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余小贞、越华63届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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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年后再度破局？习近平解邓难题

墨岚撰写2015-12-23 05:44:43 1978年后中国首个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奠定了城市工作的新格局，时隔37年后，中共当局于北京时间12月20日至21日再度召开国家级的城市工作会议。此次城市工作会议中强调了化解房地产库存、城镇化、户籍与社保改革等话题，而当下这些领域的变革无一不深度触及中国社会的基层现状。 12月22日晚，中共喉舌媒体海外微信公号“侠客岛”刊文指出，城市工作涵盖经济、社会、生态；户籍、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就业、社保；拆迁、建设、上访、城管、卫生、规划，等等，是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面对堵、霾、贵以及大拆大建等“城市病”顽疾，须以全局的目光观之，以更高层级的力量破之。

城市工作面临诸多难题

对此不乏有观点认为，这次国家级的城市工作会议，意义可能堪比1978年的中共首个城市工作会议，或同样开创城市工作的新格局。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城市工作会议中的城市工作升格，城市工作上升到同“党建”和“反腐”两大工作并重的政治地位。然而，能否解决大城市的“城中村”问题，以及农村人口市民化的门槛问题，是外界舆论公认的中共城市化工作两大挑战。 据统计，30年前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城市化率不足18%，如今已经超过50%大关，平均每年让城市人口上升1个百分点左右。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欧美发达国家，30年城市化进程只有10%左右。因此，在中国就造成了诸多城市包围农村的“城中村”怪现象，“3天盖一座楼”的深圳速度及中国速度被广泛效仿。 事实上，不少分析人士认为，“城中村”是中国模式高速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不够精打细算的质量发展，追求高速化的“一蹴而就”，这种粗放的城市发展模式势必会有遗留欠债。而追求速度让当局的城市规划不够长远，着眼于眼前的短暂发展利益，是不少大城市病的“根源”所在。同样也是城市工作中建设宜居城市的拦路虎。 经梳理发现，仅北京就尚有189个城中村，上海有104个，广州有139个城中村，深圳有241个城中村，天津有21个城中村和42个村中城，重庆有61个城中村，武汉有168个城中村。如此可见，中国的不少一线城市，还存在大量的“工作”待解。 有分析指出，由于城中村的内部通常没有统一的规划和管理，以低矮拥挤的违章建筑为主、环境脏乱、人流混杂、治安混乱、基础设施不配套、游离于城市管理体制之外，成为了都市的“癌症”。从地域角度上讲，它属于城市的范畴。从社会性质的角度上说，仍保留了传统农村的因素，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贫民窟的表现形式。所以，解决大城市病的首要任务，应该从整治和发展城中村开始。 从此前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以看出，化解房地产库存的有效办法之一，是吸引农村人口市民化，这套措施同样渗透进城市工作会议里。12月14日，习近平在政治局会议上也曾提出，要化解房地产库存，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推进以满足新市民为出发点的住房制度改革，扩大有效需求，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但是，如今让占据中国人口半壁江山的6亿农村人口市民化，也绝非易事。 众所周知，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农村的人口是廉价劳动力的主要输出地，但随着教育政策的完善，农村人口的教育水平普遍得到提升。尤其是农村出现了一个新的景象，很多出生在农村的“80后”和“90后”出现和长辈的两极分化，受过高等教育的这类人口不愿进入城市后从事类似“农民工、厂工“等低端工作，他们更愿意从事自己一直企望并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另据中国社科院数据统计，在2020年后，中国农村廉价劳动力人口出现减少的趋势，并以每年2至3个百分点下降，事实上中国的农民工正在老去。 一方面是老去的农民工人口对市民化心有余而力不足；另一方面，虽然每年有1,000多万农民工进入城市，但现户籍制度的制度藩篱和经济门槛，使得“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难以做实。2015年的人均收入数据显示，一二线城市的农村外来务工人员的人均盈余年收入为3至4万元（1人民币约合0.156美元），而在大城市若以这样的年收入买房并扎根落户，显然是遥遥无期的。有评论称，经济阻力是农村人口市民化的最大难题，当局的的城市工作或将出台相关的配套政策加以扶持，降低农民市民化的门槛。 除此以外，一些城市利用居住证制度设置学历、技能、投资等新门槛已成为普遍现象，或者存在只改变户籍、未改善生活居住条件和福利水平的“空转”现象。而当前的土地制度使得农民难以真正“走出去”和“留下来”，一些地方的户籍改革试点中，甚至出现了原有城市户籍人口希望换成农村户籍的“逆城市化”现象，这显然与中共现阶段的城市工作会议的目标背道而驰。舆论普遍认为，当局能否大刀阔斧地降低农村市民化的门槛，直切城市病“症结”，将成为中共今次城市工作会议成果能否媲美1978年城市新格局的关键因素。

