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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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的门第[转帖]

　　　　在业已僵化了的九品官人法的系统里，一个人的资品与起家官之间有着大体固定的对应关系。一般来说，只有出身于世族高门的青年才可能被评为二品人才（资品），因此起家即从六品（官品）清要之职做起。这在当时属于最优惠的待遇。当然，起点高并不代表他此后在官场中一定一帆风顺，那是另

　　一回事，起作用的因素会很多很复杂。

　　　　刘秀之这一支也比较强，他本人位居三公，封康乐县侯，但入齐后亦已衰落：“传封至孙，齐受禅，国除。”（《南史·刘秀之传》）但东莞刘氏并未全垮，刘勰的父亲仍然官居四品，刘勰的一个堂叔刘岱在齐代当到山阴令（其墓志于1969年在江苏句容出土，完好无缺，后发表于《文物》1977年第6期），亦能维持宗风不坠。在齐梁时代，一个四品高官的儿子、起家即为六品之奉朝请、后来又当过东宫通事舍人的刘勰，怎么可能出身于庶族寒门？他早年艰难的处境主要是由于“早孤”造成的。

　　《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成就最高的名著，于是它的作者刘勰（465？~521？）也就成为人们特别关注研究的对象。中古时代十分讲究一个人的出身门第，那么刘勰的出身算是士族还是庶族，或者换句话说，他是出身于世族高门还是寒门呢？刘勰的生平资料甚少而又往往有不同的解读，所以关于这个问题现在有很大的分歧，两种说法都有，难以取得一致。王元化先生有《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一文（《文心雕龙讲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页），影响很大；此后有关的讨论似乎比较岑寂。

　　这方面的研讨尚可尝试着向前推进。《梁书·刘勰传》开头部分有云：

　　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骑校尉。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天监初，起家奉朝请。中军临川王宏引兼记室，迁车骑仓曹参军，出为太末令，政有清绩。兼东宫通事舍人……

　　这里的每一句话都值得注意，其中多有关于这位大理论批评家身世方面的信息。

　　例如“起家奉朝请”一事，内涵就很丰富。而在讲究门阀的中古时代，一个人获得的第一个官职即所谓起家官，与其人的出身、资品（九品官人法评估体系中所得的品第）关系极大。奉朝请是一个什么样的官呢？《南朝五史辞典》作过一个简明的解释：“东汉时，对退职三公、将军及外戚、宗室、诸侯多给予奉朝会请召的礼遇，称为奉朝请。晋以宗室、外戚为奉车、驸马、骑都尉而奉朝请。后省奉车、骑二都尉，唯留驸马都尉奉朝请。南朝宋以后，奉朝请选杂，至孝武帝孝建初年省。南齐为安置闲散官员，奉朝请多至六百余人。梁奉朝请列官员班品之第二品。”（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84页）“奉朝请”并不是职事官，而是带有荣誉性质的一种安置，亦即所谓散官，没有实权，但对资格的要求却很高。晋、宋以来奉朝请官衔为六品；后来梁代实行新的制度，将六品官以上者单列，分为十八班；六品以下为流外七班。奉朝请与秘书郎、著作佐郎、太学博士等并列为高官班品之第二班，级别虽不算很高（十八班中以班多者为贵），但对于初任者资品的要求却非二品不可；“位不登二品者，又为七班”（《隋书·百官志上》）—这些流外诸官对初任者要求比较低，无须资品的二品。

　　刘勰起家即为奉朝请，表明他资品高。一般来说资品二品即“上中”就是最高品；一品即“上上”乃是圣人，基本不会有。从另一角度看，又只有二品才算上品，三品以下用处就不大了。在九品官人法早已从“论人才优劣”异化为只看“世族高卑”（《宋书·恩倖传序》）之血统论的南朝，起家为六品清选也就表明他出身于高门。庶族青年不可能弄到二品门资，也不可能起家即为奉朝请。是否具有二品门资，在当时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

　　在业已僵化了的九品官人法的系统里，一个人的资品与起家官之间有着大体固定的对应关系。一般来说，只有出身于世族高门的青年才可能被评为二品人才（资品），因此起家即从六品（官品）清要之职做起。这在当时属于最优惠的待遇。当然，起点高并不代表他此后在官场中一定一帆风顺，那是另一回事，起作用的因素会很多很复杂。

　　据研究，“西晋以后，资品二品的起家官，一般为员外散骑常侍，秘书郎，著作郎，奉朝请，从事中郎，尚书郎，王国师、友、文学等六品官”（陈长琦《两晋南朝政治史稿》，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0页）。刘勰置身于此间，则其出身为世族应当是没有什么疑义的。后来刘勰充当东宫通事舍人，掌呈奏案章，亦是清要之职（梁高官班品之第三班），一向皆取甲族有才望者为之，这也充分证明了刘勰绝非出身于寒门。

　　东莞刘氏是中古的高门之一，其先世据说可以追溯到西汉的齐悼惠王刘肥，晋、宋间崛起甚烈，其中出现了刘宋的开国重臣刘穆之（360~417）、高官刘秀之（穆之的从兄之子，397~464）等；而刘勰乃是刘秀之的弟弟刘灵真的孙子，门第应当说是比较高的。王伊同先生《五朝门第》曾经列出其谱系（详见该书，中华书局2006年版，图表第十一）。只是刘灵真名位不彰，其子亦即刘勰的父亲刘尚虽然官居越骑校尉（秩二千石，官居四品），却又死得太早，所以到刘勰这一代就显得衰败下来了。“家贫，不婚娶”一句很有意味，这显然不能理解为刘勰已经穷到完全结不起婚，而只是表明到他成年后想与世族高门攀亲已经很为困难，而高贵的出身又使得他不愿意随便婚娶以至于失类，于是只好当他的单身贵族。此即所谓“高门多慎婚，所以全门户，保令誉，不贻羞蒙地也。”（《五朝门第》，第213页）如果他出身于庶族寒门，不背什么门第的包袱，解决婚姻问题反而会比较容易。

　　中古时代上层青年最大的两件事，一是出仕，一是婚姻，都讲究符合门第、身份，否则便是“婚宦失类”，让人瞧不起，甚至被斥为“寒士”。典型的例子如东晋时代的杨佺期，他是东汉太尉杨震的后代，“自云门户承籍，江表莫比，有以其门第比王珣者，犹恚恨；而时人以其晚过江，婚宦失类，每排抑之”（《晋书·杨佺期传》）。“佺期为人骄悍，常自谓承籍华胄，江表莫比；而（桓）玄每以寒士裁之，佺期甚憾”（《晋书·桓玄传》）。衰败破落下来的世家子弟一旦与非世族高门人家（哪怕这一家非常富裕）的女儿结婚，就是婚姻的“失类”；而充当低级别军职或其他杂牌小官，则是出仕的“失类”。在前一方面，刘勰实处于高不成低不就的困境中，所以干脆不结婚。在出仕方面，他终于以“奉朝请”起家，这是很体面的，保住了身份。由此可知刘勰具有很强的门第观念，非常讲究自己的身份。

　　东莞刘氏最有名的是刘穆之一支，刘穆之为刘宋王朝佐国元勋，封南康郡公；其长子虑之官至员外散骑常侍，中子式之为黄门侍郎，少子贞之为中书黄门侍郎：都位居清要。入齐以后这一支衰败下去，刘穆之的曾孙刘详（此人于刘勰为远房堂兄弟）“少好文学，性韵刚疏，轻言肆行，不避高下。齐建元中，为正员郎。司徒褚彦回入朝，以腰扇障日，详从侧过，曰‘作如此举止，羞面见人，扇障何益？’彦回曰‘寒士不逊！’”（《南史·刘详传》）这位刘详已被看成“寒士”了，其实他仍有不低的地位，只是同祖先比较起来不免显得衰落而已。褚渊（彦回）是一向看不起破落户的，谢灵运的孙子谢超宗（？~483）也曾被他斥为“寒士”（详见《南史·谢灵运传》）。此公自视极高，他随口贬低别人的话显然不足以给被骂者的家族定性。

　　刘秀之这一支也比较强，他本人位居三公，封康乐县侯，但入齐后亦已衰落：“传封至孙，齐受禅，国除。”（《南史·刘秀之传》）但东莞刘氏并未全垮，刘勰的父亲仍然官居四品，刘勰的一个堂叔刘岱在齐代当到山阴令（其墓志于1969年在江苏句容出土，完好无缺，后发表于《文物》1977年第6期），亦能维持宗风不坠。在齐梁时代，一个四品高官的儿子、起家即为六品之奉朝请、后来又当过东宫通事舍人的刘勰，怎么可能出身于庶族寒门？他早年艰难的处境主要是由于“早孤”造成的。

　　父亲的过早去世，总会增加下一代的困难，在古代尤其是如此，但这不影响一个人的出身；而艰难困苦，又总是促进有志气的青年更加奋发图强，所谓“玉汝于成”——这更是历尽古今而不变的一条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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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丧命在太行山上[转帖]

　　　　陈团长料定其中必有日军的“大人物”，当即命令炮兵连迅速上山，想尽一切办法把独立院落摧毁。炮兵连长杨九祥带人上山，经验丰富的他说：“直线距离约800米，在有效射程之内，打掉院子应该没有问题！”随着一声巨响，4发炮弹几乎在同一时间内全部命中目标

　　所谓“名将之花”阿部规秀，是日军侵华战争中在战场上丧命的第一个高级将领，也是我八路军在华北战场上击毙的中将指挥官。作为这一重大事件的亲历者，这篇文章有着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解放军原海南军区副司令员段志清将军，曾在1939年10月参加了雁宿崖、黄土岭战斗，并亲历了侵华日军阿部中将丧命的全部经过。现将段将军的亲历记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段志清将军是陕西延长县人。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将军所在的部队，被改编为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第二团。1939年秋季，日军调集数万兵力，对晋察冀边区进行疯狂大扫荡，妄图摧毁我抗日根据地。

　　1939年10月，侵华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命令日军一个先遣大队和伪军1000多人，进驻早就重兵把守的涞源县城，准备集中优势兵力对我一分区根据地实施大规模的“扫荡”。30日清晨，天刚蒙蒙亮，日军便从涞源城出发，分别向插箭岭、银坊镇等地开进。其实，日军的这一突然行动，早在八路军的意料之中。因为涞源战略位置十分突出，如果我军控制了涞源，就可经察南出兵北上，直逼阿部规秀的老巢张家口，而日军则把涞源至张家口一线的据点，视为其插入我晋察冀军区的一把尖刀，他们企图用这把尖刀把我平西、察南、雁北抗日根据地割得七零八落。

　　日军的这次行动，与我军两个月前在涞源、明堡以北打的一次伏击战有关。因为这一战打断了敌人在该处的交通线，使他们不敢再走峪中的公路，只能从山梁上艰难爬行。对此，日军非常恼火，时刻都在盘算着如何对我军实施报复。

　　聂荣臻司令员在获悉这一情报后，即令一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杨成武迅速集结3个团，在插箭岭至走马驿之间围歼日军。然而，狡猾的敌人进至插箭岭北10公里处时，却突然向东拐去。见敌情有了变化，杨成武司令员即令段志清所在的2团东返，向雁宿崖地区开进，准备和一团、三团一起合力围歼日军。

　　当时，段志清在二团二营任代理营长。他们营的任务主要是在雁宿崖南面的山梁上阻击日军。战斗打响后，段志清见北面山梁上的敌人在飞机掩护下凭借有利地形向我军猛烈开火，压得我军抬不起头，便建议教导员在山梁上指挥部队还击，自己率领七、八两个连前出攻击北边山梁上的敌人。刚摸到日军阵地前，段志清就作了个“打”的手势，战士们拧开手榴弹，像雨点般投向敌群，炸得鬼子血肉横飞。段志清让机枪掩护，自己带领战士趁势杀入敌群，和鬼子展开了肉搏战。他们有的用大刀砍，有的用刺刀捅，敌人见状异常慌恐，吓得四处逃散。段志清边打边冲，在一个山梁的拐角处，突然冒出3个鬼子来，其中一个鬼子端着刺刀嚎叫着向他刺来，段志清敏捷地往右一躲，鬼子见没有刺着，又向右边刺来，段志清向左边一闪，右手乘机抓住鬼子的枪身，连开两枪，将这个鬼子送上了西天；另外两个鬼子，也被随后赶来的战士打死了。经过一天激战，雁宿崖一仗，段志清率部共歼灭日伪军270多人，缴获各类枪支200余支。

　　自从先遣队被八路军歼灭后，在张家口坐阵指挥的阿部规秀气得暴跳如雷。11月4日，他亲自率领1500多名精锐日军，分乘90辆汽车，直奔涞源城。

　　阿部规秀是日本军界享有盛誉的“名将之花”，是擅长运用“新战术”的山地战专家。他骄野成性，轻狂自负，对八路军总是不以为然。5日，阿部规秀率领日军气势汹汹地向雁宿崖扑来，此时，这里的八路军和群众早已转移，日军搜索了一天没有找到任何报复的目标。当天夜里，日军在雁宿崖下，把八路军已经收埋的一些敌尸，又一具具挖出来，抬到一起，架上柴禾，浇上汽油，点火焚化，整个山谷中弥漫着敌尸的焦臭味。

