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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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中国富裕的非洲国家[转帖]

　　一直以为非洲国家都很穷，长期被瘟疫、饥荒、战乱所笼罩，岂不知有些非洲国家比中国要富的多。1995年中国人口密度是126人每平方公里，2004年人均GDP为1100美圆。世界排名109。以下这十一个国家，全部人均GDP比中国高。从已知的统计的情况看，非洲基本来说，就是这十一个国家，人均GDP比中国高。估计中国如果在非洲，能排12名。

　　第一名:塞舌尔，面积455平方公里。人口7.5万。人口密度为165人每平方公里。7480美圆。世界排名41。非洲东南部岛国。估计以旅游业为主。
　　
　　第二名:毛里求斯，面积2040平方公里。人口110万。人口密度为550人每平方公里。4090美圆。世界排名55。非洲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非洲第二富裕的国家。非洲东南部岛国。这个国家难道是以旅游业为主，不知道这个国家，为什么会这么富裕。
　　
　　第三名:加蓬，面积26.76万平方公里，人口110万。人口密度为4.1人每平方公里。3580美圆。世界排名63。是世界人口最稀少的国家之一，比俄罗斯人口还要稀少。是一个几内亚湾国家，被赤道分割。估计其境内大部分是热带雨林。还大量生产原油，这应该是这个国家相对富裕的原因。

　　第四名:博茨瓦纳，面积58.17万平方公里，人口150万。人口密度为2.6人每平方公里。2004年人均GDP为3430美圆。世界排名65。南部非洲国家，英国前殖民地。非洲的内陆国家。热带草原气候，长颈鹿等动物不少。其南部是南非。

　　第五名:南非，面积122.1万平方公里，人口4359万。人口密度为36人每平方公里。2780美圆。世界排名70。非洲南端。三面临海。矿产资源丰富。　

　　第六名:突尼斯，面积16.4万平方公里，人口878.5万。人口密度为53人每平方公里。2240美圆。世界排名78。阿拉伯国家。阿拉伯国家是非洲相对较为富裕的国家的。不产石油的阿拉伯国家，一般也不是特别穷。富裕程度也是一般。只有盛产石油的阿拉伯国家，才会比较高度富裕。但就是这些大量出口石油的阿拉伯国家，其富裕程度一般也没有发达国家相对富裕.

　　第七名:阿尔及利亚，面积238.2万平方公里，人口2780万。人口密度为12人每平方公里。1890美圆。世界排名90。阿拉伯国家。

　　第八名:纳米比亚，面积82.4万平方公里，人口166万。人口密度为2人每平方公里。1870美圆。世界排名91。非洲南部，英国前殖民地，也是南非的殖民地，独立发展时间不长，其长期被南非管辖。这个国家有大量沙漠。

　　第九名:埃及，面积100.2万平方公里，人口6028万。人口密度为60人每平方公里。1390美圆。世界排名102。阿拉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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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婚俗：典妻雇妻租妻共妻样样全[转帖]

典妻制度是人类买卖婚姻的一种，它和娼妓制度一样，都是正式婚姻制度的一种补充。它的历史可谓“渊远流长”，早在汉代就有记载。《汉书?主父偃传》记载：“男子疾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由于战争频繁，大量民众无法自活，《汉书?贾捐之传》记载：“嫁妻卖子，法不能禁，义不能止。”卖妻是以妻子作为商品进行买卖，尽管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典妻婚，但它为后来的典妻现象作了准备。

　　典妻现象的存在，如同中国婚姻制度的一个毒疾，让那些封建士人无法回避，又羞于启齿。到了清代，中国的典妻现象达到了“全盛”，这个词也就不断地出现在士人的著作、史家的记载里。

　　典妻现象遍及全国各地，名称各不相同，“浙江宁、绍、台各属，常有典妻之风”。在北方，典妻现象曾在辽宁、甘肃一些地方传播，辽宁称为“搭伙”，甘肃叫做“僦妻”。范围很广，形式多样。

　　清代典妻现象大量发生的时代背景

　　第一，清军入关前后，大量抢夺他人妇女，因此民间买卖妻女之风兴盛。清初康、雍、乾三朝号称“太平盛世”，然而汪景棋在其所著的《西征随笔》中以陕西为例写到：“然督抚藩臬，皆满洲人为之。此辈不谙吏制，贪暴成性。三十年来，有司民以奉仁官。取之闾左者，十倍正供，桁杨桎梏，至卖儿贴妇以偿。”

　　第二，生活极度贫困。根据毛泽东《兴国调查》中所述，我们从中不难推想清代的情形。“在兴国，地主和富农不仅有妻，还有若干妾，中农的百分之十，贫农和手工业者百分之三十，游民的百分之九十，雇农的百分之九十九，连妻子都没有。”生活的贫困使典妻现象大量存在。

　　第三，出于随俗、从众的心理。据《琢县志》记述，当地民俗“尚有一种卖妻之恶风。男子家贫，嫁卖妻子以自活，女家概不干涉。且卖至某姓，女家与某姓依然以亲戚相往来。其不讲礼教之过，有如此者”。

第四，夫权思想的影响很深，妇女地位十分低下。封建婚姻是建立在女性对男性的人身依附关系基础上，女子一旦结婚，就成为男性家族的私属物；妇女没有政治地位，只能依附于丈夫，夫荣妻荣，夫损妻损；妇女没有经济权力，必须依靠男子生存，受其支配。妻子的作用在于“上承先祖，下继万世”，如果男人不能自活，典妻也就顺理成章了。

　　第五，清代社会通奸现象的大量存在，引起了众多的休妻事件。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婚姻奸情类”档案数统计，乾隆年间，各省区每年上报朝廷批决的婚姻类命案要案平均在800件左右。这800件中，因通奸引发的约为250-530件。

　　第六，传宗接代的观念，是典妻婚的思想根源。典妻婚从表面看，好像与封建的贞节观自相矛盾，实际上正是这种封建妇德所造成的恶果。因为封建的贞节观片面要求妇女对丈夫忠贞，以保持血统的纯正。当“断子绝孙”的威胁直接关系到家族的兴衰存亡时，贞洁观只能服从“传宗接代”，正所谓“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

　　第七，社会保障体制的缺失。在封建社会，农民生活极其贫困，因此很多地区的宗族组织在制定族规时都写有要求族人相互帮助的条文，如有些家谱中规定：“夫亡独可哀而节义至重，如有寡妇孤儿最宜存恤使幼有所依而节得以全。”但这种保障是有条件的，“其有媒孽夺志或谋其财产而故离其母子者众共击之甚假公以正其罪也”。

　　这种互助不仅条件严格，而且在执行中效果也大打折扣，更不用说如东北地区这样的移民目的地了，人口流动使宗族组织不复存在或十分薄弱。到了清代末期随着经济的转型和外国资本的进入，农村经济的崩溃，对困难群体的保障就显得更加杯水车薪。

清代的典妻有哪几种动机

　　1.因贫而典

　　男人因为贫困而典卖妻子，这是最通常的一种情况。如“陕督题：赵成都因贫捏以已身故，托人将妻徐氏嫁卖经郭宽契买作妾。赵成都屡往索钱，郭宽将其谋杀。”又如“黄万安因贫将妻章氏捏作孀居弟妇，浼人辗转说合，卖与余姚县知县疏筤作，嗣欲往探借贷，因无人引领入署，该犯即串嘱妻叔章礼庆出名具控疏筤买娶有夫之妇，希图讹索，实属狡诈。将黄万安比照将妻作姊妹嫁人杖一百律，酌加一等，杖六十，徒一年。”《清朝野史大观?清人逸事》载：“鲍忠仕超未贵时，贫甚，典其妻与人。”

　　这些都是典型的因贫困而典买妻子的事件，以人为物，按年龄、容貌论价，将自己的妻子作为商品换取生活资料。更有一些情况是，一些妇女为了自己的家人生计，不得不自卖自身，被典的妇女往往是走投无路才出此下策。

　　辽宁省档案馆保存着一件卖身执照，原文是这样的：“立执照：婚书人刘门杨氏，因丈夫亡故，并无家业、儿女，无依无靠，度日难过，亲朋无有，每日哭哭啼啼，家人可叹，因此自托冰人自卖自身，情愿卖与周凤喜身旁为妻，度日远年，三造说允同家言明，做身价钱壹佰伍拾元正，当交不欠，笔下交足，自交价后，永不反悔，此系两家情愿，若有反悔者，有冰人执照为证。媒人：李德功、老金太太，宣统元年九月十二日杨氏代字赵青山。”

　　这件档案所展示的卖身执照发生在1908年。奉天省安东县的妇女刘杨氏因丈夫去世、膝下无儿无女，没有亲戚朋友，没有家产，也没有了在夫家再待下去的理由，且自己生活又无依无靠，实在生活不下去了。家里人(杨氏丈夫家里的亲人)看着很可怜，同意她另找个人家。因此，杨氏托了个媒人把自己卖给他人为妻。这种自卖自身的现象只能是妇女在走投无路时，迫不得已所采取的下下策，其未来命运只有听天由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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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豪华厕所 [转帖]

　　
　　作者：耕斋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语林》东晋·裴启

　　刘实诣石崇，如厕。见有绛纱帐大床，茵蓐甚丽，两婢持锦香囊。实遽反走，即谓崇曰:“向误入卿室内。”崇曰:“是厕耳。”实更往。向乃守厕婢。所进锦囊实筹。良久不得，便行出，谓崇曰:“贫士不得如此厕。”乃如他厕。

　　石崇是东晋时有名的贪官，生活十分奢侈。一天，太傅刘实到石崇家里去看他，想上厕所。进去一看，发现里面架着一张大床，帐子和被褥都很考究，还有两个婢女手持香囊在侍候。刘实以为是误入了石的卧室，急忙退出。石崇说:“没错，那就是厕所。”刘实又前往，才知道刚才那女的实际上是守厕的丫环，递给的锦囊则是厕筹，用来代替木片石片便后擦屁股的。刘在这样奢华的厕所里蹲了好久也拉不出，只好走出来对石崇说:“看来像我这种贫士是不配上这种厕所的。”于是换了另外的厕所。

　　看来富了以后怎么办？这问题，自古以来就没有好的答案。石崇聚财的“原罪”暂且不论，暴富后怎么做人？我看他也一点没谱。要么与别人斗富；要么将厕所弄得像皇宫一样豪华。偏偏还有人不领情，美女在旁边盯着，香袋儿在手里捏着，换了我，这大便一时半刻，恐怕也是拉不出的。思量即便是风雅之事，也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但一掷千金的流风所及，是否一定是好事情呢？我看也未必。想及而今风景区内的种种“会所”，亭台楼阁，陈设奢华，喜好之人谓之“吃环境”、“吃文化”，到底吃的是何种文化，真也值得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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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忽地成了政治斗争的焦点 [转帖]

作者：叶永烈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前波未消，后浪又起。

在第一个回合中，江青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未能获胜。她处心积虑，又一次向周恩来发动攻击。

政治风云变幻莫测。这一回，年已八十二岁、沉寂多年的郭沫若（他比毛泽东年长一岁），忽地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热点人物”。

郭沫若，中国文坛巨子，集学者、诗人、作家于一身，集思想家与社会活动家于一体，原本是中国文艺界活跃的人物。“文革”一开始，郭沫若便吃了一闷棍。荒唐岁月的荒唐批判，今日成了笑柄。

郭沫若写过一首词《满江红》，内中有一句“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这“东方白”遭到多方责难，理由是人人皆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你这“东方白”不是明目张胆“反毛主席”！

吴晗的《海瑞罢官》，据云是“为彭德怀翻案”。偏偏郭沫若曾写过许多替曹操翻案的文章，这“翻案”乃是当时中国政坛最大的禁忌。郭沫若被指责为“大刮翻案风”。

1966年4月4日，面对种种诘难，郭沫若激动起来，说了一番激动的话：

“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把它全部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康生从内部简报上见到郭老这番“慷慨陈词”，当即嘱令《光明日报》于4月28日公开登出，弄得郭沫若好尴尬！

幸亏郭沫若跟毛泽东、周恩来交谊甚厚，总算在“文革”中被列入“重点保护”名单，免遭“喷气式”批斗。

郭沫若悄然度着垂暮岁月。

1974年1月25日，郭沫若被叫到首都“批林批孔”万人动员大会上，几次三番遭到点名批判。点名之际，随着“郭沫若站起来”，年已八旬的他不得不颤颤巍巍地站起来。

江青在大会上作“动员报告”，她说郭沫若“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那样的态度，和林彪一样”！

当天夜里，周恩来急急派人前往郭寓，传达他的指示：“郭老已经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了，要保护好郭老，要保证郭老的安全。”

