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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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人手下的“八国联军” [转帖]

　　　　作者：萨苏 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

　　说起孙立人来，在国民党军中堪称一名独特的将领。怎样独特呢？这样说吧，还有哪个国民党将军和梁实秋是大学同学呢？而孙立人的确和梁实秋都是清华大学 1923届毕业生，五四运动的时候，同在清华预科（Tsing Hua College）读书的两个人还并肩到天安门广场，游行参加过五四运动呢！

　　甚至，说孙立人是“国民党将领”，在某种程度上都有些偏差。孙立人加入国民党是到台湾做陆军训练总监的1947年，此后他再未指挥过作战，直到1955年因为“孙立人兵变案”又被开除出国民党。在孙立人最辉煌的军事生涯中，他竟然始终不是国民党员。

　　孙立人在部队中选拔干部总是先看学历，一如今日大公司招聘，这在国民党军中绝无仅有，被目为十分的书生气。奇怪的是，所谓“书生气”的孙立人，选拔干部却非常有眼光，经他手提拔的人员后来几乎都是“上马杀贼，下马露布”的优秀将领。在台湾，曾有一名孙的部下也算很有才能，但孙每次给他评分都是B-（孙立人给部下独特的评分方法，其中唯一得到过A+的，是现任台北市长郝龙斌的父亲郝柏村），结果此人一直不得升迁。人事部门对他深表同情，有人悄悄给他的评分上加了一竖，变成B+，才让他得以升官。却不料此人后来忘恩负义，抛弃发妻，被同僚称为“丧心病狂”，始知孙识人之明也。

　　正因为孙注重学历，而当时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多有留学经历，或在国外服务过。结果他部下的新一军中，喝过各种洋墨水的军官甚多。如果仔细看看，在缅甸孙的部下中，从背景而论，竟然能够凑出“八国联军”来！

　　究竟是哪八国联军呢？

　　第一个是美国。

　　中国驻印度远征军的总指挥是美国人史迪威，训练、联络、指挥、后勤都少不了美国人。所以孙立人部下，正宗的美国兵不在少数，比如两名联络官斯立尼上校和费利普上校。

　　但是从纯粹的远征军角度说，新一军中带有美国背景的军官，以孙立人（新一军军长）、齐学启（新三十八师副师长）和贾幼慧（新一军副军长）三人最为典型。

　　之所以将他们三人并列，是因为他们的经历十分相似。这三位将军都是出身于清华中学，随后入读清华大学，随后考取官费赴美留学生，入美国普渡大学（梁实秋同行），而到了美国后又一同投笔从戎，改学军事，最后共同指挥远征军作战，这种友谊和经历，在当时堪称罕见。

　　三人学习军事的选择各有侧重。孙立人是到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学习指挥，齐学启去了诺维奇骑兵学院，贾幼慧去了丹佛炮兵学院。

　　三人后来结局，孙立人自己不用说了，新一军中将军长，远征军的灵魂。贾幼慧始终是孙的左右手，在台湾做到陆军副总司令，因孙立人案受到牵连断送前程，后任总统府战略顾问。齐学启在1942年远征军向印度撤退途中，为不忍抛弃伤兵，亲自断后率领伤病员撤退，为日军追及重伤被俘。齐被囚禁于仰光达三年之久，始终坚强不屈，后被日军唆使叛徒杀害。

　　值得一提的是，孙、齐曾同在淞沪战场指挥税警总团抗击日军。因为税警总团兵非正规部队，从淞沪撤退后部队被陈诚所部吞并，孙被明升暗降，齐被编为编外官佐。齐于是离开部队，到浙江大学担任教授职务，一年以后才为孙立人将军所召再次从军。所以，浙江大学也认齐学启将军为校友。

　　第二，法国

　　在孙立人部下的军官中，法国背景的有一个半人。

　　所谓孙立人部下一个半“法国人”，半个，指的是1936年毕业于法国圣西尔军校的廖耀湘。

　　这是因为，廖其实不能算孙立人的部下。当远征军入缅作战时，孙、廖各率领新三十八师和新二十二师，属于平级。孙立人在仁安羌解救英第一军和装甲第七旅，廖耀湘在斯瓦依靠滚筒式撤退各打出一次令盟军刮目相看的漂亮仗。从缅甸向印度撤退时，两个师互不统属，在此后的反攻作战中两个师分别扩编为新一军和新六军，是远征军的两把利刃。孙立人升任新一军军长的时候，廖耀湘也升任新六军军长。两个人的军事生涯仿佛一对平行线。

　　然而，偏偏有一段时间这两条平行线相交了——中国驻印军改编为新一军的时候，下辖两个师，正是孙、廖的新三十八师与新二十二师。而孙立人除了担任新三十八师师长以外，还担任新一军副军长，恰好比廖耀湘高了半级。

　　于是，廖耀湘见到孙立人也只好敬礼。

　　这个上下级关系时间既短，也更多是形式上的，所以，廖耀湘只能算新一军的“半个法国人”。

　　顺便说一下，廖耀湘的滚筒撤退法很厉害，日军看着这个大滚筒完全琢磨不出如何下口。打出了名气以后，1948年廖又拿这个大滚筒对付林彪。林总的兵没有鬼子那么爱琢磨，你滚我就跟着你滚，一下子把个滚筒滚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夹馅肉饼。一边滚一边打，廖总的兵比林总少，结果可想而知……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啊。

　　不幸的是，还有一个人对廖耀湘的打法佩服的不得了，就是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将军，面对粟裕他也一样摆出了一个滚筒阵。而更加不幸的是，粟裕的兵和林总的兵竟然一样脑袋一根筋……

　　新一军里一个半法国人减去半个，还有一个，指的是后来担任新一军政治部主任的葛南杉。

　　葛南杉，留法归国的从戎书生。从留法时间算，是廖耀湘的后辈。在孙立人从淞沪战场撤下来重新建军时，担任缉私总团第三团团长，后成为孙立人手下的得力将领。

　　有趣的是，新一军中有这样一段顺口溜——“我军要发扬，两个大姑娘，一个葛南杉，一个孙克刚（孙立人的侄子，后接替葛为新一军政治部主任）。”

　　这是因为，孙立人“书生气”选中的两任政治部主任，都安静文雅，与军中剽悍粗犷之风很不一致，故此当兵的将这两位嘲笑为“大姑娘”。其实，葛、孙外表文气，打起仗来却一点儿也不文气，都是敢于顶到一线的猛将，倒是没有辜负孙立人的信任。

　　葛南杉也因为孙立人的事情没了前程，但他的儿子葛熙熊后来也在军界发展，做到台湾防空司令、中将，可能是新一军后代中硕果仅存的一个了。

　　说完法国说英国，孙立人部下中英国背景的有点儿稀缺，只有一个给史迪威担任联络参谋的王楚英能算。今天我们察看日军投降仪式的细节，多半是王老的手笔，他当时就在南京大礼堂作为远征军代表现场观礼啊！

　　王楚英出身十八军，正儿八经的土木工程系，怎么成了英国背景呢？

　　因为远征军入缅作战的时候，王楚英的地位十分独特。他当时已经在缅甸，负责组织“华侨抗日义勇队”，是作为英军总司令胡素将军的联络官来迎接中国远征军的。孙立人因此戏称英国人是王楚英的“老板”。

　　1944年远征军东征归国之战中，为了掩护英帕尔之战的侧翼，英军温盖特旅团在温藻（孙立人从缅甸撤退到印度时，这里是最后对日军进行阻击的阵地）空降，建立一个圆形阵地掐断了日军纵贯缅甸南北的铁路线。日军深知此举的危险性，急调五十三“安”师团和一个独立混成旅团猛攻试图重新打通铁路。英军没料到日军反应如此之快之猛，招架不住，急忙通过史迪威与孙立人联系求救。这个去找孙立人的联络官，就是王楚英。孙立人一面调兵遣将去救英国人，一面和王楚英调侃，说这可是你的英国老板第二次通过你来找我救人啦。上一次在仁安羌，救完了他们可是不辞而别，和英国人打交道小兄弟你要留个心眼儿啊。

　　王楚英哭笑不得，无言以对。

　　说起来，英国人在缅甸，可说是中国人最混账的盟友了。在缅甸的英军斗志极差，一触即溃，日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称英军根本无法和中国军队相比。那么换中国军队来打如何呢？

　　中国的将军们都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英国人这个盟友别扭得过分。

　　你说他是对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没信心吧，可是出了问题，比如英一师被包围，他也知道找中国人求救帮忙。

　　你说他是当惯了帝国主义瞧不起中国人吧，也不大像，亚历山大将军对杜聿明，斯利姆将军对孙立人，那佩服绝不像是装的。

　　可是，要情报没有，要物资没有，明明有车皮，运到仰光的美国援华物资就是不给你送过来，明明日本人还没来，先把中国即将驻守地方烧砸一空，弄得没水没电没粮食，活像对友军作三光。

　　所有中国人设计的会战都因为英国人提前跑掉而无法打成，气得中国兵骂——英国兵是人也大，马也大，就是跑起来像兔子……

　　大家都有一个可怕的看法，这英国人怎么好像中国人和日本人打起来希望日本人赢呢？

　　直到战后才明白，中国人这个看法，竟然真的是英国统帅部包括丘吉尔先生的想法！

　　英国人不但对中国人暗中下绊子，对史迪威也是一样，害得这个醋性子乔一个个反攻缅甸的方案都无疾而终，连同情支持他的蒙巴顿勋爵也受到连累。

　　根据现在已经公开的历史材料，英国人这种给自己人拆台的做法，纯粹是有意而为。

　　英国人既不希望美国人，也不希望中国人在缅甸打胜仗的。这是因为，以日军实力，打到缅甸已是极限，英国人并不担心它能对印度构成什么威胁。如果日军占领缅甸，战后英国可以名正言顺地将其收回（当然战败了大家谁都不要想）。但缅甸一旦被中国或美国染指，再要想把他们赶出去可就麻烦了。而印度是大英帝国的根本，缅甸是印度的门户，缅甸落入中美之手可能引起大英帝国崩溃的连锁反应，这是不能允许的。蒙巴顿勋爵曾在他赴任中印缅战区的日记中对此详细记录。

　　这才是英国人在缅甸战役中大帮倒忙的根本原因，甚至救了英国人的新三十八师到达印度时英国人居然要让这支盟军缴械进难民营。

　　那一次孙立人是下令掘壕就地作防御阵地，架起机枪迫炮准备开打的，所以他对英国人是怎样的秉性心里很明白。而史迪威虽然依靠美国人的牛气压了英国人一头，也不得不接受他指挥的反攻中，中美联合部队只能在北缅甸作战和自己解决给养的限制，率军进入林莽苍茫的胡康河谷。

　　英国人错了吗？说到底，还是为了英国自己的利益。他们仅仅做的冷酷和直接一点罢了，而且漏算了印度人自己也会闹独立。

　　由此可以明白，盯着上家，看着下家，绝不点炮，我不胡也不能让你胡，并不仅仅中国人会打麻将。

　　值得一提的是温盖特旅的指挥官温盖特少将，此人骁勇善战，身先士卒，早在远征军反攻之前就多次率军深入缅甸敌后发动游击战争，是印缅战场有名的传奇人物。他的部队在获救后与远征军并肩血战，颇有古风，倒是个值得交往的人物。两国政府的矛盾，不影响前线两军建立友谊。可惜的是，不久这条好汉就因为飞机失事重伤不幸遇难了。在电影《战争风云》中，帕米拉的那个到缅甸作战的贵族男朋友，原型就是温盖特少将。

　　１2－３《缅甸荡寇志》中的远征军老照片

　　说完英国人，该第几国了？

　　第四国是意大利……

　　新一军还有意大利人么？意大利人倒没有，新38师师部却有一个毕业于意大利加利波第骑兵学院的上校参谋谭展超。

　　尽管因为是喝过洋墨水的升迁迅速，但大约因为意大利在二战战场上表现不佳，谭展超上校这样的出身，并不很受孙立人重视。新一军旧部回忆，这位上校大人在印度被委任的最重要职务是训导各部军官的马术和仪仗兵队列。

　　别说，谭展超也真是个人才。1943年盟军在孟买举行阅兵，十一个盟国的仪仗队各显其能，谭调教出来的中国远征军仪仗队，硬是把第一名拿了回来。

　　谭展超的马术训练也不错，缅北作战经常需要乘马，新一军的军官多得其惠。

　　据说孙立人让谭展超上校做这项工作，有一点两人投契的地方，因为孙立人也喜欢马，自己就饲养有三匹骏马，而两个人都喜欢武术。

　　孙立人有武术功底。他曾经回忆，当年留学美国之时，一日与齐学启散步街头，遇到一个美国水手喝醉了追逐女招待。两人上前打抱不平。那美国水手身强力壮，遂挥起酒瓶打来。不料孙，齐二人都会中国武术，又在美国军校受过搏击训练，一交手之下那美国水手只有满地找牙的份儿了。

　　饶有趣味的地方是，那水手被打得七昏八素之后，却站起来对着两人笑挑大指，满面佩服，指指女招待转身而去，意思是让给你们了。孙将军说当时美国人的朴实，在这水手身上也可看到。

　　所以，他和同样有武术和马术功底的谭展超还是投缘的。

　　后来谭展超终于如愿以偿，被派去带兵。他担任新一军搜索营的上校营长，还负责监督日军战俘修建新一军烈士公墓。

　　只是，这个搜索营也是个很花哨的部队，有仪仗队，有喷火兵，还有军犬队，检阅时大出风头，实战却因为构成复杂捏不成拳头。

　　莫非军长认为我只能玩花架子？…… 估计谭上校心里也很郁闷。

　　意大利算轴心国，其实新一军有轴心国背景的不止来自意大利。

　　那么，难道新一军中还有德国人么？

　　老实说至今在新一军的序列里我没找到有留德背景的军官，只有一个人沾一点点边。

　　这个人就是孙立人自己，他是从青岛德文高等小学毕业的，勉强算和德国沾点儿边。不过这个与军事无关，所以新一军的八国联军里面，我并没有记入德国。

　　那么，轴心国还有一国，就是日本了……

　　新一军有留学日本背景的军官么？

　　也是没有的，不过，倒是有日军第十八师团出身的一个上尉。

　　这个从十八师团过来的“日本”军官，名叫钟正平，时任新一军上尉翻译官。新三十八师少校参谋殷叔明回忆，钟是在新一军反攻时渡南高江后，于一次设伏中被俘的日军士官。因当时日军经常派出小部队发动夜袭，切割电话线和狙击中国军队官兵，新一军也针锋相对派出兵力打日军侦察兵的埋伏。钟被俘时正执行窃听电话任务，看到新一军的官兵全无反抗，神色坦然。经过邓健中参谋审问才知道他是台湾人，被日军强征入伍训练，日本名字叫作中村。由于十八师团损失惨重，他和部分日军调来缅甸补充。知道当面是中国军队后，钟一直寻找机会就俘投奔祖国。他并提供了大量日军重要军事情报，对远征军很有帮助，显然是预先有所准备。

