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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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日将会选择[转帖]

　今年2月24日，由于朝鲜宣布将于今年4月4日至8日期间发射卫星，朝美日韩局势已经进入1953年停战以来最为紧张的时刻。虽然各方面还没有确定朝鲜最终发射的将会是导弹还是卫星，但是无论发射了什么，对于朝鲜这么一个小国家来说，都可能会对周边国家的领空领土或领海造成侵犯。因此，美国和日本宣称，一旦出现异常情况，将会发射导弹进行拦截。

　　3月9日，朝鲜宣布，任何试图拦截朝鲜卫星的举动都将被视为宣战，朝鲜将以最猛烈手段报复。我们还无法知道其报复内容包括哪些方面，但是对于拥有数百枚导弹和不知道有没有核弹的朝鲜来说，美国在太平洋各军事基地都在其射程威胁范围内。

　　回顾一下朝鲜半岛进入今年以来的局势。1月17日朝鲜宣布与韩国进入全面对抗状态，并针对美韩反应，更是在1月30日宣布单方面终止与韩国签订的各项停止对抗的协议，宣称朝鲜半岛已经处于战争边缘。美韩两国为此调兵遣将举行了规模空前的联合军事演习，加重了战争一触即发的气氛。

　　各方态度都非常强硬，局面就僵持住了。

　　对于朝鲜这样的独裁国家来说，一向是死要面子活受罪。既然它宣称要发射卫星，现在要它终止发射计划，显然可能性不大。而对于美日韩这三个军事同盟国家来说，要灭了朝鲜，难度估计不会比灭了伊拉克大。

　　如果战争爆发，是否意味着金家王朝在朝鲜独裁统治的终结呢？

　　这是一种可能的猜测。

　　小布什执政期间，美国就已经把朝鲜列为\"邪恶轴心国\"之一，几轮六方会谈使各方关系时好时坏。自从朝鲜进行了核试验，局面就一直在恶化。而朝鲜似乎不知进退，在韩国现任总统即位后，就不断地发出战争威胁，没把人家当一回事。朝鲜半岛这一仗看来是不可避免了，但是会不会在今年爆发呢？

　　战争会不会爆发，不完全取决于美国的态度，关键在于朝鲜是否会在其卫星发射并遭到拦截之后，对美日韩进行\"最猛烈的报复\"。

　　我们假设朝鲜这样做了，那么美国将会如何应对？

　　我作几点揣摩：

　　1、对于新上任就面临着金融危机的奥巴马总统来说，需要一场必胜的战争来确立其威信；对于面临近150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的美国来说，也同样需要一场战争来转嫁这种危机。

　　也就是说，美国现在需要这么一场战争；

　　2、选择战争，就意味着美国会在别的方面进行做一些准备。

　　A、它会提前从伊拉克撤军，并把其部署在海湾地区的大部分军事力量调往朝鲜半岛；

　　B、安抚好伊朗，使其不在朝鲜战争期间在中东地区捣乱；

　　C、对俄罗斯妥协，放弃对车臣及格鲁吉亚的暗中支持，并把其在中东地区的利益让出一部分给俄罗斯，同时，让日本放弃其北方四岛的领土要求，以此来换取俄罗斯对朝鲜战争保持中立态度；

　　D、怂恿越南和菲律宾等宣称在南沙群岛拥有主权的国家在该海域制造事端，甚至不惜在该海域主动对中国挑起战争。目前菲律宾对南沙群岛的领土要求态度突然强硬了起来，很难说没有美国在背后煽动和支持。如果这还不足以牵制中国，那么日本必将按照美国的部署，在钓鱼岛海域和中国交战，而中国国内局部地区的kongbu活动，会在美国的支持下明显增多。这样一来，中国将无暇顾及朝鲜的安危。

　　只要美国愿意牺牲上述利益，并且做好上述部署，朝鲜就成了它砧板上的肉。

　　局势如果发展到这一步，朝鲜会妥协吗？我认为不会。金正日的性格越来越像萨达姆。想当年萨达姆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依然拒绝联合国核查小组进入某些地方检查，如总统官邸，尽管他的官邸里也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萨达姆最终用生命维护了他的尊严，金正日有这勇气吗？

　　当然，让美国作出上述牺牲，是困难的，换成我也不愿意。

　　因此，美国目前最愿意选择的做法，就是在朝鲜战争爆发期间成功地对金正日实施\"斩首行动\"，并且用\"外科手术\"的方式消除其核威胁，迅速在平壤扶持起一个新的政府。别看朝鲜人民对金正日目前是一片效忠之声，重压下的饥民也许早就在暗中积蓄着一股反叛的力量，就看什么时候爆发了。

　　在现代战争中，没有前方后方，因此中国和朝鲜的关系，已经不是过去的那种唇亡齿寒的关系。如果美国目前还没有把握做成上述这些事情，那么，4月4日至8日朝鲜卫星发射前后的紧张时刻，就是中国人敲美国佬竹杠的时候了。我们也许可以因此在中东地区获取多一些利益，南沙群岛海域风平浪静，日本人在钓鱼岛海域对我们做一些让步，海峡两岸更加歌舞升平。在这样的情况下，胡总可以考虑亲自前往朝鲜观看那个著名的大型歌舞《阿里郎》。金正日再怎么嚣张，胡总的面子也还是会给一点的。

　　由此，东亚地区还将有十年和平。

　　否则，朝鲜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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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权力游戏 [转帖]

　　中国历史上的权力游戏

　　■骆玉明

　　英国的名人，哲学家罗素写过一本《权力论》。在他看来，在人的各种无限欲望中，权力欲是最强烈和最根本的欲望。因而在社会科学范围内，“权力”是基本的概念，犹如在物理学中“能”是基本概念一样。而“只有认识到爱好权力是社会事务中重要活动的起因，才能正确地解释历史——无论是古代的还是近代的历史”。

　　在

　　《权力玩家》这本小书中，笔者无意对权力学说展开研究。不过，从罗素的理论中得出这样的看法大概不是离事实很远：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像权力一样，令人感到最大的满足，引起人的最强烈的激情与兴奋。因为通过权力可以获取的利益是那么丰富：不仅它天然地标志着地位与荣誉，有力地保障了拥有者之意志自由的实现，并且，它也是掠取财富与异性的最为可靠的凭据。很多年前，我在《新民晚报》上写过一篇短文，指出把“霸王别姬”理解为一个缠绵的爱情故事实在颇为滑稽：当自命不凡的项羽面临失败之际，他最大的担忧乃是自己心爱的女人将会被那个乡巴佬刘邦占有，成为胜利者不断细细品尝胜利的美味。所以他要问：“虞兮虞兮奈若何”——你教我拿你怎么办？即使现代的政治斗争，它的发动有着复杂的理由和辉煌的解说，但倘若没有权力分配所引起的无所不在的紧张，它也绝不可能展现为何等波澜壮阔、光怪陆离的情形。

　　罗素还认为：人的权力欲普遍存在，只不过在有些人身上它是隐含的，表现为心甘情愿地追随一个领袖，并感到他的胜利就是他们自己的胜利；在领袖式人物的身上，则直接表现为要求支配他人等等。而如果说占有财富、享受物质的欲望可能会有止境，权力欲却是无厌的，无限的，“假如可能的话，人人都想成为上帝：少数人还不容易承认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相比于这种普遍而又无限的欲望，作为资源的权力，会显得多么珍贵和稀缺！

　　权力如何形成，又以怎样的方式分配和转移？这真是“说来话长”。最简略而言，在不同人类群体之间，它是暴力征服的结果，而在同一集团内部，则要经过远为复杂的斗争。所以，至少就古代而言，权力几乎天然地与阴谋共生，并且天然地包含破坏道德的邪恶能量。古希腊神话在这方面有着象征意味浓厚的描写：众神之神宙斯的父亲克罗诺斯是杀死了自己的父亲之后才夺得主神的地位，他与瑞亚结婚，因为担心自己将来也被儿子推翻，就把他和瑞亚生下的孩子一一吞下肚去。当瑞亚生下宙斯时，她决心保护这个小生命，遂用布裹住一块石头谎称这是新生的婴儿，克罗诺斯将石头一口吞下肚里，宙斯于是躲过一劫，后来靠妻子、智慧之神墨提斯的帮助，打败并杀死父亲，占取主神之位。但宙斯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他最后想出一个彻底的办法：使用诡计欺骗墨提斯，把她吞下肚去，从此将世间最完美的诡计集于一身，就不再有人能够危害他。

　　就像战争的需要动员了人类最伟大的创造力，围绕权力的阴谋是充满智慧的；如果不计算权力游戏所带来的破坏，这种阴谋真可以算是人类智慧所结出的最为瑰异的花朵。波谲云诡，人心唯危，有人闲庭信步，翻云覆雨，占尽先机，岂不令人惊心动魄！

　　权力，甚至围绕权力的阴谋，简单地指为“罪恶”是没有意义的。人类需要组织社会、维持秩序、实现公共目标，离不开权力的运作。就拿最原始的“社会”现象作例子，猴群中必定有一头强有力的雄猴成为猴王，它在食物和异性两方面享有最高的优先权，并支配猴群的一切公共活动，但这对维护猴群的生存与繁衍，却是不可缺少。而人类起初的集体生活，恐怕不比猴子们高明多少。

　　但人类终究又是一天天成长起来，对权力之利与害的认识也越来越看得明白。前几年美军管理下的监狱中发生严重的虐待事件，舆论为之哗然。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的一位心理学教授为此做了一项实验：研究人员在该校心理学大楼的地下室里修建了一个模拟监狱，学生自愿分成两组，分别充当看守和囚犯，以研究监狱看守和囚犯之间的行为。但原来定为两个星期的实验不得不在六天后就停止了，因为“看守”们很快就变成欺辱人的虐待狂，“囚犯”没有办法忍受下去。人性在权力的腐蚀下，竟是如此脆弱！

　　英国赫赫有名的伦敦塔的旅游资料，读起来也饶有兴味。

　　伦敦塔紧靠泰晤士河北岸，是一座具有九百多年历史的诺曼底式的城堡建筑群，内中既有富丽堂皇的宫殿，也有监狱、教堂、刑场。历史上无数权力斗争、宫廷阴谋就在这里展开，许多失败的王公贵族在这里遭到囚禁，乃至被残杀，其中最为显贵者，有英王爱德华四世的两个幼子，爱德华之前的国王及堂兄与弟弟，亨利八世的两个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伦敦塔成为令人毛骨悚然的“死狱”。

　　参观结束处电子屏上有一道问题：在看完这些反叛者的悲惨遭遇后，你还会选择造反吗？选择“会”的占百分之九十——尽管只是游戏，但你还是能感觉到：在人心深处，权力的诱惑远大于死亡的威胁。

　　所以，如何限制权力成为现代政治学的重大课题，罗素写《权力论》的最终目的也是在于此。而刚卸任的美国总统布什宣称自己是“站在笼子里”对人民演讲，同样为了强调现代民主政治的成就。

