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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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成了江青的“眼中钉” [转帖]

作者：叶永烈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就在周恩来病势渐重之际，邓小平重新崛起，分担了周恩来的重任，成了“周恩来第二”，成了江青新的政敌。

邓小平在1973年3月10日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开始成为周恩来的副手。

只是由于他复出不久，邓小平在中共十大只是成为中共中央委员。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未能进入政治局。

中共十大结束才三个多月，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 （注：《中国****执政四十年》，中**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出任军委委员、政治局委员。毛泽东说：“邓小平是回政治局——他原先就是政治局委员。这次，是政治局请他回来，不是我一个人请他回来。”

这是因为毛泽东事先跟周恩来等商议，得到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同意、支持。

于是，1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遵照毛泽东主席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这样，邓小平复出后，迈上了第二个台阶：由国务院副总理，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长。在党、政、军三方面，邓小平都担任了重要职务。

1974年4月10日，穿着中山装、留着短平头的邓小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现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讲台上。面对各国的代表，邓小平侃侃而论毛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见解。这是邓小平自从被“文革”风暴刮倒之后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公开露面，成为外国记者目光汇聚的焦点。

外电纷纷预测：“精力充沛的矮个子邓小平，毫无疑义将成为周恩来的接替者，中国未来的总理。”

读着内参上登载的外电评论，张春桥那黑眼珠顿时成了兔子般的红眼珠。在副主席的希望落空之后，张春桥一直把双眼盯着国务院总理的位子。显然，只要周恩来健在一天，周恩来就是总理。眼下张春桥所要力争的，是“第一副总理”。因为“第一副总理”有双重意义：第一，现在总理正病重，“第一副总理”意味着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第二，一旦周恩来故去，“第一副总理”理所当然地成为总理。

周恩来已正式向毛泽东建议，设立“第一副总理”。毛泽东呢，也觉得需要设立“第一副总理。不论周恩来，还是毛泽东，都深知邓小平和张春桥势不两立，同为副总理，平起平坐，倘不明确谁“第一”，国务院的工作会乱套。

此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派谁前往联合国时，江青激烈地反对邓小平去。

这样，毛泽东在写了那封“不见还好些”的信后第七天——1974年3月27日，不得不再给江青写了一封信：

江青：

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

毛泽东

3月27日

见了毛泽东此信，江青不得不收敛了。

邓小平从联合国回来后，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更为活跃了。他陪同周恩来，接待了一位又一位外国国家元首的来访。毛泽东会见外宾，邓小平也总是在侧。

周恩来住院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由王洪文主持，国务院工作由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由叶剑英主持，形成新的党、政、军“三足鼎立”的局面。

不过，王洪文虽是党的副主席，职务高于邓小平，可是论政治经验、工作能力、理论水平，他怎能跟邓小平匹敌？

另外，邓小平的个性明显不同于周恩来。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对邓小平的评价是“敢于发表意见，任何时候都不追求时髦口号”；“邓小平不是周恩来，他的作风不同。周恩来注意策略，使自己能够停留在水面上，但不能改变激流的主要方向。邓小平却不顺从这股激流，而是马上筑坝堵住洪水。”

周恩来对邓小平无限信赖。当年，在勤工俭学时，周恩来便与邓小平在巴黎相识。半个世纪的友谊，彼此亲密无间。正因为这样，邓小平在1980年8月回答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时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 （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7页。）

虽然周恩来不得不躺在病榻上，邓小平却在政治局里成了新的“周恩来”，而且他不顺从江青的那股“激流”。于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又构成新的冲突：一方是邓小平，另一方是江青——江青联合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

邓小平成了江青的“眼中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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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权潜心研究抗日战争理论 [转帖]

　　

　　作者：郭胜伟 出版社：中 共 党 史出版社

　　“与敌人作武装斗争，必须研究敌人的军事政策，

　　从中产生自己的作战对策和战略战术。”

　　根据抗日战争实践的不断发展和继续作战的需要，为更好地研究和总结八路军在作战、建设等方面存在的缺点和不足，也是为了配合全军的军事教育，左权以百团大战为契机，先后撰写了《论战争指导、军队组织和战术问题》、《论我军的后勤建设》、《论晋察冀边区反“扫荡”战的伟大胜利》、《战术问题》、《各种情况下之后勤工作》、《敌寇在华北之现行军事政策》等论著。左权军事论著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紧密结合当时军内外的思想实际，有的放矢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例如，结合八路军在百团大战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左权主要对三个问题作了进一步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一是关于战略战役的作战指导问题；二是关于对日作战的战术问题；三是关于抗日作战的后勤保障问题。

　　在展开具体研究上，左权从考察、分析、探讨敌我双方具体的军事斗争入手，力图从实践和经验中把战争规律概括成明确的要点，建立一种益于实践操作的、与战场作战实际相结合的作战理论，把深奥的作战理论变成八路军各级指挥员在实践中能够适用的能力，变成部队作战行动的指南。

　　在研究作战指导问题中，通过对百团大战具体实战的反复研究，左权认为，现阶段坚持华北抗战的基本任务，就是巩固华北抗日根据地。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以军事斗争为主，同时配合其他各种形式的斗争。因为没有军事上的胜利，一切均无从谈起；同样，没有其他斗争的配合，军事斗争也难于推进，其获得的成就也难以巩固。为此就需要有正确的作战指导与组织原则。

　　在作战指导上，涉及敌我两个方面各自条件的对比和权衡，正可谓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左权认为：与敌人作武装斗争，必须了解敌人，必须研究敌人的军事政策，从中产生自己的作战对策和战略战术，这是十分重要的。为了全面阐述日寇目前在华北所采取的军事政策，加强对敌斗争的指导，左权于1941年3月31日应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之邀，亲自去做了一次《敌寇在华北之现行军事政策》的报告。左权认为，敌人目前在华北军事政策的中心，是要改变华北现在的形势，变点线的占领为面的占领，以达到巩固地占领华北之目的。为此，日寇在华北采取了四条军事方针：一是以军事为主，辅以其他斗争形式相配合；二是强调以中国****和八路军为主要作战对象；三是坚持长期作战的思想和军事准备；四是在战略上一贯采取攻势行动以及与之相辅助的其他行动。从以上这四条方针出发，左权又逐一分析了敌人的据点政策、交通政策、伪军政策、“扫荡”作战、交通线与据点守备、特务工作等军事政策的产生、发展和特点，并指出，在具体实战中，对于敌人的各个具体政策的认识不应该是孤立的，而是密切关联、相互依存的。他还强调指出，我们认识敌人在华北现行各种政策的目的，在于要采取更为有效的对策和更有针对性的方法去应对，以更大的努力去彻底战胜敌人。

　　为了增强理论研究的指导性和操作性，左权不仅注意研究日寇的军事政策，尤其注意研究日军在华北战场所采取的具体战术。他曾多次指示各部队，要多向其提供关于日军“扫荡”战术和行动规律的材料。凡是缴获的日军文件、刊物及通过其他途径得来的日军材料，他都细心研究。左权认为，目前日军采用的仍是一般战术的游击战术而已，因无群众基础，不免流于空洞，作用不大。其采用的战术总的来说包括：突然袭击，这是日寇对付八路军“新战术”的基本内容；迂回包围与中央突破并用，但惯用的仍是迂回包围；积极创造条件打埋伏，力求不断消耗八路军有生力量；多以组织夜间袭击或夜间攻击行动，拂晓急袭；对八路军坚守的阵地或村落实施优势兵力包围后的强攻；畅通的通信联络和周密的侦察警戒等。

　　根据日军所强调采取的各种作战行动，左权指出，要对八路军实施正确的作战指导，除了要了解敌人外，还必须注意解决好己方存在的问题：在战略指导上，既要反对只一味向敌进攻，不作反“扫荡”作战准备或进行反“扫荡”作战的冒险主义，又要反对只停留在根据地里等着敌人来“扫荡”，而放弃有利条件，不向敌人作各种主动进攻，或一味退缩让敌人“蚕食”的保守主义倾向；要有团结一切有利于抗日力量的意志与全局观念，注意反围攻与围攻作战的统一与协同，从整体上避免孤军作战；掌握正确的内线的外线作战及主动的对敌作战的指导精神，达成作战的突然性和速决性；注重发挥一切抗日力量以及地方军、民兵的作用，不断提高其政治觉悟、军事技能和纪律素养，使之日益向正规军发展，形成全民抗战的人民战争的崭新局面，反对限制、削弱群众武装的错误做法；无论是进攻性的或防御性的战役与战斗，各个区域（分区）都要有独立作战、独立坚持的能力；一切军事行动，都必须与民众的抗日斗争有密切联系，既要有群众的广泛参与，又不浪费民力，既要有集中的指挥与组织，又不要违背群众意愿与民主精神，既要领导群众进行英勇斗争取得胜利，又要不给群众过多的损失与牺牲；各级军事指挥员和地方党政领导，都要时刻树立军事行动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各种斗争形式积极、主动、密切结合的观念，以我全面斗争对日军的“总体战”、“全面战”，反对单纯的军事主义；注意积蓄力量，不能只顾打仗而不进行积蓄力量的工作，也不能借口积蓄力量而不打仗或少打仗，在使用力量上要善于保存有生力量和战争潜力等。

　　在对日作战的具体战术问题上，左权认为，要想取得作战的彻底胜利，除了正确的作战指导外，还必须有正确的战略战术。通过在实际指挥百团大战和总结作战经验教训的体会中，使左权更加有意识关注和深入研究此类问题。为此，左权还专门撰写了长达7000多字的《战术问题》一文，全面阐述了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的战略战术的原则和战术的基本精神。这是一篇关于战术理论的重要文献，1941年2月15日，《前线》将其全文刊出，以便在全军进行学习与教育。

　　结合百团大战后期作战和日军加强了对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强度等实际情况，左权明确地指出，现在，八路军首要的任务就是在大小战斗中不断地争取战斗的胜利，歼灭一切可能歼灭之敌，因为只有军事上的胜利才是巩固根据地最基本的因素。因此，进一步提高八路军的战术就成了当务之急。左权认为，目前八路军在战术上存在着许多缺点和不足，有些问题还很严重。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这些方面：一是部分部队在一些具体战斗中缺乏消灭敌人的信心与决心，战斗的顽强性、积极性、主动性不够。如我们个别部队，在敌人进攻面前一味向后退缩，不敢接近敌人，不敢到边区或敌占区活动；有的部队在严令破路或打击敌人的时候，敷衍了事，虚放一枪，回头便跑。甚至有个别部队，离敌人五里路的距离，打了几颗手榴弹，就算完成了战斗任务，不顾敌人的行动就无功返回了。又有个别新部队，见到敌人的装甲部队便惊恐起来。更有些看到穿黄军服戴钢盔的部队，就撒腿跑了。左权指出，这些严重现象，不光是一个简单的战术问题，更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不克服这些右倾现象，不铲除这些恶劣的畏战、避战、逃战现象，要取得战斗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更是不可能的。二是有些部队对于我们战术的基本精神，不甚了解，把握得很差，对当面的敌情、对一些战斗没有任何准备，甚至一切情况都不加侦察、不加了解、不加考虑、不加研究，抱有侥幸，随便乱撞，盲目行动，以致遭受某些不必要的损失，这是对部队的不负责任，对八路军的战略任务不负责任，也是对抗日战争胜利的不负责任。三是技术知识和掌握技术能力薄弱，不善于发挥手中武器的技术战术性能和各兵种的作用与组织各兵种进行协同作战。战斗中消耗弹药多，损坏武器严重，对敌人的技术兵器还有畏惧心理。四是缺乏组织与指挥民众参战的艺术，某些部队总是忽视游击队、自卫队的作用，不注意去加强它，更不注意研究与其配合协同作战的方法，总想将其收编到自己的部队中来，以致使野战部队本身形成“裸体跳舞”。五是战术上的游击主义习气严重。不顾全局，缺乏配合，各自乱动，参差不齐，不遵守时间，不执行规定。六是警觉性不高，政治上、军事上麻木，存在轻敌观念，不注意侦察敌情，不注意保卫自己的部队。

　　上述这些问题虽然只是个别现象，并不普遍，但却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八路军的战斗能力，使其丧失了许多可能取得之胜利和增加了许多本可避免之伤亡。左权指出，所以存在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部队忽视了对军事理论的学习和战术问题的研究以及军事技术的训练，军事的学习落后于政治的学习，军事水平落后于政治水平，军事的进步落后于政治的进步。左权认为，政治学习固然重要，但军事理论也必须提高起来，特别是军事指挥干部，要好好去组织军事技术训练，去研究战术运用，去研究我军长期战争的经验教训，去研究抗日战争的基本经验，努力发扬我们战术上的特长，纠正缺点。

　　除此之外，左权还强调，我们不能、也不应把我们的军事理论、战术知识仅仅限于过去及现在亲自参加的战争范围内，这还不能提高我军的军事水平。我们要学习马列主义，学习马列主义关于战争的学说，研究古今中外战争历史和军事理论，以丰富的军事、政治知识，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把我军的战术及一般军事理论推向前进，使我们的指挥员们，不仅能够打游击，也能指挥正规作战。还要准备指挥在新的军事技术下的作战，这就是我们军事学习的任务。

