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卫兵道歉忏悔说起

gin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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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棟銘: 　

中国的外汇储备到底是谁的？

　　美国人开动印钞机不断地印刷美元，中国人为了获得美元不断地出口，你跑去中国任何一个港口看一看，满载商品的中国集装箱货船离开中国开往美国，回来的时候则是一艘空船。这是为什么？因为美国人通过他的那条妙计将中国的真金白银全部换了回去，给我们的只是那些所谓的美元，你想要多少美元他立马能给你印出来，要多少就有多少。 　　中国的老大们还成天陶醉于手头又有多少多少美元了，但你根本就花不掉，想买美国的好公司？对不起不卖给你；想买高科技？对不起，对中国人来说高科技早就对你禁运了；想买点武器？武器禁运你没听说过么？能卖给你的仅仅只有美国国债。也就是说你这些花不掉的钱，就由我们美国人来帮你花掉。中国的外汇储备中大部分都买了美国国债，这就意味着：中国外汇储备的真正主人其实是美国人，因为是美国人在帮你花，中国人是轮不到的。这就不由得令人起疑，中国的外汇储备到底是谁的？ .......

蔡棟銘

ginsun: 武夏阳: 是谁主导了那些年！犯下了天谴的罪恶！一个国家主体对过去的罪恶不去深刻地忓悔，而是千方百计淡化这些罪恶；在这个国度生活的人如何想。而即得利益主者却继续高举什么大旗，前腐后继又高喊什么梦...？ 做梦吧 ！ .. (2014-02-02 22:36) 这些话不好听，是说他们横着利益，猴着利益不好听。 我们这些胡说八道的，为什么不坚持正义和良心，反省到底，追溯到底。 .......

wml2013 发表评论于 2014-02-05 14:13:18 在毛时代，每个人因为家庭出生及背景不同就被分为三流九等而有不同的待遇。最下层的是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这样家庭的子女及家属上学、工作的资格常是被剥夺了的，其家庭的成员的生命是最没有保障的，任何一个上级指示、一个运动、批斗会就可能丧命。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的定性是很随便的。常因为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哪怕是无心的，就可能被打成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等。更别说批评领导，对毛及共-产-党有一点不敬。我家有个邻居因父亲被打成反革命被关起来了，兄弟4个最大的25岁、最小的16岁。母亲、兄长失去了工作，上学的也被开除。一家五口只有靠拉板板车（本应是牛或马拉的比大车略小）糊口。我的幼儿园老师不慎将切菜刀放到桌子的玻璃板上，下面是毛像，被人看见说她要陷害毛结果被打成反革命，因受不了虐待在狱中上吊自杀。我的一个亲戚女方家有国外亲属，经常被单位里批斗、抄家，男的父亲是地主，被发配到四川草地去放马！

河山

蔡棟銘: wml2013 发表评论于 2014-02-05 14:13:18 在毛时代，每个人因为家庭出生及背景不同就被分为三流九等而有不同的待遇。最下层的是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这样家庭的子女及家属上学、工作的资格常是被剥夺了的，其家庭的成员的生命是最没有保障的，任何一个上级指示、一个运动、批斗会就可能丧命。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的定性是很随便的。常因为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哪怕是无心的，就可能被打成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等。更别说批评领导，对毛及共-产-党有一点不敬。我家有个邻居因父亲被打成反革命被关起来了，兄弟4个最大的25岁、最小的16岁。母亲、兄长失去了工作，上学的也被开除。一家五口只有靠拉板板车（本应是牛或马拉的比大车略小）糊口。我的幼儿园老师不慎将切菜刀放到桌子的玻璃板上，下面是毛像，被人看见说她要陷害毛结果被打成反革命，因受不了虐待在狱中上吊自杀。我的一个亲戚女方家有国外亲属，经常被单位里批斗、抄家，男的父亲是地主，被发配到四川草地去放马！ .......

