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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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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4 15:57:20 | 显示全部楼层


李立三与冼星海的患难之交 [转帖]

  1954年,李立三和李莎

    在《我的中国缘分》一书中,李莎以细腻的笔触回忆了她与李立三浪漫的跨国爱情故事,同时也为我们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

  细节,从一个侧面回忆了中苏重大历史事件,如苏联的“肃反”运动、卫国战争,新中国的成立以及后来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平反昭雪,中苏关系的变化等,提供了一个时代的缩影。

  1945年春,战争即将结束时,我们家里又增加了一个新住户。那天立三下班回家对我说:“有一个中国同志刚从哈萨克斯坦来莫斯科,没有地方住,我想把他请到家里来,你看行吗?”

  我毫不犹豫地答应说:“行,行!他什么时候来?”“马上会来的。”

  不一会儿,客人果然来了。他是个中等个儿、身材瘦削、五官端正的知识分子,文质彬彬,待人和蔼。他的手指与众不同,纤细而修长,引起我的注意。我想,会不会是搞音乐的?一问,果然没错。

  我说:“我一看您的双手,马上就猜出来了。很抱歉,还不知道您的名字。”

  “我叫冼星海。”

  冼星海,中国现代音乐史上的巨人,他的名字现在家喻户晓,但当时还鲜为人知,我就更不了解。向立三细问才知道,冼星海曾在巴黎学习西洋乐,回国后努力把西方音乐原理和中国民族旋律相结合,写出了震撼世界的《黄河大合唱》等许多优秀作品。他是一个满怀爱国主义激情的热血青年,很早就参加了革命,1938年入党,抗日战争时期到了延安,继续从事音乐创作。1939年苏联导演卡尔门来华拍摄有关抗日战争的大型纪录片,冼星海接受了为该片配乐的任务,随同卡尔门前往苏联。他长期患有肺病(这是当时知识分子中的常见病),延安缺医少药,党组织考虑到他的身体情况,希望他在苏联能治好病。不料,冼星海在苏联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坎坷。他顺利完成为抗战影片创作音乐的任务后,便迫不及待地动身返回延安。但此时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回国路线受阻,冼星海被迫滞留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又和苏方接待单位失去了联系。他人生地不熟,在苏联没有合法身份,领不到粮票,又身无分文,只能在旧货市场卖掉一些自带的衣物维持生计,处境非常窘迫。战争接近尾声时,他才经过一番周折来到莫斯科。这里他没有一个熟人,俄语也讲不大清楚,只听说莫斯科有个外文出版社,那里能找到中国同志。

  冼星海一下火车,便直奔出版社中文部,碰到的第一个中国人就是立三。他们两人原来素不相识,但立三了解到冼星海的处境后,当场答应帮忙,让他到家来住下。我听到冼星海的坎坷故事,也十分同情。冼星海离开延安时指定到共产国际机关接洽,但此时共产国际早已解散,不复存在,他该找谁呀?立三给他出了个主意,只有找红十字会,重新办手续。但我知道,这是需要时间的。不怕客人住的时间长,只怕住得不方便。我们家连一张多余的床都没有。

  立三说:“没有关系,让客人睡我们的床吧,咱们俩将就一点儿,睡木板地也行。”

  我们在地上铺开一个薄薄的褥子,就这样睡了一两个月。

  冼星海是很谦逊、懂礼的人,谈吐文雅。他不懂俄语,但会讲一口流利的法语,英语也很不错,我和他用法语交谈。他最喜欢和一岁多的小英娜玩耍,经常逗她笑,要不就在屋里玩捉迷藏。看得出来,他是很爱孩子的,每当他把小英娜抱在怀里,脸上就会流露出善良、温柔的微笑,平时的愁容也变得开朗起来。多年的苦难、无情的病魔无形中给他的心灵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他时常拿出一把带在身边的小提琴,站在窗边演奏以排遣内心的郁闷,拉的都是一些我不熟悉的东方乐曲,大概是他自己创作或即兴发挥的吧。悠扬的旋律沁人心脾,充满着忧愁和痛苦,也饱含着深切的爱,表达了一位流亡异乡的赤子对祖国深沉的眷恋之情。

  冼星海经过一系列的努力和申请终于取得苏方的支持和关照,在“留克斯”招待所分配到一间房子。可惜,这一切为时已晚。冼星海搬出我们家不久,便大病发作,被送进医院。医生们作出可怕的诊断:他已患上白血病。我和立三闻讯后,赶快去莫斯科郊外一个高级疗养院探望。疗养院是花园式的楼房,空气清新,环境幽静。冼星海住的是单人病房,舒适、整洁。我们分手不到一个月,他的身体状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消瘦了许多,形同槁木,颧骨凸出,但精神状态反而变得平静、乐观了。医生没有告诉他患的是不治之症,他一点也不觉得压抑,满怀信心地对我们说:“现在的医疗条件这么优越,我的病是肯定能治好的。”

  我和立三只能强忍悲痛,婉转地鼓励他、安慰他。虽然医生竭尽一切努力,但冼星海的病情已近晚期,急剧恶化,终于在1945年9月被病魔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临终,他躺在病榻上还在憧憬着未来,对前来看望的中国同志们说:“中国的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一定要在祖国首都建立音乐学院,培养高级音乐人才。我想象中,音乐学院将是一座宽敞、漂亮的大楼,大理石的阶梯,墙上有明亮的大镜子,像一个名副其实的音乐殿堂。”

  9月中旬,阴雨绵绵,我和立三及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一起去郊外疗养院为冼星海出殡。我们冒雨站在院内,注视着放在担架上的遗体。担架上面简单地盖着一条棉毯,两条细瘦的光腿露在外面。我心里为之一震,焦虑地想:“外面那么冷,怎么没有把毯子给他盖好呢?”

  但旋即又有一个想法刺痛了我的心:“天啊,他已经离去了,浑身冰凉地躺在那里,怎么会怕冷呢!”

