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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4 15:32:32 | 显示全部楼层

59年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 [转帖]


一、读书。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八月份用一个月的时间来读书,或者实行干部轮训。不规定范围,大家不会读。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2]。时间三至六个月,或者一年。去年郑州会议提出读三本书[3],问读了没有,说是读了一点,读得不多,有的自己也没有读。对县、社干部,山东、河北的想法,是给他们编三本书:一本是好人好事的书,收集去年大跃进中敢于坚持真理、不随风倒,工作有前进的,不说谎、不浮夸、实事求是的例子,例如河北王国藩[4],山东菏泽一个生产队。一本是坏人坏事的书,收集专门说假话的、违法乱纪的或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例子。每省要找几个,各省编各省的,每本不超过二万五千字。第三本是中央从去年到现在的各种指示文件(加上各省的),有系统地编一本书。三本书大体十万字左右,每天读一万多字,一星期可以读完。读完后讨论,不仅读,还要考试。县、社党委成员能读政治经济学的也可以读。设法给县、社党委每年有一个系统思考问题的时间。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现在这些人都是热锅上的蚂蚁,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去年有了一年的实践,再读书会更好些。学习苏联,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教科书有缺点,但比较完整。缺点如第一章讲和平过渡,通过议会夺取政权,哪有那回事?在西藏都不可能,一定要有武装。他们的缺点我们不要去学,但在去年,把苏联一些好的经验也丢了。
  二、形势。国内形势是好是坏?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5]的方针对不对?我看要坚持。总的说来,像湖南省一个同志所说的,是两句话:“有伟大的成绩,有丰富的经验。”“有丰富的经验”,说得很巧妙,实际上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基本问题是一)综合平衡;(二)群众路线;(三)统一领导;(四)注意质量。四个问题中最基本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要注意质量,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种各样都要有。农业中,粮、棉、油、麻、丝、烟、茶、糖、菜、果、药、杂都要有。工业中,要有轻工业、重工业,其中又要各样都有。去年“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的搞法不行,把精力集中搞这“两小”,其他都丢了。去年大跃进、大丰收,今年是大春荒。现在形势在好转,我看了四个省,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大体可以代表全国。今年夏收估产普遍偏低,这是一个好现象。
  今年这时的形势和去年这时的形势比较,哪个形势好?去年这时很快地刮起了“共产风”,今年不会刮,比去年好。明年“五一”可以完全好转。去年人们的热情是宝贵的,只是工作中有些盲目性。有人说,你大跃进,为什么粮食紧张?为什么买不到头发夹子?现在讲不清楚,促进派也讲不清楚。说得清楚就说,说不清楚就硬着头皮顶住,去干。明年东西多了,就说清楚了。
  去年许多事情是一条腿走路,不是两条腿走路。我们批评斯大林一条腿走路,可是在我们提出两条腿走路以后,反而搞一条腿了。在大跃进形势中,包含着某些错误,某些消极因素。现在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包含着有益的积极因素。去年形势本来很好,但是带有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方面,没有想到困难。现在形势又好转了,盲目性少了,大家认识了。
  三、今年任务。
  四、明年任务。
  五、四年任务。工、农、轻、重、商、交方面,过去是两条腿,后来丢掉了一条腿,重工业挤掉了农业和轻工业,挤掉了商业。如果当时重视一下农业、轻工业就好了。这几方面到底如何搞法?建设如何安排?
  今年钢的产量是否定一千三百万吨?能超过就超过,不能超过就算了。今后应由中央确定方针,再交业务部门算账。粮食有多少?去年增产有无三成?今后是否每年增加三成?每年增加一千亿斤,搞到一万亿斤,要好几年。明年钢增加多少?增加四百万吨,是一千七百万吨。后年再增加四百万吨。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还要坚持。总之,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让下面超过。人的脑子是逐渐变实际的,主观主义减少了。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几年的指标在一年内达到,像粮食的指标一万零五百亿斤,恐怕要到一九六四年才能达到。
  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要把农、轻、重的关系研究一下。过去搞过十大关系,就是两条腿走路,多快好省也是两条腿,现在可以说是没有执行,或者说是没有很好地执行。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重工业我们是不会放松的,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如果真正重视了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安排好了轻、农,也不一定要改为农、轻、重。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过去陈云[6]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安排好了之后,就不会造反了。怎么才会不造反?就是要使他们过得舒服,少说闲话,不骂我们。这样有利于建设,同时国家也可以多积累。赞成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来管农业机械,搞农业机械设计院。现在这些事谁也不管,这么大个国家,没有人管不行。过去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反“左”倾时我曾说过,“炮是要打死人的,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脚走的”。现在炮没有了,第二条、第三条还有,如果忘记了这些,不好办事。现在讲挂帅,第一应该是农业,第二是工业。
  饲料要有单独的政策。现在是人吃一斤,牲口吃半斤;过一段,要人吃一斤,牲口吃一斤;再过一段,要人吃一斤,牲口吃两斤,牲口吃的要逐渐比人多。
  农业问题:一曰机械,二曰化肥,三曰饲料。农、轻、重问题,把重放到第三位,放四年,不提口号,不作宣传。工业要支援农业,明年需要多少化肥、多少钢材支援农业,这次会议要定一下。粮食去年说增产三成,是否达到四千八百亿斤,我还有怀疑。今年说不增加了,我看增点还是可能的。以后每年增一千亿斤,一九六二年达到八千亿斤。
  明年钢的指标是一千七百万吨,形成一个马鞍形。今年是一千三百万吨,比去年多四百多万吨。后年二千万吨,大后年二千一百万吨到二千三百万吨,可以赶上英国。一九六二年二千五百万吨,可能少点,也可能多点,多了到二千八百万吨,少了到二千三百万吨也好。赶上英国,说的是主要产品,钢太多了不一定好。
  积极性有两种:一种是实事求是的积极性,一种是盲目的积极性。红军的三大纪律,现在有两条还有用:“一切行动听指挥”,即统一领导,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即不搞一平二调[7]。总的说来,群众生活提高了,文化水平也提高了。共产主义风格有两种:一种是真要搞共产主义;另一种,这种占多数,是事情归他办,权力都归他,他就说是“共产主义”,归人家就是“资本主义”。山东曹县出现抢粮现象,这很好,抢得还少了,抢多了可以引起我们的注意。对那些摧残人民积极性的官僚主义就是要整一下。我们的国家是不会亡的,社会主义是亡不了的,蒋介石是回不来的。美国打来,我们最多退到延安,将来还会回来的。
  六、宣传问题。去年有些虚夸,四大指标定高了,弄得今年不好宣传,现在有些被动。如何转为主动?上海会议[8]时,有人提出,利用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机会,把指标改了,后来没有这么做。现在看来失掉了点时机,但不要紧。指标改不改?看来改一下好。但改成多少,还拿不准。是否人大常委会开个会,把指标改过来。粮食是否以后不公布绝对数字,可以学习苏联,不宣传粮食指标。今后钢不算小转炉的,铁不算土铁。
  七、综合平衡问题。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
  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
  八、群众路线问题。群众路线有没有?有多少?
  九、工业管理问题。特别要强调质量问题,能否在很短时间内解决?应该争取在一二年内解决。
  十、体制问题。“四权”[9]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要强调一下统一领导、集权问题。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收回来归中央、省市两级。对下放要适当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是说现在是完全无政府主义,而是说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说得过死不好,过活也不好。现在看来,不可过活。
  十一、协作关系。划区协作,倒把原来的协作关系打乱了,搞了大的,挤了小的。搞体系,工厂要综合发展,公社要工业化。
  十二、公共食堂。要积极办好。按人定量,分粮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吃饭基本上要钱。在这几项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轰而散,都搞垮了,保持百分之二十也好。
  办食堂全国有两种办法:一为河南的积极维持,一为湖北的提倡自愿。湖北的基本解散了,有的未散,暂时回去了。湖北拟从少到多,开始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将来达到百分之八十。食堂要小,形式要多种,供给部分要少些,三七开或四六开,可以灵活些。食堂和供给制是两回事。
  十三、学会过日子。包括农村、城市,要留有余地,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增产节约。湖北是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了,农民批评有些干部,一不会生产,二不会过日子。应当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有些地方生产不见得比别处多多少,但只要安排得好,日子好过。今年不管增产多少,估计增产一点,还是按去年四千八百亿斤或者再少一些的标准安排过日子。口号是:富日子当穷日子过。
  十四、三定政策。定产、定购、定销,群众要求恢复,看来是非恢复不可。政策三年不变,定多少,这次会议要定一下。增产部分四六开,征四留六,有灾照减。自留地不征税。
  十五、恢复农村初级市场。
  十六、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四川省的同志说,生产、分配在一个核算单位较好,现在改,影响生产,如何办?
  十七、农村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基层党的活动削弱了,党不管党,只管行政。
  十八、团结问题。要统一思想,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是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看得出来的。过去一段时间的积极性中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样看问题,就能鼓起积极性来 。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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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4 15:35:20 | 显示全部楼层

当年中央电台如何报道了林彪叛逃的消息[转帖]


    林彪“突然”叛逃。中央电台内部开展了一场“人民战争”,全体动员、全体动手清查节目。整个广播大楼,彻夜灯火通明,路上的行人疑惑地看上几眼:大楼里出了什么事?

  从林彪“九一三”叛逃出走到公开点名批判,中央电台的宣传经历了一个严格掌握、适度放宽、又严格掌握的过程。林彪篡党夺权的阴谋败露,于1971年9月13日凌晨零点32分从山海关机场乘三叉戟飞机仓惶出逃。作为“接班人”的“林副主席”突然一夜之间叛党叛国而去,对于不知底细的人们来说,如闻一声惊雷而目瞪口呆,毛主席、周总理也为此被搅得彻夜难眠。在这突如其来的重大政治事件面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了些什么呢?

  不眠的“九一三”之夜

  林彪叛逃的消息传到北京,周恩来总理坐镇人民大会堂作了一系列应急部署,其中对宣传报道提出了明确而又严格的要求。

  当时,林彪的去向已明,但后果不清,一切要做最急最坏的打算。林彪乘飞机越过蒙古人民共和国逃往苏联,这是公开叛逃,中苏关系又是剑拔弩张之势,飞机一旦降落在莫斯科机场,苏联将如何动作?是隐匿不宣,还是公开发表声明,发表讲话?如果是后者,不仅是无密可保,必然成了轰动全世界的爆炸性新闻,它的影响力和冲击波绝不亚于原子弹的爆炸;有些人也必然借此大做反华文章。对此,我们在宣传报道上,必须密切注意形势的发展,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必须做好多手准备,在突如其来的被动中争取主动。

  根据指示,中央电台立即采取三项措施:第一,“盯住”莫斯科电台的广播,一旦有关于林彪的报道和动向,立即向中央报告。第二,内部从严,争取主动,采取果断措施,在广播中立即去掉林彪的名字、习惯用语和题词等,停播一切赞颂林彪的文章、歌曲和节目。对此,作彻底清查,严格把关,一律不准播出。总之一句话,要把与林彪有关的人和事删除干净,不能再广播出去。第三,反复播放《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鼓舞人民,增强信心,加强纪律,一切听从毛主席、党中央的指挥。这些歌曲反复安排播出,除文艺节目中播出以外,专题节目中也安排播出。

  这一切都是为了争取主动而安排的,不能等外电都已报道,世界沸沸扬扬的时候,我们还在按原来的路子作宣传报道;这一切都是为公开林彪叛逃的消息作准备的,不能让我们的人民群众在毫无觉察、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公开。但这些只是作准备,在外电未公开报道之前,我们暂不发消息,静观事态的发展。

  这是任务和要求。但是,要完成这些任务和要求,必须动员全台人员来做。向全台布置任务,又不能点明事情的****,事实上连我们几位在中央电台宣传小组工作的人也不知道事情的全部情况,只是预感到问题的紧急和重大,预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毕竟这事太大、太突然了。自“文革”以来,确立了林彪“接班人”的地位,在当时的广播中,几乎每篇稿件、每次节目都少不了这位“副主席”、“副统帅”,少不了他的话和对他的“祝福”,要在一夜之间全部停播,撤掉一天70多个小时的节目,同时又必须重新制作同样多的新节目来填补,还要查封过去用过的大量节目,工作量太大,工作环节又太多。但是,当向全台下达任务、提出要求之后,大家在惊诧之中,谁都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可谁都没有明确提出问题,谁都没有任何迟疑,立即行动起来。党的长期教育和多次重大政治斗争的锻炼,中央电台的同志都深明自己的职责,坚定不移地信守这么一条基本原则:作为国家电台的工作人员,一切服从党中央指挥,一切遵守党的宣传纪律。而且,中央电台的同志有着自己的好传统:越是遇到紧急的重大的宣传,大家越是团结一致、兢兢业业,都能如期、很好地完成它。

  这是中央电台内部的一场“人民战争”,全体动员,全体动手。整个广播大楼,彻夜灯火通明,路上的行人疑惑地看上几眼:大楼里出了什么事?一夜之间,清查了所有的播出节目,重新制作了9月14日的播出节目,没有新节目的,只好选择适合的节目重播。一夜之间,中央电台的整个节目的内容、口径变了个样,不知细心的听众当时察觉到没有?