　　钟正平此后一直协助审理日本俘虏。由于他精通日语又熟悉日军情况，日军在他面前都不敢讲假话。为此孙立人提升他为上尉译员，一直跟随新一军到广东、东北，始终担任日语翻译，最后随孙立人回了台湾。

　　孙克刚回忆钟正平还有一件趣事。远征军反攻时，日军对孙立人恨之入骨，多次派出狙击手试图射杀他，却很不成功，狙击手反而被俘，也被钟正平审讯。

　　要说狙击，孙立人可算是一个好目标。孙身材高大，军姿极为严整。老部下说孙因为在弗吉尼亚军校的严格训练，站立的时候两个肩胛骨总是几乎靠拢，所以永远看来威风凛凛。他也很重视着装，衣领上的军衔标志是一件艺术品，由两块纯金箔片组成，上面打磨出两颗突出的金星。因此他的形象在军中十分醒目。

　　但是日本狙击兵这次一直找不到他，很是困惑，于是问钟正平——

　　“你看见过孙立人将军没有，是不是高高的个子、白白的皮肤、白头发（孙有少白头），穿黄马靴的？”

　　钟马上明白过来，回答说：“不错，不过现在他的形象变化很大。”

　　孙立人的确变化很大，他当时发誓打不下孟关（就是戴安澜师长殉国的茅邦）不剃须，所以此时他在军中的形象是美髯公，拿着老照片的日军当然找不到他。

　　日军误以为钟也是日本人，于是问他为何不刺杀孙将军。钟反问：“人家待我好，我为什么要加害于他呢？”日军俘虏无言以对。

　　第六国是韩国。

　　这回，可不是“假洋鬼子”了。新三十八师新兵营少校营长崔德新，是“大韩民国政府”着力培养的军事人才，光复军骨干。由于当时韩国反抗军与国民党政府关系密切，崔德新入中国陆军军官学校九期学习，毕业后曾担任政大教官，1942年随远征军入缅，后到新一军参谋处工作。

　　虽然崔德新在新一军表现平平，但他后来的生涯十分灿烂。板门店谈判，韩国的谈判代表，就是这个崔德新，当时已经是陆军少将，在战争中担任过兵团司令！

　　他还担任过韩国第一任驻联合国大使，驻德国大使，最后官至韩国外长。1986年，崔德新因思乡移居朝鲜，轰动一时。此人是朝鲜半岛几十年有名的风云人物，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是孙立人部下新一军出身的。

　　第七国是缅甸。在缅甸作战，当地人的支持是远征军的重要力量。孙立人属下有一支半缅甸人员组成的队伍，一支，指的是缅甸北部少数民族“山头人”组成的后勤运输队，新三十八师反攻新平洋的时候，这支主要由女性组成的运输队，头顶食品、药品、子弹，甚至炮弹穿梭于前线后方之间，风景独特。半支，指的是新一军谍报队长潘德新（本来是军统派去监视孙立人的，却成为孙最忠实的部下）兼任副总指挥的克钦突击队（Kachin Rangers），因为指挥官是美国人，所以只能算半支。

　　然而，孙立人军中最典型的缅甸战友，还应该算是林旺。

　　出生于缅甸的印度象林旺，曾被日军第十八师团工兵十八联队作为运输工具使用，1944年新一军猛攻十八师团司令部，田中新一中将从森林中奔逃，不但丢下了自己的关防大印，还丢下了包括林旺在内的十三头大象。林旺因此成了新一军的一员和吉祥物。林旺加入远征军后的故事，我们且用一位台湾朋友提供的资料来描述吧：

　　大象林旺也是孙立人将军引以为傲的二次大战战友喔。

　　民国三十六年孙立人将军奉派到台湾训练新军，林旺也跟着运到台湾。

　　当时美军协防台湾，美国国会议员和美军将领来台访问，总会在孙立人将军的安排下“拜访”大象林旺，向这位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致敬。

　　“林旺爷爷”是我童年的一个记忆。 2003年，八十六岁的“林旺爷爷”在木栅动物园安详过世。

　　好了，八国联军的事情，到此基本讲完……

　　慢，刚刚七国啊，还有一个是哪一国呢？

　　那是不需要多讲的，因为那就是中国。

　　在缅甸的归国之战中，新一军共牺牲了两万名以上的官兵，这些普通的中国农家子弟和从戎书生，撑起着“天下第一军”威震异域的荣光。

　　而重入汉家疆土的新一军官兵们，此后也不乏对国家贡献深厚者。

　　例如，为了培植新一军自己的医疗团队，孙立人从国内来投的知识青年中选拔数十人，前往美军第二十军医院学习。这个军医院，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主持的，现代化水平很高。孙立人派出的带队人员，却不是个医生，而是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的一名毕业生，他指定这名干练的少校担任领队。

　　这名少校果然不负众望，不仅很好地完成了带队任务，自己也转入了医疗生涯，回国后开始了半生在医界的探索。

　　此人，就是被称为我国生物医学工程创始人的蒋大宗教授。

［此帖子已被 luo 在 2009-8-26 10:08:48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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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中死不瞑目的十大风流人物 [转帖]

　　《三国演义》中抱憾终生、死不瞑目的风流人物的第一位当属诸葛亮。唐朝著名诗人杜甫在七律《蜀相》中的“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诗句，不仅把诸葛亮一生的戎马生活写得淋漓尽致，而且也将他死不瞑目的憾事写得清清楚楚。

　　这部小说全力制造了一位智慧之神，那就是诸葛亮，之后诸葛亮几乎变成了中国人心中忠诚，廉洁，智慧的化身，不过就是这位被《三国演义》造就的神，却也只能悲剧收场。诸葛亮本是卧龙岗上一闲散人，本来可以过着每天抚琴下棋，煮酒论诗的自在生活，因为感激刘备的三顾草庐之情，于是卷进了江山社稷的战乱之中。

　　“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 凤雏庞统，早早死于非命，没有显出真本事，而诸葛亮显出经天纬地的才学，帮助前半生一直狼狈不堪的刘备三分天下，建立了西蜀的江山。到此为止，诸葛亮都是成功的，可是刘备死后，诸葛亮就开始向悲剧英雄转变。刘备白帝托孤，留下的是收复中原的遗命，还有一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刘禅。这是一对矛盾，因为有刘禅在，诸葛亮就不可能收复中原。诸葛亮六出祁山，打的省长不少，却未能夺取一寸土地，除去失街亭是诸葛亮用人不当，其他几次都是因为后方的问题，不得不退兵还巢。

　　到了第六次出兵，诸葛亮已经积劳成疾，可仍然事无巨细，都要自己处理，不用魏兵来打，自己就把自己打倒了，最后将星陨落五丈原。诸葛亮一身的本领，战场指挥，从未输过半点便宜，但是一代智慧之神，还是敌不过一个昏庸的年代。诸葛亮死前，已经说不出话来，昏死过去，片刻有转醒回来，安排继承人的继承人，由此看见西蜀诸人的无能。也有这个细节可以看出，诸葛亮死前，除了恢复汉朝大业以外，没有其他想法，后来西蜀的命运大家都知道了，诸葛亮在地下有知，肯定死不瞑目的。

　　如果说《三国演义》中第一位抱憾终生、死不瞑目的风流人物是诸葛亮，那么第二位便是号称“凤雏”的庞统了。《三国演义》中，雏凤始终不过是卧龙的陪衬。

　　“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这是《三国演义》中，对诸葛亮和庞统的定位，不过在《三国演义》中两个人却没有得到平等的待遇，诸葛亮被神化了，无所不通，言无不中；而庞统却被弱化，出场机会不多，而且莫名其妙的死于非命。庞统因为相貌的原因和脾气个性，先后与孙权、曹操、刘备三巨头谋面，都不被赏识。

　　最后，在诸葛亮的力主下，庞统才可以成为刘备的二号军师，刘备入川以后的策略基本是庞统所定，在刘备入川以后，刘彰和刘备之间的微妙关系一天一个变化，庞统总能制定出最合适的应变策略。最终二刘在涪水反目，刘彰已经开始着手布置对付刘备。这个时候庞统制定了三个计策：上策轻骑直取成都；中策立刻攻克涪关，下策返回。

　　在危机时刻化解了刘备的窘境，刘备从此更加倚重庞统了。不过，随后庞统就死于落凤坡。话说，选择了庞统所说的中级，在发兵时庞统的马忽失前踢，刘备于是把自己的白马给庞统，这匹白马名为的卢，传说会妨主，刘备骑着没有事儿，而庞统骑上却丢了性命。庞统驾着的卢来到落凤坡，中了川军的埋伏，川军指着这骑白马的人道：“骑白马者必是刘备”，于是万箭齐发，连人代马一起射死。此时，庞统年仅三十六岁。伏龙、凤雏，一个赶出了惊天动地大事业，一个却在刚刚获得主公信任时就死于乱军之中。庞统生前曾多次和诸葛亮争宠，却得了这么一个死法，凤雏定然是比不上眼的。

　　说起第三位风流人物便是东吴的兵马大都督周瑜周公瑾。史说，“赤壁遗雄烈，青年有俊声。”而北宋著名诗人苏轼的一阙《念奴娇•赤壁怀古》，更是使周瑜的风采流传了千古。“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这写的就是周瑜指挥赤壁之战，率领东吴将士，大破曹军八十三万兵马时，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神态。周瑜是这时候的焦点人物，是他成就了赤壁之战，也是赤壁之战成就了他。一时间不可一世，但是却很短暂，因为很快，诸葛亮就给了他当头一棒。

　　赤壁之战的后，周瑜顺势进攻荆州，与曹仁数番大战，自己还受了箭伤，然后又上演了苦肉计，才取得优势，可是诸葛亮却顺势不费吹灰之力取了荆州，气的周瑜箭伤复发，金疮迸裂，这就是著名的三气周瑜的第一气，是日后周瑜之死的预兆。后来，周瑜几次三番的和诸葛亮斗志，都处于下风，其中还引出了“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历史典故。

　　就这样，一代名帅周瑜，竟然被诸葛亮活生生的气死。所谓“气死人不偿命”，三气周瑜后，周瑜自知死期将近，却也没有办法，只是在临死前大叫“既生瑜，何生亮”，连叫数声而亡。从周瑜临死前的话可以轻易看出，周瑜是闭不上眼的。

　　第四位不用说当属诸葛亮的继任者蜀将姜维。成都身死日，汉将有余哀！相比之下，姜维还是比较幸运的，刚刚二十七岁就做到了征西将军一职。诸葛亮曾夸奖他文武双全，胆略过人，而且忠于汉王朝。诸葛亮这样看重的人才在费祎手下遭殃了，费祎这个人虽然有些才华，但是比较散漫，没有什么大志向。

　　姜维多次向他陈述讨伐魏国，费祎却说咱们跟丞相比都差远了，丞相没办成的事儿，咱们能办成？有时候实在架不住姜的唠叨，就给他几千人，让他去骚扰魏国边境。后来费死了后，姜维才象出了笼子的猛虎，带着几万人讨伐凉州，在桃西一带大败魏国，歼灭了几万人，这是从刘备汉中战役后，蜀汉在西线获得的最大的战果。魏国如果不是陈泰傻大胆儿当机立断迎风直上打了个出其不意的话，整个凉州都要被蜀汉吞并了，因为当时连邓艾这样的猛人当时都说姜维太厉害，应该避一下，还是放弃凉州的好。后来姜在蜀汉被排挤，到踏中去屯田。后来果然钟会攻克阳平夺了汉中，邓艾偷渡阴平直达成都。

　　这个时候姜转战到了剑阁，听说邓到了成都城下，建议诸葛瞻不要出去和邓硬碰，守住绵阳一带的险要就好了，邓悬军深入粮草不够，自然就完蛋了。可是诸葛瞻不听，出师迎战，果然被邓打败了。姜维这个时候还没有放弃，让刘蝉组织成都防御战，等待自己回师。可是刘蝉却投降了，姜维听到这个消息后，恨的拔出了配刀猛砍路边的石头！后来在成都的庆功宴上，邓艾挠着花白的脑袋醉醺醺的表示：姜伯约也不愧是当代的一个英雄，可惜他遇到了这样的主子，也加上遇到了自己，才走投无路了。

　　蜀中五虎上将之一的马超应该是第五位抱憾终生、死不瞑目的风流人物。《三国志•蜀书•马超传》中说他：“羁旅归国，常怀危惧”。

　　《三国演义》中的马超，应该分为两个阶段来看，第一部分就是在凉州起兵造反，攻打曹操。这时的马超年少得志，驰骋沙场，在正面战场上战无不胜，打得曹操狼狈不堪。不过在战场之外，马超就不是曹操的对手了，曹操用了反间计，使得马超的内部出现了分裂，马超的老婆和两个儿子被部将杀死，无奈之下，马超投靠了张鲁。马超的第二阶段开始了，张鲁这种货色自然无法使马超才尽其用，反而是猜忌重重。

　　这时候张鲁派马超去救援刘璋，攻打刘备，马超碰到刘备，自然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复返了。刘备平定了西川后加封马超为平西将军，是刘备阵营里职位最高的武官了。马超表面上是常见天日了，其实是开始了另一段噩梦。马超自己也有问题，大大咧咧，据《三国志》记载马超见到刘备总是随随便便，不太尊重。后来被张飞和关羽看不过去，教训了他一顿，从那以后马超就变的谨慎小心了，夹着尾巴做人。一个武将要是没有了性格那么他的才华也就被泯灭了，在后来讨伐汉中的过程中，马超的表现让刘备相当不满意。完全不见了当初席卷关西的威风，磕磕绊绊的跟一个曹洪打了个互有胜负，甚至被一个老黄忠给抢了风头。之后，刘备也没有再给马超予以过重任。是书中还曾记载，马超的一个朋友彭漾又一次喝醉了，在马超的寓所发了几句刘备的牢骚，马超当时已经非常敏感，于是向刘备打了小报告，最后刘备把彭漾给杀了。这对于一名武将是很不光彩的，从这之后，马超更没有了朋友，在孤独和压抑中度过了后半生，章武二年，年仅四十七岁就早早的离开了人世。