  我仿佛感到死神吹着寒气,从我的身边擦肩而过,勾起我心中的恐惧和悲哀。

  冼星海遗体的火化仪式是在莫斯科的顿河修道院举行的。顿河修道院是16世纪末俄罗斯人打退了鞑靼人的又一次侵扰之后建立起来的,既是修道院,又是一座小城堡,成为了莫斯科外围防御工事中的一环。随着城市发展又变成了市区中的重要墓地,十月革命后就地建起了第一座火葬场,在市民中推广火葬。

  出席告别仪式的人并不很多,有苏联作曲家协会及其他一些官方代表,还有一些冼星海的生前好友。苏联著名作曲家穆拉德里(《莫斯科——北京》等歌曲的作者)代表苏联作曲家协会致词,他高度赞扬了冼星海的音乐才华和创作成就。告别完毕,小乐队奏起古典哀乐,在小提琴揪心的哀乐声中,平台上井口自动打开,灵柩缓缓下降,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之中,留在心中的是无尽的、深切的哀思……

  冼星海从国内带来的一些手稿以及他在苏联期间继续创作留下的音乐遗产,全部留在了苏联,由一个后期伴随着他的犹太女人占有。这个人假借冼星海的名义为自己谋利,悄悄地拍卖他那宝贵的音乐手稿,供人抄袭剽窃。据说,苏联有不少作曲家,包括大名鼎鼎的穆拉德里在内,都不同程度地从冼星海的音乐遗产中得到了一些借鉴或启发。

  冼星海的骨灰盒一直安放在莫斯科,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经中方反复交涉,苏方才同意移交给中方,由冼星海的遗孀专程赴苏带回国内。冼星海终于回到他生前日夜眷念的祖国。

  现在,每当我去北京音乐厅时,抬头看到的便是冼星海的巨幅画像。冼星海微笑着,他那若有所思的深邃的目光迎接着我,也迎接着许许多多前来欣赏交响乐的中国新一代音乐爱好者。若星海有知,他生前的夙愿变为现实,他会感到莫大的欣慰!

   (本文摘自《我的中国缘分——李立三夫人李莎回忆录》,李莎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2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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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4 16:09:19 | 显示全部楼层


古时候的“八百里加急”究竟有多快? [转帖]


  古时候的文件传输靠的是驿站,一般每隔20里有一个驿站,一旦需要传递的公文上注明“马上飞递”字样,按规定要求每天300里,如遇紧急情况,可每天400里、600里,最快达800里。传递紧急文件时,每个驿站都用快马,这样,虽然不是千里马,但每匹马都死命跑,也可以一日千里,“六百里加急,八百里加急”用来表示情况紧急程度。

  在文学作品中,对此有精彩描写:“八百里加急!八百里加急!”一卷黄尘滚滚,骏马飞驰而至,但见人影一晃,跳将下马。大喝:“八百里加急!御赐金牌,阻者死,逆者亡!”随即便见烟尘滚滚,骑者已然离去!此时,古道凝云,晴空赫然!

  诗人岑参在《初过陇山途中呈字文判官》一诗中写到“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幕及陇山头”。在这里他把驿骑比做流星。按唐政府官方规定,快马要求一天行180里左右,再快些则要求日行300里。最快的要求则为日驰500里。天宝十四年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当时唐玄宗正在华清宫,两地相隔三千里,6日之内唐玄宗就知道了这一消息,传递速度就达到每天500里。

  据载,南北朝的北周宣帝,在洛阳招摇过市,亲自乘御驿马,日行300里。看来,唐朝的最紧急通讯要求日行500里,那无疑用的马是御马级别,难怪如此神速。唐代的—尺合现在0.303米,一里合454.2米,就是用现在的眼光看来,八百里加急快得不能再快,也要两天时间。

  据《大唐六典》记载,最盛时全国有1639个驿站,专门从事驿务的人员共二万多人,其中驿兵一万七千人。邮驿分为陆驿、水驿、水路兼并三种,各驿站设有驿舍,配有驿马、驿驴、驿船和驿田。

  在各种驿里服役的人,一般叫做“驿丁”、“驿夫”,或称“驿卒”、“驿隶”。从名称来看,他们的身份比较低下。陆路上的驿丁,也同样受到煎熬。他们在烈日之下,在寒风凛冽的冬天,在倾盆大雨之中,都毫无例外地要身背文书袋,匆匆奔驰在驿路上。敦煌有一幅晚唐时期题为《宋国夫人出行图》的壁画,就描绘了当时驿使身背布袋的形象。他们日常的任务很繁重,除途中奔跑着传递文书外,还要兼管扫洒驿庭等事。

  在唐朝法律中把邮递过程中的种种失误的处罚,都规定得很细。稍有差错,便要受到严厉的处置。唐朝规定,驿长应负有若干责任,首先必须每年呈报驿马死损肥瘠,呈报经费支出情况。若有驿马死损,驿长负责赔偿;若私自减去驿站人员和马匹,则“杖一百”。对驿丁的处罚更严。唐朝规定,驿丁抵驿,必须换马更行,若不换马则杖八十。
  唐律还规定,凡在驿途中耽误行期,应遣而不遣者,杖一百;文书晚到一天杖八十,两天加倍,以此类推,最重的处徒罪二年。

  有人问:“执行八百里加急这样的重要任务,被敌人或强盗半道劫去了怎么办?”唐律规定假如耽误的是紧急军事文书,则罪加三等。因书信延误而遭致战事失败则判处绞刑。《唐国史补》曾记载一个负责签发公文的员外郎的官,他处理一从河北发配到岭南的囚犯的文书,本应向河北、岭南两处发文,因夜间疏忽,只发了岭南一地,河北未发。事发之后,这个员外郎遭到了免官的处分。而泄露重大机密者处以绞刑。从这样严厉的法律看,一般强盗不会去动这些重要文件,免得招惹官方的拼命剿杀。 而在交战时,应早料到敌方或会打埋伏拦截情报,至少会多途径多人携带文书以防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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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明天子的过错[转帖]


  

  文帝一生也有所失,不但有,还不轻。

  他虽然素有“知人善任”的美名,但却在贾谊的任用问题上留下了著名的瑕疵。

  贾谊是当时闻名遐迩的大才子,20多岁时便被文帝召为博士,成为朝中最年轻的大臣和最耀眼的政治明星。

  和所有的才子一样,贾谊虽然才气纵横,但却不谙“韬光养晦”之道,因此饱受官场风霜。

  文帝在颁布诏令之前,常常会请朝臣们发表意见。贾谊只要在场,便会不等前辈老臣们先说话,自己就畅所欲言地讲起来。他把别人要说的话全都抢先说了,如果再说便成了附和他的观点。这让老臣们感觉很不舒服。

  文帝非常欣赏贾谊的才华,一年之内便破格提拔他为太中大夫,执掌朝议;不久又想提拔他到“公卿”级别的高官中来。

  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人必非之。贾谊的风头太劲,遭到了周勃、灌婴、张相如和冯敬等一帮老臣的联合诋毁:“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

  自古喜欢听取不同意见,刻意避免独断专行的领导人,大凡都有另一个缺点——耳根子软。文帝也不例外。

  在如此强大的反对力量面前,文帝一半是在犹豫,一半是在妥协。他开始逐渐疏远贾谊,不再采纳他的建议或主张,进而把他贬为长沙王太傅。

  其实周勃和灌婴二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爱在主子面前争风吃醋,见不得别人春风得意。当年高祖刘邦打天下时重用陈平,他们便心怀忌妒,一起以恶毒谗言诋毁人家。幸好有魏无知出来解围,才使陈平免受不白之冤。

