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luo

尼克松访华的历史细节[转帖]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背后，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和细节。 《三联生活周刊》第1期刊登李菁文章，对此作了披露。摘编如下。

尼克松对这次来访做了充分准备：在盛大的国宴上，在座的美国人大都不会使用筷子，唯独尼克松不同于他人，不紧不慢地用筷子夹取美味佳肴，他那挺像回事的一招一式，吸引了众多记者的镜头。时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处长的唐龙彬说，他后来才知道，自从访华之事决定之后，尼克松和夫人就开始在家里练习如何用筷子。不仅如此，“尼克松还学会了几句简单的中文，比如‘你好’，‘谢谢’”，这些都巧妙地拉近了和中国人的距离。

更有趣的是尼克松夫妇登长城那天，零下好几度的天气，路边却有一些“村民”在下棋。“下象棋就下象棋，尼克松夫妇手挽着手经过的时候，至少应该站起来一下嘛！ ”回想这一幕，唐龙彬无可奈何地笑笑。不知是太紧张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下棋人”仍低头下棋，对总统夫妇驾到无动于衷。尼克松说了一句：“这是做给我们看的。 ”

情况报给周恩来，总理知道后很生气：“这是谁安排的？ ”后来在与尼克松会面时，他很坦率地说：“我们有些做法比较虚假，是形式主义。 ”

还有一个小插曲让大家险些出了一身冷汗。在杭州，国务卿罗杰斯坚持要看中美双方已达成的《上海公报》，结果他一挑挑出十几个“毛病”，坚持要修改。其实这也是罗杰斯借此发泄在对华关系中被尼克松绕开的不满。深谙此道的周恩来亲自到罗杰斯驻地去拜访他。“这种情况也许是历史上根本没有过的，一个国家的总理到另一个国家部长的房间去跟他谈”，为周恩来做翻译的冀朝铸深深感慨总理的良苦用心。罗杰斯果然对中国总理的到来很意外，“他非常吃惊，也非常高兴”。其实周恩来并未同罗杰斯谈什么实质性问题，被给足面子的罗杰斯再未从中作梗。

离开上海的前一天晚上，周总理告诉新闻组成员：和你们一起聚聚吧。大家看了场电影，难得地放松了一下。前新华社副总编辑彭迪的夫人钱行告诉总理，一个美国记者在文章中说：尼克松来居然达成协议，美国做了让步，所以在外交战上，这个回合中国以21∶2（21分是乒乓球比赛的分制）战胜了美国。总理先是笑了一下，问是哪个记者，钱行一一回答。

第二天，彭迪夫妇和周恩来坐同一架飞机回到北京。飞机上，总理特地从前舱走过来，对彭迪等人说：“你们听着，千万不能按那篇报道的调子写，你们记着了吗？”他对负责新闻的工作组成员，一个一个地叮嘱。彭迪说，周总理知道尼克松是顶着极大压力来的，美国国内反对声音很强烈，如果中国国内报道也是这样的调子，那更会陷尼克松于不利。

甚至送给美国人的小礼物也是由周总理过问的。唐龙彬说，中方为美方每个房间都提供了北京果脯、巧克力等糖果，服务员第二天打扫房间，发现糖果盒空了；于是再放两碟，又没了。后来一个服务员整理房间时，偶然看到一位随行人员没盖上的行李箱中下面一层全部是糖果。后来我们也了解到，他们因为工作太紧张了，很多人根本没时间去街上买纪念品，回去总要对亲友有个交代，“总理知道后，决定在他们离开上海时，每人加送10斤糖果”。

离开中国的那个晚上，尼克松举行答谢宴会。中方在每人面前摆放了一盒“熊猫”牌香烟，香烟盒上憨态可掬的大熊猫立即引起了尼克松夫人帕特的注意。她拿起香烟盒，连声赞叹：“真是太精美了！我太喜欢大熊猫了！ ”坐在旁边的周恩来闻听此言，不动声色地说：“总统夫人，我们送你一些吧。 ”尼克松夫人不解地问：“送我什么？香烟吗？ ”周恩来说：“不是，是送你们大熊猫。 ”

周恩来看似随意的话，其实背后早有一番深思熟虑。尼克松到达当天，送了中国一对别致的“瓷塑天鹅”作礼物，它是美国著名生物学家、陶瓷艺术大师波姆辞世之作，目前世界上仅存两件。中方在筹备自己的国礼时，也费了一番脑筋。唐龙彬说，中方也知道美国人最想要的是熊猫。“之前尼克松夫人参观北京动物园熊猫馆的时候，左照相，右照相，说要是美国有这样一对熊猫多好啊。其实我们心里有数，考虑送熊猫了。虽然那时候因为自然灾害，我们的熊猫已经很少了，但为了美国人民的感情，尤其是儿童的感情，我们还是决定送一对。 ”

周恩来传递这一信息的方式不可谓不巧妙。唐龙彬回忆，帕特听说后，抑制不住惊讶的表情，然后马上转头对丈夫说：“理查德，周恩来总理说送给我们两只熊猫，真的熊猫！”尼克松也一副惊喜的表情。尼克松马上召集身旁的基辛格等人，一起举杯庆祝。同在宴会厅里的记者看到这边发生了“骚动”，马上聚过来打探，然后饭也顾不上吃，匆匆赶回去发稿。 “有一位记者可能被绊了一下，摔了一跤，还没等我们服务员过来扶他起来，他自己爬起来又往外跑。”唐龙彬微笑着说。那次他也再一次认识到了美国记者的职业精神。

（黄艾华摘编）

luo

浅论蒙古崛起对世界历史的转折性巨大影响[转帖]

作者：黄如一
　　摘要：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帝国创建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强大的武功，对地球人类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蒙古崛起之前，华夏文明是地球上最为发达，并且发展最快的文明，阿拉伯、印度、波斯也都拥有极其灿烂的文明，而欧洲则是相对最为落后封闭并且停滞不前的地区，并且正处于最为黑暗的中世纪。而蒙古崛起改变了这一力量对比，通过摧毁华夏和阿拉伯文明，并且非常凑巧的唤醒却又没有伤及欧洲文明，使得世界上的发达文明急剧倒退，欧洲文明则趁机一跃而成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其相对地位保持至今。