　　马超死的时候给刘备写了一篇非常简短凄苦的奏折说：全家都被曹操杀了，没什么亲人，连个后代都没有，只有个弟弟马岱请您好好帮我照料，在地下也就感恩了。当年，这个十七岁从军，二十岁就大破郭援威镇河东的一代名将却死得如此凄凉。

　　第六位便是享有“建安七子”之誉的曹植。“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首至今仍家喻户晓的的七步诗，说的就是这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三国魏晋才子的终生遗憾之事。

　　魏晋风流数曹植，想来曹植的诗赋一直被后世的文人们所推崇。不过，曹植的才华如果仅仅是吟风弄月那也就没什么可遗憾的了，可是历史上却并非如此。曹操对子女的要求是相当严格的，根据各人的才华悉心的加以培养。

　　曹操原本最喜欢最看中的就是三儿子曹植，文采方面不用说肯定曹操是非常满意的，曹操就注意在政治、军事上给予开导和启发。比如曹操南征孙权的时候，就让年仅二十三岁的曹植率兵驻守刚刚平定的袁绍的都城邺郡，曹植接手邺郡后做事兢兢业业，遇到不明白的就请教经验丰富的鲜于辅等人，把邺郡管理的非常好，曹操也非常满意，这个时候就已经动了立他为世子的念头。后来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带兵水淹了于禁率领的水陆三军，一时威震华夏。

　　曹操的事业到了危机关头，如果关羽攻克樊城，黄河以南则无险可守，挥军直抵许昌，这个时候就会叛乱四起。在危机关头，必须要派一名亲信大将去解救樊城，曹操想到了曹植，任命他为南中郎将，作为统帅抵挡关羽。这个时候曹丕把曹植骗到府里，灌醉了他，耽误了发军，结果曹操大怒，一气之下罢免了曹植。使曹植失去了统帅精锐大军的机会。后来曹丕得以即位，然后立刻打压曹植，把他流放到山东一带看管。

　　曹丕死后，曹睿即位，对曹植的看管逐渐放松，并且给了他相当大的自由。曹植就在这个时候上了名垂青史的《求自试表》，在这个表，曹植上面详细的陈述了三国的形势，并且结合曹操的用兵经验提出了一套对吴蜀作战的方略。文章感人至深，写到：愿意作为一个偏稗的校官，或者归属于西边的大将军曹真在陆地上冲锋陷阵；或者归属于东方的大司马曹休在江河上架舟驰骋；一定要擒住孙权抓获诸葛亮，完成先皇的遗愿，如果能够为这个理想而奋斗，就算死也没有遗憾。”可是曹睿又怎么会让他称心如意呢？只是写了不疼不痒的四个字：其志可嘉。最后一代宗师只能终老深山。

　　第七位是被世人尊为“中医外科鼻祖”的华陀。说起华佗，后人曾有诗曰：“华佗仙术比长桑，神识如窥垣一方。惆怅人亡书亦绝，后人无复见《青囊》。”

　　华陀早在一千六百多年前就创用酒服“麻沸散”施行剖腹手术，还又创编“五禽戏”以为防生保健，始开我国体育医疗的先河。关于华陀的医术无须多说，因为一个“医仙”称号已经能说明一切，现在只说说华佗在三国中的命运。

　　华佗在《三国演义》中出场并不多，但每次出场必是经典段落，比如挂骨疗毒的故事就是家喻户晓的，这段故事既突出了关羽的泰然自若，也突出了华佗的医术高明，但就是这次事件，为日后买下了祸根。后来，曹操犯头痛病，无人可以医治，于是找到华佗。华佗诊断后说要医此病，需用利斧见曹操头颅劈开，把脑中的毒瘤取出，曹操听完惊疑不定，华佗就讲出关羽的故事，讥讽曹操胆小。

　　曹操却又犯起了疑心病，怕华佗和关羽有交情，来刺杀自己，于是把华佗关入大牢。华佗的医术再高，也治不了曹操的疑心病，医仙自知无幸，于是把沤心沥血写成的一部医书《青囊书》赠给一名带他不错的狱卒，希望此书可以流传后世，医救世人。狱卒答应了华佗。后来，华佗死在狱中，狱卒替华佗打理了后世，可回到家一看，妻子正在焚烧此书，狱卒连忙抢夺，可书已烧毁，只剩得一两页。

　　狱卒之妻自有一番言论：纵然学得与华佗一般神妙，只落得死于牢中，要他何用？《青囊书》只剩下一两页，记载了一些阉鸡刪猪的方法可以流传于世。华佗地下有知必然死不瞑目。

　　第八位是蜀国大将魏延有人说活魏延斗不过死诸葛。这话也确实并非是空穴来风。魏延初投刘备的时候诸葛亮就不高兴，说魏延头后又反骨，是个祸害，要推出斩首。不过刘备还是看重魏延，收下了他。刘备讨伐平定了汉中以后，曾经考虑这么重要的地方一定要派一个经验丰富，作战勇猛的名将来镇守。当时人们都认为这个角色非张飞莫属了，刘备统共哥仨，自己守西川，关羽守荆州，汉中理所当然要给张飞。

　　张飞就这样拉开架势准备上任了。没想到结果刘备宣布汉中太守是魏延！整个大军都惊呆了。在任命仪式上，刘备郑重的问魏打算怎么守汉中，魏脖子一梗，硬生生的回答：“曹操如果亲自带着全天下的兵马来进攻，那我就利用城池和险要来抗拒。如果只是偏将带领十万人马来骚扰，我就打开城门迎战，全部歼灭了他！”刘备大乐。刘备死后，诸葛亮在南中一带作战回到成都，刚刚落下脚，兵马还没有来地及休整。魏国的大将郭淮和费耀就进攻凉州的羌人，破坏羌人和蜀汉的联盟。

　　这个时候诸葛亮令魏延去解救，却不给他派兵，只让魏延调用原有的汉中兵力。魏延却表示：不动用国家的兵马干什么？带着一队亲兵，指挥着羌人就能完成任务。于是带着少量轻锐亲兵兵秘密的潜进了羌部，指挥着一帮排不上编制的少数民族兵马在阳溪一带大破魏兵。诸葛亮乐的合不龙嘴，立刻封他为征西大将军和南郑侯，职位高出了赵云一大块。

　　可惜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魏延单独的领兵，在之后的六出其山过程中，魏都是作为偏将在诸葛亮手下听用。魏延常常感慨自己的才华并没有被充分挖掘，越来越有怨气。最后，诸葛亮死后魏延不服诸葛亮的安排，想要夺取兵权，不过诸葛亮早已料到，在死前安排下了对付魏延的方法，安排了马岱杀了魏延，魏延的命运始终逃不出诸葛亮的手掌心，就连诸葛亮死后，也是这样。

　　第九位是魏国的大司农桓范。这个人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敌得过司马懿的诡计，却敌不过曹爽的昏庸

　　如果曹爽信得着他，天下也许根本就没有司马氏什么事儿了。司马氏渭桥兵变的时候，中外一片混乱，形式悔暗不明，大臣们不知所措。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是清醒的，这就是大司农桓范。他当机立断，抢到了大司马印，斩关夺锁突围出了洛阳。司马懿听到他逃走的消息，跺着脚叹息：糟糕了，要坏事，智囊走脱了。

　　蒋济对司马说：没事儿，他自然很可怕，不过我看曹爽那个胆小鬼未必敢听他的计谋呢。桓范到了乱成一团的曹爽军中，立刻清醒的分析了形势，并慷慨激昂的说到：这里到许昌，不到半宿，城中粮草足可以支撑好几年。调动天下兵马的大司马印现在就在我手里！阁下还怕什么呢？

　　且如今天子在手中，打着皇帝的旗号号令天下，国中的将领一看就知道该跟随谁了！可是曹爽这个窝囊废还是不敢，说了一句窝囊至极的话：现在不指望再掌权了，回家守着几亩地当个富家翁总可以吧。桓范气的哭骂：你父亲曹真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字，可是生下来的儿子怎么比猪还蠢啊！

　　最后一位便是吕布的谋士陈登陈元龙。说起陈元龙，实在有点宿命，他曾经在中牟县救了曹操一命，但结果自己却命丧曹操之手，难怪他死不瞑目。

　　应该说陈元龙这个人物在《三国演义》中地位一般，虽然在曹操击败吕布的一战中此人出场很多，但始终因吕布不听良言而被曹操擒获。但是总给人感觉此人的计谋并不怎么样，才干上不了大雅之堂。不要说跟孔明、仲达这样的当代豪杰比较，就是跟郭嘉、程昱这样的二流人物相比也存在一定差距。可是历史是否真的如此呢？其实非也。

　　《三国演义》中虽然没写，但在史书上有记载，刘备夸奖陈元龙的文武胆识，可以和古代的圣贤相比，当时的人物很少有能超过他的。不过刘备这么推许的一个人物，曹操却没当回事儿，剿灭了吕布后，曹操仅仅让陈登当了广陵太守。

　　陈登刚投降过来的时候就对曹操陈述过讨伐江南的战略，曹操没当回事儿。等到孙权在江东的势力逐渐稳固后，曹操巡视合肥，往着远处的长江，叹息良久。这时曹操才想起陈登的好处，后悔没有采用陈登的谋略。而此时陈登因怀才不遇而亡故许久。一代英才盛年早逝，不禁让人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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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食男”颠覆日本男人形象 [转帖]

　　食草动物一般友善温和，在日本，性格像食草动物一样的男人被称作“草食男”。2006年，日本作家深泽真纪在网络专栏中首次用“草食”这两个字形容当前日本年轻男性的生活状态。随后“草食男”便被广泛认知和引用，成为流行语。

让女性不设防

　　在不少人心中，现今的日本年轻男人
性格温和，长相中性，毫无“攻击力”。“草食男”和女性的关系总是处于“比友情多，但不及爱情”的状态。“草食男”因毫无攻击性而让女孩不设防。

怕负责怕受伤

　　以前，提起日本男人，我们会想到《追捕》中硬朗的高仓健。他坚强、执著、敢做敢当。是什么原因促使日本男人从“食肉”向“食草”转变呢？

　　不少人认为，上一代男人通常认为，只要努力必有收获，而这一代男人则认为世事难料，因此变得缺乏自信和激情。从前的男人是家里顶梁柱，要为全家人温饱去拼命。而“草食男”生长在物质丰富的时代，没有必要为得到什么而奋斗。男人选择“草食”，还因为他们既不愿承担过多责任，也不想受到太多伤害。

丧失武士精神？

　　相比“草食男”，日本社会上大量出现的还有“肉食女”。“肉食女”指主动出击、赤裸表达情感、轰轰烈烈恋爱的女性。在日本，似乎总是女性在寻找“猎物”，伺机“下手”。在很多社交场合，女性三五成群扎堆，对到场的男性指指点点，看中目标后直接“放电”。

　　不少日本女性和中年男子对“草食男”不满，说他们缺乏男子气概，缺乏阳刚之气，让日本变成一个阴柔之国，丧失了大和民族的武士精神。不过，日本作家牛窪恵看好“草食男”。她在书中写道，“草食男”温和，不计较，不争辩，不会拘泥于大男子主义，能自然地接受男女平等。

(《新民晚报》3.20　陈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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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与中国传统裙子 [转帖]

　　　　武则天主政期间,虽然严刑峻法,但能够选贤用良,精心治国,国家慢慢强盛起来,她也越发心宽体胖起来。平时,她的各种活动虽然都能出车入辇,但还是免不了需要自己步行或散步。
　　由于她的腿偏于肥胖,再穿上绫罗绸缎的裤子,走起路来,很容易擦来擦去,蹭得裤子“哧哧”直响,这让旁人会不由自主地去寻觅出声地方。这种事无法怪罪别人,她觉得很难堪,此时她真的感到肥胖的累赘。
　　某日,武则天心里很烦,再瞧着过于肥胖的双腿,实在不想再看下去了,干脆用一块缎子盖住,眼不见为净。这一来,倒让她想着想着开窍了,于是拿了块缎子在镜子前上下左右比划起来,后来干脆用缎子前后一裹,把双腿全围起来了,试着走起路来,既飘逸潇洒又好看。她高兴极了,赶忙叫人加工制作,然后让宫女们穿上,走上一圈让自己看看,随后又亲自加以改进,下令给自己也做条合体的穿上,感觉非常轻松自如。
　　但是,穿上这样的新服装,该叫它什么名字呢?武则天左思右想,认为平时人们身上穿的各种衣服,都有个“衣”字偏旁,自己是一国之君,干脆给君字加个“衣”字旁,叫“裙子”好了,这也可以说明“裙子”是自己这样的女皇帝发明的。
　　从此以后,裙子开始由宫中传到了民间。

　　摘自《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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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书记的“万言书” [转帖]

　　■童禅福

　　　　1994年，时年61岁的浙江省省委书记李泽民给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写了一封近万字的信，趁3月上中旬在北京召开全国“两会”期间的间隙时段，把这封“万言书”送到了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开会驻地的房间里。是什么大事让他这么牵挂？是

　　为了一企业？一个项目？是为了一个县？都不是。他心系30多万新安江水库移民……

　　
　　新安江水电站1956年8月开工,到1958年和1959年开始的“无产”和“无序”的大跃进迁移,近三十万新安江人为国家抛弃了小家。

　　改变中国“一穷二白”面目，“是一种责任，否则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就要从地球上开除球籍。”1957年，毛泽东讲这番话之前，就曾提出了“十五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豪言壮语。但三年前的1954年，上海、浙江、江苏三个省市发电装机容量还不足80万千瓦，一年的发电也只有15亿千瓦小时左右，动力严重不足，赶超英国从何谈起？1954年3月，毛泽东就向即将当政浙江省委书记的江华提出：“新安江上要建大型水利发电站，如果新安江电站每年发几十亿度电，那将是对杭州、上海、南京等地的工业一个大推进。”

　　新安江水电站自1956年8月开工，8个月筑起了淳安排岭新县城，建德白沙滩上建起了白沙电力城，新安江电站主体动工到第一台机组发电只用了短短三年时间，把当时美国相仿的普利斯托滩水电站远远抛在后面，创造了世界之最。30万人的大移民采取“突击放卫星”。1959年2月24日至4月30日66天，平均每天迁移186户736人，其中徒步大行军移民日均77户307人。国务院确定移民安置费每人478元，省、地、县一减再减，最后降到每人150元，建德县实行乡镇包干，每人只有50元。安置不当，安置费过低，造成移民倒流、滞留、自流。到1969年，经历二次、三次甚至五六次迁徙的十万新安江水库移民再次迁往江西省落户。浙江省原省委书记江华曾说：“我对不起淳安人，新安江水库移民遗留问题那么多，责任在我身上。”

