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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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中国高层出国考察热 [转帖]

1978年，刚打倒“四人帮”的中国人意气风发，对外引资的规模也嗖嗖地涨起来。

从1977年秋国家计委提出 “8年引进65亿美元”，跳到“8年引资180-200亿美元”的新计划，只用了半年。手头储备的项目不足，国家计委就给中央打了个报告，“让干部出去看看，落实引进规划”，这就重启了出国考察之门。

当年对外部世界的热度，从中国社科院办的一份刊物——《经济研究参考资料》上，也能窥见一斑。这份刊物从1979年创刊到当年年底，已出了200期，其中刊登了出国考察报告的就有101期。

回看1978年间的报告，那时的出国考察可谓“货真价实”，绝非游山玩水，更没有探亲等私事。

中国农业代表团在美国待了40天，就参观了102个单位，包括农庄、养猪场、渔港、农业大专院校、研究所等，皆有名有姓，有见闻有观感。以这种一天赶3个场子的频率算来，他们是无暇参观“赌城”拉斯维加斯了。

被派到西欧的农业专家就更敬业了，虽然他们不理解欧洲人为什么要养瘦肉猪，却暗地里抓了把饲料，打听着养瘦肉猪的技术，甚至还数出荷兰生猪比中国生猪多了两条肋骨，作为技术指标。

各路“侦察兵”中，最核心的，是由中央直接派出的“正规军”。

1978年春天，中央派出的4路人马相继出发。

以林乎加为团长的中国赴日经济代表团，考察战后日本的经验；以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乔石为副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走访南斯拉夫；以段云为组长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对香港、澳门进行实地调研；副总理谷牧则带着经济团访问了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德国等西欧五国。

在1978年出国潮中，最重要的一次出访，当属西欧五国之行。这是新中国首次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派出国家级代表团，这也是直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一次访问。

代表团成员除了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谷牧外，还有七八位部级干部和20余名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中央和地方领导。

从1978年5月2日到6月6日，代表团先后访问了5国的25个城市，参观了80多个工厂、矿山、港口、农场、大学和科研单位。行程之紧，可谓“坐着飞机看花”。

访问的第一站是法国。与法国总理雷蒙·巴尔会谈时，谷牧团长按照国内准备的稿子，讲了政治外交，但没谈经济。单从表情看，就知道人家兴趣不大。后来，巴尔总理干脆直说：“政治问题我不谈，我就谈经济，政治问题我们总统跟你谈。 ”

在和法国总统德斯坦会谈时，总统又说，政治问题我们中间没什么好说的，还是谈谈经济吧。法国驻华大使则当着他们总统的面对谷牧说，听说你们要搞120个大项目，我们法国很愿意对中国有所贡献，给我们10个行不行？

为中国做贡献，可信吗？让考察团惊讶的是，他们还没回来，法国巴黎银行董事长已经先一步到京了，一来就提出了25亿美元的贷款计划。

德国人对于“贡献”更是急切。北威州州长屈恩在欢迎宴会上说，“贷款50亿美元，现在就签，贷款200亿，宴会后谈判一小时签字。 ”

德国人知道中国对主权非常敏感，就出主意说，为了在不影响你们主权的情况下用我的资金，你们可以在欧洲开个银行，我们把钱存在你们的银行里，这是正常的信贷关系，不影响主权。

听说中日已经签订了长期贸易协定，西欧五国就更急了，争相借钱给中国。因为想和中国拉上关系的企业太多，代表团坐汽车已经参观不过来了，只好搭上军用直升机，一上午就走访三个厂子。

1978年6月30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西欧五国行的考察汇报。这场汇报从下午3时半开始一直开到晚上11时15分，将近8个小时。

谷牧向中央领导讲了让他印象深刻的一件小事：在丹麦，农场主不能把农场随便转给儿子经营，儿子要想继承父业，必须从农业技术学校毕业，取得国家证书，并且在其他农场实习两年才行。

这使大家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好的制度，值得借鉴。

中央领导兴趣盎然，热烈地发表了意见。

叶剑英说，“出国考察，就是照镜子，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李先念说：“要利用西欧这个力量，把先进的东西搞过来。 ”

这次汇报后，邓小平又专门找谷牧去谈话。邓小平指示：引进这件事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需要借点钱，出点利息，这不要紧，早投产一年半载，就都赚回来了，但质量要选好，要先进的。

1978年的官员出国考察，比一百年前的清末“五大臣出洋”，来得规模大得多，给中国带来的直接影响，也更迅猛广泛。这一次，中国的门一旦打开，就关不上了。 （摘自《退休生活》第2期作者文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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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呼吸税”想到袁水拍[转帖]

张耀杰摘编网络信息

近日中科院院士蒋有绪在“中国森林城市论坛”上呼吁，政府可以考虑对企业甚至排放二氧化碳的市民征收生态税，“让市民每个月买20块钱的生态基金”。网民们对一心想为党分忧的蒋院士口诛笔伐，妙文迭出。民国时期四川督军杨森为筹钱而征“粪税”，川人奉上“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一联讽刺之，这一“前朝旧曲”被网民新翻为“自古未闻呼吸有税，如今只剩放屁无捐”。由此却想到了《马凡陀山歌》中的那首“万税”及其作者袁水拍。

袁水拍一生用两副笔墨写诗，他以“马凡陀”（谐音苏州话“麻烦多”）写诗歌讽刺时政，用语浅白，琅琅上口，成了国共对峙时期学生运动中常使用的口号，当时一些学生运动领袖在回忆录里对此津津乐道。比如“万税”一诗讽刺国民政府税多，前头几句是“这也税，那也税；东也税，西也税，样样东西都有税；民国万税，万万税！”“咏国民党纸币”一诗讽刺国民党滥发金元券导致通货急剧膨胀：“走进茅房去拉屎，忽然忘记带草纸。袋里掏出百元钞，擦擦屁股满合适”，均因贴切辛辣而脍炙人口。

但这样一位横枪跃马的文坛战士，这位“高产而又高质”、被诗坛目为“奇伟”的诗人，其遭遇与许多同代文化人一样：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们用笔“哀民生之多艰”，为当时宣称要“解民于倒悬”的中国****冲锋陷阵；但在1949年之后只有一条路好走，那就是为意识形态服务，他们的笔只剩下一个作用：颂圣。

从此，“马凡陀”消失了，只剩下“袁水拍”知名于当世。而《马凡陀山歌》也因为其内容有不少让读者产生联想，比如那首“主人要辞职”云：“我亲爱的公仆大人! 蒙你赐我主人翁的名称。我感到极大的惶恐，同时也觉得你在寻开心。明明你是高高在上的大人，明明我是低低在下的百姓。 你发命令，我来拼命，倒说你是公仆，我是主人？……”

知道袁水拍与马凡陀为同一人，是通过袁的一篇拍马“杰作”。1976年1月《诗刊》发表了毛XX诗词“念奴娇·鸟儿问答”。……词中那句“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因其不雅与权势者的纵意引起不少人腹诽。但袁水拍居然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大意是称颂毛XX以屁入诗，虽不能说后无来者，但却堪称前无古人。试看李白、杜甫等大诗人有哪个敢以“屁”字入诗？更何况，这个“不须放屁”不仅没有影响全首词的文采，反因其用得巧妙而平添气势。一个“以屁入诗”，竟然被袁水拍阐释成了妙笔生花的傲视百代之作，一位忘年交私下感叹说从袁身上已看不出半点当年“马凡陀”的影子，并“称赞”袁水拍名字当中那个“拍”字名至实归。

作家荒芜曾写“生挽袁水拍”诗一首以示讽刺：“胡笳拍尽半含羞，一唱山歌两泪流，今日苜阳宫畔路，御沟红叶总生愁。”第一句含袁之行状：袁水拍先后给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上书36封，是蔡文姬“胡笳十八拍”的两倍，故时人讥称“袁三十六拍”。第二句中的“山歌”指《马凡陀山歌》，感叹袁之自甘堕落；苜阳宫是秦始皇历嫪毐之乱后，软禁其母庄襄太后之地，此处借指端王府“江（青）办”，袁曾不惮劳苦骑单车来此“上书”多达七、八次。

花费笔墨谈《马凡陀山歌》的作者，并非只是为了“听唱新翻杨柳枝”，而是因为从蒋有绪到袁水拍等人的人格，皆可归因于极权政治对人性的改造与驯化。当年毛的统治既然能将袁那“麻烦多”的批判精神消解殆尽，并将其驯化为高明的拍马者，今天再驯化几个蒋有绪、王兆山与余秋雨也非难事。
（原作者为清涟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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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团长：缅甸1942 [转帖]