　　编写这样一本谈历史阴谋的书，要说特别深刻的用意也没有，一个简单的念头，是让读者借此了解中国历史的一个侧面。中国长期实行一种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导致围绕最高权力的斗争格外激烈。一部廿四史，每逢以暴力改朝换代，便有尸骨成山，那是不用说的了。但这毕竟不是频繁发生的事情。围绕权力分配的斗争，更多地发生于同一统治集团的上层。君臣相斫，父子相残，兄弟相戮，乃至夫妇相夺，可谓不绝于史。要说权力是对人性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最强烈的腐蚀剂，在这本小册子里可以得到充分的验证。而由于专制政治是一种神秘的政治，在这种政治结构中围绕权力的斗争永远充满阴谋。觊觎更高权力的人不得不小心翼翼、善自掩饰，以求一逞，而占据上阶权位的人，则必须处心积虑，力求洞察一切。正是这种围绕权力的阴谋，造成了中国历史中常见的戏剧性和紧张感，造成许多政治人物的神经质。总之，说“大阴谋”并不是在说历史上的奇怪现象，它有很深的根柢。而另外一层兴趣，则是关注政治阴谋中智慧的运用。我们当然可以说，只要规以“正道”，所谓“阴谋”也有借鉴作用云云。但我却觉得未必需要这种漂亮的掩饰。道义的一面另作别论，权力游戏所要求的胆识、决断和高度智慧，本身就体现着令人惊叹的生命力量，它有欣赏的价值。

　　关于这本小书的写法，大略说来，主旨是既考虑到阅读上的趣味性，又考虑到史实方面的可靠性。因此从选择史料来说，在牵涉到相关历史事件的重大环节时，一般只用正史或比较严谨可信的史籍中的材料，在无关紧要的地方，才采用野史笔记之类。书中有不少故事细节的描写，这类细节有的是见于史籍记载的，有的纯为虚构，而虚构的部分如果牵涉到历史事件的关节问题，也写得比较谨慎。总而言之，这部小书虽然故事性较强，却并不是按照历史演义的模式来写的。

　　当然，任何一种历史叙事都与作者自身的思考有关，我也不否认书中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是较为个人化的。譬如在写太平天国的那一节中，我提出农民造反政权在其所处的历史条件下，原本就不具有不同于正统王朝的“质”，所以根本谈不上变质不变质的问题；这种政权如果能够按照历史所提供的既有模式成长，就会成为改朝换代的力量，否则只有中途崩溃。这一种看法当时似乎没有人提出过，后来有些论太平天国的著述观点或与之相近，却未见得会有许多人赞同。但只要我的那些想法、议论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就觉得很满足了。

　　这书写在十多年以前，当时用的题目是《中国历史上的大阴谋》，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印行。现在读起来当然是不满意的，如能完全重写，相信面貌会有较多变化。但实在没有时间与精力作大的修改，倘有错失，希望读者给予指正。另外，我觉得原书还有一点好处，是现在不能做到的，就是当时写得非常快，动起笔来一天就是六七千字光景，基本上不修改，因此语气相当流畅。这对自己，也算保留一个纪念吧，如今是一天抄六七千字的东西也感到很累了。

　　　《权力玩家》，骆玉明著，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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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默邨被赶出76号[转帖]

　　
　　作者：蔡德金 编 分类：历史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当李士群由港来沪，为日大使馆做情报时，原本是偷偷摸摸，唯恐人知，后来日本主子要他做行动，对此，一来他自知自己的三个字不足以号召；二来生怕露了头面，成为众矢之的，所以拖来了丁默邨，做他的挡箭牌。反正只要有利可图，而又不用自己出头露面，所以他愿意让丁默邨去做前台经理，自己甘居幕后，做后台老板，李颇以为得计。

　　谁知丁默邨一做了这个黑店经理，有了政治资本，竟以此勾上了汪精卫。这，不仅李士群未曾料到，即丁默邨也是意想不到的。可是对李士群来说，深悔棋子走错一着。过去以为只要图利，不必图名，现在不仅要图利，而且要名利双收。也就是说，过去只想搞几个钱，没想到现在还可以做官，做了官便能搞更多的钱。可是经理一职，丁默邨已在干了，大权业已旁落，又不能马上反悔，出尔反尔。再说，自己过去对汪精卫这个大汉奸，又不认识，即使大权在握，也搭不上线。所以汪精卫一到上海，李又托陈春圃转给汪一封万言长书，自我介绍丁默邨是个“摆子”，他是老板，丁只是他用的当手而已。同时，为了讨好汪精卫起见，一切都做在丁默邨的前头，以示愿为先驱。他觉得这还不够，还必须培养实力，以打击对方，把实权渐渐地转移到自己这方面来。曹子白、曹炳生父子的死，唐惠民的关禁，王天木的被押，以及张小通的死得尸骨无存，都是为了削弱丁的力量。

　　李士群纵然做得这样起劲，可在汪精卫的眼睛里，这个伪特工总部主任，毕竟还是丁默邨，而不是李士群，以表现权力来看，他也只能承认丁，而不承认李士群，因此，在“还都”（1）之前，汪精卫为了要把伪警特工化，便以丁默邨为伪社会部长兼伪警政部长，李士群也只好像任伪特工总部副主任一样，去做伪警政部的次长，丁李之间的利害矛盾，因此便呈剑拔弩张的形势。由于实力的差距，丁默邨看

　　（1）抗日战争中，因日本侵入，京沪等地沦陷，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汪精卫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成立傀儡政权，美其名曰“还都”。

　　看对方，掂掂自己，不得不软了下来，表示消极了。不仅把兼任的警政部长让给了周佛海（以示无论怎样不给李士群），甚至连社会部都不想干了，宁愿到一个无事可为的边疆委员会去。后来经周佛海调排，才回任社会部。这时李士群虽明知伪警政部长抢不过来，为了要最后把它抢到手，不能不使点“力量”出来，给大家看看，具体的表现，就是要把丁一脚踢出76号。于是这出“火并王伦”就打起点子，开场了。

　　与敌人会面，自古宴无好宴，会无好会，鸿门宴、沙滩会，都是有名的历史教材，即是林冲的火并王伦，也是在宴会席上，不过这些都是有计划的。为什么要提到宴会?原因就是76号的这本戏也是在宴会中演出的。大概是1939年除夕的前几天。过去习惯，一过冬至，家家便忙着邀吃年夜饭，76号虽是一个特务机关，但有的是钱，于是也不能免俗办起年夜饭来了。因为76号里有三个机构，虽门户各立，毕竟头头之间，都是熟人，而且三个机构在名义上，都算是由丁默邨领导的。特工总部虽是那天的主人，其实客主之间，也分不出什么轻重来，反正大家在一起吃顿年夜饭而已。

　　在入席之初，大家以“还都”在即，都有弹冠相庆之意。这个冠不弹犹可，一弹，就弹动了李士群的神经，不想自己由于一着之错，肉骨头给对方啃去了。虽把它打了下来，但由于对手的阴谋诡计，自己仍没捞到，变成敲碎狗食盆大家吃不成，自己还是一个偏房侧室的“次长”，不然也会当个“部长”了。而对手虽打掉了一个，可是还有一个，虽非双料货色，究竟还是显赫的“部长”头衔。因此嘴里虽然说不出，态度上掩饰不住。也许自己生怕有失风度，便满面怒容，拂袖而退，以示后半本好戏让别人来接下去。

　　这个无言的斗争，在座的人，嘴巴不响，眼睛却没瞎，心里都在想，今天的年夜饭之外，还有一场堂会好看哩。

　　李士群一走，李的搭档配角，76号警卫大队长吴世宝，就开腔唱起啷啷调来了，便说：“大家多用点，但勿要吃到别人头上去，也勿要吃得忘记种田人啊!”吴的话虽没指明谁是吃饭忘记种田人，可是关了76号的大门，这几天来，里面风风雨雨，没有一个不知道他指的是谁。丁默邨是个老特务、是大头头，难道会听不懂?当然懂!但吴世宝平日是个向丁立正敬礼的家伙，以自己的身份来说，接了口反而抬高了吴世宝的身价，且看事情还要发展，不是一句话就算了的，唯一的办法只有置若罔闻，无介于怀，也一走了事，使吴世宝这场戏唱不下去。于是带着他一贯又哭又笑的这张痨病鬼的脸，干咳了几声，悄然离开大礼堂。

　　丁默邨在76号里虽说是特工总部的主任，社会部的部长，和肃清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三个单位的一个总头头，其实他在特工总部已是一只无脚蟹。除他之外，已没有一个属于他的小头目，可以替他摇旗呐喊，甚至也没有稍作声援的蟹脚。至于社会部，虽没有公开决裂，已是同床异梦，尤其这些分子都只会动嘴动笔，要他们来个全武行，哪里能行?最后剩了个肃清委员会，这个组织，自何天风被杀，王天木被押，已陷于瘫痪，只等断气，哪里还会有人在这鸿门宴上，来作项庄舞剑。所以，丁这时在76号虽仍拥有三个头衔，实际上是孤家寡人一个。丁也许有自知之明，因而悄然引退。不意丁虽下了场，横里却跳出一个丁默邨夹袋里的宝货，不捏手枪捏大烟枪的老枪茅子明出来，使得原想从下场门下去的吴世宝，重又转身回上台来，把这场戏又接唱下去。

　　茅子明在丁默邨走出大厅后，就循着吴世宝的语气接着说：“吃饭要看各人本事，肚子大，可以多吃点，也就是说，有兼人之量，肚子小的，别说自己想吃吃不下，即使别人送给他面前，他也只好把它看看，这应怪自己肚子不争气。”吴世宝听了这几句话，就以为是针对自己，也是针对李士群的。不待茅子明继续谈下去，便跳了起来，嘴上骂骂咧咧地说：“在外头跑跑过，朋友总要光棍、落槛，侬（你）肚皮大，也勿能吃到别人头上去啊!我这句闲话算讲错了吗?侬（你）本事大，要多吃点，应该吃到外头去，这才落槛，这才是光棍。侬（你）以为侬（你）本事大，有牌头戤（gài），侬（你）戤的是支烟枪，还勿如你们穷爷腰里这支手枪哩!”说着，把腰里的一支可而脱掏了出来，向台面上砰地一碰，人也站了起来。全场气氛突然紧张到了顶点。佘爱珍看到了，马上赶过去先把吴世宝的那支可而脱按住，并以责备的口吻说，侬（你）发痴啊?发啥神经!这时一批人才敢于过来围住吴世宝，说好说歹。就在这当儿，茅子明也溜出了76号。

　　这出火并王伦，纵然不是丁、李两个要角亲自直演到底，也没血溅“忠义堂”，但经此一场戏，丁默邨从此没再看过76号的一件公事，也没再过问一件事，总算还是硬挺在76号里，直至“还都”。住在华邨的社会部的人，如汪曼云、顾继武等，为了丁、李之间的这场火并，生怕变起一旦，殃及池鱼，所以住在那里，无异如坐针毡。至于茅子明那晚溜出76号后，又重折回76号，可能有好事者从中疏解开了。但丁默邨却给一脚踢出了76号。

　　周佛海话说“还都”