看来人民群众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革命没错！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镇得住这些“米虫”吗？ 难道你说的这些是所谓“说错一句话”吗？把故意歪曲，恶毒攻击，口口轻轻说成“无心、说错”，这种人鄙卑无耻、阴险毒辣。 毛泽东时代： 1没有这么多的贪官污吏。 2、没有恶霸、劣绅。 3、没有卖淫嫖娼、小三。 4、没有赌博成风。 5、没有强拆民房。 6、没有老师性侵学生。 7、没有食品造假、危险。 8、没有见老人昏倒而不敢扶（民风坏了）。 9、没有艾滋病。 10、没有吸毒。 11、没有重点学校、重点班。学生没有这么重的学业负担。 12、没有官民之分。平等。 13、没有这么多的司法腐败。 14、没有学术抄袭、造假、腐败。 15、没有豆腐渣工程。 毛泽东思想为什么在他死后这么多年仍然让美国害怕？为什么一直是亚非拉游击队的思想武器？为什么让西方智囊团孜孜不倦探究？ 而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要抛弃？那些只听“知识精英”抹黑毛泽东的中国人，你应该亲自读一读《毛泽东选集》，才知道毛泽东的伟大，才知道谁是人民真正的领袖，才发现那些跳梁小丑的不自量力的可笑。

余宋一招

顶河山

蔡棟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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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宋彬彬道歉背后隐藏的历史

