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luo

张居正：中国唯一顺风顺水的改革家 [转帖]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

　　张居正：中国唯一顺风顺水的改革家

　　李国文\

　　一提张居正，人们马上就会想到他在明代后期所推行的改革。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担任明神宗朱翊钧的首辅，达十年之久，是个有作为、具谋略、通权术的大政治家。张居正的改革，了不起，我打心眼里佩服他；但对他这种太厉害的人，绝无好感。凡强人，都具有一点使人讨厌的“侵略性”，他总要求你如何如何，而你不能希望他如何如何。大树底下不长草，最好敬而远之。

　　明代不设宰相，是朱元璋定下的规矩。这位独裁者要求高度集权，只挑选几名大学士为其辅佐。在这些人中间，指定一个小组长，就是“首辅”。说到底，首辅其实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丞相，或首相。而张居正，是明代历朝中最具强势的首辅，在任期间，拥有说一不二的权力；因为朱翊钧十岁登基，相当一个小学五年级学生，对于这位严肃的老师，敬畏之余，言听计从，是可想而知的。

　　我之所以说他了不起，就因为张江陵是中国唯一没有什么阻难，顺风顺水的改革家。

　　他之所以没吃苦头，是由于皇帝支持，而皇帝支持，又是皇太后和大内总管联手的结果。有这样三位一体的后台，他有什么怕的，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当然，不可能没有政敌，更不可能没有政治上的小人，但张居正是纵横捭阖的九段高手，在政坛上所向披靡，政敌都不堪一击。小人，他更不在乎，因为他也是相当程度上的小人。

　　只有一次，他一生也就碰到这么一次，坐了点蜡，有点尴尬。因为其父死后，他若奔丧回去，丁忧三年，不但改革大业要泡汤，连他自己的相位能否保住，都成问题。便讽示皇帝下令“夺情”，遂引发出来一场面折廷争的轩然大波，使心虚理亏的他，多少有些招架不住。最后他急了，又借皇帝的手，把这些捣乱分子推出午门外，按在地上打屁股，用“廷杖”，强行镇压了下去。

　　张居正稳居权力巅峰时，连万历也得视其脸色行事。这位年轻皇帝，只有加入与太后、首席大太监冯保组成的铁三角，悉力支持张居正。如此一来，宫廷内外、朝野上下，首辅还用得着在乎任何人吗？

　　众望所归的海瑞，大家期待委以重任，以挽救日见颓靡的世道人心，张居正置若罔闻，将其冷藏起来。文坛泰斗王世贞，与张居正同科出身，一齐考中进士，很巴结这位首辅，极想进入中枢，他婉拒了：“吴干越钩，轻用必折，匣而藏之，其精乃全。”劝他还是写他的锦绣文章去了。与李贽齐名的何心隐，只是跟他龃龉了两句，后来，他发达了，他的党羽到底找了个借口，将何心隐收拾掉以讨他欢心，他也不觉不妥而心安理得。

　　所以，张居正毫无顾忌，放开手脚，对从头烂到脚的大明王朝，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最为人称道的大举措，就是动员了朝野的大批人马，撤掉了不力的办事官员，镇压了反抗的地主豪强，剥夺了抵制的贵族特权，为推广“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内雷厉风行，一亩地一亩地地进行丈量。在一个效率奇低的封建社会里，在一个因循守旧的官僚体制中，他锲而不舍地调查了数年，立竿见影，收到实效，到底将缴赋纳税的大明王朝家底，摸得清清楚楚，实在是亘古未有的壮举。

　　幸运的张居正，他是死后才受到清算的，他活着，却是谁也扳不倒的超级强人。强到万历也要望其颜色。有一次，他给这位皇帝上课，万历念错了一个字音，读“勃”如“背”，他大声吼责：“当读‘勃’！”吓得皇帝面如土色，旁边侍候的臣属也大吃一惊，心想，张阁老，即使训斥儿子也不该如此声严色厉呀！

　　我在想，树敌太多的张居正，以其智慧，以其识见，以其在嘉靖、隆庆年间供职翰林院，冷眼旁观朝野倾轧的无情现实，以其勾结大太监冯保将其前任高拱赶出内阁的卑劣行径，会对眼前身边的危机了然无知？会不感到实际上被排斥的孤独？后来，我读袁小修的文章，这位张居正的同乡，有一段说法，使我释疑解惑了：“江陵少时，留心禅学，见《华严经》，不惜头目脑髓以为世界众生，乃是大菩萨行。故其立朝，于称讥毁誉，俱所不计，一切福国利民之事，挺然为之。”

　　唉！这也是许多强人，在兴头上，不懂得什么叫留有余地，什么叫急流勇退的悲剧。他忘了，你强大，你厉害，你了不起，但你无法改变上帝。这位活得太忐忑，太吃力，太提心吊胆，太心神不宁的改革家，终于迈不过去万历十年（1582年）这个门槛，二月，病发，六月，去世，享年五十七岁。

　　他活得比同龄人都短命，王世贞六十四岁，耿定向七十二岁，李贽七十五岁。

　　张居正的死亡，早有预感，掌政十年，心力交瘁，是主因。“靡曼皓齿”，也是促其早死的“伐性之斧”。他渴嗜权力，沉迷女色，欲望之强烈，后者甚至要超过前者，在历史上是少见的。一方面，明代到了嘉靖、万历年间，淫风大炽，整个社会洋溢着一种世纪末的气氛。享受，佚乐，奢侈，腐化，纵情，放诞，糜费，荒淫，是普遍风气。一方面，张居正在“食色性也”的需求，高出常人许多倍，永不餍足，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张居正寿终正寝，备极哀荣。十月，追劾者起，反攻倒算。万历十一年（1583年）三月，尸骨未寒，夺其官阶。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坟土未干，又籍其家。最为惨毒的是，因为抄不出万历所想象的那么多金银财宝，令兵围其江陵祖居，挖地三尺，株连勒索，刑讯逼供，家人有饿死的，有上吊的，剩下的也都永戍烟瘴地面，充军发配。

　　张居正这个家破人亡的最后结果，并不比商鞅或者谭嗣同好多少。

　　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强人，因为只有他孤家寡人一个，以君临天下的态势，没有同志，没有智囊，没有襄助，没有可依赖的班子，没有可使用的人马，甚至没有一个得心应手的秘书，只用了短短十年工夫，把整个中国倒腾了个够，实现了他所厘定的改革宏图。这种孜孜不息，挺然为之，披荆斩棘，杀出一条生路来的精神，是非常值得后人钦敬的。

　　但是，封建社会已经到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没落晚期，不论什么样的改革和改良，都不可能取得成功，腐朽的制度如下坠的物体，只能加速度地滑落，而非人力所能逆转。这也是旧中国徒劳的改良主义者最后逃脱不了失败的根本原因。

　　不过，就张居正的改革而言，其杰出的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但肯定的同时，他的骄奢淫逸，恣情声色，刻薄寡恩，跋扈操切，也是后来人对其持保留看法的地方。

　　对这样一位复杂的历史人物，这样一位生前享尽荣华，死后惨遭清算的改革者，个人的是和非，还可以千古议论下去，张居正在历史上给我们的启示，便是这种对于改革的认知，这是他永远的价值所在。

luo

报国欲死无战场——记东北军名将黄显声[转帖]

　　

　　作者：萨苏 分类：历史 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

　　最早知道黄显声将军的名字，是在看“小萝卜头”的故事时。

　　小萝卜头宋振中，其父宋绮云是杨虎城将军的秘书，随父母一同被关押在重庆红岩，直到九岁在渣滓洞大屠杀中遇难，是很多人耳熟能详的。

　　根据难友记载，宋振中聪明好学，7岁以后其母徐林侠向狱方争取到让他在狱中“上学”的权利。小萝卜头的老师之一，就是同狱的原东北军五十三军副军长黄显声将军。

　　这位黄显声将军，不但教小萝卜头语文算数，还教他武术和俄语，每天早上小萝卜头到黄将军处上课时，都要用俄语问好。

　　而小说《红岩》中，还提到黄显声将军（书中称为黄以声）为难友提供奶粉、糖果和药品，在他的监室中，还悬挂有防身的军刀。

　　当时感到有些奇怪，觉得一位东北军的将军，怎样会被关到狱中呢？既然已经入狱，又如何可以悬挂军刀。而且，一个军人，怎么又如此多才多艺呢？

　　事实证明我对黄显声将军的了解，还是太少了。这位将军不但能够教俄语，而且精通诗词，擅长篆刻。在今天保留下来的一方黄显声将军自治印上，侧面还可以看到一行小字“骑富士山头展铁蹄，倭奴灭，践踏樱花归”。

　　１1－２这是黄显声将军在狱中用铅笔刀所刻的手章，字体隽劲，可见刻印之人的心无旁骛。

　　黄显声将军，1896年生，辽宁岫岩人，曾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习（据说那时上北大的都是人中之龙，所以将军懂篆刻，会俄语实在正常），因参加五四运动被开除，转入东北讲武堂三期学习，历任东北军新一旅（一说张学良卫队旅）旅长、东北讲武堂教育长、东北军骑兵第二师师长、五十三军副军长兼一一九师师长。曾协助张学良将军发动西安事变，在1938年营救张学良失败后被秘密逮捕于武汉，辗转囚禁于息烽、白公馆等地。因为他的威望和军中旧友的影响，也因为特务认为他一旦出狱就会再作高官，所以他在狱中享受一些特殊待遇，如读书、看报，甚至拥有防身的佩刀。

　　１1－３黄显声将军墓

　　这是一条真正的关东好汉子，在遇害的时候，依然身怀短刀，“虎入笼中威不倒”，宁持刃而死，决不引颈就戮，不失军中男儿本色。

　　黄显声是张学良的亲信，东北军少壮派的代表，张作霖被炸，张学良就是混在黄显声军中悄悄出关的。

　　奇怪的是，九一八事变时，东北讲武堂炮科出身，已经担任旅长的黄显声，1930年却被任命为辽宁省警务处处长的职务，变成了警察。

　　对此，我的看法是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当时东北军上下充分感到东三省和日方冲突的危险，但是又缺乏和日军正面对抗的勇气。一旦发生危机，希望避免正规军之间的冲突。这时，作为非正规军的警察力量就可能成为两军之间的缓冲。委任黄担任这个职务，是张学良希望黄的精明干练可以在中日冲突时最大限度地控制一线局面；另一种可能是，张作霖曾经对张学良讲过对付日本的办法——招集辽宁各县的警察局长开个会，动员人力，一夜之间就把南满铁路的铁轨都埋到地底下了。然后二十万东北军主动打大连的一万五千日本兵。“咱干吗要怕小日本呢？”张老帅这样说过。

　　要是张学良存着用这个心思对付关东军，让自己的心腹黄显声担任这个职务也的确是有些道理。

　　尽管形势的变化，让黄显声没有能够在这个职务上发挥更大作用，但他的干练还是表现出来了。

　　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中人称三个省只有两个明白人，就是臧式毅和黄显声。九一八事变前，臧曾多次苦苦警告张学良日军即将动手，并派黄专门跑到北平去见张报告危险。张时吸毒又患伤寒，到协和医院住院，显得思维精力都不充足，回复都是要求镇定，万一打起来不抵抗，等待“九国公约”的调停等等……臧自知无力回天，在九一八发生时悲愤地让东北军参谋长荣臻“赶快出去调兵遣将收复沈阳吧”，自己则以地方官守土有责留下办交涉不肯离去，后绝食未死，被日方拉入伪政府，未保晚节。

　　黄显声则另有主张，九一八事变前，8月底他已经通过当时的警务督察长熊飞弄到日军情报，知道事变即将发生（这也是黄到北平见张学良的直接原因）。黄不肯坐以待毙，回沈阳后当即下令各县警察队公安队扩充成12个总队，并发放枪支弹药。这个举动意味深长，这批枪支成了后东北各路义勇军中的主要武器来源之一。后来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中，原东北的警察人员占了相当高的比例，而且多位著名的义勇军指挥官，比如邓铁梅、王凤阁、高玉山等都是原东北警察出身。

　　而黄显声对沈阳的警察也进行了充分的部署，将2，000名警察组织起来，编成一个总队并发枪，自己从9月初即昼夜不离办公室，随时准备应变。所以九一八事变刚刚发生，他率领的警察总队（相当于武警，不包括治安警和交通警）已经离开机关，投入抗击。

　　后来的救国会执委朱焕阶9月19日晨曾赶到警务处打探消息，却见铁门紧闭，有几只麻雀啄食。向周围人打听，前一天夜里有人看到，黄部警察的动作极快，第一声炮弹的爆炸声刚刚响过就开始行动，离开机关，显然是早有部署。

　　当时沈阳主要兵力包括王以哲的第七旅、总部卫队、张学良的卫队营、讲武堂学兵和黄显声的警察部队。事变爆发的时候，王以哲和两个团长都不在部队（王第二天下午才便衣出城，在郊外与部队汇合），第七旅苦苦等待命令，最后等来的却是——不许抵抗，任其占领营房缴械。该部靠下级军官自发组织才勉强突出重围，损失惨重。卫队的负责人是荣臻的儿子荣子恒，因为形势紧张，当天被派率部到野外进行为期八天的拉练，所以没有加入战斗。（谁能说王、荣不是明白人呢？还有当时因为各种事情不能到任的吉林省主席张作相、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学生们听到枪声怎么也找不到的讲武堂负责人周濂中将，哪个，不是明白人？中国人里面明白人有时候不是太少，是太多啊）；张学良卫队营营长谭海仓促中把张府各房门上锁，武器埋在院里，只带着钥匙逃回北平。张学良啼笑皆非，大骂“不是人，什么东西！”因为张一向叫谭海“叔叔”，这一次显然是气极了。

　　各部只有黄显声部和讲武堂学兵（五连连长张占元阵亡）主动进行了抵抗。黄显声指挥警察在二经街一带依靠简单的街垒与日军对战多时。最终，在日军坦克的攻击面前，只有轻武器的警察伤亡太重，被迫撤离。黄在撤退时嘱咐警察和公安队官兵尽量携带武器弹药撤退，连夜经过新民向锦州集中待命。但由于准备充分，沈阳警察部队撤退到锦州是动作最快，损失最小的。