  内外有别从容计议

  当一切做好了准备,按照上述的要求广播了两天之后,出人预料的情况仍没有发生。如前所述,一切立足于公开,一切立足于出现最坏的情况,但使人迷惑不解的是一直没有收听到林彪抵达莫斯科的任何消息。苏联和世界舆论竟如此平静,这是怎么一回事?是林彪没有到莫斯科,还是在玩弄什么花招?就当时中苏的紧张关系而言,苏联绝不会缄口不言,不会放弃这一大做文章的时机。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这时候,陆续有所传闻:据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传来的消息,13日凌晨2点30分左右,在蒙古的肯特省坠毁一架中国军用飞机,机上9人全部死亡。为此,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中国提出了抗议。这是不是林彪一伙出逃乘坐的飞机?一时弄不清楚,但终究是一件令人欣慰的消息。

  当中央在没有完全弄清事情的****以前,对宣传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避免引起大的震动,为了避免引起种种猜测,采取了内紧外松的做法,适当放宽宣传的尺度,在严格掌握、统一口径的原则下,在某些文章和某些节目中,有计划有控制地适当出一出林彪的名字,用一些林彪的习惯用语,甚至也可以偶尔出一次“以林×××为副”的提法,争取时间,稳定舆论。但是,用什么、出多少,这要统一掌握、统一安排,不能没有,也不能多。中央电台节目众多,如各行其是,每个节目出现一二次,总起来数量也不少。为此,中央电台专门成立了“把关小组”,统一安排;新闻节目中,对新华社、《人民日报》新闻稿中有关提法适当选用。当后来中央完全证实林彪一伙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之后,为赢得公开“林彪叛逃事件”的准备时间,为消除种种新闻舆论的猜测,公开宣传中有关“林彪”等提法的掌握又放宽了一步。这样做不仅很快消除了国内人们一时的猜测和疑惑,稳定了局势,也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已经出现的外电的种种猜测和议论。外电对林彪的种种议论,起初是从宣传口径的改变和飞机坠毁开始的,曾经有几天种种猜测的报道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具体,但是,我们的宣传策略改变之后,他们坠入了五里云雾之中,反而怀疑和否定自己正确的猜测和分析,逐步平静下来。

  这期间,在接待外宾的对外表态中,对与林彪有关的人和事避而不谈;如有人问起,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事有凑巧,正在这时,广播局接待来访的罗马尼亚广播电视组一行三人,由我陪同。有些单位不了解内幕,在向外宾介绍情况时,经常提到“林副主席”,时常引用林彪的话,我只好默不作声。在某地广播局的负责人宴请罗马尼亚客人时,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罗方有人举杯特意“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我们也只好举杯,无言一笑了之。

  为此,也改变了国庆22周年的庆祝方式,为避免由于出席人员的改变而引起猜测,不搞大型庆祝活动,公开申明的理由是:新中国已建立20多年了,局势稳定,不必年年搞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劳民伤财,把庆祝活动主要放在基层和用在实际行动中。对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来电祝贺我国国庆,有的仍提到了林彪的名字,广播时改变了过去全文广播的做法而改为摘要播出,有意作了回避。
时机成熟公诸于世

  经过一段工作,赢得了时间,争取了主动。从1971年10月上旬开始,按照中央部署,在内部陆续传达林彪反党集团罪行材料,不久在公开宣传中开始点名批判。

  宣传上一旦公开,必须严格控制,绝不能再让林彪的画像、题词、语录、习惯用语等以正面的方式出现;绝不能再让与林彪反党集团有关的人和事以正面的形象出现。虽然在公开之前,在广播宣传中已有所准备,但真正做到“彻底”清除很难很难。这类稿件、节目太多了,哪些是林彪的习惯用语,哪些是中国的传统用语,有些能分得清,有些则分不清;编辑、记者多年受到种种影响,也很难在落笔时不留痕迹。而8亿听众都是监督者,都是批评者,稍有不慎,都在“纲”上,只能小心翼翼。事实上也出现过某些差错。为此,中央电台组成专门小组,广泛搜集有关林彪的言论,分门别类加以整理、分析,区别情况提出不同的处理意见,报上级认可后遵照执行,从而统一宣传的口径。那时整理了厚厚的一本,但后来没有找到,也可能有细心者还保存着。

  从林彪“九一三”叛逃出走到公开点名批判,中央电台的宣传经历了一个严格掌握、适度放宽、又严格掌握的过程。这种宣传策略的变化都是从实际出发,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是从有利于稳定局势、有利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的。对于广播宣传来说,必须严格执行中央的政策和策略,审时度势,尤其在复杂多变的重要时刻,更要严格遵守党的宣传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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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天下”和“守天下” [转帖]


  

  作者:周大江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取天下”和“守天下”不是一条“道”

  “取天下”之道,绝不可用于“守天下”。

  在“取天下”的过程中,君、臣之间,甚至是臣、臣之间,本质上都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们共同面临着来自组织外部的挑战,只有齐心协力才能赢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但“守天下”则不同。外部的威胁基本解除,人的注意力便会本能地转为对内部资源的相互争夺。

  因此,在“取天下”和“守天下”两种截然不同的大背景之下,帝王作为组织的最高首脑,也会面临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诉求。

  这便是为什么本书要以文帝刘恒,而不是高祖刘邦作为200年西汉王朝的君王之“根”。实际上,刘氏皇统的后世子孙们在论及治国之道时,谈得最多的也是文帝,而不是高祖。

  但是,刘邦身上的许多禀性,仍然不应当被遗忘。他以一介草莽,提三尺之剑,兴兵以取天下,必然有许多深层次的原因值得我们去深思。其时群雄并起,在他之前的陈胜、吴广和项羽,虽然一度呈风卷残云之势,但最终还是没有逃脱众叛亲离的命运,只有刘邦才让那么多的乱世枭雄誓死追随。

  究其原因,大致与如下两方面密不可分:

  其一,与人分享胜利果实。

  刘邦深知自己本是一介草莽,大家跟着他打天下,必然都有各自的利益诉求。谁也没有把他刘邦当“神”来看,因此便不会有人以敬“神”之心来对他——每位追随者都不可能只顾奉献不取回报。

  刘邦一生做得最出色的,便是正视部下的利益诉求,并毫不吝啬地满足他们,使得许多当世枭雄都甘心为他拼死效命。

  从刘邦建国前后对功臣们的封赏便不难看出,这些追随者确实没有跟错对象。

  最后的结果是:每位追随者都“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刘邦。”

  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五月,天下初定。刘邦在洛阳南宫与群臣设宴畅饮时,要求在座诸公回答一个问题:朕为什么能够得天下,而项羽为什么会失天下?

  高起和王陵对答道:陛下虽然对人傲慢无礼,但却从不亏待有功之臣。陛下派人去攻城略地时,每有所克,便会以胜利果实来奖赏他们。项羽则不同,他表面上仁慈而礼貌,但骨子里却妒贤嫉能。谁要是立了大功,他便要想方设法除掉人家;谁要是才能出众,他便会对人家疑神疑鬼,百般猜忌。每次打了大胜仗,他都把功劳都记在自己一个人头上,舍不得与功臣们分享。这便是他为什么会失天下的原因。

  刘邦道:“公知其一,不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从表面上看,刘邦的总结比起高、王二人来,似乎更加高屋建瓴,因此也常常被后世的读书人津津乐道。

  我们中国人都有眼高手低的浮躁病,对待知识或观点的态度,常常只青睐于“最优”或“最新”者,全然不顾这些东西的实用价值。这种毛病在今天便有一个经典的表现:做管理的人喜欢追捧最时尚的“理论思潮”,似乎只有最“新”的,才是最“好”的,全然不顾这些东西能否为自己的管理实践带来多少价值。

  正是在这种浮躁病的作用下,高、王二人的观点便被忽略了,甚至被一些自以为深刻的人讥笑为鼠目寸光之见。

  其实,他们与刘邦的观点之区别,仅在于角度的不同:他们讲的是“做人的德性”;而刘邦讲的是“用人的能力”。二者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更不存在孰高孰低的可比性。况且,作为组织的管理者,“做人的德性”其实要远比“用人的能力”要重要得多。

  但是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虽然一个个都是说得比唱得还要动听。

  其二,待人率真,让部下有安全感。

  部下们追随刘邦“取天下”时,每天都会面临来自敌人的死亡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刘邦是一位喜怒不形于色、让人琢磨不透的家伙,那么,部下们便会煎熬于组织内、外两方面的“不确定性”所产生的危机感中,自然很少有人能够坚持和他走下去(更多的论述,详见拙作《党史商鉴》第14章“领袖论”,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版。)。

  刘邦身上那种“大智若愚”式的率真,刚好让前方拼命的将士可以没有“后顾”之忧——他们不用担心“琢磨不透主公的心思”而时常心怀忐忑。

  在这个前提之下,刘邦身上的许多 “流氓恶习”,看上去反而却更加可亲可爱,不矫情、不做作。那些被他肆意侮骂的人,也不会有“受伤”或“受辱”的感觉。

  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年底,刘邦灭项羽之后不久便即皇帝位,开始对功臣论功行封。

  刘邦认为萧何功勋最高,便率先封他为酇侯。

  其他的功臣都不服气,纷纷找刘邦评理道:我们这些人全都披坚执锐,在前方冲锋陷阵、出生**,多者身经百战,少者也历数十战。每个人都有或多或少的攻城略地之功。而萧何却没有半点战功,只知道动动嘴皮子,摇摇笔杆子,为什么反而功居我等之上?

  刘邦问他们:你们知道什么是猎狗吗?

  功臣们一头露水地回答:知道啊,怎么啦?

  刘邦说:在打猎的时候,去追杀猎物的是猎狗,而指明哪里有猎物,部署猎狗去追杀的却是猎人。你们只是在前方冲锋陷阵,因此只能算是“功狗”(有功之狗);而萧何的功劳在于发现猎物,并且部署猎狗去追杀,因此算得上是“功人”(有功之人)。而且,你们诸位都是只身一人来追随我,最多也就是父子兄弟三、两人一起来;而萧何却带着全部萧氏宗族数十人都来追随我。他的功劳不可忘!

  功臣尽皆哑口无言。

  刘邦年轻的时候,成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从来不帮家里人干活,为此也没有少挨其父的奚落责骂。

  刘邦共有兄弟4人,大哥、二哥分别叫做刘伯、刘仲。刘邦自己原来的名字也叫“刘季”。这3个名字在当时的意思,相当于今天的刘大、刘二和刘三。

  大哥刘伯早逝,大嫂守寡,带着儿子刘信艰难度日。

  刘邦喜欢结交江湖上的狐朋狗友,自己没什么钱,却爱在人前充老大,常常呼朋唤友去大嫂家蹭饭吃。

  某日,大嫂见他又带着一群人蹭饭来了,便用饭勺把锅刮得哗哗作响,假装家里已经没有饭了。客人们见状,只得悻悻而散。

  客人走后,刘邦进屋掀开锅盖一看,分明还有满满一锅粥。

  他从此便对大嫂心怀不满。

  后来,刘邦做了皇帝,刘家的子弟或王或侯,均有所封,唯独把刘信晾在了一边。

  刘邦的父亲为自己的这个孙子鸣不平。

  刘邦却说:不是我忘了封他,是他老娘不厚道。

  但怨归怨,说归说。连老父亲都出面来说情了,情绪再大也得封人家,毕竟是自己的亲侄子。

  想来想去,刘邦终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竟然封刘信为“羹颉侯”。

  “羹颉侯”是一个比较搞笑的名号。所谓“羹”,便是指当年刘信之母假装已经用尽了的那锅粥。“颉”字在当时的发音与“嘎”字相同,是指当年刘信之母用勺刮锅的声音。用今天的语言,或许可以翻译成为“嘎嘎刮锅侯”。

  高帝九年(公元前198年)十月,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赵王张敖、楚王韩信4位大功臣来京师朝见天子。刘邦在未央宫前殿设宴款待他们,他的父亲也在座。

  席间,刘邦用玉卮酒杯给父亲敬酒,对他说:父亲大人当年常常说我是个二流子(时称“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老二有本事。今天请你老人家评一评,我的产业和老二相比,哪个更多?

