后还都晓得尊重他,至民国初年,那些军阀却连起码的文化修养都没有,不懂戏,更不懂尊重艺术家。1917年4月,广东督军陆荣廷到北京,军阀江朝宗要请他看戏,在一个叫那家花园的地方办堂会,指定要谭鑫培出演。谭老板那时年纪已长,又生着病,已卧床好几个月,很想辞谢那个堂会。不料惹了江朝宗,派一批警察到谭家,把谭老板从病床上拖到那家花园。那天演的是《洪洋洞》,讲杨六郎从重病到死亡的一段故事。谭老板与角色同病相怜,演到悲愤之处,眼泪真的流下来。堂会之后,谭老板回家,心力交瘁,不久就辞世而去,那年他71岁。

  民国五年,湖北发生大水灾,在北京的湖北同乡,举行三天赈灾活动,包括京剧界人士的三天赈灾演出。外祖父说,那是他最早打开眼界的一次观赏。他听了李万春的《铁公鸡》、梅兰芳的《游园惊梦》、孙菊仙的《逍遥津》、侯俊山与余叔岩的《八大锤》。侯俊山(老十三旦)那时业已退休,住在张家口,此次应湖北同乡之请,也到北京,剃了胡须,重新登台,除与余叔岩合演《八大锤》之外,还演了一出花旦戏《辛安妇》。

  余叔岩的出头,是在谭鑫培退休乃至去世之后,一般戏迷及大众怀念不已之时。此公出台,其风度之高,风韵之清,直可追踪谭老板,有些地方还胜似一筹。余叔岩也是湖北江夏人,跟谭鑫培同乡。在湖北同乡的赈灾会演上,余叔岩先到天津演了四天戏,拿回现洋3000元,作为北京赈灾演出的后台花费。他自己演出《打棍出箱》,那大舞台下是人山人海。每一位须生,如谭富英和马连良,以及后辈李盛藻等等,都把草帽盖着脸,悄悄入座学戏。

  外祖父回忆,当时他在北京大学的班上,有专门喜欢捧角的四个同学,称为四霸天,都是小一号的评戏者。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喜欢捧童伶,以捧红一个角儿为目标。其中一个陈先生,邀请外祖父到大栅栏庆乐戏园听尚小云与崔灵芝。尚小云是皮簧青衣,崔灵芝是梆子青衣,当时都还是未出科的学生。当时规矩,捧角人请客听戏,奉送戏票和座位,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跟随他喊好。外祖父不会也不愿喊好,到了大家都喊好的时候,就张嘴敷衍。

  那时候荀慧生的戏名,叫做白牡丹,善演花旦小戏,如《小放牛》、《胭脂虎》之类。因为捧他的观众太多,还分为两派,互相竞争,白牡丹一出台,台下立刻大乱,甚至飞茶壶。外祖父说,他最喜欢去的戏园,是庆乐园和吉祥园,他最欣赏的是白牡丹那些小戏,可惜到他成了名以后,就不再演那些小戏了。

  程砚秋原名艳秋,经同仁堂的乐十三爷和罗瘿公捧出,老青衣陈德霖提拔,才露头角。有一次在东安市场吉祥戏园,配老乡亲孙菊仙的戏《朱砂痣》,也是老乡亲提拔他之意。

  按外祖父的说法,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三人,后来与梅兰芳同称四大名旦,可以说是不伦不类。梅兰芳与余叔岩齐名,执梨园之牛耳,在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等之先,非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所能并肩相比的。但是余叔岩始终不愿与梅兰芳为伍,民国五年以后,北京经常有堂会,可余叔岩往往不肯与梅兰芳同台出演。

  梅兰芳非科班出身,是他终生的遗憾。他很早的年代,就曾在吉祥戏园演出过一些新戏,诸如《邓霞姑》之类,但一时形不成风气,后来也就不再演了。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则都是科班出身,情况又自不同。外祖父说,当时最严格的科班,是前门大街广和楼的富连成班。

  广和楼不卖票给妇女,只有男人才能入座听戏。外祖父在广和楼听过于连泉的《毅山》,那于连泉戏名是小翠花,外祖父认为确是花旦里的上乘,可惜15岁倒了嗓子。而大栅栏庆乐园的科班,则以尚小云和崔灵芝为荣。

  按照外祖父的说法,京剧科班规矩的败坏,是由于坤角的出现。民国初年的坤角,有两个班激烈竞争。一班是刘喜奎为主角,在中和园上演。另一班是以鲜灵芝为主角,在广乐园上演。外祖父听过两个人的戏,认为刘喜奎的青衣还是在规矩之中,鲜灵芝就稍有迎合观众的倾向,但她们都还是实实在在演戏,但捧角的人走邪门。自此以降,做工与唱工都居次要,只需脸蛋漂亮,在台上走几步,便成了名角,甚至明星。

  上世纪30年代,外祖父回到母校北京大学,已不是学生,而是法学院的教授,可是北平城里的京剧热度仍然不弱当年,北京大学校园里的教授们,也是同样地以做戏迷而自豪。不过在外祖父看来,那年代的戏评家们,已不如十年前那么典雅高超了。北京大学教授中间,以捧程砚秋为盛,有一位许兴凯教授,更无论笔下或口头,都自称是程派。同教授们一起论戏,特别是有许教授在场,外祖父就专门自称是荀派。以做对抗。事实上,外祖父那时既少听荀慧生的戏,听程砚秋也不多。有一次外祖父到北京大学法学院陈启修教授家里赴宴,遇见已经成名的程砚秋,交谈起来。外祖父便提到早年听过孙菊仙与程砚秋同台演出的《朱砂痣》,其时程砚秋还未成名,正靠老乡亲孙菊仙提拔,外祖父如此说起,不过是卖弄自己一点老资格。

  那几年,外祖父倒是常到报子街去听昆曲。昆曲每日上座不过四成,可是一有陶显亭的《弹辞》、郝振基的《蟠桃会》、侯益隆的《嫁女》或《惠民下书》或《火判》、侯永奎的《夜奔》这些戏,那远在西直门外的清华和燕京大学师生,都会赶紧进城来听,外祖父更是场场不落的。

  根据外祖父的观察总结,当时中国一般学问和艺术,大抵都有京派和海派之分。北京是元明清三代首都,为学问与艺术的精华汇聚之所,自是无疑。上海十里洋场,从商业上崛起,后来居上,有与京派抗衡之势,便有了海派一说。京派因为根基久远,所以重师承,守师法,讲究笃实,取向保守。而海派因为没有什么根基,所以多流变,富花样,热衷浮华,偏于进取。

  外祖父回北京大学做教授的时候,余叔岩已经退休了。但是外祖父很得意,他喜欢讲给后辈们听的故事之一,就是他如何请余叔岩吃饭。出于景仰,外祖父曾请余叔岩吃过好几次小馆。外祖父总是得意地说,余老先生居然同意应约。余老先生有一种脾气,就是名流们请客时,如要烦他唱几句,他是坚决谢绝的。他说:请我吃饭,我就是客。要听戏,到园子里去。所以外祖父请他吃小馆,只是谈论一些皮黄的故事,决不烦他唱戏。每次饭后告辞,余老先生两手一拱,口称\"告辞\",那种风趣是足够吟味的了。