　　左权认为，战术问题是依据具体环境来决定的。“我们战术理论的建设，必须依据我们所处的环境，敌我的具体条件，我军历史传统，我军的军事任务的性质与本质出发规定出来，而不能是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及八路军的本质、任务等诸多因素决定了坚持敌后抗战的战略方针，决定了战术的最基本组成部分是游击战，而不能是日本式或德国式的战术，也不能是前苏联式的战术。同样，八路军也不能采用中国一般正规军的所谓正规战术。这是因为八路军与其他军队在本质上存在着根本差别，又完全处在敌后作战的环境，而且中国也没有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立战术。另外，八路军也不能采用纯粹的游击战术。因为八路军已经有了大规模的正规军，我们的军事任务也不仅是打游击，还要进行运动战，因此游击战已经不能成为八路军战术的全部内容了。对此，左权明确指出，根据马列主义的理论创立一条正确的马列主义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战术，是件非常重大的事情。那么八路军应采用何种战术呢？左权结合八路军自身情况，提出了游击运动战的战术。

　　对于游击运动战，左权是这样认识的：它既不是纯粹的游击战术，也不是纯粹的正规战术，而是一种由游击战术脱胎和发展而成的特殊的新兴战术；是一种最灵活、最积极、最巧妙、最富机动内容、最能适合敌后开展大规模民众性游击战与运动战的战术；是以广大的工农阶级为基础，是****领导下的军队，从长期艰苦斗争中独创的战术。这种战术的基本精神，就是以最积极、最灵活、最神速、最坚决与最秘密的动作向敌人进攻，也就是“速决的进攻”。这种战术的基本战斗方式，是突然的袭击。对运动的敌人，主要采取伏击；对驻扎的敌人，主要采用袭击。这种战斗方式与战术的基本精神，不仅是游击队应该采用，不仅是正规军进行游击战任务时应该采用，就是我们的正规军在有利条件下进行正规的运动战时，也应该采用。这种游击运动战，便是中国式之正规战。当然，使用这种新战术，并不是说要把正规军游击队化，在大规模的正规军进行运动战中，可以不遵守集中的统一指挥、协同动作、密切联络、后方设置或各自为战，而是说“应尽量采用那种突然袭击的战斗方式与那优良的战术的基本精神”。

　　对游击运动战战法，左权认为，游击运动战所强调的“速决的进攻”乃是八路军“战术艺术之所在”。因为只有速决才能各个击破敌人，才能连续作战，才能使敌人优点不能发扬；只有进攻才能消灭敌人，才能创造与抓住敌之弱点，才能避免自己的弱点，发扬自己的优点。也就是说，只有速决地进攻，才能进行大规模的趋利避害的机动，取得作战的胜利。

　　同时，左权还明确指出，“速决的进攻”的战术内容，主要包含着主动性、突然性与顽强性，离开了这些，速决的进攻战是不会有成功的。所谓主动，不仅任凭我自由选择时间、地点与敌人进行作战，还要使敌人不能向我作积极的活动。主动行动是要有意识地去求得，从正确的情况估计与正确的处理情况中去求得，不是现成的东西，必须虚心研究与寻求。突然性是指部队行动要有计划、有准备及行动中的迅速与秘密。突然性愈大，战斗胜利就愈有保证。顽强性是指战员英勇杀敌，毫不犹豫，坚决与敌人白刃肉搏。

　　对于如何才能实现“速决的进攻”，左权认为，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如建立消灭敌人的信心与决心；加强政治工作，提高全体指战员的政治觉悟；以积极进攻精神与顽强毅力，主动向运动的或立足未稳的敌人作战，不进行单纯的防御；爱护与保护指战员的身体，使其善于使用武器，善于运用战术；严肃战斗纪律，坚决执行命令，反对游击主义的习惯和敷衍塞责的行为，发扬战斗中的自觉性、灵活性；密切与民众抗日斗争的联系，使之与军队的军事行动结合起来；战前要有充分的准备，对敌情、地形、居民和自己都必须清楚地了解，正确地判断，然后下达决心；根据决心，做出适当的兵力部署；应善于发现、创造和抓住敌之弱点，以己之长攻敌之短，反对平均地分配兵力与逐渐地使用兵力；在一切向敌进攻的行动中，应有切实的战斗队形和与各分队间战斗动作、火力与运动配合之规定，并利用一切可能利用之地形，力求以小的牺牲，取得大的胜利；保持部队神速与秘密，提高与发扬战斗发起之突然性，运动、火力与白刃战斗应有正确的配合，一般的应避免接敌运动中的火力准备，力求缩短火力战斗过程，最好是战斗一发起就向敌人投入顽强的白刃扑搏；在冲锋发起后，要勇往直前，对于可歼灭之敌，必须一举歼灭之，不给敌以喘息之机；加强侦察警戒，提高警觉性，保持经常的充分的战斗准备等等。

　　左权指出，以上这些便是八路军过去使用过的和今后仍应发扬的战术。但是，他又强调，我们决不能以此为满足，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八路军必须逐渐改善自己的装备，提高自己的技术，从而也就要求我们的战术逐渐地完善起来。那种战术不仅是步兵的游击式的，而且是更正规的、诸兵种联合的、更富科学内容及富有组织性的战术。简单地说，就是更要正规化起来。左权深知，仅仅依靠游击战争，是战胜不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但他不幻想，不天天去空喊机械化，而是一步一个脚印扎实地工作着。同时，他对八路军的未来又有着美好的憧憬，他坚信，中国总有一天会有机械化和近代的军事技术。到了那一天，战争的面目将为之一新，战略战术、军队的组织训练和各种工作，将会有一个大的变化。遗憾的是，左权未能等到这一天的到来。

　　对于左权在研究战略战术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中共中央在《左权烈士略传》中曾给予高度评价：左权同志为我国有数之军事家，他在战略战术方面的成就，实融会1925－1927年大革命时代、内战时代及前苏联红军最进步的战术，为中国著名的游击战术创始人之一。

　　关于八路军的后勤建设问题，左权认为，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强有力的后勤保障也是部队作战胜利的必要条件。所以，左权历来非常重视军队的后勤建设。在百团大战中，一些部队的给养保障工作暴露出不少问题，因此，左权此时对八路军的后勤建设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1940年12月26日，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二九师首次召开后勤工作会议；1941年3月19日，八路军又召开了后勤政治工作会议。左权亲自参加了这两次会议，并在会上分别作了题为《论我军的后勤建设》和《各种情况下之后勤工作》的长篇报告，详尽地阐述了后勤工作的重要性、八路军后勤工作建设的特点、后勤工作的具体任务、后勤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关系及各种情况下八路军各后勤部门的任务、工作及完成方法等问题。这是两篇关于八路军后勤工作建设的重要文献，对推动八路军的后勤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左权对于后勤工作的重要性，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后勤部门是军队的一个组成部分，“军队组织越复杂，技术越发达，后勤工作的地位也越重要”。八路军处在敌后作战，有时需要进行所谓“无后方的作战”，这是指没有全国性政权的大后方，而不是说没有根据地的小后方，更不是说不需要后勤工作。恰恰相反，这种无大后方作战的情况，反映出八路军在建设中，必须更加充分认识后勤建设的重要性和目前后勤工作所面临的困难与复杂性。因此，左权强调指出：“没有健全的后勤工作，就没有正规军，没有健全的后方工作，就不会有前方的胜利。”由此可见，后勤工作不是与战略战术毫无关系的，不是没有地位的，不是没有政治意义的。

　　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好多人都不重视八路军的后勤工作。如对后勤工作的重要性了解不够，以为后勤工作与战争无关，是简单、无足轻重的事务工作；不尊重后勤工作人员，不注意后勤人员的选拔与教育，以为后勤工作人员不需要什么工作能力与政治认识，把无处安插的人送到后勤部门去；后勤工作部门中某些干部不安心工作，认为后勤工作麻烦且枯燥无味，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导致困难多，费力不讨好，总想脱离后勤工作岗位等。由此也就导致了八路军后勤工作中所存在的许多问题，正如左权指出的：后勤部门中游击主义习气严重，制度不完善，纪律不严，违犯制度及纪律的现象时有发生，贪污腐化、官僚主义等不良现象也存在着；对人力财力的爱护不够，对工作的责任心不够，怕麻烦，怕困难；缺乏创造性，墨守成规，甚至还出现了严重的反进步反科学的现象。左权严肃地指出，所有这些都是错误的，严重阻碍了后勤工作的发展，必须努力纠正。

　　对于后勤工作存在的各方面问题，左权认为，八路军的后勤建设有其自身特点，必须与八路军“积蓄武力与使用武力并进”及其“工农阶级的军队性质相符合”，即后勤建设要随军队建设的发展而发展，要以“人”为本。这是其一；其二，八路军后勤建设必须依赖自力更生，它不是简单的消费，而是艰巨的生产工作；其三，后勤建设不仅在建军上有重要地位，对根据地的建设与巩固同样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四，后勤建设应适合敌后抗战的环境，根据不同环境采取不同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其五，后勤工作必须适合八路军的战略战术的要求。另外，左权还指出，有政治工作的保证，也是八路军后勤建设的特点之一。因此，左权认为，不能简单地将其他军队后勤工作的方法搬到八路军里来，把其他军队后勤工作的条文，照抄到八路军的后勤工作中是不行的。我们必须发挥自身的创造性，创建我们的战略战术相适应的独具特色的后勤工作。

　　对于如何加速建设与八路军游击运动战战法相适应的后勤，左权强调，首先必须确实巩固后勤工作的各种制度。在全军进行广泛深入的遵守与巩固各种制度的教育，使广大指战员深切了解后勤工作各种制度的重要性，克服游击主义习气的种种表现；司令部、党政机关对后勤制度的巩固要给予确实的保证；同时，后勤工作人员要以身作则，严格遵守各种已规定的制度。其次，要有正确的工作方式与方法。左权强调指出，后勤工作是最具体、最实际的工作，更需要特别仔细的工作作风，虽然是极微小的事情，也必须非常慎重处理。一切粗枝大叶、马马虎虎、漫无头绪、手续不清、官僚主义等工作方法都是有害的。因此，后勤工作要有严格的计划性、组织性、经常性，实际具体。另外，从事后勤工作的人员要有高度的政治觉悟，适当的文化水平，一定的工作能力，不断进步的上进心，不能是庸俗的事务主义者。最后，要健全后勤部门的组织与工作，改变过去那种“打埋伏”、部队各设后勤的做法，各部队都要按照编制的规定组织起来。要充实后勤干部的数量，加强其培养与锻炼，提高其质量。要严肃纪律，克服一切不安心工作、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不良现象。

　　在明确了后勤工作制度的基础上，左权还阐述了后勤部门与其他人员、部门之间的关系。左权认为，在组织系统上，后勤部门是部队的一个组成部分，隶属于同级部队首长的指挥与监督。后勤部与司令部、政治部是平等关系。后勤各部门与司令部的工作关系应该很密切，司令部应经常了解后勤工作情形，提出意见，并指导其工作；后勤部门也应当经常将自己的工作情况通报司令部。后勤部门的首长，在政治上应受同级政治机关之领导，在工作上则应受同级政治机关政治上的监督与检查。

　　对于后勤工作的总任务，左权指出：“后勤工作总的任务是，保证军队一切物质需要，以物质的保证，巩固军队，提高战斗力，战胜敌人。”左权还具体论述了后勤供给、卫生、兵站、军工等各部门的有关任务及其在各种不同情况下，特别是在作战中，对后勤工作具有指导的责任，并要从作战需求和作战部署上处理好后勤工作中的各种问题。

　　在谈到如何完成后勤部门的各项任务时，左权指出：这要靠各级后勤部门同志任劳任怨、艰苦努力的工作，也要靠后勤政治工作的保证。“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这在后勤部门因其工作任务之繁重与复杂，是更有其重大意义的。没有政治工作的保证，要完成这样重大任务是不可能的。”

　　重视政治工作在部队建设中的作用，可以说是左权指导部队建设的一个显著特点。他遇事善于从政治分析入手，注重军事和政治、经济的联系；处理和解答军事问题时，能够敏锐周详地照顾到政治的一面。他的大量军事著作，不论是讲反“扫荡”，还是讲战略战术，讲教育训练，讲后勤工作，都考虑到了政治的因素，从不就军事谈军事，就后勤谈后勤。

　　左权还特别强调了各部队参谋长对后勤工作应负的责任。他曾多次强调指出，各部队参谋长，是秉承首长意图来指导后勤工作的。不论平时一切后勤组织的建设，或战时使后勤工作很好地适应作战的需要，都应根据首长的意图加以考虑计划，并监督其实施。但从实际作战中的情况看，左权指出，我们有不少参谋长对此漠不关心，打起仗来不知怎样组织后勤工作，在战斗过程中，不知如何把前后方很好地结合起来，不知如何使后勤活动符合于战术要求等。这些缺点都必须迅速纠正。

　　从左权对军事理论和军事工作的全面论述及结合工作实际的研究不难看出，左权的研究成果，是他指导革命战争实践，注重总结我军建设、作战等方面经验教训的结果，更是其长期锲而不舍，紧密联系我军战争实际进行军事理论研究的智慧结晶。可以说，左权是一位在学习上永不止步的功勋卓著的军事家。正如朱德所指出的那样：左权在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军事建设、参谋工作、后勤工作等方面，都有极其丰富与辉煌的建树，朱德称赞他“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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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总统访华逸闻[转帖]

