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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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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5 16:14:29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有位世界首富 [转帖]


  1686年春,广东巡抚李士祯在广州颁布了一项公告,宣布凡是“身家殷实”之人,只要每年缴纳一定的白银,就可作为“官商”包揽对外贸易。令李士祯想不到的是,这一公告竟会在以后的岁月里为中国催生出一位世界首富。
  十三行成为暴富群体
  17世纪后期,康熙皇帝暂时放宽了海禁政策,来华从事贸易的外国商人日益增多。于是,广东地方政府于1686年招募了13家较有实力的行商,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从此,近代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广州十三行”诞生了。在以后的发展中,这些行商因办事效率高、应变能力强和诚实守信而深受外商欢迎。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朝下令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保留广州一地作为对外通商港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直接促使广州十三行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外贸特区”,给行商们带来巨大商机。在此后的100年中,广东十三行竟向清朝政府提供了40%的关税收入。
  所谓的“十三行”,实际只是一个统称,并非只有13家,多时达几十家,少时则只有4家。由于享有垄断海上对外贸易的特权,凡是外商购买茶叶、丝绸等国货或销售洋货进入内地,都必须经过这一特殊的组织,广东十三行逐渐成为与两淮的盐商、山西的晋商并立的行商集团。在财富不断积累的过程中,广东十三行中涌现出了一批豪商巨富,如潘振承、潘有度、卢文锦、伍秉鉴、叶上林等,以至于当时就流传有“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的说法。在后世看来,这些行商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有记载称,当1822年广东十三行街发生了一场大火灾时,竟有价值4000万两白银的财物化为乌有,甚至出现了“洋银熔入水沟,长至一二里”的奇观。
  在广东十三行中,以同文行、广利行、怡和行、义成行最为著名。其中的怡和行,更因其主人伍秉鉴而扬名天下。
  东印度公司的最大债主
  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了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有6名中国人入选,伍秉鉴就是其中之一。
  伍秉鉴(1769—1843年),又名伍敦元,祖籍福建。其先祖于康熙初年定居广东,开始经商。到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时,伍家开始参与对外贸易。1783年,伍国莹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成立了怡和行,并为自己起了一个商名叫“浩官”。该商名一直为其子孙所沿用,成为19世纪前期国际商界一个响亮的名字。1801年,32岁的伍秉鉴接手了怡和行的业务,伍家的事业开始快速崛起。在经营方面,伍秉鉴依靠超前的经营理念,在对外贸易中迅速发财致富。他同欧美各国的重要客户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1834年以前,伍家与英商和美商每年的贸易额都达数百万银元。伍秉鉴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东印度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常向伍家借贷。正因为如此,伍秉鉴在当时西方商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一些西方学者更称他是“天下第一大富翁”。当时的欧洲对茶叶质量十分挑剔,而伍秉鉴所供应的茶叶曾被英国公司鉴定为最好的茶叶,标以最高价出售。此后,凡是装箱后盖有伍家戳记的茶叶,在国际市场上就能卖得出高价。在产业经营方面,伍秉鉴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园等,而且大胆地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进行铁路投资、证券交易并涉足保险业务等领域,使怡和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
  伍秉鉴还因其慷慨而声名远播海外。据说,曾有一个美国波士顿商人和伍秉鉴合作经营一项生意,由于经营不善,欠了伍秉鉴7.2万美元的债务,但他一直没有能力偿还这笔欠款,所以也无法回到美国。伍秉鉴听说后,马上叫人把借据拿出来,当着波士顿商人的面把借据撕碎,宣布账目结清。从此,伍浩官的名字享誉美国,被传扬了半个世纪之久,以至于当时美国有一艘商船下水时竟以“伍浩官”命名。
  经过伍秉鉴的努力,怡和行后来居上,取代同文行成为广州十三行的领袖。伍家所积累的财富更令人吃惊,据1834年伍家自己的估计,他们的财产已有2600万银元(相当于今天的50亿元人民币)。建在珠江岸边的伍家豪宅,据说可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媲美。
  承担赔款走向没落
  作为封建王朝没落时期的一名富商,伍秉鉴所积累的财富注定不会长久。就在他的跨国财团达到鼎盛时,一股暗流正悄然涌动。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尽管伍秉鉴曾向朝廷捐巨款换得了三品顶戴,但这丝毫不能拯救他的事业。由于与英国鸦片商人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曾遭到林则徐多次训斥和惩戒,还不得不一次次向清政府献出巨额财富以求得短暂的安宁。《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在1843年下令行商偿还300万银元的外商债务,而伍秉鉴一人就承担了100万银元。也就是在这一年,伍秉鉴病逝于广州。
  伍秉鉴死后,广东十三行开始逐渐没落,许多行商纷纷破产。更致命的是,随着五口通商的实行,广东丧失了在外贸方面的优势,广东十三行所享有的特权也随之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降临到十三行街,终于使这些具有100多年历史的商馆彻 底化为灰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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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5 16:15:09 | 显示全部楼层


揭秘邓小平不为人知的三段婚姻[转帖]


  对于邓小平个人生活方面讲,第三次回延安的收获是最大的,因为他结识了终身伴侣卓琳,此后共同走过了风风雨雨的58年,共同经受了政治上的第二次、第三次“落”与“起”的惊涛骇浪。邓小平不愿谈往事,不愿谈自己的过去,对于自己的妻子也谈得不多,但是可以肯定,在长达58年的共同生活中,邓小平对卓琳同志有着相当多充满深情厚意的言与行。例如在江西蒙难的岁月中,邓小平像卓琳关心自己一样,无微不至地照顾卓琳,除了尽量多做些重体力家务外,每当卓琳病发作、卧床不起时,邓小平总是为她端饭送水,细心照看。对卓琳付出的辛劳,他也及时地表达敬意,这种习惯直至他完全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还仍然保持着。节日里,煮饭烧菜任务往往由卓琳及女儿担当。吃饭时,邓小平总是不忘给卓琳及女儿倒上一杯葡萄酒,并说:“辛苦了,节日的厨师,我来敬你们一杯。”这问候声中,包含着这位伟人对自己妻子多么深厚的情谊啊!
  不过在1939年8月邓小平刚回到延安时,他还不认识这位原来叫蒲琼英后来改名叫卓琳最终成为他终身伴侣的姑娘。张闻天的夫人,老红军战士刘英回忆说:“邓发等同志要帮助他找个爱人。那里女同志倒是不少,抗战时期,来了很多女同志到延安追求真理,陕北公学、女子大学都有。所以他要找个爱人,看中了卓琳。卓琳也很年轻,也很不错,在陕公已经毕业了,就介绍给他。”当时,邓发拉着邓小平,“两个人一天高高兴兴地到处转,人们都说他们活像两个游神一样!”
  笔者曾阅览一些书刊、剧本,对其中虚构邓小平与卓琳相识恋爱的描写不以为然,作者出于好意,尽量想写得浪漫一些,但是我们决不能以现在男女青年的婚恋方式来想象当时这些革命者的情怀。
  用刘英的话讲,邓小平“要回前方去,只有赶快结婚了,结了婚才好带走。所以,这样,中央就给他组织了一个结婚仪式。这个仪式很简单,就在杨家岭毛主席那个窑洞外面的山坡上摆了一些桌子。在那个地方很热闹,小平同志和卓琳,还有孔原和许明,两对很高兴。虽然仪式很简单,但是到的人都是高层次的。”毛泽东和江青、刘少奇、张闻天和刘英、博古、李富春和蔡畅、王首道等都来了。周恩来因为去苏联治病而没有到场。
  这些高级领导人,难得为前方抗日将士举行婚礼,所以,简朴的仪式和简单的酒菜简化不了热闹的气氛。据刘英同志说:“敬酒敬得一塌糊涂,孔原同志也是高兴了,喝酒喝得很多,最后就醉了,许明就埋怨他。可小平同志一点没醉。我就奇怪,小平同志平时不喝
  酒的,他怎么能够不醉呀?那么多酒,一杯杯的,他还很豪饮,来者不拒。大家给他敬呀,他喝那么多酒,怎么不醉呀?闻天就讲,他说有假,我说什么有假?他说是白开水。”原来是邓发和李富春弄了一瓶白水充作酒水,才使得他们的老友邓小平免于一醉。结婚时,邓小平35岁,卓琳23岁,几天后,他们就一道启程奔赴前线。此外,这两对新婚夫妇还留下了四个人在窑洞前的幸福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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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5 16:17:21 | 显示全部楼层


慘絕人寰-歷史上有多少美女曾被烹食[转帖]

根據歷史上吃人的例子統計,吃美女的辦法有許多種。有的是把美女放在一隻大缸裏,外面用火煨烤,直到把美女烤熟;有的是把美女放在一個鐵架子上,下面用火烤,像烤羊肉串似的;有的是把美女的手腳捆綁起來,用開水澆在身上,然後用竹掃帚刷掉美女身體外層的苦皮,再割下肌肉烹炒而食;有的是把活美女裝在大布袋裏,放進大鍋裏煮;有的是把美女砍成若干塊,用鹽腌上,隨吃隨取;有的是只截取美女的兩條腿,或者只割下美女的兩隻乳房,其餘的部分扔掉。