傲天

隐藏在B52闯华阳礁背后的真相 关于美军B52闯华阳礁事件，美国方面的解释是“误闯”，并正在调查且承认是美方犯了错。而从中国各方面的反应来看，并不认可美国军方的说法，普遍认为这是美国方面有预谋的严重挑衅。然而，不管是“误闯”还是挑衅，对事件的发生和处理过程总有许多的疑问，事件的背后隐藏着某些不被外人所知的真相。 第一个疑问。B52进入华阳礁2海里事件是发生在12月10，而披露事件的日期则是18日。这8天的时间双方在干什么？ 如果是蓄意挑衅，美方肯定会在第一时间公布，甚至要在事前公布。不为外界所知，挑衅就失去了意义。而中方主权和安全受到了空前的挑衅，事态严重，也不可能有意隐瞒，也会在第一时间做出强烈回应。正是由于事态严重，双方才私下里进行紧张沟通。 仔细回想一下，在这期间，于12月11日和12月14日习主席应约同美国总统奥巴马通过2次电话。现在看来，通话的内容肯定是关于此事件。或许奥巴马的解释不能令中国满意，所以中国军方在美方公布消息之前的12月16日派出三大舰队在南海举行大规模学习。也或许是因为中方的态度强硬，美国军方才不得不站出来承认误闯是美国方面的错。而英国路透社12月14日报道称，三名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美国在今年内或不再派遣军舰前往中国南海岛礁12海里内航行。这表明美方已经知道了事态的严重性。这不但表明了事态的严重性，同时也透露出事态的意外性。 第二个疑问。事件是由美国媒体而不是中方首先披露出来的。中国的官方抗议是在美媒披露之后才正式提出的，这之前中方为何不抗议。 事件由美国媒体首先提出，然后再由美国军方解释为“误闯”，中方接着进行抗议（中方的抗议似乎也没有预料的那么强烈）。这样的安排是在双方高层电话沟通之后。这显然是在弱化事件的严重性。美方自知理亏，弱化事态理所当然。中方表现的似乎不够强硬，这其中可能另有隐情，这是双方协商的结果。 第三个疑问。到底是误闯还是有意挑衅？ 从美国军方一再强调是“误闯”并承认是美方犯的错来看，似乎真的不是有意挑衅。以美国人的性格，如果是有意挑衅不会不承认。更不会因为中国的强烈抗议而否认。美国在军舰进入的南海挑衅之前，就已经事先公布。如果是挑衅也不会隐瞒了8天才公布。不公布真相挑衅就失去了意义。 虽然不是有意挑衅，但恐怕也绝非“误闯”。从奥巴马连续2次要求与习主席通话来看，似乎奥巴马事先并不知情。合理的解释是，奥巴马知道了事件真相之后，感觉事态严重，才急于与习主席紧急沟通。并随即下令取消了年内再派军舰南海挑衅行动。美国军方也不得不站出来承认错误，辩解是“误闯”。 B52是性能先进的全天候战机，在不是极端气候的情况下，基本上是不可能出现航线偏差的。美国军方强调的是“误闯”，而非机械故障。另外，同时有两架B52南海巡航，如果接受的不是极端挑衅的命令，一架出现偏航，另一架不会不给予纠正。这就基本上否定了“误闯”之说。 第四个疑问。目前为止只是美军方在发言，为什么白宫对此默不作声？ 合理的解释是，如果奥巴马事先不知情，那么行动就是美国军方所为。这说明美国军政之间出现了严重的矛盾。白宫即需要评估事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同时更要查明事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如果是军方高层背着总统私下行动，这事态就严重了。美国空军不仅挑战了中国主权，同进也挑战了作为三军总司令的美国总统的权威，这是在挑战美国的政治体制。这比引发中美矛盾冲突更可怕。白宫表面上的冷静恐怕是在掩盖内部的矛盾与紧张情绪。 如果不是美国军方高层的私下行动，那就意味着是机组或是飞行员的私自行动。这对美国来说事态同样严重。这种没有计划的私自的行动，很容易引发意外冲突。这一次是误闯，下一次就有可能是误炸。对此，美国军政双方必须调查清楚。在真相查明之前，白宫自然无法站出来说明。 另外，B52是战略轰炸机，经常是带核弹巡航。如果误闯华阳礁的B52携带了核弹，那不太可怕了。一旦中国军方采取了过激的行动（目前不知道中国守岛军队是如何驱离的），那就有可能引发中美核大战。这事态太严重。 总之，在B52误闯华阳礁的背后还隐藏着不为外界所知的真相，某些真相恐怕永远不能被外界所知。个人的观点，此事件可能真的不是有意挑衅，奥巴马根本不知情。B52误闯也不成立，不是美国军方高层的私下行动，就是美国大兵的个人行为。如果是美国军方高层背着奥巴马先斩后奏，这对美国来说可真的是一个大事件。如果是美国大兵的个人行为，这同样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说明美国军纪和军队体系存严重隐患。不管怎么说，此事件是一个极大的危险信号，相信接下来美国再派舰机南海挑衅的时候，会相当的谨慎，至少会事先通知中国挑衅的时间和程度，避免出现严重的误判。 一起傾聽不同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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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评: 外交“砸钱论” 与 "7,000万扶贫" ？

墨旋撰写2015-12-16 05:36:26 在“十三五”规划中，“精准扶贫”成为了关键词之一，中共当局更是下定决心要消除7,000万贫困人口。北京时间2015年12月15日，中国国新办举行发布会，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永富介绍“十三五”脱贫攻坚工作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不乏有相关记者提出尖锐问题，“目前中国有7,000多万农村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为什么中国仍然希望通过亚投行以及‘一带一路’建设花钱去帮助沿线国家生活困难的人？”有观点认为，中国现在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自身贫困人口数量十分庞大，又要对国际上一些国家的无偿援助，事实上兼顾起来比较困难。 刘永富在答记者问时表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也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对世界的贡献首先是要办好自己的事情。联合国有评估，2015发展议程有一个评估，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减少农村贫困人口7.9亿，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是超过70%。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减贫方面也是得到了世界有关国家和有关国际组织的帮助。现在中国一方面做好自己的事情，一方面帮助其他的国家力所能及的做一些经验交流甚至一些减贫的试点，两头都要兼顾。

李克强在扶贫工作会议上发言

但有观察者指出，刘永富所说的两头兼顾，往往在真正操作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例如，自2007年以来，委内瑞拉已向中国借款近510亿美元。因为委内瑞拉为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世界主要的产油国之一，石油产业是其经济命脉，该项所得占委内瑞拉出口收入的约80%。在高油价时期，委内瑞拉至少每日向中国运送30万桶原油，用来偿还中国债务。但2014年下半年油价暴跌，委内瑞拉却停止了向中国供油，贷款期限从3年期延长至少10年以上。 中国商务部后来也证实，这是应委内瑞拉的要求而做出的调整。当时观点认为，委内瑞拉对中国510亿美元的高额借款，注定“风云飘摇”，更不会在短时间内清还完毕，且没有加上利息。更有分析指出，中国舍弃了短期的经济利益，谋求与委内瑞拉的“长线外交”，因为其北临加勒比海与大西洋的重要地缘政治位置，中国不排除日后在该国设立港口。 历史证明，援助和扶贫两项措施存在一定的对立关系。比如在中国最困难的时期，外援也不曾减少。1960年7月29日，中共中央批复给外交部和外贸部的一份电文是这样的：“我党中央和我国政府同意越南中央和政府提出的要求，借给他们8到10万吨大米，存放在我国，待越方需要时运去。”但是，当时经济贫困中国粮食极度紧缺，已经发生饥荒。观点认为，中国历史在进行红色意识形态输送，谋求社会主义阵营兄弟的政治支持时，往往“勒紧裤腰带”，正是这种国际政治上的考虑，援助排在了扶贫的前位。 另根据中国解密档案显示，1959年到1960年的“大饥荒”中，中国的对外援助没有减少反而增加。1960年，外交部解密档案中共有99个相关档案。这一年，中国的对外援助达到3.63亿元人民币（1人民币约合0.156美元），偿还外债6.73亿元人民币。同年10月，中国向几内亚赠送了一批药品、医疗器械和汽车；派出一批专家去摩洛哥指导当地人种菜。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援助更是全方位，从修建面粉厂、养鸡场到塑料厂、钢铁厂、水利工程，甚至派送教师、医生、电影放映师，修建古墓、疗养院。在此期间派去援助蒙古进行建设的中国工人多达13,000人。 回到现在，中国目前尚有贫困人口7,000多万，但近年来对外援助力度不减。根据外交部发布的《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年）》白皮书，2010年至2012年，中国对外援助金额为893.4亿元人民币。对外援助资金包括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三种方式。其中对外提供无偿援助323.2亿元人民币，占对外援助总额的36.2%。 有分析人士指出，经过30多年的飞速发展，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需要加大对外投资，在世界中实现自身的发展。内在的需求要求中国经济“更深入地融入世界”。单纯政治利益取向的“援助”，显然已经不适合中国如今的经济发展路线，双赢性质“合作”应该逐渐成为中国战略利益需求的侧重点。 据统计，习近平在外访期间，签订了多项大手笔经贸协定，其中仅中英之间就达成了150项合作协议，涉及金额约400亿英镑；中国与白俄罗斯签单总价值高达157亿美元；与巴基斯坦的合作协议也达到了460亿美元……这些合作项目，都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具体落地的成果，都将成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也让中国成为这一项目的受益者，“一带一路”也并非国际相关国家口中的亏本“树形象”项目。 另外，在本国的扶贫工作上，如何能从“根”上下手，不是简单的解决“7,000万”这一贫困数字，是当局需要考虑的一个深刻命题。而抛弃单纯的政治利益“援助”输出，逐步转变成国际“合作”与国内“扶贫”并行，或将成为中共当局能实现的国际和国内经济资源“兼顾”的途径之一。(墨旋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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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场：“阎王”神隐，小兵收官？