  刘邦语毕,殿内群臣大笑不止,咸呼“万岁”。

  多么可爱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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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4 14:10:36 | 显示全部楼层

野蛮的殉葬史:宫女嫔妃小木床上集体自杀殉葬[转帖]


殉葬是一种古老的习俗。早在原始社会,人们便习惯于把随身使用的工具、武器以及生前喜爱的日用品和死者埋葬在一起。到了奴隶社会,奴隶作为会说话的工具,也被杀死或活埋,用来殉葬,让他们在阴间继续为主人效力。当时用奴隶殉葬已成为一种制度。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妇女沦为贵族男子的玩物与附庸,在殉葬者中,妇女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商代卜辞中就有专门杀殉女奴的记载。当然,殉葬者的身分并非全部是奴隶,也有墓主的妻妾和家臣。

到了春秋晚期,奴隶制濒于崩溃,人殉的作法开始引起非议。公元前621年,秦穆公死后用177人殉葬,其中包括三名才能出众、深孚众望的良士。国人因此作《黄鸟》诗以表示对死者的哀悼和对暴君的憎恨。这时在各诸侯国,妇女作为主人婢妾生殉的恶俗也逐渐受到摒弃。齐大夫陈子车死后,其妻和总管商定用人殉葬。子车的弟弟子亢对他们说:“如果哥哥在阴间需人侍候的话,没有比他的妻子和总管更合适的了,这件事要不就算了,如果一定要坚持,我就准备用你们二位生殉。”子车的妻子与总管只好取消生殉婢妾的打算。

西汉时,周幽王的坟墓被发现,周幽王和一百多个女子的尸体基本保存完好,原来,这一百多个女子全是为幽王生殉者。

春秋之后,人殉的作法已不多见,基本上改用木制或泥制的人形偶像殉葬。战国时的秦国于公元前384年正式下令废止人殉。

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后,却再次发生了大规模的生殉事件。

秦始皇嬴政死后,殉葬的确切人数至今仍是个谜。《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世曰:‘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从这段文字看,后宫女人大约全部殉葬了。

史书记载,嬴政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将六国后宫的女人们也给“统一”了,即所谓“始皇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其后宫女人数量之巨可以想象。也由此可知,其殉葬的人数的惊人。

秦末农民战争不但推翻了秦王朝,而且教训了汉朝的统治者。威名显赫的汉武帝死后,虽然殉葬了大批金银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但他的几千名妃子、宫女却都保住了性命。从此,除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外,强制妇女殉葬的制度,基本不复存在。

但在明朝初期,却再次出现了嫔妃殉葬的制度。明太祖、成祖、仁宗、宣宗和景帝时期,人殉成为皇室的惯例。

明太祖死后,共有40个妃嫔殉葬,除了两个死在太祖之前,最后得以埋在太祖陵墓的东西两侧外,其余38人都是殉葬而死。

给成祖殉葬的妃嫔人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大明会典》的16人,一种是朝鲜的《李朝实录》的30余人。

仁宗死后有5个妃子殉葬,宣宗死后有10人殉葬。至于景帝,史书上仅记载“诸妃嫔唐氏等”殉葬,具体人数不明。5个皇帝加起来,殉葬妃嫔总数约100人左右。

这些殉葬的嫔妃,多数没有子女或者地位较低。比如宣宗殉葬的10人中,只有一人生前为妃,其余的生前不过是宫女罢了。不过也有例外。给仁宗殉葬的郭氏生前已经是贵妃,并且育有三子,似乎不合殉葬者的“标准”。所以《野获编补遗》中感叹说:“贵妃……例不当殉,岂衔上恩自裁以从天上耶!”这种“自愿”殉葬的现象也不能说是绝无仅有。

商代晚期贵族殉葬车马坑

明代殉葬的方式主要是自缢、绝食,具体过程很少见于正史。不过朝鲜《李朝实录》中详细地记载了给成祖殉葬的妃嫔集体从殉的过程。

被挑选出来殉葬的宫女嫔妃共30余人。集体自杀那天,是明永乐二十二年十月戊午。先让她们在殿外用餐,吃完后带到殿内,彼时“哭声震殿阁”。殿内放了30多张“小木床”,这些即将赴死的妃嫔被命令站到木床上去,她们的头顶上方是已经准备好的绳子,末端结圈,让她们自缢而亡。

在这30多个人中,有两个是朝鲜进献的女子,一为韩氏,一为崔氏。上殿之后,新皇帝仁宗进来与她们“辞决”,韩氏突然跪倒在地,苦苦哀求仁宗放她回国,可是仁宗不为所动。

为了对殉葬女性有所补偿,下任皇帝多半会给她们及其家属一些好处。最常见的是追赠谥号,表彰其行。比如明宣宗死后,“嫔何氏、赵氏、吴氏、焦氏、曹氏、徐氏、袁氏、诸氏、李氏、何氏皆从死。正统元年,皆追加赠谥。”

至于其亲戚,有时也能得到优恤。《明史·后妃传》载:“太祖崩,宫人多从死者。建文、永乐时,相继优恤。如张凤、李衡、赵福、张璧、汪宾诸家,皆世袭锦衣卫千百户,人谓之‘太祖朝天女户’。历成祖、仁、宣三宗皆然。”

得到世袭职务的,皆为殉葬女性的父亲或兄弟,他们的身分是“朝天女户”。不过这种优待究竟持续多久,很难断定。

在明朝皇帝之中,英宗朱祁镇是公认的没有建树的皇帝。可到他临终时,却作出一个决定:从他开始,废除人殉制度。他的继任皇帝明宪宗在临终前也再一次强调不要殉葬,以表达对先帝决定的尊重。这两代皇帝的坚持执行,终于给明初以来的人殉制度画上了句号。

但实际上,这一制度到清朝却没有真正绝迹。清朝著名的殉葬事件发生在清太祖努尔哈赤身上。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68岁的努尔哈赤病死,令大妃阿巴亥殉葬,“俟吾终,必令殉之”。阿巴亥为了保全几个儿子,盛装自尽,年仅37岁。实际上,除了阿巴亥以外,努尔哈赤生前的4位宫女也一块殉葬了。清太宗皇太极死后,其妃敦达里、安达里殉葬。世祖福临死后,其妃楝鄂氏、傅达里从殉。睿亲王多尔衮死后,侍女吴尔库尼从殉。

这说明清初皇室的人殉制曾经非常盛行。

一直到康熙年间,御史朱斐上奏称:“屠残民命,干造化之和;僭窃典礼,伤王制之巨。今日泥信幽明,惨忍伤生,未有如此之甚者。夫以主命责问奴仆,或畏威而不敢不从,或怀德而不忍不从,二者俱不可为训。且好生恶死,人之常情;捐躯轻生,非盛世所宜有。”

公元1673年(康熙十二年),康熙下诏,明令禁止奴仆随主人殉葬。从此,帝王死后的殉葬制才真正退出了历史舞台。

发表于 2009-4-24 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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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4 14:11:43 | 显示全部楼层

这是一个“脱衣舞的国度” [转帖]


  
  英国伦敦,Finchley脱衣舞俱乐部,一名舞女阿利克斯汉密尔顿在准备进行表演

  在英国,艳舞行业协会会跟你说,差不多10000名女性脱衣舞者都很快乐:她们有着高额的薪水,被很好地照顾,享受着英国最为轻松自由的工作。

  但我并不相信。第一次我打电话给脱衣舞者露西时,她说:“你打错号码了。”随后挂掉电话。第二次打时,她才知道我打电话的目的。“说实话,我不想谈那些日子的工作,所以我也不想告诉你我的真名。我不想惹俱乐部老板,我真的很怕他们。谁知道幕后的事情呢?我不想趟这混水。”

  舞娘生存之道

  露西开始脱衣舞女生涯是从失去一份办公室工作后开始的,原因很简单,她得付房租。

  “感觉这是一个绝望的想法,我做不了别的工作,而脱衣舞是能很快赚大钱的唯一出路。”于是,她向一家高档的俱乐部申请并得到了一份舞女工作。然而,第一天晚上下班回家时,她却两手空空。更让人吃惊的是,她还倒欠了俱乐部80英镑。跟英国绝大多数脱衣舞女一样,露西每次上班都得付给俱乐部10到80英镑的跳舞费,每次表演还得付给俱乐部佣金。除此之外还有罚款。“什么事情都要罚款,迟到,穿错鞋或服装,1小时内没抱着杆跳舞两次,都要罚款20英镑;此外,在跳舞过程中你的屁股离观众膝盖要有3英尺距离,如果违反规定也要罚款。不过奇怪的是,这一条他们从来没执行过。”

  就这样,露西做了6个月。“赚钱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跳脱衣舞就像从事一份竞争极大的销售工作。整个俱乐部都是舞女,而顾客却很少,我们彼此之间存在竞争。对俱乐部来说,舞女越多,他们越赚钱,即使没有顾客也一样赚钱。而我们则不一样,有时候下班要到凌晨2点之后,只能打的回家。为了节省路费,我经常走路回家。其实我们也都很辛酸。”

  看起来,露西对这份工作充满了厌恶。有没有人喜欢这份工作呢?

  “大部分人都只是想应付生活,一些人想要做模特,将脱衣舞作为踏板。在俱乐部中,很多人疯狂喝酒,甚至吸毒,因为对一些人来说,这是让她们有勇气脱衣服的唯一方法。此外,也只有喝酒能减轻些俱乐部的嘈杂和喧闹。”

  脱衣舞不仅是跳舞那么简单,舞女们还得自己去揽生意,她们得和男人们聊天调情。“你得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些乏味的话:你喝酒吗?”

  在露西看来,舞女的生存之道就是要在心理上欺骗自己。俱乐部里所有的舞女都用“艺名”,以起到掩护自己的作用。“没有人在俱乐部里谈论对这份工作的疑问,她们都忙着竞争。即使对工作有些不满,大家也都努力说服自己去接受。而当你决定离开俱乐部时,才发现这样的想法有多荒唐。”

  但即使离开后,也很难把那段经历抛开。“当你去应聘下一份工作时,你的简历会有一段空白,这时候你得撒谎。此外,你还得对家里和男朋友撒谎,脱衣舞女的经历会影响你的人际关系。如果在做脱衣舞女之前就对男人的评价很低,那么之后的评价更低,因为我看到了男人最卑劣的一面。”

  自从事脱衣舞行业以来,露西就一直麻痹自己。“任何从事艳舞行业的人都欺骗自己并未从事性工作。但没有人尊重脱衣舞女,社会上的人都觉得你是垃圾。”她认为即便有关脱衣舞女的法规都遵守,脱衣舞女仍然是垃圾。“观众可能不是为性而来的,但也是为了性刺激。3英尺条规是个笑话,观众付钱让你脱光,然后骑在他的裆部来回磨蹭。”

  这和俱乐部的经营模式不无关系。在俱乐部中,只有脱得多的人才能赚到更多的钱。“你可以决定自己只跳一次舞,也可以决定自己只脱上半身,但只能得到10英镑,是全脱的一半。试想你周围的29个舞女都愿意赤裸上阵,那你又凭什么赚钱呢?”

  舞女在进行钢管舞表演,很多人由于在经济危机中失去工作,不得不从事艳舞行业谋生。

  立法改善“行业标准”

  2003年,英国颁布法令为脱衣舞俱乐部放行,此后,脱衣舞俱乐部的数量翻了一番。目前英国共有310家这样的俱乐部,这还不算那些经营不善的酒吧。酒吧纷纷受到金融危机和禁烟令的影响而陷入困境,只能借助脱衣舞维持经营。2008年,差不多每周都有脱衣舞俱乐部开张,仅在5月就有5家俱乐部开张。甚至明天早上一觉醒来,你会发现街头巷尾都变成脱衣舞场所。

  2007年11月,一个名为“抗议”的团体反对将女人物质化,迅速建立起一个有影响力的联盟,包括国会议员,地方议员和学者。“抗议”希望脱衣舞俱乐部能分级为性经营点。让人惊讶的是,仅仅9个月后,政府就宣布这些提案会被真正地提上日程。

  这是不是小题大做呢?毕竟全英国300多家脱衣舞俱乐部并不算很多,而且脱衣舞俱乐部到底有什么危害?像露西这样的女子毕竟是少数。艳舞行业协会的人会跟你说,俱乐部虽然有着光鲜的外表,实际上也是“绅士俱乐部”。一个脱衣舞俱乐部经理德尔狄龙跟我说:“我以前在一般的酒吧上班,那里的女孩们经常被调戏。这里要好一点,在这里你可以把你的女朋友留在吧台,绅士们不会去和她谈情。”

  “抗议”的出现使俱乐部的老板们行动了起来,他们成立了脱衣舞联盟,宣称旨在“改进行业标准”。它的主席叫西蒙, 是Spearmint Rhino连锁店英国分店的老板。2002年,一名卧底警察发现Spearmint Rhino的一家俱乐部暗中向顾客卖淫并提供可卡因,并没收其许可证导致关门。西蒙并没有放弃,去年11月,他向文娱体育委员会提供证据,保护脱衣舞行业,西蒙坚称脱衣舞与性毫不搭边。

  西蒙是新西兰人,以前从事汽车行业。在和他会面之前,我和三名舞女谈了话。这些女孩倾向于保护她们所从事的行业,并对女权工作者把她们曲解为性工作者十分恼怒。然而,虽然对工作骄傲,但她们却不允许我用她们的真名,三个人都坚持要我用她们的“舞名”。其中两个跟我说,这是为了避免让她们家人难过。

  对于新的立法提案,她们并不开心。23岁的雷拉说:“公众觉得我们是妓院,现在顾客们都问七问八的。妇人们和我们说话就像打仗一样。”她的同伴杰塔也表示同意。“我们并不卖身。它只是一场秀,和表演是一样的。在这里你受到的保护比在夜店更多。保安们不放过任何小把戏,你只需要发个话,惹事者就乖乖地走出去了。”24岁的贝基则说:“当我们坐下来和顾客们谈话时,他们觉得很有趣。我们都循规蹈矩,他们钦佩我们所做的,觉得那需要勇气。”

  35岁的杰塔是有两个孩子的单身母亲,同时又是穆斯林。杰塔很漂亮,优雅:干净的白衬衫,黑色牛仔裤,肩膀上披着柔软的黄绿色毛线衫。她告诉我,这份工作意味着白天可以和两个孩子在一起,晚上孩子们睡觉的时候又可以出去上班。已经在脱衣舞俱乐部四个月的她,曾想过有一天会真的在这样的场合工作吗?“没有,这看起来很荒唐。这里的人都很害羞,没有安全感。每天晚上,来到这里不到10分钟就开始上台表演了。你得让自己更绝情一些,对自己说:OK,我是在为一场百老汇戏剧试演。”

  那么收入呢?杰塔跟其他人一样感到茫然。“很难说赚了多少钱回家,这不是固定收入。有时候无奈地为自己定下目标:今天我要跳10场舞,不上洗手间,也不吸烟。”

  脱衣舞联盟主席的价值观

  说着,杰塔走开去吃三明治了,我则和西蒙走到另一个角落谈话。坐在已经破裂开来的皮椅上,西蒙坚持认为尽管去年开了很多家俱乐部,但脱衣舞行业绝对不是一个正在兴起的行业。“我们得对正规的脱衣舞俱乐部和提供脱衣舞的经营点(如酒吧)区别对待,酒吧正在利用法律漏洞,他们没有适当的安全设施。”但在本质上,西蒙并不反对脱衣舞。他说,如果有必要,脱衣舞协会也许会上诉到欧洲人权法院。

  接下来是我平生遇过的最奇怪的谈话。我问他是否后悔跟选举委员会说脱衣舞与性毫无关系?当他们表示轻蔑的时候他是不是觉得自己很蠢?“不。你以为人们来这里是为了性刺激?人们走过玛莎百货女性内衣店时都会受到性刺激,但内衣店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性刺激,对吧?”