黄昏时分，刘放吾和他的113团赶到了滨河北岸。

虽然日暮西垂，中缅甸的山地还是热得喘不过气，刘放吾命令已经疲惫不堪的士兵们就地布防休整，他知道留给弟兄们休息的时间并不多。

在滨河对岸，便是仁安羌大油田，油田上空浓烟滚滚，一座座井架坍塌在地上。那里蜷缩着仍在抵抗的英军第一师7000官兵。在第一师的四周，是凶悍的日军33师团。

几个小时候后，中国远征军113团将向10倍于己的日寇发动攻击，去解救同样10倍于已的盟军将士，刘放吾不知道自己还有800同袍这一次能不能活着走出战场。

这一仗将名垂青史。

这一天是公元1942年，4月17日。

敦刻尔克梦魇

2008年10月9日这一天，一群来自中国的小伙子走在缅甸西部马圭省的仁安羌油田上，有说有笑，他们是渤海钻探第六钻井公司40511钻井队的队员，他们要在这里钻出一口2378米深的油井。仁安羌，缅语“油河”，产油历史超过700年，今天缅甸最大的油田之一，出产的石油销往世界各地。太阳很毒，气温上升到摄氏43度，小伙子们很快就被晒得不说话了。“后面的工作会很苦吧？”每个人都在心里这样想。

一轮轰炸之后，英缅军第一步兵师师长斯高特靠在一根坍塌的井架上，通过无线电话告诉军团长斯利姆将军：他的军队已经支撑不了多久了。饥渴、酷热、轰炸、日军一轮又一轮凶猛的冲锋，他的战士已经濒于崩溃，如果救援再不到，他只能选择向日军缴械。

电话那头，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愁眉紧锁。3年前冒着英吉利海峡冰冷的海风，这位将军曾指挥过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让33.8万英法战士逃出纳粹坦克的围歼。但这一次，亚历山大将军不知道如何能让他的7000将士逃出燥热的曼德勒平原。

1942年1月，在日军空袭珍珠港一个月后，日本陆军4个师团如一股钢铁洪流涌进缅甸——不列颠帝国在印支半岛上最后一块殖民地。骄傲的英国人在毫无情报准备和防御部署的情况下，只能眼看着米字旗被日军狠狠地踩在战靴之下。

惨败让英国人丧失了坚守缅甸的意志。但缅甸沦陷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动用了20万人修筑起来的滇缅公路被拦腰斩断，意味着盟国的石油、钢铁、武器、药品失去了运往中国的最后一条通道，意味着3个月后中国抗日军队可能弹尽粮绝，意味着中国抗战的后方——大西南将直接暴露在日军的锋镝之下。

2月，中国西南边陲腾冲县曲石，怒江峡谷边上的一个小山村，村里的傣族老乡一起涌向村口，个个目瞪口呆：不远处的中缅公路上，行进着一支长的不见头尾的的队伍，战士们的军歌声盖过了怒江的湍流。

10万中国远征军奉“中缅印”战区最高司令蒋介石之命，挥师入缅作战。

这是一场太晚的保卫战。在缅甸抗英组织的帮助下，日本人进军的速度更快，3月8日仰光沦陷，日军3天向北狂追300公里，将战线推到缅甸中部。

1942年4月，缅甸中部重镇曼德勒。这座以柚木桥和佛塔闻名于世的缅甸王朝的故都此时已变成一座大兵营。25万中英士兵集结于此，等待与日军主力决战。8日，战区总司令蒋介石飞抵曼德勒，号召中国军人拼死御敌。然而联合作战方案并未付诸实施，那场想象中的大会战也没有像模像样地打响过。英国人不愿意在热带丛林里拼光自己的士兵，他们只打算利用中国军队阻击日军，而将自己的主力部队撤到印度。近似卑鄙的逃跑发生在14日，英军第一师置友军安危于不顾，单独撤离阵地，向仁安羌油田撤退。日军33师团趁势紧逼，一支3000人的联队近乎奇迹地突破英军防线，隐秘地绕到英军后方，占领滨河大桥，当斯高特看见大桥上飘起的太阳旗时，立刻明白自己已被33师团关进了铁瓮。

日军33师团，1939年2月组建于日本仙台，3月即入华作战，曾被编制于华东第11军战斗序列，参加过湘赣会战，驻防于中国江西。来自仙台的士兵被日本陆军视为最优秀的战士，正是这些战士把英军第一师逼进绝境。

紧急求援，英军的最后希望寄托在一个42岁的中国军官身上，他叫孙立人，他在曼德勒的新编38师扮演了仁安羌烈日下垂死英军的拯救者。

如果不打仗，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孙立人会是一名不错的土木工程师。1937年淞沪会战孙立人带团阻击日机械化部队久留米师团，身被13创，以战功擢升新38师少将师长。

接到救援仁安羌英军的任务后，孙立人立即命令刘放吾率113团驰赴仁安羌。

英第一军团长施利姆将军恳求孙立人立即命令113团渡河作战，但孙立人认为仓猝攻击会暴露我军兵力，要刘放吾再做一段时间的准备。施利姆心急如焚：“第一师已经支撑了两天，它可能在下一分钟就垮掉了！”孙立人态度坚决：“第一师既然支撑了两天，就让它再支撑一天。”

看着施利姆，孙又补充了一句：“113团打到最后一个人，打到就剩我自己，我也会把第一师救出来。”

八百壮士

战斗其实在18日凌晨，即刘放吾的113团抵达滨河北岸几个小时后便已打响。日军33师团的士兵猝然受袭，北岸阵地全部丢失。日军惊恐地发现，本来包围了英军的自己现在被中国军队包围了，而且是里外夹击。

刘放吾这一年34岁。这位来自湖南桂阳的上校团长18岁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军校第六期步兵科，21岁担任军校教导队学生队排长，24岁即参加“一二八”上海抗战，与日军首度交手。在以后的岁月里，刘放吾一直追随孙立人，那个留美归来风度翩翩的少年将军，并和他一起穿过缅北丛林，来到这片干燥闷热的曼德勒平原。

英军第一军团长斯利姆将军在后来一直记得刘放吾接受任务的那天晚上，在率部出征前向他粲然一笑，他想不明白一个人在赴死之际如何能笑得如此从容、自然。

战斗打得异常惨烈，日军用飞机和巨炮对113团阵地施以轰炸，而113团则向北岸日军发动一轮猛似一轮的正面冲锋，同时用小股部队攻击日军两翼。日军无法弄清对方到底有多少部队，在遭受重创之后，全部涉过滨河，退守南岸阵地。

接下来刘放吾要做的是让他的团以过人的精力不断袭击、骚扰敌方阵地，让日军误以为遭到大部队攻击。如果日军明白过来对岸只有几百人，它会倾力渡河一击，这一击是刘放吾和他的团无论如何承受不住的，他们会在包围圈里的英军覆灭之前被清除得一干二净。

但那致命一击始终没有发生，作战经验丰富的33师团在两面受敌的情况下显然不敢贸然分兵。刘放吾要做的就是在攻击之前让敌军无法侦知自己的真实兵力，他做到了。

19日拂晓，孙立人师长下令113团渡河攻敌，解救英军第一师。刘放吾率部渡河，猛攻33师团。同时设置疑兵，四面呼应，造成声势。日军曾全力反扑，南岸阵地三次易手，油田上遍地尸丘。最后，33师团担心被中英部队联手吃掉，于下午5时全部撤出战斗。

是役，刘放吾和他的800弟兄毙敌1200人，而他自己也失掉了一半的弟兄。

日军撤离后，113团首先看到的是500多名美国传教士和新闻记者，接着，英军第1师的步兵、骑兵、炮兵、战车部队等7000余人陆续走了过来，113团帮助他们渡过滨河撤出阵地，“中国万岁”的口号一时响彻河滩。

战斗结束后孙立人下令审问33师团战俘，凡曾入华作战的一律就地处决。这几乎成了后来孙立人部不成文的规定。

仁安羌战役被认为是1894年中日战争之后，中国军队首次在境外对日作战取得大捷。刘放吾团长为此被擢升为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因为成功救出英国7000官兵，孙立人先后获美国“国会勋章”、英皇乔治六世 “丰功勋章”以及中国政府的“四等云麾勋章”。孙此后在西方声名鹊起，成为英美在中国重点扶持的将领，也因此埋下以后的祸根。