  贾谊被贬之后的第2年,即公元前175年,文帝废除盗铸钱令,允许民间私铸钱币。远在长沙的贾谊闻讯后,上书痛陈“听民仿铸钱币”之害。

  但文帝听不进去。

  这项弊政的严重后果很快便显现出来,吴王和邓通均因铸币而富可敌国,以至“吴、邓钱布天下”。尤其是吴王,他通过开山铸钱,迅速完成了巨额的财富积累,腰包鼓了,底气便足了,想法也就多了起来,这才有了后来的“七国之乱”。

  又过了2年多,文帝思念贾谊,便召他回京。但结果却是“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李商隐诗)

  文帝对贾谊的鬼神之辞倒是很满意,于是便拜他为梁怀王太傅。

  后来,梁王刘揖不慎坠马而亡。贾谊自以为失职,悲伤而死。

  文帝一生节俭,堪称历代帝王之典范。

  慎夫人是后宫中最受宠爱的女人,但文帝却要求她为天下人做个俭朴的好榜样,衣裳不得曳地,帷帐不得纹绣。

  他曾经想修一个露台。事前召来工匠做了一个粗略的预算,发现大概要花费100斤金,相当于当时10户普通人家的家产。他嫌太费钱,便作罢。

  古代的帝王大多相信**后还会在阴间开始另一种生活,因此十分讲究厚葬,恨不得把整个世界的财富都搬到坟墓中去,好让自己在另一个世界的生活质量不会受到影响。

  其时朝野上下均盛行厚葬之风,但文帝临终前却专门下遗诏,要求薄葬省繁,以罕见的从容态度坦然面对生命的消亡:“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莫可甚哀!”“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产,重服以伤生,吾其不取。”

  他禁止在自己陵墓中以金银铜锡等贵重金属为饰,全部以瓦器代之,还在遗诏中明确规定,自己死后,“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无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无发民哭临宫殿中”,并特别强调,把这些要求“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文帝即位23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

  但是有谁能够想象得到,这样一位节俭到近乎苛刻的皇帝,也会有“挥霍无度”之失?

  文帝的“挥霍”,不是为自己,也不是为倾国倾城的后宫佳丽,而是为自己喜欢的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便是未央宫西南苍池中的船工邓通。

  文帝对邓通的恩宠和赏赐,匪夷所思地达到了不计成本不顾影响的荒唐程度,也为他光辉的帝王生涯留下了一个硕大无朋的污点。

  据说文帝曾经在梦中成仙升天而不能,幸有一位“黄头郎”相助才得以成功。醒来之后,他还清晰记得这位梦中少年把上衣扭成带状束在腰间。起床后去苍池中央的渐台散步,正好发现池中一位年少俊美的船工与梦中少年的穿着和长相惊人一致。

  文帝大悦,从此对他恩宠有加,赏赐竟达10多亿,官至上大夫。

  自从结识邓通之后,这位向来严谨勤政的皇帝便经常私下出宫,去邓府“游戏”。

  他还专门请人给邓通相面,但相面先生却说这位新贵的结局是被饿死。

  文帝感觉不可思议,他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自己竟然罩不住一个小小的邓通。于是他索性钦赐邓通在蜀郡严道(今四川省荥经县)的铜山铸钱,能够自己铸钱的人,无论如何也是不会穷的。

  邓通钱流通于天下,其富可知。

  好在邓通虽然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却没有参与政治的兴趣。他为人非常谨慎,从不与权贵重臣们交往。即便是文帝赐予的休假,他也足不出户,“独自谨身以媚上而已”。他深知自己的富贵源自天子的恩宠,因此也全心全意地伺候着文帝。

  文帝长了个恶性脓疮,他便常常用嘴把疮里的脓汁给吮吸出来。

  某日,文帝心情郁闷(原因不详),便严肃地问邓通:天下谁最爱我?

  邓通说:应该是太子最爱陛下。

  过不多久,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景帝)前来探视病情,文帝便要他为自己吮疮。刘启虽然照办,但表情却很痛苦——估计没有一个正常人不会觉得恶心。

  事后,刘启才知道是父皇在试他的忠心,拿他跟邓通比,于是便对邓通心怀怨恨。

  文帝死后,景帝刘启便处置了邓通,还真就让他身无分文、寄人篱下,最后竟然被活活饿死。

  纵观文帝一生的品行和作为,对邓通的宠爱实属反常。虽然史书中并无他们之间是否存在“性关系”的明确记载,甚至连“与上同卧起”这样的措辞都没有,顶多也只是司马迁和班固所做的暗示性暧昧评语。

  但似乎也只有“同性恋”才能解释文帝的反常行为:

  其一,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像文帝这样理智和富于自我克制的帝王,大概也只有被强烈的“性”与“情”(因性生情)俘虏,才会对一位无功、无才、无名节的普通人予以如此豪奢的赏赐。

  由此可见,文帝本人对“美男”的兴趣远甚于“美女”。深蒙圣宠的慎夫人却都“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说明他还能把对美女的宠幸控制在理性的范围内。

  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国之君,无论他对女色的需要有多高,都会有非常通畅的制度化渠道来保证。因此,再美的女人应该都不是“稀缺资源”,只要他喜欢,就可以得到。但男色则不同,理论上只能是可遇而不可求。一旦幸逢所爱,必定倍加珍惜。

  其二,正史记载文帝经常私下去邓通家“游戏”。

  游戏什么?史书虽然没有明说,但肯定不是简单的“串门”,况且他与邓通并不在同一个思想水平上,大概也不可能有太多纯粹思想上的“共同语言”。退一万步说,即便邓通有如贾谊这样的惊世大才,恐怕文帝也犯不上亲自造访,完全可以召他进宫来。

  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文帝在孤独的政治权力斗争中,把邓通当作自己最信赖的知己,借“游戏”之名去他家密谋大事或倾听高见。但邓通显然不是这块料。

  文帝时常私下光顾邓府的唯一解释只能是:避人耳目偷行苟且之欢。在当时,“同性恋”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其三,仅从邓通吮疮这个情节来看,便可知二人之间的关系非同寻常,绝非普通的君臣关系可比。

  其四,司马迁在叙述邓通之传前,开篇用了几句耐人寻味的话:“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男)色幸者多矣。”班固再次确认了司马迁的观点,在《汉书·佞幸传》的总评中如此评价,“柔曼之倾意,非独妇德,盖亦有男色焉。”两位史家都提到了一个“色”字。