  “那如果和性无关,为什么全裸的消费要比半裸的贵?”

  “这纯粹是它自身的价值,我们把价值注入舞蹈里面。”

  “但为何女人全裸时价值更大?”

  他回答不了这问题。“在这里的平均消费是200英镑,你可以用20英镑或60英镑找个妓女。如果人们真的是要一次性体验,他只花40英镑就行了,为什么要花200英镑呢?我们并不是进行性交易。我很遗憾人们不明白这一点。这让我很沮丧。”西蒙似乎很生气。

  “那么,让我们直话直说吧:你们不提供性的唯一理由就是性并不能为自己赚更多的钱?”

  “不是,我没那样说。我是说那会毁了我们的商业计划。”

  西蒙已经结婚,假如他妻子去当脱衣舞女他会怎么样呢?“那是她的选择。”“就是说你会支持她的选择?”

  “这么问不公平。这是个利益冲突。”

  “假如你女儿去当脱衣舞女呢?”

  “我不会喜欢的,因为那是你自己的亲骨肉。你不会高兴有人看你的女儿。”

  这有点让人惊奇,在我问到这问题时,其他俱乐部老板都非常一致地说他们会支持自己的老婆或女儿去当脱衣舞女——即使有些人是在说谎。我也让我想起了德尔狄龙,他是Bandit Queen俱乐部的老板。这个印度锡克教徒甚至自信满满地说自己的老婆以前就是脱衣舞女,还满口称赞自己的婚姻。

  议员、皇室人员也会光顾

  人们把脱衣舞当作英国正常生活的一部分。去年9月,保守党会议代表们派发火箭俱乐部的10英镑优惠券,就夹在他们的官方会议文件中。光顾过这些经营点的公众人士甚至包括皇室人员(哈里王子曾光顾过Sperarmint Rhinoh在Sloug的分店)。在这种事上提反对意见的人常被视为假正经,并成为脱衣舞支持者的笑柄。

  有证据显示每10个买春的男人有3个是在脱衣舞俱乐部进行的,而且这个行业还与人口贩卖有牵连。他们在社会风俗文化上有什么影响呢?在伦敦金融城的“只为你的眼睛俱乐部”,一个经理向我展示了他们位于俱乐部中心的“会议室”,隔音装备使在里面工作的人免受音乐的干扰,但是透过玻璃墙,他们仍可以看到外面的活动。这是正常的“工作”场所么?

  根据在伦敦北部坎登镇的观察,在那里开办了四家脱衣舞俱乐部后的三年里,该地区的强奸罪上升了50%,性袭击上升57%。毫无疑问地,女性因为这些俱乐部的存在而感到害怕。城镇规划委员会建议脱衣舞俱乐部应该避免处于市中心,因为它们使女性觉得受威胁或不安。反对脱衣舞俱乐部扩散的特雷西说:“当地已经变成男人寻欢作乐的地方,社会风气也变了。从俱乐部里出来的男人吼着:要是可以跟你做爱的话,我为何要付钱给那些**?许多女人绕远路回家,因为市中心对她们来说是禁区。”

  但要把脱衣舞俱乐部赶走非常困难。特雷西发现警方对公众有关脱衣舞俱乐部违规的报告爱理不理。去年,14频道的一部纪录片显示Halo俱乐部严重违规,那里女人们正在挑逗顾客。然而上个月警方给特雷西写信说,他们不会采取进一步行动。这是因为人手紧缺吗?还是警察根本不管里面在发生什么?有好些人向我提到警方与俱乐部老板之间的暧昧关系。德尔狄龙告诉我说他的主顾甚至包括下班的警察,于是我分别向伦敦警察厅和英国警察协会了解情况。前者没有置评,后者则发表声明说,脱衣舞俱乐部跟酒吧一样,他们的顾客一般不会引起公共秩序混乱。

  也许舞女们在心底也知道这些。在杜德利,一个叫史蒂芬的年轻女子,她说自己喜欢晚间工作。她是一个发型师学徒,脱衣舞为她提供了学费。“我并不是一直很自信,但当你跳过开始的几场舞,有些人开始嚷嚷:你的乳头真漂亮。于是你感觉变好了,在漆黑中跳三分钟后,感觉20英镑还不错。要知道,头一分钟你还是穿着衣服的。你仅仅在结束前一分钟才脱下乳罩,结束前30秒才脱下裤子。”

  她向吧台望了望,未婚夫在那里等着带她回家。他对她的工作有何感想?“他不介意,只要我能赚很多钱回家,他就感觉很好。”史蒂芬拉上衣服,把自己舒服地裹在里面,然后向着看起来年轻而精明的未婚夫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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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的未了心愿 [转帖]


  现年106岁的王越,是中国仅存的“百岁大学校长”,1958年任广州暨南大学副校长。近日,他向记者谈起了梁实秋的一段未了心愿。

  王越与梁实秋的交情甚深。1948年冬,梁实秋南下广州执教中山大学。全家住在广州文明路平山堂的简易宿舍,王越住在附近的北轩。王越
和梁实秋会面会谈些中国诗歌,他发现梁实秋对杜甫的诗篇非常喜欢。1949年,广州临近解放,梁实秋到了台湾。

  1980年代中期,梁实秋思念大陆,想探视故乡,给王越手书一首杜甫的五律:“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

  王越跑去找广东省委统战部负责人,陈说梁实秋的想法。这位负责人认为梁实秋是著名学者,其要求需要请中央统战部考虑。报告上级后,据说须梁实秋直接申请,才能办理。事情就此耽搁了下来,谁知道一年后,梁实秋就在台湾逝世了!王越深为惋惜、遗憾,写了一首诗以表衷情:“杜陵江汉思归客,一片哀思寄短笺。谁意绵绵千载下,白头游子献遗篇。”

  (《羊城晚报》4.8 张演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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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祝同消极抗日与积极反共[转帖]


  

  作者:李永铭 范小方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顾祝同

  顾祝同(1893—1987)曾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参谋总长、西南行政长官等职,素有“驭将之才”声誉。在黄埔嫡系将领中,顾祝同初为“八大金刚”之一,后又列名“五虎上将”,国民党军政高层对其甚至有“军中圣人”的赞许。去台后,任代“国防部长”等职。由于对蒋介石忠贞不贰,顾祝同一生官运不衰,在台湾被圈定为替蒋经国保驾护航的“辅国大臣”。晚年散步养花,生活规律。1973年5月,82岁的顾祝同与何应钦一起访问金门与澎湖诸岛。他在参观金门炮台时,手举高倍望远镜,对着大陆方向,凝视了足有十几分钟,方才还谈笑风生的顾祝同,一下子变得沉默寡言。

  军校起家 快速升迁

  顾祝同,字墨三,1893年1月9日出生于江苏安东(后改为涟水)县四新集顾家庄。其家祖上原有百余亩地,后来家道中落,渐趋清贫。他父亲为一教书先生,母亲在他3岁时因生弟弟而去世,继母尖酸刻薄,经常打骂他,使他的童年生活充满阴影。7岁时,他入私塾读书,后考入县立高小。虽然他很顽皮,但其天资聪明,学习成绩一直很好。

  1910年初,顾祝同考上江苏陆军小学第五期,于是投身军旅,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次年武昌起义发生,陆军小学被迫停顿,顾祝同离校参加了辛亥革命。南北议和,江苏陆军小学正式复校,顾祝同回校学习。因学生减少,四、五两期合为一期,1913年夏,顾祝同从军校毕业,加入了中国国民党。1917年初,顾祝同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他成为第六期步科学员。1919年12月,顾祝同从保定军校毕业。由于学习成绩优良,他受到校长杨祖德的表彰,奖品则是一条毛毯。顾氏从此结束了军校生活,正式进入军营。顾祝同先到陆军总部第4旅7团3营任见习官,后升为连长。第二年底,他转赴湖南,在谭延闿部任“清乡”司令部副官,卫队营营副。1922年1月,顾祝同南下桂林,开始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在桂林,顾祝同通过同学介绍,结识了正在孙中山桂林北伐大本营任参谋长兼粤军第二军参谋长的蒋介石。闲谈中,顾得知蒋1906年毕业于陆军速成学堂时,十分高兴,马上说:“速成学堂就是我们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前身,你高我几届,我应叫你学兄。”蒋介石客气地说:“称学兄不敢当,我们是同学。”两人交谈甚欢,彼此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从此顾祝同的命运便同蒋介石连在了一起。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开办后,蒋介石从各方邀请日本士官学校和保定军校的毕业生担任教官和管理人员,以培养自己的基干队伍。顾祝同是蒋首先考虑的人选之一,他被调到军校教授部任中校战术教官。教授部事实上成为准黄埔系的主要集中点。该部20位教官和军校总教官,其他各部主任、副主任中,后来担任过国民党内军事要职的就有17人。

  广州商团叛乱平定以后,黄埔军校先后编组成立了两个教导团,这是后来“党军”的基础。顾祝同于12月兼任教导第2团第1营营长,而该团团长则是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少将。陈炯明叛变后,黄埔军校派出教导团东征。征战中,顾的第1营军纪较好,对百姓秋毫无犯,受到民众拥戴。攻打淡水城一战中,团长王柏龄临阵退缩,顾祝同率部与叛军血战,攻下淡水城。陈炯明的右路军林虎部三个师集中2万人马,向东回援,与何应钦任团长的教导第1团在普宁县内的棉湖相遇,战斗异常激烈。因双方兵力悬殊太大,人枪均为劣势的教导第1团眼看不支,情况万分危急。这时,顾祝同所在教导第2团正在5公里外的鲤湖,听到枪炮声,全团跑步赶来增援,突袭林虎总部。作战中,顾祝同举着手枪,高喊:“跟我来!”率先冲入敌阵,很快将林军打垮。自此,顾祝同带兵打仗的才华引起同行们的重视。棉湖之战结束,顾升任为第2团参谋长。10月,顾祝同参加了第二次东征。凯旋后,他来了个“三级跳”:先任第2团中校团副,旋又升第3师上校参谋长,而后,他又晋升为第3师少将副师长。可以说,在黄埔时期,顾祝同已奠定了他在国民党军界的基础。1926年7月北伐开始,顾祝同随东路军出征。10月,第3师攻克永定。12月2日,北伐军攻占福州。顾祝同因指挥有方、连战皆捷,晋升为第3师师长,从此步入高级将领之列。

  1927年8月下旬,孙传芳趁蒋介石下野之机,以7万之众分两路过江,攻占龙潭,南京危急。顾祝同奉命率第3师反击龙潭,协同其他各师,于26日收复龙潭车站,龙潭一役,孙传芳军伤亡3万多,残部逃回江北。战后,顾祝同以战功升为第九军军长兼第3师师长,下辖三个师。该军各师团长大多为黄埔一期生;副团长营长多为黄埔一、二、三期生;连排长都是第三、四、五期生,成为蒋介石信赖的嫡系部队。

  随着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地位的巩固,顾祝同的地位也在不断上升。顾祝同担任了国民政府警卫军军长、江苏省政府主席、第二军团总指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此外他还被授予二等、一等宝鼎勋章各一枚。

