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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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詹天佑没遇到袁世凯 [转帖]

1881年，被清廷强令中途辍学的94名“留美幼童”，回国后境遇很惨，不是找不到工作，就是学非所用。有篇介绍“留美幼童”梁敦彦的文章这样写道：“梁敦彦和同学们归国后，以为在国外勤习八年，学到不少新知识，可以为国效力，谁知因他们未参加过科举考试，没有功名，处处遭官场白眼很难找事。梁敦彦几经周折，才在天津电报学堂找到一份工作，教授英文，待遇很差……后因父亡回家奔丧，返回时，再也找不到事做，非常狼狈。”与之相比，詹天佑算幸运，被湮没七年之后，终有机会在铁路公司当上工程师，总算学以致用，但主事的都是洋人，他只能算打洋工。1901年，慈禧忽发奇想，希望能坐火车去西陵祭祀，于是清廷赶紧筹措修建这条只有37公里的“皇陵专线”，詹天佑终被启用，迅速修筑完毕。说来有趣，这才是“中国人自建的第一条铁路”，但路旁没有任何人的铜像，甚至至今没人愿意提及这个“第一”。

也是在1901年，袁世凯被清廷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被湮没20年之久的“留美幼童”们这才有了用武之地。在袁世凯的提拔下，前面提到的梁敦彦当上京奉铁路总办，他的同学唐绍仪被任命为天津海关道——北洋外交负责人，另一个同学蔡绍基被袁世凯任命为北洋大学总办，这是“留美幼童”中出现的第一位大学校长。就在这期间，詹天佑被袁世凯大力保荐为京张铁路工程局总办兼总工程师，使之完成了“中国用自己的资金、建筑自己的铁路”的梦想。2004年，钱钢、胡劲草著《留美幼童》一书，专辟一节，题“袁世凯重用留美幼童”，文中写道：“一时间，一批学习铁路、电报的‘留美幼童’都成为袁世凯的骨干力量”，真是“乌云里忽然露出了阳光”。

袁世凯为何重用“留美幼童”？因一时之需而临时起意，还是其重用人才的一贯做法？检索史料，原因是后者。先说育人。早在1900年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便在济南创办了山东大学，是为中国最早的省立大学。而后从1901年任直隶总督，到1909年被罢官回籍，袁世凯领导直隶创办各类新式学堂一万多所，拥有教职工20多万人。再说用人，有个进士叫梁士诒，被分配到直隶做候补官员，几年过去，仍没谋得个正式职位，郁郁不欢，终于鼓起勇气求见袁世凯。袁问：“有何特长啊？”梁答：“我楷书很好，会教书，能写诗。”袁说：“书奴伎俩罢了，你这种人，我属下多啦，就知道咬文嚼字，没出息。”梁士诒听罢，惭愧至极，求助于袁的仆人，望指点迷津。仆人告诉他，袁最看重的，是外交和经济人才。梁士诒卖掉衣物，遍购外交、经济书籍，认真苦读，揣摩领会，几个月后，再次求见。袁问：“还写诗呢？”梁答：“士别三日，刮目相看，我的知识已然更新。”于是谈起外交和财政两门学问，滔滔不绝，纵横议论，很有新意。袁世凯大为惊奇，马上聘请梁为财经顾问。众所周知，民国初年，梁士诒乃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后来还曾做过国务总理。时人论袁世凯爱才，决不任人唯亲，且全是务求实干之士，这才“使各方人才奔走于其门者，如过江之鲫”。詹天佑能受到袁世凯青睐，主持修建京张铁路，并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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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横行的伪科学：“米丘林学派” [转帖]

　　　　李森科、米丘林学派在苏联的崛起

　　李森科无耻地以米丘林的继承人自居，在所谓“遗传学理论”和“复合辩证法”的基础上编造了一套说法，完全否认了基因的存在，认为遗传是生物的一种普遍内在特性，不需要由染色体中的基因来决定，人类可以用改变环境的作法按预定方向改变生物的特性，李森科与他在哲学上的合伙人普莱森胡诌什么在有机体中和细胞中，没有什么特殊的遗传物质，遗传物质存在于一切细胞的活质中、点点滴滴都是遗传，在做出了这一颠倒黑白的论断后，李森科偏执地断言“遗传学是有害的胡说八道！”

　　1929年，斯大林为了镇压异己提出“组织社会主义全线进攻”，李森科及其“米丘林学派”的理论不仅完全是一派胡言，而且简直就是江湖郎中招摇过市的狗皮膏药。但是李森科狐假虎威欺行霸市的流氓习气和投机取巧、欺名盗世的“研究方法”使得他与斯大林一拍即合，得到了斯大林全面的政治支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基因、染色体学说被扣上了“孟什维克化唯心主义学派”的帽子，研究机构被解散，相关科学家被停职甚至被流放。尽管在学术上一无所长，但善于钻营、见风使舵而又熟知政治动向的李森科仍然踩着苏联遗传科学的废墟扶遥直上。李森科先后得到苏联列宁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8次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和9次列宁勋章的获得者、3次斯大林奖金，特罗菲姆·邓尼索维奇·李森科俨然苏联科学界的红色教父，以他为首的“米丘林学派”及其获得性遗传理论、蛋白质遗传理论成为不可触犯的神圣的遗传学教义。

　　米丘林学说横行中国

　　毛时代，文字狱在科学界也遍地开花，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一种学说、禁止不同学说发表、搞一言堂的情况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以至于发展到“宁要社会主义的毒草
　　不要资本主义的鲜花”。不管什么都要被贴上“封建”、“资本主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之类的阶级标签，例如说什么“巴甫洛夫的学说是社会主义的”、“米丘林的学说是社会主义的”、“孟德尔一摩尔根的遗传学是资本主义的”之类。本文说一说在遗传学领域横行的伪科学：社会主义的米丘林学说。

　　1955年，在苏联，米丘林学说的代表人物李森科已开始沦为落水狗，“米丘林生物科学”被苏联学术界穷追猛打。虽然李森科在他的祖国成了落水狗，但在中国却是大红大紫，大受崇拜。中国二十世纪中期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李森科学派，搞一言堂，完全禁止经典遗传学派、基因、染色体学说的教学和研究，而且还对坚持经典遗传学派、基因、染色体学说的学者以“右派”、“反动学术权威等”名义进行人身迫害。

　　1955年年10月28日，中国科学院、中华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联合举办了“伟大的自然改造者伊·弗·米丘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为纪念会致了开幕词。在开幕词中，郭沫若一方面高度评价“米丘林生物科学”的政治哲学意义，一方面充分肯定用“米丘林生物科学”改造中国学术界的努力“在许多方面已经获得了不少重要的成就”。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副主任童第周做专题报告。报告题为《创造性地研究和运用米丘林学说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童第周说“但是在生物学界中也还有一些人坚持孟德尔一摩尔根主义，对米丘林学说采取盲目反对的态度。个别的人，在他的研究工作中完全忽视米丘林学说，在他的生物学著作中只字不提米丘林，又不以科学家的态度来进行学术争论，利用苏联一些生物学家在物种问题上对李森科持有不同的学术见解，来贬低米丘林学说的意义。歪曲苏联****对科学事业的正确的政策，说什么李森科关于物种的新见解在初发表的时候，由于政治力量的支持而风行一时，但不久就引起了学术界批评，大部分否定了李森科的论点云云。十分明显，这种论调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我国的生物学工作者必须对此有十分深刻的认识，不致被引入迷途。” 童第周警告学术界，“抱有上述错误思想的，只是科学队伍中极个别的人。但是这种思想的错误性质是极其严重的。这种思想如果任其传播就会严重地阻碍我们学习和研究米丘林学说，使我们的科学事业和革命事业遭受损害。因此，我们在这里仍要提请大家注意加以批评。”

　　从此，摩尔根染色体—基因理论、核物质（特别是染色体）成为“禁忌”，避而不谈，或者在谈到遗传性的物质基础的时候，却有把细胞内部结构一视同仁、主次不分的倾向，甚至有时把一些染色体中科学界公认的现象，如减数分裂与世代交替的关系，都抛开不提。之前那些摩尔根学派的学者都成为围剿对象，有的甚至失去工作权力，知名度愈大的摩尔根派学者，受磨难愈多。