　　民国二十九年三月十五日的晚上，我往佛海家中小坐，约十时左右，佛海醉醺醺地由外归来，神情方面显得有些激动，他劈头第一句话就说：“政府还都的日期确定了，是本月三十日，汪先生定十七日飞京，我也已定十八日启程，二十日举行中央政治会议，三十日政府成立。”说完了，莫名其妙地又摇摇头。我说：“那么与日方的交涉，一切已获得圆满解决？”佛海作了一个苦笑，他说：“我们与日本合作，好像男女在谈恋爱，我们东来一到他势力范围的上海，就好像女人已跟随男人进入了旅舍的卧室，男人正在其欲逐逐不能自制的时候……”他说到这里，伸出右手，把中指翘然一举，以表示所说“其欲逐逐”的含义。顿了一顿，他又继续说：“这时女人应该把握时机，提出爱情保证品的时候，而我们竟含羞带愧，半就半推地自动的宽衣解带了。罗繻既解，樊篱尽撤，这还有什么可说！”在满室女客们吃吃笑声中，他黯然地踱进了自己的卧室，我也悄悄地离开了那里。这一幕历史的悲剧，终于无可避免了！

　　汪精卫、储民谊与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烟俊六（右2）观看南京市容。

　　——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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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回答韩爱晶的重大问题[转帖]

在毛泽东主席召见首都红卫兵五大头头的过程中，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由于较少插手校外和全国各地的文革，再加上王善于团结比他更左的同学，因此得到毛和中央文革的好评，所以毛在进行“7.28谈话”的一开始，就让王大宾坐到毛的旁边去，以示中央对他的关爱。相反，由于到处插手校外和全国各地的文革事务，不断地帮中央的倒忙，韩爱晶和蒯大富则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尤其是韩爱晶，由于在“7.28谈话”前几个小时蒯还没有到场，韩简直成为中央首长的众矢之的。陈伯达甚至说韩爱晶、蒯大富头脑膨胀得厉害，不尊重毛主席和党中央……因此毛讲：“这是危险的道路，现在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但从毛和中央有关讲话所指的具体内容看，毛和中央文革批评韩和蒯的主要不是蒯在清华搞武斗和向工人解放军开枪的事情，而是指他们到处插手他们不应该插手的校务和全国的文革事务的事情。
　　
　　“7.28谈话”一直进行了五个小时，后来毛泽东主席决意退场去休息，这时在场所有的人都万万没有想到韩爱晶向毛提出了一个令在场所有的人都吃惊的重大问题，韩说：“主席我有个问题，如果一百年后您不在了，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全国打起内战来，他说他是毛泽东思想，我说我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的局面怎么办？”韩的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当时红卫兵中普遍流行的问题，不过此时此刻韩在毛的面前公开直接地提出这个重大问题，无疑让在场的人们对韩的主观动机有很大的想象空间：一种可能，是韩对今天受包括毛在内的中央首长的围攻的反击，认为毛和其他中央首长不讲道理，以权压人，他韩爱晶根本就不服；另一种可能，是韩在某种程度上对文革的前途和林彪的副统帅地位提出自己的质疑；当然也还有一种可能，韩的这种表现是在很多孩子身上经常出现的顽童症，这些孩子往往在受大人严重批评之后，仍然还要顽强地表现一下他们挨了大人批评后决不自暴自弃的英雄气概。
　　结果，包括毛泽东主席在内的最高级别的中央首长，都被韩爱晶上述的惊人的问题调动起来：
　　
　　毛泽东主席首先回答韩爱晶说：“出修正主义也没有啥！一百多年来，北洋军阀段琪瑞搞了十几年，跟蒋介石打了几十年，党内又出了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彭德怀、高岗、刘少奇，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照样有军队、政权，有这些经验，比马克思还好。”
　　
　　林彪说：“有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席又接着说：“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有好，对于在座的跟林副主席走，把他们消灭干净。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我和林彪以及在座的都消灭，全国人民灭不掉，只要有人民在就行。最怕是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
　　
　　陈伯达说：“韩爱晶，你思想上还不懂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使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
　　
　　姚文元说：“韩爱晶过去就提出过这个问题，去年我们就说过，有林副主席做毛主席的接班人，有毛泽东思想，就不怕出修正主义。”
　　
　　周恩来总理说：“林副主席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包括苏联在内都没有把马列主义掌握好。林副主席把毛泽东思想大大普及了，这就是伟大功勋。过去马列主义是被少数人垄断的。只要有毛主席、林副主席在，大变化不会有。”
　　
　　毛泽东主席再接着说：“你们年轻人没有经验，不过这个问题他问得好，问我我就回答。不要认为没有我们，天就会塌下来，这也是一种迷信。”
　　
　　江青说：“韩爱晶给我写过几次信讲这个问题，脱离实际，脱离工农，一到我跟前，就想将来，总是说几十年以后的事情，还问我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打？”
　　
　　毛泽东主席接着说：“想得远好，这个人好。”
　　
　　姚文元又说：“历史发展的规律总是前进的、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相信毛泽东思想，相信群众。我批评韩爱晶的悲观主义。”
　　
　　韩爱晶不服说：“一次前进是没有的，前途是曲折的，搞辩证法。”
　　
　　毛泽东主席又马上接着说：“一次前进是没有的，历史总是曲折的。1927年受挫折，胜利以后又出现了高饶反党集团，庐山会议出了彭德怀，现在又出了走资派。……”
　　
　　所以，人们从毛泽东主席回答韩爱晶提出的重大问题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是毛还是毛的红卫兵，通过文革大规模的从文斗到武斗的群众运动的全过程，都对如何解决文革的宗旨问题非常茫然。于是，毛和毛领导的中央，当时只好将中国防修反修（反腐败）的希望，寄托在毛的文革思想普及和毛的接班人林彪身上。而事实上，毛的文革思想普及不等于毛的文革思想能够经受历史的考验，同时林彪当毛的接班人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据传毛在临终前不久，对他领导的文革发出“自信又不自信”的悲叹。我想毛在“7.28谈话”中对韩爱晶问题的回答，就是毛对他临终前不久的有关悲叹的明确的注释。
　　
　　至此，我情不自禁地要发议论，如果我当时也在“7.28谈话”现场的话，也必然为韩爱晶捏一把汗，因为韩爱晶在毛泽东主席、林彪、总理和中央文革等中国最高领导集团面前，敢于提出他那个当时只有神仙才能回答的问题，分明是在政治上找死！不过这一回，千载难逢，韩爱晶逢凶化吉。由此可见，大千世界无独有偶，在1968年7月27日和28日这两天里，一个红卫兵领袖（蒯大富）居然敢于向人山人海手无寸铁的工人解放军开枪，另一个红卫兵领袖（韩爱晶）居然向中国最高权威层挑战，向他们提出当时凡人根本无法回答的有关文革宗旨的问题。这两件事情足以说明，后来国内外不少学者评论文革红卫兵运动只是“奉旨造反”的运动，纯属脱离历史实际的书生议论。也正因为如此，连像神一般威严的毛泽东也只好用紧急召见的办法来解救当时蒯大富酿成的清华政治危机。最后也难怪毛在“7.28谈话”结束退场后两三分钟，又返回谈话现场，再次叮嘱他的部属，不要为难红卫兵小将！我想这里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毛已经察觉到，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逻辑，有关的真理在不知天高地厚的红卫兵领袖蒯大富和韩爱晶的手中，而不是在他这位统帅红卫兵领袖的伟大领袖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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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四大美女竟全曾被迫乱伦 [转帖]

　“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

　　1号美女西施是一个贫家女子，当上了吴王夫差的妃子，可谓一步登天。吴国战败夫差自刎后，西施下落不明。民间传说有很多版本。最好的一个是与范蠡私奔了。范蠡功成身退，泛于五湖，顺便把西施也带走了。那么西施的结局就成了“先是吴王妃，后作庶民妻”。君臣是比父子更大的辈分，范蠡也曾给吴王为臣，王妃下嫁臣民，西施免不了乱伦的名.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2号美女王嫱，字昭君，齐国王襄之女，十七岁选入汉元帝宫。匈奴单于请求和亲，汉元帝下谕宫中，征求宫女们的自愿。王嫱“喟然而起”，报名和亲。说她是为了民族团结的大义，并不合乎她的身份。王嫱想：当单于的妻子要比老死在汉宫强一万倍。既能过上较自由的生活，又能领略异国情调，何乐而不为呢？在当时确是一种有见地的勇敢行动。《西京杂记》载：“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按图召幸之。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按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娴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得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其家资皆巨万。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好丑老少，必得其真……”这记载不一定真实。“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毛延寿也是个男人，见了昭君这样的绝色女子，一定是骨软筋麻神经崩溃，手中的笔不听使唤了，所以没有画好。为什么又说昭君乱伦呢？因为匈奴的风俗，老单于死了，江山财产老婆，全由儿子小单于继承。昭君的丈夫老单于死后，按规矩又做了小单于的妻子。按汉族的伦理看来，自然是乱伦无疑。

　　“司徒妙算托红裙，不用干戈不用兵。”

　　东汉末年董卓专权，残忍暴戾。他手下有一名虎将吕布，生得英俊雄伟，骑赤兔马，当时传说“人中吕布，马中赤兔”是拔尖的。虎牢关一战，十八路诸侯不敌吕布的方天画戟，纷纷散去。朝臣们更是束手无策。这时元老王允突发奇想：要用貂婵的脸蛋和生殖器官对付董吕二人。灭贼兴汉的任务就落在了美女貂婵的肩上。谁知这样艰巨的事在貂婵来说只不过是小菜一碟，略施手段，就把吕布搞定，把董卓搞死。要知道这吕布是董卓的乾儿子，貂婵先嫁董卓后从吕布，逃脱不了乱伦。

　　“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

　　杨贵妃的故事结局既悲壮又有传奇色彩。史载贵妃死于马嵬破，也有学者说东渡重洋，到了日本，有的说去了墨西哥，有说是当了女道士，但道士说是成了仙女。白居易的《长恨歌》叙述贵妃的出身时是“杨家有女初长成，长在深闺人未识”，把女主人写成一位纯真的处女，隐瞒了履历表中的一大段。读者偶然一查，原来杨玉环曾是“寿王妃”，玄宗的儿媳妇，玄宗心闻其美想佔为己有，先让她当了女道士，然后接进宫去的。那么诗中就应该写“本是寿王宫里人，托身空门待君宠”才对。但白居易是个诗人，温柔敦厚才算艺术，文学要比真实更美才对。古时“淫于舅”是大丑恶，但唐代比较开放，马嵬兵变的人们并不遣责贵妃的乱伦，罪名大概是“误国”。但唐玄宗又不是个**，为什么听任一个女人误国？其实招来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应该是李隆基本人，他应自裁以谢天下才对。国难当头，把过错推给女人，是中国男人们唯一的本事。不过杨玉环涉嫌乱伦，也是事实。

　　有名的美女都与乱伦有关，倒底是因美而乱伦呢，还是因乱伦而美呢，很难分清。不过这些人都在历史大事的风口浪尖上，经过文人炒作，才引起国人的注意的。西施如果一辈子当浣纱妇，后人不会知道她是美人。

