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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山一中初中往事追忆（之一） 李江帆 ffice ffice\" />
1.一中人马 在台山，考入台山一中是非常令人羡慕的。我记得读小学时在母校台城镇一小（后为台山县实验小学）二楼中厅看过毕业班自编的一个相声《一中人马》，指的就是有希望考入一中的同学。 1964年我从台山县实验小学毕业时，我所在的六（4）班有3人考入台山一中：我、李婉梨和黄海云。 婉梨是在我3年级从台城镇二小转学到一小时起就一直同班的同学。我和她有一张很有趣的照片，1963年台城国庆大游行时，学校安排她在游行队伍前举“小民兵”旗，我则扮成民兵举着大刀跟在她后面，有人看了笑称，整个情景就像“监斩”。海云则是在六年级并班时从他班转来的，实际上只做了一年同班同学。她是班中队长，我是班长和学校少先队大队委。 1963年“六一”儿童节前,台城镇一小有20多位同学被评为台城镇少先队积极分子，在台城人工湖留下珍贵的历史照片（见下）。其中,13人后成为“一中人马”：64届卢植生（大队长）、李江帆（大队委）、陈佩芙（大队委）、李妙瑜（中队委）、黄桂贞（中队委）;63届李柔珍（大队委）、邝健伦（大队委）、邝沃民（中队委）;65届黄曼仪（大队委）、叶少兰（中队委）、ffice:smarttags\" />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伟 黄\">黄ersonName>梦雨（大队委）、陈卫权（大队委）、邝锦添（大队委）等。从照片可看出，当时生活水平还很低，同学们都是“赤脚大仙”。 
台城镇一小少先队积极分子合影 (1963.5.30 台城人工湖) 三排左起 卢植生 谭新玲 李柔珍 邝沃民 邝启成 邝健伦 黄耐芳 二排左起 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陈\">陈济汉(ersonName>老师) 杨思恩 黄关爱 陈丽芳 李彩莉 ersonName w:st=\"on\">李江帆ersonName> 陈佩芙 谭秀莲 黄曼仪 伍杏英 一排左起 邝希荣(老师) 叶少兰 *经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伟 黄\">伟 黄ersonName>梦雨 李妙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瑜 黄\">瑜 黄ersonName>桂贞 陈卫权 邝锦添 岑玉慈 岑植庭(老师)（黑体的后考入一中） 我曾就读的镇二小的同班同学陈小燕也考入一中。在小学一年级，我和她分别担任正副班长。1959年我们获学校积极分子奖励，班主任招静贤老师和当时还没到她肩高的我们合照过。那时我们真小啊！ 我成为“一中人马”时才13岁，而我班有同学比我大几岁的。
 李江帆小学毕业证书上的半身照 2.班长责任 被一中录取不久，班主任谭槐俊老师就来家访，我刚好不在。他告诉我母亲说我的成绩和各方面表现都很好，想物色我当班干部。他了解到我个子较高，很高兴。他认为高个子当班干部有威势。 入学后，我被分在64秋初（4）班。我班有59人，主要由水步、大江同学组成，台城同学不够十个。成为“一中人马”的小学同学没有一个与我同班。 升入初中使我感到就像进入一个知识大海洋，对什么都觉得新鲜。在向“又红又专”进军的热潮中，我勤奋读书，全面发展，各科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初中两年，我年年被同学们选为三好学生，一直担任班长。 当时班干部组成为：初一时期（1964.9-1965.8），班长：李江帆，副班长：刘凤鸾；学习股：李瑞金、李活群；劳动股：雷畅桓、林添筹；生活股：雷兆勤，甄惠慈；文体股：李优甜、刘永安。