　　中国第一个摩尔根嫡传弟子李汝祺指出，“米丘林学派”的论战手法从来都不光彩：“那就是把别人说的一段话，减前去后，断章取义，孤立起来，和固定起来，作为批判的根据，由此就得出结论，它是唯心的，它是形而上学的。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不公平的批判是不能服人的，这种逻辑只能引向教条，对促进科学的发展是没有好处的。”按自己的论战需要任意曲解对方观点，然后无限上纲，一棍子打死。这是李森科及其“米丘林学派”最大的论战特色。
　　某些中国的李森科们与其说是一个学术团体，不如说他们是一些政治投机分子，他们以科学的名义，运用政治手段，排斥异己，完全超出了学术争鸣的范畴，已经粗暴地践踏了人类的尊严和科学的准则。在现行的体制下，预防李森科之流小人得势，根本没有灵丹妙药，因为此类人物自有其生存土壤，唯一的希望是在上位者有识人之明。

　　1957年11月《农业科学通讯》上发表了题为《粉碎右派阴谋，坚决学习苏联先进农业科学经验》的檄文。1957年11月的《中国农报》上发表了题为《坚定不移地学习苏联先进农业科学》的反右派文章。反右和“米丘林学说”、“摩尔根学说”就这样扯到一起，学术争论又和政治问题挂了钩。各地掀起讨伐“孟德尔—摩尔根主义”的新高潮，声势十分惊人：湖南农学院党委组织120名教师和510名学生对该校遗传学教授裴新澍进行重点批判，贴了两万多张大字报；湖南医学院党委强迫遗传学家卢惠霖在500多名学生面前承认自己的学术观点是“资产阶级学术观点”；辽宁大学生物系党政负责人专门组织“红旗战斗队”围剿“孟德尔—摩尔根主义”，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相信摩尔根就是拒绝世界观的改造，就是不要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曾在美国从事草履虫的卡巴粒研究并曾在青岛会议上慷慨陈辞抨击李森科的武汉大学教授赵保国，更是在“拔白旗”运动中被整得精神失常。

　　走向灭亡

　　随着毛时代的结束，一方面“米丘林生物科学”在中国已经没有了三四十年代苏联那种特殊的政治生态，不能不走向没落；一方面因为时间伟大——科学的发展愈来愈证实了“米丘林生物科学”的虚妄。这种情况下，中国“米丘林学派”别无选择，只能分崩离析。
　　最后的疯狂：1979年5月，四川大学生物系植物遗传组还根据全国高等学校理科生物类教材会议精神，编写了《米丘林遗传学基本原理》并交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谈家祯就对建国后三十年的中国遗传学评论说：“由于受李森科的影响，三十年来我国在遗传学研究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成就，很多时间被白白耽误了，没有做工作。最近几年做了些工作，但主要也是跟在别人后面跑，更多的还是在补课。”

　　1984年，中国召开了孟德尔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和1965年苏联当局举行的孟德尔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一样，这一举动，也是为了完全扭转错误方向，“把过去多年被歪曲了的孟德尔的形象纠正过来”（谈家祯语），为孟德尔公开平反，在这次海内外瞩目的会议上，谈家祯以中国遗传学会理事长的身份作了主题发言。他严词谴责了李森科及其“米丘林学派”。他说：
　　三十年代后期，在苏联出现了一个打着学术幌子的伪遗传学派，那就是李森科学派。他们禁止研究和发展真正的遗传科学，指控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在哲学上是唯心的，在方法论上是形而上学的。并且对苏联许多正直的卓越的遗传学家进行了残酷的迫害。……致使本来很有传统的、很发达的苏联遗传科学停滞了许多年。我国在解放初期，由于盲目地学习苏联，李森科的“学说”也曾一度支配过我国的遗传学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以致严重地阻碍了我国遗传学的发展并贻害非浅。
　　这次会议成了中国遗传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此，毛时代横行的“米丘林生物科学”在中国再没有一席之地，中国与“米丘林生物科学”永别了。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则在中国全面登陆，大放异彩——根据摩尔根基因学说发展起来的“生物工程”，已在我国开花结果。1997年元月报载，我国科学家洪国藩和他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国家基因研究中心，在世界上首次成功地构建了水稻基因组物理图。
　　关于自然科学姓社姓资的论战，随着毛时代的结束，李森科及其“米丘林生物科学”的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在中国永远地终结了。更重要的收获则在人文领域、自然科学没有国界，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李森科问题给后人的这些深刻的教益，在今天已经为中国学术界所公认。 虽然在人文领域、自然科学没有国界，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在今天已经为中国学术界所公认。但是，在目前反对普世价值的过程中，“姓社姓资”再次成了当代李森科、米丘林们的法宝。 20世纪的中国的李森科们的罪行没有得到清算，这才是余孽们今天还在猖狂的原因所在，不成功或成功后再失败了，无需付出成本，而成功了可以像苏联的李森科一样获得巨大的利益。如此一本万利而又毫无风险，这才是文革余孽、封建余孽、中国的李森科余孽们疯狂招魂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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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大清商埠》 [转帖]

　　　■岳抒暄

　　　　编者按：最近，花城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历史小说《大清商埠》。该书以清代乾隆时期中西商人云集的广州十三行为平台，以“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为时代背景，以广州十三行总商潘振承跌宕起伏的一生为主线，展现广州十三行“一口通商”的风云画卷。书中涉及众多经济史和文化史的内容，值得

　　一读。为此，本报特刊发此文，希望有助于读者阅读这部小说，了解那段历史。

　　粤商是“中国第一商”

　　

　　1829年，有个名叫约翰·穆瑞·福布斯的16岁美国少年来到广州，拜伍秉鉴为义父，8年后，这个原本一文不名的穷小子携带50万墨西哥银元回到美国，投资横跨北美大陆的泛美铁路，成为美国的铁路大王。从福布斯的富有，我们不难推算出伍秉鉴的富有。

　　2001年，《亚洲华尔街日报》做过一个统计评选：在过去1000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中，中国占6位，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珅、刘瑾、伍秉鉴、宋子文，伍秉鉴是这6人中唯一的商人。

　　这位伍秉鉴，就出自于《大清商埠》的主人公潘振承门下。

　　潘振承，是中国第一代与全球化经济接轨的杰出商人，是当时的世界级巨富。

　　18世纪初到19世纪初，英国的茶叶税收占国家总税收的10%。中国茶叶的输出则为广州十三行垄断。十三行的出口商品除茶叶外，还有丝绸、瓷器、蔗糖、土布、大黄等上百种。十三行商人靠中国丰富的物产和朝廷赐予的贸易特权，成为世界最大、最富有、最具影响力的商帮。

　　按照1860年《法国杂志》一则报道推算，伍秉鉴家族拥有财产达4200万两。而嘉庆道光年，国库积存经常年份仅1000万两上下。拿十三行总商的财产与清王朝岁入和库存相比，真正可算得上富可敌国。

　　广州靠一口通商而成为最繁荣的商埠

　　德国经济史学家贡德·弗兰克考证近代贸易白银的流向得出结论：在工业革命前，“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是以中国为中心的。”

　　1757年，乾隆皇帝将四口通商（江、浙、闽、粤），收归为广州一口通商，全国的对外贸易全部集中在广州十三行进行。

　　在四口通商时期，广州仍是中国对外贸易的老大。明清通商史专家、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启臣考证：雍正七年（1729年）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粤海关的贸易额及关税分别占四口海关的63%和62%。

　　在四口通商时期，另三口竞争不过广州，学界通行的看法是洋船从欧洲来，过马六甲海峡进南中国海，广州占有地利。但是，广州乃至整个广东的物产不及另三口。出口商品以茶叶、丝货（生丝与绸缎）、瓷器为大宗。当时欧洲只青睐红茶，福建武夷红茶行销欧洲；江浙是丝货的主要产地；景德镇瓷器走水路下昌江到鄱阳湖，再进长江，可直接到江苏的外洋港松江（今上海黄浦江）。当时清廷严禁走海路运输茶叶、丝货、瓷器，以防中国船与欧洲船在海上走私。水路运输的价格远远廉于旱路运输，货到广州要付出昂贵的运输成本。因此，广州在出口货的成本价格上不如闽江浙有优势。

　　然而，福建因曾有郑氏集团踞台与朝廷对抗，防夷之心太盛，影响外洋贸易。浙江的外洋港偏僻的舟山定海县，市场容量小，商馆建设等落后，甚至没一个懂夷语的通事。而江苏，向来重视内河贸易，征收长江及运河货税。并且这三口，货物单一，如福建只有红茶，而无丝货；江浙有丝货而无红茶。商人组织调货不力，而西洋船来一商埠，不能办齐所需货物，只能放弃。

　　因此，在工业革命初期前，即18世纪大部分时期内，广州不仅是中国的海洋贸易中心，也是名副其实的世界贸易中心之一。

　　广州人模仿西洋而绝不崇洋

　　在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在对外交往中，只有妄自尊大，没有崇洋媚外。那时，中国人在夷番面前有着与生俱来的优越感。