　　第二天，阿部规秀率领日军进至银坊镇，见老百姓大都转移了，又急又恨的他便命部队放火焚烧民房，整个银坊镇顿时火光冲天、浓烟翻滚。

　　两次扑空后，仍不死心的阿部规秀率领日军于11月6日，由银坊镇向北进行搜索。始终尾随在敌后并监视敌行动的我八路军二团，见日军前行不到5华里，突然向一条沟里钻去。团长唐子安便令段志清带领二营继续尾随跟踪。为了更有效地监视敌人，段志清让侦察组的同志，全身绑上毛草，分别在南北两面的山坡上尾追敌人，密切监视日军的动向。

　　阿部规秀率部走到山沟尽头停了一会，便爬上山坡沿着崎岖小道，直接向黄土岭奔去。段志清马上将日军的这一动向迅速向上级作了汇报。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杨成武认为：这是利用黄土岭一带有利地形伏击日军的难得机遇，便立即着手进行战斗部署。

　　黄土岭坐落在一个大山坳上，东面有一条七八里长的深沟，住在这里的十七八户人家，早已撤离。晚间，阿部规秀把指挥所设在村里。日军则在村北的山头上解下行装，搭起帐篷进行宿营。

　　分区所属部队接到命令后，乘着夜色对黄土岭的日军展开了围歼行动。一团、二十五团在黄土岭东面的寨坨、煤斗店一带部署，卡住了敌东进的道路；三团在黄土岭以南部防，控制了该地所有的制高点；二团则在黄土岭西北设伏并堵死了敌人的退路；一二○师特务团也被部署到三团所在位置，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就这样，在敌人毫无觉察的情况下，我军一夜之间便完成了对黄土岭日军的包围。

　　11月7日，天空飘着毛毛细雨，浓雾笼罩着群山，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紧张感。上午8时左右，日军整队出发，继续向东行进。走在队伍前面是几个骑着高头大马的敌人，后面则是打着太阳旗的步兵，他们肩上扛着带刺刀的三八枪，迈着大步，脚下发出“呱哧呱哧”的皮鞋声，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

　　9时左右，日军进至下庄子后，发现东边山口上有八路军防守。阿部规秀立即令日军一个中队，迅速占领路旁高地，连续向山口发起攻击，但一次次都被防守在这里的一团和二十五团官兵打退了。见东面部队和日军交了火，埋伏在西南两面山上的二团和三团，立即组织所有枪械向日军猛烈扫射。

　　在强大火力的压制下，日军很快便退缩到了山沟里。阿部规秀见势不妙，慌忙指挥日军占领上庄子、下庄子两边的小山包，并拼命组织反击。

　　下午，3时整，我伏击部队全面发起攻击，一团、二十五团从东面迎头杀出，二团、三团从西南北三面合击过来，把日军团团围在上庄子附近约100多米宽的山沟里。我军100多挺机枪从各个山头一齐向沟中扫射，分区炮兵部队也连续发射炮弹，整个山沟顿时被弹片、碎石和浓烟所覆盖。

　　战斗打响后，易县、涞源、满城、唐县等地的基干自卫队，也纷纷赶来参战。当地群众也给部队送水送饭，运送伤员。在地方武装和群众的大力支援下，我军士气高张、愈战愈勇。

　　日军在阿部规秀指挥下，依仗其雄厚兵力和优良武器，反复向我寨坨阵地发起冲击，遭到强烈反击后，便开始掉头向西，妄图从黄土岭突围，逃回涞源。他们用两个大队的兵力对段志清二营的防守阵地，接连不断地发起攻击。段志清发现数十名鬼子竟然冲上了五连防守的山梁，他立即带领七连赶去支援。刚进入五连阵地，段志清就大喊：“同志们，狠狠地打，要把敌人坚决打下去！”战士们一看营长来了，个个精神抖擞，不少同志从工事里跳出来，端着枪直接向日军进行猛烈扫射，打得敌人连滚带爬，纷纷溃退。

　　傍晚时分，日军又向二营阵地发起冲击。他们摇晃着太阳旗，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像一群发疯的野兽咆哮着往上冲。段志清告诉大家：“为了节省子弹，等敌人靠近了再打。”战士们爬在战壕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敌人。当敌人距离阵地只有40米时，“打！”随着段志清一声令下，顿时，机枪、步枪一齐向敌人猛烈射扫，手榴弹也在敌群中不断开花，冲在前面的几十个日军，纷纷倒在血泊里，后面的日军吓得狼狈逃窜。仅这一天，段志清就指挥部队打退了日军的7次冲锋。 当晚，段志清组织小分队不断对敌人进行骚扰。深夜，他又派五连副连长带一个排，顺着一条沟摸下去侦察敌情，发现沟底有10多头牲口驮着弹药箱，便卸下了20多箱子弹往回扛。被日军发现后，副连长令一个班阻击敌人，其余人员扛着弹药往回跑。

　　日军如惊弓之鸟，为了壮胆，机枪、小炮一直打到天明。

　　8日上午，一阵炮声过后，敌人又派一个大队向二营阵地发起猛攻。日军指挥官举着明晃晃的战刀，嘴里“呀呀”地嚎叫着，命令鬼子往上冲。段志清指挥全营拼命往下打，敌人尸体越积越多，二营的伤亡也在不断增加。这天，日军共向二营阵地发起了6次攻击，但二营就像一颗钢钉牢牢地钉在阵地上。伤亡惨重的日军，此时才真正领受到八路军的厉害。

　　阿部规秀的指挥所，设在下庄子附近一个独立院落里。一团团长陈正湘在观察时无意中发现，有两个挎战刀的日本军官和几个随员，正举着望远镜向793高地观望。

　　陈团长料定其中必有日军的“大人物”，当即命令炮兵连迅速上山，想尽一切办法把独立院落摧毁。炮兵连长杨九祥带人上山，经过一番观察和目测，经验丰富的他胸有成竹地说：“直线距离约800米，在有效射程之内，打掉院子应该没有问题！”在杨连长的指挥下，随着一声巨响，4发炮弹几乎在同一时间内全部命中目标，正在指手画脚的几名敌军官在爆炸声中应声倒地，连旁边那条狼狗也被炸裂了肚皮。事后得知，阿部中将就是在这次炮击中，右腹部和双腿数处负伤，因流血过多而毙命。 日军失去了指挥官，极度恐慌。翌日，便抬着阿部尸体，向黄土岭拼命突围，在我军的无情打击下，日军随着一次次的失败，反扑的气焰开始减弱，战法也乱了，最后不得不收缩兵力固守待援。入夜，日军兵力只剩下七八百人了。由于我军各部之间联系困难，不便乘夜攻击。杨成武司令员命令部队固守已有阵地，同时派出小分队袭扰、疲惫敌人，准备在拂晓发起总攻，全歼残敌。

　　9日凌晨，突然飞来5架敌机，它们在黄土岭上空盘旋侦察了一圈后，投下7个降落伞，上面除了吊着弹药、干粮外，还有可能是派来指挥黄土岭残敌突围的人员。分析这些情况，段志清估计当天会有一场更激烈的战斗，他要求各连补充弹药、抢修工事，充分做好战斗准备。然而，这天的枪声却出奇的稀疏，日军也没有组织任何冲击。到了下午，团长传达了杨司令员指示，原来情况发生急剧变化，日军已组织了2万多兵力，正分5路向黄土岭合击而来。为了避免部队伤亡，我军决定撤出阵地向唐河南岸转移。

　　黄土岭战斗，是晋察冀军区继雁宿崖歼灭战后的又一次重大胜利。这一仗共歼灭日军900多人，缴获满载军用品的骡马车200多辆，火炮5门及大量枪支弹药，更可喜的是击毙了日军阿部规秀中将（事后得知）。阿部规秀是当时日军侵华战争中在战场上丧命的第一个高级将领，也是八路军在华北战场上第一次击毙的日军中将指挥官，在中国人民抗战史上也是第一次。当时，日本《朝日新闻》以“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的通栏标题，连续三天刊登悼念文章。这家报纸说；“自从皇军成立以来，中将级将官的牺牲，是没有这样例子的。”阿部规秀的骨灰送回东京时，日本“帝都降半旗致哀”，“以高龄的柴大将为首，杉山大将、东防司令官稻叶中将、代理陆军大臣中村以下各位将领到车站持悼旗致哀”，可谓“哀荣”至极!

　　事后，党中央、八路军总部和全国各地的友军、抗日团体、著名人士，纷纷拍来贺电。全国各地报纸也先后报道了黄土岭的战斗经过，刊登祝捷文章。就连一向诬蔑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蒋介石，这回也给朱总司令发来电报，表示“杀敌英勇，殊堪奖慰”。

　　摘自：《文史天地》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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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室后裔确认雍正系篡夺皇位[转帖]

　　　　有关雍正(胤)继位的问题，一直是清史研究中的重大谜案之一。一种观点认为，康熙钦定雍正，雍正合法继承了皇位。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雍正是篡位，在康熙病逝前后，雍正精心策划了篡位阴谋，篡夺了皇位。近日，上海学者金恒源(爱新觉罗·恒源)在《史林》杂志上撰文指出，根据对有关史料的重新解读，发现两份满文《康熙遗诏》中均无由皇四子继位的明确记载；所谓“八人同受面谕”是雍正后来的伪作；现存“遗诏”也是大臣隆科多受雍正之命所伪造。

　　此前的合法继位派学者认为，康熙临终前召见了八位年龄在三十岁以上的皇子和大臣隆科多，下达了传位给皇四子胤的遗命，这些史事应该是真实的。康熙病危时派雍正代他祭天，而祭天一般都是皇帝亲自祭祀，这就有了特殊意味。康熙在召见几个皇子时，下旨让雍正从天坛赶到康熙寝宫，显然是要把皇位交给他。另外，在皇子们还在世时，雍正不可能编造康熙召见皇子们的事，否则他们一定会把真相揭露出来，可至今没有发现这方面的档案材料。那么，康熙临终前是否接见了八位大臣，并真的颁布了一份遗诏吗？

　　两份满文《康熙遗诏》中均无由皇四子继位的明确记载。

　　金恒源在文章中指出，著名清史专家王钟翰曾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的满文《康熙遗诏》进行考证，王钟翰证实，原件是残缺的。在这份满文的《康熙遗诏》原件中，并没有“皇四子……继位”的内容。也没有“雍亲王皇四子胤人品贵重”这最重要的一句话。

　　前几年，台湾学界宣布又发现了一份康熙亲笔遗诏，诏书中明确记载着“传位于皇四子”的内容。台湾中科院史语所精通满文的清史专家李学智，对原件进行了考证。据李学智的判断，目前所见的所谓《康熙遗诏》，全部是康熙去世三日后，由胤伪造的。李学智指出，在伪造遗诏的过程中，首先存在着隆科多“票拟”(即起草)遗诏的事实。

　　“八人同受面谕”应系雍正事后伪造

　　认为雍正是合法继位的学者认为，康熙去世前曾对八位大臣面谕，皇位由皇四子继承。那么这里的“八人同受面谕”是确有其事，还是雍正事后编造的？

　　金恒源在文章中指出，据史料记载，康熙是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晚九点左右“宾天”的，而在临终这一天的凌晨一至三点间“急召”胤。而胤到达畅春园之前的上午七点左右，康熙已将三、八、十三等七位皇子及隆科多急召入宫，宣布了“皇四子人品贵重……著继皇帝位”的决定。但这些都是雍正在当了皇帝七年之后，才突然举出的证据。金恒源认为，如果确实存在康熙在他去世的当天上午当众宣布“四阿哥继位”一事，以胤的一贯为人和即位合法性斗争的惨烈程度，胤断无可能把如此重要的信息拖延到七年以后再作宣布。所以，答案只有一个，“八人同受面谕”一说完全是雍正、张廷玉等人编造的伪证。

　　胤、隆科多阴谋勾结的证据

　　金恒源在文章中指出，就在十日胤去南郊祭天的同一天，胤竟一日“三次派遣护卫、太监等”进驻康熙所在的畅春园，此后每日不断派遣护卫进驻该园。在康熙已经正式宣布“自初十日至十五日静养斋戒，一应奏章，不必启奏”的情况下，胤仍可以每日派人进驻畅春园。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隆科多任九门提督，专门卫戍京师。这里面若无隆科多的支持，绝无成功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在《圣祖实录》中，对胤每日“三次派遣护卫”进驻畅春园，用的是“候请圣安”，而到乾隆修撰《世宗实录》时，却将“候请圣安”改为“恭请圣安”。一字之改，充分暴露出胤、隆科多等人的阴谋伎俩。

　　胤、隆科多联手控制住畅春园，显然只是阴谋篡位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在康熙去世后，用最快速度造成胤继位的既成事实，完成篡位。

　　金恒源指出，清史专家王钟翰早有雍正伪造《康熙遗诏》的说法。所谓《康熙遗诏》，完全是雍正命隆科多“撰书”(起草)的作品。据李学智介绍，台湾中研院史语所保存着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满文《上谕档册》共75件。其中有一件内容如下：“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诸阿哥等奏：恭阅尚书隆科多撰书《遗诏》。奉旨：是。著交内务府、翰林院会同撰写。”