　　正文：如果要问我人类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大事件是什么，我一定会认为是800年前的蒙古崛起，而决不是西方人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文艺复兴”、“大航海时代”、“工业化”云云。
　　其实大家可以概略的总览一遍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图象，世界大致可以划分为以华夏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以亚欧大陆中部地区为代表的伊斯兰文明和以希腊罗马文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在西元1200年左右蒙古帝国大崛起之前，东方文明一直是远远强于西方文明的。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五阶段论”划分历史社会形态，那么中国在西元前数百年的商鞅变法时就以法令的形式禁止了封建制度，后虽有反复，但总体上讲，汉朝已经是一个废除封建制度，单一制的中央国家，而西方直到至少数百年后罗马帝国崩溃的时候，才初步建立起已经被中国淘汰了几百年年的“封建社会”。之后中国时常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欧洲也时常受到他们东、北方的蛮族的侵略，总体来说中国发展的更快。要说明这一点只需简单的比较中国宋朝和同时期欧洲诸国的生产水平即可。
　　当时的宋朝显然是人类历史上最为繁华富裕的国家，远甚于今日的美国。当时中国非常富裕，我们无须用枯燥的数字来说明宋朝的国民生产总值或者财政收入是唐朝明朝或者西方某个国家的多少多少倍，我们只需看到当时的中国，已经出现了政府发行的纸币、商业银行，大型矿场，农业税收仅占国库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而且近200万的军队全部是领取高薪的雇佣兵，以至于文艺复兴时代的西方学者认为当时中国一个看守城门的小兵生活条件也要高于欧洲的一个封建君主。更重要的是宋朝“人”的文明达到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巅峰，宋太祖勒石为信，“永不杀士”，真正做到了言论自由。宋朝的科技发展正处于大爆发的前一刻，中国的“四大发明”中的三项实际上成熟于宋朝，《洗冤录》、《太平御览》、《梦溪笔谈》等科技文献都代表了当时世界上遥遥领先的地位，尤其是罗顾的《尔雅翼》实际上已经基本提出了进化论的观点，比达尔文早许多年。我们可以相信由于蒙古入侵带来的浩劫以及后世的一些有意或无意的保存不善，宋朝的大多数科技作品没有保留至今，我们今天能够确认宋朝的科技成就只是很小一部分，而这很小一部分就已经体现出当时高速发展的科技水平。
　　而当时的阿拉伯世界正处于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晚期，虽然由于国内的封建领主割据而不复当年与大唐帝国鏖战怛罗斯的帝国雄风，但由于长期的持续发展，其科学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由于阿拉伯地处大陆中部，与中华、印度、波斯、希腊等当时世界的主要文明都有直接联系，非常便于汲取全人类的文明成果。事实上，西元九世纪，时任哈里发发起了一场浩大的工程，出高价搜集、翻译、注释世界各地的科技文献，西方文明的一些伟大成果，诸如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欧几里德、托勒密、希波克拉底等人的著作在西方中世纪宗教狂热中被摧毁殆尽，幸而得到阿拉伯人的这场保存运动才在文艺复兴时代重见天日，成为人类社会持续前进的重要动力。华夏文明的一些重大成果尤其是现代西方人津津乐道的“四大发明”通过阿拉伯人的传播，成为了西方文明在蒙古时代之后迅速崛起的巨大动力，而被西方人称为“阿拉伯数字”的字符，事实上正是阿拉伯人从印度学到转而传播到欧洲的，这更成为现代数学的细胞，是现代科学最基本组分。阿拉伯人也并非仅仅是文明的传播者，他们在数学、物理、化学上的成就也令现代人敬仰，阿拉伯数学家花剌子密的著作《积分与方程算法》将代数学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我毫不怀疑牛顿先师的伟大成就，但是被基督徒主导话语权的现代人未将花剌子密作为数学的伟大先导而给予举世闻名的崇高地位，我认为是一种极大的不公。阿拉伯人在研究化学等自然科学中，采用客观实验的方法，这是当时一个决定性的改革，这种改革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代。他们当时研制出的各种化学试剂成为后来西方工业化大生产的原料剂。而在文艺方面，阿拉伯帝国的《天方夜谭》、各式各样精美的伊斯兰建筑更是人类艺术殿堂的不朽的瑰宝。毫无疑问，在蒙古入侵之前，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世界为人类文明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极其伟大的贡献。
　　西方文明也有过非常灿烂的历史，古希腊、罗马都在地球人类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笔迹，而由于现代世界是由他们的后代主导话语权，西方文明似乎又显得格外的高雅。暂且抛开带有意识形态的哲学，以现代的欧洲地区为主的西方文明在文学、数学和物理等方面仍然有巨大的成就，但是笔者认为总体而言是逊于华夏文明和阿拉伯世界的，尤其是在蒙古时代的前期遭遇了一场巨大的不幸，那就是中世纪的宗教狂热。由于基督教的一元论独神教义被原教旨主义者发挥到了极致，曾经灿烂的西方文明陷入了漫长的停滞期，被现代人称为“黑暗的中世纪”。在一千多年的中世纪里，整个西方文明创造出的成果相比他们的祖先而言非常惭愧，更不能与更为发达的东方文明相提并论。尽管在此期间他们也创造出少数成果并被现代的西方人极力夸大了影响，这段时期的西方仍然只能以“黑暗”来形容。事实上如前文所说，西方世界不但没有或者很少从外部世界吸收有利的成果，相反对祖上遗留下来的一些文明成果进行了各式各样的毁灭，所幸这些成果中的一些（现已无法考证是大部分还是少部分）被阿拉伯人所保留。使得这些人类文明的成果没有永埋于地。更重要的是，西方人并未体现出主动脱离黑暗的趋势，而是在黑暗中越陷越深，宗教狂热愈演愈烈，事实上如果他们处于一个真正与世隔绝的区域，整个文明走向毁灭是最有可能的一种结局，一如南美大陆上与世隔绝的玛雅文明。
　　（上文我们大致描述了蒙古时代之前世界上主要的几种文明的状态，读者可以在脑海中保留下印象以便于蒙古时代之后的状态进行对比。）
　　毫无疑问，蒙古时代是地球人类历史上一个令人热血沸腾的时代，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强大的武功，至今无人能望其项背。蒙古人是起源于今天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和蒙古共和国境内的一个游牧民族，成吉思汗于西元1206年统一草原诸部，建立起强大的草原帝国。初期的蒙古军队主要优势在于大量的战马，更重要的是蒙古民族就是一个在马背上长大的草原游牧民族，容易做到全民皆兵，几乎所有的成年男子都不需过多的训练就可以武装成优秀的骑兵。而历史也非常眷顾这个民族，当时由于女真族的金国占据现代中国的北方地区，这也是长期以来华夏族的文明中心，女真族对汉人采取了非常残酷的压迫，金国治下的汉人迫切希望能够打击女真族的金国，许多汉人工匠将制造云梯、强弩、火药武器的技术带到了蒙古。使得蒙古兵除了骑马野战之外，又获得了攻城作战的技能。
　　成吉思汗在其晚年灭亡了花剌子模------当时最大的伊斯兰国家，阿拉伯帝国的主要传承者。按照正常的程序，蒙古似乎应该首先攻击更近、更富裕的中国而不是越过沙漠冒很大风险去讨伐阿拉伯帝国。但由于一些偶然因素，花剌子模惹怒了成吉思汗这位旷古绝今的战魔，60余岁高龄的成吉思汗下定决心，用尽自己最后的生命能量，踏平了这个曾经异常高傲的文明国度。或许正是由于这场战争的非常性带来的仇恨，也由于当时蒙古人的凶残，阿拉伯文明遭到灭顶之灾，很显然，伟大的数学家花剌子密的数学成就并没有被蒙古人发扬光大，我们甚至可以想象，他的学生、他的传人又有多少死在了蒙古人的火炮和马刀之下？成吉思汗将花剌子模的国土和人口大致分为两半，一半作为其长子术赤的领地，即后来的钦察汗国，西方人称之为金帐汗国，另一半作为次子察合台的领地，即后来的察合台汗国。这两个汗国在成吉思汗死后几乎完全摧毁了阿拉伯和波斯文明，而另一个成吉思汗的后代“跛子铁木尔”建立了更为强大的铁木尔帝国，完全统治了印度次大陆，此后长达数百年的莫卧儿王朝统治，有效的抑制了曾经光辉灿烂的印度向前发展，一直坐等不列颠人来接管统治权。至今印度只能以英语作为官方语言，印度历史的资料主要借助中国、波斯、阿拉伯和英语的文献来研究。
　　在此，笔者需要向读者说明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西元1259年。当时的状况是女真族的金国、阿拉伯世界、波斯、俄罗斯都已经几乎被蒙古人掌控，而且蒙古人的天性是不会停止的，强大的蒙古帝国还将继续向人类能够前往的地方征服，这是毫无疑问的，蒙古的军队早已不是简单的草原轻骑，优秀的阿拉伯马种、女真族重甲骑兵、汉族的火药武器、阿拉伯的化学武器集粹在一起，使蒙古帝国的武力达到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蒙古帝国刀锋所指之处，阿拉伯、波斯、女真、西夏、伊斯兰、基督，无不望风披靡，这样的战争机器有人能够抵抗吗？有！！！那便是孔孟先师的门生、秦皇汉武的后人，出现了岳飞、文天祥这些不朽英烈的华夏民族。和平年代的中国人显得温而文雅，但是当他们作为文明的传承者面对野蛮的毁灭者，爆发出的是那种发自内心的文明的力量，正是由于这种伟大力量的支撑，征服了几乎全世界，集中力量进攻宋朝的蒙古大军围困襄阳孤城数十年不下，而合州钓鱼城下，更是击毙了蒙哥大汗！
　　严格的说，蒙哥大汗战死绝对是一个偶然事件，因为蒙古军虽然久攻不下，但是一直对钓鱼城采取围攻姿态，断非败仗，野史记载蒙哥大汗为飞石所伤，笔者估计是被城头的炮火无意间击中，但无论如何，蒙哥大汗的死绝对是一个所有人都不曾预想得到的意外，包括他自己。而由于蒙哥大汗死得突然，并未明确的指定接班人，故而他的两个弟弟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开始了一场牵涉整个蒙古帝国的争位大战。这是在成吉思汗之后蒙古帝国的第一次内战，几乎所有的蒙古贵族都以自己的力量参与了这场角逐，最终忽必烈战胜，但是蒙古帝国也由此四分五裂。现代的中国人都认为元朝等于蒙古帝国，其实笔者不以为然，“元朝”是忽必烈大汗为了便于统治汉族而取的一个汉语名字，他应该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而不失全部，也就是忽必烈汗国，其实际地位与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尔汗国四大汗国以及后来的铁木尔帝国相若。
　　事实上，当时的蒙古大军已经逼近正沉醉于宗教审判的西方世界，如果一路开向西欧平原，势必如巨石压卵，轻易摧毁那些石头城堡，灭亡那一个个封建领主的小小国度，将古希腊、古罗马先贤所创造的文明毁于一旦，但是蒙古人在走到他们鼻子底下的时候却突然退兵了。当时封闭落后无信息可通的欧洲人自然并不知道退兵的原因，于是编造出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说是蒙古人走到一望无际的里海边，一个聪明的向导欺骗他们说这就是世界的尽头，于是蒙古人便相信了，便退兵了（为什么西方人会编造出如此传奇的故事？而且他们当****信了几百年？他们是不是很善于编造这种故事相信这种故事并让人也相信这种故事？）。直到以后很久重新整理史料并进行对照的时候才知道其实是因为蒙古大汗意外丧命，全世界的蒙古征服者都急忙赶回草原参与汗位的争夺。说钓鱼城改变了世界格局，拯救了西方世界毫不为过。
　　在钓鱼城之战之后，蒙古帝国四分五裂，对欧洲的进攻基本上停止，使得西方文明得以幸存，而当时阿拉伯文明已经被蒙古人摧毁，而近在咫尺并且与蒙古人有着深仇大恨的汉族宋朝在不久也被蒙古攻破。而且有一点不同的是，中亚地区的阿拉伯、波斯等民族虽然遭到蒙古人的摧残，但是总算是较早的归顺蒙古，而汉族却表现出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玉碎姿态，在崖山海战之后，汉族的宋朝正式灭亡，不但汉族的皇帝没有投降，而且他还带领整个统治集团共十余万人跳海自尽，竟无一人投降无比强大的蒙古帝国！或许这更激怒了蒙古征服者，或许是这更让他们认识到这个民族的坚贞刚烈，元朝（忽必烈汗国）对这个民族进行了最大的压迫，对这个民族的人民和传统文化进行了最严重的摧毁，经过蒙古时代之后，华夏文明受摧残程度最大，如果说西方文明被一耳光打响，阿拉伯文明被打成重度伤残，则华夏文明是被打得魂飞魄散。
　　经过蒙古时代之后，居于世界一隅、长期封闭不知外界为何物的西方文明终于惊醒，终于走上了文艺复兴的道路。宗教裁判所被推翻，人人开始都向往真正的文明。蒙古人打痛了他们，却没有打伤他们，还为他们带来了此前人类文明经过几千年发展的几乎全部成果，既有中国的四大发明，也有阿拉伯、波斯、印度的成果，甚至还有一些被他们自己摧残殆尽，却在阿拉伯世界得以保存的古西方文明。事实上，正是借助这些外来的文明成果，西方基督教世界才产生了跨越式发展，在一千多年中世纪的摧残之后，直接开向工业时代。如果说西方走向工业化大生产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的话，那么我且不拿中国的唐朝宋朝来比较，即便是清朝的经济生产力也要比当时的西方发达，为什么都没有走向工业化呢？无论拿出什么理由来论证中国为什么没有工业化，都说明这个“必然”不是那么可靠的“必然”。总之西方主要是靠跨越式发展的科技才走向工业化的。不仅仅是自然科学的跨越发展，在社会组织、人文科学方面，西方也如饥似渴的学习传说中的东方圣地，也就是已经被蒙古彻底毁灭掉的宋朝。我们可以看到，宋朝王安石的政府采购、产业调整、利率调节、货币流通控制等宏观经济调控手段至今是西方人宏观经济的主要手段，宋朝的纸币、银行以及各种社会救济事业无不被西方学习并发扬光大，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现代西方的社会模式正是仿造宋朝而打造的，一如我国的社会主义是仿造苏联模式打造的一般，而且西方对宋朝模式的改造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改造程度似乎还不如我国几十年对苏联模式的改造程度。现代的西方人总说是基督教的人人平等观奠定了现代的平等观，那试问在基督教创立一千多年的历史中，欧洲不但没有走向人人平等，反而是封建关系步步加强，教会势力泯灭人性的时代，只是在蒙古人为他们带来一个和谐安宁的宋朝传说之后才真正走向了人人平等的社会关系，这又作何解释？现代西方人说民主选举制根源于古罗马、古希腊的议会制，难道恺撒大帝是民主选举出来的么？怎么我觉得现代西方的选举制更像是蒙古人的斡难河大会制度呢？
　　当然，现代的西方人扮演的是世界启蒙者的角色，是不愿意承认有色人种曾经是他们的启蒙老师，他们从宋朝学来的重要制度、思想和科学都都竭力淡化了，有多少人知道西方三大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其实是一个“全盘宋化”主义者？而现代的中国人也非常配合的将宋朝描述为一个孱弱、黑暗，极度不堪的耻辱时代，自然鲜有人会将他往伟大的方面作想。而曾经改变了世界发展格局的钓鱼城，其知名度又能与“资产阶级革命”相提并论否？即便是今天的四川人，只恐也少有几人能听得钓鱼城的名号，知道曾经在这里发生过多么重大的历史事件。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是依据一个必然的线索，不会因为蒙哥大汗被流弹击中这种偶然事件而产生根本性变革，但是英雄人物却能加速和延缓历史的进程。很显然，蒙哥大汗的这次意外阵亡，并未使人类历史发生根本性改变，历史仍然在继续前进，只不过，领跑者的旗帜已经被蒙古人从汉人手中夺过，交给了西方人。
　　
　　结论：蒙古时代之前，华夏文明最发达，而且正在加速前进，伊斯兰其次，基督教世界最落后，而且面临崩溃的边缘。蒙古人的崛起让世界格局完全重新洗牌，洗牌过后的格局发生了转折性的逆转，华夏文明被完全摧毁，伊斯兰文明受到重大挫折，西方文明受到的打击非常合适，既打醒了西方人又没有伤筋动骨，趁机崛起，西方基督教世界在当时所奠定的优势地位保持至今。所以蒙古崛起是地球人类历史发展至今影响力最大的转折性事件。

luo

医生打破潜规则抵制红包 自揭看病贵****[转帖]

　　
　　
他们所针对的，与其说是红包、回扣，毋宁说是让医院、医生难以独善其身的牟利体制
　　记者高艳平 | 上海报道

　　在医疗行业内部，有这样一些“背叛者”—— 原上海某地段医院理疗科医生陈晓兰，湖南娄底市中心医院的胡卫民，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张曙，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医院外科医生肖启伟，等等。他们抵制红包、反对大处方、抵制回扣、举报假冒伪劣医疗器械，向公众揭开了看病贵的惊人****。

　　这几个似乎背弃了整个群体利益和“潜规则共识”的“另类医生”，他们所针对的，与其说是红包、回扣，毋宁说是让医院、医生难以独善其身的牟利体制。

　　当医生牢牢依附于医院，就像被捆上了战车，很难挣脱“潜规则”；而在这种依附关系松动之前，即便这些“背叛者”以极端的姿态挣脱了“潜规则”，依然难以顺心如意。

　　这似乎已经不仅仅是个道德问题。

　　继续做着举报前的调查

　　陈晓兰坚持不让记者去她家采访。而且也不喜欢拍照。

　　“家里乱七八糟的，水斗也坏了，淋浴器也坏了。整个人很憔悴，太狼狈了。比离婚那会儿还狼狈。让大家看了，想举报的人都不敢跟上来了。”

　　这个普普通通的上海中年女人，坚持12年举报违规医疗器械、假药、黑心医院，曾经被评为2007年度“感动中国”人物，入选“影响中国医疗改革人物”。

　　4月20日，面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她平静地述说着自己的故事，一派上海邻家妈妈的温和。

　　不希望媒体把她描述得很寒酸，陈晓兰听取女儿的建议，特意戴上了一枚金戒指，那是前些年女儿送给她的生日礼物。

　　1997年，在上海市虹口区广中路地段医院理疗科工作的医师陈晓兰，开始举报假冒伪劣产品——光量子氧透射液体治疗仪和配套的石英玻璃输液器。至今，被她揭露的各种医疗器械达20多种，其中9种假劣医疗器械被查处。2007年，她举报黑心医院上海协和医院，最终该医院被查封。

　　陈晓兰说，自己1998年被虹口区广中路地段医院开除，三年后，在市相关领导的安排下，到新单位工作，2002年因为举报，院方按照工人编制迫使50岁的她提前退休。

　　2009年，陈晓兰已经56岁了，到了正式退休的年龄，却至今没有领到退休金，也没有四金。可她还在继续做着举报前的调查。

　　最便宜的偏偏是最稀缺的资源

　　湖南娄底市中心医院的胡卫民似乎比陈晓兰幸运一点，至少他仍然可以当医生。

　　2005年，胡卫民向媒体痛批娄底中心医院院长杨志毅公开推行开单提成、乱收费、虚高药价等腐败行为。

　　胡卫民坚拒红包，不开提成药，不安于为医院创收，却下社区服务，搞疾病防治科普宣传，对所接诊的病人建立健康档案和随诊档案，进行大型数据库健康管理和网站管理。

　　他说，由于受到了院长的打击报复，最终导致妻离子散。

　　因为孩子，以及舍不开自己积累多年的患者健康档案，胡卫民先后两次辞职，最终未成。(见本刊2008年第36期报道)。

　　2008年12月12日，打击胡卫民的院长杨志毅最终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2008年卫生部聘我为健康中国2020战略规划专家组人员，参与国家层面的卫生中长期规划的部分研讨工作。”胡卫民对本刊说。

　　本刊记者采访他的时候，正值周末，他的日程仍然排得满满的：周六上午坐诊，下午参加娄底市政协会议，周日上门到两个病人家中，进行高血压治疗。

　　不过，这位摩托车医生在周六回家的路上，出了车祸，一只脚被压伤。

　　“明天去看病人的安排看来要取消了。”躺在病床上的胡卫民说。

　　目前，胡卫民担任湖南娄底市中心医院高血压防治中心主任，一直践行着他的诺言，推行低廉有效的防治方法。

　　娄底文化局的一位心血管病患者，过去看病、住院花费很多，有一年甚至花了5万多元，这几年经胡卫民指导，在治疗上只选对的不选贵的，配合调整心态，调节饮食，适量运动，身体状况明显好转，医疗费用逐年下降，已连续四年没有住院治疗。

　　胡卫民的社区预防科普工作越努力，成绩越明显，患者的健康状况就越好，老百姓当然很欢迎，但离医院“创效益”的要求却有点远。

　　“医院对医生也是要看业绩的，这个业绩通俗点讲就是钱。比如一年的营业额到多少，一个科室可以创收多少。”胡卫民说，“原来的院长说我的工作只有社会效益，没有经济效益，曾要调我去工会工作，等于要我下岗。”

　　时至今日，“原来的助手被调走，高血压防治中心就我一人，数台医疗设备一直闲置着，办公室的牌子先后16次被砸掉。”说起这一切，胡卫民显得很平静。

　　而让他伤心的是，娄底市中心医院，每年200多人的“优秀员工”称号，5年来，他一次都没有评上。

　　这家医院有一套自己的评价体系，标准包括，政治表现、业务能力、医德、有无医疗差错责任事故等指标，“唯一缺的就是公众和患者的评价。”胡卫民说。

　　2008年8月，胡卫民第二次正式提出辞职时，一位院领导曾对他说：“全国哪个医院没有开单提成、医疗回扣？一个人的力量和全国医院作对，你不觉得自己的力量太渺小了？你改变不了！”

　　我们没有做无用功

　　张曙一直很纳闷，为什么他在2006年的举报，至今毫无结果。

　　他在举报信中说，他所在的医院——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医生收受回扣，并且在基建及物资采购上存在腐败。