  如此看来,文帝把自己与邓通相识说成是“梦中黄头郎”,则更像是为掩人耳目而刻意编出来的一个托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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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大义灭亲 揭开华尔街史上最大欺诈案 [转帖]


  

  美国华尔街传奇人物、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公司前董事会主席伯纳德·麦道夫因涉嫌证券欺诈遭警方逮捕,检察人员指控给投资者损失约500亿美元。告发这位华尔街史上“最大诈骗嫌疑犯”的人,正是麦道夫的两个儿子。

  向两个儿子坦白

  自己“一无所有”

  对投资机构与华尔街上流人士来说,麦道夫的投资一直很有吸引力,其客户平均每月曾有过近2%的盈利纪录。

  但面对金融危机的蔓延,麦道夫再也无法再撑下去,于12月10日向儿子坦白称,其实自己“一无所有”,一切“只是一个巨大的谎言”。

  事件缘起于本月初,麦道夫向其中一名儿子透露,客户要求赎回70亿美元投资,令他出现资金周转问题;12月9日,麦道夫突然表示提早发放红利。对此,麦道夫的儿子感到可疑,第二天在公司便向父亲询问,当时麦道夫拒绝解释,指示两人到其寓所再谈。

  同日,麦道夫于寓所向儿子承认,自己炮制的是一个巨型金字塔层压式“庞氏骗局”,前后共诈骗客户500亿美元。

  悉心设计惊人骗局

  善于营造神秘氛围

  现年70岁的麦道夫浸淫资本管理多年。他1960年成立伯纳德·L·麦道夫投资证券公司。麦道夫非常善于为自己营造神秘的氛围。多年来,麦氏通过这家公司下属的秘密资本管理分支机构,利用广泛人脉,骗取投资。

  在众人眼中高尚、敬业的麦道夫,悉心设计了一个惊人的骗局。起诉书显示,麦道夫公司的资产管理部门和交易部门分别在不同楼层办公,麦道夫对公司财务状况一直秘而不宣,而投资顾问业务的所有账目、文件都被麦道夫“锁在保险箱里”。

  想成为麦道夫的客户,有点类似于加入一个门槛很高的俱乐部,光有钱没人介绍是不能进的,在很多人看来,把钱投给麦道夫已经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就算加入后也没有人知道他的投资策略到底是什么,麦道夫从不解释,而如果你问得太多,他会把你踢出局。

  据悉,麦道夫的客户包括富豪、对冲基金、大型机构投资者甚至欧洲的一些银行。在很多投资老手们看来,向麦道夫的公司投资,他们担心的不是损失金钱,而是损失赚钱的机会。

  儿子当晚告发老爸

  史上最大欺诈暴露

  麦道夫的儿子们10日当晚便告发了老爸,一场可能是美国历史上金额最大的欺诈案,这才暴露在世人眼前。

  麦道夫投资的有关生意,一直由麦道夫独断控制,即使是两名分别担任董事总经理及法规部门主管的儿子都不容插手。据美国证交会估计,麦道夫今年初管理的资产达170亿美元。

  检察官的资料说,12月10日,70岁的麦道夫向公司的两名雇员坦白说,投资顾问业务是金字塔式骗局。消息称,该两名高级职员正是麦道夫的儿子。报道称,麦道夫的两个儿子将该重大事件转告了律师,律师10日晚就通知了联邦当局。调查人员11日抵达麦道夫寓所时,麦道夫已知FBI调查人员来意,承认“以不存在的钱支付给投资者”,指自己已破产,已有坐牢准备。

  麦道夫的投资证券中介公司,曾为350只纳斯达克股份提供服务,包括苹果、eBay和戴尔计算机等。

  影响面广而深

  再揭信用危机

  据新华社电 麦道夫欺诈案将是历来金额最高的诈骗案,比起2002年Worldcom申请破产时的诈骗案还高4倍。美国证交会前主管表示,即使只是500亿美元的一半,肯定也是历来最大宗的“庞氏骗局”。

  投资者感到震惊

  面对麦道夫涉嫌欺诈,许多投资者都感到十分震惊。一位麦道夫公司的投资者说,这会要了很多人的命,实在太可怕了。

  此前,麦道夫的个人信誉一直很好。一直以来,投资者都将麦道夫视为传奇,甚至开玩笑地说,如果麦道夫是骗子,他将把全世界一半人拖下水。不幸的是,这一玩笑竟然成真。

  投资老手“翻船”

  麦氏欺诈手法并不新鲜——用高额回报引诱投资者,同时用后来投资者资金偿付前期投资者。然而,上当受骗者中却不乏美国投资老手和金融巨头。

  《华尔街日报》报道,纽约“大都会”棒球队所有人弗雷德·威尔彭在麦道夫公司投资数以千万计美元,其中既有私人资金也有球队资金。威尔彭拥有的斯特林证券公司发表声明说:“近来发生的事件令我们震惊。我们将和其他投资者一样,继续关注事态发展。”

  “阴沟翻船”的还有知名金融机构费尔菲尔德·格林尼治集团、特里蒙特资本管理公司和马克萨姆资本管理公司。

  损失祸及多国

  除美国本土,麦氏欺诈案还波及英国、法国、瑞士、西班牙、日本等国。

  《华尔街日报》报道,英国布拉姆丁公司将总资产的9%以上投给麦道夫基金。总部在瑞士日内瓦的贝内迪克特·亨奇银行因麦氏基金亏损4750万美元。西班牙金融业巨头桑坦德银行因麦道夫欺诈案损失惨重,西班牙投资者亏损可能达到30亿美元。

  日内瓦《时报》称,瑞士金融业可能因麦案亏损50亿美元。其中,主要经营对冲基金的联合私人金融公司可能亏10亿美元。联合私人公司拒评《时报》的报道,称日内瓦的资本管理公司中90%在麦氏基金有投资。

  庞氏骗局

  “庞氏骗局”是一种最古老和最常见的投资诈骗,这种骗术是一个名叫查尔斯·庞齐的投机商人“发明”的而得名的。

  庞齐是生活在19至20世纪的意大利裔投机商,1903年移民到美国,1919年他欺骗投资者向一个事实上子虚乌有的企业投资,许诺投资者将在3个月内得到40%的利润回报,然后,庞齐把新投资者的钱作为快速盈利付给最初投资的人,以诱使更多的人上当,后人称把这种诈骗方式称为“庞氏骗局”。

  1960年,麦道夫从法学院毕业后拿着自己在海滩上做救生员赚来的5000美元创立了麦道夫投资证券公司,并因此闻名华尔街。公司主要以担任股票买卖的中间人而闻名,这正是后来骗局的最大“资本与外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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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台考察西路军作战****[转帖]

