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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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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6-26 12:28:04 | 显示全部楼层

四人帮狱中生活与最后结局是啥样[转帖]

江青的铁窗生涯

江青在1981年1月25日被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到了1983年1月25日,她被改刑为“无期徒刑”。那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十六条:“死刑缓刑期间如有悔改表现,可改刑为无期徒刑。”江青谈不上“悔改表现”,但是以这样用词讲究而巧妙的理由为她改刑:“没有以极端的方法抗拒劳动改造。”
其实,在1981年1月,当特别法庭决定判处江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时,就已考虑了二年期满时怎么处理。
伍修权曾这么谈及:
“至于‘死缓’二年以后怎么办,我们也有个初步设想,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布和十二大开过以后,我国人民对这类重大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通过一个特别决议,对这次判决予以减刑,将江青、张春桥死刑变为无期徒刑(引者注:在十名主犯中,唯张春桥和江青一样,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其他的无期和有期徒刑,是否也相应地减刑,到时候再酌情处理,以此体现我们政权的稳固和政策的正确。……”
1983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送达江青,上面写着:
罪犯江青,女,现年六十九岁,山东省诸城县人,现在押。
罪犯张春桥,男,现年六十五岁,山东省巨野县人,现在押。
上列罪犯江青、张春桥,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于1981年1月25日特法字第一号判决,认定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都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一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第一三八条诬蔑陷害罪,罪犯张春桥并犯有第九十三条策动武装叛乱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分别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力终身。
罪犯江青、张春桥的死刑缓期执行期,到1983年1月25日,二年期满。
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组成合议庭,对罪犯江青、张春桥在死刑缓期执行间的表现,进行了调查。现已查明,罪犯江青、张春桥在死刑缓期期间,无抗拒改造恶劣情节。本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第一七二次会议决定,裁定如下:
对原判处罪犯江青、张春桥死刑缓刑两年执行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
不过,当江青接到改刑判决书时,她半点也没有欣慰之感,反而大喊:“你们杀了我吧!你们为什么不杀了我呢?”
从江青的呼喊中,可以清楚看出她的内心世界:她已经穷途末路,希望早一点结束这种死不死、活不活的囚徒生活!
江青的铁窗生涯,虽说因为秦城监狱门卫森严而几乎无法为外界所知,但笔者访问了公安部有关人士,还是得知了一些情况:
江青单独关押。她的牢房大约二十平方米。窗玻璃是透光的,不过,外面可以看见她在里头的情景,她在里头看不见外面。
她的伙食还可以,因为毛泽东过去说过,对于犯了严重错误以至罪行的高级干部,在生活上还是给予照顾。她的伙食,比北京城里普通百姓要好。特别是在审判期间,伙食更好一些。
她在狱中可以看《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她可以听广播,或到电视室里看电视。只是在最高法庭审判期间,不准她看报纸、电视,不准听广播,因为那一段时间,不断发表有关审判十名主犯的报道,有些内容涉及别的主犯的态度、交代,不便于让她知道。
当她从电视上见到邓小平阅兵的镜头,不由得叹道:“想不到,邓小平的身体还这么好!”
最令她兴奋的是,有几次她从电视上看到播送“样板戏”,脸上露出“旗手”的笑容!她甚至得意地哼起了“样板戏”。
江青的情绪不稳定,喜怒无常。考虑到她已上了年纪,狱中没有安排她参加劳动。只是她素来喜欢打毛线,如今又闲得无聊,有时靠织毛线衣打发日子。然而,当她织完一件之后又拆了,然后再另织一件。就这样拆了织,织了拆,消磨着她的时光。
另外,她喜欢看书。她自己拥有一万来册藏书。她获得允许,从她的藏书中,选择她要看的书,在狱中阅读。
江青读了这样一些书:
《鲁迅书简》、《且介亭杂文》、《李长吉集》、《词综》、《李白与杜甫》、《楚辞》、《重订唐诗别裁集》、《阿登纳回忆录》、《李文山诗集》、《增广诗韵全璧》、《怀素草书四十二章经真迹》、《史记》、《王临川全集》、《容斋诗话》、《重订老子正话》、《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敦煌壁画集》等。
应当说,江青在毛泽东身边多年,她的阅读兴趣受毛泽东影响,读的书大都是高雅之书。
江青在秦城监狱还记日记。她的字近乎“毛体”。1981年5月21日,江青在日记中写道:
“……秦城监狱只有‘关’和‘管’。我住在一所三层楼的底层,这里只管我一个人。楼的四周土地甚多,管理人员业余生产蔬菜。××(字迹不清)他们学习一点生产蔬菜的知识,也有利于改造世界观。除看守我的人员以外,别人是不能接近我的周围的。西边的‘风场’也空了两排,‘风场’外边也是大片的土地,我刚来时就在那儿放风;土地外面是数丈高的带电(网)的围墙,围墙外边还是监狱的楼房,犯人的窗子是看不见外边的。
“我能参加劳动的时间不多了,身体衰老了,两三年来我总是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既然是1981年的春天,请发还我改造世界观的权力!”
江青毕竟是“四人帮”之首,虽然身在狱中,但仍为中外新闻界所关注。海外报刊上,不时登出关于江青狱中动静的报道,内中有不少只是猜想、传闻而已。
关于江青,中国官方每隔一两年,要通过新闻传媒,予以报道。
以下是笔者所搜集的历年来关于江青狱中情况的报道:
1984年9月12日日本《朝日新闻》刊出该社北京特派员横崛走访中国司法部发言人、办公室主任鲁贤的报道。
鲁主任说:“江青关押在北京监狱的单独牢房里。我们根据革命的人道主义给她一定的待遇,保障她的生活。并不是每天都有鱼有肉,但与其他犯人吃得一样。由于年龄关系(七十岁),几乎不要她参加劳动了。她的身体原先就不好,但监狱里有医生,现在健康状况良好。”
1986年7月,公安部部长阮崇武答复了外国记者的提问:
合众社记者问:江青、张春桥的身体怎么样?张春桥的身体怎么样?张春桥能下床走动吗?
答:两人身体都还可以。年纪都大了。没有听说张春桥不能下床走动。有病都可以治疗的。
问:什么病?
答:年纪大了,多少都有点老年病。
问:江青现在的态度怎么样?有无悔改之意?
答:江青的态度怎么样,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她这样的人很难说有什么悔改之心。
问:我们听说江青在监狱里被强迫做布娃娃?
摇摇头)你是不是听信了一个意大利记者的报道。他怎么知道江青在做布娃娃,是不是从门缝里看到的。(众笑)
1988年3月24日新华社北京电,报道新闻发言人曾涛在七届人大第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
曾涛说,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这四人在继续服刑。他们当中,张春桥、江青患有老年性疾病,已得到正常治疗。
曾涛还提及,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江腾蛟四人因年老有病,均已保外就医。邱会作于1987年9月刑满释放。黄永胜于1983年因肝癌病亡。因此,在十名主犯之中,只有“四人帮”那四人仍在狱中。
1988年12月,香港《文汇报》、《明报》报道了中国司法部官员答记者问。
这位官员说,现年七十四岁的江青,最近因患严重的老年性疾病,目前正在狱中接受治疗。他否认了某青年杂志所说江青已被放出治疗喉癌的报道。
从以上逐年的关于江青的报道,大致可以勾画出江青晚年的概况。
据云,江青在公安部的医院里住院时,用的是“李润青”这化名。“李”是她的本姓,“润”是毛润芝的“润”,“青”不言而喻是江青的“青”。
女儿李讷一次次前去探监
江青晚年,她的唯一的直系亲属是女儿李讷——毛泽东和她所生的女儿。李讷获准一次次前去探望江青。
1965年暑假,李讷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在《解放军报》社当编辑。
1966年,父亲毛泽东发动了“文革”,母亲江青一马当先,成了“文革先锋”。那大浪大潮,把李讷也卷了进去。凭着李讷那“响当当”的背景,才二十六岁的她,擢为《解放军报》总编辑。此时,她化名“萧力”,亦即“小李”的谐音。
不过,李讷没干多久总编辑,就被毛泽东调去当联络员。确实,她当联络员倒是最为恰巧。她的年岁,跟红卫兵相仿。穿一身军装,可以随便进出各大学,“摸”来准确的、第一手情况,向父亲汇报,使毛泽东了解“文革”的脉搏。
1970年初,毛泽东让“萧力”到井冈山那里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锻练。在那里,发生了一桩意想不到的事:年已三十的李讷,跟 “五•七”干校中的小徐相爱了。小徐在北戴河管理处当服务员,父亲是山海关车站的扳道工。李讷会爱上这样一位普普通通的小伙子,却不是“门当户对”的高干子弟,消息传出,人们颇为震惊。
江青坚决反对这门亲事。1970年8月,江青上庐山参加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还特地把李讷叫上山,劝说李讷,结果无效。后来,江青对人说:“这几天我的头痛病又犯了,头痛得像要裂开来一样。我把李讷叫上山来,她和我闹别扭,我们两个都坚持自己的意见,结果吵了一架,搞得两个人都很烦恼。”
李讷知道无法说服母亲江青,就写了一份要求与小徐结婚的报告给父亲毛泽东。
毛泽东并不计较小徐的“身份”,应允这门亲事,在报告上写下批示:“同意,转江青阅。”
这下子,江青无可奈何,只得同意。
李讷和小徐在“五•七”干校举行了简朴的婚礼。毛泽东送了一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作为结婚礼物。
不过,婚后不久,李讷和小徐性格不合,志趣也不同,感情产生裂痕,彼此分居。但李讷已怀孕,生下一子,取名“李小宇”。
李讷回到北京。从1973年起,她先是担任中共平谷县委书记,后来成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第一书记是吴德)。不过她身体欠佳,她的母亲没有派她当毛泽东联络员,而是从辽宁调来了毛远新。这么一来,她倒没有卷入“四人帮”的政治阴谋。
毛泽东去世,江青被捕,李讷那特殊背景一下子消失了,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当不成了。她跟儿子默默地在北京西郊的一座小院里过着平常人的普通生活。
1985年,经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介绍,她和王景清结婚。王景清在四十年代曾在延安中央警卫团工作。后来他担任怒江军区参谋长,跟妻子离异。王景清为人憨厚、善良,细心地照料李讷,使她在孤寂中得到了安慰。
李讷把儿子改名王效芝。芝,即毛润芝之意。她要儿子效仿外公毛泽东。
李讷和王景清一起去秦城监狱探望,江青对新女婿表示满意。
他们每次去秦城监狱,都是坐公共汽车去的。一往一返便是一整天。
江青见到女儿、女婿,还是高兴的。江青的腿脚有点不大灵便,往往要扶着墙壁走路,但气色还不错。最使李讷感到不快的是,江青极易发怒,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常常为一两句无关紧要的话,为芝麻绿豆小事,江青会发火。
尽管来去那么劳累,见面又往往不愉快,李讷和王景清还是一次次去看望江青。
李讷很少跟朋友们谈起江青在狱中的情况。偶尔,在一般朋友面前,李讷提到江青,总是称之为“我们家的那一位”、“家里的大人”;在很熟悉的朋友面前,她才称江青为“我母亲”、“我妈妈”、“我家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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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6-26 12:30:06 | 显示全部楼层


湘军向\"团队精神\"叫板:不团结却能做出大事业[转帖]


曾国藩忍辱负重筹办湘军始末

  团结并不是湘军的特色。尽管确实有这么多湖南人一起做好了一件事情,但是仍然要说团结不是他们的特色。至于不团结却能做成一桩大事业,这是什么道理?这就需要我们回顾湘军历史,看一看从组建到攻克南京,再到各军分头发展,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开场白

  湘军的“湘”,最初其实是指湘乡。“无湘不成军”的意思也并不是“军队里要是没有湖南人就难以成军”,而是表扬湘乡勇最为善战,最为精锐。

  为什么书生能带兵?不是因为他诗写得好,文章写得好,能够感染人,所以大家跟着他去战斗,而是作为读书人,他有机会进入官僚系统,有机会去接触、运用国家的资源来为军队筹饷。

  “无湘不成军”

  “湘军”一词的构词法,值得说几句。“湘”是湖南,指地域,“军”是军队,可以说是一个行业,那么,所谓湘军,即以地域加上行业,合二为一,成为一个词。与之类似,有晋商、徽商,乃至绍兴师爷、扬州瘦马,都用了相同的构词法,前面是地域,后面是行业,且都在历史上成为一个专词。

  然而,再细细分辨这两个字,会有新认识。“湘军”之“湘”,现在都理解为湖南,可是,回溯到这个词最初被使用的时候,我们发现,“湘”不是指湖南,而是指湘乡。当王錱、罗泽南在湘乡组练一千余名乡勇,去到长沙接受曾国藩的节制,这支军队就叫“湘勇”——来自湘乡的勇营。当时,除了湘勇,还有宝勇(宝庆)、浏勇(浏阳)、平勇(平江)、镇勇(镇筸)等各色称号,皆是与湘勇平行并列的名词。可知,彼时的“湘”字,只是一县的代指,而非全省的简称。至于“湘勇”或曰“湘军”之“湘”,终与“湖湘”之“湘”画上等号,是后来的事。

  随着湘军名气看涨,又有了一句名言,曰“无湘不成军”;通常理解为军中无湖南籍将士则难成劲旅,甚或暗示中国之将才士气以湖南一省为最,则此一“湘”字又指湖南。其实,这又是一个误会。最初,此字仍是指称湘乡,而这句话不过是用来赞美湘军创始人——罗泽南,意谓他所率领的湘勇在当时的湖南省内是最精锐的部队。增字释义,应说“无湘乡勇不成湖南军”,才是原义;后世理解为“无湖南兵不成中国劲旅”,固然不无经验上的证据,终与历史上的证据相悖,不宜滥用。

  曾国藩麾师东进,终克天京(南京),其间,“湘军”二字渐渐见诸公文,众所周知。然而,其时所谓“湘军”,与今日所讲的湘军仍有不同的地方。当时公文,有时用湘军,有时用楚军,有时称湘勇,或又称楚勇,而这些词表达的都是同一个意思,即“湖南军”。同时,如“豫军”(河南)、“苏军”(江苏)、“江军”(江西)、“鄂军”(湖北)等称号,都是指称某省的军事力量,与“湘军”是同一用法。而后人所理解的湘军,则专指由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统率的以湖南籍将士为主体的军队。两者是有区别的。当时,在湖南省,除了曾、胡等人所率的湘军,还有巡抚、提督统制的绿营,以及地方上的零散武装,这些军队都被称为湘军。湘军真正成为今天我们所理解的湘军,被赋予专有名词的意义,还需要时间。包括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刘坤一在内的历任湘军统帅,在咸丰、同治、光绪三个朝代,迭出代兴,南征北战,这才将“湘军”两个字从泛指的名词塑造为专有的名词,从这以后,也才有了所谓湘系、湘军集团的说法。

  湘系,即湘军系。曾国藩及其弟国荃所部属于湘系,其他如胡林翼、左宗棠、刘长佑、彭玉麟、刘坤一等人也是湘军系;这些人及其部队,相互间当然有联系,但亲疏有别,并非抱成一团、不分彼此,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相联属。在湘军内部,早有非湘籍人士担任高级将领的例子,如塔齐布(满洲),如鲍超(四川),都是湘军的统帅。在后期,则有著名的徽商胡光墉(雪岩),他跟左宗棠关系密切,也可以视作湘军集团的一员。又如吴大澂(江苏人)——他率湘军参加甲午战争,在北方全军崩溃,可以说,湘军最后就“断送”在他手上——也可视为湘军集团成员。此外,则是出身于湘军统帅幕府的文职人员,以及未在湘军任职但与湘军统帅关系密近的中央或地方官员,他们也属于湘军系。在此意义上,“湘军”不仅是个军事组织,而已成为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上的概念。

  有趣的是,自甲午战争,直到民国开国,乃至后来的抗日战争,这期间也频繁出现“湘军”这个词。辛亥革命时,参加革命的有湘军,去镇压革命的也有湘军;民国军阀混战,其中也有湘军;抗日战争时期,有些军队因在湖南作战,或因军中湘籍将士比较多,也被称为湘军。当然,以上这些不过是遵循历史惯性,沿用以前的称呼而已。

  团结绝不是湘军的特点

  说完湘军之“湘”,再讲湘军之“乡”。

  湘军将领以湘乡籍人士为多,然而,湘军统帅,除了曾国藩、国荃兄弟,其他几位都不是湘乡人,如胡林翼是益阳人,左宗棠是湘阴人,彭玉麟是衡阳人,刘坤一是新宁人。再看士兵,固然有“无湘不成军”一说,表示湘乡士兵绝对是优质兵源,但是否意味着只有湘乡兵才是湘军主力,才能成为精锐部队?不是这样的。湖南一省之内,湘乡一县之外,还有不少出产优质兵源的地方,如邵阳,如湘西辰沅一带,如衡阳。再者,根据一贯流传的湘军选兵标准——尽量选用“朴实农夫”,而不要选用“城市油滑之人”,如长沙人——似乎可以判断,长沙府不能出产优质兵源,但是,偏是这些“城市油滑之人”,一旦遭遇名将,也能训练成为雄师,譬如勇冠湘军诸部的“霆军”。

  曾国荃回湘乡募勇,曾说,兵源最好出自离他家附近若干里的范围,稍远一点,哪怕同是湘乡人,也不可靠。这种标准,有什么道理呢?除了同乡在语言习俗上比较亲近,易于沟通,恐怕并无太多道理可讲。有人说,我们湖南人如何如何不得了,他省的人都比不过咱们,这是一种成见;有人说,我们湘乡人又如何如何不得了,省内咱们最能做大事,这就更狭隘一点;至于曾国荃,则仿佛在说,我们家门口的人如何如何不得了,除此之外再无什么人才,这真是最狭隘的成见。这种地域上的成见,实在是将来湘军集团之地方主义、宗派主义的滥觞。一县之人还要搞歧视,其负面影响可想而知,未来,湘军中湖南人与外省人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直至最终引发“湘淮不和”(即湖南人与安徽人之间的争斗),譬如,李鸿章作为安徽人,从湘军中愤而出走建立淮军;程学启本是曾国荃部下的猛将,只因受不了湘籍人士的歧视,脱离湘军,转投李鸿章;还有攻克南京首先入城的朱洪章,因为是贵州人,也受到湘籍人士的排挤,落落寡欢;直到光绪年间,王闿运还在感叹,湘淮之间的矛盾无法调解。当然,负面影响也可能结出正面的成果。譬如淮军之成立,淮军之成为劲旅,李鸿章之成为一代伟人,正是这种负面斗争无心插柳得出的成果。同时,湖南本省人之间也斗得厉害。譬如,建军元老罗泽南与李续宾——他们的关系曾被很多人误会,说续宾是泽南的弟子,其实不是;续宾之弟续宜才是泽南的弟子,续宾不是——各领一军,都是湘军名帅,虽有并肩作战的时候,却也有很多不和的事迹。我们看李续宾年谱,他的家人、部下,就讲了很多两人不和谐的故事。又如,湘军初建,王錱和曾国藩亦不和谐,刚开始合作,就分道扬镳。此后,曾国藩与左宗棠,左宗棠与郭嵩焘,也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可以说从头斗到尾,甚至至死都不原谅。如郭嵩焘对左宗棠,当他听到左宗棠的死讯,在日记中写道:“且伤且憾”。“伤”,指左宗棠为国家元勋,又与自己有数十年的交谊,于公于私,他的逝世都令人伤心;“憾”,则谓左宗棠“矜张恣肆”,“专恃意气”,本来能做“一代名臣”,却因为这些坏毛病而不能达标,真是“自毁已甚”(《郭嵩焘日记》光绪十一年八月初三日)。举世公认,左宗棠是一代伟人,郭嵩焘却抱着私怨,不肯承认,可想而知他们的矛盾有多深。

  这些争斗,有时候显得非常的残酷,与“团队精神”大相冲突,不妨说:团结并不是湘军的特色。尽管确实有这么多湖南人一起做好了一件事情,但是仍然要说团结不是他们的特色。为什么这样讲呢?这个“为什么”在此不便展开,讲不清楚,希望在接下来的讲述能够提供答案。在此,只讲曾国藩在军中经常强调的一句话,曰:“胜不攘功,败则相救”。打了胜仗,有几分功劳就领几分奖赏,不要把别人的功劳抢过来,也不要虚报自己的功绩,这是“胜不攘功”;“败则相救”,则说一同出战,谁的战况好一点,而友军那边有麻烦,那么,行有余力就该去救助友军,尽管这么做可能让己军陷入困境,但一定要去救;如果袖手不管,甚而在军中形成这样的风气,那么,湘军就难以成功。曾国藩这句话,本是用来总结绿营崩溃的教训——清代的国家经制军队是绿营,绿营崩溃之后,像湘军这种勇军才登上历史舞台。曾国藩不想让湘军成为另一个绿营,才时刻拿这句话提醒将领们。这话固然说得对,但是,正因为湘军将领之间、各支军队之间确实出现了“胜则攘功,败不相救”的情况,他才要格外强调这条军令。这种情况,不是一起两起的孤立事件,而是在湘军作战的过程中经常发生。因此,可以说,团结不是湘军的特色。

  至于不团结却能做成一桩大事业,这是什么道理?这就需要我们回顾湘军历史,看一看从组建到攻克南京,再到各军分头发展,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事情。梳理这些事实,或许能帮助我们找出答案。

  为什么书生能带兵

  接下来要解释湘军之“军”。湘军不是一支组织严密、有唯一统帅、令行禁止的军队。湘军内部有不同的源流,不同的派别,不同的山头。湘军主要分为两大派:一是老湘营,一是曾军。其实,在此之前,已有一支由湖南人组建的军队,规模可观,堪称湘军的嚆矢。此即咸丰元年(1851)由江忠源江忠源(1812—1854),字常孺,号岷樵。湖南新宁人。道光十七年举人。二十九年,署浙江秀水知县。咸丰元年,赴钦差大臣赛尚阿广西军营效力,在籍募勇500人,号“楚勇”。三年,擢湖北按察使,旋授安徽巡抚,率部入守庐州(今合肥),明年,城破自杀。谥忠烈。率领赴援江西的楚勇。只是,江忠源去世早,他的军队虽然由他的兄弟继承,但终未能发扬光大,不足以形成一派。

  老湘营几乎全由湘乡人组成,由王錱创建、训练与指挥,他去世后,其军交由左宗棠率领。在宗棠的统带下,这支军队逐渐扩充,自江西经安徽一直打到浙江,与曾国藩、李鸿章的军队协力消灭太平天国;后转战福建、广东,追剿太平军余部;续又挥师北上,在中原与捻军作战;最终奉命进入西北,在陕、甘、宁、新作战,立下彪炳战功。这就是老湘营。

  曾军则是曾国藩、国荃兄弟的直属部队。其初,部队由国藩亲率,在湖南、江西作战,然而战绩不佳,偶有昙花一现的时刻,大部分时间仍是平平无奇。其后,国藩回家守制,军队由国荃接管,自此才逐渐成为精锐之师,攻克安庆,收复南京,立下清廷战胜太平天国的头功。然于收复南京之后,此军大部遂被裁撤,不能像老湘营一样,在攻克南京之后还继续战斗了十几年。

  此外,胡林翼主政湖北期间,李续宾、鲍超受其节制,称为“鄂军”。李、鲍之军实为当时清方阵营中最精锐的部队,他们并不接受曾国藩的指挥。直到续宾战死、林翼病逝,鲍超调归曾国藩指挥,“鄂军”才解体。

  老湘营的生命力强于曾军,鄂军的战斗力强于曾军,二军与曾国藩的关系亦非密近,但是,一般看法仍认为三者从始至终都属于湘军系统,而他们的领袖都是曾国藩;如此,并不符合事实。

  以上所说,是湘军派系的大致情况,再介绍一些细节的差异。曾、胡、左所率部队都被称为湘军,但是,领导人不一样,营制不划一,战略、战术也各具风格。老湘营有自己的营制,迪军(李续宾)有自己的营制,霆军(鲍超)也有自己的营制,曾军实施的又是另外一套营制,而胡林翼在湖北为当地军队也订了一套制度。营制的差别,首先体现在人数,譬如,一营多少人,就不一致,有500人的(曾军),有360人的(老湘营),有700多人的(迪军),也有1000人左右的(霆军)。其次,体现在战法,有以奔袭为能的(老湘营),有以扎硬寨打死仗为根本的(曾军),也有看上去自由放任而实则形散神不散的(霆军)。第三,在将士薪资上也有肥瘠之别,一般来说,林翼饷军,银钱最舍得(此与其治饷最有成效有关),国藩领兵,常有饷匮之叹,宗棠出师,则优于计划长远,收支平衡。最后,则体现在将士风貌,王闿运尝说,曾军“凛凛如秋”,胡军“煦煦如春”,是最有代表性的写照。可见,在制度、风貌、经济诸方面,数军不能划一。虽然在《曾国藩全集》中可以看到他订的营制文本,但在实际遵循方面,湘军各派乃至各个统领都是各行其是。

  还有一条证据可以表明湘军不是铁板一块,那就是各军“互不相统”。不说整个湘军系统,即在曾军,国藩虽为统帅,但是,若哪支军队未经他直接指挥过,如霆军,他也没办法指挥如意;霆军将士不管什么曾大帅的令箭,他们只认鲍将军。各位将领之间,这种情况就更加严重。某人招募一营,某人常带一军,若其人战死或者病休,那么这支部队就只能遣散,而不能交由其他人指挥,否则肯定会出事,或者闹饷,或者溃变,甚至反叛,如此种种,屡见不鲜。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此与湘军招募制度有很大的关系。湘军的招募,先由什长招10名士兵,然后,哨官招10个什长,这就有了100人;然后,营官招4个哨官,就有了400人;此外,营官哨官各有亲兵,加起来,500人一营就差不多了。士兵只认什长,什长只认哨官,哨官只认营官,环环相扣。有朝一日,营官战死或者退役,若换一人来做营官,哨官就不会买他的账,整营也就乱了。

  营官与部属形成这种紧密的关系,不仅因为部属由营官招聘而来这么简单,实与湘军的饷制最有关系。湘军之所以战斗力强,在漫长的太平天国战争中能够苦苦支撑取得最终胜利,有一条很值得总结,那就是,除了军事经验的不断成长,他们的财政管理水平也优于友军及敌军,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湘军“能筹饷”。能筹饷的人方能在湘军高级指挥系统占有一席之地,胡林翼说过,我就没见过能统带一支大军却不能筹饷的人。军队一日无饷就一日动不了,没有钱买吃的,士兵就挨饿,动不了;没有钱补充军火,就不能作战,也动不了;没有钱支付运输费用,军力调动也是空谈。动一下,就是钱,而打仗最不能在乎的就是钱,这都是常识。因此,筹饷一事,对于湘军高级指挥官来说,或比懂不懂兵法、会不会指挥更形重要。

  以此,又能从另外一层意义上解释何谓“书生领兵”。一般说法,都称赞曾、胡是“书生领兵”——二人皆出身翰林,创建湘军前未有丝毫军事经验。然而,为什么书生能带好兵呢?不是因为他们文章写得好,或者品德高尚有古君子之风,能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遂令十数万农夫乐于受其驱遣,放下锄头,抓起枪杆,出生忘死,保家卫国。根本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因为,他们是读书人,是学而优则仕且仕途很不错的读书人,在传统中国,只有他们这样身处官僚系统的人才有机会去接触去使用国家资源,包括人力资源、财政资源以及政治资源。他们能够整合这些资源,对于筹饷自然有莫大的帮助。而能筹到饷,甚至能源源不断筹到饷,那么,这样的人去统领一支军队,就再也合适不过了。这就是书生领兵的本质所在。