　　黄显声到达锦州后，成为1931年秋冬实际的前敌总指挥。当时东北边防军公署和辽宁省政府公署都搬到锦州重建，但张学良和张作相都未到锦州，军政事务由黄显声代拆代行。他立即联系驻防义县的十二旅旅长张廷枢向大凌河布防，取得稳定阵线。

　　当时，东北军参谋长荣臻也到锦州办公，援军也陆续到达。荣是个旧式军人，有鸦片瘾，又知道张学良信任黄显声。故此事务皆付黄显声。后国联有员来调查，与荣臻交谈时发现他未及收拾的烟具，于是对翻译说：“这样的将军怎么能抵抗日本军队呢？”又问荣九一八时为何不抵抗。荣回答没有上级命令。国联的人走后，荣臻悔恨交加，当即砸毁烟具，向张学良发出一封急电，要求带一个旅到前线和日军拼命。12月后荣在军事指挥上逐渐发挥正常作用。

　　日军土肥原则与汪精卫曾称为“智勇仁”的大汉奸凌印青（海城人，早期国民党人，与杨宇霆交厚）勾结，派出高级特务仓岗繁等十人到辽西和凌汇合，在盘山组建伪军“东北民众自治军”。

　　黄显声针锋相对，他利用该伪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单廷秀是熊飞的学生的关系，通过单策反该军第一师师长项青山、第二师师长张海天。10月27日，两人率军起义，东北军十九旅派兵参战，凌及仓岗皆被击毙。

　　１1－４黄显声在锦州前线担任义勇军总司令时全身像

　　日军继而鼓动张学良堂弟张学成于10月29日接手“东北民众自治军”残部，发给奉天兵工厂武器，试图作为日军前驱进占锦州。张学成一贯认为自己怀才不遇，与堂兄应该分庭抗礼，1931年初曾参加石友三的叛乱。这一次则欣然接受日军指挥，携四名日本顾问上任，号称有18个旅。黄显声请示张学良后，派公安骑兵第二总队进攻张学成部。由于东北地区当时抗日情绪强烈，张学成部也兵无战心，交火后不久即溃散，四名日本顾问和张学成都被乱枪打死，伪旅长荣庭被俘。

　　在锦州期间，黄显声励精图治，大力组织和扩充地方武装。而张学良由于年轻和患病，此时处于刘伯承所说“五行不定”的状态。他一面调动了一部分部队到锦州前线，似有抵抗之意，另一方面支持将锦州一带设为隔离区的方案，随时准备撤离。在军事上，张显得十分消极。黄显声有一次建议既然锦州前线工事构筑不易，不如以攻为守，张当即拒绝。在日军进攻马占山的时候，张坐拥重兵，毫无策应（反而是日军进攻锦州时，极端困难的马占山反攻齐市，试图调动日军北上）。对于黄显声招募的部队和反正伪军，张学良也拒绝给与正规番号，他一方面希望借助这些部队抵抗日军，一方面怕因此形成中国正规军与日军交战的口实。

　　在这种掩耳盗铃的思维支配下，张学良甚至下令给马占山和丁超等吉黑将领，下令他们部下原来东北军的正规部队一律不得使用正规军番号，只能自称“自卫军”、“救国军”等名义。

　　事实证明，这种做法不但不能减少日军对中国军队的进攻，相反使其进攻更加理直气壮 ——既然对手不是正规军，就只能是“土匪”、“马胡子”了。堂堂正规军一夜之间竟然连自己的番号都不能使用，各路抗战部队也因此而气馁。

　　在这种情况下，黄显声急中生智，将新编部队改称为“辽宁抗日义勇军”，编张海天部为第一路，项青山部为第二路，陆续委任达二十余路，自己担任总司令。

　　这就是“抗日义勇军”的最初来历。

　　1931年12月15日，张学良倚为依靠的蒋介石下野，张的抵抗意志更加消沉。在日军大举进攻的压力下，张最终下令东北军主力于1931年最后一天撤离锦州。在回复记者的访谈时，东北军方面表示在锦州周围与日军进行了激烈的攻防战斗，最后不支撤退，损失五千余人。然而，在当地的外国人和民间团体回忆，东北军的各部，除步兵十九旅、骑兵二十旅的部分部队，装甲列车队以外，基本与日军未有接触即撤离，撤离时日军还在锦州的百里之外。真正在锦州外围和日军展开了血战的，是黄显声部下的义勇军和公安队。他们与日军在白旗堡、田庄台、盘山、打虎山各地辗转血战，还曾经反攻过营口，给日军造成相当重大的打击。

　　东北军撤退时，黄显声率三个骑兵公安总队断后掩护。黄以第一、第二总队掩护机关人员撤退，亲自带第三总队到大凌河畔杨官屯拒敌。1932年1月2日，黄部与日军渡大凌河部队展开激战，由于敌众我寡，战斗到夜间两点三十分，黄下令炸毁女儿河铁桥阻挡日军追击，部队撤向关内。1月3日，日军占领锦州。义勇军部队，一部随黄显声入关，一部留在当地继续和日军作战。

　　由于“义勇军”这个名字响亮而且贴切，逐渐成为东北各地抗日军民最为常用的叫法。1935年，田汉、聂耳合作为电影《风云儿女》谱写了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这首脍炙人口的战歌，后来成为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然而，很少有人去细究这里所说的“义勇军”，最初指的是哪一支部队了，它代表的，是白山黑水的关东人，也是全体中国人不屈的精神。

　　入关后的黄显声将军，所部公安骑兵总队和一同撤退的保安队、义勇军被改编为骑兵第二师，黄任师长，参加了长城抗战，再次与日军交手。以后，为了替张学良将军控制五十三军万福麟部，又前往万部担任副军长兼一一九师师长。威震冀中的吕正操司令员，当时就是他的部下，也是他的好友。黄显声将军并协助张学良策划和实施了西安事变。

　　1938年，黄到武汉活动争取释放张学良将军不果，经周恩来介绍，准备以中共特别党员的身份到延安组建新东北军，不幸被国民党方面扣押，从此开始了十年的拘禁生活。

　　据推测，黄显声的被扣押，与东北军内部斗争也有很大关系。黄是张学良最为亲信的少壮派军官，长城抗战后，张学良深感老东北军将领各顾妻子，腐化老朽，已经不堪改造，因此大力提拔少壮派军官，黄显声就是其中的典型。然而，这种做法明显侵犯了占据高位的老牌将领的利益。张学良被扣以后，东北军上层并非都尽全力营救，而是在蒋介石的拉打之下分裂，自相残杀，可说与此有关。失去了张学良支持的黄显声，也成为这些老牌将领的眼中钉。正是因为看到这一点，蒋才毫不犹豫地扣留了这位著名的抗日将领，他确信这不会影响他对于东北军的使用。（蒋介石深恨黄显声，因为从事后的情报得知，西安事变中，黄显声是张学良最主要的助手之一，而且态度强硬明朗。）

　　在被扣押的十年时间里（最初还给会武术的将军戴着镣铐，怕他逃跑），黄显声从不屈服，坦然自若。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现在虽然坐牢，但并没有犯法，是为团体、为国家、为义气而坐牢，问心无愧，将来生死存亡在所不计。”

　　只有在反复读一句诗时，将军常常痛哭失声。这句诗就是陆游的“报国欲死无战场”。

　　写到此处，忽然想起了陆游的另一首诗：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道济见收，脱帻投地曰：“乃复坏汝万里之长城！”

　　有一种说法，讲东北军旧部和****方面（例如黄的秘书刘澜波）都曾努力争取让黄显声将军越狱，看守的特务也为将军人格所感，多同情于他。但营救为将军所拒绝。

　　这是有一定真实性的说法，因为黄显声将军一直认为自己被抓是莫须有的罪名，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军人，要堂堂正正地走出牢房（推测他期待和张学良将军一起获释，故有“为义气”的说法。）同时，将军也知道自己逃走将连累很多难友，因此一度拒绝了营救。但是，在1949年，看清国民党方面已经不可能给他公平的释放，将军实际上同意过接受外面的营救.只是，为了能够同时营救好友、张学良将军的副官李英毅，黄显声将军希望营救的时间推后，在重庆即将易手的时候进行，以便乘乱多救一些人。

　　按照刘澜波的安排，当时，渣滓洞看守宋惠宽已经成为营救的内线。他答应在时机合适时，于半夜时候把黄显声将军和李英毅副官以及一切可以带出来的人带到白公馆后面的山坡上，由负责营救的夏在汶开着汽车在那里等着，把将军等人带走。刘澜波并叮嘱一旦出现有政治犯被杀，则不顾将军的反对，将他单人救走。

　　但是，意料不到的是，保密局布置的对政治犯的大屠杀，第一个被杀的，就是黄显声将军。1949年11月27日，按照毛人凤的密令，黄显声将军被军统特务杨进兴执行秘密枪决，杀害于红岩步云桥，李英毅与将军同难。

　　１1－５黄显声将军牢房中的日历牌，永远停在1949年11月27日，在它的上方，是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的图案。

　　１1－６黄显声将军遗体

　　将军之死还有一点传奇的色彩。

　　在息烽监狱，黄显声将军曾经凭借精湛的医术救活了一名被控参加学运被捕的福建女大学生黄彤光。随着此后的接触，黄彤光爱上了这位气宇轩昂、儒雅不屈的将军。1944年出狱后，黄彤光一面全力寻找路线营救将军出狱，一面通过看守中的内线与将军鸿雁传书，甚至寻机相会。两人终于定下终身，将军答应只要能够出狱，愿与黄彤光结为连理。两人成为极其特殊的“狱中恋人”。

　　在定情时，黄彤光交给将军一张红纸，请将军将来用它包结婚戒指来娶自己（因为将军是由同情他的看守带出来的，回去时不能带其他的东西）。

　　闻知将军遇害，黄彤光和夏在汶等人，5天后到红岩山上含泪寻找将军的遗体。但尽管随行的解放军官兵帮助百般搜索，都没有找到。

　　就在这时，突然，在一块新土中，露出一小片红纸，黄彤光一眼认出，这正是她给黄显声将军的那张包戒指用的红纸。黄彤光立刻跪了下来。

　　将军的遗体，就在这片新土的下面。

　　88岁的黄彤光女士，在几十年后回忆起来，用这样的词句描述将军的埋骨之地——“那片红纸在风中痛苦地摇着头，很鲜艳。”

luo

陈建功的作家路 [转帖]

母亲“怂恿”出的写作才能

　　陈建功出生在广西北海市。当时，他父亲大学毕业后在广州求职。父亲拜托一个同学帮忙，随后才知道，那朋友的父亲是军统特务。父亲仓皇远遁，再也不敢问津。谁知解放后的一次“向党交心”，父亲因“和盘托出”而成为“特务嫌疑”，这阴影不仅伴随着
他的一生，而且笼罩到了儿子陈建功身上。

　　“我从15岁就开始争取入团，争取了13年。最后，团委书记说这家伙都28岁还入不了团，就让他入了吧，结果入团3个月就退了。”这是陈建功苦涩的回忆。

　　1957年，8岁的陈建功随父亲来京。小学3年级时，老师要求写一篇纪念“七一”的贺词。陈建功笑了，写贺词？小儿科！于是，就把贺词写成了贺诗，结果被斥为“偷懒”而蒙羞。怏怏不乐地回到家，母亲细一问，哈哈大笑：“你高兴才是，你并没有错，别出心裁，与众不同！”多少年后，陈建功一直感念当年母亲保护了自己写作创新的胆量。

　　1964年，陈建功考高中，作文的考题是《我为什么考高中》。陈建功又别出心裁地把作文写成了一封给妈妈的信，用书信体切入了考题。当时在北大附中任教的母亲恰好参加北京市海淀区的阅卷，回来大赞一个孩子如何如何聪明，把作文写成了书信体，因此而获得加分奖励。考生的名字是密封的，母亲不知道她夸奖的就是自己的儿子，更不知道儿子所为，源自小学时代所获得的“怂恿”。

当了10年煤矿工人

　　1966年“文革”开始，高考取消了，陈建功去京西木城涧煤矿当了整整10年煤矿工人。最底层的社会劳动让陈建功刻骨铭心：“一开始是打岩石，扛个风钻，打通通往煤层的道路。每天都是早上4点半起床，匆忙吃点东西就出发。”“到井口要穿过一个山谷，冬天寒风凛冽，我要把身上的棉袄扒光，光溜溜地穿上冻了一夜又潮又冰的工作服下井干活。8小时后再从井下出来。”陈建功回忆说，那个时候还经常搞会战、献礼，天天顶着炮烟冲，得猫着腰，几乎是爬着进去，才能不被呛着。

一边挖煤，一边读书、创作

　　“‘文革’时期，除了《毛选》和马列，几乎无书可读。我妈妈当年在北大附中图书馆工作，她把很多封存的书偷偷拿给我看。煤矿也有个图书馆，当时清理所谓‘四旧’，把很多好书拿出去化纸浆，我就去跟老头儿聊天，然后乘其不备，偷偷往棉大衣里藏书。那时候，看了不少书。就这样，我读了10年，算起来上两个大学都毕业了！”

　　“后来，从（20世纪）70年代有一些文艺刊物复刊了，开始发现有文艺作品发表了。我就想，先写写东西，以后能从事文字工作也比下井强。”

　　一天，陈建功下夜班时不由得背起曹禺剧本里的一句诗“太阳出来了，黑夜即将过去，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结果被治保委员听到，便诬告他攻击“红太阳”，于是他被打成“反革命嫌疑”，时不时去参加一些“宽严大会”，惶惶不可终日。

　　不久，矿区要搞个劳模赛诗会，领导问陈建功能不能给写一段诗。一直被当作反革命看的陈建功十分高兴，于是赶写了一首诗，大约就是“煤矿工人这双手，敢上九天摘星斗”之类。领导一看，说写得不错，让陈建功到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定稿。“随后，我的诗就被恩准去人民大会堂朗读。可不是让我去朗诵，是我们矿的劳动模范去读的。第二天，这首诗被登在《北京日报》上，署的当然是劳动模范的名字。因此，我的第一篇作品是用别人的名字发表的。”1973年12月，《北京日报》发表了陈建功的第一篇短篇小说《铁扁担上任》。