　　最早来中国的西洋人，因其相貌“怪异丑陋”，广东人把他们叫作“鬼”——直到今天，广东人仍把外国男女称作“鬼佬”、“鬼妹”。

　　明朝末年，欧洲传教士纷纷深入中国，他们多为饱学之士。在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中，涌现出徐光启、李贽等一批接受西方文化科学的先知，但主流士大夫则对西方文化绝对排斥、恶毒攻击。士大夫最锐利的批判武器是“华夷之辨”：华夏文化有着与生俱有的优越性、合理性；夷族文化落后愚昧、荒诞不经，必须严加排斥，荡涤殆尽。

　　广州贸易的一大缺憾，就是朝廷君臣和地方官民没有从潮水般涌来的洋货中，窥测出“西夷”是文明人，“西夷”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一口通商”限于广州，实际上限于广州城外一条约一里多长的街区———十三行。十三行是一个封闭状态的贸易区，商馆设施齐全。夷人只能生活在十三行的狭窄空间；夷人不可进入广州内城；夷人不可见官；夷人不可直接申诉；夷人不可在广州久留；夷人只能去化外区澳门住冬；夷人不可携带夷妇进入广州；夷人不能骑马乘轿，因为天朝子民抬夷人有损天朝尊严……

　　康有为评价这一时期的中西关系，认为“当时之中国，何其倨也！”

　　官商不是官

　　清朝政府奉行朝贡贸易,妄自尊大,高傲而又无知地认为外商是来向天朝皇帝朝贡的。高高在上的清政府，不肯屈尊与洋人打交道，这就必须委托一个官商集团处理洋务。政府利用十三行执行四项职能：一、承办朝贡贸易，独揽外商洋船接待，垄断进出口贸易；二、办理外商的货物报关纳税事务，海关不直接与外商打交道；三、管理约束驯化外商，监督限制外商在广州自由行动；四、转达外商与政府之间的一切交涉，外商无权进入广州城晋见政府官员。

　　行商身份独特，处垄断地位。其身份的获得，要花费巨额的报效银及其他费用。行商是名誉上的御赐贸易官，行商都有官品，但本质上，他们仍是商人。

　　政府未向十三行投入一分钱，它不像晚清时盛宣怀主持的电报局、招商局、机械采煤的洋矿，政府有官款或官股在其中，晚清洋务运动的加盟官控实业的商人更具官商特征。十三行商人开办的洋行（洋货贸易行）的资本全部私有。资本的性质决定企业的性质，既然不是官办洋行，他们虽有官员冠戴，但商人的特性盖过官员的特性。清廷对待债务的双重标准，优待外商

　　对于行商欠外债，清政府采取双重标准。对外商欠行商的债，官府不闻不问；而行商欠外债，官府就采取非常措施偿还。

　　乾隆七年一条新闻。浙江慈溪人邵士奇到吕宋附近的苏禄国，骗取采购货款三千七百三十两白银而卷逃回籍，结果被苏禄贡使告发。中国皇帝得悉后雷霆大怒，下旨将邵士奇缉拿归案，但邵士奇已将所骗银两花个精光，家徒四壁，浙江巡抚常安为维护天朝颜面，便从浙江藩库提取银子偿还给苏禄国贡使。

　　乾隆四十一年的倪宏文案。倪宏文欠英国东印度公司债务，其中五千余两由皇上责令总督李侍尧、巡抚李质颖、布政使姚成烈、按察使陈用敷、粮驿道吴九龄、广州知府李天培、南海知县常德、署理南海知县赵康分摊赔付。最冤的大概要数知府知县，仅仅因为十三行在他们管辖的地界上，知县常德妻死送灵柩回老家安葬仍要赔付。

　　乾隆四十五年，颜时瑛及张天球欠外商银共达380万两，革去职衔，发伊犁。所欠外债由十三行全体行商赔偿。

　　清政府这样做不是优待外商，而是事关天朝体面。如《大清商埠》小说中巡抚李湖所说：夷商欠债，是行商与夷商个人间的纠纷；而行商欠夷商的债，就是大清国欠蕞尔夷国的债，有损天朝的浩浩天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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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战役：国民党兵团司令李弥是如何逃脱的 [转帖]

　　
　　1948年11月，李弥在徐州。　　公元1949年1月10日，震惊中外的淮海大决战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历时65天，共歼灭国民党精锐部队22个军56个师共55.5万余人。国民党高级将领黄百韬在碾庄圩战场上被击毙；李延年、刘汝明、孙元良率残部南逃；杜聿明、黄维被俘；邱清泉在陈官庄战场上被击毙；唯有第十三兵团司令李弥战后下落不明，死不见尸，活不见人，多次搜查无结果，成为战后一大谜团。直到蒋介石重新任命李弥为第十三编练处司令时，人们方知李弥在淮海战场上逃离已成事实。

　　究竟李弥是怎样从战场上逃离的？又潜逃到何处？这一连串的谜团，一直鲜为人知。史料上更没有详细介绍过，本文现将尘封几十年的谜团解开，以飨读者。

　　一、杜聿明、邱清泉、李弥分头逃命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国民党军就出师不利，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的配合下，于徐州以东新安镇（今新沂市）、碾庄地区，围歼国民党第七兵团10万余人，击毙了兵团司令黄百韬。国民党第三绥靖区所属3个半师，2.3万余人，在绥靖区副司令张克侠、何基丰的率领下，在台儿庄、枣庄地区起义。同时，中原野战军主力攻克宿县，截住了国民党军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的北援，堵住国民党军杜聿明集团3个兵团南逃去路。同时并将从河南确山方面来援之敌第十二兵团阻止于宿县西南的南坪集地区。素有徐州西大门之称的砀山县城也于1948年11月8日被我华野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解放。杜聿明集团的3个兵团完全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此时，李弥有种不祥预感，终日惶恐不安，从这个防空洞跑到那个防空洞，思想上已做好了潜逃的准备。

　　1月7日，我华野主力攻占了李弥兵团司令部驻地青龙集，其主力被歼灭，当晚，李弥率残部慌张逃入邱清泉兵团防区――永城县陈官庄地区。1月9日晚，杜聿明、邱清泉、李弥分头突围逃命。

　　1月10日凌晨，李弥等人在所属九军三师师长周藩等人的护送下，慌慌张张地逃到所属九团驻地周楼。谁知这里也不是安全之地。拂晓时分，解放军对周楼一阵炮轰后发起攻击，国民党军伤亡惨重，夜间所有来周楼藏身的几百国民党军官兵，除打死打伤外，都被打跑了。这时，李弥焦急地说：“你们都当过参谋长，还想不出办法吗？”周藩请示说：“如果再打下去，大家一齐都完了，我想派人送个条子出去，请求投降，您看是否可以？”李弥随即答应说：“可以写个条子送出去，并写明条件：第一条，投降后保证官兵安全，不杀我们；第二条，投降后不论官兵，凡是不愿意干的不能强留，放他们回家；第三条，投降后所有伤员，必须护送医院治疗，重伤者应先派车急送后方治疗。答应我们这三条就投降，若不答应，我们拖到晚上再说，天黑看不见，我们就能溜掉。”

　　

　　淮海战役期间，李弥与部下一起用餐，以示同甘共苦。

　　投降条子送出去了，大约中午时分，解放军九纵第二十七师政治部派人送来一封敦促投降书，大意是：限你们立即投降，主官出来报到，部队放下武器集合听从点收，否则就立即攻击，不得再延误。李弥说：“他们要主官出去报到，看你们哪个愿意去？”随后放声大哭起来，边哭边说：“我不能死呀！我死不得呀！我若能出去了，对你们的家属我一定会照顾好的，你们可以放心。”

　　周藩明白李弥的意思，便答应自己去。李弥见此放了心，便告诉周藩先答应投降，拖着晚点去，同时让亲信找来士兵的装束自己换了装，化装成伤兵，想等天一黑就混出去。天黑后，还没等去投降的周藩等人回来，李弥便急不可耐地和一名随身护卫，趁天阴夜黑，匆忙离开了周楼，向北直奔陇海铁路而去。

　　二、将去往青岛的路证搞到手

　　1月11日早晨，经过战争洗礼过的淮北平原到处是一片断垣残壁，冷落荒凉。李弥和随从二人似惊弓之鸟一般，提心吊胆地来到萧县高庄村的南边，看见路边有一个身着国民党士兵军服的青年，面黄肌瘦，行走困难。李弥故意上前与之搭讪，方知此青年士兵名叫汪新安，家住安徽砀山县李庄车站东北十八里汪阚庄村。刚被解放军俘虏后释放。李弥见此景便谎称自己叫刘明顺，家住上海，也是刚被释放回家的，准备到李庄车站搭乘火车，邀汪新安一起上路。