里根访华美方对安全要求苛刻

1984年4月26日至5月1日，美国总统里根访华。我国领导人，尤其是邓小平同志对此十分重视。

美国方面为准备总统的访问，先后派了三个先遣组。同先遣组的谈判十分艰苦，美方对安全的要求近乎苛刻。

第一次谈判，美方就提出了使用自己的交通工具的问题：里根要坐自己的凯迪拉克防弹车，因为他不习惯坐别的车。去西安和上海时，也要坐美方的专机“空军一号”，理由是总统是三军统帅，必须随时与国内保持联系，轿车及专机内都有先进的通信设备，而且安全性能可靠。

美方先遣组还提出，从钓鱼台国宾馆到长城，从西安的闫良机场(当时咸阳机场尚未建设)到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坐车都需要一个小时以上，根据美国总统保卫条例规定，总统旅行20分钟以上，必须安排另外一种交通工具备用。为此，美国要运来两架直升机，北京、西安各一架。当总统前往参观长城和兵马俑时，直升机在空中陪同前往。

美方把总统旅行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都考虑到了，急救设备，最近的医院，途中的安全情况……从交通工具到人员部署，都做了精心策划，做到万无一失。美方对总统的安全如此重视，不是没有原因的。1981年3月31日，里根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才坐了70天，就在前往一个会议发表演说的途中，遭到枪击。这次事件对总统的警卫人员压力很大，每次总统出行，他们的神经都极度紧张，恨不得把总统关进保险柜。

按照国际惯例，国家领导人出访，在东道国内应该坐东道国提供的交通工具，听从东道国的安排。这也是对东道国的尊重。美方这些要求显然是对我方的安全不信任，对我国主权不尊重，我们不能同意。我方主管礼宾的韩叙副外长驳斥了对方的论点，并说，至于安全问题，中方完全有能力充分保证总统的安全。

美方商量后表示，如果不允许美方的直升机入境，将不得不取消去长城和西安的安排了。

邓小平从大局出发

允许美方飞机入境

怎么办？请示到邓小平那里，小平同志从中美关系的大局考虑，批准允许美国在中国境内使用其专机及直升机，在中国境内飞行时，美国总统专机上要有中国的领航员。

没想到两架直升机中，有一架还真派了用场。里根在长城参观时，随行采访的中外记者不下百名。长城上空间不大，陪同人员、警卫、安全人员几乎把总统夫妇隔离了。记者们使出浑身解数往前挤。混乱之中有一位记者被他同行的大机器撞了，前额撞出一条大口子，鲜血直流。安全人员想到了那架直升机。于是立即把他送上直升机，运到首都机场，北京医院的救护车已奉命等候在机场，效率之高令人惊叹。

美特工要下厨房

被我方外长坚决顶回

美方甚至提出，要派特工人员下厨房监督厨师做菜。理由是他们总统吃的东西都必须经过特工人员检查。这简直是荒唐的要求！美国人也太不了解中国了，难道我们会让政治上不可靠的人进厨房给领导人做饭？韩叙副外长听了哭笑不得，坚决顶了回去，说：给美国总统吃的东西，我们领导人也同样吃。如果总统不放心，可以不吃。

大概美国人自己也觉得这要求太荒唐，因此不再坚持。在中方的宴会上，里根夫妇照样吃得津津有味。但是在他们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12号楼，则就“另起炉灶”了。中方在总统套房备餐间安放的各种物品全被“扫地出门”，搬到了走廊上。早餐及没有宴会时的饭菜全由总统“御厨”做，好像中国的食品全有毒似的。对于国宾馆来说，接待这样的贵宾还是第一次。

接待这么一位超级大国的领袖，特殊的地方还真多。在国内，这位总统到任何地方参加活动，很少走正门。我方负责安全的同志说：“这样可能不太好吧，显得对总统不礼貌似的。”美方安全人员说：“没关系，我们总统已习惯走边门了。”

从西安兵马俑博物馆出来，要参观一个市场，为此，还在博物馆内找了一间窄小的房间，给里根穿上防弹背心。博物馆只有一个较干净的厕所，里根还没到，打前站的两个美国大兵早就给“占领”了，谁都不让进，说这是“总统的洗手间”，连国务卿舒尔茨也不得不上外面老百姓用的厕所。我方陪同团长朱穆之想上洗手间，这两名“御林军”死活不放。我方警卫看了忍无可忍，两个人架一个，把这两个“御林军”拉开了。

在里根夫妇整个访问过程中，安全措施十分严密。道路要提前很长时间清场，弄得北京老百姓怨声载道。

从兵马俑博物馆到机场，一路上空空荡荡。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和主管美国的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同坐一辆车。他对章部长抱怨说：“一路上不但田里没人，连牲口也看不到了。”章部长回答说：“因为路上要戒严，群众都被隔离得老远，当然看不见人了。这是你们安全人员要求的！”

面对儿童欢迎队

里根夫妻一时不知所措

4月26日下午2时零5分，里根的专机抵达首都机场。里根坐着红旗轿车来到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他们在国家主席李先念的陪同下检阅了仪仗队。在仪仗队后是少年儿童欢迎队伍，孩子们举着花束和两国的国旗。等里根夫妇来到他们面前，这些孩子们就像按了电钮一样，齐声喊道：“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有的还挥舞着彩带跳起舞来。

里根夫妇显然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场面，愣了一下，在儿童欢迎队伍前停了下来，面带笑容，看着这些孩子们，不知所措的样子。我看他们老站着不动，便上前轻声说：“孩子们喊的是‘热烈欢迎’，请总统和夫人继续向前走。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向他们招招手。”他们这下才醒悟过来，起步慢慢向前走，同时接受我的建议，向欢迎群众招手致意。 摘自《礼宾——鲜为人知的外交故事》新华出版社出版 施燕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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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梅趣话 [转帖]

　　

　　作者：杨闻宇 出版社：崇文书局

　　魏武行役失汲道，军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饶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闻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世说新语》

　　英雄好色，此言非虚，但其好色迥异于西门庆式的性欲狂徒，英雄真正喜好的是善解人意、志存高远、又勇于在风云里搏击的女性中的佼佼者。曹操雄才大略，足智多谋，史载的妻妾就有10多位：丁夫人、刘夫人、卞夫人、环夫人、杜夫人、秦夫人、尹夫人、王昭仪、孙姬、李姬、周姬、刘姬、宋姬、赵姬、陈妾等，而曹操最钟爱的，是卞夫人。

　　东汉末年，政局动荡，民不聊生，年近20岁的卞氏继承祖传的卖艺职业，作为一个歌舞伎，随父母从瑯琊开阳（今之山东临沂）辗转飘零到谯县（安徽亳州）。曹操任顿丘令期间因从妹夫牵连而“从坐免官”，称病返回老家读书放猎，韬光养晦，他酷爱音律，见卞氏色艺俱佳，清丽过人，便将其纳为第三房小妾。嗣后，曹操任洛阳北都尉期间，卞氏又返回谯地待产，公元187年生下曹丕。

　　189年，任骁骑校尉的曹操刺杀董卓未遂，“微服东出避难”，有人赶到谯县传来曹操已死的凶讯，曹氏一家上下大乱，许多旧部都收拾行装准备离开曹家，另谋生路。这时，28岁的卞氏站出来说道：“曹君吉凶未可知。今日还家，明日若在，何面目复相见也？正使祸至，共死何苦！”（《三国志·魏书》）众人听后哑口无言，遂决定留在曹府继续效力，听从卞氏的差遣。卞氏的沉着冷静，远见卓识，处变不惊，临危不乱，为夫君在乱世中成功地保留了一支有生力量。

　　曹操的发妻丁氏不能生育，复娶刘氏，刘氏生下曹昂，不久身亡，丁氏即尽心抚养曹昂，曹昂随曹操攻张绣时，不幸阵亡，丁氏以泪洗面，痛不欲生，曹操一时恼怒，送丁氏回娘家将息。此时还是侍妾的卞氏劝解曹操一定要亲自去接丁氏回府，曹操也顾念旧情，专程到了丁氏娘家，丁氏正失魂落魄地坐在织布机前，曹操抚着她的背问道：“愿意跟我一同乘车回家吗？”丁氏不理不睬，曹操非常难堪。216年，曹操被汉献帝封为魏王，219年，立卞夫人为王后。丁氏是一位固执骄傲的女人，早年常对卞氏恶言讥讽，欺辱卞氏母子，而卞氏扶正后，却不念旧恶，常命人给丁氏馈赠东西，有时趁丈夫不在，把丁氏接回府来，“延以正坐而己下之，迎来送去，有如昔日。丁谢曰：‘废放之人，夫人何能常尔耶！’”作为女性，襟度如海，卞夫人这样做是太难得了。

　　有一次，曹操得到几副精美耳环，带回王府，让卞夫人首先挑选，卞氏看了一会儿，只取了一副中档次的，曹操问其故，卞氏对曰：“取其上者为贪，取其下者为伪，故取其中者。”宫廷斗争是极为剧烈的，在曹丕与曹植争为太子的博弈中，卞氏不闻不问，委诸天命。当曹丕最终成为太子时，有人很快向卞夫人道喜，她淡然而答：“王自以丕年大，故用为嗣，我但当以免无教导之过为幸耳，亦何为当重赐乎！”曹操听到卞氏这样的话，叹曰：“怒不变容，喜不失节，故是最为难。”

　　卞氏进入许昌后，每逢暮春，常常想起家乡的青梅，兵荒马乱之年，哪有机会品尝故乡的青梅呢？曹操见其长嘘短叹，忙派人从乡下移来许多梅树，种在相府附近的九曲河畔。每到梅子成熟的季节，满园香气弥漫，卞夫人高兴得眉开眼笑……曹操在梅林里建造一亭，全用梅木雕刻，且亲书匾额“青梅亭”，用以作为接待宾朋最高礼遇之所。对卞夫人而言，曹操也真算得上是一位闺中知己了。

　　《三国演义》第21回的“曹操煮酒论英雄”中，曹操让许褚、张辽等人将正在后园浇菜的刘备请到梅林小亭中，曹操说道：“适见枝头梅子青青，忽感去年征张绣时，道上缺水，将士皆渴；吾心生一计，以鞭虚指曰：‘前面有梅林。’军士闻之，口皆生唾，由是不渴。今见此梅，不可不赏。又值煮酒正熟，故邀使君小亭一会。”这是《三国演义》中相当精彩的回目，也是罗贯中先生的得意之笔。

　　曹操迁刘协都许昌，自任司空，是公元196年的事情；率兵攻击张绣，是197年之事；而“煮酒论英雄”，应是198年的事了。那么，为卞夫人而植的梅林，应当更是多年前的事情了，“枝头梅子青青”，短短三五年内,恐怕是难以形成这等清雅境界的。

　　曹操220年病故，卞夫人是曹魏太和四年（公元230年）病故的，“其年五月，后崩。七月，合葬高陵”。这样的爱情，长期动乱中默相契合，戎马倥偬里情意殷殷，颇能够耐人寻味。

　　遥想当年，让一代英雄曹操一见倾心的弹唱女子，随着夫君在乱世中颠沛流离，历经磨难，终于渐渐地褪却罗衣，放射出高贵瑰丽的内在光芒，且能留下一片碧绿的梅林证之于史传之中，也属时代风云中难能可贵的一页。

　　青梅煮酒论英雄，

　　英雄襟袍古来同。

　　霹雳一声杯落地，

　　仰视凤凰舞长风。

　　小乔卸甲晚妆红

　　一个伟大的男人身后必有一个优秀的女人。

　　三国时，吴之周瑜24岁即任中郎将，少年得志，名贯天下。刘备叹息他是“文武筹略，万人之英”；曹操83万大军被周瑜挫败于赤壁，曹操只好这样来掩饰自己人生中的一大败笔：“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周瑜对朋友直、谅，东吴第一老将程普对人讲道：“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连那位在周瑜帐中上了大当的蒋干也认为：“瑜雅量高致，非言词所能间。”从各方面的评价可以推知，名重当时的周瑜，是很了不起的一位青年将领。

　　赤壁鏖兵之前，周瑜在九江市的“甘棠湖”操练水军，准备迎击魏国的大军，因为忙于军务，整整七天没能回府。他的夫人小乔念夫心切，命婢女翠娟把府中的古琴特意抱到湖边去弹奏。此琴是周瑜家中的宝物，称“焦尾琴”，据传有人烧桐木煮饭，著名文学家蔡邕听到火焰烧裂木头之声，判断出那是一根罕见的良木，急忙从灶里抽出，用水浇灭，并请名匠将此木制成一把琴，音质果然清脆悦耳，有水火天成的最佳音质，遂取名曰“焦尾琴”，赠予爱女蔡文姬。后来，这件宝物传到了周氏府中。

　　周瑜深谙琴曲，当时吴地就有“曲有误，周郎顾”的传闻。有的美女窃慕周瑜，很想让周瑜注意一下自己，“鸣筝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足见雄姿英发的周瑜在少女们心目中的位置。

