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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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神秘符咒“卐” [转帖]

　　希特勒为什么用“卐”作为纳粹标志

　　“卐”是上古时代许多部落的一种符咒，在古代印度、波斯、希腊、埃及、特洛伊等国的历史上均有出现，后来被古代的一些宗教所沿用。最初人们把它看成是太阳或火的象征，以后普遍被作为吉祥的标志。随着古代印度佛教的传播，“卍”字也传入中国。

　　这个字梵文读“室利踞蹉洛刹那”，意思是“吉祥海云相”，也就是呈现在大海云天之间的吉祥象征。它被画在佛祖如来的胸部，被佛教徒认为是“瑞相”，能涌出宝光，“其光晃昱，有千百色”。中国佛教对“卍”字的翻译也不尽一致，北魏时期的一部经书把它译成“万”字，唐代玄奘等人将它译成“德”字，强调佛的功德无量，唐代女皇帝武则天又把它定为“万”字，意思是集天下一切吉祥功德。“卍”字有两种写法，一种是右旋，—种是左旋(“卐”)。佛家大多认为应以右旋为准，因为佛教以右旋为吉祥，佛家举行各种佛教仪式都是右旋进行的。这个被佛教徒视为吉祥和功德的具有神秘色彩的符号，竟被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用来做了他的党旗标志。当然这与佛教毫无关系。希特勒亲自设计的党旗为红底白圆心，中间嵌一个黑色“卐”字。希特勒对他们设计非常满意，认为“这是一个真正的象征”。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说：“红色象征我们这个运动的社会意义，白色象征民族主义思想。‘卐’字象征争取雅利安人胜利斗争的使命。”后来，希特勒还为他的冲锋队员和党员设计了“卐”字臂章和“卐”字锦旗。

　　希特勒选“卐”字做标志的原因，有几种说法。一说是根据纳粹党名设计的。纳粹党的意思是“国家社会党’，在德文中“国家”和“社会”的字头都是“s”，两个字头交错重叠在一起，就形成了“卐”字形状。不过，佛家“卍”是金色，纳粹“卐”是黑色。另一种说法是美国学者罗伯特?佩恩提出的。佩恩认为，希特勒从小就有一股崇拜权威，追求权力的强烈欲望。小时候，他家附近有一座古老的修道院，修道院的过道、石井、修道士的座位以及院长外套的袖子上都饰有“卐”字标志。希特勒崇拜院长的权势，把“卐”视为院长权威的象征.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像院长那样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佩恩认为，这是他后来选用“卐”字做党旗符号的原因。还有一种说法是，希特勒受到一个名叫“新圣堂骑士团”反犹组织的影响。这个组织认为，雅利安人是最优秀的民族，必须保持其纯洁的血统，世界才有希望。这与希特勒的观点是一致的。这个组织的发起者是一个传教士兼占星家，他为希特勒占卜，预言他日后将是震憾世界的人。听了这些话，希特勒很振奋。这个组织的标志符号就是“卐”字。所以，他在后来设计党旗时，选用了这一符号。

　　这一颇具神秘色彩的“卐”字称号，曾使无数纳粹党徒为之疯狂，他们曾聚集在这一旗帜下干尽了坏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战败，这一标志也随即被粉碎.但是，在2000年11月，一位英国记者却在离柏林110公里处的一片丛林中从高空拍到了一幅用树木组成的“卐”字这一法西斯标志。它是由48棵与周围不同树种的树组成的，长度和宽度均为60米，线条分明，标志明显。这48棵树属落叶松，周围都是四季长青的针叶松.春夏两季它们没有区别，但每到深秋和初冬，落叶松的叶子逐渐变成黄色，一个黄色的“卐”字符号便凸显出来了。据查，这是希特勒活动猖獗时，一个法国乡下的土财主特意栽种的。照片一经刊出，立即引起人们的抗议，纷纷要求法国政府立即将其铲除.法国法律也不允许在任何场合公开展示纳粹党标志，所以这个由树木组成的纳粹标志很快就被消除了。

根据考古资料证明，早在6000-7000年以前甘、青地区的先民们制造的陶器上已有“卐”字符，足见“卐”字符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符号。如青海乐都柳湾的彩陶上亦有“卐”字符，广东、内蒙等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发现类似符号；而佛教在4世纪即东汉时期才传入中国。近年来，在西藏、青海等地陆续发现了一些古代岩画地点，岩画除动物、太阳、吉祥图外，还发现有岩画“卐”字符(如西藏阿里日土县发现的日土岩画“卍”演变序列图)。从5o年代以来，在西藏及边缘地区发现了大量的旧石器。据鉴测，至少5万年以前青藏高原已有人类定居。
　　
《藏汉大辞典》载:“卐”有两重意义:一为苯教教义，是苯教教徽。二为坚固，永恒不变。据《西藏王统记》载:印度佛教传入西藏以后，曾与苯教发生激烈冲突，甚至斗争，当势力强大的佛教徒围攻苯教城堡时，苯教徒于城堡四角画“卐”字符以鼓舞士气，“画方格”以抚平民。可见这里的“卐”字符是一种以苯教为中心的坚固不可摧的攘解灾害、作法驱疫的巫术。运用这种模态符号施法，让无生命的自然界由“静”变“动”，使苯教永存常在。“宗教往往利用艺术，使我们更好地感到宗教的真理，或者用图像说明宗教真理以便于想象”。“宗教需要把神灵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可以感知的物质现象，以便让群众更好地感到神确实存在，从而让宗教情感有投射的具体对象”。所以，“卐”字符曾作为苯教的教徽，具有巫术的功能作用。
　　
作为一种外来宗教的佛教，传入青藏高原后;对苯教进行了教义上的渗透和影响，甚至引起了两派之间的对立。诚然，苯教与佛教在某些方面也有接近之处。例如，苯教视世界为若干方格组成，每个方格象征一个部落，方格又分三层，依次代表天、地上、地下，分别为苯教之神、人、魔鬼所居。这些观念与佛教的“轮回”观念基本一致。我们知道，佛教教义中吸收了很多婆罗门的教义，如灵魂不灭、业报及因果轮回等。认为众生从无始末，即生死轮转，灵魂本身永远不会消灭。正因为佛、苯两大教派在教义上的共同性，使佛教在传播过程中一方面同苯教争执、排斥，另一方面又同苯教整合，吸收苯教的许多成份，这样，作为苯教教徽的“卐”字符，随着历史的发展、演变，逐渐为佛教所接收。从形式上看，苯教的“卐”字符呈逆时针方向旋转，即左旋型，而佛教的“卍”字符呈顺时针方向旋转，即右旋型。并通过改变形态的手段将苯教的许多教义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中，进而形成藏传佛教。“卐”字符也随之成为藏传佛教的一种护符象征符号得以保存下来。
　　
藏族将“卐”字符作为家庭护符的现象至今依然存在，有的把印有“卐”字符的布条系在院子或大门顶的“达却”上，有的将这个符号刻在砖石上。据老人们说这样可以避邪驱鬼.以“卐”字符做为建筑物的装潢，带有一种浓厚的审美情趣。如:藏传佛教寺院建筑物的窗墙、门格、梁头上刻有“卐”字符;院墙、院子内外铺的石头上、花园的方砖上也刻有“卐”字符;民间四合院的门窗图案也有“卐”或者“卐”字符的变体，即“富贵不断头”。其形状有圆形的、方型的、有单、有双，在墙裙、板壁上画有富贵不断头的纹样。
　　
在甘青民间刺绣、针织艺术品中，“卐”字符及其变体运用极广。它的纹路变化、气势、气派、韵味、神情无不洋溢着浓郁的民族气息。如:藏族妇女头面上佩带的辫筒、腰间挂的荷包等，绣有“卐”字特及其变体，衣服、腰带、袖口、领子上、鞋邦上、袜垫子上、袜留根等处亦绣有“卐”的变体。民间的栽绒毯子、马褥子、挂毯等的边子及四角多为“卐”头面上变体图案。
　　
“卐”字符最初人们把它看成太阳或圣火的象征，是从太阳图演变而来的。在“卐”字符尚未规范之前，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包括不同的旋转方向。太阳和“卐”字符的出现，表明人们对太阳的崇拜;人们把“卐”字符解释为太阳永恒或永恒的太阳之意。后来，发展演变、引伸为坚固、永恒不变、辟邪趋吉，以及吉祥如意的象征，是表示永恒的吉祥符号。
　　
“卐”字符是传统的吉祥字符，此字符四端纵横伸延，互相街接，形成的纹图，称“万字锦”、“长脚断字”。由“卐”字符组成的吉祥图案，如“万年如意”、“万代长春”，象征幸福永存。
　　
太阳神是藏族苯教最大的神灵之一，“卐”字符是代表太阳的符号。宗教图案“卐”字符在妇女服饰上的运用十分明显。它在藏族妇女的心目中，是美好的象征，视为吉祥之物。逢年过节，妇女们总要在自家门口，用白石灰画上一个大大的“卐”字符，以示来年吉祥如意，有些地方的藏族妇女，还喜欢把“卐”字符绣在衣服的背部。她们认为这样可以免除天灾人祸，如果是哪位妇女的逢本命年，那就更不会忘记在背上绣“卐”字符，以祈求菩萨保佑本命年平平安安。现代藏北妇女的一种头饰叫“滚多”，是由白色小海螺****而成的，上面也有用红珊瑚串成的“卐”字符纹样。
　　
“卐”字符在婚礼上呈现出宗教情感和审美情感的交融。青海湟源日月乡居住的藏民有一种习惯，他们娶亲时，婆家将羊皮铺在院子里，在羊皮上用青稞绘制“卐”字符，新娘进门时，脚踏在“卐”字符中心，以示“男女同生、阴阳相配、鱼水共欢、吉样如意、坚固永久”之意。在甘孜藏区的婚礼上，新郎新娘或坐或跪在藏毯中央用青稞或麦子拼成的“卐”字符上听“赞婚礼”等。
　　
明清时期的藏族武士装，下身为狍皮白皮裤，膝盖部有一圆布，上饰“卐”字符。在旧西藏凡是喇嘛转世、新政府官员上任时，要举行隆重的庆典仪式。仪式中必设宝座，并在宝座上用青稞或麦子拼成“卐”字符，象征坚固不摧，永恒常在的符号，灵童或新官员就坐在上面。“卐”字符在寺院、民居、服装、节日、婚礼、建筑物、节庆、帐篷、卡垫、碗边、地上或墙壁等上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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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南下与被征服者的反抗[转帖]