筹划中的曼德勒保卫战并未打响，由于盟军指挥层的作战分歧和利益纠葛，中英军队在没有布置妥当的时候已被日军三面包围，最后英军在新38师的掩护下撤入印度，其余中国军队由杜聿明带领撤入云南。中国10万入缅军人，重新返回云南时只剩4万。

新38军在印度境内接受美军装备、训练。1943年新38师再次入缅作战，共毙日军３万３千余人，击毙联队长3人，俘虏日军官300多人，抗战期间鲜有部队战绩可与之媲美。新38师后整编为新一军，孙立人任中将军长。

刘放吾当年随孙立人一起撤入印度，因渡河时无线电堕水失去与外界联系，一度被传阵亡。

入印后归国被授闲置，穷困无聊，但也因此躲过内战。1954年移居美国。

1947年1月6日，吉林九台， 113团1108名官兵在张麻子沟被东北民主联军第一师伏击，战斗只进行了三个小时，113团团长被击毙，113团全军覆没。这个曾经活跃在热带丛林里的团最终倒在东北的雪地里，讽刺的是，他们的葬身之地竟是他们在缅甸战场上经常唱起的那首歌——松花江上。

过眼烟云

1988年3月20日，从台中市向上路一段十八号的宅邸里走出一位老人，邻居们十分惊诧地望着这位老人——33年来，没人见过老人跨出院门。老人就是时年已过88岁的孙立人将军。

1945年7月他率领新一军攻入广西，重返祖国。815日本宣布投降，孙立人率部接收广州。按照部署，孙立人和他的新一军应该作为占领军进驻日本，但迫在眉睫的内战却让他们登上开往秦皇岛的兵船。

内战期间，由于和主将杜聿明不睦，加上其身上浓厚的“亲美”背景，孙立人失去兵权，被派往台湾训练新兵。新一军在1948年被四野歼灭。

1955年10月31日，由于涉及“郭廷亮匪谍案”，孙立人被免去他在岛上的一切职务，软禁家中33年。33年中孙立人只以庭中玫瑰为伴，他亲手种植的“将军花”在台中名重一时。由于他特殊的身世和历史原因，他入缅抗战的事迹在两岸官方史册上均无载述。1988年台当局为孙立人平反，并宣布恢复其“言论和行动的”自由，1990年，将军病逝于台中寓所。

孙将军病逝的第三年，是仁安羌大捷50周年。在这一年的4月，一位84的中国老人在美国被媒体“挖掘”出来。4月11日，在芝加哥卡尔登酒店，造访美国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专门会见了这位中国老人，亲自感谢他和他的团在50年前浴血救出7000英军将士。老人就是50年前的113团团长刘放吾。

这一年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彼得·威尔逊、英国国防部长马尔科姆·里夫舍德、美国总统布什先后致函老将军，向他50年前的“英雄壮举”致敬。

就在这一年，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开始执导拍摄一部历史巨片《辛德勒的名单》，影片歌颂了一个德国人在二战期间解救了1200名犹太人的事迹。次年，影片在全球放映，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的观众都感动于那个德国商人人性的光芒之中。但没有人留意那个用数百兄弟的鲜血拯救了7500条生命的中国团长，那个始终生活潦倒，一度靠贩卖煤球为生的将军。

1994年，刘放吾团长病逝于洛杉矶。

在他去世的两年前，台湾当局为团长补发了一枚迟到了整整50年的荣誉——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

2007年4月，腾冲曲石的怒江边上，两个中年男人长久地徘徊，他们决定在这里拍一部远征军入缅作战的电视剧，名字叫《我的团长我的团》。

65年前那个同样山花烂漫的早春，刘放吾和他的团正从这条路上奔赴缅北丛林，他回过头去，看见的是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他们朝气蓬勃、无所畏惧，嘹亮的军歌回荡在南中国的上空——

“旗正飘飘，马正萧萧，好男儿，好男儿，好男儿，报国在今朝。”

作者：于东辉 2009-3-22 13:53:51 发表于：博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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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怒吼 殊死的血战[转帖]

　　　　怒江大峡谷,是仅次于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的世界第二大峡谷。峡谷两岸是绵延千里、巍巍苍苍的高黎贡山。谷底大江奔腾,吼声如雷,两岸重峦叠嶂,悬崖峭壁陡立。抗战时我国惟一的国际通道、号称“抗战血管”的滇缅公路横穿峡谷,汽车在高黎贡山盘旋行驶个把小时,才能从壁立千仞的山顶到达谷底。谷底的大江之上一桥飞架,这便是滇缅公路的“咽喉”:惠通桥。它是连接怒江两岸的惟一通道,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每当高黎贡山暴风雨来临的时候,从云际间就会传来千军万马“杀———杀———杀”的悲壮吼声,雄伟惨烈,山鸣谷应。当地人士闻知,便会热血沸腾,激动不已:那是国魂在呼唤啊!由于地磁场的作用,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威武雄壮、气吞山河的滇西大反攻,中日两国军队激烈厮杀的悲壮声势,被大自然忠实地记录下来,年年按期播放。这悲壮的吼声,响彻着中华民族“还我河山”的生命呐喊。它年年在提醒着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不要忘记历史,不要忘记过去……
　　1942年,应英国政府邀请,为保卫滇缅公路这条“抗战血管”的畅通而入缅对日作战的10万中国远征军,由于盟国英军的背信弃义,临阵逃脱,终于兵败缅甸,大部队撤往印度。日军乘胜直逼中国边境。是年4月30日,日本精锐之师第五十六师团奉命向中国大举进攻,配合华北、华东、华南正面战场的日军,企图从中国抗战的大后方给中国军队致命一击,达到一举征服中国的目的。发动进攻前,该师团坂口师团长给士兵的动员令只有两句话:“如果此次进攻中国失败,我将切腹以谢天皇。士兵们,前进!”
　　5月2日,日军攻陷国门畹町。两日后,再占遮放、芒市、龙陵,一路势如破竹。坂口决心半个月内攻陷昆明,创造一个把日本坦克开到中国境内“任何可能到达之地区”的军事奇迹,完成“大东亚圣战”的“伟业”。他惟一的担心就是举世闻名的怒江天堑,所以决心神速奇袭怒江天堑上的惠通桥———拿到这把打开最后胜利之门的钥匙。
　　是时,华府震惊。重庆已派员去西昌考察,作好了不得已时迁都西昌的准备,甚至已作好若亡国则去印度加尔各答建立流亡政府的最坏打算……
　　然而,当扮成难民的日军尖兵敢死队,眼看就要冲上惠通桥时,被守桥的中国宪兵队长张祖武所发觉,便抢先1分钟点燃了惠通桥上装满了炸药包的导火线,及时炸毁了惠通桥。刚踏上大桥充满了武士道精神的日军成了大桥消失时最好的“祭品”。宋希濂将军率部及时赶来增援,将强渡怒江的日军消灭,让其葬身大江的鱼腹,这才终于把日军1942年的“辉煌”在这里划下了一个重重的记号。日军从此只能面对着怒吼着的大江哀叹,再也无法前进一步,西南大后方乃至中华民族,以此免去一场更大的劫难。从此,中日军队便形成两年多的隔江对峙。
　　日军亡我中华的企图未遂,便对滇西沦陷区无辜的人民群众,举起了屠刀,进行疯狂的报复。据统计,两年多里,日军在滇西沦陷区8个县共残杀(含轰炸)民众28427人,同时在这些沦陷区灭绝人性地施放鼠疫细菌,因死于鼠疫和饥饿的共92354人,合计12万多人。日军的暴行,令人发指,罄竹难书,试看———
　　日军占领腾冲后,云贵监察使、著名爱国人士李根源(曾在云南讲武堂当过朱德的老师)的女婿———大同医院院长杨毓华被俘,日军一四八联队参谋长金木一雄挥刀从他大腿上割下一块肉来,蘸上鲜血,在粉墙上用中文写道:“战旗所向,皇威浩荡,东亚圣战,武运久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堆尸如阜,血流如江!”金木一雄写罢,便将人肉狠狠贴在墙上,作为惊叹号的最后那一点,向中国人民张牙舞爪示威。
　　从占领之日起,日军便开始了他们所谓的“打扫卫生”———大屠杀。其手段之残忍,灭绝人性,远超过野兽。凡被他们抓住的中国战俘、农民,或被掏出心肝,下锅就炒,用以下酒;或装入汽油桶中,加水燃火,活活煮死;或把人脱得一丝不挂绑倒在地上,用10几团饱蘸汽油的棉花放在被绑者的头上、肩窝上、肚脐上,生殖器上,然后点火围观;或把人放在油锅里炸;或两个日军架住一个中国人,让其余的日军来练刺杀;或用钢锯,把捆绑在木桩上的人活活锯成两半;或把人活埋到脖颈让其慢慢死去,他们随时来观看取乐;或敲开中国孩子的脑壳,用人脑浆下酒;凡抓住妇女,一律先轮奸,然后用刺刀捅入阴道挑破肚腹;或轮奸后用气筒插入阴道打气,至到气把腹部胀破为止……种种兽行,不堪一一例举。总之,日寇想出了一切能想出的办法来玩中国人的命,杀人的花样越刺激他们看着也就越开心。
　　有侵略、有屠杀,便会有反抗。滇西沦陷区的人民,不甘受日寇奴役,纷纷自发组织起来与日寇展开了斗争。在腾冲,以张问德、刘湘楚为首的爱国人士组成抗日政府,长期坚持敌后斗争;在龙陵、潞西一带,以朱嘉锡、常绍群为首的热血青年组成了抗日游击队;在腾龙西南各土司地,活跃着几支以少数民族青年为骨干的民众自卫队;预二师在洪行将军领导下,渡过怒江,深入敌后展开了游击战……这些抗日武装力量,进行大小战斗数百次,击毙日寇上千名。
　　远征军兵败缅甸,日寇兵不血刃占我滇西一隅,犹如一支毒箭插在了滇缅抗日战区背后。为了拔除这支毒箭,扭转国内抗日战场腹背受敌的不利局面,民国政府于1943年4月重组了中国远征军长官部,由著名抗日将领卫立煌上将出任司令长官,统率20万国内远征军,把司令部从楚雄移师保山前线。美国盟军总指挥史迪威将军,不但在印度训练中国10万远征军,誓雪兵败缅甸之耻,还从印度调来大批有经验的美军教官,来国内按照实战需要指导国内远征军展开大规模的战前训练,准备与日寇决一死战。
　　1943年10月,史迪威将军率10万驻印远征军向缅甸日寇发起大反攻。为了配合史迪威的行动,1944年4月,国民政府与美国签定了《中美怒江作战协议书》。根据协议书,美国向中国提供所有渡江工具(摩托艇、汽船等)和渡江作战所需的补给物资,实施全天候空中掩护,同时派遣美国炮兵部队配合作战。