　　他的信被有关部门批转到省里，调查之后，不了了之。

　　不仅如此，2008年，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还被评为“医德医风示范单位”。

　　很多医生认为，在医生和药商扯不清关系、开大处方以增加收入的潜规则盛行之下，吃医药回扣见怪不怪。一位老教授，为救治病人累倒在地，而背后，回扣也照拿不误。

　　2006年，张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感慨：“医院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回扣网络，药品回扣已经让医生无处藏身。”

　　2005年下半年，由四川原开江县医院外科医生肖启伟的举报掀起的医药反腐风暴，致使128人被查办，涉案金额近千万元，其中36名医院院长、副院长和一批设备处处长、设备科科长落马。

　　事发之后，肖启伟却被迫远走他乡，到山东一家民营医院担任医务总监、医科器械采购委员会主任等职。不过，不到5个月，肖启伟就匆匆结束了山东之旅，转战重庆万县。在向媒体陈述离开的原因时，肖启伟曾经透露，加盟山东民营医院，是因为这家医院没有医药回扣现象，他谋划在医院建药品超市，根治药价贵，但最终失败。肖启伟从中看到的，是药品流通领域同样惊人的潜规则。

　　但随后，他又看到了比药品回扣更严重的医疗器械回扣，不得不再一次离开。至今，他已淡出人们的视野。

　　胡卫民对《瞭望东方周刊》说，现在医药行业有“三高三低”。“三高”即药费高、手术耗材费高、检验费高；“三低”即医生工资低、护士工资低、手术费低。最便宜的偏偏就是最值钱、最稀缺的资源，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解放医生。

　　正是由于医生的工资低，在很多人看来，拿红包理直气壮。即便是揭露医药回扣腐败风气的张曙，在刚开始拿回扣的时候，也“觉得医生很辛苦，工资又不高，风险大，合理用药拿一点回扣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了拿回扣开药方就有点过分了”。

　　1999年底，医院派张曙去北京学习，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生交流后他发现，回扣随处可见，一些地方的回扣风更厉害，品种更多，数额更大。

　　而且，他发现大多数医生都认可回扣的合理性，大家都认为他的举报行为是错误的。

　　“一条鱼死了可能是鱼的问题，一塘鱼都死了恐怕是塘有问题。”

　　2009年新医改方案公布，强调了医疗机构的公益性。

　　“新医改的方向，跟我们的主张大方向是吻合，至少可以说，我们没有做无用功。”张曙说。

　　胡卫民从新医改中看到了希望，“不但突出了公益性，还提出了预防为主的方针，这与我多年坚持的从医理念是一致的。”而多点执业则意味着，今后医生可以靠专业技能和医德获得收入，而不是靠红包、药费和潜规则。

　　“允许医生多点执业不仅将医生推向了市场，也将医生的道德口碑、技术口碑推向了市场。医生的道德水平、技术水平如何，不是医院说了算，而是市场说了算，市场成了医德医风考核的考官。”胡卫民说，他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新医改后第一批去社区和基层医院多点执业的合法医生。

luo

也说吴晗为什么没有写文章批判胡适 [转帖]

　　■散木

　　近阅今年第一期《历史学家茶座》，有一《萧条异代不同时——读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文章认为罗先生这两部合为一册的书（先后著于1944、1993年），“从两者的同异之间，可以看出五十年的人世沧桑。”信然。忽又想到：罗尔纲、吴晗两位，均是当年胡适最为得意的弟子，又是后来与其师横隔了大海，与之决绝，不

　　再有师门之雅的学者，所谓“萧条异代”，此之谓也。

　　又忆及《读书》去年曾刊有黄裳先生的一篇《忆吴晗》，内称：吴晗“是胡适的学生，并曾得到胡的赏识和帮助，也曾有过团结、争取胡适的愿望”，但终于不能不与之决裂，然而“后来国内大举对胡适批判，广大知识界几乎全体上阵，成书五册之多，吴晗却未加入此一大合唱。说他是念旧情殷可，说他未能划清界限也未尝不可。”其实，这“两说”还可以展开来议论，再如去年《博览群书》曾刊登有段炼先生写的《事关吴晗》一文，文章从钱锺书、何兆武等一些老一辈的知识分子对“反右”以后的吴晗的看法，说明他们对吴晗是有“某种‘后见之明’”，换言之，套用一本《吴晗传》里的标题，是所谓“真诚的人犯了真诚的错误”。文章又说：“但也就是这样一个‘丧失了独立性’的‘左’的吴晗，在1950年代批判胡适思想的时候，却又展现出了人性的另一面。”理由是作者从当年三联书店出版的洋洋六大卷本《胡适思想批判》的目录中没有发现吴晗写的文章，进而作者以为：“按照经历、性格与当时的位置，吴晗似乎是最有‘资格’写批判文章的。然而，他没有这样做。毫无疑问，一言未发的吴晗当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这也是黄裳先生“两说”的来由之处，当然，这也是两位作者对吴晗持温情的同情和理解之处了。

　　当年皇皇几大册的《胡适思想批判》，如今时常可以从冷摊上看到，见状不禁思之：现在很多人似乎喜欢从这几本书中查看哪些人写过文章、以及忖度又有哪些人没有这个“记录”，以此来作为评骘和风议人物的标准。那么，这可靠么？记得先父曾对吴晗有过一个回忆：在北平解放前夕，先父作为《文汇报》的特派记者（彼时与黄裳先生是同事），曾在北平学界有过一个广泛的联系，彼时的吴晗是学人中的左派领袖，接受采访以及书写联语等，都是异常热情的。此后，“换了人间”，吴晗荣为首都北京的副市长，此一时也，却是难得一见，或者见也不同矣。这段情景，笔者在《灯火阑珊处——时代夹缝中的学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一书中的《解放前北平的一个刊物和北平的一群学人》略有所述，此处不赘。

　　至于当年在批判胡适的风潮中，何以吴晗没有写文章批判之？大概黄裳先生和段炼先生没有读到过罗尔纲先生《怀吴晗》一文。曾是胡适留在内地的最亲近的三位弟子（吴晗、罗尔纲、顾颉刚。罗、顾后来都有文章批判胡适，那时胡适以为他们已经“没有不说话的自由”，并不为怪）之一的罗尔纲曾回忆说：“1952年，我在南京参加思想改造运动后，来北京学习，到了吴晗家，谈起思想改造的事。袁震（吴晗夫人。笔者注）对我说：‘你和吴晗都是给胡适思想影响很深的，必须好好改造。’我说：‘我一定奋力改造，把思想中的毒连根挖掉。’吴晗说：‘联大从昆明搬回北京后，我做胡适工作，可是他顽固不化，我的脚就不再踏上他的客厅了。’吴晗就是在这时候跟胡适划清界限的。在封建道德里，是把天、地、君、亲、师并列的。吴晗并不讳言胡适是他的恩师，但是，到了认为胡适无可挽救的时候，就站在人民的立场，跟他断绝关系，划清界限。可知他断不是封建道德的拥护者。在封建道德上，他对母亲和老师尚且如此，其他可知。有人举出1954年胡适思想批判时，吴晗没有写批判胡适的文章，是他没有跟胡适划清界限的证据。其实吴晗在全国解放前三年已经跟胡适划清界限了。他这个民主战士，忠于党，忠于人民，又努力改造思想，虽在家庭燕居之间，也不忘改造。他的为人，已见于行事，为众所共知，又何必再用文字作自我表白哩。我认为这也正是吴晗为人忠厚诚笃的一种表现。”

　　罗尔纲先生认为吴晗没有写文章批判胡适是“为人忠厚诚笃的一种表现”，与黄裳先生所说的“念旧情殷”，以及段炼先生文章的结论，似乎有所不同，抑或这是评价标准的不同吧，前者，大概可以称之是一种“政治道德”，后者，则是传统文人意义上的“伦理道德”了，这两者，有其不同，亦有相互可以覆盖的地方，不过，其间那可以窥出的微妙又紧张的张力，却是耐人寻味的了。

　　又有论者以为：当年吴晗之所以没有写文章批判胡适，“是因为当时以他的政治地位，如不是特殊情况，没有人再去运动他来表态。要是他还在大学教书，恐怕也不会不写”（此外，可能还要考虑到上层对胡适还有争取的打算和意图，而吴晗是有条件获悉这些信息的）。总之，因为那是天地为之变色的颠覆和解构传统道德的年代，全体知识分子都经历了一个小说家王蒙所说的“失态的季节”，而“当时对胡适的批判，更多地映现了一个时代铺天盖地的政治狂澜，这狂澜中什么人情、礼法、师友、前辈统统化为乌有，剩下的只是惟一的政治标准”了，因此，也不可能单单让一个吴晗去例外。正如此后1962年吴晗在接受《北京日报》记者采访时所说的：当年的恩师胡适和蒋廷黻，“胡适是我的老师不假，但是，他从来没有给过我什么，我是基本自学成才的”，而曾经滋养过自己的清华大学，则“是一所买办学校气息很浓烈的地方，史学系主任蒋廷黻是一个十足的洋奴”了。

　　吴晗为什么没有写文章批判胡适？以及近来人们热议的“聂绀弩档案”等等，实在是可以联系起来看视之的，而阅人之难，亦有如此乎！

luo

15岁女烈士：刘胡兰死后曾经冥婚 [转帖]

　　

　　刘胡兰牺牲后，由大伯刘广谦操持，曾按当地习俗和一起牺牲的石六儿阴配。

　　1947年2月，山西《晋绥日报》连续两天刊登的消息，使一个女****员的名字在华北大地不胫而走。随后，毛泽东又为她亲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个光辉的名字，就是刘胡兰。

　　刘胡兰，原名刘富兰，1932年10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一个中农家庭。母亲早亡，父亲刘景谦续娶胡文秀为妻。胡文秀将刘富兰名中的“富”字改为自己的姓氏“胡”，从此更名刘胡兰。继母积极投身于妇救会工作，并非常支持刘胡兰参加革命。
　　

　　刘胡兰8岁上村小学，10岁起参加儿童团。1945年10月，刘胡兰参加了中共文水县委举办的“妇女干部训练班”，学习了一个多月，回村后担任了村妇女救国会秘书。1946年5月，刘胡兰调任第五区“抗联”妇女干事；6月，刘胡兰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并被调回云周西村领导当地的土改运动。

　　1946年秋，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文水县委决定留少数武工队坚持斗争，大批干部转移上山。刘胡兰也接到转移通知，但她主动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这位年仅14岁的女****员，在已成为敌区的家乡往来奔走，秘密发动群众，配合武工队打击敌人。

　　云周西村的反动村长石佩怀，为阎锡山军派粮派款、递送情报，成为当地一害。1946年12月的一天，刘胡兰配合武工队员将其处死。阎锡山匪军恼羞成怒，决定实施报复行动。1947年1月12日，阎军突然袭击云周西村，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她镇静地把奶奶给的银戒指、八路军连长送的手绢和作为入党信物的万金油盒——三件宝贵的纪念品交给继母后，被气势汹汹的敌人带走。刘胡兰在威逼利诱面前不为所动，被带到铡刀前眼见匪军连铡了几个人，怒问一声：“我咋个死法？”匪军喝叫“一个样”后，她自己坦然躺在刀座上。刘胡兰牺牲时，尚未满15周岁，是已知的中国****女烈士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全国解放后，刘胡兰的事迹被写成书，改编成戏剧、电影、电视剧，生前所在村曾被改为“刘胡兰村”。

　　1957年刘胡兰烈士牺牲10周年之际，当地兴建了刘胡兰烈士陵园。在烈士墓前，有一尊汉白玉雕成的刘胡兰全身雕像。刘胡兰从没拍过照片，塑造这个形象，是靠继母胡文秀口述介绍刘胡兰的外形特征，由著名雕塑家王朝闻创作出的原件放大、加工而来。

　　刘胡兰展示在外面的多是凛然无畏、至刚至强的艺术形象，实际在烈士的花季青春中也曾有过丰富的情感生活。

　　刘胡兰生前两次订婚，一次恋爱，牺牲后又经历过一场冥婚。1946年初，家长按照当地风俗，将刘胡兰与邻村男青年陈德邻订亲。不过因两个当事人都主张自由恋爱，于是友好商定各自回家劝说父母解除婚约。

　　同年6月，刘胡兰被破格吸收入党，不久又有人上门提亲。因男方当时在太谷县当学徒不常回家，刘胡兰以不了解男方真实情况而拒绝。

　　同年秋，解放军某团连长王本固作战负伤被送到云周西村休养，刘胡兰因常去为王本固做饭、敷药，接触多了，两人产生了爱情。由于战争环境险恶，加之刘胡兰年纪尚小，她与王本固尚未论及婚嫁。当时王连长只把一条毛毯、一支钢笔和一副眼镜送给刘胡兰家，算是订亲的信物。伤好归队时，他又送给刘胡兰一块小手帕留作纪念。刘胡兰临刑前把这块手帕当成最珍贵的物件交给继母。

　　刘胡兰牺牲后，由大伯刘广谦操持，曾按当地习俗和一起牺牲的石六儿阴配。1957年，刘胡兰烈士陵园建成，刘胡兰遗骨单独迁进陵园，冥婚至此结束。

　　刘胡兰牺牲半年后，1947年8月1日中共晋绥分局决定破格(通常年满18岁方可转正)追认刘胡兰为中国****正式党员。不久，解放军攻克文水县城，杀害烈士的阎军连长许得胜、大胡子张全宝等先后被公审处决。

　　刘胡兰兄妹5人，其中有3人是继母所生。她牺牲时，二妹刘爱兰在场亲眼目睹，1948年底，刘爱兰参军被分配到了战斗剧社，在剧目《刘胡兰》的演出中扮演姐姐。她的两个弟弟后来参军，分别被当地领导改名为“继英”、“继烈”。由于刘父不擅言词，外出做烈士事迹报告，一般由继母胡文秀担任。

　　不过，有一段时间，刘胡兰的继母遇到严重的政治麻烦。究竟是谁出卖了刘胡兰，长期未能查清，胡文秀曾一度受到怀疑，为此还遭到过批斗。刘景谦和女儿刘芳兰一同赶到北京，找党和国家领导人明断是非。问题最后反映到了周恩来总理那里，周总理亲自过问，才使胡文秀解了不白之冤。