　　陈建功认为，任何人生的遭际和坎坷，都是丰富阅历的一部分，都是一笔可贵的精神资源。

1977年是人生拐点

　　1977年10月高考恢复。1978年初，陈建功作为27万幸运儿之一踏进了高等院校的殿堂。北京大学的学习给陈建功插上了想象的翅膀，创作水平迅速提高。1979年，短篇小说《盖棺》发表，当即被《小说选刊》选为创刊号的头题。大学毕业时，陈建功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第一部书——短篇小说集《迷乱的星空》。

　　这一时期，陈建功连续发表《丹凤眼》、《飘逝的花头巾》等代表作并连续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为文坛瞩目。大学毕业，陈建功进入北京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

　　1995年2月，陈建功调中国作协工作，走上自己在文坛上的另一个起跑线。

(《北京广播电视报》3.30　余玮文)　　

luo

“东突”恐怖组织大揭密 [转帖]

作者：梁辰

“东突”的由来

突厥原是公元5世纪前后，生活在阿尔泰山地区的游牧民族的名称。公元6世纪至8世纪中叶，突厥族逐渐进入我国北方草原，与中原地区上自西魏下至隋唐各朝代发生了多渠道、多层面的广泛交往。公元552年，突厥建立汗国，其鼎盛时期疆域非常辽阔。后分裂为东、西两个突厥汗国，8世纪中叶，东突厥被回纥人（即维吾尔族的祖先）所灭，西突厥则被唐朝所灭。西突厥的后代迁移到小亚细亚半岛，后来建立了奥斯曼伊斯兰帝国。随着东西突厥汗国的相继灭亡，其后裔逐渐融入了其他民族之中。11世纪以后“突厥”这一概念，已不是原先的突厥人，而是对突厥语系诸民族的统称。“斯坦”则是“地方”、“地区”的意思。“东突厥斯坦”（简称“东突”），这一名词最早是19世纪末期西方别有用心的殖民主义者提出的，他们把俄罗斯中亚地区称为“西突厥斯坦”，而把中国的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并编造出新疆是“东突厥”人家园的谬论。因此“东突厥斯坦”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殖民主义者为肢解中国而提出的一个政治概念。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将“东突厥斯坦”作为他们分裂运动的名称，其用意昭然若揭。

“东突厥斯坦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是受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双重影响。泛伊斯兰主义是19世纪中期阿富汗人马丁鲁提出的，其思想核心是联合所有伊斯兰国家，建立统一的伊斯兰政治实体。泛突厥主义运动则源于沙俄统治时代受压迫的鞑靼人，其宗旨是要联合从小亚细亚到中亚的所有突厥语系民族，建立一个统一的突厥帝国。在这两种思想作用和影响下，就产生了新疆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

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想（简称“双泛主义”）从20世纪初开始传入新疆。“双泛主义”一传入新疆，就受到当时中国新疆政府的大力压制，“双泛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土耳其人艾买提·卡马尔和从土耳其留学归来的维吾尔族人麦斯武德被驱逐出境而流亡国外。

30年代初，麦斯武德、穆罕默德·伊敏等“双泛主义”者又陆续回到中国，此时他们已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和政治纲领，这就是所谓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简称“东突”）。当时中国正是军阀割据相互混战的时代，新疆也是一片兵荒马乱，新疆省督军盛世才与支持哈密农民起义的甘肃军阀马仲英激战正酣。动荡的时代背景，给“东突”的发展提供了机会——1933年11月，“东突”分裂分子得到英国的支持在喀什建立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1934年2月盛世才在苏联的支持下打败马仲英后兵进南疆，消灭了这个“共和国”。喀什“伊斯兰共和国”虽然只存在短短三个月，却是第一次公开提出新疆分裂，是新疆分裂运动的开始，其衣钵为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一直承袭至今。

喀什“伊斯兰共和国”被消灭后，“东突”运动的主要人物再次逃亡国外。其主要人物之一的伊敏就是在流亡印度时撰写了宣扬新疆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史》，并被“东突”分裂分子视为经典。

与此同时，日本也在积极筹划肢解中国，在推行大蒙满计划的同时，也策划在中国新疆建立伊斯兰国，为此日本还收留了奥斯曼帝国末代苏丹阿卜杜尔·海米德二世之子，准备让他出任新疆独立后的首脑。

抗战时期，麦斯武德、伊敏、艾山·玉素莆等“东突”分裂运动主要人物又回到中国，在中国内地出版刊物，宣传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思想。

1944年伊犁、塔城和阿尔泰三个地区在苏联的支持下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苏联此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真正目的并不是支持新疆独立，而是要以新疆问题做交换筹码，迫使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和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权。1945年8月中苏友好条约签署，达到了苏联的预期目的，因此苏联要求“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与国民党政府谈判，成立新疆省联合政府。麦斯武德、伊敏、艾山等“东突”分裂分子也被安排在联合政府中任职。由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实权掌握在反对新疆独立的阿合买提江等人手中，因此最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无果而终，但事实上的独立一直维持到1949年解放新疆为止。因为这个伊斯兰政权是反对国民党的，而且并没有公然提出分裂的口号，所以新疆解放以后，人民政府从团结的角度出发，把这一事件称为“三区革命”，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并将民族军改编为解放军第5军。但是这一事件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新疆解放后，麦斯武德被关押，伊敏、艾山等再次闻风而逃。“东突”分裂运动再次受到沉重打击，但并没有因此而绝迹，分裂主义思想并未彻底根除，其影响依旧存在。只要有合适的环境条件，又会迅速死灰复燃。

“东突”的发展

“东突”分裂运动在20世纪后期开始恶性发展，近年来第一个发展趋势是联合，由于历史原因，长期以来“东突”分裂组织大多是在境外，活动分散，而且规模和影响都较小。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苏联解体和中亚各国独立，给“东突”分裂主义者卷土重来带来了机遇。原先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东突”分裂组织达成了统一集中发展的共识，提出了“统一组织、统一纲领、统一领袖、统一武装、统一行动”的目标。先后出现了“伊斯兰真主党”、“伊斯兰改革党”等联盟性质的组织。

1992年12月，“东突”分裂主义者在沙特、土耳其的资助下，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了“东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会”，来自中亚、美国、澳大利亚、巴基斯坦、德国、沙特、土耳其、瑞士等国的30多个分裂组织的头目参加了大会。在此次大会上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国际民族联合委员会”，确定了国名（东突厥斯坦国）、国旗（月牙旗）、国歌（夏迪雅）和国徽，标志着境外“东突”分裂主义运动走向联合。

1993年4月5日，美国、德国、法国、巴基斯坦、沙特及中亚等17个国家的“东突”分裂组织代表再次在土耳其举行了“东突厥斯坦”国际会议，宣布建立统一流亡政府，任命热扎彼肯为“政府首脑”，发表了独立宣言，并呼吁联合国、国际人权组织和伊斯兰组织向中国施加压力，还声称将与“民运”组织、达赖集团进行“联合行动”。

1996年10月在和田，来自新疆十几个州（县）的分裂组织代表举行会议，宣布成立“伊斯兰真主党”，通过了党纲、组织建设等七项文件，这标志着境内分裂势力开始由分散走向联合。

第二个发展趋势是国际化。90年代以后，“东突”分裂组织逐渐从地下转为公开，并开始朝着国际化趋势发展。中亚地区“东突”分裂势力的总头目莫哈里索夫就曾公开表示：“要实现独立，没有国际的支持不行，没有西方的支持不行，仅有少数国家的支持也不行。要打‘国际牌’，使新疆问题国际化”。近年来，“东突”分裂组织更是明确推行国际化的策略：扩大在中亚、西亚等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影响和生存空间，淡化分裂活动的民族宗教色彩，而是将所谓民族宗教问题与人权问题挂钩，把分裂活动提升为“民族解放运动”，以争取西方大国的支持。为此，分裂组织的头目频繁与西方大国接触，并连年在西方国家举行的听证会上作证，到处举办“东突厥斯坦问题”国际研讨会、展览会，并不断组织示威活动，同时充分发挥因特网等现代通讯传媒的作用，扩大影响。

诸如1994年4月，“维吾尔人国际联盟”在纪念“东突厥斯坦革命英雄”会议上决定，将“东突厥斯坦人民的悲惨命运问题拟定告联合国书”，妄图进一步使新疆问题国际化。

1999年5月，在哈萨克斯坦的“东突”分裂组织在阿拉木图举行游行集会，公然打出“支持北约轰炸南联盟”的标语，并宣称“科索沃”的今天就是“维吾尔斯坦的明天”。“东突”分裂组织头目还拜会美国总统克林顿，递交了关于“东突厥斯坦”历史与现状的有关材料，向美国摇尾乞怜，希望美国能像帮助科索沃的阿族那样帮助“东突厥斯坦”的维吾尔人。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东突”国际化的过程中，国际反华势力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纵容和支持，对新疆的民族分裂活动无疑是推波助澜。美国总统克林顿、副总统戈尔等政要就曾多次秘密会见“东突”分裂分子；美国国会还专门召开新疆问题听证会；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出专门人员负责对“东突”分裂主义分子进行培训。1999年，美国政府发表的《中国人权报告》首次指责中国在新疆的民族政策，克林顿在公开场合与“东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会”执委会主席艾尼瓦尔会面，接受了所谓新疆维吾尔族人遭受迫害的材料和录像。霍普金斯中亚—高加索问题研究所和史密斯—里查德森基金会也派出专人前往阿拉木图，会见“东突”分裂组织头目。其它一些西方国家也利用“东突”问题向中国施加压力。土耳其和一些中亚国家也或明或暗地支持“东突”分裂运动，还允许其在本国境内开展活动、建立基地，向外输出“泛突厥主义”。在这些国家的支持下，分裂组织创办了多种刊物，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攻击中国的民族政策。原设在德国的“解放电台”和“自由欧洲电台”已移到捷克和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并在土耳其增设了“独立解放电台”，加强宣传力度。目前境外“东突”分裂组织立足中亚这一前沿阵地，对新疆进行渗透：设立出版机构，出版煽动独立的书刊和音像制品；建立电台，使用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和乌兹别克语进行广播，大肆进行分裂宣传；召开各种名目的国际研讨会、举办展览和发表公开信，为新疆独立摇旗呐喊，寻求国际反华势力支持；还不断派遣骨干分子入境，加强对境内“东突”分裂组织的扶持和领导；拉拢、收买、策反我驻外人员和出国探亲、朝圣、留学人员，进行情报搜集和颠覆活动；用金钱收买新疆中上层人士，扩大分裂势力；利用宗教进行分裂宣传，煽动宗教狂热，最终目的就是进一步发展扩大“东突”分裂运动。

第三个发展趋势是恐怖主义化。从地理上看，新疆在与中亚地区东部相连，使得“东突”分裂组织与该地区活跃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极端宗教主义势力和恐怖主义势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地缘联系”。

在其恐怖主义影响下，1997年，中亚地区的“东突”分裂组织召开会议，批判了艾沙的“和平斗争”主张。1999年12月，来自18个国家的40多个分裂组织代表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会议，确立了暴力“建国”的方针，并就“武装夺取政权”达成共识。计划在十年内建立一支人数在万人以上的正规军队，在新疆地区实施恐怖战、游击战，甚至正规战。为此“东突”分裂组织派遣大出成员在阿富汗、车臣、克什米尔等地参加实战锻炼，并在中亚、西亚、阿富汗等地建立了20余个训练基地，训练骨干分子。哈萨克境内的“东突厥斯坦委员会”在阿拉木图召集近100名曾在原苏军服役的军官和士兵，策划组建武装部队，并在沙特维吾尔族商人的资助下，购买了700支手枪、200支冲锋枪、10多挺机关枪以及火箭筒等大批武器，企图偷运进新疆，支持“东突”分裂组织。“东突”分裂组织还疯狂叫嚣，“解放东突厥斯坦不能用和平方式，要靠武力解决”。有些分裂组织公然提出要在南疆山区进行“武装割据”，一些“东突”组织就在纲领中明确主张使用暴力。例如，在阿富汗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土耳其的“东土耳其斯坦青年民主联盟”、哈萨克“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和“中亚维吾尔真主党”等。还有一些组织，虽然没有在纲领中明确提出要使用暴力，但是在行动中已实际开展了恐怖活动，如“东突信息中心”等。

事实上“东突”分裂组织已经逐步成为“东突”恐怖组织，不但得到了臭名昭著的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的大力支持，同时也是拉登恐怖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数年前，“东突”恐怖组织就得到了拉登在经费、物资上的大力支持。1999年初，拉登会见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头目艾山·买合苏木，在许诺提供资金援助的同时，要求其“一切行动与塔利班协调”。2001年2月，拉登及塔利班高层人士在坎大哈与“东突”分裂组织达成协议，帮助其训练骨干成员，并承诺负担2001年的活动经费。此外塔利班、“基地组织”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解放运动”还向“东突”分裂组织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交通工具、通讯设备等。

据报道，曾先后有来自10个“东突”分裂组织的1000多名骨干分子在“基地”组织设在阿富汗坎大哈、马扎里沙里夫、霍斯特、呼苏提等地的恐怖主义训练营中接受过诸如爆炸、暗杀、投毒等恐怖活动训练。这些人受训后有的被秘密派遣回中国境内发展恐怖组织，策划从事恐怖活动，有的加入阿富汗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有的则参与了俄罗斯车臣恐怖势力的活动，还有的参加在中亚地区的恐怖活动。如1999年8月“东突”恐怖分子参与了在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劫持4名日本科学家和吉内务部队高级军官的恐怖事件；2000年两名“东突”分裂组织成员在车臣战争中被俄罗斯军队俘虏，遣返中国；2000年8月又参与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山区，袭击当地政府军的恐怖活动。

近年来在新疆发生的一系列爆炸暗杀恐怖事件，大多与这些组织有关。目前，中国警方已抓获100多名曾在阿富汗及其它国家接受过恐怖活动训练秘密潜入新疆的恐怖分子。有关国家也向中方引渡、移交了10多名在恐怖活动中被抓获的“东突”恐怖分子。