作者：兰台 来源：凤凰网历史 2014年01月15日 2013年8月，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通过公布道歉信的形式，就自己在文革中的言行向自己母校在文革中受打击迫害的老师和同学进行道歉和反思。2014年1月，宋任穷上将的女儿宋彬彬也向母校女附中在文革中受迫害的师长，尤其是文革中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及其家人道歉。面对这样的干部子弟的连续公开道歉，本期兰台说史要谈一谈道歉背后隐藏的历史。 为何“红八月”的受害者多是教育工作者 红卫兵在疯狂的“红八月”中打死一千多人。其中坚是干部子弟，而矛头对准的，正是争夺“接班人”的另一方知识分子。于是教师首当其冲，宋彬彬的校长卞仲耘成为第一个死于红卫兵暴力的教育工作者。 说起宋彬彬等的道歉，就不能不提到文革初发生的“红八月”事件。在1966年8月至9月的不长时间里，红卫兵组织到处用暴力迫害所谓“黑五类”，以“破四旧”为名打-砸抢烧。仅在北京就打死了1700余人。其中最早遇难的就有这次宋彬彬道歉的对象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 “红八月”以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开始，在这封信中毛泽东明确表示热烈支持红卫兵的造-反运动。这封信发表之后，红卫兵对学校教师和学生的暴力迫害就开始出现，卞仲耘校长就是在几天后的8月5日被打死。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并接见红卫兵代表，将“红八月”的暴力迫害推向高潮。也就是在这次接见中，身为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领导人的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了她的名字后，发表评论说“要武嘛”。 会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一文，文中注明宋彬彬已经改名为“宋要武”。也就是在此后，学校内大规模打老师、“黑五类”学生的情况愈演愈烈；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冲出校园在社会上打-砸抢烧也走向高潮。①而在“红八月”中起主导和中坚作用的，正是出身干部子弟的红卫兵。 据陈士榘上将之子陈人康回忆“1966年8月，以一批干部子弟和‘红五类’为主体的红卫兵冲上街头，肆意破坏文物，用鞭子抽打无辜的所谓的阶级敌人，随意冲到百姓家中抄家没收财产，用最能羞辱人的办法贬损人格，挂牌子、剃阴阳头、坐“喷气式”、让活人抱死尸，把很多百姓赶到农村……”他总结的结果是“对于1966年骇人听闻的‘红八月’疯狂，我感到‘大院’的孩子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②换言之干部子弟们正是文革中第一批起来“煽风点火”掀起疯狂动乱红卫兵的中坚力量。对于这些“大院子弟”，有专门称之为“老红卫兵”或者“老兵”的。 据高华教授研究，1962年后，由于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阶级出身论”被全面激活，在实践中已完全倒向“唯成份论”。③ 1966年3月20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说：“学术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将来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这批人实际上是一批国民党”。阶级斗争的对象已经由地、富、反、坏、右扩展到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甚至是出身于这些阶级的知识分子。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一封给林彪的信中明确写道：“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明确了矛头所指——教育机构的知识分子。 而对于干部子弟出身红卫兵来说，关心的是“接班人”的争夺。他们充满了神圣的使命感，迫不及待地想担负起接班的重任。在“黑五类”子女淘汰出局的形势下，能与干部子弟一争的，只有两颗星（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子女，而击败这些子女最有力的武器就是阶级出身。一位干部子弟在清华大学辩论会上说：“天下是老子的父母流血牺牲打下来的，老子就是要坐天下。”这正是干部子弟与知识分子子女争夺“接班人”的杀-手锏。 中央文革对此采取了支持并鼓动的态度。8月2日，关锋在国务院接待室对群众说：“有个口号：‘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这个口号到底怎么看？我看这个口号基本是贯彻了阶级路线的。”“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先是在学校打黑帮、打狗崽子，然后冲上社会打小流氓，打地、富、反、坏、右，特别把矛头对准了各自所在学校的教师群体④。 最高领导人和中央文革的鼓励和纵容导致红卫兵的疯狂 最高领导人和中央文革的纵容和鼓励是“红八月”中红卫兵疯狂打-砸抢杀的根本原因。试图切割文革与红卫兵的行为间关系的看法是没有道理的。 “红八月”中红卫兵的疯狂与高层的纵容甚至鼓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毛泽东对于红卫兵打死人持不以为然的态度，并曾在讲话中明确表示。1967年7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时就说：“现在打死几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你（指林彪）说的这次运动损失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最大。”⑤江青1966年7月28日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的海淀区中学生代表大会上说：“革命风暴中出现打人的事情不是坏事。毛主席说过：‘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今后不要再打人了。’”这句话以“好人打坏人活该”的形式广为流传，公然鼓吹打人。 林彪8月31日和9月15日的两次讲话，都对红卫兵的行为予以了充分和高度的肯定。他谈到：“红卫兵战士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 一位老帅曾讲到：“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树立了不朽的功勋……有些极反动的家伙，十多年来天天骂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左邻右舍都知道，恨死他们了。但谁也不敢动他，这一回小将们就把他揍死了。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这反应了高层的一种肯定的态度。⑥ 同时，主管治安的公安部门领导的放纵态度从实际上撤去了对红卫兵的最后制约。8月26日，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讲：“刚从中央开会回来，讲几点：我们要保卫红卫兵，反革命杀了红卫兵坚决要镇压反革命……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对。打死了也就算了。”在几个省市公安局负责人座谈会上，谢富治插话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一个省的公安局长问：“拘捕起来总可以的吧？”谢答：“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⑦。 这种来自高层的纵容和鼓动对于事态的恶化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这个角度上说，红八月中红卫兵的疯狂和罪行正是发动文革的高层有意推动和刻意纵容的。