流火撰写2015-12-28 11:27:43 “阎王”王岐山已经将近两个月没有在媒体上现身了，他上一次单独“出镜”还是11月2日在北京会见基辛格，此后只是在纪念胡耀邦的座谈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露过脸。而根据以往的经验，王岐山“持续隐身”的阶段就是有大老虎要落马的节奏。“北京首虎”吕锡文、“上海首虎”艾宝俊、原证监会副主席姚刚在11月都印证了这个规律。 “阎王”目前依旧隐身，落马名单上也多了周波、张剑飞等人。就在人们都在猜测谁会是下一只大老虎，而且普遍把眼光盯在金融领域的时候，深谙用兵之道的中纪委将宝剑挥向了电信行业。12月27日下午5时，中纪委网站发布公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联通”）原党组书记、董事长，现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常小兵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事情在26日晚上就已经起了端倪。中国电信原定在12月28日召开年度工作会议，可到了26日晚上，即将赴京参会的省级高管纷纷接到会议延期通知。随后，一张疑似常小兵办公室被贴上封条的照片出现在微博上，其被双规的消息随即流传，并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得到了证实。 常小兵就此成为第一位倒在任上的运营商一把手。大多数媒体都认为，中纪委的表述中罕见的将原职务放在前面，说明常小兵的问题出在中国联通任职期间。新华社旗下的一家财经媒体称，常小兵被调查，排在前面的案由，一是他在香港、北京的两处房产，二是其亲戚在广东的关联公司从联通获利。 常小兵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刚刚结束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常小兵和马云走在一起有说有笑，还十分风趣地说，如今马云风头很盛，我们应该避开，给媒体让点位置。而现在，常小兵成了绝对主角，只不过是“黑色系”的。

常小兵的落马在2015年末又掀起一阵舆论风暴

落马是怎样酿成的 细究起来，常小兵落马的征兆可以追溯到一年前，那时他的身份还是中国联通董事长。2014年11月27日至12月27日，中央第八巡视组对中国联通进行巡视，联通潜在的问题被规模性发掘。有联通人士戏称，巡视组入驻后，“举报信塞爆了举报箱”。巡视期间，联通网络建设部总经理张智江，信息化和电子商务事业部原总经理宗新华即告落马。张、宗二人都是常小兵一手提拔的干将。 2015年1月，常小兵在中国联通2015年工作会议上首次表态，称执纪问责要“动真碰硬，形成高压态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说对张智江、宗新华身上的问题“感到痛心”。 2月5日，中央巡视组向中国联通领导班子反馈巡视意见，指出联通存在诸多问题：有的领导和关键岗位人员利用职权与承包商、供应商内外勾结，搞权钱、权色交易；纵容支持亲属、老乡或其他关系人在自己管辖范围内承揽项目或开办关联企业谋利；干部带病提拔、选人用人不公；投资建设、物资采购领域违规问题严重。在大陆官媒播发的报道中，画面上的常小兵“面色凝重”。 巡视组撤离后，中国联通内部“问责”名单随即曝光，多达22人因“违规违纪”与“失职渎职”问题被内部通报。这里面上有党委书记、下有基层员工，所涉问题涵盖公务用车、工程建设、项目招标等多方面内容。但当时就有媒体发问：问责名单上的人员都是“关键岗位人员”，是“具体干事的”，领导责任谁来负？还有观察人士断言，“看着吧，联通这事儿没完”。 让常小兵“面色凝重”的还不止于此。就在1月份，大陆一家颇具影响力的媒体得到了一份实名举报信，举报常小兵在处置资产的问题上“致使八亿元（1元人民币约合0.15美元）国有资产流失”，还伙同两家私企“逃税三亿两千万元”。举报人后来表示，这个举报是经过与行业业内人士深入沟通取证而来，但当时举报之后也没收到有关部门任何反馈，逐渐不了了之。时间来到8月24日，中组部宣布一系列人事调整，中国联通董事长常小兵与中国电信董事长王晓初职务对调。当时有陆媒报道了一个有意思的细节：王晓初在中国电信总部大楼挥泪告别，而前往电信大楼任职的常小兵则明显要淡定许多。有评论者认为，常小兵曾在2000年至2004年在中国电信任副总，这次调动是“回归”；也有人猜测，对调换岗或意在“调虎离山”，以便对其中人员深入调查。如今看来，后一种说法一语成谶。有媒体追溯，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成立信息产业部，首任部长吴基传大胆提拔了一批地市级少壮派高管，这批名单包括常小兵，以及原中国移动党组书记、副总经理张春江、原信息产业部总工程师苏金生等。张、苏二人已在2011年被查处并判刑，常小兵让这批人中的“落马者”增加到三人。而现在人们最关心的是，常小兵的落马会不会掀起中国电信领域的一场反腐风暴。有媒体引援中国联通人士的话说，“拔出萝卜带出泥”，未来“可能有更多联通高管落马”。在百度上，“常小兵、后台”已经成为热搜词。12月28日，有消息称又有三名联通高管失联，但截止多维新闻发稿前，这一消息未能得到证实。分裂的描述中纪委展开“打虎行动”以来，每每有高官落马，网络上都会掀起一阵舆论狂欢，这一次集中体现在不同媒体对常小兵个人的素描上。有媒体这样说：“在内部人士看来，常小兵是一个威严，不苟言笑的人。”但另一些媒体的说法是：“熟悉常小兵的人都知道，他思维活跃、谈吐幽默，更重要的是有一说一，让人对他的坦率和务实印象深刻。”在工作上，有媒体把常小兵说成是“低调的改革派”，把中国联通提升了好几个档次，从当年大陆盈利能力最差的运营商一跃成为能对“老大”中国移动产生威胁的强劲对手。但也有媒体表示“常小兵在管理上较为薄弱”，在用人上“很看重下属对他的忠诚度”，甚至有“军阀作风”。还有内部人士爆料称，因为常小兵曾经长期在江苏任职，因此“江苏帮”在联通内部颇受重视。不过，包括西方媒体在内的舆论有一个共识，就是“大型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的掌门人很少被归类企业家，他们更像企业政治家或官员”。拥有这种身份的人很容易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特别是自己“没事找事”的时候。3月全国两会期间，常小兵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现在薪水为税后每月8,000元人民币。此语激怒了众多网友：“我每月给你1万元，董事长让我来当吧！”当时有知情人士驳斥常小兵“偷换概念，避重就轻”，称8,000元只是“基本工资”，国企高管还有“绩效工资”和“考核薪酬”。根据中国联通2014年财报披露，常小兵当年的薪酬为人民币107.5万元，这还没算上股票收益。2014年，常小兵两次减持联通港股，套现800多万港元（1元港币约合0.129美元）。常小兵曾就此对外界说，减持的绝大部分期权到2015年初即将到期，过期不行权，将自动作废。 在12月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常小兵还在中国电信的展台上，对前来视察的习近平进行讲解。当时有一种论调认为“常小兵没事”，对此，《北京日报》旗下官方微信帐号“长安街知事”28日刊文回击这种“奇谈怪论”：“工作归工作，并不代表个人就是‘干净、忠诚、敢担当’的好干部”。合并的契机？ 在对常小兵个人的一片“消费”声中，也有声音关注到了更现实的问题：常小兵落马会不会影响到一直以来盛传的联通、电信的合并？这种说法倒并非生拉硬拽，因为常小兵与两家央企都联系紧密：他曾在中国电信担任副总四年，现在又在中国电信任上落马；更关键的是他“执掌中国联通11年”，“联通今天的成就和包袱都和常小兵分不开，整个联通都深深打上了常小兵的烙印”。而两家合并的传言，虽然官方一再辟谣称是子虚乌有，但半年多来的一些列动作都像是奔着合并而去。先是两家互换掌门，之后宣布4G网络基站共享，近期还共同发布了《六模全网通终端白皮书》，要联合定制终端。这些似乎都在往合并的方向迈进。有观察人士指出，中国移动在4G遥遥领先的局面无人可改，用户、基站等规模都超越了两家的总和，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重组并非不可能。 对此，有大陆媒体刊文表达了不同意见：“反腐是由中纪委操刀，电信联通是否合并则由国务院主导，所以两者其实是完全独立的两件事，彼此没有直接因果。”同时，多位行业资深人士都认为，电信联通会否合并，关键还是需要看“决策层是否有意推动”，常小兵案的影响“相对有限”。但也有媒体指出了可能存在的情况：“如果高层有意促成电信联通合并，则常小兵出事后的管理真空，确实会为合并创造了一个最佳契机——前提是推动方在这个契机时间内，完成合并工作的准备倒计时。”“如果中国电信任命新的掌舵人，并完成新的班子调配，则至少在未来3~5年内，电信联通的合并可能性将大大降低。” 巧合的是，《人民日报》在12月28日发表了关于国企重组问题的文章，直接提到“如果联通、移动、电信三家如南北车那样合并，‘提速降费’是不是会随着垄断成为泡影”的担忧，并由专家发表了这样的观点：“国企整合要做到‘内外有别、统分结合’，如果主要业务面对国内市场，就不宜强强联合只剩一家，从而丧失竞争性。”这几乎是对联通、电信的合并说“No”。 又见“江家”相比于合并这种相对“高冷”的话题，一些素来以阴谋论见长的西方媒体则拿出了更吸引眼球的标题：“中共打虎逼近江绵恒”。 这些西方媒体认为，“中国电信行业长期以来受江泽民家族控制”，“江绵恒凭借其父江泽民的权势，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建立起庞大电信王国”，其中就包括中国联通。常小兵在执掌中国联通之前，曾任信息产业部电信管理局局长，与曾任信息产业部部长、“江泽民亲信”王旭东有不少交集。而提拔常小兵的首任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也被这些西方媒体视为“江泽民的人”。报道还联系了此前“江泽民被软禁”的传闻，认为“常小兵落马显示对江泽民家族的调查已经逼近江绵恒”。 但显然，这些说法存在不少需要解释的地方：常小兵在信息产业部电信管理局局长的位子上只待了两个月，2000年4月就去了中国电信当副总，而王旭东则是2003年才开始担任信息产业部部长。而吴基传是否属于“江派”，不同的观察者也有不同的意见。法新社则有不同的视角，其在报道中指出中共营造的高压反腐态势，以及接二连三落马的国企高管，让其他高管们“不敢越雷池半步，严格遵守政府制定的方针路线，这就减少了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阻力，有利于经济发展”。言语中似乎在暗示常小兵的落马能对既得利益集团起到震慑作用。这种说法确有实际意义，但问题是，如果国企改革的目标是“去垄断、去腐败风险、强化外部监督、回归公平正义”，那么法新社所说“不敢——减少阻力——越发不敢”就有陷入循环逻辑的嫌疑，毕竟反腐不能代替制度建设。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有一点得到了大部分媒体的认同：常小兵应该是2015年的“收官大老虎”，毕竟离2016年元旦只有三天的时间了。可《人民日报》12月28日的一篇文章却说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回答”，因为“中纪委反腐历来是没有节假日、没有休止符的，打虎也从不循常规”，并举例说2013年的“收官大老虎”李崇喜就是在12月29日公布的，“距新年就差2天”。不管这话里是不是藏有深意，都足够让人充满想象——特别是“阎王”的隐身状态仍然没有打破。何况就是跨年了又如何，别忘了，2015年的“年度首虎”，原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被调查的消息就是2015年1月4日被中纪委披露的——那时元旦小长假才刚刚结束。那么，2016年呢？ (流火 撰写)