2001年“9·11”恐怖事件后，恐怖组织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东突”恐怖组织不得不表示对美国军事打击的支持，并努力拉大与拉登恐怖组织的距离，千方百计抹掉自己的恐怖主义色彩，要求其成员暂时不要发表过激言论，避免所在国将其与恐怖组织联系在一起。在南亚的恐怖组织则抓紧进行战略转移，组织其在阿富汗的成员向周边的南亚、中亚或中东地区转移，以保存实力。同时“东突”恐怖组织再一次扯起所谓维护“人权”、“宗教自由”和“少数民族利益”的大旗，编造所谓“中国政府借机打击少数民族”的谎言，混淆视听，以逃脱国际反恐怖主义的打击。

“东突”累累罪行

90年代是新疆“东突”分裂组织发展最为迅速、活动最为猖獗的时期，截止到目前在境内外的“东突”组织有50余个。主要有：“东突厥斯坦星火党”、“东突厥斯坦青年党”、“东突厥斯坦燎原党”、“东突厥斯坦独立组织”、“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东突厥斯坦民族解放组织”、“东突厥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天山民主联盟”、“天山民族拯救者党”、“星火党”、“星火联盟”、“新疆伊斯兰天山党”、“探索”及“独立党”等。

而且境内外“东突”分裂分子已联成一体，“境外指挥，境内行动；境外培训，境内破坏”。近年来，在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影响下，暴力思想已逐步在“东突”组织内部占据上风，分裂活动转向以恐怖暴力为主要手段。一些“东突”分裂组织公开宣扬要通过恐怖暴力手段达到目的。在查获的“东突伊斯兰党”、“东突反对党”等组织的纲领中明确提出，要“走武装斗争道路”、“在人口集中的地区制造各种恐怖活动”。因此“东突”组织在新疆的恐怖活动逐步升级，爆炸、暗杀、绑架等恐怖活动不断出现，以极端残忍手段滥杀无辜，制造恐怖气氛。2002年1月21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东突”恐怖势力难脱罪责》的长篇文章，彻底揭露了“东突”的罪行。据不完全统计，自1990年至2001年，境内外“东突”恐怖势力在中国新疆境内制造了至少200余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162人丧生，440多人受伤的严重后果，留下了一笔笔罪恶的记录。

1990年4月5日，“东突伊斯兰党”恐怖分子在新疆阿克陶县巴仁乡劫持10名人质要挟政府，并在交通要道炸毁2辆汽车，杀害6名武警官兵。

1991年2月28日，“东突”恐怖组织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县客运站录像厅制造爆炸案，造成1人死亡，13人受伤。同日，恐怖分子还在库车县城一商店内安置了炸弹，爆炸未遂。

1992年2月5日，“伊斯兰改革者党”在乌鲁木齐市52路、30路公共汽车上制造了两起爆炸事件，两辆公共汽车被炸毁，造成3人丧生、23人受伤。同时还在一影剧院和居民住宅楼中各安置了一枚定时炸弹，幸被及时发现排除。

1993年6月17日，“东土耳其斯坦民主伊斯兰党”在喀什市地区农机公司办公楼制造爆炸案，造成大楼坍塌，2人丧生、7人受伤；8月1日该组织又在喀什地区莎车县外贸公司录像厅制造爆炸案，造成15人受伤；8月19日在和田市文化宫制造爆炸案，造成6人受伤。

1993年8月24日，两名“东突”恐怖分子将喀什地区叶城县政协常委、大清真寺主持阿不力孜大毛拉刺成重伤。

1996年3月22日，2名恐怖分子枪杀阿克苏地区新和县伊协副主席、清真寺副主持阿克木司地克阿吉。

1996年4月29日凌晨，十余名全副武装的恐怖分子闯入库车县阿拉哈格乡库纳斯村，向全国政协委员、自治区人大代表卡吾力·托卡家投掷了2枚炸弹，致卡及其妻重伤，并将卡的弟弟、弟媳、儿子、儿媳杀死；该村村干部加如甫买买提明也被刺成重伤。

1996年5月12日，“东突”恐怖组织4名恐怖分子在全国伊斯兰教协会常委、新疆政协副主席、喀什伊协主席阿荣汗阿吉和其儿子去艾提尕清真寺做礼拜的途中，对其进行袭击，阿和儿子均致重伤。

1996年7月，“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正义党”策划沙雅县监狱暴动，导致15人死亡。

1996年8月27日，6名恐怖分子袭击叶城县江格勒斯乡政府，杀死副乡长和值班的警察；随后又闯入该乡一村，杀害3名治安员和1名水管员。

1997年2月5日至8日，“东突伊斯兰真主党”恐怖组织策划、制造了伊宁骚乱事件，恐怖分子高喊“建立伊斯兰王国”等口号，袭击平民，捣毁商店，烧砸汽车，致使7人死亡，200多人受伤，30多辆车遭毁坏，多间民房被毁。

1997年2月25日， “东土耳其斯坦民族团结联盟”在乌鲁木齐市2路、10路、44路公共汽车上制造爆炸，造成三辆公共汽车被炸毁，9人丧生、68人重伤。

1997年3月，境外“东突”恐怖分子开枪袭击中国驻土耳其使馆，冲击中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馆，焚烧中国总领馆悬挂的国旗。

1997年3月23日，“东突”恐怖分子闯入阿克苏地区金银川垦区负责人艾买尔江家中，将艾买尔江夫妇两人杀害。

1997年6月4日，4名“东突”恐怖分子闯入和田地区墨玉县恰其克乡荒地村干部买买提肉孜·买买提家，将其杀害。

1997年7月3日，“东突”恐怖分子闯入阿瓦提县拜什力克乡村干部吐尔地尼牙孜家中，吐夫妇被杀身亡。

1997年11月6日，“东突”恐怖组织在全国和新疆伊协委员、阿克苏伊协主席、拜城县清真寺主持尤努斯·斯迪克大毛拉去清真寺做礼拜的途中，将其枪杀。

1998年1月27日，“东突”恐怖分子枪杀叶城县政协常委、县大清真寺主持阿不力孜阿吉。

1998年1月30日至2月18日，“东突解放组织”在喀什市制造了23起系列投毒案，致4人中毒，其中1人死亡，数以千计的牲畜中毒或死亡。

1998年2月22日至3月30日，“东突”恐怖组织在喀什地区叶城县连续制造了6起系列爆炸案，造成3人受伤，天然气输送管道被炸坏引起大火，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万元。

1998年3月5日，境外的“东突”恐怖组织“东突民族中心”用炸弹袭击中国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总领馆。

1998年4月7日，“东突”恐怖组织在叶城县公安局负责人、县政协副主席和喀什地区行署副专员住宅门前等处，连续制造8起爆炸事件，炸伤8人。

1998年5月23日，“东突解放组织”成员在乌鲁木齐市华都商厦、大西门、河滩路布料批发市场、长征旅社批发市场、红山木材市场、乌鲁木齐旅社、商贸城等繁华场所放置了40多枚化学自燃纵火装置，制造了15起纵火案，由于及时发现和扑救，才未造成重大危害。

1999年8月23日，以牙生买买提为首的十余名“东突”恐怖分子闯入喀什地区泽普县波斯喀木乡派出所指导员胡达拜尔迪·托乎提家中，将胡和其儿子杀害，然后纵火，致使胡妻被烧成重伤。

1999年10月11日，3名恐怖分子在和田市棉麻公司棉花收购站棉花堆中安放定时爆炸引燃装置，烧毁棉花约2吨。

1999年10月24日，“东突”恐怖分子袭击泽普县赛力乡公安派出所，枪杀2人，枪伤2人。派出所10间房屋、1辆吉普车和3辆摩托车被烧毁。

2000年3月，“东突解放组织”在吉尔吉斯斯坦枪杀了拒绝与其合作的吉尔吉斯斯坦“维吾尔青年联盟”主席尼合买提·波萨科夫。

2000年5月，境外“维吾尔解放组织”，为筹集资金，在吉尔吉斯斯坦绑架了一新疆商人，勒索10万美金，并杀害了该商人的侄子，之后又纵火焚烧了比什凯克中国商品市场。5月25日，“东突”恐怖分子袭击了新疆人民政府赴吉尔吉斯斯坦处理纵火、绑架案的工作组，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行凶后，恐怖分子潜逃至哈萨克斯坦，并于同年9月，在阿拉木图市杀害了2名调查此案的哈萨克斯坦警察。

2001年2月3日，“东突”恐怖分子杀害喀什地区疏附县法院干部买买提江·亚库甫。

2001年8月，“维吾尔圣战组织”使用自动武器袭击新疆库车县公安局，库车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兼局长陈平牺牲，另有7名公安人员受伤。在瑞士的“东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发言人迪里夏提宣称此事件的目的，是对此前新疆自治区领导人向香港商人访问团承诺“在新疆投资不会受到民族问题影响”的回应。

在此期间，“东突”恐怖组织为了培训骨干，还在新疆境内一些偏僻地区建立秘密训练基地。如1990年“伊斯兰改革者党突击队”在叶城县伯西热克乡建立了训练基地，该基地先后举办3期训练班，共培训了60余名恐怖分子，训练内容包括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理论，爆炸、暗杀等恐怖活动的技能，体能训练等。就是这些经过训练的恐怖分子参与了1991年至1993年在新疆各地的爆炸、暗杀、抢劫等重大恐怖活动。

1998年2月，境外“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头目艾山·买合苏木派遣数十名恐怖分子入境，在新疆和内地一些偏僻地方建立了10多处训练基地，共对150多人进行了爆炸技术培训。同时按照境外提供的配方，大量购置化学原料，秘密制造炸药和爆炸装置。新疆警方于1998年9月在乌鲁木齐火车北站一仓库里，一次就缴获制爆化学原料20多种300多箱，总重量达6吨。除了上述比较集中的培训外，还有大量零散的，3至5人一组的小训练点。一些训练点同时也是武器、弹药和爆炸装置的制造窝点。新疆警方在打击恐怖活动过程中，查获了许多地下恐怖训练点和武器弹药制造工场，收缴了大量的手雷、手榴弹、雷管、**、弹药等。

1999年，境外“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派遣的恐怖分子在新疆和田地区7个县市建立数十处秘密训练基地和制造爆炸物的据点，制造了大量武器弹药。仅被警方缴获的手雷就有4500多枚，各种枪械98支以及大量制造工具等。

1999年12月30日，警方在泽普县波斯喀木乡查获一恐怖分子设在地下的制造爆炸物的窝点，缴获一批等制造工具、图纸以及已制成的手雷等。

2000年2月25日，警方在莎车县卡琼乡三村抓获7名“东突”恐怖分子，并在一恐怖分子家里的地道缴获手雷38枚，电雷管22枚，爆炸装置18个，炸药17千克，拉火管20多个。

2001年8月，警方在库车县乌尊乡色根苏盖提村一恐怖分子家中的地道发现制造武器弹药的各种设备，并缴获了61枚爆炸装置。

境外的“东突”恐怖分子还走私偷运武器入境，以武装境内的“东突”恐怖分子。1998年4月6日，在霍尔果斯口岸海关与边检部门就在羊毛集装箱中查获军用手枪6支、折叠冲锋枪1支、子弹1.9万发、手雷90余枚。据抓获的罪犯供认，他们是受境外“东突国际委员会”和“东突解放组织”的指派，在此前已有过17次偷运武器弹药入境。

大量血的事实证明，“东突”分裂组织为了达到分裂祖国的目的，所采取的恐怖暴力手段，以极其残忍的手法滥杀无辜，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是名副其实的恐怖组织。

中国政府的态度

长期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境内外的“东突”分裂组织为实现其建立所谓“东突厥斯坦国”的目的，策划、组织和实施了在中国新疆和有关国家的一系列爆炸、暗杀、纵火、投毒、袭击等恐怖暴力事件，严重危害了中国各族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并对有关国家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

中国政府绝不会对“东突”恐怖活动坐视不理。2001年10月1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孙玉玺在新闻发布会上，首次提及“东突”分子的恐怖活动。孙玉玺透露，中国政府已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东突”分子参与了恐怖主义活动，他们与国际恐怖组织相互勾结，在中国境内和境外制造了多起爆炸、暗杀、投毒、绑架和抢劫等暴力恐怖事件，造成大量无辜平民的死伤和财产损失，这些恐怖活动在中国广大民众当中引起了公愤。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整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构成了威胁，中国将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反对包括“东突”恐怖势力在内的一切恐怖主义活动，以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定。中国政府表示严厉打击恐怖主义活动这一社会公害，不应有双重标准。

luo

历史上最有名的8次冤案----血的事实背后,需要的是思考[转帖]

　　一：春秋战国时代
　　1 被诬杀的\"战神\"白起

　　白起是春秋战国时代继孙子和吴起之后最出色的将军,在大秦统一全国的进程中，白起参与指挥了两次足以影响历史的大战:长平之战坑杀了赵国四十万人马,使赵国一病不起;讨伐楚国的战争,成为了春秋战国时期继孙子之后第二个攻克楚国都城郢都的大将,还挖掘了楚国先王的陵墓,使东方六国心惊胆战.吓的普遍失去了抵抗意志.

