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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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嗓子周璇[转帖]

　　
　　作者：吴东平 分类：人物总传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周璇其人

　　周璇（1920—1957），著名的电影表演艺术家、歌唱家。原名小红，又名苏璞，祖籍江苏常熟人。周璇自幼遭父母遗弃，被上海一周姓人家收养，从此她就改姓周。8岁时周璇在一歌舞团开始学艺，15岁进入黎锦晖开办的明月歌舞班，便开始步入演艺界。“九一八”事变后的1932年，周璇在一次演唱会上，演唱了爱国歌曲《民族之光》，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因歌词中有“与敌人周璇沙场上”一句，她便以“周璇”二字为自己的名字。1934年，周璇在上海广播电台举办的歌星联合比赛中，以一曲动听的《小小茉莉花》，荣获“优秀歌手”称号，并获得“金嗓子”的美誉。

　　1935年，周璇步入电影界。1937年，周璇在上海与著名电影演员赵丹等人主演了她的成名作《马路天使》，从此周璇蜚声影坛。特别是她在片中主唱的《四季歌》、《天涯歌女》等几首插曲，流传至今，成为人们喜爱的歌曲。

　　周璇这位在中国影坛和歌坛上红极一时的双栖明星一生有着几次不幸的婚姻。周璇的第一任丈夫叫严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周璇被誉为“歌坛皇后金嗓子”时，严华也被誉为“歌坛之王”、“中国第一歌唱家”。严华一生创作歌曲一百几十首，其中以《月圆花好》、《送君》、《百鸟朝凤》、《天堂歌》、《难民歌》等数十首歌曲流行最广。

　　周璇与严华是在黎锦晖开办的明月歌舞班相识的。那时，15岁的周璇刚进入明月歌舞班，而教她学艺术的老师则是严华。严华1912年出生在江南一个书香之家，后毕业于北平国立尚志高级商科学校。学生时代的严华就以京剧票友的身份演出过《四郎探母》等戏而知名。在歌舞班里，周璇得到了严华的精心指导，很快成为班里的尖子学生。其后他们二人由亲密的师生关系升华为夫妻关系。1938年，周璇与严华结婚。婚后仅四年的时间，即1942，他们的夫妻生活宣告结束，没有留下子女。

　　周璇遭受第一次婚姻的挫折之后，一段时期似乎再没有勇气与另外的男人谈情说爱了。经过几乎近8年的痛苦思索之后，她再度扬起爱的风帆，又开始寻找自己人生的真正爱情。然而天真纯洁善良的她终于再度让拥有妻室的富家公子朱怀德骗取了她的爱心，掠取了她的大量钱财之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的只是腹中蠕动的小生命。1950年初，周璇带着这个小生命从香港回到了上海，不久腹中的孩子降生了。这个孩子就是她的长子周民。周璇平生第一次做了母亲。在不幸中出世的周民，凭着自己的努力和奋斗，终于像她母亲一样也成为了一名艺术家，一名出色的诗人。

　　周璇的第三位丈夫是唐棣。1950年，周璇从香港迁居上海后，解除了生活包袱，一心投入到电影《和平鸽》的拍摄之中，并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为了事业，周璇将长子周民送进了幼儿园后，重新开始了她新的艺术人生。然而，作为女人的周璇，虽然在爱情和婚姻的殿堂里屡遭挫折，尽管在艺术上有着更新更高的追求，在她内心深处，仍然期盼着真诚的爱情、美满的婚姻。

　　1951年8月的一天上午，周璇来到导演顾而已的家中，为电影《和平鸽》的广告画作模特，那天画广告的是画家唐棣。周璇看了唐棣画中的自己的形象惟妙惟肖，非常高兴，赞不绝口，认为这一幅画是自己所有的画像中最好的一幅。唐棣受到了周璇的赞扬后，心里也乐滋滋的，一向对“戏子”抱有偏见的他，顿时为眼前“这般完美”的周璇所倾倒。从此，唐棣进入了周璇的生活之中。不久他们同居了。当周璇的腹中有了他们二人的爱情结晶准备正式与唐棣结婚之时，却受到了不少人的阻挠，接着周璇因“精神病发作”住进了医院。几乎在此同时，唐棣又被控犯有诈骗罪被捕入狱。似乎天意注定了周璇的人生，尤其是婚姻将永远是不幸的，更决定了腹中的孩子将面临着悲惨的命运。这个孩子就是周璇的幼子周伟，这个一生敢于同命运搏斗的孩子，终于沿着母亲周璇的步伐走下去，走出了辉煌的人生。

　　　　长子周民：舍命为义父护墨宝

　　周民（1950—　　）是著名的两栖明星周璇的长子。1950年初，周璇还在香港的时候，就怀上了他。不久，周璇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离开了香港，到了她长期生活的上海。这一年的9月，周民便在上海出生了。当周民刚满10个月，母亲周璇因精神病发作住进了医院。无人照看的他被好心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赵丹和妻子黄宗英夫妇收养了，使他重新有了自己的家。

　　1956年，周璇病逝前，赵丹夫妇又将周民的弟弟，周璇的第二个儿子周伟接到家中与自己的5个孩子一起抚养。从此他们兄弟二人在“赵丹爸爸”和“黄宗英妈妈”的关爱与呵护下成长。

　　“文化大革命”中，赵丹与黄宗英夫妇被打成牛鬼蛇神，赵丹的五个孩子和周民兄弟俩也受到迫害。然而，已懂事的周民深知赵丹爸爸和黄宗英妈妈的为人，永远忘不了赵丹和黄宗英两位老人多年来对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深知他们决不是坏人，而是天底下最好的人。在赵丹遭受造反派残酷的批斗和坐监狱的日子里，周民为了伸张正义，冒着生命危险勇敢地站出来为赵丹爸爸辩护。为此，周伟还挨过红卫兵的毒打。在此期间，他还不顾个人的安危，在预感到造反派要查抄赵家时，就把父亲赵丹的许多书籍、手稿和珍藏的画偷偷地运到远在江西的农场里，才使得赵丹先生的那些有着重要价值的资料，在那里秘密地保存了下来。直到“四人帮”倒台之后，赵丹的这批作品才得以重见天日。有人称赞周民的此举为“舍命护墨宝，情意惟天知”。

　　周民“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到江西一家农场劳动教养，在这里，他抽出时间阅读了不少书籍。正是父亲赵丹的这许多书籍，才使得他有机会接触到了政治经济学、哲学及文学等一批书籍。这时期周民简直成了一个小小的“饱学之士”。

　　“四人帮”被彻底打倒后，赵丹一家冤案得到了平反，周民政治上也得到了解放，从农场调到江西省文联工作，热爱文学的他便拿起笔开始他的诗歌、散文创作。在这里，周民还和一位上海姑娘在赣水之滨组建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义父赵丹去世后的1982年，周民调回上海，进了《萌芽》编辑部，在这里从事他所喜欢的文学编辑工作。此时的周民已作为一名诗坛新秀出现在广大读者面前，他创作的纪念周总理和有关“文革”义士张志新的诗真挚感人，赢得了广大读者的一片赞誉之声。

　　20世纪80年代中期，青年诗人周民的第一本诗集《恒湖》出版，他在诗坛上再上一个台阶。他的那些流露人生真情实感的诗特别引人注目。例如他写的《国之恋》、《爱之音》等诗抒发了诗人对祖国山河的热爱与对友人的深厚情谊。《湖之情》的组诗向读者再现了诗人“文革”中下放鄱阳湖之滨的恒湖农场的劳动生活，《人之心》的组诗则是诗人怀念逝去的亲人的，其中还有包括怀念义父赵丹的《骨灰盒》等诗，读来也扣人心弦。

　　进入21世纪后，周民开始搜集和整理母亲周璇生前的许多资料，尤其是母亲写的日记。经他整理后的《周璇日记》得以出版，书中也收录了周民的文章。他编写这本书的目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出于对母亲的怀念，还母亲一个崇高的艺术家的真面目。

　　童年时代的周民，由于母亲长期住院，他从小就在电影演员赵丹和黄宗英夫妇家中长大成人，他与母亲的接触不多，对母亲的了解就更不多了。与母亲有印象的接触，据周民自己说就那么一两次。一次是1957年初，周璇的病情有所好转，还是上海电影界的领导派人把他带到虹桥疗养院去，在那里见到了母亲，当妈妈一见到自己的儿子周民时，就拉住他不放，并将他紧紧抱在怀里。而幼稚的周民却从母亲怀里挣脱出来，去捉他的蝴蝶和蜻蜓。

　　另一次是同年的秋天，是母亲去世后出殡的那一天，周璇的葬礼在上海万国殡仪馆举行。那时7岁的周民在大人的陪伴下，只上去看了妈妈一眼，就和保姆坐上三轮车回家了，也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悲哀。成人后的周民在搜集整理母亲的日记中，使他发现母亲是一个伟大的母亲，是一个正直而有良心的艺术表演家和歌唱家，使他真正看到了那些有良心的记者们所说的母亲周璇是一个“人人都爱”的艺术家。

　　　　次子周伟：“地铁音乐王子”

　　周伟（1953—　　）加拿大籍华裔音乐家，周璇的次子。他出生后不久，母亲就因精神病，再度被送进了医院，父亲唐棣也因诈骗罪被送进了监狱，小周伟就被送进了上海的一家孤儿院。

　　一

　　母亲周璇去世后，赵丹夫妇打听到了她还有一个男孩子流落在上海。充满爱心的赵丹黄宗英夫妇出于对周璇的友谊，下决心一定要找到她的这个孩子。经多方打听查询，才在一家孤儿院里找到了只有4岁的周伟的下落，便将他领回家中，从此小周伟和哥哥周民得以团聚。

　　聪明好学的周伟自幼禀承母亲的艺术天赋也爱好音乐。小周伟在赵丹的培养下，10岁时，就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小。在这所学校里，周伟就曾代表该校参加“上海之声”音乐会，一举夺得少年组的奖牌。从此小周伟以此为动力，不骄不躁，在老师的引导下，他先学钢琴，后主攻中国传统乐器笛子。那时，他得到了一位好心的老师的关爱。这位慈祥的老师见周伟喜欢笛子，就亲自寻到一截上好的竹子，为他制作了一支六孔的竹笛。老师把自制的竹笛交给周伟时叮嘱他说：“周伟，别小看这不起眼的竹笛，它是中国民族器乐的精粹之一。”