  有一次吃饭,外祖父同余叔岩讲起民国五年六月,他在中和园听谭老板的《击鼓骂曹》,那是谭老板告别舞台连续四天演出的最后一场。外祖父讲到谭老板背对观众,以双肩耸动来表示他的冷笑和鄙笑。余叔岩听了,大为高兴,说:一身360个骨节,都要练。譬如你甩袖子,那浑身的骨节都要动。现在一些名角,连袖子也不会甩。

  又有一次,他们谈到《搜孤救孤》,余叔岩批评马连良,说他不懂音韵学。余叔岩自己,在这门学问上是用过苦功的。他说,凡是不懂音韵学的角色,一段唱腔,在拉长的字眼上,总是以啦字来结尾。外祖父总是对家人们夸耀,他听戏的能力很低,评戏的眼光却很高,因为每次与余叔岩谈论,都长他的见识。

   (摘自《一个家族记忆中的政要名流》,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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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英之女:对父亲的评价交给历史[转帖]

  项英牺牲60多年了,项英的女儿项苏云常到新四军纪念馆去参观,却很少参加关于新四军的各种研讨会。\"对父亲的评价交给历史吧,历史证明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以下是今年77岁的项苏云的回忆。

  12天的父女

  我从小到大习惯了孤儿身份,在延安能见到爸爸,实在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1938年9月的一天,我正在吃晚饭,老师说你爸爸到延安来了,接你去见他。一见面,爸爸一把将我抱起来,放在他腿上。他问我:\"你几岁了?叫什么名字?\"--好像是在问别人家的孩子。他问什么,我就说什么,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激动的。后来,爸爸要带我一起回去住,可我感觉和爸爸仍是怯生生的,推说宿舍的同学都在等我,就先回学校了。

  第二天放学,爸爸来学校接我,带我到他住的窑洞,又带着我一起到保育院见弟弟,弟弟是早我几个月到的延安。就这样,爸爸和我,还有弟弟,总算在延安团聚了。

  记忆中爸爸对我很好,早上送我上学,晚上接我回来,有空时还给我洗脸、洗脚、洗衣服。

  在延安中央组织部门前,马海德医生为我和父亲、弟弟拍摄的照片,就成了这次团聚的纪念,也是我们姐弟与父亲的唯一一张合影。照片里爸爸笑得特别开心,这是他一生中笑得最灿烂的一张照片。后来,爸爸把照片洗了很多张,送了好多朋友。

  有一天晚上,老师告诉我,说我爸爸有任务,马上要离开延安,所以他想来学校再看看我。但是,我们学校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已经躲进山里上课,于是我和父亲来不及告别,就这样分开了。半个月后,西安有人捎来父亲给我的东西:一封信、一筒饼干、一副手套。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与父亲只相处了12天。

  父亲与\"皖南事变\"

  关于\"皖南事变\"的是非曲直,现在也是许多学者研究的重点。

  \"皖南事变\"中,父亲肯定有指挥失误的地方,但所谓贻误战机,没有及时带领部队转移,却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决定。军事科学院有位专门研究项英的专家叫王辅一,他是用白纸黑字的电文来研究这段历史的。中央发了什么电报、项英是怎么回的,当时都有记录在案。

  1940年10月底,国民党大军包围。

  1940年11月30日,中央给新四军发了这样一条电文:\"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对我更加无办法,你们北移又让他一步,以大势判断,蒋、顾(祝同)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移动,12月底移完不算太迟。\"在事变前13天,中央仍给父亲和叶挺发来\"以拖为宜\"的电报。

  1941年1月,父亲带着一拨人马突围了。3月23日晚上,父亲、周子昆与警卫员黄诚住在石洞中。突围后,父亲的贴身副官刘厚总自认前途无望,起了杀人劫财的邪念。凌晨,刘厚总开枪打死了父亲与周子昆,抢走了他们随身携带的作为军费的黄金、银元,身中两枪的黄诚死里逃生。可怜父亲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却死在自己人手里。

  对父亲的评价

  现在有人将\"皖南事变\"的原因归结为项英与叶挺的矛盾,说党内机密会议,叶挺都被排除在外。从当时的历史看,叶挺早期脱过党,父亲对他有戒备是不奇怪的。

  由于叶挺当时已经脱党,没署他名的文件不能让他看,作为政委的父亲还主动要求中央来文来电时添加叶挺的名字,以便共同指挥新四军。父亲对叶挺生活上也很照顾,父亲突围出来后还担心叶挺,又回头找他,结果叶挺下山去谈判被蒋介石扣押。

  在事变发生的当时,在父亲生死未明的情况下,上级起草了关于项英、袁国平错误的决定。后来还是陈毅在会上讲了\"皖南事变\"经过,那份决定才没被\"七大\"通过。这也说明,有人所说的项英与陈毅的\"重重矛盾\"也是毫无根据的。

  尽管当时起草的决定没获\"七大\"通过,只在新四军内部传达,但它却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对父亲评价的依据。解放后,对项英的评价跌入了低谷,对父亲参与的革命活动也只字不提。父亲是参加中共\"二大\"的12个代表之一,但介绍中只提其他11位;父亲是\"二七大罢工\"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但电影里只演了施洋和林祥谦。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我只知道父亲下落不明。直到1945年,陈毅去延安开会时通报给大家,我才知道父亲已经牺牲了。

  (《新华每日电讯》11.23 李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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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后竟然把儿子拉上凤床[转帖]

据《南史·宋书》记载,南朝孝武帝时,“太后居显阳殿。上于闺房之内,礼敬甚寡,有所御幸,或留止太后房内,故民间喧然,咸有丑声。宫掖事秘,莫能辨也。”这意思就是说,皇太后居住显阳殿时,皇上经常进入皇太后的房内留宿,因此惹得民间一片哗然。

说起来,这位南朝宋文帝时的皇太后,就是南朝有名的绝世美人路惠男,她与皇帝儿子宋孝武帝刘骏同床共枕竟达十二年之久。孝武帝刘骏,宋文帝刘义隆的第三子,原为武陵王。没想到这刘骏虽然身担“孝武”之名,却是一个最为不孝逆忤的恶子。那么,堂堂一位母仪天下的皇太后如何与皇帝儿子凤倒鸾颠、共赴巫山、“同享美好时光”?如何做出这遗臭万年的母子乱伦的逆天丑行呢?这还要从这位皇太后进攻的时候说起。

宋文帝刘义隆在元嘉元年做了皇帝之后,也就同历史上所有的皇帝一样,广纳嫔妃,以充后宫。文帝的这些妃子,自然都是千里挑一甚至是万里挑一的。其中有一个叫做路惠男的妃子,就长着沉鱼落雁之容、闭花羞月之貌。她刚入宫时便十分受宠,很快就被文帝封为淑媛。可她为人心地善良,又不善于奉迎,这在激烈的宫廷斗争中又怎能长期受宠呢?因此她在生了儿子刘骏不久后,就失去了文帝的宠爱。刘骏到了五岁时,被封为武陵王,必须要到封地武陵居住生活。因此时刘骏年纪尚小,作为母亲的路淑媛便请求文帝让她去武陵以便照料儿子的起居。这一年,貌美如花的路淑媛才二十四岁。