  

  作者:李新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东湖大队的西面,不到十里路便是平原大队,赵世利带着一个工作组在那里搞“四清”。赵是我受范老的委托经过吴老(玉章)向四川省委交涉刚从四川调来的。1963年我到四川讲学,他当时是四川省高教局的教学处长,我的一切活动都由他安排并陪同,因此他对《宣教动态》上那些诬蔑我的不实之词进行了批驳,因此也引起某些人对他的不满,受到排挤。后来他离开了近代史所,调到语言学院当教务长去了。他在平原大队搞“四清”,我们近如咫尺,所以时常来往,关系较为密切。

  平原大队有不少西路军当年失散下来的人,从他们那里知道不少西路军当时的情况。过去教党史时,就知道西路军是在甘肃高台地区被马家队伍打败的,现在既然来到离高台不远的地方,当然要去考察一番。

  原来1936年,三路红军即将在陕北会师,党中央考虑到陕北地方小,人口少,而且地瘠民贫,难以养活这么多的部队,决定向外发展。于是首先进行东征。东征军对阎锡山作战虽然取得胜利,而阎却因此引来十万国民党中央军入晋相援。党中央为避免内战扩大,便回师陕北。随后,又决定举行宁夏战役,向西发展,希望通过宁夏,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取得远方(第三国际和苏联)的援助。后来宁夏战役计划没有实现,已经渡河的红军便称为西路军。

  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于1936年渡河,完全是为了打宁夏,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正式命令而行的,绝不是像《毛选》第一卷有关注解中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张国焘的命令。至于11月改称西路军,不但有中央军委的命令,而且有中共中央的决定。我到高台考察时,对西路军的原委尚不清楚,这些事情是到80年代才搞清楚的。我亲眼看到高台的一个集镇,据甘肃到新疆的河西走廊要冲,当年必是冲杀要地。但在平坦的公路上,除一些土墙外,无险可守。而马家军火力既占优势,又大部分是骑兵,来往冲突,红军虽无比英勇,终究难以抵挡。我根据地形地物和残垣废垒,想像当年红军顽强奋战的情形,既无限敬仰,又不胜感慨。

  我弄明白了这次战斗是1937年3月的具体日期之后,心中又极为愤懑。《毛选》中,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这样写道:“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可毛主席写这篇文章的时间,是1936年,他怎么能在1936年就预见到1937年西路军的失败呢?很显然,这是毛著编委们帮助整理成这样的。我在60年代初曾认真研究过“西安事变”,看过几乎所有的有关档案。我知道当时党中央考虑的中心问题是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一切问题(包括军事问题)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的。西路军的前进、停止、后退、再前进等等,中央都有指示,而这些指示又都是根据党的中心任务发出的。西路军除很短的时间失掉和中央的电讯联系外,凡能通电报的时候,都是按照中央的要求行事的。怎能把西路军失败的这笔账挂在张国焘的头上呢?尽管张国焘的错误很多,“罪该万死”,也不能如此对待呀,更何况西路军有两万多人呢!无怪乎徐向前、李先念等人和西路军所有的同志都对此始终不服。直到80年代,这一问题的****和是非,才在徐、孛和陈云反复坚持下,大体上搞清楚了。对于党内斗争如此的复杂而残酷无情,我此时才有所领悟。但我不能对他人讲,只和黎澍一个人交换过意见。

  1938年我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时候,就见到不断有从兰州办事处送回陕北的西路军战士(那是由谢老觉哉和朱绍良交涉的结果),他们谈起西路军作战的艰苦和英勇,都很令我钦佩。后来批判张国焘,我因此把他恨入骨髓。但到了我研究西安事变了解到一些真实情况之后,我的思想开始有所变化。以至这次到高台实地考察,我才发觉对西路军问题应该重新考虑。所以到了80年代,我的研究生陈铁健发表《论西路军》时,我完全支持他的观点,因为那是实事求是的、无可非议的。写“四清”这段往事,写出了到高台考察,看来似乎有些不相及,但我认为是一大收获,因而特地把它写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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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4 16:24:25 | 显示全部楼层

当钱变成了秘密[转帖]

  

  在一次聚会上,主持人组织我们玩了一个答题游戏。他发给我们每人两个牌子,上面分别写着A和B两个英文字母。在开始之前,他提出要求,让我们如实回答问题,如果不想回答,可以弃权。

  他举起了第一块题板,上面写道,你的存款有:A,100万元以上;B,100万元以下。我们马上举起了手中的牌子,互相瞅了瞅,全是B。大家都笑了。确实如此,在我们中间还没有百万富翁。

  第二块题板上写的是,你的存款有:A,80万元以上;B,80万元以下。我们又都马上举起了手中的牌子,互相看了看,仍然全是B。大家又会心地一笑,那神情不言而喻。

  主持人也露出了微笑,他没有说话,举起第三块题板,你的存款有:A,50万元以上;B,50万元以下。我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举起了牌子,互相看了看,又全是B。我注意到那些没有举牌子的人,他们的脸色稍有点红。看来他们应该举A牌,可是他们没敢举。但游戏规则允许他们弃权。

  主持人又笑了,这回他说了话:“越来越接近真实了。”他的话让我们很紧张。

  他举起了第四块题板,你的存款有:A,40万元;B,30万元。我们迟疑着,没有人举牌。有一个人把牌子举到半空中,看别人没举,又放了下来。他低下头,那神态像是做错了事,显得非常不自在。

  空气凝固了一般。

  主持人不动声色,又举起了第五块题板,你的存款有:A,20万元;B,10万元。没有人动,不见一个牌子举起。我感觉自己的脸热辣辣的,不敢看别人,盯着手中的两个牌子,不知所措。

  主持人收起题板,笑着说:“我们玩的这个游戏,正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金钱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很重要,并且成为我们需要保守的秘密。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会把自己有多少钱这个秘密告诉给别人的。是不是?”