少先队：中队长：林添筹、李文嫦；学习委员：李瑞金；劳动委员：伍岳维；旗手兼组织委员：李江帆；文体委员：李优甜。初二时期（1965.9-1966.6），班长：李江帆，副班长：李瑞金、雷畅桓；学习股：李华新、李活权；劳动股：雷兆勤、刘凤鸾；生活股：甄惠慈；文体股：刘永安、李优甜。少先队中队长：林添筹、李文嫦。 初中课代表则一直没有变动：语文：伍岳维，代数：李活权，政治：李江帆，生物：蔡爱心，地理：李琼优，图画：雷子豪，英语：雷兆勤。当课代表的一般是该科成绩比较好的同学。我当政治课代表，一是班长政治课理应学得好些，二是政治课是开卷考试的，我因语文基础好，议论文写得比较好，成绩也比较高。记得岳维曾专门探究过我的政治课议论文的写作经验。其实，我更喜欢的是语文、数学和物理。我没想到的是，这竟然是我与“政治”产生不解之缘的开始：1973年我被推荐到政治系读大学，1976年起任中师政治教师，1979年起攻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82年起任大学政治经济学教师、政治经济学重点学科带头人一二十年。 按照班干部分工，我负责班务、读报、墙报、组织纪律、治保、学毛著。两任班主任谭槐俊、林海老师都很信任我，总是鼓励我大胆抓班的工作。如今40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班主任布置我处理过班里不少大事。每个学期班座位表和分组一直放手交由我编。有重大政治任务，总是非常信任地交由我办。 那时“帝修反”包围中国，南有美军轰炸北越，西有印度侵犯边境，东有蒋介石反攻大陆，日本叫嚣反华，北有已分道扬镳的苏联，政治形势很严峻。学校经常召开各班班长会议，布置政治工作、治保工作。我与1、2、3班班长黄本城、陈浩球、江子康经常在班长会上碰面，彼此较熟悉。 学校常搞不向同学预告的防空演习，但每次都预先通知班长，听到警报时带领同学有条不紊地转移。1964年美军轰炸北部湾，谭老师吩咐我去中厅看看高中如何写抗议标语，回来拟定我班的标语。如今在笔记本里还可以看到当时的记录。 有一个晚自修，我和其他3个班长被通知到北院走廊集中，被告知全年级搞时事测验，由各班长拿测验题回去抄在黑板上，并规定不管懂不懂，都要抄题。后来才知学校把“中国国民党”几个字拆散藏在测试题里，为的是核查大操场厕所里出现的反动标语笔迹。此案不久就告破，本级3班一同学先在塔山写了几条反动标语，后没见动静，又在学校写，被记两个大过。我的笔记本上还有1965年列席该班处理此事的班会记录。 3.劳动练人 在台山一中读初中时，体力劳动是比较多的，学生学业成绩表专设了“生产劳动”成绩。第一学期结束时，谭老师与班干部开会评劳动成绩，我和华新、文嫦、子豪等同学帮老师抄写班评语。毕业于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贫农家庭出身的谭老师不仅语文功底相当好，而且爱劳动，农活干得很在行（我在和他一起参加班菜地劳动时就感觉到）。他把热爱劳动视作品行优秀的最重要表现，对劳动积极的同学很是赞许，评价很高，对劳动偷懒的同学很反感，评价很低。他专门主持班干部会议给全班同学评劳动成绩，至今我还记得他对几个劳动偷懒的同学的抨击。 我虽然认为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最重要的是学习成绩好，但我不因此轻视劳动，逃避劳动，干苦活、累活不畏缩。这与我的家境和从小受到的教育有关。我虽生在城市，但家境贫寒，从小就干各种家务，挑水（家里因经济紧张没装自来水），打柴（爬树手折或钩勾枯树枝当柴火，我还记得读小学时曾约一位富家子弟与我一起去台山一中打柴，以为他家也要上山打柴，好在他没讥笑我孤陋寡闻），钓青蛙（节省菜钱）。在我看来，干活勤快是理所当然的。我读小学时正逢“大跃进”全民炼钢铁时期，当时才7岁的我就和同学们一起到一中校园捏煤球，到西郊矿石场碎铁矿石。1960年代“全党动员，全民动手，大办农业”，我们常去近郊农村参加农业劳动。我小学的获奖作文是以农业劳动为题材的。加上我一直任班干部，晓得干部在劳动中要以身作则，起表率作用，劳动历来积极参加。 进入台山一中后，我积极参加防洪抢险、支农劳动、农忙假、寒暑假劳动。初一第一学期，我的劳动成绩评了85分，这可是全班劳动成绩的最高分。谭老师对我的学期评语，除了肯定我“班长工作积极负责，敢于批评不良现象”外，有很大篇幅是表扬我“积极参加劳动”的。 
