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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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人的瑞士表[转帖]

　　

　　文章内容选自《三联生活周刊》/ 陈赛

　　“瑞士人最大的心愿是与这个世界保持距离，住在自己的小花园里，按自己的节奏，过自己的日子。但是，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瑞士不可能不变，也许不那么戏剧化，没那么快，但这已经让很多瑞士人感到不安。”这话是瑞士一个老作家跟我讲的。他叫胡戈·罗彻尔，老人家快80岁了，一个人住在苏黎世河畔的一幢老房子里，心脏不好，每一激动，连着心脏的监视器就发出呜呜的声响。

　　瑞士人生产全世界最昂贵的手表，但深入到瑞士人的生活，你会发现，他们自己戴的都是Swatch、雷达。花500瑞士法郎买一块表，对他们来说已经挺贵了。

　　伯尔尼

　　每年的巴塞尔表展，巴塞尔附近的酒店都会人满为患，而且极其昂贵。我们只好住到伯尔尼的一家小旅馆里。

　　火车到伯尔尼的时候已是傍晚，天空开始下起小雪，街上几乎看不到几个行人。伯尔尼是瑞士首都，但这个城市给我的第一感觉却是安静得让人心里发慌。我一晚上无法入睡，不知是因为时差，还是那习惯了喧闹的耳朵，在这样的宁静中患上严重的水土不服。

　　第二天，我把这种感觉告诉曼努埃尔·萨尔赫利，蓝眼睛的外交官哈哈大笑。他说，他第一次到北京的时候，也被北京的喧闹吓坏了。“每个人都很忙。中国人似乎都认为，明天一定比今天好，后天比明天更好。所以大家都奋不顾身地奔向明天。”

　　瑞士人更愿意悠然自得地活在今天，他们希望时间的脚步越慢越好。也许这是因为做瑞士人太简单了。这里空气清新，街道干净整洁，火车准点发车，整个社会秩序井然，月收入低于3000瑞士法郎就算穷人了，政府会给你补偿金，根本无需为明天焦虑。不过，说来也怪，瑞士的自杀率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日本。

　　曼努埃尔的办公室就在伯尔尼的国会大厦附近，属老城区，周围保留了很多中世纪的古建筑。据说，这里的建筑原先都是木质的，600多年前因为一场大火而全部毁去，重建时就改成了石头的建筑。因此，整个城市就有一种很厚重的感觉。

　　100年前，爱因斯坦就住在不远处的一条街上，他很喜欢伯尔尼，这个城市让他产生了“一生中最为幸福的想法”，这一想法最终促成了“狭义相对论”的诞生。这种说法不知有多大的可信度。但是，从他的故居走出来，只要几步路就能看到伯尔尼的“钟楼”，那个600多年来从未停止过报时的大钟，为他思考时间的本质提供了某种灵感，恐怕是毫无疑问的。那个钟上至今刻记着它被打造的年月：1405年10月，但在钟下感慨滔滔逝水、急急流年的人却换了一拨儿又一拨儿。

　　曼努埃尔出生在伯尔尼附近一个小村庄，整个村子就3000多人，他在伯尔尼读大学，毕业后在Swatch集团做过工厂经理。总之，很纯粹的一个瑞士人。年轻的时候，他是个表痴，家里收藏了80多块表，直到今天，不时还会拿出来把玩一番。对他来说，机械表是一种高度情感性的东西。

　　曼努埃尔的头衔很有趣，叫“瑞士形象办公室主任”，隶属于瑞士外交部。他的工作好像就是在世界各地广建“瑞士屋”。去年奥运会的时候，他们在北京建了一个“瑞士屋”，花了400多万瑞士法郎。明年世博会还会有一个更大的。我有点怀疑这样的铺张浪费是不是有违瑞士人低调节俭的美德，但他说，“瑞士屋”的目的是让人们认识一个真实而完整的瑞士。

　　外国人对瑞士的印象通常都很好，但实际上却常常是一无所知。他在中国搞过一次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当你想到瑞士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40%以上的中国人选择了“手表”，其次是军刀、银行、巧克力。

　　其实，你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做这种调查，得到的可能都是一样的结论。瑞士是一个被高度符号化了的国家。钟表、军刀、奶酪、火车、巧克力、银行、高山、海蒂、奶牛，甚至一种叫Helvetica的字体，随便挑一个出来，都可以与典型的瑞士品质对应起来。但是，到底什么是瑞士品质呢？好像又没人说得清楚。

　　一位苏黎世作家在18世纪末就写道，“瑞士很特殊，我们是被这个世界选中的”。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讲，瑞士都不能算一个国家。在瑞士，有着各种各样的瑞士人，伯尔尼人、苏黎世人、提挈诺人、巴塞尔人，他们说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习俗、个性和价值观。如果把欧洲看成一个整体，它的共同点可能比瑞士的共同点更多。问题是，到底是什么让这些瑞士人走到一起，他们共同想要的是什么呢？

　　曼努埃尔推荐我读彼得·比赫索的一本书——《一个瑞士人眼中的瑞士人》。我是回国后才在网上找到这样一段摘抄：

　　说到瑞士，我首先想到的是位于汝拉山脚下的索洛图恩。伯尔尼州和阿尔高州的部分地区离得并不远，我在那里也感到并不陌生。如果我去巴塞尔、苏黎世或卢塞恩，我还可以听得懂人们说话，并找到一些共同点。我还是使用同样的货币，我并没有出国，但我却觉得不很自在。在瑞士西部和提挈诺州，我就觉得更陌生了。我不会讲意大利语，法语也不太好；但货币始终是一样的，价格和规定也都差不多，士兵都穿一样的制服。我对此感到十分高兴：提挈诺人，讲法语和讲罗曼语的人跟我们一起。

　　直到后来我在苏黎世遇到汉斯·托布勒先生，看到著名默剧团“魔力无极限”（Mummenschanz）的表演，**明白，让瑞士人走在一起的，不是某种共同的独特性，而正是对差异性的认同和包容。瑞士人的身份是移动的，而不是固定的。在政治上，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在文化上，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表达；他们不接受某个大人物的权威，但每个人都接受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文化不是唯一的，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平等的观点和文化；无论一个联邦有多小，他们拥有相同的权利。

　　也许只有在这样自由、独立但又彼此尊重的社会气氛里，才能诞生“魔力无极限”。这实在是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剧团。37年了，他们在世界各地巡演，但人们始终找不到一种合适的语言去解释它。它是魔术、舞蹈、戏剧、美术，又是幽默剧、哑剧、卡通剧、儿童剧。它没有音乐，没有语言，只有抽象的造型、黑白的颜色、奇怪的面具，有时候它是一个大嘴巴，有时候是一只大手，有时候是两个大插座的爱情，有时候是两个记事本在吵架，有时候就是一个管子，而这个管子空荡荡的那一头居然会有悲伤的表情。

　　他们的表演让我想起小时候看的一部法国动画片《巴巴爸爸》，那种随心所欲的变形中，给人一种巨大的创造性的快感。他们看上去就像外星生物刚到地球，一脸的天真、淘气，充满好奇。但无论怎样变形，我们都能从中认出自己的喜怒哀愁。

　　3位表演者都已经是年过六旬的老人，再加上一个60多岁的经理汉斯先生，简直是一个老年帮。汉斯先生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老头，他本来经营一家化学工厂，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但他的子女没有一个人愿意接手他的事业，只好把工厂给卖了，从此追随“魔力无极限”剧团，天涯海角，希望更多的人能欣赏到“魔力无极限”的表演。今年5月，他们会到中国表演。

　　巴塞尔

　　巴塞尔是瑞士最古老的一座城市。这几天，这里一反往日的宁静与低调，表展门口停满了奔驰、法拉利、劳斯莱斯……这样的奢华与排场，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恐怕都很少见。

　　正当我困惑于为何面对满屋的稀世珍品而毫无感觉时，宝齐莱的老板托马斯·莫夫给我上了一课。他告诉我，“真正的奢侈品不是随处可见、随处可得的。你想要好酒，超市里是买不到的。如果你想要好的家具，就不该去宜家。以全世界为范围，你能在5000家店铺里买到豪雅，但只能在350个店铺里买到宝齐莱”。

　　当我在一个展厅里，触目可及全是百达翡丽、劳力士、肖邦、宝玑时，名表那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神秘感消失了，好比你把无数美女集中在一个房间里，同样会产生审美疲劳，丧失判断力。

　　今年凡事讲究低调。所有的厂商都试图淡化经济危机的阴影，但现实情况是极少有厂商肯花巨资在机芯的创新上，基本上都是在一些经典表款的基础上稍做翻新，像百年灵的航空计时表（Navitimer）、欧米茄的登月表、劳力士的GMT Master、宝珀的五十英寻潜水表（Fifty Fathoms），百达翡丽也只是用玫瑰金重新打造了几款旧表而已。不过，这种策略是经过时间考验的。萧条时期，人们对于花哨东西的兴趣大减，而更青睐于持久、经典、高价值的东西。因为你不是在花钱，而是在投资。