歷史上吃人的人還把人肉的味道分出了三六九等。北宋靖康元年(西元1126),金兵南侵,戰亂四起,官兵和百姓都無糧可食,於是就把死人全部用鹽腌起來,曬成肉乾,以供食用。登州人範溫組織義軍抗金,兵敗後乘船渡海到臨安,隊伍進城後還在吃攜帶的人肉乾。他們把這人肉乾叫做“兩腳羊”,其中老而瘦的男子叫做“饒把火”(意思是說這種人肉老,需要多加把火),年輕的婦女叫“不羨羊”(意思是說這種人的味道佳美,超過羊肉),小孩叫做“和骨爛”(意思是說小孩子肉嫩,煮的時候連肉帶骨一起爛熟)。元朝末年,天下動亂,駐守淮右的官軍缺糧,也捕人為食。他們認為小孩的肉為上等,女人的肉次之,男人又次之。他們把人肉叫做“想肉”,意思是說吃了之後美味無窮,還使人想念。

翻開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在書的夾縫裏,我們真可以找到許多吃美女的記載!我們按照吃美女的原因不同,分類記載如下:

一、在遭逢大饑荒的年頭會出現吃美女的慘象。

這種現象當然是違背人性的,但在那種每個人都面臨著餓死威脅的情況下,不能打仗、不能幹重體力活而肉又好吃的美女自然首當其衝地成為受害者。

隋末的朱粲,是一位著名的吃人魔王。當時襄陽、鄧州一帶大災荒,白米萬錢一斛還買不到,百姓相食成風。朱粲乘亂起兵,常捕捉民間幼兒蒸熟吃肉。他對軍士說:“世上最美的食物,還能有超過人肉了,只要國中有人,我就不用擔心沒有軍糧。”於是下令,讓部下分道捕獲婦女和兒童,蒸熟分配給士兵當飯。每攻下一座城鎮,朱粲就傳命把弱小的女人和兒童分給各部,需要時就殺著吃。

五代時的趙思綰和朱粲是一丘之貉。他領兵佔據長安時,城中沒有吃的,就殺婦女兒童為軍糧,按一定的數目分給各部,每當犒軍時,就殺上百人。趙思綰愛吃人的肝,他把活的美女綁在木柱上,剖開肚子,割下肝臟,炒熟飽餐,把肝吃完,那被割下肝臟的美女還在慘叫。趙思綰從作亂到敗亡,共吃人肝六十六副。 

史載安史之亂時,張巡守睢陽,兵士共食三萬人。當時人們相信這是事實,非常吃驚,韓愈卻獨持不同意見,認為是不可能的,並寫文章進行考辯。後世也曾有人重論此事,說張巡的軍隊所食三萬不是百姓,而是陣亡的士兵的屍體。但張巡殺死愛妾、把美女熬成肉湯,犒賞多日無食可進的士兵,以此作堅固軍心的手段,使得睢陽不但得以保全,甚至還能夠反敗為勝故事,倒的的確確是一個有案可稽的歷史真實。這段熬食美女的故事,甚至還在一定程度上,還被傳為精忠報國的千古佳話。

清順治九年(1652),南明將領李定國率兵攻新會,城中糧盡,清軍守將就殺居民為食。有個姓莫的媳婦與婆母相依為命,守將要殺食婆婆,美女莫氏叩頭請求替婆婆死,守將說:“真是一位孝順的好媳婦!”就答應了她的要求,捨了婆婆,把美女烹而食之。又有一個姓李的美女,丈夫被守將抓去,將被殺,李氏哭著說:“丈夫還沒有兒子,如果殺了他,就絕了他家的後代了,我即使活著又有何用?請把我吃了吧!”守將也答應了,就烹食李氏美女,把她的骸骨交給她的丈夫帶回家安葬。新會縣城被圍困八個月,守軍吃掉民眾近萬人,其中大部分是婦女和兒童。有戶人家的女人孩子全部被吃,只有他一人倖免兵亂過後,這位倖存者有一天在路上遇見了清軍守將,就跪下向他下拜。守將感到驚訝,問:“你拜我幹什麼?”那人說:“我的老婆孩子都安葬在你的肚裏了,她們都沒有墳墓。如今寒食節臨近,我不朝著你的肚子下拜又到哪去拜呢?”

二、出於兇殘的本性或怪異的嗜好,以吃人肉、喝人血來滿足殘酷的慾望。

因此類事例被吃的美女甚多,說起來駭人聽聞。十六國時,石虎的太子石邃兇殘無度,他看見美貌的尼姑就抓過來,白日裏求歡,姦污後把她殺死,把她的肉和牛羊肉一同煮食,並且把肉賜給左右的人一起品嘗人肉的滋味。

東晉孫思作亂時,擒獲縣令就把他剁成肉醬,並且把他的美女妻子和美女女兒殺死吃肉。誰不肯吃這美女肉就把他支解處死,連他的肉也一塊吃掉。

隋代末年,諸葛昂和高瓚是一對豪侈兇殘之徒。他倆互相爭強賭富,都想佔上風,彼此設宴相請,都千方百計誇耀奢華,以超過對方為滿足。有一天,高瓚宴請諸葛昂,把一對十來歲的雙生子烹熟,頭顱、手和腳分別裝在盤子裏,端上宴席。滿座客人見是人肉,掩口欲吐。不久,諸葛昂宴請高瓚。他讓自己的一位愛妾敬酒,那美女無故笑了一下,諸葛昂怒叱美女一頓,命令她退下。不一會,把這位美女被整個放在大蒸籠\裏蒸熟,擺成盤腿打坐的姿勢,放在一隻特大的銀盤子裏,她的臉上重新塗好脂粉,身上用錦\蓋著。這道“菜”抬上來後,諸葛昂親手撕她大腿上的肉給高瓚吃,同席的賓客都捂著臉不敢看。諸葛昂神態自若,撕扯美女乳房上的肥肉大吃大嚼、盡飽而止。

施州刺史獨孤莊喜歡吃人肉,他生病時不想吃飯,只回憶起平時吃過的人肉味道不錯,這時他的部下有人死了一名婢女,就叫人割下她肋下的肉煮熟給他吃。

後漢蔡王劉信是一個極端殘忍的傢夥,他掌管禁軍時,左右若有人犯罪,就抓來他的妻子和孩子,當著他的面零刀割她們,讓犯罪者吃自己老婆的肉。被零割的美女身首異處,手足分離,滿地鮮血橫流,劉信舉杯飲酒,並讓樂隊奏樂,毫無憐憫的表情。

北宋初年,有個名叫王繼勳的,本是彰德節度使王饒之子、孝明皇後的異父同母弟,因為是皇親而被朝廷授予要職。後來他因橫行不法,獲罪被貶,怏怏不樂,產生變態心理,專門以生割奴婢的身體為樂事。開寶三年(970),他復官分司兩宗,性情越來越殘暴,經常強行買得民間少女作奴僕,稍不如意,就把她們殺死,烹食其肉。宋太宗趙炅繼位後,有人揭發了他的罪行,(977年)將他罷官治罪。他供認共殺食婢女百餘人。因罪狀確鑿,被斬首於洛陽。

又據傳說,古代契丹的東丹王李讚華好飲人的鮮血,他常把婢女的身上刺個洞,用嘴對著傷口吮吸血液,像小兒吸奶似的。

三、相信左道邪術以吃美女肉來治療某種疾病。

南宋寧宗嘉定年間,林千之任西欽州知州,得了一種病(末疾),有個醫士告訴他,吃童女的肉可以強筋健骨。於是,林千之派人在本州境內捕少女,製成肉乾,叫做“地雞”。嘉定十年(1218),此事被當地土司告發,林千之被朝廷免官,但未判死罪,僅流放到海南。由於南宋政治腐敗,這樣的吃人的昏官竟然沒有得到懲罰。

有的人相信吸食人的腦髓可以治病。明代萬曆時,朝廷派到福建的高姓抽稅太監本是被閹割的人,有人告訴他生取童男童女腦髓和藥一起服用,可以使陰莖重新長出來,恢復性功能,於是,他就攫取民間少女和小兒,吸食腦漿,致使稅監府院的水池中白骨纍纍.