　　此后，周伟牢记老师的教诲，对小竹笛有着特殊的感情。无论他走到哪里，都将老师赠给他的这份珍贵的礼物——竹笛带在身边，一有机会就吹起来。可是，在20个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那场令人可怕的十年动乱的风暴席卷祖国大地之时，正在上初中的周伟，也被这场“狂风”从东海之滨的繁华的上海，卷到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广袤无边的内蒙古大草原上，插队落户，接受所谓的再教育。此后他在内蒙古当过牧民、工人、警察。刚来到内蒙古时，在那里还有钢琴可弹，然而，周伟将老师送给他的竹笛随时带在身边，他那悠扬动听的笛声几乎响遍了整个内蒙古大草原。他吹出了对师长、母亲及义父的无限思念，也吹出了那善良的牧民的纯朴粗犷而又热情的民风。在插队期间，周伟患了肝炎，多亏了当地那些善良牧民的细心护理，才使他保住了性命。后来，航天工业部驻内蒙古研究所附属的一家工厂在周伟下放的那个大队招收工人，由于周伟平时表现好，很快就被这家工厂招为从事热处理的工人。又过了几年，他离开了这家工厂，当了一名人民警察。

　　二

　　1981年，电影界的老前辈、时任国家文化部副部长的陈荒煤得知周伟的情况后，亲自出面，将他从内蒙古调到北京，安排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工作。在北京工作期间，周伟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曾在北京工业学院分校攻读液压机械专业的刚毕业的女学生常晶。常晶的父亲是饮誉京城的名中医，不久他们二人就结婚了。从此周伟才有了属于自己的真正的家。

　　周伟的妻子常晶，人非常贤惠，具有强烈的上进心，而且很勤奋。婚后，常晶在父亲的鼓励下，准备到加拿大去读书，胸怀宽阔且又不安于现状的周伟对妻子的这一主动表示了极力的支持。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常晶来到了加拿大。大概一年以后，周伟带着年幼的女儿也来到了加拿大，开始了他新的人生跋涉。

　　初来异国的周伟夫妇，人地生疏，不免总有些失落感。周伟在工厂学的热处理技术和常晶所学的液压机械专业在那里都用不上，为了生存，妻子常晶则以家传的中医术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开了一家诊所。由于她医术高明，开业不久，来诊所看病的人络绎不绝。而周伟则曾经在一家快餐店卖过汉堡包，在饰品店里当过店员。

　　三

　　一次，一个知道周伟会吹笛子的朋友对他说：“你学过笛子演奏，何不到多伦多地铁去表演。在那儿获取的收入可比当店员要高得多哟。”

　　多伦多地铁站，是一个天然的演艺场。在这里有拉小提琴的，也有拉大提琴的，更多的是边弹吉他边唱歌的。应该说，在那里各种类别的艺术表演应有尽有。

　　听了朋友的介绍后，周伟对地铁站很感兴趣。一天周伟手持长笛来到了多伦多地铁站，随着一曲悠扬的笛声在地铁站里回荡，周伟身边吸引了一批围观的群众。在此同时，他的笛声也引来了地铁的警察，询问之后，见他没有演出证，就立即要将他带走，弄得周伟非常狼狈。原来，多伦多的地铁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艺术场所，不同于中国的街头卖艺人，不是人人随便都可以进入这里表演的。凡是来这里表演卖艺的人，必须经过有关部门的考核，领取表演执照，方可进入地铁卖艺。也就是说，进入地铁表演的人，也必须具备一定的艺术水平。

　　1990年8月22日，多伦多公车局在一娱乐中心正式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地铁表演选拔赛”，20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艺人汇聚在这里，角逐76名地铁表演名额。评审团由加拿大音乐界的权威人士、多伦多的市政府官员、市议员及其他各界知名人士组成。周伟这次来参选，只不过是抱着一种试一试、碰碰运气的心里，因此，并不抱多大希望。然而由于他认真出色的表演，结果在仪表装饰、音乐素养及演奏技巧等3个方面获得了“A”的高分，成为获准进入多伦多地铁表演的第一位华人音乐家。

　　周璇之子周伟在地铁站表演的消息在多伦多华人圈中不胫而走。对周伟的行动不少华人表示很不理解，有的华人甚至认为他此举是“没出息”的表现，是在给他的母亲周璇丢人。一次，有位年轻时已是周璇影迷的老人碰到了周伟时，就好心地劝他不要去地铁站卖艺了，并告诉他，如果是生活上有困难，他可以帮助他。还有一位华裔富商告诉周伟，只要周伟到他家演奏一次，愿付给他高额的表演费。对此，周伟一一婉言加以谢绝。

　　性格倔强的周伟对在地铁站表演，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在他看来，这里是一条通往主流社会的康庄大道。正是周伟在地铁的成功表演，吸引了一批批的观众。他的笛声，使每一个来地铁的人几乎都要驻足聆听。他终于成功了，赢得了“地铁音乐之家”、“地铁王子”的美誉。从此，他应邀在许多大型集会上表演，并且还应邀多次参加加拿大著名艺术团体的演出，一直到应邀进入加拿大皇家芭蕾舞团演出。

　　周伟凭着自己的顽强奋斗，由“地铁音乐家”终于成功地进入了西方音乐的主流社会。世界音乐节在豪华的多伦多音乐大厅举行，周伟应邀表演了笛子独奏。在号称世界最高的多伦多CN塔建成15周年庆祝大会上，又是周伟将中国的笛声播撒在纪念大会上，赢得了会场上阵阵热烈的掌声。而今的周伟已成为加拿大乐坛上升起的一颗耀眼的新星。

　　2004年的秋天，周伟偕妻子常晶和一双女儿回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向外界透露，除了和哥哥周民一起努力促成母亲周璇的记录片的拍摄完成外，他还决心为母亲周璇建一座纪念馆。我们相信，他的母亲周璇在天有灵的话，听到了儿子的这些打算时也会感到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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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就这样重复着：500年四个强国的相似历史 [转帖]

　　
　　人类近代史500年来，西方强国如走马灯一般，你方唱罢我登场，盛衰交替一次次地发生。在这个过程中，有些是以陆地为主的国家，例如法国、奥地利、德国、俄罗斯。这些国家在海外拓展霸权的事业，要么不太成功，要么时间不长，在兴衰交替中只能成为二流国家。另有一些国家因成功掌握了海洋霸权，而成为某一段历史的标志和领袖。其中，西班牙与葡萄牙有点类似，暂且可以合并在一起。因此，500年来，以海洋霸权而获得霸主地位的国家，以历史阶段划分大致有四个：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那么，这些海洋霸权国家的衰落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第一，他们都是较为松散的联邦制。

　　西班牙在欧洲本土掌握着一个联盟，在本土之外有大量的殖民地，但是，西班牙的统治并不牢固；荷兰原先只是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因为某些历史契机而松散地结合在一起。荷兰的海外殖民地也一样不稳固；英国本土的结合不是很紧密，爱尔兰始终是头痛的问题。英国海外殖民地离心离德的现象也很明显；美国本来就是一个联邦，本土的某些不安定因素，在美国无法反驳的道义原则下，很可能会成为分家的导火索。美国如今在海外虽然没有殖民地，但是，它在海外的主要经济来源也正在失去（例如很多石油资源脱离了美国几大石油公司，成为当地国家国有化的对象）。以上四个国家，维持它们松散联邦的，只有一个东西，那就是钱。一旦没钱了，不粘胶就失效了。

　　第二，衰落前都有耗资巨大的战争。

　　西班牙在强盛80年左右，其强大的无敌舰队与英国爆发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海战，结果战败。过了不到20年，又卷入了更漫长的30年战争，彻底失去一流强国的地位，此后，荷兰真正获得独立；荷兰的崛起依靠一系列的战争，荷兰的衰落虽然没有一场重大的战争失败，但是一系列海外战争，例如在台湾与郑成功的战争，东印度公司在爪哇的战争等等，也耗尽了它的资本；英国衰落的转折发生在布尔战争之后。1899-1902年爆发于南非的第二次布尔战争，英国投入45万兵力，耗资2亿2千万英镑，死亡2万1千多士兵。而他对手“布尔人”全部人口只有44万，男性青壮年全部上阵也不到10万人。英国为了南非的金矿和钻石，发动了这场耗资巨大的战争，从此不得不停止了海外扩张的步伐；美国在越南是一场惨败，在伊拉克虽然取得了战场上的胜利，但是6000多亿美元的战争经费，至今还没有到头的时候。试图从伊拉克的石油中赚回这笔钱，希望也极其渺茫。

　　第三，金融成为主要收入来源。

　　西班牙强盛时期，统治了大半个西欧和几乎整个南美洲，自以为是“上帝的选民”，拥有从世界各地掠夺来的金银珠宝，却没有真正有实力的农业和制造业，暴富的有钱人靠着利息和债券过着奢侈的生活；荷兰是现代股票市场的发源地，也严重缺乏制造业等实体经济，整个经济对金融的依赖性越来越强；英国的崛起与工业革命诞生的一批新型实业有密切关系，英国虽然吸取了荷兰金融方面的教训，但是，它也同样以银行业、经纪人和遍布全球的金融网络为荣。在制造业实力下降的时候，英国采取了让英镑贬值的方式，试图利用金融来挽救自己，最终只能失去往日的地位；美国曾经像英国一样，也是制造业大国，但是如今，美国的制造业已不具竞争力。在当前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的金融业占据整个GDP的份额超过五分之一，制造业占据GDP的份额只有10%左右。