蔡棟銘

常小兵背后还有窝案 政令不出中央恶习仍在

佑安撰写2015-12-29 01:37:04

中国联通原党组书记、董事长、现中国电信党组书记、董事长常小兵落马一案在2105年的年底再一次轰动中国政商两界，12月27日，中纪委网站公布消息，常小兵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自此，常小兵成为首个倒在任上的运营商一把手。目前外界对于常小兵落马的讨论多集中于其背后是否涉及更高层领导，甚至有相关举报信出现在大陆媒体之上，指责常小兵与已经落马的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有利益输送。实则深层来看，或许能两个初步判断，其一，常小兵背后必有窝案，只看此次中共能下几番决心。其二，“政令不出中南海”今天仍然存在于中国政坛。国企以及其负责人的傲慢成为中国发展的“中阻梗”。

常小兵背后或还有窝案关于常小兵背后有窝案一说，实则在大陆坊间传播久矣。大陆媒体《时代周报》曾在报道中称，常小兵落马的原因，有电信行业内部人士描述为：“门已查封，会已取消，旧案关联，事出江浙。”传闻称，中央巡视组于去年11月27日至12月27日对中国联通的专项巡视，当时联通实权派人物张智江、宗新华接连落马，该轮巡视至今刚好一年。彼时，坊间曾一度盛传常小兵可能被牵连，但其最终平安“过关”。