刘骏母子离开了皇宫,也远离了宫廷中尔虞我诈争斗的风烟,母子俩在武陵相依为命,日子倒也过得舒心惬意。随着刘骏渐渐长大,按宫廷惯例路淑媛也该回返皇宫了,可她因为早已对宫廷生活已是心灰意冷,同时也舍不得儿子,所以一直不肯回宫。此时的刘骏更是舍不得自己母亲,甚至到了一日不见母亲便一日寝食难安的地步。在他刚懂男女之事时,就常会梦到与母亲相拥的情景,醒来后他虽然会自责不已,可也总是不由自主地回味那经常出现的梦境。有一次在母亲午间小睡之时,他无意之间误闯了进去。当他看到母亲美丽的脸庞,薄衣紧裹着的美妙的身段,修长的大腿,光洁诱人的双脚时,他全身的血立即沸腾了。这件事过去之后,当他再和母亲一起相处时,常常会产生难以言传的冲动,为此他苦恼不已。当刘骏长到了十六岁的时候,母亲为他开始挑选了几个年轻貌美、风姿绰约的妃子了,但他感到这些妃子都不能让他产生像见到母亲时的那种奇妙的冲动。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之间刘骏已经二十三岁了。这时他已是都督荆州之江夏,豫州之西阳以及晋熙、新蔡等四郡诸军事的中郎将和江州太守。这年正月,京城建康发生叛乱,太子刘劭勾结二弟始兴王刘浚杀死了父亲文帝,自立为帝。刘骏闻讯后,在母亲路淑媛劝导下,在手握兵权的大将沈庆之的支持下,刘骏下令誓师起兵,讨伐刘劭。同时刘骏还向四方诸镇发布讨伐檄文,让他们共同发兵讨伐刘劭。各州郡接到檄文后,全都起兵响应。就在当年五月间,几十万勤王大军饮马长江,攻入建康,杀死刘劭,平定了叛乱。

刘骏登基称帝后,立即册封母亲路淑媛为皇太后,封立妃子王氏为皇后,并派人马上去接她们进京。刘骏从未和母亲分开这么长时间的,这些日子里,他无时无刻不记挂着母亲。现在讨伐成功,自己坐上皇位,他更是迫不及待地想与母亲团聚,与母亲一同分享成功的喜悦。刘骏已準备好,等到母亲一来到,就要为她举行一个盛大的册封典礼,他们母子多年来饱受冷遇,是该好好补偿一下了。

离开京师已经十六年的路太后终于回到了京城,刘骏亲自出城迎接。母子相见之时,也顾不上礼仪了,紧紧相拥而泣,久久不愿分开。当天晚上,刘骏在睡梦中梦到临幸一个妃子。正当他如痴如醉之时,猛然间发现那个妃子竟是自己的母亲!不知为什么,刘骏在发现自己汗湿重衣以后,更感到自己极为兴奋地不能自持。

第二天就是册封皇太后的大典,刘骏因为昨天夜晚的梦境,在面对母亲时难免有些不自然,而盛装在身的母亲又是那么雍容华贵,那么端庄美丽!虽已四十出头,可岁月却没在她脸上留下什么痕迹,无限的风韵仍是那样的慑人心魄。刘骏不愿再看自己的母亲,可又忍不住、同时也不能不去看。他不禁盼这册封典礼快些结束。可当典礼结束时,看着母亲离开的身影,刘骏心中却感到一阵难言的失落。

册封典礼结束后,接着就是盛大的祝贺宴会。在后宫的宴席中,一时许多皇亲贵戚、王公大臣争相向太后敬酒。路太后这辈子做梦也没想到儿子竟能成为皇上,自己竟能被尊封为皇太后,她感到这一切象做梦一般,恍惚之间,她几乎来者不拒,杯来即干。这样,她很快就不胜酒力,几乎玉山倾倒。于是她匆匆和众人话别后,就由宫女扶着回宫里宽衣就寝了。

刘骏在祝贺的宴席上与亲贵大臣们也喝了不少酒,看到母亲不在宴席上,就问道太后哪去了,皇后告诉他太后喝多了,已回宫里睡了。刘骏听到母亲已睡了,不禁一阵兴奋,他猛然想起了小时候那次看到母亲午睡时的情景,那使他终身难忘的情景。借着醉意,刘骏带了两个太监,飞快地赶到太后的寝宫显阳殿。

进入显阳殿,刘骏慢慢走近母亲床边。红烛之下,只见母亲半裸着身子,散发着阵阵诱人的芳香。真可谓丰态旖旎,玉软香温。刘骏痴痴地站在母亲床边,贪婪地看着母亲的睡态。母亲美丽的脸庞,薄衣紧裹着的美妙的身段,光洁修长的大腿,白皙诱人的双脚,再次撩动刘骏不可遏制的欲火,而这欲火比以前那一次更为强烈。刘骏在一时间的犹豫之后,终于下定了决心,跨出了与生母乱伦的第一步。

第二天,当刘骏向母亲请安的时候,太后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那样,待儿子一如往常。刘骏见状,也安下心来。昨天晚上的一夜风流,使刘骏刻骨铭心,他在母亲身上得到从未有过的满足,这也让他益发离不开徐娘半老的母亲了。

没过多久,这天刘骏在饮宴过后,再次来到母亲寝宫,把母亲抱住向她求欢。在刘骏再三央求下,他的母亲,贵为一国之母的路太后终于答应了自己的儿子要行苟且之事的愿望,两人宽衣解带,相拥入帐共行云雨之事。如果说上一次还只是儿子刘骏的一相情愿的话,那么这一次便是母子二人双双坠入为人不耻的乱伦的深渊。

从此以后,刘骏就常常去皇太后寝宫与母亲寻欢作乐。路太后刚开始只是爱子心切,可慢慢的也享受到了其中的乐趣,对儿子也产生了夫君之情,母子二人就再不能分开了。

刘骏三十六岁时就死于皇宫的玉烛殿,尽管他一生也有不少的宠妃,可与自己母亲却一直保持着的乱伦关系。这使他成为中国史书上记载的唯一与亲生母亲乱伦的荒唐皇帝。《魏书》就曾经记载:“骏淫乱无度,蒸其母路氏,秽污之声,佈于欧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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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鲁迅学史上的新发现[转帖]

  中国鲁迅学史上的新发现

  ■张梦阳

    早在1936年,柯灵主编的《铁报》文艺副刊《动与静》就点名批判张春桥,报道了鲁迅将发表《三月的租界》一事,引起中国鲁研界和现代文学界的浓厚兴趣。

  “南天一柱”郑心伶先生主编的《鲁迅世界》,2008年正式出刊以后,受到广泛好评。最近又在第四期上披露了绍

  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张理明先生的最新发现:早在1936年,柯灵主编的《铁报》文艺副刊《动与静》就点名批判张春桥,报道了鲁迅将发表《三月的租界》一事,引起中国鲁研界和现代文学界的浓厚兴趣。