當今的人類已經進入了資訊化的文明的法制的時代,烹食美女已經成為了不可想像的天方夜譚。回味歷史上這些人吃人的慘劇之後,我們就更應該珍惜現在的美好生活,決不能讓這一幕歷史重演。美女們幸福、快樂的時候,也應該是我們民族強盛、文明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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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5 16:24:31 | 显示全部楼层


专家:粤语不是粤人古语 而是中原夏朝官方语言 [转帖]


  

  中新网1月30日电 香港文汇报今日刊发周云先生的文章,称“粤语不是粤人古语,而是中原夏语”。文章摘录如下:  广东人喜欢看粤剧,首先就要知道粤剧的特点,就是以广东话作为声腔进行演出的。粤剧的源头在于外江戏,这不是广东本来自己土生土长的戏剧。更重要的是,广东话也不是原始土著居民原来的语言,而是原来黄河流域夏朝的古老语言。到了今天,黄河流域已经不再流行这种语言了,已经成为失传的语言。反而广东保留了这种古老的语言,广东话成为中国汉语的活化石。

  汉语是汉人的语言,粤语却不是粤人的语言。这话听起来似乎有点荒唐,然而事实如此。

  粤语,俗称广东话,英文叫Cantonese,当地人称白话,正名该称“粤方言”,是汉语七大方言中语言现象较为复杂、保留古音特点和古词语较多、内部分歧较小的一个方言。分布在广东大部分地区和广西东南部,并以广州话为代表。

  粤语的形成地

  据邢公畹等先生考证,早在龙山文化时期即尧、舜时期,黄河流域就发生了一场以中原为中心、在空间上向周围、在时间上向后世扩展的“夏语化”运动;到西周时期,进而形成以夏语原生地—秦晋的方言为标准音的“雅言”(见《汉藏语系研究和中国考古学》)。

  当时各部落和民族结成了同盟,共同选领袖,治理天下,联盟之后,进行商品交换,分工合作,经济规模扩大了,部族之间的生存空间界线解决了,可以共同抗御自然灾害的问题,例如共同开发水利,治理洪水,大规模改善生活环境,生产力快速提高,发展出灿烂的夏文明。在共同的劳动中,就需要共同的语言进行沟通。黄河流域之所以成为文明中心,跟“夏语化”运动有着极大的关系。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当今的汉语各大方言之间尽管千差万别,却总可以发现它与黄河流域的某种渊源。

  作为汉语七大方言之一的粤语,便是如此。虽然它从古百越语言中吸收某些因素,但总体来看与古汉语有着更密切的渊源,有些语音和词汇,在今天中原汉语已经失传,在粤语中却保存完好。例如古汉语中的入声韵母,在今天的中原汉语中已不复存在,而在粤语中就完整地保存着。

  以“粤”命名 却非土产

  有人以为粤语来源于古代岭南“百越”语言,这不合乎事实。粤语确实保存着某些古代岭南“百越”语言的因素,但它的主要来源,则是古代中原一带的普通话——“雅言”。

  雅言的基础是以黄帝为首的华夏部落联盟使用的原始华夏语。到了周朝,便发展成为中原一带的民族共同语。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方言不同,而官方交往,文人讲学,祭祀活动,都使用雅言。孔子就说过:“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秦朝征服“百越”之地,征发原六国的逃亡者以及赘婿、贾人到岭南作“垦卒”。这些垦卒“来自五湖四海”,互相交际必须使用雅言。但由于垦卒独自屯田,因此他们的语言只在屯内通行,并未在整个岭南地区传播。

  在秦代之前,广东被称为南蛮。这是百越族人居住的地方,“百越”乃汉语音译,又写作“百粤”,是古代南方土著的自称。百越又通百粤,所以,广东话又叫做粤语。

  百粤的构词方法是通名在前,专名在后,意为“越(粤)人”。“百”是人的意思,越是族名,即越人,或粤人。越南胡说百越乃越南族之古称,长江以南自古以来就是越南的领土,可说是荒唐透顶。百粤与百越都是译音,同一回事,百越三千年前就在中国大地生活,越南仅是一个小藩属,按百越之继承逻辑,岂不是现在的越南也是广东的领土?

  从这一语词可看出,那时候广东人的交际用语是与中原汉语有很大差异的“百越语”。但“百越语”究竟是什么样子,现在已经难以考证。唯一的“化石”,是一部分地名中所保存的非汉语因素,例如“六建”“六贺”“六谢”“六吟”中的“六”,是指“山冲”,“那务”“那霍”“那录”中的“那”是指“田”,“罗镜”“罗龙”“罗沙”中的“罗”是指“山地”,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名的构词方法,也是通名在前,专名在后;同时,其中通名的意思,今天居住在那里的人已经完全不晓得,也就是说,这些地名中的非汉语因素在当地今天的粤语中已经不使用,恰好证明今天的粤语跟古百越语没有继承关系。

  由此可见,粤语虽然以“粤”命名,却非由古“粤人”的语言演变而成,不是古粤地的“土产”,而是从外地“引进”的,是汉族移民带来的。这汉族,是秦代的汉族,主要是晋、赵、燕、魏的旧贵族及其下属兵丁。

  汉人南移 传播“雅言”

  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中原汉人南移,发生于秦统一中国之际。公元前223年,秦国60万大军攻灭楚国,便将大军驻扎于湘南五岭,准备南征百越。到了公元前218年,西江中部的“西瓯国”起兵反秦,秦始皇派50万大军征讨。又派史禄在海阳山开凿灵渠,将湘江与漓江沟通,以保证军事上的运输。灵渠便成为中原汉人进入岭南的第一条主要通道。公元前214年,灭了西瓯国,战争告一段落,秦“发诸尝捕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史记.秦始皇本纪》)徐广注:“五十万人守五岭。”(《集解》)这50万人,便是第一批汉族移民。

  在秦始皇时期,岭南各郡地旷人稀。直至东汉时的统计资料,南海郡(广东珠三角洲)也只有9万人。因此,迁入50万人,足以改变岭南越人“一统天下”的局面。有些学者提出质疑,认为一下子迁入那么多移民并无可能。但我们知道,大移民是秦灭六国之后为了巩固政权而实行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分期分批移入。秦始皇既然可以将12万户豪富迁徙到咸阳以及巴蜀,又将内地大批罪人迁徙到河套以及甘肃一带,那么,完全有可能将大批中原汉人迁至岭南。虽不一定有50万那么多,但也肯定为数不少。而秦始皇之所以搞大迁徙,其目的主要在于铲除六国的地方势力,把族人和故土分开,交叉汇编,徙到南蛮之地戍边,也就连根拔起,不能在秦的京城附近形成威胁,做其复国之梦,秦朝的统治就牢固得多了。这些移民不可能来自与岭南毗邻的楚国,而多半来自中原或北方各国。由于他们是成批迁入,所以到达岭南之后,思念故土、怀念昔日乡音,特别强韧有力地固守原有的文化习俗以及语言,因而成为岭南最早的“雅言”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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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作家杨朔[转帖]


  
  我知道杨朔这个名字是因为抗美援朝小说《三千里江山》。那个时期这本书堪称“家喻户晓”。

  白面书生无架子

  1957年之后,杨朔开始参加“和大”(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的简称

  )的工作。我与他接触都是在各种国际会议场合。

  杨朔很早就参加革命活动,当过战地记者,到过延安,革命经历丰富,又是名作家。不过,他完全是白面书生,既无大作家的傲气,也无老首长的架子,而且还没有文人的浪漫不羁的作风。他与我们这些小青年都能平等相处,态度谦和。

  一般说来,代表团出国以后,气氛比较放松,有不少才气横溢的人物都妙语如珠,经常互相之间善意的取笑。而杨朔虽是文人,却很少参加这种玩笑。

  胶东口音英语

  杨朔英文很流利,平时与人交往、开会发言一般不需要翻译。只是他的英语也有浓重的胶东口音,听起来有点费劲。

  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苏分歧公开化,在亚非团结运动中常常“吵架”。杨朔也用他的胶东口音英语认认真真地吵,寸步不让。

  杨朔一直忠于职守,同时他很勤奋,笔耕不辍。在这期间他写了许多散文,大多与非洲风光和独立斗争有关。

  1960年8月,日本广岛举办反对原子弹氢弹大会。中国代表团中有巴金和杨朔。巴金要在一个会上发言。他写了发言稿,征求杨朔意见。其中有一句(看到原子弹受害者的苦难)“我的心在流泪”。杨朔看后,提笔就把“流泪”二字改成“燃烧”。

  认真检讨买房子

  “文革”开始后,“和大”所有驻外人员陆续调回北京“接受运动的考验”。开“批斗”杨朔的会倒比较少,只是有几个造反派专门“研究”他的作品,鸡蛋里挑骨头。

  杨朔的散文文笔优美,内容是与时俱进地配合政治形势的,所以对他的作品作各种反面的解释,实在是牵强附会。一次会上杨朔曾企图为他的作品辩解,被主持人打断。

  杨朔曾真诚检讨过买房子一事。他用稿费买了几间房子,被认为是“变修”的证据之一。他对这点诚恳地接受,说无产阶级作家怎么能有房产呢?说明自己是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了。杨朔在“和大”并不是主要批判对象,因为他并不负责“和大”的日常工作,许多人也不认识他。直到1968年,军代表进驻,造成了他的悲剧。

  绝望自杀

  “文革”开始后,原来的领导干部一律“靠边站”,由造反派掌权。他们首先采取的措施,就是把批斗对象都隔离起来,杨朔也在其中。他们被集中到一间大会议室,食宿都在其中。同时在军代表领导下给每人成立了“专案组”,进行“内查外调”审查。

  在军代表讲话之后,有一个自诩“根正苗红”的勤杂工得风气之先,在院子里的地上用粉笔写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朔”几个大字。杨朔被送到隔离室之前经过那里看到了这几个字。在这以前,他还没有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所以大约他以为这是军代表给他定的性。他关进去之后,就递条子出来,要求与军代表谈话。军代表说先冷他一下,让他好好交代问题。谁知绝望的杨朔就自杀了。

  那天晚上正好轮到我值班。大约九十点钟,他们陆续拿着脸盆到盥洗室洗漱,我见到杨朔也在其中,并无异样。到了半夜,我忽听里面喊杨朔好像不省人事了。

  我赶紧打电话叫负责人,他们把杨朔紧急送往医院,但经抢救无效,杨朔去世了。据说他床头有安眠药瓶。

  所谓的“罪状”

  刚开始隔离审查,就有人自杀了,军代表当然不会认错,反而开大会,宣布杨朔“自绝于人民”,而且还罗列他的“反动资产阶级思想”,其中又提到自购私宅,生活奢侈,并分批组织大家去“参观”他的住宅。

  我发现他所谓的“豪华住宅”就是一进小四合院的半边,并未超过当时与他同级别的领导干部的规格,他是私宅,不占公家的,反而成了罪状。

  杨朔当时在“和大”并不是受冲击最大的,也没有说不清的“历史问题”,为什么在军代表刚刚进驻之后要匆匆走上这条绝路呢?