剃发与留头：两难的决择
　　
　　衣冠发型比命重——江南人民的流血抗争
　
　　弘光小朝廷，腐朽昏庸，人心思变，所以，在清朝打击之下，以摧枯打朽之势，被一扫而亡。对这样一个腐败朝廷，江南汉族人民内心中并不留恋。此外，由于南京人民先前未与满清打过交道，清军处处以令箭宣示“不杀人，不剃发，安民乐业”，所以普通百姓，都对清朝报以厚望。
　　　
　　南明弘光朝廷灭亡后的中国，对满清来讲，形势“一派大好”：张献忠远遁西南，李自成败死湖北，南方各地虽有残明势力分布，权力分散，明朝的鲁王与唐王各派争斗，势同水火，清王朝一下子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
　　
　　正是在这种情势下，由于投降汉奸的窜掇，满清摄政王多尔衮下达“剃发令”。
　　
　　剃发令一下，以水泼油，九州鼎沸，血如浪流。千万人命，丧于一纸文书。
　　
　　满清剃发，并非入关后才施行。
　　
　　满族为女真人的一个支系，为建州女真。早在宋代，金国人就剃发，高压强迫强迫占领区的汉人剃发。1129年（宋建炎三年，金天会七年），当时的金太宗就下过这样的强硬命令：“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死！”所以在金人统治区，士兵常常窜入市肆，见居民发式稍不如式，立即牵出当场斩首。
　　
　　满族人“发展”了几百年，发型一直没变。满族男子一般是将头顶中间一撮如钱大之头发留长，结成辫子，其余四周发皆剃光，所以称为“金钱鼠尾”。一般来讲，满族人只有“国丧”和“父母丧”内百日不剃，平时，除中间一小撮外，周围头发不能留蓄。
　　
　　努尔哈赤建后金称汗后，强迫被占领区汉人和投降的汉人必须剃发，所以，剃或不剃，成为一种政治性标志。汉人只要剃头，就免死收降，否则就砍头。后金军占领辽阳后，当地汉民成千上万不愿剃头为虏，自投鸭绿江而死（见朝鲜《李朝实录》）。当时当地，汉民有时候被剃发后结果更惨。由于明清方面的拉锯战，剃发汉民常被明军杀死，士兵们割头后冒充满人首级去“报功”。皮岛的毛文龙，当时就杀了不少剃发的汉人，然后拿着首级向明廷邀赏。
　　
　　皇太极继位后，杀人方面有所收敛，但对剃发则要求更严。惟一例外的是，朝鲜由于向满清投降早，作为一种特殊礼遇，皇太极对这个附庸国表示宽大：冠履不易，可以免剃。
　　
　　皇太极之所以如此强调剃发，正源于这个虏君读过书，对历史上的女真帝王金世宗非常钦佩。他坚定认为，女真如果汉化，后果肯定会速亡。相较汉族，蒙古诸部没有易服剃发之忧，他们头顶上的头发也剃，不过是留方梳双辫，所以后金时代满族与蒙古诸部虽然恶仗连连，其间的感情却很好通融、联系，日后就成为“满蒙一家”。
　　
　　清军初入关，占领北京后不久，即发布剃发令。由于吴三桂等明朝降官劝说，加之北京及周围地区人民反抗连连，多尔衮不得不收回成命。但是，他对率先剃发的明朝兵部侍郎金之俊等人，还是表现出特别的信任。所以，清军入据北京后，好长时间内，明朝旧官变成清朝官员，仍旧身穿明服，冠裳不改。
　　
　　清军进入南京城，豫王多铎还对率先剃发献媚的明朝都御史李乔加以斥骂：“剃头之事，本国相沿成俗。今大兵所以，剃文不剃武，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
　　
　　但是，当北京的多尔衮得知南京已定，又有汉臣孙之獬紧劝，他即改变初衷，于六月十五日让礼部在全国范围内下达“剃发令”。
　　
　　南明弘光朝覆亡后，以钱谦益为首的明朝朝臣多送款迎降，劝多铎说：“吴地民风柔弱，飞檄可定，毋须再烦兵锋大举。”
　　
　　虽然文人无骨，此话水份也不是太大。除了太仓农奴为了抢夺先前的主人造过几次反外，江南大地一时还真没什么对清军太大的袭扰。各地乡绅为了自保，也纷纷在城墙上大书“顺民”二字，向清军降附。钱谦益与各地乡绅的信中，也称大清“名正言顺，天与人归”。尤其是对扬州大屠杀的恐惧，一向生活安逸的江南人民，在心理上确实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开始认真思考顽强抵抗后的毁灭后果。
　　
　　让人极其骇震的是南京和扬州的结果昭然在目——“扬州十日”杀了八十万人；南京在弘光跑后，由赵之龙、钱谦益等人手捧明境图册和人民户口向清豫王多铎行四拜礼献降，二十余万兵马束手投兵。清军兵不血刃，果然没有大行杀戮——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遭遇，确实为江南士绅民众在心理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日本人在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实际上也是天皇裕仁那个相貌猥琐不似人君的王八蛋和日本大本营默许的，其目的也是想效仿满清当时的大屠杀以达到“震摄”中国人心理的目的。殊不料，世易时移，中华民族心理日益坚强，大屠杀反而更加激起同仇敌忾之抵抗决心）。
　　
　　孙之獬，山东淄川人，明朝天启年间中进士。此人因人品低下，反复无常，一直郁郁不得志。清军入关后，这老哥们求官心切，是第一批摇尾乞降的汉官，并当上了礼部侍郎。
　　
　　为报新主提拔之恩，他一时间又想不出什么平定大计，孙之獬在让全家女眷全部放大脚之后，就走个“偏门”――主动剃发。
　　
　　孙之獬老小子前脑门一溜精光，后面也拖个大辫子，穿上一套四不象的满服，施施然来，上朝时想博个满堂采。
　　
　　不料，当时汉人官员人仍是博冠大袖，汉人装束，见这么一个老狗不伦不类，都心中觉得可笑又可鄙，扬袖把他排挤出班；满族官员自恃是统治征服民族，也都纷纷脚踢笑骂，把他踹出满班。
　　
　　恼羞成怒加上气急败坏，孙之獬下了朝后就立马守了一道奏章，向清世祖建议在全境范围内给汉人剃发，其中有几句话直挠清帝（也就是当时摄政的多尔衮王爷）心窝：
　　
　　“陛下平定中原，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之从陛下也！”
　　
　　清帝顺治当时年仅7岁，全权大事全部由摄政王多尔衮一人说了算。多尔衮等人本来就是北方武人性格，被孙之獬这一阴激，深觉其言甚是有理。而且，早在比1644年多尔衮入关之前，满人大学士希福已在盛京向朝廷进献了满文写的辽、金、元三朝史料，想使这些过往“异族”入主中原的历史经验“善足为法，恶足为戒。”其中最主要的警示，就是防止上层“汉化”。特别辽、金两朝，“汉化”最终导致了皇族的消沉和委琐懦弱。
　　
　　孙之獬的进言，正好挑起多尔衮的警惕之心，他想先从形式上消除“汉化”的潜在危险——好！我先下手为强，先给全体汉人先来个“满化”，强迫剃发！
　　
　　恶法逼人，本来渐趋平静的江南地区顿时如水入沸油般四处暴散起反抗的怒潮。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一直以孔孟伦理为原则的中国人，无论官绅还是普通百姓，都不能接受自己在形象上变成野蛮的“夷狄”。遥想前朝，即使是统治中国近百年、残暴横行的蒙古统治者，也从未下令要汉人改变装束。
　　
　　一朝天子一朝臣。以家族宗法儒学为源的中国人，或许能把朝代兴迭看成是天道循环，但如果有人要以衣冠相貌上强迫施行历史性的倒退，把几千年的汉儒发式和盛唐袍服变成“猪尾巴”小辫，这不仅仅是一种对人格尊严的侮辱，简直类似精神“阉割”的大痛。而且，在明朝人心目中，以这种“夷狄”形象活着，死后一定有愧于祖先，再无面目见先人于地下。
　　
　　如果从文化、财产、等级等等方面，士大夫和平常民众还存有歧异的话，在这种保卫自身精神和风俗的立场方面，所有的汉人，几乎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
　　
　　原本已经降附的地区纷纷反抗，整个中国大地陷入血雨腥风之中。连真心归附清朝的汉人学者，也在笔记中纷纷不平地记述道：
　　
　　“我朝（清）之初入中国也，衣冠一仍汉制（其实朱元璋下令是遵依唐制）。凡中朝臣子皆束发顶进贤冠，为长服大袖，分为满汉两班。有山东进士孙之獬，阴为计，首剃发迎降，以冀独得欢心。乃归满班则满以其为汉人也，不受。归汉班则汉以其为满饰也，不容。于是（孙之獬）羞愤上书……于是削发令下，而中国之民无不人人思螳臂拒车斗，处处蜂起，江南百万生灵尽膏野草，皆（孙）之獬一言激之也。原其心，止起于贪慕富贵，一念无耻，遂酿荼毒无穷之祸！”（《研堂见闻杂记》）。
　　
　　不过报应真迅速。三年多以后，因为受人钱财卖官，孙之獬受弹劾，被夺职遣还老家淄川。天道好还，这老贼恰好赶上山东谢迁等人起义。义军攻入淄川城，孙之獬一家上下男女老幼百口被愤怒的民众一并杀死，“皆备极淫惨以毙。”
　　
　　1645年六月二十八日，清廷再次传谕：“近者一月，远者三月，各取剃发归顺。”这样一来，剃发就成了绝对命令。
　　
　　如此野蛮的“留发不留头”，引发了江南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从苏州开始，抗争怒潮波延而起，常熟、太仓、嘉定、昆山、江阴、嘉兴、松江，处处义旗，人人思愤。清军王爷多铎大肆镇压，江南胜地，屯时变成血流成河。
　　
　　“华人变为夷，苟活不如死”。悲愤之下，江阴这个素以礼仪之邦著称的城市，人民纷纷起义，誓死不剃发，不投降，并推举前明典史阎应元入城主政，紧闭城门，拒不开门。
　　
　　江阴剃发，非常有戏剧性。本来，清军派一位二十多岁的投降清朝的前明进士方享为江阴县令。此人自以为是“运筹帷幄”诸葛亮，穿一身明朝服装，只带二十多个家丁，前来江阴当“接收大员”。
　　
　　剃发令下，江阴诸生百余人，率领民众约万人，到县衙请求免剃。方享不知死，犹拿架子端坐堂上，唤衙役下堂收取兵器。这时，他的老师无锡人苏某恰好来贺学生当官，见民众议论纷纷，便入堂大骂：“这些奴才，留发不留头，个个该砍！”
　　
　　一句话，激起众愤，百姓大噪：“打死这个降贼喊捉贼！”你一拳我一脚，立毙老贼，然后拆下门板焚尸。
　　
　　方享犹大呼，被众人抓住，关入牢狱。清军攻城时，这个强迫百姓剃发的河南籍美少年汉奸书生，被江阴人民活活打死。
　　
　　一不做，二不休，民众忽然想起在同察院还有四个与方享同来的满洲打扮的军人，据说是清政府派到江阴监察剃发的，于是众人持刀，冲入同察院。这四个“满洲兵”，刚入江阴时满口叽哩哇啦地讲满语，当庭食生肉，随地大小便，睡觉也是铺块席毡倒地而卧。众人杀入时，他们还发箭抵挡，但很快皆被生擒。
　　
　　仔细察搜，大家发现这四个人是“假鞑子”，他们外表装凶蛮，可内屋里面床帷灶釜，皆精致无比。枪捅脚踹之下，四个人立刻满口苏州话：“我们本来是苏州人，不是鞑子，爷爷们饶命！”
　　
　　民众闻言更恨，几个肉贩上前，用刀碎剐四人。
　　
　　四人临死哭嚎：“方县令害我们，让我们假扮满兵吓唬人……”
　　
　　阎应元被江阴人民推为城主后，想尽办法守城，歼毙清军无数，致使清将咬牙切齿发狠说：
　　
　　“我们一路得北京，下南京，未尝费力。江阴拳大的地方，怎敢如此抵抗！”
　　
　　清廷震怒，刘良佐、李成栋、土国宝等降将以及满将石堪、博洛等人统二十万大军，把江阴城团团包围。
　　
　　刘良佐骑马，环城高喊，让江阴人投降。阎应元凭城大骂：“我只是一个小小典史官，尚为国尽忠。汝为朝廷侯伯高官，不能以死报国，如今还有脸面来见江阴父老！”于是，阎应元大书一帜：“留千古半分忠义，存大明一寸江山。”
　　
　　刘良佐惭甚。但是，为了向满清主子有交待，他“发明”用三层厚牛皮作的攻城皮帐，让士兵躲在下面，进逼城墙。
　　
　　牛皮坚韧，城上矢石投之，皆反跃弹起，不能射入。
　　
　　阎应元派人取人粪和以桐油煎煮，在城头上煮开后立即泼下，牛皮帐顿时被烫穿，下面的清军，非死即伤，损失数百人，一轮攻城只能告歇。
　　
　　相持数日，清军无法破城。
　　
　　忽一日，清军见江阴城门忽洞开，以为有人献城接应，立即开始进攻。城中百姓在阎应元事先安排下，皆伪降。有清军将领占据官署，以为得计。
　　
　　没高兴多久，江阴士民伏兵大发，有壮士挟双斧，舞动如飞，杀入官署，一斧砍下清将头颅，然后大呼杀出。伏兵四合，江阴人民又杀掉入城未及逃跑的数百清兵。
　　
　　阎应元布疑兵于城外江岸之上，“大明忠义营”字样的灯笼此起彼伏，引诱清军来攻。清军发兵，却不见一人。疑惑之中，江阴城中有民兵缒城而下，主动劫营，趁乱杀死不少清军。
　　
　　混乱之中，先前杀掉高杰降清的老汉奸许定国竟然也被砍去脑袋。