今天有些人试图用切割的方法，把责任和罪行都推到当年这些干部子弟头上；而声称文革本身是好的，是这些应该被打倒的官员的子女犯了罪，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阶级教育敌我教育导致红卫兵在“红八月”的疯狂行为 长期的阶级斗争教育和阶级仇恨教育影响了红卫兵在“红八月”中的疯狂行为。 严格来说当年的红卫兵还都是一群未成年的孩子，是什么导致了这群未成年人采用如此残酷的暴力手段对待身边的人。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中共八大已经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⑧有研究者指出，“1949年新政权建立以后，社会的权力等级、敌我关系、社会机遇、特权分配和人际压迫关系，都是以‘阶级’来划定的。”整个社会笼罩在一种“敌对性意识形态”（ideologyofantagonism）之中。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在社会中树起一道鲜明的“敌我”界线。“我”是“我们”，是“好人”；“敌”就是“他们”，是“坏人”。因此，一方面，对党和国家，“我们”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并且奉献无限的忠诚；另一方面，“我们”与“敌人”誓不两立。⑨ 高华教授的研究表明，从1963年开始，一场“阶级教育”运动在全国平地掀起，“阶级教育”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开展“三史教育”（家史、村史、厂史或厂史、社史、街道史），以激发广大干部群众对旧社会的仇恨和对新社会的热爱，此即所谓“忆苦思甜”。在“阶级教育”运动中，对“雷锋精神”提出了指导性的解释，这就是：“对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像严冬般残酷无情。” 而所有需要被仇恨的“敌人”都有下列的共同特点：1、时刻准备复辟资本主义，向工农革命干部进行阶级报复；2、时刻与革命力量争夺下一代。60年代初中期推出的电影：《千万不要忘记》、《夺印》、《青年一代》、《箭杆河边》等，都具有上述类型化的特点，当时，这些电影在全国城乡被反复上映。为调动普通群众的阶级斗争意识，还兴起了“大讲革命故事、大唱革命歌曲、大演革命现代戏”的热潮，其目的都是为了教育群众“站稳阶级立场”，“提高阶级觉悟”，“激发阶级仇恨”，使得“阶级出身论”的意识几乎燃到沸点。 在推行“阶级教育”的持久运动中，1964年冬，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报告，布署在全国中小学开展“阶级斗争教育”，加速“培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而成为接班人的首要条件就是“成份好”、“出身好”。在这种错误的夸大阶级斗争，宣扬革命仇恨和暴力的教育之下，受教育的未成年人心中已经埋下了日后迸发出暴力的种子。⑩。 而“文革”期间，中国社会似乎简单地由“好人”和“坏人”组成。既然“坏人”不属于人民行列，就不是人，只是“牛鬼蛇神”、“狗崽子”、“害人虫”，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对他们只能有刻骨的仇恨，“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痛打落水狗”；他们只配“剃阴阳头”、挂牌、罚跪、被批斗、关“牛棚”，“不能温、良、恭、俭、让”，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歼灭之”。无限扩大的阶级斗争由此开放了由言语到行动的绿色通道，并赋予暴力合理合法性。⑾ 这一点在打死人的干部子弟红卫兵王冀豫的回忆中可以得到证实。他曾经在一次武斗中看到被打者遍体鳞伤，心生恻隐“当时我有点受不了，我就扑上去抱着那个人头，大叫”别打了，太残忍了，要把他打死了“。就在我大喊时，一个不知来自哪个部队大院的高中生，将我一把拽起来，一通训斥：“你是什么阶级感情，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流氓，他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渣子，他是人民的敌人！”听了这番话，我的第一反应是惭愧，我简直就觉得自己的阶级感情出了问题，我怎么就不能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呢？结果我一咬牙，就投身在打人的行列中了。“从保护到参与打人，只用了一句”阶级感情“。⑿ 在澄清文革历史之前，当年未成年人的道歉意义不大 应当澄清的史实还未明晰，应当明确责任的当年的成年人们还未承担其应有的责任。当年的未成年人的道歉意义不大，因为宽恕和谅解都建立在真实之上。 据陈小鲁介绍，对于他的道歉，干部子弟内部并无统一看法。“‘文革’这段经历，谁都忘不了，却未必都会道歉。即使私下说对不起，也未必敢公开说。一些红二代甚至说我“不像话”，另一些人还在为过去辩护。”⒀实际上，对于当年的未成年人的中学生红卫兵来说，首先出来忏悔道歉，虽然不是很多，却很值得尊敬。但文革的责任，首先应该由当年的成年人来担当，而不应该由当年的未成年人先出来承担。 正如文革口述史学者米鹤都所说”人民出版社的一位老社长，也是一位对文革具有深刻反思精神的学者，但是她的书中曾这样愤愤不平地说：“有些人把自己的苦写成小说，如梁晓声、阿城、张抗抗、史铁生、叶辛……现在已经成名。但是，他们的小说里，都只写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没见一个老实写出当年自己十六七岁时，……自己的思想是究竟怎样变成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的，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做无知的。”这话讲得可以说很严厉，而且是在批评一代青少年人。但是如果反问一句：他们十六七岁就走上无知的道路，难道不是控制这个社会的上一代给他们安排的？而是娘胎里带来的？五、六十年代那些从事中共宣传工作、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上一代人，向未成年人灌输的是什么？难道不更应当反思、承担责任吗？今天怎么能这样轻松地把责任推到下一代身上，怪十六七岁的他们“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如果这是事实，那首先是整个社会教育的失败！我觉得具有这种认识的不在少数，但太过肤浅、太缺乏自我反思了。如果社会缺少自我反思，谈到的都是别人该反思，那么这对于真正总结历史教训和提高民族素质，特别是纠正其体制上的弊病以保证民族长治久安地发展，其作用甚至是本末倒置。“⒁ 从这个角度上说，如果仍晦暗不明的文革历史得不到澄清；当年真正应当负责的成年人不能明确应当承担的责任。那么今天陈小鲁、宋彬彬这些当年的未成年人红卫兵的道歉也就意义不大，反而会引发新一轮撕裂社会的争论。因为所有的宽恕和谅解都建立在对事实的廓清和对责任清晰的认定上，舍此别无他途。 注释： ①据王友琴《恐怖的”红八月“：红卫兵打杀教师》，《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 ②据陈人康口述《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 ③⑩据高华《阶级身份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 ④⑦据孙言诚《血统论和大兴”八三一“事件》，《炎黄春秋》2012年第2期 ⑤据刘松茂《”文革“中毛泽东对待武斗的态度》，《老年人》2004年第12期 ⑥据米鹤都《”破四旧“的表与里》，《炎黄春秋》2012年第5期 ⑧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⑨⑾据孙沛东《裤脚上的阶级斗争》，《开放时代》2010年第6期 ⑿据王冀豫纪彭《”红小将“王冀豫的反思：个人的罪恶是不能掩盖的》，人民网 ⒀据陈小鲁范承刚《陈小鲁：我是红二代，我是少数派》，《南方周末》2014年1月2日 ⒁据米鹤都访谈《米鹤都：反思文革不应先追究未成年人》