　　事实****直到1963年才查清：叛徒是云周西村农会秘书石五则，他曾因包庇地主段二寡妇受到过刘胡兰的批评，后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故怀恨在心。一俟阎军到来，便将刘胡兰等7人全部出卖。石五则于1963年2月14日被政府枪决，受到应有的惩罚。

luo

青龙偃月刀 [转帖]

　　

　　何爹剃头几十年，是个远近有名的剃匠师傅。无奈村里的脑袋越来越少，包括好多脑袋打工去了，好多脑袋移居山外了，好多脑袋入土了，算一下，生计越来越难以维持——他说起码要九百个脑袋，才够保证他基本的收入。

　　这还没有算那些一头红发或一头绿发的脑袋。何爹不愿趋时，说年青人要染头发，五颜六色地染下来，狗不像狗，猫不像猫，还算是个人？他不是不会染，是不愿意染。师傅没教给他的，他绝对不做。结果，好些年青人来店里看一眼，发现这里不能焗油和染发，更不能做负离子和爆炸式，就打道去了镇上。

　　何爹的生意一天天更见冷清。我去找他剪头的时候，在几间房里寻了个遍，才发现他在竹床上睡觉。

　　“今天是初八，估算着你是该来了。”他高兴地打开炉门，乐滋滋地倒一盆热水，大张旗鼓进入第一道程序：洗脸清头。

　　“我这个头是要带到国外去的，你留心一点剃。”我提醒他。

　　“放心，放心！建伢子要到阿联酋去煮饭，不也是要出国？他也是我剃的。”

　　洗完脸，发现停了电。不过不要紧，他的老式推剪和剃刀都不用电——这又勾起了他对新式美发的不满和不屑：你说，他们到底是人剃头呢，还是电剃头呢？只晓得操一把电剪，一个吹筒，两个月就出了师，就开得店，那也算剃头？更好笑的是，眼下婆娘们也当剃匠，把男人的脑壳盘来拨去，耍球不是耍球，和面不是和面，成何体统？男人的头，女子的腰，只能看，不能挠。这句老话都不记得了么？

　　我笑他太老腔老板，劝他不必过于固守男女之防。

　　好吧好吧，就算男人的脑壳不金贵了，可以由婆娘们随便来挠，但理发不用剃刀，像什么话呢？他振振有词地说，剃匠剃匠，关键是剃，是一把刀。剃匠们以前为什么都敬奉关帝爷？就因为关大将军的工夫也是在一把刀上，过五关，斩六将，杀颜良，诛文丑，于万军之阵取上将军头颅如探囊取物。要是剃匠手里没有这把刀，起码一条，光头就是刨不出来的，三十六种刀法也派不上用场。

　　我领教过他的微型青龙偃月。其一是“关公拖刀”：刀背在顾客后颈处长长地一刮，刮出顾客麻稣稣的一阵惊悚，让人十分享受。其二是“张飞打鼓”：刀口在顾客后颈上弹出一串花，同样让顾客特别舒服。“双龙出水”也是刀法之一，意味着刀片在顾客鼻梁两边轻捷地铲削。“月中偷桃”当然是另一刀法，意味着刀片在顾客眼皮上轻巧地刨刮。至于“哪叱探海”更是不可错过的一绝：刀尖在顾客耳朵窝子里细剔，似有似无，若即若离，不仅净毛除垢，而且让人痒中透爽，整个耳朵顿时清新和开阔，整个面部和身体为之牵动，招来嗖嗖嗖八面来风。气脉贯通和精血涌跃之际，待剃匠从容收刀，受用者一个喷嚏天昏地暗，尽吐五腑六脏之浊气。

　　何师傅操一杆青龙偃月，阅人间头颅无数，开刀，合刀，清刀，弹刀，均由手腕与两三指头相配合，玩出了一朵令人眼花缭乱的花。一把刀可以旋出任何一个角度，可以对付任何复杂的部位，上下左右无敌不克，横竖内外无坚不摧，有时甚至可以闭着眼睛上阵，无需眼角余光的照看。

　　一套古典绝活玩下来，他只收三块钱。

　　尽管廉价，尽管古典，他的顾客还是越来越少。有时候，他成天只能睡觉，一天下来也等不到一个脑袋，只好招手把笑花子那流浪崽叫进门，同他说说话，或者在他头上活活手，提供免费服务。但他还是决不焗油和染发，宁可败走麦城也决不背汉降魏。

　　大概是白天睡多了，他晚上反而睡不着，常常带着笑花子去邻居家看看电视，或者去老朋友那里串门坐人家。从李白的“床前明月光”，到白居易的“此恨绵绵无绝期”，他诗兴大发时，能背出很多古人诗作。

　　三明爹一辈子只有一个发型，就是刨光头，每次都被何师傅刨得灰里透白，白里透青，滑溜溜地毫光四射，因此多年来是何爹刀下最熟悉、最亲切、最忠实的脑袋。虽然不识几个字，三明爹也是他背诗的最好听众。有一段，三明爹好久没送脑袋来了，让何爹算着算着日子，不免起了了疑心。他翻过两个岭去看望老朋友，发现对方久病在床，已经脱了形，奄奄一息。

　　他含着泪回家，取来了行头，再给对方的脑袋上刨一次，包括使完了他全部的绝活。三明爹半躺着，舒服得长长吁出一口气：“贼娘养的好过呀。兄弟，我这一辈子抓泥捧土，脚吃了亏，手吃了亏，肚子也吃了亏呵。搭伴你，就是脑壳没有吃亏。我这个脑壳，来世……还是你的。”

　　何爹含着泪说：“你放心，放心。”

　　光头脸上带着笑，慢慢合上了眼皮，像睡过去了。

　　何爹再一次张飞打鼓：刀口在光亮亮的头皮上一弹，弹出了一串花，由强渐弱，余音袅袅，算是最后一道工序完成。他看见三明爹眼皮轻轻跳了一下。

　　那一定是人生最后的极乐。
　　

luo

朱元璋被逼造反[转帖]

　　

　　作者：当年明月 分类：历史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元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到来了，这一年刚开始，元帝国的头头脑脑们就收到了两个消息，首先是黄河泛滥了，沿岸山东河南几十万人沦为难民。即使不把老百姓当人，但还要防着他们造反，所以修黄河河堤就成为了必须要做的事情。

　　可是令人意外的是，在元的政府中，竟然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一定要修，另一种认为不能修。在现在看来，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黄河泛滥居然不去修，难道要任黄河改道淹死那么多人？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太多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个也不例外。

　　客观的讲，在这样一件事上，就维护元朝的统治而言，主要修的不一定是忠臣，反对修的也未必就是奸臣，其中奥妙何处？要到七年后才会见分晓。

　　极力主张修的是元朝的著名宰相脱脱，他可以说是元朝的最后一个名臣，实行了很多的改革政策，为政清廉，而且十分能干（宋史就是他主持修的），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极力主张，已经给元朝埋下了一个大大的炸药包，拉好了引线，只等着那微弱的火光。

　　另一个是淮河沿岸遭遇严重瘟疫和旱灾，对于元政府来说，这个比较简单一点，反正饿死病死了就没麻烦了，当然表面功夫还是要做的，皇帝（元顺帝）要下诏赈灾，中书省的高级官员们要联系粮食和银两，当然了自己趁机拿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赈灾物品拨到各路（元代地方行政单位），地方长官们再留下点，之后是州、县。一层一层下来，到老百姓手中就剩谷壳了。然后地方上的各级官员们上书向皇帝表示感谢，照例也要说些感谢天恩的话，并把历史上的尧舜禹汤与皇上比较一下，皇帝看到了报告，深感自己做了大好事，于是就在自己的心中给自己记上一笔。

　　皆大欢喜，皆大欢喜，大家都很满意

　　但老百姓是不满意的，很多人都不满意。

　　朱重八肯定是那些极其不满意的人中的一个。

　　灾难到来后，四月初六朱重八的父亲饿死，初九大哥饿死，十二日，大哥长子饿死、二十二日，母亲饿死。

　　如果说这是日记的话，那应该是世界上最悲惨的日记之一。

　　朱重八的愿望并不过分，他只是想要一个家，想要自己的子女，想要给辛劳一生，从没欺负过别人，老实巴交的父母一个安详的晚年，起码有口饭吃。

　　他的家虽然不大，但家庭成员关系和睦，相互依靠，父母虽然贫穷，但每天下地干活回来仍然会带给重八惊喜，有时是一个小巧的竹蜻蜓，有时是地主家不吃的猪头肉，这就是朱重八的家，然而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朱重八的姐姐已经出嫁，三哥去了倒插门。除了朱重八的二哥，这个家庭已经没有了其他成员。

　　十七岁的朱重八，眼睁睁的看着他的亲人一个一个死去，而他却无能为力。人世间最大的痛哭莫过于此！

　　他唯一的宣泄方式是痛哭，可是哭完了，他还要面对一个重要的问题，要埋葬他的父母，可是没有棺材、没有寿衣、没有坟地，他只能去找地主刘德，求刘德看在父亲给他当了一辈子佃户的分上，找个地方埋了他爹。

　　刘德干净利落的拒绝了他，原因简单，你父母死了，关我何事，给我干活，我也给过他饭吃。

　　朱重八没有办法，只能和他的二哥用草席盖着亲人的尸体，然后拿门板抬着到处走，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地方埋葬父母。可是天下虽大，到处都是土地，却没有一块是属于他们的。

　　幸好有好心人看到他们确实可怜，终于给了他们一块地方埋葬父母。“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泱佯”这是后来能吃饱饭的朱元璋的情感回忆。

　　朱重八不明白，自己的父母在土地上耕作了一辈子，却在死后连入土为安都做不到。地主从来不种地，却衣食无忧。为什么？可他此时也无法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他也要吃饭，他要活下去。

　　在绝望的时候，朱重八不止一次的祈求上天，从道教的太上老君到佛教的如来佛祖，只要他能知道名字的，祈祷的唯一内容只是希望与父母在一起生活下去，有口饭吃。

　　但结果让他很失望，于是他那幼小的心灵开始变得冰冷，他知道没有人能救他，除了他自己。

　　复仇的火焰开始在他心底燃烧。

　　如此的痛苦，使他从脆弱到坚强。

　　为了有饭吃，他决定去当和尚。

　　和尚的生涯

　　朱重八选择的地方是附近的皇觉寺，在寺里，他从事着类似长工的工作，他突然发现那些和尚除了没有头发，对待他的态度比刘德好不了多少，这些和尚自己有田地，还能结婚（元代），如果钱多还可以去开当铺。

　　但他们也需要人给他们打杂，在那里的和尚不念经，不拜佛，甚至连佛祖金身也不擦，这些活自然而然的由刚进庙的新人朱重八来完成。

　　朱重八一直忍耐着，然而除了要做这些粗活外，他还要兼任清洁工，仓库保管员，添油工（长明灯）。即使这样，他还是经常挨骂，在那些和尚喝酒吃肉的时候，他还要擦洗香客踩踏的地板，每一个孤独的夜晚，他只能独坐在柴房中，看着窗外的天空，思念着只与自己相处了十余年的父母。

　　他已经很知足了，他能吃饱饭，这就够了，不是吗？

　　然而命运似乎要锻炼他的意志，他入寺仅五十余天后，由于饥荒过于严重，所有的和尚都要出去化缘，所谓化缘就是讨饭，我们熟悉的唐僧同志每次的口头禅就是：悟空，你去化些斋来。用俗话来说就是，悟空，你去讨点饭来。我曾经考察过化缘这个问题，发现朱重八同志连化缘也被人欺负。由于和尚多，往往对化缘地有界定，哪些地方富点，就指派领导的亲戚去，那些地方穷，就安排朱重八同志去。

　　反正饿死也该，谁让你是朱重八。

　　朱重八被指派的地点是在淮西和河南。这里也是饥荒的主要地带，谁能化给他呢？

　　然而，就从这里开始，命运之神向他微笑

　　在游方的生活中，朱重八只能走路，没有顺风车可搭，是名副其实的驴行。他一边走，一边讨饭，穿城越村，挨家挨户，山栖露宿，每敲开一扇门，对他都是一种考验，因为面对他的往往只是白眼、冷嘲热讽，对朱重八来说，敲开那扇门可能意味着侮辱，但不敲那扇门就会饿死。

　　朱重八已经没有了父母，没有了家，他所有的只是那么一点可怜的自尊，然而讨饭的生活使他失去了最后的保护。要讨饭就不能有尊严。

　　生命的尊严和生存的压力，哪个更重要？

　　是的，朱重八，只有失去一切，你才能明白自己的力量和伟大。

　　朱重八和别的乞丐不同，也正是因为不同，他才没有一直当乞丐（请注意这句话）。

　　在讨饭的时候，他仔细研究了淮西的地理、 山脉、 风土人情，他开阔了视野，丰富了见识，认识了很多豪杰（实际上也是讨饭者）。此时，他还有了自己的宗教信仰——明教，他相信当黑暗笼罩大地的时候，伟大的弥勒佛一定会降世的。其实就他的身世遭遇来说，他是不是真的相信弥勒倒是很难说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心中真正的弥勒是他自己。

　　但朱重八最重要的收获是：他已经从一个只能无助的看着父母死去的孩童，一个被人欺负后只能躲在柴堆里小声哭的杂役，变成了能坚强面对一切困难的战士。一个武装到心灵的战士。

　　长期的困难生活，最能磨练一个人的意志，有很多人在遇到困难后，只能怨天尤人，得过且过，而另外一些人虽然也不得不在困难面前低头，但他们的心从未屈服，他们不断的努力，相信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朱重八毫无疑问是后一种。

　　如果说，在出来讨饭前，他还是一个不知所措的少年，在他经过三年漂泊的生活回到皇觉寺时，他已经是一个有自信战胜一切的人。

　　这是一个伟大的转变，很多人可能究其一辈子也无法完成。转变的关键在于心。

　　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心是最柔弱的地方，它特别容易被伤害，爱情的背叛，亲情的失去，友情的丢失，都将是重重的一击。然而对于朱重八来说，还有什么不可承受的呢？他已经失去一切，还有什么比亲眼看着父母死去而无能为力，为了活下去和狗抢饭吃、 被人唾骂，鄙视更让人痛苦！我们有理由相信，就在某一个痛苦思考的夜晚，朱重八把这个最脆弱的地方变成了最强大的力量的来源。