  胡林翼、曾国藩与左宗棠,他们都具有卓越的财政能力。胡在湖北,曾在安庆,左在兰州,庞大的军费从哪里出来,又如何精心分配下去?这是他们在日常工作中面对的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问题。语云,统帅要能“运筹帷幄之中”,在帐房里运筹啥呢?我看主要就是敲算盘。运筹具体的战役,那确实需要人才,而且是真正的将才,但这不是需要主帅去运筹,或者说,不需要主帅天天去运筹。——当然,三位统帅能够识拔将才,指挥具体战役的工作自然能够歇肩。统帅时刻操心的问题,是柴米油盐,是钱的问题:钱从哪来,来了之后怎么花?预算没做好,或者遇到突发事件,出现巨额赤字,能不能补上缺口?几支部队挤在一块都要用钱,先给谁,后给谁,怎么决断?十万火急之时,找谁去挖一笔巨额现金?计无从出,是不是胆敢冒险向同僚甚至向皇帝打几句诳语,先把钱弄到手再说后事?因为银钱上的争执,值不值得跟老朋友翻脸,吵架一直吵到北京,当着皇帝互相进行人身攻击,浑然不顾国之大臣应有的休休有容?这一切,就是统帅每天所运筹的事情。胡、曾、左之所以成为湘军统帅,绝不仅仅因为他们具有高尚的品德,超强的能力——不论文章技巧还是个人修养,不论战略高手还是天才战将,这样的人在湘军中绝不少——但说到筹饷能力,微斯三人,吾孰与归!他们成为湘军大佬,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卓越的筹饷能力。

  八卦湘军

  讲座名为“湘军传奇”。“传”,就是转述。“奇”,与“常”相对而言,不平常的事情就是奇,不是说非要怪力乱神才是奇。湘军生活的时代跟现在不一样,那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跟现在都不一样,对于今天的人来说,他们的绝大多数事情,都可以说是奇事。转述湘军的奇事,即是湘军传奇。

  下面将以军事进程的开展为叙述线索,以主要人物为叙述焦点。湘军转战南北,前后期的领袖有什么风格上的差异?譬如,前期领袖是胡林翼,直到攻克安庆,他逝世了,湘军领袖才变成曾国藩,这两个人有什么异同?他们的独特风格对湘军的影响又如何?同时,会澄清一些流言,即辟谣。譬如,有一些八卦话题:曾国藩会不会称帝?想不想称帝?能不能称帝?胡林翼是不是得了花柳病,甚至因为这个病没有子嗣?等等,都会通过事实,通过合情合理的逻辑推理,澄清这些谣言。还有一些重要事件,会详细加以证明,将真相揭示出来。如,胡林翼早年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在家乡、在江南、在北京、在贵州,表现出什么样的风貌?左宗棠在湖南惹上的杀身之祸,内幕如何,局外援救又如何?那句名言“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其背景又是怎样?湘军在朝廷的奥援是什么情形,朝中有哪些高官亲贵明里暗里帮助他们?湘军统帅与权势集团——譬如“肃党”——的关系,又是怎样?皆会在此书作一个揭示。

  另有一些虽系个人逸事而能影响大局的,也会展开叙述。曾国藩在处理公事上表现出来的私德,一种是正面的,如对淮军是否应来助攻南京这个问题,他与曾国荃之间的交流,我们可以看出他性情之真挚,尤能看出他性情之正,家门之内的秘密通信,他也没说出格过头的话,难能可贵;有一种是负面的,如在幼天王是否逃出南京这个问题上,他与左宗棠的争辩,不客气地说就是耍无赖,由此又可看出他在操行方面不无值得商榷的地方。又如,曾国藩会不会看相,相术到底如何?传说他写了一本相书,真有其事吗?此事不妨先作提示,所谓曾国藩著《冰鉴》,实系伪书;然而,曾国藩会不会看相,会的话他怎么看相?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又如,《挺经》到底是不是一部书?据说有十八条秘诀,由曾国藩传给李鸿章,李鸿章再传给谁谁谁,一直传到今天。此事如何?其实,《挺经》也是一部伪书。但不是说没有“挺经”这个词,这个词确实是曾国藩首创的。李鸿章、郭嵩焘、彭玉麟、曾国荃等人在通信中经常提到这两个字。作为词的“挺经”,有;作为书的《挺经》,无。至于挺经具体有哪些内容,也会在书中提及。又如,湘军统帅的私生活,本书中也会有一些“解密”。

  湘军各部出战,如果你有幸在现场,光看那些旗帜都能把你看晕。为什么?一会儿出现一面白旗,一会儿舞出一面红旗,一会儿又来了一面五色旗,而最夺目的则是一面黑膏旗——一面白旗上有三块黑色,就像三块膏药粘在上面。不但旗帜不一样,士兵的服装也有区别,请问,这是同一支军队吗?是,我们现在称他们为湘军。然而,服色已异,这些将领之间、军队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也大有差异?当年,太平军编过一些临战口诀,有一条,叫做“出队莫逢王老虎”,意谓出队若碰到王老虎那就糟了。谁是王老虎?原来这是王錱的外号。太平军出战,还有一个禁忌,即出战若遇黑膏旗,必然倒霉。原来,黑膏旗是鲍超霆军的军旗,霆军太凶猛,太平军见着就怕。因此,左宗棠初出茅庐,到军中“学战”,有一次处于劣势,他就伪造了一面黑膏旗,吓退了太平军,成为军中趣谈。湘军虽说以湖南人为主,但在湘军将领中,从未败仗的只有一位,他却不是湖南人,而是四川人,此人就是鲍超。鲍超实在是湘军异数,值得大书特书。攻克南京,谁是第一位率军冲入南京的湘军将领?正史都说是邵阳人李臣典,其实,此事另有真相,应归功于一位来自贵州的将军。湘军能够成功,水师要占极大的功劳,那么,水师在长江上最险恶的一战,并以此扬名天下的是哪一战?如此种种,数不胜数,书中将择要为大家作介绍。

  忍辱负重曾国藩

  曾国藩创新军,就好比在创业、做公司。一个创业型的公司,是不需要太严格制度的,就像很多IT企业,追求管理“扁平化”。

  刚出山这会的曾国藩,耳根软,心计粗,一遇煽动蛊惑,就犯了战术错误,全军覆没。人在愤怒羞愧交集的时候,就会失去理智,曾国藩也不例外。他失去理智,一跺脚,跳了湘江……

  收复武昌之后,皇帝对曾国藩的印象有所好转,说话口气越来越平和,甚至可以说令人温暖。湘军水师在长江损失惨重,清文宗不责罚曾国藩,却严厉谴责江西的高级官员协助工作没做好。然而,皇帝的情谊是不能持久的……

  三个湘乡人之一

  曾国藩:低姿态创业

  曾国藩练新军的时候,起初也不知道这个军队到底叫什么名字,光知道要练出一支勇军,为朝廷效力。他在咸丰三年(1853)正月,与罗泽南、王錱合作,开始练军。先是,皇帝下旨,让他帮同湖南巡抚去办团练,经费自筹。而曾国藩最终没办团练,而是练了一支新军,所需经费远比办团练要多。其时,曾国藩家中早已脱贫,但要他自己掏钱来练军,绝对负担不起。他想到的最好的方法,是募捐。练军是为了保卫家乡,保卫同胞,而乡里乡亲因此出点钱,名正言顺,因此,他开始募捐。

  咸丰二年,国藩回到湖南。其时,湖南风气甚为讲究官与民的界限。咱是做官的,当然要高高在上,不能随便答理一般民众;尔等草民,没什么事最好不要来骚扰咱家。官民之间有一道鸿沟。而当时的绅士,权力还不像后来那么大,民意、舆论也不如后来那么有影响,于是,官场把持很多事情,几乎不与民间做什么沟通。国藩来了,他的风格却不一样——当然,这与他要做的事情有关,募捐本就是针对民间,官家可拿不出这许多钱——他希望不论官界、民界、学界、商界,都能支持他。

  他放下身段,频繁与人通信,寻求帮助。通信对象,各界都有。是官,他要通信,是学者,他也找,平头老百姓,写信给他,他也会回。而在信中,他都采用平等礼节,不摆架子。他当时已是二品官,年纪也不小了,然而与平民通信,上款也用“某某尊兄”。王闿运专门问他,为什么用尊兄这个称呼。国藩说,这是《三国志》里面的典故,法正称呼别人,即用这两字;法正这么礼贤下士,平易近人,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支持;今天,我要请乡亲帮忙,所以,学习法正,称人为尊兄。平易近人,这是国藩在湖南创军时期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什么样的人他都接见,都可以跟他面谈,不讲究官场那套虚文。他的办公室设在长沙又一村附近,人来人往,十分热闹。

  第三,写布告,或是劝捐,或是募兵,或是劝人不要通匪,他都会在布告上留下自己的姓名。这在传统中国,又是很尊敬人的做法。大家看古代布告,会发现通常的署名,前面是官衔,最后一个字则是那个人的姓。国藩当时是礼部左侍郎,署名就该是“礼部左堂曾”。但国藩不这样写,而是写成“礼部左侍郎曾国藩”。怎么这样就表示了尊敬呢?在传统中国,只有皇帝、父母、师长可以对人直接称名,除此之外,都应用字、号来称呼人。如曾国藩,朋友会用他的字“涤生”称呼他,尊敬一点,则称他“涤公”,年辈小一些,则称他为“涤丈”,关系疏远一点,则连“涤”字都要少用,而应使用“大人”这类称呼。如今国藩这么一个有地位有身份的人,贴告示时把自己的姓名全写在上面,并不避讳,这就是尊敬士民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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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6-26 12:37:26 | 显示全部楼层

廖耀湘悲情回忆中国远征军女兵闯出野人山[转帖]


廖耀湘师长的8个女兵,就这样无声地葬身在这野人山的苍山莽林之间……

  1942年1月,英国请求中国方面派遣远征军赴缅甸协同英军对日作战。为保卫滇缅公路,中国方面同意英方请求,由杜聿明、廖耀湘、戴安澜等率领中国远征军赴缅甸协同英军对日作战。

  部队中有一部分女兵,她们告别自己温馨的家庭,告别热恋中的恋人,和廖耀湘等一起到缅甸抗日,几经奋战,遭到惨重失败,后被逼转入野人山。在野人山,她们历尽磨难,吃尽苦头,最后大部分英勇牺牲在野人山,为抗日战争谱写了一曲悲壮的战歌。

  廖耀湘是湖南邵阳人,是笔者的老乡,又是笔者父亲、一位老新闻工作者的挚友。因而,我得以和家父一起亲自采访廖耀湘,聆听廖耀湘悲情回忆在中国远征军中广为流传的、惊心动魄的关于女兵的故事——

  我率领部队越往野人山深处走,情况越复杂,特别是我和杜聿明招来的那些女兵,在这次野人山“死亡大行军”中,其境遇更加悲惨。

  黑夜来了,这是我最为紧张的时候,因为,这时是野人山中的男野人袭击远征军女兵最为频繁的时候。我下令男兵去保护女兵。然而,女兵宿营并不都住在一起,总有几个掉队单独行动的。

  一天晚上,我刚布置完几个男兵去保护宿营在附近芭蕉棚里的女兵,正想躺下来休息一会,一个勤务兵匆忙走进来报告道:“一个女兵上吊自杀了!”

  “啊!”我一翻身从“床”上站了起来,“在哪儿?”

  “就在前面!”勤务兵指着前面一棵大树。

  我冲出窝棚,向大树跑去。大树下站着几个啜泪的女兵,几个男兵正把吊在树上的女兵解下来。

  “怎么回事?”我急切地问身旁一个正在哭泣的女兵。女兵好不容易才止住哭泣,向我哭诉道:

  “黑夜来了,黑夜对我们女兵来说是最为恐怖的时候。我们几个女兵来到一棵大芭蕉树下,匆匆用芭蕉叶搭了一个简陋的窝棚,搭好后马上便钻了进去。走了一天,又饿又累,我们紧紧靠在一起,一下就睡着了。不一会儿,我们被近处不断发出的‘沙沙’声弄醒了,一听就知道,是这两天一直跟随我们的怪物又来骚扰我们了。我们被这十分可怕的‘沙沙’声弄得半点睡意也没有了,大家不约而同地掏出手枪,拿起步枪,将子弹推上膛,在窝棚里严阵以待。

  忽然,两个高大的黑影从窝棚前一闪而过,我们一起朝黑影开了火,但没有击中。

  这是两个男野人,他们已经悄悄紧跟我们3天3夜了。

  我们的枪声到底把男野人吓走了,我们松了一口气,准备立即生起一堆火,以吓住野人,使他们不敢靠近我们。因为我们听说野人最怕火。

  附近全是芭蕉树,没有柴火。

  一个女兵自告奋勇说:‘我去弄柴火,你们在后面掩护我。一有动静,你们就开枪!’

  她提着上膛的枪走出了窝棚,前面是一片密密的灌木。她搜索着向前走,走着,走着,一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漆黑的夜幕里……我们在窝棚里等着,等着,怎么也没有见她回来。后来,我们终于醒悟过来,她一定是被跟踪我们几天几夜的那两个男野人掠走了。

  我们一起冲出窝棚,朝前面密密的灌木丛扫射着,一直将我们的子弹全部打光,可得到的,只是子弹空空的回声。我们四处去搜寻。天亮了,我们终于找到了我们这位忠实的同伴,她用一根枯藤,把自己吊死在一棵树上。她赤身裸体,下身流出很多血,两条瘦瘦的腿被血染红了,血已经干涸,凝在腿上。她全身上下到处都是深深的齿印,在乳房上更多,乳头已被咬去,只留下凝着黑血的创口……”

  出了这次事件以后,我把全师能够召集到的女兵,尽可能集中起来,跟着师部前进。

  新二十二师是中国远征军所有部队中女兵最多的部队,因而,女兵就牵扯着我这个当师长的更多的精力。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得任命一个政治部管“战地小报”的政治队员,专门分管女兵的事。他叫李志明,由于我的任命,官兵们送了他两个绰号:“女兵队长”和“妇联主任”。

  李志明作为“女兵队长”和“妇联主任”,是十分负责的。他尽可能跟着女兵一起行军,一起吃饭,宿营时在女兵窝棚旁搭个小窝棚,守护着女兵过夜。

  李志明有三个特点:一、身强力壮,五大三粗,是军官中身体最结实的一个,而且,有着一副难得的关心他人的热心肠。因而,女兵们自然把这个牛高马大的异性“队长”当成自己的“保护神”,她们也戏称李志明为“女兵队长”、“妇联主任”,李志明也一概当仁不让乐呵呵地答应;二、李志明说他一生最崇拜的就是我这位师长老乡,他之所以参军到新二十二师,就是因为师长是我。他常跟新二十二师的官兵说:“我们湖南邵阳出了两个著名的将领,一个是护国元勋蔡锷,一个就是我们师长廖耀湘。”因而,他对我吩咐的一切,言听计从,特别是这次“任命”他担任“女兵队长”,他更感光荣,认为这是我对他的一种特殊的信任;三、李志明写得一手好文章,参军以来,他就常在地方报纸上发表一些通讯和散文,因而在当地小有名气,以致我到家乡招兵时,一听提到李志明的名字时就说:“我们邵阳的大作家呀!”

  所以,一到新二十二师,我就将他分到师政治部当政治队员,专管师部的宣传小报,凡新二十二师的对外报道,都出自他的小报。他的文章多次在军部和全国得奖,因而我常说:“这是我们新二十二师不可多得的‘笔杆子’!”

  这次,我“任命”他担任“女兵队长”,还悄悄交给了他一个任务:“你去当女兵队长,一方面,可以代替我去管理和帮助女兵,及时将有关情况向我报告,以求得及时解决;另一方面,你是作家,还可以为你的创作搜集素材。将来,我们从野人山闯了出去,你就可以以我们中国远征女兵在野人山悲壮的征程,写出一部最出色的纪实小说。”

  “是!”李志明向我行了一个军礼:“我一定完成师座交给的这一光荣任务,将来把这一部纪实小说写好,将它奉献给师座!”

  “不!”我摆了摆手:“你现在就要打草稿,打腹稿,而且要陆续整理成正式的文字,做为下级的正规报告,定期上交给我,以便我及时了解女兵的情况。”

  “是!”

  从此,李志明宿营的窝棚里,行军的防风灯常常亮到深夜,风雨无阻,雷打不动。所以,女兵又送了他一个生动的绰号:“里常亮”,意思是他窝棚里的灯常常亮着。

  一天,行军途中又惨死一个女兵,我心情十分沉重,来到亮着防风灯的李志明的窝棚,拿起桌上李志明的笔记本,笔记本封面上草草地写着《中国远征军女兵野人山悲壮的历程》。我坐下来,捧着这本草稿,在灯下仔细阅读起来:

  《廖耀湘的八个女兵》

  前面是一条河,很明显,这是缅甸雨季来临之前,由于山洪暴发而由林中峡谷形成的,因而,河中泛着黄色的浊浪。几个女兵呆呆地立在河边的灌木丛中,望着浑浊的河水急速地向前流去。

  她们不知河的深浅,不敢下水。我远远就望见了她们。今天下午,廖耀湘师长交待我,要我当“女兵队长”,因而,无形中就对女兵多了一层关注。我走近看她们胸前挂着的已被沿途荆棘划破的符号,原来这些女兵大部分竟都是我们新二十二师的。这就更增加了我对她们应负的责任感。她们看见我来了,竟像获得了什么救星,急促地向我拥来。

  “啊!李干事,您可来啦!可把我们急坏了!”政治部演出队只有十五六岁的李丹拉着我的衣角,差点跳了起来。

  “是呀!大李——”被廖耀湘师长称为“女作家”的师报编辑王冬君和我比较熟悉,一直叫我“大李”。“有了你,我们就放心啦!”

  我笑了:“可过河得靠你们自己的双腿呀!”

  “唉!这男女平等呀,什么时候也做不到。”师医疗队护士邱清莲说:“女人在生理上和男人就是有差别嘛!”邱清莲到底是学医的。

  女兵们七嘴八舌,还要说些什么,我摆了摆手,说:“天快黑了,天黑以前,一定要渡过河去,要不,我们就赶不上大部队了,你们在这待着,不要动!我去去就来!”

  我像一个军官,向女兵们下着“命令”,女兵们果真静了下来。

  我走进竹林,用工兵赠给我的2尺多长的用以开路的大砍刀,“咔嚓”一下砍倒一根大竹子,将竹枝削掉,扛着竹竿向女兵们走去。

  “是这样,”我扛着竹竿,再次向女兵们下着“命令”:“我横举着竹竿,站在河心,将竹竿伸向你们,你们一个一个摸着这竹竿过来,平时说:‘摸着石头过河’,我们这叫‘摸着竹竿过河’。”我说了一句笑话,想使女兵紧张的心情放松一些,岂知平时爱笑的女兵此时竟没有一个笑出声来。

  她们神情紧张地站在浊浪滔滔的河边。

  “怎么,害怕啦?”我问,没有人吱声。

  “小李丹,”我点名了,“你平时给士兵说快板时怎么说来着?”

  李丹垂下了头。

  我敲着肩上的竹竿,学着李丹说起快板来:

  “士兵们,请听清,

  我们都是廖耀湘的兵!

  一二一,急行军!

  过大江,爬山岭!

  滔滔江水脚下踩!

  莽莽山林当小坪……

  怎么,真的看到大江就怕起来了?”

  “谁怕来着?”李丹猛一抬头,第一个从士兵堆里站了出来。

  “好!”我鼓励着,“排好队!”

  女兵顺从地排好队。

  “报数!”我喊着口令。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整整8个女兵,高矮不齐、神色各异。

  “你们都是新二十二师的吗?”我站在女兵列队前,扫视了一下这8个女兵问。

  “是!”这支临时组织起来的“队伍”,竟然回答得很整齐。

  “你叫什么名字?”我对排在第一位的女兵问。我必须记住她们的名字,以便掉队时便于呼叫和寻找。因而,我对这几个不熟悉的女兵逐个问去。

  “李世湘”一个女兵立正回答。

  李世湘长得单单瘦瘦,微喘着气,显得十分虚弱。她带着一副深度眼镜,仍然像一个学生。

  “干什么的?”

  “新二十二师师部的缅语翻译。”女兵回答道。

  “嗬!人才难得!”我打量一下她,“怎么没跟师部廖师长一起走?”

  “掉队了。”她有点不好意思地扶了一下眼镜,轻微地喘着气。

  “哪里人?”

  “长沙人。\"

  “半个老乡。”

  “你呢?”我对另一个个子较高的女兵问。

  “师医疗队的护士长。”女兵立正回答道。

  “叫什么名字?”

  “赵庆香。”

  “哪里人?”

  “湖南邵阳人。”

  “那是我们廖师长的正宗老乡了。”我笑了笑说:“我也是邵阳人。我们可不要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

  赵庆香浅浅一笑,说:“我在邵阳参军时廖师长就对我们说,我们‘宝庆佬’——邵阳人可没有掉泪的习惯。”说完,她微微昂了一下头。

  剩下的几个女兵,看我这样随和,便主动自报了家门:

  “我叫张志芳,师报译电员,湘乡人。”

  “我叫朱清莲,师医疗队护士,湘潭人。”

  “我叫何亚菲,师政治部宣传员,衡阳人。”

  “嗬!”我笑了,“都是湖南人,真是无湘不成军呀!”

  我望着眼前这一排穿着破破烂烂的军衣、饿得皮包骨、头发长短不一的女兵,哈哈一笑:“这可真是名副其实了!”

  “好!”我一声令下,“女兵们,现在,我命令你们跟着我过河。注意河水太急,很可能有人被河水卷走,谁要是万一被河水卷走,任何人千万不能去救,一去救,就会两人一起被洪水冲走。我是在资江河边长大的,对这激流太了解了。记住:这是纪律,也是命令,听见没有?”

  “是!”女兵不整齐地回答道,声音有高有低。

  我扛着竹竿,奋力向河心游去。凶猛的河水,已没过我的胸膛,一个个激浪向我袭来。不过,我有从小练就的水性,恶浪奈何我不得。

  游到河心,我迎着激浪拼力站立下来,将手中的竹竿伸向岸边,命令道:“下水!”

  邵阳籍的高个子护士赵庆香首先下水,她拉着我伸过去的竹竿,一步步略显胆怯地向我靠来,正要靠近我,上游一个激浪打来,将她打了个趔趄,但倒底也是资江边长大的,身子剧烈地晃了两晃,挺住了!她立刻伸手抓住竹竿,顶着激流慢慢一步一步向对岸移去……终于移到了对岸的浅滩,她成功了!我长长吁了一口气。

  第二个、第三个,过去了。到第四个湘潭籍的护士朱清莲时,我体力有些不支,手打了一下晃,朱清莲抓着竹竿的手被甩开了,突然一个急浪打来,她“唰”的一下被急浪冲走,再也没有回来。

  接着,我喘着气,奋力引渡过第五个女兵、第六个女兵。最后,第七个女兵何亚菲和第八个女兵邱清莲,看到前面的几个女兵都引渡过去了,有些着急,便两人一起扶着竹竿吃力地一步一步向我走来,两个女兵在怒涛中着力不一,竹竿在汹涌的波涛中一晃一摇,我竭尽全力,双手紧攥着竹竿,体力几乎耗尽。突然一个巨浪打来,我们三人一起倒在滔滔的江里,我凭着熟练的水性,在激流中喘着气勉强游到对岸,何亚菲和邱清莲却永远留在了滔滔的江里……

  渡过去的5个女兵立在河边,望着滔滔地江水,久久不愿离去。

  “走!”我咬咬牙,命令道:“大部队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宿营了,我挥着砍刀,砍下一些芭蕉叶,给她们搭起了一个大一点的窝棚,还在她们旁边搭起了一个小一点的窝棚,给我自己住。

  因为过河,她们的衣服都湿透了。

  “将衣服烤一烤吧!这样穿着湿衣睡,会闹病的。”我建议道。

  女兵们同意了我的建议,分别去找柴火。

  不一会儿,一堆大火在窝棚边升起。因为我在场,她们不便脱衣,便围坐在火堆旁,烤着身上湿透的衣服。火光照映着她们由于长久饥饿而没有一点血色的脸和冻成灰绿色的双手。

  女兵们默默地在烤着,没有一点声音。

  渐渐地,大概是由于篝火的熏烤吧,她们脸上慢慢有了一点病态的血色,因而,情绪也略为好了一点。这样下去是不行的,饿不死人,但一个人的情绪却可以窒息死人。我想起了廖耀湘师长常给我讲的:“军可夺帅,但不可夺志。”

  于是,我有意找了个话题,与她们聊了起来。

  “王冬君,”我对“女作家”说,“打完日本以后,你打算干什么?”

  “我吗?”王冬君从沉默中醒悟过来:“上大学,读中文系,当一名新闻记者,有可能的话争取当一名作家。”

  提起上大学,小李丹兴趣来了,她连忙“揭露”着王冬君的“秘密”:“打倒日本鬼子以后,她还想跟我们廖师长一样,到法国留洋呢!说什么到法国学文学最好了,那儿出过什么雨果,出过什么巴扎尔克……”

  “巴尔扎克!”我纠正道。

  “巴扎尔克也好,巴尔扎克也好,”小李丹一点也不因为自己说错了名字而不好意思,“反正是出了很多作家吧!所以,她要去法国学文学。”

  “是又怎么样,小妮子!”王冬君十分大方,“告诉你吧,大李,”她面对着我,把声音放低了:“到法国去学文学,还是廖师长向我建议的呢!”

  “啊!”我确实有点惊异。

  “有一次,廖师长无意中看到我在昆仑关会战后在师部小报上写的一首不像样的小诗,将我找了去,对这首小诗赞赏不已。说我的文学功底不浅啊!将来要送我到法国学文学,接着他用法文背了一首雨果的诗,然后亲自翻译成中文,朗诵给我听,真美!我从来没有听到过那么优美的诗。从那以后,我就真想等打走日本鬼子以后到法国去学文学。”

  “只要努力,我想你一定能去成的。”我鼓励着。

  “我早跟冬君姐约好了,”小李丹自告奋勇地说起来,“打垮日本鬼子以后呀!我跟她一起去法国。”

  “你去法国干什么呀?”我故做惊讶地问。

  “到巴黎去学芭蕾舞呀!”小李丹头儿一歪,十分认真地说,“你不知道,李上尉,芭蕾舞是巴黎发明的呀!”

  “芭蕾舞产生于意大利。”我再次纠正道。

  “这您就错啦,李上尉,芭蕾、巴黎,”她手儿一挥,“正因为芭蕾舞产生于巴黎,所以才叫芭蕾,而不叫意大利蕾,对吗?”

  我“扑哧”一笑,她头一昂:“反正不管芭蕾舞诞生在哪儿吧!打倒日本鬼子以后,冬君姐到法国学文学,我就一定要跟她到巴黎去学芭蕾舞!”

  “好,有意思!”我点点头,“你呢?我们的缅语翻译小姐?”我对满脸病容、带着深度眼镜的李世湘说。

  “我嘛,”李世湘习惯性地扶了扶眼镜,“还来缅甸当翻译,或者说,到北平大学东方语言系学习一个时期以后再来缅甸当翻译。虽然缅甸人目前暂时还对我们有一些误解,但我想,他们一旦了解事情真相以后,一定会支持和拥护我们的,我很喜欢缅甸的山山水水。”

  “我呀!”高个子的护士长赵庆香昂昂头,插上嘴来,“打垮日本鬼子以后,可再也不到缅甸这个鬼地方来了,我要廖师长送我到湘雅医学院学医。听说他跟医学院院长很熟呢,保证一说就成。要我考可考不上,我还只上过初中呢!学好了医,我要当个好外科医士,再到部队来,为士兵们治病,部队太需要好的外科医生了!”