　　阎应元为人，躯干丰硕，双眉卓坚，目细而威，面赤长臂，活象关云长的长相。每次巡城，他身后皆有一人手执大刀跟从，貌类周仓。清军中的满人都喜欢听《三国演义》，他们在城下望见，更是心怀凛凛，以为阎应元是关大刀转世。
　　
　　延至八月二十一日，由于清军从南京运来二十四门巨炮，连轰连击，江阴城墙倒塌数处，清军趁机攻入，江阴失陷。
　　
　　江阴义兵皆血战而死。城内男女老少，争相赴水、投火、自刎、上吊自杀。
　　
　　清军连杀二日，直到找不到活人才封刀。
　　
　　江阴一城，共有近二十万人被杀。
　　
　　积尸如山，流血漂石，难怪时人作诗叹息：“提起江阴城破日，石人也要泪千行。”（《江山孤忠录》）
　　
　　阎应元知事不济，提笔沾墨，在东城敌楼门上题字：“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
　　
　　题讫，他上马提刀，杀清兵数十人，最终身负重伤，摔于马下。
　　
　　挣扎间，阎应元拨刀自刺已胸，跃投湖中，有义民上前援救。恰好，刘良佐手下兵卒忽至，大呼“阎公乃刘将军老友，一定要活人！”于是，阎应元被押入佛寺，去见刘良佐。
　　
　　刘良佐见阎应元至，跃起近前，手拍阎应元肩膀大哭。
　　
　　降将汉奸，嚎声啕啕，泪水涓涓，真不知他当时心中何思何想。
　　
　　阎应元怒斥：“哭为何来，事已至此，只有一死，速杀我！”
　　
　　未及刘良佐劝降，清朝豫王多铎本人突入佛寺，坐于堂上，点名要阎应元投降。
　　
　　大英雄挺立不屈，背对多铎，骂不绝口。
　　
　　刘良佐忽然变脸，为向满洲主子表忠心，他抢过一个士卒的长枪，直刺阎应元大腿，把英雄刺仆于地。
　　
　　血如泉涌，阎应元依旧大骂不屈。
　　
　　日暮时分，阎应元被押至栖霞阉，虽然因失血过多而奄奄一息。他仍旧高呼“速杀我”不绝。
　　
　　多铎闻之恼怒，命刘良佐率人，酷刑处死了阎应元。
　　
　　大明烈士，一魂冲天。`
　　
　　昆山方面，本来局势平静，剃发令下，人心大骇，民众争起，杀掉清军委任的地方官员，烧掉县衙，并把巡抚官署一把大火烧为平地。

　　清军将领李延龄受李成栋指派，以铁骑围城，先杀义民数千。而后，清军入城，开始屠城，大杀三天，方下令“封刀”————“是两日天气晴明，而风色惨淡，空中无一飞鸟，暮皆大雨，震雷轰烈……初八日，王师（清军）拘掠千艘，载虏获西去。约计城中男妇踰垣得出者，十无一二。巧掩得全者，百无一二。骤遇炎雨，尸皆变色……其死亡状，有倚门、卧床、投阁、扳槛、反缚、攒捆、压木柱、斩首、斫颈、裂肩、断腰、剜肠、陷胸、肢解、才磔种种之异，以至悬梁挂树，到处皆是；井坎池潭，所在皆满，呜呼惨矣！”（吴伟业《鹿樵纪闻》）
　　
　　再讲嘉定。
　　
　　1645年7月底，李成栋率所部五千多人向嘉庆进逼，在路上就开始奸淫杀烧。
　　
　　嘉定居民在明朝进士黄淳耀等人带领下，用大木、巨石填塞城门，誓死拒守。
　　
　　8月中旬，李成栋猛攻嘉定城北的娄塘桥，杀死上万民众。8月24日夜，由于天降大雨，城上不能张灯，李成栋趁黑，派兵潜伏于城根下挖地道，在其中暗埋火药。
　　
　　黎明时分，李成栋用大炮猛轰，引燃火药，“地裂天崩”，城墙倒塌，清军乘间烽涌而上。由于清军军士从屋顶上奔驰，一时间通行无阻。最终，城内难民逃生不得，皆纷纷投河死，河水为之不流。
　　
　　黄淳耀兄弟奋战力竭，最后相对自缢殉国。
　　
　　由于李成栋的弟弟李成林在此之前在一江伏击战中被杀死，出于野蛮的报复之心，他下令部下屠城。“（李）成栋持刀，下令屠城，约日入后闻炮即封刀。时日暑正长，各兵遂得悉意穷搜，家至户到……”（吴伟业）。
　　
　　清军受命，挨家挨户，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草从棘，必用长枪乱搅，一心要杀个鸡犬不留。
　　
　　当时的惨景，有亲历者朱子素的《嘉定屠城略》作证：“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一幅活的人间地狱图。
　　
　　清军遇见年青女人，就当众白昼轮奸。如遇抵抗的妇女，这些人形兽物就用长钉把抵抗妇女的双手钉在门板上，然后再肆行奸淫。
　　
　　一顿杀戮过后，李成栋属下四处劫掠财物。他们见人就喊“蛮子献宝”，随手兜头一刀，也不砍死。如果被砍人拿出金银，清兵（其实是前明军）就会欢跃而去；那些腰中金银不多的居民，必被砍三刀，或深或浅，刀刀见骨。当时，“刀声割然，遍于远近。乞命之声，嘈杂如市。”
　　　　
　　此为嘉定一屠，共有近三万人被屠杀。
　　
　　几天之后，有一名叫朱瑛的义士聚集逃跑于周遭的民众共两千多人，重新回到嘉定，处死归降清军的汉奸和清军委派的官吏，在葛隆一带设伏消灭了李成栋的一支小分队。
　　
　　气恼至极的李成栋忙率军回攻嘉定，并在路上把葛隆和外冈两个镇子的居民全部杀光。被民众赶走的清军委派的县令浦嶂为虎作伥，领着李成栋军士直杀入城里，把许多还在睡梦中的居民杀个精光，积尸成丘，然后放火焚尸。
　　
　　这位汉奸浦嶂不仅把昔日几个朋友娄复文等人整家杀尽，还向李成栋进言：“若不剿绝，必留后患！”清军杀得兴起，嘉定又惨遭“二屠”。
　　
　　二十多天后，原来南明的一个名叫吴之番的将军率余部猛攻嘉定城，周边民众也纷纷响应，竟在忽然之间杀得城内清兵大溃出逃。
　　
　　不久，李成栋整军反扑。吴之番所率兵民大多未经过作战训练，很快溃不成军，吴将军自己提枪赴阵而死。
　　
　　李成栋军第三次攻城，不仅把吴将军手下数百士兵砍杀殆尽，顺带屠杀了近二万刚刚到嘉定避乱的民众，血流成渠，是为“嘉定三屠”。

　　经过如此惨酷的“三屠”，江南大部分地区远近始剃发，自称大清顺民。
　　
　　可见，血海肉山，杀戮淫威下，终于使反抗的烈焰渐趋熄灭。李成栋因为这些“赫赫”功劳，被清朝提拔为江南巡抚。不久，清廷把他调往东南，派他去平灭南明的另一个皇帝隆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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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中央有无\"约法三章\"? [转帖]

在谈到江青和毛泽东结婚问题时，不少人提到中央政治局有“约法三章”，即对江青限制性规定“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20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等。因此，这一说法流传很广，迄今不断。那么到底这个说法是真是假呢？

　　1998年，曾任江青机要秘书的阎长贵回忆，“我曾询问过人们普遍认为对毛泽东了解最多的汪东兴、张耀祠，他们都说没听过这件事。”同时，他还查询了相关的文字资料。

　　两部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和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毛泽东传（1893—1949）》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之事，都只作了简单记载，根本没有提到“约法三章”。为此事，阎长贵向《毛泽东传》中有关这部分的作者询问，得到的回答是：没有“约法三章”的档案；如果有，我们不可能不提到和作出应有的说明。

　　同时，据《张闻天年谱》上卷记载：“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党内一些同志对他本人生活的意见，规劝他不要和江青结婚，毛泽东见信不悦。”对这个记载，该书加了个注，说：“当时在延安的一些老党员，听说毛泽东要和江青结婚，议论纷纷，有的还写信给中央。这些意见都汇集到党总书记张闻天那里，张综合了大家意见便写信给毛泽东。据张的妻子刘英回忆说：‘信是让警卫员送去的。毛读后大怒，当场把信扯了。’”

　　在毛泽东和江青结婚问题上中央的态度和做法，张闻天的夫人刘英了解情况比较多。如果确有“约法三章”，刘英当时就可能知道；即便当时不知道，在她和张闻天的长期共同生活中，也不可能没议论过这个问题；2002年刘英去世，直到那时她都没谈过什么“约法三章”的问题。

　　后来，宋任穷在给《叶子龙回忆录》作序时说：叶子龙“是十分了解毛泽东的人物之一”。他从1935年起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一直到1962年，他们朝夕相处共27年。1938年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时，叶子龙正在毛泽东身边。他们的婚宴，也是叶子龙张罗操办的。关于毛泽东和江青的婚事，叶子龙说：“……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多次接待江青，他们于1938年夏天以后就生活在一起了，没有举行什么结婚仪式。当时处于战争环境，结婚一般也不举行婚礼，当事双方写个申请，由领导签字批准就行了。毛泽东与江青生活在一起是中央几位领导研究同意的，由江青照顾毛泽东的日常生活。”而对于“约法三章”，叶子龙没有谈及。

　　而从江青担任职务方面来看。1947年中共中央撤出延安、转战陕北时，留在陕北的江青被任命担任中央直属大队政治协理员，做思想政治工作——职务虽不高，但确实是党内政治职务。

　　建国后，1951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就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向中央报告，其中提到拟调陶鲁笳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政治教育处处长，拟任江青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对这个报告，毛泽东作了如下批语：

　　乔木同志：

　　此件很好，可照此实行。惟赖若愚调总工会为秘书长，陶鲁笳是否能调出待考虑，江青是否适宜做处长也值得再考虑一下。

　　毛泽东

　　十一月十六日

　　史实证明，江青是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的。

　　1956年由周恩来提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任命江青为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级别为副部级）。

　　如果在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时中央政治局确有限制江青的“约法三章”，“20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以上关于江青的历次任命不都直接违反这个“约法三章”吗？究竟是有“约法三章”，还是党的组织屡屡违反？这个“二律背反”不容回避，二者必居其一。阎长贵认为，结论只能是根本不存在什么“约法三章”。

　　通过所有书面文字上所讲，阎长贵再次提出，连总书记张闻天当时都认为，结婚“是私人问题，别人不便干涉”，而以他为首的中央政治局反而要以组织名义做出“干涉”江青和毛泽东结婚的“约法三章”，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而所谓限制江青，同时也就是限制毛泽东，不论从他们结婚时即1938年毛泽东的地位来说，还是从毛泽东倔强的性格来说，当时的中央政治局能够提出和作出人们熟知的所谓“约法三章”吗？同样也是不可能的。再说，江青是那种肚里不藏话的人，如果真的有什么“约法三章”，她在“文革”中早就捅出来，并用她掌握的权力整人了，哪里还等到她被打倒后让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议论这个问题？总之，“约法三章”这桩公案仅仅只是“轶闻”罢了。（摘自《同舟共进》　阎长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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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1920年建党之前入党 [转帖]