　　第四，都不具有道德感召力。

　　西班牙在美洲滥杀土著，在菲律宾也大肆屠杀当地人；荷兰滥杀平民的现象虽不像西班牙那么残暴，但是精于商业的荷兰人同样参与黑奴贸易；英国虽然提倡解放黑奴，但是，它不给黑奴赔偿，却给奴隶主赔偿。而且，英国在印度等殖民地，也实行明显的双重标准；美国曾经是救世主的化身，但是，在朝鲜、越南滥杀平民，使用化学武器，在伊拉克造成普遍贫困，在世界各地从事阴谋和挑拨等等，给自己的国际形象造成严重危害。2007年，英国BBC对25个国家超过26000人做了一次民意调查，认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只有29%，将近一半（49%）的被调查者认为美国正在国际社会中扮演负面角色。2006年，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76%的受访者反对美国担负全球领导责任。

　　如果把历史的目光再放远一点，已经有人开始把当前的美国与罗马帝国相比较。靠军事力量支撑的帝国，并非由于军事力量的衰弱而失败。罗马帝国末期，骄奢淫逸之风盛行，帝国负债累累，如同今天的美国。罗马帝国至今还留下了巨大的竞技场，成为人们缅怀过去荣耀的寄托。一位美国学者写到：“如果我们是罗马，华尔街就是我们的竞技场”。

　　500年来，世界海洋强国就是以这种相似的方式，一个个让自己的荣耀彻底走进历史尘埃，如今，已经轮到美国了。历史就是这样重复着。当有些人说，未来的中国将会取代美国，他们说的并非毫无道理。但是，如果中国也像这些国家一样，沿用他们的方式，那么，未来的中国即使真的取代美国，很可能也会陷入这个历史循环重复的漩涡。因此，在21世纪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中国人应该好好想一想自己祖先的伟大。我们的祖先是如何让我们的文明成功延续了几千年，并且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占据了世界文明的领先地位。今天中国需要的，并不是古代中国文明的全部外在形式，而是构建和延续这一文明的精神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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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共的惊人腐败内幕—苏联巨变惊天大揭秘 [转帖]

　勃列日涅夫还试图建立\"特权继承制\"。他的儿子是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女婿是内务部第一副部长，一个弟弟也当上了副部长。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算得上是苏联时期各种腐~败行为的集大成者。丘尔巴诺夫与勃列日涅夫的女儿加林娜勃列日涅娃结婚时，在莫斯科市内得到了一幢装修豪华的公寓和一幢宽敞的郊区别墅。勃列日涅夫从自己收藏的国外小轿车中送给他们一辆捷克的\"斯科达-1000\"轿车、一辆轻型的法国\"雷诺-16\"。勃列日涅夫还非常关心女婿的前途，亲自出马找内务部长谢洛科夫，希望提拔丘尔巴诺夫担任内务部副部长。1977年他果然当上了内务部副部长，之后4年间，他步步高升，一直到被推选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大权在握的丘尔巴诺夫在任内务部副部长（同时兼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期间，经常以各种名目到苏联各地\"视察\"。各地方当局都以国家元首级的规格接待他。所到之处，他不仅大吃大喝，而且连拿带掖。金银首饰、文物珠宝等等，只要丘尔巴诺夫喜欢的，都会带上。到后来，地方官员们甚至把成捆的卢布塞进他的腰包。几年时间，丘尔诺夫总共收受贿赂654200卢布，约合美元105万。

　　这个\"特权阶层\"成员的主要特征是：第一，他们掌握着一些党政军领导机构和企业、农庄的绝对领导权。第二，多数人文化程度较高，受过高等教育，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经常去西方国家访问。第三，这些人已不是当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列主义对他们来说只是口头上说说的东西，共产主义理想在他们头脑中己经淡薄。第四，他们不以享有比一般规定的高级干部待遇还要大得多的特权为满足，而且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他们中的不少人把自己领导的企业、农庄当作资本，从事半合法的和非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获取大量利润。据估计，在80年代初期各种不同类型的\"影子经济\"的收入已达到数十亿卢布之巨。用美国学者大卫科兹的话就是，这个特权阶层非常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没有意识形态的立场，最会重复官方的意识形态词句而不去想念它，只关心自己的特权和利益，只有极少数人相信社会主义。

　　这个\"特权阶层\"对苏联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主要在于它因循守旧，不想或反对进行有损自己利益的任何实质性的改革，深恐因此而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它（至少是这一集团中的大多数人）在主观上并不想直接搞垮苏联和复辟资本主义，而是想方设法维持现状，但正因为这样才为以后改革的夭折和苏共的垮台埋下了伏笔。

　　正像前苏联着名学者和政~治活动家阿阿尔巴托夫所说的那样：腐~败在苏联不仅造成了国家物质上的损失，\"道德上的损失就更为惨重：社会分化加剧；经常遇到磨难的大多数对那些不仅享受福利照顾而且享有种种特权、任意攫取不义之财而又逍遥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与日俱增，埋下了社会冲突的地雷，党、政~府、整个领导的威信下降。\"

　　从八十年代开始，苏联许多部委改为大型康采恩，1988年又通过企业法等文件。这个时期部长、副部长变成了康采恩董事长，财政局长变为银行行长，物资局长变为交易市场老板，石油部变为石油公司。这是一个变革过程，但是实施这个变革的主体错位，在许多情况下权力已经人格化。当时苏联官僚权贵阶层羽毛已经丰满，他们成为实施这个过程的主体，并且已经窥视到了以国家名义支配国有财产的机遇。由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权贵阶层以集权方式支配国有资产的途径十分方便，借口也堂而皇之。权贵阶层作为实施这个过程的主体，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财产的国家所有实际上变为官僚支配。高度中央集权体制是权贵阶层得以发展并取得财产支配权的基础，有了超常的高度集权体制，权贵阶层可以利用部门和行业超常的集中程度，甚至代表国家以所有者面目出现，直接支配所管辖范围的财产。同时，国家法规不健全，国有财产管理混乱，有了超常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权贵阶层可以利用部门和行业超常集中程度，甚至代表国家以所有者面目出现，直接支配所管辖范围的财产。而且，国家法规不健全，国有财产管理混乱，使国家和国家所有变得十分抽象和空泛，这就很容易使官僚取得的支配权逐渐演变为隐性的占有权。当时连共青团也动了起来，开始经营\"共青团经济\"。开办共青团商品交易所等。\"人们委托我成为百万富翁\"成为当时一些青年干_部的口头禅。官僚利用权力开始在国有的名义下暗自积聚个人资本，但这个时期他们还不具有阶级属性，而是苏联制度下的权贵阶层，是对人民财产获取的特殊占有形式，即隐性占有的方式来积累资本的。可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误为官僚加剧变异提供了特殊的客观环境和条件。这一阶段，前苏联权贵阶层的演变进入加速阶段，以通过权力支配国民财富，对国有资产的隐性占有、权力人格化为基本特征。

　　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揭露的特权现象要严重也具体得多。叶利钦在他的书中指出，在他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也就是苏联解体前夕，各级干_部在生活上享受某种等级的特殊生活待遇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据他说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约有4万，而又有等级之分。例如国营百货大楼有一些柜台是\"专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而那些级别稍稍低一些的头头们，则有另外的专门商店为他们服务\"。如果到了部长尤其是政~治局委员这一级，叶利钦把这叫做\"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他说这时就可以享有一切，\"进入了共产主义！\"他还讽刺地说，由于现在人们需求的胃口都很大，因此在苏联\"暂时只能为一二十人建立真正的共产主义\"。他以自己担任政~治局候补委员时的特殊生活待遇为例，描绘了这种\"真正的共产主义\"的情景。他以别墅为例。\"关于我的别墅情况，我想另外再说几句。这个别墅在我之前是属于戈尔巴乔夫的。后来，为他又重新建了一幢别墅，他就搬到那儿去了。\"\"我头一次到别墅时，在入口处，别墅的卫士长迎接我，先向我介绍此处的服务人员--厨师、女清洁工、卫士、花匠等等一些人。然后，领我转了一圈。单从外面看这个别墅，你就会被它巨大的面积所惊呆。走进屋内，只见一个50多平方米的前厅，厅里有壁炉、大理石雕塑、镶木地板、地毯、枝形吊灯、豪华的家具。再向里走，一个房间、二个房间、三个房间、四个房间。每个房间都配有彩色电视机。这是一层楼的情况，这儿有一个相当大的带顶棚的玻璃凉台，还有一间放有台球桌的电影厅。我都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个洗脸间和浴室；餐厅里放着一张长达10米的巨大桌子，桌子那一头便是厨房，像是一个庞大的食品加工厂，里面有一个带壁炉的大厅，穿过大厅可以到日光浴室去，那儿有躺椅和摇椅。再往里走便是办公室、卧室。还有两个房间不知是干什幺用的。这儿同样又有几个洗脸间和浴室。而且到处都放有精制的玻璃器皿，古典风格和现代风格的吊灯、地毯、橡木地板等其它东西。\"\"就连我这个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样的级别，都配有3个厨师、3个服务员、l个清洁工，还有1个花匠\"。

　　叶利钦在书中还谈到地方州里和莫斯科市的特权现象。由于叶利钦本人先后担任过一个州委的第一书记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因此他提供的材料看来是比较可信的。关于州里的情况，他说，州委第一书记是个土皇帝，他的旨意就是法律。当你想让全州的人们都过得更好，\"都能真正过上人的生活，让所有的人都能住上房子\"，一个州委第一书记会感到权力不够用。但是如果你想为谁安排一个好的工作，分得一套好的住房，或是给人一点别的什幺好处，那幺一个州委第一书记的权力就会显得\"巨大无边\"。而这样做的结果是，\"几十个人过上了共产主义式的生活，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在贫困中苦苦挣扎\"。他并且认为，\"这种情况以前是这样，现在也还是这样\"。