　　一路上，李弥对汪新安关怀备至，把身上仅有的饼干和牛肉干送给汪新安吃，汪新安甚为感激。交谈中，李弥了解到汪新安的堂兄汪涛当过国民党营职军官，他从心里暗暗地盘算后提出到汪家休息一天的要求。汪新安便点头答应了，李弥的随从便一人去了李庄车站。汪新安和李弥于12日半夜时分才摸到汪阚庄。李弥经察言观色，几经打探，认定汪新安是个老实人，便将自己的真实身份向汪新安交了底。当汪新安得知领到家来的人便是国民党军大名鼎鼎的司令官李弥，既紧张又害怕，一夜翻来覆去也未睡好觉。

　　李弥对部下道：“如果有人实在受不了，要投共军，我绝不阻拦。但希望不要带武器走，将来还要见面的。以后你们回来，我们欢迎。”

　　次日下午，汪新安的堂兄汪涛来到汪新安的家见李弥，把李弥上下打量了一番说：“你外面穿件棉袍子，里面穿着黄驼绒线衣不暖和，里外不相称，也太招眼，咱两把衣服换一下吧！”说完汪涛把棉袄脱给了李弥穿上，李弥也把黄驼绒线衣脱给汪涛穿上。李弥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汪涛如何将自己送出去。汪涛便介绍了自己的老表高大荣。这个高大荣是中央军校的毕业生，在县政府做事，他得知李弥的处境后，觉得这是个邀功请赏的好机会，便一口应了下来。通过一番筹划，十五日，汪涛筹集了一笔钱，又到当时驻在本村的解放军连部写了一张去徐州送面的路条，把钱和路条交给了高大荣。

　　16日下午4点钟左右，由汪新安的叔父汪学仁等人，推着装面的车子走在前面，高大荣和脸上涂抹锅灰的李弥跟在后面，一块来到李庄车站，李弥、高大荣乘坐火车东去，于当日晚到达徐州。

　　次日清晨，高大荣来到户部山东巷38号，找到曾在砀山军事科工作的同事翟景尧，大胆地将护送李弥来徐州、现无路证和路费不足等情况如实地告诉了翟。翟景尧随即表示说：“路费不足我可以负责，现在南去的人很多，大都乘坐胶轮马车先到五河、淮阴或扬州等地，然后再走水路过江，路费一般每人约10块大洋。现在南走的人均无路证，解放军也不过问，到时候随机应变就行了。”

　　入夜后，高大荣和李弥等人到马车行买了两张去五河的马车票，又在一位同车的客人手上找到一张过期的由山东到南京去的路证，二人如获至宝，欣喜若狂。

　　十八日傍晚，当高、李等人乘坐的马车行到双沟镇时，方知进驻五河的解放军下达了通令，禁止往南通行。他们只好原路返回。天黑以后，马车停在途中路边的一个乡村简易客栈里吃饭歇脚。李弥向高大荣提出向北走，到青岛去，因为那里还有他的一个团驻守着。

　　十九日上午，高、李乘坐的马车返回徐州，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在徐州也无法搞到路证。

　　无奈高大荣返回砀山，找到妻侄宋开元把情况介绍了一番，并说：“李弥求咱们给想法搞张路证把他送走。他答应我，一旦回去就让我当团长；若想经商，他送给我轮船作资本。我若当上团长就让你当副官；我若经商就让你当经理，咱爷俩就阔起来了。”　

　　宋开元动了心。他编了个谎言，托自己在华山县工作的老同学开出一张“刘湘年”，要去潍县的路证。

　　一路上有惊无险，李弥一行于28日早晨，抵达潍县火车站，慌慌张张地直奔好友李惠芝家而去，李惠芝是潍县有名的“福聚祥”经理。

　　关于如何将去青岛的路证搞到手，李惠芝想到了自己三姨太远房侄子王桂合（戏剧演员）有一张去高密春节探亲的路证，路证上写的是二个人的名字。他便将王桂合找来说：“今天我家从山西来了一个朋友，他是你表妹公爹派往青岛接你表妹的，现在去青岛的火车不通，他去青岛的路不熟，你设法亲自把他送去，并要千方百计地保证路上安全。”因路证原因只能让李弥一人先走，这样高大荣就不能与李弥同行了。李弥在话别时对高大荣说：“再生之德，终生难忘。去南京后，如蒋老头子不杀我，终有相报之日”。

　　三、从青岛飞抵武汉，再到福建长汀

　　29日（农历正月初一）天色微明，王桂合便带着李弥出了潍县县城，坐上小推车，于次日傍晚到了高密县自己的家，后去找当乡长的表兄王克秋。他编造说：“有个和我一块唱戏的人，和我一齐去趟青岛，现在走不动，请你给雇两辆小车，给开个路条，将我们送到青岛，到那里他给5个小元宝作报酬，你可以分到一个。”王克秋一听出这样高的报酬，明知有诈，但他利令智昏，既不问明来人情况也不向上报告，就相信了王桂合的谎言。

　　31日（农历正月初三）夜，一辆胶轮小车停在王克秋家门前。这时李弥不露声色地坐在小车的右边，王桂合坐在左边，车夫推起车子便走，另一个做伴的小车跟在后面，向着东北方向的公路走去。一路上李弥装做病人，一切全由王桂合指引前行。次**们很顺利地越过沽河，进入了国民党统治区，经中华埠到了棘洪滩，这是国民党青岛警备司令部设立的外围据点。李弥一行4人被岗哨拦住盘问，李弥下车摘掉帽子，说明自己的身份，当兵的一听说李弥“驾到”，感到惊喜交加，立即恭恭敬敬地把李弥领到据点碉堡里去见自己的长官。不到半小时，从棘洪滩碉堡里走出一队人马，前护后拥地保护着一位军官来到岗哨门前，对王桂合等三人说：“你们送来的是淮海战区兵团司令官李弥将军，现在你们跟我们走吧。”三人面面相觑，不敢相信这个事实，只好推着空车跟在队伍后面走。不多时一辆卡车将他们连同小推车一齐带到青岛市江苏路一号住下。

　　为了感谢王桂合等三人的救命之恩，李弥给王桂合4个小元宝。给其他两人每人一个小元宝作为酬谢。至此，李弥经过20多天奔波，最终潜逃成功。不久李弥飞抵武汉，尔后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中央任命为第十三编练处司令。

　　话说高大荣在潍县住了几天后，感到一时也去不了青岛，便辞别了李惠芝等人返回砀山。

　　1949年清明节后，高大荣、汪涛找人私刻了“砀山县人民政府”的印章，伪造了去青岛做买卖的证明，怀着升官发财的黄粱美梦去青岛投奔李弥。当三人来到潍县李惠芝处时，方知李弥已到福建长汀担任国民党军第十三编练处司令。高大荣三人仍不死心，辞别了李惠芝，继续东奔，到了青岛附近的红岩崖，被国民党驻军截住，并鸣枪警告，他们无奈只好原路返回砀山。

　　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放走李弥一案暴露。李惠芝被人民政府判处死刑。

　　1952年，高大荣被人民政府判处有期徒刑15年。汪涛、汪新安畏罪潜逃，1970年4月“一打三反”运动中，汪涛被抓捕归案，定为反革命分子，后畏罪自杀。1957年汪新安被定为坏分子，劳动改造，1970年8月被人民政府判处管制3年，1982年5月砀山县人民法院又撤销该判决，宣告无罪。当年参与放跑李弥的公职人员也分别受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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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风雨中十大冤逝的忠魂 [转帖]

　　纵观历史的伟大的人物，都是和普通人一样，都具有多面性。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从王佐、袁文才到柳直荀，再到刘少奇、彭德怀等的冤逝，后人对这些冤案负有一定、直接、重大责任的伟大人物评价时，如果千方百计的把他们塑造成一个个没有任何瑕疵的完人，害怕提到他们曾经犯过的错误会伤及他们的伟大，这是对历史的极大不负责任，更是对冤死的英灵极大的不负责任的忘却。敢于承认伟人也无完人，敢于承认他们也犯过错误，才能让我们永远记住这段惨痛的历史并深刻反思，愿人世间别再出现如此悲剧，愿历史永远给人以公正！

　　一个法制的、民主的共和国更加光明的前途已经伴随新世纪的到来而来临，让我们珍惜今天的好日子，更努力地去争取明天！！！

　　谨以此文，缅怀这些在共和国风雨历程中，冤逝的一位位不朽的忠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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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北者”要活命就到中国去[转帖]