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中共八大档案中，有一份毛泽东亲自填写的中共八大代表登记表。这个登记表上入党时间的一栏中，清清楚楚填写的是1920年。这就是说，毛泽东的入党时间是1920年。有的读者问，中国****是1921年成立的，为什么毛泽东的入党时间是1920年呢？ 《北京日报》3月4日刊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陈述的文章，对此作了解答。

实际上，中国****的创建是有一个过程的。大致可以分为建立早期地方组织和建立全国组织两个阶段。 1920年1月，李大钊和陈独秀开始探讨成立****的问题，2月，陈独秀被迫从北京迁居上海后，他和李大钊分别在南方和北方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

1920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王尽美、邓恩铭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在广州，也相继成立了****的早期组织。在武汉、广州、济南建立****早期组织的同时，长沙也建立了****的早期组织。2002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第一卷上说：在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积极组织活动下，“长沙****早期组织于1920年初冬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 ”这就是说，在1921年7月23日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中国****已经有了八个早期地方组织。它们是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旅日、旅法****早期组织。在这些组织中的五十多名早期****员，其中有不少是1920年入党的，毛泽东就是其中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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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同志》畅销于西方[转帖]

作者：叶永烈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在韩素音那里碰了一鼻子灰之后，江青仍在继续物色、寻觅着自己的“斯诺”。

在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随着历史性的文件——《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中美关系走上了正常化的轨道。

1972年7月19日，一架波音客机降落在北京机场，一群在当时中国罕见的穿高跟鞋的女郎款款走下舷梯。这是访问中国的第一个美国妇女代表团。

内中有一位三十四岁的女士，是代表团中的“中国历史学家”。她名叫露克珊·维特克（Roxane Witke）。她在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讲授中国近、现代史、古代史以及日本历史。当时中国报纸称她是副教授，实际上她只是“助教授”。直至1978年，她才升任正教授。她的丈夫叫恩特洛·纳森，也研究东亚问题。

据维特克自述：她学过中文，能说简单的汉语，但是只能说略懂而已。

她曾在亚洲和欧洲做过两年研究，对中国问题很有兴趣。她对中国的现代史还是了解的。

她曾经就毛泽东的早期作品写过一篇论文，题目颇怪，叫做《毛泽东、妇女和五·四运动时期的自杀现象》。

她能够前来中国，据她自述，是富有戏剧性的：

1971年秋末，我照常到纽约参加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现代中国”研讨会。那晚我住进了简朴的罗斯福饭店。第二天早饭后，当我正在饭店的大厅里浏览《纽约时报》时，一些人排着整齐的队伍从我面前走过，他们目不斜视，留着短短的平头，身着立领海蓝色制服。这些人立刻吸引了我的视线。他们无疑正是新近到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引者注：当时，联合国刚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到达纽约）。这些人暂时在十四层下榻，而与他们居于同一屋檐下的我，竟差点错失良机。

正好，我还有一点时间，于是便迅速跑进电梯，按了十四层。当时我的脑子里只是想要去看看这些面孔严肃的北京使者们是否保持着我五年前在台湾所了解到的那些饮食传统。他们也许正在大门口吞咽着大饼油条──一种典型的华北早餐，说不定他们正在饭店的老式散热器上暖着他们的茶壶呢。

电梯口站着两位身材高大的警察和一名身着制服的侍者。“请说明您的身份”，一位警官对我说。我告诉了他。“你到这里干什么？”我正含糊其辞地向他解释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时，突然发现有一个身着睡衣的中国人，正好奇地从一扇门后探出头来张望。我用中国俗语向他打招呼：“你吃了吗？”并问他和他的伙伴们在这座美国城市里过得怎样。这个人警觉地抽身退了进去。

一阵忙乱之后，由后门走出一位身着短袖衫和肥裤子的瘦小男子。“我姓刘”，他很不自然地说，同时陪我进入一个小房间。落座后，他给我递烟上茶，用的都是中国货。我们夹杂着汉语、法语和英语礼貌地开始交谈。我们谈到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互换学生的可能(目前不太可能)，以及在中美人民之间寻找共同的思想意识的可能性。谈话很空洞。但双方都未使用批评的言辞。我们没有提到毛主席的名字。

当时我告辞出来时，这位刘先生用低而温和的语调邀请我改日再来。

……

这次出人意料的会面，使我意识到：中国****人有时也是很灵活的，他们并不完全像自己在宣传中所说的那么死板。而冷战的阴影和学者的单纯曾经使我完全忽略了这一点。

几周之后，当我为了学术上的事再次来到纽约时，中国人已搬到西六十六街的另一家旅馆去了。在那里他们开始卓有成效地改变他们在持有偏见的美国人心目中的印象。我正好有几个小时的空闲时间，于是决定再拜访他们一次。可这回就不像上次那样容易了，我打了大约二十个电话才联系上，其中有一次是把电话打到了“中华民国（台湾）驻美联络处”（正准备撤回台湾），一个狂怒的男子在电话中对我吼道：“**们不住这儿!”

不久，我见到了刘先生的一位助手何理良女士，她是代表团的顾问，还是代表团团长黄华大使的夫人，而黄华在数年内一直是国外任职的中国人中职衔最高的。何女士那天下午抽时间会见了我。我们用汉语和法语（当时法语是她使用的主要外交语言）交谈，在场的还有代表团的二等秘书高良。高良显得活泼健谈，但她只说汉语。

从谈话中可以看出，她们已通过自己的渠道，了解到我正准备出版一本以中国女权运动为题材的书，而正是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熟悉了许多现在已成为“老革命”的人在青年时候的斗争事迹。她们还得知，我是一套十六卷本的名为《红旗飘飘》的书的合编者之一，此书是一些革命者的回忆录摘集……

需要说明的是，那时，中美之间的大门，才打开一条缝，来华的美国客人很少。另外，正处于“文革”之中的中国人，听说维特克翻译过《红旗飘飘》中的一些文章，也就把她划入了“友好人士”的行列。

维特克向中国方面再三说明，她为了了解中国的现代妇女运动，准备写一本关于中国女权运动的书。她希望会见中国妇女领袖，作些采访。

正因为这样，维特克受到了访华邀请。

维特克是这样自述的：

何理良问我，如果她和高良为我给北京写封信，推荐我去中国研究革命妇女和文化，我是否愿意去？因为只有亲眼看看中国，亲口和人们交谈之后，我才能避开那种仅以外国图书馆中能找到的、错误的或不可信的材料为依据来写作的“学术”俗套。

我当然乐于接受这样的机会。不过我也没太把她的建议当真。几周以后，高良给我打电话，她的声音因激动而有些颤抖：

“中国人民对外友协（这是当时中国政府用以与那些尚未与之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打交道的机构）已邀请我在当年夏天方便的时候，以个人身份访问中国。所有在中国的费用都由中方负责。”

高良还告诉我，不必到渥太华申请签证，我只要把护照送去即可。

就这样，维特克的请求，得到了批准。

她来到北京，受到邓颖超、康克清的接见，回答了她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一些问题。

在访问了邓颖超、康克清之后，维特克又要求访问江青。

其实，后来的情况表明，维特克访华的潜在目的，是访问江青。她提出“为了了解中国的现代妇女运动，准备写一本关于中国女权运动的书”，为的是便于被中方所接受，以求能够受到中方邀请。另外，她也无法预计能否受到江青的接见。所以，提出“为了了解中国的现代妇女运动，准备写一本关于中国女权运动的书”是最为名正言顺的。倘若她无法在中国见到江青，她就写“关于中国女权运动的书”。

她访华的真正采访目标，是江青。

维特克的自述，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1967年秋我回到了伯克利（引者注：指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大学），在此期间我曾研读过一些有关江青的材料，对她抱有很大兴趣。这位原来名不见经传的毛夫人，忽然成了中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并向那些老人以及他们的既定立场发起了猛攻。我不惜把手头的工作全部抛开，以便研究这个人的历史。这个题目在当时看来几乎难以完成。因为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公开之前，****的新闻界对她的个人经历，以及她所扮演的政治角色，一直是避而不谈的。这种隐讳，使得对这位执掌重权的中国妇女感到惊异的中国观察家们不得不进行臆测。

“在纷纭众声中，也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中国绅士宣称了解这位复出的旧日明星，说她当初只是一个貌不惊人、也未曾引起轰动的演员，但却以脾气乖戾、性格孤僻而闻名。与此相应的还有人们可以想象的各种桃色新闻，似乎在她走上政坛的路上，满是电影明星的罗曼史和一颗破碎的心。这些消息的准确性及其价值都很令人怀疑。如果所有这些传闻的主人公是位大权在握的男人，情况又会如何？曾有六个星期的时间我专心研究这些材料。”

所以，维特克是有备而来的，事先看了大量关于江青的背景资料。

维特克终于提出希望采访江青，中国的有关接待部门不能不郑重加以考虑：邓颖超早在1927年便担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解放后担任了全国妇联第一至第三届副主席;康克清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中共中央妇委会委员，解放后担任全国妇联常委、副主席。她俩都是中国现代妇女运动领导人，由她俩接待维特克是恰当的。可是，江青并没有跟中国现代妇女运动有多大瓜葛，由她出面接待维特克并不合适。当然，更使外事部门担心的是，江青那么任性，说起话来没遮没拦，吹起牛来没完没了，所以外事部门极少安排她接待外宾。

不过，维特克的要求，又不能不向江青通报。不然，如果事后江青知道，追究起来，谁也受不了。

于是，维特克的报告，被呈送到周恩来那里。

此事理所当然使周恩来为难：不同意让她见江青吧，江青会不高兴;让她见江青吧，说不定会惹出麻烦来。

周恩来写下了这样的批示：

江青同志：

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

当时，江青正准备去外地休养，她见了周恩来的批示，又看了关于维特克的简介，她觉得才三十四岁的维特克，资历太嫩了点——“不过，斯诺当年去延安，也只这样的年龄。”江青曾如此说。

也真巧，维特克希望访问江青，而江青把她看作是自己的“斯诺”—— 一方有所求，一方有所需，也就一拍即合。

于是，她打电话给姚文元，约定翌日——1972年8月12日下午，一起会见维特克女士。

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那时几乎成了江青的专用厅。

当穿着一身连衣裙，显得年轻又漂亮的维特克，跟江青紧紧握手之后，寒暄不过几句而已。

江青说：“我非常高兴见到你。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副教授，你不远万里前来中国，我热烈地欢迎你!”

维特克说：“江青夫人，我见到您非常荣幸！今天，是我来到中国后最为高兴的一天！”

双方几乎一拍即合：江青正在物色着自己的“斯诺”，恰恰在这个时候，维特克出现了；维特克来中国了解现代妇女运动，所获甚少，正为难以出研究成果而发愁之际，江青热烈的握手，表明写作江青传记这一新课题远比研究中国现代妇女运动更容易获得成功。

后来，美国《基督教箴言报》这样报道：

“江青和维特克女士第一次见面后，维特克女士就认为江青想确立她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所以两人‘合写一本书的意念’，马上形成了。”

据当时在场的外交部工作人员回忆，江青跟维特克见面之后，便这样说道：

“关于我本人的历史，从来没有对外国人讲过，你是第一个外国人。”

“我谈的都可以发表。”

“斯诺写了一本《西行漫记》世界闻名，我希望你走斯诺的道路。”

“我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可以跟你谈。”

江青的态度如此明确，当然使维特克深为喜悦。

尽管周恩来批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江青不予理睬，第一次跟维特克见面，就谈了六个小时。

既然一个愿意谈，一个愿意写，谈六个小时当然是远远不够的。“合写一本书的意念”既已明确，江青就要跟自己的“斯诺”长谈。江青要飞往广州休养，她要把维特克也接往那里。

周恩来得知，加以劝阻。他通过外交部接待人员向江青传达：“不要多谈，只谈一次，最多两次，只谈文艺，不要谈其他问题。”

江青大为不悦，说道：“我的事，用不着你们管!”