  后来我们分析,还是由于他太老实,太认可军代表的权威。在运动初期,造反派对他的批判,他还认为是“小将”胡来,运动后期会有正确结论的。但是军代表被认为是毛主席派来的,在他们进驻后,他的帽子反而升级,变成敌我矛盾性质。他于是要求谈话,急于表白自己,而又被拒绝。这样,他就绝望了。这是我们的分析。杨朔本人最后究竟怎样想的,已无法知道。

  (《北京青

年报》3.13 资中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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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5 09:51:23 | 显示全部楼层


陈独秀晚年为何不去延安[转帖]


陈独秀1937年8月出狱后,中国****表示欢迎。陈独秀出狱之后,亦曾亲自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向叶剑英、博古表示,赞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此后不久,由于王明、康生在****的刊物上肆意造谣,硬把陈独秀这个刚从国民党监狱中出来并积极主张抗日、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诬为“日特汉奸”。

陈独秀在恼怒之下,在1938年3月17日给《新华日报》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一开头叙述了他出狱初期在南京、武昌与叶剑英、博古、董必武友好的接触,以及“还有希望我回党之意”,而现在“忽然说我接受日本津贴充当间谍的事,我百思不得其故”。

在陈独秀发表公开信之后,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都参加进来,对****发起围攻。周恩来同志为了捍卫党的利益,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对各方面人士做了许多工作,尤其几次托人去看望陈独秀,并嘱托在当时“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以免事态的继续扩大。

王明垮台以后,周恩来同志曾多次托人请陈独秀去延安,但是,都被他拒绝了。他对劝他赴延安的好友朱蕴山说:中共中央里没有我可靠的人了,大钊死了,延年死了,我也“落后”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我不能被人牵着鼻子走,弄得无结果而散。

摘自《老年生活报》夏明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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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5 09:52:29 | 显示全部楼层


历史上唯一与生母乱伦的皇帝[转帖]


乱伦之事,历来为人不齿。但偌大的世界,无奇不有。

这种反人性的事件,过去我们仅在小说或戏剧中屡屡见之。如曹禺的《雷雨》,周萍与继母繁漪的不伦恋;周萍与鲁四妹的兄妹恋。前者明知故纵,尔后幡然悔悟以逃遁,然到底无血缘关系;后者始不知情,却是同母异父,有血肉之亲情,最终酝酿双双殒命的悲剧。又如《黄金甲》,简直是《雷雨》的翻版。

 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红楼梦》里贾珍与儿媳秦可卿“爬灰”的掌故,这是典型的“老公公吃媳妇”。

 其实,历史上宫廷帝王生活,翁媳之间或子与继母苟且之事屡见不鲜。譬如唐代,唐高宗(李治)之与武则天(武媚娘);唐玄宗(李隆基)之与杨贵妃(杨玉环),不过,这两起爱情个案,亦多少存在人性化。但比唐朝更荒唐的是汉朝,汉武帝时期,江都王淫乱王宫,乃至连亲生闺女都不肯放过,最终遭致正在整顿朝纲的汉武帝龙颜大怒,索性予以灭门。

 中国如此,外国也难例外。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日本名著《源氏物语》较经典的有关乱伦悲剧的作品。钟缇丽主演的泰国情色电影《晚娘》,《晚娘》讲述一个庞大家族集体乱伦的故事,女主角是一大家子里的尤物,且无论老少,男女通吃。结果,自知无趣,遂郁郁寡欢。现实版奥地利兽父更绝,不仅长期占有亲生闺女,还居然生下不伦之产物。

 最高尚的还是汉惠帝刘盈,不肯在不伦的新婚大礼中见光死。这位可怜可爱的帝王迫于母后吕雉的包办,硬生生地娶了自己的亲外甥女张嫣,由舅甥之亲,行夫妻之道,汉惠帝乃避之千里,结果,张皇后红颜命浅,到死还是女儿身。

 与刘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吴孙权的闺女全公主,丈夫活着时,便在夫家宗亲里纵行淫乱;丈夫死后,便与堂侄子、亲外甥巫山云雨,大行其道。隋炀帝更不简单,淫遍父皇的小老婆后,直奔亲侄女。

可比他更让人雷奇的时南朝刘宋孝武帝,居然与母后流连男女之事。《南史·宋书》记载,南朝孝武帝时,“太后居显阳殿。上于闺房之内,礼敬甚寡,有所御幸,或留止太后房内,故民间喧然,咸有丑声。宫掖事秘,莫能辨也。”意思也就是说,皇太后路男居显阳殿时,孝武帝经常进入皇太后的房内留宿,惹得民间一片愤然。

问题是,绝世美人路惠男是孝武帝刘骏的生母,民间不可能接受这样的传闻。

我们先介绍路太后生平履历:

 路惠男,宋文帝刘义隆淑媛,因风华绝月,曾受尽刘义隆宠爱。史书记载,“路淑媛为人宽和,谨言慎行”,由于不善奉迎,生了儿子刘骏不久后,就失去了文帝的宠爱。刘骏到了五岁时,被封为武陵王,必须要到封地武陵居住生活。因此时刘骏年纪尚小,作为母亲的路淑媛便请求文帝让她去武陵以便照料儿子的起居。这一年,貌美如花的路淑媛才二十四岁。

到了刘骏二十三岁时,京城建康发生叛乱。太子刘劭勾结二弟始兴王刘浚杀死了父亲文帝。刘骏闻讯后,在母亲路淑媛辅助下,在威望颇高的沈庆之大将的支持下,刘骏下令誓师起兵,讨伐刘劭。各州郡接到檄文后,全都起兵响应。当年五月,几十万勤王大军饮马长江,攻入建康,杀死刘劭,平定了叛乱始定。

刘骏正式称帝,封母亲路惠男为皇太后。路惠男入国都,刘骏亲自出城迎接,史书记载,“母子相见,礼仪尽废,相拥而泣之,久分开离”。在盛大的祝贺宴会上,许多皇亲贵戚、王公大臣争相向太后敬酒。路太后这辈子做梦也没想到“生子竟称九鼎”,自己竟能被尊封为皇太后,恍惚之间,她几乎来者不拒,杯来即干。很快便不胜酒力,玉山倾倒。

 接下来,母子双双醉倒,“宿于东朝”。《魏书》记载:“帝骏淫乱无度,蒸其生母路氏,秽污之声,佈于欧越。”,母子乱伦第一步,就此不表。

 却说路太后刚开始只是“爱子之情,被迫允之”。后来居然习以为常,两人形影不离,俨然恩爱夫妻,无怨无悔。自此,母子居然同床共枕竟达十二年之久,时人无不哗然。

再后来,路太后护子心切,在刘骏三十五岁“驾崩”后,设法欲除掉新即位的明帝刘彧,另立亲孙子为帝。事情败露,惨遭刘彧以毒酒药死。路惠男享年五十五岁,谥为昭皇太后,葬在刘骏之墓的东南方,称为修宁陵(刘骏儿子虽多,但在刘彧即位后,一一杀害,即使还是幼儿的,也未能幸免)。

这是史书上明确记载的仅有生母(路太后)与亲子(刘宋孝武帝)之间的不伦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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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5 09:54:38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共中央历界最高领导机构及人员[转帖]

  一大(1927年7月23日-31日):
  “中共中央局”委员:
  陈独秀、张国焘、李达。

  二大(1922年7月16日-23日):
  中共中央局委员长:
  陈独秀

  三大(1923年6月12-20日)
  中共中央局委员:
  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后驻粤)、罗章龙、王荷波(9月补入)
  委员长:陈独秀

  四大(1925年1月11日-22日)
  中共中央局委员:
  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
  总书记: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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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5 09:55:08 | 显示全部楼层


全球首富比尔-盖茨的双面人生 [转帖]