  1933年9月,顾祝同被任命为湘、鄂、赣、粤、闽五省 “剿匪”军北路总司令,进驻抚州,直接指挥五个纵队的40万军队,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当时北路军前线总指挥陈诚,遇事越级,直接请示蒋介石,而蒋有时也越级直接指挥陈诚和其他各军,弄得顾祝同这个北路总司令形同虚设。顾对此从不流露不满情绪,对蒋始终保持唯命是从的态度。

  不久,顾祝同被任命为南昌绥靖公署主任、军政部政务次长。1935年4月,被授予二级陆军上将军衔。西安事变时,何应钦于16日出任“讨逆军总司令”。面对南京方面宋美龄与何应钦之间的微妙关系,顾祝同一方面接受了何应钦的任命,就任“讨逆军”西路军总司令之职;另一方面,他对###消极应付,只令西路军胡宗南等部在咸阳、宝鸡间暂时监视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顾祝同本人则一直留在南京,积极参加营救蒋介石的疏导安抚活动。他与宋美龄、孔祥熙联系密切,时常出入孔宅商议对策。蒋介石飞回南京后,顾祝同以其左右逢源的行动大受蒋介石的嘉奖。

  消极抗日与积极反共

  淞沪抗战开始后,顾祝同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为冯玉祥)兼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并负实际指挥责任,先后指挥张发奎第八集团军、张治中第九集团军、刘建绪第十集团军、陈诚第十五集团军、薛岳第十九集团军及朱绍良、罗卓英、胡宗南、廖磊、刘兴等部约70万人,奋勇抵抗,重创日军,为中央政府和上海的撤退争取了必要的时间。

  南京失守后,蒋介石重新划分战区,顾祝同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第三战区包括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及福建浙江两省。该地区是中国的经济重心,与日伪防区接触范围大。顾担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前后长达八年,经历整个抗战时期,这在整个抗战时期是绝少的。顾利用战区有利条件,以建立战时经济为名,大搞走私贸易,纵容部下发了一笔国难财。整个抗战期间,顾祝同的第三战区采取消极防御战略,并未利用自己的有利战略位置向日寇出击,基本上未打过大仗。正面战场上的大战役多发生在其他战区,三战区进行过的较大战役仅为浙赣战役。这次会战历时约三个多月,日军集中九个师团以上的兵力,经过苦战,付出惨重代价,实现了预定目的。据日军战史记载,日军死伤28900多人,损失酒井师团长等,并失去战马2600多匹。中国守军由于缺少必要的通讯联络及判断失误,第三战区未能实现与日军决战的计划。

  然而在对付****新四军方面,顾祝同却是全力以赴,臭名昭著。他亲手制造的皖南事变震惊中外。蒋介石对于顾祝同忠心事主卖力###是很赏识的,1945年1月底,顾祝同升任赣州行辕主任兼第三战区司令,统一指挥三、七、九战区军政,权力之大,令同行侧目。5月,国民党召开“六大”,顾祝同连任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顾祝同在第三战区接受日军的投降,9月8日,在南京举行的中国战区日军投降典礼上,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接受日本侵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投降。顾祝同作为中国陆军代表也参加了这一仪式。

  1946年5月,国民党中央军事机关仿美改制,顾祝同出任陆军总司令,与海军总司令陈诚、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并列为军事巨头。全面内战开始后,顾祝同充当了蒋介石的内战急先锋。9月,他指挥徐州、郑州一线32个旅(师)计30万人进攻冀鲁豫解放区,结果被刘邓大军歼灭5万多人,狼狈退回。

  1947年3月,国民党组成的陆军总司令徐州司令部,以顾祝同指挥原徐州、郑州两绥署兵力两个机动兵团及两个“绥靖”区部队,共60个旅45万余人,采取密集靠拢、逐步推进的战术,企图消灭华东野战军于沂蒙山区。当年在江西、苏中时的老对手、华野正副司令陈毅、粟裕将军采取挖心战术,于5月底在孟良崮地区全歼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整编74师。顾祝同遭此失败后,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硬着头皮继续较量,结果一输再输。6月顾祝同又采取所谓的重兵重迭交互前进的战术,再犯沂蒙山区。此时刘邓大军已突破黄河天险,开始了战略进攻。顾闻讯后,急忙调兵遣将进行堵截,但在刘邓大军的打击下损兵折将。到7月上旬,顾祝同被解放军赶出鲁中地区,他苦心经营的对山东重点进攻方案宣告破产。

  1948年5月,顾祝同任参谋总长一职,协助蒋介石继续策划反人民内战,企图挽救颓势。辽沈战役打响后,人民解放军包围了锦州。此时国民党军在东北只剩长春、沈阳、锦州三个战略据点,锦州是沟通关内关外的咽喉,如果失守,东北就玩完了。为解锦州之围,顾祝同以参谋总长和最高当局代表的双重身份,与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同机飞往东北,执行蒋介石调出沈阳主力支援辽西的计划。在飞行中,卫立煌建议先飞到锦州,与守将范汉杰商讨作战计划。但到锦州上空时,顾看到解放军正在炮击锦州机场,担心降落后无法再起飞,就拒绝了卫的建议,直接飞到了沈阳。到沈阳后,卫立煌为了说服顾改变由沈阳出兵支援锦州的命令,特意在家中设宴招待他,并授意廖耀湘提出一个从营口海上撤退的方案。但不管卫、廖如何陈述理由,顾祝同就是一句话:“总统的命令,不能违背。”最后,顾祝同与卫立煌大吵大闹,猴急中将一切不堪入耳的话都说了出来。然而全不管用,和他一样发急的卫立煌为之赌咒发誓,还要与其打赌画押,最后的结局则是在一片互相攻讦中,47万“国军精锐”彻底完蛋。

  辽沈战役结束后,顾祝同到徐州部署对解放军决战事宜,他力图以少数兵力困守徐州,控制主力于徐蚌间津浦路两侧,作攻势防御,以固长江而保沪宁。他召见黄埔军校毕业的兵团司令与军长谈话,特别强调:“校长一再交待,这一仗只能打胜,不能打败。打好了你们黄埔学生前途光明,打败了就死无葬身之地。”但这一套已完全不起作用,华东野战军发起了淮海战役后,西撤的黄伯韬第七兵团被歼灭于碾庄地区,由华中来援的黄维第十二兵团在双堆集被全歼,企图突围的杜聿明部第十三、第二、第十六三个兵团也在陈官庄全军覆没。顾祝同也乱了方寸,只能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与计划,奔波于徐州与南京之间,指挥调动部队,千方百计逃避解放军的打击。最终,也只是眼睁睁地看着蒋介石最精锐的50多万军队在淮海战场上彻底覆灭。

  顾祝同一直追随蒋介石左右,唯蒋命是从,甘心充当蒋介石的刽子手,全力帮助其推行和实施###的内战战略方针。因此,他被列为国民党第六号战犯。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不过,蒋可以百事不问,但军权是须臾不弃的。在此关键时刻,顾祝同又成了他最可靠的代理人。两个多月中,蒋介石坐镇家乡,用7部无线电台遥控残破不堪的“半壁江山”。而顾祝同则来回穿梭于溪口与南京、上海、武汉、成都、广州等重镇之间,替他修筑长江防线,替他经营“反攻基地”,替他着手实施再编练200万“国军”的计划。有陈诚收拾台湾以留退路,用顾祝同支撑危局以求进路,蒋介石在垂死挣扎之际的用人之道,充分表现了他对顾祝同的高度信任。顾祝同任总长时,正是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江山难保的混乱局面,淮海战役决定了国民党军的失败命运。顾祝同虽想力挽狂澜,但如蒋介石、何应钦、阎锡山、白崇禧等更具实权的人物都无法挽回劣势,更何况是顾祝同?顾祝同也只有黯然看着大陆河山尽赤。只有那次金门胜利,给了逃到台湾的孤臣孽子一些安慰。他在总长下台前夕,引荐亲美国、出身维吉尼亚的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对日后政局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就在淮海战役接近尾声时,顾祝同已彻底丧失了对前途的信心,早早地将家眷与财产搬到了台湾,私下还对部下透露:“家里的东西已经搬完了,连一床棉被也没有留下。”但他为蒋介石个人处境的安排,也极周到。1949年11月29日晚上,刘邓大军先头部队直逼重庆时,他唯恐白市驿机场于瞬间丢失而使蒋介石无法逃脱,竟坐在“美龄号”座机上亲自指挥机场警卫部队作困兽之斗,硬等到蒋介石于次日凌晨匆匆赶来,再同机飞往成都。旋即,蒋介石在成都重编“西南军政长官部”,任命顾祝同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胡宗南任副长官,企图在西南负隅顽抗,与解放军作最后一战,保住一块“基地”。可是顾祝同已成惊弓之鸟,再三劝说蒋介石先飞台湾。此时,由贺龙指挥的第一野战军进川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打破了顾祝同亲手制订还未开始执行的“西南保卫战”计划。成都失守前夕,顾祝同也仓皇登上了台湾派来接他的飞机,抽身飞到台湾。1950年1月,顾祝同以总参谋长身份兼代“国防部长”,又从台北飞往云南边境地区,想解救国民党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残部,布置滇西游击战等事,但未有结果。3月初,他陪同蒋经国飞到西昌,与正在这里的胡宗南商讨作最后挣扎的计划。3月2日,顾祝同在西昌主持召开他在大陆的最后一次会议,决定固守西昌,建立滇西根据地,作为将来###的桥头堡。会议临近结束时,顾祝同突然接到解放军已向西昌进军的消息。顾立即匆匆结束会议,与蒋经国秘密乘车赶往机场,准备先飞往蒙自机场,安排调部队到滇西的计划。飞机刚要起飞,胡宗南急急赶到,连呼不能起飞。原来刚传来信息,蒙自机场的官兵已经起义。胡要晚来一步,蒋、顾就可能送上门成为解放军的俘虏。顾祝同慌乱之下,决定飞往海口。此后,整整三十六年,他再也没能重踏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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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4 14:18:31 | 显示全部楼层


断肠才女朱淑真[转帖]


  

  作者:杨闻宇 出版社:崇文书局

  一个生卒年不详,经历也无甚大周折的宋代女子朱淑真,为什么会名列《辞海》之中呢?因为她是个女作家,有《断肠集》、《断肠词》传世。她写过一首《元夜》,记述与情人相会时的情景:

  火树银花触目红,揭天鼓吹闹春风。

  新欢入手愁忙里,旧事惊心忆梦中。

  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常任月朦胧。

  赏灯那得工夫醉,未必明年此会同。

  这首诗描写了一对恋人追求自由的大胆与热烈、艰难与喜悦,着力刻画了其内心活动的真挚与细腻,文字之巧妙与抒怀之率直,在历代女作家的诗词中属于很别致、很突出的佳作。

  朱淑真是浙江海宁人,生于仕宦家庭,自幼聪慧,通音律,能书画,主要生活于杭州。作为有个性、有追求的天真无忌的少女,她敢于突破封建规程的禁锢,除元夜与心上人相会之外,春夏时又与恋人放舟西子湖。她在《清平乐·夏日游湖》中写道:

  恼烟撩露,留我须臾住。   

  携手藕花湖上路,一霎黄梅细雨。

  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入怀。 

  最是分携时候,归来懒傍妆台。 

  杭州西湖也真是个爱情圣地,这里所遗下的爱情类诗词车载斗量,而朱淑真留下的有限的诗词,却足以证明她是一位才情卓异的女子,她的鲜活文字与她放浪形骸的初恋形姿珠联璧合,在西湖上下组成的无疑是别样动人的一帧风景。

  美好的爱情只能是短暂的。宋人魏仲恭在《断肠集》序中写道:朱淑真“早岁不幸,父母失审,不能择伉丽,乃嫁为市井民家妻。一生抑郁不得志,故诗中多有忧愁怨恨语。每临风对月,触目伤怀,皆寓于诗,以写其胸中不平之气,竟无知音,悒悒抱恨而终”。才女嫁为市井民家妻,等于是凤凰被关进了鸡窝里,朱淑真怎能不“悒悒抱恨而终”呢!