维特克后来曾回忆说：“跟江青共同度过的一个星期，那是对我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星期，它改变了我的生活。” （注：《〈红都女皇〉作者维特克女士访问记》，《新观察》1988年第9期。）

维特克所说的“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星期”，是指1972年8月25日至8月31日。

原总参测绘局局长张清化，曾奉命于1972年8月18日前往广州。江青限令他于8月25日前整理出“解放战争西北战场情况（包括毛泽东主席行动路线），还要整理抗美援朝战争情况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况。各种材料要简单扼要，都要附图。”

张清化说：“江青于8月25日将维接到广州，维到后，当夜江青就与她开始谈话，之后，每天一次，一般每次都谈五六小时左右，长者达八九个小时，一直谈到8月31日。”

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前后共七次，六十小时。谈话时，有两位翻译，一个速记员，两个医生，一个外交部新闻司干部和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

在跟维特克谈话时，维特克当场作笔记。另外，江青还安排工作人员录音。江青答应把录音带复制一份送给维特克，并送一份根据录音整理的记录。

回到北京之后，忙坏了江青手下的一批工作人员。七个人用了三天时间，把录音带上的谈话整理成文字稿。

江青看了文字稿甚不满意，嘱令作修改、补充。她自己也动手改。

江青曾打电话要姚文元参与修改。姚文元平素对她言听计从，这一回却打起“太极拳”。他深知这稿子非他能改的。每一回江青派人送来稿子，他只说看过，未改一字，连错别字也不改。

文稿经江青改定，排印。1973年3月，江青跟维特克的谈话记录稿，印了出来，共印十本。

江青把记录稿，派人送到了周恩来那里，也送给张春桥、姚文元各一份。

不久，周恩来召集了一个会议，出席者是参加过接待维特克的工作人员和参加整理谈话记录稿的工作人员。

周恩来在会上郑重地宣布：

“经请示毛主席，说记录没有必要送维特克女士。围绕此事的一切工作马上停止。所有的记录、录音、资料要逐件清理、封存。绝不能把这些材料外传，已经流入社会的要想法追回。”

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来了个急刹车!

虽然没有得到江青组织工作人员整理的记录稿，也没有得到复制录音带，维特克根据自己的笔记，在美国还是着手江青传记的写作。

据韩素音回忆，1973年4月，当她来到美国纽约时，她的当年燕京大学的同学、那时担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的黄华转告她，维特克希望跟她见面。

韩素音同意了。

韩素音提醒维特克：“中国的老百姓不大喜欢江青。你要小心点。”

维特克也说，她感到江青“有些专横跋扈”，她周围的一帮子人使她想到“慈禧太后”，“姚文元真像个太监”!但是，维特克认为：“江青将会成为中国极为重要的人物!”

维特克写出了关于江青的传记，书名为《Comrade Chiang Ching》，亦即《江青同志》。这本书1977年在美国出版，封面上印着江青1945年在延安所摄一帧披着军大衣的侧面照片。书前印着江青赠给维特克的一首诗的手迹，那是江青题写在她所拍摄的庐山汉阳峰照片背后的。全文如下：

庐山汉阳峰

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

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江青摄

诗赠维特克夫人

1972年8月30日

那是江青在与维特克第一次见面后翌日，题赠维特克的。

这首诗和那帧照片，是江青最绝妙的自我写照。照片上的庐山汉阳峰，在江边弥漫的云雾中孤耸着一座山头——那便是江青的“形象”。

后来，在1974年夏，江青又把这首诗和那帧照片通过别人拿给了《中国摄影》编辑部，指令该刊发表。诗署名“琅玡台”。当时，江青再三叮咛编辑部为她保密，对谁也不准说，特别是不能泄露作者的姓名。

1974年年底，当《中国摄影》编辑部把这首诗排出的清样送给她看，她又突然变卦了，不许该刊发表。

直至江青倒台之后，《中国摄影》1977年第一期发表了《中国摄影》编辑部批判组所写《篡党夺权野心的自供状——评江青在照片上所配的一首黑诗》，披露了那帧照片和诗。

《江青同志》是在“四人帮”被捕后出版的。1977年由英国威德菲尔德与尼科尔森出版公司第一次出版，印了三万五千册，然后又不断重印，并被译成好多种文字出版。许多西方报纸、杂志加以摘载、转载，一时间，江青在西方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

这里值得提到的是，维特克的《江青同志》，曾被误为《红都女皇》。

据传，《红都女皇》在《江青同志》之前，在“文革”中由一家香港出版社出版。

《红都女皇》没有署名，是在维特克访问江青之后在香港出版的。

《红都女皇》鼓吹在毛泽东之后，江青必定“主宰”红都，成为中国的“女皇”。

令人不解的是，《红都女皇》中，有不少内容是江青跟维特克谈话的内容。是维特克回到美国之后，向外泄露了跟江青谈话的内容，还是中国方面有人泄露了谈话内容，不得而知。

毛泽东见了《红都女皇》，异常震怒。据云，毛泽东写下对江青的批示：

“分道扬镳，撵出政治局……”

关于《红都女皇》一书，传说是如此“有鼻子有眼”，然而经我多方查寻，却一直没有查到此书。香港的研究者在香港的诸多图书馆查找，也未能找到这本据说是在香港出版的《红都女皇》！

因此，《红都女皇》一书至今仍是一个谜。

还应提到的是，在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之际，香港星克尔出版社推出范思译的维特克著《江青同志》中译本。为了吸引读者，封面上印着比书名更突出的“红都女皇”四字，使读者误以为这本书就是传说中的《红都女皇》。其实，这本书与传说中的《红都女皇》不相干。

不论《红都女皇》一书如何，不过，称江青为“红都女皇”，是再确切不过的了。

她的“女皇梦”，在1972年越做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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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外孙女的人生路[转帖]

　　往事回眸

　　段祺瑞外孙女的人生路

　　发布时间： 2009-03-12 16:03　来源：文摘报

　　当年貌美可人的袁迪新（左），如今已年近九旬

　　陈逸婷摄

　　在上海虹口区东江湾路，有一栋已有50多

　　年历史的老宿舍楼，段祺瑞的外孙女袁迪新就住在这里。如今，她已87岁高龄。

　　段家和袁家的联姻

　　当年袁世凯的北洋军阀中有三名大将，人称北洋三杰的“龙”、“虎”、“狗”，分别是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其中，段祺瑞风头最劲。他在清朝时就已官至一品；进入民国，当过陆军总长、内阁总理，直至中华民国的临时执政。

　　段祺瑞不仅是袁世凯的亲信，还是袁世凯的女婿。段祺瑞的原配夫人吴氏去世后，第二年袁世凯就把自己的义女张佩蘅许配给了段祺瑞。张佩蘅原本是袁世凯表哥的女儿，在袁府很受尊崇，袁府上下都称她大小姐。袁迪新的母亲段式巽，便是段祺瑞和张佩蘅所生。

　　袁迪新父母的婚姻，是段家和袁家这两个最具权势家族的二度联姻。袁迪新的父亲袁家鼐是袁世凯的侄孙。袁世凯的弟弟袁世辅只有一个儿子袁克庄，袁克庄又只生了一个儿子，就是袁家鼐，全家视为宝贝。

　　1922年，袁迪新出生了。此时袁世凯已经去世多年，袁家在京城早就风光不再。袁迪新的父亲袁家鼐三代单传，只生了这么一个女儿，袁迪新受宠爱的程度可想而知。可惜，袁家鼐体弱多病，只活了49岁。

　　1926年，北洋政府由段祺瑞执政。3月18日，北平学生因抗议日本等八国要求北洋政府撤出天津大沽口军备的无理通牒，举行“三·一八”请愿游行。段祺瑞政府悍然开枪，当场打死47人，伤200余人，引发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一段青梅竹马的情缘

　　在强大的压力下，段祺瑞被迫下野，退居天津。袁迪新便是在退隐的外公身边长大的。袁迪新说：“每天早上起来，外公头件事便是念经诵佛，待吃过早饭，他的部下便过来，帮他整理编选历年来的诗文，准备刊印一部诗集。午睡之后，外公照例是下围棋，晚上打麻将。”

　　1936年11月2日，段祺瑞在上海病逝。段家就此分家。那时，14岁的袁迪新正在上海光华附中上学。

　　正值豆蔻年华的袁迪新出落得亭亭玉立，她学习成绩优异，英文尤佳，不少豪门子弟都倾心于她。但袁迪新心中，早已有了心仪的对象，那就是段家二表哥段昌义。“我们青梅竹马，其实他和段家没有血缘关系，是我舅母的姐姐和一个德国人生的混血儿，后被舅母收养来的。”

　　段昌义也很喜欢袁迪新这个小表妹，后来他考上了南开大学，两人几乎每天都有书信往来。然而，突然有一天，母亲把袁迪新叫到身旁，告诉她已经为她订了亲。

　　袁迪新感叹：“解放前生在那样的封建家庭，母亲又如此跋扈，我无力反抗。”就这样，20岁的袁迪新和大她10岁的陌生男人徐某结了婚。段式巽给了女儿1万块大洋作为嫁妆。得知袁迪新出嫁的消息，痛苦万分的段昌义索性去当了兵，永远地离开了段家。

　　贫寒中，过得很满足

　　婚后，正逢抗战时期。兵荒马乱中，袁迪新跟随丈夫从贵阳、昆明辗转桂林、缅甸，最后落脚重庆。途中生有一儿一女。一天，丈夫突然提

　　出要去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想法。“我很支持他，便把所有家当、首饰全都给了他。他抛下我和儿女，一个人去了美国，从此杳无音信。”直到抗战胜利，袁迪新收到了一封信，那是一张要求离婚的协议书。

　　袁迪新的初恋表哥在听说她的遭遇后，曾去找过她，提出带她走，包括两个孩子。“可是我已经不是当年的自己了，配不上他……表哥最后去了台湾，很晚才成家。”生活的重担全都落在了袁迪新一个人的身上。她带着儿女和母亲一起生活。

　　1946年下半年，袁迪新来到了北平，在国共停战谈判的军调部新闻处任翻译。随着谈判失败，所有工作人员都散了，袁迪新又回到了上海。

　　从1948年起，袁迪新先后在上海东吴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教英语，过着平凡的生活。后来，她和一位普通职员结了婚，又生了两儿两女。“由于门第之分，母亲坚决不同意我的婚事。我第一次反抗了她，卖了自己唯一的首饰，结了婚。”

　　“文革”中，袁迪新由于出身“双重豪门”，被无休止地批斗。

　　1993年，92岁高龄的段式巽，在睡梦中与世长辞。“母亲直到最后，也没有对她的行为有过一点懊悔，她的个性很好强，即便自己的婚姻不幸，也从来不讲。”前几年，袁迪新又送走了她的丈夫。

　　如今，虽然家境贫寒，但袁迪新却过得很满足。她知道袁家有很多人后来都发达了，但却不愿与他们联系。“联系他们，不就是想和人家要钱吗？不！反正好日子我也过过，现在这样也可以了。”袁迪新感慨：“这辈子我做过大小姐，也做过劳动者，作为女人，唯一的遗憾就是年轻时，没有得到自己的爱情。”

　　　　(《环球人物》2009年2月(中)　刘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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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昆明亲历记[转帖]