    第一章 技术天才VS商业精英

  早在微软初创时,比尔·盖茨就意识到,计算机行业将成为市场大而利润薄的行业,他和微软将计算机从少数人享用的奢侈品,变成每个家庭都买得起的个人电脑,微软因此成为电脑业的巨头。他还看到,硬件制造和软件编写两个行业分离经营能取得更大成功,“Wintel”模式应验了这一点。

  也许,只有当技术和商业天分在同一个脑子里聚集时,这些成就才可能实现。

  “妈妈,我在思考”

  1955年10月28日晚9点,被称为“飞机城”的美国西雅图,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一名男婴呱呱坠地。这个被家人昵称为“三点”的孩子,全名是威廉·H·盖茨,不过大家更喜欢叫他“比尔·盖茨”。

  做律师的父亲和做过教师并热衷于社会工作的母亲,为孩子们营造了一个快乐向上的家庭氛围,他们延续了盖茨家族强烈的竞争意识,常常组织家庭式奥林匹克运动会,小比尔此间体现出超强的好胜心,做什么都竭尽全力,对任何比赛都体现出“我要赢”的强烈渴望。

  借用现代的医学术语,小比尔无疑具有“少儿多动症”的特征,精力旺盛的他似乎从来没有停止的时候。据说他婴儿时就很喜欢摇篮有节奏地摇晃,以至于晃腿成了他日后的招牌动作。他还常常把头和屁股一同塞进箱子,然后一次一次往远处跳,就像他日后常说的——不要停下,不要静止,不要减速。

  虽然好动,小比尔做事情却很专注,他会在别的孩子早就放弃目标时仍然坚持。在学校图书馆查找放错位置的书时,他会毫不松懈地追踪而顾不得休息。姐姐克里斯蒂娜甚至说,当他觉得小脚趾有些弯时,他也会花不少时间去想办法弄直它。

  和同龄人相比,小比尔还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和好奇心,父母从未在周围的其他孩子中看到有比他更热衷于阅读的。一本大部头《世界图书百科全书》是他8岁时的最爱。稍大一点,他又一头扎进罗斯福、拿破仑、爱迪生等名人传记中。盖茨对此回忆说,孩提时,他心中就有一个想法:让思想走在年龄前面。

  六年级时的一个傍晚,他呆在房间不肯出来吃晚饭,妈妈问他在干什么,他的回答是:“妈妈,我在思考。你们难道从来就不思考吗?”

  那一年的经济课上,比尔起草了一份虚拟商业报告:《对Gateway公司的投资》,他想象自己是个投资家,在生产和销售一种新产品。11岁的比尔开始表现出过人的商业头脑。

  哈佛辍学,创办微软

  和商业意识的萌发一样,盖茨对计算机技术的痴迷和天分也早在中学时期就开始显现。

  20世纪60年代还是电脑技术的“石器时代”,电脑还是一个非常昂贵的奢侈品,即便是西雅图收费最高的贵族学校湖滨中学,也无法筹措到数百万美元来购买一台电脑。但在1968年秋天,湖滨中学董事会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租用一台电脑让学生们接触此项技术。就读于此的比尔由此对它“一见钟情”并“以身相许”。

  见到电脑的第一天,比尔试着往这个宇宙飞船般神秘的庞然大物输入指令并得到了处理结果,他顿时感到巨大的兴奋和满足。在一个13岁的孩子看来,这个超级玩具简直太有趣了,他立刻沉迷于此,对其他事几乎失去兴趣。很快,他被称作“电脑狂人”,并在16岁时拿出了人生的第一份电脑作品:课程安排程序。该程序至今仍被湖滨中学沿用。

  17岁那年,比尔在校组建的程序编制小组圆满完成了TRW资讯科技公司交付的客户工资表程序设计任务。在跟这家大公司谈报酬时,这个年轻人明确表示不想按工时付费,而要从版权中抽取专利费。这一举动表现出他具有的商业远见,让伙伴们刮目相看。同年6月,他和同伴保罗·艾伦决定用电脑运算芯片制造一台低价电脑,并为此创建了一个名为“交通数据公司”的小公司,开发处理交通流量资料的软件。一个学年后,他们挣到2万多美元。

  中学毕业后,“电脑狂人”遵从父母意愿考入哈佛大学学习法律,但他很快发现自己并不在意是否会成为一名好律师,他更关心怎样获得财富。他告诉同学哈克斯:“我要在25岁时赚来我一辈子的头一个100万美元。”

  此时,已经工作的保罗·艾伦更是意识到财富的重要性,同时他也看到了计算机市场的广阔前景,他对盖茨说:“电脑已经面临一个进入千家万户的辉煌前景。它将引发一场新的技术革命,就如当年蒸汽机的发明一样,会使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不可预测的重大变化。”这一想法与盖茨一拍即合,但兴奋之余,二人又都感到,当时繁琐复杂的操作程序会阻碍电脑进入寻常百姓家。

  1974年,专为小型电脑设计的计算机语言BASIC语言出现了,敏锐的盖茨感到电脑应用的曙光已经出现,他无比激动,决心将这种语言改进后再推向市场。

  实际上,对于自己编写的通用BASIC语言能带来什么,他心里并不明确,但就在别人都没动手时,他把赌注押在软件创新上。正是这最初的洞察力和远见让他走上一条注定会成功的道路。

  1974年冬天,盖茨和艾伦在《大众电子》杂志封面上看到一句话:世界上第一台微型电脑问世,向市场上的商用型电脑挑战!他们感到非常沮丧:自己的预想已被别人提前实现。不过,他们又很快意识到还有机会,这个名为“阿尔塔8800”的微机缺乏软件,不能运行程序。他们找到开发者艾德·罗伯茨,想方设法与对方签订了一个历史性的协议——罗伯茨答应提供随机搭售软件的机会,但盖茨和艾伦必须写出能在阿尔塔微机上使用的BASIC语言软件。为此,他们开始没日没夜地工作。

  当有一天艾伦能够在阿尔塔机器上玩起游戏时,他们知道自己成功了,他们的BASIC版本成了第一种个人电脑语言,个人计算机(PC)革命从此开始!

  机会就在眼前,历史的使命已经落到自己头上,盖茨感到热血沸腾,他不能再等了!1975年,盖茨不顾父母反对,毅然退学,和艾伦一道在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正式创建了微软公司,全心投入这场革命。他后来回忆说:“参与到PC革命第一阶段的机会似乎是一生的机遇,而我抓住了它……这完全是由于我们对电脑技术的理解和深刻掌握。”

  当时,比尔·盖茨20岁,保罗·艾伦22岁。

  掘金之路

  在两个“小年轻”的带领下,娃娃公司一般的微软充满朝气,一群极具创新潜力的年轻人在这里尽情施展才华。

  盖茨的秘书、40多岁的卢宝像母亲一样照顾大家,她常向不认识盖茨的来访者这样描述:“如果你看见一个戴眼镜的栗发孩子,模样只有16岁左右,各方面都有点与众不同,那就是他。”

  盖茨是长着一副娃娃脸,但外表的稚嫩并不代表他不能在软件世界冲到最前端。

  1977年,在美国“全国计算机大会”上,已经声名远扬的盖茨以一场演讲再次震动业界。他坚定地指出,当时兼顾开发软件的硬件厂商已经挣到很多钱,这些钱中的一部分应该属于软件,硬件商们不负责任地将软件亏本销售,使得

  软件价格始终上不去,长此以往会挫伤软件开发人员的积极性,阻碍软件行业的壮大。这个年轻人为“软件价值”的正名行动得到业界的广泛认同。

  1980年夏天,一个历史性机会降临到盖茨头上。计算机巨头IBM做出了涉足PC的重要决定,急需找到一种相应的操作系统。他们最初联系了以研制CP/M操作系统闻名的数字研究公司,CP/M的设计者加里·基尔代尔谈判那天恰巧不在家,他太太多露西当时没有答应签下协议,心急如焚的IBM转而将绣球抛给了微软。

  当时,IBM是年营业额达280亿美元的巨型企业,崭露头角的微软年营业额只有250万美元。双方达成协议后就开始联合开发OS/2操作系统。

  盖茨哪有时间从头开始?他带领大伙儿改编了从西雅图电脑产品公司买来的操作系统,让它能顺畅地“跑”在IBM电脑上。盖茨将该系统命名为MS-DOS。1981年,随着IBM个人电脑的热销,MS-DOS的版权使用费也向微软大量涌来。

  遗憾的是,“蓝色巨人”在此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战略失误:他们允许微软授权其他公司使用MS-DOS。这样一来,MS-DOS逐渐成为IBM个人电脑和兼容机的标准操作系统,一个依赖微软的PC产业由此形成。

  结缘IBM那年,盖茨的另一大收获是迎来了他的第二个亲密伙伴——史蒂夫·鲍尔默。鲍尔默是比尔在哈佛大学里玩扑克时认识的好伙伴,他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又考入斯坦福商学院,是一个处理大事的好手,有着强硬的管理手腕。