  都说钱是身外之物,可实际上钱却压着我们的心,而且把钱看得越重,心也就越沉重,以至于钱变成了秘密。因此,人们就极为避讳谈论有多少钱这个话题,而“我没钱”,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世界上最为流行并且说起来一点也不脸红的一句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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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4 16:25:14 | 显示全部楼层

孙中山在两岸的“境遇” [转帖]


  20世纪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都重视运用孙中山先生的思想资源为各自的政治目标服务。
国民党没有大牌理论家

  孙中山先生去世不久,国民党方面就以戴季陶为代表,选择性地运用孙的思想资源,建构具有强烈排他色彩的孙中山思想的解释体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孙中山被置放在“国
父”的崇高位置,当局明令各机关、学校悬挂“总理遗像”,进行“三民主义教育”。

  但在大陆时代,国民党对孙中山的解释是粗糙、教条、僵硬的。蒋介石虽然知道宣传的重要,也组织了一些活动,但是他所面临的内外环境都以武力对抗为基本特征,故国民党的一切政治计划和安排都以军事为中心,始终没能建立起有关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强大叙述和解释系统。国民党重视宣传,但不善于搞宣传,例如:虽然建立起颂读“总理遗嘱”的“总理纪念周”制度,但基本属于官样文章。

  国民党在大陆时代,除了戴季陶、叶青等,没有大牌的理论家,也没有“理论队伍”,更没有从上到下的宣传或理论“写作班子”。1930年代国民党元老一级的理论家,如胡汉民,都意在江湖不在理论,这些人基本失去反映现实重大问题的理论创新能力。年轻一代也没有这种能力。南京的“中山编译馆”虽然出版了不少“总理遗教”、三民主义一类的读本,但对青年人影响很小。

真正知道孙中山巨大价值的是毛泽东和陈伯达

  中共则以意识形态起家。20世纪20~30年代,在中**内,“当家的”多是理论家,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个个都是文章高手。1924年国共合作建立后,中共的一些理论家就开始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出新解释。例如,把孙先生晚年的“容共”定义为“联共”,就有力地推动了两党的合作和北伐的进军。

  在中**内,真正知道孙中山的巨大价值的,就是毛泽东和陈伯达。在对孙的看法上,毛和陈有许多共鸣。毛愿意花大力气建构对孙中山及其思想的解释,在1938~1940年写了几篇重要文章,例如《论新阶段》、《中国革命与中国****》、《新民主主义论》等,把中共的事业和孙中山的思想进行了对接,宣称中**人实际上是孙先生事业的继承者,终于占据了解释孙中山的制高点。在毛定调后,陈伯达、胡乔木、胡绳等中共理论家,按毛的意思“接着说”,就把对孙的新解释完全建构起来了。新中国成立后,刘大年等一些史学工作者依此路径,发现、整理新材料,把毛对孙中山的论述进一步丰富、强化。

去台后蒋介石开始重视“国父”

  1949年去台后,国民党觉得自己的失败与中共夺取了孙先生这面旗帜有关,于是开始重建对孙的解释体系,并意图截断孙与中共的思想联系。蒋介石在1950年代亲自出马,对孙和三民主义作意识形态化的解释。他的《三民主义的本质》、《总理知难行易学说与阳明知行合一哲学之综合研究》,就是要证明中国传统、“三民主义”、“中华民国”的“三位一体”。

  这以后,台湾各大学都教“三民主义”,各大中学校都有教官检查、督导师生的思想,还出版了一大批“国父遗教”之类的论著。在这样的话语框架下,蒋介石是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和国民革命的“捍卫者”。孙中山地位更加崇高,已是神祗——这样一来,对孙中山的研究自是充满禁忌,只能赞美,不能批评,稍有不慎就会引火烧身。

  与此同时,大陆在建构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的新意识形态,孙中山是其重要一环。孙被誉为“中国革命伟大的先行者”,而不用过去年代的称呼“国父”;孙先生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三民主义有新旧之分”,“新三民主义是革命的”等。这些评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数十年内,把所有对孙中山的研究也“一致化”或“平面化”了。

两岸对孙中山的看法越来越接近

  现在情况大变。台湾社会转型,官学化的孙中山研究已无市场,党化“三民主义研究”声誉扫地,原有的“三民主义”研究单位纷纷改名,各大专院校的三民主义必修课均已取消。另一方面,“台独”思潮泛滥,也在消解孙中山作为“国父”的“符号”意义。孙中山研究在台湾已后继乏人。但相信一段时间后,台湾的孙中山研究会走向正常的。

  进入21世纪,内地的近代史学家在“实事求是”的思路下,进一步摆脱了孙中山研究中的教条主义和意识形态色彩,学术化研究兴起。改革开放后的30年来,两岸在对孙中山的看法上已越来越接近。

(《同舟共进》2009年第3期 高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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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4 16:25:56 | 显示全部楼层


马其顿人的小题大作[转帖]


这本来不是一件大事。一天早上,马其顿居民玛丽亚女士出门,路过M街的路口时被狗追咬,经路人相救得以脱险。警察迅速赶到,将她送到医院。这件事被一个路过的记者看到了,第二天,这件事出现在报纸上,不过角度却不同了。

报道说:一位女士不幸被狗咬伤了,但更不幸的是,由于事发现场位于十字路口,导致了交通拥堵,很多人上班迟到,从侧面反映了交通硬件不过关。试问,如果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情,或者比这更大的事情,又会怎么样呢?

报道见报后,很多居民马上打电话责问分管交通工作的官员,交通部门的负责人不得不公开道歉,修改了交通事故处置程序,并邀请居民参观事发现场。

不料,一位到现场参观过的居民指出:玛丽亚之所以被狗咬伤,主要原因是M街过于狭窄,避让不及才被狗咬伤。道路两旁都是6层高的楼,理论上,楼间距应该为楼高的80%即14米左右,而实际只有8米,因此,这些建筑是“违章”的。

这一说法立即得到很多居民响应,负责监督工程建筑的部门马上检讨了自己的失职,同时下达了通知书,要求违章建筑后退3米,否则将强制拆除。

玛丽亚的律师调查了事情经过后,将政府告上了法庭,原因是,咬伤玛丽亚的是一只流浪狗,玛丽亚的医疗费用无人承担。政府不得不承担玛丽亚的医疗费用。

居民们于是写信质疑政府的管理能力,为什么连一只流浪狗都管不好?为此,政府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向居民道歉,表示一定加大管理力度,避免类似事情再度发生。

流浪狗咬了一个路人,政府若干部门先后道歉,并因此修改了一些规定。只要你细心了解一下就会发现,马其顿人总会通过一件件小事展开丰富的“联想”,并展开讨论,总能或多或少地改变现状。

(摘自《视野》第4期 作者 梁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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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4 14:03:19 | 显示全部楼层

改变美国的20本书 [转帖]