　　上层的统治者大概以为，有名的美女集天地之灵气，是世上的尤物，应该归两代人享用，才能物尽其用节约资源。

　　中国人是通情达理的，对西施到杨贵妃所谓历史上的四大美女，虽然都有乱伦行为，但还没有人出来加以批评。因为女人是弱者，身不由己，罪魁祸首是万恶的男人。即使对杨贵妃略有微词也与乱伦无关。相反，这些美女受到人们的尊重，流芳百世，成了后人赞美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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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者自述圆明园大劫难 [转帖]

　　本文以战争亲历者的日记和回忆录为依据，叙述了英法两国入侵北京的战争过程。

　　“法国所有的王室城堡都顶不上一个圆明园”

　　1860年10月6日，法军和英军向圆明园挺进。晚上7点左右，法国人到达夏宫圆明园。历史学家皮埃尔·德·拉戈斯这样描写那个时刻：“大家以为大敌当前，殊

　　不知只是一场《一千零一夜》之梦。据说，面前这个闻名的宫殿，在此之前没有一个普通欧洲人见过。还有不确切的传闻说，那里面尽是奇珍异宝。”卡斯塔诺大夫写道：“对这座宏伟建筑，大家没有任何概念，心境都是怪怪的。”

　　10月6日晚，圆明园这座大清国皇帝的宫邸，几乎未遇抵抗就被法军占领了。惊叹不已的孟托邦将军10月8日给朗东元帅的信中说：“在我们欧洲，没有任何东西能与这样的豪华相比拟，我无法用几句话向您描绘这如此壮观的景象，尤其是那么多的珍稀瑰宝使我眼花缭乱。”

　　巴吕作了如下精彩的概括：“当看到这座宫殿的时候，不论受过何种教育，也不论哪个年龄，还是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大家所产生的印象都是一样的：压根儿想不出有什么东西可与之相比；绝对地震撼人心，为确切表达而说出的话是，法国所有的王室城堡都顶不上一个圆明园。”

　　“两百辆汽车也弄不走宫殿里的好东西”

　　怎么处理夏宫里的所有财宝？孟托邦将军写给葛罗男爵的公文中对情况做了扼要介绍：“我于昨天晚上到达中国皇帝的夏宫，它已经被放弃，但无数财宝都留在里面。我已派人通知格兰特将军，请他和额尔金勋爵一起来到这里。我们平分了那些财物。但我们只能拿走其中极少一部分。即便有两百辆汽车也弄不走那座宫殿里的所有好东西。”

　　他还写到对一座衣料库的抢劫:“那里面存放的丝绸多得令人难以置信。到了联军手里，这些华丽的丝绸的用场变得很拙劣蹩脚，比如：用来当绳子在营地拴马，做包袱布用来包扎在宫里弄到的东西，剩下的就都丢给跟在部队后边的中国人。”

　　孟托邦对抢掠储藏中国档案的文书阁尤感遗憾:“档案是由许许多多50厘米见方的画组成，每张画下方都有说明。整个中国历史应该都在这套画上，画的颜色仍然那么鲜亮，就好像刚刚画成似的。”

　　“法国人堂而皇之地抢，而且都单个行动”

　　当时20岁的莫里斯·埃里松在26年后写下《一个赴华翻译的日记》，书中用两章讲述对圆明园的大掠夺。他对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抢掠方式加以对比：法国人毫无章法，甚至是一种无政府状态；而英国人则是有组织有安排，有条不紊。“法国人堂而皇之地抢，而且都是单个行动。英国人比较有条理，他们很快就明白应该怎么抢，而且干得很专业。他们都是整班行动，有些人还拿着口袋，都有士官指挥。有个难以置信，但又是千真万确的细节，就是那些士官都带着试金石。”

　　“炮兵们个个身裹皇后的丝袍”

　　埃里松这样描写对圆明园宫殿的抢劫行动：“面对那奇特的景象，我真是大开眼界，忘都忘不了。人头攒动，肤色不一，类型各异，那是世界人种的大杂烩；他们一窝蜂地向大堆大堆的金银财宝扑去，用世界上各种语言喊叫着。”“一些人埋头在皇后那一个个上了红漆的首饰匣里翻找；另一些人几乎淹没在丝绸和锦缎堆里；有些人胸前挂满大珍珠串，把些红宝石、蓝宝石、珍珠、水晶石往衣袋、内衣、军帽里满揣满掖。还有些人抱着座钟、挂钟往外走；工程兵带着斧头，他们挥斧把家具劈开，把镶嵌在家具上的宝石取出来。还有一个人，看见一个漂亮的路易十五时代的座钟，因为表盘上的时间数字是水晶石的，他以为那是钻石，就把那表盘取了下来拿走。时不时有人呼叫：‘救火！’人们慌忙赶过去，东西掉得满地都是，火舌舔噬着宫殿的豪华内壁，大家用丝绸、绸缎床垫和皮货压灭火焰，那真是一场印度大麻吸食者的幻梦。”“夜幕降临，我回营房时遇见一些士兵，个个都满载着战利品，从银质锅到天体望远镜、六分仪，五花八门，其实他们肯定带不走这些东西。英军军营里人也很多，但一切都极为有序。而在我们这儿，整个就是个化装舞会。炮兵们回来时，个个身上都裹着皇后的丝袍，胸前挂满了清朝大官的朝珠。”

　　梦魇的一夜

　　10月8日，抢掠又开始了，而且变本加厉，大概持续了48小时。下午，大洗劫还在继续，阿尔芒·吕西仍在里面“踅摸”东西。他向他父亲这样描述当时文物遭破坏的场面：“我找到皇家的家具库房，我们的士兵正在那里抢东西，那场面很特别，令人遗憾又感到滑稽可笑。东西几乎完全被砸碎。有几个很漂亮的景泰蓝，我给护下来。但是如何处置呢？我还看见一些非常精致的瓷器被摔得粉碎；还有些很古老的漆器、碎纹瓷、象牙制品、玉器，被砸得碎片满地；有些人拿彩釉花瓶当球耍。看了真叫人难受，为那些东西感到惋惜！”

　　“劫掠现场留下一片废墟和大火”

　　阿尔芒·吕西说，经过两天的抢劫，“法国人的军营看上去像个巨大的旧货铺，法军宿营地出现人们所能想象的最奇特最热闹的景象。帐里帐外堆满各式各样的珍稀物品，这是一日之间发的横财，盯着它，寄托着多少梦想……人们看见那些士兵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缺乏远见，生性破坏，考虑不到行军劳苦，把丝绒绸缎往背包里猛塞，就好像只要走那么一程路就能把这些东西送给家乡人似的。后来，气恼时，就把那些带不走的东西砸碎、撕烂或者弄脏。各处都是些豪华家具、丝绸以及皇帝嫔妃们的那些以金丝线绣的裙袍，再就是眼巴巴看着这些东西带不走而挂在脸上的一副可怜相。至于银子，多得几乎不屑一顾，因为那东西分量太重。拿价值四百八十法郎的一块金条去换几瓶烧酒或者苦艾酒，这样做的士兵不止一个两个。”

　　让我们听听贝齐亚上尉的感叹：“10月9日，我们终于撤离了劫掠现场，身后留下一片废墟和大火，这悲惨的战争一幕无论如何是遮掩不了的，它使军队失去了尊严，使一些人失去了荣誉！”

　　　(《1860：圆明园大劫难》〔法〕伯纳·布立赛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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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沉浮人生 [转帖]

佚 名

一代大儒朱熹毫无疑问是中国的名人，世界的名人，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人们用这样的话来赞美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确实是当之无愧的。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来华访问时，毛泽东主席把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国礼赠送给田中首相，反映了中日双方对于朱熹这位古人推崇备至的心态。“朱子学”在日本有着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有不少学者在精心研读《朱子语类》，完全采用汉代“章句之学”的方法，从文字训诂入手，句读、注释、翻译，再诠释它的精义。那种崇拜和严谨的态度，决不逊色于任何一位中国学者。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国际学术界认为，朱熹是把孔孟儒学在新基础上建立哲学体系的最重要的人物，他的思想在15世纪影响朝鲜，16世纪影响日本，17世纪引起欧洲的注意，1714年在欧洲翻译出版了《朱子全书》。在西方汉学家看来，他的方法论基本上是经验主义的唯理论，他对儒教世界的影响，可与托马斯·阿奎那对基督教世界的影响相比。

然而，这样一位大师，在生前却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被当朝用莫须有的罪名——“伪学逆党”，打倒在地，弄得狼狈不堪，斯文扫地，含恨去世。这是善良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何故？一言以蔽之，两个字：政治！

不妨从头说起。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取进士，此后担任过一些地方官，但是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儒学。他向程颢的再传弟子李侗学习程学，形成了与汉唐经学不同的儒学体系，后人称为理学、道学或新儒学，完成了儒学的复兴。他创办了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培养学生，普及儒学。他的道德学问受到人们敬仰，流传、渗透于社会每一个角落。

他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并非关于“理”与“气”的深奥哲理，而是通俗的儒学教化。他把《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加以具体化、通俗化，构建了一套周密的社会秩序。他编著《四书集注》，重新诠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使得理学透过“四书”而深入人心。为此，他特别致力于编写童蒙读本，例如《小学集注》、《论语训蒙口义》、《童蒙须知》，对儿童的日常言行、生活习惯，提出道德规范。比如说：

——穿衣：要颈紧，腰紧，脚紧；

——说话：凡为人子弟，必须低声下气，语言详缓；

——读书：要端正身体，面对书册，详缓看字；

——饮食：在长辈面前，必须轻嚼缓咽，不可闻饮食之声。

这些规矩在今天的“新新人类”看来，似乎过于迂腐、苛刻，其实不然。如果连日常生活细节的良好习惯都难以养成，那还谈什么“修身齐家”，更遑论“治国平天下”了。

这样一位令人敬仰的大师，朝廷出于政治考虑，对他进行严厉的打压、禁锢，成为南宋文化思想界引人注目的咄咄怪事。在中国历史上，用行政命令手段禁锢一个学派、一种学说，屡见不鲜，它并非学术之争，而是排斥异己的政治斗争。

对朱熹的禁锢也是如此。因为他主张，南宋王朝以临安（杭州）为首都是不利于发展的，应该迁都到长江边上的南京，与上游的武昌遥相呼应，以便伺机光复中原。这就是他时常讲的“修政事，攘夷狄”、“复中原，灭仇虏”，这种激进主张得罪了那些习惯于偏安、妥协的当权派。朱熹嫉恶如仇，看不惯当时官场的腐败，曾经连上6本奏疏，弹劾贪赃枉法的台州知府唐仲友。唐仲友的姻亲、宰相王淮授意吏部尚书郑丙攻击朱熹，说什么“近世士大夫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宋孝宗轻信此言，“道学”从此成为一个政治罪状，贻祸后世。宋宁宗即位后，朱熹提醒皇帝防止左右大臣窃权，引起专擅朝政的韩胄嫉恨，把朱熹的道学诬蔑为“伪学”。朝廷大臣忌惮社会舆论，不敢过分谴责朱熹。韩胄指使亲信、监察御史沈继祖捏造朱熹的罪状——霸占友人的家财、引诱两个尼姑做自己的小妾，诋毁朱熹的名誉，把一贯清正廉洁的朱熹搞得声名狼藉。从此以后，政坛上对朱熹的攻击一天比一天厉害，甚至有人公然叫嚣要处死朱熹。