　　新安江水库“无产、无序”的移民遗留问题一直得不到彻底解决，****告状从没间断过，有社会责任感的人都会去为新安江水库的移民呼吁，去为改变淳安的落后呼喊，浙江的原省委书记李泽民就是一个敢为淳安人说话的人。

　　1994年，时年61岁的浙江省省委书记李泽民给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写了一封近万字的信，趁3月上中旬在北京召开全国“两会”期间的间隙时段，把这封“万言书”送到了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开会驻地的房间里。中国****当时的最高7位领导见到这位在浙江省已担任了7年的省委书记，他们想是什么大事让他这么牵挂？是为了一企业？一个项目？是为了一个县？都不是。他心系30多万新安江水库移民，他不辞劳苦，上山下乡，跨湖过江，奔走于淳安、开化、常山等地。这“万言书”倾注着一位父母官对庶民的一片热忱和关怀。现将李泽民“万言书”前前后后予以披露。

　　“我们抽时间到新安江水库移民重点安置区淳安、开化去一趟”

　　1989年10月，我参加全国劳模大会，有幸结识了刚进人民日报社挑起中国最有分量总编重担的淳安老乡——邵华泽。一个地方电台的记者见到中国官职最大的办报人，开始有些胆怯。淳安乡音，一下拉近了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三句不离乡情，很快进入新安江水库移民的话题，这位中国最大的新闻官时时惦记着故乡的庶民，尤其刻印在他脑海中那一幕幕“无产”移民的景象。他说：“新安江水库移民为祖国建设做出牺牲是巨大，他们那悲壮的壮举将永世传承下去。”因为我又是新安江水库移民，对移民有一种特殊的情感。邵总编的这一番话触动我那根与移民相连的神经。经过几年的材料积累和调研，1993年底，我写的两篇调研报告，一篇题为《为建库十余万移民入赣，积问题二十余载困苦难解——江西省新安江水库移民调查报告》；另一篇题为《移民生活普遍下降，遗留问题亟待解决——新安江水库库区移民调查报告》。《江西省新安江水库移民调查报告》人民日报《情况反映》作了刊登。《新安江水库区移民调查》1993年10月经由浙江省委办公厅《今日重要信息》报送给中央办公厅和中央政策研究室及《人民日报》。中央办公厅和中央政策研究室及人民日报《情况反映》都相继作了刊登。这两篇调查报告分别通过中办、中央政策研究室和《情况反映》，向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反映了新安江水库移民的困难和问题。同时，这两篇调查报告，也通过中央办公厅和中央政策研究室及人民日报的渠道反馈到了浙江省委。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读着这两篇沉甸甸的调查报告，仿佛看到了浙江、江西和安徽30多万新安江水库移民艰难的创业路。他在办公室里坐不住了，他忙叫来秘书说：“新安江水库移民的遗留问题一定要设法解决。最近我们抽时间到新安江水库移民重点安置区淳安、开化去一趟。”

　　1994年元旦刚过，1月5日李泽民就带领浙江省民政厅等部门领导来到淳安县视察新安江水库库区，年过6旬的李书记不顾一路颠簸，当天下午，坐上汽艇赶到汾口镇洲上村，洲上村的党支部书记周秀和陪同李泽民来到库沿，指着水库说：“我们村在一百多米前的水库底下，这一片湖，原来有二三千人住，有四千多亩良田。我村一年仅交公余粮就有五万多斤。1973年6月15日，一个晚上水就漫上了2米多，有的人起床后发现水已进屋，等下了床，床就浮起来了。有的地势低的家门已打不开，是在墙上打洞爬出来的。到了6月20日，水位高程达到106.3米，我们这里翘尾巴水位已超过110米。刚要收割的稻谷全部都淹在水库底。当时，全村360人，只有2.6亩耕地。”当李泽民书记来到周元法家里，他从篾篮里抓起一把米，仔细地看了一下后说：“这米都发青长毛了，还能吃？”周元法接过李泽民书记的话茬说：“国家就供应这种米，这米便宜，为了活命，只得吃。”李泽民当即向陪同的淳安县委书记邵银泽交代：“这米吃了是要生病的，政府一定要想法子，让他们吃上不发霉的米。”

　　他在开化县华埠镇王家村调研，这位四川出身的铁汉也动情了。那天，正处三九严寒，他来到老支书王发生的家里，也巧，也不巧，当时一阵西北风，王发生家里北墙上的几片稻草帘子稀稀唰唰全掉落下来，他们站在王发生家的厅堂里就似站在屋外一样。西北风吹得人人颤抖。李泽民用右手捋了一下已被西北风吹乱的头发问：“你一个支部书记，都这么困难，那你们村上的人不是更困难吗？”一个农村最基层的党支部书记掂量出了省委书记这问话的分量。王发生急得满脸通红。他低着头向李泽民说出了内心的苦衷：“我们全村1959年4月移到这里，这里是一个血吸虫窝，许多家被血吸虫病折腾的家破人亡。日子好一点了，1983年又遇到了罕见的洪灾，移民房哪经得住洪水冲，不少家庭的房子都被大水冲走了。我家的西边墙就是被这次的洪水冲得塌下的。我们村里田少，山穷，要致富难呀。”李泽民拍了一下王发生的肩膀说：“村上穷，不能怪你，我们党和政府有责任。”说罢抬起手，擦去眼睛里涌出的泪花。

　　近一个星期，李泽民不知翻过几个山头，到过几个移民村，新安江水库移民的疾苦和他们当时的生活他都一一记在心上。回到杭州，他和秘书一起研究提纲，以最快的速度写出了《关于新安江水库移民遗留问题的调查报告》，1994年3月4日，李泽民把《调查报告》带到北京，呈送给了7位政治局常委。

　　“万言书”呈送党中央

　　今天再读这篇调查报告，也令人感动，令人深思。我深深感到李泽民书记的心是紧紧和新安江水库移民连在一起的。现摘录几段，请读者品味一下李泽民那颗滚烫的热心：

　　50年代中后期，国家决定兴建新安江水电站。经过数万建设大军的艰苦奋战，电站于1960年4月发电。30多年来，新安江电站给华东地区提供了巨大的能源，已累计发电485亿千瓦时，以每度电上网电价0.005元计算，直接经济效益31.5亿元，相当于8个新安江水电站的总投资。实践证明，国家兴建新安江水电站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新安江水电站的建成和运行，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作为库区主体的淳安县付出了重大奉献和牺牲，经济社会发展困难重重。

　　一是耕地面积锐减，农民严重缺粮。建库前，淳安人均耕地1.42亩，每年向国家提供商品粮4000万公斤，是浙江重点余粮征购县之一。水库蓄水之后，大大小小的盆地和田畈成了汪洋，剩下的土地大多是歇山坞小田和25度山坡以上的“大字报”地，全县人均耕地下降到0.35亩，每年吃国家供应、救济粮4000万公斤，加上农民自行购买串换粮食，年缺粮5000余万公斤。尤其是库边就近后靠的7万多移民，人均耕地只有0.27亩，其中2分耕地以下的有60个村，近3万人口；根本无田可种的有9个村，3000多人。

　　二是交通落后，群众行路难。水库形成前，淳安有穿越境内的3条省际公路干线，上接安徽、下连杭州的新安江水运也十分方便。水库形成后，公路几乎全被淹没，水陆交通干线全部被截断。至今还有10个乡未能通公路，占浙江省未通公路乡镇的一半。库内航运因水位不稳，高低落差达20多米，有129座危险码头需要修建，同时每个码头要按落差建三级。客货运输水路衔接差，多次中转，费时、费力、费财。仅水路下游被新安江大坝截断一项，每年货物过坝就要增加运费数百万元。交通不畅，不但严重制约淳安经济发展，而且还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带来威胁，大小水陆交通事故难以计数。

　　三是库区移民读书、就医难。建库前，淳安的教育事业在杭州地区属中上水平。水库形成后，541所学校成了水底世界。现在，全县660所中小学，不少学校是后靠半山腰、深山谷复建的，多为泥墙和片石房，校舍简陋，危房、破旧房多，急需改造的有8.4万平方米。按照九年义务教育的要求，全县初中校舍还缺5万平方米，小学校舍缺6万平方米。移民子女读书难，看病就医更难。当初15个县区医院、57个诊所浸泡水底，卫生事业至今没有恢复元气。全县37个乡镇中有30个乡镇没有完整的卫生院。

　　四是城镇建设欠账多，功能差。水库形成后，2座县城、5个县属镇、6个农村集镇及其所有市政公共设施和文教卫生设施全被淹没，而国家对公共财产不折价、不补偿。新建的县城定点在荒山上，国家只按5000人容纳标准，投资120万元，建了一座简易县城。1957-1985年的28年中，国家对淳安的城镇建设仅投资433.1万元。淹没原有公房43万平方米，但只解决11万平方米。全县的12个建制镇，有7个镇没有自来水厂。

　　总之，从局部来讲，淳安县确实为建设新安江水电站做出了巨大牺牲。经济建设经历了“倒退十年，徘徊十年，恢复十年”的艰难过程。建库前，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财政收入、农民人均收入均为浙西各县首位。1961年，水库完全形成后，工农业总产值由1957年的1.25亿元下降到6000多万元，农民人均收入由76元下降到44元。经过20多年的艰苦努力，到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和农民人均收入才恢复到1958年的水平。全县财政收入建库前年年有余，从1956年开始连续20多年入不敷出，年年依靠省、市补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淳安历届县乡党委、政府紧紧抓住经济建设中心，从当地实际出发，制定和选择加快发展的路子，但由于建库损失太大，欠账太多，发展经济的“造血功能”基本丧失，淳安与邻县的差距仍在继续拉大。1992年，全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杭州市所属县市区中居最后一位，仅为全市人均的三分之一，比全国低近500元；农民人均收入只及全省的一半，比全国人均低80元，还有5个乡人均收入在500元以下，人均收入最低的乡只有372元；县财政十分拮据，赤字累计达到近2000万元。全县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淳安干部群众反映说：“建了电站，为了国家，穷了地方，苦了移民，看看人家一年比一年好，比比自己方方面面很困难。”

　　造成淳安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移民安置工作简单粗糙，遗留下许多问题。同时，深化改革也带来不少新情况，新问题。

　　一是移民工作受两次大的政治运动干扰，移民政策大走样。1958年大规模动迁开始后即遇上了“大跃进”。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许多移民根本来不及带走必要的生产、生活用具，并且盲目突破移民计划，安置工作仓促马虎。1958-1960年3年内，移民数从原定2.5万人猛增到17万人，其中外迁11万人，就地后靠6万人，由于安置不当，造成大批移民倒流。1970年，国家打算将不具备就地安置条件、人均耕地在0.2亩以下的两万多移民外迁安置到江西，后因“文化大革命”中“批林批孔”运动的冲击而告吹，致使这两万移民至今仍滞留在库内，生活十分艰难。

　　二是移民补偿标准过低，影响重建家园。库区淹没的30多万亩耕地，每亩按两年产量计算，折价96元，当时物价一元钱一个鸡蛋，实际上每亩耕地只换取了96个鸡蛋。这样低的补偿标准，移民显然难以重建家园，过上安定生活。

　　三是水库水位永久界桩迟迟未测设，移民缺乏科学安排和周密计划。新安江水库建成后，水位永久界桩直到1984年才测设，20多年间，水位从48.25米逐步升到68.38米、94.10米、102.7米，最高时升到107.66米。水位每上升一次，都淹掉大批后靠移民前一次水位线以上建造的房屋、田地、道路和社会公共设施，迫使移民逃离家园，就近后靠，受一次新的损失，当地称之为“大逃洪”。前后5次“大逃洪”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亿多元。

　　除了当年移民在政策处理上遗留的问题外，改革开放形势下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给淳安带来了很大影响：一是电站运行方式的改变。新安江电站从1986年开始，由正常发电为主改为调峰调荷发电，水库常年高水位运行，淹没2万多亩“库中田”，占当时全县耕地总面积12.2%，使大批依靠“库中田”种粮度日的移民，无寸土可耕，口粮没有着落。二是粮食购销价格放开后，吃国家返销粮的移民经济负担大大加重，生活水平普遍下降。过去，淳安缺粮群众靠国家平价供应返销粮。从去年开始，粮价放开，随行就市，每百斤粮价从26元上升到70元左右，国家安排的4000万公斤统销粮、救济粮，淳安要多支出3500多万元，加上农民自行购买和串换粮食，人均增支超过100元。特别是6万就地后靠移民，人均自产粮只有70余公斤，按人均每年300公斤吃粮标准，每公斤0.80元差价计算，人均增支达180多元，再加上其它涨价因素，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

　　淳安是个有着光荣历史的革命老区，“二战”时期属于闽浙赣根据地的一部分，老区面积包括18个乡镇、296个村、18万人口，淳安人民为革命胜利做出了贡献。淳安又与江西、安徽交界，山区面积占绝大部分。可以说，淳安是集老区、库区、山区、边区、贫区为一体的县份。李泽民书记在“万言书”中请求党中央、国务院帮助解决的6大问题都是淳安的新安江水库移民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是提高库区维护基金拨付标准。将库区维护基金从每度电1厘钱提高到每度电1分钱。二是完善高水位运行超电量的分成政策。要求完善现行高水位运行超发电分成政策，由高水位运行超发电量分成改为高水位运行超发电量收入分成。三是认真解决回水区待迁移民问题。四是继续帮助解决该迁未迁移民的安置问题。五是切实解决移民吃粮问题。六是大力帮助改善淳安交通落后状况。

　　“完善移民后期扶持，这个长期遗留的问题正在逐步解决”

　　李泽民给党中央这份沉甸甸的“万言书”，江泽民、李鹏和国务院各位领导都相继做出了批示。国务院和国家水利电力部对李泽民的这份“万言书”更是关注和重视。全国“两会”一结束，4月下旬，国务院组织的调查组在水利电力部钮茂生部长带领下专程赶到淳安。国务院调查组在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刘锡荣陪同下，对新安江水库库区移民进行了调研。

　　4月23日上午在听取邵银泽书记代表淳安县委、县政府汇报后，钮茂生部长即席发言说：“‘多带新思想，少带旧家具’这一系列口号，不要去追究了。有的同志反映，库区移民没有饭吃，说去把水库炸掉，移民的心情不是真的想去炸水库，而是因为没有饭吃，所以他焦急了。有的移民搬了三四次，甚至六七次家，元气也没有了。他没有怨气？当然有怨气。淳安人民以及库区的所有移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原来是鱼米之乡，现在米没有了，鱼也不是他们的了，留下了那么多问题和困难，确是应该解决的。移民问题这个账，我们要认，我们还要还。我非常赞同邵银泽书记说的，实行‘输血’和‘造血’相结合，从电价的受益中拿出一部分来补助库区的移民。”