周恩来还作了四条具体规定：

一、郭老身边二十四小时不能离人，要配备专人昼夜值班；

二、要郭老从十多平方米的卧室中搬到大房子里住（理由是房子小，氧气少，对老年人身体不利）；

三、郭老在家活动的地方，要铺上地毯或胶垫，避免滑倒跌伤；

四、具体工作，由王廷芳组织执行，出了问题，由他负责。

听罢周恩来的有关指示，郭沫若连声说：“谢谢总理！谢谢总理！”

可是，郭沫若未得安宁。几天后，张春桥便闯到他家。

张春桥还要郭沫若当面承认：在抗日战争期间所写的剧作和论著，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毛主席的。

张春桥说，《十批判书》中批判了秦始皇，这是极其错误的，是与毛主席的意见背道而驰。

不过，郭沫若顶了他一句：“我那时骂秦始皇，是针对蒋介石！”

郭沫若此言，顶得张春桥说不出话来。

张春桥还要他写文章“骂秦始皇的那个宰相”。

郭沫若理所当然地回绝了张春桥。

周恩来得知此事，两度亲自前往郭寓，慰问郭沫若。

2月10日，江青忽地前来郭府。江青胡搅蛮缠，无论如何要郭沫若作检查，折腾了三小时！

郭沫若当晚病倒，被急送医院。

这下子惊动了毛泽东，他当即派人前往医院慰问，周恩来则派出自己身边的医生为郭沫若诊视。

一时间，郭沫若处于一场政治斗争的焦点，事出有因——那便是江青向周恩来发起第二次攻击。

“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浪潮，把郭沫若卷了进去。

“批林批孔”，林是林彪，孔是孔子。把林彪跟孔子“挂钩”批判，形成一次席卷全中国的“批林批孔”运动，颇为令人费解。

事情的起因，最初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查抄了北京毛家湾林家住宅，发觉那里挂着林彪、叶群所书孔孟格言，诸如“克己复礼”、“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等。这样，在批判林彪时，便称他是“孔孟信徒”。不过，仅仅凭借林府的几幅条幅，还无法发展成为一场“批林批孔”运动。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召见张春桥、王洪文，原本是谈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问题。毛泽东忽地谈起了外交部最近的一份简报。他不同意这期简报中对于苏美关系的分析。

毛泽东说：

“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

毛泽东又说起对外交部的意见：

“‘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有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毛泽东所说的“明灯”，是指1966年10月25日以毛泽东名义发出的《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内中称“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据王力告诉笔者 （注：本书作者1988年11月3日对王力的采访。） ，这一贺电是他起草的。

毛泽东还是批评外交部：

“又是外交部一个什么屁司，说是田中不能上台，上台也不能改善中日关系。以五十步笑百步，弃甲曳兵而走，逃到五十步的笑一百步的。这是以数量而论。如果拿性质而论，都是逃兵，你去翻那个《孟子》。”

毛泽东以《孟子》上的典故，批评了外交部那个“屁司”对日本政局和中日关系的错误分析。

他由此谈起了读书：

“所以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什么郭老、范老（引者注：指郭沫若、范文澜）、任继愈、杨柳桥之类的争论。郭老又说孔子是奴隶主义的圣人。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是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 （注：《中国****执政四十年》，中**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张春桥、王洪文非常仔细地听了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因为这段话不光是批评了郭沫若，而且把“尊孔反法”跟林彪以至国民党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说起了秦始皇：

“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也是讲他了不起。‘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走到白帝城，普赦令下来了。于是乎，‘朝辞白帝彩云间’。其实，他尽想做官。《梁甫吟》说现在不行，将来有希望。‘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那时神气十足。我加上几句，比较完全：‘不料韩伶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把他下了油锅了。”

毛泽东兴致甚好，说古论今，谈及了****的党内斗争：

“比如说王明路线吧，各根据地、各白区，主要领导权都拿走了。不到四整年，呜呼哀哉！……一股风来，随风转。多啊，不是少数人。硬着头皮顶住的是少数。幸亏滕代远还没有死，他可以证明那个立三路线怎么斗争法，剩下鄙人一票。就是怕孤立，为什么随风转呢？”

毛泽东的话题，最后还是落到了外交部。他说：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那时的外交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毛泽东的话，隐含着对周恩来的批评。

张春桥、王洪文把毛泽东一席言转告江青，江青如获至宝，凭借毛泽东的力量和威信，向来是她的“法宝”。既然毛泽东批评周恩来、郭沫若，批孔尊法，这正是她可以借来“做文章”的好机会。她嘱令手下的“写作组”抓紧“做文章”。

8月5日，江青见到了毛泽东，又提及了郭沫若。毛泽东给她念了自己写的《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大王。（注：《中国****执政四十年》，中**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毛泽东说，郭老的《十批判书》要批判。他又念了自己的另一首诗：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崇拜孔二贤。

毛泽东对江青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抢了“头功”。8月7日，《人民日报》醒目地刊载他的长文《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

翌日，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把毛泽东评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谈话内容，写入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之中。周恩来以“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为理由，委婉地拒绝了，认为不必写入政治报告。

9月23日，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又说起了秦始皇：

“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又成了江青“做文章”的好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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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慧如和“黄慧如牌”香烟[转帖]

　　

　　近来,我在整理我祖母的遗物时,除发现在抗战期间我祖父因抗日有功而被国民政府授予的一枚“宝鼎勋章”和诸多抗日名将的书画墨宝外,还发现一张民国期间的“黄慧如牌”香烟盒的正反两面照片。该烟商标正面是一个身着旗袍的新潮女子的侧身正面像,反面是一幢体现上海地区建筑风格的石库门的房子,大门上方还有“春平坊”三个字,门前停了一部车子,右下角还有穿裙子的和穿长袍的一对男女。此香烟一面世,立即在上海滩的小市民中引起轰动。“黄慧如牌”香烟的来历如何?为什么能吸引广大的消费者?原来,这个商标的背后,有一段不平常的故事,当年曾风靡全国。

　　名门之女与仆人相恋

　　黄慧如是出身名门的阔小姐,肄业于上海启明女子中学。其父黄静之,原籍浙江湖州,在北京做了几年收入颇丰的电话局局长,挣得一份不小的家产。黄静之病故后,抛下其母、其妻子黄朱氏、大儿子黄澄沧、二儿子黄澄济和小女黄慧如。黄家便举家南返,移居上海。黄家原居老垃圾桥(今浙江路桥)贻德里,遭过一次盗劫,遗失了价值万元的金银饰物。后搬至赫德路(今常德路)春平坊居住。1926年秋,二少爷黄澄济去美国留学,家中只剩下老太太、太太、大少爷和小姐黄慧如。
　　1927年,黄慧如的家人令其停学。是年,黄慧如已经21岁,正待字闺中,等媒人上门。不久,便有媒人来说一户贝姓人家,是上海颜料富商贝润生堂弟贝露生的儿子。贝家与黄家也算门当户对,黄朱氏与黄慧如很满意,遣媒人将黄慧如的庚帖和照片送到贝府。黄澄沧则认为贝家门楼头太高,且男方比慧如小3岁,认为不合适,一旦婚成,恐慧如受气。贝家看了慧如的照片后,认为女方长得还周正,家庭也不错,于是决定择吉日下聘。
　　黄澄沧得知后,有意破坏其妹妹的婚事,便找老太太一撺掇,老太太耳朵根软,开始反对与贝家的亲事。黄澄沧通过常给贝家看病的医生造谣,说黄慧如古怪刁钻,并且有妇女病等。贝家果然遣人退回庚帖和照片。黄澄沧达到了目的,但黄慧如认为其兄破坏了她的名誉,于是便寻死觅活,不是找绳子就是摸剪子,再不然就绝食,以结束自己的生命。
　　黄家合府着了急,派女仆日夜看守,但黄慧如就是不吃饭。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黄澄沧突然想起一个人,即男仆陆根荣。他让陆根荣去劝黄慧如。
　　陆根荣,21岁,吴县吴塔人,1926年8月到上海,经人介绍到黄府做茶房。人很勤快,模样也还说得过去,黄家上下都信任他。
　　陆根荣说:“我是男佣人,小姐是女主人,彼此有尊卑之分,男女之别,不便去劝;即便要劝,应该由娘姨(女仆)去劝。”
　　黄澄沧说:“不要紧的,阿根,你如能把小姐劝醒,我还可以将小姐许配给你。”
　　陆根荣双手直摇,连声说:“不行!不行!”
　　黄澄沧发了脾气,大声说:“你做奴仆的不服从主人,我可以立即让你滚蛋!”
　　陆根荣本来对小姐便有好感,于是进了二楼小姐的闺房,对正在哭哭啼啼的黄慧如说:“小姐,你年纪轻轻,家里又有钱,贝家的亲事不成功,还有别家可配,别哭坏了身体,像我一个乡下人,一月只赚几块钱,尚且要养活一家数口,舍不得去死。你要想得开,千万不可一时糊涂,去寻短见,被人笑话。”
　　黄慧如止住哭泣,问:“阿根,啥人叫侬来劝我?”
　　陆根荣说:“是大少爷。”
　　“阿根呀,你不知道,我在外面的声誉已经给他说坏了,贝家不要,别家也不会要的。既然侬来劝我,我看你的良心很好,我就跟了你吧。”
　　“我是下人,怎好同你千金小姐相配呢?别人会怎么看待?”
　　“不论尊卑贫富,只要你有良心,肯真诚待我,我是情愿的。如果你真不肯,那么你也是白白的来劝我,我总归是要寻死的。”
　　陆根荣方大着胆子点头同意,黄慧如脱下手上的戒指,作为定情之物。
　　从此,黄慧如脸上有了欢乐,饭也肯吃了。她与陆根荣常常在楼下的亭子中幽会。到了1928年农历春节期间,黄家老太太、太太、大少爷都去外地走亲戚时,黄慧如和陆根荣便偷尝禁果。一夜风流,到了2月份,黄慧如便有了身孕。

　　黄、陆潜逃不幸被捕

　　一次,黄、陆二人在幽会时,黄慧如既紧张又兴奋地对陆根荣说:“阿根,我有喜了。”陆根荣听了顿时脸色发白,惊恐地说:“这下完了,我在乡下有老婆的。”黄慧如听了并不十分在意,只是说:“别的我不管,阿根,这是我们的孩子,我要把他生下来。”
　　黄慧如和陆根荣的关系,不可能不露出蛛丝马迹。到了1928年6月间,黄澄沧便调陆根荣去他的交易所工作。黄朱氏借了一副铺盖给陆根荣,让他搬到交易所去住,没事不要回来。陆工作不到一个月,一天,黄澄沧令其写英文号码,陆说:“我只会写中文,不会写英文。”正巧,陆又听错了一个电话,黄澄沧便大发雷霆,骂道:“交易所听错一个电话,进出很大,你是个饭桶,马上滚蛋!”
　　陆根荣知道黄澄沧是借题发挥,只好托人在慧中饭店找了一个差事。两天后的一清早,他夹着铺盖送还黄家,在亭子间收拾自己的东西。这时黄慧如下楼,质问陆:“为何要离开我家?”
　　陆根荣无可奈何地说:“少爷已歇掉我的生意,我不走怎么办?”
　　黄慧如哭哭啼啼地拉住陆根荣的衣袖:“你走了,我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我怎么办?要走我们一起逃走,去你们乡下,我不能留在家里了。”
　　陆根荣急了:“我乡下是有老婆的,你怎么去?再说我也没有钱养活你这位阔小姐啊!”