　　金美熙老太太看上去一点都不像已经76岁了，她住在距中朝边境不到10公里的一个由鲜族教会所创办的老人院中，每天的生活从早上起床的锻炼开始，然后在后院的菜地里劳动，还要帮助照顾老人院中其他生活不便的老人。“我现在感到很满足”。陪同的翻译介绍，除了口音之外，很难认出她是一名“逃北者”，她已经在中国生活了10年。
　　金美熙的形象非常接近中国抗美援朝电影中的朝鲜“阿妈妮”，热情，坚强，勤劳，她年轻时曾是村里的“妇女主任”，丈夫去世很早，膝下仅有一个儿子，1995年，他儿子已经成家，并给她生了一个孙子和一个孙女。孙子13岁，念初一，正处在24小时都感到饥饿的年龄；孙女8 岁，金美熙65岁。这一年，是朝鲜“苦难的行军”第一年。
　　上世纪九十年代，朝鲜经济面临严重困难，从1990年到1998年，朝鲜经济持续衰退，粮食严重不足、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瘫痪，能源和工业原料十分紧缺。1994年，金日成逝世后，情况越来越糟糕，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的袭击，外部世界对朝鲜的封锁，在加上金正日主政后于1995年发动全国范围内的“苦难的行军”运动，号召人民加班加点，超额劳动以“战胜”经济困难，但粮食配给却越来越少。1994年，朝美局势因为核问题而到了战争边缘，朝鲜根本无法得到外部援助。在韩国媒体的描述中，第一轮“脱北”的热潮正是从此时开始的。
　　和其他人一样，金美熙家的情况也不好，“我当时就想不要给家里再添负担，”金美熙说。1995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金美熙离家出走。“本来想熬过这一段就回去的，谁知道这一去就是永别。”
　　金美熙的目标是中朝边境，当时，有关中国改革开放，“一天吃三顿大米饭”的谣言已经在朝鲜流传开来。从山上挖人参交到中朝边境的掮客手里，然后再换回一些粮食和日用品在朝鲜的黑市上贩卖已经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生意”。
　　但这个生意也不好做了，原因很简单，即使在黑市上也很难再换到粮食。金美熙最后一次从内地抵达边境的时候经过一个拥有一小片农田的边防军营，她在那里留了下来，开始帮助边防军种粮食，“只要能吃上饭，干什么都行。”
　　1996年底，图们江刚刚上冻，金美熙遇见了四个准备穿越国境前往中国的“逃北者”，在她的央求之下，四个人带上了她，几天以后，她赤脚淌过了流淌着冰渣子的图们江。
　　金美熙的经历或许是2000年以前第一代“逃北者”的典型，当时，中朝两国的边境管理并不严格，而据“国际难民组织”的分析说，当时中朝两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默许了非法的边境穿越，因为当时的朝鲜人在穿越边境后更多会选择寻求一些帮助，然后携带食品回到朝鲜以养活自己的家人。朝鲜政府觉得这种临时的越境有助于缓解朝鲜的粮食紧张情况。居住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朝鲜族人也愿意帮助他们，一方面是因为同文同种的民族感情，另一方面，据一位边境农村的老人介绍，“三年自然灾害直到后来的文革，他们也帮助过我们。”
　　但后来的越境者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从2000年开始，中朝边境地区的朝鲜难民吸引了大量人权组织，新闻记者，乃至联合国调查机构的关注，延边发生的“情况”，“政治上已经变得不安全了”。中朝两国政府开始加强边境巡逻和监管，中国更开始突击审查延边农村的“非法移民”，并将他们遣送回国。边境另一侧的朝鲜则加强边境巡逻，但这却没能减少“非法越境者”的数量，仅仅为边防军提供了新的索贿途径。2002年至今，大概花费200至300元人民币就能让朝鲜边防军对“偷越国境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朝鲜人来说，这或许是好几个月的生活费。
　　李济博，36岁，她的一条腿已经残废，总是带着拐杖，她居住在离边境不远的一个小乡村中，1998年，她离开朝鲜的丈夫和孩子，第一次穿越了边境。在中国境内，一个人口走私贩给了她一些食物和衣服，然后把她卖给了一个山区农村40出头的老单身汉作“妻子”。李济博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地里干活，她的“男人”则在家里休息。农活很累，但“至少能吃上饭”，除了每时每刻都在担忧会被中国警察搜查到并遣送回国之外，她对自己的生活还较为满意，因为担心邻居们举报，她对村里的每一个人都格外礼貌。2002年的一天，噩梦还是变成了现实。当地公安部门来到她居住的村庄，很快就认出她是“非法移民”，她被带走，两个月后，她被交还给朝鲜边防军，那时，她已怀孕。
　　她不愿意回忆在朝鲜“管理所”里的生活，但她承认是在管理所里流产的。一年以后，她被释放，几个月以后，她又出现在自己中国丈夫的门前。
　　这一次越境更加困难，当时已是深冬，长白山上积雪没膝。李济博渡河时为躲避朝鲜边防军搜查，她扭伤了腿，在穿越长白山寻找庇护的过程中，她遗失了自己的鞋子，当她抵达第一个有人的房子时，她右腿的几个脚趾被彻底冻坏了。

１万５千元的一次通话
金美熙在中国生活了3年以后，她皈依了基督教，鲜族的基督教和汉族的基督教传统并不一样，她们依然继承者100多年前北欧传教士抵达朝鲜半岛时所带来的福音派传统，这一点和韩国的教会一致，这也就决定了鲜族教会，尤其是地下鲜族教会与韩国教会暗地里有着紧密的联系。
　　当地教会的牧师找来了几个韩国人，问她是否愿意去韩国，金美熙摇摇头，掏出了自己在中国辛勤劳动三年所攒下的一千多元钱，说：“我想见见我的儿子。”
　　但一千多元远远不够，教会最终为她募捐到了一万五千元人民币的“经费”，她被带到了丹东，“中间人”向她保证，将把她的儿子从朝鲜内陆带到新义州，并以 “探亲”的身份到丹东和她团聚一个月。她扳着指头计算，“在新义州，一份可以前往中国探亲的护照大概要花3000元，剩下12000元，应该够在朝鲜国内买通哨卡的士兵了。”——朝鲜国民在自己的国家并不能自由流动，州与州之间，道与道之间都有哨卡盘查来往行人。
　　10几天以后，中间人带着一个手机来找她，告诉她说，“给你儿子打电话吧。”在新义州，中国的手机即使在朝鲜一侧也有信号，中间人通过某种方式将手机偷运进了朝鲜，并交到了被带到边境附近的儿子手中。金美熙拿起电话就开始呼喊自己儿子的名字，而那头则不停的呼喊着“妈妈！妈妈！”，喊了几声名字以后，金美熙昏死了过去。
　　第二次通话，金美熙依然非常激动，还是只会喊儿子的名字，她每喊一声，电话里她的儿子就回喊一声妈妈。他们喊了1个多小时，直到手机没电，当时在场的牧师在回忆这一场景时，金美熙低着头，偷偷地抹着眼泪。而她刚才在讲述自己在朝鲜和中国所经受的苦难时，依然是微笑着的。
　　第三次拨通电话，金美熙终于能镇定下来，询问一些家中的情况，她儿子告诉她，家人和“组织”都以为她已经死了，所以并没有受到迫害，她的孙子已经长大成人，正在朝鲜人民军中服役，而孙女则在国营农场上班。“他告诉我，他不能过来，因为村里面都知道他这次出来，但并不知道他是来见我，一旦人们起了怀疑，在军队中的孙子会被公开枪毙，而孙女也会失去自己的工作……”
　　几天以后，她的儿子离开了新义州，母子分别10年，还是未能见面。