　　整个展厅里，劳力士是最气派的，展台比百达翡丽大了一倍不止。上个月，法国广告界大亨雅克·赛盖拉也不知拿了劳力士什么好处，突然语出惊人：“任何人在50岁之前还没弄到一块劳力士，就算是废物。”其实，不用他那么卖力，劳力士在钟表业的地位早已固若金汤。它每年生产75万只手表，而且是全世界唯一一家自己生产全部组件的钟表公司。如果你要买一块5万元人民币以上的表，所有人都会劝你买劳力士。这样，就算你在澳门赌场输了钱，拿劳力士是可以直接换钱的，算是硬通货。

　　雷达的整个展厅设计成黑色，据说是要表达一种神秘气质。他们今年主推一款由英国设计师贾斯珀·莫里森（Jasper Morrison）设计的表，号称“Supernormal”风格，就是极度低调的意思。雷达一年生产40万只表，中国是最大的市场。他们进入中国几十年，一直被当成奢侈品。自从中国人对奢侈品的眼界宽阔了以后，雷达逐渐退到二线品牌。我问雷达的CEO罗兰·司徒勒，怎么看待自己的定位？

　　他非常坦然地说：“这就是我们的位置啊。宝玑、蒂凡尼，它们处于奢侈品的顶端，但我们有属于我们的位置。在Swatch集团，我们有非常清晰的品牌定位，每个品牌都有它自己的任务，从价位、产品、宣传、销售到赞助活动，保证我们自己人不打自己人，而是合力对外。”

　　日本的精工和西铁城在1号厅最靠里的一个角落。在众多欧洲奢侈品的压力下，日本人显得一如既往的谦恭。但精工今年主推一系列Spring Drive产品线，也打算进入奢侈品市场。日本人在技术创新上的确有一种拼命三郎的精神，他们花了28年研发出Spring Drive机芯，90%的机械加上10%的石英，就像汽车里的混合动力引擎，每天的误差能降到1秒钟。

　　我们在Le Solliat采访老制表师菲利普·杜佛时，他对这种新的机芯技术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和焦虑。他认为，这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革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石英表入侵”的历史很可能会重演。但是，瑞士钟表业的大企业家们似乎没有人在意。

　　在他们看来，现在的手表是奢侈，是时尚，是个性，是身份认同，唯独与报时无关。准确性的问题如果日本人愿意关心，就交给他们去关心吧。正如托马斯·莫夫所说的，“日本表质量很好，但只要它是来自日本，就不是奢侈品”。

　　这样的强词夺理，却又让人无比信服。我突然意识到，原来瑞士钟表的价值，是整个老欧洲的精魂在游荡。我身处的1号厅又叫“梦之厅”，是6个展厅中最大最奢华的一个，往来其间金发碧眼、人高马大的欧洲人，的确给亚洲人一种无形的压迫感。

　　关于一个国家、一种文明的想象，被注入到一个具体的商品里，这种移情现象并不少见，就像法国红酒、德国汽车、意大利鞋。人们关于瑞士的种种想象，品质、精准、可靠、公正、中立、良好的教育、古老的工艺传统、雪山里的阁楼作坊，都被注入对瑞士钟表的想象中，从而创造了一种气场，一个光环，一件梦的衣裳。人们爱瑞士手表，爱的是其中的沉静、持久、时光流转、岁月变迁的感觉。但是，这个梦真的会一直做下去吗？

　　其实，在手表发明之前，世界上最好的钟表来自英国。14世纪初，英国、法国的教堂等建筑物上最早出现了机械报时钟，因为报时钟的运行需要持续的动力来源，所以当时采用的方法就是用绳索悬挂重物，利用地心引力产生的重力作用带动一系列的运转。

　　直到16世纪中叶，瑞士人才真正加入钟表业的游戏。18世纪，瑞士出现了大批才华横溢的钟表大师，比如亚伯拉罕·路易·宝玑，他因为发明陀飞轮而被尊为“表圣”。钟表的整个工业化过程，就是在这个时期在瑞士得以完成。一开始，钟表制造业集中在日内瓦，然后扩散到汝拉山脉。1785年，瑞士已经有2万多人在日内瓦从事钟表业，每年生产8.5万只手表。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瑞士人才开始制造可以戴在手腕上而不是装在口袋里的怀表。“手表”立刻成了交战双方军士们的心爱之物。现在仍然有一种专门的表，叫军官表，今年百达翡丽就推出了一款男式黄金军官表Calatrava 5153J。很少男人会不动心，如果忽略2.5万美元标价的话。

　　20世纪的前60年，瑞士钟表业的发展一帆风顺。1926年，劳力士发明了完全防水的腕表表壳，命名为“蚝式表”（Oyster）。第二年，英国游泳女选手梅赛德丝·格丽兹（Mercedes Gleitze）戴着这块表横渡英吉利海峡，这个事件刺激了当时很多人对手表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钟表从怀表到腕表的转变。

　　直到1965年，精明的日本人发明了石英表。其实，石英技术是瑞士人发明的，但当时整个行业的傲慢与短视让他们错过了机会。石英表相比机械表有两个致命的特点：极端便宜，极端准确。事实上，它比任何昂贵、复杂、精细的瑞士机械表更准确。

　　日本表的冲击是灾难性的。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整个瑞士钟表业溃不成军，很多世代相传的机械表品牌破产，6万多名钟表工匠失业，只有极少数一些高端品牌靠着过去的积累苦苦支撑。也有一些公司试图生产自己的石英机芯，但又不肯放下架子，要价极高，根本卖不出去。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整个瑞士钟表业只剩下1.5万多人。

　　这时，尼古拉斯·海耶克被请去重组当时的整个瑞士钟表业。他将当时两家最主要的瑞士钟表企业合并，创办了一家新的公司叫斯沃琪（Swatch），专门开发石英表。他很精明，瑞士人可以复制日本的技术，但日本人在历史上永远拼不过瑞士。

　　Swatch不是“瑞士钟表”（Swiss Watch），而是“Second Watch”（第二个手表）的缩写。当时一块石英表需要91个部件，而Swatch只需51个部件。高质量、低价格、生活的乐趣，又是瑞士制造，Swatch迅速从日本人手中收复失地，尤其在美国市场大获成功。直到今天，瑞士钟表业每年生产2500万块手表，其中1500万到2000万块是Swatch。

　　石英表终于便宜到滥大街的地步，人们开始嫌弃它没有灵魂。他们怀念机械表的滴答声中，所谓灵魂的声音。于是，海耶克用Swatch赚来的钱一点点收购了宝玑、宝珀、欧米茄、浪琴、天梭和CK，构建了一个非常精密有序的品牌结构，从高到低各级市场都有个性鲜明的品牌。

　　在展会上，我遇到一个瑞士钟表杂志的编辑，神秘兮兮地让我给他们的一组新海报提提建议。我一看，竟是一组唐卡，他们想把菩萨的头像改成海耶克的头像。从中可以看出海耶克在瑞士钟表业的地位，一个多么强势的角色，虽然他今年都81岁了。

　　“瑞士制造”是表展上最敏感的一个话题。它戳破了这个行业内长久以来秘而不宣的一个黑洞：一个贴有“瑞士制造”标签的手表，只有一部分的组件是在瑞士制造的。

　　根据1971年瑞士联邦颁布的一个法令，一个手表可以冠上“瑞士制造”或者“瑞士”标签，只要它有一个瑞士机芯，在瑞士组装并接受检查。而且，除去组装的价格，瑞士生产的组件价值必须占50%。

　　因此，一块瑞士手表的非关键部位，比如表壳、表带大都是来自亚洲国家，比如中国、印度。在低于1000瑞士法郎的“瑞士手表”中，你几乎找不到“瑞士制造”的表壳。每个人都知道这个秘密，但在消费者面前，这是一个禁忌。

　　还有一些厂商，所有组件都是“中国制造”，只是送到瑞士组装，但因为瑞士的人力成本极高，组装的成本可能就占到整块表价值的50%以上，还是可以安上“瑞士制造”的标签。这是最极端的情况。

　　随着“瑞士手表”中引进的组件越来越多，瑞士联邦计划把“瑞士制造”的比例从50%提高到60%，以保护“瑞士制造”的价值。这个提议还没有最终被通过，已经在瑞士钟表业掀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认为，这是瑞士钟表业自毁长城，在国际竞争中让使自己处于劣势；也有人认为，提高比例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将“价值的比例”改为“组件的比例”，这样才能真正保护“瑞士制造”的品牌纯度。