　　当时秦国文有范雎,武有白起,好象很快就能统一全国了.可悲的是范雎这样一个人物也犯了小人之过----嫉妒.
　　他利用自己和秦王的关系好，老是抓机会说白起的坏话.终于有一天,秦王在外面征战,要求白起带兵配合一下.白起认为这次战役发动起来不值得,就给秦王提了个建议,说自己不去为好。这是个纯技术性的建议,结果被范雎钻了空子,说白起要造反!
　　秦王本来就对战无不胜的白起有忌惮,于是赐给了白起宝剑,让他自杀.白起愤怒的问到:”为什么?”后来转念一下子想通了,”我在赵国杀了四十万人,难道还不应该死吗?” 于是,白起死了，秦国一时后继无人,起用了范雎的老乡一个叫郑安平的人.结果这个窝囊废一出兵就捅了漏子,被活捉了.
　　秦王有一次不经意的在范雎面前说:”白起要是活着,怎么会遭到这样的失败呢?”范雎羞臊的脸都红了，知道秦王在埋怨自己，于是找了个机会辞职走了.结果秦国统一的步伐又推迟了几十年.
　　
　2 被车裂的商鞅
　　战国期的“商鞅变法”使秦国异军突起，军事力量日益强大，一步步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但改革触动了既得者利益，商鞅遂遭到政敌的迫害，车裂而死，全家亦被杀害。
　　秦国因改革强大了，统治者一边享用着改革果实，一边为了平息既得利益者的怒气而把改革者五马分尸，中国历代改革者的命运大抵如此。
　　如果商鞅学会妥协,他就不会“不得好死”，但如果他妥协了也就没有富国强兵的“商鞅变法”了。可叹商鞅不知为谁辛苦为谁忙，错过了“及时闪身他国”的良机，为老子（秦孝公）效力，却死在了儿子（秦惠王）滚滚车裂下。
　　

　　3 \"朝闻道,夕可死\"的蒙恬
　　据说是毛笔的发明人，是真是假我不知道，不过就其参与灭楚之战（副将），北驱匈奴（主将），修建长城，提数十万重兵驻屯边疆来看，轻重不难想见，其实他对始皇帝倒是挺忠心的，就算有人告他谋反始皇帝也不会信!
　　问题是始皇帝并不是真正的\"万岁\"，终就要死的，而他作为力挺太子苏的重要人物，不死倒是真有些不合情理了.但这个人行事一向谨慎，很少有把柄落在别人手里，没办法，只好以蒙毅的事为源头，再经过充分发挥，结果，蒙恬背了个大大的黑锅.
　　据说在其死前曾自谓\"吾何罪？获罪于天\"又一想自言\"吾修长城，自临洮起万余里，或断人地脉，互固宜也\"，正所谓\"朝闻道,夕死可也\"。于是自尽,死后被连坐.
　　

　　二 汉刘邦杀功臣
　　1 被诱杀的韩信
　　淮阴候，主要战绩有：灭赵，代，魏，齐，燕，楚及三秦王，可以说整个汉家江山九成是他一人打下来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功高震主，当君主对这样的将领已无封赏可赐的时候一般都会取了他们的脑袋.
　　不出所料，后来吕后把韩信给杀了!据说是刘邦曾许下韩信“见天不死、见地不死、见刀不死”(既免死)，吕后等杀死韩信时是将其吊在钟室中，钟室四周用布遮上，用竹片戳死的。竟然死得如此凄惨，楚霸王泉下有知，不知是否可以含笑？
　　刘邦当时开心的不得了，简直得意的忘了形，居然追问了吕后好几次：“杀了？真杀了？”（这不是杜撰，史记上有记载，高祖又惋惜又高兴。这两种表情加起来可够难看的。）
　　然后夫妻两个为了蒙混过关，捏造说韩信图谋联合陈希造反，我觉得这个理由刘邦自己都不相信，韩信连樊哙都看不上，会巴巴的上赶着去找陈希？
　　

　　2 被剁成肉泥的彭越
　　与韩信并列为汉初三大名将，位在英布之上，曾率偏师在楚汉相争于荥阳之时抄敌粮道，迫使楚兵主力回师，复败复起，拖住楚军主力，使得汉军主力
　　及淮阴候部能够并力前行，终于将楚军压至彭城一带，方有以后垓下事，功劳甚著，封赵王（淮阴候为楚王，英布为淮南王），后刘邦疑惧之，发配往蜀地，路中碰
　　到吕后，以为碰到知音，向吕后诉苦，吕后仍带他到刘邦处，劝刘邦杀之，以绝后患。
　　死法是被剁成肉泥。据说至今长江一带还有一叫\"蟛\"的小虾，便是当初英布吃了用彭越的肉做成的所谓\"肉羹\"时吐出来的.彭越的冤魂附在其上形成。英布后来当然也被杀了，这里就不多说了。
　　

　　三 景帝文武名臣的冤魂
　　1 被“清君侧”的晁错

　　汉朝建立的时候，刘邦认为秦朝是被郡县制度给害的，地方上权利太小，所以一出现造反的事情，郡县没有力量应付。所以学周朝，分封各个王，还杀白马宣誓，只能姓刘的当王。他把十几个儿子弄到各个地方当王，心想不管谁造反当皇帝都姓刘，没关系。

　　可是后来的皇帝可就苦了，这些个王一个个的越来势力越大，到了景帝的时候，有的王自己铸钱流通，中央根本控制不了。景帝就找人谋划这个事儿，晁错也是这个意见，于是俩人一拍即合，成了合作伙伴，开始搞削藩。这些王不干了，起来造反，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七国之乱。师出得有名啊，公开说推翻皇帝自己取代太赤裸裸了，于是想来想去整了个“清君侧”，意思是说皇帝是好的，就是让晁错给把持了，逼迫皇帝撤藩。
　　这事听着简直就象是在骗大傻子，藩王威胁的是谁？扯掉对谁最有好处？明摆着是皇帝自己的主意。可是景帝呢？一点儿都不象个敢作敢当的汉子，为了讨好七国让他们罢兵，顺水推舟的说：“对对对，没错没错，是晁错要撤，不光自己要撤，还逼着我听他的。”把晁错给杀了！
　　

　　2 饿死的周亚夫
　　亚子在世，孙吴重生。单从这句话便可得出他在后世兵家心中的地位。上面说的害死晁错的\"七国之乱\"就是他平定的呢!
　　官职太尉，和岳飞的一样,也是全国兵马大元帅。死的原因是因为立嫡之争。据说景帝本想树他为托孤重臣，可这人死心眼，对汉武帝（后来的）不感冒，景帝言道：此非太子师也。一冲这话，决定了周亚夫的命运。
　　罪名就是阴反.什么意思呢？据说是他为自已准备的死后葬器中犯了皇室的禁，好像是什么东东多了，不合臣下的礼数，对于这个结局，周亚夫也是有心理准备的。
　　死法是饿死，自个绝食!用他自已的话说：吾纵横已数十载，不妒忌复辱于刀笔吏。跟李广死前说的差不多少，也算一条硬汉子。
　　

　　四 南北朝：檀道济叹“自毁长城”的典故
　　檀道济，南宋名将，随刘裕征战沙场多年，又为宋文帝开疆拓土，坐保江南，用兵稳健又不失诡诈，是自刘裕后，南朝第一名将!唱筹量沙更是体现了其人谋略的一面。
　　威名赫赫，宋廷疑惧，宋文帝尝与人言\"安知道济不为司马仲达者乎\"？于是在一次病重的时候,下诏杀之，并灭其族.
　　据言檀道济临死前,大喝\"乃复自坏汝辈之万里长城!\"于是,饮酒而亡!他的死法是毒杀,罪名到现在都不清楚!
　　北魏得知，皆弹冠相庆，\"道济已死，吴子辈不足道也\"!从此南朝走入危势，次年胡马长驱直入抵金陵城下，饮马长江，宋文帝目睹胡马，悔言 \"若使吾有道济在，安使胡马济此哉\"？
　　

五 宋: 背负“莫须有”罪名的岳飞
　　不多说,可惜背后刻的\"精忠报国\"4字!
　　死法是勒死!一代名将不能死于沙场却得如此下场，令人心寒不已，恨不能生啖秦桧肉，活剥赵构皮以泄吾恨。
　　罪名就是有名的\"莫须有\"，有可能有的意思.怎么个说法呢？本来是想给他定通敌的，可这说出来连定罪的人自个也不信，只好搞了个莫须有。
　　

　　六 明:朱元璋屠戮功臣
　　帮助朱元璋打天下的功臣，多是他的同乡，甚至汤和与周德兴还是他的同村，是幼时游戏的玩伴。正是这些人在战斗中出生**，东征西讨，为朱元璋夺得天下。待到朱元璋登基成为皇帝后，他们之间却有了君臣的名分，凡事不可逾制。这些功臣心里也许难以及时适应这种改变，而朱元璋却是一个多有顾忌的君主，矛盾于是不可化解。

　　廖永忠是最早被杀的功臣。廖永忠在很多战斗中立有功勋，特别是在鄱阳湖之战中殊死战斗，建国后被封为德庆侯。洪武八年(1375)，朱元璋以其私自穿着绣有龙凤图案的衣服逾制为由将其杀死。其实这只是借口，真正导致廖永忠丢失性命的原因在于一个政治隐秘，当年正是他执行了朱元璋谋杀小明王韩林儿的任务。

　　平定云南的大将傅友德，父子同时绑赴刑场腰斩。平定广东的大将朱亮祖，父子同时惨死在钢鞭之下。大臣李仕鲁在金銮殿上辞职，朱元璋认为是看不起他这个皇帝，当即命武士将李仕鲁摔下殿堂，脑浆崩裂而死。
　　不久,通过胡惟庸党案导致胡家三族被诛，因被指控为所谓“胡党”而遭屠戮的人达一万五千之众，其中有很多公侯。
　　蓝玉党案连坐族诛达一万五千人，把打天下的将领几乎一网打尽。为了显得名正言顺，朱元璋特地下手诏，颁布《逆臣录》，其中包括一公、十三侯、二伯。
　　当然，死的最有名的是李善长、刘基、徐达。他们是大明王朝的三大开国功臣，被朱元璋比之为西汉三杰：萧何、张良、韩信。朱元璋觉得这三人的存在对他的大明江山是大大的威胁，于是他就绞尽脑汁、想方设法除掉他们。

　　
　　1 李善长
　　他是朱元璋的淮西老乡，他比朱元璋大了十几岁。李善长是位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
　　大将，他协调诸将、整顿军纪，加强团结，提高其战斗力，作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同时，他以其杰出的理财能力、管理能力和组织能力，将粮饷和兵员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前方，对朱元璋的胜利取了决定性的作用。
　　朱元璋在册封功臣时，李善长名列第一，封为开国第一丞相，后来，又将自己的大女儿临安公主下嫁给李善长的儿子李祺。几乎就在这同时，朱元璋已对李善长戒备起来，原因很简单，李善长的种种能力、本事对朱元璋坐天下是一种威胁。因此，在当上皇帝后的第三年，朱元璋便毫不顾情面地将李善长从丞相位置上拉了下来，赶回了凤阳，从此再也没有给他任何实权。可是，李善长老而不死，这不能不使朱元璋忧虑，于是，在胡惟庸一案已经过去十年以后，却以李善长是胡惟庸一党的罪名，将这个已经老战友逮捕入狱。
　　不久,就下了严旨，赐善长自尽。此时李善长已七十七岁，所有家属七十余人，尽行处斩。只有一子李琪，曾尚临安公主，得蒙免死，流徙江浦。
　　

　　2 刘伯温
　　除掉李善长之后，朱元璋的第二个目标就是刘基。刘基，字伯温，这是一个在民间传说中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据说他能前知八百年，后知八百载。刘基投奔朱元璋时已经 50 岁了，对于他的到来，朱元璋真是大喜过望。因为朱元璋此时正是急需刘基这样的王佐之才，便立刻虚心求教，询问平定天下的大策。刘基成竹在胸，当场陈献了 18 条大政方略，经过刘基的条分缕析，当时明朝初期纷乱的局势一下子就显得明朗起来。
　　刘基以张良自命，朱元璋也的确将他视为自己的“张良”。如果就智谋而论，刘基不比张良逊色，但是，他缺乏张良功成身退的勇气与远见，他还想为新建的王朝尽忠效力。可是，朱元璋已经不需要他了，就在朱元璋登上了帝位半年多以后，便将他打发回到浙江青田的老家，此后处处对他加以防范和侦察，最后还是利用他和丞相胡惟庸的矛盾，借胡惟庸之手将他毒死，这距大明王朝的建立刚刚十年。
　　

　　3 徐达
　　李善长、刘基相继除掉后 ，朱元璋把矛头直指最后一位功臣——徐达。徐达，被视为朱元璋的“韩信”。徐达不但战功卓绝，而且品德高尚。平时，他与士卒同甘共苦，打起仗来，冲锋在前。他不贪财、不贪色，沉稳大度，少言寡语，一心一意为朱元璋效命，对军中朝中大事，从来也不说长道短，更不参与大臣之中的派系之争。
　　像这样的大功臣，想找一个杀害的借口都不好找，但朱元璋依然不放过他。公元 1385 年，一辈子鞍马劳顿的徐达背上长了脓疮，这也是由于他常年衣不解甲，皮肤磨破，汗水浸渍所致，只要熬药调养，并非不难好。可当朱元璋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却命令正驻防边关的徐达立刻回南京就医。可是，徐达不能不遵旨，待回到南京后，病更加重了。
　　据说得了这种背疮的人，最怕吃蒸鹅，一吃蒸鹅必死。可朱元璋偏偏赐给徐达一只蒸鹅，并命他立刻吃下。徐达知道，这是皇帝对自己在下毒手，可他不能不吃，否则会给家人带来更大的灾难。于是他含泪谢恩，食鹅而死。朱元璋就以这样卑劣的手段，最后杀害了他的童年伙伴。

　　皇太子的教师宋濂，是元末明初文才最为出众的人物，朱元璋尊称他是“圣人”，来往宫中如同一家，因他孙儿牵扯到胡惟庸案中，朱元璋翻脸不认人，昔日的上宾一眨眼成了阶下囚。宋濂被贬到穷困的蛮荒，没几年就死在那里。据史书记载，太子朱标对他大开杀戒不以为然，曾数次劝谏。
　　一次，朱元璋命人找来一根长满尖刺的荆棘放到朱标面前，让太子朱标去拿，朱标畏惧不敢伸手。于是朱元璋就对自己大杀文武功臣进行解释：“汝弗能执与，使我润琢以遗汝，岂不美哉？今所诛者皆天下之险人也，除以燕汝，福莫大焉！”意思就是说，我杀人就是像去掉荆棘上的尖刺一样，这样你将来才可以安坐天下。
　　可是，他在为子孙扫除障碍的同时，也埋下了祸根。后来，他的孙子建文帝锐意削藩，燕王朱棣立即起兵“靖难”，夺取天下。假使当时蓝玉等能征惯战的开国功臣还在，朱棣未必敢兴兵，建文帝也不用“逊国”了。
　　

　　七 崇祯\"凌迟处死\"袁崇焕

　　袁崇焕在关外的宁远（今天的锦州附近）附近，死死的遏止了清兵进关的要道，使明朝可以腾出手来，专心致志的对付李自成的起义军。清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屡次在宁远城下受挫，袁崇焕象堵在喉咙里的骨头，吞不下，吐不出。还生生的噎死了太祖皇帝努尔哈赤！