　　可见，康熙去世时，胤、隆科多并没有能拿出遗诏来，是隆科多抢先“口述”康熙留下由皇四子“继承大统，即皇帝位”的“遗言”。而且在康熙去世的第二天，又是隆科多一人在雍正命令下独自起草了《遗诏》，十六日宫内宣读的《遗诏》虽然是内务府、翰林院会同撰写，但底本却出自隆科多之手。

　　疑云重重的康熙大殓

　　金恒源指出，胤、隆科多匆匆举行康熙大殓的做法，也充满了阴谋气味。康熙去世于十一月十三日晚上七至九时，第二天(十四日)已登帝位的胤就下令举行大殓，而且把大殓的时间定在戌刻(即晚上七至九时)。当时京城气候已经寒冷，尸体装殓存放不存在问题。太平盛世的皇帝大行之礼非同小可，新主必要与皇子、重臣会同礼部仔细研究方案，选定吉日隆重举行。胤为何如此急不可耐？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借机把皇子、大臣马上召进宫来。一旦进宫，在隆科多严密监控下，只能俯首就范。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康熙去世当晚，三、八、九、十等众阿哥都已及时知道并在场参加了有关的重要活动。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张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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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在民初的政治舞台上[转帖]

　　宋教仁在民初的政治舞台上

　　傅国涌

　　宋教仁是20世纪政治史上一颗最耀眼的流星，作为同盟会的要角，中部同盟总会的核心人物，国民党的实际领袖，在辛亥革命前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1911年秋天到1913年3月他被暗杀，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如流星一般划过了中国的夜空。

　　一、

　　武昌起义发生前，居正曾到上海请宋教仁等前去主持，最终没有成行，导致革命后从床底下拉出黎元洪当领袖。对此宋教仁是后悔莫及，他之所以极力主张责任内阁制就是为了保障民国的大权不落在旧官僚、旧军阀的手里，他曾对胡汉民说：“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权力至微，虽有野心者亦不得不就范，无须以各省监制之。”

　　但他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不仅和孙中山有分歧，当时也没有多少人赞同。民国成立之前他真正显露出政治才干，主要还是在南京的斡旋活动。1911年12月攻克南京前夕，江浙联军内部就矛盾重重。宋教仁奔赴镇江去见林述庆、柏文蔚，就是调和联军。南京城下后，在林述庆、徐绍桢、程德全等之间，都督问题不能解决，他又一次到南京调停，奔走于林、徐之间。林愤然说：“革命党本非争官而来，必欲争，则请稍五分钟，余即可解决矣。”宋教仁说：“毋出此，请君让之。”林答应立即出兵渡江，准备北伐。这就是所谓“金陵夺印”。

　　但不久（12月17日），南京的江浙联军军官聚众闹事，迫使各省代表会将原来选举的结果（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倒置，重选黎元洪为元帅。南京革命派中拥护黄兴的人，要逮捕闹事军官、惩办改选代表。南京，又处于革命军内部火并的前夜。也是亏得能干的宋教仁从中斡旋，才避免了发生武力冲突，使南京的政局得以维持。

　　宋教仁所在的湖南同乡的龙公馆，一时成了南京的一个枢纽机关。内部有意见，从这里交换。外来的消息，也从这里探听。

　　章太炎那时就发表宣言说“总理莫宜于宋教仁”，孙中山长于议论，是元老之才。建置内阁只有宋教仁最适合当宰辅，他“智略有余，而小心谨慎，能知政事大体”（1920年他为宋教仁的日记作序还说他有宰相之望）。他的评论固然不乏灼见，舆论却认为宋教仁想自己当总理，所以才主张内阁制。结果孙中山提名他为内务总长也遭到临时参议院的反对。这一时期宋教仁是受到内外打击的。

　　二、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那天，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使宋教仁竟然未能参加孙中山的就职大典。他和前来约他一起参与大典的居正等人，刚要出门就被女子北伐队长林宗雪带的一群女兵挡住，林按剑说：“我们来此不要怕，只是要求女子参政权，必须宋先生答应。”宋说：“大总统今天就职，你们不去排班护卫，已经失礼，向我要求，更是无理取闹。”好不容易说得他们一哄而散，就职典礼也结束了。

　　宋教仁只是担任了短期的法制院长，随后就作为迎袁专使之一进京，袁指使曹锟的部下发动兵变，他虽然看出这是阴谋，却对由黄兴领兵北上表示异议，他说统兵北上，不是儿戏，如果出兵，必然引起战争。话没说完，马君武就大声指斥他为袁世凯做说客，出卖南京。照着他脸上就是一拳，宋左眼受伤流血，在医院住了几天才愈。孙中山当场喝止马君武赔礼。经黄兴、胡汉民等劝阻、解释，马君武承认了错误。

　　孙中山让位以后，宋教仁在袁世凯的第一届内阁里出任农林总长，在政坛上崭露头角。袁世凯称他“天资才调，超越齐辈”，在唐绍仪内阁里他是最有政治才华的人，还替内阁起草了大政方针的草案，来不及讨论，这个脆弱的混合内阁就垮了。他与蔡元培等同盟会阁员当面向袁世凯辞职，袁用极为诚恳、严肃的口吻说“我代表四万万人民挽留总长”（蔡元培回敬他：“元培亦对于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从此，宋教仁对混合内阁、超然内阁有了深刻的认识，更加坚定了对政党内阁的信念。在袁世凯当上民国总统以后，有些革命党人腐化蜕变了（如刘揆一），有些悲观绝望，如邹永成写了一首绝命诗以后就投黄浦江自尽了，诗中有“不谅猿猴筋斗出，共和成梦我归天”这样的句子。孙中山看到当时的情况，已经退出政治，主张把政权完全让给袁世凯，专心去做社会工作，准备修铁路二十万里。宋教仁却执着地想通过政党内阁来限制袁世凯所代表的旧势力，实现真正的共和民主。所以他早就赞成张謇向孙中山提出的解散同盟会的建议，他主张把革命党变为政党，有过选择同盟会中的稳健分子另外组党的打算。

　　他在辞去农林总长后对袁世凯拉一些同盟会员入阁就极为不满，称之为“逼奸政策”，还派魏辰组去见袁世凯，表示反对。所以即便叫他当总理，他也不做。他已经明确他的政治目标首先是要造党，然后通过议会选举，掌握多数席位，进而组成政党内阁，这样才有国民党的出现。

　　三、

　　孙中山与宋教仁都强调要建设民国，但孙中山所说的建设是社会、经济建设，宋教仁所说的是政治建设，这一点他们是不同的。1912年7月21日，在有800多人参加的同盟会夏季大会上，宋教仁以202票当选为总务部主任干事，开始负起实际上领导同盟会本部工作的重任。他认为政局不定，必须建立大政党，实行政党内阁，才足以稳定政局，推行政策，就一心致力于造党。在征得孙中山、黄兴的同意后，他着手和统一共和党等政党联合，组织国民党。

　　宋教仁之所以能让孙中山都曲从，是因为当时他在党内的群众支持。在党内最有发言权的莫过于那些代表本党出席议会的议员们，在众多的议员中，必须有其中的有力人物和宋教仁密切合作，才能成功，这个人就是张耀曾，他是同盟会议院党团总干事兼评议部长。国民党成立，他是总干事兼政务研究会主任，是这次组党的关键人物。

　　但这次改组同盟会内部的争论很大，1912年8月25日同时在北京、上海两地举行改组成立大会，其中上海的会就以当场争吵一哄而散。北京的会在湖广会馆的大剧场召开，能容纳一千多人的会场都非常拥挤。据曾经目睹其事的梁漱溟回忆，当宣读党章要通过时，因为规定不收女党员，所以女同志唐群英、沈佩真等起来质问、辱骂，甚至直奔台上向宋教仁寻殴。台下也有多人鼓噪。虽然有不少维持大局的人尽力劝阻，形势还是岌岌可及。幸得刚刚抵达北京的孙中山临场讲话，才使秩序得到控制（孙8月24日到京，梁漱溟说黄兴也在场，而且是“先到先讲”显然是记错了，黄9月5日才到北京），孙讲话将完，左右（张继等人）就请他继续讲，不要他停，拖了数小时。等把选票收齐，已经天黑。整整一天没有休息、吃饭。尤其是盛夏季节，孙中山还穿着大礼服，满面流汗。但国民党总算组成了。这是当时的第一大党，为此后国会选举奠定了基础，也为宋教仁的死埋下了种子。

　　国民党是由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组成的，宋教仁是这次组党的原动力，没有他敏捷的政治手腕就不可能有这种政党的大化合。国民党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宗旨，纲领中放弃了同盟会的“男女平权”的主张，把“力谋国际平等”变成了“维持国际和平”，党纲中和共和党不同的是“发展地方自治”、“注重民生政策”这两项，和同盟会时代相比要温和得多。这是为了争取选民、赢得大选所作出的选择，也是为了造成宪政国家第一大党所做的改组。所以曾遭到激烈的反对。

　　民初的中国（1912年前后）政党林立，起码有300个以上形形色色的政治团体，五花八门，令人目不暇接。但真正在政治上有影响的无非是国民党、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这几个，其他的都不过昙花一现。宋教仁就是想造成两大党对峙的宪政格局，所以国民党成立时有“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二大对立，不宜小群分立”的宣言，进步党也有“故一党在朝，发展其政见，必有一党在野批评其得失，研究其利害，监督之以使政府不敢为恶”的说法。两党制的格局似乎也已经初步形成。但问题的要害是他们都忽略了袁世凯这一因素，袁和他所代表的专制力量是不愿意让中国出现这样的局面的。所以在袁世凯手里握着枪杆子的前提下，谈论什么多党制、两党制太奢侈了。宋教仁悲剧的根源在这里，中国20世纪以来的悲剧的根子也总是在这里。袁世凯死了，还有段世凯、蒋世凯......等等，只要他们拿着枪，握着权，谈什么宪政民主，什么议会政治，统统都成了痴人说梦。

　　然而，并不因此就能把先辈们的理想一概否定了。在20世纪末我们再次回顾历史的时候，还是不得不承认他们当年所追求的宪政目标的价值，他们的热情、他们的鲜血是不能亵渎的。

　　国民党成立后，马上作出详细计划：1、派人到各省成立支部；2、组织选举；3、取得国会、省、县议会的压倒多数，坚持议会民主制；及早组织强有力的、名副其实的政党责任内阁，预定宋教仁为内阁总理。

　　四、

　　1912年冬天和1913年春天之间举行的这次议会选举是有相当局限性的，对选举资格作了具体的限制，规定有民国国籍具备下列四项条件的人才能参加选举：1、当年纳直接税二元以上；2、有价值五百元以上的不动产；3、小学校以上毕业；4、相当于小学校以上毕业。这几项条件主要是从财产状况、教育程度方面作了限制，西方国家在民主化的进程中也都有过各种各样的选举权限制（英国从大宪章到实现普选经历了240年；美国开国初期颁布的宪法，也只有拥有一定财产和纳税能力的白人男子才有选举权，实现普选是在178年后），所以尽管只有10%的人参加了投票，民国初的这次选举还是中国第一次有实质意义的直接、公开的选举，也是唯一一次由选民自己投票选出国会两院的议员。

　　由于国民党挟辛亥革命的余威，又合并了其他政党，加上国民党成立后立即制定了详细计划，以取得竞选胜利为首要目标，在本部专门设有选举科，积极筹备选举，所以选举的结果是国民党大获全胜。
　　

党 籍 众议院人数 参议院人数 合计
国民党 269 123 392
共和党　　 120 55 175
统一党 18 6 24
民主党 16 8 24
跨党者 147 38 185
无所属 26 44 70
总计 596 274 870

　　根据上表统计，在众议院的596席中，国民党占了360多席，除去跨党的不计，还有269席；参议院274个议席，即使不算跨党的，国民党也得了123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所得的议席大大超过了其他三党的总和，可以说已取得压倒多数。比如在宋教仁的家乡湖南，从国会、省、县议会，国民党的候选人都以90%以上的比例当选，宋教仁1913年初在湖南参加竞选（约法规定，组阁的应该是国会议员），湖南省议会选他为参议员，众望所归，一声喊就把他选出来了。他拼命造党，与袁世凯、与其他政党在宪政轨道上竞争的第一步可以说实现了，但也就只能到此为止。国民党的胜利敲响了宋教仁死亡的丧钟。宋教仁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里，要“竞上最高峰”、“我欲挽强弓”。要根据约法组织政党内阁，把国家引上民主政治的正轨。

　　五、

　　胜利在望的时刻，宋教仁在湖南和当地的国民党人商讨过组阁计划，邀请谭组安担任内政部长，仍兼湖南都督。想利用他和袁世凯的世谊（他父亲和袁的叔祖父袁甲三是拜把兄弟），在未来的府、院之间起协调作用。他曾把这些组阁的计划电告北京的国民党总部。袁世凯的密探也得到了这一消息。