  一直在一旁默默不语的文静的译电员张志芳,也被大家的谈话鼓起了热情,大概是因为经常译电报,将眼睛弄近视了,她带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她向后撩了一下辫子,轻言细语慢慢地说:“打垮日本鬼子以后,我就在当地邮电局当个报务员,再也不到部队来了,因为我妈妈只有我一个女儿,需要我照顾。”

  女兵们一边烤着湿湿的衣服,一边谈着自己的理想,随着这熊熊的火焰,女兵们的感情越来越炽热,轻声的充满憧憬的谈话越来越兴奋。她们忘了几十天米粒未沾的艰辛,她们忘了处处布满陷井和凶险的野人山,她们忘了随时可能遇到的不测,而在编织着自己美好和绚丽的理想。

  人,是应当为理想而活着。

  当天晚上宿营,女兵们美美睡了一觉,仿佛她们美好的理想,明天就能实现……

  第二天,女兵们行起军来,步伐也有力多了,仿佛她们正在走向大学的课堂,或者在芭蕾舞练习大厅……有时,竟能听到女兵们久违的笑声。

  作为“女兵队长”,我当然更加高兴,我带领着这群女兵,沿着小路向前行进着。

  这几天,由于女兵们情绪较高,因而,行军速度也比较快。一路上,偶尔也能听到她们叽叽喳喳的谈话声。

  一天晚上宿营,我照例在她们窝棚边搭了一个小窝棚。

  女兵窝棚里传出了女兵们均匀的鼾声,这是我很久没有听到的了。

  突然,女兵窝棚旁闪出一个黑影。我一惊,提起砍刀,吼道:“谁?”

  “我。”一个30多岁的老兵在女兵的窝棚外停了下来,“李干事,你还没有睡呀?”

  “嗯,”我上下打量了他一下,“你怎么还没有睡,明天清早就要行军呀!”

  “我睡不着。”他嗫嚅着,“我已经跟着你们几天了。”

  “啊?”我更为吃惊,你跟着我们干什么?

  “李干事,你能送一个给我用用吗?”

  “送什么?”

  “你带的女兵呀!”

  “啪!”我一砍刀背打去,“你这个王八蛋,你还是人吗?”

  老兵用左手捂着被砍痛的右手,呜呜哭了起来:“不送就不送,你怎么打人啊?”

  “好,”我举起砍刀,“我再送你一刀!”

  老兵抱着头,窜进了黑森森的密林里。

  我气得一晚都没有睡觉,唉!林子大了,真是什么鸟都有啊!

  女兵们第二天起来,问昨天晚上窝棚外闹哄哄的,发生了什么事?我只苦笑了一下,说:“来了一头野猪,我将它赶跑了!”

  女兵们埋怨开了:“唉!把我们叫起来,一块将这头野猪逮着,我们这一个星期都不用吃草根、刨树皮啦!”

  我望着这群衣服褴褛、饥不择食的女兵,能说什么呢?

  我挥着砍刀,向前迈进,女兵们紧紧跟在我后面。

  忽然,我发现前方老远老远的地方,一颗大树上挂着满树鲜红的野果,我忙向这群饥饿的女兵呼喊着:“快向前跑呀,你们看前面树上挂的是什么?”

  饥饿已极的女兵,看着前面树上挂着这么多鲜红的野果,喘着气,不要命地向前跑着,跑到树下,每个人都摘了满怀的野果。吃饱以后分野果储备时,这才发现,身体十分虚弱的缅语翻译李世湘不见了。

  “李世湘呢?”小李丹惊叫起来。

  我立刻意识到事态的严重,马上领着她们往回找。

  找了很远,终于找着了:脸色惨白的李世湘倒在一棵大树下的乱草中,她的脸已被巨蚊吃去一半,身上爬满了蚂蟥。

  她再也起不来了,再也不能到缅甸当缅语翻译了!小李丹扶着这棵大树,放声痛哭!

  我用尽最大地力气,在小李丹扶着的大树下挖了一个坑将李世湘埋了进去,然后砍了一棵树,做了一块牌,上面写着:“中国女兵李世湘,遵照她的遗愿,永远留在了缅甸。”我们在她简朴的墓前,放了刚刚采来的一堆鲜红的野果,深深地三鞠躬,然后转身重新踏上征途。

  李世湘的牺牲,给我们这个小集体带来一种十分灰暗的影响。每个人嘴上不说,但心里都在想:我能不能走出野人山?我会不会像李世湘一样,带着自己美好的理想留在这荒蛮的野人山?

  “李干事”在默默的行军中,大个子护士赵庆香说话了,“我看我们是不是分成两个组,这样更便于照顾,掉队了也容易发现。不过,这两组要紧紧跟在一起。”

  “这个主意很好。”我说,“我和赵庆香、王冬君一组,在前面开路。张志芳、小李丹一组殿后,距离不要拉得太远,上路!”

  我们分成两个组,艰难地向前走着,路上不断出现东倒西歪的尸体,说明我们的路没有走错。

  突然,我身后响起了一个十分奇怪的喊声:“哎哟,我的眼镜掉了!”是译电员张志芳的声音。我马上停止砍树,向后面跑去,只见张志芳由于掉了眼镜,在四周到处乱摸着,小李丹则在帮着四处寻找,我也加入帮助寻找的队伍。

  “啊!找着了!”小李丹指着一堆草丛,眼镜在草丛中闪着幽暗的光泽。小李丹飞快向草丛跑去。

  “哗!”一声闷响,小李丹一下就不见了。

  原来,草丛下是一个野人山特有的万丈深渊,任何人掉下去,都无法生还。小李丹,就这样没留下一句话,无声地留在了莽莽的野人山底。

  张志芳失声痛哭,我去牵她赶前面的队伍,她甩开我的手,立在深渊边,不肯跟我走。

  “小李丹!”她对着深渊呼喊着,回音在森林中回荡着,凄惋而悲切,一直传到很远,很远……

  一直到她喊累了,我才使劲拖着她,向前面的队伍赶去。

  我们这支队伍,现在只剩下4个人了。我说:“赵庆香,你体力稍微比她们强一些,你就牵着张志芳走吧!我跟王冬君在前面开路。”

  我仍然努力挥着砍刀,走在最前面,可由于几天来只啃点树皮、吃点草根,手越来越没有劲了,有时举起砍刀,虚汗直流,只得又将砍刀放了下来。

  王冬君要接过我的砍刀去砍树开路。

  我苦笑了一下,说:“你能跟上我,就不错了!”

  我们坐下来,在一堆灌木丛中喘息着。

  忽然,我们听到远处灌木丛中传来微弱沉闷的呼救声。

  我和王冬君立刻喘息着跑了过去。

  赵庆香和张志芳一齐倒在地上,赵庆香已经不省人事,张志芳还能说话。

  她躺在草地上,断断续续对我们说:“我们一起往前走,赵庆香大姐看到前面芭蕉树上有一串野芭蕉,便对我说,你丢了眼镜看不见,在这儿待着,我去前面将那串野芭蕉采来。我们已经两天什么也没进肚子了,饿得眼睛直冒金星。”

  “庆香姐走后不久,便传来她一声惨痛的‘哎哟’声。我知道出事了。我摸索着向她身边爬去,好不容易才爬到她的身边。她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告诉我,她被毒蛇咬了。我记得小时候妈妈告诉我,被毒蛇咬了,用嘴将毒液吮出来,就有得救的可能。于是,我在她身上到处乱摸,终于在脚背上摸到了几颗毒牙的印子,我俯下身去吮吸,但看样子,庆香姐越来越不行了……”张志芳说话声越来越弱,最后终于说不出话来,由于吮吸,她已中毒。

  我赶忙要王冬君去找水来给张志芳喝,我马上俯下身去,对着赵庆香的伤口吮吸起来。还没吸几口,我的舌头便发麻,最后,我也不省人事。待我醒过来,只见王冬君在我身边“嘤嘤”地哭泣着,我起身一看,赵庆香和张志芳已经满身发紫,死在我的身边。

  看见我醒过来,王冬君放声痛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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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6-26 12:57:43 | 显示全部楼层

西路军失败真相与领袖陈昌浩政治浮沉 [转帖]

  从神奇到腐朽再到不朽的陈昌浩


  陈云: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当时,共产国际也愿意援助,二百门炮都准备好了,我亲眼看见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西路军的失败也不是因为张国焘路线,而主要是对当地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

  

  陈昌浩

  在大型史诗性巨片《长征》中,有毛泽东为粉碎张国焘分裂阴谋而斥退陈昌浩所派追兵的一场戏。看到这里,有心的观众或许会问:“陈昌浩是谁,”

  陈昌浩是谁?此人来头甚大,他曾领导过我党、我军一大批叱吒风云的人物,如徐向前、李先念、徐海东、许世友、陈锡联、洪学智、秦基伟、张震、刘华清等。昔日,他们中有的人仅仅只是陈昌浩麾下的连长、排长而已。终其一生,诚如一位研究者所言,陈昌浩是“由神奇而腐朽、由腐朽而不朽。”

  一、善战的骁将与极“左”的“肃反”

  陈昌浩,曾用名苍木,1906年8月出生于武汉市汉阳县永安堡戴家庄(今武汉市蔡甸区),早年入武昌大学学习过,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5月任共青团湖北省委宣传部干事。

  大革命失败后,陈昌浩在武汉地区坚持过一段时间的地下斗争。1927年9月,经党组织选派,他离别已怀胎数月的妻子刘秀贞和长子陈柏生(陈祖泽)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动身前,陈昌浩为妻子腹中的孩子取名“洋生”(陈祖涛),意为“父亲留洋之际出生”。到苏联后不久,陈昌浩便成为中共预备党员,与张闻天、秦邦宪等人同为中共在苏联的“二十八宿”之一。1930年10月,陈昌浩回到上海,12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曾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常委、团中央委员等职。

  1931年4月,受中共中央派遣,由周恩来亲自委托顾顺章安排,陈昌浩跟随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化装成商人,从上海杨树浦码头乘船前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共青团鄂豫皖中央分局(少共特委)书记。6月下旬,在河南新集召开的鄂豫皖苏区党员代表大会上,陈昌浩当选为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9月中旬,陈昌浩又被任命为红4军政委。

  同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成立,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在“党指挥枪”的原则下,陈昌浩成为这支劲旅的直接指挥者,时年仅25岁。

  虽然贵为一军统帅,陈昌浩常常亲历战阵,在黄安(今红安)之战中更是勇冠全军。12月22日上午,陈昌浩乘坐着我军第一架飞机“列宁号”(1930年2月,四川军阀刘湘的座机因燃料耗尽迫降在鄂豫皖苏区宜化店境内,为我所获,苏区军民命名为“列宁号”,是为我军第一架飞机)向黄安城内敌师部投下捆绑的迫击炮弹和大量宣传品,炸得敌人魂飞魄散,从心理上摧垮了敌人的防线,使红军很快就攻占了黄安城。之后,他又参与指挥了商潢、苏家埠、潢光等著名战役。

  1932年10月,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被迫率红四方面军进军秦岭、大巴山区。在连克川东北数座重镇后,他们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从此时起至1935年3月,陈昌浩直接指挥的红四方面军稳步地把川陕革命根据地创建成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苏区。

  1933年6月,在成功地粉碎了四川军阀田颂尧部的“三路围攻”后,红四方面军在旺苍木门召开军事会议,将原有的4个师扩编为4个军,确定最高军事领导机关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国焘任主席,陈昌浩、徐向前任副主席,红四方面军名将曾中生任参谋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设方面军总指挥部、总政委、总政治部,徐向前为总指挥,王树声为副总指挥,陈昌浩任总政委兼总政治部主任。此时,陈昌浩麾下的红四方面军已有5万之众。之后,他又参与指挥了反四川军阀刘湘部“六路围攻”作战及嘉陵江战役等重大战事。

  但是,在陈昌浩的革命人生日益辉煌的同时,他的负面历史也已经开始,据徐向前元帅回忆:“在陈昌浩接任红四军政委后,即开始在部队中‘肃反’……陈昌浩抓起来的那些红军干部,都是跟我们一起打游击走过来的,作战勇敢,平时没有什么异常表现,一夜之间就成了‘改组派’、‘AB团’,使人不可理解。”在屡立战功的同时,他亲自批准捕杀了红四方面军名将许继慎、周维炯等人。1933年9月,他又批准逮捕了红四方面军名将曾中生。曾后被杀害。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陈昌浩被增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同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瞎指挥,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要是红一方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长征。1935年5月,由于敌情所迫,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也被迫率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进行长征。

  二、长征路上的功过是非

  在长征中,陈昌浩的功过是非一言难尽。

  1935年6月16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要求其“北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战略方针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次日,张复电中央:应集中兵力西进,占领青海、新疆,如有困难就暂时“南下”。这样,中央和张国焘在“北上”还是“南下”、“适当时期”“西进”还是“应集中兵力西进”问题上产生分歧。

  6月下旬,红一、四方面军在夹金山北麓的达维桥胜利会师。不久,为解决统一指挥问题,中央军委增选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为军委委员。可是,7月18日,在张国焘授意下,陈昌浩却致电中央,建议让张国焘担任军委主席,朱德改任前敌总指挥,大有“逼宫”之势。为维护两军团结,稳住张国焘,中央军委任命张为红军总政委。同时,军委决定成立前敌总指挥部,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并为陈、徐二人颁发了金质红星奖章。

  8月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沙窝会议,增选陈昌浩、徐向前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命陈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会后,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组编为左、右路军:左路军由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率领;右路军由陈昌浩、徐向前率领,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等随右路军行动。8月20日,在左路军开拔后,中共中央在右路军驻地毛儿盖召开了会议,史称“毛儿盖会议”。据徐向前回忆,陈昌浩在会上表现是积极的:

  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会议首先由毛泽东发言。……陈昌浩的态度很坚决,主张快速北进,集结最大兵力,向东突击,以实现中央既定方针。毛泽东很高兴,还特地表扬了陈昌浩的发言。会议最后决定,以毛泽东的发言为基本内容,形成《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

  8月底,右路军顺利通过草地,并以陈昌浩节制的红四方面军为主胜利地进行了包座战役,为左路军北上奠定了基础。

  但是,张国焘却无意北上,多方找借口要求右路军南下川藏边。据记载:1935年9月9日,张国焘更密电陈昌浩,指示其劝毛泽东等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由于叶剑英知道后及时密告中央,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得以脱身,这就是党史上著名的“密电事件”。

  50多年后——1986年9月,徐向前在《红四方面军的英勇长征》一文中还对“密电事件”及其前后情况记忆犹新:

  张国焘顽固坚持南下方针,拒不执行党中央的北进指示,九月八日电令我和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我们夹在中间,十分为难。陈昌浩和我商量,决定由他带上电报,如实向党中央汇报。当晚,中央领导同志召集我们在周恩来住地开会,针对张国焘的南下电令,以(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七人的名义,电告张国焘,陈说南下之弊与北进之利,着其执行北进方针。张国焘九日复电,仍坚持南下。陈昌浩这时改变了态度,同意执行张国焘的南下命令,我不愿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也同意南下。

  十日凌晨,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前面有的干部不明真象,打电话来问:中央红军单独走了,还设警戒哨,我们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过后,我们根据张国焘的命令,率四军、三十军及红军大学部分人员再次越草地,开始了南下的进军。

  根据徐向前回忆来看,陈昌浩在“南下”、“北进”问题上本来是服从中央的,后来虽然“改变了态度”,但也没有根据张的命令武力阻截毛泽东等人,因而不能随意地给他加上“张国焘之流”的帽子。在徐帅回忆中,他使用了“张国焘九日复电”而不是“张国焘九日密电”的表述,似乎他认为不存在所谓“密电”。

  9月15日,张国焘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率左路军再次过草地南下。10月5日,张公开在四川卓木碉另立“中央”,妄贬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为“中共中央北方局”。这时,陈昌浩认同了张另立“中央”的反党行为,率右路军南下并接受了张的任职。由于路线、方针的根本性错误,红四方面军的“大举南进”很快失败,总兵力由8万锐减到4万。

  1936年初,红四方面军被迫撤至四川甘孜地区,在这里陈昌浩和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琴秋结为伉俪。不久,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共组中共中央西北局,陈昌浩当选为委员。在贺龙、任弼时、朱德、刘伯承深入细致的工作下,经历南下失败沉痛教训的陈昌浩改变了对张国焘的态度,决心压张国焘再次北上。6月6日,在共产国际代表张浩的努力下,加上陈昌浩等老部下的“倒戈”、“哗变”(张国焘语),张国焘不得不取消伪“中央”。7月初,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8月到达甘肃南部。

  8月12日,为实现西北大联合,打通与苏联交通后出兵绥远抗日,中央制定了宁夏战役计划,其要点是:一、当年10月或11月,3个方面军在甘肃北部会师,完成进攻宁夏准备;二、12月,以一个方面军拱卫陕甘宁根据地,另两个方面军和东北军合作,乘冰期西渡黄河,占领宁夏以打通与苏联的陆上交通;三、占领宁夏后,红军与东北军合组抗日联军,出兵绥远抗日。在这个宁夏战役计划中,红四方面军的任务是夺取岷县,进攻陇西等地,支援东北军占据兰州,控制河西走廊。随后,中央致电王明,将上述方案报请共产国际批准。9月,共产国际复电同意。

  但是,已经北上的张国焘仍然心绪不宁,“南进”不成又重提“集中兵力西进”,建议占领青海、新疆。于是,9月16至1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岷县召开会议,陈昌浩和朱德坚决反对张国焘不利于三军会师的“西进”意见,主张立即北上甘肃静宁、会宁地区,会合红一方面军联合作战,并制定了《静会战役纲领》。最后,张的意见被否决。会后他对徐向前等人大发牢骚:“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昌浩干吧!……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19日,针对张国焘的“西进”苗头,中央又致电强调: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上,在西北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

  9月27日,经多方面争取,张国焘不得不和陈昌浩、朱德、徐向前等联名致电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及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表示尊重共产国际和中央指示,决不再改变。

  三、兵困马乏的西路孤军

  1936年10月22日,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西北,造成西北抗日大好局面,这使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如芒刺在背,于是调兵遣将急上西北,其战略意图是:一方面,调集30万大军和100架战机,对立足末稳的红军实施最后的“围剿”,将红军主力

  歼灭于黄河以东的陕甘地区;另一方面,强令张学良、杨虎城执行其“灭共”计划,并在与红军作战中削**们的力量,实现其一箭双雕的险恶用心。

  深知蒋介石险恶用心的中共无时不在防备,事事处处施以对策。这时,张学良将军又把蒋介石的有关作战部署通报给中共中央,建议红军尽快实施宁夏战役,控制黄河以西地域,接通与苏联的通道。

  尚在10月11日,中共纵观敌我友三方形势,果断作出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其中,红四方面军的作战任务是:一、为阻击南敌进攻,在西(宁)兰(州)通道地区形成扇形运动防御,确保红军主力在预定地区展开;其二,迅速完成造船任务,以3个军西渡黄河攻宁夏。10月24日起,在陈昌浩、徐向前指挥下,红四方面军第30军、9军、5军共约2.2万名指战员奉中央军委命令,相继在甘肃省靖远县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执行打通国际路线的宁夏战役计划。

  陈、徐所部强渡黄河后,在“打通国际路线”、“配合一方面军夺取宁夏”的口号鼓舞下,向盘踞甘肃中西部的马步青部、盘踞青海的马步芳部、盘踞宁夏的马鸿逵部(三部统称“马家军”)展开了进攻。不久,由于国民党重兵隔断了河东红军主力与河西红军的联系,宁夏战役被迫取消。之后,河西红军进入孤军奋战时期。

  11月5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你们之河西纵队目前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乘敌人尚不十分注意你们的时候站稳脚跟,……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8日,中央及军委又提出了《作战新计划》,其决心是:放弃夺取宁夏的原计划,将河东3个方面军的主力组成南路军和北路军,南防北攻,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争取与阎锡山、蒋介石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定;河西部队为西路军,其任务是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苏联),时限为一年。11日,中央正式命令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由陈昌浩任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

  对如此重大的变动,陈昌浩、徐向前当时是一无所知,特别是组成南路军和北路军的战略变动,事后也没有得到通报。11月13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蒋介石部队已将红军主力与红军渡河者从中隔断,渡河者现组织西路军,受徐向前、陈昌浩指挥,人数二万二千,今其已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进,首先占领凉州地区,然后向肃州前进。请你们确实无误的准备从新疆接济物品,并以准备情形迅即电告我们。”15日,毛泽东、周恩来电示徐向前、陈昌浩:“(一)同意你们向凉州进。(二)新疆接济正准备中。”对于中央这一重大而突然的战略转变,陈、徐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在西进的大方向上,3个军交替挺进,迅速西插,打了一系列漂亮仗,沉重打击了马家军。

  但是,4天后的11月19日,由于河东形势的需要,周恩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又电示陈徐,要求西路军停止西进:“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并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动,迷惑敌人,使敌疑我西路军有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主力企图。”

  对于中央的新指示,陈昌浩坚决服从:“马家军基本上已被我击溃,西路军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不成问题,能够完成任务!”而徐向前则认为:“敌人有根据地,有补充、有兵员,能支待长期作战,而我们则相反。你这个结论根本站不住脚/”陈昌浩说徐向前是“右倾机会主义”,徐向前说陈昌浩头脑发热。陈昌浩找军政委员会其他成员谈话,试图对徐向前的“右倾”开展斗争,因多数人不同意才作罢。

  11月21日20时、23日20时和24时,面对西路军日益兵困马乏的窘境,徐向前亲自起草电文,连续向中央反映实际情况,请求重新考虑西路军的行动方针。23日至28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战略全局出发,数次致电西路军领导人:“远方接济,三个月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12月6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又致电陈徐,予以宽慰:“远方可于二个半月后将货物送达安西(注:位于甘肃西部,靠近新疆)。”

  四、西路军兵败祁连山

  12月,陈昌浩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张国焘一起,成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其在党 内、军内的地位与影响更加突出。12月12日,“西安事变” 发生,军委主席团随即电示陈、徐: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 加紧休整,一面争取马家军抗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占 领安西。于是,陈、徐率部进行休整,并对马家军开展统 战工作。四五天后——12月18日,军委主席团又电示陈 徐:“你们的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 月份夺取甘、肃二州。”接电后,刚刚解甲的陈、徐立即动 员部队准备西进,准备打击马家军。

  不久,张学良又向我党、我军提出要求:为巩固西安侧后方的安全,希望西路军派出一部分兵力东返,配合河东红军迎击胡宗南部。为此,中共中央征求西路军意见,能否以一部东进抵兰州附近,在东北军于学忠处补给弹药被服,然后东渡黄河作战。这时,西路军刚动员部队准备西进,现在又要东进,陈、徐为此又发生了争论。陈昌浩主张东进,徐向前从军事角度认为西进最为有利,会议将不同意见上报军委主席团,并暂停西进的动员准备工作。12月25日,在陈昌浩的坚持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经过一番争论后给军委复电:“目前时局的开展,西路军利于东进,我们当坚决执行此任务。”

  就在西路军尚未东进之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军委主席团又急电陈、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于是,西路军又由准备东进改为筹划西进。

  从上述史实可以看出,“三大主力会师后,陈昌浩是坚决跟党走的,他对中央不但是坚决服从而且是近乎盲从了”。今天看来,当时陈昌浩的错误主要是政治上原则性太强而军事上灵活性不够。

  12月31日,部队在西进路上举行了辞旧迎新的篝火晚会,广大指战员引吭高歌:“我们是铁的红军,钢的力量,工农的儿女,民族的希望。不打通国际路线,不是红四方面军!但是,陈昌浩没有想到,这竟成了西路军的最后一次集会,最后一次欢乐。

  1937年1月初,陈徐指挥西路军连克高台、临泽。这里人口较多,粮草丰裕,部队准备稍作休整后继续西进,速夺肃州和安西,力争在短期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武器装备后再向东打个“回马枪”。

  就在这时,回到南京的蒋介石翻脸不认人,在扣押和审判张学良之余,又调集40个师的兵力向河东红军及东北军逼近,使军委又一次决定变动西路军的作战方向。1937年1月5日,军委主席团电令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缓西进。”1月7、8日,又连电西路军:“动员全军在临、高地带,以消灭敌人来完成创建根据地的任务。”由于马家军占尽天时、地利,西路军却连补充兵员都困难,因此陈、徐建议红4军、31军西渡黄河来援,但未被批准。这时,他们对军委主席团给西路军的任务一变再变提出了意见。时红军总政委张国焘为向中央“表态”,以个人名义给陈、徐来电,一反常态地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因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当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

  但陈、徐已预感到:在河西走廊、祁连山下的这条弄堂里,等待将士们的将是一场场殊死的决斗。

  1月12日,马家军以一部兵力钳制红9军、30军,然后用重兵对孤守高台的红5军实施全方位的包抄突击,血战一周后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13师师长叶崇本以下3000多人壮烈牺牲。如今,在高台烈士陵园陈列室里,有一张当年敌人拍下存档的血腥照片——在照片中央的条凳上并排放着董振堂、杨克明、叶崇本的人头,这张照片是西路军最后失败的缩影。

  马家军攻克高台得手后,急转矛头指向临泽西路军指挥部。3天血战后,西路军锐减至1.4万余人,陈、徐下令突围东返。但是,途中在甘州西南地区取得一些胜利后,陈昌浩错误地估计了敌我力量对比,返抵祁连山下的倪家营子,力图贯彻中央“消灭敌人来完成创建根据地的任务”。倪家营子共43个屯庄,南北长约8公里,东西宽约2公里,水丰粮足,每个庄屯都有高2至3米的土围子,便于红军坚守。在此,西路军成立了苏维埃政权,还建立了地方武装。

  2月1日,马家军投入总兵力7万余人,对西路军余部发动总攻。战至2月中旬,西路军先后打退敌人对倪家营子的进攻达八九次,毙伤敌前线总指挥马云海以下1万多人。然而,此时的西路军包括伤病员在内已不足万人。2月24日,身陷困境的西路军再次给中央军委发去了求援的电报,语气悲壮:“请求军委派8个团以上的兵力,西进向凉州地区,以救援西路军”,“不然我们只有抱全部牺牲决心,在此战至最后一滴血而已”。26日,军委主席团复电:“甲、固守五十天。乙、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

  又经过7天的血战,部队伤亡惨重,待援无望。3月14 日,被敌重兵包围的西路军余部3000多人在陈、徐率领 下,从祁连山康龙寺地区边打边撤,最后退守到冰天雪 地的石窝山上。不久,陈昌浩以军政委员会主席名义作 出3项决定:一、他和徐向前离开部队回陕北,向党中央 汇报工作;二、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卓然、李先 念、王树声等组成,统一指挥部队,李先念负责军事指 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三是将西路军余部分为3个支 队进行游击活动——李先念率领由红30军余部1500多 人组成的左支队,王树声率领由红9军余部组成的右支 队,毕占云率领由伤员、病号和妇女组成的中路支队。后 来,经过47个日夜的血战、从祁连山麓杀抵新疆时,这些 队伍仅余420余人,改编为西路军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

  面对不肯离队的徐向前,陈昌浩恳切地说:“我们不能死在这儿,我们要回去和中央斗争去!”他认为,西路军的失败主要责任在于中央的决策失误。会后,西路军参谋长李特组织了一个二三十人的小分队负责陈、徐二 人的安全,由西路军总部参谋陈明义、警卫排长肖永银率领。在路上,陈、徐二人决定分两队回延安:陈明义等警卫人员携带徐向前密信先行,陈、徐化装成落难的生意人结伴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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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6-27 11:30:36 | 显示全部楼层

腐败特权阶层搞垮苏共[转帖]

麦德维杰夫说,戈尔巴乔夫“非常专制”,“主持的各种会议都缺乏民主作风”,“当听到反对意见或者是批评言辞时,他常常失去控制”……

  以腐败闻名的勃列日涅夫

  自赫鲁晓夫时期起,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内形成了一个腐化堕落的官僚特权阶层,与人民群众渐行渐远。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特权阶层为使非法占有的国家资源合法化,极力推动社会主义苏联的演变,最终毁灭了苏共,毁灭了苏联。