  朱淑真简直就是为了一个“爱”字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而包办婚姻又无情地断送了她天真美好的爱情憧憬。习俗无声,却极为残酷。其父母之“失审”举措,很可能与朱淑真元夜之月下“缱绻”及湖上之入怀“娇痴”是草蛇灰线式的因果关系,是封建礼教与世俗法规对不加检点者所带来的沉重的责罚,是强行套住她的无形枷锁。

  独行独坐,独唱独酬还独卧。

  伫立伤神,无奈轻寒着摸人。   

  此情谁见,泪洗残妆无一半。

  愁病相仍,剔尽寒灯梦不成。

  ——《减字木兰花·春怨》

  艺术是映在意识中的一片气息。对年轻女性的生命而言,文字对个人爱情暗地里起的是添油加火的作用。爱情无着,在这个世界上空有强烈的追求而一无知音,促使朱淑真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此时此际,她写下过这样的诗句:“女子弄文诚可罪,那堪咏月更吟风”;“益悔风流多不足,须知恩爱是愁根”。抱怨风流,后悔恩爱,转情“弄文”,朱淑真不知道自己在痛苦中该去怨恨什么。对她而言,爱情与生命是融为一体的,失去爱情等于是失去了魂魄与生命,最后便决绝地选择了死亡。一个才女,抱恨终天,分明是爱情断送了这个800多年前的爱情至上主义者。

  朱淑真的爱情际遇,与南齐那位苏小小颇有相似之处。苏小小将与心上人结同心的地点选择在“西泠松柏下”,朱淑真则用“悒悒抱恨而终”进行了最后实践,她二人在爱情追求上的纯洁与坚执,为整个西子湖增色非浅。倘是借用后人所立的“慕才亭”来一并纪念朱淑真,也未为不可。朱淑真究竟活了多少岁,谁也说不清楚。与苏小小有别的是这个断肠女为后人留下了《断肠集》与《断肠词》。朱淑真的生命纯然是为爱情而断肠,倘是单从爱情角度着眼,朱淑真在艺术上的才华与成就,与她同时代的李清照是难分轩轾的。

  从苏小小、朱淑真、李清照的诗作来看,才女们的诗作不论多么卓越,多么优秀,也不能够帮助她们建立自己的爱巢;所能起到的抒怀之效,只是让后人从文字中检点诗的作者在爱河里是怎样的一个“断肠”人、失败者、沉溺者——在娥眉队列里,与才气同生共长的爱情追求,放眼去量,似乎只是对文学艺术起到了不寻常的推动作用。对娥眉本身,才与爱的合成在她们的视野里似是一支燃烧着的忽悠闪动的蜡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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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4 14:19:58 | 显示全部楼层


吓死秦始皇的神秘预言[转帖]


  

  作者:罗杰 分类:历史 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

  1

  华阴县平舒道上,阒无人迹,像条被遗忘的路。沿途满目萧瑟,深秋落叶宛转坠落铺满一地。天色渐晚,出使关东的使者驾马车行经其间,阵阵凉意由后脊穿透胸膛。愈往前行愈冷清,眼看就要驶出了平舒道,前面忽然出现一个陌生人,拦住马车。

  这人手里拿了一块玉璧,不声不响地塞给使者。使者狐疑接过,未及开口,对方就抢先说了一句话:“今年祖龙死”!掷地有声。

  使者吓得够戗。“今年祖龙死。”祖,就是始祖,人之先;龙,君之象。意思是说今年秦始皇要死。

  陌生人撂下这句石头般冷硬的话,掉脸儿飞快走掉,使者回过神再想找,人早已不知去向。

  他甚至没瞅清来人的模样,只觉事关重大,加速向秦国首都咸阳奔驰。

  这一天,是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深秋的一天。

  使者回到咸阳,立刻向秦始皇报告了途中遭遇的诡异事件。秦始皇心惊肉跳!尽管这种诅咒他的预言已不是头一回了,可对一个迷信到极端的帝王而言,这无疑是一次刺痛心灵的奔袭,很难让他不回想起头一回出现那条诅咒。

  说起来,那更像一首童谣——“阿房、阿房,亡始皇。”

  这押韵的流行小调,流传于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当时,百姓民夫修筑阿房宫,负担沉重。这条反动口号无疑是民众的心声。

  转眼过了十年,到了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又出现第二个诅咒。这一回更玄乎——在秦国的东郡,有一块陨石打天上掉下来,掉就掉吧,不过是一块石头,而令人惊愕的是,石头竟然刻有六个大字:“始皇死而地分”。

  这事儿透着奇异,陨石刻着字,莫非这石头是刻好字再从天而降的?以我们现在所掌握的科学知识,这简直就是一个神话,即便是秦始皇时代,这也是让人难以完全信服的。

  肯定是有人在搞鬼!

  这不是一般性的扰乱社会治安案件,其背后的险恶用心是咒死国家领导人,推翻国家政权。问题极其严重,属于刑侦一号案。

  御史受命前往秦国东郡彻查此案。相当棘手,没有一丝线索,只能靠推断寻找作案嫌疑人。而圈定的作案嫌疑人有两类。一类可能是平民百姓,当时赋税繁多,刑罚严酷,人民难堪重负,出于怨恨,因此刻反动标语咒骂国家领导人——这是司马迁的看法。确在情理之中。

  另一类作案嫌疑人可能是被吞并的六国贵族或者他们的后裔。他们在战争中饱受打击,对秦始皇已痛恨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他们无力反抗,更谈不上复辟。只能泄泄私愤,刻反动标语这事他们一准儿干得出来。

  可令御史头疼的是,他没有一点证据。多次审问,没人敢承认,承认就是找死。

  御史感到两难,他既不能把所有嫌疑人都杀掉,真凶缉拿不到又没法儿向秦始皇交代。

  限期破案的时间一天天近了。御史慌乱,情急之下,抠头皮琢磨出一条对策——“杀人烧石”。把那块惹祸的石头烧掉,让石头上的诅咒化为灰烬;然后,将陨石降落地点的周边民众全部杀光。

  大屠杀很劲爆,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个。无辜者人头如割韭菜般落地,尸首层叠,血流成河。

  烧石头是个技术问题,砍头连技术都不需要,心狠手辣即可达成。

  御史回到宫中,将案件处理结果禀告秦始皇。

  秦始皇面无表情,既不气恼,也不高兴。对于御史的无能,他没有褒奖也没降罪。他知道,此案再查下去也是一桩悬案,不得不就此了断。

  案草草结了。没多久,令秦始皇更意想不到和崩溃的事情发生了——神秘人物闪现华阴县平舒道,留下一块玉璧,留下一句恐怖预言“今年祖龙死”!

  秦始皇定睛端详这块玉璧,又叫来官员仔细查验。查出的结果险些让秦始皇把自个儿噎死。这块玉璧不是别人的,竟是秦始皇自己的。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他南巡时,经过长江,不慎将这玉璧遗落江中。时隔几年,它神奇地回到了秦始皇手上,难道是神灵的安排?难道神灵预告自己今年得死?秦始皇的精神犹如被重拳猝然一击,瞬间委靡,身子有千斤重,脚却如踩棉花,心跳猛烈,脉搏倒弱了。

  实际上,秦始皇的身体早就不行了。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到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秦始皇的身体每况愈下。他说话时发出一种“豺声”,就是豺狼的声音,从当代的医学角度分析,是支气管的病状。这病症搁当时是顶厉害的顽症。

  这种状况下,打击秦始皇的精神和心理,用意何在?平舒道的神秘人物会是谁?

  2

  “今年祖龙死”!诅咒也罢,预言也罢,都是向秦始皇传递一个信息:不出几个月,你就得死。

  此案的嫌疑对象,首先可以排除平民百姓。从证物玉璧来分析,江中打捞玉璧,不是个简单的活,得耗费巨大物力,民众的经济实力完全不可能达到。因此,百姓可排除在外。

  其次,原六国贵族及其后裔也可以排除。他们虽然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可仍需巨大的花费。先得耗用大量人力物力去打捞玉璧,然后千里迢迢跑到华山脚下的华阴县平舒道,蹲点守候使者到来,才能送上玉璧。如此费尽心机,若是只为吓秦始皇一跳,就太扯淡了。何况,他们怎么知道秦始皇就一定会惶恐,一定会受到精神上的打击呢?

  唯一有作案可能性的,是拥有财力人力的秦帝国统治集团高层人士。而且,他们熟知使者动向,能够计算出使者到达华阴县平舒道的时辰;另外,始皇三十五年的时候,一个叫卢生的术士告诉他说:“仙人的方术里讲了,君主要时常微服巡行,以避恶鬼。恶鬼退避,真人来临。希望君上居住的宫殿,不要让人知道,然后才可获得长生不死的药。”

  “我羡慕那些真人。”秦始皇由衷自语。于是,他自称“真人”,而不称“朕”。

  他听从卢生的话,下令将咸阳旁二百里内的二百七十座宫观的腹道、甬道相连,置满帷帐、钟鼓和美人,凡是他驾车所到之处,有谁敢说出他居住的地方,立刻处以死刑。

  临幸梁山宫的时候,秦始皇从山上看见丞相车辆马骑众多,勃然大怒,骂道:“这是宦官泄露了我的话!”

  于是,审问宦官,却没一个敢承认,秦始皇下令将他们全部处死,从此以后,没有人知道他的行踪。群臣有必须请求秦始皇决定的事情,都聚在咸阳宫候旨。只有最亲信的人才能了解他的精神状况和身体近况。

  如果秦始皇看清这一点,将会不寒而栗。他也一定会逐个调查身边宠幸的近臣。然而,这条诅咒宛如一条斑斓毒蟒,牢牢纠缠勒紧秦始皇的脖子,让他喘不过气,让他心慌胸闷,让他手足无措。

  他支气管病愈发严重了。他唯一解脱方式是占卜,渴望以此得到解脱。

  术士的卦辞说:“君上你要出游,或者迁徙,方可保住性命。”这就像某些江湖算命先生,对人说百日之内你必有血光之灾一样,要想安泰无恙,就得出门躲一躲。

  可怜的秦始皇,一代君王,经历过多少狂风猛浪,末了却栽倒在术士的小伎俩上。他很犯愁,朕是皇帝,怎能随便搬家呢?朕若搬家,等同迁都。早在商鞅变法时,秦国由栎阳迁都于咸阳,横不能再迁回去吧。

  迁徙不成,那就出游。至于迁徙嘛,就让别人代劳吧。

  于是,秦始皇下令,三万人家迁徙到毗邻匈奴的北河榆中。这些人拖家带口,长途跋涉,饱受风霜苦寒,不少老弱病残者路上就死掉了。

  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冬,10月,癸丑,秦始皇开始了他的当皇帝以来的第五次出游,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出游。

  这一去走入了生命的绝境,这一去再没有坐回皇位,这一去魂归地府,再回头早忘这一世的事儿。

  假若此时,秦始皇冷静分析一下“今年祖龙死”一案的作案动机,就不会如此恐惧了。

  作案人应当想到一点,如果预言不准,将适得其反,恐吓的效果没达到,搞不好还会让秦始皇活得更滋润。

  显而易见,作案人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诅咒秦始皇,而是警告。

  “今年祖龙死”只是半句话,还有半句话,那个神秘人物没有说,他故意让秦始皇自己去猜。

  此时的秦始皇才四十九岁,不过是个奔五张的人。即便有支气管病,也不会说死就死。所以,“今年祖龙死”的真正含义是:“你时日已不多。”后半句没说的话是:“该想想后事了。”

  一个皇帝有什么身后事?最紧要的当然是谁来继承自己的帝位。秦始皇恰恰没有对此作出决断。

  由此可见,作案人扔玉璧、留预言,对秦始皇并没有恶意,只是一种提醒。提醒他及时安排身后事。这一推断,再次证明作案者是亲信集团中的一员。提醒是一种催促,这个人知道秦始皇身体状况糟糕,如不早日确立嗣君之位,将来万一猝死,国家一时无君,天下必乱,人心必乱。因此,这个人深谋远虑,是个爱国忠君的大贤臣。

  此案的幕后策划者居然是这样一个人物,居然是这样一种动机,这太出乎人们的意料。

  这个幕后策划者究竟是谁呢?

  他似乎就在秦始皇最后一次出游的随行人员中。

  3

  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11月,秦始皇一行在九嶷山祭祀大舜。然后,乘船顺江而下,经过丹阳,到达钱塘,由于水势险恶,便往西行了一百二十里,从狭窄的地方渡江,到了会稽,祭祀大禹,并且树立了一块歌功颂德的石碑。之后回程。

  这次出游的随行人员有李斯、蒙毅、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以及胡亥的老师赵高。

  这些人中,谁会是“华阴县平舒道”装神弄鬼的幕后策划者?难道是李斯?