　　正在甘棠湖里忙于军务的周瑜听到悦耳动人的琴声，循声而至，见翠娟弹得入神，站在一旁静静地听罢之后，问道：“这么晚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弹琴？”翠娟答道：“都督数日未归，夫人怕你过度劳累，损坏身子，便命我到这儿弹奏，好让你消乏解累。”周瑜微笑颔首，领会了夫人的意思，迅即交代了各项事宜，与翠娟一同回府。“小乔卸甲晚妆红”的情景，正应当发生在这样的富有诗意的夜晚。元代王实甫写的《西厢记》里，张君瑞在月地里弹琴，勾引崔莺莺，显然就逊色于甘棠湖畔小夫妻体贴关爱的这一幕情景。不似戏曲，却胜于戏曲。生活本身的美学含量比艺术创作要丰富得多，生动得多。

　　大乔嫁于孙策，小乔嫁于周瑜，二英联辔驰骋，双美并峙吴中。杜牧诗云：“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虚拟典故，婉喻二乔之美。刚柔互济兮相摩相荡，曲伸感应兮互利互生，造化如此安排，简直将绵柔温馨的女性美化成了英雄豪杰的大“后方”……

　　英雄与美女的结合，也有高下文野之分。周瑜与小乔，是和谐而高雅的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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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别样的学术造假[转帖]

■木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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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文讨论了当前学术造假的社会原因，其实，学术造假古往今来，不绝如缕，只不过各有不同的历史原因，各有不同的造假形态。在传统文化内部，不能说就没有造假的现象，譬如徐陵的《玉台新咏》，其中多有不可采信者，秦嘉三首五言诗，古诗十九首中的托名枚乘，一些古诗托名为苏武、李陵、班婕妤等，都可以视为发生于传统文
化中的造假现象。但这也不能影响我们对传统学术的基本评价。其实，以笔者的研究所见，这些伪作，乃是曹魏皇权斗争所造成的恶果，是一种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文化现象；而徐陵的《玉台新咏》，之所以不可采信，是由于齐梁以来宫体诗等淫靡文化的结果，传统文化在它的某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走向了自我的异化和迷失。
　　五四以来的学术，出现了某种意义上的繁荣，但也有其弊端。笔者曾将前文有关学术造假的文章拿到了研究生课堂进行讨论，一位研究生同学发言说：梁启超的十九首“东汉”说，没有任何根据，仅凭“直觉”就提出一种说法，造成了十九首问题的误区，这是不是一种学术造假？此言一出，语惊四座。这个学期我正在讲授有关十九首产生的时间并非两汉，而是建安之后的作品，同学们由一开始的不接受，到现在已经成为了完全的“建安”说的信奉者，故有此论。

　　诚然，梁氏之论，出自“直觉”，非但没有实证，且无论证，但其论也自有其不可埋没的功绩，那就是他的说法，连同建安说学者之论，共同使此前作为主流说法的“西汉”说基本退出了学术史的舞台，使十九首的产生时间向后推迟了二百余年，为十九首产生于建安的最终揭示，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的，学术研究，很难做到一步到位就达到历史的复原，总是逐步接近历史的****。是故梁氏之论，虽然遮蔽了十九首的****长达将近一个世纪，其本身还是有所贡献的。此外，梁氏十九首“东汉”之论，虽然无证，但毕竟是一种学术的思考，其中并没有以学术服务于政治观念的意思，当然，其东汉之说将十九首“一字千金”之作，限定在了东汉之内，而东汉并无任何优秀的五言诗人，这就为十九首作者的探寻，设下了永难破译的先天障碍，客观上将会导向十九首作者为“无名氏”所作的歧路——无名氏者，意谓在有名声诗人之外，从而与五四以来的民众史观遥相呼应。但这毕竟是一种客观的导向，不一定是梁氏之本意。

　　此外、胡适、梁启超先生等人作为学术大师，由于身处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既创造了历史，历史也创造了他们，他们的这种文化导向，应该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产物，责任不在其本身；而当今之学术造假，除了抄袭剽窃之外，更为普遍的现象，首先是大量的仿制品。仿制品之不同于抄袭剽窃，在于它的隐蔽性和欺骗性。笔者在十余年前曾发表《论东坡词的雅化及其词史意义》一文，发表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其主要观点是对豪放、婉约之论的反思，此后，笔者看到很多篇类似的说法，更有甚者，其文从观点到篇章结构，均与笔者此文相同、相类、相似，分明可以看到其中的仿造痕迹。而其作者并非初学写作的研究生，而是赫然署名某著名院校的副教授。江西诗派的脱胎换骨、点铁成金之诸多作诗方法，已经成为现在写作论文的另一法门。

　　其次，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人云亦云，陈陈相因。抄袭剽窃易于识别，而人云亦云、陈陈相因，将他人话语改换说法，变成为自己的新见，这是一种更为隐蔽的学术造假。我曾经参加一些研究生同学的答辩，若是某位研究生的论文，虽然观点有一定的新意，但在论述之中有所欠缺，这些论文往往会受到严厉的批评，但若是某位同学的论文毫无新见，基本上是教材或是其他各家之说的变样说法，这种情况，反而会轻易过关。一位老师苦笑着评价道：某某同学的论文，说不出有什么问题，但也看不出有什么见解，写了如同没写；同此，我们现在评论项目、论文、专著，也大抵都存在类似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评价机制发生了问题，这可能是此类八股论文大量繁衍的一个内在原因。学术论文陈陈相因，类似官员的无作为，但比无作为性质更为严重，因为，无作为仅仅是没有发言或是行为，而无新见的论文，本身已经发表言论，只不过是将别人的见解移植成为自己的见解，其本质也是一种抄袭行为。

　　学术的本质是探求本真的过程，在探求本真、寻求历史****的过程中，失败的试验并不可怕，而且，是寻求最终答案的必经之路，可怕的是作为论文或是学术专著，读之全篇，竟然找不到论者的观点或是新见，既然没有新见，也就失去了写作此文此书的价值和意义。而这种现象，并非仅仅发生在某些学生的作业中，一些权威刊物所发表的论文，这种现象也屡见不鲜。这可能说明了，学术研究，在我们这个时代，正在走向异化，走向学术自身的迷失。可以说，有相当多的学者，失去了探讨学术问题的热情、激情和勇气，学术功利化、政治化、媚俗化的时代风尚，正在腐蚀着原本独立于世俗势力的学术，使其成为带着学术面具的他者。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学者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是社会的最后的良知，而学术思想是一个时代思想的集中体现，一旦学术思想出现了问题，那可真是需要进行深刻的反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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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给彭德怀同志定的“75条罪行” [转帖]

一、恶毒攻击毛主席，竭力反对毛 泽 东思想
　　林彪同志说：“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1．一九二八年，平江起义后，毛主席指示红五军、红四军合并，彭担任副军长，他十分不满，主席刚走，他就另立旗号，自封为军长。
　　2.一九三二年八月，在江西宁都会议上，因其大反毛主席有“功”，被王明封为军委副主席。
　　3.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以后，确立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彭德怀大为不满，大骂毛主席瞎指挥，并勾结刘少奇、张闻天、黄克诚、杨尚昆大肆散布悲观情绪，企图动摇毛主席的领导。
　　4.长征后期，毛主席要一军团（林彪同志任军团长）三军团（彭德怀任军团长）合，彭任总指挥，林彪同志任军团长，彭大为不满，军阀本性发作，造谣一军团欺压三军团。
　　5.在太行山根据地，彭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己所不施，勿施于人”的谬论，公开反对当时毛主席刚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
　　6.抗战时期因其在华北做尽坏事，主席调他回延安，进行整风，清算四十天，彭不满，直到庐山会议时还破口大骂“你们X我四十天娘，我X你二十天还不行。”
　　7.四五年六月七大时，彭胡说什么：毛泽 东思想，“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对的，百分之零点一是不对的。”
　　8.彭攻击毛 泽东思想是“狭隘经验，山沟里的东西”，“没有系统化”。
　　9.彭胡说什么：“毛主席的指示是不成熟的”，“不是句句都管用”。
　　10.彭曾说：“毛主席著作是过去的东西，今天情况不同了，这些东西不完全适用。”
　　11.彭放毒说：“毛主席著作只能做参考，不能做指导作战训练部队的指针。”
　　12.五六年八大会上，彭提出“将毛 泽东思想为指导划掉”，并说“我是主张反对‘个人迷信’的”。
　　13.五八年在南宁、成都会议上，攻击毛主席反对反“冒进”是为了建立个人威信，不注意集体威信。
　　14.五九年上海会议期间，当主席讲到要亲自挂帅时，彭恶狠狠地攻击说：“过去还不是你挂帅！”
　　15.彭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
16.彭不准军事博物馆建造毛主席铜像，竟恶狠狠地说：“现在建了干什么，将来还要搬掉。”

　　17.彭连在军人誓词中“忠于毛主席”这一句都不让写。
　　18.庐山会议上攻击毛主席“胜利冲昏了头脑”，“骄傲了”“一人说了算”“不民主”“相信浮夸，只喜欢好听的”。
　　20.庐山会议上还攻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犯了错误，叫嚷“大家脱裤子，毫不例外。”
　　21.攻击毛主席“要防止斯大林晚年的危险。”

　　二、历史上忠实执行了“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
　　最高指示：“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22.彭在国民党军队何健部下干了十二年，刘型师的第一副团长，多次.农民革命运动。
　　23.一九三0年上半年为了扩大自己实力，使用军阀手段，武力吞并坚持井冈山斗争的袁文才、王佐地方部队，大大增加了坚持井冈山根据地的困难。
　　24.一九三0年七、九月曾坚决忠实地执行李立三机会主义路线，攻占长沙。
25.彭是流寇主义典型，一九二九年一月，一九二九年七月，一九三0年四月，三次私自带兵离开井冈山，甚至想打过长江去。
　　26.一九三三年十九路军反蒋，彭德怀等“左”倾机会主义者，不敢联合同盟军共同反蒋，致使蒋介石各个击破，先打败了十九路军，又反动了第五次围剿。
　　27.一九三五年彭又执行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第五次反围剿时采取了堡垒主义，宣扬“拒敌人于国门之外，不让敌人占领一寸土地”的谬论，消极防御。彭指挥的黑虎脑战斗是执行消极防御方针的典型。　　28.第五次反围剿之后彭又坚持逃跑主义路线。
　　29.一九三五年八月，张国焘在长征路上带领红四方面军闹分裂，彭主张武力解决四方面军的前敌指挥部，由于主席制止和批判才制止了。
　　30.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又执行了李立三、王明等人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要求“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31.彭反对毛主席的独立自主发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喜欢大军团作战。一九四0年八月背着毛主席伙同朱德擅自搞了个“百团大战”，战役进行了三个月二十五天，暴露了我军主力，使日寇攻打蒋介石的军队来进攻我军，保护了蒋介石，使我军和根据地遭受严重损失。当时蒋介石立即电报嘉奖：“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除电饬其他各战区积极出击，以策应贵部作战外，仍希速饬所部积极行动，勿予敌喘息机会，彻底断其交通为要。”彭则马上答应：“把胜利扩大到各条战线上去，扩大到抗战的各方面去”。“彭德怀在给刘少奇打去的电报中暴露了他发动“百团大战”的目的，“百团大战为的是打破当时日寇对重庆的压力”“假使敌人还要进攻，威胁到重庆……我们又要继续，百团大战撑起了蒋介石的腰。”

　　32.彭德怀在抗日战争中对抗毛主席提出的“发展进步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指示，认贼作父，肉麻地吹捧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蒋介石是“领导抗战的英明领袖”，甚至说：“八路军……三年来坚决拥护蒋委员长的抗日国策，坚持了华北敌后抗战，建造了很多抗日根据地，维护了敌后方广大人民的心，使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插遍华北每一个角落。”　　33.一九四二年五月，“百团大战”后，有次他明知敌人来合围，本来可以离开，但是他调了华北局机关非战斗人员达十万人与敌人拼，结果损失巨大，左权将军也牺牲了，而彭却不顾战士安危，派人到处去找他的老婆。
　　34.彭德怀忠实执行不超过四年的速胜思想。原因是历史上的战争还没有超过四年的。
　　35.在抗日战争中，彭一直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每打一个县城，彭就到处找国民党人员来当县长，将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果实，双手交给了国民党。借三.三制政策，行投靠敌人之实。敌人当了县长就反过来整我们。
　　36.打仗不是严格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而是为了发财，私自决定打宝鸡（当时里面有敌人的大仓库），结果失败，自己差点大概内恶劣俘虏，后又将责任推到当时的四军军长王石太身上，大骂之。　　37.抗战胜利后，彭提出：“今天中国的民主就是要求国内各阶级平等”“反对共产 党一党治国，以党治国。”
　　38.保卫延安的历次战役都是按照毛主席的计划打的，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间，主席离开延安，他冒险到敌人心脏里去，结果损失很大。

　　39.在朝鲜战场上，一、二、三、四次战役都是按照主席计划打的，一直胜利。第五次彭抗拒主席指示，来了个孤军深入，结果造成了入朝作战后的最大失利。
　　40.在朝鲜彭德怀执行了大国沙文主义，他对金日成大声训斥，使中央很被动。他不仅骂了金日成，还骂周总理。由于他使中朝关系一度紧张，苏修乘机钻空子挑拨中朝关系。
　　41.毛主席命令炮击金门、马祖，这是对美帝、苏修最好回答。而彭对这一战役不满，托口视察，到西南去了。