　　是的，即使你拥有人人羡慕的容貌，博览群书的才学，挥之不尽的财富，也不能证明你的强大，因为心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当朱重八准备离开自己讨饭的淮西，回到皇觉寺时，他仔细的回忆了这个他呆了三年的地方，思考了他在这里得到的和失去的，然后收拾自己的包裹踏上了回家的路。

　　也许我还会回来的，朱重八这样想。

　　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上天给元朝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压了下来，元朝的末日到了。

　　我们的谜底也揭开了，现在看来，脱脱坚决要求治黄河的愿望是好的，然而他不懂得那些反对的人的苦心，元朝那腐败到极点的官吏也是他所不了解的。现在他终于要尝到苦果了。

　　当元朝命令沿岸十七万劳工修河堤时，各级的官吏也异常兴奋，首先，皇帝拨给的修河工钱是可以克扣的，民工的口粮是可以克扣的，反正他们不吃不喝也事不关己。这就是一大笔收入，工程的费用也是可以克扣的，反正黄河泛滥也淹不死自己这些当官的。

　　这是管河务的，那么不管河务的怎么捞钱呢，其实也简单，既然这么大工程，必然有徭役指标，找几十个人，到各个乡村去，看到男人就带走，理由？修河堤，不想去？拿钱来。

　　没有钱？有什么值钱的都带走！

　　可怜的脱脱，一个好的理论家，却不是一个实践家

　　老把戏出场了，当民工们挖到山东时，他们从河道下挖出了一个一只眼睛石人，背部刻着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民工们突然发现，这正是他们在工地上传唱了几年的歌词。于是人心思动。

　　这真是老把戏，简直可以编成电脑程序，在起义之前总要搞点这种封建迷信，但也没办法，人家就吃这一套。

　　接着的事情似乎就是理所应当的了，几天后，在朱重八讨过饭的地方（颖州，今安徽阜阳），韩山童和刘福通起义了，他们的起义与以往起义并没有不同，照例要搞个宗教组织，这次是白莲教，当然既然敢起义，身份也应该有所不同，于是，可能是八辈子贫农的韩山童突然姓了赵，成了宋朝的皇室，刘福通也成了刘光世大将的后人。

　　他们的命运和以往第一个起义的农民领袖也类似，起义、 被镇压、 后来者居上，这似乎是陈胜吴广们的宿命。

　　尽管他们的起义形式毫无新意，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伟大和在历史上的地位，在史书上，将永远的纪录着：公元1351年，韩山童、刘福通第一个举起了反抗元朝封建统治的大旗。

　　自古以来，建立一个王朝很难，毁灭一个却相对容易得多，所谓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不是没有来由的。

　　在元代这个把人分为四个等级的朝代里，最高等级的蒙古人杀掉最低等级的南人，唯一的惩罚是赔偿一头驴，碰到个闲散民工之类的人，可能连驴都省了。蒙古贵族们的思维似乎很奇怪，他们即使在占据了中国后，好像仍然把自己当成客人，主人家的东西想抢就抢，想拿就拿，反正不关自己的事。在他们的思维中，这些南人只会忍受也只能忍受他们的折磨。

　　但他们错了，这些奴隶会起来反抗的，当愤怒和不满超过了限度，当连像狗一样生存下去都成为一种奢望的时候，反抗是唯一的道路。反抗是为了生存

　　这把火终于烧起来了，而且是燎原之势。

　　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看似强大的元帝国发生了几十起暴动，数百万人参加了起义军，即使那纵横天下无敌手的蒙古骑兵也不复当年之勇，无力拯救危局。元帝国就像一堵朽墙，只要再踢一脚，就会倒下来。

　　此时的朱重八却仍然在寺庙里撞着钟，从种种迹象看，他并没有参加起义军的企图。虽然他与元朝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但对于一个普通人朱重八来说，起义是要冒风险的，捉住后是要杀头的，这使得他不得不仔细的考虑。

　　在很多的书中，朱重八被塑造成一个天生英雄的形象，于是在这样的剧本里，天生英雄的朱重八一听说起义了，马上回寺庙里操起家伙就投奔了起义军，表现了他彻底的革命性等等。

　　我认为，这不是真实的朱重八

　　作为一个正常人，在做出一个可能会掉脑袋的决定的选择上，是绝对不会如此轻率的，如果朱重八真的是这样莽撞的一个人，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英雄。

　　真正的朱重八是一个有畏惧心理的人，他遭受过极大的痛苦，对元有着刻骨的仇恨，但他也知道生的可贵，一旦选择了造反，就没有回头路。

　　知道可能面对的困难和痛苦，在死亡的恐惧中不断挣扎，而仍然能战胜自己，选择这条道路，才是真正的勇气

　　我认为这样的朱重八才是真正的英雄，一个战胜自己，不畏惧死亡的英雄。

　　朱重八在庙里的生活是枯燥而有规律的，但这枯燥而规律的生活被起义的熊熊烈火打乱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具体打乱这一切的并不是起义军，而是那些元的官吏们。

　　在镇压起义军的战斗中，如果吃了败仗，是要被上司处罚的，但镇压起义的任务又是必须要完成的，于是元朝的官吏们毅然决然的决定，拿老百姓开刀，既然无法打败起义军，那就把那些可以欺负的老百姓抓去交差，把他们当起义军杀掉。

　　从这个角度来看，元的腐朽官吏为推翻元朝的统治实在是不遗余力，立了大功。

　　此时摆在朱重八面前的形势严重了，如果不去起义，很有可能被某一个官吏抓去当起义者杀掉，然后冠以张三或者李四的名字。 但投奔起义军也有很大的风险，一旦被元军打败，也是性命难保。

　　就在此时，一封信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他幼年时候的朋友汤和写了一封信给他，信的内容是自己做了起义军的千户，希望朱重八也来参加起义军，共图富贵，朱重八看过后，不动声色，将信烧掉了。他还没有去参加起义的心理准备。

　　然而晚上，他的师兄告诉他，有人已经知道了他看义军信件的事情，准备去告发他。

　　朱重八终于被逼上了绝路。

　　接下来的是痛苦的思考和抉择 朱重八面前有三条路，一、 守在寺庙里 二、 逃跑 三、造反

　　朱重八也拿不定主意，他找到了一个人，问他的意见，这个人叫周德兴，我们后面还要经常提到他

　　周德兴似乎也没有什么好主意，他给朱重八的建议是算一卦（这是什么主意），看什么条路合适

　　算卦的结果是“卜逃卜守则不吉，将就凶而不妨”，意思是逃跑，呆在这里都不吉利，去造反还可能没事。

　　朱重八明白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自己不过想要老老实实的过日子，种两亩地，孝敬父母，却做不到，父母负担着沉重的田赋和徭役，没有一天不是勤勤恳恳的干活，还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躲到寺庙里不过想混口饭吃，如今又被人告发，可能要掉脑袋。

　　忍无可忍

　　那就反了吧！反他娘的！

　　这是一个真实版本的逼上梁山，也是那封建时代贫苦农民的唯一选择。谁不珍惜自己的生命？谁愿意打仗？在活不下去时，那些农民被迫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推动封建社会的发展，直至它的灭亡。

　　这是他们的宿命。

　　所以我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确实是值得肯定的，他们也许不是那么厚道，他们也许有着自己的各种打算，但他们确实别无选择。

　　汤和就这样成了朱重八的第一个战友。他在今后的日子里将陪同朱重八一起走完这条艰苦的道路。

　　然而汤和也绝对不会想到，自己居然是唯一一个陪他走完这条路的人。

luo

1834年的世界首富[转帖]

　　

　　作者：中国散文学会 编选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1834年的世界首富

　　杨红林

　　1686年春，广东巡抚李士祯在广州颁布了一项公告，宣布凡是“身家殷实”之人，只要每年缴纳一定的白银，就可作为“官商”包揽对外贸易。令李士祯想不到的是，这一公告竟会在以后的岁月里为中国催生出一位世界首富。

　　垄断清朝海上外贸，广州十三行成为暴富群体

　　17世纪后期，康熙皇帝暂时放宽了海禁政策，来华从事贸易的外国商人日益增多。于是，广东地方政府于1686年招募了13家较有实力的行商，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从此，近代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广州十三行”诞生了。在以后的发展中，这些行商因办事效率高、应变能力强和诚实守信而深受外商欢迎。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朝下令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保留广州一地作为对外通商港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直接促使广州十三行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外贸特区”，从而给行商们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在此后的100年中，广东十三行竟向清朝政府提供了全国40％的关税收入。

　　所谓的“十三行”，实际只是一个统称，并非只有13家，多时达几十家，少时则只有4家。由于享有垄断海上对外贸易的特权，凡是外商购买茶叶、丝绸等国货或销售洋货进入内地，都必须经过这一特殊的组织，广东十三行逐渐成为与两淮的盐商、山西的晋商并立的行商集团。在财富不断积累的过程中，广东十三行中涌现出了一批豪商巨富，如潘振承、潘有度、卢文锦、伍秉鉴、叶上林等，以至于当时就流传有“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的说法。在后世看来，这些行商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有记载称，当1822年广东十三行街发生了一场大火灾时，竟有价值4000万两白银的财物化为乌有，甚至出现了“洋银熔入水沟，长至一二里”的奇观。

　　在广东十三行中，以同文行、广利行、怡和行、义成行最为著名。其中的怡和行，更因其主人伍秉鉴而扬名天下。

　　资产2600万银元，曾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主

　　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了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有6名中国人入选，伍秉鉴就是其中之一。

　　伍秉鉴（1769-1843），又名伍敦元，祖籍福建。其先祖于康熙初年定居广东，开始经商。到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时，伍家开始参与对外贸易。1783年，伍国莹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成立了怡和行，并为自己起了一个商名叫“浩官”。该商名一直为其子孙所沿用，成为19世纪前期国际商界一个响亮的名字。1801年，32岁的伍秉鉴接手了怡和行的业务，伍家的事业开始快速崛起。

　　在经营方面，伍秉鉴依靠超前的经营理念，在对外贸易中迅速发财致富。他同欧美各国的重要客户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1834年以前，伍家与英商和美商每年的贸易额都达数百万银元。伍秉鉴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东印度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常向伍家借贷。正因为如此，伍秉鉴在当时西方商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一些西方学者更称他是“天下第一大富翁”。当时的欧洲对茶叶质量十分挑剔，而伍秉鉴所供应的茶叶曾被英国公司鉴定为最好的茶叶，标以最高价出售。此后，凡是装箱后盖有伍家戳记的茶叶，在国际市场上就能卖得出高价。在产业经营方面，伍秉鉴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园、店铺等，而且大胆地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进行铁路投资、证券交易并涉足保险业务等领域，使怡和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

　　伍秉鉴还因其慷慨而声名远播海外。据说，曾有一个美国波士顿商人和伍秉鉴合作经营一项生意，由于经营不善，欠了伍秉鉴7.2万美元的债务，但他一直没有能力偿还这笔欠款，所以也无法回到美国。伍秉鉴听说后，马上叫人把借据拿出来，当着波士顿商人的面把借据撕碎，宣布账目结清。从此，伍浩官的名字享誉美国，被传扬了半个世纪之久，以至于当时美国有一艘商船下水时竟以“伍浩官”命名。

　　经过伍秉鉴的努力，怡和行后来居上，取代同文行成为广州十三行的领袖。伍家所积累的财富更令人吃惊，据1834年伍家自己的估计，他们的财产已有2600万银元（相当于今天的50亿元人民币），成为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建在珠江岸边的伍家豪宅，据说可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媲美。

　　接触英国鸦片商被林则徐惩处，承担赔款走向没落

　　作为封建王朝没落时期的一名富商，伍秉鉴所积累的财富注定不会长久。就在他的跨国财团达到鼎盛时，一股暗流正悄然涌动。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尽管伍秉鉴曾向朝廷捐巨款换得了三品顶戴，但这丝毫不能拯救他的事业。由于与英国鸦片商人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曾遭到林则徐多次训斥和惩戒，还不得不一次次向清政府献出巨额财富以求得短暂的安宁。《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在1843年下令行商偿还300万银元的外商债务，而伍秉鉴一人就承担了100万银元。也就是在这一年，伍秉鉴病逝于广州。

　　伍秉鉴死后，曾经富甲天下的广东十三行开始逐渐没落。许多行商在清政府的榨取下纷纷破产。更致命的是，随着五口通商的实行，广东丧失了在外贸方面的优势，广东十三行所享有的特权也随之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降临到十三行街，终于使这些具有100多年历史的商馆彻底化为灰烬。
过改造运动，国民党就纯粹成为蒋家的天下，真可谓“独此一家，别无分号”了。

　　此外，蒋介石在岛内开始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及建设，为1960年代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

　　1953年1月，美国共和党人、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任盟军最高统帅的艾森豪威尔五星上将，入主白宫。他改变了杜鲁门政府时期对台的政策。蒋介石军队对大陆的任何侵扰，美国都可以听之任之。随后，美国政府首次正式向台湾派出“大使”，并在台湾海峡举行了美台联合军事演习。

　　有了美国的进一步“撑腰”，蒋介石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就不敢进攻他占领的任何岛屿，但是中国****偏不信这个邪，在1955年1月18日，解放军奉命进攻一江山岛，激战53小时后全岛解放。国民党的守军司令王生明，顽固抵抗，结果作了蒋介石的牺牲品。

　　一江山岛的解放，使得台湾的全体将士几乎没有人再相信蒋介石能够打回大陆去。而且解放军的矛头，已经直接指向大陈岛。这下可吓坏了蒋介石。于是在美国“友人”的劝逼下，急派蒋经国到大陈岛，执行撤退该岛居民的“金刚计划”。消息一传出，岛上的居民立即骚乱起来。因为给出的理由十分吓人，说什么“最激烈的战斗即将到来”，这是保住性命的最后措施。撤退时，岛上居民痛哭流涕，他们不解：“为何要离开世代相守的家园赴台呢？”

　　一江山岛的惨败，大陈岛的放弃，使得台湾上下一片沮丧。大陈守军和居民撤离前，蒋经国自大昭舰带来一面“国旗”，举行升旗仪式。蒋经国强打精神勉励大家说：“不要难过，不要失望，此刻我们要下决心打回来。”然后，他闷闷不乐地领着军政官员走遍了大陈的街道，怆怀不已地来到海边。这次大陈岛的撤退，彻底谱写出“反攻复国无望论”的凄凉乐章，谁也不会再相信蒋介石发出的“我带你们回大陆”的梦话了！

luo

里根时代的中国外交官[转帖]

　　本刊记者/汤涌 资料搜集／温敏哲

　　　　1984年4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里根及其夫人南希时说：“中美关系中的关键问题是台湾问题，希望美国领导人认真考虑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
　　
里根时代的美国不仅令普通的中国老百姓闻所未闻，也让见多识广的外交官们叹为观止
　　“惊悉你遇刺受伤，希望你早日恢复健康。”

　　——中国总理在里根遇刺后发给里根的电报，《人民日报》1981.04.16

　　“众目睽睽之下,肯尼迪又一次做了个‘啃泥地’的精彩表演! 人心大快!”