传常小兵与郭伯雄家族之间有利益输送

报道称，常小兵执掌中国联通11年，管理层裙带关系非常复杂。随着常小兵的落马，未来案件或波及更多管理层人士。时代周报记者从2014年至今跟踪联通腐败案件，获悉目前中国联通内部举报不止，尚有多人前途未卜，有高管至今离境未归，还有高管被限制出境、监视居住。而且常小兵用人颇有派系情节，由于常小兵曾长期在江苏电信行业任职，因此，常小兵后来执掌中国联通之后，“江苏帮”就在联通内部颇受重视。此外，“湖南帮”与常小兵同样渊源颇深，其裙带关系中，涉嫌利益输送的“影子企业”也在江苏、湖南等地居多。据报道，目前中国联通国际业务部原总经理闫波一直以脚病为由滞留海外，同时，亦有高管仍被限制离境，监视居住。目前，中国联通内部举报不止，常小兵被调查，未来可能牵连集团更多人事变动，甚至形成新一轮“窝案”。 其实，大凡了解中国政商生态文化者都了解，官员贪墨，绝不会是一人为之，必定上下沆瀣一气，共同敛财。尤其是常小兵所在的又是一个庞大的国家企业，更不能说只有他自己一人“出事”。至于常小兵背后究竟能牵出多少人，能掀起多大的震动，就看中南海整顿电信行业的决心有多少。政令不出中南海今犹在 对于常小兵被查一事，或许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深层的角度去观察。就是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国企和负责人，无论对上还是对下，对中央还是对民众，都摆出一副傲慢、欺瞒的姿态。此官场恶习不改，中国改革难成。为何说其傲慢？还以常小兵为例，因为常此前身为中国联通、电信掌舵人，因此此次他的落马也让人想起此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督促三大运营商降网费一事。2015年4月，李克强在一季度经济形势座谈会上表示，“现在很多人，到什么地方先问有没有WiFi，就是因为我们的流量费太高了！”李克强立刻要求有关部门负责人“加快协调工作”。他说：“我之前就说过，中国的信息基础设施之落后，我们自己都很难想象！”并当即对有关部门负责人说，可以研究如何把流量费降下来，“薄利多销”。 “总理要求降网费”一说立刻在网上引起民意一片叫好之声，可见李克强此要求是如何顺应民心。但是三大运营商的表现如何呢？在李克强总理多次提出要降低网费、流量费时，三大运营商也终于坐不住了，陆续自己的提速降费方案。然而方案一出，民间哗然，无论从具体措施还是执行时间，三大运营商的表现可以用八个字形容“阳奉阴违，欺上瞒下”。由此而论，常小兵此番是因为贪腐落马，但是这种“不作为”的施政表现，即使没有贪腐，也不应该在这个位置上坐太久。 中国政坛，从胡温时期开始，苦于“政令不出中南海”之弊久矣。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是中国民间盛传的一句俗语，意指由于执行难度、利益保护等问题，中央政策经常会出现无法顺利在地方得到执行的情况。虽然这种说法有些过于极端，但也体现出今天中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些问题。尤其在过去十年，由于上一任中共领导人胡温的性格和政治背景，中央政府被指缺乏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缺乏执行力。任何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大变革，都势必涉及到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涉及到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但是在这方面，胡温的表现难称得上尽善尽美，很多政策不能有效、直接地贯彻到地方之上。习李上台，虽然很多改革政策开始推行，习近平因为反腐塑造的权威也得以树立，但是官场陋习又岂能一朝得改。今天有运营商欺上瞒下，明天就有大国企与民争利；今天有常小兵利益输送，明天就会有如发改委等部委为官不为，一手遮天。常小兵的落马也再次表明，2106年的中国官场改革，任重道远。

太极之友

愿反腐斗争胜利前行！

ginsun

太极之友:愿反腐斗争胜利前行！  (2015-12-30 16:43) 

ginsun

近思录：又一六四戒严部队陨落

穆尧撰写2015-12-31 16:41:03 有消息证实，当年曾参与六四戒严的北京军区下辖甲级集团军第27集团军近日完成缩编和换防。而按照早前习近平在9·3大阅兵时裁军30万的承诺，动刀一个甲级集团军意味着军级单位大撤并的重头戏已渐入高潮。“12月27日07点27分，27军军部最后一批领导机关和部队撤离，27集团军看来是要裁了。”12月28日一名大陆微博网友证实驻守河北省石家庄市的第27集团军军部已实现换防。 另外一名27集团军基层士兵声称，“（当天）陆军第27集团军机关全体干部战士移防山西。结束了27军从江苏移防河北石家庄45年的历史，将在山西太原续写辉煌，27军光辉的战斗史与军旗同辉！无论怎样，我都将以曾经是27军一兵而自豪。”随后香港《明报》披露进一步消息，声称石家庄的最后一天，最后一批人员物资全部撤离，到下午5时部队集结完毕。同时，27集团军被“降级”改编为陆军第27师，集团军军部移防山西太原郊区一个坦克团营房。次日曾任河北省军区参谋长、今年8月份升任北京军区副参谋长的王舜少将军部驻地移交中部战区陆军部。 27集团军乃是脱胎于许世友曾任司令员的华东野战军9纵的甲类集团军，下辖装甲旅、炮兵旅、高炮旅各一个，摩步旅两个、机步旅两个以及通信团、工兵团、防化团各一个，号称长于攻坚的王牌军。首任军长聂凤智以“黑虎军长”闻名，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上将也出身于该军，立下战功。公开资料显示，该支部队曾在国共内战期间俘虏国民党方面王耀武上将，参与围歼黄伯韬、杜聿明部，也曾在南下攻占上海时因为全军露宿街头被称为共产党军纪严明的代表。中共建政后，27军也少有缺席重要事件，从朝鲜战争击溃美军“北极熊团”到1987年中越老山战役皆有其踪迹。

中国军改进入攻坚阶段

第27集团军更为知名的“标签”可能是曾参与六四戒严任务。六四事件时，多支部队奉调入京。此后，江泽民、胡锦涛时期分别在1998年、2003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裁军，至少4个参与戒严的集团军被撤销番号。其中，第一次裁撤了驻守山西大同的28集团军和驻守淄博的67集团军，第二次裁撤了驻守承德的24集团军和驻守太原的63集团军。此次27集团军不幸又抽中“死亡签”。另外一个有关27集团军的“传说”称，原国防部长秦基伟之子、现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秦卫江在执掌27集团军期间曾因为被石家庄高档消费场所敲诈，怒而率兵打砸一家洗浴城。此事据称大约发生在2009年夏天，当时引起舆论哗然。河北当地媒体《河北青年报》报道，驻石家庄某部队政治部副主任王巨山召开记者会否定相关传言，宣布该部已委托律师向石家庄市中级法院提出民事诉讼，控告涉嫌在网上发布不实消息的网民姬生辉。代表军方的律师邹强伦称，被告在网上发布“部队长使用暴力砸毁洗浴城”的谣言，“极大贬低了部队的社会公信力，损害了部队的名誉和荣誉”。 第27集团军的此次裁撤为人们提供了观察此次大规模军改的“标本”，即动员——就地整编（转型或者缩编）——交接/换防，同步动员地方安置退役人员。作为此次军改的重要内容，中共承诺将在2017年完成裁减30万人的目标，而普遍预计陆军和非战斗部队将首当其冲。为安抚由此触发的基层不满，据称，中央政府已要求国企把5%的工作岗位留给退役军人，协助解决被裁军人的就业问题。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中国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说，民政部以及国资委发布的相关文件指出，国有企业均有安置退役军人的责任和义务，央企应作带头模范。 对于具有承上启下的军级单位来说，27集团军再度印证了早前的传言。今年秋天，军改整体方案进入酝酿修改阶段，习近平又提前透露裁军30万。包括《亚洲周刊》等媒体引述内部消息透露了裁军计划的具体范围。当时的报道称，陆军方面，18个集团军将缩减为13个，裁撤第20、27集团军军部，所辖部队基本保留。第12、26集团军改编为海军陆战队，第16集团军改编为空军空中突击部队。此后这一说法流传甚广，但是没有更多的独立消息证实。 早前，军改的另一重头戏——大军区级人事遴选和包括军委层面在内的领导体制调整——在11月底的中央军改工作会议后迅速登场。早前呼声甚高的总后政委刘源去向已定，习近平携10名中央军委委员现身解放军报社，透露军委架构和人事调整暂时固定。而以海军军纪委书记身份跻身海军党委常委的陈学斌排名已跻身副大军区级将领，则提供了一个分析大军区级单位高层构成的“标本”。 据《安徽日报》消息，12月29日上午，海军“矢志强军目标、传承红色基因、锻造海上劲旅”主题活动暨“海空雄鹰团”命名50周年纪念大会在肥东隆重举行。除海军司令吴胜利和政委苗华外，海军党委常委田中（副司令员）、刘毅（副司令员）、丁毅（副司令员）、王海（副司令员）、丁海春（副政委）、陈学斌、邱延鹏（参谋长）、杨世光（政治部主任）、魏刚（后勤部长）、王建国（装备部长）等参加会议。而更早报道称，陈学斌现任海军纪委书记，是否兼任海军副政委则未见披露（事实上未露面的原海军副政委王登平已达副大军区退役年龄）。 之前，各大军区、各军兵种、三大军校的纪委书记多由本单位副政委兼任，由本单位党代会选举产生。然而，如今，按照军改方案部署，将组建新的军委纪委，独立单设，直属于中央军委领导，同时它还将各大单位派驻纪检组。这也意味着各大单位军纪委书记将不再由本单位党委选举产生，将大大强化其独立监督地位。目前未知履新的陈学斌之产生经过，不过有分析判断，陈学斌未履新副政委一职，如果是最终归宿的话，具有独立地位的军纪委书记将成为各大单位的“标配”。 (穆尧 撰写)