太极之友

蔡棟銘:[table=700,#ffffff,,0][tr][td=2,1,100%] 揭秘宋彬彬道歉背后隐藏的历史 ....... (2014-02-09 05:30)

值得一读。

河山

现在有人出来给宋彬彬圆场，说1966年7月29日人民大会堂开会，宣布撤销工作组了。8月5日离工作组撤出已经一周时间了，宋彬彬也失去势力了，所以宋彬彬没有责任了。言下之意，打死卞仲耘还是毛泽东的错误。他们的逻辑是，毛泽东要不撤销工作组，卞仲耘顶多也就是像之前工作组在的时候那样被打、被斗，不至于死的，而毛泽东撤销了工作组，学校陷入无政府主义状态，没人管事了，所以卞仲耘就被打死了（参见共识网里的有关文章）。这听来是多么合理的说辞！不过且慢，谁也别想这么轻易就漫天过海。 7月29日人民大会堂开会，宣布撤销工作组一点不错。但是，实际撤出工作组各个学校所花时间不一样。不少学校是一周甚至更长时间之后才撤出的。此其一。其二，工作组撤销了，“文化革命筹委会”同时就成立了，原来的工作组成员大都摇身一变，成了“文化革命筹委会”成员，他们的领导还是刘、邓。而且还在刘、邓控制之中的北京市，派出了联络员、巡视员、顾问到各学校。当时就有“前门走了工作组，后门进了巡视员”的说法。正是他们继续操纵运动，原来听命于工作组的学生领　袖，现在直接听命于巡视员、顾问等，有的还直接成了“筹委会”成员，抢占对文革的控制权。所以，说工作组撤了，学校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是完全没有依据的。这也正是为什么宋彬彬在8月5日还是一呼百应的原因。其三，1966年8月1日至12日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就是通过了“十六条”的那次大会，在整个会议期间，除了毛泽东本人，其他最高层领导如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小组领导如陈伯达、江青都到各学校蹲点了，刘、邓领导文革的实际权力没有动摇。即使8月5日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了，也只是中央代表们感到震惊，觉得刘少奇犯了镇压学生运动的错误，毛主席很生气。毛泽东大字报内容按理只是最高层清楚，社会上也不会知道。就是说，即使8月5日这一天有这么个大字报，但在这一天，毛泽东和刘少奇是一个司令部，依旧是全党的共识。 所以，要把这一天卞仲耘的死，用撤销工作组的理由，牵强附会归咎于毛泽东，摘出刘、邓，是行不通的。其四，12日结束的会议通过的“十六条”，提出了“要文斗，不要武斗”。这一条一定是会前（早于8月5日）就有的中央决策，是考虑了文革头50多天刘、邓搞白色恐怖时发生的种种事情之后的决策（我是我的看法）。如果不是会前有的，那么就可以推断是考虑了8月5日卞仲耘之死这个因素的（这不代表我的看法，是我做退一步的推定），这就说明毛泽东和中央都是反对武斗的。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写信支持了红卫兵来信，但那是支持他们的造　反精神，没有任何一个意思是支持红卫兵搞肉体批斗。总之，不管怎么说，毛泽东的个人想法和中央政策都不准许文革中搞武斗、搞人身伤害。卞仲耘的死，无论怎么找死因，都找不到与毛泽东本人和中央关于文革的政策有关的原因