　　黄慧如说:“别的管不了许多了,你明早6点多叫一辆出租车在路口等我,其他的事情我去安排了。”
　　陆根荣走后,黄慧如偷偷拿了一些金银首饰,放进一只皮箱里,然后藏到楼下柴房的杂物堆中。
　　当晚,黄朱氏发现家中不少首饰失踪了,气急败坏地问黄慧如:“是不是阿根偷走了?”黄不承认,黄朱氏操起鸡毛掸子打黄慧如,黄只是呜呜地哭,咬紧牙关不招供。一家人闹到大半夜,又困又乏,于是都昏昏睡去。只有黄慧如心中有事,好容易熬到天明,悄悄起身下楼,到柴房中寻了皮箱,来到天井中,开了大门,便拼命向路口跑去。晨曦中,果然有一辆车子停在路边。她上了车,直向南京路方向而去。
　　黄慧如先到汇文银楼兑换了一部分首饰,换了420块银圆,然后去吴淞与陆根荣会合。两人商议后去了苏州。经朋友介绍,陆在阊门外朱家庄毛家弄22号租下一间房子,买了几件家具,打算过一段太平小日子。
　　谁知,黄慧如离家出走后,黄澄沧和黄朱氏便去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报案,控告陆根荣诱拐黄慧如,并盗窃了贵重首饰逃走,要求通报缉拿。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陆的朋友知陆、黄有些钱财,又被通缉,于是纠合一群当地的地痞无赖,三天两头上门敲诈陆根荣。于是陆、黄又托人在城里护龙街一家古董店楼上租了一间房子,偷偷换了住处。一个无赖没得到钱财,怀恨在心,便去苏州警察局报案。两天后的一个清早,陆、黄二人尚未起身,便被两名侦探堵住,并搜出了一些首饰、衣物,于是便将二人移交司法科,并通知上海黄慧如的大哥黄澄沧和母亲黄朱氏来苏州报案。
　　黄澄沧和黄朱氏来到苏州警察局,要求将诱拐犯陆根荣严办,并准备将黄慧如带回上海。慧如坚决不肯与其母及兄回去,苏州警察局便将黄、陆二人送桃花坞苏州地方法院审办。

　　黄、陆之案 轰动全国

　　黄、陆之案见报后,引起社会各方的关注。8月25日下午2时,苏州地方法院正式开庭审问陆根荣诱拐、盗窃一案。陆根荣身穿灰布长衫,白线袜,黑色布鞋,被押到被告席上时,精神委顿,垂头丧气。他向法庭陈述了与黄慧如相恋的经过以及黄慧如与之商议私奔和黄自带首饰逃跑的经过,将自己描述成一个被动者。
　　法官又命将黄慧如带上法庭,只见黄穿淡色印度绸旗袍,白丝袜,高跟黄皮鞋。她皮肤白皙,容貌姣好,一头浓密的乌发,气质高雅。她面对法庭的审问,侃侃而谈,并将一切责任揽在自己身上。

　　法官问:“你为什么要跟茶房陆根荣逃走?”
　　黄答:“因为我爱他。”
　　问:“你们几时姘的?”
　　答:“今年正月里。”
　　问:“是你自愿的,还是他强要你的?”
　　答:“是我自愿的。”
　　……
　　问:“你的那只箱子是不是他帮你拿出来的?”
　　答:“不是,是我自己拿出来的。”
　　问:“为什么你要同他一起去呢?”
　　答:“因为我有喜了,不能再待在家里。”
　　……
　　问:“带出来的东西,都是你带来朱家庄,再带到护龙街的吗?”
　　答:“是的!”
　　问:“陆根荣以前没有告诉你他在乡下有妻子,所以你愿意跟他,对吗?”
　　答:“起先不知道,我也没问过他。在5月里他对我说的。”
　　问:“他怎么忽然提出乡下有妻子呢?”
　　答:“因为我的肚皮大起来,提出要同他结婚,他才说的。”
　　问:“今年正月里他并没有说起乡下有妻子,你才肯同他要好,愿意跟他的吗?”
　　答:“不关事,我无论如何愿意跟他的。”
　　问:“你要跟陆根荣,瞒过你娘的吧?”
　　答:“娘是不知道的。”
　　问:“陆根荣当初来劝你,也瞒过你娘的吧?”
　　答:“娘和阿哥都知道的。”
　　问:“陆根荣有没有引诱过你?”
　　答:“没有。”
　　问:“他先要你,还是你先要他?”
　　答:“是我先要他。”
　　问:“戒指是他向你要的吗?”
　　答:“是我自己送给他的。”
　　法官只好宣布退庭,定于三天之后宣判。
　　黄、陆之案经报纸刊载之后,人们对此褒贬不一。有人认为黄慧如是一个奇女子,是一个大胆追求爱情、打破门第观念的有主见的女子;也有人认为她是掉进陆的圈套,上当受骗。不管怎样,黄、陆之恋,触动了封建等级婚姻的传统神经,当时的社会是容不得这种不顾门第的平等婚姻和自由恋爱的,而广大市民对此却极为关注。等到宣判的那一天,上海、南京、杭州、无锡、常州等地不少人专程前往苏州观审;就连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邵力子,偕沪上一些报纸记者,也从莫干山赶到苏州采访。
　　8月28日上午10时,法庭宣布开庭宣判:判决陆根荣犯诱拐和实施帮助盗窃两罪,应执行徒刑两年。
　　陆根荣表示不服,法官准许他在10日内提出上诉。
　　黄慧如身染疾病,面黄肌瘦地去探监,给陆根荣带去衣物,并哭泣着说:“阿根,是我连累了你,我要帮你上诉。你放心吧!”
　　江苏高等法院受理此案上诉后,10月23日下午2时开庭审理。是日从各地赶往苏州旁听的人更多,加上本地的居民,法庭内外人山人海。

　　法官先审问了陆根荣,又审问了黄慧如。然后由控方黄朱氏回答法庭提问。黄朱氏矢口否认黄慧如因贝家婚事不成,企图自杀之事实,又否认要陆根荣去劝慧如之经过,只一口咬定陆根荣是个无赖,诱奸慧如,并盗窃金银饰物。
　　黄慧如为陆根荣请的律师宋铭勋辩护说:“原判陆根荣诱拐与实施帮助盗窃两罪,都不能成立。据刑律,诱拐系指女子年龄未满20周岁者,而黄慧如已经22岁,诱拐当然无法成立;实施帮助盗窃,必须被告方实施方可成立,黄慧如已明明供认是她自己拿出家中金银首饰,并未假手他人。原告没有看见被告有帮助盗窃的行为,原判仅凭黄朱氏一面之词而下判断,理应撤销。因此,请法庭重新审核,撤销原判,宣告陆根荣无罪。”
　　法官最后宣布退庭,准于10月27日宣判。
　　10月27日下午2时,高等法院开庭宣判,陆根荣被出人意料地判为“意图奸淫而诱拐罪”,判有期徒刑四年,剥夺公权三年。这一晴空霹雳,黄、陆二人毫无思想准备,一时惊呆了。宣判之后,陆根荣被押往第三监狱。他仍表示不服,上诉到江苏最高法院,最高法院鉴于此案影响太大,予以受理审核。黄慧如则是先坚持留在苏州,后只身一人回到吴县吴塔乡陆根荣的家中,在草屋农舍中生活,等待生产和陆根荣的出狱。在陆家,她遇到了许许多多的困难,但都默默地咬牙坚持了下来,这时她已有6个月的身孕了。

　　媒体炒作和巨大的经济效益

　　黄、陆一案经新闻媒体“炒作”,已掀起轩然大波,上海滩有经济头脑的商家纷纷看好黄慧如。中商烟公司总经理张友亮不失时机地推出了“黄慧如牌”香烟,并抢先在商标局进行注册,成为专利产品。此烟一面世,便十分红火。
　　此时,戏剧界也大动脑筋。从1928年11月起,上海舞台等剧场推出京剧《黄慧如和陆根荣》,由京剧名角赵君玉饰黄慧如,赵如泉饰陆根荣。上海舞台还别出心裁,随戏票赠送黄、陆二人1928年春节时在南京路北芳照相馆拍摄的合影照一张,以满足小市民的好奇心理。
　　此外,明星电影公司也以黄、陆之恋为题材,拍摄了电影《血泪黄花》。该片由著名导演郑正秋与程步高合作导演,由电影皇后胡蝶出演黄慧如,龚稼农饰陆根荣,夏佩珍饰陆妻潘氏,郑正秋客串记者。12月17日,在上海中央大戏院首映,创造了极高的票房价值。
　　剧作家洪深不甘落后,曾与导演张石川联袂去苏州监狱探望采访陆根荣,也拟以此编写一部最新电影。
　　是年12月,上海电影公司老板顾无为和新婚之妻、电影明星林如心专程从上海来到吴县吴塔乡陆家,约黄慧如产后去上海拍电影。顾无为拿出一笔定金,并介绍黄慧如去苏州志华医院待产,增强营养,保证母子平安。
　　黄慧如此时已失去经济来源,同意与顾无为签订了10个月的拍片合同。并于是月底住进了志华医院。
　　1929年2月4日,上海《申报》刊出上海影戏公司和黄慧如的两则启事。
　　上海影戏公司启事:
　　“本公司兹与黄慧如女士订立常年合同,聘为基本演员。一俟春暖即从事摄制富有艺术之影片。特此登报公布之。”
　　黄慧如启事:
　　“慧如应上海影戏公司之聘,从事电影工作,潜心艺术,贡献社会,不以个人经过藉作投机,恐各界不察,特此启事。”
　　黄慧如本人当演员拍电影的消息传到黄家后,立即引起黄家极大的不安。本来他们已在报上申明,黄慧如今后一切去向与黄家无关。现在见黄慧如又要加入演艺界,败坏黄家声誉,于是便由黄朱氏赶往苏州劝说慧如回心转意,并答应她生产后,可继续上学,或去医院做护士,只要不去拍电影,怎么都行。

　　黄慧如之死

　　1929年3月8日,黄慧如在志华医院产下一白白胖胖的男婴儿,黄给他取名叫“永年”,母子均很平安。黄朱氏赶往苏州,苦口婆心,再度劝说慧如。几天以后,黄慧如上吐下泻,并发起高烧。此时,黄朱氏向院方提出,要接女儿出院,回上海治疗,并不顾医生劝阻,于3月19日天不亮时,带黄慧如离开医院,在两名女护士陪同下,打着灯笼从医院后门大儒巷河埠上船,摇至阊门外,由小火轮拖带,经阳澄湖向上海方向行驶。据说在湖上遇到了大风浪,船剧烈地颠簸,船上的人都呕吐了,黄慧如身体本来就虚弱,再加上此种折磨,口吐黄水,奄奄一息。辗转至下午4时,心力交瘁,死于舟中。
　　是晚,小火轮在苏州河垃圾桥附近停靠。黄家已安排好汽车,接尸上岸后回家,此时已是万家灯火之时。黄府连夜将慧如入殓,天明后即将尸体送往闸北湖州会馆暂厝。送殡人只有黄澄沧和包车夫阿二两人。
　　3月20日这一天,闻黄慧如死讯者,络绎不绝,将春平坊围了个水泄不通。在此后三天之中,前来问讯者达五、六千人之多。
　　黄家大门紧闭,只是用白纸写了一启事贴在门上:
　　“此间不幸,遭兹惨变,合家哀悼,诸君苟不予同情,亦不宜幸灾乐祸,似宜稍顾人格。苟因必要,有所垂询,亦须先日函约,方有接见余地,幸祈垂鉴。”
　　就在报上刊出黄慧如死讯之时,也刊出了江苏最高法院接受陆根荣上诉,认为高等法院判决陆根荣罪名的条款不能成立,发还高等法院重审的决定全文。
　　然而黄慧如作为此悲剧的主角却没有看到这一天。黄慧如之死,又给影剧界、商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看《黄慧如和陆根荣》戏的人更多,剧作家们又创作了《黄慧如产后血崩》等戏。吸“黄慧如牌”香烟的人也更多。直到陆根荣出狱后,《黄慧如和陆根荣》之剧还经久不衰。剧场竟想起用陆根荣作活广告的噱头,以招徕观众。每天晚上戏闭幕时,饰陆根荣的演员赵如泉便将陆根荣拉上台向观众谢幕,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身着蹩脚西服的陆根荣便向观众深深作90度鞠躬。在“黄慧如牌”香烟的袅袅烟雾之中,全场情绪达到高潮。
　　黄慧如死了,“黄慧如牌”香烟和影剧,还是延续了好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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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爱国将领萧振瀛将军[转帖]

　　