　　1944年5月6日,滇西大反攻的战斗打响了。先是陈纳德将军“飞虎队”的数百架轰炸机、战斗机倾巢出动,遮天蔽日,卷起漫天飓风,向怒江西岸呼啸而去。俄顷,日本军部吹嘘为“滇缅公路上的直布罗陀”的松山阵地、“东方凡尔赛”的高黎贡山阵地,冲天升起的烟柱汇成了漫天血云。飞机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全日轮番投弹轰炸,炸得日寇只有听天由命之份,全无还手之力。是日夜,在卫立煌将军指挥下,我5万先头部队全线渡过怒江天堑成功,并牢固地站稳了脚跟,建立起巩固的前沿阵地,彻底粉碎了日本南方集团军总司令坂田祥二郎曾夸下的海口:“我大日本怒江防线的松山和高黎贡山阵地足以吞噬50万中国军队”,使他不得不承认:“这是军事史上的奇迹”,联想到两年多来日军多次强渡怒江全都喂了江里的大鱼,而中国大军竟一夜渡江成功,不由恼火万分,便怒斥防守怒江前线的第五十六师团部下是“饭桶”、“混蛋”。
　　随着渡江攻坚战取得成功,次日晨,10多万云南各族人民,自发地云集在怒江东岸的山巅之上,为我军的渡江成功欢呼,发出了响彻云天的呐喊:“杀———杀———杀”为我军的进攻助威。天上有“飞虎队”的飞机不断飞来助战,地上有10多万民众地动山摇的呐喊,堪称中外战史上的一大奇观。
　　为保证此次滇西大反攻取得胜利,在渡江站稳脚跟后,工兵部队立即昼夜投入战斗,紧急抢修好了惠通桥,15万大军和给养、军火便源源不断地运到前线;为配合这次大反攻取得彻底胜利,八路军亦同时对华北日军发起大规模袭击,全国各战区亦同时发起新的积极作战行动;美国罗斯福总统亦命令美国陆、海、空三军在太平洋战区发起进攻;10万驻印远征军在史迪威将军统率下正面向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发起猛攻,各方面都积极配合以牵制日寇兵力。

　　日寇此时已是四面楚歌,但困兽犹斗,凭着其法西斯的武士道精神,日军进行了最疯狂的垂死挣扎,这就注定了这场大战堪称世界军事史上罕见的一场最为惨烈的殊死血战,其中的松山攻坚战、腾冲围歼战尤为激烈,堪称“焦土抗战”。
　　松山扼滇缅公路要冲,系高黎贡山支脉,突兀于怒江西岸,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由于战略地位重要,日军构筑了永久性工事,各据点均有地下暗道相通,坦克可以在这些地道里开进开出。松山攻坚战,由于日寇疯狂的武士道精神和工事坚固、弹药充足、火力猛烈、地势险峻、天天下雨,我军久攻难克:这个军伤亡过大刚撤下来,又换另一个军上去猛攻,仍难夺取。最后换上去担任主攻的是第八军,副军长李弥在部队伤亡两千余人后终于省悟:硬攻正中敌计,须设法摧毁其指挥系统方为上策。于是,命令暂停大规模战斗,用工兵经半个多月昼夜施工,把地道挖到松山主峰,日军指挥部巨堡下面,经准确校正无误后,运入3吨120箱TNT炸药,8月20日上午9时引爆,一阵山崩地裂的巨响把日军巨堡送上了西天。烟雾散尽我军冲上了高地后,其余地堡内的日军仍负隅顽抗,最后是使用当时陆军最先进的武器火焰喷射器,将所有地堡内的日军一个个烧死。战斗直到9月6日才结束,松山才终于完全攻克。日军守备队从队长金光少佐,继任队长真锅大佐到所有士兵近两千人全员战死。惟一活着的一个伤员当了俘虏,但在运送中这个家伙醒过来后,竟疯狂地咬掉中国士兵的一只耳朵,被气红了眼睛的中国士兵一排枪弹当场把他全身打成了马蜂窝。松山大战,我军伤亡人数是日军的五、六倍,代价可谓沉重。松山的每一寸土地,都渗透了烈士的鲜血,上万烈士为此为国捐躯,如今屹立在松山的抗日烈士纪念碑,彪炳着烈士的功勋,令后人缅怀难忘。
　　1944年7月10日,在付出了巨大牺牲后终于攻克了高黎贡山的我军,在经过半月余休整后,便挥师“极边第一城”———腾冲,把日军严密围困。日军城防司令藏重康美向缅甸南方集团军总司令坂田祥二郎求援,但缅甸日军已自身难保,哪有援军可调?坂田下达给藏重的命令是:战至一兵一卒,全军与腾冲共存亡。于是,藏重康美则请参谋长金木一雄为其“介错”(自己切腹自杀后让金木把他的头割下来),并将此事宣告全城4500名官兵。他对部下的训示是:“玉碎”,并每人发了一颗“自杀手榴弹”供最后使用,日寇全军上下都明白死期将临,个个决心以死相拼,表现出莫大的疯狂性。
　　是日,腾冲围歼战打响后,每天都有几万民众在山上、山下观战,两个多月来天天如是。他们自发组成“战场啦啦队”,为中国军队的进攻助威:当“飞虎队”的飞机把腾冲城和城外日军外围据点来凤山炸得浓烟滚滚、烈火冲天时,他们便发出阵阵欢呼、掌声雷动;当中国军队发起冲锋时,他们便发出震天动地的呐喊:“杀———杀———杀”这堪称中外战史上的又一奇观,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城外的来凤山是腾冲城的屏障,有600多日军据守,是我军首先攻克的目标。飞机轮番轰炸和猛烈的炮击使来凤山成为一片焦土后,中国军队便发起冲锋,和弹尽援绝的日军在山上展开肉搏战。中国士兵都知道山下全是自己的同胞,都有意抱住日军往坡下滚,民众看到后便不顾一切危险,冒着纷飞的战火潮水般涌上来。咬牙切齿按住日军,卡脖子、踢脑袋、揍鼻子、抠眼珠,顷刻便将日军一个个送上了西天。两年多来的满腔仇恨终于找到了发泄的对象了!在军民的配合下,来凤山首被攻克,据守日军一个不留全被杀尽。
　　腾冲城被围困后,日寇进行“洗城”:把全城居民都赶入密如蛛网,纵横交错的地下通道,关入密室用毒气全部毒死;强迫从台湾、朝鲜弄来的军妓集体自杀;全城只留下日本军人和日本军妓以防城内暴乱。
　　8月2日,我军在围攻月余消耗了敌人的大量弹药和兵员后,便对腾冲城日军发起总攻。藏重康美自知死期将临,便下令将一年多来俘获的87名中国官兵用铁丝穿通脚筋倒吊于城墙,既作报复亦想以此阻挡我军。中国军队见状气得咬牙切齿,被倒吊的中国被俘官兵都大叫:“弟兄们,不要管我们死活,杀鬼子要紧”,复仇的怒火燃烧在每个战士的胸膛,个个都奋勇争先杀进城内,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由于日军做疯狂地垂死挣扎,双方逐屋争夺,每前进一步都使中国军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日寇穷途末路拼老命了:护旗兵山田忠一,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后,发现5名中国高级军官正在他附近摊开地图研究作战方案,便疯狂跃起冲入人群中拉响了手榴弹,与两位中国将军三位中国校官同归于尽。猛烈的炮火,炸塌了藏重的地下指挥部,炸死了他的卫兵,他像一头疯狂地野兽冲到地面挥刀欲拼老命,还没等他刀落,三把刺刀同时穿透他的心脏,一把大刀削去了他的脑袋,他郑重委托金木给他“介错”,但此重任却由一位名叫欧飞的中国士兵来最终完成……1944年9月14日,巷战结束,腾冲城终被我军完全攻克,全城再也找不到一个活着的日本军人了。为了攻克这“极边第一城”,8000多名中国将士捐躯疆场,他们的忠骨后来被葬于国内最大的抗日烈士陵园———腾冲国殇墓园之内,8000多块墓碑上刻着烈士的英名,巍巍的烈士纪念碑直指蓝天,显示着我们民族不畏强暴,誓死捍卫祖国的英雄气概。
　　12月,我军攻克芒市、遮放、盈江、陇川、龙陵,1945年元月20日攻克国门畹町,消灭了最后的残敌,滇西失地至此全部收复。5天后,在缅甸芒友与驻印远征军会师,滇西大反攻,终于落下了胜利的帷幕。
　　滇西大反攻的胜利,是全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先声,是百年来中国用自己的力量把外国侵略者赶出国土的首次创举。为了庆祝这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胜利,昆明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典礼,当从前线凯旋归来的中国远征军受检阅部队进入市区时,受到10多万人民群众的夹道欢呼。这场大战历史虽然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历史已经将它彪炳于史册,让炎黄子孙世代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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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死“三不走” 烦死“三不沾” [转帖]