余宋一招

河山的文章更有历史价值！

河山

河山:

看来人民群众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革命没错！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镇得住这些“米虫”吗？
难道你说的这些是所谓“说错一句话”吗？把故意歪曲，恶毒攻击，口口轻轻说成“无心、说错”，这种人鄙卑无耻、阴险毒辣。
毛泽东时代：
1没有这么多的贪官污吏。
.......

毛泽东时代好，不仅是好在为人民建立了一个资源共享，消灭了剥削和压迫，人们平等劳动，共同致富的新社会，而且好在把社会建成为了一个教育人、培养人、改造人的红色大学校。

新中国成立后，成功改造了末代皇帝溥仪，使这位封建复辟帝王和叛国者，最终成为了人民公仆，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此外，还改造了日本侵华战争罪犯，他们被释放归国后，大多数人走上了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促进中日人民友好的道路；还改造了大批伪满洲国和国民党的汉奸、战犯和军政特务，挽救了绝大多数刑事犯罪分子，使他们改恶从善，弃旧图新，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人们说，解放后，新社会“把鬼变成了人”。

然而，中国自从进入“特色”以来，实行市场经济制度，鼓吹竞争致富，盛行掠夺发财，只讲“鸡的屁”，一切向钱看。于是，社会道德沦丧，贫富两极分化，官员腐败成风，坏人当道横行。为了致富，为了捞钱，官员、富人和歹徒，凭着他们手中的权力、财富和屠刀，各自肆无忌惮地贪污受贿，巧取豪夺，杀人越货，犯案坐科，社会犯罪率翻着番地上升，为新中国建国后27年所未有。

在毛泽东时代，贪污1万元就要被杀头，所以干部敛财犯罪的极少。社会上，抢劫、诈骗、制假售假、暴力伤害、流氓、强奸等犯罪也少有发生，至于组织黑社会、制毒贩毒、拐卖妇女儿童等重大恶性案件则完全被消灭。当年一个超过百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一、二年内也不会出现一起行凶杀人案件。人们说，那是一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这种良好的社会状况，都是有历史档案和媒体资料可查的，也是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所亲历的。

如今，这个让人民真正安居乐业的社会已经不复存在，代之的是一个恶吏如虎，匪盗丛生，陷阱遍地，罪恶倡行的富人天堂。在这个社会里，不要说一般社会成员，仅“社会精英”——官员队伍的犯罪率之高就令人触目惊心！30多年来，上至封疆大吏，政治局委员，下至乡官地保，村头书记，几乎无官不贪，官官相护，事败之后，锒铛入狱，其人数之多，早已经超过了解放战争中三大战役所牺牲的人数！污蔑文化大革命“迫害干部”，可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真正被打倒的全国没有几个人，连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在文革中都官复原职，掌管党政军，而“盛世”空前的今天，却不止百万官员，因为喝了发财、享乐的迷魂汤，由人变成了鬼！

更令人忧虑不堪的是，由于社会环境的恶劣，犯罪日益低龄化，打击犯罪已经“从娃娃抓起”。在毛泽东时代，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教育青少年们以劳动为荣，以为人民服务为本分，长大后做一个有觉悟、有文化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报效国家和人民。今天则不然：家长要的是孩子长大以后能当官发财，成为人上人；学校要的是高考分、高升学率和高收入；而社会文化领域已经商业化，要的是趣味性、娱乐性、刺激性，要的是“票房价值”和“收视率”。于是，什么吃喝玩乐，胡作非为，自私自利，弱肉强食，寡廉鲜耻，男盗女娼的东西都铺天盖地、无孔不入、成年累月、潜移默化地污染着青少年们的心灵，制造出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罪犯！