　　三、推行资产阶级建军路线，腐蚀瓦解中国人民解放军　　最高指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抢，而决不容许抢指挥党。”

　　42.否定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反对思想革命化，学苏修，搞一长制，要取消政委。在修改军队基本条令时，把有关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党委集体领导的条款全部勾掉。
　　43.反对毛主席提出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的原则，叫嚷什么：“要防止不适当的强调政治工作特殊地位和特殊权力的倾向。”，“军队的党委工作任务只能根据军队基本任务和各项具体任务去规定。”
　　44.宣传单纯军事观点说：“部队军事训练的优劣是决定我军今后战斗力高低的基本标准”
　　45.他在主持军委工作时，不是按主席的备战指示办事，搞军事主义军事路线，认为战争不会打起来，既不搞常备武器，又不搞尖端国防科学研究，提出“管你什么原子弹、氢弹，我有我的山药弹”的混蛋理论。
　　46.反对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反对全民皆兵，胡说，“形势变了，民兵制度过时了”“不要普遍民兵制”。
　　47.在军队中搞资产阶级一套，搞元帅服、评军衔，搞薪金制，物质刺激。举行军队舞会、酒会，企图使我军和平演变为资产阶级队伍。

　　四、疯狂地反对三面红旗　　最高指示：“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 　　林 彪同志说：“革命的特点就是跃进，就是我们总路线讲的大跃进，不是慢慢的前进。”

　　48.一九五三年疯狂反对毛主席提出的“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49.一九五五年积极支持刘少奇大砍合作社，疯狂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合作化的方针。
　　50.五九年做反动诗来攻击三面红旗：“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过？请为民鼓与胡。”
　　51.彭攻击大跃进“是违背客观规律”“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左倾冒险”“头脑发热”的表现，“不老实”“浮夸风”“抄假报告”“全国各地都有这种现象。”
　　52.污蔑大跃进是“有失有得”，“劳民伤财”，“失是主要的”。
　　53.攻击我们党在五八年大跃进期间的领导是“命令主义”“脱离群众”，把多年的群众路线置之脑后，“忘记了”，是“主观主义”。
　　54.污蔑“人民公社搞早了”，“搞糟了”“要垮掉”。

　　55.彭攻击三面红旗带来的“严重问题是比例失调”，“每天有九千万人去炼铁”，“要采取积极措施”，“有的要下马一些。”

　　五、结党营私，里通外国，多次阴谋反动军事　　最高指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56.遵义会议后，勾结刘少奇、杨尚昆等散布悲观情绪，企图动摇毛主席的正确领导。
　　57.一九五三年彭与高岗、饶漱石组成反党集团，极力主张“轮流坐庄”，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
　　58.解放后窃据了军委大权，利用控制的三个总部，私自和黄克诚、洪学智窝藏三十亿军费，阴谋发动政变。
　　59.一九五七年勾结赫秃、铁托、刘少奇大肆攻击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支持右派向党进攻。
　　60.一九五九年六月在苏联时说：“我回去要大干，这套军装不准备穿了。”
　61.一九五九年六月下旬，彭与张密谈“去年九月的错误情况严重”，“会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红军来”。
　　62.一九五九年六月三十日彭与贺龙、张闻天同车往庐山开会时说：“只要我们一起来，大家一响应，苏联一出兵，就成功了。”
　　63.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张闻天在小组会发言向党进攻后，彭说：“你讲得比较完备。”
　　6/4.一九五五年、一九五七年、一九五九年，彭多次出国与赫秃子有勾搭。当着赫面说：“二十大是个勇敢的大会”“开得很好”。
　　65.一九五X年X月赫秃来中国和彭私通要建立中苏联合舰队，还要在我国建立长波电台。
　　66.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彭在庐山会议上攻击三面红旗，赫秃七月十八日在波茨坦公开攻击我人民公社。在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上，赫宣称彭是“正确的，勇敢的”，是他的“最好朋友”。　

　六、抗拒批评，大搞翻案活动　　最高指示：“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67.在庐山会议上说：“我准备撤职”，脑袋“砍掉也可以，开除了党籍还可以劳动生产。”“我今年六十二了，杀头枪毙也不算短命。”
　　68.在刘少奇的鼓动下，抛出翻案信说：“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没有搞“派别活动”，说阴谋篡党是“莫须有的罪名”……
　　69.抗拒毛主席庐山会议上对他的批评，胡说“我写信动机是好的”，“有张飞之粗，没张飞之细。”“我认为毛主席讲话太过分了，我有保留”，“主席说我的‘信是招兵买马’‘有野心’‘伪君子’，我怎么能接受得了呢？”“罢我的官我同意，但有保留”，“无官身轻“。
　　70.彭完全否认中央军委决议，把与张、黄、周几个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反党活动说成是偶然谈天相遇，是“右倾思想相符合“，并疯狂叫嚣中央派人去调查军事俱乐部问题。说什么“根本没有那回事，到那里去承认”，“造这些假名单来损害人民解放军，这就无论如何也是不容许的。”
　　71.他公然否定毛主席给他做的结论，说什么“主席竟把问题提到如此十分严重，如此十分尖锐，提到离开现实情况的高度原则。……因此将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失……甚至引起党内一段混乱。”“对这个决议案我就是不喜欢看”，“有野心，我觉得我自己没有野心，有话我要讲，憋不住。”

　　72.一九六0年在高级党校勾结杨献珍，散布反党言论，企图翻案。
　　73.经过了三年的周游列国，用金钱收买了一些基层干部，从而收集毛主席的材料，到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抛出洋洋八万余言的翻案书。

　　74.彭把阴谋篡军说成是“我主持军委，我毛 泽 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不是没举，是举得不够高。”并攻击一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林 彪同志，“提出（高举毛 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也是六一年以后才提出的，什么东西都在发展。”
　　75.他把学苏修一套造成的恶劣影响的责任推给别人，胡说什么自己也不愿穿（元帅服），……穿着象马戏团演员。”“资产阶级影响倒是有的，如军衔礼服，元帅，大家都有责，我也有一份，我是国防部长，我没有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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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终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转帖]

　　2009年01月21日 15:39党史博览

　　20世纪中期，中国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在一代人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它从一项解决城镇就业困难的措施演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前后历时长达27年之久，堪称共和国史上最旷日持久的一场由政府组织的社会活动。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邓小平，就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给予了很大关注，在中央最早提出“以插队为主要方向”的安置办法，为安置下乡知青提供了广阔的渠道。第三次复出后，邓小平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从广开门路就业到调整上山下乡政策，再到解决下乡知青的回城和就业困难，直至彻底结束这场运动，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最早提出“以插队为主要方向”安置知青

　　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最初是同中国城镇就业困难而农村又需要有文化的青年这一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在毛泽东“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这一指示的号召下，从1955年到1957年，共有7．9万名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60年代初，为了缓解城镇就业困难，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逐渐增多，并形成了一定规模。

　　安置城镇知识青年，最初的主要方向是国营农场，包括插场、建立新场、参加生产建设兵团、举办劳动大学等等。但在实际执行中，从中央到最基层，都感到农场容纳劳动力有限，而且国家财政负担很重，安置一个人需要国家财政支付1000元左右。以1963年为例，由于上述这些原因的限制，原计划去农林场33．2万人，可是到5月底，只完成了15．4万人。

　　对此，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思考，当时在中央主持一线工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也在思考:城市知识青年下乡的主要安置去向应该放在哪儿？

　　其实，早在1957年，就有一些地方，如天津、辽宁、吉林等地，在实际工作中把一部分知青安排到农村生产队插队落户。经过几年的探索实践，证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动员知识青年下乡，走以插队为主的这条路是可行的，这一方式容纳量大，投入少，不仅为城镇青年就业开通了一条新渠道，而且知识青年下乡，对促进农村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知识青年下乡插队，对中央决策人影响最大的还是浙江省嘉兴县。该县为了解决生产粮食的劳动力过少与吃商品粮人口过多的矛盾，在1962年不仅动员了从农村进城的4428人回乡，还安置了5307名久居城镇的人口下乡插队，城乡两头工作扎实，下去的人基本稳定，安心务农。1963年5月，中共浙江省委批转了嘉兴县委《关于动员城镇人口下乡插队的报告》。批语中说:“久居城镇的人口到农村插队是否可能？到农村以后能不能巩固下来？是不是只能安置劳动力而不能安置家属和其他辅助劳动力？是不是只有土地多、劳动力少的地方可以安置，土地少的地方就不能安置？这些问题，嘉兴县委的报告都已作了很好的回答。”

　　邓小平在审阅这份报告后，思考了许久。嘉兴县的经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自己的想法与当时主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交换了一下。他说，一个队安置两个中学生是会搞好的。他们不仅会在传播文化科学知识上起作用，经过锻炼，在政治上也会起作用的。因此，应当向干部、青年学生和社会群众讲清楚，插队是体现多、快、好、省的总路线的安置形式。浙江嘉兴县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经验。

　　1963年6月29日至7月10日，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根据谭震林的指示，召开了各大城市精减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会议，主题就是能不能插队和如何搞好插队。会上，谭震林把邓小平关于安置工作的新思路传达给了与会者。周恩来在听取了各方情况汇报后，也说，插队本来是小平同志提议的，我赞成。嘉兴的生产队能安置，为什么其他地方不能这样干呢？实践证明，只要我们一号召，就会到处有人响应。因此，今后安置方式，插队是主要的，往农、林、牧、渔场安置是第二位的。你们回去订计划时，第一插队，第二插场，第三新建、扩建场。这样投资少，效果大，才能真正贯彻勤俭办事业的精神。

　　1964年1月9日，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中央安置领导小组的汇报，讨论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在会上，他对搞好插队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下乡，要以插队为主，这是一件长期的大事。用插队的办法，每人给的安置费不到200元，插场每人则要1000元，如果一年有100万人插场的话，需要10亿元，这怎么得了？不能走这条路。他说，安置要集中，不要分散。每个省选若干个县，土地有潜力、山区有潜力的地方，成批安置青年，结合治山治水治碱，投点资也合算。这样，就和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结合起来了。他还说，一个公社安置百把人，就是一个势力。据下乡的同志反映，农村有三股力量，一是本土干部，二是复员军人，三是下乡知识青年。这三股势力合作得好，就可以把事情搞得很好。扭不在一起，就会搞坏事。集中一点的办法，关心他们也好关心，容易巩固，容易组织起来搞文化娱乐活动，组织业余学习；报刊也好供应；也好搞科学试验。这样花钱（投资）也可以集中，效果也容易看得见。南方人口少的地方，像大别山也可选为一个点，安置青年去治山。选择这样一些地区，知识青年也好发挥作用。给青年以理想，去改造自然，就有了奔头。总之，城市青年下去，不搞理想，单是当个农民，是巩固不下来的。对于邓小平的谈话，周恩来表示同意。他说，关于下乡的组织形式，主要要搞好插队。今后18年内，要有3500万知识青年，主要采取插队的方法，到农村去。

　　1964年1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个文件是新中国历史上中共中央、国务院第一次发布指导知青下乡的纲领性文件。邓小平提出的“以插队为主要方向”的安置办法最终写入了这一文件。在实际工作中，插队也成为知青的主要安置方向。据统计，1962年至1979年，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为1776．48万人，其中插队人数为1282．21万人，占72％之多。虽然后来插队这种形式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当初国家困难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安置下乡知青还是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把恢复高考制度作为一个突破口

　　早在1975年下半年，正在推动全面整顿的邓小平就主张“从中学生里挑好的，要直接上大学”，还批评大学毕业后当农民是极“左”。邓小平的这些正确意见，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被批判为“妄图腰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他本人则被诬蔑为“‘拔根’复辟的总代表”和“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罪魁祸首”。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自告奋勇抓科技和教育。1977年8月8日，他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出:建国后17年的主导方面是红线，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取得了很大成绩。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这就是著名的“八八讲话”。9月19日，邓小平专门找来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1971年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里，讲了所谓“两个估计”。“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邓小平这次谈话以后，教育部即以大批判组的名义，发表题为《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的文章，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进行批判。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推翻了套在广大知识分子头上的精神枷锁，对作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指导理论的“再教育”理论也是一个间接否定。

　　与此同时，邓小平积极推动恢复高考。1977年7月29日，邓小平在同教育部几位负责人谈教育工作时指出:“有几个问题要提出来考虑，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在“八八讲话”中他又指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在“九一九讲话”中他又专门谈到招生问题，他说:“为什么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道理很简单，就是不能中断学习的连续性。18岁到20岁正是学习的最好时期。过去我和外宾也讲过，中学毕业后劳动两年如何如何好。实践证明，劳动两年以后，原来学的东西丢掉了一半，浪费了时间。采取直接招生的办法，并不是不要劳动，劳动可以在中小学就注意。”他还对招生的条件提出了明确的意见，他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邓小平的这些讲话，对恢复高考有着很重大的意义。一方面，它改变了196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的中学毕业生“面向农村、边疆、工厂、基层”的分配原则，使中学毕业生不必先上山下乡劳动几年，而可以优先选择升学读书；另一方面，它改变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推行了7年之久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不考试的做法，使许多无“后门”可走和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离开农村。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1977年冬恢复高考。1977年首届高考，全国有570万人参加了考试，其中知识青年约占半数。这一年，全国高等学校共招收新生27．3万人，其中知青7．9万人。1978年，全国共有610万应届毕业生和在乡知识青年报考。高等学校录取新生40．2万人，其中知识青年入学人数猛增至27．1万人。