  李斯忠于秦始皇,这是肯定的,可说到他爱国,就有些抬举他了。此人生于战国末期,籍贯是楚国上蔡。很年轻的时候,当过掌管文书的小官吏,是一个庸碌的小公务员。“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精神上也没多大追求。后来,一个偶然的事情,触动了他。这个事情就是上厕所。

  这一天,李斯尿急,迈步奔厕所,刚一进去,就瞅见龌龊一幕——一只面黄肌瘦的老鼠正专注地吞吃粪便。看起来胃口不错。见有人来,老鼠惊慌逃窜。

  这情形让李斯感到生存的艰难。

  又过了一阵,李斯又在国库的粮仓里看到了老鼠,这里老鼠和厕所老鼠可大不一样,它们白白胖胖,安然自若。

  李斯是个读书人,读书人的特点就是一桩小事儿,也能触动他们的心灵,引发他们的思考。

  李斯感慨啊,人和鼠有何区别?有能耐的做官仓里的老鼠,没能耐就只能做厕所里的老鼠。

  他想到了自己,如今只是一个小官吏,与厕所里的老鼠有什么分别?不成,自己不能一辈子就这么混下去,自己不仅要做官仓里的老鼠,而且要做朝廷中的老鼠;不要过阴冷潮湿的小生活,要过一种呼风唤雨的大生活。

  李斯的大生活从拜儒学大师荀子为师开始。学成后,他打算前往秦国发展。临别,他对荀子说:“人生一世,贫贱是最大的耻辱,穷困是最大的悲哀。若要出人头地,就得成就一番事业。”

  “要注意节制,不要一味往前走,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荀子同意李斯看法,但仍告诫他。

  李斯诚恳点头,心里却没听进去,当荀子这话是耳旁风。他到了秦国,受到秦国丞相吕不韦的器重,让他当了小官。对李斯来说,当官不是目的,而是机会,能够接近秦王,这才是重要的。实际上,此时的李斯还是很尴尬的,他既不能以立军功而崭露头角,也不能以理政显现自己的才干。他只有一个方法引起秦王的重视,就是上疏。通过揣摩秦王的心理和分析当前的形式,李斯果决地给秦王上疏。上疏的内容是鼓舞秦王统一中国。书中,李斯用过去的秦穆公举例,说秦穆公时代强盛,但最终也未能统一中国,其中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当时的周天子势力强大,也有威望,不容易推翻。二是诸侯国也比较强大,可与秦国抗衡。但是,从秦孝公以后,战争不断,周天子和诸侯国的力量急剧下降。现在秦国强盛,是建立帝业,统一天下的大好时机,扫平六国如掸灰尘。

  这番论述,对天下的实际情况分析得清晰透彻;而且,迎合、满足了秦王的心理。一下便得到了秦王的赏识。李斯被提拔为长史。

  身为长史的李斯,进一步向秦王奉献统一中国的具体谋略——从瓦解诸侯国力量入手。具体实施方式是:以财物重重贿赂六国君臣。目的是让他们分崩离析,无法合力抗秦。然后,秦国各个击破。

  这一谋略效果非常显著。秦王便封李斯为客卿。李斯这颗明星,终于在秦国的政治舞台上冉冉升起。

  可就在他一帆风顺之时,秦国国内掀起了一场运动,这个运动叫“反外国人运动”。起因是韩国派间谍以帮助秦国修渠为名,刺探情报。这场运动的后果是,秦王下来一道“逐客令”。李斯原是楚国人,当然也在被驱逐之列。但是,李斯没有离开秦国,更没有因受挫而颓丧。他在秦国边境蜗居,写了一道著名的《谏逐客书》上奏秦王。在《谏逐客书》中,李斯说明历史上外国人对秦国的重要性,言辞非常恳切,令秦王动容。

  受《谏逐客书》感动的秦王,撤销了“逐客令”,并请回李斯,封他为廷尉。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更大的威胁正等着李斯,并且,这一次他还杀了人。

  刚刚升任廷尉的李斯,刚看到光明前途的时候,他的同学韩非来到了秦国。韩非是韩国人,且与韩王同族。韩非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他有一套比较完整的君主专制理论。可是,他屡屡上疏献策却不被韩王任用。韩非失望而愤怒。秦王很重视这样的人才,早就想见见韩非,将他归为己用。现在,秦国要攻打韩国,情势危急,韩王才起用韩非,派他出使秦国。

  从能力上分析,李斯知道自己远不如韩非。如果秦王留下他,重用他,势必成为自己的对手和仕途上的“绊脚石”。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必须除掉韩非。

  他首先给秦王分析说,韩非这个人不能任用,他是韩王的亲族,韩非爱韩而不爱秦,大王如果攻打韩国,他当然不会同意,这也是人之常情。

  秦王一听言之有理,想韩非既然不能用,就放他回国吧!而李斯的根本意图是要斩草除根,永绝后患。他又说,如果放韩非回国,他就会为韩国出谋划策,对秦国十分不利,不如趁这个机会把他杀掉。

  就这么短短一句话,同学韩非的生命就葬送在李斯的手里。

  秦王示意李斯去除掉韩非,李斯便送了毒药给韩非。韩非知道李斯的为人,自己无论如何是逃不掉的,于是服毒自尽。

  从此,李斯再没有威胁,再没有对手,他辅佐秦王,于公元前221年,兼并六国,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统一了中国。

  统一之后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治理这个国家。

  李斯认为,周朝采用分封制,诸侯各自为政,所以天下战乱不断。如今天下统一,如果再分封诸侯国,又将回到以前的分裂局面,应当采用中央集权管理。

  李斯的提议遭到博士淳于越的强烈反对。淳于越上奏秦始皇,说天下之大,如果宗室子弟没有封地,就和普通百姓一样,万一发生叛乱,谁来相救?比如齐国的田常,晋国的六卿,都发生过叛乱,如果秦始皇不采用分封制,不以古为师,国家就不能长久。

  这一奏疏激怒了秦始皇,他把淳于越交由李斯处理。李斯对淳于越进行审查,最后给淳于越定的罪状是泥古不化,厚古薄今。接着,李斯建议秦始皇焚书,秦始皇也采纳了。

  于是,大权在握的李斯,制定了一系列规定和处罚。总结起来,可称为“两个凡是”:凡是《秦记》以外的史书,一律烧掉;凡是博士收藏的诗书一律烧掉。有谈论诗书者,在闹市区处死,暴尸街头;有厚古薄今、以古非今者,全族处死;官吏包庇知情不报,同罪处置;得令后三十日之内不焚书者,面上刺字,发配去修长城。

  次年,也就是焚书的第二年,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又下令,将咸阳的儒生四百六十余人活埋。这一“坑儒”事件和“焚书”事件,合起来就是中国历史上重大而著名的“焚书坑儒”。对中国文化、人类文明都是一次空前的大摧残。

  在这一浩大的摧残中,秦始皇的暴政显而易见,而李斯的推波助澜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李斯这样干的目的,一方面当然是迎合秦始皇的心理;另一方面,则完全是为了自己——他要从精神上彻底打垮和消灭异己、竞争对手。面对如此暴戾的摧残,有识之士和学者谁还敢来秦国呢?李斯也是学者出身,而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文化人残害文化,文化人背叛文化,古今罕见。

  显而易见,他是一个投机分子,一有机会就要表现自己的欲望。

  对秦始皇的忠诚,完全是为了保证自己的仕途顺畅。国家是小,私利是大。他当然不愿意秦始皇早立嗣君,他打心眼儿里渴望秦始皇长生不老——秦始皇在,他的地位和荣华就在;何况,他深知,秦始皇最忌讳听到“死”这个字眼,他才不会去干恐吓秦始皇的傻事呢!尽管他对秦始皇精神、身体状况非常了解,又有作案的人力和财力,然而,最紧要的一点,他没有作案动机。

  那么,另一个随行人员赵高呢?

  4

  赵高和李斯大不一样。

  他的身世十分糟糕,他是赵国贵族的疏远族人。战国时代,天下合纵连横,各国间结盟换约,相互间以王室公子作为人质。这些作为人质的公子,多是国君众多子女中不受宠爱的疏远者,被打发出质后往往长期滞留异国他乡,不少人贫穷潦倒终生,至死不得归还。赵高的祖上,就是由赵国到秦国作质子的这一类公子,在赵国无宠,在秦国无援,不得已而滞留于秦,后来在秦国娶妻生子,子孙后代流落于咸阳市井当中,成为秦人,与普通庶民无异。

  赵高的父亲犯法被处以宫刑,他的母亲受到株连当了奴婢,后与人野合,生下赵高和他的几个兄弟。由于这个原因,赵高一生下来就被阉割了,长大后当了宦官。如果说,李斯是个有事业心、有抱负的人;那么,赵高就是一个有强烈报复心的人,这种由来已久的仇视和报复心理,大约与他自小就被阉了有关。

  不在沉默中变态,就在现实中变坏。赵高是后者。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赵高上宦官这行,可以说是相当出色。他精通权谋,通晓刑法,又会来事儿,三项全能。让秦始皇喜爱。不但喜爱,而且信任,让他当小儿子胡亥的老师,教胡亥学习律令,审理判决诉讼案。

  老头子都搞定了,何况一个小孩子。赵高轻而易举就让胡亥喜欢上了他。

  但是,赵高也不是一路平坦,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他曾犯过重罪,蒙氏家族的蒙毅削去了他的官职,并判处其死刑。秦始皇宠幸他,亲自赦免,他才逃过一劫。不用说,赵高和蒙氏仇怨不是一般化地深。

  而秦始皇的长子扶苏和蒙氏的关系,不是一般化地亲密。扶苏与蒙氏家族的将军蒙恬率三十万大军镇守边陲,长达十余年。可想而知,一旦扶苏继位,赵高还有活路吗?

  这时候,胡亥年龄又小。从秦始皇的方面考虑,他虽喜爱小儿子胡亥,但有一个前车之鉴——他十三岁时登基,就因为年龄太小,无法掌权,只能将国事交付于大臣,最终导致吕不韦、嫪毐专权,险些酿成大祸。所以,他不会贸然立胡亥为太子。此时若要确立接班人,扶苏中选的可能性非常大。

  因此,从作案动机看,赵高是绝不会提醒秦始皇册立太子的,他宁可保持现状。

  李斯和赵高的嫌疑先后排除。就剩下蒙毅了。

  说到蒙毅,就要说到蒙氏家族。这个家族和秦帝国有很深的渊源。蒙毅的祖父蒙骜早先是从齐国来到秦国,而后在秦国统兵作战。为秦国攻城略地,先后夺得几十座城池,为始皇统一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史记》记载:“始皇甚尊宠蒙氏,信任贤之。而亲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则参乘,入则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为内谋,名为忠信,故虽诸将相莫敢与之争焉。”意思就是说,秦始皇非常信任蒙恬、蒙毅两兄弟,委派蒙恬在外担当军事重任,威震匈奴;蒙毅则在内为上卿,为秦始皇出谋划策。可见蒙氏家族的权势多么显赫,三世皆为重臣,朝中几乎无人敢与之争锋。

  显然,蒙恬、蒙毅两兄弟也是忠臣。蒙毅长期在朝中,对秦始皇的一切状况了如指掌。他完全有可能设立骗局提醒秦始皇。但是,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证明是蒙毅一手策划的。另外,还有一个疑点,秦始皇在沙丘病重之时,蒙毅完全可以利用祭拜山川祈福的机会,把皇帝病重的消息通报给北方边陲的蒙恬和扶苏。但是,他没有任何行动。试想,如果是他派人捞起玉璧,假扮使者制造这起骗局的话,那么在最后的关键时刻,他又怎么不采取任何行动呢?

  5

  其实,谁是恐怖预言的制造者,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结果,秦始皇果然死了。就在出游回归咸阳的途中,他病死在沙丘平台。这真的应验了“平舒道神秘人物”的预言吗?

  不,如果你了解一个历史常识,就会知道,这个预言是不准确的——秦始皇死于公元前210年。秦朝历法以10月为新年的开始,汉武帝时代实行太初历,才改成正月为每一年的开始。而当时不存在阳历,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的“秋”应该是公元前211年秋七八月间,而不是公元前210年岁初。因此,“今年祖龙死”的预言,显然是不准确的。如果是“明年祖龙死”,那就太诡异了。

  可是,这个不准确的预言,导致了秦始皇的出游,也加速了他的死亡。

  秦始皇临终时,留有遗诏,要他的长子扶苏送葬,让扶苏继承帝位。

  面对这份遗诏,李斯和赵高心里都有各自的盘算。

  李斯怕秦始皇的猝死引发天下大乱,秘不发丧。将棺材放置在辒辌车中载回。辒辌车就是古代的“房车”,可以在里面躺卧。

  昔日秦始皇宠幸的宦官一路陪乘。每到一个地方,秦始皇的饮食、百官奏事都和以前一模一样,宦官在车中准许官员们的奏事。

  表面上,一切如常,在天下人心中,秦始皇还活着。只有李斯、赵高、胡亥、蒙毅等五六个人知道,此刻的秦始皇,已是一具没有任何知觉的冰凉尸体。

  这一非常时刻,对赵高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他可以趁机将大权揽于自己手中。于是,他扣留了秦始皇给长子扶苏的书信,企图将胡亥扶上皇位。

  胡亥当然很高兴。

  “别高兴得太早。”赵高说,“此事如不和丞相李斯谋议,恐怕难以成功。”

  胡亥赞同,就托赵高去游说李斯。

  这一日,他与李斯悄悄会晤。

  “皇上所赐长子扶苏的书信和符玺,都在胡亥那里。”赵高开门见山,直接摊牌说,“立太子之事,全在你我二人的决定了。您意下如何呢?”

  “怎可出此亡国的言论!”李斯拧眉咬牙拍案惊叫,“这不是身为臣子者该议论的事情。”

  “您有才。”赵高阴郁地笑着说,“您谋略深、功劳大、德高望重,又深得扶苏信任,但您想过没有,就凭这些,您能和蒙恬相比吗?”