　　苏黎世

　　上世纪90年代后期，瑞士钟表业已经完全恢复元气，集团化作战的方式使他们牢牢占据全世界70%的市场份额。但是，在这样密不透风的瑞士军团中，居然会有理查德·米勒（Richard Mille）这样的未来派品牌异军突起，是一件挺怪的事情。

　　理查德·米勒是一个颇为神秘的人物，他是法国人，57岁，有意大利血统，住在法国的一个城堡里，开一辆1979年的Tyrrell F1。美国一本钟表杂志形容他说，“钟表业的历史在未来要分成两个阶段，一是理查德·米勒之前的时代，二是理查德·米勒之后的时代”。

　　他喜欢玩赛车，所以把F1赛车的很多高科技元素应用到手表制造上。他的表风格非常独特，酒桶的造型、透明的表壳、可以透视内部的机芯，像雕塑一样。看起来很厚重，但实际很轻，因为用的材料是钛、纳米碳素纤维、ALUSIC合金，都是用于汽车、飞机、人造卫星的材料。

　　“男人天生爱技术、爱机械、爱汽车，这些感情是以某种方式烙印在我们的DNA里的。所以，如果你要做机械表，就要做得非常酷，非常冷峻，非常高科技，让他觉得自己抬手看表的姿势非常性感，这样你才能在很多层面上与一个男人对话。”

　　他是通过邮件接受我的采访的，因为他从来不屑于参加巴塞尔表展或者日内瓦表展，“我只跟着自己的直觉走。那些想找到我的人，自然会找到我”。

　　理查德·米勒的崛起不过8年时间，但他的买家个个非富即贵，好像根本不在乎花多少钱。我问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说：“唯一的秘诀就是，与过去彻底地决裂，就像超现实主义和立体派的艺术一样。既然我们有21世纪的技术和材料，就应该做21世纪的手表。所有的品牌都在谈过去、传统、历史，但我只看未来。”

　　今年5月，理查德·米勒要在北京开第一家旗舰店。去年，他们已经在上海开了一家。这个牌子对中国人还比较陌生，在欧美却是如雷贯耳。他们每年只生产2000块表，每块表的价格几乎都在10万美元以上，最高则达数百万美元，收藏者以《福布斯》名单上的亿万富翁为主，比如罗恩·佩雷曼、保罗·艾伦。

　　我问他，你真的觉得北京准备好了吗？

　　他说，“当然。就怕我们没有那么多表可卖”。

　　在见到胡戈·罗彻尔之前，有人警告我，他是一个非常批判性的人物，也许你对于瑞士的许多好印象都会被他给弄没了。

　　等我见到他的时候，却发现他是一个很和善的老人。他的批判是一种漫画式的，精确、夸张，但并不尖刻。他从来不觉得瑞士是个监狱。

　　他只是一直在寻找瑞士人的“另一面”，而且，他认为瑞士的另一面，必须离开瑞士才能找到，才能理解。所以，他的写作大多基于旅行的经历，他曾经在欧洲、拉丁美洲和南亚地区做过记者，被称为20世纪“最世界主义的瑞士作家”。

　　他最著名的一本书叫《如果上帝是瑞士人》。他告诉我，“如果上帝是瑞士人，人类的麻烦就大了，也许他今天还在等待创世纪的最佳时机。既然现在大家日子都过得不错，应该感谢上帝不是瑞士人”。那是一本很有趣的小说集子，用一些很搞笑的故事和人物，来描述瑞士人的国民性。事实上，我在瑞士遇到过那么几个人，都挺像他小说里的主人公。

　　有一次，去往卢塞恩的火车上，一个40多岁的瑞士人跟我攀谈起来。他的英文不好，结结巴巴，绕来绕去，似乎就为了表达一个意思：他爱标准德语，但瑞士人打心眼里不喜欢标准德语，这让他非常痛心。然后，他拿出瑞士地图，给我细细讲解每个地方方言在发音上的差异，不时哼上几句地方民谣，再加上一点语焉不详的历史，完全不管我听不听得懂，或者是否感兴趣。但他脸上那种陶醉的表情，加上中国人的教养，就让我很不好意思打断他。

　　在他持续一个小时的独白中，我只逮住机会插了一句话，“你是做什么的？”

　　我猜是个语言老师，但他说他是一个图书管理员。

　　我把这个故事告诉胡戈，他一边笑，一边说，瑞士人有时候是太寂寞了啊。

　　我问他：“瑞士人对时间是否有特别的感受？”

　　他说：“一方面，我们尊重时间，这是融入到我们的教养里的东西；但另一方面，我们尊重的只是手表上的时间，而不是历史的时间。瑞士人对于历史的时间感是相对停滞的。”

　　他正在写一本新书，大致是讲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里，瑞士人必须形成一种新的意识——对全球来说，每一点都是中心，世界上任何一个点发生的问题，都会在其余地区产生影响。“瑞士人一向认为自己很特殊，能够置身事外。我们并不是害怕中国或者亚洲的崛起，而是害怕那种必须依赖于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种力量的感觉。比如现在我们讨论经济问题，就必须讨论中国问题，无可回避。世界不可能不变化，不可能没有得失，有些东西注定要失去，但你要从中获得新的东西，这才是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害怕瑞士的改变，因为瑞士的改变，是整个世界的问题。”

　　“瑞士人喜欢一切稳固的东西，也创造了许多稳固的东西，比如银行、货币、军队、联邦制、中立的姿态，这些以前在瑞士都是无可置疑的。但现在，稳固的状态已经被打破了，从政治、经济、文化到教育制度，一切都处在新的置疑之中，都需要被重新讨论，这是我们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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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臂大学生：用脚书写奇迹 [转帖]

　　
　　早晨6时，李彬彬睁开眼，使劲抬着头把身体撑起来。他先用脚踢开被子，然后再用脚把搭在床尾的衣服平铺在床上，用脚趾灵活地夹起衣角，低头钻了进去。衣服穿戴整齐后，他扭转身体，用脚从床下勾出拖鞋穿上。

　　李彬彬坐在板凳上开始洗脸刷牙，洗漱后，他用双脚把毛巾拧干，脚趾夹起一端向上一甩，毛巾便乖乖地搭在了绳子上。接下来，他抬起右脚，开始整理床铺。他用右脚的脚趾把被子夹过来，叠过去，不到1分钟，被子就被他的双脚叠得整整齐齐。

　　李彬彬，今年22岁，是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二年级学生。9岁时，他因为触电失去双臂。他自立自强，学会用脚生活；他坚强自信，用脚学习考上大学；他乐观豁达，创办“微笑心理健康协会”，帮助身体健康的同学解决心理问题。

　　一次触电让他失去了双臂

　　1986年，李彬彬出生于河南省鲁山县张官营镇前城村一个农民家庭。靠着父母的辛勤劳作，一家人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李彬彬9岁时，一场灾难降临到他头上。一天在上学路上，他不慎碰到带电的高压线线杆的斜拉线，发生触电事故。至今，李彬彬对当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被电击后他一屁股坐在地上，衣服粘在皮肤上，全身毫无知觉。“到了医院，看着大夫剪开我的衣服，露出了满是水泡、黑红黑红的胳膊，心里一下子就蒙了。”

　　在医院治疗的两个月里，李彬彬因手术部位不断感染，接受了3次手术，直到完全失去双臂，永远地失去了安装假肢的机会。为了防止伤口感染，李彬彬每天都要输液。最多时他一天打了24瓶吊针，脚上的针眼还没长好又要扎。

　　身体的伤痛还不算什么，最让年幼的他无法接受的，是失去双臂的事实。想起过去和玩伴们一起丢沙包、拍洋牌的快乐时光，李彬彬的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那时，他整天躺在病床上一句话也不说，一边默默流泪一边傻傻地望着窗外。我每每看到这个，都会忍不住地哭。”李彬彬的母亲说，“可奇怪的是，一听见我哭，他就马上回过神来，舔舔嘴角的泪水，笑嘻嘻地劝我，哄我开心。”

　　他学会了用脚吃饭、翻书、记笔记

　　李彬彬最喜欢吃面条。中午在学校餐厅，李彬彬照例要了一碗面条，然后向卖饭师傅挺挺胸，师傅便心领神会地从他的上衣口袋掏出饭卡，付了款。身边的同学帮他把面条端到桌子上，他坐下后脱掉拖鞋，便把脚翘在桌面上，用两个脚趾熟练地起筷子，开始吃起饭来。李彬彬吃饭的速度很快：每次，同行的同学碗里的饭还剩一半时，他就已经吃了个精光。

　　为了学会用脚吃饭，李彬彬可费了不少劲儿。

　　刚住院那会儿，妈妈一直喂饭给李彬彬吃。病情刚稳定，父母就决定不再喂他，要求他学习用脚吃饭。可要用脚夹着勺子、筷子夹菜，然后再送到嘴边，谈何容易？

　　刚开始，妈妈每天帮李彬彬活动腰腿，把他的腿放在桌子上，用力向下按压他的身体，开始压20分钟，后来是1个小时。适应了桌子的高度后，李彬彬又被要求把腿往墙上压。光是压腿，年幼的李彬彬就经常疼得直掉眼泪。不过因为年龄小，终于，半个月后，李彬彬能用脚趾夹着勺子送饭到嘴边了。