  1936年4月至7月间,柯灵接手主编小型报《铁报》的文学副刊《动与静》(日刊),大量刊发与左翼文学、特别是与鲁迅有关的报道、特写、评论和新书出版介绍。其中有《鲁迅不满张春桥因为他滥讦〈八月的乡村〉将为文加以驳斥》(5月4日第2版,署名苡)一文。披露鲁迅看了“张春桥在《大美晚报》的副刊《火树》上面,写了一篇批评田军的《八月的乡村》的文章”,很有点表示不满,并提前透露道:鲁迅“当下就提起笔来,写了一篇驳斥的文章。因为张春桥虽然看不起田军,以为田军的生活经验不够,实际上张春桥自己,是连东北义勇军的影子也没有见过的,信口雌黄,自然叫人难于信服。据说驳斥的文章,将发表在《夜莺》的第三期上”。

  这一个新发现在中国鲁迅学史上具有以下三点意义:

  一、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媒体披露了鲁迅30年代在《三月的租界》一文中对狄克、即张春桥的批判。但是由于环境限制,对当时的历史背景发掘得很少,仅限于为当时的政治批判服务。而张理明先生的这一发现,向现代读者表明:当年柯灵主编的《铁报》在鲁迅文章发表之前就透露了这件事,并直接点出了张春桥的名字。使读者更加全面、真实地了解了30年代鲁迅对周围文化人的态度、左翼文化界的氛围与对鲁迅的反应以及张春桥在其中的处境,从而对中国鲁迅学史当时的横断面加深了认识。

  二、报刊对鲁迅的各种反响和评论以及正式出版的鲁迅研究著作,构成了一部鲁迅学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的《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5卷1分册、1千万字,按时间顺序汇编了1913-1949年国内报刊对鲁迅的各种反响和评论以及正式出版的鲁迅研究著作,对鲁迅研究的历史和所选编的鲁迅研究资料作了概括和评述,为研究中国鲁迅学史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但是当时虽然也锐意穷搜,力争无所遗漏,而由于各方面的限制,终归留下许多欠憾。理明先生的发现,弥补了一些缺憾。作为个例,理明先生的这一发现,说明柯灵在他编下的报纸杂志上有目标、有筹划地刊发鲁迅研究文章,其长期性、连续性和艰苦性在鲁迅研究史上是位于前列的,所作出的贡献和推动也是非常突出的。柯灵应该是中国鲁迅学史上业绩非常杰出的一位研究家,以后的中国鲁迅学史应该将他的文献补写进去。

  三、对张春桥其人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深化。理明先生发现的文章中对张春桥这样评价道:张春桥“在这文坛上的历史虽不算很久,作品也相当的多,可惜还没有一篇怎样成熟令人满意的作品”。以微讽的笔调描述张春桥的模样:“天气冷的时候,他只穿着一件黑粗布的夹袍子,热哩!就老是一件蓝布大褂儿,袖子与腰身是那样的小,紧裹着胳膊和腰杆子,脸子是相当地白嫩的,要不是他有着高大的个儿,谁也会疑心他是一个娘儿们。”另据2008年11月21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所载邓广铭后人邓可因所写《关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一场争论》言:被邓广铭先生批评为“计划之草率、选本之不当、标点之错误”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并不是施蜇存、阿英所做,而是他们雇用张春桥等人标点的。据陈白尘回忆,30年代他曾与张春桥住在一间陋室中,张春桥虽然落魄,但竟有一箱精装的书,不知从哪里来的。60年代陈白尘遭批判整肃,要调离北京,到其他城市。他本打算去上海,但有好心的朋友提醒他不要去,因为张春桥正在那里当权,肯定会对过去的知情者打击报复。当然,也如鲁迅所说,张春桥30年代的事情也不是“什么大罪过”,如无后来的恶行,是不能以此定罪的。然而,这些事实的披露,终归让人们洞悉了张春桥后来在“文革”中与江青沆瀣一气,对30年代左翼文化界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历史渊源与内心动因。作为20世纪中国精神文化现象史一个侧影的中国鲁迅学史,增补进这些内容,会加强历史的纵深度。

  张理明先生任职于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长期致力于柯灵研究,2008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近四十万言的《柯灵评传》。这个重要发现是他在查阅柯灵有关资料时获得的。我们应该感谢他经过多年辛勤努力所获得的这个发现。

  附原文如下:

  鲁迅不满张春桥

  因为他滥讦《八月的乡村》

  ·将为文加以驳斥·

    张春桥这名字,我们常可以在各大报及杂志的文艺副刊上看得见。他在这文坛上的历史虽不算很久,作品也相当的多,可惜还没有一篇怎样成熟令人满意的作品;但据说,他是非常地用功的,每天在亚尔培路的明复图书馆,可以碰得见他,不是拿着一份报纸,就是捧着一本月刊,埋着头默默地在那儿读着。天气冷的时候,他只穿着一件黑粗布的夹袍子,热哩!就老是一件蓝布大褂儿,袖子与腰身是那样的小,紧裹着胳膊和腰杆子,脸子是相当地白嫩的,要不是他有着高大的个儿,谁也会疑心他是一个娘儿们。态度非常地沉静,走路轻得不能再轻,从这里,也可以使我们相信他是一个女人。

    最近,张春桥在《大美晚报》的副刊《火树》上面,写了一篇批评田军的《八月的乡村》的文章,字里行间对该文未免有所不满,说是《八月的乡村》的作者田军,大有在东北义勇军里,再混过几年的必要。意思是指《八月的乡村》太浅薄。这样的批评,自然难免有些不当,所以鲁迅 先生看见了这篇文章以后,很有点表示不满,当下就提起笔来,写了一篇驳斥的文章。因为张春桥虽然看不起田军,以为田军的生活经验不够,实际上张春桥自己,是连东北义勇军的影子也没有见过的,信口雌黄,自然叫人难以信服。据说驳斥的文章,将发表在《夜莺》的第三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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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1945.9.9[转帖]