　　战场上解决不了的人，可以战场外解决。于是范文程出了个主意，让皇太极从蒙古借路，从科尔沁南下，进攻北京。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冒险行动，清军抛弃辎重，轻兵急进。这个时候的北京政府慌了神，正商议迁都的时候，袁崇焕从关外杀回来了，举朝欢腾。
　　好消息一个接一个，袁崇焕在城外首仗打败了皇太极，现在两军正在城北对阵扎营。接着，北京城里开始有流言，说袁要和清军和谈，后来流言越来越神，说是袁私自把山海关防线打开了个口，放清军进关。皇帝的疑心越来越重，与此同时皇太极和范文程正在城外偷笑。

　　这时候一个太监赶回来了，他是从清军的俘虏营里回来的，说晚上睡觉听到了帐外的清军将领在庆祝，说袁崇焕马上要投降大清了，还要把崇祯作为礼物送给皇太极呢。崇祯一听就火往上撞，一点儿都没有想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太监是怎么样从设防严密的清军大营里出来的。

　　后来的事情发展是非常让人痛心的，崇祯用了最残酷的刑罚对待袁，还发动百姓去撕咬袁的躯体。百姓们不知所以，上去纷纷割咬袁身上的肉，活活把袁给咬死了。
　　这样对待功臣，让所有忠于大明的将领齿冷。后来洪承畴在松山大战中被抓后，在清军中发现了投降过来的袁崇焕的部将祖大寿，开始厉声痛骂：“国家有什么地方亏负了你？”。祖大寿丝毫不以为侮，厉声回击：“袁督帅又有什么地方亏负了国家！！！”洪无语良久，后归降。
　　在洪承畴投降的同时，在北京的崇祯皇帝，他太了解洪承畴了，他非常清楚，这样的一个人，他肯定不会投降的，他若被俘，他一定会以身殉国，所以崇祯皇帝在北京搭起了高高的祭坛，隆重纪念民族英雄洪承畴殉节！（长长的叹气）北京城万人空巷，全北京痛哭失声，为我们失去了这样一位民族英雄！想一想，想一想袁崇焕！想一想，想一想洪承畴！唉，这历史真是绝妙的讽刺啊！怎么能出现这种事呢？！真正的民族英雄被千刀万剐，这么一个投降派，是万人空巷，放声痛哭!
　　
　　八 文革之祸
　　牵连的人太多了，就说一些典型吧！
　　1 共和国主席•刘少奇
　　■生平•1898—1969，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蒙冤•文化大革命中，在没有任何中央决议的情况下，刘少奇被批判、揪斗、单独关押，1968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以充分的证据查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

　　■最后的日子•1968年11月，由于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被摧残，刘少奇患了多种疾病——肺炎、糖尿病、高血压、植物神经紊乱等。12日清晨6时40分才发出了病危通知。5分钟后，刘少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卫士长细心地为昔日的共和国元首、自己跟随的首长剪去过长的白发，刮去长长的胡须，穿上一套普通的衣服和鞋子。在刘少奇溘然与世长辞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这位伟人孤独地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没有党旗，没有花圈，没有白花，没有黑纱，也没有任何形式的悼念仪式，刘少奇的遗体、连同这位伟人生前在开封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遗物，化为灰烬。

　　★逝世：肺炎•1969年11月12日凌晨6时45分，因肺炎而极度虚弱的刘少奇在河南开封含冤逝世。
　　

　　2 一夜之间成了“反党集团”头子的彭大将军•彭德怀元帅

　　■人物生平•中国当代三十六位军事家排名第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50年10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
　　1952年4月回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954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956年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9年7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庐山会议)期间，遭错误批判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被错定为反党集团1965年9月被派往四川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遭严重迫害。由于长期受摧残和折磨，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逝世。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忠魂冤逝•战功显赫的共和国元帅彭德怀与毛泽东有31年“生死与共”的历史。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却认为彭“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一夜之间，彭大将军成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罪魁。“彭德怀专案组”于1970年9月17日写了一个所谓《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的审查综合报告》：“彭德怀一贯反党反毛主席，里通外国，罪行累累，证据确凿。在被审查期间，态度不老实，时常出尔反尔。我们建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
　　1973年春末，彭总大量便血，最后诊断为直肠癌。

　　11月29日下午14时25分，在凛冽刺骨的寒风之中，这位为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曾出生**、屡建奇功的将军、元帅，终于走完了生命的全部历程。逝世时，没有一个亲人、朋友在场。直到去世的第二天，他的侄女彭魁梅才被通知去向遗体作最后的一别，并且规定不许哭出声。遗体很快便被偷偷运走，秘密地火化了。彭德怀的一切，连他的狱中、病榻上读过、批注过的62本书，包括《反杜林论》，都被付之一炬。令人凄然泪下的是，连火化遗体的费用，也从彭德怀少得可怜的狱中生活费中支付。
　　★逝世：癌症•1974年11月29日下午3时35分，因癌症去世，终年76岁。
　　

　　3 两把菜刀闹革命共和国元帅•胡子贺龙
　　■人物生平•中国当代三十六位军事家排名第7。
　　贺龙原名文常，字云卿，1896年3月22日生于湖南桑植。
　　1954年6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1956年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9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1960年任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
　　1964年起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参与领导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1966年“文化大革命”后，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坚贞不屈。
　　1969年6月9日被迫害致死。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彻底平反。

　　■忠魂冤逝•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二方面军主要创始人、共和国元帅贺龙，在1969年弥留之际那臭名昭著的“背靠背”会诊之后，带着满腔委屈和愤恨，带着对党和国家未来命运的担忧，带着对亲属的思念，很不甘心地离开了这个令他难以理解的人间！6月9日，时钟指在15时零4分，一个令人落泪的时光。

　　从贺龙被抬入三０一医院，到他逝世而去，只有六小时零九分。在这个过程中，身边没有亲人，没有好友，只有他一个人孤独地昏迷在一间小小的病房里。有人听见他用极微弱的声音在呼喊着什么，一直到含恨而去。没有哀乐，没有花圈，没有党旗，没有同志和战友，只有一条床单覆盖着贺龙那瘦弱的身躯。

　　■平反昭雪•1971年后，在一次会议上，当讲到贺龙时，毛泽东连声说：“翻案、翻案、翻案！”
　　直到贺龙平反以后，人们费了许多周折，才在八宝山火葬场一位好心的老工人帮助下，找到了骨灰盒，盒上面连贺龙的名字也没有，只有一个专案组给取的化名——王玉。
　　★逝世：糖尿病酸中毒•1969年6月9日15时零4分，在北京三○一医院逝世。
　　

　　文革中部分名人自杀死亡名单:
　　1老　舍 著名作家 1966.8.24 跳北京太平湖溺死。
　　2吴　晗 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 1968.10.11 狱中自杀，死前头发被拔光。

　　3范长江 名记者，曾任人民日报社长 1970.10.23 在河南确山跳井身亡。

　　4翦伯赞 历史学家 1968.12.18 与妻子戴淑婉服安眠药致死。

　　5上官云珠 著名电影演员 1968.11.22 病中跳楼身亡。

　　6容国团 世界乒乓球男单冠军 1968.6.20 北京龙潭湖畔槐树上吊自杀。

　　7顾圣婴 著名女钢琴家 1969.1.31 与母亲弟弟开煤气全家自杀。

　　8严凤英 著名黄梅戏演员 1968.4.8 服安眠药死于医院，传死后被解剖，在体内找发报机。

　　9傅　雷 著名翻译家 1966.9.3 与妻子朱梅馥上吊自杀。

　　10李立三 中国****早期领导人 1967.6.21 服毒身亡。

　　11言慧珠 著名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言菊朋之女，梅兰芳之徒，俞振飞之妻，上海市戏曲学校副校长,1966.9.11 在浴室上吊自杀。

　　12田家英 毛泽东秘书 1966.5.23 在毛泽东书房走廊上吊死亡…

luo

《人到中年》让陈爱莲哭湿了三块手绢[转帖]

　　

　　作者：陈煜、钱跃 分类：历史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2年12月30日，在《大众电影》编辑部放映厅，20多位来自医疗、文艺、体育界的人士聚集在一起，观摩了这部即将上映的影片。应邀参加观摩的，有舞蹈家陈爱莲，还有当时国家女排的主教练袁伟民等人。昏暗的放映厅里，唏嘘声一片。陈爱莲哭湿了三块手绢，袁伟民这个“硬汉”也忍不住掉了泪。

　　有一次在医学院放专场，大家在看的时候就喊起了口号，泪眼模糊地呼喊：“我们就是这样的啊！”

　　这部感人至深的影片，就是《人到中年》。

　　小说的主人公陆文婷是一名眼科医生，一个普通的住院大夫。她不但医术精湛，而且人格高尚。她超负荷地工作，却拿着很低的待遇。一家四口挤在一间狭小的陋室里，家里没有一件好家具，生活过得十分清寒。丈夫傅家杰从事金属力学研究，因为住房狭小，不得不搬到研究所去住。

　　就在这样困窘的生存条件下，陆文婷仍然任劳任怨地工作着。虽然也因为无暇照顾丈夫和孩子，心中充满歉疚。在20多年的工作中，她把全部精力和心血，都倾注到了病人身上。最后，她累倒在手术台旁。

　　1983年3月2日，邓小平看了电影《人到中年》后，说：“我们现在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太少，另一方面有些地方中青年知识分子很难起作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包括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问题，要下决心解决。《人到中年》这部电影值得一看，主要是教育我们这些老同志的。看看，对我们这些人有好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页）

　　1982年还有一部影片引发了社会关注。根据张贤亮小说改编、由谢晋导演的影片《牧马人》上映后，在社会上引起反响。许灵均是个右派，被发配到了大西北，当上了牧马人，孤独、耻辱、悲观、绝望，几乎走上了自绝之路。然而纯朴的牧工不歧视他，更重要的是他遇到了四川逃荒女李秀芝，一对苦命男女相濡以沫。改革开放后，许灵均经商的父亲从美国回来，为弥补愧疚，执意要把儿子带到美国，继承事业。许灵均难舍汗水浸渍的土地、患难与共的牧友和血肉相连的妻子。影片的最后，天苍苍，野茫茫，丈夫、妻子和儿子，越走越近，拥抱在一起……

　　电影里有些观点，比如“狗不嫌家贫，子不嫌娘丑”，“娘打子，委屈，也该”，当时并没有太多异议；倒是许灵均应不应该出国，引起了社会争议。上海《青年报》当时刊登了读者来信《许灵均为什么不出国？》，就许灵均是“出国去价值大还是留下价值大”展开讨论。一些人提出，出不出国，并不是爱不爱国的唯一标志。这一讨论涉及的话题，已超出了影片本身。

luo

《史记》四百年后定书名[转帖]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的编撰者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按常规来说，无论古今中外书名都是由作者自己定的，或在腹稿构思时，或在写作过程中，最迟在定稿后刊印前已敲定。

然而，《史记》的书名并非司马迁自己所定，而是在他逝世400年之后，由公众定下书名。

西汉元丰元年(公元前110年)，司马迁袭任父职出任朝廷史官太史令，就在这一年起，开始了《史记》的编纂。期间，他为被迫投降匈奴的大将李陵辩冤，汉武帝大为震怒，将他施以宫刑，打入大牢。

司马迁忍辱负重，在牢房里继续《史记》的编撰。三年后出狱，更加惜阴如金，夜以继日勤于著述。经整整十六载呕心沥血，鸿篇巨制《史记》终于杀青成书。

书稿初成，东方朔看后大加赞赏，美称为“太史公书”。“太史”，是指司马迁的官职“太史令”，“公”，是对司马迁的敬称。司马迁在为此书作序时，就题为《太史公自序》。但是司马迁还未给这部书定名，就撒手人寰。

200年后，东汉史学家班固编纂《汉书》，内中的“艺文志”介绍了司马迁这部史书，因司马迁尚未为书定名，所以称之为《太史公百三十篇》，意为司马迁著作的一百三十篇。

其后又有多个学者介绍过这部书，也因为司马迁没有定书名的缘故，书名一直不统一，如王充的《论衡》里写作《太史公书》，汉末应邵的《风俗通》中或称《太史公记》，或称《太史记》。

至魏晋时期，司马迁的这部书影响日益广泛，在被广泛引用中，书名逐渐省略简化成《史记》。随着时间推移，认可者增多，为众所公认。

“史记”一词，早在司马迁以前就有，如《六国表》：“秦烧天下书，诸侯史记尤甚。”上述古籍中所说的“史记”，系先秦时期对史书的泛称。

近代学者梁启超得出如下结论：《史记》之名，实《太史公记》之省称耳。

摘自《家庭与生活报》

luo

不同价格的忠告[转帖]

　　
　　智慧有三果：一是思考周到，二是语言得当，三是行为公正。

　　——德谟克利特

　　很久很久以前，在西班牙的某城有一个叫约翰的人，他以卖忠告为职业。有一天，一个商人知道后，就专程到他那里去买忠告。约翰问商人，要什么价格的忠告，因为忠告是按价格的不同而定的。商人说：“就买一个１美元的忠告吧！”他收起钱，说道：“朋友，如果有人宴请你，你又不知道有几道菜，那么，第一道菜一上，你就吃个饱。”

　　商人觉得这个忠告不怎么样，于是又付了两倍钱，说要一个值２美元的忠告。约翰就说了这么一个忠告：“当你生气的时候，事情没有考虑成熟，就不要蛮干。不了解事实的****，千万不要动怒。”

　　像上次一样，商人觉得这个忠告也不值那么多钱。于是又要一个值１００美元的忠告。

　　约翰对他说：“如果你要想坐下，一定得找一个谁也撵不走你的地方。”

　　商人还是觉得这个忠告不理想，又要一个价值１１０美元的忠告。约翰就对他说：

　　“当人家没有征求你的意见时，你千万不要发表议论。”

　　商人感到，这样下去会弄得身无分文。于是决定不买任何忠告了。他把已买来的这些忠告一一铭刻在心头，就走了。

　　有一次，商人让怀孕的妻子留在家中，自己到外地经商去了。一连２０年都没有回家乡。妻子一直没有得到丈夫的消息，以为他亡命他乡了，感到万分悲痛。她在儿子身上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爱。