　　　　王炽(1836-1903年),字兴斋,云南省弥勒县虹溪镇人。他是云南近代史上民间金融机构———“同庆丰”和“天顺祥”的创始人,又是云南有名的商家,还是一位爱国者,对云南乃至中国经济发展都作出过重大贡献。在151年前英国《泰晤士报》评选的19世纪10名世界首富中排名第四,是惟一入选的中国人,也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三代一品红顶商人”被称为“钱王”。

　　审时度势拓展实业

　　晚清道光年间,在我国出现了一些以经营汇兑为主,兼营存放款项的早期金融机构,当时人们称之为票号。这种类似商业银行的票号,19世纪20年代出现于山西省,以后逐渐形成平遥、祁县、太谷三大帮,此外尚有太原帮和张家口帮等,在全国金融史上将山西的票号统称为“西号”或“西帮票号”。后来,山西票号推行于全国,共358家分号分布在各地80余个城市,而江浙以及其他南方地区也出现了不少票号,这些山西省以外的所有票号统称为“南帮票号”。
　　云南最早的票号“同庆丰”和“天顺祥”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迟于山西票号约半个世纪。当时云南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已逐渐接近内地省份中等水平,这为云南早期金融业的出现提供了前提条件。逐渐发展起来的对外贸易需要金融机构为其融通资金,特别是在大量棉货进口销售的过程中,需要专门的金融机构来为其融通资金及调拨寸头。另外,逐渐发展起来的地方民族商业资本需要金融机构为其调剂拨资。随着商业资本的发展和货币流通的扩大,为适应不同地区间资金流通的需要,作为调剂调拨资金的早期金融机构亦应运而生。王炽幼年丧父,依靠母亲以纺织为生。他擅长经商,广交商界朋友,自四川运杂货来云南,再贩药材入川,经商获得厚利,成为滇南一富商。
　　王炽审时度势,抓住机遇,拓展实业,率先创办“同庆丰”和“天顺祥”,创办时间分别是1866年和1873年,据《新纂云南通志》卷144云:“同治十一、二年间,(王炽)先在滇垣设立同庆丰,日渐发达,乃率赴重庆,仿山西票帮规例,改组天顺祥,营汇总存放事业。随着推广,后来京都、上海、广东、江西、汉口、常德、重庆、成都、叙府、贵阳均有天顺祥票号。”清代全国共有22个省,天顺祥在15个省设立分号,甚至在香港设分号,在越南海防设办事处。这说明其所经营的汇兑和存放款业务主要是在省外,甚至境外。就其业务所及的地区而言,稍逊色于作为中国金融业老祖父的山西票帮,但比之于仅以长江下游沿岸市镇为活动范围的徽商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两个金融机构以其资金充裕、款项灵通、信用大著成为“南帮票号”中执牛耳之巨擘,与“西帮三晋票号”一并驰名于国内。过去经商者携带银圆,经常被抢劫,建立票号转为由票号汇总,大受商界欢迎。

　　知人善任擅长管理

　　王炽不论在开办昆明的“同庆丰”、北京的“天顺祥”,创办云南当时有影响的典当铺“兴文当”,以基金会利息帮助考生升学,培养人才,还是在以入股形式筹集资金,开发东川铜矿、个旧锡矿,出资支持建成我国最早的昆明石龙镇水电站等建设中,都能培养人才,知人善任,擅长管理,取得不俗业绩。
　　他崇拜我国古代的商业家陶朱公、弦高、桑弘羊,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并经常阅读《通鉴》,指导自己经商,兴办企业。归纳起来,有这么几点:一、王炽知人善任,用人不疑;二、有远见、有魄力,敢为天下先;三、重信用,讲职业道德,对人不欺不瞒,以仁为贵,以和为贵;四、建立了一套赏罚分明、按劳取酬的管理制度;五、待人忠厚,他爱财,更爱人才,团结爱护雇用人员,用其所长,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以德经商以信取胜

　　王炽是清末的巨商,集官场、商界的势力于一身,红极一时,家财万贯,成为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红顶商人”。他的成功,尽管有外界因素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他具有一个优秀商人的素质,即经商以德为本。
　　王炽给自己定了一条铁的纪律:“穷死三不走,烦死三不沾。”这“三不走”指的是“不走鸦片,不走兵器,不走人口。”;这“三不沾”是:“不沾赌,不沾嫖,不沾枪。”他说到做到。有一次,王炽的钱庄受到挤兑的连累,处于资金严重短缺的情况下,恰巧此时,有一个外国商人想借助王炽与官府的关系和在商场中的威望,以及其地处云南边境的优越位置,与他合作,贩运一批鸦片。可是,面对鸦片巨大的利润诱惑,王炽斩钉截铁地拒绝了。他说:“我王炽是商人,但更是一个中国人,我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赚这没道德,伤天害理,祸国殃民之事!”
　　王炽痛烧发霉草药的事,也给人们上了一节以德经商的生动课。王炽在盐茶道官员唐炯面前立下了军令状:在十日内筹银十万两。在那个短时间内筹足大笔资金的特殊时刻,哪怕是一个铜板,对王炽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而在捉襟见肘和筹措困难的情况下,他毅然决然地烧了可以收进数万两白银的发霉草药,足见其以德经商的决心和其做人从商的品质。下属问他:“见着数万两白银不要,烧草药目的是什么?”他坦然地回答:“为的是对群众的健康负责,要烧掉这发霉的草药,不能要这没良心的钱!筹集资金另想办法!”经过王炽多方筹办,终于在8天之内,凑足了10万两银圆,全部交给了唐炯,为发展四川盐业立下了汗马功劳,解决了几个省的吃盐问题,又为国家增加大量的税收。
　　王炽这种以德经商的精神,贯彻于他的经商经验之中:一是砥励心态,磨炼其身,炼就能力;二是诚信为本,笃诚守信;三是眼光独到,不断发现,开辟财源;四是以德经商,取财有道,以信取胜;五是广交朋友,知人善用,和气生财;六是经商有术,人弃我取,人需我予;七是取财有道,乐善好施,投资实业。
　　王炽一生以利聚财,以义用财,苦研商道,以其特有的人格魅力,独一无二的德行、道德、信义,成就了“钱王”的伟业。他的为人,他倡导的商道文明值得后人借鉴学习。