湘西雪峰战役前后,蓄势已久的反法西斯正义力量,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摧枯拉朽地打击法西斯。欧洲战场上,苏联军队强渡粤得河,进入波兰,对柏林展开最后的反攻。而西线盟军,此刻也从法国进入了德国作战。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占领莱特岛,日军一败涂地,海军几乎倾巢覆没不说,光是地面部队伤亡人数就达7万余人;一个多月后,硫磺岛的血战又是惨不忍睹,守岛的两万日军除216人被俘,其余尽歼;到了3月24日,日本本土最后一个前卫堡垒——冲绳岛,也被美军捣了个底朝天,11万日本陆军阵亡,20万岛民葬身于火海。之后,美国飞机驾临日本本土上空,东京、横滨、神户、大阪等重要城市,在美军“超级空中堡垒”的呼啸声中,相继变成废墟和焦土,几乎全日本都是火光冲天,硝烟滚滚。纳粹德国禁不住苏军和盟军的毁灭性打击,5月8日宣布无条件投降。美、中、英三国在7月以宣言的形式,发表《波茨坦公告》,警告日本,再不投降即将遭到毁灭性打击。然而,日本的战车没有刹住。8月6日,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丢下了原子弹,杀伤日本人民20万,给了日本政府致命的毁灭性打击。两天后,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9日,苏军远东军兵分三路,万炮齐鸣,震撼天地,在5000辆坦克的掩护下,同时向中国东北和朝鲜迅猛推进,日军措手不及,仓促应战,不到一周,号称百万的关东军烟消灰灭。
  8月9日,中国****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解放区军民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各路大军进军神速,作战英勇,取得了伟大胜利。在这一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共毙伤日伪军35万人,攻克和收复县城250座,据点740个,解放国土31.5万平方公里,解放区人口1870余万,并使解放区连成一片。
  在世界性的“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浪潮中,日本政府诚惶诚恐,没有任何方式能够阻挡这顽强破壳而出的新生力量,在绝望中,他们不得不在8月15日,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  中美英苏四国首脑,同意任命西南太平洋盟军司令麦克阿瑟为联合国盟军最高统帅,接受日本投降,并负责占领日本。8月19日,日军副总参谋长川边中将率领代表团前往马尼拉,向麦克阿瑟交出了标明有关战俘营及日本军事设施方位的文件和地图。双方商讨了受降事宜。8月28日,美军258艘军舰,开进了东京湾。9月2日,在横滨附近的美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次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广播演说,宣布9月3日为世界反法西斯胜利纪念日。  中国战区,中日双方代表于8月20日在湖南芷江洽商在全国各地办理受降事宜。确定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  1945年9月9日9时,是5亿中国人民最有意义、最难忘的时刻。此时,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签下了投降书。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和外国签订了近百个条约,惟独这一次是胜利的、平等的。中国人扬眉吐气,遭受日军大屠杀的南京人民沉浸在欢乐之中。各机关团体、工厂、院校、商店,到处挂满了国旗,主要街道上扎起了松柏牌楼,牌楼上高高悬挂着的两面国旗间,夹着鲜红夺目的“V”形标记,在青翠的牌楼中嵌着“胜利和平”四个金色大字。八年来,人们第一次喜笑颜开,奔走相告。南京人一大清早纷纷涌到冈村宁次车子必经的广州路、珠江路、黄埔路两侧,要亲眼目睹这个杀人魔王失败后的表情;许多人聚集在收音机旁,收听签降实况广播。
  8点多,日军签降代表冈村宁次等七人,在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军训部次长王俊中将引导下,分乘三辆小车,从青岛路1号出发,在人群的喧闹声中,向黄埔路驶来。车后卷起滚滚灰尘。一路上,万头攒动,人声鼎沸,有人放鞭炮送瘟神,有人扔石子、掷西瓜皮,气愤的人群挥舞着拳头。黄埔路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大门上,扎了彩色牌楼,牌楼中间嵌着“和平永奠”四个金色大字。总司令部广场旗杆林立,悬挂着联合国52个国家的国旗。
  会场布置奇特壮观,具有欧美风格。礼堂中央高悬着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巨幅照片,屋顶上垂下宽大的中、美、英、苏四国国旗,四周摆满了鲜花和松柏,中间设了受降席和投降席。受降席由三张方桌拼起,对面的投降席由三张美式长条茶几拼起,上面均用白布铺着,受降官坐的是皮包弹簧椅,投降官坐的是布包弹簧椅。据布置会场人员回忆说,最初为避免威胁感,布置的是西方圆桌方式,美国顾问团检查会场时,训斥了布置会场的人员,指定改为对立的长方桌。美国顾问团在检查仪式程序表时,发现有允许“日方佩戴刀剑入场”的字样,甚为恼火,命令立即划掉,并要日方代表个个剃光头入场,以显示日方战败输光。在受降席与投降席四周是威武的武装士兵。他们由新六军副军长舒适存少将率领,于9月2日抵达南京的。为什么选新六军警卫会场呢?因为新六军曾在缅甸战败了日军王牌军第十六师团,由他们警卫,对日军有强大的威慑作用。士兵们头戴钢盔,脚穿皮鞋,戴着白色手套的双手紧握着冲锋枪,增添了会场的肃穆紧张气氛。受降与投降席两侧坐的是从重庆飞来的少将和省长以上接受大员们,以及美、英、法、苏、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等国的军官代表团和中外新闻记者、摄影师。