　　在我八十七年人生火热的生涯中,最难以忘却的是中国的抗日战争,特别是二战时期中印缅战区昆明那一段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
　　自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军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爆发,代表正义的中、苏、美、英缔结为“同盟国”,宣告了“国际反法西斯联盟阵线”正式成立。在东方战区中国的春城—昆明,中美盟军集结,共赴印缅战场协同作战,抵御入侵日军。此时,为了适应战事的需要,形成了两种特殊的团体。一是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外事局征召与美军自聘结成了一支5000人的译员队伍;二是由宋美龄主持,亲自组建了几千人的战地服务团,并派遣亲信—在励志社“提倡新生活运动”立功的黄仁霖担任团长。
　　我是1941年由重庆南开中学毕业考入(重庆北碚夏坝)复旦大学外文系的学生。1942年3月,日军大肆进攻缅甸,中国西南边陲告急,一方面国民政府迅速抽调了10万精锐部队编组成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美国史迪威将军担任总指挥,卫立煌挂帅为陆军上将司令长官,开往前线;另一方面,同盟国军事联盟中国战区成立。陆续不断的美军来华援助,陈纳德领导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来到昆明,于是,为适应形势需要战地服务团来渝征召大量人员。为了保卫祖国,我毅然投笔从戎到达昆明,紧接着先参加了为期三个月译员训练班的学习。
　　译员训练班设置在昆明的西郊,采取的是轮训制,一批接一批,每期上百人,大都来自各学校的学生。授课者除个别为美国教师外,主要是西南联大的教授。
　　教学以典型的美式强化训练方式进行。先介绍美国历史地理概况、人文背景、风土人情、生活习惯,然后学习简单的军事术语和日常会话,着重是口语练习,让大家熟悉听懂不同“品牌”的英语语音。
　　1942年底,培训结束,我被分配到昆明巫家坝飞机场美军招待所。过了半年,该所主任因事调离,由我接任。后来我还在那次昆明爆发的很有影响的译员礼遇风波调解事件中,也沾光受益,获得了文职中校的军衔。
　　我们这个招待所,由于地处特殊的区域位置,因此,主要任务就是专门接待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那时,20多名职员每一轮要担负起200多名美军将士的饮食起居服务工作。大家生活都实行签字免费制。食品来源为美军“SOS”后勤供给部队所提供,多为罐头,西式菜品较多。
　　最有幸的是:在此我结识了陈纳德将军,他的公馆就紧靠在我们招待所的后面,我们时常往来,有工作联系过从的亲密关系。记得当年岭南大学文学系毕业的高材生、中央通讯社昆明分社的记者陈香梅女士来采访陈纳德将军,就是通过我们招待所办手续,并在我这里登记的。
　　一天,陈纳德将军执行任务回来,满面喜悦写在脸上,不用说就是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他路过招待所门前看见我喊到:“Mr.Cheng(程先生)今天我要送你一件礼物,感谢你们后勤服务所付出的辛勤工作,保证着我们有旺盛精力投入了高空的战斗!”说罢,走进公馆。不一会儿他拿出一张12英寸的照片让我看。瞬间,我虽仅扫了一眼:这是将军自己身着威武少将军服的近照,图面上那两颗银色的星徽闪亮双肩,与他胸前佩戴的几排勋章交相辉映,耀眼夺目,充分显示出将帅风度和军人魁力,却留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他顺手翻过照片,以十分流利的笔触很快写出“Victory is alwayrs with us(胜利与我们常在)”,并签上大名,赠送给了我。我当时异常激动,因美国航空志愿大队共编三个中队———一中队为“亚当与夏娃队”,该队机身上有亚当围着苹果树追夏娃的图案;二中队为“熊猫队”,机身上有飞行员的漫画图案;三中队为“地狱天使队”机身上有姿态各异的裸体图案,这些都是我早就心仪的,而陈纳德将军更已是我心目中的偶像。以致于后来此张照片被我装进的精美镜框,在自家客厅悬挂了几十年,伴随着我引以为自豪,直至“文革”被抄家夺走,当作了“里通外国”的证据。
　　今天,我还能回想起将军那英俊的容貌,幽默的神情,结实的体态。眉宇间放射出一种胆识过人,极富有穿透性的目光,两片嘴唇紧闭透着顽强、坚韧、果断和刚毅,一副西方典型勇敢神圣斗士的模样。
　　我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得到了“上峰”嘉奖。两年后,我又被委派到阳宗海美军休养所当主任,从普通招待所转调高级休养所,这也算是对我一种“提升”吧。
　　阳宗海位于昆明的西郊,湖北面有汤池温泉,历来有“明湖澄碧”的美誉。
　　据说,外国人的“蓝眼睛”与大自然的光色较为吻合,所以他们很会观察、选择风景。
　　这里,每年都要接待数批美军将校军官,是他们为期一个月休假在此轮换疗养的场所。故各种各样条件不错,设施设备齐全,房屋均为单间,有游泳池,舞厅等。吃的、用的、住的在战争年代全是高级品,而且基本是美国品牌,货源充足,我也福享其中。
　　战争是异常残酷的,生活却是极其浪漫的。
　　20世纪40年代初至中期的昆明,既是朝向西南二战中印缅战区前线盟军的大本营,也是面临东北中国抗战后方国民的大本营。前线战争的火药味交混、渗透进后方生活的气息之中,使其岁月在燃烧,青春在燃烧,激情在燃烧。
　　特别是中国最著名的一流学府北大、清华、南开决定三校合一为西南联大内迁昆明后,学者云集、群贤毕至,造就了战时昆明的辉煌,耀眼全球。被历史学家称为“当时世界上一所没有任何围栏时代最好的大学。”
　　那时,昆明有一条小东街,可以说它就是战前东方都会—大上海的“大世界”,与重庆陪都的都邮街齐名。
　　街上有家久负盛名的“南屏”电影院,时常放映美国好莱坞的经典爱情大片《魂断蓝桥》,还有那星罗棋布的咖啡馆、酒吧、饭厅、商场。不时穿梭着美式敞篷吉普或“道奇”卡车,串起一派熙熙攘攘、车水马龙浮华世态中的热闹、繁荣之景象。
　　由于大量的援华美军以及物资的涌入,使这条街“全副武装”成了西式街。两旁的商店、街摊货源丰富,大多来自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其中不乏有一部分是美国兵每月领取的“给养”在此转卖,个别还是美军招待所服务员拿出来的“处理品”。男人的消费品主要有Camel(骆驼牌)香烟,“警报”酒;女人的消费品主要有pounds(旁氏)雪花膏,Maxfactor(密斯费托)化妆品,最时髦的当数美国肉色长统玻璃丝袜,质地透明,虽是超薄型,却十分耐穿,套在脚腿上,显露裙衩处,美观、大方,东、西习俗的亮点同收眼底。还有大家的日常生活用品:Colgate(高露洁)牙膏,Safeguard(舒服佳)、Rolex(力士)香皂等。男人流行的时装是深色的长衫,女人靓丽的服饰是各种花色的旗袍,稍有讲究的就在裙沿镶上花边。总之,这一条小小“天街”的两头,预示并存着一种的象征意义:跨入“进口”,似乎是走向生活的天堂;越过“出口”,可能会步入战争的地狱。

　　我常和我莫逆之交的复旦大学校友曹越华(校长吴南轩推荐到滇的战地译员、后为爱人的姐夫)、他的女友王德懿(国立交大毕业,爱人的姐姐)、自己最亲爱的女友王德芬,以及非常要好的南开中学同学蒲跃高(后在国家公安部)、周家骝(后在国家教委、我国著名的桥牌理论专家)、谢邦敏(后在北京中级人民法院任院长)、谢邦杰(后居美国)两兄弟、杨郁文、杨小捷(杨森的两个女儿、后居美国)等一批西南联大的学生聚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关心民族命运、研讨抗战前途。有趣的是大家都在昆明西门西南联大校外的附近租房居住,先在“金鸡巷”,后在“先生坡”。我们时常三五成群,迎着朝阳,送走晚霞,穿过显赫着昆明标志—相峙伫立的“金马”牌坊与“碧鸡”牌坊的金碧路,畅游闻名遐尔的“翠堤春晓”—翠湖,嬉水安宁温泉,登高五华山,听圆通寺的幕鼓晨钟,上大观楼眺望“五百里滇池”,品“蜀香川菜馆”的麻辣佳肴。当地的名小吃有“过桥米线”、“纯牛奶”、“烧饵块”,一饱口福,使大家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乐享青春紧张岁月中难得的一点偷闲愉快。
　　值得一提的是:1944年9月9日,这寓意天长地久的吉祥美好日子,我与西南联大学生王德芬喜结良缘。在昆明巡津街美军豪华礼堂举行了盛大的婚礼,校长梅贻崎亲临证婚。新婚燕尔,我们决定寻求或制作一种能见证结婚的信物,以示永恒的纪念。通过商量,想到了著名的闻一多教授。那天,我们结伴而行,去西南联大,恭请闻一多教授治印。闻教授常年身着一件褪了色的灰色的长袍,俊雅面容的两颊略蓄络腮,颌下飘曳着一绺美髯,一表学者风范,使人颇感亲和,毫无架子。在听我们说明情况后,他立即满口答应,还说了两句祝福的话语。不几天,就在我们送去的一枚象牙质料图章上用他擅长的钟鼎文雕刻出来“百年合好”四个字,同时还刻上边款,以“甲申岁晏”结尾,距今正好整整60年。一个甲子过去了,我仍然终身难忘。
　　让人最大的遗憾是:在那“文革”的疯狂中,我这个解放初从香港放弃了去巴西做大享,享受优厚富裕生活的机会,毅然回来投身于新中国建设的“资本家”,一瞬间被打成了“美蒋特务”,遭到隔离审查和批斗。此宝也被铺天盖地而来的“红海洋”席卷而去,直到后来落实政策,清仓退物时,我四处千方百计才打听到这枚象牙章的下落,被本单位车队队长用50元人民币买走了,待我准备用翻两番的高价买回找到他时,才知道并亲眼看到:已成了他叼在口中改装为的烟杆嘴子,正化作了吐出来的缕缕青烟,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我痛心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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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最自卑的四个国家[转帖]