李江帆初中一年级第一学期的学业成绩和班主任评语(谭槐俊老师评,李文嫦同学抄) 马克思说过，“劳动是严酷的但是能把人锻炼成钢铁的教育。”40多年以后，我回顾在成长过程上经历的几个重要关节点，不无惊奇地发现一个基本事实：虽然我在台山一中养成的踏踏实实劳动的习惯只属很朴实的“劳动人民”本色，可是，就是它多次在我人生道路出现机遇、面临转折的关键时刻拯救了我。 4.我与谭老师 谭老师本来是要当我班三年班主任的，但才任了一个学期（初一上学期），因高二一个班在忆苦思甜时出事，班主任请了一个资本家来回忆，赞扬旧社会，班主任因此被撤职。学校急调谭老师去该班“救火”任班主任。 谭老师虽然只担任过我班班主任和语文老师半年，可是我对他仍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初一第一学期结束时，谭老师和班干部开会评劳动成绩，并没有和我们提到他不再当我班班主任的事。我大概是在寒假结束时才得知他不再担任我们的班主任，顿时感到像失去主心骨一样。 我还清晰地记得45年前，我进入台山一中写的第一篇命题作文题目是“当我踏进台山一中校门的时候”。谭老师在作文讲评时风趣地抨击了一些同学“站稳立场车大炮”、“无病呻吟”的文风，这成为我引以为戒的警钟。他对有同学错用“藕断丝连”（父母“藕断丝连”地送孩子去台城读书）的评论，对“秉”（=用一只手握着禾苗）、“祭”（=右边的手拿着左边的肉块放在下面的台上）等字的拆解，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使我受益终生。我一直珍藏着初一时模仿语文课本上杨朔的《荔枝蜜》写的一篇得到谭老师高度评价的作文《牛》。上大学特别是任大学教师以来，每当有同行对我的文字水平表示赞许时，我总是想起从小学到高中的语文老师，特别是诲人不倦教了我很多语文知识尤其是古文的谭老师。 我研究生毕业留在广州工作，后得知谭老师的住址，每逢回台城过春节，就常去探望他，师生间多次促膝谈心，无所不谈。他讲文革时在越华中学任教的一些趣闻令我捧腹，发人深省。我知道他喜欢观赏古董，专门买了相关书籍送给他。他身体有病，医药报销有困难写信求助，我毫不犹疑解囊相助。 可是，我因常年在广州工作，在家乡台山逗留的时间很短。数次出国作学术访问，没回台山过春节。有一次我回台城过年，询问起谭老师的情况，才知他已乘鹤西去。没有及时获悉谭老师辞世信息，也没能为谭老师送行，使我感到非常遗憾。 5.我与林老师 我班在初一下学期由林海老师接任班主任。他从越华中学调来一中上任时正值春天，开学前，他召开班干部会，发动大家割野草作本班菜地基肥。不久，全校去13公里远的红岭挖竹坑，自带干粮，步行往返。我本想借单车去，但那时单车是贵重财产，很少人家有，借单车比登天还难，我借不到只好走路去。我母亲买了面粉请在餐厅工作的学生家长加工为烤馒头给我带去，这算是很高级的食物了。 兆勤是当时班里唯一有单车的同学，他负责当运输队长，用单车把食品和农具运送到工地。红岭劳动结束后全班走路回台城时天色已黑，路上见到坟地“鬼火”飘忽。林老师虽有单车，但弃车不用，和同学们行军，指挥大家一路唱歌，斗志昂扬，驱散了疲劳。 初一、初二时班里大部分同学还属“少年”。班里没建团支部，只设少先队中队（不过不强调佩戴红领巾），林添筹、李文嫦一直任中队长。从笔记看出，我初一曾兼任中队委，到初二不兼了。我入学时还不到14岁，未到入团年龄。后来我和几位同学被批准参加团章学习小组。这应该是作为入团对象培养的。团章学习小组中畅桓等年长于我的同学，成了第一批团员。到1966年我满15岁，过了人生最后一个“六一”儿童节，差不多成为“青年”时，文革爆发，团委瘫痪，在台山一中就没有机会入团了。