8时56分,礼堂所有电灯打开了,强烈的灯光下,首先由中方受降代表陆军总司令一级上将何应钦率领四名受降官员进入会场。全场起立,在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中,他们步入受降席。何应钦居中,他的左侧是海军上将陈绍宽、空军上校张廷孟,右侧是陆军二级上将顾祝同,陆军参谋长中将萧毅肃。翻译王武能上校立于何应钦身后。其实中方代表个个能用日语会话,翻译为虚设。
  日方投降代表的车到了陆军总司令部门口,在军警林立的人墙中驶入礼堂钟楼前停车,因签字仪式还没开始,他们被引入礼堂左侧的休息室小憩。  8点58分,中方代表入场后,日方代表在王俊和王武参谋引导下进入会场。他们行至受降席前,并排立正脱帽向何应钦作45度鞠躬,何应钦点头,伸手示意,他们方落座投降席。冈村宁次居中,左侧是陆军中将小林浅三郎总参谋长,陆军少将今井武夫副总参谋长,陆军中佐小笠原清作战参谋,右侧是海军司令官中将福田良三,台湾驻军陆军中将谏树春三参谋长,陆军第三十八军参谋长大佐三泽昌雄等。冈村宁次脱帽放在桌上,其余脱帽放在膝盖上,个个挺胸昂坐,双方代表对坐相视,默默无语。
  主持受降仪式的何应钦与冈村宁次关系很不一般,他早年留学日本,在陆军士官学校就读时,与冈村宁次同班,俩人脾气相近,志趣相投,成为莫逆之交。辛亥革命爆发,何应钦回国参战,俩人有书信来往。日军入侵东三省,1933年又进攻长城沿线,时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长的何应钦奉蒋介石旨意,派熊斌与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签订了《塘沽协定》。1935年5月,日本借口中国政府破坏《塘沽协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统治华北的无理要求,何应钦秘密约见冈村宁次高桥密谈,私下达成协议后,由梅津美治郎公开向何提出取消在河北的中国党政机关和撤退中国军队的要求。7月6日,何复函梅津,全部承诺日方要求。何梅之间协议史称《何梅协定》。这年秋天,何应钦调南京升任陆军总参谋长。第三天,当他得知冈村宁次到南京出差,住在日本大使馆的消息时,不顾当时南京学生和市民正在掀起抵制日货运动,在新街口一家大饭店设宴招待冈村宁次。这一举动连冈村宁次都感到十分意外。冈村宁次在日记中多次提到:“何应钦这个亲日派十分可爱。”  言归正传,日方代表的光头在强光下油光发亮,冈村宁次表情沉稳,但脸色如同白纸毫无血色,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他内心的沮丧。8月15日以后,他的心情一直很差,晚上难以入眠。他从1915年率部攻打我国青岛起,先后在中国30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每一次重大事件都离不开他。他十分担心中国人会和他算总账,以他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他认为自己将被处以死刑是毋庸置疑的,他曾几次想到剖腹自杀,制造震惊中外的新闻,以显示日本军人的武士道精神,由于何应钦派人秘密监视而未能实施。他在8月15日的日记中写到:“我今天面临投降这一未曾有过而且意料不到的事实,心中甚为不快,十分懊恼,但在受降仪式上尽量保持沉着冷静。”
  日本投降如此迅速,这是冈村宁次意想不到的,连何应钦也没有思想准备。
  这年春夏,盟军反攻之势迅猛异常。7月18日,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尼末兹元帅率第三舰队进捣东京湾,瞬间,日舰队被横扫殆尽。日本接近灭亡时刻,7月26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发表《波茨坦宣言》,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首相铃木代表天皇召开记者招待会说:“我们以必胜信心继续作战,帝国不理睬这类劝降鬼话。”同时,何应钦在重庆接收记者采访时说:“我看不出日本即刻败亡迹象,估计还要八年,除非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和我们一起打。”苏联出兵东北,八路军、新四军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向日军大反攻,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日本在巨大重压下,8月9日晚11时30分,在防空洞召开紧急御前会议,讨论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会上,主战派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与主和派外相铃木争吵不休,至凌晨4时,天皇不耐烦地打断双方争论,声明投降,并决定通过中立国瑞典,向中美英苏四国转达无条件投降决定。但主战派不服,8月14日上午9时,参谋总长还向冈村宁次下达继续持久战命令。9时30分,日方收到美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关于日军立即停止军事行动,等候投降的通知,主战、主和派才停止争吵,8月15日11时,日政府向全国广播天皇投降诏书。
  冈村宁次对这一切内幕情况了解甚少,这天9时30分,他收到东京陆军次长关于11时收听广播通知,当时还不知道广播内容。当他从广播中听到天皇宣布投降诏书时,目瞪口呆,手足冰凉,他在日记中写到:“正午,总司令部全体人员,按平时遥拜式队形,于广场东面集合,拜听广播诏书,悲极无泪,我即向全体人员训示,值兹圣战中途,而逢建国以来从未有的罪恶事态,实无限悲痛,然事已至此,本职惟谨遵圣谕,以慰圣怀。” 
 第二天,冈村宁次打电报给东京大本营,称述百战百胜的皇军向重庆窝囊废政府投降,实不甘心。一直到8月17日,他那骄横傲慢的口气才稍有收敛。
  冈村宁次毕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内心万般痛苦,表面却若无其事,他挺着胸脯,昂着头。会场上,尽管几十个摄影记者围着他照相,他却像庙里的菩萨,纹丝不动。9时零4分,何应钦命令冈村宁次交验签降证明书,坐在左侧的小林浅三郎应声从公文袋中取出证明书(事先规定双方参谋长担负签降事务工作),离席走到何应钦面前,一鞠躬递送上去。何验明后将证明文件留下,示意参谋长萧毅肃将日本投降书中文本分两份送给冈村宁次签字。冈村宁次起立鞠躬接过投降书,一目数行翻阅,小林在旁磨墨。投降书内容,早在8月20日,中日双方代表在湖南的芷江镇举行过洽谈,达成了一致意见,在南京办理正式签降手续。况且在9月8日晚,何应钦已派人将投降书秘密送给冈村宁次过目,并给他留下了一句话:冈村宁次战后表现良好,蒋主席十分满意,日后会表示谢意的。

心有灵犀一点通,所谓表现良好,无需解释,冈村宁次心领神会。8月15日,朱德总司令命令冈村宁次及所属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命令,向人民军队投降。8月16日,蒋介石电告冈村宁次,要他继续坚守岗位,并负责维持秩序,所有武器装备移交给重庆中央军,决不可向其他军队移交,遇到不法扰乱者,可作自卫反击。他面临两份电报,前思后想:国民党军队远在四川、贵州,一时赶不到上海、南京、北京、天津、太原等地接收,鞭长莫及;而八路军、新四军就在这些城市附近,接收的事本是唾手可得,关键的决定权就落在了冈村宁次手中。他左右权衡,认为蒋介石代表政府,听他的话,日后处理战犯就在他一句话,为了自己的利益,他选择了后者。于是,立即复电蒋介石,遵令执行。命令所属部队在原地等待重庆政府接收。国民党在审理战犯时,无罪释放了冈村宁次,这就是蒋介石对冈村宁次的回报。
  冈村宁次草草浏览投降书,手握毛笔在投降书的文本上用中文签上“冈村宁次”四个字。
  从笔迹可以看出,他签字的手颤抖得厉害,一横一竖像蚯蚓似的弯弯曲曲。签完字,他从右边口袋中取出水晶石图章,在嘴边哈哈气,在签名旁盖了章,而后吩咐小林浅三郎将两份投降书递给对面的何应钦,还抬头向何应钦点点头。何应钦起身双手接过投降书,场内一阵骚动,美国顾问团麦克鲁将军和柏德诺将军气愤而又无奈的相视摇摇头,对何的举动深感不满,作为胜利者何应钦的举动丧失了威严。此时何应钦也意识到自己举止不妥,立即坐下提笔在文末的“陆军总司令陆军一级上将”后签了名。他握笔的手极不自然,笔画呆板。随后盖了章,留下一份,将另一份交给萧毅肃送给冈村宁次。随后他又从皮包内取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第一号命令及命令受领证,再转交给冈村宁次。命令规定从9日起,取消冈村宁次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职务,10日起改称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总司令部改称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处理日军投降一切善后事务,不得自行发布任何命令,各地区的日军司令部和司令官一律仿效以上变更名称。
  冈村宁次接过一号命令及命令受领证,在证上签名盖章,由小林浅三郎送交何应钦。整个签降过程只有20分钟,9点20分,何应钦宣布受降结束。日军代表由王俊引导出场,乘车离开礼堂。此时,中日战争画上了句号,这是中华民族的胜利,是世界正义力量的胜利。
  此时何应钦对着麦克风向全中国及全世界宣布:“我是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敬告全国同胞及全世界人民,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已于9月9日上午9时在南京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八年抗战艰苦奋斗的结果,这时东亚及全世界人类和平与繁荣从此开一新纪元。”站在一旁的鲍静安立即用英语重复一遍。接着,全体人员退场。这天中午,何应钦以陆军总司令部名义,在励志社(今南京中山东路307号)设宴招待盟军代表及中外记者,以示庆祝。据可靠人士透露,此活动事先并未安排,分析原因可能是何应钦为自己在受降时的不妥举止挽回影响而临时安排的。但是,纸包不住火,有些记者不领他的情,仍在报纸上披露了这件事。