如此沉重的政治高压之下，心力交瘁的朱老夫子不得不违心地向皇帝检讨，无可奈何地承认强加于他的罪状：“私故人之财”、“纳其尼女”。为了显示认罪态度的诚恳，他被迫说了一句最不该说的话：“深省昨非，细寻今是。”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

在政治风潮的席卷之下，他的门生朋友惶惶不可终日，特立独行者隐居于山间林下；见风使舵者改换门庭，不再踏进朱熹家门；更有甚者，变易衣冠，狎游市肆，标榜自己并非朱熹一党。

朝廷竟然罗织了一个子虚乌有的“伪学逆党”，一共59人，朱熹便是这个“伪学逆党”的首领。

庆元六年（1200年），朱老夫子在孤独、凄凉的病榻上与世长辞。

对于他的死，朝廷提心吊胆，严加防范，唯恐他的门生朋友在开追悼会的时候，“妄谈时人短长，谬议时政得失”。

这场冤案，终于在9年之后得到昭雪。朝廷为朱熹平反，恢复名誉，追赠官衔，公开声明他的学说并非“伪学”，他的门生朋友并非“逆党”。后来，宋理宗发布诏书，追赠朱熹为太师、信国公，提倡学习他的《四书集注》。此后，朱熹学说作为官方学说，成为声势隆盛的显学，流传数百年而不衰。

变化之剧烈令人难以置信！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让人禁不住唏嘘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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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美国记者的正义揭证[转帖]

　　　　1942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当口,华北、华东和华南的诸多省份,除了兵燹肆虐,又迭遭旱、涝、虫、雹之灾。其中,河南的灾情尤烈。全省110个县,田地绝收,饿殍盈野,而国民党政府却依旧征粮课税(军粮及实物税),竭泽而渔,千百万灾民挣扎在“饥馑死亡的地狱”。转年,灾荒愈加严重,骇人的消息不断传至陪都,最高当局仍讳莫如深。2月1日,重庆《大公报》刊出该报记者发自河南叶县的长篇通讯《豫灾实录》;翌日,又发表总编辑王芸生撰写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斯录斯评,第一次将中原大灾的****公开在了世人面前。蒋介石闻悉暴跳如雷。当晚,《大公报》即被国民政府军委会勒令停刊三天,“以示惩戒”。陈布雷(蒋介石待从室二处主任兼军委会副秘书长)私下给王芸生透风:“委员长根本就不相信河南有灾,说下面虚报灾情。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统统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
　　一张中国舆论界最负声望的独立报纸,居然因为披露了灾荒而获重罪,这一事件,犹如“芒刺一样”,刺激了时聚山城的外国记者们的神经。28岁的白修德立马决定前往河南,他要到那片黄土地上去亲眼看一看灾情的究竟。白修德,英文名西奥多·H·怀特(Theodore·H·White),1915年5月出生于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区的一个律师家庭,1986年5月病逝于纽约,生前曾荣膺普利策新闻奖。由于早岁失怙,家境穷窘,白修德的少年时代几乎是在穿街走巷的卖报声中度过的;后来,他凭着颖悟刻苦,以优异成绩考入哈佛大学,专攻中国史政,成为“中国通”费正清教授的得意高足。1939年4月,白修德刚从哈佛毕业,便被美国《时代》周刊聘为特派员,来到重庆采访中国的抗战新闻,不久,晋任该杂志驻远东的首席记者。作为一位富有正义感的西方自由主义者,白修德在其发回美国的大量的“中国通讯”里,虽然不无某些偏执抑或误解之处,但总的来说,还是做了鲜明的、诚实的、准确的叙述,经得住事实的检验,显示了他优秀的洞察力。而此刻,白修德则把自己的目光,敏锐地投向了惨云笼罩的华北灾区。临启程,他多年的同胞笔友、伦敦《泰晤士报》的驻华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也慨然拾掇行装,与之偕往。
　　数天以后,1943年2月上旬的一个寒峭的黎明,白修德和福尔曼经由宝鸡、西安,抵达了他们“中原之旅”的第一站:潼关。这里,是陇海铁路贯通豫、陕两省的要隘,也是河南罹灾以来,大批难民西徙逃荒的主出口。在火车站台上,借着熹微的晨光,白修德发现,车站周围几里之内,黑压压地,全露宿着逃难的农民。他们衣衫破烂,蓬头垢面,正等着爬上下一列路过的火车,以图能够快一点逃离河南,逃到兴许有食物的地方去。人群中,四处弥漫着呛鼻的汗臭、尿味,一个个身影在朔风里瑟瑟发抖,婴儿啼号,妇女啜泣,每一张萎缩的脸孔上,那眼睛活像是两道暗黑的伤口。待到天色逐渐透亮,白修德才看清了:原来,铁道两侧的平原上草木枯凋,荒凉得简直难以用言语来形容。只见灰蒙蒙的云幕下,离乡背井的农民成群结队,仿佛一拨又一拨长串念珠似的,无穷无尽地从地平线那边冒出来,满布在田间的小路上,悲愁和霜雪已经将这些人冻结成了缄口无言的一群。他们或者无力攀爬火车,或者根本就等不及爬火车,于是,像牲口一样,机械地移动双脚,步履仓促地顺着铁道往西,往西。独轮车载着他们一家一户的全部家当,当爹的推着,做娘的拽着,缠足的老太婆跌跌撞撞地跟着,孩子们泪痕满面地拖挪在后头。有的小孩象老人一样撑着拐棍,有些似乎是梦游病者。凄厉的冷风从荒野上追过来,扬起冲天的尘土,把难民们裹卷着带向望不到尽头的远方。据说,这种逃荒的人流,自入冬始,已经至少持续了多半个月,可难民还在潮水般不断涌来……
　　为了防避黄河北岸的日军炮袭,跌路方面特地用手摇巡道车将白、福二人由潼关送到洛阳(时为河南省会),而后,他们换乘卡车,复又骑马,前去郑州。在沿途数百公里的铁道线上,不时可以看到有一具具血肉模糊的肢体,横陈于路轨旁边。那都是逃荒者的尸骸:有些是在穿越日军火力封锁的危险地段时,被炮弹炸死的;有些是因为爬挤在列车的车厢顶上,身体冻僵了摔下来,掉到车轮底下被碾死的。白修德瞧见一个小腿被轧断的难民,趴在铁轨边不停地喊叫,他的腿骨像一节白色的玉米杆那样戳在外面;还有一个人臀部被轧得稀烂,已经奄奄一息了。白修德们路过的所有市镇,无不冷清萧索,街道上除了没有人管的粪土堆,就是一伙伙神色绝望、摊开了双手祈求着:“可怜,可怜!”的乞丐。这些瘦得像鬼一样的人,他们的声音已经退化为只管要求食物的哀啼。而村庄里十室九空的荒颓景象,更是令人恐怖。逃荒的人去屋空,家家死寂,即使偶尔听到一声婴孩的哭声,也是咽气前的抽噎。村路上,随处躺着饿死者的躯体,挖着坟冢的野狗,把人的尸首扒拉出来撕啃。白修德看见一些饥民用镰刀、菜刀剥下树皮,在路旁舂碎了作食物;小贩出售榆树叶,一块钱一把;有的村子吃光了树皮、树根,老老少少只好吃一种无法用杵臼捣碎的干柴;还有的就在池塘的死水里捞取青苔来吃。
　　两位记者到达郑州的前一日黄昏,天即下起大雪。途中,他们的马差点儿踩到几个夜宿雪地的逃荒人。次日破晓,呈现在白修德面前的那一座偌大的郑州城,竟然浑似一个被死神统治的白色荒冢!该城原有12万居民。在连遭日寇的侵略破坏之后,再加上灾荒围困,现在全市已不足4万人。极目眺望,所见者,惟有瓦砾与废墟。城内几处外国传教士开设的教会医院里,住满了患着严重肠胃病的中国难民。这些人得病,全是由于吃了树皮、花生壳之类的可怕食物,许多人饿急了,还拼命把泥土(按:一种俗称“观音土”的白泥)塞到嘴巴里,来填满肚子。医生们告诉白修德,眼下这场席卷中原的空前大灾荒,实际上,还在它初始阶段,当地出现的种种悲惨情状,就已非外界的人们所能想象———饥饿有时甚至烧掉了人类最基本的感情。人们为着求得一点食物,卖儿鬻女,逼妻为娼。有一对疯狂的夫妇,为了出去找食不受孩子的拖累,就将6个孩子全都绑在了树上。有一位母亲带着一个婴儿和两个稍大的孩子长途乞讨,母亲走不动了,叫大孩子们再走一个村子去讨食,当孩子们返回时,母亲已经饿死了,那婴儿却仍在吮吸着死者的乳头。还有一对父母,在暴恼中举斧劈死了自己的两个幼儿,仅仅因为再也不愿听他们哭嚷着要东西吃的声音……医生们说,临近1943年开春之际,愈加惨绝人寰的事情发生了:有个母亲把她两岁的死孩煮着吃了,另一个女人割食她死去的丈夫的大腿;在山区的偏僻路口,有人拦截难民,杀了吃他们的肉……对于这些惊心动魄的传闻,白修德他们当然无法去一一核查,但他们此番一路行来,听到同样的故事实在太多了,以致不得不认同一个事实:在河南,人类吃着人类。

　　白修德知道,河南原本是华北一个丰饶的省份,肥沃的黄土地滋养着那里约3000万勤劳的民众。然而抗战以来,河南一直天灾频频,累年欠收,民生甚为艰苦。让白修德意想不到的是,尽管灾害已经那样深重,地方政府和驻军也心知肚明,可他们还照旧在想尽一切办法来勒索赋税!当局的“征实”,往往比农民田里实际出产的谷物还要多,并且“雷厉风行,决不宽缓”。结果,逼得吃着树皮、杂草的农民,被迫将他们最后一袋谷种也缴到税局;老百姓饿得走路都打哆嗦,还必须给军队缴马料,那些马料,其实比他们塞在自己嘴里的脏东西要营养得多。一个军官对白修德直言,他奉命在某区“征实”40万斤,而该区的谷物产量总共才35万斤,缺口的5万斤,他只能用“阎王手段”去敲榨了。有天晚上,一群灾民找到白修德的住处,恳求他把一个“条陈”带到重庆去。那“条陈”写道,当地15万人,7成以上早已绝粮,如今每天死亡的人数超过700。灾民们因之向重庆悲呼:“停止征税吧,饥荒我们受得了,但赋税我们吃不消。只要政府停止征税,我们是可以靠树皮和花生壳活命的。”(这个“条陈”,当场便被旅舍的守军强行没收了)。