  腐败使苏共为维护既得利益集团 的利益而不思改革

  20世纪70年代前后,苏**内腐败蔓延,形成了官僚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导致对党的肌体的深层次侵蚀:一是党内思想僵化、保守主义盛行,不思进取;二是干部制度上的任人唯亲,党和国家高级干部职务实际上的终身制,难以改革。这两种现象的出现,比起经济领域的违法违纪、腐败现象对党的侵蚀更为严重,危险性更大。如果说经济领域的腐败威胁着党的形象、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那么党为维护既得利益集团而不思进取、无心改革,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就有可能丧失其固有先进性而蜕变为一个类似于剥削阶级政党的危险。

  1.为维护既得利益集团利益,党内思想僵化,不思进取。对于既得利益集团来说,他们最大愿望是安于现状、保持现状、维护现状;其在党的思想理论方面的反映,就是不思进取、僵化保守、墨守成规;在学风上则表现为对马列主义的实用主义、教条主义态度,理论研究严重脱离实际,缺乏创新性、时代性、思辨性。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内言行不一、形式主义、夸夸其谈、只说不做成为普遍现象。勃列日涅夫等党的高级领导自我标榜为卓越的“列宁主义者”,其著作被成百万册地出版发行。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苏共尽管在队伍人数上不断扩大,但是正统思想的影响力却日趋减弱,党的威信不断下降。思想家们所宣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包括科学共产主义在内,到80年代初被许多人理解为一种根本就无法实现但必须挂在嘴边的套话。党内思想理论僵化也必然使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共产党的正确性产生怀疑。理想信念淡漠,信仰危机日益严重。这种情况,进一步造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先进性被玷污,其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指导作用逐渐丧失。马克思主义理论、执政党的合法性地位都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存在着丧失人民群众支持和信服的巨大危险。

  2.为维护既得利益集团利益,党的干部制度、组织系统腐化,拒绝改革。在实用主义、机会主义思想理论的指导下,既得利益集团希望现有的一切一劳永逸、稳定不变。尽管苏共的干部制度、干部选拔政策都有民主推荐、综合选拔、全面考核等各项完备的组织程序、原则和规定,但是,为了确保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对干部的任用主要采取了任命制,民主选举实际只是个形式,谁被重用是由上级内部指定的。在干部选拔中,任人唯亲、裙带关系等不正之风严重存在,党的干部下级服从上级绝对化。判断干部的政绩、检验真理的标准已经不是社会实践,而是上级领导是否满意。即便是业绩出色、能力超群,群众基础深厚,勤勤恳恳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的人,如果不为上级领导喜欢或看重,同样没有政治前途。干部选拔制度方面的腐化,使得苏共的干部制度和组织系统科学合理选拔人才、培养优秀杰出干部的优化功能被消解,机制严重弱化,这就使很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优秀干部被拒之门外,使投机分子、机会主义者得势。尤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干部制度和组织系统,竟然培养出完全丧失共产主义信仰、蜕化为赤裸裸的投机分子、实用主义者的官僚特权阶层,以至于在国家的紧要关头,堕落为“国家恬不知耻和贪婪的敌人”,这些人不仅没有阻止国家悲剧的发生,反而疯狂地推动了这一进程。

  为维护既得利益集团,苏共领导干部出现了实际上的终身制,领导人更迭的自然过程遭到破坏,导致苏共中央上层、党和国家机关工作能力削弱。这样,苏共领导集团年龄严重老化,政治上刻意求稳,不思改革,拒绝改革,甚至害怕改革。苏共二十六大选出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中70岁以上的委员占57%以上,勃列日涅夫等5人领导核心的平均年龄高达75岁。党的最高领导核心暮气沉沉、得过且过,已经不可能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更不可能拥有宽广博大的胸襟,继往开来的气魄。

  由此,这样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反对任何涉及对自己特权的改革,更不可能主动地遏制蔓延全党、全社会的腐败,那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腐败之手,贪婪地攫取着属于人民所有的国家财富,而苏共对特权阶层从很少遏制,到不打击,再到庇护甚至纵容,结果导致了这一毒瘤在自身肌体上迅速发展蔓延。可以说,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内已经是经济蛀虫成群滋生,僵化之风充斥党内,官僚习气浸透政坛,党风廉政建设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紧要关头。

  尽管苏共腐败及深层次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但并未达到无可挽回的地步。当时有利于解决问题的积极因素远远超过消极因素。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大局的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依然对党重新焕发活力寄予厚望,有着光荣传统的苏联人民随时准备听从党的召唤。安德罗波夫执政只有短短15个月,但他所采取的改革措施和开展的反腐败运动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支持,被称为“安德罗波夫革命”。戈尔巴乔夫1985年以全新的“改革家”姿态出现在苏联人民面前,人民也曾对他抱有殷切期待。利加乔夫回忆说,在改革的最初年代里,国家感受到精神上多么昂扬,人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感觉大有希望的时代真正出现了。因此,如果执政的共产党能够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路线,适时正确地解决积累的问题和面临的矛盾,勇于纠正错误,那么,就有可能使苏联党和国家转危为安,把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腐败使苏共最终背离社会主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共的腐败问题开始演变成苏联剧变的致命因素,一些思想上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党的干部在戈尔巴乔夫推行其“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路线的需要下,获取了党和国家的各种权力,贪污腐化,并开始有计划地演变国家,最终导致世纪性悲剧的发生。

  1.产生了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高级领导。经过苏共二十大和勃列日涅夫党风廉政建设存在严重问题的时期,苏**内已经具有了产生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一旦有了合适的机会、适宜的土壤,就会迅速发展,形成气候。苏共在培养和选拔党的接班人时,能否选拔出“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不可预测性和风险性大大增加,有可能出现打着马列主义旗号,思想观念已经发生了不同程度蜕变的党内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者,甚至各类野心家、阴谋家。1985年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从表面上看,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是苏共总书记最佳人选之一,人民对他寄予厚望,至于是否为“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和证明。历史已经做出了回答,戈尔巴乔夫不仅令人民群众大大失望,而且成为苏联剧变的千古罪人。

  戈尔巴乔夫一方面利用苏**内存在的严重问题,打着革新苏共的旗号,妖魔化苏共历史,以达到其彻底改变苏共马列主义性质的目的;另一方面依然大搞专权、特权,权力腐败。这些破坏党的活动,客观上又为后来背叛苏共的人攫取个人最高权力创造了条件。正是由于戈尔巴乔夫目标明确地执意要改变苏联的社会制度,才使得苏**内腐败问题成为毁灭苏共、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最好口实,并进而为苏联解体创造了绝佳时机,成为人民群众抛弃苏共的最痛心的缘由。

  2.戈尔巴乔夫的“双刃剑”战略使党衰弱至极,党的形象降至冰点。戈尔巴乔夫执政以来,一直以“全新的改革家”自居,他留给公众和社会的形象似乎与腐败、特权、专制等问题较远。但事实上,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风廉政建设出现的问题最多,对党的影响也最致命。苏共的腐败之所以使党最终背离社会主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的一步就是戈尔巴乔夫的“双刃剑”战略。

  (1)“反腐败”却大肆腐败。戈尔巴乔夫一上任,即利用筹备苏共二十七大之机,在党内进行了一次“和平清洗”,强迫一大批高层干部退休或解除他们的职务,新任命了支持其改革路线的大批高级干部。在二十七大召开之时,60%的部长已经被撤换。1986-1989年,州委书记、区委书记和共和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更换了82.2%。从形式上看,戈尔巴乔夫这样做是为了推动改革,打击和摧毁勃列日涅夫时期官僚特权阶层的反腐倡廉之举。但是,新上任干部并不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中的一些投机分子一上任就立即享受一如从前的各种特权,在改革中趁机大肆侵吞国有财产。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尼古拉·巴巴科夫在改革中成为一家股份公司的顾问,1994年6月已经名列俄罗斯50位最有影响的私营企业家的第8位。苏联大型汽车制造厂厂长卡丹尼科夫,从1990年开始,堂而皇之地把企业变成他的私有财产。这种明目张胆的权力腐败,其性质之恶劣、程度之严重、规模之大,早已超过了勃列日涅夫时期。令人民群众不能容忍的是,这是作为国家改革的倡导者、领导者,要坚决摧毁所谓“斯大林集权体制”、反对腐败与专制,要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苏共高级干部所为。苏共历史与现实交织的严重腐败问题,沉重打击了人民群众对苏共及改革的信任度和期望度。

  (2)“反特权”却大行特权。戈尔巴乔夫本人不仅不愿放弃他及其家庭享受的特权,而且其热衷程度也超过了以腐败闻名的勃列日涅夫。但是他善于做表面文章,经常有一些捐款给慈善机构的“义举”,其腐败常不为人知。曾任戈尔巴乔夫助理的瓦·博尔金回忆:戈尔巴乔夫经常收到相当重量的金质、银质和白金奖章,用贵重金属制作的收藏硬币,个人银行账户上有几百万美金。按照自己的喜好,在多处疗养胜地建造新的总书记官邸,在莫斯科建造豪宅,这些建筑费用高达数亿卢布。甚至在苏联解体前夕,戈尔巴乔夫还在加紧策划在克里姆林宫改造一套包括厨房、餐厅、客厅、休息厅、两个卧室、办公室和其他用房的住宅,后因发生了“8·19”事件,不得不停止大兴土木的计划。瓦·博尔金说,戈尔巴乔夫为自己、为家人建造豪华住宅和别墅,对精美的家具、最高级的设备和用具、进口的原料装修表现出非凡的兴趣和天才,对为自己修房子孜孜以求,一直到下台。

  戈尔巴乔夫对党内民主的破坏也达到了历届苏共领导人之最。1988年9月30日,苏共中央全会的重大人事变动,使戈尔巴乔夫有机会同时担任党的总书记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集国家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麦德维杰夫说,戈尔巴乔夫“非常专制”,“主持的各种会议都缺乏民主作风”,“当听到反对意见或者是批评言辞时,他常常失去控制”。他总是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常常随意限制他人的发言时间,甚至不客气地打断别人的讲话,自恃一贯正确,出了问题则找一个“替罪羊”。作为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其所作所为对于苏共领袖形象的玷污也是苏共历史上所没有的。

  (3)利用“苏共”反苏共。戈尔巴乔夫还采取了“苏联人民在苏共领导下反对苏共”的战略。雅科夫列夫曾经相当明确地表述过这一改变社会制度的战略:首先要通过专制的党来摧毁专制制度,绝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因为只有利用党那种既表现为组织性,又表现为纪律性,表现为听话的专制性质,才能把专制制度摧毁。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说,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及其一伙不希望对党进行改革,因为他们是想要用党来作为改变社会政治制度的工具,想利用一个建立了强大国家并在战争中捍卫了苏联的党来毁灭这个国家。“党的垮台则为毫无障碍地消灭我们的国家扫清了道路”。这一“战略”使得苏共二十八大前后,有20个左右的全国性政党,有500多个共和国一级的政党出现;全国有6万个各种反对派组织迅速发展起来,由这些反对派组织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游行示威活动极其频繁。 1989年有近5000次群众集会,参加人数达1600万,1990年仅l至2月就有2000次群众集会,参加人数达800万之众。主要口号是:“打倒苏共”,“取缔苏维埃国家制度”,致使苏共威信急剧下降。从1990年到1991年,退党人数达420万人,占党员数21%。由此,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不是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默许、支持、怂恿,反对派不可能如此发展迅速,更不可能敢如此明目张胆地打倒执政党、取缔苏维埃国家制度。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共产党员对党失去信心宣布退党,更是对党的沉重打击。

  腐化变质的特权阶层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急先锋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在改革带来的混乱无序中,苏**内腐化变质的特权阶层的野心与私利不断被诱发并膨胀。80年代,苏共领导层中的绝大多数人已不是社会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苏共及其思想理论的瓦解过程中看到了自己的机会。他们发现,挂在嘴边的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和罩在身上的共产党人的光环,都已失去了利用的价值,原有的特权必须改头换面,而资本主义是他们既得利益合法化的最合适的制度。1991年,莫斯科出现了上万名大富翁,大部分人是原来的党政干部。正是这些所谓的“共产党人”革了苏共的命。至此,苏联官僚特权阶层进一步演化,呈现出典型的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并进一步演化为反社会主义性质,成为瓦解和抛弃苏共的急先锋,成为公有制的最有力的捣毁者和私有化的最实际的推动者。

  大卫·科茨在其所著《来自上层的革命》一书中,介绍了1990年前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许多民意测验机构在苏联进行民意测验的情况,结果表明:在民众中主张搞资本主义的只占5%-20%之间,而高达80%的人希望坚持社会主义。但是,在大约10万人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中,调查结果却相反:9.6%的人主张坚持社会主义,12.3%的人鼓吹搞民主社会主义,76.7%的人希望实行资本主义。科茨说,作为一个在世界上存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社会主义苏共,党的干部队伍内竟有那么多的人主张实行资本主义,实在令人震惊。俄罗斯政治评论家济金回顾苏联剧变的原因时认为:“在自由主义改革者的背后是特权阶层官员,他们不仅没有任何改革的思想,也没有改革的信念,只有改变所有制和攫取财产的欲望。他们无视所有关于改革的设想和战略,想到的只是个人的财富。他们就是国家恬不知耻和贪婪的敌人。”

  这些事实毫无疑问地证明了:真正搞垮苏共的就是苏共内部由腐败势力特权阶层演化、蜕变而来的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反社会主义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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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定一冒死进谏保故宫[转帖]

  解放后,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其中也涉及到城市的改造。毛主席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讲:“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


  1957年5月 毛主席也说:“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1958年4月14日,周总理致信党中央,传达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提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今后几年内应当彻底改变北京市的都市面貌”。此后,北京市迅速制定了一个十年左右完成旧城改建的计划,“故宫要着手改建”随即提出。


  1958年10月13日,北京市文化局党组提出《关于故宫博物院进行革命性改造问题的请示报告》,认为需要“坚决克服地广人稀,封建落后的现状,根本改变故宫博物院的面貌”。报告提出,多开一些东西交通便门,增辟休息地点;对故宫的宫殿建筑拟大事清除,保留重要的主要建筑,以70%以上的面积园林化等等。


  “大跃进”时期出现的“三年困难”,使北京市1958年提出的改建故宫及十年左右完成旧城改建的计划,被迫搁浅。但在此期间,故宫博物院又提出了一个“清除糟粕建筑物计划”。即在当时的形势下,故宫博物院在有步骤地实施古建筑修缮整理的同时,也着手改造工程,预备对院内一些不能体现“人民性”的“糟粕”建筑进行清理拆除。


  北京市文化局1959年1月7日同意此报告。计划执行的情况是:“绛雪轩罩棚、养性斋罩棚、集卉亭、鹿囿、建福门、惠风亭等一批‘糟粕’建筑,于一年之内被拆除”。


  6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基本完成,故宫改建计划被再度提起并作研究。改造方案是“在故宫内部建设一条东西向的马路,并将文华殿、武英殿改造成娱乐场所”。


  在中央及有关部门都表示支持、赞同的情况下,作为主管部门之一的中宣部,父亲为此专门召开了部长办公会,让所有的处级以上干部都参加,父亲在众压下公开表示反对故宫改建计划。表示故宫就是要地广人稀,就是要封建落后。据查有关档案,父亲在会上表示:“我们对故宫应采取谨慎的方针,原状不应该轻易动,改了的还应恢复一部分”,“关于房子改造问题,小房、小墙可以拆一些,但要谨慎。马路可以宽一些,这是为了消防的需要,不是为了机动车进去。故宫就是要封建落后,古色古香”,“搞故宫的目的就是为了保留一个落后的地方,对观众进行教育,这就是古为今用”。父亲还表示:“今天在座的处级以上干部都是(保护故宫的)保皇派。故宫博物院要以宫廷陈列为主(意为不能搞成娱乐场所)”。


  当时,中央还是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故最终停止了这项故宫的改造计划。1964年6月12日,中国文物保护协会顾问谢辰生在日记中写道:“如果不是这次定一同志顶住,故宫真不知如何得了。可能现在已是面目全非了。”


  关于保护故宫这件事,父亲在世时我未听他谈过。但他在世时,在一次我与他谈论北京现代化建设和拆除大量民俗古建筑的矛盾时,父亲讲:五十、六十年代,北京为搞建设,需拆除部分古建筑。一些专家和学者不赞同,有人为此还痛哭过。我们把这一情况向(毛)主席汇报,主席讲:“这些遗老遗少们啊,当亡国奴(注:指日本侵占北京时)他们没有哭,拆几座牌楼古坊,就要哭鼻子?!”主席把此事看作是政治问题了,以后也就没有人再敢轻易去反映这种事了。看来,在这之后的60年代初,父亲敢于挺身直谏保故宫,是冒着很大政治风险的。


  当今,每年有数百万国人和海外人士去参观游览故宫,当人们在赞赏这一灿烂的人类文化明珠时,可曾想到还有这么一段感人肺腑的历史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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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总统是孙中山让给袁世凯的吗? [转帖]


长期以来,史学界在论及1912年袁世凯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事时,几乎众口一词,说是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的。认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位置本属孙中山,只是由于各种原因,孙中山才不得不“让位”给袁世凯。但历史事实却并不是这样。

革命党人和南方独立各省,从开始酝酿到具体筹组民国临时政府,自始至终都把临时大总统一席定给了袁世凯。

武昌起义后,随着越来越多的省份脱离清廷,筹组一个全国性的革命政权就成为必要。但当时的革命党人却根本没有意识到掌握这一政权的重要。他们不仅拱手将湖北军政府的大权交给了黎元洪等旧官僚,而且还把推翻清政府、争取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甚至不惜以中华民国大总统的条件吸引和争取袁世凯“ 反正来归”。

第一,以袁氏推翻清廷,举其为民国第一任大总统是革命党人舆论的基本导向。在国内最早公开报道以袁世凯为民国大总统消息的是革命派的刊物——《民立报》。1911年10月21日,该报在“欧洲关于中国革命之电报”栏内报道:“《每日镜》(Daily Mirror)、《伦敦晚报》(London Evening News)及其他各报宣言孙逸仙已选袁世凯为第一总统。”之后,该报在陆续报道各省革命活动的同时,又发表了不少短评、社论,表示了希望袁世凯反正来归和以其“为第一期之大政长,与环球总统、君主相周旋于玉帛坛坫之上”的政治意向。革命党人的又一重要报纸——《神州日报》,也就袁世凯反正问题发表不少文章、社论,希望袁世凯“为中国前途计,为万民生命计,乃至为公个人计、声誉计、身性命计”,“联合鄂军,卷旗北向”,“为中国共和国初开幕之第一任大总统,则国人感公,外人慕公”。该报在用短评、社论直接表明革命党人自己举袁为总统的政治态度的同时,还报道南方各方面头面人物的公开表态间接表明自己的举袁方针。11月12日的《神州日报》报道:“黎元洪以中国共和第一任总统许袁世凯。”第二天又报道:“袁世凯逗留不肯赴北京,闻已受黎元洪言愿为共和领袖,以冀被举为第一总统。”此外,该报还对其他各方面的举袁态度进行了报道,11月2日的《神州日报》刊登了伦敦华侨、旅芝加哥华侨的电报,称“袁世凯资格,适于总统”,“项城宜于汉族总统”云云。上述二报作为当时国内革命党人的机关报,其言论无疑反映了革命党人的举袁政治立场,对当时的政治舆论尤其是民国总统候选人问题起了导向与影响作用。

第二,南方与革命党人函致袁氏,确表愿举其为大总统,铸成千钧承诺。早在1911年10月27日,湖北军政府的首脑人物就曾以“全鄂士民”名义,写信给袁世凯,劝袁“率部下健儿,回旗北向,犁扫虏廷”,并称“汉族之华盛顿,惟阁下之是望”。继而黎元洪又与独立各省都督就新政权及其首脑人选问题进行了紧急电商,结果“有七省都督已经同意成立一个共和国,推举袁世凯为第一任大总统”。在此同时,黎元洪曾对袁世凯之代表刘承恩多次表示:“以项城之威望,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统,当推首选。”11月12日,黎元洪又通过刘承恩带信给袁世凯,再一次明确表示,只要袁氏“能来归”,“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国〕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黎元洪作为当时独立各省之总代表,上述表示无疑反映了当时整个南方对临时大总统人选的取向,并且对当时政局与新政权的人事安排起了重要作用。“这封回信,并不是一句空话,后来进行谈判即始终以此相周旋”。

当时在英国伦敦的孙中山得知南方各省关于大总统“非袁莫属”之意后,曾专门致电给民国军政府表示同意:“今闻已有上海议会之组织,欣慰。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固国基。”黄兴则早在11月9日就以南方民军司令名义亲自致电袁世凯,说:“兴思人才原有高下之分,起义断无先后之别,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诚望袁“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祈勿坐失。”宋教仁也多次表示拥护袁做民国首任总统。他说:“现在非新旧势力合糅不可,正式大总统非袁公不克当选。”

总之,南方独立各省军政首脑人物以及革命党领袖的这些函电、言论,实质上等于是向袁世凯发出了请其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邀请,从而铸成了千钧政治承诺。

第三,南北会谈,初步达成“袁反正则举为大总统”的协议。由于南方各省及革命派一再表示愿以民国临时大总统一席作为交换条件争取袁氏归正讨清,列强便以为有机可乘。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致电南方各省都督府代表会,“提出三项条件;一、双方即日停战;二、清廷宣布退位;三、选举项城为大总统”,并称:“如能照办,则共和即可成立”。各省代表联合会立即对之进行了广泛讨论,并在此基础上“又征求黎元洪、程德全、黄兴等人意见,均认为可行”。这样,南北间的各层次议和谈判便正式展开。
一是黎元洪或黎之代表孙发绪、曾广为与刘承恩、蔡廷干、张春霆的武昌会谈。该会谈从11月初开始到11月底结束,前后进行多轮。会谈中,黎元洪不止一次地表示,只要袁世凯反正,即举其为“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国大总统”。二是汪精卫等人与袁世凯、袁克定的北京会谈。袁世凯“对汪一再表示自己早已同情革命”。汪则表示:“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总统)不可。”当袁克定向汪精卫提出 “举伊父为临时总统”、“南北统一”,伊父对蒙藏用“皇帝名义”等解决时局的条件,并要求汪商于南方革命党人时,汪精卫立即电告黄兴,且立即得到回电:“ 若能赞成共和”,“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举项城无疑”。三是顾忠琛与廖宇春的上海会谈。1911年12月20日,受独立各省联合会所推举的大元帅黄兴的派遣,江浙联军参谋长顾忠琛与袁世凯的私人代表、保定陆军小学堂总办廖宇春(又名少游)在上海开始密谈。谈判中,廖宇春提出优待皇室、组织共和政体、公举袁项城为大总统等四项议和条件。顾忠琛保证:“项城倾覆清室,即推为大总统,此当然事也。”经过商议,最后达成了包括意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这一内容在内的五点协议。四是伍廷芳与唐绍仪的上海会谈。谈判从12月18日到31日,这是南北双方的正式谈判,也是南北间最重要的谈判。内容虽然涉及到停战、国体等多方面的问题,但其核心和关键却在于由谁来掌握行将建立的新政权。谈判结果,革命党人同意“袁世凯反正,即推举他为共和国总统”。除此而外,黄兴还与唐绍仪进行了多次秘密接触,“双方约定,只要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即推举他为共和国大总统”。

第四,各省代表联合会,以法律程序正式确定“虚位以待袁君反正来归”。汉口会议:1911年11月30日到12月7日,各省军政府代表联合会会议在汉口召开。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与任务在于筹组临时政府。经商议,与会“全体赞成于临时政府未成立以前,推举鄂军都督为中央军政府大都督”。“鄂省为暂时民国中央政府。凡与各国交涉,有关民国全体大局者,均由黎都督代表一切”。12月2日,会议又作出两项决定:一是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21条);二是决定“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显然,作为筹组临时政府的根本法律,此两项决议具有临时宪法的效力。

上海会议:12月2日南京光复。留在上海的各省都督府代表于4日召开会议。根据汉口会议“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的精神,大会决定暂缓选举临时大总统,由大元帅负责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虚位待袁”。

南京会议:12月12日,14省共39名代表由武汉、上海齐集南京。在14日的全体会议上再次决议:暂缓选举临时大总统,“临时大总统未选定以前,以大元帅暂行其职务”。这实质上是对汉口会议、上海会议形成“虚位待袁”的决定的再次确认和肯定。

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是独立各省与革命党人的权宜之计,“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的决定并未因此而有实质性改变

尽管孙中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长期从事革命活动,成为革命派的公认领袖,但是革命派与南方独立各省在酝酿组织新政权时,着实没有考虑自己的这位领袖。从前揭内容可知,独立各省与革命党人在中华民国大总统人选问题上,自一开始就选择了袁世凯,并且就是在袁世凯尚未来归,“虚大总统以待袁君 ”,汉口会议决定设中央军政府大都督,上海会议、南京会议设大元帅暂行临时政府总统职务情况下,确定的中央军政府大都督,临时政府大元帅、副元帅也是黎元洪、黄兴,而不是孙中山。可以说,“如果不是黄兴和黎元洪之间在大元帅职位问题上形成了僵局,那么,临时政府早就组成了”,即便其后孙中山归国也不可能形成由他来主持临时政府的历史事实。孙中山归国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则恰恰是临时政府成立确实迫在眉睫,袁又迟迟不予来归,黄兴、黎元洪又在大元帅之职上形成僵局,临时政府陷于难产这一特殊情况的产物。众所周知,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政权问题。武昌起义以来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确实迫切需要一个头面人物出来主持政府,但“袁世凯并不急于把大总统的座作为南方的礼物接受下来”。

为着革命大局,12月4日的上海会议,在一面决定暂缓选举总统,“虚位待袁”的同时,决定以大元帅暂行大总统职权、组织政府,并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黄兴虽允“暂时勉任”,但因黎元洪的反对、江浙集团的异议而告吹。南京会议虽承认上海会议精神,但因黄兴“力辞”不就,被迫重新改选黎元洪为大元帅,由黄兴副之。因黎时在武汉,不便到宁主持工作,遂以黄兴代其大元帅职权,并令“即速来宁组织临时政府”,然而黄兴依然不肯就职,临时政府的组织陷于难产。而正值此时,孙中山却自海外归来,坚持北上,且自告奋勇要求出面主持大局。他认为,“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一方需要一个头面人物出来暂时代表袁世凯行使大总统职权,另一方愿意出面“暂时承乏”,两相需要,才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
但是,孙中山的当选,并不意味着孙中山在南方革命党人的心目中就真正取代了袁世凯,也不意味着“虚位待袁”的思维定势与先前的决定就得到了实质改变。由于在大总统人选问题上,人们心系袁世凯,非袁莫属,因而当黄兴向各省代表联合会提议选举孙中山为临时总统时,各省代表联合会便感不安,认为这样有违“虚位待袁 ”的初衷,要违背汉口会议以来的决议。黎元洪之意,“就是因为有协议在前,恐怕和议破裂”。在革命阵营内部对此也有诸多异议。章太炎就认为“总统之选,非能自庸妄陵猎得之,必其尝任方面与为国务官者,功伐既明,大略既著,然后得有被选资格”,主张“虚大总统以待北方之精英,树大元帅以顺南军之志”,甚至公开“倡言,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最终经黄兴等人“施加影响”,各省代表联合会同意:“ 开选举临时大总统会,再由被选者电告袁内阁,如和议成立,即当避席”。

29日,孙中山被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后,黄兴即以汉口会议决议和顾忠琛与廖宇春协议,要求孙中山立即“致电袁世凯,宣布此意”以“毋使我辈负诺”。孙中山不得不当即“声明暂时就职”。随即,孙中山据各省代表联合会之决议精神致电袁世凯,表明“暂时承乏”态度:“文既审艰虞,义不容辞,只得暂时担任,……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在其后临时总统的就职问题上,南方也“经过了一番考虑”,并在其就职誓词中特地表明,“至专制政府既倒,…… 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事实已十分明显,孙中山就任的临时大总统从一开始就只是一个“虚位待袁”、有名无实的临时大总统,先前的“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的情况并没有因孙中山当选而改变。