　　有文章将抗日爱国将领萧振瀛将军写成“亲日派政客”,可能由于1933年后日军势力侵入华北,驻守华北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总参议萧振瀛与日军外交周旋,当时亲日派汪精卫、黄郛手下也对萧将军进行造谣、诬蔑。现在,有些作者便以讹传讹,颠倒了黑白,混淆了是非。值此,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有必要著文以匡谬误,以慰将军忠魂,以告国人。
　　萧振瀛(1890—1947),字仙阁,生于清光绪十六年五月二日,吉林省扶余县人,祖籍山东文登县。父亲务农,家境贫寒,族人资助,得以半工半读求学,1912年就读于吉林省法政专门学校。干过农活,当过工人,做过职员。目睹国事日非,愤然弃读,投笔从戎。1916年从张作霖奉军,任军法官、参谋、营长、团长等职。1920年萧担任吉林省田赋管理局局长,力倡开荒,发展农业,因其勤垦经营,成绩卓著,全省粮食产量大增。1922年,被选为北洋政府国会众议院议员,与冯玉祥西北军第八混成旅旅长李鸣锤结识并成为至交。因深感奉系军阀腐败统治,说过“那帮人真是顽固,太腐败”,在吉林省城组织“民治促进会”宣传民生、民族、民权“三民主义”,指责时政,被省长王树翰扣押,经东北元老莫德惠、刘哲力保得以离去返京,而受李鸣钟之邀前往绥远,在久已仰慕的纪律严明、艰苦奋斗的西北军政中任职。当时,李鸣钟曾说,西北军太苦,怕他生活上受不了。萧说:“中国太苦了,我们吃苦才能救国救民,从这一点,愿入西北军。”笑问:“西北军许不许喝茶?”李说:“不许抽烟、喝酒,但茶是可以喝的。”萧说,他是茶也不喝的。
　　1924年秋,萧出任西北督统府咨议兼临河县长、包(头)临(河)道尹兼五原县长。任内,组织民众兴修河套水利,移民垦殖,粮油丰产。冯玉祥西北军自直奉之战南口败退,有河套粮食保障,稳定了军心。萧长于东北,熟悉苏俄情况,被冯委为谈判代表赴苏俄接洽军援,圆满完成任务,受到冯玉祥、宋哲元等的器重。1926年在北伐胜利进军影响下,冯玉祥重整被直、奉军和阎锡山打垮的国民军,于9月17日誓师五原,宣布国民军脱离北洋政府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11月下旬,从甘肃入陕西占领全省,进入河南。宋哲元任第九方面军总司令兼陕西省主席,萧为西安市市长。萧在规划西安新市区时,注意保留古都遗址,大力开展赈灾救济。
　　1927年,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冯玉祥参加6月10日、19日郑州、徐州会议后,在西安等地举行反共清党,仅西安一地3千余进步青年被捕。当时一片白色恐怖,萧却公然说:“我们每天都喊救国救民,今天这样的滥杀无辜,就是军阀。”他一生不抽烟、不喝酒、不赌钱、不近女色,喜好骑马、打枪、运动,早4时起床、晚10时入睡,惟一消遣是喜欢吹笛箫,近来更是笛箫鸣鸣了。几日思索,这天终日不出西安市府,晚上也不回家,在军法处绕室竟夜。天将亮,他喊来卫队长苏占元,命令立即去监狱放人。苏问:“放哪些人?”他说:“16岁以下都放。”苏刚出门,他追着说:“18岁以下都放。”苏走出几步,他又追出门:“20岁以下都放!青年人爱国,何罪之有?”此举受到军政里进步人士赞赏,也遭到韩复榘等人攻击,并到冯玉祥处拨弄是非。冯盛怒之下令处决萧。宋哲元联络张自忠、冯治安等拒不执行命令保萧,又请西北军元老闻承烈出面说情,此事方了。但萧已不再为冯信任将其调离西安市,改任第二集团军总参谋。从此,一身正义感的将军与冯玉祥终生不和,不求其全。
　　民国十九年(1930),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阎、冯溃败,冯军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等部何去何从当在计议。这时,萧联络张、冯争取起义,争取蒋介石收编,时张拥兵5千,对拥宋有异议。萧说:“都是患难弟兄,你等改听我的,我拥宋,都是兄弟之义!”去约赵,张说:“干不干由大哥你定,能报国,当营长、团长都行。”于是与张、冯、赵、李(文田)、何(基沣)、张(维藩)连同宋、萧合称八大将共同议定编成一个军,宋为军长,张、冯为师长,赵等为旅长,起义并在晋整训待向中央报准。到银号贷款作为去南京的路费。到南京先行谒见陕西元老于右任监察院长引荐蒋总司令。蒋询问有关部队人事等情况,并提及萧联苏及释放数千被捕青年之事,萧答:“释放青年是秉法救民,今你、宋和我等心怀救国救民之志重组军队。”蒋认为于院长推荐萧为西北军之革命同志,“希望今后共同为国效力”,嘱萧与军政部长何应钦洽商部队收编事宜。时在住地见到韩复榘,韩嘲笑说:“你曾骂我和石友三是魏延,今天你和宋哲元怎么也来当魏延了。”萧说:“我等乃是黄忠。”再次约见蒋总司令时谈及军费而说到军饷除张学良拨发外另拨特别费每月30万元,解决了西北军将士多年未能得饷难题。此次萧向蒋谈到了太原地理位置重要,“得太原者得天下”,自古辽金以来未得上党(注:太原)而不能保有天下,元占上党而入主中原,今张学良如得太原而尽得地利矣!后,蒋任命宋为察哈尔省主席,萧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新创立的二十九军从此进入一个新阶段。在东北四省沦陷后,特别是中央军、东北军被日本排挤出华北后,在1933至1937年五年时间里,二十九军成为屏障、守卫华北中坚。有人认为,萧熟稔大谋略的运用,洞悉时代潮流,变危机为转机,很有点象诸葛亮的“隆中对策”。
　　是时,晋系军阀阎锡山中原大战失败后逃至大连日方,后返回山西,仍思东山再起,拟先设法调动西北军(二十九军)离开山西。中央亦电令二十九军到江西剿共灭红,形势不妙。萧当机立断,经时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东北边防军(二十九军初编为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第三军)司令兼领冀晋察绥平津政务的张学良同意,藉调动部队机会,由赵登禹部进占榆次车站,张自忠部进驻阳泉,冯治安、刘汝明两部进入和顺与阳泉相呼应。阎派代表到榆次,提出山西地界不得任意驻军,萧即答:“山西亦中国土地,我军愿意驻此,即可驻此。”萧之举措深得中央赞许,二十九军驻留华北成为稳定北方政局的擎天大柱。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热河失败后,日寇进犯华北长城一线成为华北屏障,二十九军长城抗战震惊中外。1933年2月,萧代表二十九军与张学良东北军参谋长鲍又樾参加南京军事会议后,中央派杨杰到北平襄助军事,调二十九军赴长城喜峰口待命,后又改调冷口,因热河迅即失守,二十九军各部日行百里到罗文峪一带布防。萧建议以大路通行喜峰口为可战之地,决一死战。喜峰口长城高地先被日军骑兵强占,将士们以营以团久攻不下,伤亡惨烈。宋军长说,纵令全军阵亡,必得高地。数10天攻势不懈。萧赴前线主持军事会议,依赵登禹之计迂回敌后奇袭。杀声震野,日军溃散,死于二十九军大刀队利锋下5千之众。日军再攻罗文峪,遭到刘汝明师歼灭3千之众。抗敌3个月,击碎日寇“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只因中央军商震部不敌进攻冷口之敌,长城抗战败退。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英、美只求日本维持《辛丑条约》即不在秦皇岛附近发生战事,中国人民政府采取拖延政策,争取战略空间,日本利用残存封建势力、策动诸候独立自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不得不起用亲日派黄郛负责对日交涉停战事宜。当时汪精卫为行政院长,黄郛为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何应钦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主任。5月,何、黄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昌平、顺义、通州、热河、宝坻、芦台连线以西和以南地区,并把长城以南的察哈尔省北部、冀东22县划为不设防地区,使整个华北门户洞开,平津随时有被日寇侵占的危险。在冯玉祥察哈尔同盟军抗日夭折、二十九军奉命进驻察哈尔省形势下,何应钦已在河北省收编或遣散了从东北退下来的抗日义勇军,现令宋哲元剿灭在察哈尔省的义勇军。萧极力反对,力主收编,并亲自去做义勇军工作,将李海青、柳树堂(萧的妹夫)等部收编为一个骑兵师。从此,二十九军兵力更加雄厚,达10万之众。

　　1934年,萧任察哈尔省代主席。1935年,日本进一步侵略华北,向中国提出华北政权特殊化的无理要求,5月29日,日华北驻军司令梅津治郎向北平军分会提出通牒,并派参谋长于6月4日会见何应钦,提出中央军、东北军退出河北、撤去于学安(东北军将领)河北省主席一职、国民党退出平津、河北和撤销上列各地党部等要求。汪、黄执行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对日政策,决定由黄出面动员于辞职。不久,二十九军扣留侵犯察哈尔省的日本特务,虽经宋令释放,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仍向中国提出种种要挟,并调军队驻屯察哈尔省边境,派出飞机在北平上空示威。何、黄召见萧,黄说中央早拟调二十九军去剿匪,宋哲元离察。萧立即给于打电话说:“官不做,人不能不做,高级官吏随敌人意旨任意更调,成何传统!此辈汉奸只知有日本,今日纵至决裂,也不辞职,二十九军誓为后盾。”于遂未辞职,但终被调赴陕甘剿匪,免去河北省主席一职。萧为此亲见何应钦,指出日伪今日要求调于,继之必得调宋,如此妄为,我军理应拒不接受!不久,果然在发生赵登禹扣押日本特务案后,汪、黄指认二十九军“有伤邦交”,要下令撤宋职并调二十九军离开华北。萧面见黄表示决不从命并急飞成都面蒋。归途中,获知宋已于6月18日被汪撤职,便在武汉给与宋、汪、黄致电“决不接受!”到北平后,又以个人名义通电全国,严斥汪、黄卖国。二十九军依萧之见坚持不肯南调,并在其策划下填防平津。如此,国民政府于8月28日下令任宋为平津卫戍司令,11月26日明令萧任察哈尔省主席。
　　1935年11月25日日本指使汉奸(国民党冀东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冀东22县(前为黄应允划为对日不设防区)成立日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萧依据敌我态势提出了著名的“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的对日斗争策略。在宋召集部属商议如何对付日伪压力时,萧提出“与其叫真汉奸出来卖国,莫如二十九军出头控制冀察,不说硬话,不做软事,占据地盘,虚与委蛇,并借此扩充军队,一时有变,不惜一战。”众将领一致同意萧的对策,并由秦德纯和萧去找何应钦等拟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方案。12月6日,由陈仪和萧赴津与土肥原、多田骏(日本驻屯军司令)、酒井隆(参谋长)等日首交换意见,后由何应钦报请国民党中央。因“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冀察政务委员会推迟于12月18日成立,萧兼任委员。同月,萧改任天津市长,次年1月兼任冀察经济委员会主席委员。时日本在搞所谓中日经济提携,实为在华北搞经济扩张,武装走私,中国仅关税一项1935年8月至1936年5月即减收3千万元,使国民政府损失很大,动摇了国家财政基础。萧之参与经济活动其意在与日伪斗财。又因萧弟振泽、继子朝伍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有人劝萧要对子弟严加管束,萧说:“青年人爱国热情可嘉,不应加以责难。”当时,责令天津警察局不准动用武力镇压学生运动,中央宪兵三团所在北平血腥镇压游行学生,天津安然无事。在国民政府军政势力已被排除,华北危亡情势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使蒋有感萧之“不避艰虞、奋斗牺牲”,曾托魏道明持手谕见萧,说到“今后二十九军居华北前线,全军动向关系大局,切望兄肩此重任,不负所托,我与日寇终将一战,谓努力与日周旋在维护主权之下,为我国备战尽力争取时间。”是时,11月12月至23日蒋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到:“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随后,萧在对日外交上提出“以口号对口号,以苦撑抢时间”原则,勉励与日谈判的秦德纯“苦撑多撑一时,即为对国之贡献。”
　　日军华北最高负责人、日本关东军副总参谋长坂垣征四郎来津与宋、萧相谈,坂垣要宋搞华北独立、反蒋。此前,了解土肥原、梅津、坂垣等人,梅津要与萧谈遭到推却,萧即认为:尽量少谈判,少应日本人之邀。深切了解汉奸、投机分子渗透,叮嘱军法处多多加强保卫工作,联系中央情报单位,提高全军警觉,严防敌人瓦解军心。因而萧倍受日寇和内奸的攻讦和污蔑,陷萧于莫须有的罪名,但萧不以为然,不计个人安危,自明终有****大白的一天。坂垣在与萧谈时要萧先说,萧说:“中日两国真正平等合作,始能与世界争衡,如舍远者而图近私利,则大东亚之义将成梦幻,日本帝国恐非长久矣。”萧之确论,坂垣虽当面称赞“萧先生气壮山河,”但据宋事后说:“日本之反蒋,华北独立政策定矣!”秦德纯认为“仙阁兄处境危矣”。