逃到中国后破碎的家庭
　　家庭团聚，这是韩国政府在谈及逃北者问题时经常使用的词汇，在韩国政府看来，北方的朝鲜国民都是广义上的“朝鲜战争失散家属”，在“家庭团聚”政策的支持下，韩国政府一度给已抵达韩国的逃北者支付大量现金，通过中间人将逃北者遗留在朝鲜的家属“解救”出来。
　　但仍然有许多朝鲜家庭在中国的土地上破碎。
　　“我丈夫和我之所以决定到中国是因为我们的家庭出身，我的父母是'政治犯’，而他的父亲已经逃北了，他的母亲则是在国外受的教育。我们俩都不能入党，这在朝鲜就是最低等的阶层。我不希望我们的孩子也过上这样的生活。”
　　朴顺英，45岁，3个孩子的母亲，她在谈论自己的过去时，总是紧张地看着自己的手，并下意识地不时回头张望。
　　他们在朝鲜的生活很困难，即使在朝鲜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的2000年，当时朝鲜政府宣布“苦难的行军”已经结束，朝鲜将以“崭新的面貌迎接二十一世纪”，这一年，他们还是选择了逃离朝鲜。
　　她和她的丈夫，孩子较为顺利地抵达了中国，当时她最小的一个孩子才六个月大，在教会的帮助下，她和丈夫都找到了一份工作，并皈依了基督教， 但还是不能养活自己的三个孩子。教会的一个“姊妹”给她介绍了一个中国的朝鲜族家庭，她平静地说：“他们说愿意给我点钱，但我不能接受，就算是饿死我也不能卖自己的孩子。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像摩西一样长大。”
　　此后，为了躲避公安的搜查，她一家人颠沛流离，他们干过矿工的活，干过农活，甚至在沈阳的饭店里干过洗碗工，中国的朝鲜族人不时会给他们一些帮助。
　　2003年的一天，她的20岁的大女儿被当地公安查到了。遣返后女儿被发现偷偷藏有十字架，而在朝鲜，信仰宗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罪行，她的大女儿被判了 1年半的劳动改造。她说：“女儿被放出来以后，我曾经打听过要花多少钱才能把女儿再带过来，但没有人愿意接受这笔生意”，“偷运政治犯太危险了。”
　　2002年，她的丈夫也被遣返了，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丈夫，有谣言说她的丈夫死在了朝鲜的集中营里，她被介绍给了教会的一个朝鲜族男子，不久以后，她们结婚了。
　　朴顺英说，我每天都为自己的家人祈祷，无论他们在哪里，我希望他们能活下来。他的儿子现在靠替教会抄写圣经为生——牧师说，教会并不需要抄写的圣经，只是希望他能从中获得一点教益。
金美熙再也没有与自己的家人联络过，她后来设法给家里寄了一点钱。她说，她已经76岁了，在进棺材以前，最后的愿望就是见一见自己的孙子和儿子。
　　李济博依然惦记自己留在朝鲜的孩子，偶尔会通过一些“中间人”给“那边”送一点钱过去。坚持生活在中国一侧的朝鲜人大都像李济博一样，他们默默承受报酬低廉的重体力劳动的生活。只要能留在中国，他们总有办法帮助自己在朝鲜的亲人。
李济博仍然不知道为什么警察会突然光临她所居住的小山村，但她说，这种事发生过一次，就会发生第二次。

努力溶入中国社会的朝鲜人
　　38岁的金顺花生活在离延吉七十多里一个偏僻的自然村。记者看到她时，第一眼就可以判定，人群中那个先天营养不良身高不足一米五、表情木呐、满面沧桑的人就是要找的金顺花。
　　从走进大院那一刻起，金顺花就用异常警觉和惊恐的眼睛注视着记者，她死死抱住怀中只有两岁左右的孩子。如果不是记者有当地人陪同，见到陌生人进院子的金顺花会抱着孩子立即跑掉。她知道如果有人举报就会被抓住遣返回国。
　　金顺花三年前越境被人介绍到这里嫁给村里最老实的一位光棍，她和丈夫甚至都没有自己的家，看上去破得快要垮了房子还是借小叔子的。现在金顺花能说简单的汉语，她说她的故乡在京里（音），父母、哥哥和姐妹都阉廊ァ?br/>　　与金顺花同一年越境过来的崔贞玉生活在三十里外的另一个山村，崔贞玉今年六十三岁，三年前独自越过冰冻的江面，几经辗转被人说合与村里一位陈姓老汉“搭伙”（当地语“同居”），半年前陈姓老汉病故，崔贞玉再次陷入窘境。乡里人同情崔贞玉，他们介绍邻村有一位刚失去老伴的杨姓老汉，于是崔贞玉又背着一个小包袱步行十五里山路来到杨老汉家。
　　杨老汉七十二岁了，几乎是村里最穷的人，穿着一身灰蓝色的旧衣服坐在家门前，和周围的人异口同声地对记者说，崔贞玉到地里干活去了，晚上才能回来。
　　“这周围每个村都有好多朝鲜人。”当地人介绍说，朝鲜人普遍勤劳能吃苦，一点微薄的待遇就可以满足。女性尤其比男性更容易在这里生存落脚，因为她们的到来，使这些村子里原本娶不到媳妇的困难户都有了妻子。
　　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附近的公安曾对非法居留的朝鲜人进行过大规模清理行动。金顺花和崔贞玉在村里人的掩护下都巧妙地逃脱了。
　　“他们（派出所）都是半夜突然来的，进了家门口才知道”当地人回忆起搜捕行动时仍心有余悸：
　　“来抓的时候那个惨啊，她们死活不肯走，下跪磕头作揖什么都有，身边抱住什么就不松手，把大树皮都抠破了。
　　“公安也说，是奉命执行任务。但那个时候，谁还能听进去那些。哭叫声响成一片。后来没办法了，也就只好走。”
　　村民介绍，那些被遣返回去的朝鲜人留在这边的子女，乡村政府都作出妥善安排。延边州规定，孩子的户口可以随父亲。所以，没有一个孩子因为母亲被遣返而失学。
　　据金顺花所在村那所小学校李老师介绍，仅她在的那所学校，就有四个母亲下落不明的孩子在读书。“她们的骨血在中国，只要被抓回去不是死了，肯定会回来的。”

至少30万朝鲜人滞留中国
　　实际上，当时的“逃北”问题已经严重到不得不引起中朝两国政府重视的地步。2004年6月29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中朝军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人民武装力量部边防合作协议》，此次协议的签署，是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助理李玉中将为团长的边防代表团“应邀”前往平壤签署的。“为统一全国陆地边界管理模式，理顺边防管理体制，中国政府于2003年9月上旬起将中朝边界防卫任务移交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上述协议的签署对于继续维护中朝边界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巩固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逃北者主要以青壮年男性和年轻女性为主，但也包括大量的老人和孩子。不仅是中朝边境的居民，许多原来居住在平壤等内陆地区的朝鲜人也加入了逃北者行列。他们绝大多数仅是为了“活下去”而偷渡至中国。由于在朝韩分裂时大部分粮食产区都属南部韩国的平原地带，朝鲜的粮食供给一直依赖外国的帮助，先是前苏联，后是中国。
　　一位丹东的朝鲜族市民告诉记者，1992年，中国发生大规模的洪水，当年冬天中国也面临着一定程度的粮食短缺，当时通过中朝友谊大桥的货运火车明显减少，1993年春节后， 关于“那边过来的人”的谣言就开始在当地鲜族人社区中流传。此后，咸镜北道成为朝鲜非法越境者的主要输出地，对应的中国一侧则是吉林省的延边地区。中朝界河图门江在某些地方非常狭窄，河面仅有20多米宽。在夏季的枯水区，“拎着裤腿就可以走过来，”而冬天江面封冻，更可以步行穿越。
　　中朝边界的另一部分为吉林段的长白山区，受环境所限，管理松懈；而辽宁部分的中朝边界则相对发达得多，人烟稠密，中朝双方的警卫也更加森严。
　　到底有多少朝鲜人逃了出来？边境公安的记录说，从80年代初至今，大规模的非法移民都发生在朝鲜发生饥荒时。边境纪录还记载了鸭绿江上漂着的尸体——被朝鲜士兵击毙的非法越境者。《华尔街日报》自称从公安局和延边财政局获得的文件显示，从1983年至今，大约有40万北朝鲜“非法移民”进入中国，许多国际人权组织也估计在中国境内的朝鲜人在30万至40万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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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寒食与清明[转帖]

寒食节

　　时间并不确定，一般在每年清明节的前几天。相传春秋时晋公子重耳流亡国外，介子推身前马后为其护驾19年。一次，他们迷路山中，炊断粮绝，重耳奄奄一息。这时，介子推从自己的腿上割下一块儿肉，用火烤熟，为重耳充饥。重耳复国后，封赏功臣，却独独忘了介子推。介子
推一生气，退隐山林，不肯复出。重耳想通过放火烧山的办法逼他出山受封，不料介子推却抱树而死。重耳见状伤心至极，遂发布禁火令，从此有了一年一度的寒食。

　　其实，在民间信仰中寒食之俗虽与介子推有关，但寒食起源，并非为纪念介子推，而是沿袭了远古的改火旧习，即《周礼》所谓“仲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据《后汉书》讲，最初的寒食节时间很长，最长的105天，最短的也要近1个月。寒食期间不得生火，只能生食，对人的健康不利。魏武曹操当政后，下《明惩令》云：“令到，人不得寒食。犯者，家长半岁刑，主吏百日刑，令长夺一月俸。”寒食之风至此才有所收敛。但寒食之风的真正衰落期则出现在南宋以后。随着“寒食”之风的消失，寒食节也渐渐融入到了清明节中。