　　此后，他沿江东下，从长沙到武汉，再到安徽、上海、杭州、南京等地，一路上发表演讲，阐述政党内阁的主张，猛烈抨击现政府在内政外交上的失败，他的言论风采，轰动一时，也使整个近代史仿佛有了些生气。

　　他在上海时，各地的议员云集，准备北上参加正式国会。制定宪法，选举总统，由取得国会压倒多数的国民党组织责任内阁，开启中国民主政治的航船，这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怀疑了。他的理想——“进而在朝，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地监督政府”即将成为现实。他不知道自己成了袁心目中的“梁山匪魁”，更没想到他的生命已接近终点，中国短暂的宪政尝试即将寿终正寝。1913年3月20日，上海闸北火车站一声枪响，中国伟大的宪政民主实践者宋教仁倒在血泊之中，两天以后他32岁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和宋教仁有交情的革命学问家章太炎说他有宰相之望，“惜其才高而度量不能尽副，以遇横祸”。这是书生之见，宋教仁的死和“度量”没有任何关系，既然他要走宪政民主这条路，已经掌握政权的袁世凯不容许这样的事实发生，那么他就只有被杀戮。消灭政敌的肉体生命是人类政治史上常见的丑恶现象，从来就是人类的耻辱。如果说“度量”，那是袁世凯没有度量，而不是宋教仁。

　　在中国这块还没有经历过近代意义的思想启蒙的古老土地上，人民根本不知道民主、自由、共和、人权为何物。连陈其美、陈炯明这样的革命党人掌了权以后，也只知道用暴力来铲除异己，镇压不同的声音。什么宪法、什么人权、什么宽容离我们这个民族真是太遥远了。在宋教仁遭暗杀之前，陈其美就用相同的方式结束了革命家陶成章的生命，执行暗杀的人后来成了民国的大总统，没有比这些血的事实更加惨痛的一幕幕了。我们为什么只谴责袁世凯不守规则、践踏人权？陈其美呢？陈炯明呢？——他早在民国元年就在广州对新闻记者大开杀戒了，比张作霖、张宗昌们要早得多。

　　所以，旧军阀、旧官僚如袁世凯等固然是缺乏民主、人权思想，革命党人如陈其美、陈炯明们也未必有什么民主、人权的信念，这才是中国的现实，是20世纪那些血写的历史告诉我的事实。孙中山、黄兴一让总统、一辞留守，蔡锷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宋教仁追求宪政理想，不惜以身相殉……这些都是百年沧桑里的异数。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刘揆一、是胡瑛、是唐继尧、是蒋介石……他们才是中国的常数。

　　重温历史就是为了避免同样的悲剧一再重演，一个不会总结教训的民族注定要被历史的潮流仍到北冰洋去。走近宋教仁，我们从殷红的血迹中并没有看见什么微茫的希望，我们看见的只是袁世凯美丽而残酷的微笑，看见孙中山冲冠的怒发，听见黄兴痛苦的号啕，......俱往矣，一切轰轰烈烈、大喜大悲都已被万紫千红的世纪末的春天所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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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转帖]

为抑制日军扩张势头，美国对日本的石油、钢铁等战略物资的供应大为削减，致使深陷中国战场的日本陆军更加艰难。为此，与陆军部甚为不和的海军部极力主张打一个漂亮仗给陆军的笨蛋们看。物资供应的奇缺使天皇裕仁也倾向于向美国挑战。东条英机上台后，极力主张实行“大东亚共荣圈”政策，以便从东南亚掠夺资源支援前线，做一个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名副其实的“大日本帝国”。
珍珠港事变前夕，日本积极实施外交和谈的政策，实行假和谈、真战争的阴谋。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是个痴迷的赌徒，在军事上也是一样好赌，要么大获全胜，要么一败涂地。山本在美国考察过，深知美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工业的强大，本来山本是不同意贸然同美国开战的，但得知东条一意孤行的命令下达后，便服从命令。作为一个军人，山本认为，当战争无可避免的时候，就应该拿出武士道精神，同宿敌美国决一死战，他要用自己的方式与美国豪赌一把。在外交谈判上，蒙在鼓里的美国政府拒绝了日本政府提出的“甲案”和“乙案”，谈判彻底破裂。马上，日本对美宣战，与此同时，日本提前派遣的军队已袭击了菲律宾和夏威夷的珍珠港基地。
1941年11月17日，偷袭珍珠港的联合舰队离开柱岛锚地；26日，集结后的攻击舰队离开单寇湾，取道北太平洋航线向珍珠港进发，太平洋战争序幕掀开。12月7日，日军在马来半岛北部哥打巴鲁和泰南的北大年和宋卡登陆。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成功并空袭英美在远东的军事设施。12月9日，日美英相互宣战，步其后尘者有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廿余个国家，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12月10日，英国的“威尔斯亲王”号和“反击”号被日本海军航空兵击沉。12月25日，日军占领香港，在军官酒井隆的纵容下，暴行持续了整整三天。
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英军司令帕西瓦尔签订投降书，新加坡弃守。3月9日，印尼荷军投降。由于麦克阿瑟的轻敌，致使美、菲联军被困巴丹半岛。3月11日，麦克阿瑟离菲赴澳就任联军统帅。4月18日，美国使用航母编队运载B-25中型轰炸机，首次轰炸东京。5月6日，由于药品奇缺、疾病流行，温莱特中将被迫向敌本间雅晴中将投降，菲律宾沦陷。5月8日，珊瑚海海战结束，美军损失“列克星顿”号航空母舰，但挫败了日军攻占莫尔兹比港的企图，重创日军两艘航空母舰。5月8日，缅北重镇密支那失守，中国远征军全面撤退，缅甸落入日军之手。6月3至6日，日本中途岛战役败北，损失四艘主力航空母舰，为太平洋战争转折点。
1942年8月美国和日本围绕抢占瓜达尔卡纳尔岛在之後的6个月双方部队发生激烈战斗，日本海军被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拖累，从此便再也无法恢复元气。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败战使太平洋战争攻守之势互换。至此日本不得不开始打一场防御战。1943年4月18日，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亲自签发“‘复仇’行动”作战命令，日本海军司令山本五十六座机遭伏击丧命。11月22日至26日，中英美召开开罗会议，并签订《开罗宣言》。
1944年1944年1月31日，美军进攻马绍尔群岛。1944年4至11月，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在中国展开“一号作战”计划，既豫湘桂战役。1944年6月15日，美国开始对日本本土实施战略轰炸。1944年8月10日，美军完成攻占马里亚纳群岛任务。1944年10月23至25日，莱特岛海战日军惨败。
1945年3月4日，马尼拉光复。5月3日，中英美联合反攻缅甸胜利。6月22日，日本失冲绳岛。7月16日，美国成功试炸原子弹。7月26日，中英美发表《波茨坦公告》。8月6日，广岛遭受原子弹“小男孩”袭击，日本平民死亡14万人。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并出兵中国东北。8月9日，美国在长崎投掷第二颗以丘吉尔的体形命名的原子弹“胖子”，日本平民死亡7万人。日本在8月15日正式宣布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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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宫女遴选制度[转帖]

　　历代宫女遴选制度
　　中国古代宫廷蓄养的女子之多，在世界上是无匹的。皇帝们，尤其是性喜渔色而荒于政务的皇帝们，对填充后宫之事，乐此不疲。没有人能够阻止皇帝这么做。如同贪婪的土地所有者一样，要把粮食堆积得顶破了天。前前后后的帝王们似乎竞相着开创或者说打破宫女数量的记录。

　　西汉初年，宫女只有十几人。到汉武帝时，宫女突破一千数字。东汉桓帝时，后宫聚集美女五、六千人。晋武帝司马炎将宫女数字突破一万。南朝宋文帝时，后宫“椒庭绮观，千门万户，而淫妆怪饰，变炫无穷”。南朝仅有半壁河山，后宫却如此繁盛，可以说打破了晋武帝创造的记录。

　　南朝齐东昏候，陈后主也把宫女数量列入了万人的记录。隋炀帝时，离宫遍天下，各离宫都置备大量宫女。但历史最高记录的创立者并不是隋炀帝。

　　唐玄宗大概是后宫女子数量最高记录的创立者。开元、天宝年间后宫人数跃升四万。唐玄宗曾召见大师一行，问他：“师何能？”一行回答，“惟善记览”。玄宗为了证实一行的本领，令人拿来登记宫女的薄册——宫人簿，让一行从头至尾看一遍，然后合上簿册，复述一遍。一行大师“记念精熟，如素所习读。”背至数页之后，玄宗心服了，忙叫他停住，从御榻上走下来，向一行恭敬地行礼，呼为圣人。

　　明代宫女的数量是九千，但宫中每年花费的脂粉钱达到四十万两银子，由此可以推知各代用在宫女身上的费用。

　　各朝各代从民间挑选宫女是一件经常性的工作。宫女的家族大多是普通百姓，但必须是良家，即非医，非巫，非商贾和百工，这些人家的女子叫良家子。历代都规定宫女取自良家子。例如汉代王昭君就是良家子。

　　唐玄宗遣使到全国各地选拔美女，号称“花鸟使”。

　　明代选民间淑女的情况，以天启大婚时为例，“天启元年，熹宗将举行大婚礼，先期选天下淑女年十三至十六者，有司聘以银币，其父母送之，以正月集京师，集者五千人。后亦被选入都。天子分遣内监选女，每百人以齿序立，内监循视之，曰：某稍长，某稍短，某稍肥，某稍瘠，皆扶出之。凡遣妇者千人，明日，诸女分立如前，内监谛视耳、目、口、鼻、发、肤、领、肩、背，有一不合法相者去之。又使自诵籍、姓、年岁，听其声之稍雄、稍窳（粗劣、难听）、稍浊、稍吃者皆去之。去者复二千人”。

　　“明日，内监各执量器量女子之手足，量毕，复使周行数十步，以观其丰度，去其腕稍短、趾稍巨者；举止稍轻躁者，去者复千人。其留者亦仅千人，皆召入宫，备宫人之选”。

　　“分遣宫娥之老者引至密室，探其乳，嗅其腋，扪其肌理，于是入选者三百人，皆得为宫人之长矣。在宫一月，熟察其性情言论而评汇其人之刚柔愚智贤否。于是，入选者仅五十人，皆得为妃嫔矣。”

　　清代每三年选一次秀女，入选者都是八旗少女，汉女则不入选，清代这种做法固然是为了保持满州血统，实行时确实不扰民，有利于广大汉民的安居乐业。以往任何朝代，每当选宫女的事情落在哪一个地区时，该地区的百姓就人心惶惶，纷纷赶到朝臣到来之前，把女儿嫁出去。

　　如果女儿被选为宫女，在宫中没能出人头地，那么，今生再无机会见到家人了，只能在宫中默默死去，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宫女都是这种命运。那么百姓的女儿登车而去时，不就是和家人生离死别？

　　清代比较而言，还算人道。宫女只有一、二百人，有百人左右能够和皇帝接近。青春完全旷废的女子几乎没有，因为，清代还规定，宫女未被皇帝看中的，二十四岁（有时是二十五、三十岁）时送出宫，另行择配。

　　清代选秀女的详细情形是这样的：各旗每年要将本旗的十四至十六岁的女子造册上报。在行选期间，各旗的参领、领催负责把候选的女子运上车，送往宫城北门——神武门。运送秀女的车队按规定要在夜间行进，到达后，候选的秀女们被领入神武门内，在顺贞门外恭候，由户部官员负责管理。

　　至时，由太监首领主持挑选工作。秀女们每五人为一组，引到太监面前，站立，太监审视。当意者，留下姓名牌子，叫做留牌子。牌子上书着“某官某人之女，某旗，满洲人（或蒙古、汉军人），年若干岁”。至当日午时，初选完毕，未被选上的，由本旗的车子载还。

　　初选通过后的女子，要入宫进行复选，“试以绣锦，执帚一切技艺，并观其仪行当否”。凡不合格者被送出宫，叫做撂牌子。

　　清咸丰年间选秀女时，一位不知名的少女的表现，被载入史册：当一群秀女们在拂晓时分站在坤宁宫外，等候挑选时，正传来太平军攻克南京的消息，咸丰皇帝坐卧不宁，屡屡召见大臣。

　　到午后，站在坤宁宫外的女子们已经疲倦不堪，饥渴难忍。秀女们相向饮泣。太监在一旁喝斥道，“圣驾行且至，何敢若此！不畏鞭笞耶”？众女子吓得战栗不止，有的要晕倒。这时，一位少女站出来，厉声说：“去室家辞父母以入宫禁，果当选即终身幽闭，不复见其亲，生离死别，争此晷刻，人孰无情？安得不涕泣？吾死且不畏，况鞭笞耶？且赭寇起粤峤间，不数载悉长江而有之，今遂陷金陵，天下已失其半。天子不能求将帅之臣，汲汲谋战守以遏贼锋，保祖宗大业，而犹留情女色，强攫民家女，幽之宫禁中，俾终身不获见天日，以纵己一日之欢，而弃宗社于不顾，行见寇氛迫宫阙，九庙不血食也。吾死且不畏，况鞭笞乎？！”