孙中山就任期间,徒有临时大总统之名,而无临时大总统之实,在事实上不过是替尚未来归的袁世凯行使主持政府的大元帅

孙中山是一个具有强烈自尊心、自信心的民主革命。在政体问题上,他坚决反对责任内阁制,表示“吾人不能对于惟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余亦不肯徇诸人之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之大计”。并认为袁氏来归前的中华民国大总统非己莫属,“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 ”。对于“临时”总统名义他曾提出过异议,可是,不但他的主张没有被接受,而且就连所任的临时政府大总统在事实上也不过是徒有空名。这着重反映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言论方面,孙中山一再被迫表态,暂时承乏虚位待袁。如前所述,孙中山还在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当天就被迫声明是“暂时就职”,尔后又亲自对袁表明自己只是“暂时担任”、“暂时承乏”。1912年元旦又以誓词昭告天下,“专制政府既倒”,他就“解临时大总统之职”。由于孙中山所就任的大总统一开始就被定性为“临时”的,“虚位”的,因而才使孙中山在这一问题上非但不能理直气壮地驳斥各种谬论,尤其是袁世凯的野心,反而唯恐各方疑虑,不得不一再发誓表明自己的虚位待袁、不会恋栈的心迹。临时大总统一职就任不久,孙中山就一再声明,“但求达共和之目的,无所私执”,一旦共和确立,即“退居林泉,长为自由国民”。在《劝告北军将士文》中,孙中山也说:“暂就临时之任,借以维秩序而图进行;一俟国民会议举行之后,政体解决,大局略定,敬当逊位,以待贤明。区区此心,天日共鉴”。

对于袁世凯,孙中山被迫一再剖白。1月2日,他亲自致电袁世凯:“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虽民主、君主不待再计,而君之苦心,自有人谅之。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文承各省推举,誓词具在,区区此心,天日鉴之。”1月15日,孙中山又通过伍廷芳电告袁世凯:“如清室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立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后来当清帝退位,袁世凯通电赞成共和后,孙中山果于13日向临时参议院表示:“本总统当践前言,辞职引退”。孙上述的这些言论和最后的辞职行动,既是革命党人与南方以暂时承乏,虚位以待袁君的错误方针的必然结果,又是孙中山之临时大总统有名无实的绝好说明。

二是事实方面,从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虚位”的临时大总统起,到同年2月14日临时参议院接受辞去“虚位待袁”之临时大总统一职止,前后共40余天。在此40多天里,整个南京临时政府皆是“名”“实”不符。就政府而言是总长取名,次长取实,而史有“次长内阁”之称。作为总统之席在实质上则是孙中山取其名,“虚位待袁”取其实。以致孙中山在行使临时总统权力时总有些蹑手蹑脚,力难从心。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骨干张继就说:“总理在临时总统期内,诸事由克强作主,……群众开会时,总理偶参加,仅坐会场前列,并未特置台上坐位。而诸同志仍呼为‘先生’,甚少呼大总统者”。胡汉民也说:“时战事未已,中央行政不及于各省,各部亦备员而已;独克强兼参谋总长,军事全权,集于一身,虽无内阁之名,实各部之领袖也。”在此期间,极富革命精神的孙中山确曾有过誓师北伐、直捣黄龙,以取消南北议和,冲破“虚位待袁”藩篱的打算。但是,由于黄兴主张“化敌为友”,给袁世凯“一个民选的总统”,汪精卫则 “攻击孙先生本人有权利思想 ”,“舍不得丢掉大总统的位置”,其他诸人也心向袁世凯而不得不转而同意继续南北议和和虚位待袁。尔后,孙中山尽力克守“临时”总统之本份,把工作的重点主要放在临时政府日常工作的主持和如何在捍卫共和国成果前提下把位置还给袁世凯方面,即便是对具有立法性质与最高权力机关的各省代表联合会通过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改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作为其有实施责任之总统的他,也因其虚位性质且终将归位于袁而没有实施。

2月12日,清帝退位,袁世凯通电赞成共和。13日,孙中山提出辞职咨文,并于次日得到南京临时参议院批准。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又以全票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氏最终反正归位。“南京各地各色人物弹冠相庆,联袂北上,其拥袁之热烈可见一斑”。南京临时参议院则在通电中称赞袁氏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而把曾作为临时政府首位大总统的孙中山排斥在列位之外。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正式宣誓就职,同时任命唐绍仪组阁,以接管由孙中山看守的临时政府。4月1日,孙中山交出临时总统大印,正式解职,至此,孙中山还位袁世凯的手续最后完成。