　　国务院调查组成员、国家移民办赵人骧主任接过钮茂生部长的话说：“新安江水库建成30多年来，国家钱也花了不少，仍存在不少问题，如何解决问题，要从受益负担关系中找答案。”

　　国务院调查组成员、华东电管局总工程师刘维烈说：“新安江水库移民迁移至浙江、江西、安徽三省，要解决也得有一个总体考虑盘子。”

　　浙江省委常委、分管农业的副省长刘锡荣感慨地说：“50年代，淳安在杭州地区是最前面的，现在是最后。我们有个态度，你们给淳安的，省里尽可能让给库区，特别是做出巨大牺牲的淳安县。”

　　以钮茂生部长为组长的国务院调查组人人的表态，都令淳安人民振奋，但更令人兴奋的是国务院调查组离开淳安的一个星期之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4月29日也匆匆赶到了淳安县，来亲眼看看淳安这神奇的地方。当时的朱镕基副总理和淳安县委书记邵银泽的一番交流对话至今还在淳安境内传颂着。

　　邵银泽：“由于新安江水库形成，原来水陆交通干线被截断，严重制约了淳安的发展。”

　　朱镕基：“眼前淳安还是要先修路，修好干线是解决淳安问题的关键，而且修路要趁早。”

　　邵银泽：“我们县不说修干线，就是修支线也缺钱。”

　　朱镕基：“恢复公路干线需要多少钱？你们县里能拿出多少？”

　　邵银泽：“需要3.6亿元，县里只能以投工投劳形式承担20%。”

　　朱镕基：“要集中力量来修路，资金四家来摊。除淳安20%以外，还有2.5亿元由中央、省、市一起来解决，中央负责25%的资金我去筹，争取3年到位。”

　　当邵银泽汇报到库区历史遗留问题影响群众生产生活和社会稳定问题时，朱镕基：“我们多少届政府都没有解决新安江水库遗留问题，我们各级都有责任把这一问题解决好，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我们怎么对得起他们？把新安江电站的上网电价提高一点，提高的部分给淳安，给淳安补偿是合理的。”

　　当邵银泽汇报到库区维护基金现在还是10年前确定的每度电1厘钱，朱镕基：“电价都已上涨好几倍了吧？提高一点是合理的。”

　　朱镕基最后说：“我们讲的话都要兑现，讲了不兑现，老百姓就不相信。”

　　党中央、国务院对解决新安江水库移民遗留问题真正摆上了议事日程。1995年1月24日，国务院副秘书长刘济民又约请了国家计委、财政部、电力部、交通部、民政部、水利部等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研究了新安江水库移民遗留问题。会议认为：“新安江水库移民问题分布在浙江、安徽、江西三省，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要全面解决移民存在的基本生产、生活问题。”李鹏总理，朱镕基、邹家华、钱其琛、李岚清四位副总理和国务委员陈俊生及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及7位中央领导共同签发的国办函〔1995〕32号通知，在1995年5月26日向浙江、安徽和江西三省及国家计委等7个部委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解决新安江水库移民遗留问题的通知》是含金量很大的一个通知。

　　党中央、国务院领导那么关注新安江水库的遗留问题，可见这遗留问题的严重性。这次，针对新安江水库移民遗留的“顽症”，党中央、国务院确是下了“重药”：淳安108米以下现有2万人需外迁，总投资2亿元，其中浙江省和杭州市地方自筹1亿元，中央补助1亿元。解决淳安库区的交通问题，总投资2.4亿元，其中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各承担6000万元，中央补助6000万元。库区维护基本标准，从1995年开始，新安江电站所发每度电由1厘钱提高到1分钱，这笔资金主要用于解决库区移民的生产、生活问题。以每年平均13亿8千2百万度电力计算，淳安等地每年就可得到库区维护基金1382万元；从1995年10月起至1999年9月30日，连续4年，采取华东电网全部电价价位加价1厘钱的办法筹集资金，4年可筹集资金4.1亿元，其中分配给江西省3.1亿元，安徽省7800万元，浙江省2200万元。筹集的资金必须直接用于解决新安江水库移民生活困难和发展生产。以后出现的问题，由地方人民政府自行解决。也就是说，这一“猛药”下去，30多年遗留下的“病魔”能驱散当然最好，如“旧病复发”，则责任全由地方政府来承担了。

　　我国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建造了各类水库8.6万多座，据水电部门统计，目前有八百多万移民属于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总数的30%。

　　2004年以来，国务院将完善水库移民政策工作列入了重要议事日程。在加快修订《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的同时，2005年，在四川省开展了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高速的试点工作。2006年7月，国家对水库移民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全国2288万多大中型水库农村移民每人每年按照600元的标准进行扶持，每年需筹集后期扶持资金137.3亿多元。2007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向世人宣告：“完善移民后期扶持，这个长期遗留的问题正在逐步解决。”

　　经过半个世纪的探索，中国水库移民遗留难题终于破解。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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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与梁启超之间的恩怨情仇 [转帖]

　　
　　当康有为在《上海周报》上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公开主张清帝复辟时，梁启超立即发表《辟复辟论》，矛头直指康有为。康有为在张勋复辟失败后，不仅不反省自己的过失，反而将怨气发泄在梁启超身上，咒骂他为“梁贼启超”。

　　康、梁关系的演变是耐人寻味的。应该说，康、梁二人都曾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都曾为使中国由封建制度转向资本主义制度做出过自己的贡献。然而，在历史的转折与大变革面前，一个固步自封，僵化保守，拒绝接受新事物和新变化；一个善于吸收，因时而变，努力挣脱传统事物与文化的束缚，师生的分歧乃至最后分裂是理所当然的。

　　　　康有为（1858～1927） 梁启超（1873～1929）

　　康有为是梁启超治学和从政的导师，二人均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与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息息相关。

　　一唱一和

　　康有为出生在世代学习理学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自幼聪明，但对科举考试兴趣不大，多次参考，均名落孙山，对此他却并不十分在意。1879年，22岁的康有为在游历过为英国殖民者霸占了近40年的香港之后，对于西方文明有了些感官上的认识，觉得英国人“治国有法度”，不像古代所谓的“夷狄”那样没有文化。于是，他开始钻研西方的科学知识，逐渐成长为当时学术、思想界的先行者之一。根据清朝的有关规定，一般老百姓是不能直接给皇帝上书的。康有为不管这些，1888年，身为老百姓的康有为，首次向皇帝上书，分析当时国内和国际的形势，提出了改革法律、沟通民情、提防小人的改革方案。

　　光绪皇帝虽然并没有看到这封上书，但康有为却赢得了普通老百姓的广泛关注，人们开始注意起他来。1890年春，在同学陈千秋的引荐下，年仅18岁的梁启超前来拜访已33岁的康有为。此时的梁启超刚在广东乡试中考取第八名举人，可以说是少年有为；而康有为虽然年龄较大，但因科举考试不顺，此时不过是一名监生而已，在“学历”上比梁启超低一格。按照当时的科举习惯，梁启超中举在先，应是康有为的“前辈”，所以梁启超心中自然有些沾沾自喜。二人见面之后，聊了好几个时辰，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佛教用来形容佛祖说法时的词语），当头棒喝之后，使他一时不知所措，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学问。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他毅然决定拜监生康有为为师。

　　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举动，自然扩大了康有为的影响。于是，不少优秀青年接踵而来，康有为便在长兴里设万木草堂，聚徒讲学。从康有为那里，梁启超学到了一些做学问的基本方法，为他以后的学术活动奠定了坚实基础，“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 ”从此，在康有为的引导下，梁启超逐渐成长为康有为的左膀右臂。

　　梁启超师从康有为，不仅是他从政生涯的开始，而且也是他进入学问殿堂的起点。他曾说过：“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不过，此时师弟二人在思想上还是有一些分歧的，只不过这些分歧不是太大而已，但却也种下了日后恩怨的种子。

　　若出两人

　　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支持下，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政策。但是，由于慈禧太后的反对，9月21日，维新运动宣告失败，前后仅仅历时103天！因1898年为旧历戊戌年，故这次改革又称为“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先后逃亡到日本。康有为手捧自称是光绪皇帝缝在衣服里的所谓“诏书”，继续宣传他的保皇保教主张。起初，梁启超像从前一样，惟师命之是从，可渐渐地，随着对西方资产阶级著作的大量阅读，他的政见发生了显著变化，与从前“若出两人”。最主要的变化是他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特别赞同被称为“最后一个无所不知的人”的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的名言：“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并以《自由书》为题，写下一组文章，宣传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认为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是医治中国痼疾的良方，认为中国若能采纳其思想，必将出现大同盛世。

　　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也从保皇转向革命，这段时间，他与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的来往开始密切，有时甚至在三更半夜还拥被长谈，结果便有了合作组党的计划，“拟推（孙）中山为会长，而梁（启超）副之”。梁启超甚至召集其他同学，联名致函康有为，劝其退休，“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康有为得知梁启超倾向革命的思想之后，非常生气，立即严令其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并斥责其倡导革命的错误。由于多年来，梁启超已养成了对康有为的敬意和畏惧，他只得在表面上答应悔改，但实质上并未放弃对革命的信仰。

　　在尊孔保教问题上，梁启超也开始有意摆脱康有为的束缚。早年的梁启超，在康有为的影响下，常常谈论尊孔保教，好朋友黄遵宪和严复分别向他说明“教不可保”的道理之后，他开始转变思想。1902年，本着“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的想法，梁启超公开发表文章，认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从今以后，只有努力保国而已，从“保教党之骁将”转变为“保教党之大敌 ”，受到康有为的严厉批评。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中国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是共和制，还是立宪制？当时的人们从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出发，表达出各自的观点。此时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样，坚持中国应实行“虚君共和”，但不久，随着革命的发展，梁启超便把自己的主张改为“和袁慰革，逼满服汉 ”。而康有为依然固执己见，不愿与时俱进，康梁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在致康有为的信中，梁启超说，数月来，和您议论起时事，总是出现矛盾，很难领会您的意思，最后只能在表面上答应，回到家后，头痛目眩。“大抵与师论事，无论何人决不能自申其说……师平昔事无大小，举措乖方之处，不一而足，弟子亦不能心悦诚服，无如何也。”不过，这段时间，梁启超对康有为虽有不满，但矛盾没有公开，只在很小的范围内为人所知。此后，因对共和与帝制的政见不同，二人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梁启超甚至公开发表文章，批驳老师康有为，二人关系严重恶化。

　　公开辩难

　　1912年元旦，民国成立。对于民国成立后出现的许多问题，康有为“触目伤心”，非常看不惯。为了恢复封建教化与伦理纲纪，他继续鼓吹尊孔崇儒的老调子，将孔子看做国粹和国魂，四处活动，组织孔教会，甚至要尊孔子为教父。在大总统袁世凯的支持下，全国上下，尊孔读经，甚嚣尘上。袁世凯支持康有为尊孔读经，目的是为其复辟帝制服务，但康有为却以为只有溥仪才能做皇帝，故早在1914年3月间，康有为就同张勋暗中谋划，欲复辟清朝。袁世凯复辟帝制，不仅没让溥仪做皇帝，而且公然自称洪宪皇帝，康有为当然不能容忍，于是毅然参加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

　　袁世凯的皇帝美梦仅做了83天，便在全国一片叫骂声中，呜呼哀哉了。康有为并没有从袁世凯的复辟失败中汲取教训，相反，他却加快了让溥仪复辟的步伐。1917年7月，他联同统率辫子军的张勋，利用时任国务总理段祺瑞和大总统黎元洪之间发生府院之争的机会，请溥仪重新登基做皇帝，史称张勋复辟。因复辟有功，康有为被任命为弼德院副院长，并戴上头品顶戴，没想到12天后，复辟失败，名列通缉令中。康有为只得躲在外国使馆和租界里做诗品画，直到1918年，在得到北洋政府的特赦之后，才敢走出租界。

　　与康有为积极复辟相反，梁启超坚决维护民主共和。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后，梁启超组织进步党，一方面欲与国民党相抗衡，另一方面则欲监督和引导袁世凯走上政党政治的道路。袁世凯做了大总统之后，觉得不过瘾，还想尝尝做皇帝的滋味。一班无耻文人摸到主子的旨意后，立即组织筹安会，借讨论国体问题，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摇旗呐喊。针对社会上的这股复辟逆流，梁启超以他那酣畅淋漓的文笔，挥毫写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凯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派人拿着20万元的银票，劝他不要发表这篇文章。梁启超却不为利诱，毅然发表。同时，他还联合蔡锷等人，组织护国军，以武力讨伐袁世凯。

　　1915年12月25日，云南正式宣布独立，拉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在此前后所发表的许多通电，均为梁启超预先草拟。为了推动广西军阀陆荣廷独立，梁启超又只身前往广西，历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迫使陆荣廷于1916年3月15日宣布独立，所有重要电文，均为梁启超草拟。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护国战争很快便取得了胜利。

　　与其师康有为不同，梁启超不仅反对袁世凯称帝，而且反对任何形式的复辟，他深信世界潮流不可阻挡，任何复辟阴谋都不能得逞。当康有为在《上海周报》上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公开主张清帝复辟时，梁启超立即发表《辟复辟论》，将矛头直指康有为，明确指出此文的实质是“党袁论”、“附逆论”、“筹安新派”。张勋复辟一发生，梁启超立即随段祺瑞誓师马厂，参加武力讨伐。他不仅代段祺瑞起草了讨逆宣言，而且以个人名义发表反对通电，斥责其师为“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据说通电写好之后，有人担心会破坏师生友谊，梁启超却理直气壮地回答道：“师弟自师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

　　康有为在张勋复辟失败后，不仅不反省自己的过失，反而将怨气发泄在梁启超身上，咒骂他为“梁贼启超”，将他比喻为专食父母的枭獍，并做诗斥责：“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逢蒙曾向后羿学习过射箭技术，后来却害死后羿。）康有为通过这首诗表达对弟子梁启超的愤怒。