　　“那时候真苦！有时候我就想，为啥现在我不爱哭了，可能就是因为当时把眼泪哭干了吧！”李彬彬笑着说，“那时，妈妈经常对我说，只有自己努力地去做，乐观地去生活，正常人有的一切你才一样能拥有。”

　　出院后，亲戚曾建议送李彬彬上残疾人学校。但好强的妈妈仍坚持把他送回了原来的学校。校领导特别批准李彬彬随班升入三年级学习。很快，李彬彬又学会了用脚翻书、记笔记，并且和用手的同学保持同样的速度。

　　“以前我上小学一二年级时学习不太好。可自从出事以后，我每次考试都是全班第一，考初中时还是全校第一呢！”李彬彬说。

　　上初中时，因为家离学校比较远，为了上学方便，李彬彬想学骑自行车，但父母不同意，担心他出危险。可趁父母下地干活时，李彬彬就自己借来了小伙伴的自行车开始偷偷练习。经过多次摔打后，他终于学会了靠胸部控制方向，用鞋蹭着轮胎刹车，自己骑自行车！

　　2006年，李彬彬参加了高考，他以高出建档线76分的成绩，考入了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工商企业管理专业。

　　他把自信和微笑传递给了更多的人

　　李彬彬说：“虽然老天爷让我失去了双臂，但却让我拥有了比常人更多的友谊和关爱，对我够公平了！”

　　李彬彬截肢后重返学校，校领导对他非常照顾。为了便于让他用脚写字，老师专门锯掉了桌腿，将课桌直接放在地上。无论是小学，还是初中、高中，直至现在的大学，他的桌椅都是学校为他特制的。

　　2006年9月1日上午10时，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李树伟带队，亲自到李彬彬家，接他去学校报到。学院还专门为他开辟了入学绿色通道：除免去学费、住宿费、书本费等费用外，每个月还给他200元的就餐补助和一些其他补助。

　　李彬彬说：“我希望用我的亲身经历，鼓励、启迪遭遇挫折的同学，把自信和微笑传递给更多的人。”2006年12月1日，在刚走进大学校门不久，李彬彬便和同伴们一起成立了学校第一个心理健康社团——微笑心理健康咨询协会。

　　当上“微笑协会”会长，李彬彬每天下了晚自习后，都要到网吧、图书馆，下载翻阅有关心理健康方面的书籍和资料。“协会的心理咨询热线就设在我们宿舍，我不带头学习心理健康方面的知识，怎么能更好的帮助打来热线电话的同学呢？”李彬彬说。

　　目前，微笑协会已有会员60多名，分为信息部、宣传部、策划部等部门。起初，协会的业务仅仅是接听咨询电话，经过一年多的发展，协会现在还定期联系邀请著名心理咨询师到学校讲课，配合学校开展一些心理调查。每星期，协会的会员们都要被组织在一起开展心理互动交流、学习有关心理知识，他们还会组织同学去敬老院、福利院等为老人和孩子们奉献爱心。

　　不仅如此，李彬彬还加入了平顶山志愿者协会，就在记者采访完他的第二天，他就远赴山区探望孤儿。“做人必须懂得感恩！帮助同学们解决心理上的疑问和困惑，成为志愿者帮助其他比我更困难的人，就是希望能以我微薄之力回报社会各界对我的关怀。”李彬彬说。

　　“我和正常同学一样，不需要特别照顾”

　　“刚进校时，学校考虑到李彬彬的情况，考虑要专门安排一些同学去帮助他。”学校学工部的匡处长说，“可他对我说，‘我和正常的同学一样，我不需要什么特别照顾。’他不愿别人用同情的眼光看待自己，总是保持着开朗乐观的心态和积极上进的状态。后来，我们什么也都没有安排，他完全靠自己解决了所有的困难！”

　　“没有双臂的李彬彬，天天快乐地学习和生活，真是好样的！他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每次看到都让我觉得心头一热，涌起一股暖流！”李彬彬的一个同学竖起大拇指说。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和他在网吧偶遇的情景。”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电子商务专业郭金拉同学回忆道。

　　那天，小郭到学校附近网吧上网，她意外的看到了对面仰靠在板凳上，将双脚翘在键盘上打字的男子，定睛一看，正是李彬彬。“你咋也在这儿上网？”小郭脱口而出。

　　李彬彬笑呵呵地回答：“想上网就来了呗，你QQ号多少？我加你呀！”

　　“在那么多人面前，没有胳膊的他抬脚打字，他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反而还觉得很正常，那份豁达让我至今难忘！”小郭说。

　　没有了双臂，李彬彬走在路上很容易引起陌生人的注目。经常和李彬彬一起出入的刘发总觉得那种目光有些歧视的成分。可李彬彬对此却不以为意，他总是笑着说：“看就看呗，每天都是人们注目的焦点多好！”

　　明年，李彬彬就要毕业了。他说，今年，他计划利用课余时间开一个网上心理疗吧，帮助那些不愿意露面的同学解决心理问题，他还打算再筹备一个心理健康知识辩论会。他还要和会员们一起选出一个新会长接替他的位置，把微笑心理健康咨询协会继续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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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中成药被指致病[转帖]

　　自1998年10月将第一例马兜铃酸肾病病人收入病房起，北京中日友好医院肾内科陈文大夫表示，已有100多例因服用龙胆泻肝丸出现尿毒症症状的患者入住。颇受患者欢迎的龙胆泻肝丸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毒副作用呢？

　　关木通被疑为“元凶”

　　医生们认为，龙胆泻肝丸导致尿毒症的原因是，这种药中有一味名叫关木通，关木通含马兜铃酸。由朝阳医院肾内科彭立人主任提供给记者的一份名为“药物引起肾脏损害”的资料中，明确指出，部分药物可导致进展性肾衰竭或慢性肾衰竭，其起病隐匿，病程进展缓慢，但临床后果十分严重。

　　这份资料特地将含马兜铃酸的中药列出，为了醒目，还将字样放大并变成红色，它们是：关木通、广防已、青木香、马兜铃、天仙藤、寻骨风、朱砂莲等。值得注意的是，资料还提示，长期小剂量服用含马兜铃酸药物，不但可以导致慢性肾衰竭，而且还可能致癌，尤其是泌尿系统及消化系统癌症，如膀胱癌、肾盂及输尿管癌。

　　为了不轻率地给一种或几种药物下结论，北京协和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南京军区总医院等用龙胆泻肝丸的主要成分关木通，进行了动物实验。结果老鼠的药物反应与人相同：大剂量给药，大鼠出现急性肾损害症状；长期小剂量间断给药，导致慢性肾损害。

　　同仁堂已停产旧药

　　记者就患者服用龙胆泻肝丸导致尿毒症一事采访了国家药监局药品评价中心。姓李的主任答复说，国家药监局已接到了有关这个药品不良反应的报告。根据接到的报告，这个药可能会给一些患者带来肾损害。2002年7月，国家药监局已经通过“药品不良反应信息通报”，向有关企业、医疗机构和各地药监局等有关部门通报这个情况。目前，国家药监局和有关部门正在进一步关注此药的不良反应情况。她特别提醒患者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此药。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制药厂品质保证部刘建国说，原来同仁堂生产的龙胆泻肝丸中含有的“关木通”，原料中有马兜铃酸成分，国外一些患者在服用含有马兜铃酸成分的其它药物时出现肾损害的问题，同仁堂也接到了国内患者的咨询。鉴于国外出现的病例报告，同仁堂于2001年下半年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申请，要求用不含马兜铃酸成分的“木通”代替“关木通”。2002年11月20日，国家药典委员会正式批准这个申请，同仁堂已停止生产含有“关木通”成分的龙胆泻肝丸。

　　市场仍有关木通

　　刘建国说，目前市场上可能还有一些老配方的龙胆泻肝丸销售。但是，如果患者严格按照药品的说明书、严格按照医嘱服药，不会出现损害肾脏的问题。

　　记者走入北京一家药房，发现货架上有两种产自不同厂家的龙胆泻肝丸。同仁堂生产的龙胆泻肝丸包装上印刷的药物成分中未出现木通或关木通字眼，承德一家厂家生产的龙胆泻肝丸药物成分上赫然在目：关木通。

　　据几家大医院反映，因服用龙胆泻肝丸而导致尿毒症被送入医院的患者还在不断出现，而且，这种悄然出现的慢性肾衰竭是不可逆的永久损害。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朱玉 张建平）2003-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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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拙策误国 [转帖]