综上所述,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席的人选问题上,南方独立各省与革命党人自始至终都是选定的袁世凯而不是孙中山。孙中山1911年底的当选只是他们在临时政府组建迫在眉睫而袁世凯尚未反正来归的特殊情况下采取的一个权宜之计,并且,孙中山所任的始终不过是一个有临时总统之名,而无临时总统之实的“虚位待袁”的总统,纯系“暂时承乏”。尔后孙中山卸任交印实属还位于袁世凯而非“让位”给袁世凯。孙中山作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和伟大领袖,他的民元“还位”的确是一大憾事,也确令我们无限惋惜,抑或无法接受。但是,这毕竟是真实的历史事实。对此,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应该予以勇敢的正视,以还历史事实的本来面目。至于造成这一历史悲剧的原因,自然不是孙中山个人的主观愿望使然,而应当从当时中国的国情,尤其是整个资产阶级局限性中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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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6-28 11:20:13 | 显示全部楼层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漫谈崇祯[转帖]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用谭嗣同这句话概括大明王朝这位悲剧性帝王,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纵观崇祯朝17年,一个主旋律就是“杀贼”—杀关内的“流贼”,杀关外的“胡贼”,杀朝堂上的“臣贼”。可杀来杀去,这位末代君王最后倒让贼给逼杀了。
  朱由检从站到大明朝政治舞台最中央的那一刻开始,就开始了他漫长、艰难而痛苦的杀贼生涯。虽然没有杀出多少成绩来,但朱由检的登基第一杀还是很成功很英明也很漂亮。因为这一次他杀的是时称九千岁,曾是大明帝国实际掌舵人,创造中国几千年以来宦官掌权奇迹的魏忠贤。所以,他的这一杀还特别大快人心。
  了解这段历史的人应该都还是认为,在处理魏忠贤问题上,崇祯的确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沉稳老练与谨慎。如果考虑到他那时实际上还是一个不到十七岁的半大孩子,又从未有过实际的政治斗争经验,我们自然会为他的表现击节叫好。这在当时也是一件非常振奋人心的事情,毕竟天下为阉党所苦已久,加上处理这件事情的还是一个年纪轻轻的皇帝,更是让对国家对时局焦心不已的士林人士看到了莫大的希望。我们在中学时有过一篇课文叫《五人墓碑记》,里面把崇祯登基称为“圣人出”,可见民间对他有多大的信任,又充满了多少的期待。可是在以后十多年的国家管理中,崇祯再也没有表现出同样的大智大勇。
  其实道理也很简单,我们都知道崇祯是一个很有抱负也很有决心的帝王,他的人生目标就是中兴大明。这个目标不会是一下子蹦出来的,而应该是在他还是亲王的时候就有的。当然在潜邸时,他可能考虑得最多的应该还是怎样处理魏忠贤。毕竟那时还是他哥哥当家作主,对于国事他了解有限,而且也没有人教导他怎样去治国。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他在处理魏忠贤集团时的处变不惊和有条不紊,但是—治国毕竟对于他来说是陌生的。即使对于任何雄才大略的人来说,治理一个大国都是一件不容易,需要如履薄冰般对待的工作。何况我们的崇祯皇帝接受这副责任重大、千头万绪、危机四伏的千钧重担时,没有任何工作经验,而且他还就是一个十六岁多一点的孩子啊,放到现在还刚上高中。现在要他去面对那老谋深算的朝臣、处理那纷繁复杂的政事、批阅那如山般令人窒息的奏章,该是一种怎样的考验与煎熬。
  我们都知道,崇祯虽然生在帝王之家,但整个人生都是不幸的。在他登基以前,史料对他的记载很有限,但是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出来。首先,他三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接着九岁的时候老爸就去世了。哥哥比他大六七岁,又是个典型不懂事的调皮捣蛋鬼,所以他的童年一定是很孤独的。其次,他老爸整个一生在他那位贪财怠政的皇爷爷面前很不待见,日子本身就过得很凄苦,要不是有一帮子倔强的大臣坚持了二十多年,只怕那一个月皇帝都做不了。所以在自己都朝不保夕的情况下,对儿子们的教育培养也是粗放式的—看看他老哥的情况就知道。第三,他的整个家庭就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母亲早逝,父亲好不容易熬出头,哪知才一个月就一命呜呼,哥哥喜欢当木匠,可偏偏做了皇帝,把一坐江山弄得乌烟瘴气不说,自己也是年纪轻轻就跑路了,把一副千斤重担不许讨价还价的撂到他瘦弱的肩膀上。第四,像他这样年纪登基的,要么老爸老哥留一群顾命大臣或者辅政大臣什么的帮他来打理江山,再不济也有个母太后或者太皇太后的—至少心理上有个依靠。可他老哥留给他的是什么呢,除了一座风雨飘摇、千疮百孔的江山,一个糜烂不堪的政局,还有一个比皇帝还牛气的九千岁。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真正的孤家寡人。
  所以我们不能过多的怪他多疑,怪他武断,怪他急于求成。除了自己,崇祯几乎没有什么可依靠的,而且他接手的时候,大明王朝已经是内忧外患,山河冷落。关外是后金八旗的虎视眈眈,关内是遍地流民,西南还有土司的叛乱,朝堂上更是乱糟糟的一团,党争激烈。一个十七岁的孩子,他何尝不想与臣工们同舟共济,一起重振大明的江山。可是在他除掉魏忠贤后还没兴奋几天就清楚了传到手里的是一份怎样的不良资产。岳武穆说过:文官不贪财、武将不怕死,天下方可致太平。可如今的大明朝呢,文官个个爱才,贪污盘剥无所不用其极,而那些帝国倚为干城的武将们呢,临阵逃命,纵兵烧杀抢掠倒是一把好手,要他们去征战疆场,舍命退敌那几乎是痴人说梦了。
  崇祯是在文官们的帮助下扳倒魏忠贤的,他自然是恨极了宦官专政。可是在与文官们打了一年多交道之后才知道,这帮家伙也都不是省油的灯。嘴巴上都是义正词严的说着孔孟之道,暗地里却是拉帮结伙,朋比为奸。所以他转而又只能求助于总还是呆在自己身边的太监们。崇祯是多疑,但当90%的臣僚对自己是虚与委蛇,不洁身自好的时候,他还能做到宽容大度,坦诚以对吗?
  谈崇祯的杀,自然最著名的还是杀袁崇焕。
  因为乾隆大张旗鼓的一番“平反”,现在一般都认为袁崇焕是因为崇祯中了皇太极的离间计被冤杀的。个人认为,袁崇焕是冤杀没错,但因为是满清的离间则不然。
  我们都知道,开始的时候崇祯对袁崇焕可是信任有加,寄望有加,所以对袁崇焕也是支持有加。几乎是满足了袁崇焕所有的要求,简直做到了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权给权。当然,袁崇焕也确有值得崇祯信任的地方,毕竟自辽东起战事四十多年以来,就袁崇焕在那里打过两场胜仗,而且这人贤而廉,在浑浊的大明官场里素有清誉。一个是有中兴抱负,求治心切的新主,一个是谙熟边事、公忠体国的的老臣,在国家危急关头风云际会,这应该是喜事美事一桩。君臣间的这种坦诚以对和共赴时艰也应传为千古美谈。可惜在崇祯召见平台时,袁崇焕这位老成持重的大臣可能是一时激动,居然慷慨陈词,说五年可以平辽,把一切都推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计划是很能鼓舞人心,可估计全世界也就那位性子急也很容易激动的年轻万岁爷会相信。
  为什么说五年平辽计划是袁崇焕引来杀身之灾的祸端呢。主要是首先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除非当时的后金政权出一个南朝刘子业萧宝卷一类的君主)。其次是袁崇焕明知任务完不成还罢了,还正儿八经向崇祯要了一些特权,把自己逼得毫无退路。第三就是如果在崇祯听来这个计划只是袁崇焕一时激动,当不得真也还罢了,可崇祯这个热血青年做什么事情都很有责任感也很认真,而且这个计划出自袁督师这样重量级的人物之口,也怨不得他相信。第四就是因为有这个五年计划的压力,袁崇焕难免做事情急切了些,给皇帝和言官们留下了口实(如诛杀毛文龙)。
  接着说一说为什么五年平辽是不可能完成的计划,首先是当时后金主政的皇太极以及后来的多尔衮都是百年难遇治国治军的奇才,袁崇焕虽也是一时之英杰,可在他们面前也讨不了多少好去。其次就是后金政权此时正处于发展的上升期,而大明此时已经病入膏肓,一升一降,明眼人都看得出这个过程有多么漫长和艰难。第三、其实我们也可以借鉴隋唐征高句丽故事,就会知道以当时隋之国力,唐之英主,两朝之名将劲卒,前后攻伐五十年最后还是因为高句丽内部分裂才乘隙平定。可后金当时是主明臣贤,名将如云,军队战力更是举世无二。以当时明之现状,短期内能够守住并稳定关宁防线就是了不得的成绩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有足够的时间(五十年左右),大明朝的局势能够稳定下来,明朝还是有望灭了满清的。首先主要是明朝国力毕竟是关外满清的十倍。其次是那时世界已经逐步进入了热兵器时代,而明朝又是一个相对满清开放的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和武器明朝要方便得多,国力和军队的战斗力提升得自然也快一些。第三是,如果沙俄还是如历史进程一般侵入东北,那么明朝更可以联合沙俄南北夹击,灭了满清。进而出现中俄对峙的局面,还可能使得中国提前走进现代历史,呵呵—只是想象罢了。
  我们还可以讨论一下袁崇焕杀毛文龙的事情,因为这实际上是崇祯杀袁崇焕的一个重要原因。至于袁崇焕为什么要杀毛文龙,一般来说,以毛文龙当时悖逆狂妄的行径与做派,加上五年平辽要统一事权,站在袁崇焕立场上杀他是有充足理由的。很多人以毛文龙一直是牵制后金的重要军事力量,后来毛被杀后,他的部众许多投降后金来说明袁崇焕杀毛文龙是一大败笔。其实这是不公平的,因为袁崇焕杀毛文龙之后,收编了他的军卒,一切都很正常,只是因为朝廷接着杀了袁崇焕,才导致皮岛军众无所依赖,最后才投降了后金(比如三顺王降清就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当然,对于袁崇焕来说,他的败笔是杀毛文龙没有请示崇祯—可是如果他请示的话,估计就杀不到毛文龙了。这恰恰就为后来崇祯杀袁崇焕埋下了伏笔—要知道毛文龙也是有尚方宝剑在手的一方大员啊,擅杀大将—谁给了你袁崇焕这么大权力—估计每个明朝皇帝都会这么想。但关于毛文龙是被袁崇焕所陷害冤杀一说,我是不认同的,因为后来崇祯乃至明朝官方拒绝为毛文龙正名已经说明一切。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崇祯杀袁崇焕的理由: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里面就没有一条是说袁崇焕谋反的。而且袁崇焕自崇祯二年十二月下狱至次年八月受刑问斩,一共有八个月时间,这说明崇祯对这个问题也是很慎重的,不可能是一时的激愤所为,假若是受离间计,这么长的时间也该查清楚了。个人认为崇祯虽然多疑,但并不昏庸,甚至还可说是比较精明。而在另一方面,如果有人认为袁崇焕是通敌卖国的人,我也是万万不敢苟同的—一个那样有政声,为边事殚精竭虑并取得了比较大功绩的人,遇到一个欣赏自己,全力支持自己的君王,还去做不臣之事,应该说可信度不高。
  那么为什么袁崇焕必须死呢—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崇祯对他的工作方式、工作效果和工作态度不满意。很正常啊,在崇祯手里,十七年换了五十个内阁首辅和十四个兵部尚书,杀或者逼杀了督师和总督十一人、巡抚十二人。所以崇祯杀袁崇焕实在是正常不过的—因为袁该死的地方太多了。首先你自己提出五年平辽计划,要了那么多钱粮特权,可过了一年多,非但寸土未得,最后还导致贼寇京师,这让自负,最恨臣下敷衍的崇祯如何受得了;其次毛文龙即使有千万条该杀的理由,也不该由你袁崇焕去杀—这不明摆着把皇帝不放在眼里吗?去这么一段时间就擅杀大将,日子久了那还得了?其三,袁崇焕下狱之后,手下部将祖大寿即怒率部众回山海关,这让崇祯做何想—这就是你袁督师带出来的军队啊,眼里只有你袁督师,就没有咱皇上。第四就是袁崇焕居然主张议和,而且还行动了起来--给了你那么多粮草兵饷,你却去议和。而且明朝的外交就是拿宋朝做参考的--在士大夫眼中,议和与投降何异!所以,袁崇焕是非死不可了,换了别的明清皇帝他基本上都得死。
  虽然如此,我还是觉得如果说袁崇焕不经请示杀毛文龙有些草率,那么崇祯杀袁崇焕就是一误再误了。毕竟大明朝正需要一位这样的能臣干吏,有袁崇焕在,东江镇的形势会更好一些,应该也不会有将来的松山之败,洪承畴就可以安心在中原剿抚农民军了。当然,在前面我说过即使给袁崇焕十年二十年时间也不可能实现他平辽的远大理想,而且他死后十几年,山海关至北京的防线照样依然牢固,依然在大明朝手里。所以个人觉得现代对袁崇焕的评价过高了,当然这也有乾隆的功劳在里面。对于明清之间的一些史料,我的态度是不可不信不可全信。毕竟满清是抢了大明的江山的,而且一些明朝遗民编的史料即便态度客观,但对于一些事情难免是道听途说得来,加上清初文字狱盛行,并不一定就完全准确。我们有同情袁崇焕的理由,崇祯更有杀袁崇焕的理由—历史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再来说说议和的事情,其实对于议和,在明廷并不是袁崇焕一个人的主意。而且对于议和,明清双方都是心知肚明,那就是一个缓兵之计罢了。当然,即使包括崇祯在内,在某些时候都认为有议和的必要—事实上,除了议和,大明朝一时还真找不到更好的缓和时局的法子了。可是,崇祯毕竟做不了宋真宗,更做不了宋高宗。所以即便是万般无奈,对于议和他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其实这很好理解,因为相对宋朝的帝王们,崇祯的现实和心理压力要大得多。首先,宋朝建立时,辽朝已经存在好几十年了,完全就是和宋朝平等的国家,而且那幽云十六州也不是在宋王朝手里丢的,所以议和不丢脸。至于大金朝呢,更和你大宋没关系,而且他还灭了武功赫赫的契丹人,在它面前装孙子一点也不要难为情。可大明朝就不一样了啊,人家努尔哈赤当年就是我大明朝旗下的一名小将佐,现在却要和我天朝皇帝贵胄来平起平坐,这那还受得了。其次,原因还是和宋朝有关,外族人灭了宋王朝给大明子民的教训太深刻了,所以无论朝野上下,对议和可都是敏感得很啊。第三,大明朝也没有和异族低头媾和的传统啊,以前都是我们追着号称弓马举世无双的蒙古人打,现在我一个中兴之主,却还要向你们几个女真人(前不久还是咱的奴婢呢)折节低头,这怎么都难以接受啊。所以通过议和赢得宝贵的喘息之机对于明王朝来说是一个好的选择,可是在心理上又难以让人接受,以致一直不能拿到朝堂上来说。
  在崇祯杀的“臣贼”中,还有一个比较著名的是周延儒。杀周是一件正常而平常的事情,可是在周案中,个人认为崇祯也展现了一个精明有见识的形象。所以有时候怪不得崇祯多疑—要怪只能怪那些大臣阴奉阳违,表里不一。结合崇祯对其他朝政的处理,我们说崇祯虽够不上一个明君,但也绝不是一个昏君。
  说到崇祯,自然想到那一朝遍地的流民。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明之亡,实亡于流民。满清自夺得大明朝的江山那天起,就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有清一代,流民问题还是处理得不错,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大面积的流民。国朝对这个问题也很重视—没见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也很严格吗,呵呵。
  有些人说崇祯昏聩,一条罪状就是天启时流民还不多,到了崇祯手里,整个中原到处都是流民乱窜。但如果把造成大量流民的问题全部归罪于崇祯那是不客观的。流民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就是四个字—天灾人祸。崇祯元年,关中大旱,加上朝廷加派辽饷,立时使得许多小农户破产,造成大量的流民。我们说明末说崇祯,有时候还真是感到王朝更替有天示有天意,在崇祯当政的短短十七年里,就有一半时间以上时间中原关中地区出现大面积的旱灾(天启二年至崇祯二年,陕西八年皆大旱不雨:崇祯六年西安旱灾,米脂大旱,斗米千钱,人相食。历史上也记载,近五百年来最严重的干旱发生在崇祯九年至崇祯十六年,尤以十年至十四年为甚,好像气候学上把这种气候阶段称为小冰河期)通常旱灾一旦形成,就是寸草不生,赤地千里,影响范围相当大,而旱灾过后,必然会引起蝗灾,蝗虫的灾害很容易蔓延到旱灾以外的地区,因为蝗虫的灾害是移动性的,使得离旱灾极远的地方,都会遭到波及,而稻麦皆被掠食光。
  苛捐杂税和天灾无疑是流民问题出现的直接原因,但流民问题持续出现并一直得不到解决。就反映出隐藏在后面的深层次问题,那就是土地兼并严重和吏治极端腐败。明末的土地兼并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而兼并的主角又是宗室藩王。这些宗室藩王们兼并了土地,又不会老老实实纳赋纳捐。所以土地兼并就造成了两个问题,一时流民越来越多,二是国家财政收入越来越少,这又使得人民的负担越来越重—自然又造成更多的流民,形成一个无法解套的恶性循环。还有一个吏治的问题,吏治不好,那么本来要交一两银子的税,摊派到下面可能就变成了四两五两。而国家靠这些官吏赈灾救民呢,可能每户可以分到五两银子,可层层盘剥之后,到灾民手里就剩下一两了。其实对于这种情况,崇祯是一清二楚的。在他执政的十七年里,曾经六下罪己诏,从里面我们都可以清楚的看到他对民生吏治的现状是很了解的。如崇祯八年(1635)正月,在中原数省范围内流窜奔袭经年的陕西农民武装暴力团伙突然挥师南下,出其不意地一举攻克明朝中都凤阳。这迫使自负的崇祯于当年十月下了他的第一道罪己诏,里面就有这样一句:国帑匮绌而征调不已,闾阎凋攰而加派难停。中夜思惟,业已不胜愧愤。又如崇祯十年闰四月,北方大旱,中原大地、赤野千里、饿殍遍野、民不聊生,而地方官吏仍旧逼粮催科、盘剥百姓,多处地方亦然民怨沸腾、干柴烈火、一触即燃,面对这样的危局,崇祯帝头脑十分清醒,可是又无可奈,山高皇帝远,朝廷中枢对于基层吏治的腐败也是鞭长莫及、望洋兴叹尔!为此,崇祯帝在久祈不雨时的《罪己诏》上痛切地说道:“ 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好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了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这哪一句哪一字不是泣血之言啊。就凭这几道罪己诏,我们也不能认为崇祯是昏君。
  崇祯和他的老祖宗朱元璋一样,是一个对“官”切齿痛恨的皇帝。朱元璋敌视当官的,那是因为自己早年的不幸遭遇,再加上在平定天下及治理江山的过程中,对贪官污吏祸国殃民的深刻了解。而崇祯呢,虽足不出紫禁城,可他毕竟还是有那么多的耳目,何尝不知国家吏治的腐败,民生的凋敝。对朝堂上敷衍塞责的大臣们他尚可以骂贬杀,但对于下面那数不胜数的贪官昏官庸官,他则只能徒唤奈何。要解决农民暴动问题,就要解决流民问题。要解决流民问题,就要解决吏治和土地兼并问题。要解决吏治和土地兼并问题,就必然得罪官僚、豪绅和宗室—可这恰恰又是后来大明朝统治赖以存续的基础。朱元璋之所以能对整个官僚体系大动干戈,那是因为新朝甫立,还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既得利益群体,而且整个社会有那么一股昂扬向上,生气蓬勃的精气神。最重要的是他既是新朝的皇帝,也是义军的首领,还是和人民站在一边—至少不是对立关系。所以朱元璋反贪阻力会小很多,效果也会好很多。这就是为什么在新朝里一个从旧王朝过来老官僚也能清正廉洁,而在旧朝里一个新人也只能唯唯诺诺无棱无角—因为环境很重要,精神气质很重要,理想很重要。可对于崇祯来说,这时已经是攻守易势,他的王朝代表的是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成了农民运动革命的对象。即使他想去砍豪绅宗室,可谁来帮他砍呢?我们可以指责—崇祯眼里只有他的大明江山,而不知有大明百姓。其实他何尝不知民为国之本,但在这样一个污浊和毫无生气的官僚体系面前,他能有什么作为呢。
  李自成在他的《登极诏》里曾这样说崇祯朝:“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分明就是崇祯自己“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文雅说法了。看来人民的眼睛还真是雪亮的。
  何况整顿吏治,缓解土地兼并又非朝夕之间可以见效,在老天也频频为难的情况下,崇祯基本上已经是无力回天了。除非这时天纵奇才,出现一个有朱元璋那样的杀伐决断,又有张居正那样理财理政能力的君主,或许大明朝可以多熬一阵。但在那种积重难返的形势下,也难得有大的作为了。万历殆政了二十多年,天启又因为党争和阉党乱政折腾了七年,加起来就有三十多年,一个王朝又有多少个三十年呢。如果他老爸光宗皇帝多活几年,或许情况还不至糜烂如此,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摊子已经烂成这样了,老天爷还不停的作难,这真是不让人活了啊。所以在读有关崇祯史料的时候,虽然他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但我一直为他的坚强和执着所感动。一个年刚弱冠,在动荡险恶的环境中即位,执政后几乎每天听到的都是天灾、流民暴动、外寇入侵、官员贪渎、丧师丢地等这些让人心焦头疼的消息。十七年啊,再坚强的人也被折磨成疯子了,何况他还是一个这样有抱负有理想,但同时也敏感自负的人—这也许就是天意弄人吧。
  农民失去了土地,加上天灾,政府赈灾又不得力,所以只能跑出去讨饭,就成了流民。天灾面积不大,流民少的话,还可以讨口饭吃。可象崇祯时那样,天灾一来就是上十年,受灾地区又是整个中原西北,所以除了暴动几乎就没有了活路。看明末历史的时候,有关流民的记载真是触目惊心啊。难怪那时中原大地遍地烽火,只要有一个人站出来吆喝一声,马上就能聚集上十万人。反正饿死也是死,还不如拿起锄头梭镖来抢两顿饱饭吃。透过明末的流民暴动和农民起义,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问题。第一是即使存在长时间大面积的天灾,但是对于整个国家来说,还是有足够的物质财富支持人民的生活问题。这很好理解,因为大家一暴动,打土豪开粮仓,就都有饭吃了。可见并非国家完全支持不住了,而是—套用现代经济说法就是贫富差距拉大了,财富向少数人集中了。我们也看到,即使在明末南方的经济运行还是比较好的,尤其是江浙一带受的影响比较小。主要是税收不能很好的收上来,再加上赈灾不到位,才导致流民问题日甚一日,终至不可收拾。有时我们会不解:那些豪绅富户达官贵族们怎么不想一想,与其因流民暴动使得身首异处,家产充公,还不如主动拿出财物来赈灾救民,于国于民于己都好。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这只是我们这些升斗小民的良善想法罢了,对于那些居高位的食肉者,那些侯门大院里的遍身罗绮者,又何尝对天下苍生有过一丝一毫的悲悯之心呢。他们只知道如果眼前的柴没了,谁还会去管那座山是不是能长出柴来—即使有了柴,也不一定就会有自家一份啊—还是看着眼前的好。肉食者鄙—古今皆然。第二就是明末的流民暴动反反复复好几次,眼看着被剿灭了,哪知过不了几天,又闹起来了,而且势头更猛更烈。其中可见明末恶政之凶之暴。可就是同样的流民,刚开始几十万有时都打不过几万官兵,这并非大明朝的将卒都是以一当十的好汉,而是流民暴动本身就是自发的没什么政治目的,闹起来就为图一顿饱饭吃,正正经经的一群乌合之众。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高迎祥,还是李自成张献忠都是窜来窜去,真正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直到后来李自成遇到李信,提出“均田免粮”这一政治口号,情况才大为改观。其性质也才由流民暴动升级为农民起义。可见政治口号和政治纲领的重要性,有了这东西,就师出有名,也就有了团结人的精神信念,大家走到一起来就有了充足的理由。所以要经常宣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至于实质是不是“人民全心全意为我服务”,那就暂时不要管了。
  对于农民军问题,历朝历代,无外乎剿抚两种手段。崇祯呢,自然也是连剿带抚,期间还是见了一些成效。可一是流民问题不解决,农民起义的问题就无法根治;二是崇祯自己急于求成,频繁换将,用人不专,责臣太骤;导致农民军势力越来越大,终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其实最理想的结果是将农民军招抚下来,然后送到辽东去打辫子兵。可是呢这些兵战斗力本身就差,也不懂什么规矩,只怕放到前线还会倒戈一击—等他们有了战斗力了,估计你又管不住了。所以崇祯朝在这里进入了一个死胡同,辽事不绝,则辽饷不断。辽饷和天灾不断,则流民不绝。流民和满清这对煞星,真是东边日出西边雨,你方唱罢我登场,弄得崇祯哪里还能有什么活头。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用谭嗣同这句话概括大明王朝这位悲剧性帝王,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纵观崇祯朝17年,一个主旋律就是“杀贼”—杀关内的“流贼”,杀关外的“胡贼”,杀朝堂上的“臣贼”。可杀来杀去,这位末代君王最后倒让贼给逼杀了。
  朱由检从站到大明朝政治舞台最中央的那一刻开始,就开始了他漫长、艰难而痛苦的杀贼生涯。虽然没有杀出多少成绩来,但朱由检的登基第一杀还是很成功很英明也很漂亮。因为这一次他杀的是时称九千岁,曾是大明帝国实际掌舵人,创造中国几千年以来宦官掌权奇迹的魏忠贤。所以,他的这一杀还特别大快人心。
  了解这段历史的人应该都还是认为,在处理魏忠贤问题上,崇祯的确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沉稳老练与谨慎。如果考虑到他那时实际上还是一个不到十七岁的半大孩子,又从未有过实际的政治斗争经验,我们自然会为他的表现击节叫好。这在当时也是一件非常振奋人心的事情,毕竟天下为阉党所苦已久,加上处理这件事情的还是一个年纪轻轻的皇帝,更是让对国家对时局焦心不已的士林人士看到了莫大的希望。我们在中学时有过一篇课文叫《五人墓碑记》,里面把崇祯登基称为“圣人出”,可见民间对他有多大的信任,又充满了多少的期待。可是在以后十多年的国家管理中,崇祯再也没有表现出同样的大智大勇。
  其实道理也很简单,我们都知道崇祯是一个很有抱负也很有决心的帝王,他的人生目标就是中兴大明。这个目标不会是一下子蹦出来的,而应该是在他还是亲王的时候就有的。当然在潜邸时,他可能考虑得最多的应该还是怎样处理魏忠贤。毕竟那时还是他哥哥当家作主,对于国事他了解有限,而且也没有人教导他怎样去治国。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他在处理魏忠贤集团时的处变不惊和有条不紊,但是—治国毕竟对于他来说是陌生的。即使对于任何雄才大略的人来说,治理一个大国都是一件不容易,需要如履薄冰般对待的工作。何况我们的崇祯皇帝接受这副责任重大、千头万绪、危机四伏的千钧重担时,没有任何工作经验,而且他还就是一个十六岁多一点的孩子啊,放到现在还刚上高中。现在要他去面对那老谋深算的朝臣、处理那纷繁复杂的政事、批阅那如山般令人窒息的奏章,该是一种怎样的考验与煎熬。
  我们都知道,崇祯虽然生在帝王之家,但整个人生都是不幸的。在他登基以前,史料对他的记载很有限,但是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出来。首先,他三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接着九岁的时候老爸就去世了。哥哥比他大六七岁,又是个典型不懂事的调皮捣蛋鬼,所以他的童年一定是很孤独的。其次,他老爸整个一生在他那位贪财怠政的皇爷爷面前很不待见,日子本身就过得很凄苦,要不是有一帮子倔强的大臣坚持了二十多年,只怕那一个月皇帝都做不了。所以在自己都朝不保夕的情况下,对儿子们的教育培养也是粗放式的—看看他老哥的情况就知道。第三,他的整个家庭就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母亲早逝,父亲好不容易熬出头,哪知才一个月就一命呜呼,哥哥喜欢当木匠,可偏偏做了皇帝,把一坐江山弄得乌烟瘴气不说,自己也是年纪轻轻就跑路了,把一副千斤重担不许讨价还价的撂到他瘦弱的肩膀上。第四,像他这样年纪登基的,要么老爸老哥留一群顾命大臣或者辅政大臣什么的帮他来打理江山,再不济也有个母太后或者太皇太后的—至少心理上有个依靠。可他老哥留给他的是什么呢,除了一座风雨飘摇、千疮百孔的江山,一个糜烂不堪的政局,还有一个比皇帝还牛气的九千岁。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真正的孤家寡人。
  所以我们不能过多的怪他多疑,怪他武断,怪他急于求成。除了自己,崇祯几乎没有什么可依靠的,而且他接手的时候,大明王朝已经是内忧外患,山河冷落。关外是后金八旗的虎视眈眈,关内是遍地流民,西南还有土司的叛乱,朝堂上更是乱糟糟的一团,党争激烈。一个十七岁的孩子,他何尝不想与臣工们同舟共济,一起重振大明的江山。可是在他除掉魏忠贤后还没兴奋几天就清楚了传到手里的是一份怎样的不良资产。岳武穆说过:文官不贪财、武将不怕死,天下方可致太平。可如今的大明朝呢,文官个个爱才,贪污盘剥无所不用其极,而那些帝国倚为干城的武将们呢,临阵逃命,纵兵烧杀抢掠倒是一把好手,要他们去征战疆场,舍命退敌那几乎是痴人说梦了。
  崇祯是在文官们的帮助下扳倒魏忠贤的,他自然是恨极了宦官专政。可是在与文官们打了一年多交道之后才知道,这帮家伙也都不是省油的灯。嘴巴上都是义正词严的说着孔孟之道,暗地里却是拉帮结伙,朋比为奸。所以他转而又只能求助于总还是呆在自己身边的太监们。崇祯是多疑,但当90%的臣僚对自己是虚与委蛇,不洁身自好的时候,他还能做到宽容大度,坦诚以对吗?
  谈崇祯的杀,自然最著名的还是杀袁崇焕。
  因为乾隆大张旗鼓的一番“平反”,现在一般都认为袁崇焕是因为崇祯中了皇太极的离间计被冤杀的。个人认为,袁崇焕是冤杀没错,但因为是满清的离间则不然。
  我们都知道,开始的时候崇祯对袁崇焕可是信任有加,寄望有加,所以对袁崇焕也是支持有加。几乎是满足了袁崇焕所有的要求,简直做到了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权给权。当然,袁崇焕也确有值得崇祯信任的地方,毕竟自辽东起战事四十多年以来,就袁崇焕在那里打过两场胜仗,而且这人贤而廉,在浑浊的大明官场里素有清誉。一个是有中兴抱负,求治心切的新主,一个是谙熟边事、公忠体国的的老臣,在国家危急关头风云际会,这应该是喜事美事一桩。君臣间的这种坦诚以对和共赴时艰也应传为千古美谈。可惜在崇祯召见平台时,袁崇焕这位老成持重的大臣可能是一时激动,居然慷慨陈词,说五年可以平辽,把一切都推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计划是很能鼓舞人心,可估计全世界也就那位性子急也很容易激动的年轻万岁爷会相信。
  为什么说五年平辽计划是袁崇焕引来杀身之灾的祸端呢。主要是首先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除非当时的后金政权出一个南朝刘子业萧宝卷一类的君主)。其次是袁崇焕明知任务完不成还罢了,还正儿八经向崇祯要了一些特权,把自己逼得毫无退路。第三就是如果在崇祯听来这个计划只是袁崇焕一时激动,当不得真也还罢了,可崇祯这个热血青年做什么事情都很有责任感也很认真,而且这个计划出自袁督师这样重量级的人物之口,也怨不得他相信。第四就是因为有这个五年计划的压力,袁崇焕难免做事情急切了些,给皇帝和言官们留下了口实(如诛杀毛文龙)。
  接着说一说为什么五年平辽是不可能完成的计划,首先是当时后金主政的皇太极以及后来的多尔衮都是百年难遇治国治军的奇才,袁崇焕虽也是一时之英杰,可在他们面前也讨不了多少好去。其次就是后金政权此时正处于发展的上升期,而大明此时已经病入膏肓,一升一降,明眼人都看得出这个过程有多么漫长和艰难。第三、其实我们也可以借鉴隋唐征高句丽故事,就会知道以当时隋之国力,唐之英主,两朝之名将劲卒,前后攻伐五十年最后还是因为高句丽内部分裂才乘隙平定。可后金当时是主明臣贤,名将如云,军队战力更是举世无二。以当时明之现状,短期内能够守住并稳定关宁防线就是了不得的成绩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有足够的时间(五十年左右),大明朝的局势能够稳定下来,明朝还是有望灭了满清的。首先主要是明朝国力毕竟是关外满清的十倍。其次是那时世界已经逐步进入了热兵器时代,而明朝又是一个相对满清开放的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和武器明朝要方便得多,国力和军队的战斗力提升得自然也快一些。第三是,如果沙俄还是如历史进程一般侵入东北,那么明朝更可以联合沙俄南北夹击,灭了满清。进而出现中俄对峙的局面,还可能使得中国提前走进现代历史,呵呵—只是想象罢了。
  我们还可以讨论一下袁崇焕杀毛文龙的事情,因为这实际上是崇祯杀袁崇焕的一个重要原因。至于袁崇焕为什么要杀毛文龙,一般来说,以毛文龙当时悖逆狂妄的行径与做派,加上五年平辽要统一事权,站在袁崇焕立场上杀他是有充足理由的。很多人以毛文龙一直是牵制后金的重要军事力量,后来毛被杀后,他的部众许多投降后金来说明袁崇焕杀毛文龙是一大败笔。其实这是不公平的,因为袁崇焕杀毛文龙之后,收编了他的军卒,一切都很正常,只是因为朝廷接着杀了袁崇焕,才导致皮岛军众无所依赖,最后才投降了后金(比如三顺王降清就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当然,对于袁崇焕来说,他的败笔是杀毛文龙没有请示崇祯—可是如果他请示的话,估计就杀不到毛文龙了。这恰恰就为后来崇祯杀袁崇焕埋下了伏笔—要知道毛文龙也是有尚方宝剑在手的一方大员啊,擅杀大将—谁给了你袁崇焕这么大权力—估计每个明朝皇帝都会这么想。但关于毛文龙是被袁崇焕所陷害冤杀一说,我是不认同的,因为后来崇祯乃至明朝官方拒绝为毛文龙正名已经说明一切。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崇祯杀袁崇焕的理由: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里面就没有一条是说袁崇焕谋反的。而且袁崇焕自崇祯二年十二月下狱至次年八月受刑问斩,一共有八个月时间,这说明崇祯对这个问题也是很慎重的,不可能是一时的激愤所为,假若是受离间计,这么长的时间也该查清楚了。个人认为崇祯虽然多疑,但并不昏庸,甚至还可说是比较精明。而在另一方面,如果有人认为袁崇焕是通敌卖国的人,我也是万万不敢苟同的—一个那样有政声,为边事殚精竭虑并取得了比较大功绩的人,遇到一个欣赏自己,全力支持自己的君王,还去做不臣之事,应该说可信度不高。
  那么为什么袁崇焕必须死呢—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崇祯对他的工作方式、工作效果和工作态度不满意。很正常啊,在崇祯手里,十七年换了五十个内阁首辅和十四个兵部尚书,杀或者逼杀了督师和总督十一人、巡抚十二人。所以崇祯杀袁崇焕实在是正常不过的—因为袁该死的地方太多了。首先你自己提出五年平辽计划,要了那么多钱粮特权,可过了一年多,非但寸土未得,最后还导致贼寇京师,这让自负,最恨臣下敷衍的崇祯如何受得了;其次毛文龙即使有千万条该杀的理由,也不该由你袁崇焕去杀—这不明摆着把皇帝不放在眼里吗?去这么一段时间就擅杀大将,日子久了那还得了?其三,袁崇焕下狱之后,手下部将祖大寿即怒率部众回山海关,这让崇祯做何想—这就是你袁督师带出来的军队啊,眼里只有你袁督师,就没有咱皇上。第四就是袁崇焕居然主张议和,而且还行动了起来--给了你那么多粮草兵饷,你却去议和。而且明朝的外交就是拿宋朝做参考的--在士大夫眼中,议和与投降何异!所以,袁崇焕是非死不可了,换了别的明清皇帝他基本上都得死。
  虽然如此,我还是觉得如果说袁崇焕不经请示杀毛文龙有些草率,那么崇祯杀袁崇焕就是一误再误了。毕竟大明朝正需要一位这样的能臣干吏,有袁崇焕在,东江镇的形势会更好一些,应该也不会有将来的松山之败,洪承畴就可以安心在中原剿抚农民军了。当然,在前面我说过即使给袁崇焕十年二十年时间也不可能实现他平辽的远大理想,而且他死后十几年,山海关至北京的防线照样依然牢固,依然在大明朝手里。所以个人觉得现代对袁崇焕的评价过高了,当然这也有乾隆的功劳在里面。对于明清之间的一些史料,我的态度是不可不信不可全信。毕竟满清是抢了大明的江山的,而且一些明朝遗民编的史料即便态度客观,但对于一些事情难免是道听途说得来,加上清初文字狱盛行,并不一定就完全准确。我们有同情袁崇焕的理由,崇祯更有杀袁崇焕的理由—历史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再来说说议和的事情,其实对于议和,在明廷并不是袁崇焕一个人的主意。而且对于议和,明清双方都是心知肚明,那就是一个缓兵之计罢了。当然,即使包括崇祯在内,在某些时候都认为有议和的必要—事实上,除了议和,大明朝一时还真找不到更好的缓和时局的法子了。可是,崇祯毕竟做不了宋真宗,更做不了宋高宗。所以即便是万般无奈,对于议和他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其实这很好理解,因为相对宋朝的帝王们,崇祯的现实和心理压力要大得多。首先,宋朝建立时,辽朝已经存在好几十年了,完全就是和宋朝平等的国家,而且那幽云十六州也不是在宋王朝手里丢的,所以议和不丢脸。至于大金朝呢,更和你大宋没关系,而且他还灭了武功赫赫的契丹人,在它面前装孙子一点也不要难为情。可大明朝就不一样了啊,人家努尔哈赤当年就是我大明朝旗下的一名小将佐,现在却要和我天朝皇帝贵胄来平起平坐,这那还受得了。其次,原因还是和宋朝有关,外族人灭了宋王朝给大明子民的教训太深刻了,所以无论朝野上下,对议和可都是敏感得很啊。第三,大明朝也没有和异族低头媾和的传统啊,以前都是我们追着号称弓马举世无双的蒙古人打,现在我一个中兴之主,却还要向你们几个女真人(前不久还是咱的奴婢呢)折节低头,这怎么都难以接受啊。所以通过议和赢得宝贵的喘息之机对于明王朝来说是一个好的选择,可是在心理上又难以让人接受,以致一直不能拿到朝堂上来说。
  在崇祯杀的“臣贼”中,还有一个比较著名的是周延儒。杀周是一件正常而平常的事情,可是在周案中,个人认为崇祯也展现了一个精明有见识的形象。所以有时候怪不得崇祯多疑—要怪只能怪那些大臣阴奉阳违,表里不一。结合崇祯对其他朝政的处理,我们说崇祯虽够不上一个明君,但也绝不是一个昏君。
  说到崇祯,自然想到那一朝遍地的流民。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明之亡,实亡于流民。满清自夺得大明朝的江山那天起,就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有清一代,流民问题还是处理得不错,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大面积的流民。国朝对这个问题也很重视—没见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也很严格吗,呵呵。
  有些人说崇祯昏聩,一条罪状就是天启时流民还不多,到了崇祯手里,整个中原到处都是流民乱窜。但如果把造成大量流民的问题全部归罪于崇祯那是不客观的。流民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就是四个字—天灾人祸。崇祯元年,关中大旱,加上朝廷加派辽饷,立时使得许多小农户破产,造成大量的流民。我们说明末说崇祯,有时候还真是感到王朝更替有天示有天意,在崇祯当政的短短十七年里,就有一半时间以上时间中原关中地区出现大面积的旱灾(天启二年至崇祯二年,陕西八年皆大旱不雨:崇祯六年西安旱灾,米脂大旱,斗米千钱,人相食。历史上也记载,近五百年来最严重的干旱发生在崇祯九年至崇祯十六年,尤以十年至十四年为甚,好像气候学上把这种气候阶段称为小冰河期)通常旱灾一旦形成,就是寸草不生,赤地千里,影响范围相当大,而旱灾过后,必然会引起蝗灾,蝗虫的灾害很容易蔓延到旱灾以外的地区,因为蝗虫的灾害是移动性的,使得离旱灾极远的地方,都会遭到波及,而稻麦皆被掠食光。
  苛捐杂税和天灾无疑是流民问题出现的直接原因,但流民问题持续出现并一直得不到解决。就反映出隐藏在后面的深层次问题,那就是土地兼并严重和吏治极端腐败。明末的土地兼并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而兼并的主角又是宗室藩王。这些宗室藩王们兼并了土地,又不会老老实实纳赋纳捐。所以土地兼并就造成了两个问题,一时流民越来越多,二是国家财政收入越来越少,这又使得人民的负担越来越重—自然又造成更多的流民,形成一个无法解套的恶性循环。还有一个吏治的问题,吏治不好,那么本来要交一两银子的税,摊派到下面可能就变成了四两五两。而国家靠这些官吏赈灾救民呢,可能每户可以分到五两银子,可层层盘剥之后,到灾民手里就剩下一两了。其实对于这种情况,崇祯是一清二楚的。在他执政的十七年里,曾经六下罪己诏,从里面我们都可以清楚的看到他对民生吏治的现状是很了解的。如崇祯八年(1635)正月,在中原数省范围内流窜奔袭经年的陕西农民武装暴力团伙突然挥师南下,出其不意地一举攻克明朝中都凤阳。这迫使自负的崇祯于当年十月下了他的第一道罪己诏,里面就有这样一句:国帑匮绌而征调不已,闾阎凋攰而加派难停。中夜思惟,业已不胜愧愤。又如崇祯十年闰四月,北方大旱,中原大地、赤野千里、饿殍遍野、民不聊生,而地方官吏仍旧逼粮催科、盘剥百姓,多处地方亦然民怨沸腾、干柴烈火、一触即燃,面对这样的危局,崇祯帝头脑十分清醒,可是又无可奈,山高皇帝远,朝廷中枢对于基层吏治的腐败也是鞭长莫及、望洋兴叹尔!为此,崇祯帝在久祈不雨时的《罪己诏》上痛切地说道:“ 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好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了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这哪一句哪一字不是泣血之言啊。就凭这几道罪己诏,我们也不能认为崇祯是昏君。
  崇祯和他的老祖宗朱元璋一样,是一个对“官”切齿痛恨的皇帝。朱元璋敌视当官的,那是因为自己早年的不幸遭遇,再加上在平定天下及治理江山的过程中,对贪官污吏祸国殃民的深刻了解。而崇祯呢,虽足不出紫禁城,可他毕竟还是有那么多的耳目,何尝不知国家吏治的腐败,民生的凋敝。对朝堂上敷衍塞责的大臣们他尚可以骂贬杀,但对于下面那数不胜数的贪官昏官庸官,他则只能徒唤奈何。要解决农民暴动问题,就要解决流民问题。要解决流民问题,就要解决吏治和土地兼并问题。要解决吏治和土地兼并问题,就必然得罪官僚、豪绅和宗室—可这恰恰又是后来大明朝统治赖以存续的基础。朱元璋之所以能对整个官僚体系大动干戈,那是因为新朝甫立,还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既得利益群体,而且整个社会有那么一股昂扬向上,生气蓬勃的精气神。最重要的是他既是新朝的皇帝,也是义军的首领,还是和人民站在一边—至少不是对立关系。所以朱元璋反贪阻力会小很多,效果也会好很多。这就是为什么在新朝里一个从旧王朝过来老官僚也能清正廉洁,而在旧朝里一个新人也只能唯唯诺诺无棱无角—因为环境很重要,精神气质很重要,理想很重要。可对于崇祯来说,这时已经是攻守易势,他的王朝代表的是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成了农民运动革命的对象。即使他想去砍豪绅宗室,可谁来帮他砍呢?我们可以指责—崇祯眼里只有他的大明江山,而不知有大明百姓。其实他何尝不知民为国之本,但在这样一个污浊和毫无生气的官僚体系面前,他能有什么作为呢。
  李自成在他的《登极诏》里曾这样说崇祯朝:“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分明就是崇祯自己“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文雅说法了。看来人民的眼睛还真是雪亮的。
  何况整顿吏治,缓解土地兼并又非朝夕之间可以见效,在老天也频频为难的情况下,崇祯基本上已经是无力回天了。除非这时天纵奇才,出现一个有朱元璋那样的杀伐决断,又有张居正那样理财理政能力的君主,或许大明朝可以多熬一阵。但在那种积重难返的形势下,也难得有大的作为了。万历殆政了二十多年,天启又因为党争和阉党乱政折腾了七年,加起来就有三十多年,一个王朝又有多少个三十年呢。如果他老爸光宗皇帝多活几年,或许情况还不至糜烂如此,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摊子已经烂成这样了,老天爷还不停的作难,这真是不让人活了啊。所以在读有关崇祯史料的时候,虽然他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但我一直为他的坚强和执着所感动。一个年刚弱冠,在动荡险恶的环境中即位,执政后几乎每天听到的都是天灾、流民暴动、外寇入侵、官员贪渎、丧师丢地等这些让人心焦头疼的消息。十七年啊,再坚强的人也被折磨成疯子了,何况他还是一个这样有抱负有理想,但同时也敏感自负的人—这也许就是天意弄人吧。
  农民失去了土地,加上天灾,政府赈灾又不得力,所以只能跑出去讨饭,就成了流民。天灾面积不大,流民少的话,还可以讨口饭吃。可象崇祯时那样,天灾一来就是上十年,受灾地区又是整个中原西北,所以除了暴动几乎就没有了活路。看明末历史的时候,有关流民的记载真是触目惊心啊。难怪那时中原大地遍地烽火,只要有一个人站出来吆喝一声,马上就能聚集上十万人。反正饿死也是死,还不如拿起锄头梭镖来抢两顿饱饭吃。透过明末的流民暴动和农民起义,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问题。第一是即使存在长时间大面积的天灾,但是对于整个国家来说,还是有足够的物质财富支持人民的生活问题。这很好理解,因为大家一暴动,打土豪开粮仓,就都有饭吃了。可见并非国家完全支持不住了,而是—套用现代经济说法就是贫富差距拉大了,财富向少数人集中了。我们也看到,即使在明末南方的经济运行还是比较好的,尤其是江浙一带受的影响比较小。主要是税收不能很好的收上来,再加上赈灾不到位,才导致流民问题日甚一日,终至不可收拾。有时我们会不解:那些豪绅富户达官贵族们怎么不想一想,与其因流民暴动使得身首异处,家产充公,还不如主动拿出财物来赈灾救民,于国于民于己都好。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这只是我们这些升斗小民的良善想法罢了,对于那些居高位的食肉者,那些侯门大院里的遍身罗绮者,又何尝对天下苍生有过一丝一毫的悲悯之心呢。他们只知道如果眼前的柴没了,谁还会去管那座山是不是能长出柴来—即使有了柴,也不一定就会有自家一份啊—还是看着眼前的好。肉食者鄙—古今皆然。第二就是明末的流民暴动反反复复好几次,眼看着被剿灭了,哪知过不了几天,又闹起来了,而且势头更猛更烈。其中可见明末恶政之凶之暴。可就是同样的流民,刚开始几十万有时都打不过几万官兵,这并非大明朝的将卒都是以一当十的好汉,而是流民暴动本身就是自发的没什么政治目的,闹起来就为图一顿饱饭吃,正正经经的一群乌合之众。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高迎祥,还是李自成张献忠都是窜来窜去,真正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直到后来李自成遇到李信,提出“均田免粮”这一政治口号,情况才大为改观。其性质也才由流民暴动升级为农民起义。可见政治口号和政治纲领的重要性,有了这东西,就师出有名,也就有了团结人的精神信念,大家走到一起来就有了充足的理由。所以要经常宣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至于实质是不是“人民全心全意为我服务”,那就暂时不要管了。
  对于农民军问题,历朝历代,无外乎剿抚两种手段。崇祯呢,自然也是连剿带抚,期间还是见了一些成效。可一是流民问题不解决,农民起义的问题就无法根治;二是崇祯自己急于求成,频繁换将,用人不专,责臣太骤;导致农民军势力越来越大,终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其实最理想的结果是将农民军招抚下来,然后送到辽东去打辫子兵。可是呢这些兵战斗力本身就差,也不懂什么规矩,只怕放到前线还会倒戈一击—等他们有了战斗力了,估计你又管不住了。所以崇祯朝在这里进入了一个死胡同,辽事不绝,则辽饷不断。辽饷和天灾不断,则流民不绝。流民和满清这对煞星,真是东边日出西边雨,你方唱罢我登场,弄得崇祯哪里还能有什么活头。