　　权力特权化: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个人的权力，变成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苏联官员的特权名目繁多：①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糜费上百万卢布；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②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手持特供证在特供商店能买到质优价廉的、普通公民望洋兴叹的种种主副食和其它商品。③特教权。在苏联，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④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几乎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⑤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为维护他们的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每年开支达数百万卢布，甚至达到几千万卢布。⑥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峰的官员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产主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公仆官僚化。即官员变成高高在上，凭发号施令过日子的官僚主义者或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许多党的领导干_部在成为国家活动家之后沾染了老爷作风和官僚主义毛病，他们关心的不是人民，而首先是自己的官运、自己的地位、自己的物质享受和奖赏，自己的特权。\"他们不承担任何责任，不解决任何问题，却年复一年在自己的位置上坐得稳稳当当\"。而且\"高级官僚已经在我国形成一个特定的阶层，甚至是一个由那些具有自己的准则、习惯和社会心理的人们所构成的帮派\"。\"最可怕的是，提升职务主要靠熟人、靠对个人的忠诚和靠亲属关系，而不是凭借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以至\"在我们的管理机构内就出现了稀奇古怪的‘势力范围'、‘个人领地'，其为首的都是‘自家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官员即使具有最好的个人品质和禀赋，也几乎都成为官僚主义者，而如果某一官员没有发生这种蜕变，那幺这个帮派就会把他排挤和抛弃掉。\"　　　　 权力商品化。就是进行权钱交易，把权力作为捞取金钱的手段.别是在七十年代改革的浪潮兴起以后，公开的和秘密的权钱交易恶性地蔓延开来。许多\"官僚和企业领导，在党政机关和外贸部门工作的干_部跳上公司、银行经理的宝座\"。\"依靠手中权力，采用非法手段，大量聚敛财富\"。公司的办公室往往设在党团市委和区委的办公室里，成为官商合一。\"在公司成立初期，他们不用掏一个子。\"\"他们同党政机关的关系比法定的资本中的控股股份还要值钱。\"这些人赚钱很容易，主要是在流通领域中倒卖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甚至走私战略物资，包括石油、金属、核原料，大发横财。这些活动并不是孤立的，在监察和司法机关也有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甚至得到国家机关中高级官员的支持和庇护。就连派赴阿富汗军队的军官也从事武装走私活动。问题之严重可想而知。（70年代末，苏联出了一部名曰《恶风》的小说。这部小说以一个真实事件为原形，描写了一群苏共高干利用职权贪污腐化、和走私　集团相勾结盗窃国家珍贵物资、走私谋利的丑剧。书名《恶风》意在抨击弥漫苏共官场的腐败之风。该书一出，中国如获至宝，立即全文翻译，作为反苏宣传的左证。

　　同样是那个时候，苏远东空军中尉别连科驾米格25叛逃日本、转到美国后，撰文揭露苏联军队中的腐败。他指出：在苏空军中，有军官盗窃珍贵的航空燃油贩卖黑市谋利，还有军官假造军营绿化成绩，竟令士兵砍下别处的树木移植到上级视察将要经过的道路旁，以讨好上级。中~共予以全文转载。

　　中国全文转载的、揭露苏军队、司法机构腐败的较着名的案例还有：

　　80年代初，苏侵阿部队中，有军官将运送阵亡军人遗体的棺材「偷尸换毒」，装入海洛因运回苏联，再走私到西欧谋利。　　　　　84年，一名喝醉酒的ＫＧＢ军官被4名普通公安（苏称「民警」）误抓，后被刑讯打死，苏共「纠正错误」后，4名公安，两个被　判枪毙，两个被处重刑。）

　　当改革大潮来临时，以往人为掩盖着的腐~败现象被大量揭露后，人们开始对苏共是否还能代表人民的利益提出了质疑。当人们了解到这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并看到党的领~袖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制止党的高层人物对财富的这种不知羞耻的掠夺，就会失去最后一丁点的信任。\"\"没有信任，也就谈不上有任何前途的、真正的改革。\" 人们开始对苏共是否还能代表人民的利益提出了质疑。正像前苏共中央委员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着名学者和政治活动家阿阿尔巴托夫所写的那样：腐~败在苏联不仅造成了国家物质上的损失，\"道德上的损失就更为惨重：社会分化加剧；经常遇到磨难的大多数对那些不仅享受福利照顾而且享有种种特权、任意攫取不义之财而又逍遥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与日俱增，埋下了社会冲突的地雷，党、政~府、整个领导的威信下降\"。此时的苏联，已走到了因政~治上集权不放、经济上又和西方大量来往从而引发严重官场腐败和各种社会问题的时期。

　　苏联的解体，总的来说是几十年来不断积累下来的、潜伏着的社会矛盾恶性发展和总爆发的结果。现在看来最主要的原因有苏共内部，特别是苏联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层中存在的相当普遍的腐~败现象。苏共垮台是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是他们长期以不合法手段占有社会财富的合法化过程，搞垮苏共主要力量是党内的腐~败分子。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党内民~主窒息，党群关系紧张，官僚主义扩散，高级干_部一切家庭生活费用由政~府开支，把公有财物变成家产，甚至亲属也利用其特殊地位搞豪华生活。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内形成约50到70万人、加上家属共300万人的特殊利益集团。他们掌握党政军领导机构和企业、农庄领导权，多数人文化程度高并有高级职称，经常去西方访问，马列主义只是口头上说的东西，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已经淡薄。他们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在自己领导企业和农庄从事非法经营获取利润高达数十亿卢布。他们大多数人主观上并不想搞垮苏联，而是想方设法维持现状。这时苏联官僚权贵阶层羽毛丰满，可不费力利用权力掠取国有财富。国家法规不遵守，国有财产管理混乱，使国家所有权变得十分抽象和空泛，致使官僚支配权演变为隐性占有权。随着权贵阶层形成，苏共开始走上腐~败变质道路。满足于虚假繁荣，喜欢做表面文章，单纯追求权力；把权力特权化，个人崇拜，个人专断，滥用权力，荫庇亲友，以权谋私；把公仆官僚化，许多人不是关心人民，而是关心自己官运、地位和特权，任人唯亲，排除异已，人身依附普遍存在；把权力商品化，进行权钱交易，把权力作为捞取金钱的手段。苏共蜕化变质从根本上说是权力变质，一切腐~败都同没正确对待和使用权力有关，但根本原因要从体制上去寻找。列宁逝世后苏联政~治体制没向巴黎公社式民~主化方向转变，反而形成高度集权的特权官僚制政~治体制，党组织行政机构化，党政干部官僚化，形成特权阶层，使苏共代表性和合法性受到严重损害，使普通劳动群众无法感受到这些人是在代表他们掌权，加深他们被欺骗感和失望感。监督机制无效化使权力失去监督而走向腐~败。

　　正是有此变化，苏联社科院后来的民间调查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４％，代表苏**员的占１１％，而认为代表官僚的占８５％。调查情况表明，此时的苏共已名不副实，是个除了代表官僚，谁也不能代表，甚至连自己的党_员也不能代表的狭隘利益集团。那些自称 \"特殊材料制成\"的官僚不但养尊处优，还欲壑难填，扩张既得利益，不但将侵吞国有资产形成的\"隐型经济\"，搞到占ＧＤＰ１／３的规模，还作了\"棉花事件\"、\"鱼子酱事件\"和\"飞机事件\"等惊天大案；而案值高达８０多亿美元的\"棉花事件\"的牵头者竟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兹别克党中央第一书记拉希多夫！丘尔巴诺夫不过是一名共青团干部，一旦成了总梳ˇ的女婿，不但当上了中将军衔的内务部第一副部长，还贪赃枉法为所欲为。就是这幺一些\"宝贝\"，把一个苏联搞得乌烟瘴气。

　　现在大多数俄罗斯人不愿意回到苏联时代。即使是经济困难的90年代俄共在选举中从未获得超过1/3的选票，人们对俄共的保留态度是以他们对前苏共的不信任为基础的，俄罗斯人民不愿意做出危及他们政治自由的选择。公共舆论基金会199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91%的人高度赞扬了新闻自由；82%的人支持向境外迁徙和旅行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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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撼：前苏联意图横扫中国的军事预案曝光 [转帖]

当时苏联陆军在亚洲地区的部署是这样的：中苏边境东部，远东军区3个集团军和1个步兵军，共18个摩步师，1个坦克师和2个空降突击旅（计1个师）；后贝加尔军区3个集团军，共10个摩步师，3个坦克师；西伯利亚军区5个摩步师，驻蒙苏军3个摩步师，2个坦克师。中苏边境西部，中亚军区8个摩步师，1个坦克师，土耳其斯坦军区5个摩步师，1个坦克师和1个空降师.

　　苏军驻亚洲地区总兵力127万，坦克14300辆，飞机4200架。苏军驻亚洲地区陆军共计59个师，其中45个靠近中苏边境，共计67.5万人。

　　当时中国在整个三北地区常备兵力在200万以上，其中沈阳军区兵力约83万。对于运输能力脆弱漫长的远东地区，面对具有较大战略纵深和具有庞大常备军及不竭后备兵力的大国，苏联的上策是速决战，合围消灭中国的重兵集团沈阳军区，快速夺取东北的粮仓和油田，迫使中国求和。苏军要在中苏边境的东部发起进攻至少需要120-150万陆军兵力，以三个方面军对沈阳军区进行向心突击，以1个方面军对北京军区进行牵制攻击，这需要向后贝加尔和远东军区调集2个方面军和14个集团军指挥系统及其直属部队，67个陆军师，以达到4个方面军20个集团军100个师的规模。以苏联的运力，全部兵力到位起码需要80天，这就太慢丧失突然性会被发现，容易被中方先发制人攻击，持久战苏军在远东的库存和运力不足以支撑。苏军重兵囤积的实际用意在于\"让中国人坐到谈判桌前\"，苏联的重点还是在欧洲。

　　另一资料显示!

　　70年代的野战陆军集中在三北地区的有北京军区的8个军,4个坦克师;沈阳军区的6个军,4个坦克师;兰州军区的3个军,1个坦克师;新疆军区的8个师步兵师;另外武汉军区的3个军(不含新第17军),1个坦克师，济南军区的3 个军,1个坦克师属于预备队支援力量.全军预备炮兵师和高炮师也大都集中在上述这些军区,不过我没有很详细的资料.当时还建立了很多的野战独立步兵师,比如发现兰州军区在贺兰山有个步兵第20师,还有就是安徽的步兵第73师，南京的步兵第178师，山西的新第189师等,因为1969年建立了3个军部,不过步兵师新建的却是18个,除了补齐以前有的军部（只有2个步兵师的）空缺的, 独立步兵师估计还是要有一些的.