  多年以后盖茨评价那次求才之举时说,选择鲍尔默效力微软,是他所作过的最杰出的商业决策之一,鲍尔默不但完全值得信赖,而且能与自己分享愿景并致力于微软的成功。

  1986年3月13日,微软股票首次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第一天开盘价为每股25.17美元,一周后飞升到35.5美元。盖茨在他31岁那年,拥有的股票价值超过10亿美元。此后的微软一发不可收拾,从视窗到Office办公系统,从多媒体软件到网络产品,微软总是拿出最成熟的商用产品。一个软件帝国已经建成。

  当然,这一切并非他一人之功。盖茨认为,公司的精英人才共同成就了微软的辉煌。“对于优秀人才,我安排的很多面试不是在考他们,而是在求他们。”

  从最初一起设计软件并创建公司的保罗·艾伦,管理天才史蒂夫·鲍尔默,到首创“菜单”模式的西蒙伊,再到让微软完全占领欧洲市场的鲍勃·奥里尔……深谙用人之道的盖茨将他们一一纳入旗下,微软的成功路上印下了各路精英们深深的足迹。

  软件帝国建成后,盖茨并没有消减身处IT领域的强烈危机感,他提醒自己的员工,“这个世界到处都是庞然大物的尸骨。”他还在《未来之路》一书中透露,为了迎接随时可能到来的危机和挑战,他总是尝试着尽可能扩大眼界,思考未来,而且要计划在前。也许正是因为这一切,著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对盖茨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如果他卖的不是软件而是汉堡,他也会成为世界汉堡大王。”

  第二章 强硬的垄断者VS慷慨的慈善家

  把竞争融入企业血液的微软将触角伸到了这个行业的每一个角落,并常常把对手们斗得狼狈不堪。

  可正当人们在为盖茨和微软飞速发展而惊叹时,对手们早已对其恨得咬牙切齿。在很多人眼里,盖茨简直就是魔鬼。他们愤怒地以垄断为名将微软告上法庭。但让很多人猜不到的是,面对浩浩荡荡的原告大军,作为公司的领军人物,盖茨依然以一种无比强硬的态度示人,这无异于火上浇油。

  反垄断案中的非理性律师

  据盖茨说,在微软成长史上,有四家公司把微软当成眼中钉:IBM、Sun、网景(Netscape)和甲骨文。

  IBM,因微软背着自己赶制出Windows操作系统而与之分道扬镳;网景公司的Navigator网络浏览器被微软的IE浏览器逼没了踪迹;Sun称微软违反了Sun开发的编程语言Java的协议;甲骨文则对微软在数据库方面的作为而耿耿于怀。

  1998年,微软终于遭到历史上最让人头疼的麻烦:司法部和20个州共同起诉微软阻碍公平竞争,微软由此开始卷入一场长达四年之久的反垄断纠纷。

  盖茨本可以将整个案子交给公司的律师处理,而不必与对手们正面交锋。但被一名法官比作拿破仑的盖茨,选择了亲自应战。他交待员工,要更加勤勉地工作,万万不可因为官司耽误了公司的发展大计。而他自己,却充当起公司的首席法律战略家,坚定地冲到了反垄断诉讼案的第一线。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从法律专业辍学的哈佛学生,在审判中吃了大亏。不仅如此,案件原本可能庭外和解,盖茨也并不接受,他固执地认定:“法定权利胜过公共关系”。明知可能会在法庭上耗时数年,他也宁愿让法庭来裁定。

  微软树敌颇多,官司中自然有源源不断的证人到场,他们对提供不利于微软证据的行为乐此不疲。盖茨片刻不敢分神,他只能一个一个地去对付。然而,一次关键指证一下击中了微软的要害。一个名为丝蒂芬妮·雷雪尔的证人指证盖茨确实使用了非法的竞争手段,而她的证词之所以无懈可击,是因为盖茨曾经让这位年轻的微软职员参加过公司的机密会议,她亲眼看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内幕。她的证词一出,微软股票应声狂跌,盖茨的个人财产一夜间损失80亿美元。传说,雷雪尔是盖茨的情人,但至于她为何最后与盖茨反目,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真是命不该绝。民主党克林顿总统当朝时代的大法官本已做出拆分微软的判决,但共和党布什政府上台即让盖茨获得意外转机:新人把控的司法部不再坚持将微软一分为二,微软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和解。

  反垄断讼诉案结束后,微软获得相对满意的结果,但四年多的折腾也让自己遍体鳞伤:高层主管大量流失,员工士气低落,媒体头版长篇累牍的负面报道。盖茨也被扣上冷酷无情、骄傲自大、动辄发怒、缺乏可信度等帽子。

  投身慈善之谜

  美国一家媒体曾经称盖茨“永远不是一个利他主义者”,但从反垄断案中解脱出来后,被贴上各种难看标签的盖茨开始以行动来恢复微软和他本人的名誉,他所做的一切令人无法怀疑他的诚意。

  2008年6月,盖茨宣布离职前一周表示:要把自己580亿美元的财产全部捐给他和妻子名下的慈善基金。

  盖茨的大手笔慈善举动,剥离那些表面的原因后,追根溯源恐怕还是受母亲玛丽·盖茨的影响。

  作为家庭中心的玛丽,对社会工作怀有极大兴趣,在社交界享有极高声誉。早年,当IBM在决定要不要跟微软合作共推PC操作系统时,当时的董事长约翰·奥佩尔问道,“就是玛丽·盖茨儿子办的那个微软吗?”得到肯定回答后,奥佩尔很快在合约上签了字。原来,他过去与玛丽共事时,对方的品德和人格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比尔跟妈妈的关系很亲密,这个超级富翁是玛丽永远都长不大的孩子。比尔常常是刚挂掉妈妈的电话就收到她的来信。

  他曾经只热衷于企业发展,而对雪片般的求助信置若罔闻。媒体纷纷发表文章,指责身为世界首富的盖茨一毛不拔。母亲和父亲一直在推动他必须做出行动,他却回嘴说:“妈妈,我有一个公司要管理。我为社区能做的最好事情,就是让这个企业成功。”那时候的盖茨,觉得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高于一切,别的什么都要为之让路。

  1994年,盖茨的想法改变了。

  在那一年举行的盖茨和梅琳达的婚礼上,妈妈在祝词中说:“那些慷慨的贡献让我们有壮举可期待。”几个月后,玛丽因癌症不幸去世。无比悲痛的盖茨在精神上和感情上受到巨大冲击,一位作者写道,“他开始重新思索人生和周围的世界,许多他原来埋在如山事物底下的事情进入视野,许多原来似乎无足轻重的事情提到了最前面的位置——这其中就包括慈善事业。”

  捐献巨额财产,跟盖茨对待财富的态度也不无关系。身为全球首富,盖茨的日常生活可以称得上简朴。他在接受《花花公子》杂志采访时表示,“过普通人的生活才是一种享受,奢靡富贵和挥金如土的生活我只能敬而远之。”跟中国多数父母不同,他认为,如果孩子因投了个好胎就能不劳而获,无论对社会还是对孩子而言,这都将是一种灾难。

  第三章 狂热的软件情人VS机敏的实用主义者

  比尔·盖茨的巨大财富源自他一手打造的软件帝国,但他的终极追求并非财富本身,对软件的极度热爱才是他奋斗的根本源泉。

  早在为湖滨中学编写课程安排软件时,盖茨就深深迷恋上了这个游戏。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很难把我同一台能如此准确无误地展示我思想的成功机器分开,我已经深深陷进去了。”

  在为阿尔塔编写BASIC语言期间,盖茨整整一个冬天在宿舍里不是摇晃就是踱步,他说这样有助于把精力集中在一个想法上,把语言编写得更好。他和艾伦睡得很少,困了,就书桌或地板打个盹,很多时候既不吃东西也不见任何人。

  创办微软后,盖茨工作得更辛苦,他废寝忘食地投身于软件开发。据说,在6年间他只休息了6天,有时甚至顾不上洗澡。秘书常常在早晨来到办公室,看到老板在地毯上香甜地睡着了。后来,他的时间被视为微软最珍贵的资产,它被主管们称为“比尔资本”,任何人不得浪费,包括比尔本人。

  盖茨感到,工作就是竞赛,在事情到了紧要关头时人总会有超水平发挥,这能给他带来极大的满足感。但他否认自己是工作狂,并把这种卖力归结于对软件事业的热爱。他说工作令人兴奋,他不止一次表示,“我有世界上最好的工作。”

  英特尔公司董事长克瑞格·贝瑞特最近在谈到盖茨时认为,让盖茨成功的最重要一点正是他对技术的热爱,“任何一个和盖茨讲过话的人,都发现他那么热爱他所从事的软件事业,而且有远见卓识,一开始就知道技术的发展趋势是什么。”这正如另一位作者所言,“电脑仿佛激发了他身体内的某种潜能,将他的生命之箭导向了最应该射中的地方。”