　　中断了10年的高考制度的恢复，客观上加快了结束上山下乡运动的步伐。

　　主张把上山下乡纳入城镇就业轨道

　　“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演变成一场规模巨大的政治运动。特别是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发表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迅即掀起高潮。仅在1969年一二月间，全国就有155．6万名知青到农村安家落户。从1967年至1976年，共有1400万名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广大知青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为农村的建设、边疆的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运动也产生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多数下乡知青在生活上不能自给；许多知青的婚姻、住房、医疗、学习问题得不到解决；知青下乡加重了他们家长的经济负担；安置知青的国营农场人满为患，劳动生产率逐年下降；在人多地少的农村社队，还形成知青与农民争口粮、争工分的矛盾，等等。这些问题，严重困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作为上山下乡运动发起人和最高决策者的毛泽东，曾于1973年4月25日、1976年2月22日先后两次作出批示，说“知识青年问题容当统筹解决”、“知识青年问题似宜专题研究”。但由于上山下乡运动本身固有的矛盾等原因，知识青年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得到切实有效的解决。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知青问题一度成为知青、劳动、工资、物资、物价等五大老大难问题的头号老大难，成为困扰党和政府的一大社会政治问题。有一次，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谈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时说:“社会上议论很多，四不满意是我讲的。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不满意。”当时分管知青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曾无奈地说:“知青工作很复杂，我们几个副总理一提起这件事就感到头疼。”另一位负责组织人事的副总理纪登奎也说:“知青工作搞得好，是培养一支生力军，搞不好是不安定因素。”这些都表明，知青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千百万知青的利益和命运，而且牵动着千家万户，影响着整个社会，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两个凡是”的思想桎梏，在知识青年问题上，1978年以前尽管经过几次大的调查研究，但是从中央的决策来看，一直没有突破禁区，以至于当时一位西方学者断言:“彻底废除下乡计划似乎是最不可能的选择。”

　　1977年4月10日，尚未正式出来工作的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发表了重要意见。此后，他在不同场合又多次指出“两个凡是”是错误的。这为知青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氛围。与此同时，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如何从根本上解决知青问题，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

　　在中央高层领导中，最早提出解决知青问题新思路的是邓小平。而面对“文化大革命”中知青问题的大暴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知青问题凸显的严峻形势，最早开始思考从根本上解决知青问题的还是邓小平。

　　1978年2月1日，邓小平在听取四川省委汇报工作时指出:真正解决下乡知青问题，归根到底是城市工业发展。重工业发展以后，是不是开辟一些就业门路，比如轻工业、服务行业，都可以用一些人。资本主义国家服务行业可以用很多人，我们用的人很少。又比如发展旅游事业，可以用很多人。对多余人员的出路要多想些办法，只能靠自己多开辟门路。全国都要研究有什么门路容纳这些劳动力的问题。3月28日，他在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谈到如何使城市容纳更多的劳动力问题时说:这里有一个城市结构的问题，有一个在城市里开辟新的领域的问题。要研究一下，使我们的城市能容纳更多的劳动力。现在搞上山下乡，这不是长期的办法，农民不欢迎。他还说，四川一亿人，平均一个人不到一亩地，城市人下去以后，实际上是同农民抢饭吃。我们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归纳起来，就是要开辟新的工业领域，做到能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其他领域也要这样做。邓小平的这些想法，无疑是对解决知识青年问题的一个大胆突破，体现了政治家的伟大气魄。

　　正是基于邓小平把上山下乡纳入城镇就业轨道这一设想，1978年4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农林部《关于调整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管理体制的报告》，决定调整领导小组成员，并将国务院知青办由农林部代管改由国家劳动总局党组领导。这种做法显然是为了适应工作重心的转移，即由以往的动员安置下乡知青，到此后在城市中重新解决知青的劳动就业问题。与此同时，历史也迎来了契机。从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从根本上解决知青问题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此后，随着实践的发展，邓小平进一步阐发了把知青问题纳入到城市就业制度改革轨道的思想。1978年8月19日，他在同文化部负责人谈话时说:我们要重视开辟各种行业，不能一提行业总是上山下乡，行业道路越走越窄。上山下乡一年国家要拿出十几个亿，还要同农民争口粮，结果还不是都跑回来了？他还提出，要开辟为工业、农业服务的行业。文化也是一门行业，一个领域，这个领域是为劳动者服务的行业。10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为召开第二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报送的《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汇报提纲》。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就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的解决勾勒了大体清晰的轮廓:一个是在大城市周围发展卫星城市，如北京人口集中也可以搞卫星城镇。一个是发展轻工业，开辟新的行业领域。再一个是广开门路，要千方百计、大大地发展各种服务行业。教育也是服务行业。现在有些行业还不成为行业，有些行业还没有建立。中医是我们的国宝，这一项就可以增加很多人就业。商业人员也可以增加很多。要农、林、牧、副、渔、工业全面发展。同时，邓小平还指示:要把劳动指标搞活点，控制太死了不好调节。应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不能由一家包起来。

　　邓小平的这些新思路得到了中央领导层的一致赞同，他们都认为:在坚持上山下乡方向、稳定大局的前提下，着眼于少下乡或不下乡，并通过从各方面广开就业门路，逐步从根本上解决城镇知青上山下乡问题。

　　在中央领导层统一思想、各方面做了充分准备的情况下，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总结了16年来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确定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统筹解决知识青年问题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会议产生了两个重要文件，即《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即《知青工作四十条》）。其主要精神是:认为1968年至1978年的十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缺乏整体规划，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下乡知青中的不少实际问题长期未能解决”；虽然还要坚持上山下乡，但这是为了条件成熟时不再搞上山下乡；要逐步缩小上山下乡范围，有安置条件的城市可以不再动员下乡；城镇要积极开辟新领域、新行业，扩大就业门路，等等。这次知青工作会议及其形成的文件，不论在认识上还是在决策上都有重大突破，标志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转折。

　　此后，上山下乡的规模急剧收缩。1978年只有48．09万人，1979年减少至24．77万人，且主要是到城镇郊区知青农场和知青工厂。1980年，绝大多数地区已经不再动员城镇知青上山下乡。

　　进一步解决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

　　正当中央采取多种措施积极稳妥统筹地解决在农村的下乡知青问题时，从1978年上半年开始，在乡知青“返城风”的前奏已在各地悄然兴起。云南知青先行一步，掀起了返城大浪潮。

　　1978年10月18日，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农场十分场的几位上海知青起草了《致邓副主席的公开联名信》，反映农场知青在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表达了要求返城的强烈愿望。此信得到了该场300多名知青的联名签署。“联名信”寄出后，被省主管知青工作的部门扣压，农场领导甚至要求邮电代办所对签名者的信件往来情况进行检查。由于问题得不到解决，此后不久，西双版纳知青为回城采取了罢工、北上请愿、绝食、卧轨等过激行动，一度在社会各界和各级领导中引起很大震动。

　　11月18日，《中国青年报》在《青年来信摘编》第14期刊发了《知青给邓副主席写联名信受到压制》一文。同月25日，中国青年报社又给邓小平写信，反映了景洪农场几位知青写给他的联名信被扣的情况，并附上《知青给邓副主席写联名信受到压制》一文和知青的“联名信”。此信很快转到邓小平的手里。12月2日，邓小平即作出批示:“转云南省委注意，应做工作，不应压制。”云南省委立即讨论贯彻执行邓小平的指示，确定了“不回避问题，不激化矛盾，多做疏导工作”的方针，并派出由一名省委常委带队的工作组到西双版纳等地开展工作，以解决农场知青问题。12月12日，邓小平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知青问题作了重要讲话，此后，又两次作了指示。这几次讲话和指示总的精神是:知青问题是一个全局问题。“文化大革命”留下了积重难返的问题很多，国家又很穷，彻底解决知青问题要有一个过程，这要向知青们讲清楚。知青要求回城，关键是当地经济不发达，农场没有办好，限制了知青特长的发挥，人家不安心。要多给西双版纳一些政策，多给他们一些主意，把那个地方建设好，成为有志青年的创业基地，国家要投入资金，没有钱，外汇也要用。邓小平这些指示，从大局出发，采取积极的方式，为解决知青问题指明了方向。若干年后，发动写联名信的丁惠民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感慨地说:邓小平确实是个讲实际的人，短短几句话就点了问题的根本，不就是穷嘛，生活没搞好，所以知青不安心闹着要回家，现在给你钱，而且还有美元。如果党中央能够早一点认识这一点，我们也不会闹得如此了。

　　为充分听取知青们的意见，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国务院同意知青选派部分代表赴京，并决定由有关部门和有关省市组成调查组前往云南，就地听取农场青年职工的意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国务院知青办于1979年1月18日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识青年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了6条意见:把农场办成农工联合企业，适当提高工资，把知青稳定在农场；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商调回城，由知青部门负责办理；城镇职工退休后，可以由其子女顶替；从农场参军的知青，退伍后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安置工作；城市招工时，允许到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上海郊区到农场的青年，可以允许回原籍社队。国务院迅即批准了这一报告。这实际上为农场知青回城开了方便之门。在北京、上海、四川等省、市配合下，采取招工、调动、顶替、病退、留场等办法，使云南国营农场的知青绝大部分得到妥善安置，迅速恢复了稳定。

　　以云南省知青问题的解决为契机，各地留在农村、农场的知青，绝大部分也通过招工、调动、顶替、病退等多种途径回到所在城市。据不完全统计，1978年调离农村的知青255万人，1979调离农村的达到395万人。

　　大批知青回城后，矛盾随即转化为城镇就业问题，就业形势陡然严峻起来，只停留在原有思路考虑问题已经不行了。这种情况要求全党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寻找解决就业问题的新途径。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全党做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的同志要共同研究，找出适当的办法来妥善解决就业不充分的社会问题。10月4日，他在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讨论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落实政策问题、就业问题、上山下乡知青回城市问题，这些都是社会、政治问题，但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也不能解决。所谓政策也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政策。比如知识青年问题，不从经济角度解决不行，我们解决这样的问题，要想宽一点。”他还针对回城知青的安置问题提出:下乡青年过去一个人由财政部一次给500元，现在如果一部分人在城市就业，不下乡了，是否可以把这笔钱用来扶助城市安排知识青年就业。用经济手段解决这样的政治问题，该花的钱还是要花的，不解决不行。邓小平的讲话，为解决回城知青的安置问题指明了方向。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国务院知青办很快提出了具体落实措施:“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国年均下乡知青160多万，今后减少到70～80万，知青经费由过去的8亿多元减少到5亿多元，这样可以腾出3亿元；如果按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期间中央决定的每年拿出10亿知青经费计算，可以腾出5亿元。这3～5亿元经费可以由国家财政部门直接拨给劳动部门，用于解决城市待业青年的问题。此后，知青经费由主要用于安置上山下乡的知青逐步转向扶助城镇待业青年就业。

　　1981年10月，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了一份《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起因、发展、失误、教训等若干重大问题，提出了基本看法:第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50年代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是我们党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它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第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也损坏了上山下乡的声誉。年底，随着上山下乡问题的有效解决，国务院知青办的职责已经消失，为了加强城镇劳动就业的统筹管理，国务院知青办并入国家劳动总局，各省市自治区也仿照办理。至此，历时20多年的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在无声无息中画上了句号。以后，各地政府本着实事求是、负责到底的精神，较圆满地解决了知青子女上学、已婚知青的安排、插队知青的工龄计算等其他遗留问题。

　　（原载《党史纵览》2004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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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蒋介石恩怨20年[转帖]

　
　　在蒋介石统治中国20多年中，宋子文是蒋家重臣。然而，由于蒋宋两人出身、经历和性格爱好上的差异，还有一些政治观点的差异，以及经济利益关系，两人经常因意见相左而争吵不断，甚至施以拳脚。

　　当蒋介石大势已去，将去台湾时，这对争吵了20多年的亲家与冤家，有一句非常精彩的对话：蒋说：“你为党国做了许多事，我都记得。”宋则说：“你打了我几次，我也记得。”

　　　　利益所趋蒋宋联姻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时出任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宋子文积极筹措经费，保证战争进行。北伐军占领武汉后，蒋介石催促将国民政府北迁武汉。但当宋庆龄、孙科、宋子文等一行人由广州动身北上，准备去武汉时，蒋介石突然变卦要国民政府同他的总司令部都设在南昌，蒋的用意很明显，他要把中央政府置于他的管理范围内。

　　由此蒋介石与宋庆龄发生了他们交往以来的最激烈的争论，宋庆龄坚决不同意将中央政府设在南昌。在这关头，宋子文出了大力，掐断了蒋介石的经济来源。在此情况下，蒋只得同意把国民政府迁往武汉。从此，蒋介石与宋子文之间埋下了第一颗“炸弹”。