　　随后,日寇周密策划,一方面威胁、利诱宋,一方面挑拨宋萧情谊,造萧谣言,制造混乱。华北日军司令官多田骏多次与宋秘密商谈,提出由日本帮助编练机械化师30万等并支持宋武力统一中国。更提出萧为蒋在二十九军内代理,必须离开华北。宋均以“宋从长计议”对付,与萧议,萧以救国必须拥护中央实现蒋委员长的“与日终将一战”的决策。
　　不久,宋电萧返平,称有要事相商。宋面对萧说:“决定讨蒋。”说到日本应允要供给他武器、钱款,不派顾问,现韩复榘、两广、西南均已决定讨蒋,只有你萧一人还持异议。萧对宋说:“日寇必欲亡中国,吾等欲救国救民,只能拥蒋抗日,此为中国今日惟一前途;内战祸国殃民,一旦起事,全国军民,其孰从之……”宋愤然说:“不怪有人说你听蒋而不听我,除你有谁敢不听我的!”萧痛心疾首,说只有自裁以全兄弟之义,拔出手枪自裁,宋急夺枪,萧大哭,宋亦大哭。稍许,宋才说日后大家研究。隔日,宋召集众将领议事时,萧起而说道:“诚问今日国家危亡之秋,又何能兴内乱,如是则必至身死国灭……蒋已定一战决策,惟有拥蒋抗日……今不为根本之图,若陷国家于危亡,将羞见祖宗于地下。”说罢痛哭失声,秦德纯哭得不能说话,冯治安、刘汝明、赵登禹、张自忠、张维藩都哭了。后来,日本多田骏特召宋到天津,提出萧不能再在天津,松宝孝良直言萧为蒋在华北代理,萧所邀雷嗣为蒋特务组织蓝衣社负责人,都要离开华北。后来,萧主动向宋提出张自忠调天津任市长,刘汝明任察哈尔省主席,冯治安主管河北省,这样保持了抗日班底。但是,中央对华北独立酝酿自有看法与对策,蒋劝萧不要辞去天津市长职务,于右任院长也来函教导,而萧报告情况并呈明一切布置停当,坚持离任。在萧辞去天津市长职务后,中央获日本暗杀萧的情报,由冯治安特派一营人于萧住地周围严加防范。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前,何应钦曾持蒋到洛阳度50生辰电告萧,由萧回华北代宋,改变华北危亡局势。萧认为不可,但已有决策保证二十九军听命于中央。随后蒋被张学良扣押、何应钦受命为讨逆军总司令,主持重兵讨伐,行政院长孔祥煦和蒋夫人主张用人情营救。萧的主见是兵情两用。孔同意后,萧邀何至孔宅,3人同意。一天,与大公报社张季鸾回到孔处,萧提出应与苏联洽谈救蒋事,张也同意萧到苏联使馆拜访大使鲍格罗夫,说到:“苏联之敌乃日本也,中国除蒋委员长外还有何人可领导抗日,中国无办法陷于危亡,苏联岂能安全乎,故请相援。”鲍问如何,萧提出“请斯大林大元帅赍(注:做中央解)令第三国际,令中共设法释放。”后萧见被张学良送回的蒋在南京奉化,蒋询问华北情形,萧据实报告刘、张、冯对国忠贞表现及二十九军应变准备后,提出派他出国,蒋允派出国3、4个月。
　　1937年“七·七”事变,守卫芦沟桥的二十九军何基沣旅长当即下达命令立刻还击,坚守阵地。次日蒋得北平市长秦德纯报行后指示宋军长固守宛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9人联名打电报给蒋提出“敬恳严令二十九军奋勇抵抗。”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长赵登禹以身殉国。全国抗日战争爆发,蒋委员会兼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派萧为该部总参议,令赴华北前线负责军队人事及督导部队作战,大本营拨给火车专列1列、汽艇2艘、汽车3辆做为辗转前线之用。对宋之反蒋,蒋嘱萧去河北泊头见宋(后任第一集团军司令)时转告:既往不咎,今后抗日好自为之。
　　1940年夏,国民政府迁至重庆,萧辞去政府职务,仍奔忙二十九军及东北军人事等事项,并与中共外围阎宝航、高崇民、王化一等筹组胜利建国会。为此,继日伪和亲日派以及居心叵测者造谣萧亲日后,再生萧为**之舆论,萧对召询他的蒋委员长说:“为胜利,为建国,千万人死难矣。此会(建国会)仅为此而矣。”萧谋国之忠,事亲之孝,为人之仁,对友之义,实为当时所仅见。抗战中后期在重庆,萧虽不从军政,仍致力于社会经济、文化公益事业,创设大同银行、大明酒精厂、胜利建国会、大文书局、松花江中学、东北儿童教养院等,仅在重庆一地收容救济东北流亡子弟500余人,为上千名松花江中学学生学习免费。在重庆山洞西山新村山坡平房居住时,萧与孩子和孙隆真(1918年参加于右任、邓宝珊先生组织的靖国军、西北军入陕后,结识西安市长萧)与孩子,由萧指挥高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他听着孩子歌唱泪流不止。后来孩子们吃过晚饭在山上玩,只要见萧出来坐在藤椅上,就会自动排好队,萧说:“老四,唱!就唱‘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可是,直到他病逝他也未能回到东北老家。1947年5月8日萧振瀛病逝,原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士于右任、程潜、李宗仁、傅作义等人纷纷致词哀悼,东北元老莫德惠书题:“允文允武,纬亚经欧,威慑邻国,誉满寰球。”
　　1985年8月23日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时,会见著名学者王冀教授率领的美国“萧振瀛学术研讨会”代表团时说到,萧振瀛先生是国民党著名将领,在抗日战争期间坚持抗日、爱国、爱民,并与中国****人真诚相处、友好合作。他说,回顾这段历史也是为了着眼未来,以史为鉴,总结历史教训,同各国人民一道维护世界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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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十大穷凶极恶之恶人出炉[转帖]

　　1、“基地组织”头目本•拉丹 “9•11”已经过去6年了，“基地”头目本•拉丹仍然能躲过国际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搜捕，藏匿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美国悬赏2500万美元要拉丹的人头。
　　

　　2、墨西哥毒品大亨古兹曼 乔奎恩•古兹曼是墨西哥最大的毒品大亨，专门从哥伦比亚进口可卡因，然后走私到美国。他控制了从墨西哥到美国的毒品交通走廊。美国政府悬赏500万美元捉拿古兹曼。
　　
　　
　　3、俄罗斯黑帮老大托克塔霍诺夫 阿里姆坚•托克塔霍诺夫是俄罗斯黑帮老大。他长着一张亚洲人的面孔。美国政府称他是“国际欧亚犯罪组织的主要头目”，他被控“销售毒品，非法销售武器和走私被盗汽车”。
　　
　　
　　4、印度黑帮头号人物易卜拉希姆 印度的头号通缉犯是操纵D公司的达乌德•易卜拉希姆，D公司是一个总部在孟买的有组织犯罪团伙。他被控在1993年策划了孟买爆炸案，造成275人死亡713人受伤。
　　
　　
　　5、意大利黑手党头目蒂纳罗 操纵着世界上最强大且犯罪证据确凿的有组织犯罪网络的是意大利黑手党头目、花花公子马蒂奥•麦斯纳•蒂纳罗。被称为“魔鬼”个他与1993年意大利一起致命爆炸案有关。
　　
　　
　6、卢旺达种族屠杀的幕后黑手 非洲头号被通缉的人是卢旺达种族屠杀的幕后黑手菲利希安•卡布贾。他涉嫌在1994年100天内屠杀了80万卢旺达人，包括妇女和儿童。他有可能藏在肯尼亚。
　　
　　
　　7、哥伦比亚毒贩马林 派德罗•安托尼奥•马林是哥伦比亚毒贩。他被控从事贩卖毒品的活动以及其他一些犯罪活动，比如敲诈勒索和绑架等。美国政府悬赏500万美元捉拿马林。
　　
　　
　　8、加拿大波斯帮黑老大塔维利 奥米德•塔维利是加拿大波斯帮黑老大。美国政府通缉奥米德•塔维利的罪名是他参与欺诈性的电话销售业务，骗取美国老年人一共300万美元。
　　
　　
　　9、乌干达游击队头目可尼 乌干达游击队在约瑟夫•可尼的领导下，使得乌干达200万人流离失所，其中3万名儿童被诱拐。国际刑事法庭对他发出逮捕令，对他的控诉有33项之多，包括反人类罪和战争罪等。
　　
　　
　　10、美国“冬天小山帮”老大伯杰 美国“冬天小山帮”老大詹姆斯•伯杰被控在波士顿南部走私毒品和敲诈勒索。现年78岁的詹姆斯•伯杰还与众多的谋杀案有关。美国FBI悬赏100万美元捉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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仨美女影响埃及历史[转帖]

　　埃及悠久的历史上有３位集美貌、智慧、权力于一身的女性，在男性处于绝对权威的时代，这几位不折不扣的女强人将女性的影响推至顶峰，也为后世留下了回味无穷的传奇故事。
　　第一位“武则天”
　　哈恰苏特是埃及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法老，可谓是埃及的“武则天”。哈恰苏特的父亲骁勇善战，这对哈恰苏特影响很大。少时的她很希望自己是个男孩，这样长大后就可以像父亲那样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大人物。不过女性的身份并没有阻止哈恰苏特成为一代伟人。３０岁那年，她的丈夫图特摩斯二世去世，王位继承人还不到１２岁，哈恰苏特自然就成了摄政王，在“垂帘听政”了３年后，她索性宣布自己是法老，一直统治了埃及２０年。
　　哈恰苏特在位的２０年是埃及历史上最好的年景之一。历代法老都以征战四方来名垂青史，但哈恰苏特却以出色的外交及发展与邻国的贸易使自己彪炳千古。冲破了性别限制的哈恰苏特似乎不愿表现女性特质，在神庙的雕塑中，她刻意把自己塑成男身，装上胡子，以显示作为法老的威严。但在唱给法老的赞歌中，哈恰苏特被称为“妇女保护神”，她名字后面特别被加了表示阴性的符号，以显示她作为女性的伟大。
　　
超过夫君的“贤内助”
　　在埃及，许多器皿和旅游书上都印有一个美妙绝伦的半身雕像——修长的脖颈、戴着峨冠、高昂的头颅，这个几乎成为古埃及形象代言人的美女就是奈费尔提蒂。正如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美女来了”一样，奈费尔提蒂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美的女子之一，据说她每到一处总会引起轰动，人们为了一睹她的芳容，总是将路围得水泄不通。
　　奈费尔提蒂是阿蒙霍特普三世国王最小的女儿，在国王去世后，他的儿子阿蒙霍特普四世宣布为法老，还娶了自己的妹妹奈费尔提蒂。阿蒙霍特普非常迷恋奈费尔提蒂，他下令建造的许多建筑物墙壁上都绘有歌颂她的图画和诗歌。奈费尔提蒂从小就信仰太阳神阿敦，她劝说丈夫追随自己的信仰。后来阿蒙霍特普采纳了妻子的建议，进行宗教改革，宣布自己是太阳神的唯一圣子，被后世视为异端。
　　奈费尔提蒂虽然只是个“贤内助”，但她的名声甚至超过她丈夫。在她辅佐丈夫期间，女人和男人享有平等权，可以在集市上做买卖，参加战争，甚至同工同酬。在许多雕塑上，奈费尔提蒂与丈夫平起平坐，一些石像上甚至还雕着她戴着法老王冠的画面。
　　

　　被当成艳后的末代法老
　　借着好莱坞电影《埃及艳后》，克里奥佩特拉作为“埃及末代艳后”的形象可谓家喻户晓。其实这是误解，克里奥佩特拉并不仅是王后，她更是实实在在的女王，是托勒密王朝的末代法老。
　　克里奥佩特拉是托勒密十一世之女，１７岁就开始执掌政权。她非常会利用女性身份为政治服务。为了维护统治权，克里奥佩特拉用她的美貌换取了罗马大将恺撒和安东尼的爱情和保护。彻底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恺撒帮助被驱逐的克里奥佩特拉重返了埃及，在恺撒被杀后，克里奥佩特拉又嫁给安东尼，共同对抗外敌屋大维。克里奥佩特拉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埃及人对她的看法截然不同。有人认为她为了政治统治而不惜使用美人计，但也有人十分推崇和敬仰她，尊奉她为“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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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巧茹 生活在这个时代是我的幸运[转帖]

　　

　　作者：卢泽明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2004年陈巧茹艺术专场人物简介

　　陈巧茹，成都市川剧院副院长，国家一级演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原名陈巧缘，出生在四川叙永县一个梨园世家。1979年考入叙永县川剧团。1983年7月，在宜宾地区川剧艺术比赛中，凭一出《打神》荣获一等奖。同年进入成都市川剧院，师承张光茹，工花旦、武旦、青衣，被专家学者誉为“声、色、艺俱佳的文武全才”。1987年9月，陈巧茹第一次进京，在首都戏剧舞台主演根据德国大戏剧家布莱希特著名话剧改编的川剧《四川好人》，从此声名鹊起。1991年12月，成都市川剧院在北京为陈巧茹举办个人专场，陈巧茹凭此荣获1992年第九届中国戏剧“梅花奖”。2002年11月，参加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荣获第十四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主角奖”。2004年4月，在成都市川剧院举办陈巧茹艺术人生专场——《青春涅》。2006年5月，获“成都市十佳杰出青年”称号。2006年8月，凭《欲海狂潮》获全国地方戏优秀剧目展演一等奖。2007年获文化部第十二届“文华表演奖”。多次应邀到西欧各国及中国香港等地演出，为川剧赢得了盛誉。