　　在调查中,白修德获悉,对于中原灾荒,重庆国民政府曾在去年指派过“视察员”赴豫“踏勘”。那帮人蜻蜓点水地沿公路兜了一圈,回到陪都,请国府“拨放两万万元纸币作救济金”,就算应付了。后来,当局又供给大米1万袋,杂粮2万袋,平均下来,每个河南灾民还分摊不到1斤。而那笔“救济金”,至白修德他们抵达洛阳,才只有八千万汇到了省政府。就是这“八千万”,当地的军政官员们也蚂蟥见血,层层克扣,将之大半截留在银行里生息以私肥。白修德很奇怪:“不是说这两年,与河南毗邻的陕西省“存粮充足”么,最高当局为何不下令从那边紧急调粮,以就近救援豫灾?”有知情者暗示白:“如果因为援豫而触动陕西的利益,就会破坏了(中央)政府所需要的微妙的(地方)势力平衡,这种‘平衡’及重庆维系政局‘不可缺少’的;至于亦无从向接界的鄂省要粮,则是因为湖北的战区司令不准。”于是,整个事态就在中国政府上上下下的颟顸、腐败之中日益恶化,河南的农民只能眼巴巴地煎熬于水深火热,他们只能继续死在大路上,死在山沟里,死在火车站旁边,死在自己的泥屋里,死在荒芜的田野间……
　　白修德在他“中原之旅”的最后一个晚上,再也压抑不住久积心底的愤慨了。那一晚,郑州的军政要员们设宴,为白、福二位结束访豫饯行。主人殷勤地请他们品尝富有河南风味的莲子羹、辣子鸡、豆腐煎鱼,还有炸春卷、热馒头、栗子炖牛肉,外加两道汤和洒满了白糖的馅儿饼。面对这“平生吃到的最漂亮、也最不忍吃的一席菜,”白修德不禁联想起两个星期来在河南亲见、亲闻的一幕幕。他想起了沿途一些官员怎样毫不掩饰地公然宣称:“向灾民逼税是他们的一种抢劫的特权和薪水补贴。”;想起了汤恩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的部队怎样将暴戾搜括的军粮,在市场上高价倒腾,趁着饥荒大发横财;想起了各县、各乡的土豪劣绅,怎样同当地政府虎狼勾结,以“罪恶的低价”恣肆并吞农民世代耕种的田地……所有这一切,令白修德越发清楚地认识了中原大灾的真正肇因。他坚信自己此行得出的调查结论完全切实:河南在这次大饥荒里,即使按最粗略的估计,也已然有两、三百万人逃亡,有两、三百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这,无疑算得上是中国抗战中最大的灾难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灾荒之一。这场天灾,固然由大自然造成,但是导致了老百姓如此大量死难的,却是国民党当权者!
　　两记者悲情辞别郑州,搭坐邮车返回重庆。途经洛阳,白修德迫不及待地赶到电报局,向纽约的《时代》周刊本部,匆匆发出了他连夜撰写的关于中国豫灾的通讯稿。电报局的新闻检查官那天兴许打了瞌睡,居然让这篇满含义愤的报道躲过“封禁”,顺利拍发,并且很快出现在大洋彼岸的公众眼前———至此,《大公报》对豫灾的披露,第一次在西方新闻界获得了异域同行的呼应和有力指证。欧美舆论顿时哗然。当时,宋美龄适逢在美国访问,穿梭各州,进行着“奢侈的筹资旅行”。她见到白文,气急败坏,连忙给《时代》的发行人亨利·鲁斯打电话,要求鲁斯看在“老朋友”交情上,“立刻召回那个鲁莽的小记者。”然而白文既刊,一纸风行,那些原先替蒋政权粉墨贴金的美国媒体,皆被其激起的汹汹谴责“冲击”得尴尬不已。
　　回到山城,白修德又马不停蹄,把自己的中原见闻通过美国陆军情报机构,翔实报告给史迪威将军(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官)及美国驻华使馆;同时,接连拜会了何应软(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孙科(立法院长)、张群(四川省政府主席)等。对于“任何一个愿意听他讲话的人”,白修德都急切地倾吐他对中原灾民悲惨命运的忧愤。他苦苦吁请美国使馆和中国的权要们尽速给河南提供救济物资。可是,重庆几乎谁也不相信他。相反,因为白修德公开痛斥国民党政府的横征暴敛加剧了豫灾,重庆某些头面人物就“反咬一口”,骂他是****员,赴豫调查“别有用心”。白修德自然怒不可遏,又无可奈何,但没有退缩。他在一封致《时代》周刊编辑的信中表示:“我知道,这儿不是我制造自由的民意或者单枪匹马主张自由报道的地方。不过,我总得做些事情!”
　　白修德最后向宋庆龄求助。在宋的支持下,他终于透过重重障碍,走进了蒋介石黄山官邸的办公室。蒋介石起初对白修德描述的灾情依然无动于衷,他“手抚下巴听着,不流露丝毫感情”。白给蒋看了一些文字材料,并且告诉他他的政府是如何的腐败。蒋不时咕哝几句,随即就试图否定白修德的观点。蒋说:“白修德先生,人吃人的事在中国是不可能的!”白回答:“我还亲眼看见狗吃人呢!”蒋说:“这也是不可能的!”白修德就把一直等候在隔壁接待室里的福尔曼叫过来,从他们拍摄到的灾区照片中拣出几张,推在蒋介石面前。照片上,几条野狗正在坟茔中掏扒死尸。此时,白修德瞅见“委员长的两膝微微哆嗦起来,一种神经性的痉挛发作了”……
　　不久,陪都有消息流传:“(国府调派的)满载粮食的列车开始抵达河南,当地的官方施粥所开始运作,大量银圆也陆续从重庆流向灾区。”伴随着这些信息,白修德还听说,河南“有一些人人头开始落地”,无非是蒋政权为了搪塞舆论、止息公愤,推出了那边政界、军界的几个小角色来充当替罪羊。但白修德绝对不曾料到,那些“落头”者中间,竟然夹进了一个洛阳电报局的发报员!因为他“泄露机密”,拍发了美国记者的灾荒报道。白修德震愕、愤怒、哀痛!他近乎一字一顿地说出自己的感慨:“我鄙视蒋。我再也不认为蒋介石或他的那个美国化了的行政当局是一个真正的政府。这里无法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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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墨林的被捕与获释[转帖]

　　
　　作者：蔡德金 编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在旧上海滩，一提起上海“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真是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流氓奉之如神，好人畏之若虎。其实拉开了他们的画皮，即以其中为首的老麻皮黄金荣来说，原本是一个帝国主义的爪牙，法租界巡捕房的便衣警、包打听而已。

　　在所谓的“三大亨”中，水果月笙（系摆水果摊头的小贩出身）是年纪最小，出道最后的一个。由于他手下有一批党棍工贼，武的有狠客打手，包办过上海的鸦片赌场，腰满肠肥，挥金若土，在“三大亨”中，确有后来居上之势。他在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的家里，经常门庭若市，门前汽车要停上长长的两条，后来者几乎插不上挡子。而所谓“座上之客”，既有黑帮流派，也有军阀政要，名流雅士，其热闹情况，竟像交易所一样。像这样一种场合，少不了要用较多的当差，也少不了要有一个总其事的人，也就是说要有一个总管头儿。

　　杜月笙家里的总管，不仅与杜是浦东的小同乡，以拐弯抹角的关系来说，还是杜月笙的外甥哩，这人姓万名木林。因为恰巧姓万，使之万木成林。万木林生得胖头胖脑，鼻又下塌，可算是面目可憎，言语无味，加之一字不识，又是满头瘌痢巴，使人看了一无好感。万虽属总管，终究属当差，对来访客人，仍不得不做些送茶敬烟的琐事，有些较熟的人，有时还和他开开玩笑，在木林之上，加上一个阿字，叫成阿木林，这与替杜月笙装鸦片烟的郁永馥的绰号猪八戒，可算是无独有偶，天生一对。后来万手里有了几个钱，也算是有了身价了，觉得自己的名字太出丑了，登不上大雅之堂；可是木林两字大家又叫熟了，改不过来，于是请人动足脑筋，仿照杜月笙的办法（杜生于7月15日，因名月生，后因“生”字太俗，改“生”为笙），将木字改为墨字。这样画龙一点睛，居然面目全非，把万木成林的阿木林，顿时

　　杜月笙的大总管万墨林

　　装扮成了万墨林的饱学之士。所憾的是没有经过扫盲，肚子里还是一团黑漆。

　　在抗战以前，万墨林仗着杜月笙的势力，委实弄了不少的钱，于是在法租界八仙桥小菜场西首，开了一爿三开间的万昌米号。他取名万昌，意在要把我万某开的这爿米铺子，永远昌盛下去。在反动统治的黑暗社会里，他也的确可以做到这样。不说别的，即以凡是拜杜月笙为“先生”的厂商老板以及学校校长，这些大吃户，无不买他的米。他不但在价钱里抬高，还要在斤两里挖扣，甚至在米的档子上还要动动脑筋。有些明明知道万的算盘太精，但总看在杜月笙面上，同他闹翻，无异对杜月笙白磕了头，因为他在杜面前说句坏话，就会使你“前功尽弃”。于是，明知吃了亏，也只好做明白瘟生了。

　　万墨林在外面虽是万昌米号的大老板，可是在华格臬路杜月笙的家里，还是个当差。可是已不同于猪八戒阿五之流的当差了，俨然以杜家的总管自居，因此凡来杜家的宾客，与杜的学生，呼万已不像阿五之流可以直叫其名，而在墨林之下总得拖上一个哥字了。

　　万木林的名字已经变成了万墨林，实际还是胸无点墨，连个阿拉伯数字都写不出来。可是他也有一个特长，凡是杜月笙交往的朋友，以及学生等的电话号码，都在他脑子里，记得一个不错，真像一个活的电话簿，只要问得出，他就随口答得上。有时外面有人要找某人的电话，遍找无着的时候，打个电话去问万墨林，准会使人满意。所以杜月笙的出入电话，都是经过他的手的。因之，在那时要想接近杜月笙的人，非先与万搞好关系不可。

　　上海沦陷后，杜月笙逃到了香港，杜在上海的事，一部分则由抗战前所组织而由杜月笙任“理事长”的上海地方协会的总干事徐采丞，以杜月笙代表自居，来替他处理；另一部分则由万墨林去为杜经管与联系。军统在上海的特务活动，大都利用杜月笙的关系来掩护与联系的。这一套徐采丞因为胆小，条件差，便有力不从心之感，而万墨林就因杜的关系，却经常和他们保持着接触，因此万也很自然地成为军统特务了。

　　万墨林之与军统，似乎仅有工作联系，而无组织关系，因为从未听到他在军统里面担任过什么职位。可是在上海，他替军统做的事却不少，如：交通、情报、调度特务经费，乃至掩护与配合行动等等，他都干。他虽是杜月笙家里的佣人，可是却是一个汽车阶级的佣人，是与众不同的。再说那时的万墨林，已是万昌米号的大老板，是仅次于虞洽卿的上海著名米蛀虫，腰包里有的是造孽钱。所以76号的李士群与吴世宝，丢开政治不说，即以经济的观点来说，也把万作为财神肉票的对象来看待的。