　　貌合神离

　　康梁公开辩难及交恶之后，刘海粟等人积极从中斡旋，二人关系有所缓和。1922年，康有为原配夫人在上海逝世，梁启超曾亲往吊丧，但这不过仅维持着师弟之谊而已。1927年，康有为70岁生日，康门弟子齐集上海祝寿，梁启超虽然因事未来，但却托人送来寿联和寿文。在寿联里，梁启超暗将康有为比做孔子，极得以“圣人”自居的康有为的喜好。在寿文里，梁启超深情地回忆起早年在万木草堂学习的经历及师弟之间真挚的情感，感谢先生的教诲之恩，并高度评价了康有为对当时及以后的影响。

　　祝寿的喜庆气氛尚未散尽，3月31日，康有为便逝世于青岛。梁启超闻讯之后好生伤感，因见他身后萧条得万分可怜，赶紧电汇去几百块钱，作为赙礼。4月17日，梁启超联合康门弟子，在北京设灵公祭，含泪宣读悼文。在这篇情深义浓的悼文里，梁启超肯定了康有为早年的历史贡献，但也委婉地批评了他在复辟帝制上的错误。

　　晚年的康有为和弟子梁启超之间关系有所缓和，但表面上诚挚的师生友谊并不能掩盖二人政治立场上的分歧。晚年的康有为依然没有从溥仪复辟失败中汲取教训，继续鼓吹尊孔复辟。1924年10月23日，溥仪被冯玉祥赶出故宫，康有为则指责道：“挟兵搜宫，何以立国？”并不顾年迈体弱，由上海赶往溥仪在天津的住所张园，“觐见圣躬”。溥仪生日时，康有为再赴张园祝寿。康有为70寿辰的前一日，溥仪遣人送来“岳峙渊清”匾和一柄玉如意，以示祝贺。康有为受宠若惊，“当即恭设香案，望北叩谢天恩”。对于当时蓬勃发展的大革命运动，他则称之为暴乱，“俄化”，甚至在他去世前夕，还致电反动军阀张宗昌，要他先发制人，“用重兵”，对抗已逼近上海的北伐军。

　　与康有为相比，梁启超却反对复辟倒退，维护共和，追求立宪，他认为历史是在不断进步的，封建帝制再也不可能在中国复现，自从清帝退位以后，“我敢说，已经挂上的民国招牌，从今以后千千万万年再也不会卸下，任凭你像尧舜那么贤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尽管民国还存在种种黑暗，并不是真正的民国，但总比封建帝制要好，他坚信社会潮流浩浩荡荡，一往无前，民国比封建进步，这种观点比起康有为的复辟论调，要进步得多。

　　康梁之间的恩恩怨怨，原因何在？

　　梁启超曾从思想、性格及思维方式上找原因，认为康有为“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应该说，梁启超的这种分析有一定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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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手下的\"鬼才\" 天生郭奉孝 [转帖]

　　

　　郭嘉(170—207)，字奉孝，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州)人，曹操手下著名谋略天才。世人称他为“鬼才”。

　　这个人有一双望穿秋水的眼睛。

　　这个人有一道洞穿人心的目光。

　　世上自古就有这样一种特殊的天才，他们的功业，即使不是高入云霄，改天换地，却至少是不可理喻的，他们以自己拗转正常生命成长链的成就，使我们的日常生活常识猛不丁受到沉重打击。读过俄国诗人莱蒙托夫长篇小说《当代英雄》的人，肯定会被诗人画影图形，直指心源的惊世笔墨弄得目瞪口呆。凭区区二十二岁的经历，他哪来如此深刻练达的人世见解呢?他对毕巧林多重性格的准确把握，曾使得俄国公认的小说大家契诃夫叹气不已。韩国神童李昌镐的成就同样令人不可思议:他的天才最神奇之处在于他在棋盘上完全无意卖弄天才。如此纯青的炉火，如此宠辱不惊，渊停岳峙的棋枰风格，究竟是如何与少年心性结合在一起的呢?在他那老僧入定般的镇定从容之下，我们发现擅长在棋盘上下出最为灵动不羁的着手的中国天才棋士马晓春，竟常常显得不知所措。我们能理解法国诗人兰波十九岁前已完成全部的杰作，也能理解吴清源当年以神乎其技的天才把整个日本棋界打趴在地，但莱蒙托夫和李昌镐，他们的成就却分明逸出常理，使我们赞叹之余只能再忙着感叹:世界的确是诡谲多变的，难道李昌镐像传说中的老子那样生来就长有一头白发?难道莱蒙托夫未出娘胎已经历过惨痛的失恋?

　　回到本篇的主人公，我想知道那位曹操手下最年轻，最诡奇的谋士郭嘉，究竟是如何炼就那一双惊世的目光，能够一瞥之下就看出他人的肺腑?

　　在郭嘉追随曹操十一年的戎马生涯中，他为曹操东征西讨贡献了相当多的谋略，通过这些谋略我们无法肯定他是否饱读兵书，他似乎也很少将自己的计谋归纳成一句现成的兵法术语，不像荀彧时而玩一招\"二虎竞食\"，时而又一招\"驱虎吞狼\"。我们能肯定的只是，他所贡献的计策，每一条都出人意外，每一条都有可能带来巨大的危险，每一条都取决于敌手的心理状态是否严格遵循他的调度。我们且看下面几个典型的郭嘉式谋略:

　　曹操大军正与袁绍在官渡相持不下，敌强我弱，形势堪虞。与此同时，曹操又颇为担心身后那个不安分的枭雄刘备，怕他突然发难，在背后捅上一刀。但正面的强敌已不克应付，曹军又怎能分出兵马，实施两面作战呢?郭嘉说\"可以\"，而且事不宜迟，必须趁刘备目前根基未稳，民心未附之机，急出重拳，把刘备一举打败。至于袁绍，郭嘉料定他不会有何动作。\"绍性迟而多疑，来必不速，\"这段时间差，正可用来消灭刘备。----这难道不是一个规模更大的\"空城计\"吗?使这项大胆计划得以成立的唯一条件，就是袁绍在该出手时不出手，不然，曹操将遭灭顶之灾。

　　也是曹操与袁绍相持在官渡之时，又一个不安的消息传遍曹营:江东豪杰孙策，准备尽起大军，偷袭曹操位于许都的根据地。孙策骁勇的名声当时正在中原大地上铛铛作响，这位艺高人胆大的将门虎子完全继承了其父孙坚的好斗气质，此前曾以所向披靡之势，在富饶的江东四面作战，并一举奠定了相当雄厚的基业。孙策是令人恐怖的，曹营中人人胆寒，就像他的父亲当年也是关东诸豪中唯一令董卓感到胆怯的一样。曹操的智囊团知道，与袁绍相持中已经明显处于劣势的曹操，根本不可能再抽出兵力保卫许都。而一旦许都失守，曹操阵营将立刻分崩瓦解。值此人人自危，曹营中不少人已经开始暗中向袁绍献媚，准备为自己留条后路的时候，体弱多病的郭嘉居然提出这样一个云开日出的见解:主公根本没必要抽出兵力去保卫许都，因为孙策来不了。根据他对孙策的透彻了解，郭嘉断言孙策必定会在半路上死于刺客之手。----与其说这条计谋大胆，不如说它荒诞，难道能将曹操大军的命运，能将曹操\"天下归心\"的雄心寄托在那几个天知道会是谁的刺客身上吗?难道能保证这些刺客不仅能够得手，而且一定会在孙策赶到许都前得手吗?当年为陈寿《三国志》添注的裴松之先生，读到上述记载显然也被弄傻了，他的大脑想必只能理解所谓\"上智\"，对于郭嘉在这里体现出的\"神智\"，则无能为力，因此，他断言孙策后来死于许贡家族的刺客之手，只是一个巧合而已。 真是巧合吗?官渡之战后，袁绍大败，不久咯血而死，兵权落入两个儿子袁谭，袁尚之手。曹操很想乘胜追击，安定北方，但有一点又不能不防。刘备自上次失败后，经过数年的休养生息，在荆州牧刘表身边又积聚了相当的实力。根据曹操此时对刘备志向的了解，他有理由担心自己孤军远征之际，刘备会在背后发难。这时，郭嘉明月清风般的笑声再次在曹操军机会议堂上回响起来:主公你尽管放心地去远征，留下一个空空荡荡的许都也不妨，我料定刘备无法给你添麻烦。不是刘备不想添，而是有人会代替主公加以阻止。谁?荆州牧刘表。郭嘉的原话是这样的:\"(刘)表，坐谈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刘)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刘)备不为用，虽虚国远征，公无忧矣。\"何其言简意赅，又何其潇洒从容。--问题是，曹操再次采纳了郭嘉的建议，事实也再次证明了郭嘉的预见。曹操一支大军，完全以一派无后顾之忧的态势，远离都城，\"孤军远征\"去了。

　　

　　曹操

　　曹操在对袁绍两个宝贝儿子的战争中取得了巨大的战果，但要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恐怕还要费点周折，士卒也将伤亡不小。郭嘉再次以自己玩人心于股掌之间的洞察力，劝曹操暂且收兵，先看一场兄弟阋墙的好戏，待两兄弟两败俱伤之后，再坐收渔利不迟。郭嘉凭

　　什么认为这两个刚才还一致对敌的兄弟，只要曹操一退兵，便立刻会自相煎食起来呢?不知道，我们知道的只是，郭嘉预料的丝毫不差。

　　这种独一无二的谋略术，在郭嘉死后，也被善于学习的曹操玩了一手。后来当袁尚，袁熙二人投奔辽东时，曹操再次勒兵不前，停止追击，静候辽东太守公孙康将二人的首级送来。----也许罗贯中不相信曹操也会有这种谋略，也许他出于对郭嘉的敬意，结果在小说中，罗氏仍然以一回\"郭嘉遗计定辽东\"，将这个计谋算到了郭嘉头上。

　　有一段话经常被人提到，并以此作为郭嘉才智的明证。当曹操正为自己是否具备与袁绍对抗的能力而委决不下时，郭嘉口若悬河，滔滔汩汩地一连举出十条理由，以证明\"公有十胜，绍有十败\"。我曾多次对郭嘉这番陈辞犯过疑，我觉得正如孟子，贾谊的雄辩中往往藏着某种大而无当的内容一样，郭嘉的这段分析似乎也搀杂着不少水份，其中重复冗沓之处正亦不少。\"度胜\"，\"谋胜\"无甚区别，\"德胜\"，\"仁胜\"，\"明胜\"，\"文胜\"等，分类亦不甚科学，有凑数之嫌。按此段大话陈寿不载，见裴松之注引的《传子》一书。我的观点是:郭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若去除话中对袁绍的藐视，则其余种种均可见出传统儒士的迂阔诞夸习气，与郭嘉擅长的一针见血风格完全背道而驰。郭嘉并非不具备口若悬河之才，否则曹操也不会作出\"每有大议，发言盈庭，执中处理，动无遗策\"的评价，但郭嘉的发言应该更具针对性才是，应该更为简洁，干练才是，他感兴趣的首先在于可操作性，在于其中智慧的含量，而不是侈言行动的理论依据。我们知道曹操之所以与郭嘉最谈得来(所谓\"惟奉孝最能知孤意\")，正在于两人有着相近的务实风格，试着感受一下曹操诗文的实在风格，亦可知大言炎炎的风格(即使其中颇含哲理)不太可能得到曹操的激赏。

　　将曹操与他对手的关系看成战国时代秦与六国的格局，也许会有助于我们认清当时的形势。由于其余诸侯大多仅为割据之雄，他们习惯于偏安一隅，并无鲸吞四海之志。他们的用兵行动往往更像一种不够光明磊落的冷拳，只在有利可图之时实施偷袭，本身并没有明确的战略意图。这样，独以\"六王毕，四海一\"为己任的曹操，便正可效\"连横\"之法，利用别路军事集团的弱视短见，予以各个击破。事实上曹操曾大打\"挟天子以令诸侯\"这张王牌，交错使用恐吓和安抚之法(如遣钟繇安抚西北，不断地给暂时无力顾及的人物封官许愿等)，以便在中原集中优势兵力，对强敌逐一击溃。这与当年出函谷关的秦军，利用六国间的利害关系最终一统天下的做法，确也不无相似之处。这里，郭嘉对一个个敌手心理状态的准确判断，便常常成了曹操获胜的关键。

　　这个弱不禁风的青年，有着惊人的胆略。他的作战计划总是最大程度地追求效率，为此不惜将风险系数每次都置于高危点上，他对对手心理的揣摩已经到了神而化之的程度，以致我们难免会想:总不见得郭嘉正好算度到袁绍的爱子会在曹操进攻刘备时生出一屁股的疥疮，导致袁绍方寸大乱，从而放弃了一举击败曹操的绝佳时机?中外战争史上，恕我孤陋寡闻，我的确没有看到这种先例，而郭嘉竟屡试不爽，曹操竟言听计从。

　　郭嘉的谋略当然也非全然寄托在对对手心理的把握上，但却无一不是寄托在甘冒奇险的胆量上。他说服曹操放弃辎重，突袭乌丸的那一仗，不仅打得极为漂亮，在曹操军旅生涯中也最为凶险。建安十一年夏天，北方多雨，道路难通，曹操在设置了一些撤军假象之后，暗中率领一支轻装精兵，在向导田畴的带领下，\"堑山堙谷五百余里，\"来到早已废弃的西汉右北平郡治的废墟，经过被乌丸毁坏得破败不堪的辽西大道，突然出现在蹋顿王的背后。乌丸军措手不及，首领蹋顿也被张辽击杀，同年秋天，袁尚终于被彻底消灭。这次行军由于路况极端恶劣，沿途有长达二百里的地段干旱无水，须掘地三十多丈才能见水。当粮食吃光以后，曹军将士又不得不先后杀了几千匹战马充饥，才艰难抵达目的地，并一举救出不少沦陷敌手的汉人。且不去争论这一仗是否属于反侵略的正义之战，仅从兵家权谋的角度看，它也是很值得玩味的。

　　郭嘉虽然没有参加这次行军，但他年轻的生命正是在曹操统一北方的征途上，不支倒下的。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将曹操的戎马生涯按郭嘉之死分为前后两部分，也许更能看出一些问题。郭嘉帮助曹操统一了北方:在曹操先后剿灭吕布，袁绍和袁绍余部的战斗中，郭嘉居功至伟。用曹操自己的话说则是:\"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郭嘉死后，曹操除在西北面与马腾，韩遂等草寇型军阀的战争中取得一些战绩外，基本上处于停滞不前的境地，赤壁之战后，更留下一个天下三分的无奈结局。对此曹操本人亦深有体会，不然他不会选择\"毒恨\"这个强烈的字眼来概括失去郭嘉的心情，不然他不会在赤壁战败后的退却路上，发出这样一声孤猿泣血般的哀叹:\"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