　　学戏是为了走出来

　　易鸿（以下简称易）：众所周知，1978年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但是，很多人并不了解，这一年也是川剧的复兴之年。酷爱川剧的邓小平于1978年春来到成都，点名要看川剧传统戏，禁锢多年的传统戏曲随之再次进入大众的视线。那时，你还是个小姑娘吧？

　　陈巧茹（以下简称陈）：1978年我才11岁，对国家大事没有什么概念。我出生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叙永县，人称“鸡鸣三省”的地方。我父母都是县川剧团的演员，虽然我骨子里很喜欢跳舞，但是我们那个小县份可供选择的很少，生活中唯一能接触到的表演只有川剧。当时，我们那里很闭塞，交通不方便，连电话都很少见，不像现在，有那么多渠道可以接触到国内外各种艺术门类，电视、电影、DVD什么都有，所以那时我没有什么选择。1979年，12岁的我考入县川剧团，开始学唱川剧。

　　易：因为你父母都是川剧演员，所以你才喜欢上川剧的？

　　陈：没有，没有。其实，当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一直有个坚定的信念：我一定要出去，从这里出去。我有个姐姐，当时学生毕业都要“上山下乡”，姐姐被送到偏远的农村支边去了。我不想去乡下，那就一定要学到一门手艺，只要会唱戏，就可以不到乡下去。就是这么一个单纯的想法。进了叙永县川剧团，就跟老师学唱戏。那时没有什么川剧学校、舞蹈学校之类的，都是老师带学生。

　　我很幸运赶上那个“拨乱反正”的年代。1978年春，邓小平点名要看川剧传统折子戏，在成都市金牛坝省委招待所的小礼堂，一连三个晚上看了《拷红》《乔子口》《迎贤店》等十三出川剧传统折子戏。之后便提出文艺上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不能让全国人民只看“八个样板戏”。所以传统戏曲一下子解禁了，什么“帝王将相”啊，“才子佳人”啊，都可以演了。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社会上“破四旧”，剧团里的戏服，绣有龙的袍子，都被剪碎烧掉了。解禁后看的第一出传统川剧是《林冲夜奔》，觉得好漂亮啊，唱腔太美了。演员穿的戏服，白色的袖子为啥那么长呢？那时才知道川剧的传统戏是什么样子。我从那时起正式踏入了川剧这一行。

　　“文化大革命”期间，县剧团只准演样板戏，什么《红灯记》啊，《奇袭白虎团》啊，所以剧团里基本上都是老演员，没有年轻演员，年轻点的演员都是从“五七干校”招来唱样板戏的，根本不是从小娃娃开始培养。传统戏曲解禁后，不管四川的还是全国其他省市剧团，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都在大量招收年轻的戏剧演员，现在全国每个剧种，秦腔、晋剧、越剧、黄梅戏的领军人物，都是那个年代招进剧团的，现在都是剧团的台柱子。

　　易：进入县剧团后，学戏很苦吧?对一名戏曲演员来说，必须具备哪些条件呢？

　　陈：因为各方面条件都不错，我顺利地考上了叙永县川剧团。从12岁到16岁的几年时间里，就在安县、荥山那些地方演，一年四季都在演，有时候一天演三场，铺盖、春夏秋冬的衣服都带起，还带一张钢丝床。就这样，一直到16岁到了成都。那几年给我打下了非常好的表演基础，生活虽然非常辛苦，但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

　　戏曲对演员的要求是很高的。它不像舞蹈，主要看你的身段长不长，柔韧度好不好；也不像唱歌，主要看嗓子好不好。戏曲演员不仅要唱，还要会表演，唱、做、念、打样样精，需要很高的天赋。（陈巧茹停下来笑着说，我是跳跃思维，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实际上从一开始我就注意到了，要跟上她的思维不是件容易的事。）说真的，培养一个戏曲演员非常不容易，现在，戏曲演员奇缺。

　　改革开放后，经济迅速发展，演出开始与经济挂钩。因为戏曲演员付出多，得到少，家长都不愿意把娃娃送来学戏。很简单，现在很多父母送娃娃去学跳舞，学一年出来就可以跳群舞，一次可以挣两三百元，跳得好的可以领舞，挣得更多。戏曲演员学一年根本不可能出来，基本功至少要学三年，不仅要练嗓，还要学表演、学文化，还要靠剧团老师慢慢带出来。戏曲，大家都知道是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但是，与其他表演门类相比，它的价值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没有充分体现出来。比如歌星，一场表演下来的收入比戏曲演员的要多得多。所以要培养一个戏曲演员很难，第一要花长时间培养，第二学的人少，第三还要看你对戏曲的热爱程度，你是否心甘情愿地付出。

　　成都圆梦

　　易：走出来一直是你单纯的信念，同时你又很幸运地赶上了戏曲复兴时代。1983年，作为叙永县川剧团当家花旦的你却执意辞职，一个人到成都拜师当学徒，16岁的你哪儿来的勇气？

　　陈：当时想法单纯，没有考虑其他的。我到成都求学全因陈国富老师的一句话。1983年7月，我参加宜宾地区文化局举办的川剧艺术比赛，有来自18个市县的几十个剧团参加，我演出《打神》，拿了一等奖。在看了各个地区剧团的演出后，知道自己的水平不低，只是接触面太窄，觉得应该走出去。陈国富老师（当时四川省川剧研究所的研究员，也是那次比赛的评委）不经意的一句话点醒了我。他说：“这个女娃子条件太好了，可惜在县份上。”从７月份比赛后回家，直到９月份，我都没睡好，天天想这句话，想怎样才能走出去。那时什么都不懂，不知道成都有没有川剧学校可以考，妈妈是老实人，不可能带我出去，我只能靠自己。我睡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我要去成都。我先去看成都市川剧院的演出，再演几出戏给他们看，各种类型的戏都演。他们不要我，我就找个老师学，学三年后我也才20岁，到时我再到泸州、宜宾剧团，他们也会要我的，反正要学到本事。

　　其实，到成都的想法之前就确定下来了。那是1980年我们县剧团娃娃班到成都来演出的时候，我去锦江剧场的成都市川剧院找过张光茹老师，她是我们叙永县川剧团团长的师姐。当时我才13岁。那是我第一次到成都，心里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到成都来。

　　9月底我向剧团请假到了成都。我先到锦江剧场、三益宫等几个剧场看了几出戏，觉得凭自己的条件可以来。然后，我找到张光茹老师，说想跟她学三年戏。开始张老师不敢收我，说我是县剧团的台柱子，剧团实行自负盈亏，如果我走了，对剧团的演出和收入影响很大。我一再恳求张老师收下我，她考虑了两三天后，给我约法三章：第一是22岁之前不许谈恋爱，第二是每天晚上必须10点之前回家，第三要吃得苦。我说，都行。

　　易：放弃县剧团的正式员工身份和工资，到成都当学徒，还要靠经济非常拮据的家里提供生活费，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多久？

　　陈：有半年时间。当时回家办辞职手续，剧团不同意，还扣了我妈妈一个月的工资。我妈妈哭着不准我走，她说在哪里都是唱戏，跑那么远干啥。我说难道你让我一辈子都待在家里，我一定要离开这里走出去。我都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坚决，只是有一种走出去的信念。走那天，天下着雨，姐姐又在生病。毕竟在剧团工作了五年，12岁到16岁，很有感情的，还是有点舍不得。早上5点过我就起来，把我姐姐带到泸州交给外婆照看，我妈妈是县剧团的，正在乡下演出，爸爸在贵州演出，我又要到成都，可以说，我们家的人天各一方。这样独自一人跑到成都跟着张光茹老师学川剧，当学徒。我的继父每个月给我寄二十元钱，十五元交给老师做生活费，剩下的五元自己买点生活用品。

　　半年后，便跟老师到处去演戏。当时成都市川剧院有三个团，张老师在一团。有一次，二团的团长胡成德老师请张老师去唱戏，看到我表演，觉得这个小姑娘唱得不错，准备要我。但是一团的团长张开国老师对我说，你在我们这儿唱了这么久，就留在我们这儿算了。就这样1984年进了成都市川剧一团，成了临时工。当时临时工工资每月有三十多元，继父就不用再寄钱了。

　　我是这样的人，一旦心里有了目标，就一定会比别人更加刻苦努力。一旦有机会一定要认真抓住，才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

　　易：那个年代从小地方调到大城市，是一件异常艰难的事吧？

　　陈：当时从县剧团调到成都市川剧院很费了一番周折。下指标很难，1985年给我一个市政府特批指标，指标一般到年底的最后一个月才下，时间很紧迫。可当时县剧团坚决不放人，说陈巧茹是我们花了那么多精力培养出来的，要付五千元钱才行。当时的五千元相当于现在的十五万到二十万元。我哪有那么一大笔钱嘛，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才三十多元。张开国老师说，行，我们拿五千元，但是先放人，再给钱；而县剧团却要求一手交钱，一手交人。结果那个指标就作废了。1986年又给我下了一个特殊指标，结果两边剧团讲价，最后三千元成交。交了钱后，我先把户口从县剧团下到家里，等到指标过去后，关系再转上来。当时我已经是正式员工了，工资每个月四十元左右。

　　爱戏如命的恩师

　　易：如果说到成都是你命运的转折点，那么拜张光茹为师，则是你川剧艺术腾飞的新起点。三年的朝夕相处，为师为母，学艺做人，能讲讲你们之间难以忘怀的点点滴滴吗？

　　陈：老师这个人啊，爱戏如命。老师小时候学川戏，二十多岁跑到上海学话剧，三十多岁从上海来到成都。所以老师的表演非常漂亮，她把在话剧中学到的从人物的一招一式挖掘人物的内心变化移植到了川剧表演上。

　　跟老师相处了三年，在老师家吃在一张桌，睡在一张床，如同母女。张老师是海派，她爱人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著名演员冯，主演过电影《桃花扇》《羊城暗哨》，与赵丹、孙道临是朋友。他过世以后，老师没有再婚。老师的艺术修养很好，对我的要求很高，要我读古典名著《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我却读不进去，老师说一定要读。即便睡觉的时候，跟着老师哼唱一段，只要有一点儿纰漏，老师就会严厉地大声说，没对，重来。

　　我们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上７点过，我跟老师在华兴街吃过早点，就到锦江剧场练功、排戏。中午吃碗面，睡个觉，又开始排练。到了下午五六点钟，就一起去买菜，回家做饭。她不会做饭，也不讲究，让我炒菜，随便我怎么炒。以前我在县剧团的时候，都是吃集体伙食，要不就在馆子吃，所以我也不会做。我想，只要炒熟就行。记得第一次炒莲花白，一点儿味道都没有，管他的，我们还是吃下去了。因为练功，体能消耗大，老师买鸡炖好汤给我补充营养，她却一口也舍不得吃，全让给了我，那时经济也不宽裕，老师真的很爱护我。晚上我们看一会儿电视，有时聊一下天。我那时十七八岁，老师常常讲一些关于恋爱之类的女娃娃关心的话题。老师不仅教我唱戏，还教我做人的原则和道理。她的一句话影响了我一生：女人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不管你的丈夫有多么能干，多么强大；没有自己的事业，就不能体现你自己的价值。

　　我要飞翔

　　易：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中国戏曲步入辉煌的十年。正值青春年华的你也崭露头角，成为川剧表演新人的代表性人物。在你看来，是时代造就了你的成功，还是命运对你格外垂青？

　　陈：1982－1992年，是中国戏曲比较辉煌的十年，出了很多好戏。这十年，是我踏入戏曲界，从不懂到懂，从懂到爱，到心甘情愿地为它付出的十年。我的运气很好，每次机会我都抓住了的，但是如果没有准备，即使机会在眼前，你也没有能力抓住它。

　　第一次机会是在1985年。自从恢复传统剧目后，各团开始推新编历史剧。当时剧团在排谭愫老师的新编大戏《武则天》，正好需要个演武则天13岁进宫时的演员，只有我比较适合，演出后，大家都说这个女娃子不错。那时就改了艺名，陈巧缘改为陈巧茹。这是戏曲界的传统，比如跟着丽慧娘学就是丽家班的，跟张光茹老师，就有个“茹”字，代表艺术生命的一种延续。这之后，我便开始参加四川省的地方戏曲汇演，登上了全国各种戏曲大赛的舞台。

　　1983年，当时中共四川省委提出了川剧的八字方针“抢救、继承、改革、发展”。几年后，剧团进行改革，把我调到三团，又叫青年团，以青年演员为主，创作排演新编剧。老师所在的联合团，以老演员为主，演出传统剧目。当时老师对我有些误会，觉得我翅膀硬了，就不跟她了。我理解她的心情，我对老师说，不管在哪儿，我都是唱川剧。只要陈巧茹在唱川剧，就是你的徒弟。况且羽翼丰满后，总有一天我要飞翔。