1969年，陈立夫回到台湾岛，出任台湾当局的“总统府资政”等职。

蒋经国此时羽翼已丰，加之陈立夫吸取过去的一些教训，遇到特殊情况或蒋氏父子有事找他，陈立夫才提建议，谈看法。

从1979年起，中共《告台湾同胞书》宣示的对台政策日益深入人心，陈立夫坐卧不安。

陈立夫告诉蒋经国：“我仔细分析了大陆的《告台湾同胞书》，认为我们再不能与****合作，更不能通邮通航，因为我们以往与他们搞过两次合作，都以失败告终。”

蒋经国说：“你的想法很有道理，我也想到再不能与****打交道。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有反击他们的办法，不能陷于被动。”

陈立夫说：“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打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旗帜，公开呼吁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1979年12月14日，国民党在台北举行十一届四中全会。蒋经国在开幕式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

陈立夫一生出了许多臭点子，虽一时对他们有利，从长远看，其副作用太大。他这一次提的建议，也是一个大歪点子。因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台湾当局在国民党十二大上作了《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以及搞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实际上是要国民党来统一中国，拒绝****倡议的第三次国共合作，错失了一次国家和平统一的极好机会。

陈立夫后来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可惜太迟了。2000年，岛内政权落入民进党之手，国民党沦为在野党。

可以这样说：陈立夫当年向蒋经国献“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之策，不但未打击到祖国大陆，相反还害了国民党，也害了蒋氏父子和他自己，以致他们死了之后，落得无葬身之地的下场。 摘自《政治杀手陈立夫》汪幸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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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黄金部队揭秘 [转帖]

　　中国黄金部队揭秘

　　孙国

　　　　面对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巨大压力，身患重病的周恩来总理在医院里对王震说，你要把金子抓一抓。

　　　　王震提出：让部队去找金子。由此，一支特殊部队——中国黄金部队诞生了。

　　　　王震提出：让部队去找金子

　　1978年，中国黄金工业迎来了新的机遇。改革开放之初，国家百废待兴，急需增加外汇和黄金储备，总设计师邓小平审时度势，决定增加黄金的产量。他把重担再一次压在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身上。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黄金年产量仅为4.5吨，这个数字比1901年黄金产量4.51吨还小。此后长达20多年，黄金生产始终在低水平徘徊，平均年产量不足10吨，幅员辽阔的资源大国竟然是产金小国。这种状况直接导致了我国仅靠出口物资创汇充实国库的尴尬局面，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建设的需要。

　　面对找金队伍的短缺和种种条件的制约，一个大胆的想法在王震脑中出现：“让部队去找金子！”这不是他一时冲动说出来的。这个想法周总理找他抓黄金时就有，只是那时正搞“文化大革命”，条件不成熟，现在他感到条件已经成熟了。他相信中国地质学家的意见：中国不贫金；中国缺少的是专业化找金队伍。

　　1979年1月，经王震、谷牧副总理同意，冶金工业部上报《关于整编基建工程兵地质支队的报告》。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在非常时期做出非常决策。3月7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合给国家建委、冶金部、基建工程兵下达批示。为了加强黄金地质普查、勘探工作，迅速发展黄金生产，同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黄金指挥部。扩编、整编一批部队专门勘探、生产黄金。由此，一支特殊部队——中国黄金部队诞生了。

　　世界上最大的狗头金

　　狗头金是一种产自脉矿或砂矿的自然块金。这种自然块金因形状酷似狗的头形，故名狗头金。它可遇而不可求，一旦发现都会被当成宝贝存下来。

　　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台柜里的一块形如“中国版图”的狗头金标本，重2155.8克，含金70%以上，有着极高的收藏和研究价值。这是武警黄金部队的宝贝，轻易不拿出示人，也很少有人知道发现这块狗头金的幕后故事——

　　1988年夏天，一直在兴安岭搞黄金勘探的武警黄金第五支队遇到了新的难题——随军来的家属子女工作没法安置。采矿地点离城镇太远，加之周围没有企业，随军家属没法工作。看到许多干部职工的子女老大不小了却没有工作，家庭生活因此陷入窘境，职工大队大队长程延宽心急火燎。他跟几个家属子女聊天说：“你们不怕苦，我带你们到山上淘金去。”没有想到，他一说，几个家属都高兴地说：“我们不怕吃苦，你带我们上山吧。”队领导经过研究，同意程延宽的报告。就这样，三十几个家属和子女开进了小兴安岭腹地的团结沟。

　　这些家属们的工作区是一块人迹罕至的地方，唯一的遗迹是附近5座鄂伦春人久远的坟墓。现在鄂伦春人早已不在这里建坟了。从坟的年代看，建这些坟的时间至少有100年，100年前他们为什么会埋在这里，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这里曾经是一个淘金点，人死了就近埋在这里。家属采金队用几顶淘汰下来的旧帐篷和七拼八凑的炊具，在这里安营扎寨。

　　淘金是一项很重的体力劳动，每一个人都累得汗流满面，可这些家属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干出个模样来，让部队领导看看，我们也不是吃闲饭的。姚金花是部队职工姚鲜的女儿，她当时刚满22岁，也跟队来到淘金点。在分配工作时，程延宽见她勤快，干活利索，就安排她守着溜槽。那天快收工了，姚金花看到流水冲刷下的溜槽内有一块沾满泥沙的石头，她想捡起来扔掉，掂在手里却发觉分量很重。细心的姚金花把它放到水里洗了起来。这一洗不得了，手中的石头竟变成了一块熠熠生辉的金疙瘩。

　　“金子，我发现狗头金了！”姚金花兴奋得喊了起来。在这里发现了狗头金，大家的情绪一下子被鼓动起来，既然有一块，就会有两块。那个夏天，姚金花和她的伙伴们一共采出了7块狗头金，最小的也在220克以上。沉寂多年的团结沟沸腾了。山里的老乡说，是他们感动了山神，才会得到这么多的金子。上级听说了，要把这块黑龙江省最大的狗头金拿到北京去，程延宽和姚金花他们二话没说，把淘得的大大小小的金疙瘩全部献了出来。

　　“石头大校”掀开新篇章

　　20世纪60年代，美国地质调查所的罗杰·罗伯茨经过系统研究，断定在内华达州中北部尤里卡县的塔斯卡罗拉山区，贮存有规模巨大的金矿床。1961年，大量的化学样品源源不断地送到公司的化验室，紧跟着的钻探验证使公司的老总们眉飞色舞，第三钻便打到了80英尺厚、品位达34克的厚大矿体。1965年，卡林型——一种金的颗粒小到几微米浸染在碳酸类岩石中的具有较大远景的新类型金矿床——微细浸染型金矿床诞生了。随着这个矿床的挖掘开采，美国迅速跻身世界产金大国行列。

　　25年后，被誉为“石头大校”的中国武警黄金部队高级工程师王世忠经过艰难漫长的求证，在金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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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世界闻听毛主席逝世[转帖]

　　1976年，中国的一系列突发事件吸引了世界的眼球。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7月6日朱德委员长也以90岁高龄与世长辞。7月28日，一场举世震惊的大地震将唐山夷为一片废墟。9月9日下午4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万分悲痛的心情对外宣布，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于当天凌晨0时10分在北京逝世。消息公布后的15分钟内，包括路透社、美联社和法新社在内的世界主要通讯社便报道了毛泽东逝世的新闻。紧接着，世界各大媒体发表和转载了大量赞扬毛泽东和介绍毛泽东革命事迹的评论和文章，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报纸甚至用十多个版面刊登介绍毛泽东的文章和照片。世界各国政府、各国际组织也纷纷对此做出反应。

　　53个国家降下半旗，各国领袖给予高度评价

　　毛泽东逝世后，世界各地对他的赞扬和哀悼如潮水般涌来。曾有记者这样写道：“9月9日下午4时这一悲痛时刻，似乎地球也停止了转动。”在他逝世后的10天里，共有123个国家的政府和首脑向中国政府发来了唁电或唁函，105个国家的领导人或他们的代表到中国使馆吊唁，53个国家降半旗致哀，许多国际机构和国际会议上也开展了悼念活动。

　　联合国总部以历史上罕见地快速度在毛泽东逝世的当天就降半旗致哀。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联合国全体大会上发言时盛赞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哲学家和诗人”，“他实现自己理想的勇气和决心将继续鼓励今后的世世代代。”联合国大会主席高度评价毛泽东是“我们时代最英雄的人物”，“他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毛泽东逝世后，绝大部分发达国家的政府都给了毛泽东极高的评价。美国总统福特在9日的唁电中称赞毛泽东的著作给人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认为“毛主席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巨人，他对历史的影响将远远超出中国的国界。”国务卿基辛格以他特有的风格说：“我的孩子们谈到流行音乐歌手身上有一种‘颤流’，我承认我自己对此浑然不觉。但是毛泽东却发出了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对毛泽东也赞赏有加，他称“毛泽东主席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创造者之一，是给中国人民指出走向新的未来的道路的人。”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认为，“新兴的中国就是他永久的纪念碑”。