　　70年代三北地区的守备师很多都有坦克团,坦克营的,不过装备大都是替换下来的苏式装备.北京军区不仅仅有全军最强大的陆军,还有北京卫戍区,其中警卫第 3师（原第24军第70师）是全军数得着的装备最好,最全面,训练有素,战斗力最强的野战师,曾经是被命名为机械化师，还有警卫第4师（原第63军第 189师）也不差. 这才是真正的御林军,担负战时拼死杀出条血路,掩护党中央及其家属冲出北京城延京广铁路退往河南湖北,在洛阳建立临时中枢，如果河北保不住，就在武汉建立全国领导中枢，或者退往关中西安（如果苏军的中亚集群还没有横扫新疆打到青海的情况下），因为东南沿海一直保全，所以退往四川在重庆建立中枢的可能性不大。从京津延津浦铁路退往山东苏北南京(这条线路好像不一定使用,意义不很大)。媒体经常提及的所谓8341和警卫第1师只是领导的近身保镖而已,没有野战能力,警卫第2师只是负责北京城的内卫,也不具备野战能力.

　　一旦开战,最先消耗的是内蒙古一线的边防团,内蒙古的武装知识青年, 守备师,独立师，以及要抗住苏军攻击第一个浪头的第65军,第69军,第28军,第 24军这些部队,二线部署的全军唯一的2个摩托化军---第38军和第27军,主要担负机动作战掩护撤退的任务和反击预备队(这时就要加入武汉军区的预备队第54军,第43军等了).第63军和第66军也是二线掩护作用，山西的地形不适合苏军的机械化集群，第63军守备山西，防止苏军由晋入陕进入关中，威胁四川和跟苏军的中亚集群在宝鸡会师。第66军负责防备苏军从海上登陆，突破庙岛和长岛的守备防线，直逼塘沽大沽或者在河北其他海岸登陆威胁北京的东翼。

　　当年苏联用来对付中国的是三个军区加一个太平洋舰队,总共人数不可能少于70万人的。即使是苏军的很多陆军师人员编制少,可是装备并不少,苏军装备最差的架子师的重炮坦克装甲车反坦克武器等技术装备的数量也远远多于中国装备最好的师.苏联高素质的人很多,一旦动员,充实起来,整天摆弄机械的集体农庄的拖拉机手总要比整天抗锄头的中国民兵更适应现代化战争吧.

　　由于长时间的政治学习政治斗争，支左和农业水利生产，国防施工等等，当时的中国军队普遍训练不足，基本上技能都处于业余状态，官兵的文化科学素质也很低。在70~80年代，苏联军队的训练水平战斗能力普遍高于我军。我们也就是步兵的基本素质稍微好一些，其它的业务兵种都不行。在珍宝岛之战中，我军参战炮兵的基础训练水平明显不如苏军炮兵。苏联的编制体制一直属于临战状态，很精干，效率很高。

　　在华北方面苏军肯定会以在蒙古驻扎的齐装满员的第39合成机械化集团（2个坦克师，3个摩托化师，基本都是A类，有的是B类）为主，投入1个坦克集团军， 2-3个合成机械化集团军以及其他支援力量，组成蒙古方面军突击北京。以苏军宽正面，大纵深，高速度的进攻战术和先进合理的武器人员配备，3-4天前锋兵临北京城下，不是不可能的。

　　苏军如果进攻中国不会仅仅从蒙古一路进攻的，在东北苏军肯定会使用当年消灭关东军的战术，围歼中国东北重兵集团，占领整个东北，从蒙古派一个次要集群，利用机械化集团军的高速强突击力沿着内蒙古草原快速进攻直插赤峰，中国无险可守，苏军占领赤峰，锦州，切断关内关外的联络，为苏军远东集团和蒙古集团进行的满洲战役和北京战役做好准备。

　　中国也很清楚，北京城根本就守不住（现代的情况跟明朝不太一样了），机关和人民撤出北京城，利用燕山山脉杀伤苏军的有生力量，迟滞苏军的进攻浪头，用空间换时间，掩护国家转入战时体制，等待华中华南西南华东的新编部队来增援。

　　苏军在亚洲地区的主要针对对象就当时而言是中国、日本及美军驻亚部份军队，但其最大最直接的针对对象是中国，这一点是无可非议的。事过境迁，如今距当时已有二十余年了，现在透露出这些情况当不算严重泄密了。就当时而言，苏军对我威胁之大绝非空谈，但也不是能够一口吃掉它想要的。必竟军事斗争是相互的，大家都是有所准备的。言归正传，还是说说当时苏军的驻防情况吧。

　　陆军为54个师，摩步师44个、坦克师8个、空降师2个，中型坦克 14300辆，人数约63万人；其中远东军区辖摩步师18个、坦克师1个、空降师1个；后贝加尔军区辖摩步师7个、坦克师3个；驻蒙军辖摩步师1个、坦克师2个；西伯利亚军区辖摩步师5个；中亚军区辖摩步师8个、坦克师1个；土耳其斯坦军区辖摩步师5个、坦克师1个、空降师1个。

　　空军拥有各型飞机约2500架、其中作战机约2000架、人数约10.2万人；(第1独立远东空军集团军、第23空军集团军、新西伯利亚空军集团军、阿拉木图空军集团军、第6空军集团军、第8独立重型轰炸航空兵军、2个运输航空兵师)。

　　防空军拥有作战机1100架、防空导弹发射架2500部、雷达1100部、人数约14.9万人；(第11独立防空集团军、第14独立防空集团军、塔什干独立防空集团军)。

　　海军拥有各型舰艇610艘、排水量122万吨，其中主要作战舰艇172艘(63万)、潜射弹道导弹342枚、海军飞机406架，海军人数约13万人；　　战略火箭军拥有洲际导弹492枚、中程导弹165枚，上述导弹由洲际导弹基地14个、中程导弹基地21个组成，人数约12万人；(远东区基地13个、后贝区基地7个、中亚区基地6个、西伯利亚区基地9个)。

　　驻亚洲军力的总部、院校人数约4.5万人。总计前苏军当时驻亚洲部队总兵力约118万人，占当时苏军总兵力的27%左右。上述前苏军兵力就是中国当时要面对的绝对主要威胁。

　　谈了前苏军驻亚洲部队的兵力情况，我再谈谈当时与我国接触的前苏军几个军区情况。

　　远东军区(总部哈巴罗夫斯克)、后贝加尔军区(总部赤塔)、西伯利亚军区(总部新西伯利亚)、中亚军区(总部阿拉木图)、土耳其斯坦军区(总部塔什干)、驻蒙古军(总部乌兰巴托)、太平洋舰队(总部海参崴)。上述军区的总部全部靠前迫近中国边境，非常明显的进攻布置。

　　就当时而言。西北方向我军的对策是诱敌深入、口袋设伏、边境游击，并于兰州一线作最终阻挡(口袋底)；东北方向是利用山林地层层阻击，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并用，底线在山海关一带；最危险的还是在北京与蒙古一线，直线距离太短，苏军的驻蒙部队其实就是一个坦克集团军的架子，它的战时任务就是直插北京。总之，当时苏军对我之威胁确实非常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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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把上厕所叫“解手”？ [转帖]

　　把上厕所叫“解手”，这是西北大部以及北方部分地区民众沿袭了数百年的一种“习惯性”口头语。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把上厕所（西北地区俗称“上茅房”）叫解手呢？

　　但凡北方人，打小都听说或传唱过“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方言：音wa)窝”的民谣。好像我们祖先都是来自山西洪洞县，我们的根就在大槐树下。秦玉龙不是民俗学家，不能确切考证这些说法的准确性和真实性。但有一点，依据老辈人一代代的口口相传，我们大致可以确定：这个传说并非胡编乱造，而是具有一定可信度的。

　　我们甘肃平凉人包括西北部分地方人，把走路时双手交叉背在后头叫“背搭手”，把上厕所叫“解手”。对此，一些历史、民俗研究者认为，要想知道民谣和“背搭手”、“解手”的出处来历，就要翻一翻老账。他说，这首民谣跟明代大移民有关。明初，从山西洪洞等地迁出的移民，一部分到河南、湖北等地，一部分迁往陕西、甘肃、宁夏地区。今天，在某些地方把上厕所叫“解手”，这句俗语的背后其实就是山西移民外迁艰难历程的佐证。据说，当时为了防止移民逃跑，都被反绑起来，用一根长绳连结。如果某个移民想要大小便时，就必须报告官兵，解开手上的绳子，才能方便，“解手”一词由此而来。而移民们反绑的动作，也演变成了西北人走路背搭手的习惯。

　　起初，笔者以为只有我们西北人才把上厕所叫解手，后来查阅文献资料才得知，解手不光是我们甘肃平凉人或西北人的“专利”，全国很多地方的人们都把上厕所叫解手，而西南、南方部分地区包括部分港、澳、台移民，人们则把上厕所读作“解手（gai xiu）”，虽然发音不同，但字义是一样的。如北京人把大便叫解大手儿，简称大手儿。小便叫解小手儿，简称小手儿。四川、江西、湖北、湖南、河北、山东、河南、海南部分地区的人也称“解手”，只是地域不同，方言不一，发音有所区别而已。

　　当然，也有民俗学家对于“解手”一词的出处和来历表达了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解手”一词，在古时是指朋友相逢高兴时“携手”，等于现代的握手。离别时称“解手”。宋秦观诗有：“不堪春解手，更为客停舟。”这是说春天朋友相逢，高兴得不能忍受离开，竟为朋友停舟不归。可是到了明代，这个充满友情的词，就变成了另一种含义了。还有人认为：“解手”与“解溲”谐音，文人音近而讹，写成“解手”，与所谓明朝大移民没有多大因果关系。