  软件巨人的妥协

  对软件的深深痴迷,并不妨碍盖茨以一种更为理性和务实的态度来爱它。

  盖茨在反垄断案中的强硬和激进,让他和微软被看成令人憎恨的侵略者。

  在“盖茨=微软”的年月,为让公司不再那么容易留下话柄,大家只能让盖茨淡出,这位实用主义者自身也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并接受了这一无比痛心却相当现实的策略。

  2000年1月,盖茨把CEO一职让给亲密战友史蒂夫·鲍尔默,自己退居二线担任微软公司董事长兼首席软件架构师。不过,他其实依然保持领导权力,对公司众多问题作决策。

  反垄断案结束后的第一时间,他们宣布为微软重新定调,改变过去那种“新创企业模式”——在新创企业模式下,微软确实曾经唯增长率和利润是从,过分强调赢得竞争而不顾竞争对手死活。

  盖茨和鲍尔默开始“重造”公司,先是领导人,接着是业务架构,然后是新员工类型,最后是闻名业界的企业文化。

  在鲍尔默主宰下,经过四年官司的微软从青春期步入了成熟期。2002年6月,鲍尔默在一份变革备忘录中指出,微软仍然要富于竞争性,但同时必须清楚自己在市场上和行业中的位置,那意味着要成为更多其他公司的合作伙伴而非敌人。微软开始尝试与全球的客户、伙伴、行业和政府打造一种新的关系。

  本以为在媒体构建企业形象是偏离公司要旨的盖茨,也开始意识到树立良好公众形象的重要价值。不喜交际的他立即开始在主流媒体频频现身并变得亲切。在他的专访中,狡猾而幽默的外交辞令俯首可拾。

  微软中国高层曾向《IT时代周刊》透露,在决定参加外事活动前,盖茨总是习惯于先搞清这对微软的价值:“我为什么要见他?这对微软有什么好处?”而会面一旦开始,他转身就能给对方一个可掬的笑容,并极力向对方展现内心莫大的热情。

  识时务者为俊杰,微软实用主义风格的妥协战略也延伸到了中国。这个坚定的知识产权捍卫者,着眼长远,不但容忍了中国对其软件的盗版,而且跟政府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帮助当地推进软件产业的发展。这些努力显然十分奏效,原本在这个庞大市场“水土不服”的微软取得了各方面的重大突破。

  盖茨本人则对中国人才非常看好,他多次来到中国并有浓厚的中国情节,他甚至向微软亚洲研究院前院长李开复问过对方在北京怎么解决户口的问题。他在中国受到了明星般的狂热追捧,在中国最近一次有关其形象的网络调查中,选择“喜欢”他的网民比例高达80%。

  急流勇退

  随着个人公众形象的好转,盖茨反过来成为微软巨大的公共关系资产。但在今天,在与鲍尔默8年的权利交接准备后,他全身而退。

  “我不能再挡道了……我离开微软的全职工作可以为其他人创造一个走到前台的机会,因为我离开可以腾出一个真空地带。我决心离开,给微软一个新气象。”盖茨在退休日含泪说的这番话,让鲍尔默感动得泪流满面。鲍尔默说:“我们无法对比尔言谢。比尔是创始人,比尔是领袖。微软是他的孩子……我们获得了一个巨大的、巨大的机会,而这个机会正是盖茨为我们提供的。”

  实际上,盖茨并非完全退出,在一些重要的长期技术项目上,他还将发挥关键作用。毕竟,他仍然是一个“把技术视为宗教信仰一般”的人。

  据《商业周刊》报道,退休的盖茨对软件没有失去任何热情。在谈到新工作时,他表示,只会比现在更为深入地研究软件,他将投入到2-3个他可能最起作用的关键领域,其中就有网络搜索。盖茨同时声明,在搜索团队,他只是一个顾问而非决策者。

  7月1日以后,盖茨将把80%的时间用于盖茨-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工作,只用20%的时间处理微软的事务。

  与8年前“退居二线”不同的是,这一次,“盖茨时代”确实结束了,鲍尔默和新的领导班子将独立承担微软的发展重任。

  盖茨曾经说过,“科技这个行业,没有一家公司可以躺在荣誉和成功上面睡大觉,它充满了太多的迂回曲折和起起落落。”曾经冒失的微软,如今正面临进入成熟期后进一步高速发展的瓶颈。

  很难让人想通的是,53岁的比尔·盖茨在这个时候早早从他一手创建的微软退休,究竟为什么?假如有朝一日微软陷入困境,他也会像苹果公司的乔布斯一样杀回来吗?有人说,他是想把“微软”和“盖茨”之间的等号彻底抹掉,让微软成为一个真正的品牌而非个人崇拜的符号。

  也有人并不这么想。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比尔·盖茨的意义》一文中说,现在,“将微软同Google和Facebook放在一起,就好比看着老爸在维护其作为父亲的尊严……盖茨却是将务实精神贯彻到底,在关键时刻选择了急流勇退。”

  你可以爱他、讨厌他,甚至恨他,但你永远都无法忽视他——这就是比尔·盖茨的魅力。
  

[此帖子已被 luo 在 2009-8-25 9:55:58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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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5 09:59:06 | 显示全部楼层

空前壮举 “闯关东”为啥持续数百年[转帖]

  拖家带口闯关东

    背井离乡 逃荒到东北  一、“闯关东”的由来

  关东是指以今天的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为主的东北地区,因这一地区处在山海关以东,故名。清前期设禁,前往关东要“闯”,因为那是越轨犯禁的行为。但自近代1860年(咸丰十年)解禁后,前往关东谋生就已合法,“闯关东”一语之所以仍被沿用,是积习成俗使然。

  远在宋辽金元时期,就有关内流民出关觅事,来去自由。清王朝建立之初,流民出关也不必“闯”,相反还得到清政府相当的鼓励。因为关东本来就人烟稀少,加上明末清初战争的影响,人民走死逃亡,导致关外“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但关东又是“龙兴之地”,为强根固本,清廷即屡颁诏令,命地方官“招徕流民”,开垦荒田。1653年(顺治十年)设辽阳府(下辖辽阳、海城二县),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宣布开放辽东,“燕鲁穷氓闻风踵至”者不少,也由此引起清廷的不安。《条例》颁布15年后,也即1668年(康熙七年),清政府宣布关闭山海关的大门,《条例》废止。

  清廷所以要封禁东三省,当然有许多理由,如关东为人参产地,旗民生计所系,流民入山偷采者成千累万,屡禁不止(杨宾《柳边纪略》第1卷),成为清廷不得已而封关的原因之一。还有,东北设有围场,供皇室狩猎之用,但围场地面辽阔,无法禁绝“游民借开荒之名,偷越禁地,私猎藏牲”(《清朝续文献通考》第3卷),于是,干脆封禁。再有,清廷深恐流民如猬之集,抢了旗民的饭碗,“必致(旗民)生计日蹙”。这些理由,固然很充分,但保护满族固有的文化则是清廷“闭关(山海关)”尤其不可忽视的根本原因,类似“本朝龙兴之地,若听流民杂处,殊与满洲风俗攸关”的上谕,屡有颁行。

  在清廷看来,满族的尚武之风不能丢,满族的风俗习惯不能杂糅,要想不使满人“习成汉俗”、被中原文化同化,只好把“自我”封闭起来。加之有清一代“反清复明”之声不绝于耳,更使“满汉之见”难以消散,因而也促使清廷屡颁禁令,一次比一次严厉,不仅要“永行禁止流民,不许入境”,而且下令“逐客”。1740年(乾隆五年)上谕命“寄居奉天府流民,设法行遣……定限十年,令其陆续回籍”。十年后(1750年),流民归籍期限已满,再颁严令,“令奉天沿海地方官多拨官兵稽查,不许内地流民再行偷越出口……令守边旗员沿边州县严行禁阻,庶此后流民出口可以杜绝。”(《大清会典事例》第158卷,《户部》)当然,清廷也清楚,仅“闭关”仍不足以抵制“汉俗”的侵袭,流民泛海可至辽东,经蒙古亦可进入关东腹地。

  有鉴于此,康熙年间清廷又花了几十年时间设置“柳条边”以期禁阻。尽管清廷煞费苦心,但北方流民入关谋事却屡禁不绝,而且呈不断扩大的趋势,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上谕”称,仅山东流民入关者就达10多万(《清圣祖圣训》第8卷)。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据估计,在关东谋生的华北农民(包括已改变流民身份定居关东者)总计达180万人(葛剑雄等:《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4页)。这些流民都是在“闭关”条件下犯禁闯关、私自进入关东的,所谓“闯关东”之说,即由此而来。

  1860年,关闭的山海关大门重新向流民敞开,流民入关东谋生,不再视为非法,只因“闯关东”一词已约定俗成,也就成为流民去关外谋生的代名词了。

   二、关内之民为什么要去“闯关东”

  “闯关东”的流民,以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人为多,而其中又以山东人为最。1911年东三省人口共1841万人,其中约1000万人是由山东、直隶、河南等省先后自发涌入的,规模之大,举世震惊。进入时期,“闯关东”浪潮仍居高不下。从1912—1949年,流入关东的人口共约1984万人,平均每年约52万人,其中1927、1928、1929年连续三年超过百万。规模如此庞大,难怪“闯关东”被世人视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是“全部近代史上一件空前的大举”(转引自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室编:《二十世纪的中国农村社会》,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第84页)。
  