　　日本首相三木武夫说：“毛主席作为世界的大政治家在历史上留下了巨大的业绩”，外相福田纠夫则用带有崇拜的口吻评价说：“无论对他做多么高的评价，都是不过分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评价毛泽东时还引用了后者的诗“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认为“历史学家将会对毛泽东的事业和他对中国人民和世界的影响做出估价。”此外，英国首相卡拉汉、法国总统德斯坦等各国政要都发来唁电对毛泽东大加赞赏。

　　多国领袖想赴华参加追悼会，美政要纷纷在华盛顿吊唁

　　毛泽东逝世后不久，中共中央对外宣布：“不准备邀请外国政府、兄弟党和友好人士派代表团或代表来华吊唁。”即便如此，仍有不少国家的领导人提出要来参加毛泽东主席的追悼会。美国对吊唁毛泽东也好像特别上心，国务卿基辛格，副国务卿哈比卜，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前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什，参议院民主共和两党领袖等都一拨一拨地前往位于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哀悼。　　

　　在其他国家的中国驻外使领馆，吊唁的人也络绎不绝。在日本，毛泽东逝世后两天内就有1700多位各界人士到中国大使馆吊唁。日本还有一位从1967年开始就收听北京电台广播的朋友，他每年都把他在五月里亲自采制的茶叶寄给毛泽东。在得知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后，他又带来茶叶委托大使馆转交给毛泽东的家人，以寄托哀思。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许多友好人士是带着全家老少来中国大使馆吊唁的，其中不少父母在毛泽东遗像面前给孩子们讲述毛主席的生平和中国历史，许多刚学会写字的儿童在吊唁簿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埃塞举行10万人纪念游行，刚果决定每年举行纪念活动

　　许多发展中国家对毛泽东的逝世表现出了更大的悲痛。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传到朝鲜后，朝鲜党政领导机关决定9月10日到18日为全国哀悼期，并规定18日全国停止一切娱乐体育活动。18日下午4时，当中国隆重举行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时，朝鲜举国上下也就地肃立三分钟致哀。哀悼期间，朝鲜各党政机关的干部、群众团体的代表、工人、农民、人民军官兵、青年学生共一万多人到中国大使馆吊唁，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共收到朝鲜各界发来的唁电、唁函5200余封。

　　在中美洲的牙买加，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黑人农民从百里以外的农村赶到中国驻牙买加大使馆，他送上了一束新鲜野花默默悼念毛泽东主席。还有很多前往吊唁的人一边痛哭一边唱着国际歌，悲痛欲绝。

　　在法国、联邦德国、埃塞俄比亚、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以及刚果等国，各界人士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游行。在毛泽东逝世的当晚，联邦德国的一些马列主义组织就分别在几个城市举行了火炬游行。游行人群打着写有“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光荣永远属于毛泽东同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等大标语，高举火把，抬着用黑纱和鲜花簇围着的毛泽东遗像在大街上缓步前行。埃塞俄比亚借着纪念“革命日”两周年的机会，发动了有10万人参加的纪念毛泽东大游行，是所有国家中游行规模最大的。

　　9月11日，法国各界人士1万多人开始游行，游行队伍在巴黎公社社员墙前举行了追悼毛泽东的仪式。刚果政府不但组织了游行，而且还决定今后每年将在毛泽东逝世周年纪念日举行正式纪念活动。在巴基斯坦历史文化名城拉合尔，八百名工人组织了哀悼游行。由于找不到巨幅的毛泽东画像，巴基斯坦著名画家马哈茂德·巴特便连续工作六个小时绘制了一幅，并放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

　　苏联官方低调报道毛主席逝世

　　世界上唯一对毛泽东逝世“不闻不问”的大国是苏联。就在联合国降半旗、各国政要发唁电、多国群众游行悼念毛泽东这位伟人时，苏联却显得异常地平静。莫斯科的众多报纸甚至都没有报道毛泽东逝世的消息。苏联的《消息报》也只在倒数第二版的一个角落里发了一则寥寥数行的报道。而在苏联的另一份重要报纸《真理报》上却出现了针对中国的威胁性文章，文章称在毛泽东逝世后，如果中国不在一个月内采取与苏联和解的政策，那么苏联有可能采取某些“不可逆转的决定”。其实在苏联的普通民众中有许多人，尤其是一些曾在中国工作过的人，对毛泽东这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怀有深深的敬意，但在当时中苏交恶的政治环境下，他们无法公开表达自己对毛泽东的哀思。

　　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到加拿大后，旅居多伦多的原中共领导人张国焘被问及如何评判昔日的对手之死时，他只是淡淡地说：“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然而历史推翻了他的预言，在毛主席逝世30年后的今天，他的思想依然对当今的中国乃至世界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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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上的选举剧[转帖]

　　
　　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最有利的时机，就是最佳的开会时机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即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半年之后，“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中国****在北京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八大”通过的中国****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八大”是1956年开的，到召开“九大”时，已经过去13年了。

　　为什么不能按时或稍微早些召开“九大”?江青在一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揭开了其中奥秘：开会的时机要有利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她念了“文革”中“揪”出来的、以刘少奇为首被认定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一长串名单，说这些人都是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如果是在“文革”前召开“九大”，那么，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将进入第九届中央委员会，有的还会进人核心领导机构，这样，就会大权旁落，“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岂不也要落空?江青讲到“现在”，不无得意地说，经过这场“文化大革命”，这些人都现出了原形，一个个都被斗倒批臭，问题自然都解决了，再开“九大”，进入中央的自然都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了。

　　其实，推迟也罢，提前也罢，一切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需要与否。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最有利的时机，就是最佳的开会时机。

　　滴水不漏的保密工作令境外媒体有些惊讶

　　在1969年4月1日晚由新华社发布“九大”开幕的新闻公报之前，关于会议的筹备情况，对外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

　　出席“九大”的代表未经过选举，是由各级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推荐定的，其中不少是红卫兵造反派的头头，很难对群众保密。为了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除极少数军政高级领导干部中的代表外，全体代表都在大会之前的三个多月，便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秘密集中，进行全封闭式的学习，随时准备出席大会。

　　广东省的代表集中在四面环水与省委机关一桥相连的小岛宾馆。眼看年关将近，进京还没消息，韶关地区的一位瑶族代表不干了，他提上自己的小包，不辞而别，桥头的哨兵把他拦住。学习班负责人闻讯大吃一惊，他问这位代表：“你不想到北京开会见伟大领袖毛主席吗?”这位代表一本正经地说：“快过年了，我家里就我一个男人，我不回去，过年的猪谁杀呀?”

　　一日复一日，一月又一月，终于盼来了进京通知。参加“九大”的代表分住北京饭店、前门饭店和京西宾馆。大会秘书处设在京西宾馆。各宾馆警卫森严，大门紧闭，代表一律不准外出；室内电话全部撤消，靠街的窗户不得打开，晚上须拉上窗帘。

　　终于等到4月1日下午举行大会，会场在人民大会堂。1960年代的人民大会堂，只用于举行大型会议和中央领导人办公、接见活动，从不对外开放。平时四周遍布岗哨，不准群众接近，偏偏它又处于北京市区中心，过往群众无不对它充满了神秘感。现在，1500多名代表和几百名大会工作人员齐集人民大会堂，要想不让外界察觉，实在是一件不容易事。大会的组织者在这方面可谓煞费苦心。

　　上千人的大会最难保密的是乘车和进入会场。大会秘书处为此作了周密部署：住各宾馆的代表一律乘大交通车，每车45人，定车定人，各代表团按顺序登车。

　　登车前，各代表团在宾馆楼下大厅集中列队候车，大交通车每次开来两辆，车门面向宾馆，刚好挡住大门，车刚停稳，门卫便打开紧闭的大门，代表们迅速登车，此后每隔三四分钟，就有两辆大交通车开来。如此每个宾馆只需有六七次，约半小时左右即可将全部代表接走。

　　行车路线是精心安排的。以住在北京饭店的代表为例，从他们的住处乘车直开人民大会堂，距离不到一公里，行车时间只需两三分钟。但为了掩人耳目，代表们的车子却背道而驶，向东开到东单，转而向南到崇文门沿前门东大街、西大街西行，再右转北新华街，兜了个大圈子，最后开进人民大会堂侧门院内停车，代表们就可隐蔽从容地由便门进入会场。

　　会场用厚厚的深色窗帘把门窗遮盖得严严实实，看不到任何灯光人影，功夫下到这般地步，堪称滴水不漏。

　　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以高亢激动的声音播出“九大”开幕的新闻时，确实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一些外国通讯社、报纸迅速报道了大会消息，或发表评论，对没有预先得知开会消息感到有些惊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些中央领导人对此都深感高兴，好像是打了一场大胜仗。

　　毛泽东的讲话不断被口号打断，仅留下649字的讲稿

　　大会于17时开始，毛泽东首先宣布了大会议事日程。接着选举大会主席团，共176人，名单已提前发给全体代表。毛泽东问大家赞成不赞成?下面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于是举手通过。然后是选举主席团主席、副主席和主席团秘书长。这时毛泽东面带微笑地说：“什么人合适呀?我提议林彪同志当主席团主席，大家同意不同意?”