　　热爱国家造福桑梓

　　1883年,法帝国主义进兵越南,清朝派提督鲍超会同云南巡抚岑英率兵援越抗法。他们向昆明各商号借军饷,无人敢应,在此事关国家安危之际,王炽挺身而出,毅然借出饷银60多万两。后岑、鲍凯旋回滇,题赠“急公好义”、“义重指困”匾额以旌表。并保奏捐赐四品道员职衔,恩赏荣禄大夫二品顶戴,诰封三代一品“封典”。以表彰王炽对国家的重大贡献。1887年唐炯调任云南矿务督办大臣,派王炽为矿务公司总办。当时很多人相劝,说:这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不上任为好!他明知困难很大,但他以发展地方工业为重,毅然上任,10多年时间他拿出白银数10万两作为开发资金,为开发东川铜矿、个旧锡矿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还投巨资兴办“耀龙电力公司”,建成了我国最早的昆明石龙堤水电站。1890年,秦、晋两省大旱,他捐银2万两赈恤,获朝廷圣旨旌表。他借出10万两银圆给盐、茶道官员唐炯,解决了开发四川盐业所需资金,被史学家传为美谈。王炽还很重视家乡建设,1894年重建虹溪书院,捐置学租田80余担,并赠书2万多册;划拨“兴文公当”资金,馈赠云南省上京会试举贡旅费卷金,设立牛痘局免费点种疫苗等。
　　一百多年前,中国出了一个了不起的“钱王”,云南能产生一个了不起的“钱王”;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云南和中国一定会产生更多的“钱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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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的秘密金库之谜[转帖]

　　中华苏维埃有个国家银行，行长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1932年，中央政府认为随着红军的军事行动越来越多，在瑞金存放如此大量的财宝不安全，遂在位于石城地区的烂泥坑建立了秘密金库。这真是一大批财宝：从攻打县城和乡镇的战斗中缴获、没收的大量金条、金锭、银元、元宝、珠宝、金银首饰以及钻翠工艺品，国民党统治区发行的纸币，苏区铸造的银元，甚至还有在金店作坊里才能看见的金扣子、金发卡等装饰品。这些财宝被苏维埃政府雇来的一百多名民工搬运到陡峭的山上．

　　所有的民工都不知道沉重的担子里装的是什么。财宝搬运完毕后，毛泽民和两个红军战士封闭了山洞。除了他们三个人和极少数苏区高级领导人之外，再也没人知道苏维埃国家银行的金库在什么地方。1934年，国民党军逐渐向中央苏区核心地带压缩，首先逼近的便是石城地区。毛泽民找到毛泽东，说他准备把金库搬到兴国附近去。毛泽东对毛泽民说：“还是分散给各部队保管吧。”毛泽东这句话的意思也许是：搬到哪里都不安全了。于是，毛泽民重新开启了金库，再次雇民工把财宝往山下搬。

　　这些财宝在大规模军事转移前被分给了各军团，各军团又把部分金锭、金条、银元以及钞票一一分给了官兵。无法想象数万红军分到这些财宝时的情形，队伍中的欢愉和欣喜定是十分壮观。红军中绝大多数官兵从来没有手握沉甸甸银元的经历，他们小心地把这些令他们惊喜不已的东西揣在腰间，誓死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感觉油然而生。在后来的长征途中，这些财宝竟对红军官兵的生死起到了重要作用：红军用它们向遇到的百姓购买食物和用品；而一旦他们受伤无法跟随部队行军被留下来时，这些东西可以让他们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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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来最大警匪枪战：曾要求坦克支援[转帖]

1979年7月14日，距辽宁省铁岭市区5公里的102国道旁，发生了被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警匪枪战，惨烈的战斗使用了机枪、手榴弹，甚至要动用坦克增援。

经过一天的激烈枪战，一名女犯被擒，两名男歹徒被击毙，6名干警在战斗中牺牲，这就是“柴河沿战役”。亲历了那次枪战的现任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周晓民回忆了那场惊心动魄的警匪大战。

歹徒从枪库倒出3支全自动步枪 辽阳市东京陵公社新城大队民兵军械员凌国梁与该大队电机厂工人、曾是部队校枪员的徐忠正及一名女社员王敏，因与大队干部发生矛盾，准备实施报复。三人从大队民兵连枪库内盗出全自动步枪3支，子弹1500发，并让村里司机穆春林开解放卡车拉他们去找大队干部行凶。穆胆小不去，被徐、凌两人开枪打死，穆的尸体连同600多发子弹和一支全自动步枪埋在苞米地中，三人开车逃往铁岭境内。

警方在装备上吃亏 铁岭地区公安局接到省公安厅这个通报的时间是1979年7月14日早上5点多钟，之后，铁岭地区公安局立即组织警力堵截，迅速成立5个追捕组，控制了车站和交通要道。

当时公安机关配备的都是杂牌枪，一些枪打出的子弹都不走直线，而犯罪分子却带有两支全自动步枪，800多发子弹，如果与犯罪分子交火，公安人员在装备上恐怕要吃亏。

逮住一名女歹徒 周晓民所在的小组立即乘车出发，在路过东大岭时，从看押犯人的人员处借了两支半自动步枪。汽车很快到达地运所村，村民们说，几个人沿着另一条路跑了。汽车向北追了三四公里后没有发现罪犯的踪影，考虑到他们不能跑得那么快，汽车原路返回。

在一个岔路口处看到有很多人站在那里，其中一个身穿蓝工作服的女人引起了周晓民的注意，当时只知道女罪犯叫王敏，两名男子的名字还没有查清。

在警方盘问时，该女子回答叫王敏。听到对方说叫王敏，公安人员认为十有八九就是罪犯，一下子把她铐住塞进车内。很快，王交代另两名犯罪分子在柴河沿村，公安人员立即分成三组包围柴河沿村。

歹徒向警方发动突袭 抓获王敏时，另外两名歹徒就藏在100米远的公路东侧的树丛中，警方的一举一动他们看得一清二楚，两人悄悄地端着全自动步枪窥视着公路上的情况。

两人突然站起，“哒哒哒……”全自动步枪扫射的声音非常刺耳，周晓民眼看着地区公安局政治处副政委徐金发和身后的两名民警在原地转了两圈后倒地。

听到枪声后，地区公安局信访接待员尚琦、警犬训练员李长华、管教员黄宝忠等人先后赶到，双方展开对射。歹徒使用的是制式长枪，警方使用的是拼凑的杂牌手枪，明显处于劣势。

又有三名公安人员牺牲 两名歹徒都是接受过专门训练的，枪法精准，歹徒的弹着点基本上和公路路面在一个水平线上，一抬头就有被击中头部的危险。当李长华扔出一颗手榴弹之后，歹徒的子弹也击中了他的头部，尚华还没有缓过神来，头部也中弹了。周晓民的五四式手枪里只有几发子弹，半自动步枪里还有1发子弹。

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法警单忠兴带着爱人到沈阳看病，回来的途中遇到此事，他让爱人先回家。由于离事发地很远车辆就已禁止通行，他走了一段路摸了上来，他带的是一支“王八盒子”，打了一枪后就卡壳了，他转身看枪的时候，歹徒的子弹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

省厅下令可击毙歹徒 歹徒占据着公路东侧的有利地形，并凭借着一辆停放在那里的手扶拖拉机做防御墙，时南时北，疯狂地对警方实施火力压制。时间已到中午，先后有6位战友倒下，侦查员苏玉成也受伤。

为了避免更大的伤亡，经过上级领导同意，临时指挥部开始请示上级调动坦克增援。辽宁省公安厅下达最新指示:不允许罪犯出铁岭界；不允许再出现警察伤亡；可以击毙歹徒。

不久，守桥部队的官兵赶到了，几个人研究决定用机枪进行扫射的同时，投弹将歹徒炸死，机枪班班长说机枪已准备完毕，可是机枪只响了一声就停了下来，原来是卡壳了。接着，几名干警将一颗颗手榴弹投向歹徒。