至于关外的满清,个人觉得袁崇焕的方针还是靠谱的。用一句中国的足球术语那就是“防守反击”。很简单,一个健康强大的国家在正常情况下都要避免两线作战。象大明朝这副病恹恹的样子,倒是在连续十几年里外击强敌,内剿顽贼。打来打去最后把自己打得一点元气也没有了。既然要结束这种腹背受敌的不利形势,就只能按照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办。在关外取守势,在关内取攻势。只有内部安定了,去了后顾之忧,财政有了保证,才能在关外与满清一较长短。崇祯对流民问题认识不足,并想凭一战而平关外,又拿不出切实可行的计划来,只能疲于奔命于东西两端,这确实反映了他作为一个君主的才具不足。他也一度想和满清议和,可又在自己的自尊和文官们的清议面前退却。国家都到了这个地步—想想自己当年的老祖宗太祖爷那么英明神武,不还是先后还委身在郭子兴和刘福通的名下熬过那么久的岁月,你现在这么一个烂摊子,委屈一下自己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嘛—是自己的面子重要还是江山重要,这可要想清楚。
  明史虽然是满清编的,里面有些不实之处,但对于崇祯的评价大体还是客观的:庄烈之继统也,臣僚之党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国家之法令已坏,边疆之抢攘已甚。庄烈虽锐意更始,治核名实,而人才之贤否,议论之是非,政事之得失,军机之成败,未能灼见于中,不摇于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当夫群盗满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自全之心。言语戆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为阃帅者,事权中制,功过莫偿。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加以天灾流行,饥馑洊臻,政繁赋重,外讧内叛。譬一人之身,元气羸然,疽毒并发,厥症固已甚危,而医则良否错进,剂则寒热互投,病入膏肓,而无可救,不亡何待哉?是故明之亡,亡于流贼,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贼也。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其实,对于崇祯来说,最后的结局除了煤山上吊之外,还可以有别的结局—那就是南迁。晋室可南渡,宋室可南迁,为什么你大明就不可以呢。晋宋两朝南渡之后都还存续了上百年,大明朝要是跑到南边去,那么将来“卷土重来未可知”啊。而且崇祯跑到南方去条件可比晋宋好多了,在南京就有一个现成的领导班子,只要你过去,办起事情来和在北京没两样。要说崇祯没动过南迁的念头可不是真话,只是“南迁”意味着放弃宗庙陵寝,难以启口,必须有内阁、六部的重臣出来力排众议,形成朝廷一致的共识。遗憾的是,那些大臣都怕承担骂名,不敢提倡“南迁”,所以一拖再拖。最后在李自成快攻到北京时,才有大臣秘密上疏,可惜由于得不到内阁的支持,再加上崇祯在和战问题上都很保守,要他南迁对他的心理压力实在太大,以致最后不了了之。放弃了南迁,也就关闭了崇祯最后的生路。
  当时还有大臣提议让太子去南京监国,以便留一条退路。这其实也是一条好建议,你不去让儿子去就没那么大的压力,也给国民留了一些信心嘛。可是照样由于阁臣们的反对无疾而终,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崇祯自己的原因。都这个时候了,关系家国命运,还顾什么面子,应该拿出平时杀伐独断的气魄来嘛。崇祯还有一个说不出口的原因可能是怕太子去了南京,那里政府机构整齐的一套,而自己在臣工们心中的影响不好,声誉不高,如果仿唐肃宗灵武即位的故事来一场逼宫,那他就更加受不了。说来还是他的狭隘,自负,多疑害了他。
  如果太子去南方监国,那是名正言顺,就不会出现以后南明的“内讧”。而且那时南方的经济没有遭到多大的破坏,还有左良玉和江北四镇,长江沿线的安全也比较有保障。丢掉北方那个包袱,让李自成和满清先争个你死我活,再找个好时机整军北伐就是。即使再不济,南方的小朝廷总还可以多活几年。自己这么一固执,弄得家国皆不幸。
  以前读明末这段历史,因为大明的暴政,因为袁崇焕,因为对李闯的英雄崇拜,所以对崇祯的印象就如教科书上说的:刚愎自用、猜忌多疑、昏庸武断。可是真正了解那段历史之后,尤其是了解崇祯这个人之后,可能就不会轻易的下这样简单的结论。
  当然不管是史书给我们的印象,还是实际情况,崇祯都是一个单调的人。这个凄苦的帝王他来到这个世间,他的责任、欢乐、悲伤—整个人生好像就只是为了中兴大明。十七年如一日,他不逸声色,宵衣旰食,忧勤惕厉,殚心治理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崇祯的整个生命都奉献给了重振祖宗家业这个镜花水月般的华丽梦想。像他这样一个人,如果生在普通之家,他会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可是为了这个梦想,他最后成了最不好的丈夫和父亲。作为君王,倘若在王朝的和平发展时期,他会是一个勤政爱民的好君主,也一定会是青史留名的中兴帝王。可偏偏阴差阳错,他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甚至在某些方面是他自己加速了一生为之奋斗的王朝的灭亡。崇祯人生的悲剧性就在于此—他有远大的抱负,有高度的责任感,也有努力的实际行动,可他面临的却是一个内忧外患几百年难遇的烂局,且老天爷也一而再,再而三的问难于他。对于大明这座垂垂老矣,破烂不堪的江山来说,他来了,他努力了,他也失败了。其实我们仔细的分析一下,崇祯还是一个有完美情结的帝王—虽然没有记载,但他一定以历史上那些有作为的君主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他可能在骨子里还在努力使自己超越他们。他不好色,不贪图享乐,生活很俭朴,在王朝危急的时刻他几次屈尊折节下罪己诏,不诿过于臣民。甚至最后拒绝南迁,选择走向煤山的绝路,也有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心理在起作用。因为追求完美,所以他严于律己,自然也苛责于臣下。因为追求完美,所以在他坚强凛冽的面孔下,其实有一颗脆弱的心—他的急于求治、缺乏冷静与耐心,动辄杀戮大臣等都是他内心脆弱的表现。
  虽然在崇祯的统治下,苛捐杂税,民不聊生,但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民意大体上还是对这位与社稷共存亡的帝王充满了同情。往人民头上不停地加派重税—这毕竟不是崇祯的本意—因为他终究不是和他爷爷一样是一个贪财敛财的皇帝。而且这位自负骄傲的帝王六下罪己诏,几乎每次都是痛陈自己的不是,并不诿过于百姓。尤其是最后一次: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致逆贼直逼京师,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这使善良的百姓们原谅了他—千错万错,那都是一个时代的错—崇祯自己何尝不也是受害者之一。
  谈论明朝的灭亡时,有许多人总是说明实亡于万历,这句话是没错的。可是,即使我们同情崇祯,为他的兢兢业业和执着所感动,但还是认为崇祯应该为大明朝的覆亡负有重大责任。主要原因有:首先是尽管崇祯当政期间天灾人祸不断,可毕竟他乾纲独断,掌握大明王朝还是达十七年之久,这比别的末代君王好多了—而且其中有许多人祸还不是他自己直接或间接造成的?其次是作为一个末代君王,他还曾经拥有那么多的谋臣良将,如袁崇焕、杨嗣昌、洪承畴、卢象升、孙承宗—甚至包括吴三桂,都可算是一时之俊杰。可他虽有识人之明,却用人不专,猜忌多疑,驭下太严。选将拜相,总是希望立竿见影。对于剿抚和战,茫无成算,这都反映了他自身的脆弱和不自信。第三是崇祯掌国多年,虽外有边患,内有流民,可毕竟他还是掌握了大量的国家资源。南方的情况就比较好,还有几十万的兵马。老天虽为难于他,可毕竟还是给了他比较充裕的时间、空间和资源。真正有大才者,以一隅之地尚可以一统天下。象崇祯这样的情况,经营好了也不至于十多年就倒闭。
  当然我们也承认,以崇祯朝的情况,覆亡是必然的了,即使真有“圣人”出,也只能延缓这个王朝走向死亡的步伐而已。崇祯的悲剧是一个王朝的悲剧,一个时代的悲剧,其实—更是我们这个苦难民族的悲剧。本来一个腐朽王朝的覆亡是历史的必然,也为千千万万的生民带来了新的希望。说它是我们民族的悲剧就在于崇祯煤山上吊的四年前万里之遥的英伦发生资产阶级大革命,把世界带入了近代史,可我们国家的这次更迭却是一个落后的游猎民族统治一个文化比它先进许多的民族的开始。这个落后的民族在吸收汉民族相对先进的统治制度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集权和独裁,迟滞了中华民族科学文化发展的步伐,大大延缓了我们国家向更高层次社会发育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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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漫谈之明太祖[转帖]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开国皇帝(也包括第二代,因为有许多“太宗皇帝”也是跟着“太祖”创业的),大多都是马上英雄,军事奇才。如刘邦、刘秀、曹操(事实上的皇帝)、孙权、刘备、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等,其实也很好理解。因为除了极少数的王朝更替是通过权臣的和平革命之外,大多都是通过铁与血的征战实现的。在乱世要想成为强者,政治策略自然要高明,但首先还是要拳头过得硬。否则你再怎么得民心,也照样被别人给灭了。

  在谈论历代帝王的军事才能时,毛主席说过一句:“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应该说这个评价是很恰当的,有时个人还觉得在武功方面朱元璋其实是不逊于李世民的,甚至还有过之。主要是李世民出身军人世家,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也有很好的环境让他去实践,接触并学习到最新最先进的军事设备和军事信息与知识。后来起兵时,基础也很好,自家里就有一支实力强大的武装力量。而朱元璋就不同了,完全是白手起家,靠的就是自己。这样的基础,换做一般人于乱世之中就如草芥一般,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可咱们的朱皇帝不但过得很风光,而且替子孙后代挣了一份天大的家业,可见世间真有天纵奇才。也许这是重八大哥多年侍奉佛祖积了功德的回报吧—当然就与佛结缘而言,他还是比不上梁武帝,人家可是做了皇帝后几次舍身佛门的。

  朱元璋和李世民一样,都是先削平群雄,而后与强大的北方异族大战一场并同样取得重大胜利。当年李唐定鼎中原,征讨天下的功劳应该有六成是属于李世民的。因为在大的方面不能抹杀了高祖李渊的功劳,在具体的征战方面也还有李孝恭,李靖他们。而朱元璋自起兵扫平南方至北伐一统江山,每一战几乎都是最高指挥者,许多具体战役也都亲身参与。所以个人认为,就王朝的建立,国家的统一而言,朱元璋的军功应该是高于李世民的。李世民军事表现的巅峰是围郑击夏的虎牢关之战,此战击灭二国,擒杀窦建德与王世充,奠定李唐在全国的统治地位。而一般认为朱元璋军事生涯的代表作是与陈友谅的鄱阳湖之战,20万对60万,此战之后朱元璋统一南方已成定局。但个人认为真正体现朱元璋军事素养与眼光的是明王朝的北伐之战,虽然具体的战争指挥者是徐达和常遇春,但战略安排是朱元璋做出的。此战朱元璋的战略思想是: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天下形势人手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即克其都,鼓行而西,云中,太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中国历史上有过那么多次北伐,真正成功的就是朱元璋及近代民国的北伐,从他这段话也可以看出其成功的原因。

  明朝前期的武功其实是不逊于汉唐的,毕竟蒙元的实力与战力都在匈奴之上,当然也在突厥之上。而且明朝自攻克大都之后还在整个北方用兵数十年,罕有败绩。之所以现在我们对这段汉人最近的赫赫武功不是很了解或者漠然视之,可能原因有这么几个:一是满清入主中原,明史也是他们修的,那时国内还存在大量反清复明的斗争,他们自然是不遗余力的抹黑前朝的皇帝;其次是朱元璋和朱棣这两位影响深远的明皇爷也确实嗜杀残暴了一些,大家对他们没多少好感也是正常的。再次是自明朝始,八股取士成为国策,知识分子的路越走越窄,最后只剩下科举一条路。社会思想越来越僵化,生动活泼的社会文化现象越来越少,范进式的人物越来越多。这使得今天人们对明朝的印象很阴暗很晦涩。

  一个像朱元璋那样从社会最底层走出来的军事统帅,其军事能力超群是无可置疑的。但我们更应该从他崛起及所向披靡的战绩看出,朱元璋早期一定是一个心胸豁达,眼光长远,有亲和力有人格魅力的人。因为一个出身寒微的游方和尚要将士用命,众人拥戴,自身肯定有许多吸引人的地方。主要是朱元璋毕竟不像刘邦一开始就是自己拉队伍闹革命,而是寄人篱下了许久。这样的人要成就一番事业,靠的就是自身的才干和高超的与人相处之道—当然,不管信与不信,我总觉得那些成大事者或多或少确实是受到上天眷顾的,呵呵。

  说到朱元璋,我们想到的首先可能就是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对功臣的屠戮。历史上人们总是把朱元璋与汉高祖刘邦相提并论,主要是二人都是于乱世之中,布衣提三尺剑而取天下。而且汉明两朝都是中国历史上国祚超过两百年的大一统的强盛王朝。同时两人的直接继承人都很软弱,也都叫惠帝,而且都不得善终。但最为相似的是两位平民出身的开国帝王在乾坤鼎定之后对追随自己的功臣的血腥杀戮。个人认为在这方面朱元璋是远远走在刘邦前面的,因为被刘邦所杀的开国功臣并不是很多,而且一些确实是造反了的。(写到这里个人觉得历史的误解冤屈了刘邦这位绝代雄才和仁爱之主—司马迁其实是很敬服这位平民帝王的。)可能给人们造成这种印象的直接原因是韩信与彭越的被诛—尤其是韩信,因为这个人在历史上名气实在太大,且在临死前说过一句在以后千古岁月里让每一个人心寒齿冷并充满同情的话: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

  朱元璋诛杀功臣,原因无外乎两个:一是帝国的继承人过于仁慈孱弱,使朱元璋不得不考虑百年之后国家的稳定和长远发展;二是开国勋臣宿将们自身不检点,飞扬跋扈,让为接班人问题闹得很不爽的朱元璋很不放心。

  关于第一点由于史籍的记载也算是后人皆知了,个人觉得朱标虽然仁慈,但还是说不上孱弱,毕竟也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而且做太子期间也历练了不少。建文帝的仁爱怯懦倒是铁板钉钉的事情,三年多的施政及在靖难之役中的表现就证实了这一点。

  我们重点来说说第二个原因。

  首先我们得承认在古代那种忠君思想浓厚,充满封建伦理纲常的环境里,一个人要去造反是需要很大勇气的。说白了就是,我们现在也没几个人认为那时起来造反的英雄们真的是除暴安良,替天行道,救民于水火吧。不可否认,大多数人如果不是被逼得没办法,是不会想到去落草为寇的。但我们也不能否认的是,在“革命”的阵营里除了一些为了活命和求温饱的良善老百姓以外,还是有许多怀着各种目的的“伪革命分子”。一些人是为了升官发财,一些人是在旧朝不得志,投机革命,还有更多的人本身就是好勇斗狠的亡命之徒。所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也是很平常的事情。我们也可以再往前想一想,在冷兵器时代,要在你死我活的血腥战斗中生存下来,哪一个又是菩萨心肠—要真是这样,那也真的只能去当和尚了。尤其是那些出身草莽的将领,其俸禄官阶又有几个不是靠真刀真枪拼杀出来的。这些人说他们武功盖世、指挥若定、富有韬略是没错的,但要真的要求他们都有很高的政治觉悟,有怜爱悲悯之心,有谦恭自省之度那就很有些勉强了。否则,还真难得在那样刀口舔血的残酷环境下保存自己。这样的人冲锋陷阵惯了,加上久掌兵权,国家承平之后居功自傲,飞扬跋扈也是很正常的。历朝历代,这样事情可说是不绝史书。就连以仁厚宽和著称的唐太宗也曾对尉迟敬德说过:“我见汉高祖诛杀功臣,认为是汉高诅的过错,所以总希望与你共享富贵,子孙不绝。然而你做官总是不断犯法,才深感韩信、彭越被剁成肉酱,不是高祖的过错。国家的纲纪,唯赏与罚,非分的恩典,不能常有。你要特别留神,否则后悔不及。”可见,在王朝建立国家稳定之后怎样处理好与骄兵悍将的关系都是开国君主们需要解决的棘手问题。

  其次,对于那些开国功臣们来说,有那种“天下是我们帮你打的,你当天子,还不许我们过得快意滋润一点”的心理也是很正常的。但正常不一定就表示正确,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享受升级了,爵位高了,俸禄多了,但思想觉悟没有与时俱进。一是起事和夺取江山的过程中,他们与君主的关系只是上下级,可能还有朋友兄弟的情分在里面,但一旦王朝建立,他们之间就几乎只剩下君臣关系了。这君臣关系里有一条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种关系虽说不上对立,但至少没有多少温馨可言了。这种关系很危险,稍有风吹草动,就会破裂。当然原因是双方的,一方面可能是做君主的猜忌心过重,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做臣子的自己不谨慎。二就是王朝建立之后,随着形势的好转君主对老部下的倚重是越来越少,但这些勋贵们呢,不能随着形势的转变及时把自己的心态调整过来,还以为老大还像以前那么厚道,还像以前一样离不开自己。三就是老大做了皇帝之后,他首先要考虑的是江山的千秋万代,长治久安,任何与这一点相冲突的人和事,他都会毫不留情的踢开和消灭。无情最是帝王家,连自己的父母兄弟尚且顾不上,何况只是自己当年的部下而已。

  第三,对于刘邦和朱元璋的杀戮功臣行为,很多人将之主要归结为他们出身低微导致的自卑心理。本人并不完全否认有这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因为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一些自卑的—只是有时可能没有遇到那个让他自卑的人罢了。但是象刘邦朱元璋那样的人物,自然都是心胸宽广,豁达大度的人,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英雄与人才愿意投靠他,任其驱驰了。另外对于朱元璋来说,他也从不讳言自己出身的低微—比如在他当皇帝后写给父母的祭文里就清楚的说明了这点。且他身边的那帮将领大都是草莽出身,而就能力及所成就的功业而言,他更应该自信才是,同时朱元璋得国之正在历史上也是少有的,所以认为他屠戮功臣是自卑心理在作祟一般来说是难得成立的。唐太宗和宋太祖之所以能够善待功臣,并非得意于自己出身怎么好,而是家族势力本身就很强大,根基很深,接班人或者辅佐接班人的臣子都还靠得住,一般人难得撼动他们的统治。但是猜忌心倒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谁没有猜忌之心呢—尤其是帝王,他要处理的可是那么一份大家业啊—天下又有多少人在窥视觊觎啊。就连唐太宗不也对李世碛有过猜忌?所以说朱元璋猜忌之心重倒是合情理的,这从他设立锦衣卫,封诸子到各地为藩王就可以看出来。如果将帅们能够安分守己谨言慎行还好,一旦约束不了自己的言行,遇到猜忌的君主,后果就不言自明了。

  现在很多书上说朱元璋图屠戮功臣,在他手里就只放过了汤和一个人。我觉得这样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就如一个人罪行累累,但也不能因此往他身上妄加恶行。比如刘伯温,虽然大家都知道是胡惟庸毒死的,可还是要拐弯抹角的算到朱元璋身上来。这就很不好,因为朱元璋也没多少要杀刘伯温的道理,他也只是一介谋士罢了,为人坦荡忠诚,而且一个从未掌兵的文弱书生难道在国家承平之后还能翻得了天,再说留着刘伯温不还可以牵制李善长和胡惟庸他们?朱元璋这样一个雄才大略的人不会不知道这一点吧。其次是徐达,一个蒸鹅的传说把朱元璋诛杀功臣的残忍阴毒渲染得天下皆知。可事实上这样的故事只是某些人的杜撰捏造罢了。因为徐达为人很低调,是朱元璋的发小,对其也很忠诚,这些朱元璋是知道的。其次徐达在和州救过朱元璋,被朱元璋倚为“万里长城”,死的时候明王朝正在北方频繁用兵,这个时候杀徐达对朱元璋没什么好处。第三是徐达死的时候虽然已经是在胡惟庸案之后,但胡案那时并未大规模发作,而且朱元璋春秋正盛,也不会在这个时候对一个病入膏肓的将领那么猜忌。第四是即使朱元璋想杀徐达,也不会用这种手段不高明,阴毒且为后世所诟病的方法。还有李文忠之死,许多人也认为是被朱元璋所毒杀,这也是值得推敲的。毕竟那时才洪武十七年,正是大明朝用人的时候,朱元璋也不老,犯不着这个时候去杀了自己的亲外甥。而且在明史中有“帝疑中毒之”一句,如果真是朱元璋所毒杀,以他的聪明也不会做这种贼喊捉贼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蠢事。还有冯国用、胡大海、邓愈、朱文正、朱亮祖及常遇春虽不是善终,但也不能赖朱元璋。至于汤和、沐英、郭英及耿炳文也是善终了的。当然,我并不否认这些人如果活下来,到了胡蓝案大规模发作时可能也会被朱元璋所屠戮,但毕竟事实是他们的死和朱元璋没多少关系。所以说终洪武一朝,除汤和之外其余勋臣宿将都是朱元璋所杀是不准确的。

  那我们接下来还可以简单的讨论一下为什么朱元璋一定要将大部分的功臣屠戮殆尽,有没有可能采取宋太祖那种“杯酒释兵权”的富于人情味的法子。首先我们得弄清楚两位太祖爷的区别:第一,我们得承认赵匡胤与朱元璋的人格是有高下的,赵匡胤是历史上有名的仁厚之主,而朱元璋的残忍嗜杀却是出了名的。性格不同,决定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会不同;其次是两人解决问题时的年龄不同,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时才34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而朱元璋利用胡蓝案屠杀功臣时已经60来岁了,老年人自然危机感更加强烈;第三是两人建立王朝的途径与环境不同,赵匡胤是通过一场几乎不流血的军事政变夺得政权的,而朱元璋却是以一介布衣百战得天下,环境也复杂得多;第四是他们手下的将领素质不同,这里的素质当然不是指军事素质,而是指为人与为官的素质。赵匡胤手下的将领大多是谙习朝廷法度的职业军人,而朱元璋的将领大多则是草莽英雄,甚至有许多是亡命之徒;第五是在接班人问题上赵匡胤确实要面临比朱元璋更为理想的局面,暂且不去讨论赵光义是不是真正赵宋王朝的继承人,即使不是,江山也不会落到异性人手里,而朱元璋自己是通过万千艰险夺得天下的,深知其中的艰难与艰险,乱世之中,强者为王,他对孱弱的子孙充满担心也是可以理解的。第六就是赵匡胤和朱元璋夺得天下过程中,将领以及军队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赵匡胤时期军队将领之间的关系一般单纯就是同僚和上下级的关系(当然赵匡胤与石守信及王审琦他们这样的把兄弟关系不能完全理解为江湖义气,且不具备普遍性),而朱元璋的军队则不同,不但其中有朋友上下级的关系在里面,重要的还是有兄弟父子关系在里面。朱元璋自己就收了几十个养子义孙,别的将领也是如此。这在战时对维持统治体系和军队的稳定和发展是有利的,但到了和平时期,这种帮派式的关系就是帝王们忧心的对象了,因为这种关系使得军队带有浓厚的私人武装性质。

  以上这些差别导致了朱元璋很难用和平的方式去解决军队和功臣的问题,又由于军队将领们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使得屠戮行为一开始就会走向扩大化(当然,朱元璋也是一个要么不做,做就做绝的人)。但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种疯狂的杀戮都是令人不齿的。当然,进行谴责的时候,我们也要认识到那些勋臣宿将里面确实有一些是骄纵蛮横,贪赃枉法,是罪不容诛的。而且这种集体的大清洗也是局限于上层,对老百姓的影响并不大,这样的情况有点象当年则天皇帝为建立武周大肆清洗李唐皇室一般。对于成吉思汗那样攻城略地完全就是为了掠夺财富,屠城满足自己征服欲望的人尚且受到历史的推崇,还有像黄巢、张献忠那样的屠夫居然也被歌颂为农民领袖,朱元璋的所作所为倒还是有些道理的,并不是最极端的,他杀的人里面还是有许多是该杀的。

  在朱元璋的政治生命中,与屠戮功臣同样受到历史瞩目的是他的高压惩贪。朱元璋可能是历史上对贪污腐败最不能容忍的帝王,与之能站到同一高度的就只有本朝太祖了。两位太祖爷都是奋起于陇亩之间,对王朝的兴衰看得很清楚。天子驭群臣而牧万民,吏治坏了,国家自然就没希望了。所以两人都是不遗余力的进行反腐倡廉工作。

  对于统治者来说,尤其是对于尚处于人治阶段的统治者来说,整饬吏治都是其执政的重要内容。吏治不好,好的政策就难以传达并执行,就会有大面积的贪污腐败,就会导致民怨沸腾,就会导致社会发展的成本急剧增加,由此加剧社会的对立和不稳定。对于出身于贫苦家庭,深为前朝恶政所苦的朱元璋来说,对这一点比谁都看的清楚,他认为:“吏治之弊,莫过于贪墨”。我们其实也可以客观的认为,在朱元璋屠戮功臣的行动中,有一部分也包含了澄清吏治,打击贪污腐败的内容。因为有相当一部分元勋贵胄功成名就之后忘乎所以,不懂得约束自己,横行不法,鱼肉百姓—这样的现象肯定是相当多的存在的—在历朝历代,这都是不可避免的—我朝也是一样,所以现在把太祖爷当年的一些运动简单的掩耳盗铃的归结为个人崇拜或者防修反修是比较可笑的。

  无论在哪里,吏治既是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我们都知道在隋唐科举取士以前,国家的公务员大都来自官宦世家或者社会推荐(当然也有个别毛遂自荐的情况)。这有一个重要弊端就是有关系有势力的家族集团往往会垄断政治资源,形成一个庞大的士族阶层。这样势必造成许多的豪门大户,使得从政人员的素质越来越低,政治越来越腐败。中国的士族政治正是随着科举制度的深入发展而逐步瓦解的,因为科举考试,使得许多寒门学子,游离于士族大户之外的人才有了晋身之道,可以有机会参与国家的管理与治理。在明朝以前,科举考试有比较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就如考策论就类似于我们现在的申论,还有辞赋考试也可以考察考生的文学修养和才华。这样的考试还是为社会发现了一部分人才,可是自明朝起,科举就变成了八股取士。学子们整天看那些虚伪虚无的教条,皓首穷经之后博得一个功名,就只知道整天念之乎者也。当然,八股取士作为明朝吏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最大的危害性不在于它不能发现或者培养真正学以致用的人才,而在于它作为明朝文化专制的一种重要手段和制度,限制和压制了整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自由和发展。它一方面封杀了知识分子的其他出路,另一方面又把他们捆绑在这个没多少实际意义的八股文上,严重禁锢了整个民族思想文化的发展。我们知道对于明朝以前的知识分子来说,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只是他们人生的选择之一,只要有一技之长,总是会受到社会的接纳和统治阶级的承认。可是到了明朝之后,由于统治者的的引导与限制,读书人似乎就只有了走科举一条路的人生,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做官就是为了发财。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统治者的文化专制和特务政治,使得知识分子即使当了官,也不敢谈政治,不敢有新思想,更不能有什么“出格”的文艺创作,一身精力就只能去敛财猎色。一个民族如果只剩下那么一点当官的理想,这个民族也就没什么多大的前途了。明清以降六百余年,这样的情况是越来越严重,流毒至今。

  其实,朱元璋自己虽然是最大的“官”,但他对“官”这个群体是很矛盾,甚至是很敌视的。他要统治这个国家,就必须依靠大量的官员,但由于自身早期不幸的遭遇,他又对“官”这个阶层充满戒备和敌视。这反映在他在建立完善政权结构的同时,也在同步建立完善对官员的监督和监控,具体表现在锦衣卫及“言官”制度的设立等,同时明朝官员的待遇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差的(这其实也是明朝官员喜欢贪污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朱元璋自己是聪明人,知道要官员们在工作之外完全不谈政治,并不动歪心思去做坏事,那么就总得弄点事情去消耗他们的精力与精神。他想的办法其实很大众化很“和谐社会”,那就是鼓励官员们去逛窑子喝花酒—事实上和今天差不多。

  可惜,我们现在大多数人了解的朱元璋铁腕治贪就剩下对贪官们执行“剥皮实草”这样的酷刑,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居然也成了朱元璋的一条罪状。真不知道那些史学家和知识分子书是怎么读进去的—也许他们本身就是一群贪官污吏吧。在以前的人治专制社会,老百姓的安危祸福和吏治的好坏是紧密相关的。当官的徇私枉法,草菅人命,鱼肉百姓难道不该杀。既然该杀,那何妨杀得残忍一点,这样可以起到杀一儆百,警醒世人的作用—朱元璋当年如此做,用意就在于此。官员们肆意一点,老百姓的苦难就深重一分,国家和社会付出的代价就多一些。因此民本思想是朱元璋反贪的思想基础,他深谙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基本道理。因此,他非常痛恨残民害民的贪官污吏,就从这一点来说,朱元璋是一个值得称道的伟大帝王。