  
  1.《常识》(Common Sense),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1776
  2.《女权辩》(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玛丽·伍斯托克拉夫(Mary Wollstonecraft),1792
  将女性及小孩附属于男性,且排除于公共生活之外的传统政治思想,因此书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此后一个世纪的女权斗争从此拉开了序幕。
  3.《摩门经》(The Book of Mor-mon),1830
  4.《美国奴隶道格拉斯生平自述》(The 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Frederick Douglass,an American Slave),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1845
  著名的废奴运动领导人道格拉斯说:“现在需要的不是光,而是火。不是和风细雨,而是雷电霹雳;我们需要暴雨、飓风、地震。我们必须触动这个国家的感情,唤起这个国家的良知。”
  5.《****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
  6.《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1852
  废奴文学的丰碑之作。林肯总统在接见斯托夫人时,称她为“引起一场大战(指美国的南北战争)的小妇人”。
  7.《草叶集》(Leaves of Grass)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1855
  惠特曼大胆甚至放荡的诗风,颠覆了因循守旧的诗歌传统。后世有无数艺术家深受其影响,如亨利·米勒、艾伦·金斯堡和杰克·凯如阿克。
  8.《梦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900
  如果没有弗洛伊德,20世纪的面貌可能大为不同,我们对自己内心世界的了解可能仍然少得可怜,而且也不会有伍迪·艾伦这样的大导演出现。
  9.《同族人》(The Clansman),小托马斯·狄克逊(Thomas Dixon Jr.),1905
  一部关于种族冲突和3K党的历史小说。默片时代的伟大导演大卫·格里菲斯在小说出版10年后据此拍出了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一个国家的诞生》。
  10.《屠场》(The Jungle),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1906
  揭露芝加哥肉类加工业内幕丑闻的纪实小说,出版后激起了公众的普遍义愤,并于第二年促成美国食品医药管理局(FDA)的诞生。
  11.《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熏Interest and Money),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936
  书中倡导政府应通过扩大投资刺激经济需求以克服失业和萧条,奠定了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特别是1945—1975年期间,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居统治地位,这30年也被称为“凯恩斯时代”。
  12.《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1939
  这部大萧条时期贫苦农民背井离乡的悲惨故事,为斯坦贝克赢得了普利策奖,并迫使国会立法,资助迁居的农民。
  13.《隐形人》(Invisible Man),拉尔夫·艾利森(Ralph Ellison),1952
  此书揭示了美国黑人如何被淹没在白人文化之中,从而引起社会对黑人生存条件的广泛关注。
  14.《嚎叫》(Howl),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1956
  不仅仅是诗歌上,更是文化传统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颠覆之作。
  15.《地球颤栗》(Atlas Shrugged),安·兰德(Ayn Rand),1957
  1991年,国会图书馆和月读俱乐部(Book-of-the-Month Club)主持的一项调查,此书成为仅次于圣经的、历史上影响第二大的图书。
  16.《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1962
  揭露DDT滥用给环境与人类健康带来的巨大危险,环保运动从此深入人心。
  17.《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熏)1963
  “我们不能再忽视女性的声音:除了我的丈夫、我的孩子和我的家庭,我还想得到更多,”《女性的奥秘》是挑战传统性别和社会结构的有力的女性主义宣言。
  18.《马尔科姆·X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Malcolm X),马尔科姆·X(Malcolm X),阿历克斯·黑利(Alex Haley),1965
  由最著名的黑人导演斯派克·李据以拍成的长达4个小时的电影《马尔科姆·X》(港译《黑潮》),再现了20世纪黑人民权运动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段历史。
  19.《论生死与临终》(On Death and Dying),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Elisabeth Kubler-Ross),1969
  今日美国对死亡现象的描述和哲学均来自这位精神科医生库伯勒-罗斯,她以多年从事临终关怀的经验,帮助病患安详面对死亡,抚慰亲属,克服伤痛。
  20.《总统班底》(All the Presi-dent's Men),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1974
  《华盛顿邮报》的这两位记者对水门事件所做的调查,激励了整整一代新闻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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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4 14:09:16 | 显示全部楼层

解密中国\"死刑\"执行流程 百看不厌[转帖]