社会已经成了一个黑色大染缸。

这里介绍三篇媒体报道，我们从中可以看一看，社会主义社会是如何把罪犯改造成好人，而今天又是如何把好人变成罪犯，以及如何使罪犯代代相传，繁衍不绝的？

一、毛泽东时代把死刑犯改造成专家

王灿文是一位从一个大贪污死缓犯改造成为辽宁省政协常委、锦州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锦州市主任委员的中国电热工程专家。他说：“我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和科技成就，全靠政府对我的改造和培养。党和政府给了我这么多的荣誉，我将世世代代不忘共　产　党和人民政府的恩情”。

　　1920年，王灿文出生在福建省永定县一个地主兼手工业主的家庭。小学毕业后，考入了当时有名的学府福建省立龙溪中学，加入了国民党“复兴社”。

　　1944年春，王灿文从交通大学毕业。被国民党政府统一征调，受训三个月后分配到美军驻昆明工程处，给美军顾问当“翻译官”。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王灿文进入国民党上海伪资源委员会电业管理处工作，后又调入该委员会所属的全国电厂驻上海联合办事处。生活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王灿文逐渐沾染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男盗女娼，腐化堕落的恶习。

　　1949年上海解放后，王灿文因为有一技之长，被人民政府留用在华东工业部工作，负责电机电器产品的检验。从1950年起，仅在一年的时间里，他就利用职权，伙同上海的不法商人偷窃国家仓库物资，投机套购，倒买倒卖，从中贪污受贿达3．7亿（人民币旧币，折合现币3万7千）多元。因此，王灿文被上海市公安局以大肆贪污盗窃国家资产罪，考虑到王灿文年轻、又具有大学文化和专业技术，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判处死缓后，王灿文错误的认为“官场贪污人人皆有”、“我撞上了‘枪口’，当了‘典型’”，他企图自杀。正在这时他看到了刘青山、张子善被判处死刑后，使他深受震动。他想：刘、张都是为革命赴汤蹈火，做出重大贡献的共　产　党高级干部，贪污犯罪都要被判处死刑，自己是个国民党留用人员，政府又分配负责产品检验工作，却以怨报德，犯了贪污大罪，就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也是罪有应得。然而，政府却给自己留了命，共　产　党纪律严明，对事不对人，是光明磊落的。他从思想上彻底想通了，从而稳下心来，决心老实改造，积极赎罪，重新做人。

一切犯罪都是从脱离劳动开始的，劳动是消除一切社会疾病的消毒剂。也正是劳动，使王灿文恢复了理智，看清了前途，打消了“死”的念头，懂得了清白做人的真蒂。

　　王灿文被送入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后，监狱将他安排在铁工厂劳动，把生产电器控制车床的设计任务交给了他。他安心服刑，积极劳动，表现良好。

　　不久，上海市郊建成一个“劳动工具厂”（即现在上海市五角场监狱），监狱领导决定调王灿文去该厂从事工艺设计和施工劳动。王灿文来到工具厂后，大显神通，在工艺设计和施工劳动中解决了许多关键性的技术问题，使工厂施工设计任务按时完成。

　　经过两个监狱两年多时间的劳动改造，王灿文表现突出，多次受到嘉奖，并由死缓减为无期徒刑。

　　从1950年起，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经济建设。东北特别是辽宁，作为老工业基地，上马的项目很多，但技术人才却非常短缺。当时辽宁省锦州新生电机厂迫切需要懂得电器的内行。省公安厅即向公安部提出请求支援技术犯人的报告，经研究，决定将技术尖子王灿文调往东北服刑改造。