　　从徘徊到坚守

　　易：1992年你获得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可以说你成功攀上了艺术的高峰。就在这时，你却突然下海经商，而且经营得很成功。那时川剧在你心中是否已经成为过去时了？

　　陈：1992年，拿到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后，总觉得到头了，没有追求了，有一种无法超越自己的茫然。那时，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传统价值观受到强烈冲击。我们演出一场戏才十多块钱，一个月工资才两三百元。别人唱首歌就是几百元，还不比我唱得好，自己付出那么多，收入却相差太远，觉得不值，心里难免很失落。剧团的演员们只有通过其他方式来维持生活，比如男的开出租车，女的就唱歌、拍电视剧。这些我都经历过。当时二十多岁，女娃娃都爱美，我也想穿漂亮点。但放弃川剧又觉得可惜。如何来平衡艺术与生活的冲突呢？我很彷徨。

　　我是个思维比较活跃，意识超前，紧跟时代发展步伐的人。1993年我决定下海经商，当时正好成都最大的商场——太平洋百货公司开张，我就进场代理了化妆品品牌伊丽莎白?雅顿，做了三年。后来又做了五年的服装，一直到2000年。生意比较成功，1998年我就开上了丰田佳美。当时，我每年还是在参加演出，而且经常出国，其中百分之六七十是受国外机构邀请的商演。我就这样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不放弃川剧的同时，依靠各种资源经商，来满足生活上的需求。

　　易：是什么促使你放弃经商，回到川剧上来，并愿为之坚守一生？

　　陈：到了1996年，我开始沉下心来想，我究竟要做什么？觉得根还是在川剧上。我也是知足的人，不要多豪华的生活，觉得过得好就行了。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就可以支撑我对川剧的挚爱。2000年时，我已经32岁了，想要个孩子，没有精力再去做生意。虽然搞川剧付出也多，但我认为这种付出值得。当时，很多人都在说，陈巧茹太傻，现在哪个人还在看川剧嘛。我说，没得人看，我自己欣赏，这是我的爱好。我知道我不可能放弃川剧，不管别人说什么，我会坚守。也许川剧的价值现在许多人意识不到，但是我们的下一代，再下一代人会意识到。1997－2007年这十年，我很坚定地走在川剧这条路上，每年都有自己的计划，每年都达到了自己的目标。

　　易：2004年，一出运用全新戏剧理念，利用现代高科技舞台技术表现的《青春涅》是由你牵头创作并演出的大戏，这是否意味着你迈上了更高的平台？

　　陈：我就觉得，那是一种超越，一种再生，是对自己的重新认识。就是说，我付出那么多，是心甘情愿的，我愿意付出我的一切，包括我的青春，回报就是我达到了更高的境界。那个时候我从艺二十五年。陈巧茹艺术人生专场——《青春涅》全是我自己做出来的，请编剧、请导演，同时文化局也很支持我。这出戏演出后，领导就任命我为川剧院副院长，一直到现在。

　　从演员到院长

　　易：在很多人心目中，你是名副其实的女强人。不论担任什么人生角色，你总是尽力做到最好。川剧院副院长这个角色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你是怎样去做好这个角色的？

　　陈：我经常说，其实我不想当女强人，我根本就不像个女强人。很多时候是命运将你推到那个位置。但是你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很多东西，一旦你要坚持，你就很“硬”。我经常都在思考，我们搞艺术搞表演的通常都很感性，如果你不感性的话，你肯定不是个好演员；但是从政，一定要理性，太感性一定会出事。

　　2004年6月，我被任命为川剧院副院长时，剧院面临着巨大困境。川剧院总共六百多人，三百多人离退休，一百多人离岗待退，还有一百多人竞聘上岗。我很担心，害怕做错事，耽误剧院的发展。我找到老前辈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然后结合我们剧院的具体情况，整理出工作思路：首先，剧院要有剧目；然后，还要有演员。于是我沿着这个思路去做。不做事就不会犯错，做事，难免做错，但是不怕，我要做事，而且我是在努力去做，应该会有结果。这五年真的是在拼尽全力做。现在又遇到文化事业体制改革。新中国成立快六十年了，要一朝打破这个体制，打破大锅饭，太艰难，太艰难了！成都市川剧院，过去历史太辉煌了。你能够想到，就像东郊的大型国有企业，越老越辉煌的，积重越深，改革越艰难。我们现在就存在这个问题。

　　在这个位置上，我不仅仅要考虑个人的发展，还要考虑剧院的建设和发展方向。我认为改革最难的是转变观念。很多人盆地意识严重。古人说“少不入川”，四川生活太闲适，太舒服了，容易消磨人的斗志。我经常到北京、香港以及国外演出，在那些地方很自然就有种紧迫感，一回四川就容易松懈，所以经常自己鞭策自己。

　　你来之前，还有员工来找我，来的还是我的好朋友，讨论分配问题。我的原则就是多劳多得，不做事一分钱没有。以前，还有员工来砸书记办公室的窗子。他们不敢对我这样，我毕竟在这里干了二十多年，我先讲道理，你不讲道理我也不怕。改革牵涉了许多人的切身利益，真的很难，但再难还是要做。

　　易：你如何带领剧团走好以后的路？这条路怎么走？

　　陈：我自己有时也很矛盾。曾经想过拿多少钱给我就排多少戏，没有钱就不排。但是，这不是对川剧负责的态度。我认为，国家对传统戏曲要有一定的政策来保护，它不像古董，一件瓷器，一次性投入多少钱，把它保护起来，只要不被破坏，它的价值就不会消失。戏剧是人的艺术，需要通过老师传授给学生，一代人一代人传承下去，需要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现在投入也许看不到回报，但是在将来的中国，它的价值一定能显现出来，而且是不可估量的。如果一个国家失去它独特的文化，失去自己的文化价值观，那么这个国家就没有自己的根基了。现在吃穿住行都国际化了，什么是一个国家的特色？是传统文化。经济的高速发展应回馈我们的文化，把我们传统文化的精髓传承下去。2006年，我去四川大学演出，一位教授激动地对我说，感谢你们还在为中国传统文化坚守、坚守。如果没有对自己文化信念的坚持，有朝一日其他国家侵略你，根本不需要一枪一炮，只需要在文化上侵略你，让你们的后代不知道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根，就能轻易把你打垮。我的原则，坚持走我的路，不管别人说什么。我用心做事，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

　　。

　　易：你说得很对，现在我们生活的空间就是“地球村”，在物质生活上我们渐渐与国外趋同，唯一的区别就是文化。不过，我们应该看到，国家已经开始重视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更有许多有识之士为此大声疾呼。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川剧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性的？

　　陈：是这样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个很好的开端。至少我们国家已经认识到传统文化传承的紧迫性，已经出台一些保护政策。我对川剧传承重要性的认识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从1992年到现在，我经常出国演出，正是在国外进行文化交流时才深深认识到川剧的价值，我的价值。在我最困惑的那几年，1993－1996年，正是经济突飞猛进的时候，为什么我没有放弃川剧？那时国内的朋友都说，你还唱啥子戏哦。但是在法国演出时，观众非常尊重我们，说我们的川剧太棒了，就像歌剧一样，高山流水，说我们的唱腔是“徒歌式”，没有伴奏，全靠演员的声音来表现。（这时陈巧茹情不自禁用川剧高腔清唱了一句：“我和你……”我听出来这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主题歌。）

　　为什么川剧很少有人学得出来？就是因为川剧难学，难模仿。为什么许多人说川剧不好听？为什么川剧墙内开花墙外香？艺术还是要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的前提下，才能走近大众。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不保护，等经济发展起来后再来搞川剧，也许都失传了。

　　易：你如何看待川剧的前景？川剧有没有市场？

　　陈：我觉得不乐观。首先是相关政策下了后，配套的政策能否跟上是个问题，有政策没有资金，很难。另一个方面需要我们从业人员打破惯性思维，迈开步子，要懂市场运作。还有就是要拓展演出品种，只要不违法，内容不黄，我们都可以演。

　　这个市场怎样讲，首先我国的传统剧和地方代表戏曲，包括现在发展得很好的昆曲、越剧，不能用市场来衡量它，不能用产值来衡量它；如果用市场来衡量，就没有出路。有些是可以走市场的，比如歌舞，还有杂技，它自己都会进入市场；但传统戏曲不一样，尤其需要国家来扶持。

　　家才是最重要的

　　易：人们说，每个成功男人背后都站着一个优秀的女人。那么，作为一个成功的女人，你背后站着怎样一个男人呢？

　　陈：每个女孩都有自己的白马王子，我也如此。在婚姻问题上，我认为丈夫要支持我的事业，这并不是说我是女权主义者。也许是受我老师的影响吧。还有就是我父亲的去世对我影响很大，我6岁那年，父亲在一次演出中被倒下的道具砸成脑震荡，从此落下头晕的毛病，常常不能参加演出。周围的人说他装病，逼得他自杀了。那时我就暗暗下决心，以后不找唱戏的。

　　我先生是温州人，1999年我们结的婚。当时朋友都很奇怪，说怎么去找个温州人，周围有那么多优秀的男人可选择。我们认识是在1995年，我正在香港演出。演出间隙，我在街上购物，正好他也在旁边，大家就聊起来了。后来我递了一张名片给他，他看了后说，想不到你还是演川剧的主要演员。回来后，他经常给我打电话，又从温州跑到成都来看我演出，最后他为了我离开家乡到成都来与我共同生活。现在想来，我们走到一起还是很不容易的。

　　其实家庭也是需要经营的。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任何家庭不可能做到完美无缺，就看你如何去协调。我现在的心态与五六年前大不一样，现在我要的是稳定，一定要稳定。

　　女人漂亮也好，美丽也好，这些都注定会消失的。你怎么来延续自己的美丽——不仅仅是外表美，更重要的是内在美？那就得靠你的事业、你的品行，只有它们才能够将你的美延续得更长远。女人的美只占一生中的四分之一，其余的四分之三要靠你的本事、你的为人。

　　易：面对母亲、妻子、剧院副院长多重身份，你如何平衡？

　　陈：站在妻子这个角度，这几年我特别希望稳定。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对一个女人来说家庭也很重要。做个好妻子很难，因为我身上有这样那样的头衔，男人一般都不希望妻子太强。我并不想表扬自己，但我觉得自己做得很好，很抵事。首先我从不乱花钱；第二我很顾家；第三我很爱整洁，只要不是精力顾不过来，我都会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因为小时候住的条件很差，父母长年在外演出，常常把我放在亲戚朋友家里，这样东奔西跑的，所以特别希望有个温馨的家。我可以这样说，我现在算是我们这个行业的领军人物，但是还有一点我做得很好，就是我在家庭尽到了一个妻子的责任。

　　我有一个8岁的儿子，作为母亲来说，我觉得孩子的成绩并不重要，不能学得太死，要让孩子在生活中学习。成才固然重要，但做人更重要。我从来不打骂儿子，但是他最听我的。记得有一次带他去伊藤洋华堂吃东西，说好不超过三十元，他吃得很满足。后来他看到奥运福娃，就闹着要买。我说不行，如果开始你要买福娃，那就不能吃东西，只能选择一样，因为说好了在三十元以内开支。儿子哭闹着不走，我就坐在一边等他，对孩子不合理的要求坚决不妥协。等他哭够了，我就给他讲道理，最后问他想通没有，他说想通了。平时我会经常对他说，妈妈很爱你。做母亲的，要让孩子知道你的心意。

　　易：能用一句话来评价改革开放三十年对你一生的影响吗？

　　陈：我们国家真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也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但我更多的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而且还将继续受益。这一点我深有体会。

　　⊙

　　采访手记

　　“川剧院在白云巷3号，”陈巧茹清脆的声音从电话另一端传来，“东风大桥与水碾河之间，到那儿一问都知道的。”说话简洁，一个多余的字都没有，印象中的陈巧茹应该是干脆利落的女强人。

　　白云巷，极富诗意的街名，让人不免想起杜牧的诗句：白云深处有人家。可当我站在白云巷3号成都市川剧院的大门前，却不禁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剧院大门立柱上的红漆被岁月冲刷得斑驳不堪，露出灰白的底子，上面隐约可见一行带着点金色的行书——成都市川剧院。院内是几栋灰色水泥墙面的旧楼，只有办公楼外墙刷上了黄色的涂料，看上去醒目一些。在周围高楼大厦晶亮的玻璃幕墙映衬下，这里如同上个世纪留给人们的一处充满回忆的纪念地。

　　陈巧茹正在开会，透过玻璃窗，她一眼看见我，巧笑招呼。这是我见过的最简陋的院长办公室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小书柜和一组沙发。唯一引人注目的，是书柜上的彩色演出海报——陈巧茹主演的《欲海狂潮》。