　　终于有一天，已经发了财的商人，拍卖了他的全部商品，回家来了。他没有对任何人吭一声，就直接来到自己的家并闪身躲进一个难以被人察觉的地方，窥视着屋里的动静。

　　黄昏时候，儿子来了，妈妈亲切地问道：“亲爱的，告诉我，你从哪儿来？”

　　商人听到自己的妻子这么亲昵地对那个年轻人说话，不由心里产生了一种恶念，恨不得当场杀了他俩。但是突然想起那个用２美元买的忠告，没有动火。

　　天黑了，屋里两人在桌旁坐下用餐。商人看到这一情景，又想杀他们。但那个忠告又在耳边响起，使他克制了自己。

　　夜深了，母子俩准备入寝。商人恶念又起，幸亏约翰的意见使他没有下手。

　　熄灯之前，母亲哭泣着对儿子说：“唉！儿呀。听说，有一条船刚刚从你爸爸那里来。明儿一早，你就去打听一下，或许还能打听到他的消息。”

　　听到这番话，商人不由想起，他离家的时候，妻子已经怀孕了，原来那个年轻人，就是他的儿子。他高兴地不知怎么是好，更觉得买的忠告实在有用，因为有了它，才没有动火。仅仅２美元的忠告，就这样可贵！

luo

顾顺章灭门案[转帖]

　　顾顺章灭门案
　　尼克松在《领袖们》中写道，他过去也听过源于国民党方面的污蔑之词：周恩来虽然很
　　有风采，但他曾经亲手杀过人，然后又抽着香烟离去了。所谓“杀人”一说，根据就是1
　　931年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时在上海指挥消灭了顾顺章家属一事。

　　顾顺章叛变投降国民党之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如按照现在标准应属于中共
　　上层最早的“腐败分子”。他虽出身工人，却参加过青帮并当过小头目，江湖气很重，
　　因在罢工和上海武装起义中曾有过舍命打先锋的经历，加上受苏联那种强调工人成份的
　　习气影响，被提升为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

　　1927年夏中共中央从武汉迁沪后，叛徒和暗探成为对秘密机关最大的威胁。此时顾顺章
　　因熟悉社会情况，手下又有一批武装弟兄，于是负责特科的行动，是中共内部开销最大
　　的部门，秘密活动的特点又使人难以监督其用钱。顾顺章得此便利，在主管特科行动的3
　　、4年间日益放纵，发展到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人的私钱一多往往就会惜命，顾某后来怕
　　被国民党抓住杀头，竟写好一封致蒋介石的投诚信交给家属，交待如听到自己被捕就拿
　　信找特务机关，以证明早有归顺之心。

　　1931年春，周恩来对顾顺章的腐化已有所闻并提出过批评，中央也准备派知识分子出身
　　的康生接替此项工作，同时派顾护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去武汉。在汉期间顾又姘上
　　一个白衣女郎，因钱不够用便犯了秘密工作之大忌登台表演魔术，散场时被叛徒认出。
　　被国民党特务抓住后，顾顺章马上表示愿供出全部秘密，可把中共中央一网打荆不过他
　　怕特务机关卸磨杀驴，坚持只能面见蒋介石并得到生命保证后再讲。于是武汉特务机关
　　一面向南京发电报告，一面用军舰押送顾顺章去宁。在中共中央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幸运的是国民党中央特务机关主管机要的人是中共秘密党员钱壮飞，他偷偷截获武汉拍
　　来的电文，通过“中共情报前叁杰”之一的李克农抢先报告了周恩来。在国民党和上海
　　租界捕房联合大搜捕的前两天，中央机关实行了大搬家。不过顾顺章叛变危害仍不小，
　　在武汉的联络机关人员都遭捕杀，在南京狱中未暴露身份的负责人恽代英和在香港的蔡
　　和森都被出卖而遇害。随后，顾顺章还像猎犬一样，设法联系亲属故旧，寻找中共中央
　　新住址。面对险恶形势，如何处理顾顺章家属成了一大难题。顾的妻子、兄嫂、岳父母
　　、姨妹等在中共中央秘密机关负责作饭、看门和采买。他们的感情和立场都在顾顺章一
　　边，事先知道顾写了叛变信也不报告并替他收藏。中央机关紧急转移到新地址海棠村时
　　将这批家属也带去，周恩来等人告诉他们顾顺章已叛变并要其划清界限，顾妻当场表示
　　不从，其他人还试图逃走。经临时中央开会研究，考虑到在上海的秘密机关无法囚禁他
　　们，放其出走又会带来多少人遭捕杀的大破坏，只有将他们消灭。于是，由周恩来、康
　　生组织特科的洪杨生（此人后在长征时叛变，80年代由上海政协供养负责写特科史）和
　　陈养山（前几年在最高副检察长离休职位上去世）带领一批原先与顾没有多少私人关系
　　的红队人员执行了这一任务。据后来的掘尸报告称，是采取绳勒方式。因为都市内不敢
　　开枪，用刀则血迹不好处理。当时尸体难以运出市外，只好在院内花坛下挖了深坑掩埋
　　，上面还抹上水泥以防腐臭外泄。

　　秘杀之时的周恩来

　　中共中央决定采取行动时，顾家的9名成年人势必不能放过，对两个未成年人即顾8岁的
　　女儿和12岁的小舅子，周恩来特别强调孩子是无辜的。于是女孩送到保育院，妻弟张长
　　庚则放回家。这说明在非常时期不得不采用极端手段时，周恩来存有仁厚之心。至于尼

　　--------------------------------------------------------------------------------

　　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事所说的周恩来当时抽烟，也确有其事，可见国民党方面还是得
　　到一些准确细致的报告，不过表情却不像歪曲描绘的那样。据负责执行那一特殊任务的
　　陈养山在80年代回忆说，从不抽烟的周恩来当时破例要了一支烟，抽了一口就呛得直咳
　　嗽。这时周恩来已是高度紧张疲劳，抽一口烟大概是为了提神，此后的几十年他又从不
　　再抽烟。被放掉的张长庚又给中共造成大破坏，这说明在那种令人难以理解的残酷斗争
　　时期的确难以心慈手软。张于80年代初还健在，在上海撰文讲述了童年时出于无知惹下
　　的大祸。他称在1931年5月初莫名其妙地被送回家，姐夫顾顺章便来询问其他亲属的下落
　　，他回答不知道。于是，顾教他每天在一些街道口等候认识的熟人，这样便能“找到阿
　　姐”。张长庚在街上转了几个月，9月间的一个傍晚终于看到代号“老先生”的科特人员
　　王世德骑车经过，马上以两只小手揪住不放并问阿姐下落，身后一直跟着的特务随之上
　　前逮捕。王世德被捕后因怕死供出顾顺章家属下落，并带租界人员和国民党特务去掘尸
　　，成为轰动上海乃至国内的“海棠村掘尸案”。受此案牵连，中共又一批秘密机关被破
　　坏，周恩来转移到江西苏区才得以免难。

　　关於密杀之夜一段有点文学色彩的文字

　　夜色凝重。一辆黑色的顺风牌小汽车静悄悄地开到威海卫路西摩路口（今威海路陕西路
　　），然後拐了个弯，在威海卫路802号门口停了下来。这是一条非常僻静的马路，距着名
　　的哈同花园不远，才不过10点钟，马路上已经一个行人也没有了。
　　车门打开了，跳出了一个身材壮硕的中年男子，他便是中央特科红队着名的枪手宋
　　再生。他警觉地朝四下张望了一下，见一点动静也没有，便伸手打开了汽车後座门，一
　　个身着黑色薄呢大衣、头戴黑色呢帽的男子跳下车来，他就是周恩来。紧随其後的是身
　　着西装的赵容。（没记错的话，赵容便是康生的化名）
　　周恩来走到802号门口，还没敲门，门便打开了，周恩来和赵容走了进去，不到一分
　　钟的时间又一辆汽车开到802号门口，中央特科的吴兰甫、陈一帆、王德明、洪扬生、李
　　龙章等鱼贯闪进了802号。
　　这是顾顺章的住所，二层楼的新式石库门房子，刚刚建成不久，房间里陈设堂皇，
　　一楼客厅搁着成套的红木家具，墙上挂着任伯年、吴昌硕的画，一副殷实的生意人的样
　　子。整幢房子就住着顾顺章和他妻子张杏华。这幢房子离红队的一个秘密据点威海卫路8
　　05号几乎就隔着一条马路，万一发生点什麽事情，对马路的人也可以来照应一下。但是
　　对马路的人几乎很少有人晓得顾顺章就住在802号，党内也只有周恩来，向忠发、赵容、
　　陈赓等少数人才晓得顾顺章就住在这。
　　周恩来进了屋，顾顺章的小姨子张爱宝迎上前来。他笑容满面地讲：「唔，是周老
　　板（当时党内许多人只晓得周恩来叫周少山，又叫伍豪），好几天没看到你了，你一向
　　还好？」
　　周恩来笑了笑回答：「还好。顾太太在什麽地方？」
　　「在楼上和几个朋友打牌呢。」张爱宝回答。
　　周恩来眉头一皱，不满地望了望已经在这儿卧底的红队员责人王竹友，王竹友耸了
　　耸肩，一脸的无可奈何。
　　「周老板，要不要叫杏华下来？」张爱宝问。
　　「不用了，我上去看她吧。」周恩来回答。
　　张爱宝帮周恩来脱下大衣挂在衣架上，然後引着周恩来走上楼去。只见楼上小客厅
　　灯光通明，牌洗得哗啦哗啦，牌桌边上坐着四个人：张杏华、斯励、朱完白和朱完白的
　　妻子，叶小妹正站在张杏华的边上照料着。
　　张杏华抬头发现了周恩来，连忙站起来：「周老板，好多日子不见了，在哪里发财
　　？要不要摸上两圈？」
　　周恩来寒喧着：「不用了，不用了。」
　　「周老板，你是个大忙人，今天找我一定有什麽事吧！」她将张爱宝拉了过来说：
　　「爱宝，你代我摸上几圈，我陪周老板说说话。」说罢扭着腰离开了牌桌，将周恩来引

　　--------------------------------------------------------------------------------

　　进她的卧室……
　　周恩来含笑朝牌桌上的其他各位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不料正好和斯励的目光
　　碰在了一起，双方心里都暗暗吃了一惊，互相认了出来。
　　斯励，黄埔军校学生，北伐期间在总政治部任秘书，并加入了中国****。他的哥
　　哥斯烈便是国民党二十六军第二师的师长，「四一二」清党时下令在宝山路开枪的大刽
　　子手。
　　除了中央文献出版社编定的《周恩来传》外，几乎所有的外国记者在描写「四一二
　　」清党时，都提到周恩来曾被国民党军队扣押过，失一个国民党师长的弟弟将他放走的
　　。英国作家迪克．威尔逊写道：「周被捕时，这位师长的兄弟曾是周黄埔时的学生，是
　　他帮助周逃跑的。」这个师长的兄弟便是斯励。周恩来1957年12月22日在上海回忆道：
　　「一个驻在闸北的国民党师长叫斯烈，他的弟弟斯励是黄埔军校出来的，是我的学生，
　　斯烈就利用这个关系和我们谈判……斯烈写了一封信给我，要我去谈一谈，我就被骗去
　　了。当时我的副指挥（顾顺章）也去了。」这也证明了斯励当时和周恩来的关系是很密
　　切的。
　　周恩来心里暗暗叫苦，他跟着张杏华走进卧室，张杏华轻轻拉上了门，她招呼周恩来
　　在椅子上坐下，然後从床头柜的香烟罐里抽出一根红锡包香烟，画了根火柴点上後回转
　　身来问：「周先生，你叁更半夜亲自带了人来，是不是顺章出了什麽事情？」
　　周恩来望了她一眼反问道：「顾太太，这一段时间你有没有收到顾先生的信？」
　　张杏华深深地吸了口烟，哀哀地讲：「顺章出去，是从来不跟家里写信的……」
　　「那你有没有听到过点什麽消息？」周恩来又问。
　　「没有呀……周先生，你……」
　　周恩来沉下脸来，双目炯炯有神地逼视着她，神色严峻地说：「张杏华同志，刚才
　　接到汉口方面送来的秘密报告：顾顺章在汉口被捕了。」
　　「什麽？顾顺章被捕了？」张杏华将烟头一扔，叫了起来。
　　在门口的王竹友、李龙章立即推门而入。
　　周恩来朝他们摆了摆手，示意他们出去。然後站起身来，跨前一步，将张杏华轻轻
　　按在椅子上，又说：「小张，你入党也已经有好几年了，你对党要说实话。」
　　张杏华点了点头。
　　周恩来问：「顾顺章这次出去，有没有给你留过什麽话？」
　　张杏华回答：「没有。」
　　周恩来又问：「那他有过些什麽反常的举动？」
　　张杏华紧张起来：「周先生，你问这些干什麽？是不是顾顺章他……」
　　「是的，他已经叛变了。」周恩来回答。
　　「真的？」张杏华一下子跳了起来。
　　周恩来点了点头。
　　张杏华这一下反倒镇定下来，又从香烟罐里取了根烟，点燃後抽了起来。
　　周恩来也站了起来：「那你打算怎麽办？」
　　张杏华轻轻地抖落了一下烟灰，叹了口气讲：「我是个女人，又没有多少文化，俗
　　话讲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能拿些什麽主见？我听顾顺章的。」
　　周恩来惊讶地望了她一眼，神情非常严肃：「张杏华同志，你怎麽可以说这样的话
　　？你是****员……」
　　张杏华把烟蒂掐灭了，抬起头来望着周恩来：「周先生，实话对你说吧，这些年我
　　跟着顾顺章担惊受怕，脑袋系在裤腰档上没有过过一点安稳的日子！现在顾顺章归顺了
　　政府，不管怎麽说日子总可以安稳了。顾顺章这样做有他的道理，我听我男人的。」
　　周恩来长长地叹了口气：「张杏华，你再想一想…… 　　「周先生，你们走吧！」
　　张杏华站了起来，朝门口走去：「我不用多想了。」
　　周恩来奇怪地望了她一眼，轻轻地摆了摆头，一言不发，推门走了出去。王竹友、
　　李龙章一下子冲了进来……
　　「你们……你们想……」
　　没有等张杏华再说什麽话，王竹友手中的细麻绳已经套住了张杏华的喉咙，他使劲
　　一勒，张杏华瘫软了下去……
　　周恩来走到外面的小客厅，小客厅里已经一个人也没有了。他颇有点奇怪，走下楼
　　梯，站在宽敞的天井里，不一会儿赵容跟了过来，站到了他的身边。