　　其实，宋子文这样做不是出于政治原因，而是对蒋介石有点反感。原来，从1924年开始，蒋介石就开始追求宋美龄。在与蒋几次的接触中，宋子文认为蒋身上有几点不能接受：一是蒋读书太少；二是蒋身上有很浓的草头王加军阀的霸气；三是他有一种预感，蒋的介入会引起宋家的裂变……作为宋家长子宋子文力劝母亲，阻止宋美龄与蒋的婚姻。但母亲告诉他，尽管蒋的风度她也不喜欢。但美龄对蒋印象颇好，另外宋家的财力需要蒋介石共同维护。

　　武汉国民政府成立后，宋子文任国民党常务委员兼财政部长，成为决策人物之一。1927年3月宋子文奉命去上海，劝蒋介石不要搞分裂，但到上海后宋被蒋软禁。面对蒋的武力，宋子文心情十分紧张，同时他又了解到武汉的大革命形势，吓得他靠到蒋介石一边。当宋子文的政治态度在个人安危、利益的作用下发生了质的变化，宋美龄与蒋介石的婚姻障碍也就化为乌有。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礼在上海举行了。

　　　两次耳光妻舅受辱

　　当宋子文完全投到蒋介石一边之初，倒是实实在在为蒋介石办了些事，包括两人假意下野，真心排除异己孙科等。然而，由于宋与蒋原有积怨，为此，在1934年的一场起因于抗战观点不同时，他们发生了一次大争吵。吵到激烈处，宋子文这位大舅竟吃了蒋介石的两记耳光。

　　两天后宋子文写了辞职报告。蒋介石批准了宋子文的辞职报告，由孔祥熙接替他。宋子文的辞职在宋家引起轩然大波，宋母对蒋十分不满，骂他没心没肺。宋美龄也认为蒋太过火，威胁他不给子文恢复职务和名誉，她就回到母亲那里去！日子久了，火气平了，蒋介石也发觉自己有些过分。于是，又任命宋为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至此，这场蒋宋之争才暂告平息。

　　　　宋美龄成功访美

　　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嚣张气焰的加剧，蒋介石已感到不依靠美、英抵抗日本，自己的利益必将受到严重冲击。为此，他一边向美国人表现诚意，一边派宋子文作为自己私人代表出使美国。

　　宋子文于1940年6月出使美国。此次美国之行，宋的收获很大，美国政府表示将向南京政府提供援助总额达数亿美元(包括物资)，除2000万美元需要偿还外，其余一概作为无偿赠送。毫无疑问，宋子文为南京政府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在美国同时也为自己捞一把的行为，不但引起了南京政府内部、朝野上下异议，也引起了宋氏家族的嫉妒。

　　对此事，蒋介石心里也明白，他也非常不满；但另一方面他认为，至目前为止，能与美国人打交道的只有宋子文。所以，当宋家人不断地向他鼓吹宋子文的“经济问题”时，他说：“你们都说他有问题。可你们谁人能代替他和美国人打交道，谁能把美元搞到手。我就相信谁！”

　　一听蒋介石这样说，宋美龄立即回答：“我可以去！”面对蒋介石有些疑问的目光，宋霭龄和孔祥熙等人极力推荐，说宋美龄无论从智力到外交手段，包括外语都不在宋子文之下。老蒋略一思考，便同意了。于是，1942年11月，宋美龄以蒋介石夫人的身份去美国访问。她此行责任重大，按照蒋介石的指示，一是通过她自己的管道亲近美国政府，寻求美元支持，在可能的前提下逐渐替代宋子文；二是要查清宋子文在美国与哪些人联络，他争取美元的管道有哪些。他要宋美龄通过努力，在较短的时间内改变以宋子文为惟一中心与美国交往的局面。同时，宋美龄去美国也为自己治病。

　　宋美龄通过在美国7个多月的频繁活动，不论是在美元争取的数量上，还是与美国高层的沟通上，其成绩远在宋子文之上。

　　　　家庭会议再次开打

　　当蒋介石因夫人宋美龄的成功而明白宋子文并非他在美国的惟一依靠时，便决心踢开宋子文。他下令召宋子文回国。蒋介石亲自主持了一次蒋宋家族会议。宋美龄尽管对宋子文不满，但她还是向蒋介石提出了两点要求：一、家丑不可外传；二、为了国家大业，不要太计较几个美元的小事。为此，蒋介石回答：只想证实一下判断，绝不会伤及亲情，更不会危害国家。

　　在1944年元月5日的蒋宋家族会上，宋美龄、宋霭龄、孔祥熙和宋子文出席。首先由蒋介石婉转地提出，希望宋子文把在美国租借物资的管理权交出来，以避免丑闻的流传。宋子文自然不愿交出管理权力，他大声发问：“丑闻，什么丑闻？”蒋介石回答：“你出去打听一下。整个南京上下，对你在美国的行为议论太多了，我也是出于维护你的威信着想，子文兄，并不是我信不过你，完全是为了证明你的清白，这样做大家都好。”宋子文问：“交给谁？”蒋介石停了一下，说：“从关系上讲，是不是由财政部管理更顺一些。”宋子文立即拿出预先准备好的一大堆材料，证明由财政部管理的美国对华救济联合会的捐款，同样存在着大量的问题。”

　　蒋介石问他：“子文兄，你讲讲，财政经济问题究竟怎样处理才行？根本原因是什么？”宋回答：“造成经济混乱的根本原因是机构太多，而又没有一个机构具备解决所有经济问题的权力。政出多门，必然不能进行有效的管理。我可以辞去外交部长之职，请求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来监督其它机构。”

　　宋子文的目的很明显：宁可不当外交部长，也不能丢掉财政大权。但这正好与蒋介石的想法相悖，蒋的目的是要宋子文交出财权。所以蒋回答：“成立这样一个机构，势必打乱现行的政府机构，从根本上讲，它不符合宪法。”

　　一听此言，宋子文放肆大笑起来：“宪法？宪法是什么？是一个橡皮制成的图章，是一个任人奸淫的下等妓女。在我们整个南京政府，包括宪法在内的一切还不是你随意几个想法，随便几句话吗？你蒋委员长大权在手，我在美国为你出了多少力？可你怀疑我、派你的夫人去调查我，哼，我和你那些部下是不一样的！”宋子文的狂妄终于激怒了蒋介石。他早已忘掉夫人美龄的告诫，马上立起，随手抓起一只茶杯扔向宋子文，宋子文的额头顿时鲜血直流。这便是蒋宋家族中有名的“茶杯风波”。

　　　一对冤家随风逝去

　　到了1949年，蒋介石政权已面临彻底崩溃。这年1月21日，蒋介石再次宣告下野。而6月9日，宋子文也偕夫人一同飞往美国纽约。至此，他晚年一直生活在美国。1971年4月21日，宋子文因进餐时被一块牛排卡住气管，导致心脏病发作而亡。77岁的宋子文死了。他与蒋介石的恩怨也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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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大军远征波兰[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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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1年（窝阔台汗十三年）春，贝达尔右翼军团开始向波兰发动进攻。贝达尔率领右翼集团军，突入波兰克拉克及森的米儿。这两地军队，组织兵力抵御。贝达尔先攻下了森的米儿。这时，克拉克的波兰军队，主动进攻了布阵在森的米儿的贝达尔部队。同年3月18日，在西多罗夫战斗中，克拉克的波兰军队大败，主将阵亡，士兵多占死，其余北逃。这一战使波列斯拉夫四世不敢居住克拉克，偕其母、妻逃亡；城里贵族也相继逃向日尔曼和匈牙利；居民很多人逃进森林和喀尔巴阡山里。因此，贝达尔右翼集团军，于同年3月24日，进而攻占了克拉克。接着，他们进取拉迪贝尔。其酋长米昔斯拉夫哀，兵寡不能抵御，北遁里格尼志，合于其兄亨利二世。以后，贝达尔右翼集团军向西里西来进军。贝达尔部队渡过澳得河，奔向布累斯劳。他们用木船、皮筏或游泳，渡过奥得河，马匹单独游渡到达彼岸。布累斯劳是西里西亚的首府。城民看见贝达尔部队袭来，自己放火烧城，与士兵一起守河洲中坚堡。坚堡不易攻破，贝达尔部队分兵扫荡若扎维亚，以至里格尼志。

当时，西里西亚大公亨利二世，集中七八万人的部队于里格尼志，分为5个军以备战。此军系由日尔曼、波希米亚、波兰三个国籍的人组合而成，故称波德联军。波德联军的编组是：第1军：日尔曼之义勇兵与戈勒得堡矿夫合编而成，由莫利维亚侯底勒得之子波列斯拉夫指挥；第2军：大波兰之志愿军与不罗姆阿鲁人及克拉克军一小队合编而成，由克拉克长官物拉的米儿之弟速里斯拉夫指挥；第3军：斡彭，拉迪贝尔之军组成，由米赤斯拉夫公爵指挥，第4军：日尔曼骑士组成，由骑士长鲍培指挥；第5军：多属西里西亚之精锐及波兰精壮，辅以外籍之兵，其中以日耳曼人为多数，合编而成，由亨利二世指挥。波德联军的指挥官为亨利二世，波德联军人数多于贝达尔集团军，但装备古老，单位编组亦不均衡。贝达尔集团军，亦分为5个军，士气旺盛，战斗力强。

1241年（窝阔台汗十三年）4月9日，亨利二世与诸侯王、诸基督教长等，在举行了弥撒之后，共出里格尼志迎战。两军列阵于距城一程之地，位于里格尼志城西南奈思河所灌溉之平原。因为波德联军以为自己人数多，首先向蒙古西征军贝达尔集团军发起进攻。贝达尔集团军先锋，佯败后退，引诱波德联军。波德联军没有察觉，紧跟尾击。贝达尔发现追来的步兵，渐渐地过远离主力部队，立刻从四面包围并猛烈冲击。波德联军第二军主将波列斯拉夫战死；日耳兵全部伤亡或被俘。

接着，波德联军第二军和第三军急往援助，但也很快地被击溃败退了。最初，亨利二世的部署是：以第四军和第五军为预备队，专门收容溃败之部队。现在，形势非常危急。就只好用预备队出战，但预备队也被贝达尔部队消灭了。至此，波德联军全军覆没。亨利二世仅率4个人，骑马逃跑。贝达尔部队进行追击，将亨利二世刺于马下。是役，波兰联军统帅亨利及其他数名贵族都力战而死，重骑兵精锐圣殿骑士团参战部队全部阵亡，条顿骑士团大首领奥施特恩身负重伤，波兰联军阵亡者达2.5万人。据说，蒙古人从阵亡的欧洲人头上割下的耳朵足足装了9大麻袋.

贝达尔右翼军的一部，从里格尼志出发，越过捷克王国的边境，攻下了日塔瓦，后返归里格尼志。而后贝达尔后翼集团军主力南下，向小波兰的拉泽布尔城前进。该城军队，进行强烈抵抗，但被贝达尔部队攻下。从这里，贝达尔部队又越过捷克王国边境，攻克奥帕瓦，奥洛摩茨、布尔诺等城。至此贝达尔右翼集团军已完成拔都统帅给予的战胜波兰的战斗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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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之谜：杨贵妃逃往日本全考证[转帖]

　　

　　在大陆有一份报纸，曾刊登一篇《山口百惠是杨贵妃的后代》，据说是“为了配合《唐明皇》一剧的播出造点舆论”，这篇文章用充满浪漫色彩的笔调给人们讲述了一个故事，故事的中心内容是说马嵬坡之变后杨贵妃死里逃生到了日本，并繁衍生息，以至有山口百惠这样的“传人”。

　　四大美女死亡之谜：杨贵妃逃往日本嫁给山口？

　　
　　“四大美女”之首的杨贵妃之死成千古谜团

　　
　　日本女星山口百惠是杨贵妃后人？

　　在大陆有一份发行量颇广的报纸，曾刊登一篇题为《山口百惠是杨贵妃的后代》的文章，据说是“为了配合《唐明皇》一剧的播出造点舆论”，这篇文章用充满浪漫色彩的笔调给人们讲述了一个故事，故事的中心内容是说马嵬坡之变后杨贵妃死里逃生到了日本，并繁衍生息，以至有山口百惠这样的“传人”，这个故事把许多读者又带入了一个新的误区——

　　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天旋地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

　　中唐大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在给人以美妙的艺术享受的同时，也着实令许多人痴迷，更令许多人想入非非，有些好事者就此诗而断言杨贵妃没有死在马嵬坡。

　　事实情况真如此吗?