傲天

一周军情观察：火箭神军的黄金战甲

子默撰写2016-01-02 17:19:18 本周，神州大地捷报频传。在天空，中国最精锐的隐形战机歼-20身披黄金战甲再次试飞，“威龙”一飞冲天，黄金战甲光芒闪现；在海上，中国军方首次证实中国正在建造首艘国产航母的消息，前所未有的透明和开放姿态暗示着解放军愈加自信从容；在陆地，随着火箭军和陆军总部等新机构的正式组建，在解放军中延续多年的大陆军主义或将终结。焦点事件：第二炮兵“功成身退” 火箭神军涅槃重生 2015年12月31日，解放军陆军领导机构、解放军火箭军、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正式成立，魏凤和任火箭军司令员，王家胜任火箭军政治委员。习近平向陆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授予军旗并致训词。中国为何要在陆海空三军之外新设立“火箭军”？此举对于解放军发展又有何深刻意义？谈及火箭军便不得不提第二炮兵，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成立于1966年7月1日，由毛泽东批准，周恩来命名，始终由中央军委直接掌握，是中国实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主要担负遏制他国对中国使用核武器、遂行核反击和常规导弹精确打击任务。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前身第二炮兵，成立于1966年7月1日，由毛泽东主席批准，周恩来总理亲自命名，始终由中央军委直接掌握，是中国实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主要担负遏制他国对中国使用核武器、遂行核反击和常规导弹精确打击任务。这支掌握着“大国利剑”的神秘部队从诞生伊始便肩负着保障中华民族根本生存利益的重任，可以说，对于潜在的敌对势力而言，“二炮”堪比古希腊神话中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是震慑敌人的最有力撒手锏。

火箭军是维护这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

在2015年12月31日之前，解放军由陆军、海军、空军三个军种和第二炮兵一个独立兵种组成，“二炮”虽然与陆海空三军同为正大军区级，但是相比陆海空三军的军种身份，“二炮”的兵种身份还是有所不同的。作为直属中央军委掌控的战略部队，“二炮”除了身穿陆军制服外，实际上和陆军集团军没有关联，之所以使用“二炮”的名称，主要是成立之初考虑到保密的需要。与之类似，俄罗斯的同类别军队被称为战略火箭军。为什么中国没有加上“战略”二字，这里面究竟有何玄机？俄罗斯之所以称之为战略火箭军，是因为其掌握着俄罗斯全部的陆基战略核打击力量，包括46枚发射井部署的SS-18“撒旦”洲际导弹，60枚发射井部署的SS-19洲际导弹，60枚发射井部署的“白杨-M”SS-27洲际导弹，72枚移动式部署“白杨”SS-25洲际导弹、18枚移动式部署“白杨-M”洲际导弹和58枚“亚尔斯”SS-29洲际导弹，共有305枚洲际弹道导弹，可携带1,166枚核弹头。远远超过美军陆基导弹和弹头数量，但美军战略核导弹和弹头数量要超过俄罗斯，因为美军的撒手锏是强大的水下战略核力量，其生存性和打击力远超俄罗斯。 因此中国只有“火箭军”而不加“战略”二字，体现了中国火箭军的装备特色。在中国军事改革的大背景下，解放军的作战指挥系统正逐步实现从“军委-战区-部队”体系向“军委-军种-部队”体系转变。实际上，主要核大国的战略导弹武器，都是由各国最高军事机关所直接掌控。以美国为例，美国所有陆基、空基、海基战略核武器的战时指挥权都牢牢握在总统手中。其可通过美国战略司令部根据威胁程度直接指挥作战，而美国战略司令部是一个以美国全球战略打击为特色的功能性联合作战司令部。 长期以来，二炮实际上担负的是一个军种的职能任务，此次更名为火箭军可谓实至名归。其次，火箭军的命名也显示出中国军队更加开放、自信和透明的全新姿态。正如习近平所言，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是中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火箭军全体官兵要把握火箭军的职能定位和使命任务，按照核常兼备、全域慑战的战略要求，增强可信可靠的核威慑和核反击能力，加强中远程精确打击力量建设，增强战略制衡能力，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 中国军情：“威龙”披挂黄金战甲 国产航母终见天日近日，最新1架2101号歼-20战机曝光，这被看做是歼-20战机从试飞用原型机进化为试量产机型的标志，意味着歼-20将很快进入中国空军服役。身披“黄金战甲”的“威龙”横空出世，歼-20战机已到达进化的终点。 迄今为止，歼-20各种原型机、验证机的机身编号经历了三次变化，也体现出歼-20的不同发展状态。最早首飞的2001号飞机被认为是技术验证机，包括2002号歼-20都担负这一任务。其使命有些类似于美国在研制F-35之前发展的X-35，主要用于验证四代机的核心技术，例如隐身气动布局、结构设计等。很显然，2001号和2002号的试飞表明其设计是成功的。2014年出现的2011号被认为是歼-20进入原型机状态的标志，原型机主要用于定型试飞，对试飞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小幅度修改。情报显示，2017号原型机于2015年11月完成首飞。如果这一说法属实，那么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先后有7架原型机投入试飞，其速度在中美俄等空军强国中是最快的。而从编号上看，2101号歼-20状态发生新的变化，这也是外界将它解读为第一架批量生产型歼-20的重要原因。