　　不过，看法归看法，理解归理解，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解手的出处和渊源是口口相传的一部“血泪史”，是不容辩驳的事实和理由。众多的史料证明，在明代，山西一带的移民基本都是无地、少地的底层贫民，他们既无社--会地位，更无文化，没有以文字记载故乡、家事的能力，所以留给他们印象最深。并由子孙口耳相传的，只能是出发泣别时洪洞县那棵郁郁葱葱的大槐树了。另外一些来自其他地方的移民，虽然故乡不是洪洞县，也不是迁自大槐树，他们的后代早已不知道祖先的具体来历了。据史料记载，明朝的大移民始于洪武三年，止于永乐15年，历时50年，移民近百万，覆盖了西北、中原、华东数省，遍及大半个中国。众多的移民自然绝不会仅仅出自洪洞一地，既然大家都说是“洪洞大槐树人”，我们也就只有“跟着感觉走”，认同自己是“洪洞大槐树人”了。于是，寻根问祖谈论“洪洞大槐树”成为许多中国人的话题热点。于是，700多年来移民的子子孙孙口耳传递、润色演绎了许许多多正史所没有记载的大迁移中的具有传奇色彩的辛酸故事。其中，就包括“解手”说。

　　此外，部分中原、西北人还有一个说法来佐证自己是不是“洪洞大槐树人”。辨别方法很简单：看一下自己脚趾中的小拇指的指甲是不是两半，如果是两半，您就是大槐树的子孙。反之，就不是。据说，大移民时，由于人数众多，难以一一清点，押解官兵担心有人逃跑，便在每人的小脚趾砍上一刀，以做识记。后来，移民后代脚小拇指的指甲便成了复形。

　　不过，西北人当中只有少部分人是来自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由于这些人外迁较早，文化、习俗根基较深，对后来移民影响也比较大，很多不是来自山西洪洞县的西北人，在这首民谣以及民间传说的影响下，开始逐渐接受和认同自己的根也在大槐树下的论调。

　　1989年，本人在山西洪洞县打工时，曾经听当地人说过大槐树的故事，大槐树位于洪洞县城西北的贾村，当地还在这里建了一个“大槐树公园”，每年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到这里寻根问祖。

　　对此，甘肃《平凉日报》总编辑茹坚认为，西北作为古时边塞要地，战争不断，人口时常动迁，最早的原住民多为少数民族，如猃狁、羌族、土谷浑，以及北狄、西戎、鲜卑、突厥、回讫(又叫回鹘)等。他们虽然一度占据过西北的个别地盘繁衍生息，但后来逐渐在长期的战争、生产生活和其他民族或汉族相互吸收、融合，成为“老西北人”的一部分。可这些人也并非现在西北人的主流，历代大移民及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来西北戍边的士卒，都是“老西北人”的组成部分。这其中，明代大移民规模最大，西北以及周边区域流入人口数量最多，山西移民更是这些移民中的主流。这也就有了后来不管“老根子”是不是山西洪洞县人，都说自己是“大槐树下”来的人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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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插柳习俗来由 [转帖]

　　　　4日是一年一度的清明节。一些地方的民俗有在门上插柳条，孩子们头上戴柳条圈儿，年轻的妇女要采柳叶簪髻。清明插柳习俗，其来源普遍存在三种说法。

　　天津市民俗专家赵之珩介绍说，插柳的风俗，是为了纪念“教民稼穑”的农事祖师神农氏的。有的地方，人们把柳枝插在屋檐下，以预报天气，古谚有“柳条青，雨蒙蒙；柳条干，晴了天”的说法。杨柳有强大的生命力，俗话说:“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清明插柳戴柳还有一种说法:中国人将清明、七月半、十月朔看作是三大鬼节。柳在人们的心目中有辟邪的功能，清明正值柳条发芽时节，人们便纷纷插柳戴柳以辟邪了。

　　第三种说法是，此俗是为了纪念介子推。介子推为明志守节而焚身于大柳树下，让晋文公和群臣百姓痛心不已。第二年，晋文公亲率群臣爬上山来祭拜介子推时，发现当年被烧毁的那棵老柳树居然死而复生。晋文公当下便将老柳树赐名为“清明柳”，并且当场折下几枝柳条戴在头上，以示怀念。从此以后，群臣百姓纷纷效仿，遂相沿成风。清明插柳戴柳成为纪念介子推的一种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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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奢恐骄 [转帖]

　　

　　作者：耕斋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与四弟书》清·曾国藩

　　吾不欲多寄银物至家，总恐老辈失之奢，后辈失之骄，未有钱多而子弟不骄者也。吾兄弟欲为先人留遗泽，为后人惜余福，除却勤俭二字，别无做法。弟与沅弟皆能勤而不能俭，余微俭而不甚俭；子侄看大眼，吃大口，后来恐难挽，弟须时时留心。

　　这是曾国藩同治二年元宵节前一天写给四弟的一封家信。其时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权焰正炽。但他却跟弟弟讲，自己不想多寄银物回家，怕钱多了后，老辈奢侈，后辈骄逸。俗话说“富不过三代”，看来曾国藩也是深以为然的，认为“未有钱多而子弟不骄者也”。第一代“勤俭子”发家致富，第二代“纨绔子”尽享荣华，第三代“败家子”坐吃山空。要跳出这一不易的循环律，他认为“除却勤俭二字，别无做法”。

　　曾国藩出身农家，无任何政治背景，道光十八年殿试也只中了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却在九年中连升十级，道光、咸丰间，先后做过礼、兵、工、刑、吏部左、右侍郎，后编练湘勇，攻打太平军，成为清朝的中兴重臣。

　　曾国藩官运如此亨通，自有其独到之功。他为人谨慎，思深虑密，学养深厚。这从初次上朝觐见时，君臣的一段对话便可明了。道光问这位衣着朴素的湖南臣子:“你给朕说说，做官的第一要义是什么？”曾答:“回皇上话，无非是个‘廉’字。”

　　他不光嘴上这么说，而且把儒家的这些道理真正实践在了一生的为人处世之中。

　　据说曾国藩逝世前留下四条遗嘱: 一曰慎独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悦，四曰习劳则神钦。他说：“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醉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一个封建皇朝的大臣，对荣华富贵能有这样清醒的认识，殊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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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大诗人们的招妓现象[转帖]

　　中国的诗人一向有“骚客”之称。从字义上来看，这种骚客当然是忧国忧民的样子。但如果从青楼文化的角度来解读，诗人还真的“有点骚”。女人挂在嘴边的话是，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妓女想来会说，写诗的男人没有一个不骚的——我是**，你是骚客。
　　青楼女子为什么可能会有这样的说法，盖因为历史上的诗人确实都爱嫖，“骚客＝嫖客”，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这在历代的诗人们身上都有体现。而在唐代，不嫖的，没有红颜知己的，似乎就不是个诗人，言其为嫖客时代并不为过。
　　 著名的《阿房宫赋》诗作者是晚唐杰出诗人杜牧，杜牧在世时与诗歌一样著名的地方是他的浪漫史。在今天看来，杜牧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大嫖客。大家熟悉的《遣怀》写得相当出色，其中便透露出了他当年的嫖娼经历——
　　落魄江湖载酒行， 楚腰纤细掌中轻。
　　十年一觉扬州梦， 赢得青楼薄倖名。
　　杜牧的官场伯乐大概要算曾任淮南节度使的牛僧孺，杜牧到扬州做官就是应牛之邀，去当了“节度使掌书记”。自古山东出响马（叛贼），扬州呢，则盛产“瘦马”（雏妓）。当年的扬州比现在繁华多了，是唐代最著名的“红灯区”之一，不然前朝荒淫的隋炀帝也不会连江山也不顾，想着法子“下扬州”玩新鲜。
　　牛僧孺给杜牧提供了就业机会，也给杜牧提供了绝好的饱览风月的条件。据说，杜牧心情一不好，晚上便会独自一个人悄悄地外出逛妓院，在妓女的温柔乡里解愁，两年间把整个扬州的妓院全嫖遍了，哪儿姑娘好，何处妓女善解人意，杜牧了如指掌。有意思的是，杜牧还以为人不知鬼不觉，瞒着牛僧孺。实际上牛僧孺最了解杜牧了，知道他就好这一口，为了防止自己青睐的下属挨扬州街头小混混扁，牛僧孺每次都会安排便衣跟着杜牧。
　　后来杜牧得到唐文宗重用，被提拔为监察御史，临别时，牛僧孺为杜牧饯行，提醒他要爱惜自己的身体，更要注意为官形象。杜牧力图表明自己清白和洁身自好，牛僧孺遂出示了他每次嫖娼后下人的密报，杜牧顿时脸红语塞。《遣怀》一诗中流露出杜牧对当年浪漫生活的眷恋，但也表现出了几分悔恨。连自己曾经迷恋的红颜都埋怨自己薄情负心，所以杜牧觉得当年在扬州的快活，宛如一场梦。
　　其实，杜牧并非薄情郎负心汉，而是有情有意之人，对相好妓女很负责任。每因离任而去，便会把自己钟情的妓女交托给下任，这既让妓女感激，也使下任高兴。杜牧最钟情的妓女并非扬州姑娘，而是江西的张好好。杜张相遇时，杜牧年27岁，而张好好仅是一个13岁的孩子，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张还是个雏妓。可能因为张声色俱优，清纯美丽，杜牧对她一直难以忘怀。五年后亲书《张好好诗》，此墨迹今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如杜牧《遣怀》一样，因逛青楼有感而发，或是记事的唐诗很多很多，白居易的《宿湖中》便是其中之一首——
　　幸无案牍何妨醉，纵有笙歌不废吟。
　　十只画船何处宿，洞庭山脚太湖心。
　　这是白居易在苏州做官时的狎妓诗。白居易比杜牧大一辈，都属晚唐诗坛上的大家，代表诗作有《长恨歌》、《琵琶行》等。白居易的风流并不亚于杜牧，可以说是杜牧的师傅，在嫖娼这点上，他们有共同的爱好。
　　从《宿湖中》一诗的写作背景上，便可知道白大诗人当年是何等风流。苏州是当时又一著名的“红灯区”，在这样有一个有故事的地方，不玩出点风花雪月，白居易是不会甘心的。公干之余，白居易会觉得不召妓便不浪漫。但妓院环境不好，白便常召妓于居所，甚至把欢乐场移至野外——有一次便带着妓女至太湖上放松。
　　太湖狎妓让白居易乐得合不上嘴，有美女作陪，月色相伴，他乐不思归，一连在太湖上玩了五天，夜里就搂着佳人宿睡在湖中、船上，所以这才有“何处宿”之感。而白居易不像杜牧那样“闷声做事”，并不隐瞒自己找妓女的事实，还把这次太湖冶游告诉了自己的“嫖友”元稹——“报君一事君应羡，五宿澄波皓月中。”
　　白居易做官之处多是中国古代“红灯区”，除了苏州，还有杭州，这也为白居易的风流提供了客观条件。后来白居易离开这些娼妓业发达之地，还念念不忘那时的欢乐，《忆旧游》就是在这种心境下写出来的——六七年前狂烂漫，三千里外思徘回。这种“狂烂漫”自然让元稹羡慕死了。
　　