　　虽然中国史籍在刻画人物细微举止方面常显得粗率和语焉不详，但我们仍能从中捕捉出曹操在郭嘉临死前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这是一代雄主曹阿瞒最为无助，最为软弱的时刻，他像一个慈祥的外婆，不断地去郭嘉病榻前探视，刚刚摸了摸他发烫的额头，刚刚出得院子，突然又神智昏昏地折返回来，看看为郭嘉配的汤药，熬好了没有，结果，惊慌失措中，反而

　　不小心把汤药泼了一地。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反正郭嘉死了，曹操坚强的神经暂时有点失常。一连几天他都给荀彧写信，里面充斥着绵绵无尽的哀痛之情:\"追思奉孝，不能去心。此人见时事兵事，过绝于人……何得使人忘之!\"

　　在\"时事兵事\"上被曹操称许为\"过绝于人\"，正好像在智谋上得到诸葛亮的嘉许，都可说是最高的褒奖。有曹操为郭嘉流的大把大把眼泪作证，我们也可相信曹操说此话时的绝对真诚。

　　根据零碎不全的资料，我且结合自己的想象，试着对郭嘉再做一番还原性的努力。

　　没人知道他长什么样，但我们可依据对所谓魏晋风度的一般理解，想象他有一种风神俊朗的气度，一条清瘦的身影，和一双波光粼粼的眼睛。如果他也有抟丹服药的习性，我们也可假设他穿着一件非常宽敞的大袍，假设他经常衣冠不整，服装像孔乙己那样可以连穿一季而不换，虽然，据鲁迅先生的意见，魏晋人的服药习惯(一种名叫\"五石散\"的丹药)，始于稍后何晏先生的提倡。郭嘉的出生地颍川(今河南登封，宝丰一带)，虽然战乱频仍，但同时也是三国时期最大的人才库，当时为各路英豪出谋划策的谋士，十之六七倒出于此地。躬逢其盛，浸染其中，我们自可想象他那逸兴遄飞的求学环境。然而弱冠之年，郭嘉即已养成\"不与俗接\"的清高脾性，和后来的诸葛亮一样，他好像也更热衷于当一个向社会大翻白眼的隐士，除了二三知己或个别慧眼独具的高明人物(如曹操手下最具总理之才的谋士荀彧)，人们对他的了解非常有限，他当隐士的年龄看来比诸葛亮还要年轻些。在他二十一岁左右的时候，也许拗不过几位游学同年的坚邀，郭嘉一度也曾在袁绍的宫墙里出入过几天，仅仅几天的时间，他便对袁绍(包括他那几个不成器的儿子)看得一清二楚。他离开得非常坚决，顺便扔下这样几句把袁绍看到骨子里的判语，供袁绍手下那两个著名谋士辛评，郭图参考:\"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

　　如此时光荏苒，又过了四五年，在高贵，儒雅的荀彧的推荐下，郭嘉来到了曹操面前。两人立刻一见如故地攀谈起来。在这位小自己十六岁的天才青年面前，曹操与后来刘备在小自己二十岁的诸葛亮面前一样，顿生一股如鱼得水的欣悦感。曹操性格中最为人称道的通脱和不拘成见，眼前这位小老弟竟也表现得那么充分。他的思维里有一种1000年后才为中国士大夫中的精英逐渐把握的禅宗式的能力，能够在纷扰繁冗的万机中一举把握要害。曹操与郭嘉初次接谈的内容已全然无考，但我相信其中有某种\"隆中对\"般的智慧，郭嘉肯定以自己明晰的直觉和一语道破天机的颖悟力，让曹操一下看到了未来，就像诸葛亮为刘备画的那张三分图一样。不然，我们将无法理解曹操那一声由衷的感叹:\"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事实上也正是这一次谈话，使郭嘉坚定了辅佐曹操的意念，这以后曹操的仗便越打越漂亮，甚至从每一次失败中，他都能立刻找到反败为胜的契机，结果，失败倒成了某种战术上的抛砖引玉，或两将相斗时的所谓\"拖刀计\"。

　　\"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见人心\"(季札)，这句曾得到鲁迅先生肯定的判断，不知是否也能反之成理，即中国之君子，若明于见人心，通常便会陋于知礼义。至少，郭嘉属于这种人，在严于治军的曹操营帐里，他也许有着最为落拓不羁的步态，最为不拘常理的行为，虽然在偏爱他的曹操眼里，郭嘉仍然有着种种嘉言懿行。他的死因显然与水土不服有关，但他会不会是曹营中的阮籍，平素手上总也离不开杯中物呢?曹操手下的纪律检查官员陈群，曾因郭嘉行为上的不够检点打过他的小报告。曹操一面表扬陈群检举有功，一面却对郭嘉不闻不问，全然忘记了自己当年设五色棒时的严刑峻法精神。不仅如此，他暗地里还为郭嘉一仍其旧的生活作风喝彩呢。曹操多半是这样譬解的:此乃非常之人，不宜以常理拘之。

　　我们所看到的郭嘉，是一个不拘成见，思路诡奇大胆的天才谋士，这一点他和后来蜀国的治国大师诸葛亮构成了鲜明的区别。拨开后人在诸葛亮头上人为添加的神奇光环，今人已越来越能认可陈寿当年对诸葛亮的这句评价:\"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一生谨慎，严于律己的诸葛孔明先生，事实上从来不曾打过一个值得被人写入教科书的经典战例，虽然他宏观把握时势的能力，可说并世无俦。在长年带兵在外的军旅生涯中，曹操习惯于将管理后方的重任，托付给尚书令荀彧，而总是把郭嘉带在身边，以便随时切磋，见机行事，因此，郭嘉并没有多少机会体现自己的治国才能。然而，曹操无疑认为郭嘉是具备治国才能的，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自己百年之后，愿意将天下事托付给郭嘉，就像刘备后来在白帝城里把天下事托付给了诸葛亮一样。总体上看来，对谋士的建议极为重视，较少独断专行的曹操，偶尔的力排众议，往往也因为这样一个前提:\"此郭奉孝与我有同见也。\"如曹操坚持不杀刘备的主张，就只有郭嘉附议。遗憾的是，曹操对郭嘉意见的领会不深，致使后来放虎归山，铸成大错。郭嘉的本意是对刘备实施软禁，虽不必杀，但绝不可纵，\"一日之纵，数世之患。\"后来曹操让刘备带兵打袁术时，郭嘉恰巧不在，这便留下了无穷后患。这大概也是曹操唯一一次没有听从郭嘉的意见，竟从此种下了不可弥补的后果，难怪他要感叹\"恨不用嘉之言\"了。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三十八岁的郭嘉病亡。同年，刘备从卧龙岗里请出了诸葛亮。没能看到这两个不世出的天才彼此斗智，作为历史的看客，我深感遗憾。

　　某晚看中央电视台播放的专题片《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意外地听说，在1958年大跃进失败的时候，这位世纪巨人曾在好几个场合提到郭嘉，还向自己的下属郑重讲述郭嘉的\"多谋善断\"。——缀上这一笔，当然不等于我从中看出了什么，不，我只是觉得有点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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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笋生钱[转帖]

　　

　　作者：耕斋 分类：历史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蛋笋生钱》配图《朝野佥载》唐·张鷟

　　唐益州新昌县令夏侯彪之初下车，问里正曰:“鸡卵一钱几颗？”曰:“三颗。”彪之乃付十千钱，令买三万颗，谓里正曰:“今未便要，且寄鸡母抱之。”遂成三万头鸡。经数月长成，令吏卖，一头三十钱，得九十万。又问:“竹笋一钱几茎？”曰:“五茎。”又取十千付之，买得五万茎，谓里正曰:“吾未须笋，且林中养之。”至秋竹成，一茎十钱，积成五十万。其贪鄙不道，皆此类。

　　民谚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可见旧时的官僚敛财之狠。善良的人们不禁要问，这些银子从何而来？其实四个字就可概括:“巧取豪夺”。

　　衙役横行、牵羊抢粮般的“豪夺”，过去的电影电视上我们见得多了；但如文中所述唐朝县令夏侯彪之那样的“巧取”，可还真没领教过。你看这位县官刚上任，下车伊始，便问当地的村干部:“鸡蛋一元钱几个？”答说:“三个。”他就掏出一万元钱，让买三万个，并对这位村干部说:“这些蛋今天我不便带走，寄放在你这里让老母鸡孵着吧。”不久孵出了三万只小鸡。几个月后养大了，夏侯彪再叫手下把这些鸡卖掉，一只三十元，卖得了九十万元。彪之又问村干部:“竹笋一元钱几株？”回答说:“五株。”他又取出一万元钱，买了五万株，对村干部说:“我不需要笋，暂且留在竹林中养着吧。”等到秋天笋长成了竹，一株可卖十元，彪之又到手五十万元钱。这位县官的贪财之道，就是这样巧妙。

　　现代养殖业发展，蛋笋是不值钱了，但“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类似夏侯彪之的贪赃术，却从来没有灭绝过。有从企业强购原始股，上市后掘一票的；有向名家低价索要字画，拍卖“赚”得大钱的；有利用手中权力批地造房，让儿子女婿的房产公司赚得杯满缸溢的……凡此种种，表面上似乎钱货两清，实际上都是变着法儿把别人乃至公家的钱掠为己有，其行径，真比明火执仗的盗贼还卑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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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飞:交通事业的开拓者[转帖]

　叶飞是开国上将中惟一的海外归来赤子。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战功赫赫,在解放后主政福建的工作中,对修建厦门海堤和鹰厦铁路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出任交通部长期间,对我国高速公路建设和远洋事业的发展,也卓有建树。

　　移山填海:修筑厦门海堤

　　上世纪50年代初,厦门刚解放,叶飞首任厦门军管会主任。厦门,既是国防前哨,又是解放台澎金马的前沿阵地。但厦门当时还是一个孤悬海上的小岛,所有军需民用都靠小船运输,而沿海地区又遭国民党军队封锁,海运基本上停止了。岛内18万居民除3万人靠侨汇生活外,其余谋生乏路。在这种情况下,叶飞采纳陈嘉庚先生的建议,提请省委研究报请中央批准修建厦门海堤。
　　经省委同意后转报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里召集有关港务专家研究,认为我国在沙滩上筑海堤尚无先例,弄不好真变成石沉大海,所以未加批准。
　　1950年11月,陈毅到厦门检查战备情况,叶飞向他汇报:“厦门作为解放金门、台湾的前沿阵地,需要一条海堤与大陆联系。现在厦门被封锁,群众生活很困难,有将近1万劳动力找不到出路。国家如能拨款修建一条海堤,一方面既可解决厦门交通和经济发展问题,另一方面又可以大量以工代赈,安排群众就业,解决暂时的困难,战备工作也将更加落实,一举数得呵!”陈毅表示完全赞成。
　　后来陈毅赴京汇报工作,向毛泽东主席提出修建厦门海堤事宜,毛泽东点了头。但因朝鲜战事紧张,国家资金安排困难,财政部拿不出钱来而搁浅。此后叶飞每次去华东局开会,都要催促陈毅尽快落实此事。大约到了1952年底,陈毅打电话告诉叶飞:“中央批准了,给1300万,包干使用,由你叶飞负责。”随即政务院下文,指定“工程之具体领导即其行使管理、干部和职工之调配、政治工作、具体施工组织领导等由叶飞同志负责指挥。”
　　项目批下后,围绕着海堤是建石堤好还是建铁桥好展开了争论。一部分专家认为,厦门地质差,在海中筑堤,可行性不大;而大部分专家认为建石堤比建铁桥好。如选择建桥,因厦门地处国防前线,港口被国民党军队封锁,修建桥梁受技术上及器材供应上的限制,而且易遭空袭威胁而材料供应困难;如建石堤,厦门满山遍野皆是花岗石,取材方便。由于新中国建立不久,运输、施工设备和生产钢筋混凝土构件等条件均不具备,叶飞及厦门市市长梁灵光等领导人经反复调查论证,最后决定采用本地花岗石料修筑海堤。当时国内没有一家设计机构,甚至于在北京的苏联专家也不敢承担此项设计任务。
　　厦门海堤建设工程上马后,叶飞责成梁灵光、张维兹两人具体负责,但他自己也毫不放松。1953年4月下旬,叶飞主持省委常委办公会议,听取工程指挥部关于地质勘探情况汇报。会上,叶飞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地质尚须进一步用钻探机钻探,弄清地质情况,使工程更有把握,如果没有把握,可请教苏联专家;二是海潮冲力究竟有多大,也须精密勘测,计算出用多大的石头才能经得起海浪的冲击。”以后他又多次深入施工现场,同苏联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共同研究采石、砌堤、抛石合龙等施工方案。
　　1953年6月中旬开始施工。在施工中,广大福建人民冒着被国民党飞机轰炸的危险,发挥出了伟大的建设力量。1954年9月3日炮轰金门的战斗打响后,国民党军队飞机经常来轰炸,最多1天达60多架次。海堤在这样的情况下建设,其艰苦可想而知。但海堤建设指挥部迎难而上,提出“提前10月通车支援解放台湾”的口号。工人们在飞机来袭时去休息;飞机飞走后,抓紧时间开工。同时,积极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技术革新活动,保证工程按期进行。在施工中,海堤工人所乘船只屡屡遭受国民党军队训练飞机的袭击,致使150余位干部、工人被炸死,其中一次渡船被击中炸沉,死亡90余人。敌机的轰炸干扰,阻挡不了工程进度,工程队员只花了27个月就胜利竣工,把一条长2217米、顶宽19米,动用石方70多万立方米的大堤建成了,创造了一个奇迹,而且节余400万元。
　　1954年10月15日,通车典礼隆重举行。消息传到北京,朱德十分高兴,欣然提笔,写下了“移山填海”四个大字。1955年10月1日,为永志厦门军民跨海筑堤的创举,厦门市人民政府在靠近海堤一侧勒石为碑,建造亭子,称为“观堤亭”。亭下一块石碑正面镌刻着朱德题写的“移山填海”四个楷书大字,碑的北面则镌刻着海堤工程指挥部撰写的碑文。1962年,郭沫若来厦,站在“观堤亭”,遥望隔岸的集美学村,诗兴大发,写下了《咏高集海堤》一诗:“控海鼓东风,长堤御铁龙。劲足重洋小,心雄万古空。金门晴霭外,黉舍碧波中。岛今成半岛,宏伟见人工。”
　　厦门海堤的建成,不仅改变了厦门孤岛交通阻隔的状况,适应了海防对敌斗争的需要,而且大大促进了厦门经济的发展。几十年过去了,今日的厦门已成为通达五洲四海的一颗南国明珠。遥想当年,曾经在摆渡上颠簸往返的人们,怎能忘记叶飞指挥“移山填海”这一巨大的历史功勋呢?