清明节

　　又称“鬼节”、“冥节”，与农历七月十五、十月十五合称“三冥节”，与祭祀鬼神有关。

　　清明节人们扫墓祭祖，其真正动机是增进族群间的血亲意识。扫墓习俗早在尧舜时期就已出现。秦汉时，扫墓之俗虽被纳入礼的范畴，但并没有作为节日民俗确定下来。魏晋南北朝时，虽战乱频仍，但扫墓传统保持依旧。唐朝前后，人们将扫墓作为寒食节的一项中心内容被确定下来。但随着寒食、清明二节的合一，扫墓又成为清明节的一个主要内容被固定下来。

　　作为农事节令，清明也是安排农事和预测收成的重要日子。清明前后，要翻压绿肥，耕种水田，准备插早稻，还要对麦田、菜畦、果园等加强管理，以保当年有个好收成。

　　(《中国文化报》3.29　苑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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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丽拿:三尺讲台倾情演出五十载 [转帖]

　　

　　俞丽拿在课堂上循循善诱戴焱淼摄影

　　近50年来，俞丽拿的名字与一曲《梁祝》始终闪耀在中国音乐舞台上。但是，她自己更看重的是小小三尺讲台——小提琴教

　　师，是她永不谢幕的倾情演出。近10年来，俞丽拿的学生在国际比赛中有10人次获得第一名的奖项。

　　《梁祝》翩跹五十年

　　《梁祝》这部家喻户晓的中国小提琴协奏曲书写了中国当代音乐史上无数个辉煌的“第一”，俞丽拿回忆道：

　　“那一年考进上海音乐学院本科管弦系，我还不到17岁。我们到农村去演出，选了外国的一些经典小提琴曲，演完以后，大家都说听不懂。为了能让听众对我们喊‘再来一个’，我们成立了一个‘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最初的实验，是从民族音乐里选择一些耳熟能详的曲目用小提琴演奏，1958年的下半年，管弦系开始准备国庆10周年的献礼作品，‘梁祝’作为备选题目列上去，被选中。”

　　“1959年5月27日，我们带着这个节目参加了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举行的新作品音乐会。当我演完最后一个音符，台下静静的，没有掌声，我的心紧张得扑扑地直跳。就在这个时候，掌声雷鸣，而且一直止不住。因为没有准备返场曲目，最后只好把整首曲子再来一遍。两遍加起来，一共拉了50分钟……”

　　“教学生不是为了赚钱”

　　1992年，潘依琼获得首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比赛第二名，如今她是德国科隆广播交响乐团演奏员。

　　说起女儿在小学五年级时拿下的这个奖，潘依琼的父亲潘亚根仍然十分激动：“俞老师每天给学生上课时间超过12小时，节假日、寒暑假都要加课，跟着她的学生一年要比其他老师多上三个月的课，但从没有收过一元补课费，她总是说‘教学生不是为了赚钱’。”因为知道小依琼家境一般，俞老师用自己买的摄像机、照相机为学生拍录像、做资料，连演出服去哪家店买又便宜又好都细心嘱咐到。

　　潘依琼以最小年龄参赛拿下柴可夫斯基大赛第二名后，获得了去莫斯科深造的机会，但是3500美元的学费对当时的潘家是个天文数字。俞老师没有让家长为难，她带着潘依琼去各地演出，终于在台湾为小依琼找到了赞助人，解决了费用。

　　改造“技术机器”

　　人称帕格尼尼王子的青年小提琴家黄蒙拉从小学六年级起跟随俞老师学习，可当时他的入学成绩是班上倒数第一，多数老师对他的前景并不看好，认为他只有一双“飞快的手”，是一个“技术机器”，但俞老师从来没有放松过对这个“落后生”的要求。

　　俞老师对学生的“拉”有一个高标准，即“零错误”。黄蒙拉拉琴尤其喜欢求快，“音准不行”，怎么办？俞老师的药方就是四个字：“苦练勤练”。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抠”，一个片段一个片段地“磨”。黄蒙拉说：那个阶段真是怕了俞老师的课，她的一对耳朵似乎是专门为挑“错”而生的，任何一个错音休想逃过。

　　到了大学，黄蒙拉终于“开窍”，俞老师高兴之余，带着蒙拉去各国参加大师班和音乐夏令营，开阔眼界、增进修养。

　　希望和俞老师在一起

　　王之炅是俞丽拿的得意弟子，曾获得意大利里匹策国际小提琴比赛第一名，毕业前接到过多家世界知名艺术院校的邀请，但她说：“这些年我去国外比赛时，俞老师总是自筹路费一路陪着我；如今我的愿望就是要留校当一位好老师——和俞老师在一起。”

　　下个月，王之炅将转至柏林的埃斯勒音乐学院继续深造。接受记者采访时，她再次表达了自己的心愿：“等我学业完成后，我想尽早回来帮帮俞老师。她生病了，都要等上完课再去看医生，有时住着院还从医院里跑出来上课。”

　　“一只馄饨让我热泪盈眶”

　　11岁的伍玎玎是目前俞老师班上最小的学生。今年年初插班进入俞老师门下学习。陪同玎玎学琴的妈妈周毅芳说，玎玎才跟俞老师学了一个月，从持琴握弓到换弦揉弦，完全改观。

　　周毅芳说，一月份从海南岛搬来上海时，遇上降温，和俞老师通电话时，她嘀咕了一句：“上海怎么这么冷”，没想到俞老师问了情况说：“你马上收拾几套衣服，带玎玎住到我家来，别冷坏了孩子。”在俞老师再三催促下，周毅芳才搬了过去。一连几天，学琴吃饭都在老师家。后来周毅芳发现，遇上考试或比赛，俞老师经常邀请学生们住到家里，为的是“多些时间上课，哪怕每天多练上半小时也好”。

　　俞老师难得有时间在家里吃饭，吃饭也求时间越短越好。她家厨房里经常开一次火就做好几天的饭菜，一份份装进饭盒放进冰箱。一次，周毅芳陪着玎玎去俞老师家上课，上完课俞老师发现大新闻一样看见家里包了馄饨。第一碗馄饨盛出来，俞老师见周毅芳占着手，就说“来，张嘴”，直接把馄饨喂到她嘴里。

　　“那一刻，我眼眶都湿了——老师就像最亲的亲人一样，”周毅芳说，“从海南到上海，我们做梦也没想过会遇到俞老师这么好的老师。”

　　（《文汇报》3.23　邢晓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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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彭德怀离京前与周恩来的最后谈话[转帖]

彭德怀在离开北京去西南大三线之前，心中总惦记着一个人，可是这个人一直都没有见到，这使他心中很是不安，他想在自己离开之前，一定要想法与他见上一面。

这个人便是周恩来。

彭德怀清楚地记得，在他将要离开北京的一个早晨，他再次向总理办公室挂电话，结果仍然是总理太忙，不在家。

放下电话，彭德怀叹了口气:“唉，总理实在是太忙了，而我却闲待了六年，真是惭愧呀！”

彭德怀不愿再去打搅周恩来了，忙着打点行装，奔赴大三线。

这天午饭刚过，彭德怀挂甲屯屋子里的电话铃响了。

他拿起话筒，不觉一下子愣住了。由于激动，拿话筒的手微微地有些颤抖:“哦，总理！”

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没有忘记彭德怀，约他到中南海的家里相见。

彭德怀一阵高兴，可是接着又有些为难起来，因为司机这时刚巧外出，无人开车。

彭德怀只好向周恩来回话:“总理，改日我再拜访你。”

周恩来问道:“彭大将军，这是为什么？”

彭德怀:“因为我的车驮不动了。”

周恩来听后在电话的那头笑了起来:“你在家等着，一会儿，我的车来驮你，这次我可是舍车保帅啰！”

周恩来总理时刻都关心着彭德怀，同时也关心着攀枝花钢铁厂的建设，因此在彭德怀即将赴任的前夕，专门抽出时间来与彭德怀单独会谈。

彭德怀还未钻出汽车，周恩来夫妇已快步地走了过来。

周恩来亲自为彭德怀打开车门。

彭德怀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总理……”

彭德怀的眼里盈满了泪花。

是呀，整整六年了，他在北宋时期爱国名将杨六郎挂甲归田的地方读书、种田，“反省”自己，除了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挂甲屯的乡亲们之外，有谁曾这样关心过自己！

周恩来紧紧握住彭德怀的手:“欢迎，欢迎，你这位彭大将军终于‘出山’了！”

两位老战友手拉着手，走进了周恩来家的会客室。

邓颖超为他们各自泡了一杯茶。

周恩来笑着说:“老彭呀，我们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彭德怀张开厚厚的嘴唇笑了:“我就喜欢这样哩。”