警方将两歹徒击毙 下午5时左右，枪声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民警们看到公路对面踉踉跄跄走过来一个人，身上别着两把手枪，警员们一眼认出就是那个歹徒，几个人一同扣动板机，歹徒中弹后跪到地上，此人正是凌国梁！

公安人员继续向歹徒隐蔽的树丛方向搜索，在树丛里发现了已经死亡的另一名歹徒徐忠正。

经过一天的战斗，中国公安史上最惨烈的一次警匪枪战终于以警方的胜利而告终。事后，有关方面授予六位牺牲干警“革命烈士”光荣称号，铁岭地区行政公署为烈士各追记一等功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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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的三个漂亮“女特务”[转帖]

　　漂亮女特务金秀琳

　　朝鲜战争时期，“金秀琳”这个名字是邪恶的代名词。战后，韩国政府每次发布黑名单、“邪恶轴心名录”，金秀琳都是惟一上榜的女性。她貌美如花，是上层社会有名的交际花，被认为是为朝鲜情报机构服务的“第一女间谍”。直到今天，韩国和美国都在重复一个故事：金秀琳勾引一个美官，窃取了重要军事情报给朝鲜，是挑起朝鲜战争的罪魁祸首。然而，随着美国国家档案馆的资料一一解密，人们发现，金秀琳并非间谍，她只是一个“时代的牺牲品”甚至是受害者。

　　1950年7月下旬，朝鲜军队逼近汉城(今首尔)，韩方下令处死交际花金秀琳，称她是“非常恶毒的国际间谍”。此后，金秀琳更加声名狼藉。美国《皇冠》杂志评价说，金秀琳是“背叛美国的韩国狐狸精”。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罗纳德·里根，当时还在好莱坞打拼，他主持引进了一部电视剧，把金秀琳描述成亚洲版的玛塔·哈莉——西方世界最著名的十大间谍之一。美国政治家德鲁·皮尔森甚至认为，金秀琳“挑起了朝鲜战争”。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金秀琳和她复杂的感情生活、“间谍生涯”被历史封存。近日，美国国家档案馆一份标注着“绝密”的文件被打开，金秀琳的名字再次出现在人们面前。这份文件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金秀琳被控从美国一名上校那里取得了情报，通报给朝鲜军方，而事实是，这名美国上校本人都不知道这个情报，金秀琳根本没有情报可以泄露。

　　****来得太晚了，金秀琳的生命被永远定格在35岁。

　　　　

　　漂亮女特务金贤姬

　　 金贤姬，作为朝鲜劳动党的“工作员”的名字是“金玉花”、“金花玉”，1964年1月生于平壤，生就一副美人坯子。其父是朝鲜外交部官员，曾作为外交官携眷常驻古巴，妹妹贤玉和弟弟贤洙就出生在哈瓦那。金贤姬上小学时，就曾作为童星演过电影；中学时代，曾作为青少年代表向出席南北和谈的南方代表献过“金达莱”；曾就读于金日成综合大学（生物）和平壤外国语大学（日本语）；1980年3月，被朝鲜劳动党“调查部”选中，远离家庭，在若干“特殊机构”里长年接受包括外国语能力在内的旨在培养一流“工作员”的各种训练，可以熟练使用日语和中文（包括广东话）。

　　 策动了１９８７年汉城奥运前夕的大韩航空的空难事件，原本想服毒自杀，却失败被捕。後来在南韩接受审问时，一直用标准的日本语与南韩沟通，并捏造了可怜的身世，企图掩盖她是北朝鲜人的身分。直到她在电视上看到南韩人的生活，并不如她在北朝鲜时的水深火热，得知她以前根本就是被时，终於突破她的心防，承认了一切。

　　1990年3月27日，金贤姬被汉城地方法院判处死刑。后蒙卢泰愚总统“特赦”，于一年后被释放。后在安企部的保护下从事著述和讲演。其后来出版的题为《现在，作为女人》的手记，在韩日两国都成为畅销书，后又被拍成电影，据说仅版税一项就高达10 亿韩元。1997年12月，与当时曾参与她的调查工作的原安企部官员秘密结婚，现在韩国过着“普通主妇”的生活。

　　　　

　　漂亮女特务袁正华

　　　　 袁正华1974年出生，1989年—1992年间，她在朝鲜接受对韩间谍训练，因训练途中受伤而退役。之后，她因偷盗百货商店，在6年中辗转各地。1998年，袁正华在亲戚的帮助下了结了盗窃事件，并成为朝鲜保卫部的成员，然后被派往中国，在吉林等地经商。在1999年—2001年期间，袁正华先后参与了对100多名“脱北者”及韩国商人的绑架活动。2001年10月，袁正华接到“上级”潜入韩国的指令，遂伪装成朝鲜族与韩国男子崔某结婚，之后前往韩国定居，并获得韩国国籍。

　　袁正华在进入韩国后又伪装成“脱北者”，并于2001年11月向韩国国家情报院自首。在这一身份的“掩护”下，袁正华往返于中国、韩国、朝鲜和日本，开展间谍活动。

　　2002年10月—2006年12月，袁正华先后14次向朝鲜保卫部报告韩国国内情况并进一步接受指令。2003年，袁正华掌握了韩国对朝情报人员的活动细节，还收买了同韩国情报机关有联系的企业家。2004年，袁正华还接到暗杀对朝情报人员李某和金某等的指令，并以毒药和毒针进行事前准备工作。

　　韩联社称，2006年，袁正华与“脱北者”团体的干部和军队情报人员接触，搞到了前朝鲜劳动党书记黄长烨等人的居所。黄长烨原是朝鲜劳动党书记和金日成综合大学校长，1997年在北京进入韩国领事馆要求政治庇护，后来逃亡到韩国。在此过程中，袁正华通过婚介公司接近管理军事机密和“脱北者”信息的陆军大尉黄某等三四名政训军官。韩联社报道称，袁正华以美色进行引诱，同黄某同居，从中获取军事机密。黄某于2007年9月得知袁正华是间谍后，非但没有举报，还帮她隐瞒事实，帮助袁正华销毁了向朝鲜保卫部报告的传真文件。2008年5月，黄某向袁正华提供了“脱北者”出身的军队安保讲师名单。

　　韩国联合调查本部27日表示，根据《国家保安法》于2008年7月15日拘捕了袁正华。联合调查本部还逮捕并拘禁了指使袁正华从事间谍工作和转送情报至朝鲜的间谍金某(63岁)。据报道，金某是袁正华的养父，他与朝鲜保卫部间谍进行紧密接触，并向袁正华提供间谍活动所需的资金，同时操纵袁正华的间谍工作。

　　朝鲜女间谍袁正华2008年10月在首尔被判入狱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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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平凡与伟大 [转帖]