　　俗话说：“强将手下无弱兵”，杜月笙之所以成为流氓大亨，主要由于徒弟多、爪牙众、方面广。杜本人是这样，那杜家的总管二爷的万墨林，少不得也广收门徒。吴世宝便利用了一个已投靠76号的万墨林的徒弟，在76号的指使下，经常送一些不重要的甚至是假的情报给万墨林。万虽对此一窍不通，但却因此对这个宝货徒弟，寄予非常的信任。万又自恃在上海“兜得转”，对自己行动毫不检点，什么地方都跑，终于在1941年的春天，万的徒弟又约万在南京路金门饭店碰头，说是有重要的情报给他，万便单身欣然而去，以为除他与他徒弟外是没人知道的，谁知问题就在他徒弟知道，结果还没跨进金门饭店的大门，就给吴世宝派遣在那里的人，把他架上汽车，开进了76号。

　　吴世宝与万墨林，本亦相识，因为都是一丘之貉的流氓白相人。在他们所谓是脚碰脚的自己人。可是凡是流氓可以脚碰脚，钞票却不是自己人了。所以为了钞票，自己人亦常常变成了陌生人

　　吴世宝派人在金门饭店门外抓走了万墨林

　　的。万墨林一到76号，就给吴世宝亲自用阔皮带打了一顿。有人说这是吴世宝要在上海流氓地界摆摆“威势”，以杜月笙家里的万二爷照样给他开过鞭，好像连杜月笙也给他打过一样。其实，吴倒并不为了这个，而是要给万来个下马威，要他识相些。所谓识相些，当然指

　　的是钞票。从后来的情况看，也证实了这一点。这或许是吴要抓万的真正目的。

　　在汉奸群里，杜月笙的徒弟、学生也不少。以过去的关系来说，当以汪曼云为最接近，杜月笙方面也很快找到了汪，汪于是专程赶到76号。这时丁默邨已给李士群赶出了76号，汪伪特工总部的这个巢穴，已由李士群自己当家作寨主。好在汪与李都是反丁的，由于这点臭味相投，感情也较好。万的事经汪向李一说，李就表示可以帮忙，惟须稍假时日，使这件事冷下去，才能慢慢地设法。又说：现在既由老兄来说话，我主张把万先解到南京，同时叫他们在外面不要再活动，好像没有这件事一样，否则给日本人听到了，反会偾事。随即打了个电话给专员室的主任浦东人沈信一，要他把万墨林带到吴世宝的办公室，让万与汪曼云见面。迨汪到了吴世宝的房间里，沈已领万先在。沈看到了汪，便说：你们谈谈吧!马上退下去，随手拉上了门。汪觉得沈的做法，非常“落槛”（知趣），万看沈退出后，急对汪说：“我天天在望你，吴世宝忒勿漂亮!”汪问：“怎么样?”万说，“看见我闲话勿曾问，就开我一顿鞭，拿我做足输赢，这算啥个道理?”汪说：“现在不是讲道理的时候，他们问你的时候，你怎样讲的?”万说：

　　“他们问我两件事：一是傅筱庵；一是隔壁（指张啸林，因张住在杜月笙住宅东隔壁）的事。傅的事（1940年10月11日，被军统暗杀），我承认的；隔壁的事，我没有讲（张啸林的被杀，万系奉杜命在暗中主持的）。”汪说：“那好，隔壁的事你是千万不能讲的，因为关系到‘先生’的做人问题。关于这件事，如再问你，你还要咬紧牙关，不能讲的。”

　　万说：“这我知道了，曼兄，我自杀好不好?”汪说：“为啥?”万说：“杜先生叫人关照我的。”汪说：“这就是先生怕你把隔壁的事情说出来，使他做人不得，所以叫你自杀。现在你既然没有讲，将来也咬定不讲，又何必要自杀?再说我现在来救你，而你倒要自杀，不是在和我开玩笑吗?”万说：“此地的生活（刑罚）我实在吃勿消。”大概万墨林这个青帮过去只是打人，没有给人打过，现在自己挨到了，才知道生活是不好挨的。汪宽慰他说，这个我会给你想法子的，你别愁吧！汪又把和李士群的谈话经过告诉了他，要他安心。万说：

　　“我到了南京，吃的用的怎么办?”汪说：“这我也会替你安排的，好在你住的地方——南京宁海路25号特工总部南京区的看守所，和我的家在同一条路上，仅隔二十多家，还有什么不便的?”万这才放心了。

　　汪曼云离开吴世宝的办公室，沈信一便把万送回看守所。汪又回到高洋房，向李士群道了谢。李对汪说：“万墨林的事情是不能太心急的，目前才抓进来，众目睽睽，正处在一个热当口，稍一不慎，就会出纰漏。因为万墨林在上海，不仅是万昌米号的老板，而且在杜月笙家里混了那么多年，手里有的是钱，干脆说也是颇有财名的人物。因此吴世宝、沈信一他们，还不是把万看作了财神菩萨?逮了他，无异中了航空头彩，都在我面前透露，像万墨林这样的身价，40万元钱总是值得的。我们即不能满足他们的希望，打个对折也得值20万元钱。所以在火头上，又怎能谈得拢呢?”李士群的这席话，分明已向汪曼云开出了万墨林的价钱是20万。汪在当时既不能接受，也不好拒绝，只好唯唯否否，看今后如何发展再说。汪临别，李又问明了汪回南京去的日期，并要汪经常来谈淡，这时反而好像李士群生怕汪的鹞子断了线。

　　汪告别李士群又到高洋房后面，来到楼上看吴世宝，这在汪是破题儿第一遭去拜望他。吴没在，吴的老婆佘爱珍却在房里，汪觉得对佘讲比对吴本人讲更为有效，因为吴世宝虽是狠天狠地，可是看到了佘爱珍，却是一帖药。于是汪纵然见吴不在家，也站住了。余爱珍，广东人，原是上海神功济众水的老板广东人施德之家里的丫头，后来又给施德之收了房。与施脱离后，又在赌台上做了摆缸女郎，本是一个工于侍候人的鉴貌辨色的玲珑女。她看到了汪曼云，就知道汪的来意，不待汪开口，便说：“汪先生，万墨林看到了吧?”汪说：“见到

　　了，我正为此事来麻烦你们。”汪说着随在袋里掏出了5000元钱递给佘爱珍。汪不好说是送他们的，只能说是万在这里由你们照顾，我很放心，我暂时放几个钱在这里，墨林如有需要就请你们贤伉俪差人替他办一办，我代墨林心感后谢。这5000元钱，在当时还不算一个小数目。可是佘爱珍无论怎样不肯收，还说世宝与墨林也是朋友，墨林这里我们应该招待的。再说现在您又亲自来关照，您就放心吧，一切我负责任，这钱我决不能收的，我收了世宝也会怪我的。汪因见佘决不肯收，也只好道谢而出，便在银楼里买了两副银台面与果盘银盆之类的东西，叫人送了去，佘才收下了。

　　李士群那里，汪再度去的时候，带了一件紫貂统子送给李士群的老婆做大衣，叶吉卿到南京后，汪又送了四台嵌玉的屏风。后来李士群把它运到苏州，放在饮马桥家里那座用红木楠木装配雕刻的大厅里，却是古色古香，相得益彰。谁都没想到，这是贪污的赃物。

　　汪曼云回南京的时候，正与万墨林同车，是否出于李士群的故意安排，那就不知道了。押解万的还是沈信一，和76号几个小特务，还有常驻在76号的一个日本便衣宪兵。沈信一坐在万旁边，沈看到汪便站起来让汪坐，汪就坐下宽慰了几句。并对沈说：“万有不到的地方，请推爱多予照拂。”这时坐在万对面的那个便衣日本兵长江，因也认识汪，便对汪说：“你的老朋友啊?”汪说：“不错，我们过去是在一起的。”那个日本兵又说：“我的统统地明白的啊!”万墨林以为汪是专程来陪送他的，对汪十分感激。汪因听那个日本宪兵话里有因，便不再与万谈下去，回到自己的车厢里去了。

　　到了南京，汪便去看76号的顶头上司、特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周佛海，替万墨林说情。并把万贬低了身价，好像只是杜家的一个佣人，与军统并无组织关系。因此，周也认为万只是与杜是私人关系，无啥大道理，慢慢可以放的。周佛海的这个态度，在汪看来，并不出于自己对周的说服力，而是周不想因此得罪杜月笙，甚至想与杜借此建立好感，为日后留余地而已。当汪在宁海路特工总部南京区的看守所里会到了万墨林时，便把这情况告诉了万，同时，汪对看守所里的人，也作了一些铺排。这在过去，面子人情果然要紧，但不论你对这些人怎么熟，“礼”是不可变的，否则，再熟也是行不通的。

　　杜月笙对万墨林的营救是多方面的。虽然汪曼云已把与李士群、周佛海接洽的经过告诉了为杜月笙管理这件事的人，可是他们还是从各方面继续进行活动，在上海又托了沪西兆丰总会的赌台老板潘三省，潘的答复与汪所告诉他们的一样：票价20万。

　　在南京方面，他们又托了抗战前任中国银行镇江分行的×××，专程到南京去看过周佛海，因为在镇江时，周佛海正在做江苏省政府的教育厅长，同在一地，因而相熟。有一天，汪接到周佛海的电话，要汪到他的家里去（周住在西流湾），汪以为万的事情有了眉目，十分高兴，匆匆地赶到了周家。周一见到汪便说：杜月笙太瞧不起人了，他为了万的事叫镇江中国银行的经理×××来看我，我已答应可以考虑，怎的他随即送来了一对翡翠镯子，这算是什么?这不是在骂人侮辱人吗?要是这样，我即使要放也不放了。汪听了生怕就此偾事，也只好边解释，边附和地说：“这事情我一点也不知道，委实太岂有此理，我马上到上海去关照他们别再胡闹，否则我也要不管了。”这样才算消了周的气，总算这件事没有弄砸。周佛海是不是不贪财?当然不会不贪，不过现在的周佛海，送这么一点已不在他的眼里了。

　　76号把万墨林标价20万，虽未刊登广告，但知道的人很多，甚至连日本宪兵队都知道了。随之而来的消息便是万墨林行将获释。于是日本宪兵队什么都不谈，把万从特工总部南京区，提解到日本上海宪兵队本部。这样76号无异贼骨头遇到了强盗，这20万块钱就此落空，一张航空奖券连末彩都没中。羊肉没吃到，却惹了满口羊膻气，真是有苦说不出。而周佛海的一对翡翠镯，幸而退得早，不然这个时候正是进退两难了。原来想卖个人情给杜月笙，这样一来，纵然自己是行政院的副院长，也是鞭长莫及了!