王灿文得知这一消息后，思想波动很大。为了消除王灿文的家庭顾虑，临行前，安排了他的家属两次来监狱探视。他爱人看到他顾虑重重，就对他说：“家里的事，政府照顾得很好。当我生第三个小孩时，里弄居民委员会给请了接生医师，以后里弄托儿所又给看管小孩，并帮助我去政府登记学习就了业。哥哥、弟弟都在人民政府关怀下参加了工作，家里生活得很好。你到东北后，要好好学习改造，不要惦念家。再说，上海有许多科技人员都响应党的号召去了东北，在那里你会大有作为的”。爱人的一席话，打消了他的顾虑。

1955年，劳改支队接受了为松江电炉厂试制配套盐浴炉变压器的生产任务。工程技术人员遇到了技术难题，支队叫他参与帮助攻关。他仔细翻阅了随身携带的技术书籍，却找不到现成的模式和答案。这时队里的赵希田工程师和几位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工人同他一道研究，启发思路，反复实践，从中找出规律，圆满地解决了技术问题。这使王灿文有生以来第一次认识到，最有办法的人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认识到知识分子向工人阶级学习的重要性。

　　1955年下半年，支队领导把国家安排的仿苏式系列磁力起动器的制造任务交给了王灿文，又抽调技术较高的钳工（犯人）配合他进行试制。经过几十次反复试验，共试制成功5类62种热电器元件。总结出55种工程设计和计算公式，均被国家确认使用至今。

　　王灿文在改造中，政府对他的点滴改造成绩，都考核记载；对他的微小进步，都及时给予鼓励。由于他改造成绩突出，1956年由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12年。

　　后来，王灿文又先后完成3千安培直流高速断路器和汞弧整流器配套设备的阴极高速断路器的设计任务。

　　由于王灿文做出了突出改造成绩，解决了许多关键技术问题，受到了监狱领导的好评。1957年9月1日，在支队召开的劳改积极分子大会上，王灿文被宽大假释。在会上，他惊奇地发现自己的爱人坐在主席团台上，爱人告诉他：“我在上海工作生活都很好，政治上一视同仁，生活上照顾周到，没有因为你被关押改造而受影响。学校里同事们相处得很好，领导同样信任我。”又说：“这次来开会，是政府邀请来的，并被指定为主席团成员，各位领导找我谈话，说你改造取得的成绩是与家庭帮助分不的。”

　　王灿文被假释后，更加相信党的政策，决心为经济腾飞贡献自己的力量。后来，他又为北京电车公司研制成功了公共电车电源整流器的1千安培直流高速断路器。为了更好地发挥王灿文的一技之长，不断更新知识，更新观念，在有关科技人员陪同下，王灿文外出去上海等地参观学习。此时，在辽宁、上海等地领导和公安部领导的关怀下，将他爱人调往锦州工作，被安排在一所中学任音乐教师（其爱人系重庆中央音乐学院毕业）。支队还按总工程师的级别为他安排了住房。

　　1958年9月27日，王灿文被特赦。从判处死缓到被特赦释放，在监狱实际执行刑罚九年半，王灿文创造了中国监狱减刑史上的最高纪录。

王灿文被特赦后，从1960年起到1965年间，先后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10公斤真空感应电炉、第一台200公斤真空感应电炉，在北京钢铁研究总院鉴定时获得了专家们的好评。特别是在我国有关科研单位的帮助下，王灿文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电子轰击炉，被称为“机电之花”。

　　1965年2月21日，毛泽东主席在听取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得知锦州一个劳改工厂的贪污死缓犯因设计出尖端真空冶炼设备而摘了“帽子”的消息时说：“劳改犯办了许多事。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没有几个反革命分子不行，他们有才能，没有才能他反革命干什么？在一定条件下，他能做很多的事。有功的可以摘帽子，有的还可以奖励。”

　　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与世长辞，举国上下，无限悲痛，王灿文十分怀念毛主席，他深知自己如今的一切，都是毛主席、共　产　党给的，党和毛主席就是再生爹娘，他被指定参加了为毛主席制作“水晶棺”的工作。

王灿文由一个大贪污死缓犯，最终被改造成为一名自食其力，并为人民作出贡献的劳动者，充分证明了毛泽东时代的社会，由于实行公有制，提倡大公无私，一心为公，因而是一个重视培养人的社会主义道德风貌的社会；在人出了问题的时候，又是一个善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改造坏人成为好人的社会。

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