　　——《人民日报》1963年。在肯尼迪遇刺之后，中国的某大报发表漫画《肯尼迪啃泥地》

　　时代已经变了。

　　中国政府在华盛顿买了一套房，作为中国驻美大使的官邸，那年还是1973年。这是一座三层小楼，和巴基斯坦、法国大使官邸为邻，不过几任大使都没有在里面住过，年深日久，这栋房子就变得有些湿冷。

　　如果当年有人闯入这座房间，他会发现正门里面有一幅巨大的毛泽东画像，是水墨画，典型的文革后期风格，虽然相貌描摹得不错，却没有什么神韵。进入会客室会发现这里珍宝遍地，中国政府在这里布置了殷商的青铜器、宋朝的瓷瓶和明清的字画，还有些显然值钱，不过不好搬，那是从北京带来的红木家具，他们都和潮湿有霉味的地毯共处一室。

　　这不是一个适合招待客人的地方，正像一个寓言一般：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也是如此，珍宝遍地文化灿烂的这个古国还没有做好招待远客的准备——虽然有很多优点长处，却被表面的不体面所覆盖，只有细心发掘的人，才能感受到这个国家的魅力。也只有这个国家真正下决心包装自己，展示自己，才能被更多的国家和民族理解、尊敬，相反，再不打开国门改善自己的面貌，只怕要被世界淘汰。

　　1980年代的外交官，尤其是派往欧美各国的外交官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

　　官邸、大使和夫人

　　1983年3月，当时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驻美大使章文晋来到华盛顿赴任，几经考虑，终于入住了大使官邸。因为同事们都说，在官邸里接待一些客人，要比在使馆里随意一些，效果也更好。

　　章夫人张颖女士也成为第一位全职大使夫人，这在外交部还是第一次，此前的大使夫人多数都兼任使馆的职务和工作。据说以前有的使馆里，丈夫是大使，妻子是参赞，都是党委成员，结果不利于发扬民主，生活上的情绪会带到工作里来。

　　张颖当时对此非常有意见，因为早在20世纪50年代，一些外交官夫人曾经因为没有被分配工作而闹过意见，认为有悖于妇女干部政策，这件事闹得脸红脖子粗，直到周恩来总理让邓颖超劝大家，说女干部也要安排工作才结束。

　　张颖给组织部和妇联写完提意见的信之后，仍然服从分配来到美国当大使夫人，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就担了“政治风险”，把那幅巨大的毛泽东画像摘掉，之后修剪花树、买沙发、换地毯、购冰箱、整理游泳池，把官邸建成了一个适合待客的地方。

　　当时国门初开，各地的考察团很多，据说1983年一年就来了150多个团，省部级以下领导带队的还不算在内。这些人多数都要在官邸举行宴会来接待。

　　当时计划经济的财务制度也丝毫不能适应美国国情，官邸厨师想买一个冰柜，700美元，但是财务制度只允许买500美元以下的东西，不然就要申请批准。会计向张颖解释说，最好买两个499美元的冰箱，一样可以用，最后就是用这种中国特色的方式解决的。类似的还有一组沙发，一大两小三只沙发，就必须开三次发票。好在美国售货员服务态度都很好。

　　官邸修葺一新之后，张颖宴请了副总统布什夫人芭芭拉，吃的是什锦铜火锅。老布什当年在中国做过联络处主任，芭芭拉在中国呆过几年，吃到久违的火锅，非常高兴。

　　那些曾经的纪律

　　以前的中国外交官遵守许多现在看起来有点近乎不通人情的纪律：不许一个人单独出去活动，参加外交官社交活动，必须俩人一起出去。

　　如果人家请的是两口子一起去，两口子算一个人，必须再带一个翻译或者秘书跟着，这样便于监督。美国人准备饭菜都是按人头准备，没有中国人添双筷子的风俗，结果就是那个陪去的同志要很无聊地坐在两口子的背后，看着大家用餐。

　　这些规矩在章文晋担任大使之后都被废除了，他允许年轻的外交官，从一秘到三秘（今天的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当时在使馆做过二秘、一秘和参赞）都勇敢地出去参加社交活动，还鼓励大家都学开车，使馆的司机实在是太少了，过去外交官不开车的规矩也被打破。

　　面临不会开车尴尬的不仅仅是驻美使馆，当时任中国驻加拿大使馆一秘的蔡再杜就回忆过自己当时的情况，参加宴会，跟司机约定了时间，结果宴会提前结束了，中国外交官在门外等车，主人见车总也不来，也要陪着在外面冻着，于是蔡再杜就决定学开车。

　　路考的时候蔡再杜被考官勒令在禁行标志前直行，“长期养成执行领导指示的习惯这时起了作用”，结果本子就没考过。

　　废除了一些旧的条条框框之外，也有一些新的规矩逐渐建立起来，当时的驻加拿大使馆的一位中国外交官好喝酒，自己喝之外还爱劝酒，结果劝醉了加拿大官员，这位官员很久都不愿意理这个中国外交官。后来大家才逐渐明白，中国人表达热情的劝酒、劝菜在西方人眼中是多可怕的事。

　　过去另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是，中国的外交人员，无论男女穿着都一样，有时候大家一起去赴宴，喝上几杯酒，回使馆的时候却分不清彼此的衣服，一不小心还可能套上一件女装，当时中国外交官的出国服装都是在“红都”订做的，款式统一。

　　这种习俗也在章文晋和张颖夫妇的努力下得以改变。

　　1972年张颖曾率领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瑞士，5男1女6位团员下飞机舷梯，瑞士人在梯下惊呆了，他们带了一束花送给女士，但是看不出哪一位才是女士！张颖赶紧出声问好，瑞士人才听出了女声，当晚的宴会，张颖又一次被看女洗手间的老太太挡在了门外，只好解开外衣证实自己是女性。

　　在驻美使馆期间，章文晋穿上了合体的西服套装，而不再是前任穿的毛式制服，张颖也穿上旗袍出席一些礼仪场合——美国报纸惊呼，中国人变了！

　　厕所风波

　　1984年4月26日，美国总统里根和夫人来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两国建交之后第一位美国总统来访，所以规格比没建交之前的尼克松访华还要高一些。由于里根在1981年曾经遇刺过，所以保卫人员也特别注意总统的安全。

　　当时给里根打前站的先遣组就跟中国政府要求，里根要坐自己的卡迪拉克防弹车，去西安和上海时，也要坐美方的专机“空军一号”，理由是总统是三军统帅，必须随时与国内保持联系，轿车及专机内都有先进的通信设备，而且安全性能可靠。

　　钓鱼台国宾馆到长城和西安到兵马俑这两个地方，坐车超过一个小时，根据美方的安保手册，总统如果坐车要超过20分钟的话，就一定要有备用的交通工具，美国会运两架直升飞机到中国来，西安和北京各一架。如果不让用直升机，就干脆取消去长城和兵马俑的安排。

　　这在过去都是闻所未闻的事，不过真因为直升机问题而去不了长城和兵马俑，担心国际影响，外交部后来请示了邓小平，邓小平说，可以，但是“空军一号”在中国国内飞行时，要有中国的领航员。

　　不过美国人的小心谨慎还真的派上了用场，在长城上，里根夫妇被大群记者包围，现场十分拥挤，一位记者当场被撞得头破血流，于是直升机派上了用场，记者被塞进直升机送到首都机场，北京医院的救护车直接把他拉走了。

　　不过有些谨慎被中国人看着很不习惯，美国安全人员曾经要求派人进厨房看着厨师做饭。曾任中国驻卢森堡大使的施燕华曾经这样写道：“美国人也太不了解中国了，难道我们会让政治上不可靠的人进厨房给领导人做饭？”这是双方的差异，美国人信任程序，中国人相信“政治可靠”。中方在总统套房里放的食物也都被美国人清理到了走廊上，和客气的中国东道主相比，美国客人要直接得多。

　　中国人喜欢把大门大开迎接贵客，美国特工则是让车开到车库、边门、后厨才让总统下车，在他们眼里大门是很适合坏人下手的地方，中方的陪同人员被他们的小心惊得瞠目结舌，小心地问：这样不会对总统很不礼貌吗？得到的回答的是“没关系，我们总统习惯走边门”。

　　尽管中方尽量招待周到，到长城脚下还是出现了厕所风波。八达岭长城脚下当时还比较荒凉，只有一个贵宾厕所，平时坚决不开，美国总统来了才算开一次，总统和夫人上完厕所之后，服务员就把门给锁上了。这个时候美国国务卿舒尔茨的夫人和另外几位女宾内急，也想去这个厕所。章文晋夫人张颖当时帮忙去交涉，没想到服务员就是不肯开，这也是当年计划经济的一个特点：人人都有一点小特权。于是舒尔茨夫人等几位老太太只好进入中国普通老百姓使用的露天旱厕，一条大坑上搭着木板，几个人互相搀扶着得以方便。张颖事后回忆：“这件事给她们印象很坏，我也无法解释。”

　　当时的中国，即使在第一流的旅游景点，也没有自动冲水的厕所。许多被派往西方国家的中国外交官都曾经惊诧于西方商店里的公厕：免费供应厕纸、皂液，公厕里毫无异味，而且根本不收钱，这种条件的公厕在今天的许多城市已经很常见了。

　　到了西安临潼，美国人学聪明了，在贵宾厕所开门之后，两个美国特工就把大门把住，不许关闭，只允许美国人去厕所，结果中国的礼宾官又非常生气，跟他们吵了起来，最后命令中国的安全人员把那两个美国大兵架走了事。

　　接待别国的一国之君，却因为厕所而两次不愉快，并非说明中国人不好客，而是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还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角落对客人的感受有多么重要。

　　里根的总统任期是1981年3月～1989年3月，这是中美两国关系融洽的开端，也是中国打开国门，送出大量学生赴美留学，吸收美国先进科技文化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的中美关系也并非圆满，对于售台武器这个问题，中国政府就曾经多次与美国交涉，但这段时光之前和之后，中美两国的亲密关系都不曾超过这八年，苏联解体之后，中美共同的威胁不再，维持了几十年的两极格局崩溃，一个多极的世界格局逐渐形成。

　　只有一点是不曾变化的，中国人和美国人仍然在不断地接触：学习、贸易和其他各种交流，他们眼中的对方仍然有些不同，但是已经可以彼此接受，共同发展。

luo

陆川：“我想拍一个战争本性的东西” [转帖]

　　

　　本文作者：王晓峰
　　
　　随着《南京！南京！》进入首映倒计时，陆川再也不会像当年《寻枪》、《可可西里》上映那样轻松了，他不担心这部电影的口碑，相比人们对他这部电影的溢美之词，他更希望看到一个让他满意的票房数据。

　　陆川拍出了一部寄托了他全部思考的《南京！南京！》，他所遇到的问题是，已经习惯了娱乐消费的观众，还能不能接受这部相对沉重的电影？他的一个朋友对他说：“你们怎么能给观众一个理由让观众进来看？你们只要能让观众进来，余下的事情就交给电影解决了，但是就怕观众不进来。”
　　审查

　　三联生活周刊：《南京！南京！》在立项审查的时候遇到了很多麻烦，这种题材的电影和别的电影审查有什么不一样？

　　陆川：现在回忆起来真是一个特别长的故事。等到我们真的去送剧本的时候才知道，那一年关于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大概有四到五部，如果都批了，年底有四五部“南京大屠杀”要上，这可能在外交上就出事儿了。而且当时日本大使馆听说这事也有过反应，后来这些项目就都搁着。筹备到2006年底，剧组常备人口已经五六十人，两支选景队伍在中国转着，各种各样包括很多枪械和服装的设计图都在做。可是传来的消息好像说这事儿要黄，内部给我们的消息是“最好停掉，因为你们不是最早的，论先来后到也不是你们，凭资历的话也不是你们”。我听到要拍这戏的导演就有唐季礼、严浩，德国人和美国人也都要拍，横着竖着都轮不到你。记得那段时间，我跟投资人覃宏出去喝闷酒，他说的最悲壮的一句话是他家里所有的钱一共有100多万元，“陆川我支持你到把这钱花光，然后咱们就散了”。年底，电影局给了我们一个消息，说剧本已经给到了外交部，得到明确的消息是外交部已经否掉了，只有《南京浩劫》通过了。但是跟组里的人怎么交代？那都是一帮小伙子，20多岁，每天无忧无虑，去了就是干活、唱歌，晚上打完球出一身汗，然后坐在仓库外面聊天，说电影拍下来会是什么样，特向往。我突然觉得这是一个梦，只有我和覃宏知道这梦做不下去了。

　　三联生活周刊：后来怎么峰回路转的？

　　陆川：后来我们俩觉得不能这么着，于是就决定死磕，我们俩就把自己认识的各种人开始码。他认识好多人，我们就去和各种各样的领导见面。最传奇的就是12月，记得是晚上23点，我们俩站在中南海的门口，被一辆车接进去，见了一个“老大”。这是我第一次进中南海，还是半夜进去的。那领导就问我，为什么想拍这戏？我说：“外交跟文化是两码事，我觉得不管外交需要什么，民间得有声音。如果等外交特别需要民间有声音的时候，我们没准备好，那这声音从哪儿来啊？我们现在是不需要声音，可是当我们需要声音的时候，那声音不是立刻就有的。如果说《南京!南京!》这部电影是来自民间的声音，我不是想拍一个指着自己脸上的伤疤或者头上的包说你打过我，我想去梳理一些别的东西出来，因为我看到一些不一样的历史。”我不能说那次见面是关键的，但它一定是最后推倒多米诺骨牌中的一个，因为第一张牌是特别巨大特别沉重的，那个领导肯定是帮了忙的。