　　万墨林在上海日本宪兵队本部关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终于给释放了。因何释放，这个谜谁也没把它揭穿过。有一点应该肯定的，决不会20万元，万出来的消息不胫而走，几乎大家都知道了。一班趋炎附势的朋友，为了讨好杜月笙，对万今天这个清客，明天那个作东，把万捧得像个民族英雄，弄得万墨林自己不认得自己，忘记了时辰八字。为了一味想听人家的阿谀，因此凡是有人请客，有请必到，到必大吃，结果把个肚子吃坏了，虽在南洋医院开了刀，可是创口从此收不了口，于是只好在创口上安上一根橡皮管子，有时连大小便也会从这根橡皮管里流出来。当万与蒋伯诚再度为日本宪兵逮捕时，幸而是就地监禁，得以由万的小老婆每日为他洗涤创口与换药。要是像过去那样关在日本宪兵队里的话，那就够他受了。

　　万墨林出来的消息，对万曾抱过幻想的76号警卫大队长吴世宝，当然也知道了。虽然万过去是他抓的，而现在放万的又是他的“爷爷”日本主子，又不能把他重行抓来，心里总不免有些难过。因此吴看到汪曼云时便说：汪先生，你对万真是出力不少，这次他出来后，总要好好地谢谢你啦。意思是要汪也忘不了他。又说：我想万也是在外面跑跑的，总不会有事有人，无事无人。汪说：我倒没想到这些，他也没来看我，我却到医院里去看了他。吴说：那万墨林太没良心了。汪说：我既不怪他，也谈不到这些，大家都是朋友呗，日子长哩!意思是别在铜钿眼上打主意，以为人家做了过桥拔桥的“半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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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屠杀中国人[转帖]

苏德战争爆发前，斯大林不仅不支持中国抗日，为讨好日本反而大规模迫害居住苏联远东的华侨华工，逮捕关押并处决，流放到北极圈任其自生自灭者不下三十万人。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当时的斯大林，可以资助 *** 在内地发展，与国民党军队争夺天下，却绝不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一九四○年后，东北抗日联军已无立脚之地，余部进入苏联，以为会得到给养和帮助，重返抗日前线。但经请示斯大林后，被全部缴械，关押劳改。
七七事变后，斯大林为了讨好日本人，特别是在日本占领武汉以后，斯大林认为中国事实上已全面亡国，因此加大了对远东中国人政治迫害力度，把远东的十多万世代居住的华侨和二十多万中国客商劳工，安上各种罪名：如社会危险份子，有害份子，日本特务，分别判刑数年到十多年。幸运的被发配远离日本占领地的中亚无人烟地区的青山脚下，更多的发配到西伯利亚的高寒地带去服苦役。海参崴这样的城市，华侨一个也不准居留。

斯大林对远东华人赶尽杀绝

十月革命前，海参崴、双城子、伯力、海兰泡，中国人的店铺林立。据莫斯科一位汉学家去年在联合国《世界华侨史》广播文稿中提供的研究资料：十九世纪中叶，海参崴有一千三百多家中国商店，而俄罗斯才有一千一百多家。 　　

「中国人常常骑马把商品卖到周围和偏远的农村。中国货价便宜，很受当地人欢迎」。大批华商、华工从海兰泡入出境，到海参崴、伯力附近城镇经商或做工。「每年仅季节性临时工过境的就有二三十万人?，「一般是夏季来做工，冬季返回」。「他们一个人一个月可以挣十五至二十个金卢布，能工巧匠多一倍钱，俄海关允许带回中国一半......」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起，苏联对远东边界看管加强了，主要防控中国人进出，利用苏联抗日。日本全面侵占中国，斯大林更不客气了，对几十万华侨、华工的迫害与希特勒当年迫害犹太人几无二致。

苏共当年对中国男青年迫害尤其严酷。我知道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叫赵福昌的青年，住在距离伯力近五十公里的农村，到伯力买东西，被苏联大兵不由分说地抓走。塞进一间已关押了三十多名中国人的临时牢房。

审问时逼他承认是「日本问谍！?赵答：「不是。我早就在这里住，还有妻子......?审问者根本不听，挥手带回去。经一位朝鲜人翻译指点：「不承认就会被枪毙。」第二天提审，赵便承认是日本特务。并编造为日本人刺探伯力的苏联空军数量。由于「态度好」，被从宽判刑十年，发配到北纬六十三度的北极圈的雅库茨克。这里夏季两、三个月没有黑夜，冬季两三个月无白昼，气温低到零下五六十度。外来人约有一半不久就死去。赵福昌仰仗青壮年，耐受力强，活了下来。「刑满」回到了伯力，一九六六年谢世。

十多年前，笔者在外兴安岭的结雅斯科附近农庄，遇到了三位中国老人。其中一位已八十岁了，是烟台福山县人，叫张德魁，见到我们两位中国人哇哇大哭，「可见到祖国亲人了！」（半个世纪没有看到从中国来的人）他们是一九三八年从海参崴被清理赶出来的。「家口」（老婆孩子）给轰到哪里去了，是死是活？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八名中国男人，被发配到这高寒地带，密林深处，那五人已先后故去，现在只活着他们三人。我向他们说，中苏关系改善了，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你应当回老家看看。张说：「老家不可能有人了哇......」我心里很酸楚，依依惜别。好在苏联女人多，这些人都有了老婆孩子。

*** 老党员回忆斯大林迫害华人

*** 早期党员河南人马员生，一九二六年被派遣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及列宁学院学马列。与董必武、王若飞是同期同学。但是一九三○、一九三七、一九四九年几次「肃反」屡屡被捕判刑。原因是他曾经称赞过红军总司令托洛茨基，托被斯大林搞掉后，就追查同情者。他坐了苏联三十年的牢，一次次被判刑流放，直到一九五五才回到中国。后经董必武帮助恢复党籍，在富拉尔基东北重型机床厂担任技术处处长。一九八四年出版了一本真实生活的《旅苏记事》，群众出版社「内部发行」。该书中写道：

「一九三九年夏，一批中国人约有一百多，坐船路过农场到沃尔索特去，也因水浅，停在岸边，他们的未来得和我一样。谈话中知道他们大部份是从海参崴来的。据说，日本占领武汉后，苏联开始对在海参崴附近一带的中国人进行大规模拘捕，许多人被判刑八年、十年，还有十五年的。都给网上各种罪名......」

「过了不久，又发来一小批女犯人，有人告诉我，中间有两个中国女人。我很奇怪，便怀着好奇心去找她们......据她们说，一个中国人叫黄南波，一个朝鲜族中国人姓朴，曾在东北抗日联军中和日本人打过仗。年龄很轻，都是二十多岁。一九三七年被派到莫斯科学习，一九三八年忽然被捕，说她们是侦探，判刑到这里.....」

「一个五十多岁的山东老头郭金玉，他从山东来到东北黑河地区金矿做工，夏天到呼玛山上顺黑龙江向下流放木排，他押运的木排被冲到苏联边界。被捕后，也以『侦探嫌疑』判刑八年。这个人又瞎、又聋、又哑，俄语一句不会。竟然也被判为『侦探』......」

马员生回忆说，自己被发配时，士兵们把「犯人们」押上木船顺流而下（流向北极），直到船搁浅了，把犯人和一袋土豆种子卸下来，他们就回去了。「犯人们」要自建房屋、寻找食物，才能生存。许多人饿得上垃圾箱里拣食物吃，结果第二天就腹泻而死。

马员生看到的，经历的大批犯人和远东地区流放过来的人，能活着回去的，实在是凤毛麟角。远东地区除了华侨以外，还有大批华工，所以至少有三十万人被全部剥夺了财产、迫害流放，其中二十万以上的人已经被折腾死。这是种族大清洗，种族性迫害！

西伯利亚流放地至今难以生存

现年五十九岁的瓦西里，是位憨厚老实的技工，祖父早年移居乌克兰，父亲是德国后裔，母亲是乌克兰人，住在基辅。苏德战争开始，他的父母和成千上万的外籍侨民一道，被装上囚车，押解到西伯利亚离伯力向北三百多公里，在原始森林里没有路的地方，把她们推下车（斯大林交待流放方法，无论用船用车，都是向北极驰到无路为止，然后将押解人推下车自生自灭）。那是冰天雪地的隆冬，零下四十多度，甚么也没有。人们得用冻僵了的手脚，迅速砍树架屋，才能活下来，瓦西里父母便死在那里。

第二年春天大兵们来看看，有活下来的，命令你生产粮食交公，到时候交不出来就地枪毙。

去年夏天，我们开着拉达越野吉普，和瓦西里一道从伯力北行三百公里，到埋着他父母的「家乡」看一看当年的情景。我们沿着原始森林的便道向里面行驶了大约五十公里，这里是瓦西里放养蜜蜂的地方，几十箱蜜蜂，一天每一箱可摇（甩）出一二十公斤蜜。

原始森林资源虽然丰富，但自然条件的严酷是难以想象的。我们的吉普车在崎岖的路上，时速只有五十公里，行驶十几分钟，挡风玻璃被撞死的蚊子便糊的满满的，甚么也看不见了。开门下车擦擦玻璃，立即被成千上万只蚊子，一路叮咬，一会儿又得下车擦玻璃......

到达蜂场拿出摄像机，但镜头被蚊子、小咬糊满了，甚么也看不清，根本不能拍摄。五十多年前，大自然比现在还恶劣严酷，那时候那些发配来的中国人和德国后裔，是怎么活下来的！又怎么能够走出来！俄国流放政策的冷酷狠毒可见一斑。

可以设想在中国被日本侵略、蹂躏最苦难的年代，斯大林如果同情、支持中国的抗日，几十万人的中国侨胞和华工，组织训练成抗日队伍，利用几千公里的中苏中蒙边界，不断地出击袭扰，那一定会使日本鬼子首尾难顾，乱了阵脚，不敢全力进犯主战场，中国的抗日形势和胜利时间，就大不一样了。

邀请苏军出兵东北是历史错误

日本从来没有进攻苏联的计划，他们倒是害怕苏联的攻击或中国人从苏境打进来。所以在黑龙江千里边境构筑了许多永久性的防御工事，一二米厚的钢筋水泥连环堡至今犹在。日本人仰仗的是关东军，关东军的大本营就在东北，后来关东军敢于只留下个空架子，就是他们知道斯大林帮助他们把边境对面的中国人，逮捕流放，扫荡精光，才放心进攻华北华南。

一九四四年在大洋洲瓜达卡纳岛，美军的一位情报上尉从俘获的日本战俘暗号中破解出，原来这是真正的关东军。留在东北的「关东军」早就是老弱病残组成的空架子了，真正的关东军已消耗在太平洋战场上。上尉立即把这一重大发现报告上司，可惜他的上司只是个少校，不知道甚么时候才能送到海军部长史汀生那里。如果那时美国总统知道个情报，就不会讨价还价邀苏联出兵东北。那中国的历史也要改写了。

抗日战争期间，海外大量捐款，支持国内抗战。但是离国最近人数较多的苏联华侨，在斯大林淫威下，都没有轻举妄动。

在盟军帮助战败德军，签署了雅尔塔协议，斯大林要足条件后，才答应出兵东北。等到两颗原子弹爆炸、日本大势已去，八月九日，日本「天皇」下诏无条件投降，当天苏联才「紧急」对日宣战并断交，八月十日出兵东北，受降关东军。资料记载，苏军共俘获五十六万日军，全部押到苏联西伯利亚做苦工，采伐树木，建造一栋栋「木克楞」房子。日俘当然也在那恶劣严酷的大森林里苦干，许多人绝望、经常有人剖腹自杀或集团点燃住屋自焚。没有活回去多少，这倒算是对侵略军的一种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