  花开花落,沧海桑田,受降仪式至今已五十六年了,当年受降旧址现在仍保存完好。新中国建立后,这里作过华东军大、军事学院、南京军区的礼堂。几经修缮,比原来更加辉煌,更为壮观。礼堂前还修建了高大的毛泽东巨像。每年春天,礼堂前的草坪和花圃里,绿草成茵,鲜花盛开,彩蝶飞舞。这一抗战胜利的历史见证地已成了人们散步休息的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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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9-1 09:43:34 | 显示全部楼层


彻底铲除效忠个人的封建余孽 [转帖]

  经历了数千年皇权一统的中国,一直以来向国民灌输效忠于主子的封建专制思维。在中国历史上再残暴的主子都能豢养几个死心塌地、忠心不二的太监奴才。以张勋为例,满清灭亡后,张勋牢记老佛爷“服制不可更改;辫发不准剃;典礼不可废”的圣训,手下的军队保留大辫子(俗称辫子军),并在1917年导演了复辟的历史事件,其奏请溥仪复辟帝制的奏折中说:“…….见我同胞,皆属先朝旧臣,受恩深重,即军民人等,亦皆食毛践土,世沐生成。接电后应既遵用正朔,悬挂龙旗”。

  而今21世纪了,效忠个人的死心塌地、忠心不二的太监奴才依然存在,在台湾他们效忠于贪污犯陈水扁。2008年11月15日,高雄市的铁杆扁迷北上包围台北看守所,并在现场叫嚣:“司法不公!”,随后集结转往离扁最近的忠一舍巷道,在巷内高喊:“阿扁加油!”,约一个多小时后才搭游览车离去。2008年12月30日,台北地方法院判决陈水扁二次收押,铁杆扁迷再次在法院外叫嚷“司法不公”。

  在大陆,21世纪的效忠个人的死心塌地、忠心不二的太监奴才则疯狂为中国最后一个“万岁万岁万万岁”招魂,并颠倒黑白、捏造史实为文革涂脂抹粉,美化动乱历史。尽管在现实生活中,美化文革、为封建迷信招魂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没有一丝一毫的立锥之地,但在12月26日来临之际,他们还是在势力所能及的少数几个网络论坛兴风作浪,甚至丧心病狂地鼓吹确立每年12月26日这一天为“人民节”。对于他们的无耻招魂行为,中国人民进行了坚决的有力的反击与批判,如“批判太监式爱国”、“新式太监的崛起”、“网络太监和网络红卫兵在垂死挣扎中走向灭亡”等等。

  对于文革,1984年4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实践检验,这已经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自觉的行动,但是网络太监、网络红卫兵在为封建迷信招魂的同时颠倒黑白、捏造史实为文革涂脂抹粉,美化动乱历史。

  海峡两岸极少数不时兴风作浪的封建残渣余孽提醒中国人民,必须彻底铲除效忠个人的封建余孽,尤其是必须彻底铲除那些死心塌地、公开与人民为敌,公开挑战人类道德底线和文明底线,为效忠主子个人而不惜牺牲国家民族利益的太监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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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9-1 09:44:26 | 显示全部楼层


成语数字趣谈[转帖]


  翻开成语词典就能发现,成语把所有的数目字全都用遍了。从一到十,从百到万,如:一鼓作气、二姓之好、三人成虎、四面楚歌、学富五车、六尺之孤、七窍生烟、八拜之交、九鼎大吕、十恶不赦、百废俱兴、千金买骨、万流景仰。
  不过,这都是整数数字。其实,非整数数字也进入了成语。如:半途而废、半壁江山。还有两
个成语:一举两得,一箭双雕。“两”和“双”是数字“2”的不同表示法。这些例证说明,所有的数字,包括整数、分数以及数目字的不同表示法,都进入了成语。

  多数成语都是由四个文字组成的,在这十分有限的文字中,数目字有时被“连用”。比如:五光十色、三头六臂、七上八下、九死一生等等。这些成语均含有两个数目字。也有个别成语纯粹由数目字组成,如三三两两、一五一十。

  (《北京晚报》12.2 冯又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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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9-1 09:45:28 | 显示全部楼层


三年饥荒时期中国援外百亿,赠几万吨粮食[转帖]


三年饥荒时期中国援外百亿 赠几万吨粮食

2008-12-31 08:54:49 来源: 中国新闻网(北京) 网友评论 665 条 点击查看

  周恩来总理向阿尔巴尼亚贵宾介绍,从1950年到1964年底,我国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1959年至1961年,在中国连续几年粮食不足、人口减少的状况下,大批中国粮正源源不断地援助友好国家。1960年,除了运往几内亚的1万吨大米,还有15000吨小麦运往阿尔巴尼亚。

王稼祥在1962

三年困难时期,也是中国对外援助最踊跃的时期之一。1962年,在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王稼祥提出了一系列稳妥务实的对外工作主张,包括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结果被批判为“三和一少”,王稼祥被迫搬出了中南海。一次防“左”纠“左”的尝试失败了

★ 本刊记者/罗雪挥

“1961年的元旦社论显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少有的低调,与前一年相比,对国内形势的分析不仅篇幅增加,而且也务实得多。社论承认‘农业两年歉收’,1960年‘农业生产计划和依靠农业供给原料的轻工业生产计划都没有能够完成’。”

这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牛军在其文《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中的引述。

1962年无疑是共和国史上最为复杂敏感的年份之一。饥荒的阴霾犹存,处于全面衰退中的国民经济尚无大的起色,凋零的部门起初是农业,后来逐步蔓延到轻工业、重工业。就国际环境而言,周边事件层出不穷。中国和印度的边界纷争升级,1962年,中苏关系的惊天大事,则是新疆伊犁地区6万多名中国居民大规模外逃到苏联;而在东南沿海,蒋介石政权则趁大陆经济衰退,筹划从台湾反攻大陆,60万解放军不得不因此备战集结。毛泽东判断,这是“帝反修”的联合进攻。

一向谨慎思考,甚至在工作中不苟言笑、冷静理性的王稼祥,便是在1962年共和国的内外交困中,将自己推向了风暴眼。

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

这已不是王稼祥第一次在危急关头表态。作为党内资深领导人,王稼祥25岁便出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935年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投出了最关键的一票,确定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1962年,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再一次面临担当与抉择。

1958年的王稼祥,心中已不能平静。妻子朱仲丽发现,他经常一个人长时间地深思,夜里也久久不能入睡。有时坐下来匆匆写些什么,有时又搁笔凝视窗外,或是在房间里不安地踱来踱去。曾担任过驻苏大使的王稼祥,提醒人们苏联公社垮台已有前车之鉴。而此时,人民公社未经试点,就在全国的穷乡僻壤一瞬间都建立起来了;党的领导同志已开始担心粮食吃不完怎么办,而且已经开始同外国****的领导人讨论这个问题了。得知王稼祥对“大跃进”有意见,毛泽东说:“两百多名中央委员,就是王稼祥一个人反对呀?”