　　元稹对风月场的熟悉，与他的才情不输当时任何一位诗人一样，并不在白居易之下。
　　为什么说元稹是白居易的嫖友？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是同时代的诗人，当时就有“元白”之称，齐名诗坛，俩人少时相交，关系非同一般；二是趣味相投，对妓女评判有相同的标准，白居易看中的，元稹往往也会钟情，因此曾闹出同嫖一妓的风流趣话。
　　白居易在杭州做官与在苏州时一样春风得意，风流潇洒，有不少青楼知己，他最看中的是一位艺名叫玲珑的官妓，经常携此妓外出游玩，留下了段段风流。玲珑名声远播，色艺过人，当地的文人骚客以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为自豪，能请到玲珑作陪，便是有面子。时在越州的元稹听说后心里痒痒，为了搞到玲珑，他花了一大把银子，才将玲珑弄来越州。元稹让玲珑陪他一个多月，之后才将她送回杭州。用今天大款嫖客的话讲，这是“包月”。
　　白居易当时并不晓得，后收到元稹写来的“调侃诗”，才知道自己被挖了墙角。
　　《唐语林》（卷2）中记录了元白两人同狎一妓的事情：“长庆二年，白居易以中书舍人出任杭州刺史。杭州有官妓商玲珑、谢好好者，巧与应对，善歌舞。白居易日以诗酒与之寄兴。元稹在越州闻之，厚币来邀玲珑，白遂遣去，使尽歌所唱之曲。后元稹送玲珑归，作诗寄白居易云：休遣玲珑唱我词，我词都是寄君诗。却向江边整回棹，月落潮平是去时。”
　　元稹钟情的青楼姑娘最出名的当是成都名妓薛涛，每次元稹以中央官员的身份来到成都时，地方官都会把薛涛送到他下榻的地方，供他消费。一年二往，元、薛之间真的玩出了感情，薛涛为他写一丰多首情诗。元稹也给薛涛留下了“长教碧玉藏深处，总向红笺写自随”等不少诗句。大概一般人很难相信吧，元稹与薛涛之间这种关系断断续续，竟然维持了七年之久，最后还舍不得放弃。
　　

　　唐代诗人不只有逛青楼、“共妓”的偏好，还有“群嫖”的现象。但这与元朝末代皇帝顺帝的“君臣同乐”，还是有相当大差别的。元顺帝情绪上来时，喜欢与群臣亵狎，男女裸处一处，君臣不避，光着屁子一块乐。
　　唐代诗人也不时会发生“一块乐”的事情，会时常找由头聚聚，放纵一番。
　　白居易在《三月三日祓禊洛滨》的序中，无意间透露了一次集体召妓事件：“河南尹李待价以人和岁稔，将禊于洛滨。前一日，启留守裴令公。令公明日召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宾客萧籍李仍叔刘禹锡、前中书舍人郑居中、国子司业裴恽、河南少尹李道枢、仓部郎中崔晋、伺封员外郎张可续、驾部员外郎卢言、虞部员外郎苗愔、和州刺史裴俦、淄州刺史裴洽、检校礼部员外郎杨鲁士、四门博士谈弘谟等一十五人，合宴于舟中。由斗亭，历魏堤，抵津桥，登临溯沿，自晨及暮，簪组交映，歌笑间发，前水嬉而后妓乐，左笔砚而右壶觞，望之若仙，观者如堵。尽风光之赏，极游泛之娱。美景良辰，赏心乐事，尽得于今日矣。”
　　15个男人，都是有社会地位的男人，借“祓禊”之名招妓，而且在公众的面前，现代的前卫男人也会觉得不好意思，但唐代诗人却想得出来也干得出来。白居易在诗中把这次集体招妓的情况写得相当到位、精彩——
　　三月草萋萋，黄莺歇又啼。柳桥晴有絮，沙路润无泥。
　　禊事修初半，游人到欲齐。金钿耀桃李，丝管骇凫鹥。
　　转岸回船尾，临流簇马蹄。闹翻扬子渡，蹋破魏王堤。
　　妓接谢公宴，诗陪荀令题。舟同李膺泛，醴为穆生携。
　　水引春心荡，花牵醉眼迷。尘街从鼓动，烟树任鸦栖。
　　舞急红腰软，歌迟翠黛低。夜归何用烛，新月凤楼西。
　　“春心荡”、“醉眼迷”、“红腰软”、“翠黛低”，这真的是一次狂欢！从诗中透露的信息看，他们一直玩到月亮都转移到妓院西天边的夜里。宋代学者洪迈在其编纂的《容斋随笔》中，将这事作为前朝的一段“雅闻”记录了下来，成为后代文人酒席间的谈资。
　　“三月三”，在唐朝本来就是一个十分浪漫的日子，有公职的人员还能休假，以便携相好女子到郊外“踏春”。我在以前的博客中曾聊过这个日子，称之为中国古代的情人节。往上追溯，“三月三”应该是原始社会群婚制的遗俗，周代仍存。
　　《周礼•地官》称，“中春之月，令会男女，於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这“奔”可以理解为去户外做爱，如果没有特殊的理由不参加，还会受到责罚。
　　比较著名的“奔”，数当时的郑国风俗。每年此时，郑国的未婚青年男女便会在溱水洧水两条河岸上集会，尽情享受春光，也尽情感受爱慕和爱情的美妙与浪漫。《诗•郑风》中《溱洧》一诗，描述的就是这件事情——
　　溱与洧，方涣涣兮。
　　士与女，方秉蕑兮。
　　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
　　洧之外，洵訏且乐。
　　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我这里找来一段现成的译文，虽然还可译得更好，但大意是对的——
　　溱水流来洧水流，春来涨满那沙洲。
　　青年小伙和姑娘，清香兰花拿在手。
　　姑娘说道，“且去游!” 小伙子说，“虽游过; 不妨再去走一走!”
　　一走走到洧水河，地大人多其快乐。
　　到处挤满男和女，又是笑来又是说，互相赠送香芍药。
　　台湾文人李敖认为，《溱洧》是郑人的淫声，想来李敖是联系“三月三”那天男女做爱比较随便，存在互相勾诱的情况，才说这番话的。而唐代的诗人们在“三月三”这天寻欢，是不是他们重回春秋，在妓女们身上寻回久已失落的性爱自由的心态流露？
　　文人自古多风流，唐代才子胜一筹。这就是清人所谓的——“风流太守爱魂消，到处春翘有旧游”。上面所说的，仅是唐代诗人嫖客中的几个代表，更多的诗人，如李白、杜甫等人的风月故事，都还没有道来。需要设疑的是，唐代诗人为什么这么性开放？
　　可能这与当时嫖娼召妓不违法，反而是一种时尚的社会风气有直接关系；再者，当时的不少性工作者都是以歌妓、乐妓的身份出现，这为诗人召妓嫖娼提供了方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可能受到了唐代帝王在性事和皇宫生活上过分放纵的影响。上梁不正则下梁歪啊，只许州官放火，难道不许百姓点灯？太宗李世民敢杀兄夺嫂嫂，高宗李治暗偷父皇妃子，女皇武则天与女儿太公平公“共夫”张昌宗，皇家都在乱来，臣子们寻寻开心总不过分吧！
　　中国文学界有一个传统的观点——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表明唐代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辉煌，有无可逾越的地位。从上面所说的唐代诗人爱嫖的情况分析，这份辉煌，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女人酥胸间诱激出的灵感，是与红唇摩擦碰撞出的火花——是嫖客时代创造了中国文学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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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官职一览 - 珍藏版 [转帖]

【爵】即爵位、爵号，是古代皇帝对贵戚功臣的封赐。旧说周代有公、侯、伯、子、男五种爵位，后代爵称和爵位制度往往因时而异。如汉初刘邦既封皇子为王，又封了七位功臣为王，彭越为梁王，英布为淮南王等；魏曹植曾封为陈王；唐郭子仪被封为汾阳郡王；清太祖努尔哈赤封其子阿济格为英亲王，多铎为豫亲王，豪格为肃亲王。再如宋代寇准封莱国公，王安石封荆国公，司马光为温国公；明代李善长封韩国公，李文忠封曹国公，刘基封诚意伯，王阳明封新建伯；清代曾国藩封一等毅勇侯，左宗棠封二等恪靖侯，李鸿章封一等肃毅伯。

　　【丞相】是封建官僚机构中的最高官职，是秉承君主旨意综理全国政务的人。有时称相国，常与宰相通称，简称“相”。如《陈涉世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广《廉颇蔺相如列传》：“且庸人尚羞之，况于将相乎!”《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指南录)后序》：“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

　　【太师】指两种官职，其一，古代称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后多为大官加衔，表示恩宠而无实职，如宋代赵普、文彦博等曾被加太师衔。其二，古代又称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为“东宫三师”，都是太子的老师，太师是太子太师的简称，后来也逐渐成为虚衔。如《梅花岭记》“颜太师以兵解”，颜真卿曾被加太子太师衔，故称。再如明代张居正曾有八个虚衔，最后加太子太师衔；清代洪承畴也被加封太子太师衔，其实并未给太子讲过课。

　　【太傅】参见“太师”条。古代“三公”之一。又指“东宫三师”之一，如贾谊曾先后任皇子长沙王、梁怀王的老师，故封为太傅。后逐渐成为虚衔，如曾国藩、曾国荃、左宗棠、李鸿章死后都被迫赠太傅。