歼-20身披黄金战甲亮相

也有分析指出，黄色涂装与战机是否批量生产关系不大，之前歼-20的原型机也应该有这层黄色底漆。但原型机和验证机的涂装工厂自己可以确定，而如果装备部队，涂装就需要由军方确定，这或许是目前仍保留黄色底漆的原因之一。从照片来看，该架黄色涂装的歼-20与近期试飞的2017号原型机并未发生明显变化，说明歼-20的气动布局已经基本确定。从歼-20的发展历程来看，最大的外形变化是在由2001号验证机到2011号原型机过渡的过程中。这些变化包括进气口外形、垂尾切尖处理、座舱盖增加加强金属条等，应该是验证机在经历多次试飞后，在隐身和进气效率、机动性上综合考虑的结果。从2011到2017号原型机，也有部分型号有较小的改动，这都是不断完善的正常措施。 歼-20的机长约20米，翼展13.3米，其机翼面积与F-15C大致相同，比F-22小约25%。歼-20发动机动力与F-15C相当，而F-22比上述二者大65%。如果打开加力燃烧室，歼-20的发动机动力就超过了F-15C，接近F-22。从目前的外形上判断，歼-20无论是总体设计还是细节处理，隐身设计均高出俄罗斯T-50一筹。另外，战机气动布局设计更适合超音速巡航。但受限于当前采用的发动机，该机可能还无法达到超音速巡航能力，机动能力也会受到限制。歼-20将是中国空军的专用战斗机，这一点同美军的F-22发展思路完全一致。歼-20最大重量约为37吨。迎面上看，歼-20与美军的F-22颇为相似。但其整体形状、重量和发动机动力更像美军的F-15C战斗机。 在后续衍生型号方面，歼-20战机或将会形成系列化发展。除提升中国空军实力外，还须发展航母舰载型号。中国第二代舰载机必须达到第五代战机的水平，在作战能力上，要能够与F-22和F-35战机进行有效对抗，对西方典型的三代改进型战斗机，如F/A-18E/F、F-15K、F-15SG、“台风”战机等保持全面优势。中国在成功研制出歼-15重型舰载机之后，已经掌握了重型舰载机的关键技术，但歼-15相对于美军的F-35C舰载机已经整整落后一代。按照通用化和减少成本的考虑，在歼-20战斗机基础上发展一种重型舰载战斗机非常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正确选择。同时，在该机的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发展歼轰-20双座多用途战斗轰炸机，以及歼电-20高性能隐身电子战飞机。 作为中国争气机的第四代战斗机，歼-20被誉为中国航空工业的最高杰作。其或将于2018年投入使用，而另一款国之重器歼-31则可能于2020年投入战斗。届时，中国新一代战机将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空安全发挥重要作用。视线转向海洋。2015年最后一天，中国国防部正式证实了该国正在建造第二艘航空母舰的消息。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中国“正在自主开展设计和建造”第二艘航空母舰，并称建设工作正在中国北方港口城市大连进行，该艘航母完全由中国自主设计制造。 中国第二艘航母排水量约为5万吨级，采用常规动力装置，将搭载中国国产歼-15飞机和其他型号舰载机，固定翼飞机采用滑跃起飞方式，舰上将配有满足任务需要的各型设备。杨宇军表示，中国国防部今后将陆续发布关于这艘航母建设的相关进展情况。杨宇军同时强调，中国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会改变。

中国海军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据悉，第二艘航母的设计和建造吸收了首艘航母辽宁舰科研试验和训练的有益经验，在许多方面将有新的改进和提高。而辽宁舰尚不具备完全作战能力。目前中国正在建造的该艘航母排水量约为5万吨级，属于中型常规动力航母。与世界上的海上军事强国相比差距仍然比较明显。纵观世界航母建造情况，美国有10万吨级航母，吨位大，数量也是最多的，中国的邻国印度通过自己建造和购买也有多达3艘航母。 当前，中国海军正不断装备先进护卫舰、驱逐舰与核潜艇。中国海军迅速实现现代化的目的是支持中国的海洋主权声索，并向远洋投射军力。依靠强大的资金和技术支撑，相信中国国产航空母舰进入中国海军服役将指日可待。国际军情：中日玩火暗战东京海 伊美动戈火拼波斯湾 2015年12月23日，中国海军一艘电子侦察船出现在东京外海。日本防卫省消息称，12月23日，一艘中国海军电子侦察船（排水量约6,000吨）出现在日本千叶县房总半岛东南海域，距日本领海约22公里，该船在三宅岛和八丈岛之间穿越而过，来回往复，直到26日离去。日本方面称中国军舰并未进入日本领海。而在此之前的11月，中国海军侦察船曾在钓鱼岛及冲绳海域航行。千叶县邻近东京，中方舰只在相关水域巡航十分罕见，日本防卫省正调查中方船舰出现在相关水域的原因。如果日本防卫省公布的信息正确，此次出现的应为中国海军815G型电子侦察船855舰，该舰由沪东造船厂建造，于2014年3月下水。日本方面称855舰的满载排水量为6,096吨，航速20节，搭载有1门37毫米机炮，以及2挺14.5毫米机枪。该舰曾于11月12日在钓鱼岛海域巡航。

海洋已成为中日角力的关键所在

日本防卫省26日发布消息称，23日至26日，一艘中国海军“东调”级情报收集舰反复数次在千叶县房总半岛东南近海的毗连区外侧航行。该舰未进入日本领海。中国军舰在该海域反复航行并不多见。日方已通过外交途径告知中方“对本次航行表示关注”。防卫省正在分析航行的目的及意图。日本一边渲染“中国威胁”，一边试图加紧联合其他国家围堵和防范中国。《产经新闻》27日报道称，2016年2月，日本将联合美国和澳大利亚海军在南海进行军事训练。日本政府人士称，日美澳的共同训练，对中国是“最强的牵制”。报道还称，如果日本加强在南海的存在，中国就会以此为借口，在钓鱼岛周边等东海地区加强活动。对此日本海上自卫队干部表示“不能允许日本周边的危机增加，今后将比过去更加加强对中国动向的警戒”。 另一方面，总部位于冲绳那霸的日本海上保安厅第11管区26日率先发布了中国武装船驶入钓鱼岛海域的消息。据共同社报道，26日上午9时30分过后，3艘中国海警船相继驶入钓鱼岛海域，在航行约1小时10分钟后驶向钓鱼岛海域外侧的毗连区。其中一艘搭载疑似机关炮装置，日本海保方面22日发现该船在毗连区航行。该船为“海警31239”，其余两艘分别为“海警2307”和“海警2308”。报道称，搭载武器类装置的中国船只驶入“日本领海”尚属首次。这是继12月20日之后中国公务船再次驶入“日本领海”，也是2015年第35次。由此，在海洋纷争不止的大背景下，中日实现和平共处的愿望恐难实现。视线转向另一片海域。伊朗革命卫队日前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航母发射数枚火箭弹。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凯尔·雷恩斯（Kyle Rains）表示，12月26日，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杜鲁门”号在霍尔木兹海峡活动，一艘伊朗海军的快速攻击艇在美国航母将要到达海峡尽头时开始射击，在距其1,370米内发射了数枚无制导火箭弹。美国军方称，这种行为“非常具有挑衅性”。

美国一向视伊朗为眼中钉、肉中刺

美军称，这些火箭弹并未以各舰船为目标，只是在美军航母附近发射，但这种行为是“不必要的挑衅和不安全的”，与美伊两国海军之前的互动方式不符。雷恩斯谴责说，这一行为非常具有挑衅性、危险且不专业，这与伊朗宣称的保护国际贸易重要航道安全的承诺不相符。美国官方称，美军舰艇当时处于“国际公认的航道”之中，并未进入任何国家的领海，伊朗海军则通过海事电台表明，他们将进行实弹演习，要求各舰船保持距离。 虽然美国没有对伊朗的此次挑衅行为进行报复，但霍尔木兹海峡一直是两国海军的冲突之地。1988年，美国在这里击毁和击沉6艘伊朗舰船，包括两艘战舰。此前，伊朗鱼雷险些将美国一艘导弹护卫舰击沉，此次的“火箭弹事件”无疑将为美伊关系再度蒙上阴影。 (子默 撰写)