  “闯关东”浪潮持续了数百年,人们在惊叹其流量之巨的同时,自然会问一个“为什么”?笔者试以山东为例“解剖麻雀”。

  “安土重迁”是中国农民的特性,山东作为孔孟之乡,这种特性更是根深蒂固。可是山东人不顾一切“闯关东”之举,“必是为了什么迫切的缘由所驱使。”(W.Young:《美报之华人满洲移动观》,《东方杂志》第25卷第24号,第50页)这“迫切的缘由”,当然复杂,其中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

  一是人口压力。山东“地少人稠”,“生齿甚繁”,“人满之患”自清代中叶以来日渐严重,“农村人口过剩,不待凶年,遂有离乡觅食,漂流各处,山东地狭民稠,其例尤著。”进入近代,人口压力更大。1850年山东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15.86人,名列第四,1911年升为第三位(每平方公里202.24人),1936年上升为第二位(每平方公里256.40人),虽然次于江苏,但如时论所评,“以江苏工业发展的程度,占全国各省第一位故,其过剩劳力的收容量,当然增加,比山东势优。故在山东发生农民的劳力过剩和生活困难,为自然的归结。山东农民经营的面积过小、分割过小的土地,为促进农民离村的根本原因之一。”(《中国农村人口增减趋势及农民离村部分考察》,《中行月刊》卷九第3期,第107页)显然,“人口压力流动律”在山东农民“闯关东”流向中发挥着持久的作用。

  另一个“迫切的缘由”是天灾人祸。山东是近代史上灾害多发区。有人统计,在清代268年历史中,山东曾出现旱灾233年次,涝灾245年次,黄河、运河洪灾127年次,潮灾45年次。除仅有两年无灾外,每年都有程度不等的水旱灾害。按清代建制全省107州县统计,共出现旱灾3555县次,涝灾3660县次,黄河、运河洪灾1788县次,潮灾118县次,全部水旱灾害达9121县次之多,平均每年被灾34县次,占全省县数的31.8%(袁长极等:《清代山东水旱自然灾害》,《山东史志资料》1982年第2辑,第150页)。这种灾害的“多发性”、严重性令人震惊,自然成为山东流民“闯关东”的强劲推力。

  与天灾结伴而行的是人祸。近代山东兵灾匪患连年不断,“益如火上加油”,如军阀张宗昌“祸鲁”时期(1925年6月至1928年4月),“山东军队号称二十万人,连年战争,除饷糈多半出自农民外,到处之扰、拉夫、拉车,更为人民所难堪。至于作战区域(津浦线)十室九空。其苟全性命者,亦无法生活,纷纷抛弃田地家宅,而赴东三省求生。”(集成:《各地农民状况调查——山东省》,《东方杂志》第2卷第16号,第136页)天灾人祸并行,形成山东农民“闯关东”的狂潮,这是1927—1929年连续3年出现“闯关东”人数突破百万大关的基本原因。

  种庄田,真是难,大人小孩真可怜!慌慌忙忙一整年,这种税,那样捐,不管旱,不管淹,辛苦度日好心酸,两眼不住泪涟涟。告青天,少要钱,让俺老少活几年!

  这首载入《临清县志》中的歌谣,折射出山东农民生活的苦情。无法照旧生活,只有一“走”了之。“富走南,穷进京,死逼梁山下关东”,这句妇孺皆知的谚语,正说明“逼上梁山”是山东流民关东之行的最“迫切的缘由”。

  而关东,地广人稀,沃野千里,对流民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且关东、山东比邻,或徒步,或泛海,均极便利,“闯关东”自然是山东流民的首选。

  1860年山海关的大门敞开了,流民“如怒潮一般涌到满洲去”。他们通过海路、陆路,经历了千辛万苦,来到关东,垦荒种地。根据1932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学会所编《中国人口问题》一书的调查资料,77%的流民流向关东后“志在农业”。而随着关东的开放,工商业也发展起来,城市化进程加快,流民无论是务工还是经商,都比较容易谋到营生的职业,这对流民同样具有吸引力。“东三省,钱没腰”,这句广为流传的口头禅,使人相信关东有着无限的谋生机遇。只要有“闯”的精神,不愁没有碗饭吃。

  “闯关东”之风由来已久,这种“由来已久”,使“闯关东”逐渐演变成为具有“山东特色”的地区文化传统。这种传统积淀越深厚,“闯关东”的内驱力越强,“闯关东”越是普遍化,这种地区文化传统越厚重,形成一条不绝如缕的“因果链”。在胶东有些地区,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甚至村里青年人不去关东闯一闯就被乡人视为没出息。“闯关东”作为一种社会生活习俗而被广泛接受,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现象了。

 
   “闯关东”持久而普遍,意味着血缘、地缘关系的延伸和社会关系的扩大。关东是山东人的第二故乡,那里有他们的父老乡亲。一旦生活发生困难或遭遇天灾人祸,山东人便首先想到“闯关东”,投亲觅友,以求接济。史书中有许多例子说明,关东、山东有着无法割断的社会联系(参见路遇《清代和山东移民东北史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社会联系的扩大化和“闯关东”现象的普遍化是互为因果的“因果链”,它使“闯关东”这种地区文化传统有了深厚的现实的社会基础,同时,也使“闯关东”的流民现象具有相对较少的“盲目”色彩。

  
   三、“闯关东”与东北开发  流民如潮水般涌向关东,无论他们务农、务工经商,还是伐木筑路,都为关东的开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东地广人稀,“闯关东”浪潮不仅使关东地区“人稀”的面貌得到改观,与全国人口分布趋于平衡,而且,肥沃的黑土地得到开发,耕地面积处于不断增长之中。有资料显示,1873年关东耕地面积仅为2400万亩,40年后即1913年达到12300万亩,1932年更增加到30618万亩。荒原变良田,流民有拓荒之功。《东北集刊》第2期发表评论,盛赞“山东人实为开发东北之主力军,为东北劳力供给之源泉。荒野之化为田园,太半为彼辈之功。其移入东北为时既久,而数量又始终超出其他各省人之上。登莱青与辽东一衣带水,交通至便,彼土之人,于受生计压迫之余挟其忍苦耐劳之精神,于东北新天地中大显身手,于是东北沃壤悉置与鲁人耒锄之下”。正是由于山东等省流民的辛勤开垦使“北大荒”成为远近闻名的“北大仓”。这其中,流民洒下了多少汗水,是不言而喻的。

  流民大量流向关东,推动了关东地区工商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禹贡》第6卷的评论说:“盖拓殖东北者,日用所需时感不足,为供应彼等各种需要,遂有汉人商店出现。此类商店多系国内有巩固基础营业之分支,多取杂货店形式。贩卖品以强烈之酒居多,粗劣棉花、靴、帽、菜品等次之,兼营兑换金钱,发行支票,收发书信。后又设总行于各交通便利之地,用以统辖各支店,都市随之而兴矣”。工商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反过来成为吸引流民的条件,互为因果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1917年东北工厂企业发展到1785家,1945年达到6878家,发展速度与“闯关东”流民浪潮规模之巨一样惊人。

  “闯关东”浪潮,有力地促进了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关东的开放,意味着清政府保守满族固有文化的初衷呈不可逆转之势逐渐走向它的反面。作为文化、信息的载体,流民大规模入关,意味着中原文化向关东地区大规模挺进。在关东,有许多山东村,就是齐鲁文化平面移植的突出表现。中原文化“喧宾夺主”,这样势必造成中原文化对以满族文化为主体的关东文化的同化局面。关东文化在中原文化的包围之下,只能不断进行自我调适,受到“同化”,向中原文化看齐,所谓“渐效华风”是也。结果如WalterYoung所云:“到了今日,旅行满洲者,从辽河口岸直达黑龙江,至多只能看见从前游牧人民的一点行将消灭的残遗物迹而已,他们昔日跨峙塞北的雄威,已经荡然无存了。现在满人几与汉人完全同化;他们的言语,也渐归消灭,转用汉语了。”(W.Young:《美报之华人满洲移动观》,《东方杂志》第25卷第24号,第52页)原有的关东文化丧失了独立存在的价值。

  但大面积“复制”到关东的中原文化,由于脱离“母体”和环境的改变,也不能不发生“异变”。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流民到了关东,不能不改吃高粱米、棒子面,为了对付严寒,也不能不学着关东人的样子烧炕睡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就使“复制”到关东的中原文化与“母体文化”逐渐拉开距离。而关东文化也不可能毫无保留地全盘“同化”。这样,一种脱胎于中原文化和关东文化而不尽同于中原文化和关东文化的新型的区域文化——新型关东文化逐渐形成。尽管在“闯关东”浪潮潮起潮落的近代历史条件下这种新型关东文化还没有显示出绰约的丰姿,但已初见端倪,照史书上的话说,即“满汉旧俗不同,久经同化,多已相类,现有习俗,或源于满,或移植于汉。”(《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东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池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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