1962年,王稼祥的忧虑变成了现实。国内外局势都出现了罕见的严重局面。据中联部副部长王力回忆,“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期间,稼祥同志了解到更多的国内困难情况。他找我到他家里去深谈,我们二人抱头哭了。”王稼祥找刘少奇长谈了一次,随即在内部小范围进行了讨论。但规定不许向外讲,用他的话,是“关起门来谈一谈”。取得大家同意后,采取给“恩来、小平、陈毅同志”写信的方式,写成了一个作为《党内通讯》的信件。与此同时,王稼祥还起草或者审定了一系列文件报送中央。这些意见概括起来,即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采取和缓的方针,注意斗争的策略,以争取渡过或减轻困难。为此,要避免中苏关系的公开破裂、要避免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集中地吸引到中国身上、要避免朝鲜式战争、采取谈判手段解决中印争端等。王稼祥还主持撰写和审定了《关于支持别国反帝斗争、民族独立和人民革命运动问题——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提纲。提纲说:“在我们目前处于非常时期的条件下,更要谨慎从事,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过分突出,不要乱开支持的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在某些方面甚至需要适度收缩,预见到将来我办不到的事,要预先讲明,以免被动。 ”

王稼祥建议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并非是空穴来风。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力度不减。记者查阅了外交部相关的解密档案,2008年11 月最新一批解密资料中,1965年5月10日上午,北京钓鱼台宾馆,曾是“绝密”级别的会谈记录里,周恩来总理向阿尔巴尼亚贵宾介绍,从1950年到 1964年底,我国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已经使用的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年至1964年的5年中,即我国最困难的时候用得最多。

外交部的解密档案不断佐证了这段历史。1960年4月16日,我国驻几内亚使馆来函请示,说明几内亚目前粮食紧张。“兄弟国家使馆纷纷议论,希望中国能有所行动。”该请示报告表示,鉴于几内亚反帝较坚决,和社会主义阵营关系还友好,建议我方主动赠几内亚3万至5万吨大米。半月后,外交部批复,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

1959年至1961年,在中国连续几年粮食不足、人口减少的状况下,大批中国粮正源源不断地援助友好国家。在外交部业已开放的档案里:1960年,除了运往几内亚的1万吨大米,还有15000吨小麦运往阿尔巴尼亚。援助带来的友谊是无价的。1961年8月,一封函件要求将我国援助老挝的两吨上好的南宁稻种火速发运,以适合老挝9月初播种;半个多月后,另一封追加的函件要求我国再援助老挝15吨到20吨南宁稻种,作为10月中旬播种之用。最后我方决定再援助15吨。我驻老挝使馆汇报,当时的老挝领导人富马当即说比如“美国即使对老挝表示友好,也不是永恒的。只有与邻国,首先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友好关系,才一直延续到地球的末日”。

“三和一少”

1962年,王稼祥上书的那些信及文件,至今没有完全公布。他曾教导属下工作人员,天下事有些是办不到,而且不该办的,而要制止、特别是纠正来自“上面”的“左”的东西是很难的。结果不幸而言中。“从来没有考虑过后果,因为他不是为自己。”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认为丈夫王稼祥是一个富于思考的人,看见一些事情对党和人民不利,他认为自己不说话,就不是一个好党员。

王稼祥写建议信有一个推动力,那就是1962年初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王稼祥深受鼓舞,他在建议信结尾处加上了这样一段话:“口罗口罗嗦嗦写了一大篇,可能毫无参考价值,只是打扰你们。但既然有这些想法,就写出来,即使是完全错误的,想你们也不会责备和见怪。”这样谦恭的行文仍然引发了复杂的结果。

据王力回忆:“当时毛主席掰着指头说:这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这是‘三和一少 ’。”毛泽东是受到了陈毅小组发言的启发,在批判右倾的大环境中,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联系外交领域,说现在有“一股风”叫“三面和一面少”。他认为,同美苏和印度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对外援“要算政治账”,还要更多地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但他基本认同1960年以来的调整缓和的对外政策,认为斗争是“非常必要的”,但“都是有分寸、有约束的”。毛泽东对陈毅的发言显然很赞赏,在简报上批示“可看,很好”。

而“三和一少”的即兴发言最终被想插手中联部工作的康生利用了。朱仲丽在《毛泽东与王稼祥——疾风知劲草》一书里记载,“他到处煽风点火,说中联部的错误都是由王稼祥那封信引起的,那封信的要害是提出了‘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即右倾机会主义外交路线。”康生更将“三和一少”,发展为“三降一灭 ”,还写进了九大的政治报告,即“投降帝国主义、投降现代修正主义、投降反动派和消灭民族解放运动。”而与之针锋相对的是“三斗一多”,就是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民族解放运动。

被扣上修正主义帽子的王稼祥及时找到毛泽东当面认错,毛泽东叫他在什么范围内讨论的,就在什么范围内谈谈。尽管一再检讨,“三和一少”还是和“ 三风”一起被列入重点批判对象。毛泽东将当时对“大跃进”的否定概括为“三风”,即“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他曾多次说过,修正主义就是对外搞 “三和一少”,对内搞“三自一包”。

“历史是最好的裁判官”

“历史是最好的裁判官”,这是王稼祥在1943年7月《中国****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说过的话。在该文中,王稼祥首次总结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毛泽东曾经屡次挽救过王稼祥的政治生命,但是1962年以后,王稼祥的政治生涯事实上终结了。

王稼祥不久便被实际撤销了中联部部长的职务。不再是党的重要领导人,王稼祥搬离了中南海。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儿子王命先忍受不了批斗,投河自杀身亡。王稼祥本人被软禁,朱仲丽被“专案组”定为“现行反革命”,非法拘押在中联部一间朝北的小屋里,一关就是六七个月。康生提出要彻底砸烂中联部这个 “三降一灭”制造厂。王稼祥难以承受和应对,由于极度紧张,他产生了精神紊乱和幻觉、幻视症。他不断地喊:“我没有罪!”朱仲丽记述说,“入夜,他仍不时地惊叫。”1974年1月22日,《北京日报》重提所谓“三和一少”妖风。1月24日晚上,王稼祥心脏病发作猝然离世,终年68岁。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三斗一多”战胜了“三和一少”。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提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我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我国的对外援助也达到了新高。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张郁慧在其论文《中国对外援助研究》引述,进入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曾几次主张大幅增加中国的对外援助。1970年,毛泽东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提出对巴基斯坦的援助要由原来的2亿元增加到5亿元。而1973年,中国对外援助数额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当年对外援助支出达到55.8391亿元人民币。曾经任中联部部长的朱良在《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一文中,亦描述了当时的对外援助金额之大:“最高时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

1979年,中央为所谓 “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通报指出:“建国二十多年来,根本不存在一条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修正主义路线。中联部的工作和其他外事部门一样,执行的是中央的路线,重大决策都是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定的。工作中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中联部的干部和群众是好的。”

针对1962年王稼祥上书的非凡勇气,《王稼祥传》作者、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徐则浩,在采访结束后又特地给记者打来电话,复述了当年胡耀邦的一句评语:“总的说来,稼祥同志后半生的成就,并不比前半生逊色,并且为前半生增添了新的光彩。”
★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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