　　太监从未听到过秀女说出这种话来，惊恐地去捂她的嘴。这时，恰好咸丰乘御辇过来，见太监们捆住这位秀女，拉到自己面前，硬按住她下跪。该女犹倔强不肯屈膝。

　　咸丰已经稍稍听说该女刚才的一番言论，他命太监们松手，笑着问她刚才说了些什么？少女侃侃对答。咸丰欣然地说，“此真奇子也！”命松绑。引入宫入朝见皇后。咸丰为她择婚，并将此次所有秀女放还回家。

　　显然，被选为宫女不是一件幸事。清宫中有地位的女性亲属加恩免选。规定：太后、皇后之姐妹，嫡亲兄弟之女、嫡亲姐妹之女免选，后又包括嫔以上的亲姐妹免选，乳妈的亲生女也可免选。

　　明代的一位邵太后也深感于入宫女子的不幸，她对孙子嘉靖皇帝说：“女子入宫，无生人乐。饮食起居，皆不得自如，如幽系然。以后选女入宫，无下江南，此我留大恩于江南女子者也。江南人家亦幸无以丐幸泽，送女子入宫。”

　　入送的宫女中有一些是十岁左右或更小的女童。这种做法是为了确保其处女身份？或者太后、皇后喜欢年龄更小一些的侍女？当然还有女家的原因，如一位妇女亡夫，自己打算改嫁，小女无所依托，就会把她送入宫中。宋仁宗的张贵妃就属于这种情况。明代万贵妃四岁入宫，宋仁宗的另一位贵妃冯氏九岁入宫，有名的陈后主宠妃张丽华，入宫时仅十岁。如果十二、三岁入宫，就属于普遍情形了。

　　元代要求高丽国每年进贡美女，以示臣服。由此形成制度，到明代初期还在延续。明成祖妃权氏就是高丽女子。

　　不少女子是被父、兄主动纳入宫中的，家人寄希望于她获得皇帝的宠幸，以求得全家荣显。历史上传为佳话的“倾国倾城”的故事，就是出自李延年向汉武帝引荐妹妹的事情。李延年是宫中的歌、舞艺人，能自制词曲、美妙动人。一天，汉武帝听他唱道“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武帝被歌声感动了，叹息说：“善！世岂有此佳人乎？”李延年并没有直接告知武帝这位佳人就是自己的妹妹，而是令平阳公主使武帝得知此情。武帝一见李夫人，真是名副其实。

　　汉明帝的马皇后是名将马援的女儿，马援以身殉职，还遭到他人诬陷，马家又被权贵欺侮。马皇后的堂兄在忧愤中上书皇帝，请将马援的三个女儿入选太子宫中。当时，马皇后只有十二岁，她带着家族的希望进入宫廷。

　　古人相信相术，一位平凡的女子若是被相术师相出大吉大贵来，而女中尊贵者就是皇后、贵妃，那么该女子的家人就会把她献到宫中去。如西汉景帝的王皇后，本来在民间已和一位姓金的结婚，生了孩子。王皇后的母亲听相师说她女儿命中富贵，便把女儿硬从金氏家中夺走，送入太子宫。而东汉章帝窦皇后也是因相师的判断，为求富贵进入宫中的。

　　也许冥冥之中真有神灵保佑，她们竟如愿以偿。起关键作用的不是别的，恰是美貌。汉章帝就是听说窦氏美貌，才引见她的。

　　朝廷宫员的女儿也是宫女的候选人，并且是重点候选人。

　　凡被家人主动献入宫中，或者父、祖在朝廷任官的女子，比一般从民间批量载入宫的女子，更有机会令皇帝注意。这些人大多一入宫就被封上名号，再进一步越居后宫女子之上。而普遍的良家子既使有美色，也很难被发现。如王昭君，杂处于成千的宫女之间，默默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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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枪不入”：神功还是骗术？ [转帖]

　　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民间法术”，在明清镇压造反者的官方档案里，不时可以看到其踪影，但是义和团的确把它“发扬光大”了。

　　近代中国发生过许许多多的大事，要问哪一个对西方人影响最大？恐怕只能是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能够闹起来，除了政治和社会因素外，恐怕最主要的就是他们号称“刀枪不入”的神术。

　　义和团“刀枪不入”之谜

　　“刀枪不入”：神功还是骗术？

　　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民间法术”，在明清镇压造反者的官方档案里，不时可以看到其踪影，但是义和团的确把它“发扬光大”了。历史的原状是不可能再现的，但是好在事情才过去100年，当时的资料还在，当事人的许多回忆也留了下来。现在探讨起这个问题还不算难，分析起来，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其实至少有四种情况。

　　第一种是硬气功的表演效应。中国武术的确有号称“铁布衫”的功夫（如兼习童子功，又称金钟罩或者金钟扣），这种功夫练起来非常繁难，每日要经过无数次的跌打磨搓，比如从杠上向沙坑里摔，用杠子和铁锤遍身捶打，还要经过特殊的药水浸泡，配合以运气吐纳，连晚上睡觉都要睡在坚硬的木板床上，什么东西都不能垫。如果坚持练上三到五年，功夫才可小成。据武术界的人士说，练成这样的功夫，只要有了准备，一般的冷兵器是可以抗一下的，但是火枪（即使是鸟铳）还是难以抵挡。义和团起于直鲁地区，那里是传统的习武之乡，义和团的大师兄二师兄们有几个功夫高的实为应有之义，比如著名的拳首心诚和尚就是有史可查的“浑身气工（功）”的武林好手。受西太后派遣前去查看义和团“刀枪不入”真伪的刚毅和赵舒翘，曾被一位大师兄蒙了，估计这位大师兄也有那么两下子。至于为什么鸟铳打不透他的肚皮，也可能是在火药上做了手脚。

　　第二种情况是貌似硬气功的简易法门。当时，几乎满地都是“刀枪不入”的义和团，真的练成“铁布衫”功夫的能有几人？绝大多数都是用偷工减料的速成法造就的高手。鲁西南的大刀会与义和团的渊源，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夕，徐州道阮祖棠曾经派人暗访过大刀会。据他的报告，大刀会所谓的“金钟罩”演练，实际上是为了营造一种神秘的气氛，借“神力”以济功力之穷，所以才有了念咒的当天就可以御刀的“神效”。这不过是传业的师傅的“猫腻”，即利用力学原理运气得当使刀砍不伤，受业者其实并无真正的功夫，所以“稍一顿挫”，即改变受力角度，仍然会受伤。当然，真的练硬气功的人据说也要念咒，但人家是以练为主，念咒主要起的是神秘其功夫，坚定受习者信念的作用，而这简易功法则相反。

　　第三种情况实际上是第二种的延伸，在义和团运动最兴盛的时期，各地拳众充分发扬了“群众首创精神”，大大地简化了仪式，并与巫师神汉的降神附体结合起来，一吞符念咒，立刻来神，刀往肚皮上砍，什么事没有。实际上，义和团的人在练功上法的时候，是进入了某种气功态，有点武术底子，气质和心理状态如果又比较契合的，人是很容易进入这种气功态的。进入状态之后，人往往会有超常的“能耐”，比如蹦得高，窜得远等等。再加上师傅指导得法，运气得当，眼见得刀真的砍不进去，到了这个时候，不由得人们不信是关张赵马和孙悟空、猪八戒之类附了体，别人怎么看另当别论，自己首先就信了自己“刀枪不入”。当然也有些人状态不那么好，据时人讲，义和团拳民上法时，许多人都会像原始民族的巫师跳神一样，口吐白沫，神智迷乱，但是也有所谓“明体者”、“缘体者”状态不佳，不操练则已，操练起来说不定就会出事，所以当时义和团各拳坛也常有“漏枪”、“漏刀”的记录，就是说在自家练习的时候，刀枪也会有“入”的可能。

　　义和团“刀枪不入”的最后一种情形实际上是纯然的江湖骗术，也可以说是一种魔术和戏法。义和团里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江湖艺人自然也少不了往里搀和，原本是用来抵御或者吓唬洋人的“刀枪不入”法术，在他们这里，就变成了表演魔术。义和团运动期间做县令的邹谓三在《榆关纪事》中记载了一次拳民在山海关的“魔术表演”。据他记载，那场景还是相当轰动的：“当时街面纷传，此系真正神团，众民眼见，用抬枪洋枪装药填子，拳民等皆坦腹立于百步之外，任枪对击，弹子及身，不惟不入，竟能如数接在手里以示众，众皆称奇，以为见所未见，奔坛求教者如归市。”这一场热热闹闹的表演，结果却很扫兴，偏有不捧场的高人当场拆穿了戏法，原来是开枪者预先暗将“香面为丸，滚以铁沙”充作枪子，开枪时，面丸化为清烟，而受试者手中先藏有铁丸弹子，这边枪一响，以快捷的手法，佯作接住射来的枪弹。

　　应该说，这四种“刀枪不入”除了第一种有点功夫之外，剩下的几近骗术，四种“神术”哪一种也不可能真的实现“刀枪不入”，面对已经进步到了后膛枪炮时代的洋人，根本一点用也没有。可是当时举国上下却对此相信得一塌糊涂，甚至当洋人打进来了，义和团“刀枪不入”的法术在洋枪洋炮面前接二连三地失灵时，人们还是固执地相信真有刀枪不入那么回事。当时一位在华的英国人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情，说他的中国仆人即使亲眼见到了义和团高喊“刀枪不入”向前冲锋，最后饮弹受伤毙命的过程，还依然坚持说这些人不是真的义和团，而真的义和团是真的可以“刀枪不入”的。

　　操纵迷信的人最后把自家也迷倒了

　　最为可笑的是，制造这种“神话”的人们，按理是明白他们的“法术”并不真的，可是当整个社会从老佛爷（西太后）到山野村夫都真的相信刀枪不入时，反过来他们中的有些人倒有点糊涂了，或者说昏了头，竟然真的相信自家可以刀枪不入。在义和团运动高潮中，屡屡有义和团的师傅和大师兄二师兄跑到有洋枪的清军那里，要求当场演示“刀枪不入”的功夫，硬是挺起肚子让人家用洋枪往上打，不打还不行，当然，这些“勇士”个个都被当场打穿肚皮白白送了命。

　　更有甚者，有人竟然广出告示，大肆招摇，预定时间在集市上公开演示“刀枪不入”的法术，而且这种演示不是骗人的招法，而是真枪实弹的真来，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在人头攒动，众目睽睽之下，好汉当场毙命。要不是自家玩的把戏弄昏了自己，何至于把人招来看自己丢命出丑。

　　操纵迷信的人最后把自家也迷倒了，这种事情看来并不奇怪，至少在中国不奇怪。当一种病态行为在某种特定的情境下爆发性蔓延，而且不断得到一向受人尊敬的士大夫甚至朝廷的支持时，其自身就会像瘟疫一样具有极其强烈的传染力，可能把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吞没，甚至那些瘟疫的原生者。

　　为什么那时的中国人会对一种原本子虚乌有的事情如此虔信，而且举国若狂地虔信，其实是不能简单地用中国人愚昧、落后和迷信来解释的，我们中国人毕竟还有很务实、很理性的另一面。“刀枪不入”的神话之所以如此流行，当然前提是中国老百姓毕竟有相信神话的传统。他们多多少少是信神的，无论是庙里供泥胎，还是戏台上古往今来的英雄好汉、神仙鬼怪，都对他们有莫大的影响力。

　　尽管有着如此浓厚的神秘文化的基础，但是如果没有甲午战后中国近乎绝望的情势，也不会出现这种朝野皆狂的错乱局面。从义和团身上，满族王公和很大一部分士大夫似乎看到了某种能够抗衡西方力量的东西，从精神上的民心士气，到灵界的“刀枪不入”。这一部分士大夫当时是处于落后和先进之间的状态，他们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走向。此时的他们，对于“刀枪不入”其实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因为既然已经不愿意或者说不能在维新变法中获取抗衡西方的力量，他们所能依赖的，也只有这些“下九流”了。他们实在是太想把洋人赶出去了，几乎到了病急乱投医的程度。中国人受洋人侵略，被洋人欺负，这是上层下层共同的感觉——没有上层的搀和，老百姓当然也会闹“刀枪不入”，但闹到举国若狂的分上，却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在义和团之前和之后，“不安分”的农民都在玩这种把戏，前面有各种教门起义，后面有红枪会和神兵，有点现代史常识的都知道，红枪会和神兵，喊着“刀枪不入”，抵抗过北洋军阀、日本鬼子。然而，士大夫的鼓励，却使得“安分”的老百姓加倍地如痴若狂，因为从骨子里，老百姓还是相信那些“知书达理”的读书人的。

　　在西方人当时的记录中，真正给他们的大兵造成损失和麻烦的，还是清朝掌握洋枪洋炮的正规军，在那部分起了作用的义和团的抵抗中，也依然是拳民们收罗来的洋枪，那些随身的武艺和勇敢精神。“刀枪不入”的神术，除了在战前起点宣传表演鼓舞人心的作用外，在战时几乎一无用处，甚至还可能起反作用，让人连应有的勇气也丧失掉了。举一个例子，当时北京西什库教堂只有几十个洋兵，又没有连发武器，几万义和团将它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攻了几个月，就是攻不进去。如果在场的义和团真的拿出点不怕死的劲头来，一拥也就拥进去了，最多牺牲几十位好汉罢了，后人编义和团的历史，至少又能添上个“某某大捷”。