  在朱元璋主政期间,他亲手抓了两件著名的反贪案件,这就是郭桓案和空印案。这两个案件使得上万官员被处死,有牵连的官吏几万人被逮捕入狱,严加治罪。各地卷入这个案件的下级官吏、富豪,被抄家处死的不计其数。这两个案件对反腐倡廉,澄清吏治无疑是起到了巨大的震慑和推动作用。朱元璋反贪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自律,对自己制定的法律,带头实行。他的女婿、驸马都尉欧阳伦,凭着自己是马皇后亲生女儿安庆公主的丈夫,不顾朝廷的禁令,向陕西贩运私茶。后来河桥巡检司的一位小吏向朱元璋告发了此事。朱元璋立即下令赐死欧阳伦,同时他还发了通敕令,表扬那位小吏不畏权贵的斗争精神。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古代封建皇帝中是少有的。还有一个例子是有个叫道同的出任广东番禺知县,清廉刚正,因公事得罪了永嘉侯朱亮祖,被朱亮祖诬陷杀害。朱元璋次年诏永嘉候和儿子进京,一顿鞭子就抽死了。通过这两个事例,我们也能理解了他为什么对那些贪官污吏骄兵悍将如此严厉和不能容忍;二是严酷,犯有贪赃罪的官吏,一经查清,一律发配到北方荒漠中充军。官员若贪污赃银60两以上,将被处枭首示众、剥皮实草之刑。命在各府州县衙门左侧设皮场庙,就是剥皮的刑场,贪官被押到这里,砍下头颅,挂到竿子上示众,再剥下人皮,塞上稻草,摆到衙门公堂旁边,用以警告继任的官员。还实行连坐制度,涉案犯本人灭族。同事官员不督查,不拒绝,不阻止,不举报者一律惩处。最使人大快人心的是,他还规定老百姓可以抓了贪官上京去治罪—这真是惊世骇俗的措施啊--虽然现实中不具备可操作性—这也是他民本思想的一个具体体现。

  在前面说了,朱元璋出身微寒,但能在乱世之中取得天下,自然是一个有胸襟,有人格魅力的人。他的队伍是义军中纪律最好,最受老百姓欢迎的,他本人肯定也不是生来残暴的。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都可以看到基本上是“严明以驭吏,宽裕以待民。”开始时刑罚尚轻,但受纹面挑筋后官员竟也继续贪污,“如此凶顽之徒,将以何法治乎?”被迫加重刑之酷,以儆效尤。他是在严处下作案仍无收敛情况下,才一步一步加重到残酷到极致的。当然,他的铁腕治贪还是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这种严酷的手段之下,明初成为中国历史上吏治最为清明的时期之一。据《明史.循吏传》统计,只占明朝11%的洪武一朝,清官却占整个明朝2/3!其余清官也多集于洪武后不久的时期内,在永乐,仁宣盛世有方孝如,“三杨”,蹇义,夏元吉,郑和,况钟,于谦等,短期出现如此多清廉高官,与朱元璋整治带来好官风是分不开的。为了反腐治贪,朱元璋还修了《大明律》,编了《大诰》,可以说他一生都在与贪官污吏作斗争。

  在朱元璋治下,臣工们官做得提心吊胆,却也多数“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当然,明朝中后期的吏治是很腐败的,这也很正常,因为后来的皇帝大都昏庸殆政。这权力如果没有政党、法律、制度及舆论等强力的外部督察与监督,就不可避免的的产生腐败。权力乃国之公器,如果为一家一党所私有,就永远不要期望看到清廉的吏治。

  朱元璋从蒙元那里继承了惨无人道的人殉制度,在处理勋臣宿将和反贪的问题上扩大化,过于严苛,这些都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但他打击贪官污吏,约束功臣们的不法行为,这些无论是对于老百姓的生活,还是社会发展,以及国家的长治久安都是大有益处的,我们应该看到他可贵进步的一面—因为这才是他一生的主流。

  朱元璋在历史上还有一个重要的“政绩”—那就是废除了在中国传续几千年的宰相制度。一般来说,封建大一统帝国的君主既要手握大权又要能享受做皇帝的乐趣是宰相制度必然存在的依据。可是朱元璋是一个历史上杀伐决断,刚猛治国的皇帝,他总觉得在皇帝与群臣之间隔着一个丞相,让他觉得不舒服,不顺畅。所以他终于借胡惟庸案发,彻底废除了这一制度。没有了丞相,皇帝就自个儿面对六部,自然大权独揽。权力大了,自然要干的活儿也多了,对于朱元璋这样吃粗粮干重活的布衣皇帝,累一点还受得了。但对于他那些长在深宫大院里,身子骨瘦弱又只知声色犬马的子孙们来说可就是不可负荷的重任了。所以他们就不得不借助特务组织、阉党和文官集团—所以明朝政治让人看着觉得光怪陆离。在以往的皇帝——丞相的权利格局中,皇帝和丞相的权责早已分配清楚,游戏规则也顺理成章,丞相即使独揽朝政也不得不受久有以来的政治惯性的约束,忌惮操作犯规的惩罚。朱元璋消灭了丞相,但他的后世子孙还要求助于文官集团,就弄出来个内阁大学士的角色。这个内阁大学士虽然没有丞相之名却有丞相之实,这就造成了他们承担丞相的角色但却不用执行丞相的“游戏法则”,再也没有了以往的约束。所以就有了一些不是丞相却有丞相的权力—甚至超过丞相的内阁首辅。高拱,张居正就是其中的代表。内阁制倒不是坏东西—可坏就坏在皇帝要制衡内阁,还要去借助宦官和厂卫的力量—以致党争不断,严重削弱了国家的政治活力。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统一,加强中央集权有它必要的一面,但在专制制度下,加强集权往往就等同于加强独裁。而独裁又使得政治缺乏生气,并必然破坏那可怜的法治和民主。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勤政皇帝,而且权力欲极强,废除丞相就等于让自己多干点活。但总的来说它的集权比清朝还是好一点,加上他的子孙都没爱新觉罗氏勤快,所以内阁看起来还真有点现代内阁的影子—所以皇帝勤快并不见得都是好事。
  如果不深究,胡惟庸案给人的感觉是朱元璋用来屠戮功臣的好道具—因为在胡案之后十多年,只要他觉得该杀人了,就会祭出这道夺命幡。但胡惟庸案初始的“历史作用”是朱元璋用来废除宰相制度的,只是后来发现用起来比较顺手,才屡屡甩出来打击杀戮功臣。朱元璋还真不是一个喜欢拐弯抹角的人,他不喜欢繁琐复杂很虚的东西。一个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就把几乎所有在世的功臣宿将杀了个精光,然后用郭桓案和空印案又把全国近半的官员给报销了。当然,我们熟读一下明史还是觉得虽然胡惟庸的许多谋反通敌的罪名是后来强加上去的,但他还是该死的。就凭专权一条—在朱元璋面前就该死了,何况他本身就不是一只好鸟。
  在中学的历史课本上,有一句明太祖关于老百姓的话:“天下初定,百姓财力匮乏,好比新树不可摇根、小鸟不可拔羽”。这也是明初休养生息政策的思想基础。明朝初年,政府奖励垦荒,又招集流亡农民,开垦荒地,免除三年的劳役和赋税;要各地驻军屯田垦荒,做到粮食自给。朱元璋还兴修水利,奖励植棉种麻。当然,和所有有作为的皇帝一样,朱元璋的勤政节俭也是出了名的。据载洪武17年9月14—21日8天,他一共批奏1160本,涉事3391件,每天览字20万。真是日理万机。生活却十分节俭,“节于自奉,食不同乐。罢四方异味之贡”,吃饭时还想起事物即停下写条贴身,衣服常贴满。马皇后亦率后宫节俭,逢灾吃粗粮野菜。朱元璋曾说:“古王者兴,未尝不由于勤俭;其败亡,未尝不由于奢侈。”故要求自己“每进一膳,即思天下民之饥,服一衣,即思天下民之寒。功业益崇,益尚俭朴。”从这里可以看出,朱元璋的勤政爱民在古今领袖中都可说是模范了。
  在朱元璋的治理下,明初的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国力也大幅度增长。这都可以从一些事情上可以看出来,朱元璋在位期间八次远征蒙古,这是需要强大的财力做后盾的。大明朝初期的强盛国力更多的体现在永乐朝,如迁都北京、郑和下西洋、修长城、疏通大运河、编永乐大典、建武当、五征蒙古—这些都是需要耗费大量物质财富的。没有洪武一朝积累的雄厚家底,永乐皇帝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手笔。虽然朱元璋在国家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他并没有像他儿子那样大搞政绩工程,而是一直保持“戒骄戒躁俭朴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
  写到这里,还真觉得现在对明朝的评价不是那么公允。我们老是吹捧满清怎么好怎么好,可是满清的专制是远甚于明朝的,文字狱是远多于明朝的,经济的开放度和成熟程度也是不及明朝的。满清有一个康雍乾盛世,可明朝也有洪武之治、永宣盛世、弘治中兴,到了晚期还有一个万历新政。朱元璋是杀了不少功臣,可是满清又杀了多少无辜的老百姓呢。至于说满清的皇帝整体比明朝好—在勤政方面,一个百来万的民族要统治一个四万万人口的国家,他能不勤政吗。而且,在极端专制社会里,统治者究竟是勤政好呢,还是放权一点好呢,这也是值得探讨的。
  康熙皇帝在拜祭孝陵时,对朱元璋的评价是“治隆唐宋”。细细想来,这个评价也不完全是溢美讨好之言。就国力、疆域、民生及武功而言,明朝前期是不输于唐宋的,朱元璋丢分的地方主要是确立八股取士、兴文字狱、钳制思想、加强专制、屠戮功臣。在社会气氛上,明朝是赶不上唐宋的,文化的发展水平也远远不及,但还是要强于满清的。
  个人认为朱元璋的最伟大之处在于他推翻了蒙元的异族统治,恢复了我汉家冠裳。既然汉武帝、卫青、霍去病因为抗击匈奴,唐太宗和李靖因为击败了突厥,能够得到历史那么高的评价,而朱元璋还是把整个汉民族从异族残酷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为什么不能称为民族英雄呢。有些人会吹毛求疵的说朱元璋还受过元朝的封呢,呵呵。如果真这样说,那就不要读历史了—成吉思汗还受过金朝的封,唐高祖还向突厥低过头,努尔哈赤还曾是明朝的一名小吏呢。随便了解一下历史的人都知道,对于那时的中国人来说,蒙元政权就是一个殖民政权,它实行赤裸裸的民族歧视政策,汉民族居于社会最底层,汉人在国家治理上没有丝毫的发言权。元朝统治者们,在文化上更是把汉人的文化传统和道德价值观贬得一文不值。驱除胡虏,恢复中华,这在每一个时期都是时代的的最强音。朱元璋通过自己的奋斗努力不仅仅是恢复了我们民族的服饰习俗,更重要的是重铸了我们信心,增强了我们的民族地位,存续并光大了我们的文化。这些都是不应该也不容被否定和抹杀的。
  以前读明朝相关的史书的时候,总是觉得这个朝代充满了血腥杀戮,宦官专权,特务政治,皇帝们都是好色怠政,罔顾民生,好像完全是一片漆黑。现在认真的想一想,这应该是很不客观的。尤其是对于朱元璋的评价更是如此,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应该放到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考虑。尽量做到不因人废事,不因事废人。如我们说朱元璋专制集权,其实又有哪个皇帝不是独裁专制呢。而且在朱元璋那个年代,欧洲都还处于黑暗的中世纪,我们如果谈论民主自由,也太为难那个时代了。何况,中国的历史总体是分权逐步走向集权的,这期间的利弊也不是一言两语能够说清楚。至于特务政治,朱元璋的原意只是作为一种监督手段,只是后来这项特权被宦官们把持了,才被弄得面目全非。而且清朝也是有特务政治(密折制度也可算是一个吧)的,即使目前最民主的美国也存在监听国民的情况。说这些并不是要美化朱元璋,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缺点,如果只是一个平民,他的缺陷影响会很小。但如果是一个帝王,那就是天下的事情了。朱元璋性格上存在比较大的缺陷,比如做事操切、脾气暴戾、独断专行、猜忌心重,对于自己不满意的事情没有宽容心等。这些性格缺陷使得他杀伐过重,用刑太严,历史已经对此做出了公正的评价。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他在勤政爱民、恢复中华、发展经济、惩治贪腐、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等方面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历史性功绩。
  在历史上朱元璋是一个毁誉参半的开国帝王,如果我们本着“不掩恶,不虚美”的精神看待他—还是会认为他是一个杀伐过重、独断专行,但也取得了巨大历史功绩的君王。同时,他的功绩是要远大于他所造成的那些负面后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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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6-28 11:26:40 | 显示全部楼层

巴基斯坦对中国的援助[转帖]


巴基斯坦是这样援助中国的,为了节省运输机的空间,多载些救灾物质,随队的医疗队拆了座椅,以这样的姿势飞往中国救灾... ...
   “我父亲告诉我,当全世界都遗弃我们的时候,中国人把最好的东西自己不用,送给我们,我们才打败了侵略者,我愿意捐助一切,愿意去救人!”得知中国发生地震后,一位巴基斯坦网友写下了这样的留言。而类似的表态,这些天在巴基斯坦人中并不鲜见。
    
    “中国兄弟需要什么东西,我们就提供什么东西。”地震发生两天后,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即亲临中国驻巴大使馆,向中国人民表示亲切慰问。穆沙拉夫说,两年前巴基斯坦遭遇南亚大地震袭击后,中国的援助令巴基斯坦人民“记忆犹新”。
    这个将“中国是巴基斯坦的坚定盟友”写在小学课本上的国家,这一次几乎倾尽所有。
    
    5月16日早晨,两架C-130运输机从拉瓦尔品第的空军基地升空,满载价值约90万美元的救援物资飞赴中国。同一天,巴基斯坦红新月会向中国红十字会捐款5万美元。
    巴基斯坦人民生活并不富裕,却在第一时间慷慨解囊,这在巴红新月会代理主席哈尼夫看来并不奇怪:“为中国兄弟,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有再大的困难也要帮忙!”5月27日,由28名巴基斯坦医生和辅助医疗人员组成的医疗队,抵达中国。
    为解决灾民临时居住问题,从5月19日至2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连续三次请求国际社会支援帐篷。获悉这一消息后,巴基斯坦政府迅速行动,连续向中国地震灾区捐赠帐篷。细心的中国人发现,巴捐助中国的帐篷数量精确到了十位数,达到22260顶,而在分批运送时,甚至精确到了个位数。原因是,巴基斯坦这次动用了国家战略储备的所有帐篷!
    巴基斯坦人的兄弟情谊,令无数中国人感动不已。“我还能说什么,一个国家能做到把储备的所有帐篷捐给中国,这已经超越了友谊。”“怪不得大家经常说巴基斯坦是兄弟,说实在的,很多兄弟都做不到这一点。”
“他们是去救人的,有菜叶吃就行”

对于巴基斯坦的首批医疗队赴甘肃地震灾区进行救援,中国有关接待部门非常重视,也希望能为他们做好生活方面的安排。为此,国内专门向中国驻巴使馆询问巴基斯坦医疗队的饮食安排问题。
巴外交部东亚司司长马钉汗告诉中国驻巴使馆政务参赞姚敬,巴基斯坦医疗队自己会带一些简单的食品,尽量不给灾区增加麻烦和负担。
“不用操心医疗队的吃饭、接待问题,他们是去救人的,有菜叶吃就行。”马钉汗说。

“不要谈钱”

急灾区之所急。巴基斯坦在中国地震发生后共提供了两万多顶帐篷。中国驻巴使馆非常清楚,这些帐篷对于经济并不发达的巴基斯坦来说是笔很大的开销,所以希望以中方购买的方式送给灾区。但是经过几次询问,巴基斯坦国家减灾局主席法鲁克和其他巴方官员都拒绝透露帐篷的价格。
“这些帐篷是救灾用的,是我们心意的表达,”法鲁克说。

“巴方说:‘这些援助不是用钱来衡量的。中国兄弟以前帮助我们的时候,跟我们要过钱吗?’听到这里我眼泪都出来了,”一位使馆工作人员动情地说。

姚敬介绍说,根据市面价格,一顶帐篷一般约在200美元左右。光是帐篷一项,巴基斯坦的捐赠价值就达到了400多万美元。

搬光战备帐篷
巴基斯坦是全球向中国灾区捐赠帐篷最多的国家之一。两万多顶帐篷不是个小数目。 巴go-vern-ment在提出捐赠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太多,而是把救灾放在了第一位,举全国之力为中国地震灾区抽调帐篷。这些承载着巴基斯坦人民深情厚谊的帐篷源源不断地从伊斯兰堡、卡拉奇、拉合尔等城市运往中国灾区。
在伊斯兰堡装运帐篷时,竟然把战略储备仓库里的帐篷全部搬光了。

喀喇昆仑公路上的爱心传递
巴基斯坦提供救灾帐篷后,运输又成为了问题。毕竟,巴方运输机每架次只能运送不过二三百顶帐篷。为此,使馆和巴方经过协商决定,大部分帐篷通过喀喇昆仑公路——中巴友谊公路运输。

喀喇昆仑公路平均海拔高,路况复杂。5月21日,16辆集装箱卡车从伊斯兰堡启运。由于在巴方境内距红其拉甫口岸50公里处的冰川融化,中巴友谊公路被冲毁,淹没路段达一公里,运送救灾物资的货车无法通行。
经过中国新疆路桥公司和巴方工程人员的连夜紧急抢修,道路最终恢复了通车。历时4天跋涉,这支车队终于抵达中国的红其拉甫口岸,在大雪中和等候在那里的中方人员举行了交接仪式。
截至记者发稿时,还有巴方运送帐篷的车队行进在泥石流多发的中巴友谊公路上,进行着千里爱心传递。

来自四面八方的支持

在巴基斯坦奉献爱心、体现友谊的援助中国地震灾区的行动中,来自当地的华侨华人、中资公司、留学生和巴民众等各方力量的支持不可或缺。

为了将大批帐篷尽快运往灾区,中国移动巴基斯坦分公司、华为巴基斯坦分公司、中国冶金建设集团公司、中电科技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和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自愿提出要求,共同出资,从中国上海 一家公司包了5架次飞机,协助运送帐篷。 当地的运输公司纳兹姆接到运送帐篷的请求后,没有考虑任何困难,立即答应以成本价负责运输。在帐篷启运的前一天夜里,纳兹姆彻夜不眠,现场指挥装车,连妻子住院都没有时间去探望。

在巴基斯坦援助中国地震灾区的行动中,最常听到巴基斯坦官员或民众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希望能为中国兄弟做些什么。(新华网 )


1951年5月21日,中巴建交,但那个时候巴国还是亲美国家,所以双方关系并没有较大的突破,趋于冷淡,到1965年,印巴第二次战争期间,巴国被美国抛弃,军事上处于劣势,关键时刻,中国除了为巴基斯坦提供了飞机,坦克大炮外, 毛主席几乎决定派兵增援巴基斯坦,挽救了巴基斯坦,帮巴基斯坦保住了巴占克什米尔地区。而做为巴国方面,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遭到外部封锁的困难时期,是巴基斯坦为中国提供了通往世界的空中走廊,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也是巴基斯坦为中美实现关系正常化架起了桥梁,还有在恢复中国的联合国合法权利上,巴国也做出了不少贡献。可以说中巴友谊是经历了历史的考验的。说句题外话,国内很多人对朝鲜感觉良好,说是鲜血铸就的友谊,可那是我们这么想的,在朝鲜国内,伟大的金太阳才是他们的救世主,志愿军在他们眼里只是一支在侧面打了打伏击的小部队,想想都伤心,可恨至极也。

相互帮助 巴基斯坦当年比中国有很多优势 比如可以容易得获得西方武器和技术 包括美国的战机和法国的潜艇 意大利的电子设备 各种导弹等等 民航业也同国际比较接轨 所以初期在民航等方面对我们的帮助很大

但是西方大多不可靠 巴基斯坦吃过这个亏 为了拉拢印度 美国曾经扣留或者暂缓提供很多装备给巴基斯坦 而中国曾经战胜过印度并且在巴基斯坦岌岌可危的情况下 为巴基斯坦提供了歼六和歼七战机 那个时候印度已经将东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国)从巴基斯坦中肢解了出去妄图彻底吞并巴基斯坦 中国的及时帮助 导致巴基斯坦避免了亡国 至今歼七仍然被巴基斯坦空军重视 将其命名为“空中哨兵” 寓意着他保护了巴基斯坦的天空

从那以后 中巴关系日益加深 包括哈里德坦克 枭龙战机 都是中国专门为巴基斯坦设计的 并且专门为其培训人员 建设生产厂 这些装备都实现了巴基斯坦自行生产 而且中国还允许巴基斯坦生产这些装备出口创汇 这导致巴基斯坦比印度在军工上有更大优势

巴基斯坦也投桃报李 据说宋级潜艇的很多技术 就是巴基斯坦曲线支援中国的法国潜艇的技术 包括法国装备的幻影和F16 台湾也装备着 所以可以肯定 现在中国很熟悉这些飞机的性能 台湾空军很被动 而且 巴基斯坦还开放自己的港口 允许中国建设石油管道这样来自中东的石油就不需要通过马六甲海峡 可以直接从巴基斯坦输入中国 这帮了中国很大忙

当然 最近 最明显的就是两国地震时候的相互帮助 据说这次巴基斯坦动用了全国战略储备支援中国 很让我们感动我们当年也是第一时间帮助巴基斯坦 不过最近总是风闻 现在有很多在中国的巴基斯坦人反映 中国人普遍对他们的态度比较傲慢 把他们和印度人一样当作来自边远穷国的民众 所以很轻视 这让我们很惭愧 其实我们本来应该对他们保持像他们对我们一样的尊重 无奈 中国人太多 愚弱势力的人也太多


两国的关系是有两国发展的需要决定的(因为国家的关系是有力量和利益决定的) 不光是由一个政府领导人的态度决定的
中国和巴基斯坦之所以这么好是因为中国和印度的关系一直不好而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关系也一直紧张(中印战争的原因)中国需要一个能制衡印度的国家作为朋友 而巴基斯坦也这么想敌人的敌人是朋友嘛!所以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一直好尽管中国一直说和巴基斯坦这么好不是针对印度 但很显然就是这么回事再说中国和巴基斯坦距离很近这也是地缘政治的要求 但是中国和印度同时和平崛起 这就要求中国和印度要增进交流 合作 07年的中印联合军事行动 就可以看出两国有意打破历史坚冰 前不久印度总理 辛格访问中国 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而中印的进一步友好发展将可能带来中国和巴基斯坦关系的降温(仅是本人推测 不足为信) 可能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不再会像原先那么好


一、双边政治关系回顾
巴基斯坦是最早承认我国的国家之一。1951年5月21日,中巴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建交以来,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进展顺利。
(一)中巴建交初期,由于巴是西方阵营的盟国,与我关系较为冷淡。两国间交往较少,仅保持一般关系。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与巴总理穆·阿里举行了两次友好会谈,双方一致认为应加强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两国总理的会谈对增进两国之间的了解和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万隆会议后,两国高层往来逐渐增多。1956年10月,巴总理苏拉瓦底应邀正式访华。12月,周恩来总理访巴。一年内两国总理的成功互访,极大地推动了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和两国人民友谊的发展。
(二)1957至1969年是中巴关系史上十分重要的阶段,这期间两国关系发生了历史性转变,巴从对华敌视国家变为对华友好国家,揭开了中巴关系的新篇章。
从1957至1960年,巴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地位以及台湾、西藏等问题上追随西方,两国政治关系受挫。1961年,巴政府在改善中巴关系上迈出了一步,在联大会议表决恢复我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提案时投票赞成。1962年,两国通过友好谈判就中巴边界位置和走向达成原则协议。1963年3月,两国签订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的协定。1964年2月,周恩来总理应邀访巴。同年12月,巴总统阿尤布·汗访华。 1966年3月,刘少奇主席访巴。1965至1971年,巴在历届联大都作为提案国,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三)70年代的中巴关系稳定发展,两国政府和人民间的友好合作不断加深。
1970年11月,巴总统叶海亚·汗应邀访华。佐·阿·布托当政期间于1972年、1974年、1976年三次访华。1974年11月,中国民航北京----卡拉奇----巴黎航线开航。齐亚·哈克执政后于1977年12月访华。
(四)80年代,中巴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继续巩固和发展。
1980年5月,巴总统齐亚·哈克访华。1981年6月,中国总理访巴。1982年8月,两国签署开放中巴交界的红其拉甫山口的议定书。同年10 月,齐亚·哈克总统再次访华。1984年3月,李先念主席访巴。1985年11月,巴总理居内久访华。1987年6月,中国总理再次访巴。1988年5 月,居内久总理再度访华。1989年2月,贝·布托总理访华。11月,李鹏总理访巴。
(五)进入90年代以来,世界形势发生巨变,但经受了时间考验的中巴友好合作关系却未受到国际风云变幻的影响,继续向前发展。
1990年5月,万里委员长访巴。同年9月,巴总统伊沙克·汗访华,并作为主宾参加第11届亚运会开幕式。1991年2月,巴总理谢里夫访华。同年10 月,杨尚昆主席访巴。1992年10月,谢里夫总理再度访华。

1993年12月,李瑞环主席访巴。同月,贝·布托总理再次访华。1994年12月,巴总统莱加里访华。1995年9月,贝·布托总理作为中国政府的特邀嘉宾出席在北京举行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同年11月,乔石委员长访巴。1996年 12月,江泽民主席应邀对巴进行国事访问。此访是中巴关系中的一件大事,两国领导人确定了建立面向21世纪的中巴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江泽民主席还在巴发表了题为“世代睦邻友好,共创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首次全面阐述中国的南亚政策。1997年4月,巴总统莱加里访华。1998年2月,谢里夫总理访华。 1999年4月,李鹏委员长访巴。同年6月,谢里夫总理再次访华。2000年1月,巴基斯坦首席执行官穆沙拉夫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5月,巴基斯坦外秘哈克来华参加两国外交部年度磋商。7月,唐家璇外长应邀对巴进行正式访问。 9月,江主席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期间会见了巴基斯坦首席执行官穆沙拉夫。
(六)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巴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入发展。双方高层接触频繁,政治互信不断增强。
2001年是中巴建交50周年,两国举行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5月,朱镕基总理应邀访巴。12月,穆沙拉夫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001年 12月和2002年2月,江泽民主席先后两次与穆沙拉夫总统通电话,双方就“9·11”事件后的国际形势交换了意见。2002年1月,穆沙拉夫总统在赴尼泊尔出席“南盟”峰会途中过境北京。3月,吴邦国副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巴,并出席中巴合作建设的瓜达尔港口项目开工仪式。5月,唐家璇外长访巴。6月初,江泽民主席在阿拉木图“亚信”峰会期间会晤了穆沙拉夫总统。6月底,巴外交国务部长哈克访华。8月初,穆沙拉夫总统在访问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后过境北京。2003年3月,巴总理贾迈利正式访华。11月,穆沙拉夫总统在海南出席博鳌亚洲论坛第二届年会后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签署了“关于中巴双边合作发展方向的联合宣言”。12月,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对巴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二、双边经贸关系和经济合作
中巴两国从50年代初起就建立了贸易关系,开展了贸易业务。1963年1月,两国签订第一个贸易协定。1982年10月,成立了中巴经济、贸易和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两国的经贸合作有了长足进展。特别自90年代以来中巴进出口额增长较快,2003年两国贸易额突破24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
三、文化、科技与教育等方面的双边交往与合作
1、中巴文化交流
中国和巴基斯坦一直友好相处,保持着密切的文化往来。建交后,两国即互派文化团组访问和举办展览。1965年3月,中巴两国政府代表在拉瓦尔品第签订了文化协定,并于该年第一次签署了年度文化交流执行计划。2003年穆沙拉夫总统访华时,中巴签署了2004-2006年文化交流执行计划。迄今共签署了10 个执行计划。
2、中巴科技合作
我国与巴基斯坦的科技交往始于60年代。多年来,中巴科技合作顺利并富有成效。随着两国友好关系的持续发展,中巴科技合作也不断走向深入。从较为分散的单项交流发展到科技联委会等规模性的政府间科技合作。自1976年中巴科技合作协定签订以来,两国政府已举行了15次会议,双方共签订了417个政府间科技合作项目。

我们能为巴基斯坦人民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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