周恩来看着彭德怀鬓边的白发，关心地问:“老彭，你现在身体怎么样？三线建设是个牵涉到全局性的大战役，你去的可是‘前线’哟，就像当年抗美援朝一样，那是十分辛苦的，可得有个好身体才行。这样吧，回头我让杨尚昆同志安排一下，在你出发离京之前，到医院做一次全面的体检。”

彭德怀被周恩来的关怀感动了:“总理，你们忙了六年，我却整整休息了六年，这心真不是个滋味呀！”

周恩来说:“老彭，现在我们又一起工作了，我感到很高兴，主席更高兴。因为三线建设特别是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是目前国际形势下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不好，主席睡不着觉呀！前面还有许多工作在等待着你去做，相信我们的彭大将军一定能在这个与帝国主义争时间、抢速度的战斗中，为人民再立新功！”

彭德怀简要地向周恩来夫妇谈了毛泽东让他“出山”时的情况，然后说:“主席说得对，不能分手分到底，要顾全大局，要讲团结。我想通了，个人的事情先搁在一边，相信历史会给一个公正的评价，我现在就想能尽快地工作。”

周恩来说:“对对对，我们一同创建了一个新中国，但要把她建设好，还是得同心同德地努力啊！三线建设主席十分重视，特别是攀枝花钢铁基地，那是在荒无人烟的金沙江畔建一座现代化的钢都，你去后是大有作为的。”

两位老战友就这么随便地闲聊着，邓颖超不时地过来给他俩倒水。

在这浓浓的友情中，彭德怀感到一种出征前的温暖和激励。

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就这么过去了。

彭德怀看看手表，急忙站起来，与周恩来握手再见:“总理，我该走了。”

周恩来紧捏着彭德怀的手:“好，后会有期！”

谁能想到，这竟是这一对老战友最后的一次握手！

三线建设的序幕刚刚拉开，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只得花出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处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事情。

这天中午，他刚从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回到西花厅的家里，红色电话机上的铃声就急促地响了起来。

童小鹏拿起话筒，听完之后立即向周恩来汇报。

“什么？”周恩来听完之后一下子惊住了。
电话是西南三线建委副主任钱敏从成都打来的。在这个紧急电话中，钱敏向周总理汇报了彭德怀被一群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兵团的红卫兵强行押上列车的情况。

周恩来心里明白，将彭德怀从遥远的西南大三线揪回北京来，这完全是江青一伙中央文革干的事情，心中非常气愤。可是，面对着“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的动荡形势，周恩来也感到有些力不从心，特别是中央文革一伙人所干的事情，他根本就无法制止。

周恩来在屋子里来回地走动着。

周恩来十分关心彭德怀的安危，立刻给成都军区主持工作的副司令员韦杰打电话，让他无论如何都要保证彭德怀的安全，立刻派出一个班的战士，同红卫兵一起护送彭德怀回京，并一再强调，不准开批斗会，不准乘飞机，一定要乘火车。

韦杰是彭德怀的老部下，立刻派出战士，迅速前往彭德怀被绑架的成都地质学院。

接着，周恩来让国务院办公室给三线建委打电话，传达了同样的意见。

最后周恩来又亲自给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打电话。

周恩来在电话里命令傅崇碧，必须立即调一个连的战士，在由成都开往北京的第34次列车到达之前迅速赶住北京火车站，将彭德怀安全地接到北京卫戍区。

完后，周恩来仍不放心，就让童小鹏将他的几点指示直接打电话给“东方红”战斗兵团“揪彭兵团”的头头，让他们一路上不得胡来，一定要保证彭德怀的安全，并让童小鹏专门强调“我亲自关心这件事情”。

1966年12月27日，从成都开来的列车开进了北京站。

当最后一节挂车车厢打开时，几位军人早已站在了外面。

彭德怀被一群红卫兵押到了车厢门口。

这时，走出一位干部模样的军人来，“叭”地一下立定站在彭德怀面前，向他敬了一个军礼:“报告彭德怀元帅，北京卫戍部队 × 团 × 连，奉总理命令，前来车站接你！”

被红卫兵反背着双手，弯着腰的彭德怀，听说是周恩来总理派来接他的人，抬起头来看着面前的军人，问道:“你们真是总理派来的？”

军人答:“是的。”

这时，北京地质学院押送的红卫兵不肯交出彭德怀，对军人说道:“我们得听江青、戚本禹同志的，听中央文革小组的，不能将彭德怀交给你们。”

军人对北航押送的红卫兵大声喝道:“彭总是党和国家的功臣，不准你们这样对待他，没有他们这些老帅出生**打下这江山，你们能上大学？小同志，不要忘本，不要忘本啊！”

红卫兵不听，高呼口号:“不准为彭德怀翻案！”
军人没有了耐心，将手一挥，一群战士冲了上去，就要从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手中夺人。

这时，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戚本禹的授意下，外面早已调来了很多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学生，他们将部队的人团团围住。

红卫兵不肯交人，对冲上来的军人说:“我们要请示中央文革。”

于是，他们在车站给戚本禹报告。

这时，中央文革正在开会。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还没来得及报告，机警的周恩来早已走了过来，他接过电话，对工作人员说:“这事我来办。”

周恩来拿起话筒，对红卫兵说:“请你们听从中央的指示，中央已经决定将彭德怀交北京卫戍区。”

这时火车站上早已乱成了团，军队和红卫兵相互推挤着，谁也不让谁。

这群由中央文革支持的红卫兵根本不听周恩来的指示，他们强行让司机将火车退出由北京卫戍区守卫的北京站，停在一个岔口上。

战士们一看不对，就立刻又冲了过来。

可是，由于中间隔着成千上万的“首都三司”的红卫兵，任军人们怎么努力，都无法接近列车。

彭德怀被一群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从车厢里押了下来，很快就押上了一辆汽车，被劫到北京地质学院。

傅崇碧没有完成周恩来交给的任务，感到问题严重，于是迅速将情况报告了周恩来。

周恩来听到消息后非常生气，便质问戚本禹，为什么要这样做。

戚本禹阴阳怪气地说:“那是群众的要求。”

周恩来心里十分明白，这完全是江青、康生、戚本禹一伙所干的事情，可是此时的中央文革，早已取代了原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他们利用青年学生“造反”，已使周恩来无法控制整个局势。为了彭德怀的安全，机智过人的周恩来只得来了一个折中的处理办法，让红卫兵将彭德怀交卫戍区，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和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可参加管理。

这个办法得到了双方的认同，戚本禹等人虽然心中不快，但也没有办法。

此时的彭德怀已被折磨得全无人形，花白的头发在风中飘动着，那一双英雄的、鹰一般的眼睛里，竟透出了一股从未有过的无法言表的悲伤……

等待着彭德怀的，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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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光芒 [转帖]

1944年，担任中国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奉命向美军提供中国日占区需要保护的文物清单和地图，以免盟军轰炸时误加损伤。但梁思成希望美军将另两个不在中国的城市也排除在轰炸目标之外——日本的京都和奈良。
1932年，上海。在十九路军抗敌的前线，一个清华大学出身的年轻炮兵军官在激战中因无医无药殉于阵中。这个年轻的炮兵军官就是梁思成的弟弟梁思忠。

因为国恨家仇，梁思成进入营造学社后从不与日本人交往。在长沙大轰炸的烈火中，谦谦君子梁思成怒吼：“多行不义必自毙，总有一天我会看到日本被炸沉的！ ”

所以梁思成提出保护京都和奈良，在当时是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决定，而且，也超出他的工作范围。他的弟子罗哲文这样记载：每天，梁先生拿过来一些图纸，让罗哲文根据他事先用铅笔标出的符号，再用绘图仪器绘成正规的地图。罗哲文虽然没有细问图纸的内容，但大体可以看出，地图上许多是属于日本占领区的范围。而梁先生用铅笔标出的，都是古城、古镇和古建筑文物的位置。还有一些地图甚至不是中国的。当时罗哲文虽然没有仔细加以辨识，但有两处他是深有印象的，那就是日本的古城京都和奈良。

梁思成这样解释他提出这个建议的原因：“要是从我个人感情出发，我是恨不得炸沉日本的。但建筑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文明的结晶。 ”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迂腐。

而我分明有另一种感觉，那就是——高贵。

高贵到连野兽也无法夺去他胸中的仁爱与责任。

至今，依然有日本人认为当年侵略中国，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

那么，有梁先生这样的中国人，就是无言地告诉后人，日本人那时是在戕害一个怎样高贵的民族。 （摘自《读者·原创版》第4期作者萨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