　　八国联军洋枪洋炮的轰击，把义和团运动和它的“刀枪不入”一块淹没在了血泊里，从此以后，至少士大夫最后一点抱残守缺的传统依恋被扫掉了，无论上层还是下层的士人，很少有人再相信肚皮能抵抗洋枪。

　　我们的历史学家每每热衷于引用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的那句瓜分中国实属下策的“名言”，来说明义和团的巨大功业。其实，在那个时候，西方人对中国人说了很多很多的话，其中最多的却是悲怜中国人的愚昧。从那以后，一些传教士开始了一轮又一轮在中国兴办教育的热潮，其痕迹现在依然能够看得见。可惜，人们不愿意正视这些。

　　近百年来，国人毕竟聪明了许多，在今天尽管一干有“功夫”的人推陈出新，敢说能让导弹改变轨迹，使物质改变分子结构，甚至把地球给毁了，但再也没有人自称可以“刀枪不入”了，更不用说当众演示当场试枪了。

“刀枪不入”：神功还是骗术？ [转帖]

　　2008-05-28 来源: 文史博览杂志 2008年第五期 作者 ：张鸣

　　附注：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制度、农村政治与文化的研究。著有《乡土心路八十年——近代化过程中的中国农民意识变迁》、《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等。

　　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民间法术”，在明清镇压造反者的官方档案里，不时可以看到其踪影，但是义和团的确把它“发扬光大”了。

　　近代中国发生过许许多多的大事，要问哪一个对西方人影响最大？恐怕只能是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能够闹起来，除了政治和社会因素外，恐怕最主要的就是他们号称“刀枪不入”的神术。

　　义和团“刀枪不入”之谜

　　“刀枪不入”：神功还是骗术？

　　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民间法术”，在明清镇压造反者的官方档案里，不时可以看到其踪影，但是义和团的确把它“发扬光大”了。历史的原状是不可能再现的，但是好在事情才过去100年，当时的资料还在，当事人的许多回忆也留了下来。现在探讨起这个问题还不算难，分析起来，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其实至少有四种情况。

　　第一种是硬气功的表演效应。中国武术的确有号称“铁布衫”的功夫（如兼习童子功，又称金钟罩或者金钟扣），这种功夫练起来非常繁难，每日要经过无数次的跌打磨搓，比如从杠上向沙坑里摔，用杠子和铁锤遍身捶打，还要经过特殊的药水浸泡，配合以运气吐纳，连晚上睡觉都要睡在坚硬的木板床上，什么东西都不能垫。如果坚持练上三到五年，功夫才可小成。据武术界的人士说，练成这样的功夫，只要有了准备，一般的冷兵器是可以抗一下的，但是火枪（即使是鸟铳）还是难以抵挡。义和团起于直鲁地区，那里是传统的习武之乡，义和团的大师兄二师兄们有几个功夫高的实为应有之义，比如著名的拳首心诚和尚就是有史可查的“浑身气工（功）”的武林好手。受西太后派遣前去查看义和团“刀枪不入”真伪的刚毅和赵舒翘，曾被一位大师兄蒙了，估计这位大师兄也有那么两下子。至于为什么鸟铳打不透他的肚皮，也可能是在火药上做了手脚。

　　第二种情况是貌似硬气功的简易法门。当时，几乎满地都是“刀枪不入”的义和团，真的练成“铁布衫”功夫的能有几人？绝大多数都是用偷工减料的速成法造就的高手。鲁西南的大刀会与义和团的渊源，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夕，徐州道阮祖棠曾经派人暗访过大刀会。据他的报告，大刀会所谓的“金钟罩”演练，实际上是为了营造一种神秘的气氛，借“神力”以济功力之穷，所以才有了念咒的当天就可以御刀的“神效”。这不过是传业的师傅的“猫腻”，即利用力学原理运气得当使刀砍不伤，受业者其实并无真正的功夫，所以“稍一顿挫”，即改变受力角度，仍然会受伤。当然，真的练硬气功的人据说也要念咒，但人家是以练为主，念咒主要起的是神秘其功夫，坚定受习者信念的作用，而这简易功法则相反。

　　第三种情况实际上是第二种的延伸，在义和团运动最兴盛的时期，各地拳众充分发扬了“群众首创精神”，大大地简化了仪式，并与巫师神汉的降神附体结合起来，一吞符念咒，立刻来神，刀往肚皮上砍，什么事没有。实际上，义和团的人在练功上法的时候，是进入了某种气功态，有点武术底子，气质和心理状态如果又比较契合的，人是很容易进入这种气功态的。进入状态之后，人往往会有超常的“能耐”，比如蹦得高，窜得远等等。再加上师傅指导得法，运气得当，眼见得刀真的砍不进去，到了这个时候，不由得人们不信是关张赵马和孙悟空、猪八戒之类附了体，别人怎么看另当别论，自己首先就信了自己“刀枪不入”。当然也有些人状态不那么好，据时人讲，义和团拳民上法时，许多人都会像原始民族的巫师跳神一样，口吐白沫，神智迷乱，但是也有所谓“明体者”、“缘体者”状态不佳，不操练则已，操练起来说不定就会出事，所以当时义和团各拳坛也常有“漏枪”、“漏刀”的记录，就是说在自家练习的时候，刀枪也会有“入”的可能。

　　义和团“刀枪不入”的最后一种情形实际上是纯然的江湖骗术，也可以说是一种魔术和戏法。义和团里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江湖艺人自然也少不了往里搀和，原本是用来抵御或者吓唬洋人的“刀枪不入”法术，在他们这里，就变成了表演魔术。义和团运动期间做县令的邹谓三在《榆关纪事》中记载了一次拳民在山海关的“魔术表演”。据他记载，那场景还是相当轰动的：“当时街面纷传，此系真正神团，众民眼见，用抬枪洋枪装药填子，拳民等皆坦腹立于百步之外，任枪对击，弹子及身，不惟不入，竟能如数接在手里以示众，众皆称奇，以为见所未见，奔坛求教者如归市。”这一场热热闹闹的表演，结果却很扫兴，偏有不捧场的高人当场拆穿了戏法，原来是开枪者预先暗将“香面为丸，滚以铁沙”充作枪子，开枪时，面丸化为清烟，而受试者手中先藏有铁丸弹子，这边枪一响，以快捷的手法，佯作接住射来的枪弹。

　　应该说，这四种“刀枪不入”除了第一种有点功夫之外，剩下的几近骗术，四种“神术”哪一种也不可能真的实现“刀枪不入”，面对已经进步到了后膛枪炮时代的洋人，根本一点用也没有。可是当时举国上下却对此相信得一塌糊涂，甚至当洋人打进来了，义和团“刀枪不入”的法术在洋枪洋炮面前接二连三地失灵时，人们还是固执地相信真有刀枪不入那么回事。当时一位在华的英国人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情，说他的中国仆人即使亲眼见到了义和团高喊“刀枪不入”向前冲锋，最后饮弹受伤毙命的过程，还依然坚持说这些人不是真的义和团，而真的义和团是真的可以“刀枪不入”的。

　　操纵迷信的人最后把自家也迷倒了

　　最为可笑的是，制造这种“神话”的人们，按理是明白他们的“法术”并不真的，可是当整个社会从老佛爷（西太后）到山野村夫都真的相信刀枪不入时，反过来他们中的有些人倒有点糊涂了，或者说昏了头，竟然真的相信自家可以刀枪不入。在义和团运动高潮中，屡屡有义和团的师傅和大师兄二师兄跑到有洋枪的清军那里，要求当场演示“刀枪不入”的功夫，硬是挺起肚子让人家用洋枪往上打，不打还不行，当然，这些“勇士”个个都被当场打穿肚皮白白送了命。

　　更有甚者，有人竟然广出告示，大肆招摇，预定时间在集市上公开演示“刀枪不入”的法术，而且这种演示不是骗人的招法，而是真枪实弹的真来，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在人头攒动，众目睽睽之下，好汉当场毙命。要不是自家玩的把戏弄昏了自己，何至于把人招来看自己丢命出丑。

　　操纵迷信的人最后把自家也迷倒了，这种事情看来并不奇怪，至少在中国不奇怪。当一种病态行为在某种特定的情境下爆发性蔓延，而且不断得到一向受人尊敬的士大夫甚至朝廷的支持时，其自身就会像瘟疫一样具有极其强烈的传染力，可能把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吞没，甚至那些瘟疫的原生者。

　　为什么那时的中国人会对一种原本子虚乌有的事情如此虔信，而且举国若狂地虔信，其实是不能简单地用中国人愚昧、落后和迷信来解释的，我们中国人毕竟还有很务实、很理性的另一面。“刀枪不入”的神话之所以如此流行，当然前提是中国老百姓毕竟有相信神话的传统。他们多多少少是信神的，无论是庙里供泥胎，还是戏台上古往今来的英雄好汉、神仙鬼怪，都对他们有莫大的影响力。

　　尽管有着如此浓厚的神秘文化的基础，但是如果没有甲午战后中国近乎绝望的情势，也不会出现这种朝野皆狂的错乱局面。从义和团身上，满族王公和很大一部分士大夫似乎看到了某种能够抗衡西方力量的东西，从精神上的民心士气，到灵界的“刀枪不入”。这一部分士大夫当时是处于落后和先进之间的状态，他们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走向。此时的他们，对于“刀枪不入”其实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因为既然已经不愿意或者说不能在维新变法中获取抗衡西方的力量，他们所能依赖的，也只有这些“下九流”了。他们实在是太想把洋人赶出去了，几乎到了病急乱投医的程度。中国人受洋人侵略，被洋人欺负，这是上层下层共同的感觉——没有上层的搀和，老百姓当然也会闹“刀枪不入”，但闹到举国若狂的分上，却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在义和团之前和之后，“不安分”的农民都在玩这种把戏，前面有各种教门起义，后面有红枪会和神兵，有点现代史常识的都知道，红枪会和神兵，喊着“刀枪不入”，抵抗过北洋军阀、日本鬼子。然而，士大夫的鼓励，却使得“安分”的老百姓加倍地如痴若狂，因为从骨子里，老百姓还是相信那些“知书达理”的读书人的。

　　在西方人当时的记录中，真正给他们的大兵造成损失和麻烦的，还是清朝掌握洋枪洋炮的正规军，在那部分起了作用的义和团的抵抗中，也依然是拳民们收罗来的洋枪，那些随身的武艺和勇敢精神。“刀枪不入”的神术，除了在战前起点宣传表演鼓舞人心的作用外，在战时几乎一无用处，甚至还可能起反作用，让人连应有的勇气也丧失掉了。举一个例子，当时北京西什库教堂只有几十个洋兵，又没有连发武器，几万义和团将它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攻了几个月，就是攻不进去。如果在场的义和团真的拿出点不怕死的劲头来，一拥也就拥进去了，最多牺牲几十位好汉罢了，后人编义和团的历史，至少又能添上个“某某大捷”。

　　八国联军洋枪洋炮的轰击，把义和团运动和它的“刀枪不入”一块淹没在了血泊里，从此以后，至少士大夫最后一点抱残守缺的传统依恋被扫掉了，无论上层还是下层的士人，很少有人再相信肚皮能抵抗洋枪。

　　我们的历史学家每每热衷于引用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的那句瓜分中国实属下策的“名言”，来说明义和团的巨大功业。其实，在那个时候，西方人对中国人说了很多很多的话，其中最多的却是悲怜中国人的愚昧。从那以后，一些传教士开始了一轮又一轮在中国兴办教育的热潮，其痕迹现在依然能够看得见。可惜，人们不愿意正视这些。

　　近百年来，国人毕竟聪明了许多，在今天尽管一干有“功夫”的人推陈出新，敢说能让导弹改变轨迹，使物质改变分子结构，甚至把地球给毁了，但再也没有人自称可以“刀枪不入”了，更不用说当众演示当场试枪了。

来源: 文史博览杂志 2008年第五期 作者 ：张鸣

　　附注：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制度、农村政治与文化的研究。著有《乡土心路八十年——近代化过程中的中国农民意识变迁》、《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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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晚年告诫邓小平：你就不能忍一忍？ [转帖]

　　
　　笔者因为工作关系曾经与周恩来生前副卫士长张树迎（已故）、卫士高振普多有交往，并亲自聆听了他们叙说的晚年周恩来用他生命最后力量力荐邓小平接班的一些动人事迹。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受命主持中央工作不负众望。他在领导批林彪的“极左”、抓经济建设、抓外交复苏等工作上搞得很有成绩。但是，周恩来领导的批“极左”最终还是触痛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一伙人。同时，毛泽东也不能容忍周恩来批“左”最后批到“文革”头上。因此，他在江青等人多次告状下，再一次出面干预，说林彪是极右，周恩来领导的“批左”是错误的。致使周恩来忧愤交加，加之经年累月的超负荷工作，周恩来终于病倒了。这样，在中国政治权力中心面临着没人掌控的状况。