　　林彪赶紧把嘴向扩音机前凑了凑，大声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团主席!”

　　毛泽东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林彪站起来，笑着对大家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团主席，大家同意请举手!”

　　代表们笑着高高举起右臂，林彪高喊：“通过!”会场又响起热烈掌声，接着是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

　　毛泽东接着说：“那就林彪同志当主席团副主席，赞成的请举手!”代表们再次举手，鼓掌。

　　毛泽东又说：“我提议周恩来同志当主席团秘书长，赞成的请举手!”代表们又举手，鼓掌。毛泽东高兴地说：“好，通过!”

　　4月1日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致开幕词，口号声此伏彼起，讲话二十几分钟，竟被打断数十次之多。一些人也不管毛泽东讲到哪里，甚至一句话还没讲完，便站起来领呼口号。那时的口号都是成系列的，一喊就是一串，不能中途停下；有人领喊，大家就得跟着呼喊，而且要喊出精神来，不然就是缺乏“阶级感情”。一些党龄较长特别是来自军队和地方干部中的代表，深感听毛泽东讲话之机会极为难得，都全神贯注聆听伟大领袖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然而，他们的愿望却被无尽的口号声浪所破坏。毛泽东一开始就讲党的历史，从“一大”讲起，这是一个很有讲头的大题目。但是，会场的气氛却对他的讲话造成极大干扰，他也逐渐有些不耐烦了，不得不草草打住。最后，经大会秘书处整理的毛泽东讲话稿仅有649字。他实际讲话时间少于呼口号的时间。

　　十个党内“反对派”如果不选，他们“可能坏得更快”

　　毛泽东在4月11日和4月23日两次会上都谈到党内“反对派”，或曰“对立面”的问题。他点了10个人的名字：陈云、朱德、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叶剑英、陈毅、徐向前、邓子恢、张鼎丞。但是，毛泽东却主张把这些人作为对立面选进九届中央委员会里。他说：“不把这几个犯错误的老同志选进去不好。党内有几个反对派有什么要紧?你反你的嘛!”毛泽东还说：“开‘七大’时，王明、张闻天他们就不相信我们，以为非把他们打倒不可，结果，选了他们还是犯错误。但是，如果不选他们，可能坏得更快。他们不改怎么办?地球还不是照样转!”

　　但是，把这些“对立面”选进中央委员会，并不是无条件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主席团秘书处作出规定：既要保证这10人当选，又不能让他们得到高票，据说这样才能使这些人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促使他们转化。为此，各代表团受领任务：把哪些人投或不投这10名“对立面”的票，落实到“人头”；各代表明确了自己的任务后，必须以“三忠于”的高度、以党性保证，按照要求投票。

　　4月23日下午，进行正式选举。到会代表1510人，仅有2人请假。分两次投票：毛泽东以全票当选。林彪获得1508票，会后有权威人士透露，林彪为了表示不能与毛泽东平起平坐，他自己和他妻子叶群投了反对票。周恩来获得1509票。风头正健的江青获得1502票，虽然只少了8票，但这8个敢于在江青名字上面打×的人，却有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危险。江青是很看重这8票的，事后曾秘密作过调查。

　　10名“对立面”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当选：朱德809票；陈云815票；李富春886票；陈毅867票；徐向前808票；聂荣臻838票；叶剑英821票；邓子恢827票；李先念922票；张鼎丞1099票。

　　选举中还有一件趣事：当王良恩宣布中央委员候选人、工人代表王白旦以全票当选时，会场立即响起一片议论声。此人在全国毫无名气，谁也不会故意把他划掉，而他自己又不懂得谦虚，结果使自己成了170名中央委员中，得票唯一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人!散会后许多人都愤愤不平地大骂这位工人太不谦虚：“你比林副主席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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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领导人专机的“绝密往事” [转帖]

　　2008年10月，在珠海日东广场停放9年的毛泽东专机出售，要价800万元。由此引发了人们对领导人乘坐专机往事的关注。

　　1965年12月，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会议，空军专机师按照以往的惯例派遣飞机在上海虹桥机场值班。

　　一天，已先期到达上海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亲自打电话把时念堂机组的四个人叫到上海有名的锦江饭店。“你们机组准备飞到昆明把罗瑞卿总参谋长接到上海来。 ”交代完这次任务的要求与注意事项后，吴法宪说：“现在发给你们机组每人一把手枪，在空中如果有特别行动，你们要听中央的。在空中要注意监视他们的行动。 ”

　　“他们？他们是谁？难道是罗瑞卿总长？”机组四人在相互的对视中流露出同一种答案。

　　吴法宪接着对机组讲：“中央完全相信你们会把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如果空中有人强迫你们干什么，你们可以不执行，如果非要你们干什么不可，你们有枪可以自卫嘛！”机组越听越感到问题严重，时念堂等人用期待的目光等着司令员把事情说得更明白一些时，吴法宪却没了下文。他只是反复强调让机组保密，这是纪律。此时，时念堂环顾司令员下榻的房间，除了吴法宪本人，连一个秘书都没有。

　　空军部队给飞行员配发枪支是很正常的现象，可是专机部队的飞行员却是个例外，从来没有配发过枪支。可是这次接总长到上海的任务中却意外地让机组带上手枪。

　　接受任务的第二天，时念堂机组驾驶伊尔-18飞机从上海直飞云南昆明降落，隔天便把罗瑞卿总长接回了上海。

　　罗瑞卿下飞机前同以往一样来到前驾驶舱同机组一一握手道谢，看到罗瑞卿那一无所知的样子，机组人员感到心里很沉重。

　　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林彪等人诬陷罗瑞卿“篡军反党”。罗瑞卿从上海会议之后，就再也没有乘坐过这驾专机。

　　毛泽东最后一次坐飞机是1967年7月21日，也就是轰动全国的“七二○”事件的第二天。

　　7月20日下午4时左右，毛泽东专机机组突然接到紧急命令：必须在30分钟内起飞！降落地点——汉口王家墩机场。

　　机组按照命令的要求，在半小时内，满负荷起飞。此前在东郊首都机场，周恩来的座机已经离地而去，奔赴汉口。

　　飞临河南信阳上空，机组接到北京方面中央军委的命令，令专机改降离汉口60多公里外的山坡机场。机组将改飞山坡机场的命令转告了王家墩机场，如实告诉他们：“这是军委的命令，我们不能违抗。”

　　王家墩机场直接与北京通话，要求明示改变计划的理由。北京方面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结果，北京坚持让专机去山坡机场，王家墩则坚持执行原计划。

　　后来才知道，当时汉口的形势，犹如箭在弦上。两派组织——“百万雄师”和“工总”，分裂为两个对立的派别，双方发生激烈冲突。当周恩来前往解围的座机飞临信阳时，江青、林彪一伙又谎报军情，编造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在汉口发动兵变，王家墩机场已被占领的谎言。

　　最后，机组成员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先飞到王家墩机场上空，然后改道在山坡机场降落。

　　在山坡机场降落后，机组成员见到了在停机坪等候的周恩来。他紧绷着嘴角，气氛很紧张。再回身望望飞机上那些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士兵，机组成员意识到汉口发生了重大事件。

　　“你们就在飞机下面休息，等候命令，随时准备起飞。”周恩来的话简短明确，说完转身离去。后来机组成员才知道，为了稳妥起见，周恩来从山坡机场到汉口的短短路途中，几易车船，赶往毛泽东下榻的东湖宾馆梅岭1号。

　　大约是周恩来安全到达东湖宾馆的时候，机组接到了起飞的命令，返回了汉口王家墩机场。次日凌晨4点，机组接到“准备马上起飞！”的命令。

　　直到这时，机组的同志才知道毛泽东已从东湖宾馆梅岭1号秘密转移到王家墩机场，要从这里去上海。而王家墩机场的工作人员对毛泽东的这次行动一无所知。

　　一个半小时后，飞机载着毛泽东稳稳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毛泽东从飞机上一露面，舷梯下的张春桥便满脸笑容地迎了上来……

　　“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天，专机机组接到紧急起飞命令：“你们立即飞到上海！把周总理接回北京！”原来，毛泽东有事情要与周恩来商量。