　　眼前的陈巧茹穿着米色格子裤，黑色紧身上衣，身材玲珑、修长，一双凤眼顾盼生姿，鼻梁挺立、嘴角含笑，天生演戏的料子。“你先看看资料，我开完会就来。”她体贴地说，打电话让人送来一本精致的宣传册——《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陈巧茹翻开宣传册说：“今年4月，在北京保利剧院和北京大学百年讲堂的舞台上演出了我们川剧院的保留剧目《红梅记》和《欲海狂潮》，上面都有介绍。”

　　采访显得有点随意，一是我没有准备一问一答，二是我想让采访变成两个女人间的闲聊，三是拿陈巧茹自己的话来说，她是跳跃思维。因此，我们总是在不同的话题间穿梭。我们是第一次见面，我甚至从没看过她演的戏。这样反而让我拥有无限的自由度和想象空间去感受、探究甚至猜测面前完全陌生的对象。

　　采访出来，白云巷车少人稀，清静闲适。这时，陈巧茹的形象在我心中渐渐清晰起来。她的生活与普通女人没有什么不同：学戏、工作、结婚、生子。不过，从她的一言一行中你能感受到，她拥有强烈的自我实现的意愿。她的人生就是在不停地实践、思考，再实践、再思考中攀升，从不停滞。她的人生轨迹，如同水面泛起的波纹，一波接一波，不断向外扩张，从四川一个偏僻的小县，走向省会成都，从成都走向全国，从中国走向世界。

　　陈巧茹说：“我不是女强人。”是的，在我眼中，她是一位聪慧的漂亮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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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没有选择江、张、姚接班[转帖]

1972年1月，毛泽东突然休克，意味着毛泽东的余生已经屈指可数。他说：“我已经收到上帝的请柬。”

就在毛泽东休克不久，1972年4月，在例行的体检中，发现周恩来患有早期癌症！这表明，周恩来也余日不多了！

这么一来，排名于江青之前的毛泽东、周恩来、康生都在受疾病困扰，“第四号人物”江青充满信心，仿佛未来的党的主席非她莫属了！

除了江青在做“主席梦”之外，张春桥也自我感觉甚好，在做着“总理梦”。

江青和张春桥向周恩来发动了挑战。

1972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外交部共同打报告给周恩来，请示即将召开的外事工作会议的有关问题。报告以为：

“会议的任务，联系外事工作的实际，以批林整风为纲，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

这一报告是根据毛泽东1972年6月28日与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的谈话精神写出来的。在那次谈话中，毛泽东曾指着在座的王海容、唐闻生对班达拉奈克夫人说：

“在外交部，她们这一派是‘右派’，就是保守派，靠边站，弄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外交部被那些‘左’派夺了权，一个半月，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左’派手里。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周恩来在病中看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外交部的报告，写了批示：

拟同意，请送耿飚同志会签后，再呈主席、康生（暂不送）、江青、春桥、文元、剑英、先念、登奎、德生、东兴、洪文同志批示。

周恩来

1972年11月30日

翌日，张春桥在报告上写道：

“送江青同志、总理再阅。”

在这一行字下面，张春桥又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总理：

我不了解外事工作的全面情况，但是，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建议外事会议批林要批得全面一些，同时要讨论毛主席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

妥否，供参考。

春桥

1972年12月1日

看了张春桥的批语，江青表示完全赞同。江青写道：

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的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因为，没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暴露不出他们来，他们还隐藏下来，那时我们党和人民将造成很大损失。当然，天也塌不下来。

供总理参考，又及。

江青

1972年12月2日

在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之间，最高的裁决者是毛泽东。

正在这时，12月5日，人民日报社王若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表示拥护周恩来关于批判极左的意见，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不同意批判极左的问题。

12月17日夜，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接见了张春桥和姚文元。毛泽东从王若水的来信谈起。

毛泽东说：“批极左，还是批右？有人写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我认识此人，不很高明。也读过一点马克思，参加过合二而一，一分为二，桌子的哲学……”

毛泽东接着说：“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

毛泽东在这时又否定了自己6月跟班达拉奈克夫人谈话中关于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其实是因为毛泽东晚年思想中有许多极左的成分，批判极左也就触动了“文革”，触动了毛泽东的晚年思想。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与周恩来的这一斗争中，由于毛泽东的天平最后向他们倾斜，他们越发趾高气扬了。

然而，毛泽东尽管不同意批判极左思潮，但是他并不准备把江青、张春桥定为自己的接班人。

毛泽东在思索着、斟酌着，在考虑着第三回挑选自己的接班人。

早在1956年2月25日，一个圆而发亮的光秃的脑袋出现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他所作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字字句句，使毛泽东听来非常刺耳。

赫鲁晓夫戴着金丝边眼镜，在讲坛上怒容满面，发表着他对斯大林的猛烈抨击：

“斯大林利用无限的权力，滥用职权，以中央的名义行事。但不征求中央委员们，甚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斯大林做了许多专横的事，他经常个人决定党和政府极其重要的事务，连政治局委员也不通知。……

“斯大林认为他现在可以决定一切事务，他所需要的只是统计员，他使得别人处于只应听从和歌颂的地位。……

“斯大林是个非常不信任旁人的人，有病态的疑心，我们和他一起工作，都知道这一点。……他到处都看到‘敌人’、‘两面派’、‘间谍’……

“请大家回忆一下《攻克柏林》，影片上只有斯大林一个人在活动，他在放着空椅的大厅里发布命令，只有一个人走近他，向他低声报告些什么，这个人就是波斯克列贝舍夫，斯大林忠贞不渝的侍从。（笑声）

“而军事领导者在哪里？政治局在哪里？政府又在哪里？他们在做些什么，关心些什么呢？这在影片中看不到。斯大林包揽一切，不和任何人商量，也不需要听别人的意见。一切的一切就是用这种歪曲的形式放映给人民看的。为了什么？为了颂扬斯大林，而这一切是违反事实，违反历史真实的。……

“应该说，战后时期情况更加复杂了。斯大林更加任性、易怒、粗暴，尤其是他的猜疑心更加滋长了。迫害狂到了惊人的程度。在他的眼中，许多人都成了敌人。战后，斯大林更加脱离集体，完全是个人专断独行，不顾任何人和任何事。……

“斯大林一向同人民隔绝。他一直没有下去过，几十年都是如此。……”

赫鲁晓夫在历数斯大林严重的个人崇拜错误之后，鲜明地号召全体苏**员：“必须布尔什维克式地谴责和根除个人崇拜，把它看成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敌对，与党的领导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毫不相容的东西，要同形形色色恢复个人崇拜的一切企图，进行无情的斗争。”

赫鲁晓夫所尖锐批判的只是斯大林，一个字也没有涉及毛泽东。但是，由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并不亚于斯大林，他理所当然地对赫鲁晓夫产生强烈的反感。

从此，他与赫鲁晓夫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毛泽东开始郑重其事地考虑接班人问题。他一次又一次强凋，严防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他绝对不允许在他百年之后，在中国出那么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也来一个“秘密报告”，痛斥他的个人迷信。

毛泽东早就注意接班人的问题。1961年，当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时，毛泽东跟他谈起了接班人问题。

毛泽东注意到，斯大林没有解决好接班人问题。他说：“斯大林是最有权威的领袖，但缺乏远见，没有解决继承人的问题，搞了三驾马车，只会用皮鞋敲桌子。”

毛泽东又说：“不是三驾马车，而是三马驾车，又没有人拉缰绳，不乱才怪呢！赫鲁晓夫脱下皮鞋敲桌子，是两面派。斯大林在时和死后，完全是两副面孔。”

蒙哥马利问起，将来谁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他要对此作“战略观察”。

毛泽东答道：“主席谁来当？七个副主席第一个是刘少奇。前年开会选了国家主席。原来两个主席都姓毛（引者注：指中国****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了。过几年两个主席就都姓刘了。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须战略观察？”
毛泽东的话，明白无误地道出，他所选的接班人是刘少奇。

刘少奇只比毛泽东小五岁。严格地讲，刘少奇是毛泽东的同辈战友，不能算接班人。但是，在“文革”前，刘少奇是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国第二号人物。一旦毛泽东“被马克思请去”，势必是刘少奇接班。

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重要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毛泽东在其中亲笔加了一段话。毛泽东明确地强调了“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他指出：

“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毛泽东接着提出了关于“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五项条件。这五项条件，每一条都把赫鲁晓夫作为反面教材提及了，足见毛泽东对于“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出现的高度警惕。

“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充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有着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毛泽东这一段话中，处处提醒人们，“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

毛泽东终于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目的据说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批判修正主义”。其实，中国未曾建立过资本主义制度，哪谈得上“资本主义复辟”？至于“批判修正主义”，其矛头仍是指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毛泽东把赫鲁晓夫看成“现代修正主义”的总头目。

在1966年那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亦即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毛泽东强调，“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

遗憾的是，毛泽东把刘少奇当成“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当成了“中国的赫鲁晓夫”。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一文，宣告了刘少奇的垮台。

毛泽东不得不第二次选择接班人——按照中国****当时的体制，跟苏联****一样，接班人是由最高领袖指定的。

毛泽东晚年异常重视接班人的选择，这本是作为领袖应当慎重考虑的。可悲的是，他总是由个人决断，在选择接班人这个问题上屡犯错误。

在1966年6月10日，“文革”刚刚兴起。毛泽东在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谈话时，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天下乌鸦一般黑，只是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我们就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会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到底是谁？是伯恩施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然而，毛泽东恰恰选定了“喊万岁”的人作为接班人！

林彪在自己的笔记本中写下的一段话，曾泄露了他的天机：

“大拥大顺，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

毛泽东被这位手挥红语录的“跟着转”的林彪所迷惑，把这个比他小十四岁的“亲密战友”定为接班人。

“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白发骤增，香烟一根接着一根，变得沉默寡言。

他是胜利者。不过，一度大肆宣传过的他的“亲密战友”陡然成了叛逆，不能不使他感到难堪。他的这位“亲密战友”是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而著称于世的，他的这位“接班人”的名字是载入神圣的党章的。林彪，曾被宣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三位伟大助手”，诚如恩格斯是马克思的伟大助手，斯大林是列宁的伟大助手，当今林彪是毛泽东的“伟大助手”。

历史无情地勾销了一切美丽的肥皂泡。坐在中南海那间放满直排繁体汉字古书的书房里，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接班人。

“九·一三”事件的爆发，照理会使毛泽东清醒：由他个人选择、指定接班人的做法，是不是合适？

可惜毛泽东没有接受林彪事件的教训，他又一次个人决断，开始选择新的接班人。

毛泽东在思索着，斟酌着。当年，在他第一次选定接班人时，确定刘少奇是因为非他莫属；在他第二次选定接班人时，林彪的地位也是明摆着的。可是，如今第三次选择接班人，却不那么容易，没有一个人是“呼之欲出”的！

虽然江青自以为这第三个接班人非她莫属，但毛泽东的视野里却没有她。毛泽东早在中共九大前，当江青想当党的副主席时，就明确地说：“江青不能当副主席！”

也正因为这样，当刘松林后来问及江青会不会成为党的副主席时，毛泽东一口否定：“不会的，她不行！”为此，尽管江青暴跳如雷，把刘松林投入监狱，毛泽东仍不改口。

毛泽东深知，不论是就理论水平、领导能力、革命经验、个人品格，江青都够不上成为中国****的领袖。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第三次遴选接班人时，根本没有考虑江青。何况江青是他的夫人，就连有人提议江青担任政治局常委，毛泽东都未同意。

当然，除了江青之外，张春桥也是很有可能入选的人物。他在党内的地位紧挨在江青之后。

就连张春桥本人，在当时也俨然以“接班人”自居。张春桥比毛泽东小二十四岁，整整相差一代。在中共九届政治局委员中，刷掉了林彪集团的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之后，周恩来、朱德、康生、叶剑英、刘伯承、李先念、许世友、陈锡联、谢富治，年纪都与毛泽东相差不太大，剩下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张春桥“接班”的可能性最大——江青毕竟是“第一夫人”，而姚文元的资历比张春桥差了一截。尤其是在庐山，张春桥是林彪集团重炮猛轰的目标，林彪的倒台成了张春桥的“光荣”。

完全出乎张春桥的意料，也出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意料，毛泽东并没有选择张春桥为接班人。

关于张春桥没有成为接班人，有人猜测可能由于张春桥与江青的政治关系太密切了。

也有人以为，毛泽东向来善于玩弄政治平衡术。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原本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中的两大势力。江青集团一下子战胜了林彪集团，这时毛泽东便对江青集团采取遏制政策。不然，江青集团的势力会过于强大，以致难以控制、驾驭。

不管怎么说，毛泽东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排除在接班人名单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