　　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曾寄希望于年轻的王洪文。但实践证明他是个扶不起的“阿斗”，而且他还和“四人帮”搞在一起。王洪文接不了班，“四人帮”又不可靠，最后毛泽东还是认定他的老同事邓小平同志“人才难得”。邓小平复出工作后，从军队抓起，把全国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也就是被今天史学界称道的“1975年整顿工作”。

　　周恩来住院期间，还时时关心着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1975年中央1号文件让邓小平复出后，他一直是全力支持邓小平的工作。他还凭自己在党内的影响，多次在医院里找来王洪文、张春桥、李先念等人，要他们支持小平同志的工作。1975年9月20日下午，周恩来即将进手术室之前，拉着小平同志的手久久不放。然后，他环顾左右，高声对在场的人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这是周恩来在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点力量，为邓小平的工作和平稳接班造声势。而邓小平抓全面整顿工作必然招致急于抢班夺权的“四人帮”一伙的嫉恨。他们没茬找茬、无中生有地打击迫害邓小平。说邓小平的整顿其实是复辟、倒退，还说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四人帮”连重病缠身的周恩来也不放过，批判他是“大儒”、“投降派”等等。丧心病狂的“四人帮”先后制造了“风庆轮事件”、“蜗牛事件”等等。但是在周恩来细致深入的工作下，都先后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从而瓦解了“四人帮”一浪高过一浪的进攻。

　　
　　“四人帮”眼看他们即将到手的大权却要旁落，江青更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她最后串通当时担任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也是毛泽东侄儿的毛远新向毛泽东告邓小平的黑状，说邓小平的“整顿”等一套做法最终就是要否定掉文化大革命。这一下就触动了毛泽东的“神经”。毛泽东利用一次会见外宾结束后的机会，正式“考验”邓小平：“小平同志呀，趁我还健在，由你主持一个政治局会议，把文化大革命的结论做一下。还是那句老话：功过三七开。”邓小平的性格决定了他不能作违心之举，因此他回告毛泽东说：“主席呀，文化大革命的结论我做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言辞虽然委婉，却是柔中带刚。毛泽东一听，大失所望。

　　那天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上述谈话过后不久，小平同志就匆匆赶到三0五医院，心事重重地向周总理谈了与毛泽东谈话的前后经过。这时的周恩来已是骨瘦如柴，他的生命已到了油尽灯枯的最后尽头。可是，当他听完邓小平的汇报后，仍然瞪着眼对小平同志说：“你就不能忍一忍？！”周恩来说完这句话还把脸转向墙壁，表情十分痛苦。过了一会儿，两人才又小声地亲切交谈起来。

　　周恩来的意图很明显，是想让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面前隐忍一下，因为他和毛泽东都将不久于人世，等你邓小平平稳地接过这副担子后，你再去处理有关事情不迟。未来的中国是需要你邓小平的。

　　1975年夏季的一天，周恩来已越来越感觉自己病势加重，以至于一次在北京医院见到自己当年的保健护士郑淑芸时，竟脱口问道：“小郑，你说我还能活多少天？”

　　到了1975年的下半年，周恩来不仅病情加重，偏偏又出现了毛泽东同志对小平同志的信任危机，而当时，国际国内有多少大事等待着处理！周恩来从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出发，毅然再一次举荐邓小平，这也是周恩来临终前就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所作的最后一次努力，也是一次拼尽全力的努力。

　　据高振普同志回忆，总理叫他拿来纸和笔，半靠在病床头，随后请医生和护士们退到病房外，室内只有邓颖超和他两个人。高振普帮助周恩来坐稳后，知道他要写重要东西。因为一般情况下他是不会叫医护人员退出的。所以，等周恩来坐好后，高振普也转身走向病房外。但周恩来叫住了他，因为当时没有人扶他已坐不稳了。

　　周恩来颤抖着一手托着放有纸的木板，一手哆嗦着写字。邓颖超见他写字很费劲，还要用左手托着木板，就对他说：“恩来，你口述，我代你写。”周恩来可能考虑到事关重大，坚持说：“不用了，还是我亲自写。”当时高振普站在周恩来的右边，一边用手稳住周恩来，一边看着他写。信是写给毛泽东的，内容是向毛泽东提议，仍让小平同志取代他自己在党和国家中所任的职务、位置。高振普同志说，总理虽没写上“总理”、“第一副主席”，但当时他自己的位置就是紧接在毛泽东之后、王洪文之上的“二号”人物。周恩来写好这封信之后，嘱邓颖超转送。邓颖超将信上报后，还向小平同志通报了这封信的内容。但是，这封周恩来重病期间写下的诤言建议后来却没有任何音讯。

　　据《党史博采》2008年01月08日 千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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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深远影响了中共[转帖]

　　
　　提起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人们都会讲到李大钊、陈独秀，以及参加中共一大的毛泽东等人。对于周恩来，无论是从组织上还是从思想理论上，似乎看不出他个人对中共的建立有多大的贡献。但周恩来的思想、行为，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对中共产生了人们不大容易看得到的作用，并在以后产生深远影响。

　　当年中共领导成员大体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一批为救国救民而孜孜不倦追求真理的中国优秀先进知识分子，李大钊、陈独秀是也。

　　第二类是“天上掉下来的马列主义者”，以王明为代表，死抱洋教条，脱离中国实际。

　　第三类是土生土长的山沟里成长起来的马列主义者，以毛泽东为代表。

　　　　第四类就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在欧洲创建和参加共产主义组织的那批共产党人。过去人们只知道在这批人中出了共和国总理、副总理、元帅、将军等不少领导人和高级官员，却忽略了这批人对中共长期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给中国民众、中国革命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乃至后来的改革开放，带来了极大好处。

　　到欧洲的那一批人，除了李立三曾表现出很短一个时期的极端外，绝大多数人回到中国后的表现都很优秀，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之父邓小平也是其中的一位。

　　这是因为，欧洲是当时世界经济的中心和工人运动的中心，自然也是信息中心，来到欧洲等于见识了世界。周恩来等在那里的几年中，勤奋工作，努力学习，深入调查，认真思考，搜集各种信息，比较各种主义，眼界比中共其他几类成员要开阔。

　　这使周恩来等人后来能听取和包容不同意见，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能最广泛地团结各方人士。

　　如，起初，朱德找到陈独秀要求入党，陈独秀说，像你这样“行伍出身的旧军人，没有资格革命”。后来朱德到德国找到周恩来，周恩来细心地倾听他的讲述，在柏林的小屋里长谈了一夜，毫不犹豫地介绍朱德入党。

　　党政军、知识分子、文艺界人士等，乃至外籍人士，凡接触过周恩来的人都对他有好印象，即使政治上的敌对者，也不能不敬重他。不少民主人士是通过佩服周恩来而相信中共的。

　　对领袖的看法，周恩来也有深刻认识。

　　1922年8月，周恩来在欧洲写了《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一文，文中说：“教徒对于神父牧师只有迷信，既心知其非，口亦不敢言。至于共产党人，一方面服从领袖的指挥，一方面时时监督其行动。”

　　自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确立，之后经过延安整风、抗战和解放战争，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人们对毛泽东的赞扬日盛。

　　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则说了如下一段话：“在座的朋友们向全国青年宣传的时候，或者是自己学习的时候，决不要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如果这样，我们承认的领袖就成了空谈。既然是谁也不能学习的，那么毛泽东不就被大家孤立起来了吗我们不就把毛泽东当成了一个孤立的神了吗 那是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所宣传的领袖。”

　　即使在对毛泽东迷信最严重的文革期间，周恩来头脑仍清醒。

　　当文革期间滥造毛泽东像章时，周恩来以保证重要战略物资为由，把一大批准备制造毛泽东像章的铝收回。周恩来自己也佩戴毛泽东像章，但一定同“为人民服务”条章一起佩戴，直到去世。

　　1921年中共成立时人们可能看不出周恩来有何突出作用，但回顾一下后来的半个多世纪，周恩来等不是从一开始就给中共带来了难能可贵的、中共和整个中国都十分需要的成分和因素吗 可以说，在第一批中**人中，对世界最了解、最具世界眼光的，就是周恩来。

　　之后，周恩来成为第一位代表中共同外界打交道的领导人，而且长期是中共和国家的首席外交家，这不是偶然的。

　　摘编自北京《世界知识》

　　周恩来晚年数次接受大手术

　　1967年，周恩来患心脏病后仍是日夜操劳，本来不太严重的心脏病日益加重，以至后来发作时要靠吸氧才能入睡。

　　1972年他又患了膀胱癌。由于一再延迟治疗，加上过度的操劳和不断地被“四人帮”折磨，周恩来的病情愈加严重了。从1974年3月上旬起，周恩来每天便血达到100多毫升，确诊为癌症复发。

　　1974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医疗组的报告，决定对周恩来进行手术治疗。于是，周恩来告别了他工作、生活20多个春秋的中南海西花厅，住进了305医院。

　　当天，周恩来接受了第一次大手术——膀胱癌切除手术。手术的效果比较满意，手术刀口愈合良好，血尿很快消失了，病情有所好转。

　　第一次手术后的康复情况虽然较为顺利，但医疗组的专家对此并不太乐观，1974年8月7日、8日，周恩来病情出现反复，尿血增加，被诊断为癌症转移。经毛泽东批准，8月10日做第二次大手术治疗。手术后，病情比较平稳，起居也可自理了。

　　1975年1月四届人大开过、中央人事安排确定后，周恩来完成了一件大事，心里感到踏实了。他告诉医生，现在我可以安心治疗了。

　　3月26日，医院为其施行了住院以来的第三次大手术。这次手术长达8个小时，医生们竭尽全力，手术是成功的，周恩来的身体却更加虚弱了。

　　从1975年6月以后，周恩来拖着重病之躯，继续同病魔、同邪恶势力进行着最后的搏斗，继续顽强地工作着。当年6月9日，周恩来抱病出席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的贺龙骨灰安放仪式。当贺龙子女劝说周恩来保重身体时，周恩来回答：“我的时间也不长了！”全场一片悲泣之声。

　　1975年12月中下旬，周病势危重，靠鼻饲、输液、输血等维系生命，时常进入昏睡状态。他曾专门交代医务人员，要他们在自己死后彻底解剖，好好研究，希望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做点贡献。

　　1976年1月1日，周恩来生命垂危，长时间处于昏睡状态。1月5日，专家组做了最后一次的努力，为周恩来做最后一次治疗手术——结肠造瘘术。 1月7日，周恩来再度进入昏迷状态，医生以输氧、鼻饲等方法延续周恩来的生命。晚11时，周恩来已处于弥留之际。微睁双眼辨认出面前的吴阶平等，他用微弱的声音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周恩来生前说的最后的话。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病逝于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终年7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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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两次入侵日本详细过程 天气是失败主因[转帖]

　　　　节选自重庆出版社近期新书《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国》作者[美]莫里斯•罗沙比（Morris Rossabi）

　　忽必烈向高丽人提出的或许是最苛烦的要求，是协助他与日本建立联系。在长达四个世纪的历史时期内，日本岛国的大部分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与中国完全隔绝的状态。由于9世纪中叶佛教在中国遭受迫害，日本与中国逐渐疏离，直至最后决定几乎完全切断与中国的贸易和文化联系。对于忽必烈来说，如果能与日本重建朝贡关系，就能在汉人心目中树立自己的高大形象，这将是其他任何方法都无法比拟的。正是这种急于博取汉人赞赏的心态，促使他决定一定要与这个日出之国建立联系。但直到那时为止，蒙古将领还从未参加过海战。而此时忽必烈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要跨海降伏这个岛国。虽然他并没有打算发起一场海战，但是他降伏日本的计划最终导致了悲惨的结局。

　　高丽人不喜欢日本人，但是他们并不热衷在忽必烈控制日本的计划中担当中介的角色。自从1223年以来，高丽沿海地区就一直遭受着被称为“倭寇”的日本海盗的袭击和抢掠。日本海盗利用高丽遭受蒙古入侵而无暇防备的机会，大肆侵扰高丽的沿海地区，直至1263年。但是高丽王室认识到，日本海盗的行为并不是由日本政府或者日本军事政权支持或认可的，因而没有对日本宣战。它仅仅派遣使者抗议日本海盗的袭击。一旦日本海盗获悉蒙古人已经征服了高丽，而朝鲜半岛战事已消除，他们便停止了袭击。因此，高丽人并无特别的兴趣帮助蒙古人与日本建立联系。

　　然而，忽必烈另有想法。在1266年的秋天，他派遣使节向日本人通报了新朝在中国建立的消息，并请他们向新皇帝进贡。高丽人负责帮助使团横渡海峡。负责接待忽必烈使团的高丽人试图劝阻他们执行使命，并警告他们说，日本列岛附近的海面风急浪高，气候恶劣，异常危险。事实上，高丽人根本不想被卷入蒙古和日本的关系之中。高丽人的恫吓终于奏效，蒙古使者对充满危险的赴日旅程感到气馁，于是匆匆返回中国。他们的报告激怒了忽必烈，他也认为高丽人不值得信赖。在1267年的夏天，他给高丽王廷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斥责他的“属民”不仅不协助他的使节，反而阻挠他们前往日本。他决心排除高丽人的干扰，再做尝试。