　　--------------------------------------------------------------------------------

　　周恩来问：「客厅里的那些人呢？」
　　赵容阴沉地笑了笑，用手抹了下自己的脖子……
　　「这麽急干什麽！」周恩来颇有点不满，「那个斯励是我的学生，以前救过我们的
　　同志！」
　　赵容讲：「他已经认出了你，把他放出去不是白白地增加些麻烦？」
　　「还有那几个人……」
　　赵容还来不及回答，王竹友急匆匆跑到天井里：「少山，这是从张杏华的首饰盒里
　　搜出来的顾顺章给蒋介石的信。」
　　「是吗？」周恩来大吃一惊：「信中讲些什麽？」
　　王竹友回答：「信中说他糊涂多年，早想摆脱**归顺国府……」
　　王竹友递过信来，赵容却将信一把抓了过去，周恩来抬起头来望了望漆黑的夜空，
　　又是深深地叹了口气：「这个人品质不好，陈赓多次向我反映过，我原谅了他……」
　　「还有……」洪扬生跨前一步。
　　「还有什麽事？」周恩来问。
　　「在亭子间里发现了顾顺章7岁的女儿……」
　　「留着她干什麽？」赵容不满地说：「留着她也是祸根！」
　　「不，洪扬生，孩子是无辜的。」周恩来坚持地讲：「你立刻一个人将她送到浦东
　　去，一定要将她安顿好。」
　　顾顺章家的其他一些亲属怎麽办？」王竹友又问。
　　「我不是早说过了吗？统统处理掉！」赵容非常不满地说，他加重了语气：「这一
　　点中央特委已经作出了决定。」
　　「唉！」周恩来又叹了一口气：「这麽多的□体一定要处理好。」
　　「这你放心。」王竹友回答：「我们已经弄到了几处空房子，准备在天井里挖几个
　　坑将□体埋下去，然後在上面做一层水泥地坪，一点痕迹也看不出的。」
　　「那你们快去干吧，」赵容说：「越快越好！」
　　周恩来冷漠地望了望赵容，像是在跟他说话，但又像是跟自己说话似的，自言自语
　　地讲：「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万不得已，采取这样的极端措施，今後历史又会怎样看
　　待我们呢？」

　　关於周恩来的恩人:

　　上文明显是在为周恩来开脱.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周不可能放走一个与国民党联系如此紧
　　密的证人, 否则上海地下党剩下的同志都要葬送了. 有一句话说得好: \"这一点中央特委
　　已经作出了决定.\" 党的行动是有铁的纪律的, 周绝不会因个人意气而违背纪律. 革命利
　　益至高无上!

　　: :
　　: : 1931年10月18日，上海杨树浦公平路码头，一艘日本的「大和丸」客轮启锚远航，驰..
　　: : 联的海参威。船驶离了港口，开出了吴淞口，随即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坐在二等客舱..
　　: : 陈绍禹（王明）与他的夫人孟庆树总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负责保护他们的有中央特..
　　: : 吴克坚和卢竟如。
　　: :
　　: : 　　在顾顺章、向忠发被捕之後，在上海的中央领导人中处境最为危险的是周恩来。..
　　: : 周恩来是大革命时期着名的政治活动家，国共双方的许多人都认识周恩来。上海工人..
　　: .................（以下省略）

luo

江青的后事遗体是如何处理的[转帖]

新华社1991年6月4日发布消息说，江青自杀。其实，江青自杀时间是1991年5月14日。美国作家R.特里尔的《江青全传》中写道：3点30分，一名护士进来，发现她已经吊在浴盆的上方，其他的医生和护士匆忙赶来，但已经太晚了。

　　江青这位集演员、政治家、“文艺女皇”和毛泽东妻子于一身的女人，在她77岁的时候死去了……

　　著名的秦城监狱坐落在北京昌平县东北秦城乡，监狱的东院是与外界完全封闭的。江青住的是个大套间，有好几道岗，她可以看报纸、听广播、看电视，还自己织毛衣，读书、写作。江青的女儿李讷每两个星期来监狱探监一次，给她带些东西。

　　江青身体不好，1984年5月4日有关部门通知她可以保外就医，然后，安排她住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

　　1988年12月，毛泽东诞辰95周年纪念日，江青要求组织一个家庭聚会，未获批准，她将平时攒下的50片安眠药一次吞下，企图自杀，被看守发现后及时抢救脱险。以后，不再给她安眠药了。

　　1989年3月30日，保外就医结束，江青又回到秦城监狱。回监狱后，医生检查发现她患有咽喉癌，建议做手术，江青坚决不同意，她说：切了咽喉就不能说话了。

　　1989年11月，中共中央批准江青再一次保外就医。在提及住处时，江青提出要么回中南海毛泽东的故居，要么回到她在“文革”期间的“小据点”——钓鱼台国宾馆的17号楼。这些要求遭到拒绝。于是，她当着中办有关人员的面，用右手的一侧在脖子上抹了一下，意思说：你们不同意，我只好再次自杀了。后来，中央办公厅有关部门又在北京酒仙桥附近替她找了一幢独门独户的二层小楼，并且安排了一位女护士照料她，她才默认了，开始接受治疗。

　　《江青全传》记载，1991年2月15日，江青在北京酒仙桥的住处高烧不退，因而被送进公安医院。与其它病人一样，江青要填写住院单。这次，她写的名字是：“李润青”。这再一次表明她对自己和毛泽东婚姻的怀念之情。“润”是毛泽东早年的使用的字，“李”是江青的姓，“青”则是江青的“青”。

　　3月18日江青高烧退了，体重减了几磅。她被转到“一套病房”接受住院治疗，病房内有卧室、卫生间和起居室。

　　此时，医生再次建议给她的咽喉施行手术，但她拒绝了，她说：“我就不信你们敢不小心翼翼地对待一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怀念毛泽东

　　在日趋虚弱的时候，江青更常常想到毛泽东。

　　她在枕边保存着毛的手迹，衣上别着毛的像章，床头柜上放着一张江青和毛泽东在中南海晨起散步的照片。

　　每天清晨，当新的一天开始时，她都要背诵毛的诗词或阅读毛的《选集》。

　　清明节到来的时候，她要求去天安门广场上的毛泽东纪念堂，同时要求允许李讷带一卷白纸到公安医院来，她可以给毛泽东做一个花圈。但她的这两项要求均遭到拒绝。

　　江青开始抓紧时间撰写她的回忆录。每天早上，读过毛泽东的书后，她就坐在摆有纸和笔的小桌旁。情绪高兴时，为了修正历史的记录，她还会就自己正在写作的手稿题目征求护士的意见。

　　“《毛主席的忠诚战士》怎么样？”她问护士。或者：“《献给毛泽东思想的一生》！”

　　她还会想到更富有挑战的题目：“《打倒修正主义，建立新世界》。”

　　5月10日，江青当着众人的面撕碎了她的回忆录手稿，并要求到酒仙桥她的住处去。这一举动使周围的人大吃一惊，但是没有允许她这样做。

　　5月12日，因为听了江青的情况，李讷和她的丈夫来到医院看望江青，但江青拒绝见她们。

　　5月13日，江青在一张《人民日报》的头版一个位置上潦草地写着：“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二十五年前的今天，文化大革命中的1966年5月13日，政治局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新的斗争路线，同时江青被任命为权力很大的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负责人。

　　过了一会儿，江青又认真地写道：“主席，我爱你！您的学生和战土来看您来了。江青字”。这是她在生前留下的最后的话。

自杀身亡

　　5月14日凌晨1点30分，护士离开江青的卧室。然而，当3时30分值班护士进来时，江青已经自尽气绝了。据推测，江青是趁护士走后，把平时精心留下的几张手帕连结成一根绳套，然后垫上被子和枕头，江青站在上面，将绳套的一头套在浴盆上方的铁架子上，另一头套住自己的脖子。大约3时左右，断气死亡。

　　江青曾多次尝试过自杀。三十年代，因为与唐纳发生纠纷，江青谈到过自杀。1976年被捕后，绝望使她再次产生自杀的念头。1984年9月，因拜谒毛泽东纪念堂的请求被拒绝，江青曾把一根筷子插进喉咙，因为发现及时，被抢救了过来。1986年5月，因为对处境不满，她曾用几只袜子结成一个绳套，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这一次，江青终于结束了自己的性命。

　　《江青全传》记载，当天下午，李讷得到了消息，来到医院签署了死亡通知书。不知是出于李讷的意思，还是因为中央办公厅官员的支持，李讷同意不举行任何形式的葬礼。三天以后的5月18日，江青的遗体被火化了。李讷没有在场，江青或毛泽东的其他任何亲属都没有到场，李讷要求把骨灰盒送给她。

　　这时，全中国和全世界对江青的去世是一无所知。1991年6月初《时代》周刊向全世界报道了这一消息。《时代》周刊报道说，据6月1日没有透露姓名的“北京方面的消息”说，江青“上吊自杀”了。消息还说，咽喉癌是她自杀的原因。几天以后，6月4日晚11时，中国政府证实了《时代》周刊报道的主要内容，公告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六月四日电：本社记者获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1991年5月14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江青在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改判无期徒刑，1984年5月4日保外就医。”

　　还有另一种说法。一九九一年三月十五日，江青在北京酒仙桥的住处高烧不退，因而被送进公安医院。与其它病人一样，江青要填写住院单。这次，她写的名字是：“李润青”。这再一次表明她对自己和毛泽东婚姻的怀念之情。“润”是毛泽东早年的使用的字，“李”是江青的姓，“青”则是江青“青”。三月十八日江青高烧退了，体重减了几磅。她被转到“一套病房”接受住院治疗，病房内有卧室、卫生间和起居室。医生再次建议给她的咽喉施行手术，但她拒绝了，同时轻蔑地说：“我就不信你们敢不小心翼翼地对待一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在她日趋虚弱的时候，江青更常常想到毛泽东。她在枕边保存着毛的手迹，衣上别着毛的像章，床头柜上放着一张江青和毛泽东在中南海晨起散步的照片。每天清晨，当新的一天开始时，她都要背诵毛的诗词或阅读毛的《选集》。清明节到来的时候，她要求去天安门广场上的毛泽东纪念堂，同时要求允许李讷带一卷白纸到公安医院来，她可以给毛做一个花圈。但她的这两项要求均遭到拒绝。

　　江青觉得，应该抓紧时间撰写她的回忆录。每天早上，读过毛的书后，她就坐在摆有纸和笔的小桌旁。情绪高兴时，为了修正历史的记录，她还会就自己正在写作的手稿题目争求护士的意见。“《毛主席的忠诚战士》怎么样？”她问护士，或者：“《献给毛泽东思想的一生》！”她还会想到更富有挑战的题目：“《打倒修正主义，建立新世界》。”

　　五月十日，江青当着众人的面撕碎了她的回忆录手稿，并要求到酒仙桥她的住处去。这一举动使周围的人大吃一惊，但是没有允许她这样做。五月十二日，因为听了江青的情况，李讷和她的丈夫来到医院看望江青，但江青拒绝见她们。五月十三日，她在一张《人民日报》的头版一个位置上潦草地写着：“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二十五年前的今天，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三日，政治局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新的斗争路线，同时江青被任命为权力很大的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负责人。

　　五月十四日凌晨一点三十分，护士离开江青的卧室。将近三点的时候，虚弱的、绝望的江青从卧室爬到卫生间。她用几个手帕结成了一个绳套，套在浴盆上方在铁架上。她用被和枕头垫在下方，以便自己能够得到打结的手帕。她将头伸进绳套，接着又踢开身下的被子等物……

　　三点三十分，一名护士进来，发现她已吊在浴盆的上方。其他的护士和医生匆忙赶来，但已经太晚了。这位曾经集演员、政治家、文艺女皇和毛泽东妻子于一身的“白骨精”，在她七十七岁的时候死去了。她的尸体重一百零四点七磅，比三月十五日进这家医院时轻了三点一八磅。

　　当天下午，李讷得到了消息，来到医院签署了死亡通知书。不知是出于李讷的意思，还是因为中央办公厅官员的支持，李讷同意不举行任何形式的葬礼。

　　三天以后的五月十八日，江青的遗体被火化了。

　　李讷没有在场，江青或毛泽东的其他任何亲属都没有到场。李讷要求把骨灰盒送给她。这时，全中国和全世界对江青的去世是一无所知。

　　一九九一年六月初《时代》周刊向全世界报道了这一消息。《时代》周刊报道说，据六月一日没有透露姓名的“北京方面的消息”说，江青“上吊自杀”了。消息还说，咽喉癌是她自杀的原因。几天以后，六月四日晚十一时，中国政府证实了《时代》周刊报道的主要内容，公告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六月四日电：本社记者获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四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江青在一九八一年一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九八三年一月改判无期徒刑，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保外就医。”

　　公告没有概括江青的一生，没有提及她曾官居高位，也没有提到她曾是毛泽东长达十八年(编者按：原文如此)的妻子。如果学校的孩子读到这则刊登在《人民日报》第四版角落里消息，他们不会想到，这个女人曾是毛泽东的夫人。

　　三十年代，因为与唐纳发生纠纷，江青谈到过自杀。一九七六年被捕后，绝望使她再次产生自杀的念头。一九八四年九月，因拜谒毛泽东纪念堂的请求被拒绝，江青曾把一根筷子插进喉咙，因为发现及时，被抢救了过来。

　　一九八六年五月，因为对处境不满，她曾用几只袜子结成一个绳套，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她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是感到了绝望，对自己的咽喉癌，以及对自己的处境和前途，对自己与女儿的关系等等，这种心情同时又受到负责她这一案件或看守她的人的刺激。

　　除此之外，为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江青已经在精神上做了准备，以结束自己的生命，她认为邓小平已经放弃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绝望的心情加上她的“对毛的忠诚”等个人的政治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她认为，中国已经没有希望，她自己也已毫无前途，因而走上这条道路这并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