当今世界最自卑的四个国家转帖现代汉语词典对自卑的定义是：低估自己的能力，觉得自己各方面不如人。” 有自卑的个人，就会有自卑的国家，自卑的国家由自卑的国民组成，如果将世界各国按自卑程度进行排行，排列进前四名的，不是阿富汗，不是伊拉克，也不是非洲的某些赤贫国家，而是亚洲的四个国家，中国、印度、日本、韩国，这四个国家都有相当的经济实力（GDP全部位列世界前15名内）与相当的人口规模（即便人口最少的韩国总人口也近五千万，排在世界第26位），这些国家在世界上都有相当的影响力，然后小民却认定这四个国家是世界上最自卑的国家，本篇也就与大家一起探讨，为什么这四个国家会是自卑的国家。　　　　　　　
　　　四个国家中：中印可以归为一个大类，人口众多，面积广博，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经济规模较大但是因为庞大的人口基数而仍属于贫困国家的行列；日韩可以为一类，国土狭小，但是经济规模巨大，均位列发达国家之列。具体到中印日韩四国的具体情况，又各不相同，下面就结合各个国家的情况阐述如下。我们先从邻国韩国开始。按理说，韩国是不应该自卑的。　　　　　　　　　
　　　从面积与人口来说，韩国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中等规模的省份，但是这个曾经弱国在朝鲜战争之后却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功，它的GDP却近一万亿美远，人均GDP近两万美元，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标准，韩国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韩国国民强烈的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是世界其它国家的国民所不及的，因此，我们看到的情况是，韩国国民无一不对自己国家的经济成就有着强烈的荣誉感，但是这却并不影响韩国成为世界上最自卑的国家。韩国自卑的根源在于本国的历史与现实的政治，虽然现在的韩国是发达国家，但是却缺乏一个让韩国国民为之骄傲的历史与相对应该的国家政治地位，无论激进的韩国民族主义者试图如何美化自己的历史，韩国无法改变深受中华文明影响这一明确的事实，韩国在古代史的多数时候作为中国的附属国存在，近代史的多数时候又为日本所左右，即使位列发达国家的今天，却不得不面对国土分裂、外军驻扎本国的这样尴尬局面。朝鲜半岛在过去一百多年来一直是中美俄日等大国角力或博弈的舞台，韩国是当事方，却不是主导方，如此的政治压抑恐怕在全球都不会找出第二个。在这里，我们可以列举出韩国自卑的两个表现： 1）在韩国举办的体育比赛中，韩国为了让本国运动员取得好成绩，甚至不顾公平竞赛规则，虽然在潜规则中，东道主可以得到一定的照顾，但是韩国往往将这种照顾提高到让人无法承受的地步。在这一方面，2002年世界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2）美国弗吉尼亚校园枪击事件中，自小移居美国，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的赵承辉枪杀了32名学生，韩国总统要用数次致电表示歉意这样有失国格的方式向我们表明了这个国家骨子里的一种自卑。正是因为这种对于民族历史与国家政治的深度自卑，导致了在经济上拥有优势心理的韩国国民做出一些令我们所不解的事情，比如不顾历史事实采用各种方式美化本民族历史，采用各种方式（输出韩流、传教等、恶意攻击他国）来掩饰本民族的自卑感，这种深度的自卑感导致了这个国家不顾本国的长远利益，采用了一些激进的措施（如挑起两国的领土纠纷）来掩饰这种国家自卑。
接下来，我们再说日本。日本的情况与韩国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又有不同，论经济，日本以狭小而缺乏资源的国土创造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规模，同样受中华文明的影响，但是日本在历史上一直拥有自主的地位，所以日本的自卑与历史与经济无关，他们的自卑更多是一种对于无法获得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现实政治地位的无奈。作为一个交纳联合国会费比例仅次于美国，经济规模相当于英法两国总和的经济强国，日本却在国际政治没有什么话语权，国防与外交处处受美国的左右，二战失败与两枚核弹的阴影至今都罩在日本的上空。在这样的情形下，强大的经济实力与从事侵略战争最终以投降结束所形成的鲜明反差极大的刺激了大和民族的自尊心。所以，日本人对于侵略战争的否认与美化与其说是一种民族虚荣心的表现，倒不如说是因为其现在的经济优势导致更不愿意面对民族伤口的一种自卑表现。　　　　　　　　
　　　　然后说说印度。这个南亚大国似乎并没有为自己的历史、经济或政治而自卑：虽然古代印度文明与今天的印度没有什么传承关系，但是南亚次大陆始终是文明发生的载体，所以印度不需要像韩国那样为本国缺乏一个且悠久的历史文明而自卑，与中华文明影响辐射日韩文明所不同的是，古代印度文明甚至影响了中华文明（比如佛教的传入中国）；印度作为世界第二人口大国，经济总量却只排在第十位，人均收入在世界排在很后面的位置，但是天性乐观的印度人似乎也不会因此而自卑，整个印度似乎从来没有因为国家的贫困而有什么自卑的地方；在政治方面，印度虽然并不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不具备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但是，印度却是南亚的头号大国，是印度洋上的决定性势力，印度将印度洋当成了自己的内海，印度上也是唯一可以同时与美俄两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大国，与中国只能进口俄罗斯的二流武器相比，印度既可以获得俄罗斯的先进武器，也可以获得美国的先进武器，面积与经济均不到中国三分之一的印度可以光明正大的实施三航母战略，这种情况要换在中国身上，那简直是不可以想象的，所以，印度也不需要为政治自卑，甚至他们还有点小得意。　　　　　　　　　　　　那么，为什么我会将印度归为自卑国家之列呢？其实印度的自卑主要源于经济，不过又单纯是因为经济，一个特殊因素是印度喜欢与中国比较，从建国开始一直比到今天，越比越让自己自卑，所以也可以说印度的自卑是通过与中国对比出来的。所以我们很容易看到印度在自卑方面的表现，与韩国不同，他们不需要在历史上做文章，印度从来不因为佛文化传入中国影响了中华文明而大肆宣扬，但是他们始终无法接受的事实是，两个几乎同时取得民族、起点基本相同的国家，在各种数据的对比甚至直接的交锋中，印度大都处于下风，印度为这种对比的结果所自卑的一个外在表现于是体现了出来，他们不像韩国那样修改历史，他们喜欢观测未来，他们通过各种对于未来肯定会超过中国的种种美好预测来获得一种处于劣势地位的平衡。网友最喜欢揭印度在这方面的短处，比如印度总统卡拉姆2004年曾说印度将在2007年将一艘飞船送入月球轨道，至今看来已然是一个笑话，但是，我们却不得不承认印度的精明，篡改历史需要多方面的支持的，比如韩国，为了撇清中华文明的影响，就需要投资修改历史书，投资修改与中国有关的地名，投资让自己的史学家们公开做假，预测未来却只需要动动嘴皮子，即便描述的目标无法按时实现，又可以立即开始新的预测，这可是一种用最低成本来掩饰自卑的方式。　　　　　　　　　
　　　最后说说中国的自卑。如果说韩国的自卑是因为历史与政治，日本的自卑是因为政治与经济的巨大落差，印度的自卑主要是通过与中国的经济对比，那么，中国的自卑就很不好界定了：论历史，中华文明上下数千年，从没有中断过，这不是其它国家可以比拟的；论经济，虽然人均水平还较低，毕竟在过去三十年里有极大的发展，总量超过日本甚至美国都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在政治方面，虽然中国至今还受到西方国家的软性封锁，但是中国却一直都有着较高的国际政治地位，中国不需要像日本那样为了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四处低声下气地拉票。　　　
　　　如此看来，中国似乎没有需要自卑的地方，但是事实上，中国还是一个自卑的国家，所以，小民看来，我们国家的自卑并不是因为现实不如意，而因为无法从那一段屈辱的历史记忆中走出来，这种自卑更多是一种惯性。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45抗日战争战胜利的这105年极大地改变了中华文明的气质，一个接一个的失败让我们这个泱泱大国成为列强积累发展资本的鱼肉，虽然新中国成立已经有60周年，我们的国家仍然没有从这短暂的屈辱历史所造成的自卑中走出来，同印度、韩国、日本一样，中国同样也有着带有民族特色的自卑表现，这种表现主要体现在，许多正常的事情被赋予了对外证明的色彩：比如，中国运动员获得金牌之后，我们可能更关注的不是运动员自身的实力使然，关注的不是这个运动项目的水平有怎样的提高，我们更关注的是国外的媒体或个人对这次夺冠如何评论，如何将这个夺冠与中国的民族复兴与国家发展联系到一起；比如，崇洋媚外之风在国内盛行，国外的月亮更圆，外国的和尚会念经，这些也是一种自卑的情节在作怪；比如，世界新七大奇迹的评选，我们居然在担心长城会不会落选，对于本民族的文明居然不自信到这种程度，倒是埃及人给我们上了一课。　　　　　　　　　
　　　写了这么多，最后为四个自卑国家做一个总结性归纳：　　　　　　　　　　　　
中国自卑，所以喜欢事事不计成本地证明自己；　　　　　　
印度自卑，所以喜欢计划一个超出别国的未来；　　　　　　
韩国自卑，所以喜欢虚构一段超出别国的历史；　　　　　　
日本自卑，所以喜欢拒绝检讨从前所犯的罪行；　　　　　　　　　　　　
中国缺乏一种精神：自信。　　　　　　
印度缺乏一种精神：务实。　　　　　　
韩国缺乏一种精神：承认。　　　　　　
日本缺乏一种精神：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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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发”一些知青当年的无知[转帖]

　　（1）

　　先得声明的是，我的揭发都是事实，而且用的都是我们大队知青的真实姓名，不信，请到东乌知青网站中查看，如果哪位朋友见到了我揭发过的知青，请告诉他们一声，西西：）?首先应该揭发的是陈明明。这家伙的爸爸是海军总政治部的头头，他总认为自己比别的知青懂得多些。所以到了草原就老是不安分。例如：刚到大队，我们就被分到了一个蒙古包里，那天晚上，我们已经很累，但肚子却饿得“咕咕”叫。

　　“谁会做饭？”有人问。?我们都大眼瞪小眼。忘了是葛长海了还是哪一位不自信地嘀咕：“我在家是做过饭的。不过那是大米的，现在这是小米，我就不知道怎么做了……”还是陈明明痛快，说：“做饭有什么难？我来！咱们就做蒸饭吧，蒸饭比煮饭好吃。”他将米洗净就下了锅，我们都围坐在牛粪炉旁眼巴巴地期待着金黄色的蒸饭出锅。大家填了不少火，又唱又笑，一直等了一个小时，揭开锅来看的时候那米依然是生的，邦硬！后来，外号叫老邦子的崔警钟问：“我怎么觉得应该在放米的碗里加些水呀？”可陈明明却一口咬定是不用加水的。最后结果是我们那天晚上没能吃上饭。现在我们谁都知道了，干蒸生米是多么的滑稽呀。可每次聚会，旧事重提，陈明明都死不认帐，只有他儿子在旁边讪讪地瞧着他爹笑。?他还想发明风力发电装置。他从北京找到了一个老式自行车的磨电灯，千里迢迢带回了草原。然后就开始制作一个大大的风车，想用风车带动磨电灯，然后发出电来。终于，风车树起来了，可那灯却始终没能亮。如果按照原理应该是可以的，可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成功。那天我见到已经开始谢了顶的他，提及这事儿。他竟然说：“现在我还捉摸着再试一次呢！”

　　（2）

　　　第二个揭发就轮到了大付了。大付叫付建国，长得人高马大，傻大黑粗，十分憨厚。大概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外貌和性格，人们就总爱在他名字“大付”之前再加上个“傻”字，充作爱称。?大付这人说话不爱兜圈子，直来直去。到了草原，终于经过了第一个冬天。四月，天气转暖了，覆盖了一冬的大雪渐渐化薄，嫩嫩的草牙便开始从湿湿的泥土里钻出来。近前，你几乎看不到那些草牙的存在，但如果抬眼远眺，便会发现草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已经被抹上了一层淡淡的绿色。这时，牧民就开始接羔子了。不要奇怪满草原的歌声，那是为拒绝当好妈妈的母羊唱的《哺羔歌》。原来，有的母羊生下了小羔却不肯为它喂奶。这时牧民就会将她捉住，对不它唱这个歌。歌没词，对山羊和绵羊分别唱“踢可……踢可……”和“敲可……敲可……”（秋实，到底对山羊唱的是哪种？）一个会唱的牧民仅用几分钟就能使暴躁的母羊安静下来，多情地舔她刚才拒绝接受的儿子。?可我们大付却不信。说这纯粹是封建迷信。“如果羊能听懂歌声，对牛弹琴岂不成了真理？”他说，“我看，唱什么都是一个样！不信明天我试给你们看！”?第二天他起了个大早，抓住一头大羊就唱起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结果那羊反而越来越暴躁。牧民路过，看到他的伟大作为，笑得差点儿从马上跌下来。那牧民大叔喊：“不行啦不行啦，你抓的那是只男的羊！”?大付就是这样不成体统。?一天，他同张忠岩一起步行到公社去。从他们的蒙古包到公社共有四十多里地，这个距离在草原上远倒不色太远，然而那是冬天，穿着厚厚的皮得勒（蒙古老羊皮袍）和毡疙瘩（毡子制成的靴子）要想走那么长的路就得用半天时间了。他们俩过于轻视了面对的困难，出发的时间晚了点儿，所以还没走到一半的时候天几乎没有什么过渡，太阳陡然就摔到山坡背后，黑暗霎时间便笼罩了远近敖包。一开始，他们还有说有笑地走着，满不在乎，但忽然，两人谁也不吭声了。其实这时他们已经迷路，不过谁也不敢首先承认罢了。要知道，冬季迷路便意味着死亡！那一年，有个地址队到这里来考察，四个人在夜晚迷路，就都冻死在了我们大队。?当他们来到一个叉路口的时候，俩人发生了争执。张忠岩说应该走左边的一条，而大付却说应该走右边的一条。俩人争执得很厉害，谁也不肯妥协。张忠岩想：“这傻大付，平时就傻乎乎的，能不出错？不能听他的！”于是俩人决定分道扬镳。?最后的结果是，大付在两个小时后来到了公社，而等了三个小时却不见张忠岩的身影。他害怕了，就通知了公社。?我们大队的全体牧民都集合了，所有能上马的都上了马，草原上到处是呼唤声和手电光，还有人朝天放起了枪。然而，没有，一夜没能找到张忠岩。到了第二天，大家又寻找了一天，还是没有找到。大付捶着自己的脑袋，哭开了。可没有用，又过了一夜依然没有张的踪影。人们甚至开始怀疑他现在已经在恶狼的肚子里开始消化了！?但就在第二个白天的傍晚，人们终于在距离大队８０多里路的地方看到一张忠岩疲惫的身影，他竟然还能拖着沉重的脚步向前走！要知道，他已经迷失了近五十个小时了！这五十个小时里他一口水，一点东西也没吃啊！?当人们呼叫着他的名字纵马向他飞驰过去的时候，他站下了，象木桩子那样戳在雪地里，脸冻得邦硬，因而作不出任何表情，甚至连眼泪也流不出来。倒是他的四同户大哥脑尔吉，不等马停下便纵身窜下马背，用力地将他抱住。那大汉哭得“呜呜”的。?张忠岩被找到那天，成了整个乌力亚斯泰草原的节日。牧民们纷纷怀揣着奶豆腐和羊油炸果子到知青包来看望他。尽管人们用雪为他搓了很久的脸，却也冻起了乒乓球大小的很多水泡，。他挺坚强，笑着对不断道歉的大付说：“都说你傻，看来你不傻呀！”?很久没见到大付了，想念他的傻样子。