解密中国\"死刑\"执行流程
现在的死刑应该是由法警来执行,似乎是注射毒针。以前的行刑手一般从武警的入伍新兵中挑选,死刑犯
被带到刑场后一排跪开,行刑手都是上刺刀的步枪,站在死刑犯的背后两步距离,然后由法医将刺刀顶在死刑犯背后的心脏部位,以保证击中心脏。最后验明正身后由一武警喊口令执行死刑。
  刑场上的气氛是非常恐怖的,所以经常会有一些新兵临时怯场,要不就是扣扳机扣不完,要不就是没发射就跳开(一般开枪后向右边跳开),当时觉得很滑稽。开过第一轮后,由法医上前检查,如果发现还没断气的(一般第一枪不会死),那么还要补枪,我见到最多的一个是补了五枪。
  确定死亡之后,在各公安、法院、武警等单位撤离刑场的时候,守候在旁的医生就会马上上去要器官,当然是无人认领的。海南的死刑还有点人情味,不打脑袋,听说上面是直接站在身后用步枪设计脑袋的,经常头都不会完整,也就是死无全尸。
  中国的死刑是如何执行的
  普通老百姓进入刑场一览死囚伏法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不可能为死刑的执行过程涂上了一层层神秘的色彩。于是,有关“枪毙人”以及“枪毙人的人”的各种传说和猜测就在民间流传着……对此,河南郑州武警部队一名多次给死囚执行死刑的武警战士纠正了一些说法:
  1.执行死刑的都是武警
  普通群众一直弄不清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才有权力或能力合法地处决一个罪恶的生命。
  建国以来,负责执行死刑的都是公安战士。1982年以后改由新组建的武装警察来执行这项特殊的任务。执行死刑任务是正常的任务之一,每个武警战士自入伍以后都要在这方面经过严格的训练。这项任务并不是谁都能执行的,除了在军事等方面具有很强的素质外,还要有很强的心理素质。能够出任射手的人在军营里都是各方面都出类拔萃的战士。
  “人们传说中的枪毙人要戴口罩、戴墨镜,其实那只是一种传说。在偏远的地区尤其是农村,可能有。但在城市,没有这种情况。很早以前,曾向武警发过手套、眼镜,主要目的是为了防寒、避光,但没有人真正用这些东西。因为很不方便,戴眼镜影响视线,戴手套影响操作。那种枪毙一个罪犯要立个三等功什么的说法更是不可能的。执行死刑犯只是武警的一项任务。”
  2.枪决罪犯用的子弹经过特殊加工
  “有一次有人问我,听说枪毙人一枪打不死就用刺刀挑,哪有的事啊!这里有一套严格的法定程序,武警接到执行命令任务后至少要训练两天。刑场执行枪决要求只闻一声枪响。这种程序上的严格规定源于两个原因:法律的威严,还有人道。枪决罪犯的子弹是经过特殊加工的,目的是为了增加破坏脑组织的强
度,但并不是民间传说的炸子儿。”
  “每一个死刑犯在押赴刑场时都由至少四名武警押解,射手枪膛里只装一发子弹,要求准确率极高。
即使出现偏差也要由副射手补射。所以那种打不死就用刺刀挑的说法根本就是错误的。”
  3.执行死刑的那天,管教干部都要进号转转
  处决死囚并不轻松。因为罪犯已经知道时间不多了,他们的情绪会很不稳定。
  “所以,一旦终审裁定下达,看守所就在管理上采取措施了。先是调号(房),这一夜管教干部要进号
。基本上是轻刑犯负责看死刑犯,防止他们自残、自杀或者伤害他人。据说,枪毙张金柱的前一天晚上,
看守所长也亲自进号了。几乎所有的死囚在临刑前,都要给家人写信,即使是文化水平不太高的人也会要
求别人代写。也有的会整夜一言不发,也有的会哭。死囚临刑前的那一夜是很震撼人心的。出于人道,这
时候基本上会满足他们的一些要求,想吃什么就给他们做什么,想抽烟也会无条件地供给,但酒是不能喝
的。可一般情况下,没有人能吃下去,也没有人能睡得着。他们大多都在给家人写信,不停地写,那些扬
着脸望着窗外若有所思的人一般都是外地流窜作案的犯人。几乎所有的死刑犯都是瞪着眼到天亮,没有人
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4.每次行刑前都要到市郊找刑场
  有射手告诉笔者,直到上车那会儿仍然不知道刑场在哪儿,但有纪律规定不能问。
  他这种感觉是正常的。确实是这样,但他这种说法不是很规范。其实并不是走哪儿是哪儿,划定刑场
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都有固定的刑场,而郑州由于种种条件目前还没有。所以
,每一次的刑场都不固定也正是这个原因。
  “白天出去看地方找刑场太惹眼,一般都安排在晚上,还不能开法院的车,得悄悄的。”刑场事先不
警戒,高度保密,知道地方的其实只有极少的几个人。郑州现在理想的刑场已经越来越不好找了。刑场的
要求是很高的,道路交通要好,不要离公路太近,里面的位置要大,不能让太多群众围观,还要便于行刑
。同时,前面最好有障碍物,防止飞弹殃及无辜。更重要的是要做到万无一失。
  “很多时候都已经是下午2时了,我还在市郊来回地转。执行死刑的刑场一般都选两个,一个作为备
用,目的是防止意外,也就是特殊情况吧!但这种特殊情况迄今为止郑州还从未出现过。我曾经特别满意
一个刑场,但只使用了两次就被当地群众用砖砌起来了,这等于是被破坏掉了,因为老百姓忌讳。随着郑
州经济发展,城市规划也越来越好,找一块理想的刑场更难了。”
  5.有的死囚的裤腿用麻绳扎了起来
  “的确,有这样的情况。因为别看许多罪犯在作案时穷凶极恶,视人命如草芥。但真正让他面对死亡
时,内心的那种因极度恐惧而导致五官扭曲和精神崩溃也是挺吓人的。在下达终审裁定时,有不少死刑犯
面如死灰,双腿甚至全身都在不住抖动。法律文书还没有念完,人们常说的尿了一裤的现象并不少见。
1995年5月7日,执行30名死刑犯时就有一个当即瘫倒在宣判会上,口吐白沫。法警将他拉起来时,他已经
成了一摊泥。但就是这么一个懦弱的人,在绑架、杀害一名儿童时,不管孩子如何撕心裂肺地呼喊,他都
麻木不仁,十分残忍。很多这样的死囚,在真实地面对死亡时全没了犯罪时的疯狂。这时候为了避免不必
要的麻烦,针对诸如大小便失禁等情况,往往用麻绳把他们的裤腿扎起来。当然,这种细微的处理一般人
是看不出来的。”
  6.“红色终结者”记不清死刑犯的脸
  有人说,死刑犯临刑前会和武警交谈,其实这也仅仅是一种猜测。
  “我是一名射手,在任务分下来时,只知道有几个人,分别是几号,既不知道罪犯的姓名也不知道他
们的犯罪事实。我们只认号不认人。死刑犯交给我们后,我们与死囚的接触只有几分钟。在刑车上,有时
候公安为了缓解第一次执行任务的武警战士的紧张情绪还和死刑犯轻松地聊两句,而我们是根本不允许和
他们有任何对话的。有时候,在车上有罪犯会对我们说,到时候痛快点,让我少受点罪。其实这时候我们
恨不得千刀万剐这些恶魔,但我们有纪律,我们是在执行任务,我们枪里也只有一发子弹。那时候,作为
射手心里想得最多的就是,怎样把这一枪打好。这是人民赋予我们的权利,很神圣很光荣。枪响那一刻,
满目都是红,有时候罪犯的脑浆也会溅到脸上,很恶心。枪声响起后,也许有的人要折腾几下才毙命。这
时候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人的生命就这样轻而易举地结束了,而且还死得可耻。”
  讲出这番感受的武警今年24岁,经他手已经处决了23名死囚。他说他行刑后的最大感受就是“永远不
要犯罪,永远不要与人民为敌!”
  我们这执行的确实是法警。
  执行的程序和方法与天蟹说的差不多,我参加过两次刑场的警戒,离被执行人也就十米八米的距离吧

  记得去年有一个在公审的时候对押解他的武警说:“别紧张,你一紧张弄得我都紧张了!”
  记得有一次执行死刑的时候,一个死刑犯突然转过头来对看守所的干事(哪个监仓有执行死刑的,干事
都要跟到刑场)喊道:“干事,多谢照顾,改天回来找你喝酒。”当时那个干事脸都白了,我们在旁边觉
得挺好玩的。
  现在似乎各地都在搞注射,这样比较人道一些。像那样坐电椅,三万伏的高压一个不慎把人活活烤焦
还没死,那就挺惨!
  我们这里的是:
  1.看守所的武警中队派武警执行,每次两个,一个辅助,另一个执行。
  2.使用的是自动步枪,里面一发子弹。
  3.打完后,法医用一根金属捅条插入弹空,搅一下,然后对旁边检察院的说:一枪击毙,死了。
  4.补枪的情况我没遇到。全部都是自动步枪顶住后脑打,般来说不会失误。
  5.罪犯从刑车上脱下来,基本都瘫了,把他架着跪在地上,武警中队长喊:预备,执行武警用枪顶住
后脑,助手武警扶住罪犯的左肩,在打的瞬间放开,喊打就开火了。
  6.我参加的都是这样,最壮观的一次冬天,在一个河边的白雪的上,一次执行7个,有个女犯,故意
杀人的。
  我们这儿是由法院的司法警察执行。
  到达刑场后,让犯人跪下,对他说:张开嘴,子弹会从你嘴里穿过去,配合点就不会破相了。用54式
挨着后脑,一枪下去当场毙命,通常不会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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