　　1268年，他再次派遣使团前往日本，这一次高丽人比较合作。特使中包括一位礼部官员和一位兵部官员。忽必烈指示他们向日本人通告他已经登基的消息，并向他们表明，日本应该向他称臣纳贡。

　　日本人并不欢迎蒙古使团，他们的行动正好为在政策上一意孤行的忽必烈提供了进攻日本的借口。位于京都的日本皇室实际上非常软弱无力，真正的权力掌握在镰仓幕府手中。幕府里，幕府执权北条时宗是最终的决策者，而他并不打算顺服蒙古。自恃拥有骁勇善战的武士阶层，凭借偏居大洋、易守难攻的日本列岛，他和他的前任执权北条政村一样，断然拒绝了蒙古使者的建议。忽必烈在信函中曾提到日本天皇是一个“小国国君”。在初步讨论了应该如何回复忽必烈这封信之后，幕府决定干脆直接把蒙古使者遣送回国，连只言片语也不回复。虽然朝廷官员已经起草了一封和解信并抄寄了一份给幕府请求批准，但幕府执权没有批准寄出公函。忽必烈并不为日本政府的反应所动，在1271年初再次派遣使团带着同样的信息赴日。负责护送蒙古使节的高丽人秘密地警告日本人，他们将面临蒙古人的军事威胁。可是日本人再次拒绝蒙古使节进入王廷。在返国途中，蒙古使节抓住了两个日本渔民，把他们带回中国。忽必烈热情款待了日本渔民，命令他们请求他们的统治者对中国皇帝和蒙古大汗表示适当的尊敬，尽快派遣使者前来进贡。然后他派人护送他们经高丽返国。可是，日本方面对忽必烈释放被扣留的日本渔民没有任何反应。

　　此时，忽必烈确实已被日本人的“傲慢”弄得茫然失措，心烦意乱。他决不允许他们一直这样公然蔑视他，反抗他。他的双重角色，无论是作为蒙古大汗还是作为中国皇帝，都不能容忍被一个小国如此羞辱。蒙古风俗要求适当招待外国使节，而中国传统则要求所有国家接受中国皇帝为天下共主。这样明晰的天命意味着，忽必烈不能继续容忍他的使节在日本受到怠慢。然而，在决定动武之前，他再一次派遣使节到达日本。他选派的特使赵良弼（1217—1286）于1272年春出发，并于同年的10月在九州岛东岸的今津町登陆。当他觐见日本天皇的要求被粗鲁地拒绝后，他发出了最后通牒：日本天皇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对忽必烈的信函作出反应。日本天皇愿意对蒙古作出一个平和的模棱两可的回答，但幕府拒绝任何妥协。镰仓的武士占了上风，他们把中国特使驱逐出境。幕府的粗暴无礼被描述为“等同于宣战”。赵良弼于1273年6月返回中国，向忽必烈报告了日本的风土民情，可能还包括防务情况。赵良弼描述了他在日本受到的羞辱，这深深地激怒了忽必烈。他不能再耽延，因为耽延只会使日本人更加肆无忌惮。在赵良弼返回前几个月，蒙古人刚刚在襄阳取得了征宋战役的重大胜利，因此忽必烈可以抽调一小部分军队前去征讨日本。同时，他的对日战役也是他征宋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也是必要的。日本人一直积极地与忽必烈的夙敌南宋开展贸易活动。击败日本人，他便能切断两个劲敌之间的联系，从而削弱南宋。

　　忽必烈的征日准备工作已经进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他命令高丽人制造船只，运送他的军队横跨日本海，从日本列岛的最南端发起攻击。1274年11月，他派遣了一支由蒙古人、汉人、女真人组成的一万五千人的军队和六千至八千名满心不悦的高丽士兵（他们并不想参加这场战役），由大约七千名高丽水手引导，从合浦（在现在的韩国釜山附近）出发开往日本。蒙古军分乘三百艘大船和四百到五百艘小船，首先在对马岛和壹岐岛登陆，轻易地荡平了驻守在那里的日军。但是，忽必烈派往日本的军队无论规模上还是实力上都不足以彻底扫平日本列岛。他肯定低估了日本人的抵抗能力。

　　最关键的战斗自然将在九州进行。虽然日本人知道蒙古大军正在开过来，但是他们的准备工作做得还很粗略。他们的经济状况无法在九州维持一支规模可观的军队，他们也没有一个政治统一和中央集权的政权去组织一支强大的军队投入战斗。他们根本无法对付蒙古人的远程武器，包括十字弓和各种各样的弹射器。他们的指挥官缺乏实战经验，与身经百战的蒙古统帅无法相比。日本军队长于肉搏，但是蒙古军队习惯于以组织严密的小组为单位集体作战，这种战术是日本人所不熟悉的。所以，当蒙古军于11月19日在九州东岸的博多登陆时，日本人处于绝对的劣势。蒙古军在进军之前鼓乐齐鸣，其战阵和攻击方法使得日本人毫无招架之力。第一晚的战斗就使日本军队遭受了人员和装备的重大损失。他们的残兵败将更是不堪一击。溃败看来是在所难免了，那天晚上，唯一使他们大难不死的是无边的黑暗。

　　但大自然为日本人提供了更好的保护。就在同一天晚上，海面突然起了风暴。高丽水手马上对蒙古将领说，他们必须回到船上，把船开往海上，直到风暴消退。否则，他们的船只就会与岸边的岩石相撞而沉没，那样，他们将失去唯一的撤退工具。蒙古人勉强同意了，并开始从博多撤退。一些日本人追击并杀死了一些正在撤退的蒙古兵。然而，那天晚上蒙古兵遭受的大多数伤亡都发生在海上。狂风、巨浪和礁石把几百艘船只击成了碎片。根据一些记载，蒙古军有一万三千人因此丧生。日本人因这场风暴而大难不死。蒙古人的远征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结束，残余的蒙古军驶回了老家，向忽必烈报告了这次惨败。

　　由于大汗正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征服南宋的战役中，他无法腾出手来立即向日本人复仇。相反，1275年忽必烈又向日本派遣了一个使团，由杜世忠和何文著带领，要求日本称臣，以免再度兴师入侵日本。日本当局正因为最近的军事胜利而趾高气扬，并相信他们的神拯救了他们，于是把不幸的使节处死，进一步加深了与中国王朝的嫌隙。对蒙古人来说，再没有什么比这种行径更可恨的了。忽必烈决不能允许这样一种暴行逃过惩罚。但是，直到好几年后他才腾出手来再次兴兵讨伐日本。

　　13世纪70年代中叶，忽必烈已经平定了高丽，甚至把他们变成了征日战役中的帮手，尽管高丽人并不情愿这样做。但他无法以同样的手法降伏日本人。他在别处有更多需要操心的事情，特别是对他的帝国领土完整的现实威胁。中亚向他的政治权威提出了更加严重的挑战。他必须首先解决那个地区的问题，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日本人。

　　1279年，当最后一位宋帝蹈海淹死以后，忽必烈终于腾出手来，把他的注意力放在征服日本上。而高丽人作为征日战争的重要依靠力量，也需要时间从1274年的那次远征中恢复元气。那次战争严重破坏了高丽经济。蒙古人不仅强征了大批粮食，消耗了大量的当地居民的物资，而且征召了大批成年高丽男性为这次远征服役，只留下很少壮劳力耕田。因而，造成了粮食短缺现象，以至于忽必烈需要定期向高丽供应食物来纾困。即使到了13世纪80年代末，他仍在向高丽提供救济粮。但是尽管存在这些问题，忽必烈仍决心要进攻日本，而这次行动是失败的，其后果是灾难性的。

　　1280年，忽必烈已经做好了再次发动侵日战争的准备。他开始征兵，调集粮草。1279年，他最后一次派遣使节去劝说日本人改变态度。然而，北条时宗声称这批使者是由间谍组成的，因此把他们全部砍头。为了报复，忽必烈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远征。在1280年早春以前，入侵方案已经全部布置就绪。远征军的统帅构成也仔细地进行了平衡，包括一个蒙古人，一个汉人和一个高丽人。高丽人洪茶丘担任这次战役的海军统帅，因为高丽国王坚持要由高丽人指挥海军中的本国水手。忽必烈选择不久前刚刚投降蒙古的南宋将领范文虎担任远征军汉军指挥，忻都为蒙古军指挥。在当年年底之前，忽必烈已经指定了十万大军由范文虎和忻都指挥。他向他们发放了军饷，提供了盔甲。高丽国王组织了一支一万人的军队，并提供了一万五千名水手，九百艘船只以及粮食供应等。出于对高丽积极协助的感激，忽必烈特别指示他的军队，在穿越高丽国土开往海岸的途中，不得扰民。第二年，忽必烈又向他的军队补充了大量给养，包括军饷、盔甲和弓箭等。不过，福建安抚沿海都置制使蒲寿庚提供了唯一一条不协调的记录。他说，蒙古人要求他和他的百姓修造两百只船。而实际上，他们只建造了五十只船。他声称，两百只船的建造任务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承受能力。他对蒙古人不合理索求船只的含蓄批评，只不过是众多抱怨征日行动中的一个声音罢了。

　　元军统帅部组织了对日本海岛两翼夹击的突袭。四万名士兵从中国北部乘高丽船只开往壹岐岛，与从福建泉州开往那里的十万蒙古大军会合。他们计划从那里出发，联合攻击日本其他地区。根据中国方面的报告，这次远征一开始就有不祥之兆。这些预兆包括在海上看见了蛇，并闻到海水中发出的硫黄气味。而事实也正是这样，这次远征计划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偏差。各个方面的将领显然在互相争论不休。从南部乘坐中国船只出发的部队延误了战机，因为他们庞大的队伍要求进行更复杂的后勤准备工作。从北方先期到达的军队，在高丽统帅的指挥下，等待了一段时期，终于“对中国舰队主力部队的到来”绝望了，于是，他们于6月10日攻占了壹歧岛。两个星期之后，他们向九州本岛进发。他们在宗像附近登陆，此处在日本人辛辛苦苦修建的主要防御工事的北边不远处。同时，南部的中国军队终于完成了他们的准备工作，并且在得知他们的盟军已经登陆以后，决定在九州与他们会师。他们在九州南部登陆，打算向北进攻，与其他元军会合。凭借如此强大的军事机器，成功应该完全是唾手可得的。

　　然而这次远征竟以悲惨的失败而告终。在八月整整一个月期间，日本军人成功阻止了由南、北两路而来的蒙古军队，使他们无法突破日本人用墙垣构成的防线。元军自身的缺陷也使得日本人的顽强抵抗更加有效。蒙古统帅和汉人统帅之间的紧张关系削弱了远征军的力量。占远征军绝大多数的汉人军队士气低落，根本不愿投入到这场艰苦的战斗中去。而且，他们在九州登陆以后，便发现自己处于危险境地，在受到敌人或自然灾害的袭击时无法有效保护自身免受伤害。他们驻扎在开阔地带，没有城堡、要塞或城镇作为屏障。这些屏障一方面可以提供适当的保护，另一方面也可由此向敌人发动突袭。因而，他们很少主动进攻日本人。这两支军队打了差不多两个月，但双方不分胜负。

　　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使得蒙古人取胜的希望彻底化为泡影。8月15日和16日，发生在东亚的典型仲夏台风袭击了九州沿岸。高丽水手觉察到风暴即将来临，于是试图把船开往公海躲避危险，但他们的努力失败了。四万名北方战士中三分之一被狂风消灭了，而十万名南方部队在试图逃脱时更有一大半葬身大海。被困在九州岛的战士或被屠杀，或被俘虏，或在企图借助留在岸边的小船逃跑时被淹死。

　　对日本人来说，这次台风绝不是一次意外事件。这是从神那里刮来的保护日本的神风，因为他们的土地是受神保护的。这次蒙古人入侵的失败使得自我膨胀的日本种族中心主义观点一度甚嚣尘上。对日本人来说，这次台风说明，神决不会允许敌人征服和占领他们的疆土。而对于蒙古人和忽必烈汗来说，这次失败则是毁灭性的。忽必烈一生中还从未遭受过如此惨重的损失。

　　忽必烈并没有汲取教训。相反，他被这奇耻大辱激怒了，并顽固地坚持继续进行第三次征服日本人的计划。1283年，他下令商人在中国南方为再次远征建造战船。1285年，他招募女真人为这次战役建造二百艘战舰。同年晚些时候，忽必烈要求高丽人为这次进攻提供大量大米。但是，当他刚刚开始索要补给品和战船的时候便遇到了反对。1283年，中国南方的商人抗议为这次远征必须建造五百艘战船的沉重负担。1285年和1286年初，忽必烈收到了他的幕僚的几个报告，都是劝阻他再次进攻日本的。1286年，面对巨大的反对声浪，他表示让步，因此，计划中的这次战役被迫中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