蔡棟銘

北京观察：“阔别”胡锦涛

潘安撰写2016-01-02 12:37:16 “十年驱驰海色寒，孤臣于此望宸銮。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当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于2015年12月31日在八一大楼隆重地授予军旗解放军三支新部队司令员时，即是宣告的中国解放军将在新的一年破茧重生，凤凰涅槃。作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这三年中持续地通过改革、反腐、整风来拨乱反正前期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师范问题，接连推出全面唤醒中国为目标的大改革，其中解放军军改即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受外界瞩目的焦点。新年伊始，中国国防部网站发出消息称，在2015年最后一天，习近平向陆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授予军旗并致训词。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第一个将军旗授予陆军司令李作成。早前有传闻称，李作成曾大胆搬移军部的江泽民语录牌而惹怒江泽民，从而十二年未获得晋升。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前领导人胡锦涛自2005年坐上中央军委主席的位置后，在2008年间李作成升任程度军区副司令，步入大军区职行列。 为此，外界有观察人士指出，中共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的“裸退”效益已经在2015年的最后一天尽显，而当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授予军旗的那一瞬间，中国解放军也开始全面步入“习近平时代”。“裸退”效益三年显现 有人说，中国军队一直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且比行政部门有更大的权力，同时由于30多年无战事以及缺乏政治监督和举报制度，中国军队内部的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从王守业到谷俊山案，再到徐才厚及郭伯雄案，民众都能清晰的看见其背后所涉及肮脏丑陋的黑幕，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军队腐败现象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危重程度。

中共两代领导人胡锦涛与习近平

而外界对中共前领导人胡锦涛执政时期的中国，却始终抱有“弱主”的偏见，“十年无为”即是时政人士对其的评价，不过也有观点认为，需要更清晰及理性的眼光去看待过往十年的胡锦涛执政时期的中国。有分析认为认为，胡锦涛权威旁落的传闻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而且在他强力维稳和和谐社会的方针下，贪官污吏如雨后春笋遍地发芽，贪官的胃口越来越大，在他执政的十年间，圈地拆房和破坏环境等引发的官民纠纷此伏彼起。待最后与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实现政权交接之时，胡锦涛以“裸退”的方式将党政军权全部交任，至此赢得了“高风亮节”的赞誉。 但是在当时却有诸多评论认为这即是胡锦涛在卸任之前的奋力一搏，是为了制止“老人干政”的现象。但时至而今，胡锦涛当初的“裸退”效益，远不止如此。有分析认为，胡的“裸退”并非是胡锦涛自身的“解脱”，其实内中隐含了诸多政治意义。胡锦涛时期，枪杆子、刀把子甚至笔杆子都在胡锦涛时期出现重大问题。比如在“枪杆子”实则是每个中共领导人命根子，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实现大军区换帅，邓小平誓不做最高领导人却稳操军权。而胡锦涛之所以一直生活在江泽民的阴影之下难有作为，也实则因为江泽民牢牢掌控军权，并得以在2002年“到站”后被军头们拱上台连任两年军委主席，而在八一大楼的办公室更是一直保持到了2012年十八大后习近平上台才撤销。 因此，最终的“裸退”才充分给予习近平全力改革及反腐打下坚实的基础。如今，此效益已充分显现。从目前现役的中共军队上将看到，其中有21位是由习近平晋升，17位则是由胡锦涛晋升。有观察人士指出，若对比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在位时提拔的将领，已经悉数没落。 或许有人称，江泽民时期提拔的将领早退役或不再担任军队内职务，但值得注意的是，以郭伯雄、徐才厚为例，他们虽然已不再是中共军委副主席，但是其“权力”尤在，仍然可以在军队之中为所欲为；再如现今习近平第一个将军旗授予陆军司令李作成。早前有传闻称，李作成曾大胆搬移军部的江泽民语录牌而惹怒江泽民，从而十二年未获得晋升。由此可见，如今类似于“李作成”的将领，在此轮大军改中获得重用也是情理之中。 况且从毛泽东再到习近平，“党指挥枪”，可谓是警钟长鸣，但如何能够保证枪在自己手中则是一个问题。如今，习近平利用大裁军转换军队指挥结构，对军队人事进行颠覆性安排。这样做产生的效果是，使传统苏式体系中的中共将军们脱离原来熟悉的体系，从而使将军不认识士兵，士兵也不认识将军。 习近平上任以来，采取强硬手段，将江泽民军中“双核”拿下，使军中腐败的严峻程度曝光于众。然后，军中“打虎”与人事洗牌双管齐下，一步一步深入军队布局实行军改。可以说，2016年解放军已全面步入了“习近平时代”。 进入“习近平时代” 胡锦涛为中共树立了典范，他的十年政绩，因最后的全面交权而写下漂亮句点，而且得到足以超越前人的历史评价。他建立的“新例”也将成为中国未来转移最高权力的范本。并且，现今中共高层对军队反腐已经得到了外界认可。 从十八大闭幕没几天，中共政治局就推出的“八项规定”，随即被扩展为适用于军队的“十项规定”，并增加了针对性较强的“禁酒令”；紧接着中共开始清查军队腐败关键环节，即土地和房地产；还要求领导干部下连当兵，以“打胜仗”的标准进行实战演练；提高军事透明度，效法巡视组巡视地方；成立二炮军事检察院等等。其特点可以总结为，官场反腐动作军队都要跟上，军队该有的纪检司法设置都予以配备，军队比官场有更高的标准和目标，也更有针对性。 分析人士指出，虽然中国民众对军队腐败不满日甚一日，但军队整顿只能自上而下进行，根本动力和成败关键都在于最高层。而当前的中共高层具备了很多有利条件。可以说，胡习两代领导集体在十八大前后就已经在军队反腐方面达成共识。胡锦涛以“裸退”助力习近平，熟知军事并有“拥军书记”之称的习近平更是具有了远超江、胡的政治力量。 这三年的时间，习近平已经通过诸如反腐、改革、强军、意识形态领域和外交等多种政治布局，向中共、中国民众以及世界各国证明了，他不仅有承担中华民族“民族复兴”大业的政治抱负，也具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而实现民族复兴的政治能力。正如2014年8月5日中国媒体曝光的一段习近平内部讲话，“与腐败作斗争，个人生死，个人毁誉，无所谓。既然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交给了我们，就要担当起这个责任”。 现在，习近平如今敢直面贪腐，被认为他在政坛上已经没有了掣肘，完全可以在决策层达成共识后立刻行动，而不比过多地考虑是否会波及元老们的个人利益。的确，从今天开始的中国政坛上，江、胡将彻底退出，“老人干政”在短时间内不会左右中国政治，政治意义上的“习近平时代”已经开启，而军队意义上的“习近平时代”也已然呈现于大众眼前。 (潘安 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