　　飞机在虹桥机场降落，已将近晚上九点钟了。此时上海上空正骚动着一股大范围的强气流，这种强气流可使飞机受到强烈颠簸，严重的话还可使机体损坏。

　　机组以及空军首长都认为，这样的天气，总理十之八九会接受第二天拂晓返回北京的建议。因此，机组一行放心大胆地住进了锦江饭店南楼。没想到周总理仍仍决定起飞。

　　空军首长见周恩来态度如此坚决，又亲自做好安排，只好同意放飞。

　　从上海虹桥机场起飞后，飞机不停地爬升，8000米、9000米、10000米！所有这些高度层都是强烈颠簸。气流一会儿把飞机抛上去，一会儿又给踢下来，上下颠簸的高度差，竟在100米左右。

　　领航员吐了，机械师也吐了，服务员更是趴在那里动也不能动了。

　　周恩来一向以坐飞机从不吃晕机灵引为自豪，可这回他也顶不住了，就着水吃了两次晕机灵，可还是不“灵”。虽然没有吐出来，但脸色煞白，额头冷汗直冒。

　　飞机终于在北京降落。周恩来上车之前，仍旧同机组人员一一握手道别，并且不断地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今天如果回不了北京的话，有些工作就不好交代。”

　　(李克菲,摘自《绝密飞行——共和国领袖专机保障亲历》《文史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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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毛泽东的生活态度 [转帖]

　　2004年仲春，我在台湾访问了1个月。一天中午，在台湾政治大学附近一家餐馆用餐，政大主任秘书W先生请客。高华、S君都参加了，还有几位研究生。

　　高华是来自南京大学的中国现代史教授，大家自然而然地把话题转到毛泽东的人格与政治思想等问题上。在餐桌上我谈到，我在飞
机上一路在读蒋介石副官翁元口述的《我在蒋氏父子身边43年》（台湾版）一书，觉得可以将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各自私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性格作一比较，从中可以体会到两人政治上的根本性差异。大家说愿闻其详，于是我就说了以下这样一段话：

　　从翁元的口述来看，蒋介石晚年真是怕死到了极端，尿中有血，紧张之极，脸上是那样惊恐失望，黯淡无光，每次出一点血，总是急声命令让人送医生看。医生说没事，他还是不放心。蒋介石对医生来说，就像乖孩子一样听话，他是任何医生都喜欢的好病人。

　　而毛泽东则完全相反，越到晚年，越是固执，即使有病，他也不让看医生，甚至政治局被迫作出决定，要他听医生的话，他也照样我行我素，有时甚至要愤怒地把插在身上的管子拔掉，说他就是“不信邪”。

　　这里可以看出，蒋介石思维方式中的世俗理性，即日常生活理性还是相当发达，尤其是晚年表现得很明显，毛的浪漫主义生活态度到了晚年则愈加强烈。有世俗理性者一般做事比较有顾忌，多少要受到客观现实条件与规律的制约，对传统与既存秩序有敬畏之心，然而此种政治家对大众的感召力与精神动员力往往不足。相反，革命的浪漫主义政治家则有强烈的政治魅力，天不怕，地不怕，不受任何世俗常规的制约，这种不受制约的精神固然可以冲破许多条条框框，甚至在最困难、最失败、最没有希望时，对人们具有特殊的感召力，在某种情况下，甚至会创造人间奇迹。但是，另一方面，这种非理性的浪漫政治思维也潜伏着巨大的危险。因为他蔑视现实，甚至蔑视规律。从毛泽东不怕生病，不信医生，不信他所谓的“邪”，到他大搞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其间是有着思维方式与心态上的内在联系的。

　　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邓小平对中国人的贡献。因为邓小平是使中国****人的常识理性得以真正恢复的第一功臣。邓小平才是中国革命史上乌托邦理想主义的真正的叛逆者。邓小平说拨乱反正，就是拨乌托邦之乱，反务实政治之正。中国内地的现代化，也正是在摆脱了乌托邦心结之后才真正起步的。

　　（《社会学家茶座》2009年第1辑　萧功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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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录取谁 [转帖]

　　
　　每年到了四月一日，许多美国学生都紧张得要死，尤其那些“拔尖”的优等生，更是坐立不安。

　　这并非因为愚人节，而是由于常春藤盟校的录取通知，应该在这一天寄到。

　　常春藤盟校的考试不像一般的考试，只要对照公布的标准答案，就能知道自己得几分。常春藤盟校的录取标准没人能摸得清。有人猜成绩好、体育又特别棒的学生必定会被录取。但是有兄弟二人，他们同样是史岱文森高中的顶尖学生，取得了同样的分数，又同样是校游泳队的队长，前一年哥哥进了哈佛，后一年弟弟却没进。据说原因是前一年有了哥哥就够了，后一年游泳队不需要新秀了。

　　若说以学校成绩为准，也不见得！因为美国高中为了“护送”学生进大学，分数多半给得高，九十五分以上是很平常的分数。

　　常春藤盟校当然知道这种情况，所以他们早备有档案：某校来的减三分，某校来的可以照实计算，某校来的又可能减十分。好比大减价的商家，买家事先知道卖家已经加了价，买家看折扣时，便偷偷有个“算计”。

　　但是他们怎么算也算不到全国，所以一些小地方小学校的好学生就占了便宜——平均九十八分，又是第一名，于是被录取。

　　他们这样做也有目的，就是为学校注入偏远地区的“新血液”，并减少城乡差距。希望因此，使那些小地方的人增加自信，让他们培育出更多的人才。

　　同样的道理，一个贫民区的黑人和富人区的白人，成绩一样，课外的表现也差不多，如果二选一，常春藤盟校八成录取那个黑人。而且因为他穷，非但给他全额奖学金，还另加生活补贴。

　　问题是，中国人怎么办？也加分吗？

　　对不起！东方脸孔已经塞满校园，能不减分就不错了。所以有传言，碰到亚裔，先扣三分，目的是维持校园的种族平衡。

　　他们当然要维持平衡。多民族的国家，未来不能只由一个种族治理。更重要的是像哈佛、耶鲁这样的学校，他们有个潜在理想，就是培育出最能影响世界的人才。

　　所以，如果你是阿拉伯的王子、英国皇室的贵胄、政府高官的公子，都是首选。尤其阿拉伯的王子，几乎根本不必看成绩，一见出身，已经雀屏中选了。

　　当然，大部分学生还是一般人。

　　一般人跟一般人争，除了比成绩，只好使自己变得“不一般”。

　　于是你会发现，美国有专门为高中生进行“包装”的行业。要进艺术系吗？为你租场地，印请帖，开画展。要显示音乐天分吗？为你租音乐厅，印海报，写评论。要写申请大学的论文吗？为你找专家代笔，写得文情并茂。

　　因为海外学生能加分，就有“包装公司”教人“出去”一段时间，怎么换个身份申请。

　　也有些家长和老师，让孩子参加各种比赛，甚至帮着搜集资料、写论文。这招还真管用，因为在历届“英特尔科学奖”（号称美国高中生的诺贝尔奖）得奖的学生，多半会被哈佛录取。

　　不过，也别把常春藤盟校看扁了，你有“作手”，他们就有“鹰眼”。据哈佛大学入学部的人在新生家长会上说，为了过滤申请书，透视其中的“学问”，哈佛特意多聘了三十位专家。你的论文写得很棒，好，他们立刻调出你SAT（学术能力评估考试）作文的卷子来对照。你参加了一堆“科学营”“天才营”，也好，但请你看看，来申请的人参加了多少营？放在这一群超顶级的优秀的学生里，那能算什么？

　　有一天我跟儿子聊天，谈到“不知哈佛是怎么挑学生的”。儿子一笑，说他也弄不清。只知道当年学校看上他在高中为宣传环保拍的短片，为学校排练的歌剧作的曲，又看到他用中文发表的文章。结果他虽然没修一科AP（高中修的大学课程），也不见得在校是前三名，却被录取了。

　　“妙的是，他们看上我的，正是我今天在做的事，是我从小就喜欢的。你们不准我去拍短片，还怨过我花太多时间在歌剧上。但是一直到今天，我还在拍片，还在筹办演出，还在当杂志主编，也还在作曲。”我的儿子笑笑，“可见，哈佛很会看，不看你‘作’出来的，而是看你未来能做些什么。”

　　中国姑娘彭丹，考上了英国牛津大学的博士，但是她却在参加面试时同导师阿加尔教授激烈地辩论起来。教授很生气，整个走廊都能听到他们的争吵声。但是，没想到的是，秘书在宣布录取名单时却读到了“中国的彭丹小姐”。阿加尔教授站了起来，当着众人的面对她说：“你看，我的孩子，你骂了我两个小时，但我还是决定要你。因为，我要你尽情地在我的支持下反对我的理论，如果事实证明你是错的，我将十分高兴。如果你是对的，我将更加高兴。我希望到我去世时，你能成为比我更好的心理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