说鲁迅伟大，是从他生前开始的。那时并没有任何党派和政治集团要谁说他伟大，而相当多的“主流媒体”也不敢把“伟大”和鲁迅联系在一起。但鲁迅的逝世，算是迫使当局开放了对于鲁迅的“文禁”。而在对鲁迅作出评判并没有什么危险的今天，人们通过阅读，通过思考，发现了真实的他。
他是一个平凡的人，和我们每个人一样有着世俗的一切。
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他的伟大处无人能及。他像一座高峰，让我们只能仰望。
他的伟大不是我们过去认为的那样，代表着某一政党或其他社会团体，他认为自己“也不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家”（斯诺评鲁迅）。他是他“那个时代的论争、冲突、渴望的最真实的代表”。“认为他与某个运动完全一致，把他指派为某一个角色或使他从属于某个方面，都是夸大历史上的抽象观念而牺牲了个人的天才”（〔美〕夏济安《黑暗的闸门》）。
鲁迅作为一种存在，在人为地被扭曲之后，改变了他的本来面目。陈独秀说，“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认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我对鲁迅之认识》）。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是始终如一的，这本只是一位思想家和文学家对另一位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评价。但由于毛泽东的巨大影响和中国盛行一时的极“左”思想，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后人对于鲁迅的认识就止于毛泽东的评价，而没有逸出这个评价之外的任何收获。这种普遍的肤浅和简单，在看似宣传和推崇鲁迅的同时，实际上扭曲和贬损了鲁迅。因为，在我看来，鲁迅是一个具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意义之上的思想家，更不可能从某个阶级某一政党的角度来理解和认识鲁迅，他“保持着知识分子改革家那种合乎逻辑的独立判断，把锋芒直接引向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弊端”（斯诺语），因此，“他的存在比高尔基的存在更加纯洁”（〔日〕山本实彦语）。
这是鲁迅自身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决定的。他就是他自己，一个有独立而深刻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所以瞿秋白认为他是“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他的精神营养来自于古今中外人类一切优秀的民族和优秀的思想者，而这种独立于一般人的精神营养方式又使他形成了独特的精神气质、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表达方式。他当过北洋军阀政府的小官，如果不是偶然的变故，也完全有可能当国民党政府的小官。他与各界“社会名流”出入在十里洋场。他接触过****人，也接触过国民党人，两大党派中都有他的朋友，也都有他的敌人。他不属于也不见容于任何群体，他“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一些浪漫蒂克的革命家的诤友！”（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他的深刻性在于，“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和未来”（郁达夫：《鲁迅的伟大》）。正因为如此，他既超越了政治团体的局限，也超越了时间的局限，而在他离开我们几十年后，依然对我们具有别样的魅力。
鲁迅以怀疑与批判的眼光审视这个世界，是因为这个世界值得和需要怀疑和批判。倘若可以重新选择，他还愿意生活在中国，这是一种怎样的爱啊。但作为一个社会现实的怀疑者和批判者，他又恨不得“离此危邦”。他批判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揭露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的“吃人”本质，他恨不得连同自己一起与生存的世界一同毁灭。他的爱是以恨的形式表达的。惟其如此，才深刻而独特。也惟其如此，他才没有生存的空间。他居住在“且介亭”里，即半租界的意思。他属于中国人吗？他所属的那个中国政府要通缉也要排挤他，使他“艰于呼吸”。他属于西方吗？他认为西方的民主宪政对中国来说只是一味新的毒药。他属于传统吗？他把传统批得一无是处。他属于未来吗？“地上本没有路”，他也不知何往。他钟情于古典吗？他劝青年人少读乃至不读中国书。他热爱外国文化吗？他虽然译著很多，真正做的学问却是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的研究。他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矛盾体，一个不可替代也不可简单评价的存在。
说他是思想家吗？他没有完整的思想体系，甚至也没有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药方”，而只是“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
说他是文学家吗？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成果并不很多，而他的文学翻译也并非上乘。
说他是革命家吗？在广州被杀人吓得“目瞪口呆”，一有风吹草动马上离家避难，对那些整天高唱“革命”的激进者泼了一次又一次冷水。
可他确实是伟大的文学家，他的文学成就至今没有人超越。他也是伟大的思想家，他在思想启蒙上的独特和深刻使今天的人们还常常忆起，常常引用他的文字。他也是伟大的革命家，他要否定既有的一切，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灯下漫笔》），“在中国的天地间，不但做人，便是做鬼，也艰难极了”（《二十四孝图》），所以要彻底打碎后建立“人国”。对他的“伟大”和“革命”如果作狭隘的理解，是几乎看不清楚的。这就是近三十年来研究者呼吁回到鲁迅、呼吁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鲁迅的主要原因。他翻译过一些苏联****人的著作，同情并帮助、亲近过****人，这不是他“伟大”和“革命”的主要理由。他的伟大主要在于，他把批判的目标对准了阻碍中国人生存和发展的一切丑恶与黑暗，“贪污、贿赂、高利贷、童工、自私自利、迷信‘孔教’、军阀对工农群众的剥削、新闻控制、对民众组织的摧残、对日本不抵抗以及现代中国显而易见的其他种种不良现象”（斯诺评鲁迅语）。他的杂文、他的小说、他毕生致力最多的工作就是这样一项工作：毫不屈服的社会批判！而这项工作的性质就决定了他的伟大。而简单地将他归类，恰恰是对这种伟大的减损。
由于多年的误读，扭曲了的鲁迅成了陈独秀所说的“神”。而“神”是没有人的世俗情绪的。鲁迅身上那些世俗的部分被掩盖，而“革命”的部分被夸大，一句话，就是把“人”的鲁迅扭曲到“神”的形态。他很清醒地说过，“其实，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真正的战士”。鲁迅就是这样一个“真正的战士”。
他做官是混日子，随便找个由头就不去上班，没按时发薪却要索薪。下班后逛逛书店和旧货市场，邀几个玩得来的人喝酒聊天。他教书不注意仪表，有违“师仪”。
他当作家，却在文坛少有真正的朋友。
蔡元培给他挂名做官不做事也可以领得大洋，他照收不误。介绍他当“特约撰述员”的肯定答复迟来了几天，他就对曾经帮过他的蔡先生出言不逊，在致朋友信中说“太史之类，不过傀儡，其实是不在话下的”，断言“该太史在中国无可为……”（《致章廷谦》）。
甚至作为爱人，他对许广平夫人也过于严厉。
我们所说的，都是鲁迅一生中真实的现象或事件，不但不“可歌可泣”，甚至也有些违反人之常情。但，这就是真正的鲁迅。一切伟大都出于平凡。鲁迅也是如此。但正因为他的伟大，我们应当还原真实的鲁迅。鲁迅离开我们七十多年了，作为研究对象，他早已停止了自身的发展，但人们对鲁迅的认识却在不断变化。好在，这种变化在朝着更符合历史真实的方向前进。我认为，从平凡生活的角度认识鲁迅，把鲁迅当作平凡人来认识，是不影响鲁迅的伟大的。甚至还可以说，增添了对这个伟大人物认识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鲁迅是具有研究价值的。
他生前没有稳定的生存空间，死后却拥有一个恒定的位置：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他是最令人瞩目的一个星座！
他只活了五十六岁，但他的作品已经在近百年的历史里，拥有了许多作家不可能拥有的那么多读者。而且今天，我们还常常到他的著作里去寻找开启我们思想之门的钥匙。我们也敢于肯定，在未来的好多个世纪里，人们不会忘记他。
他只在中国和日本生活过，但他的文字却影响了全世界广大地区的人们。这个矮个子的浙江人，确是一位世界级的文化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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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接班的“民主程序” [转帖]

　1971年底，老谋深算的蒋介石感到自己年事已高，儿子蒋经国也已60岁了，接班的阻力已基本清除，于是决定将儿子接班之事提上议事日程。
　　过了一段时间，蒋介石召见与蒋经国关系极好的总政战部副主任王升上将，告诉他说，这段时间，社会各界纷纷要求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还有千余名“国大代表”联名上书(实质上
是蒋介石策划的)。他还指示王升去找台湾省议会议长、台籍政客谢东闵，让谢正式写一封举荐信给党中央，使大家都感到蒋经国当“院长”是人心所向。王升立即找来一个笔杆子，以谢东闵的名义草拟了一封举荐信。王升将信带到谢东闵处，谢马上拿出省议会的公用信笺，让他的秘书抄了一遍，盖上自己的印章。

　　蒋介石又将此信交给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宝树，说这封信是谢东闵特地派人送到台北来的，嘱咐他在下次中央常委会上宣读。

　　1972年5月26日，国民党举行中常委会议。会前半小时，蒋介石示意张宝树将谢东闵的举荐信递给副总统兼行政院长严家淦看。严知道蒋要儿子接班，就低声对蒋说：“总统，那我今天就辞去副总统和行政院长。”蒋见严把话挑明了，就说：“副总统就职才6天，不能辞，你只辞行政院长。”于是，中常会在会前搞了一个临时议程，讨论谢东闵的举荐信和严家淦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并提名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会上，张宝树宣读举荐信后，会上鸦雀无声，因事情来得突然，与会者不知如何应对。蒋介石见冷了场，便提议说：“赞同严副总统提议的，请站起来!”与会的中常委慑于蒋的权势，都站了起来。

　　会后，蒋介石授意新闻媒体对蒋经国进行宣传，又做“立法委员”的工作。结果在立法院审议蒋经国的任命时，在408票中，蒋得了381票，顺利通过了任命。

　　纵观蒋经国接班的过程，不难看出，尽管整个事情是蒋介石一手策划和掌控的，可从表面上看，却是充分发扬了民主，反映了群众的意愿，完全符合干部选拔的程序和要求。

　　看来，“民主”确实是个好东西，谁都可以用，可以顺应民心民意，也可以堵住别人的嘴。运用之妙，在乎一心。用好了，让儿子接班这种地地道道的封建糟粕，都可以包装成进步的、民主的新东西。

（《杂文报》3.20　许家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