　　（3）

　　第三个要揭发的是叶坦。他现在在美国南卡大学当教授。可当年，他是我们沙麦水库的创始人和领导者。那时，我们公社除了吃牛羊肉外，吃的都是商品粮。知青觉得这样很丢人，应该自力更生，开荒种地。但种地首先需要的就是水。于是，大家决定先在土默特山下修建一个水库。是叶坦发出号召的，他写了一首激情洋溢的诗，印在了知青小报上，现在我还记得有这样的句子：“那是谁？冬眠沉沉好似醉。呼同志，莫再睡，塞北同样春光媚。年年吃着商品粮，细细思量当惭愧。逐水游牧到何时？定居全在我这辈！”你看，我背得多清楚哇！可见当年我被它激动过。?那是个一首诗就能集合起队伍的年代，人人都是切．格瓦拉！?我们在土默特山下集合了。三个大队男男女女共有六七十个知青。我们在那里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春秋，终于在我到西藏工作的第二年，水库建成了。以后我再述说修建水库的悲壮故事。现在还是要先揭发叶坦这厮！?他仇恨女生的一条狗。那狗奇怪，见了女生不管认识还是不认识，它都摇头摆尾一副卑贱的样子讨好人家。可见了任何男生，它都会立刻变得凶神恶煞龇牙咧嘴扑上前就咬！叶坦决定将它处决掉。然而事情不象他想象的那样容易，因为那狗根本就不会容一个男生靠近。?一天，几个女生被叶坦差遣到公社买东西去了。叶坦认为时机到了，就找来女生穿的蒙古袍套在自己身上，然后再在头上匝条花围巾。只见他一步三扭地向着那狗蹒跚而去，还嗲声嗲气地捏细了嗓子叫那狗的名字：“班不勒，我的好班布勒……”?果然，那狗上了当，被叶坦用绳子套住。他一声令下，藏在周围的男生蜂拥而上，将那狗吊死在牛车的车辕子上。然后就地掩埋了。

　　女生回来，到处呼唤着班布勒却再也没有回答。回来，当她们得知叶坦的罪行后竟然气得纷纷要离开水库。还是叶坦沉痛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这才蒙混过关。但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欺负女同学了。

　　（4）

　　　第四要揭发的是呼日其格大队的李双丽。那天她放羊时，过来一条摇摇摆摆的狼。那狼是得了狂犬病的，故此象喝醉酒走不稳当。它吐着长长的舌头对放羊的李双丽小姐视而不见，大模大样地去咬身边的羊群。李双丽认不出那是狼，以为是条狗哩，就上前轰它走开。可那狼确实是病得不清，一点也不害怕，管自要吃头羊。李双丽很恼火，就娇声说：“讨厌！你可真讨厌！”还扬起小巴掌在那狼脑袋上一拍。却没料到那狼一扭头就在她手上咬了一口。牧民知道了，赶紧将她送到来医院，打了针疫苗。然后就派了民兵，到处找那病狼。可谁也没想到，那狼来到了我的大队，而且又到了一个女生的蒙古包外。那女生家养了四条凶恶的大狗，它们立刻与狼搏斗了起来，最后将病狼按倒在地，咬死了。当时女生不在家，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回到家中看到地上的狼皮和血，还为自己家的狗有如此英雄壮举而自豪呢！结果呢？过没几天，那些狗的眼神就开始不对了，它们流着口涎，直勾勾地看着主人。终于，向女生们扑上去。可怜那些女生惨叫着跑回家，再也不敢出来。有牧民路过，那些狗红了眼就扑。女生趁机跑出来，爬上马背。大队得知这种情况，明白是都患了狂犬病，便派了民兵来枪决它们。三只当即打死，一只却冲出了重围逃跑了。这条疯狗见什么咬什么，据说先是咬了十几头牛，接着又咬了好几匹马……没过多少日子，那些牛和马就也都疯了，见人就追就咬。于是，我们大队的所有人全吓坏了，白天妇女和儿童都不敢走出蒙古包半步。全体民兵集合了，任务就是猎杀那些疯了的牲口。经过十来天的苦战，终于把它们以及怀疑是它们的牲口都杀死了，还刨了坑，加入石灰进行掩埋。一场狂犬危机才算过去。现在想想，还挺有戏剧性的。只有草原才有这样的事情啊！

　　（5）

　　这回揭发张狗剩。张狗剩原名张静，现在是草原恋合唱团的头头。她女儿好大了，可我还是当着她女儿面叫她张狗剩。女儿问这是为何？妈妈怎么会有这样难听的名字？张就急扯白脸的不让我说，可有什么用呢？过去的事情是抹不掉的呀！

　　那一年，张静所在的蒙古包与一个叫做南木吉拉的牧民为邻。两个包之间应该有十里或更远一点吧？但在草原上，人们说十里的感觉就好象北京人说“几步路”的感觉一样，因为大家都骑马，十里也就只是马跑“一蹦子”（草原上的说法，指放开马缰跑一回的距离）路。?那天早晨，她和同包的女生刚刚起床，一出蒙古包就叫：“不好！”但见她们包的羊群已经走出很远，朝着南木吉拉家的羊群跑过去了。草原上的人最害怕的就是两群羊相混合，因为一旦混了群就需要将两群羊轰到石头棚里，然后一只一只地将它们再分开。然而这事又谈何容易？分开两群羊需整整半天时间哩！所以张静就吓坏了，来不及骑马（因为马戴了马绊子，一夜已经跑出很远），也来不及叫其他姐妹，就管自向羊群跑去。她没想到的是南家共有九条狗，而且那狗是全队最凶恶的，平日里几乎没有谁敢到他家串门喝茶，因为即便是三个人同行也招架不住那些扑上来的狗将人扯下马背。所以，牧民见到南木吉拉便会问：“你家那些狼怎么样了？”而不问“狗如何”。?张静忘了，就朝那里跑。九条狗立刻向九支箭向她发射过来，当她还没有一点点反应的时候就被恶狗扑倒。只要再有一分钟，我敢保证，现在草原恋合唱团就不会再有张静，而且她女儿也不会再问她妈妈为什么叫狗剩了，因为根本就不会再有她女儿了吔！可恰巧的是远方出现了救星——边防站的站长道尔吉扎布和公社干部乔魯门。这两个人来找知青买一点羊。当他们看到情况不妙时便飞骑而至，同时向天鸣枪。狗们吓坏了，四下散开，他们俩在马上来了个步枪骑射，立刻有五只狗命归黄泉。剩下的逃回蒙古包。这时再看我们的张静同志，惨！她已经成了血葫芦，头皮被撕下来好长，眼睛也被狗的利爪挠出了血，身上的衣服成了一缕缕的，伤得就说不得了！

　　道站长连忙叫来边防站的汽车，将张静送到旗里部队医院抢救，而张静同志某也从此得到了永生伴随的好听的名字“张狗剩”！下次如果你有机会见面，可千万别叫她这名，因为人家现在自认为是成功的企业家和有尊严的妈妈，那名太降低威信。

作者： 老笨
来源：华夏知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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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五大美男的悲惨结局[转帖]

　　NO1潘安:被诛灭三族的第一帅哥
　　潘安(247—300)，字安仁，西晋文学家,河南荥阳人，“姿容既好，神情亦佳”。作为西晋文学的代表，潘安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他擅缀词令，长于铺陈，造句工整，时人称他是一个忧郁的美男作家。
　　史书上并没有详细记载潘安到底五官如何、身高几尺，他的美貌却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在那时候他就已经有了大批“粉丝”了。潘安每次出去游玩的时候，总有大批少女追着他，那绝对就是个追星的架势。追着潘安的一批批少女老妇又是给他献花，又是给他献果。潘安每次回家的时候，都能够满载而归，这也就成为了“掷果盈车”这个典故的由来。《晋书•潘岳传》里记载有这个小故事。潘岳每次上街都能弄一车水果回来，自然惹人羡慕，而当“时张载甚丑，每行，小儿以瓦石掷之，委顿而返。”《世说新语》中记载的丑男还有左思:“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张载是被小孩子扔石头乱砸，左思则更惨，挨女人们一顿乱唾。张载和左思都是当时著名文人，掷果与掷石、乱唾绝然相反，这让潘岳的名声更大了。

　　潘安这个风流倜傥、才华横溢的才子，在仕途上却屡屡受挫。司马炎建立西晋后，22岁的潘安任太尉贾充的属吏，他做了一篇《藉田赋》被司马炎大加赞赏，却招致了朝中大臣的忌妒，由于他们从中作梗，潘安十年没有升迁。潘安一生之中做官最高做到黄门侍郎，还做过多年的七品县令。虽然怀才不遇，潘安还是勤政廉明，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此后在政坛屡升屡降，直到元康六年(296年)前后，回洛阳做京官，经常参与依附贾谧的文人集团“二十四友”的活动，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曾经恃才傲物的翩翩少年如今鬓发花白，饱尝宦海艰辛，学会了趋炎附势。为贾氏外戚集团进行文字煽惑。精彩之笔，当数搞垮太子的阴谋。
　　那个时候正是贾氏集团呼风唤雨的时候。贾南风想废掉太子，潘安也被搅入了这场阴谋之中。一次太子喝醉了酒，潘安就被安排写了一篇祭神的文章，并让太子抄写。太子早已醉得神志不清，依葫芦画瓢地写了一通。潘安拿到太子写的文章以后，再勾勒几笔，把它变成了一篇谋逆的文章，导致太子被废，太子的生母被处死。虽不是策划者，但潘安在这起阴谋中显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太子死后，赵王司马伦以为太子报仇为名，联合另外七位司马家的皇族一起发动了兵变，入宫除尽贾氏党羽，史称“八王之乱”。潘岳从前就得罪过赵王，赵王司马伦夺权成功后，他立刻抓了潘安，并判了他一个灭三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