我后来是在下乡当知青时读高中期间，在经历三次曲折后于1970年底才在都斛中学入团的。 我班成立团章学习小组、毛著学习小组，应是林老师当班主任时候的事情。成员主要是班干部和比较积极的组长。团章学习小组成员有：李江帆、李活权、林添筹、雷畅桓、黄德湛、刘凤鸾、甄惠慈、李文嫦、李瑞金。毛著学习小组成员有：李江帆、李瑞金、刘凤鸾、雷畅桓、李健材、李文嫦、林添筹、李活权、黄德湛、伍岳维、甄惠慈。我记得，林老师主持会议学团章和毛著时常下“龙舟雨”。而“龙舟雨”+林老师+我们在场的事件，只应发生在1965年夏天，因为：1964年夏我们还没进入台山一中；1966年夏，林老师已去搞四清不在学校。故由林老师主持开会且遇“龙舟水”只有唯一的可能，就是1965年。 当班长和班主任接触比较多，使我和班主任有超越于一般同学的更深师生感情。林老师担任了我班一年班主任后，在1966年4月离开我班去高鹤搞四清。我对他非常依依不舍。在他出发前一天晚上，住在四舍的我到他房间（就在四舍进门左边第一个房）去看他，谈了很久。他说了很多勉励的话，并交代了班里不少工作。临别时，他把几个干电池留给了我（他知道我喜欢玩电器）。 我至今珍藏着的笔记本记着林老师1965年3月18日的临别赠言：“干部要以身作则。时时多想班集体的事情，少想自己的事。必须把守住生活这一关！一个集体纪律一松，样样就会松。我希望经常听到大家进步的喜信。”过了多少年后我发现，林老师的临别赠言，一直对我的为人处事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我人生道路的进步与此密切相关。  林海老师1966.3.18临别赠言 两个多月后，文革爆发，一批同学写大字报“揭开林海的画皮”。在我看来，所揭“问题”基本属于学生对“严师\"的管理有意见的问题，如大抓班纪律，提倡班集体革命化、战斗化等，但被无限上线上纲加以批判了。有同学甚至揭发：林海有“特务”嫌疑，论据是他把一个单车倒后镜（我听他说过是很便宜的处理品）挂在房间书桌前面的墙上，为的是从事特务活动时随时窥测背后情况。现在看来，这真算得上“小儿之见”。对此，我自然属“保皇派”。我认为，林老师一身正气，对同学要求严格，恨铁不成钢，这没什么错，严师出高徒嘛。但我的消极对抗，加上所谓“家庭出身”问题，使我很快就“靠边站”了。 后来，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作队撤走后，我才发现，班文革核心小组对我的文革表现评价极差，在鉴定中把我写得一无是处，其中关于“消极对待文化大革命，运动当中对同学泼冷水，阻止同学写大字报，对自己的缺点百般辩护，坚持错误”的评语，甚至可以断送我的前途。好在这些鉴定被认为是工作组整同学的“黑材料”而宣布作废，在1966年8月全部退回本人自行销毁，没放到档案里去（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文革中台山一中档案馆被砸，在学学生学籍资料丢失了）。(未完,待续) ［此帖子已被 龙卷风 在 2010-1-1 0:11:58 编辑过］ | 
楼主: 邻家小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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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2-1 09:3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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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2-1 12:45: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