　　后来又见了三四个这样的领导，还见了外交部的一些司长。有一个司长见我们，他第一句话就问我：“你为什么要拍这戏，告诉我。”我大概也是类似这样的话。“其实不是想给国家找麻烦，但是我确实不认为咱拍这一个戏就真找麻烦了。另外我觉得，我们是唯一能拍好的。”我说，“其他本子我也看过，都是在哭诉，恰恰是我们这本子没有在哭诉，我们是在讲中国人是怎么回事，因为这个历史里面没有中国人。您翻翻我们所有的教科书，里面都没有中国人的事儿，中国人就是被杀，这不叫事儿。中国人到底怎么回事？没有！而且其实也没有日本人的事儿。这么一个核心的事儿上，进入公众记忆的就只有德国人，就德国人救了中国人。最后被我们孩子记起来的就只有一个德国人救了20万中国人，就这么一个好人好事儿。这对我们有用么？下次再出事儿还得再找一个救世主？”反正那天说得很激动，什么都说了，显然我们是爱国者，只是想法跟别人不一样而已。那司长非常好，他说愿意帮忙。

　　2007年3月初，我得知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通过了。我拿起电话就给电影局打，说外交部通过了。当时电影局的领导觉得，在外交口上拿掉的东西居然还会有缓儿，挺吃惊的。隔了一天，那个机要转换的函就真的过去了。3月22日，拍摄许可证拿到了。我记得外交部那个司长曾经到我们筹备的现场来看过。所以经过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些官员其实挺可爱的，他们真到现场来看你们，想干吗呢这帮人，这么激动非要干这事儿？

　　还有一个挺特殊的人来过，贺龙的女儿贺大姐。因为前一天有个朋友说：“贺大姐来看看你行么？”我说行，来吧，没去想是哪个贺大姐。第二天突然就一辆车停我们门口了，贺大姐来了，道具啊什么的看了半天，给我们特别大的鼓励。她说了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在中国不是你想为国家办事，你就会理所应当地很顺利、很得志或者受到很多支持，有时候往往是相反的。”往往是没什么想法的人过得挺滋润，而有想法的人都特痛苦特郁闷。她说：“只有你们坚持了，很多愿意帮你们的人才会站出来，因为很多人都想这么做事，但他们不会去做这样的事。但是你们只要坚持，慢慢的你们这支队伍周围就会有人愿意去伸手了。”当时，我们特别难的时候就打算死扛着，等着有没有哪只手伸出来。确实在路上一直就有各种人伸手，给我们推到了终点，就包括这次审批。到了拍完之后，伸出来的都是特粗壮的手了。看过片子后可以想象它通过是有多难，我相信这确实是一次进步，是一次标志性的进步。

　　我真是觉得，你在做一个很有诚意的东西，并且你也很有诚意地去跟这个体制交流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对垒的感觉。其实体制也在变化，因为体制是人构成的，人构成的体制，其实有很大的弹性，这里面就在于你怎么去面对它，怎么去跟它交流。当然我希望有一天，电影是可以放在桌面上去通过，而不是我们花费了这么大的精力，前后大概有一年在里面。但是我觉得我经历的这些东西，对于我拍这个戏，从创作者的角度说是有帮助的。比如我前面的等待，我在改本子，后面在等待的时候我在重新剪片子，时间我都没糟蹋。

　　剪辑

　　三联生活周刊：拍摄完之后在审查上有什么改动吗？

　　陆川：现在这个版本比那时候少了25分钟，我觉得这25分钟都是必须剪掉的，不是谁逼着我剪，而是我认为这25分钟让这片子显得特别漫长。那是我喜爱的，不一定是观众喜爱的，也不一定是这个电影本身需要的。

　　2008年9月，我给韩总（韩三平）看了个粗剪，他看完之后挺兴奋地跟我说，咱们得好好想想怎么保这个片子过去。一周之后开始进入审查，一直到今年1月8日通过，审核过程中间我也在不断修改，不是局里的意见，而是我自己觉得片子不够好，不够凝练，很多东西过于手软了，就一直在剪。到意见下来的时候，反而是让我特出乎意料，就两页纸，十几条意见，而且没有重大修改，都是点状的，没有面状的说摘掉一个什么。

　　有些领导看完后觉得特激动，发短信告诉我，认为这是出乎他们意料的一部电影。意见快出来那几天我确实也着急，挺怕的。有几场戏我特别不想拿掉，比如祭祀，真的怕。第一次审的时候，有一个意见说日本人戏太重，说把日本人的戏拿掉。这些意见到最后成文的时候都没了，只是说长度缩一下。我能感觉到，很多人在保护这个片子，没有这一双双手去挡在这个片子上面，它一定是千疮百孔。这部电影是这么过来的，它虽然漫长，我能在里面感受到的其实是帮助。

　　有很多演员的戏被我剪掉了，那些戏只对演员有帮助，不对这部电影有帮助。当时我剪的时候其实有些私心，因为这些演员都跟了我一年，酬金都拿得很少，而且他们都是腕儿，我在想能帮他们就帮他们。我在开始剪戏的时候，就没有《可可西里》那么狠，剪《可可西里》的时候演员都不认识，本身它也没有什么大演员，我完全就根据对素材的需要。而《南京！南京！》的演员跟我相处了一年，我剪的时候真的是下不了手，手都特别疼。因为我知道媒体在公映的时候会数的，谁有多少场戏，怎么回事，我突然觉得在这么一个残酷规则中间我去剪掉一些人的戏，我有点心软。现在这个版本，我是在跟王朔看完之后剪定的。因为有时候在跟不同人看的时候，你的这个门槛就高了。

　　三联生活周刊：王朔给你提过什么意见？

　　陆川：我记得有一天有几个朋友来看，那个是2小时15分钟的版本，没想到王朔来了，我就比较紧张，因为他比较锐利。他看的时候都不用说话，我就突然发现有很多东西是不应该属于这部电影的，因为他是最挑剔的人。他也看过《可可西里》，看完后跟我说：“我以为这是一好人好事儿呢，你给拍成这样了。”这次他又说：“我发现你回回我觉得肯定拍砸的事儿，都让你给鼓捣回来了，你怎么老走险招啊？”看完《南京！南京！》他先跟我说：“我特别喜欢后半部分，我特别热爱这结尾，像我喜欢的欧洲片，情怀、观点还有你的拍法都松弛下来了，特别好。前半部分呢，说实话，虽然拍得不错，但是我有点看不下去，因为这是中国人的公众记忆，你没有找到新视角。但是你也没辙，你要完全站在日本兵的角度去拍这事儿那你就算了，就是一汉奸。在这事上我能知道你挺难的。但是日本人这条线太好了，我没想到会有这条线。这条线是决定这部戏的艺术价值的地方，而且你把它撑起来了。”第二天我就坐在那儿，把剪辑师叫来了，重新捋了一遍。那时候投资方说，短点的话一天积累下来能多放一场。我就一直在1分钟2分钟那儿卡着，剪不了。可那天我和剪辑师大概用了4小时，我问他剪了多少，他说你剪了12分钟。12分钟啊，其实就我给王朔看那版基本就已经定版了，那时候动一剪刀的话，所有工序都会从头来一遍。大概是一周半多，起码是10天的一个特别复杂的过程，DI那边要重新对点，声音这边要重新对点。王朔没有告诉我哪场戏他觉得不舒服，只是那种感觉，你是在跟文艺圈里面比较挑剔的一个人在一起，他是很难被打动的，世俗情感对他已没多大意义了。比如说，我个人挺喜欢屠杀然后喊万岁那场戏，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代人可能会激动的东西，可能他就不会激动。但是我觉得是最终跟他看完那场戏之后定下了这部片子，因为有些东西是只属于陆川的，它不应该属于这部电影。就是那天晚上特别清晰，我剪片子的时候给朋友发了一个短信说我回到了《可可西里》，我突然变得六亲不认了。爱谁谁，谁都不认识了。所有的戏，是能跟这电影勾上的就留下了，没勾上就剪掉了。
　骨气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这个剧本是怎么写的，可能两个镜头需要你看半本书那种信息量。在你去查阅这些资料的时候，哪些东西触动你之后让你觉得必须把它们表现出来？

　　陆川：太多了，一下说不清。首先我得感谢我在学校学的专业，我们看书都是反着看，什么叫情报，从公开渠道去搜集就叫情报。怎么从公开搜集的情报中找出真实的信息呢？比对。同样一件事你得听4个人描述，比对完了你就能肯定哪些是真的。南京的资料是一样的，我记得我当时先看中国人写的，完全没感觉，除了塞一肚子愤怒都不想拍了，全都是断胳膊断腿，全都是哭诉，我觉得那种就特弱者。70年了，我们还以一个弱者的姿态聊这事儿太傻了，真的。等我开始看日本人的日记，找到一些特震撼的事儿，我突然发现，中国人挺牛逼的啊。我记得有个日记里写了一件事儿：他们小队进了南京后，发现一个德式坦克停在大街上，本来要炸，后来说这挺好的就是履带坏了，就留着给后面补上吧。因为日本人特崇拜德国，德国玩意儿都好，他们小破薄皮坦克跟德国坦克没法比，就没炸。但这小队一过去，从坦克里面伸出一架机关枪“哒哒哒哒”就把这小队全干了，后面的小队就赶紧围在地上对着这坦克射击。最后就是日本大部队过来给他们包围了，让他们投降。最后这哥儿几个打到没弹药了，日本人还是不敢上，最后是浇上汽油把这哥儿几个活活烧死在坦克里了。我突然就觉得，这太“牛”了。而且日本人是怀着崇敬的心情在说这事儿，写日记的人是说他没赶上这个事，看见前面倒了一批战友的尸体就问，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还有一个在日记里看到的是叫“街头巷尾的冷枪”，窗台那边“叭”的一枪打死一个日本兵，把打枪的那人拖过来一看，说是一个完全没发育好的小男孩，然后一刀就给砍了。但是那小男孩打冷枪，也是穿的国民党士兵的衣服。就这种事看多的时候，你就会想这历史学家都干什么吃了，我们的历史学家为什么把这些抵抗都给抹杀了？我就开始看他们以前的逻辑，他们的逻辑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抵抗，所以你不该杀我”。我觉得这是一狗屁逻辑。我抵抗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我抵抗了被俘虏了，你不能因为我抵抗了而杀我。

　　然后就是难民营举手的事儿，我以前都有点想放弃了，大概是2006年中间的一段时间，觉得这戏没什么意思，拍它干吗啊，但是等到我看完日本人的东西之后，我突然发现了大批新鲜的东西。比如妓女这事儿，拉贝和魏特林的日记里都有记载，我们一个叫陈瑞方的女教授的日记里也有记载。拉贝和魏特林的日记都这么写：今天日本人到我们难民营要妓女，说你们这儿有没有妓女，我们要带走。拉贝的日记里写的就是“我们让他们带走了”。魏特林的日记里写“有些妓女自己站出来，我就让他们走了”。你要想象一下她们走时是什么时候，那是满城都在说日本人怎么强奸、轮奸、奸杀妇女的时候。那不是好事，不是她们一天挣5万块钱的事儿。拉贝轻描淡写了一句话，我在看的时候突然知道，人是有立场的，再帮助我们，他也是德国人，他不会站在这是我们同胞兄弟姐妹的立场说让她们去。如果都是中国人，可能他叙述就不是这样。我在想这事儿的时候就挺激动的，她们自己就主动站出来了。然后我在另一个日本人的日记里看到另外一句话，说：“今天我去慰安所特别扫兴，从难民营过来的这帮女人中间突然有一个女人疯了，拔出刺刀要杀我们一个士兵，结果我们就把她抓住弄死了。在她被抓住前，其他慰安妇拼命抢一把刺刀，不是杀我们的人，而是拼命抢这刺刀自杀。”所以他觉得去趟慰安所碰见这么一个事儿很晦气，一个妇女可能被欺负了就拔了他的刺刀扎伤了一个日本人，那些日本人调部队过来的时候，这些妇女就抢这把刺刀拼命抹脖子。

　　这些感触让我觉得这个戏在中国人这一方面开始有做头了。我在想，中国人走到今天，其实一定是有一些东西去支撑这个民族去生存的。就像这个电影的副标题——生和死的城市，在这么一个极致环境下，人是怎么面对生死的，这个事是可聊的。因为我看到了这些事，我不想编事，我想到《南京！南京！》其实有很强大的一面东西，而且是支撑这个民族一直走到今天的一面东西，是被人刻意忽略的。如果我们在这件事上只记得德国人救了20万人，这对死去的人是不公平的。所以在中国人这条线上开始清晰了，让我觉得这事儿开始变得有意义。

　　折磨

　　三联生活周刊：剧本的初稿大概是什么时候写完的？后来是怎么修改的？

　　陆川：初稿是2006年的三四月份就写完了，但那个跟现在是天壤之别。之前那个剧本是挺商业的，里面有姜老师（高圆圆饰）和陆剑雄（刘烨饰）的爱情，有刘烨的脱逃，还有那种想当然的期望。但是事实上，我觉得拍摄过程就是对这个剧本的一次颠覆的过程。因为我们要求绝对真实，所以拍摄的现场成了去批判和颠覆我的剧本的最好的舞台。但我并不觉得这事儿我没有面子，这个事就得这么做。因为我是一个没经历过生死的人，我在家里写剧本，我虽然看了很多资料，但很多东西都是想当然的。可是现场，我们每天现场都是六七百人，多的话一千二、一千六百人，所有人都穿着那身衣服在那儿演练，你就知道很多在剧本上写的事儿是不允许发生的。比如刘烨，一到现场我就知道让这么一个兄弟活着出去太难了，到最后下决心给他半道干掉的时候，确实内心是很挣扎。你知道像他这么一个1.86米的帅小伙要能活着出南京城几乎不可能，那是属于拉网式的对青壮男子的屠杀，而且反复地筛，就是差不多看见适龄的都杀掉了，所以不太可能活着出去。像这样颠覆性的写作，基本上都是在现场完成的。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确实是有逃出去的。