　　劈山开路:抢建鹰厦铁路

　　朝鲜停战以后,我空军、炮兵部队准备移师福建,集中力量对付金门、台湾。但当时福建交通极其落后,全省没有一寸铁路,可通车的公路不到1000公里,三分之二的县城不通汽车。1954年国防部长彭德怀到福建视察,叶飞跟他研究决定两件事:一是调铁道兵团入闽,用两年时间抢修鹰厦铁路;二是修筑7个飞机场。
　　修建铁路是福建人民梦寐以求的事。早在鸦片战争以后,福建海外华侨和地方有识之士就呼吁“筹造铁路,以图自强”。辛亥革命前,陈宝琛出面筹资数百万银圆,历经4年才建成一条“前不跨海,后不过江”的厦漳铁路,每天乘客只有数10人,载货1吨多。就是这样一条“盲肠铁路”,到抗战爆发时也被国民党军队全部拆毁了。新中国成立前夕,陈嘉庚先生曾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恳切陈情、提交议案,1951年又给中共中央、华东局写信,要求中央尽快考虑修建铁路,解决福建出省通道问题。因此,修建鹰厦铁路成为福建惟一列入国家“一五”计划的重点建设项目。
　　鹰厦铁路先由铁道部第四设计院勘测设计,提出三个选线方案提交省委讨论。叶飞认为,修建铁路应从长远考虑,固然应以国防为主,但必须结合福建的经济状况。比较三个方案,以“东线方案”为最佳。“东线方案”从鹰潭经资溪、邵武、南平、永安、漳州至厦门,里程比西线、中线都短,不仅工程费用较省,与浙赣线接轨便利,而且吸引人口最多,货源流向合理,便于闽西北森林资源开发,可以沟通闽东、闽中、闽南经济。无论从军事上还是从经济上考虑,都是最佳的选择。这一方案叶飞让梁灵光征求了陈嘉庚先生的意见,陈嘉庚先生也欣然同意。
　　鹰厦铁路于1955年3月动工,铁道兵团起先只调7个师入闽进驻各主要路段。7月,王震司令员到福建视察线路,叶飞对他说:“美国军舰就在我们的家门口游弋,形势严峻啊!无论于国防、于建设,福建都需要有铁路。周总理最近说,当前问题要看两王,一个是王炳南大使在华沙跟美国谈判,一个是王震将军率领十万大军修建鹰厦铁路。现在大家都在看你哩!”叶飞这一“激”,王震司令员立即增兵,最多时达到12个师。
　　当时,叶飞把抢修鹰厦铁路当作头等大事来抓。省委成立支前委员会,动员10万民工全力支援;沿线各级党委保证供应粮食、猪肉、蔬菜、黄豆等。在修筑过程中,叶飞经常坐他那部“嘎斯69”深入各路段,看望施工部队和支前民工,鼓励他们的劳动首创精神,帮助他们解决具体困难。
　　叶飞曾经这样深情地回忆说:“如果说厦门海堤是移山填海,那么鹰厦铁路就是劈山开路。闽西北山地是全省地形最高峻的地区,为长江流域与东南沿海流域的分水岭。铁路绕山爬坡,炸石开路,隧道多,桥梁多,工程十分艰巨,如果不是铁道兵部队艰苦奋斗,克服各种困难,确是很难完成的。而全省人民的支援,十多万民工担负着全线70%以上的路基土石方工程,所起的作用同样是不可低估的。”
　　经过筑路大军22个月艰苦奋战,全长694公里的鹰厦铁路提前于1956年12月铺通,福建终于再次结束了“路无寸轨”的历史!随后,叶飞又向中央要求,将剩余的2亿多元资金用于南福铁路和漳龙铁路的建设。这样,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福建修建了1000多公里长的铁路,福州和厦门两个主要城市都贯通了。这在铁路建设史上是罕见的。叶飞对此所作的贡献有口皆碑!

　　组建远洋船队:壮大我国远洋运力

　　1975年,叶飞被平反并出任交通部部长。任交通部长时,1978年他到欧洲四国考察,国外交通运输现代化及保税区的建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下决心要努力开拓创新,改变国内交通的落后面貌。有一次邓小平同他谈话,要求在尽快的时间内组建起一支负担得起外贸运输业务的远洋船队。当时远洋船队只有538万吨吨位,一半的运输任务都完成不了,而主要是没有足够的资金买船,而且买的都是旧船,技术落后。国内没有足够的能力造船,而此时“四人帮”又正对“风庆轮事件”揪住不放,压力很大,怎么办?叶飞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冒政治风险,向“四人帮”挑战。经李先念同志同意,叶飞向香港中国银行贷款买船,由招商局自借自还,这样不用花国家一分钱。很快,远洋运力两年间提升到了2000万吨的吨位,大大加速和壮大了我国的远洋运力。这是一着险棋,也是一招妙棋,没有叶飞的果断和远见,我国的远洋运输事业恐怕还没有今天的辉煌。
　　叶飞对先进运输技术十分重视。上任不久,他就提出在长江运输中学习和推广顶推分节驳运运输技术,几经试验,终获成功,使长江运力大大提升。此外,他敏锐地看准方向,大力推广集装箱运输,要求远洋船队多买集装箱船,并在天津建立我国第一个集装箱码头,后来又在上海建立起了我国最大的集装箱码头。叶飞还是我国高速公路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广者,他任交通部长后就重提修建京津唐高速公路,并派人赴日本学习,1976年开始实地测量,终于使这条高速公路1992年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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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嫁祸熊希龄的真实内幕[转帖]

　　

　　熊希龄的传奇身世

　　熊希龄,字秉三(1870—1937),原籍江西丰城,因先辈屡官湖南湘西州、县,遂入籍凤凰直隶厅(即今凤凰县)。
　　熊父兆祥是一员武将,人称熊凤凰。熊母吴氏,苗人,系苗王吴友文长女,那时汉苗联姻,是一件奇事,曾传为佳话。熊希龄居长,据说生下不足7个月,父母担心难以成活,可满月后竟成了一个肥胖婴儿。自幼禀赋聪颖,7岁读完四书五经,且能熟背,故有神童之誉,深得父母器重。
　　1888年,江苏宝山朱其懿任沅州知府,设沅水校经堂,熊兆祥与朱有同寅之谊,送其子到朱府从师。3年后,朱其懿将希龄送到长沙校经堂深造。临别时在拱北楼作诗赠别,末句云:“熊生俊美年尤少,乍入繁华慎立身。”熊希龄铭记恩师的教诲和殷切期望,入校后用功益勤,见闻益广,学业超人,是年秋应试,以优异成绩考上举人。湖南学政张亨嘉对他特别赏识,称他“年甫及冠,拔起边陬,谈兵如何去非,说地如顾景范,他日当有用之才,不仅以文学显也。”朱其懿大喜,谓他:“五七人中最少年,名高先达冠三边。”誉满三湘四水。
　　少年熊希龄,不负父母和恩师之望,入京会试连捷,以第65名中中式贡士,按清代典制,会试放榜后1月,举行殿试,由皇帝亲自总定1、2、3名,区分1、2、3甲等,殿试对策,理应按文采和内容论评高下,实则积习相沿,专重书法。时张亨嘉在京,见希龄书法尚难合殿试,恐致耽误,嘱他暂不殿试,先练书法再试,希龄于是在京郊一古庙中专心致志、苦练书法。
　　在此期间,希龄与廖氏完婚,直到1894年才应补殿试,中了进士,名列二甲63名。朝考后,钦点翰林院庶吉士。
　　熊希龄由秀才而举人,而进士,少年科第,春风得意,成为湘西凤凰这个偏僻山区的第一位玉堂金马人物。可惜他的元配夫人在婚后第二年突然病逝。业师朱其懿惜才如命,遂将同父异母幼妹朱其慧许他为继室。其慧乃是才貌双全、品学兼优的少女。希龄自然高兴不已,与朱其懿昔日师生之情变成了娘舅之亲。

　　跨入维新运动行列

　　1894年,日本发动的甲午战争,将中国推入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难深渊。战后,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提出变法主张,顺乎民意,一时维新思潮大盛。熊希龄正在湖广营务处帮办军务,因受到忧国忧民的新思潮启迪,跃跃欲试,即由鄂返湘。恰值湖南巡抚陈宝箴颇为开明,署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等赞助变法,湘中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积极在长沙开展活动。怀抱经天纬地之志的熊希龄脱颖而出,跨入维新运动行列。他从多方筹资设立学堂,创办报刊,组织传播新学,倡说变法社团,旋由陈宝箴委任时务学堂总理,主持校务。希龄并聘请梁启超来校充任中文教习。同时还组建“南学会”,还请经学大师皮鹿门主讲,他本人曾为其摇铃。
　　希龄创办的《湘报》率先发挥作用,以开通民智,唤起国魂为宗旨,唐才常为主编,熊与谭、唐等8人为董事。继而设立“湖南不缠足会”、“延年会”等维新团体。此外,还办了几件大事,如整顿湖南通省书院,开办各地团练,制定保卫局章程,兴办湖南近代铁路、航运和其他各类新式工矿企业等。
　　然而,维新运动,始终遭到顽固派的攻击,他们以“熊、陈”二字作联讽刺曰:“四足不停,到底有何能干;一再偏听,晓得什么东西?”当年近5旬的皮鹿门上课时,顽固派又作联曰:“鹿皮讲学,熊掌摇铃。”可见斗争之尖锐,但熊希龄矢志不移。1898年8月,朝廷电召熊希龄、江标入京陛见,希龄大喜。正当他要起程与在衡阳办事的父亲辞行时,因水土不服,突发痢疾,竟大病一场。9月,在病床上得知在京的谭嗣同六君子罹难。他因灾得福,躲过一命,但落了个“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处分。“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希龄只好回到芷江旧居息影韬晦。1905年重新被启用,随端方等5位大臣出洋考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倒台。熊希龄识时务,立即从主张立宪转变为拥护共和。1911年12月1日,熊在上海会见黄兴、宋教仁等人,表明心志。12月26日,他以湖南共和协会会长的名义领衔,率同副会长张学济以次150人致电袁世凯:“现南北人民既主共和,公独为满室而战,为君而战,实有悖民意。时不可待,望公毅然速请明昭退位,勿误大局,则天下幸甚矣。”
　　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中华民国宣告成立。黄兴拟推熊希龄为财政总长内阁总理,因孙中山已推陈锦涛担任此职,未成。
　　袁世凯攫取临时大总统后,即任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唐见熊希龄善于理财,便邀熊入阁担任财政总长。熊写信讲了一条件:“到北京后,条陈政见,请开阁议,如不能通过所拟之政策,即随时准其辞退。”唐复函:“当遵法办理。”于是熊希龄于1913年8月在上海就任财政总长。

　　“猿”嫁祸于熊的内幕

　　熊希龄就职后,与梁启超等人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内务、财政、外交、军事、司法、实业、教育等详细规划的《大政方针宣言》,可是熊搞的这一套与袁世凯要推行的地主买办阶级联合专制意图恰恰相反。袁极为不满,处处对他进行刁难和掣肘,欲迫其就范,使之成为驯服工具和奴才。一向秉性耿直、志向远大的熊希龄岂甘违心去卖命?“熊”岂能屈于“猿”。袁世凯见熊不甘心为自己当爪牙,决定最后来一个“欲加之罪”,嫁祸于熊。
　　11月初的一天,熊希龄应邀准时到总统府议事。熊进门刚坐下,袁世凯便借口接见外宾,请熊退到内室稍候。当熊来到内室时,举目一瞧,只见书案上放着一个《热河行宫盗宝案》卷宗,就顺手翻开细看。里边含沙射影将国宝失窃之事与熊希龄联在一起,熊不由大吃一惊,倒抽一口冷气。熊对这飞来之祸感到不安,心剧烈地跳动起来,不由一阵头昏目眩。正在这时,袁世凯进来,拿出解散国民党和取消籍议员的大总统令让他发表看法。这一突然袭击的动作,使熊防不胜防。但熊希龄很快清醒过来,明白了这是袁世凯蓄谋多日,排除异己的一大阴谋。“盗宝案”经不起熊希龄一驳就****大白了。袁世凯又一次失败,盗案草草收场。熊成了袁的心腹大患,熊也看穿了袁的险恶用心。1914年2月,熊辞去了历时5个月的总长职务。袁世凯见目的达到,假惺惺地以人才难得为由,委任熊为煤油督办。

　　熊希龄见野心勃勃的袁世凯正在作皇帝美梦,为了不卷入这个国人皆骂的逆流之中,是年8月,熊以母亲病危,回湖南探亲尽孝为由,要求请假3个月。袁世凯不知是计,同意了他的要求。可是熊的假期未满,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又迫不及待地发电报摧他回京。熊见了电报,更感到不安,回电要求续假。袁世凯见一计未成,又生另一毒计:决定将在京城的熊妻朱其慧骗进宫中,一可为己服务,二可控制熊希龄反抗。
　　袁世凯抓紧筹划,将总统府改为新华宫,并申令“永禁太监”改由12名女官管理内廷,设女长官1人。对女长官要求甚严,必须具备名门淑媛、德望昭昭。朱其慧是个妇容、妇德、妇言、妇功四者皆全的最佳人选。当诏书送到湖南寓所熊希龄手中时,熊惊恐万状,差点昏倒,轻声叨念道:“爱妻沦为人质,我岂能坐视不管?”于1916年1月中旬,被迫返京。袁世凯见目的达到,马上对他封官,委以中卿之职,并加上卿衔。熊希龄曾写道:“今作笼中熊,忍痛让‘猿’戏。”
　　此时全国各地护国战争已经打响,熊与袁虚与委蛇,不满一月,熊又以老母由湘至汉口治病需护理为由,于3月8日,再次出京。袁知是熊的脱身之计,一面扣留他的妻室,一面指令要他赴沪,说服梁启超和蔡锷。熊希龄出京后并未去上海,却给袁发一份电报说:“党人意志坚决,无可调和,请速定大计,沪行已决计作罢。”袁世凯马上任命熊希龄为湘西宣慰使,再次给他脖上套个绳索。熊希龄恨透了袁世凯,将计就计,以湘西宣慰使为幌子,暗中与湘西(含常德)及四川诸地的党人如湘西镇守使应诏等人联络,加剧策划反袁运动。也就在这个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这就是有人戏说的:“猿、熊”斗争。熊希龄后来看破红尘,于1928年后致力于福利事业,造福社会,那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