　　历史告诉我们

　　杨贵妃，《新唐书》、《旧唐书》均有传。

　　她生于公元719年，这一年她后来的丈夫李隆基已经做了7年的皇帝，任何一个人也没有想到她与玄宗李隆基会结成夫妻。

　　杨玉环自小是个不招人“待见”的孩子，她的母亲生下她之后就死了，其父蜀州司户杨玄琰不久也抑郁身亡。一出生就连“克”双慈，杨家人觉得这个乳名玉环的小女孩有些命“硬”，因而谁也不想好好照顾她。

　　多亏杨玉环的叔父，其时正在河南府担任士曹的杨玄珪出面收留了小玉环，才使她免遭失怙之苦。

　　从蜀州到了河南，不仅使杨玉环再次享受到了亲情的温暖，同时也使她的命运出现了一次转机。

　　公元735年12月，杨玉环出嫁了，但嫁的人却不是李隆基，而是李隆基的儿子寿王李瑁。这一年杨玉环17岁。

　　在寿王府中，杨玉环学会了歌舞，又精通了音律，成了一名“时髦”女人。

　　转眼到了天宝四载(公元754年)，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这一年的中和节(农历三月三)，居住在长安城里的人全都出外踏青。踏青者中最为活跃的可能要数那些平日里难得有机会出门逛街的妇女了。杜甫诗所谓“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说的就是这个盛会。

　　这些与会的妇女个个争奇斗艳，常常惹得前来踏青的男子们欲火中烧。

　　这一年的三月三日，玄宗皇帝李隆基一时兴起，换了便服，带了几个贴身内侍，摇摇摆摆地来到长安城外的曲江之畔。

　　走着玩着，玩着走着，突然，玄宗皇帝觉得眼前一亮，在一群脂粉堆里，他突然发现了一个绝妙佳人。

　　此人真个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时人有诗单道其妙处云：

　　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

　　素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

　　头上何所有?翠微合叶垂鬓唇。

　　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

　　把个玄宗皇帝眼都看直了。随行的高力士是何等机敏的人，见状立即叫过一个小太监，命他即刻查明那个女子是谁。

　　小太监年纪不大，办事却很机灵，不大的工夫就把一切都打听清楚了。

　　“什么?是寿王妃?”高力士虽然早就知道那女子是谁，但为了点醒皇上，仍然故意高叫了出来。

　　哪知李隆基浑如未闻，仍是一副如痴似呆的贪婪表情。

　　高力士见状暗自叹息：“皇上啊皇上，世上的好女人成千上万，宫中的佳丽成万上千，你为什么谁都看不上眼，却偏偏要看上自己的儿媳妇呢?”

　　可皇上毕竟是皇上，力士不过是个太监而已，皇上想要干的事谁能挡得住呢?

　　能够阻止皇上乱伦的人从理论上说只有宰相。

　　玄宗一朝，确有许多贤相，如姚崇、宋璟、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暹、韩休、张九龄等人，但这些贤相当时已经是死的死，贬的贬，辅佐玄宗的乃是有名的奸相李林甫。

　　提起李林甫，许多人都会将他与“口蜜腹剑”这个成语联系起来，据史料记载，他曾有一段流传千古的“名言”：

　　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诸君不见立杖马(陈列于宫门之外作为仪仗用——引者注)乎?食三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

　　对于玄宗皇帝单相思儿媳的这一乱伦想法，李林甫不仅不加规劝，反而绞尽脑汁为其鸣锣开道。

　　由于几千年形成的伦理规范，即使身为天之骄子，李隆基也不敢公然娶儿媳为妻。

　　但李林甫却有办法。

　　他随口就给皇上出了一条“妙计”——先度寿王妃杨氏为女道士!

　　“这行吗?”李隆基既想吃河豚，又害怕被毒着似的问。

　　“臣子们没有谁敢出头阻拦此事，”李林甫满有把握地说，“因为臣想出的这个办法于古有证!”

　　“证从何来?”

　　“有则天顺圣皇后为证。”李林甫是个懂得该说什么话的人，他更懂得有些话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能点到为止。

　　这句话要是换了别人说，恐怕早就连脑袋都保不住了，因为它牵涉到了唐王朝的一桩极大的隐私。

　　原来，在人们心目中一向很威严的武则天，曾历事唐太宗李世民和唐高宗李治父子两个人，她之成为高宗则天顺圣皇后也是走“曲线”——先出家为尼，自绝于滚滚红尘，然后再“重返人间”，父妾为子妇。

　　李林甫重提此事，当然不是为了揭李氏皇族祖上的疮疤，而是想以此告诉皇上，按李氏皇族的家风，差了一辈的人也可以结成夫妻，不过要做一番官样文章给人看而已!玄宗皇帝思来想去，确也想不出有比李林甫所提建议更好的办法了。

　　于是，大方针就这样敲定了。

　　公元745年8月，由唐玄宗李隆基授意，寿王李瑁的妃子杨玉环自请出家为女道士，法号太真。

　　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求，李隆基和他的先人李治一样，都把不同辈分的女人送到了寺院。二李(李治、李隆基)所不同的是，李隆基在耐性上远不如乃祖李治，武则天是出家将近四年的时候才被李治接回宫里去的，可李隆基竟连四个月都等不了，就把杨玉环接进宫去，令她重返红尘，与自己结成“夫妻”。

　　不久，玄宗皇帝亲自下令，册封杨玉环为贵妃，“宫中呼为娘子，礼数实同皇后”。

　　杨玉环当上了皇贵妃以后，杨氏家族也都跟着沾了光。

　　玄宗皇帝下令：追封杨玉环之父杨玄琰为太尉齐国公，母为凉国夫人。封杨玉环的叔父杨玄硅为光禄卿，再从兄(同一祖父的堂兄)杨铦为鸿胪卿、杨琦为侍御史，族兄杨钊为金吾兵曹参军。

　　又封杨玉环大姐为韩国夫人，三姐为虢国夫人，八姐为秦国夫人(按：大、三、八姐皆系连兄弟排行都算在内，实际上杨玉环只有姐妹四人)。

　　与杨玉环同时的唐代大诗人杜甫有诗记杨氏的权势与威福云：

　　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

　　紫驰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麟。

　　犀箸厌饮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

　　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

　　箫鼓哀吟感鬼神，宾从杂沓实要津。

　　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

　　杨花雪落覆白苹，青鸟飞去衔红巾。

　　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

　　这个时候，杨氏一家人的权势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连环套”般的误会

　　仔细检索“马嵬驿之变”及其悲剧性的女主人公身后的扑朔迷离，我们发现，二者均与“误会”有关。当然，这个“误会”是要打上引号的，换言之，是人为因素造成的。

　　据史料记载，逃离长安后的次日，玄宗一行来到了距长安百里之遥的马嵬驿(在今陕西兴西)。

　　李隆基、杨玉环两个人带着宫女及高力士当时正在驿内休息，杨国忠、韦见素等人待在驿外。

　　随行的吐蕃使者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就拦住了正骑马欲四处查巡的杨国忠。

　　“你们拦我干什么?”杨国忠一肚子的烦躁，没好气地问。

　　“请杨相国大人给我们一点吃食!”为首的吐蕃使者操着半生不熟的汉语说。“我哪里有吃食?”杨国忠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着离他们不远处的那些禁军官兵，“连那些护驾的禁军都差不多有一天没有进食了，你们说，我哪里有什么食物给你们吃?”

　　“可昨天，杨相国大人不是买了胡饼、麦饭给皇上、皇子、公主们吃了吗?”

　　“你们说的一点也不错，”杨国忠面对这些使节也不好发火，所以耐住性子解释说，“可那是在望贤宫，是在咸阳，现在我们这里是马嵬驿，马嵬驿，懂不懂?我现在就是有钱，想给你们买吃的又到哪里去买呢?”

　　双方就食物的有无争吵了起来，这时，李亨和陈玄礼不失时机地跳了出来，向禁军官兵宣布：“杨国忠打算谋反。”

　　有一些没有完全被陈玄礼收买的士兵不信，李亨与陈玄礼指着站在不远处与吐蕃使者说话的杨国忠，煞有介事地说：“你们还不信?那你们看，那个逆贼正与胡虏商量要劫皇上，把你们这些人全部杀死呢!”——这番话太具煽动性了，因为杨国忠当时所站的位置恰好是禁军士兵目力所及耳力所不及的地方。加上长官红口白牙的指控，所有的人都因之认定杨国忠是叛贼，于是，乱箭齐发，将杨国忠射死。

　　厄运很快就降临到了杨玉环的头上，“误会”也随之而来。

　　《新唐书·后妃传》云：“(玄宗)西幸至马嵬，陈玄礼等以天下计，诛国忠，已死，军不解，帝遣力士问故，曰：‘祸本尚在!’帝不得已，与妃引诀，引而去，缢路祠下，裹尸以紫茵，瘗道侧，年三十八。”

　　这段出自好古成癖、常常以“惜墨如金”自诩的宋人宋祁之手的文字有些不该省的地方省略了。

　　比如“诛国忠”后面应加上一个“国忠”方能和下文的“已死”衔接上，再比如“缢路祠下”中的“缢”这个动作是谁发出的?换言之，是杨玉环“自缢 ”，还是别人“缢之”?倘若是“自缢”，谁为她“裹尸以紫茵”?这些问题初看起来似乎只是行文时的问题，实则不然，如果没有人对杨玉环的死提出疑问那还罢了，但现在偏偏有人对她的死亡与否(是否死在马嵬驿)提出了怀疑，《新唐书》给人的回答就有些不尽如人意了。

　　《旧唐书》在提到杨玉环的死时，虽然比《新唐书》要详细一些，但似乎也不是很详细。

　　《旧唐书·后妃传》：“(玄宗一行)至马嵬，禁军大将陈玄礼密启太子诛国忠父子，既而四军不散，玄宗遣力士宣问，对曰：‘贼本尚在!’盖指贵妃也。力士覆奏，帝不获已，与妃诏，遂缢死于佛宝，时年三十八，瘗于驿西道侧。”

　　关键之处说得也不是很明白：杨玉环是自缢的，还是被别人缢杀的?仍未交待清楚。

　　我们再来看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上是怎么说的：

　　上(玄宗)杖屦出驿门，慰劳军士，令收队，军士不应。上使高力士问之，玄礼对曰：“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当自处之。”入门，倚杖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隶韦谔前言曰：“今众怒难犯，安危在晷刻，愿陛下速决!”因叩头流血。上曰：“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反谋?” 高力士曰：“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与尸置驿庭，召玄礼等入视之。

　　《资治通鉴》中的这段话说得是很明白的。

　　杨玉环是由高力士杀死的，她死后，为使乱军心安，玄宗还命乱军头子陈玄礼等人验尸。

　　按理说，杨玉环之死到此就应该画上一个句号了。

　　但有些人却偏偏不想让这位美人就这样死去。

　　这此人根据白居易的那首《长恨歌》编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总括起来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说杨玉环马嵬之变时没有死，而是流落民间当了妓女，另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在本文开头时所提到的逃往日本。前一种说法太过匪夷所思，而且无任何正史、野史上的佐证，后一种说法因为是“出口转内销”过来的，而且又有“人证、物证”，所以粗看起来还煞有介事。但细一琢磨却也不是那么一回事。

　　首先，力主杨贵妃逃亡日本的人所提出的人证、物证，没有一个可以证明是与杨贵妃有直接关系的，所谓日本的“杨贵妃墓”、“杨贵妃观音堂”，在中、日早期史料中均无记载。

　　其次，几部被公认为是“信史”的权威史学著作都认为杨贵妃已死于马嵬驿，而且一致认定了其卒年(38岁)。

　　最能证明杨贵妃确实死在马嵬驿的证据是《旧唐书》中的另一段记载。

　　《旧唐书·后妃传》：“上皇自蜀还，令中使祭奠，诏令改葬。礼部侍郎李揆曰：‘龙武将士诛国忠，以其负国兆乱。今改葬故妃，恐将士疑惧，葬礼未可行!’乃止。上皇密令中使改葬于他所。初瘗时以紫褥裹之，肌肤已坏，而香囊犹在。”

　　这段话中透露出这样几点信息：

　　(1)贵妃确实死于马嵬驿，不然李隆基就不会令“中使”(宦官)前去祭奠并诏令改葬。

　　(2)改葬工作因“将士疑惧”——实际上是现在的皇帝，当时的太子李亨疑惧——而不得不秘密进行。

　　(3)中使(宦官)掘开了贵妃的坟墓，掘墓后发现了紫褥、香囊——这与《新唐书》中的“裹尸以紫茵”记载相吻合。

　　(4)最重要的是，掘墓后，杨贵妃并非“空死处”，而只是“玉颜不见”——肌肤已坏而已。这就足可以驳斥“不见尸体”的谣传，由此推之白居易的“玉颜不见”应理解为“尸体已腐”，而不是“不见尸体”。

　　尸体、紫茵、香囊俱在，杨玉环怎么会逃往日本?

　　我们退一步来说，姑且算杨玉环马嵬驿死里逃生，而且也确实逃到日本，但她也决不会有什么后代。

　　为什么?

　　因为杨玉环是个失去了生育能力的女人。

　　这样说可绝非主观臆断，而是有事实作根据的。

　　我们知道，杨玉环17岁出嫁，38岁身亡，21年间，她先后有过好几个男人，但却没有为这些人生下过一男半女，倘若说嫁给李隆基时没有生儿育女是因为李隆基年纪大了(61岁)，那么，嫁给李隆基的儿子寿王李瑁时，李瑁可是“正当年”——李瑁仅比杨玉环大一岁，两个人做了近十年的夫妻，也无一男半女，而李瑁后来再婚后却生了不少子女，这就不能不令人深思了，答案是什么，读者自然想得出来。

　　文章摘自 《中国历史上的49个谜：颠覆历史》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出版 作者：张志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