　　陆川：有不少逃出去的，很多人都有逃出去的经历，但是都是那种极不起眼的人，显然是可以装扮成商贩的。到了比如3月以后、6月以后，有的最长埋伏了6个月才跑掉，甚至还有一些没跑，就是在那里娶妻生子。但是像刘烨这样的，还得是在剧情最激烈的时候让他跑掉，其实就面临着很大的问题。基本上没有一场戏是没改的，都发生了这种质的变化。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这部片子的核心是关于中国人自救，那在结构上发生了哪些变化？

　　陆川：其实我一直是想拍中国人和日本人两条线，我以前在接受采访时不敢说日本人怎么着，但是我从没放弃过这条线，因为我觉得这是一张纸的两面，缺了任何一面这都不是一个完整的事件。最大的变化是，拍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已经不是在拍“南京大屠杀”这个具体的事了，我觉得我们可能在拍关于人如何认识战争本性的一个东西，而且我们有可能去做到的一件事是超越中国人和日本人，能够触摸到一个一般规律的东西——就是人在战争面前和人与战争的关系问题。

　　我不是那种一上来就给它一个特别高立意的人，我可能因为一个戏特别冲动地想去拍。《南京！南京！》有那么两三场戏是我在拍戏之前眼睛里就看到的，比如那场祭祀舞蹈，可以说我有一个特别巨大的欲望想把这个舞蹈拍出来，但为什么想拍这个舞蹈，我很难给你一个明确的解释。我觉得这事有特别大的意义在里面，这个意义会让我睡不着觉。拍这场戏的那天，那俩鼓手下飞机了，那是日本最棒的两个鼓手，我请我的日本辅导员把他们请过来的。当时那个鼓也从河南运过来了，为了让这个鼓敲出我们想要的声音，我们拿12K的灯一直晒鼓面，让这个鼓皮紧起来。我让他们敲一遍，他们就“哇”一声开始，敲了4分钟。我在外面看着，心里面充满了那种……突然就觉得这件事做得特别值得。我们必须把这段鼓和这段祭祀带到所有中国人面前。因为这种威胁，这种被征服的威胁从来就没有消失过，而且人家一直在那儿继承着呢。他们可能不冲中国，就随时的。现在让我们汉族，或让我们中国人拿出一段震慑人心的代代相承的文化的东西，我觉得已经没了，我们就剩秧歌了，我们真正的东西在哪儿呢？战争的本质说到底是精神的折磨，它是一种文化在你的废墟上舞蹈。那天听完那哥儿俩敲鼓后，我们所有人都特别悚然。那一瞬间，我觉得我们做了一件特别对的事儿。
　残杀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片子是由两个国家的人去合作做一件曾经在历史上有过仇恨的事，你是一种什么心理状态？

　　陆川：在拍这个戏时，一个职业的工作要求就是，让我自己在拍中国这段戏的时候就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中国人。在拍屠杀的时候我会恨他们入骨，他们在那儿喊中国不能亡的时候，我在监视器前流泪。但我在拍日本人的戏的时候，我会要求自己是日本人，因为我觉得从来没有在中国电影中把日本人当人去想过。前两天在北京大学有一个记者问我，听说你把日本人拍成人，为什么啊？我说，他们不是人么，人家本来就是人啊。说白了，这电影我可以把他们拍成贴着人丹胡子的跳梁小丑，可这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侮辱，70年前你是败在这些人手里，你败在小丑手里？不是。我们看资料也知道，70年前他们是多么强盛，他们一个步兵单兵，一年可以有1800发子弹的实弹射击训练，我们能有10发就不错了。在他们的回忆录里，在1943年以前我们拼刺刀拼不过日本人，后来我们专项进行强化训练，可能才可以一对一，以前必须是二对一。日本人在日记本上对自己参加的每一场战役都画有战略图，很多人兜里还揣着小相机。他们的教育程度是什么样的？我们的军队文盲占99%，所以当你去污蔑它，你永远不能去正视历史的时候，这些事就有可能再发生。所以我想让中国观众知道，在70年前我们输给了一个什么样的对手。所以情感是有的，但是不能让情感夺取自己的理智。

　　所以关于仇恨的问题，我一直在告诫自己，不要因为仇恨失去理智，然后在跟他们接触的过程当中，我形成了一些想法。我本身可能算是一种无知的状态撞进了这个题材，一个朋友告诉我，你去研究一下“二战”期间苏联红军快胜利的时候去德国的轰炸，然后再去想想屠杀跟战争的关系。后来我发现，确实是这样，当时红军对完全不设防的德国城市进行毁灭式的轰炸，最后从上面看完全就跟月球表面似的，一个一个环形坑，一夜间十几万人全部死亡，所以丘吉尔有一句话说得很对：“即使是正义的战争，多走一步也是邪恶。”

　　我以前是真的觉得南京大屠杀是一个个案，因为我是在这个环境下呼吸这个空气长大的，我认为是日本人特别仇恨中国人，是一次仇恨的释放。但是在我了解了更多，在我将中国土地上发生的屠杀和世界上发生的屠杀做了一个比对之后，**发现，战争中的基层执行者，他们心理和肢体权力的高度获得，当生杀予夺的权力获得成为战场上的神之后，暴行扩大，屠杀成为必然。因为那些人在你眼中不再是人，而是需要解决的物化的东西，人与人之间正常的交流全部被粉碎，甚至所有恶劣的行径被高度默许，因为你所做的不再受到惩罚，所以屠杀成为必然。当将这个事与整个屠杀史联系起来后，我不认为它的意义变小，我认为它的意义反而变大了。我们应当重新看待这些发生的事情，从这段历史中我们得到的结论，不应该仅仅是日本人有多么残忍多么愚蠢，这就太简单了，我们应当悟到的是对当下有作用的东西，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

　　还有很多想法是在拍摄过程中感受到了，比如拍杀人，我看到日本人用绳索圈人，100人往外走，枪决之后再100人往外走，拍这段戏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才是他们屠杀的本质。原先我们一直以为会是一个家庭被拖出去残忍地杀掉，会认为日本人是盲目地见人就杀，但是其实不是这样，他们的杀人计划80%都是按步骤按计划很有效率地成批处理，到城里见人就杀只是之后蔓延的一部分，而那种批量的屠杀才是核心。他们就像是机器一样在绞杀，把那些俘虏成批地灭绝，这才是真正的屠杀主题。而这样的故事由于他们的灭绝，很少有人知道和了解，而我也是从日本人的日记里才了解。100人被拖出去杀掉，余下的还活着的人就在不到30多米的地方等着，然后眼睁睁看着再被带走，这特别符合日本人做事的方式，这才是屠杀。

　　三联生活周刊：跟日本演员合作，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和状态？

　　陆川：这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事情，我特别理解他们的情感吗？我不理解。我请的这些日本演员，他们陪了我9个月，但同样的事情让我陆川去做，比如叫我去东京拍一个这样的戏，我绝对做不出来，给我1000万元我也不去，我觉得我受不了，但他们就在这儿。这次有很多场戏是大家商量着拍的，因为日本演员有一点就是他不理解的就不拍，他会说他干不了这事，但是我要说服他，告诉他们必须要这么做，因为当时你们的人就是这么干的，所以逼得我们找了大量的照片，到后来就不是说服的问题了。有一场戏是一个叫水上的年轻孩子，他的结局是在城里被人勒死了，这也是有真事的。但是后来这个戏就没用，我记得拍完这场戏的时候，有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他躲在一边哭，觉得很崩溃，要回家。

　　还有一些是很微妙的东西，比如拍打鼓那场戏的时候，差点变成一场群架。事情当时是这样，鼓一抬起来的时候，底下有的群众演员还在说笑，然后敲鼓的日本演员就不高兴了，觉得拍这么严肃的戏怎么能说笑呢，下来“梆”的一声给了这个群众演员一拳。这帮群众演员都是武校的，然后立马就围起来打那个日本演员，我们的工作人员赶紧过去帮忙拉架，保护那个日本演员，当时我不在现场。但是我想说一个很敏感的话题，日本演员在现场对这部戏的尊重程度要比我们的演员高，他们会特别认真毕恭毕敬地站在一边。如果看到别人说笑打闹，他们会很愤怒地瞪着那些人，但是我们的演员有时候会很愤怒，大喊着“打倒日本鬼子”等等。但是这事的核心是日本演员看不下去我们的不敬业，虽然他们的方法很粗暴，但是仔细想想，在日本，他们经常就是大嘴巴上去解决问题，这就是他们的方式。

　　其实我心里很复杂，我看到日本演员演戏，真的是特别投入，我常常告诫我们的演员，我们曾经在战场上输给了日本人，现在演戏上我们不能再输给他们了，我们要拿出我们中国演员最好的状态。但是日本演员的状态是有目共睹的，也拓宽了我对这部戏认识的跨度，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们撑起了这部戏。演角川的中泉英雄他爷爷曾是日本鬼子，是参加过南京大屠杀后回日本自杀的，那么他比一般的日本演员更多了一种家族的感受。

　　在拍戏过程中，他们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好几次都差点被中国演员打，但他们很好。记得拍一场强奸戏的时候，他们都不敢把手放到女孩子身体上，然后我跟他们讲，如果你不去真演的话，这些女孩子就得一直这么裸着，然后我就告诉他们该放到什么位置，等到一演完喊“停”的时候，他们立马就结束然后把衣服给她们合上，然后对着女孩子鞠躬，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反而是我们有些工作人员是嘻嘻哈哈的，为了这件事情我还给他们开过会，这些女孩子们都是自愿来的，她们特别伟大，我们应当认真对待。

　　还有就是日本演员让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有一场戏是伊田杀了唐小妹之后走到大街上，突然有一个人大喊“我要回日本”，那场戏不是我编的，当时我们都愣了，因为这不是本子里有的，而是这个日本演员小黑自己演出来的。然后伊田过去“梆”就给他一拳，这一拳打得特别狠，到了晚上之后那个小黑脸都肿了，特别委屈地跟我说：“他怎么那么狠啊？”我就觉得那个时候伊田就是伊田了，小黑也就是小黑了。

　　崩溃

　　三联生活周刊：在电影里有一段约翰·拉贝去上海了，剩下的就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了。

　　陆川：对，他中间就走了。他是1938年2月18日离开的，那时候整个南京刚刚陷入到水深火热之中，而且南京国际安全区不是他建立的，他是被委任为主席，最早是一个中国教授提出的。关于拉贝，这个人的历史其实要看的是他以后，后来南京市市长千方百计想要找到他，当时“二战”后欧洲建立了一些法庭，对纳粹党徒进行过一次梳理，拉贝差点被审判，他回德国的时候确实干过一些好事，就是他写过一个报告，发表过一次讲演，讲述在南京发生的这些迫害，在这方面我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因为当时他被纳粹警告不许再胡说八道了。并且在之后他的家庭曾一度失去了生计，这个时候南京市市长辗转听说这个事情就写信邀请他，说请他们全家搬到南京去住，政府会提供全部费用，就跟犹太人对辛德勒一模一样。当时南京人也不富裕，但是还是筹集了巨额的费用给他买吃的，给他寄过去，每月一次，拉贝在日记中写到，当他第一次收到从南京寄来的罐头等物品时，他很激动，这种行为一直持续到拉贝去世。

　　三联生活周刊：你为什么要去拍这样题材的电影？

　　陆川：从《可可西里》开始，我有一种感觉，拍电影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了，它会记录我很多很多的感受，《南京！南京！》记录了我这4年的一些感受，而且这部片子第一次把我对爱情的看法拍出来了。对于我来说，它不仅仅是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关于人的片子，是我对自己的一次挖掘，里面蕴藏着我对人生的很多很多的看法，我很满意的是，我最终找到了并且表达出来了。

　　三联生活周刊：角川最后自杀是你对战争的反思？

　　陆川：角川最后那场戏是我最后想出来的，我认为到最后的时候对一场战争的反思应该不用再分什么日本人、中国人了，角川这时候应该是代表我们所有人去反思，而不是仅仅代表他自己。

　　张纯如吞枪自杀这个事情，我曾经找过很多前前后后的文献记载包括验尸报告，那个给她验尸的美国验尸官说过这样一段话：“女人自杀的我见过很多，但是大多都是割腕、煤气、上吊，跳楼就是极致了，很少会选择吞枪自杀的，因为起码会对自己的容颜有一个保留。但是张纯如用一个大口径手枪把自己打死了，她内心经历过怎样的黑暗？”她的长相是非常罕见的令人折服的美，但是她却选择了这样一种方式，把车开到了一边然后自杀。我在想，很多人自杀到底是为什么？包括魏特林，他在回纽约的船上跳海自杀被救起来了，但是在回去之后还是自杀了，这都是南京大屠杀结束之后几年的事情了。

　　像魏特林这样做了大量的工作最后受不了内心的煎熬自杀，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他是谁？像张纯如，她显然是为了这件事死的，要不她为什么会选择在这样的一个年华，在她名声到了那样一个阶段的时候她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显然是因为这件事情就像阴影一样侵蚀到她的身体，她摆脱不了。

　　我拍到那会儿的时候，我虽然没想过自杀寻短见，但是我确实感到特别崩溃，不过我也想表现一种释然，最后释放小豆子就是对生活的一种释然，一种解释。拍角川死的那场戏，我没有去写分镜头，就是讲完戏之后就拍，包括小豆子吹蒲公英那场戏，但是拍这场戏的时候，我找到了一气呵成的感觉，那会儿戏已经快拍完了，但我好像找到了我会拍电影的感觉了，我觉得我自由了，不同于一开始我跟自己很较劲的状态。

　　三联生活周刊：结局虽然是美好的，但是影片整个过程很压抑，现在观众已经习惯了娱乐消费，你觉得观众能不能接受这部电影？换句话来说，你对票房有没有信心？

　　陆川：我在上海的时候投资方汇集在一起，他们对于我的这部片子很有信心，但是我特别害怕。在同代导演中我算是特别幸运的，因为有投资方能给我这么多钱让我做这么一梦，大家拿钱砸我希望能砸出一动静来。我们在上海做了两场试映，口碑不用说了，但是我一个朋友跟说我：“你们怎么能给观众一个理由让观众进来看？你们只要能让观众进来，余下的事情就交给电影解决了，但是就怕观众不进来，那么‘陆川’这两个字还不够。”这三年半，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力气和责任，如果这片子票房不好的话，我觉得我也无所谓，会有很多人通过不同的方式看到它，而且这个片子会长腿走到比我们想象更远的地方。

　　（实习生长萌萌、郄斯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