　　【少保】指两种官职，其一，古代称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后逐渐成为虚衔，如《梅花岭记》“文少保亦以悟大光明法蝉脱”，文天祥曾任少保官职，故称。其二，古代称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为“东宫三少”，后也逐渐成为虚衔。

　　【尚书】最初是掌管文书奏章的官员。隋代始没六部，唐代确定六部为吏、户、礼、兵、刑、工，各部以尚书、侍郎为正副长官。如《张衡传》：“上书乞骸骨，征拜尚书。”再如大书法家颜真卿曾任吏部尚书，诗人白居易曾任刑部尚书，，史可法曾任兵部尚书。

　　【学士】魏晋时是掌管典礼、编撰诸事的官职。唐以后指翰林学士，成为皇帝的秘书、顾问，参与机要，因而有“内相”之称。明清时承旨、侍读、侍讲、编修、庶吉士等虽亦为翰林学士，但与唐宋时翰林学士的地位和职掌都不同。如《(指南录)后序》“以资政殿学士行”，这是文天祥辞掉丞相后授予的官职；《谭嗣同》“君以学士徐公致靖荐”，徐致靖当时任翰林院侍读学士，这是专给帝王讲学的官职。白居易、欧阳修、苏轼、司马光、沈括、宋濂等都曾是翰林学士。

　　【上卿】周代官制，天子及诸侯皆有卿，分上中下三等，最尊贵者谓“上卿”。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廉颇为赵将……拜为上卿。”

　　【大将军）先秦、西汉时是将军的最高称号。如汉高祖以韩信为大将军，汉武帝以卫青为大将军。魏晋以后渐成虚衔而无实职。明清两代于战争时才设大将军官职，战后即废除。《张衡传》“大将军邓骘奇其才”，邓骘当时为汉和帝的大将军。

　　【参知政事】又简称“参政”。是唐宋时期最高政务长官之一，与同平章事、枢密使、框密副使合称“宰执”。宋代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都曾任此职。《训俭示康》“参政鲁公为谏官”，“鲁公”指宋真宗时的鲁宗道。《谭嗣同》“参预新政者，犹唐宋之参知政事，实宰相之职”。

　　官员分为九品，每品里又有正、从

　　之分，所谓九品十八级。不能列入九品以内的，叫做未入流。列表如下：

　　品 级 官 职

　　-------------

　　正一品 太师,太傅,太保,大学士

　　从一品 少师,少傅,少保,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各部院尚书,督察院左,右都御史

　　正二品 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各省总督,各部院左,右侍郎.

　　从二品 各省巡抚,内阁学士,翰林院掌院学时,各省布政使.

　　正三品 督察院左,右副都于是,通政使,大理寺卿,詹事府詹事,太常寺卿, 顺天府尹,奉天府尹,各省按察使.

　　从三品 光禄寺卿,太仆寺卿,各省盐运使.

　　正四品 通政司副使,大理寺少卿,詹事府少詹事,太常寺少卿,鸿胪寺卿, 太傅寺少卿,各省道员.

　　从四品 翰林院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内阁侍读学士,各省知府.

　　正五品 左右春房左右庶子,光禄寺少卿,钦天监监正,六科给事中,各部院 郎中,各府同知,直隶知州

　　从五品 鸿胪寺少卿,各道监察御使,翰林院侍读,侍讲,各部院员外郎,各 省知州.

　　正六品 国子监司业,内阁侍读,左右春房中允,各部院主事,京府通判,京 县知县,各省通判.

　　从六品 左右春房左右善赞,翰林院修撰,光禄寺署正,州同

　　正七品 翰林院编修,各部院七品笔贴士,顺天府学教授,训导,京县丞,外 县知县,各府学授.

　　从七品 翰林院检讨,中书科中书,内阁中书,国子监博士,直隶州州判,州判.

　　正八品 太医院御医,各部院八品笔贴士,外府经历,外县县丞,州学正,县教 谕.

　　从八品 翰林院典簿,府,州,县训导.

　　正九品 各部院九品笔贴士,县主簿.

　　从九品 翰林院侍诏,刑部司狱,州吏目,巡检.

　　未入流 京,外县典吏,驿丞,和泊所所官

　　武官的品级及职务如下：

　　品 级 官 职

　　------------

　　正一品 领侍卫内大臣

　　从一品 将军，督统，提督

　　正二品 副督统，总兵

　　从二品 副将

　　正三品 参将

　　从三品 游击

　　正四品 都司

　　从四品 城门领

　　正五品 守备

　　从五品 守御所千总

　　正六品 门千总，营千总

　　从六品 卫千总

　　正七品 把总

　　从七品 盛京游牧副尉

　　正八品 外委千总

　　从八品 委署骁骑尉

　　正九品 外委把总

　　从九品 额外外委

　　武官无未入流

　　中央官部分

　　官 职 称呼

　　-----------------

　　大学士 中堂

　　吏部尚书 天官、冢宰

　　礼部尚书 大宗伯

　　户部尚书 大司徒，大司农

　　邢部尚书 大司寇

　　兵部尚书 大司马

　　工部尚书 大司空

　　左都御使 总宪

　　右都御使 副宪

　　通政使 银台

　　御使 都老爷

　　郎中、员外朗 部郎，郎官

　　主事 主政

　　-----------------

　　地方官部分

　　官 职 称呼

　　-----------

　　总督 制军，制台，制宪，都宪，部堂

　　巡抚 中丞，抚军，抚台，抚院，抚宪，部院

　　学政 学台，学宪

　　布政使 藩台，方伯，东司

　　按察使 臬（音NIE）台，廉访，西司

　　知府 太守，皇堂，五马

　　知州 牧，刺史

　　知县 令，令尹

　　-----------

　　武官部分

　　官职 称呼

　　---------

　　提督 军门，提台

　　总兵 总镇，镇台

　　副将 协镇，协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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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皇帝杀功臣的历史规律 [转帖]

　　
　　“飞鸟尽，良弓藏”，在中华帝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周而复始地上演着这出闹剧。整个历史陷入一个怪圈，无论你如何挣扎，终究不能走出循环，就如齐天大圣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一般。由于每朝每代都发生了此类事情，因此从逻辑上、直觉上来说这都不应该是某个皇帝个人素质问题，而是一个结构性问题。经济学的发展使人们可用经济理性的分析方法来分析一些历史现象，功臣与皇帝间的关系用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尽管这不会是唯一的解释。

　　在信息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中，由于信息不对称，代理人有多种类型，代理人自己知道自己属于什么类型，但委托人不知道。为了显示自己的类型，代理人选择某种信号，委托人根据观测到的信号来判断代理人的类型，同代理人签署合同。这就是所谓的信号传递模型。如企业雇主与雇员的关系：雇员知道自己的能力，雇主不知道；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雇员选择接受教育的水平。而雇主根据雇员的教育水平支付工资。此外还有信号甄别模型，同信号传递模型一致，只不过变为委托人先行，提出一系列合同供理人选择，代理人根据自己的类型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的合同。无论那种方法，都在于使代理人有积极性使自己的类型暴露出来。

　　对任何一个皇帝来说，确保万代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功臣们造不造反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皇帝们绞尽脑汁来解决的问题。解决功臣们造不造反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识别到底谁会造反，但这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格局：大臣们自己知道自己造不造反，皇帝却不知道谁是奸臣，谁是忠臣。

　　宋太宗有一段名言，大意是国家要么有外患，要么有内忧。外患是有形的，而内忧则无法察觉(原文是奸邪无状)。一个奸邪无状的自白道出了皇帝们的无奈：他必须有什么方法可以鉴别出谁是奸臣，谁是忠臣。根据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功臣们必须发出一个信号或皇帝必须用一个信号来确定一个分离条件，来使忠臣、奸臣可以分离而不混同。

　　在经济学里，由于每个类别人的成本和收益不同，还可以根据一个信号制定出分离条件，使该信号能让不同类型的人根据成本？收益比较自动现出原形，但对造反之类的事来说，当皇帝的收益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任何成本都相形见拙。只要有些风险偏好，又有可能造反成功，难保有人不起歹心。面对近乎有无限收益的皇帝宝座来说，不可能根据成本？收益情况确定出一个分离条件，皇帝们只能简单地根据某个信号直接判断(本文不考虑人心会因为时间、情况的变化发生改变以致忠臣变奸臣的情况)。那有什么信号又能让皇帝识别出奸臣呢？

　　那么以亲戚关系来识别呢？从吕后到李世民，从多尔衮到雍正，亲戚的血缘、亲情约束对争夺帝位来说只是很小的成本，成大事者从不会将其放在心上，分我一杯羹更是千古名言。那能否根据对皇帝是否恭顺这个信号来识别奸臣呢？毫无疑问，真正要造反的人对皇帝也照样会毕恭毕敬，安禄山对唐明皇的肚里只有一颗赤心的绝对服从令人记忆犹新，这个信号没有任何意义。那能否逆向思维，认为敢和皇帝争辩的就是忠臣，不敢争的就是奸臣呢？可惜，历史上的权臣是敢和皇帝争辩的，不敢争的依然是忠奸难辨。凡此种种，我们用尽心机也无法为皇帝们找到可从功臣中实施忠奸分离的合理信号，当然更不可能找到分离条件。

　　每个开国皇帝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他无法从功臣集团中分离出忠臣和奸臣，但他又必须想尽办法保证自己的儿孙能顺利继承皇位。为此，皇帝们自然有自己的分离信号来进行分离，将可能造反的人清除出去，确保江山永固。“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在不能辨别忠奸时，皇帝们选择了实际上也只能是这样一个分离信号：有能力造反的和没有能力造反的。对于皇帝来说，只要把有能力造反的杀掉，剩下的人即使有造反之心，也无造反之力了。每一代皇帝都面临同样的困境，面临着同样唯一的选择，最后都作出了同样的选择，让我们后人了见识了一幕幕闹剧。不要问你想做什么，而要问你能做什么，功臣们天然有罪，谁让他们有能力造反呢。学者们说中国是外儒内法，至少在对待功臣上这话是对的，所有的皇帝奉行的都是防功臣像防贼一样的人性本恶的哲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