  “我比不上蒙恬。”李斯叹气承认。

  “所以,一旦扶苏即位,必定会让蒙恬做丞相。到时候,您就会失去官职,无法身怀列侯的印玺,归还乡里!如果立胡亥为嗣君就不同了,他仁慈厚道,仍会重用您。希望您深思熟虑,决断此事。”

  赵高这话说得忒到位,刚柔并济,点中了李斯的死穴。前程啊,荣华啊,权利啊,李斯一辈子不就为这些东西忙活吗?如今秦始皇薨了,他在仕途上付出一生的心血很有可能也随之付诸东流。

  李斯反复咀嚼赵高的话,心里反复合计,决定和赵高联手。谎称受始皇的诏命,立胡亥为太子。

  不久,远在边疆的长子扶苏,收到这一消息,并且还收到李斯、赵高等人派使者送来的一封秦始皇的书信。

  书信上说——你不能开辟疆土,建立功劳,使士兵损伤众多,反而屡次上疏,直言毁谤,日夜怨恨,恨不能回来做太子,现将你赐死;将军蒙恬对你的言行不加以矫正,应一并赐死,军队交由副将王离掌管。

  读完书信,扶苏痛哭流涕冲进室内,企图自杀。

  蒙恬劝阻说:“君上在外,并未立太子,派我率领三十万人马镇守边境,公子监督,这是天下的重任。现在看了一个使者拿来的信就想自杀,很荒唐!怎么知道这不是一个阴谋呢?”

  “那该如何办?”扶苏问。

  “再上疏请求。”蒙恬斩钉截铁地说,“如若不准,再自杀也不晚。”

  扶苏听不进去,他已然心灰意冷,沮丧、失落、痛苦到极端。加上使者催促,扶苏还是自杀了。临死前,他给蒙恬留下一句悲哀的话:“父亲赐儿子死,何需再请求。”

  蒙恬和扶苏不同,扶苏情愿服输,他不!他坚决不肯自杀。使者也没辙,只能把他交给官吏,囚禁在阳周。

  李斯、赵高这边,听到扶苏自杀的消息,心中一块石头落地。胡亥再无忧虑,有心想释放蒙恬。碰巧这时候,去替秦始皇祝祷山川的蒙毅回来了。赵高便对胡亥说:“先帝想举贤能者立为太子已经很久了,而蒙毅却进谏说,这样不妥。不如杀掉他。”胡亥听从了赵高的话,将蒙毅囚禁在于代郡。

  之后,出游回归的一行人,从井陉到九原。这时候,已经是炎热夏天了。辒辌车里发出一阵阵钻心的尸臭。李斯和赵高命随从的官员用车子运来鲍鱼,放进辒辌车中,以掩盖秦始皇尸首的臭味。直到回咸阳后,才宣布发丧,由太子胡亥继承皇位。

  秦始皇真的死了。赵高、李斯都保全了自己的地位,而那个流传“今年祖龙死”恐怖预言的人,始终是一个谜。幕后策划者始终没有浮出水面。李斯、赵高,包括蒙毅等人的嫌疑都被排除。除了他们之外,秦始皇最高政治集团中,还剩下右丞相冯去疾和将军冯劫。他们会是真正的幕后策划者吗?

  在案发当时似乎找不到他们没有嫌疑的证据。但是,在二世胡亥登基以后,这两个人劝谏胡亥,却被羞辱,之后二人自杀。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们在乎自己的名声,超过对秦帝国的命运的关心。这样的人,是不会想尽办法去提醒秦始皇的。

  策划在华阴县平舒道送玉璧留恐吓预言的人,是秦帝国忠臣中的忠臣。在秦始皇身体精神状态每况愈下,又一味妄想成仙,企图长生不老,听不进任何谏言的时候,这个对秦帝国命运忧心忡忡的人,绞尽脑汁想出了这样一个骗局提醒秦始皇早立太子。

  有时候,欺骗并不一定是恶行;骗局也不一定是害人。

  遗憾的是,这个忠心耿耿之人设置的骗局,只达到了一个目的——就是让秦始皇对预言信以为真了。然而,秦始皇并没有如他所愿开始考虑身后事,安排册立太子什么的,反倒让秦始皇对死亡更加恐惧,根本没心思考虑自己死后国家怎么办。恐慌之下占卜,然后带病出游,最终丧命。

  凡事都有因果,如果没有这个恐怖预言,这个骗局,秦始皇不会急着带病出游,换句话说,他是被这个预言给吓死的。

  一条流言真能从心理上摧毁一个君王吗?

  这样的事无独有偶,不是没有先例——

  6

  早在周宣王四十年那会儿,流传了一个谣言,说周朝的天下将来得毁在一个女妖精手里。周宣王也算个明君。可一听妖精要夺天下,也给吓懵了。他派上大夫杜伯去捉妖精。

  杜伯奉命去捉,捉到一些貌似嫌疑的妇女,给法办了。

  这事儿过了三年。周宣王四十三年,公元前785年,这位周宣王晚上做一梦,真梦见了妖精。谁亲眼见过妖精啊,也就是长期心理恐慌造成了幻象。

  周宣王醒来临朝,他向上大夫杜伯问起逮妖精的事。杜伯是个老实人,既不信妖精一说,也不乐意滥杀无辜。就直言相告,说有嫌疑的妇女都杀了,再查下去,闹得鸡犬不宁,全国百姓不得安生,这事儿就没接着办啦!

  周宣王大发脾气,心说鸡犬不宁有什么,关键是本王要安宁,难道本王不如鸡犬?说话就要将杜伯杀头。

  下大夫左儒劝阻周宣王,说大王要是把杜伯杀了,天下还当真以为有了妖精,百姓一害怕,国家就乱套,列国诸侯准得把嘴藏在袖子里笑。

  周宣王听不进去,认为左儒和杜伯是“铁瓷”,所以帮着求情。左儒申明,自己公私分明,无论君王还是朋友,谁对就向着谁。大王既然非杀杜伯不可,索性连我也一块儿杀了。

  左儒这份不怕死的劲儿还真把周宣王给震了,可周宣王最终也没放过杜伯,他叫左儒退下,令武士砍了杜伯的头。

  左儒叹息而去,郁闷不堪。当天晚上就自杀了。

  一晃又是三年。到了周宣王四十六年。有一天,周宣王和诸侯们一起出去打猎,感觉非常疲惫,胸口隐痛,头昏脑涨,就先回来了。半道上,对面来一辆小车,车上站俩人儿,着红衣戴红帽,手拿大红弓箭。周宣王揉眼仔细一瞅,哟嗬,一个是上大夫杜伯,一个是下大夫左儒,俩人儿举箭射来,周宣王避闪不及,胸口中了一箭,惊叫一声,梦中醒来。

  至此,周宣王一病不起,病重时老瞧见杜伯和左儒俩人儿在跟前晃悠。没过多久,周宣王就死了,这妖精没逮着,自个儿倒给冤魂带走了。

  从这个逮妖精的事情可以看出,周宣王是个有心理隐疾的人。而秦始皇又何尝不是呢?

  他曾经五次出游,坐着由六匹马挽驾的金银车,后面簇拥着一大批文武官员、近侍宠臣、皇后嫔妃。每到一处,立石刻碑作为纪念,石碑上盛赞他征服六国、统一天下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威严,这充分体现出他性格中的狂傲。

  他的第三次出巡触目惊心,韩国姬公子张良收买的刺客从山上飞下一柄一百二十斤重的大铁锤,将一辆副车击得粉碎。秦始皇侥幸逃过这一劫数。

  而后,在荆轲刺秦十年之后,死亡又一次以激烈、残酷的形式走到他的面前。对死亡的忧虑让秦始皇无比惶恐,他可以征服天下,却征服不了死亡。疾病正在一步步蚕食他的肌体,打击他的精神。

  而最终,惶恐不安的秦始皇竟然是被忠于他的人所害,这显得有些荒唐。荆轲要知道有这么一出,当初还会行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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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4 14:20:49 | 显示全部楼层

曾国藩教子[转帖]


  曾国藩是清朝历史上最有权势者之一,他位列三公,拜相封侯,可谓显赫一时,然而他教育子女的方法却远比我们现在的溺爱式、呵护式的家长要高明得多。

  注重家教 勤俭持家

  在曾国藩看来,要教育孩子立足社会,并让这个家庭能够一代一代地延续

  下去,关键就是两个字:勤与俭。他要求孩子们一生铭记十六个字——家俭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

  曾国藩对于勤和俭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一个家能够保持兴盛发达,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要学会勤俭过日子,富的时候不骄傲,贫的时候不气馁,由俭来打理自己的生活。勤既可以健壮自己的身体,同时又使劳作变成日常生活中很平常的一件事情。永葆勤和俭,一个家族才会永续地发展下去。

  曾国藩的小女儿晚年留下一个年谱,其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曾国藩小女儿只有十几岁时,跟随母亲来到曾国藩任两江总督的总督府。小女儿入总督府总要穿得体面一些,光鲜一点,所以上面穿了一件蓝色的小夹袄,下边穿了一条缀青边的黄绸裤,就这条黄绸裤其实也不是她的,而是她的长嫂,也就是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过世的妻子留给她的。但就是这条裤子的一个青色花边让曾国藩觉得太繁复、太华贵了,就指责小女儿不应该穿这样的裤子,让她赶快换掉。小女儿赶紧回到房间换了一条没花边的绿裤子。由此可见,曾国藩是见不得繁复,见不得孩子身上带有太富贵的东西的。

  曾国藩在信中多次苦口婆心地陈述自己这种勤俭的缘由:“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曾国藩认为,子女在骄奢淫逸的环境之下是不可能立大志的,开始是骄逸继而就是流荡然后就是败家。一个官宦之家能够延续一两代,真的是很少很少的。所以曾国藩觉得应该由勤俭入手教育孩子懂得如何生活,这才是最好的教子之道。

  以身作则 平民生活

  曾国藩曾经告诉家人,他的衣服一共不过三百两银子,做了一件衣服之后,会十几年乃至三十年都在穿用。

  曾国藩不仅在穿着等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和子女,而且在日常饮食上也有严格的要求。曾国藩吃饭的时候,碰到饭里面有带壳的谷物的话,他要把这个壳磕开,把里面的谷物吃掉。可以说曾国藩这个农家子弟,对于粒粒皆辛苦的道理是理解得非常深刻的。

  曾国藩的“住”也是很普通的。曾国藩的家和他弟弟曾国荃的豪宅相比,简直是差远了。我去过曾国藩的家乡,曾国荃的房子和曾国藩后来的府第富厚堂我都去过,两者相比,富厚堂只能用寒酸来形容。就这样的一个富厚堂,曾国藩听说花了那么多的钱,他都不忍去住。富厚堂没有雕梁没有画柱,就是一种非常拙朴的木结构建筑。这个房子有一个书楼,体现出的就是湖南人的耕读之风,整个房子只不过比一般的农户的院落大一些而已。

  至于“行”,在那个时代,官宦人家一般坐轿子。可是,曾国藩却在信里告诉孩子,你要步行去办该办的事,绝不许使唤轿子。同时他对孩子们还这样要求,不许使唤奴婢给你添茶倒水,你自己能做的事情一定要自己去做。

  在曾国藩的家书中我们还看到,他会让自己的子女去干些在常人眼中只有下人才做的拾柴、捡粪之类的事情。在一封家信中,他对自己的长子有这样的要求:每天早晨天未明就要起,起床之后的第一件事情是去洒扫庭院,然后坐下来练字一千,而第一个字一定要写“俭”。这就是让自己的孩子们千万不要沾染官场之气。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几可以成大器。”

  思想开明 注重实际

  曾国藩认为孩子读书未必是为了做官,读书在于明理,所以当长子曾纪泽连着三次考科举不成功,并向父亲提出不再走科举之路的时候,曾国藩同意了,他写信告诉曾纪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

  曾纪泽后来的路,在当时人来看绝对是旁门左道。那个时代,一般人根本想不到去接触西方文化,更不要说去学说洋文了,而曾纪泽居然在32岁的时候学英文。这个远见卓识,应该说既有他认识到的,也有他父亲告诉他的,这说明曾国藩在这一时期对文化的理解更为深刻了。作为中国人,秉持、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应该的,但是当国门被人强迫打开之后,你不去了解外国的情况,你如何能够在世界之林立足呢?

  曾纪泽在曾国藩的鼓励和支持下潜心研究西学。1881年2月24日,曾纪泽以外交官的身份代表清政府在彼得堡同沙俄谈判并且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收回了伊犁城。正是由于曾纪泽对西学的了解,正是因为他有了一个非常好的英语基础,在与俄国人谈判的时候,可以说是针锋相对,外交手段运用又足。当时沙俄曾威胁说,你想要收回伊犁,我马上就派兵打仗。曾纪泽不软不硬地回了一句话,说,你要打仗,我们也无奈,但是我们绝不怕你来打仗。因为他太了解当时沙俄虚张声势的心态。如果没有对西学的了解,没有西学的根基,有可能这个时候就被吓倒了。所以有人说这一次谈判是清末外交史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次胜利。

  还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曾纪泽曾经用英文撰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中国先睡后醒论》,发表在伦敦的《亚洲季刊》上。用英语撰写文章介绍中国,这是当时很多中国人所做不到的。

  长子曾纪泽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官,次子曾纪鸿则是一位数学人才,他喜爱自然科学,精通天文、地理,最精代数,曾著有《对数详解》、《圆率考真图解》等书,还计算出一百位的圆周率。两个儿子的成材和曾国藩提倡子女学习科学知识,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文化大有关系。

  曾国藩难得的是,不光他的儿子成才了,他的后代子孙曾宝荪、曾约农都成为了大教育家和大学者。

  (《文汇读书周报》7.31 隋丽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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