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卫兵道歉忏悔说起

ginsun

难忘的1966！

神州大地

«北京辽望»

文革的罪与罚 毛泽东功过新说 2016-05-13 16:28:02 在薄熙来刚被双规，中共十八大正紧锣密鼓准备的时候，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重新编辑了他发表于24年前的《“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一文。这篇文章除了承认毛泽东应当对文革承担重要的责任外，还突出了政治体制的缺陷在文革发生过程中的作用。一直以来，文革是中华民族的浩劫这个结论并无太大的争议，但应该是毛泽东个人还是整个政治体制来为文革负责，这个问题争议不断。 中国的制度性危机 主流观点认为，文革是中华民族的十年浩劫，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文革鼓动少不更事的青少年参与政治运动，造成了中华民族科技与人才的大断层，并且错过了中国民主转型的时机，让中国落后于世界。作为文革的发起者，毛泽东当然应为文革负责。但有观点认为，相比于毛泽东的个人因素，文革更是当时中共所犯的集体错误。文革是整个中国官僚体系的错误，而不应该完全归结于某一个人，或者某一批人。 首先，文革是意识形态控制与个人崇拜教育的恶果。红小将们作为批斗运动的主力，他们基本都出生于中共执政以后。资料显示，从1952年开始，人民教育出版社垄断了学校的课本编撰资格。在小学至中学的教育中，毛泽东逐渐被神化了。中共的意识形态控制和红色革命教育，让个人崇拜在青少年中成为了可能。其次，文革是中共高层集体的决定。邓小平在1980年评价文革时说，“毛泽东犯了错误，但不能认为这些错误都归毛泽东一个人负责，这不符合事实”，“虽然全局上毛泽东坚持文革，但他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的错误，例如整倒老干部问题”。事实上，文革时毛泽东提出的“接见红卫兵”、“破四旧”、“文攻武卫”等运动，当时大多数的人都是支持的。

1969年中共九大上的毛泽东(图源：VCG)

最后，中共未能建立科学而民主的政治制度，这是文革产生的根本原因。王沪宁在反思文革的文章中说，中共没有形成一整套健全的民主制度，人大不能切实的行使权力，以至于1954年宪法建立的政治体制一下就被破坏，这为文革的产生提供了土壤。王沪宁文中认为，没有科学而民主的分权，就没有稳定的政治结构，文革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更重要的是，无论是意识形态控制，还是未能建立科学民主的政治制度，这样的缺憾在现在的中国依旧存在。外界认为，虽然经济基础与民众观念已经大变，但严密的意识形态控制和过时的政治制度，让文革复发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毛泽东的功与过 虽然文革被认为是集体的错误，但就个人作用而言，毫无疑问毛泽东应当为文革承担最大的责任。 从文革发起来看，外界广泛的认为，1960年的大饥荒损害了毛泽东的威望，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经济派”声望日隆，毛泽东担心自己的“阶级斗争路线”被抛弃，因此开启了文革。史料显示，江青早在1962年就要批判《海瑞罢官》，她亲自到上海《文汇报》炮制批判吴晗的文章，这被认为是毛泽东指使。从文革的内容看，批判知识分子来自于毛的直接授意。毛泽东称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并指示彭真等人组成文革五人小组，开展对文化界的批判。后来毛泽东不满彭真将批斗方向定在文艺路线上，下发“五一六通知”，将批斗矛头对准了吴晗。最终吴晗头发被拔光而死，吴晗妻子在同年被迫害致死，他的养女在监狱中自杀身亡。 该如何评价文革与毛泽东？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虽然造成了傅雷、老舍、邓拓、杨朔等难以计数的知识分子含冤而死，但客观上也清除了当时已经显露的官僚主义作风，在中国实现了另一种形式的民主。文革打破了中华民书数千年“民不与官斗”的怕官传统，深刻的改变了中国底层社会的民风。因此文革虽然是一场浩劫，但也许并非全无益处。更何况文革只是毛泽东漫长的政治生涯中的一部分。单就文革而言，主流观点认为，毛泽东的过错大于功劳，甚至过错与功劳的比例远不止七三分。但就毛泽东整个人生而言，他塑造的中共，让中国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毛泽东主政时期，中国建立了比较完备的重工业基础。 在文革结束之后，深受文革之苦的邓小平说，“毛泽东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习近平说不能以后三十你否定前三十年，这让如何评价毛泽东再次成为热点议题。但在中共官方媒体上，对毛泽东的再评价似乎仍然是个禁区。文革作为毛泽东错误的集中体现，更是绝少被提及。如今是文革发起50周年，对毛泽东的再评价似乎正当其时。 (余乐 撰写)

神州大地

«北京辽望»

王沪宁日记曝光 披露重要信息

微信 2016-05-13 10:56:41 日前，陆媒凤凰网刊发一篇文章，内容是王沪宁的五则日记，透露了一些其年轻时对于政治哲学、社会科学等领域的思考，从中或可一窥这位中共核心智囊的思想轮廓。 王沪宁在日记中对很多问题都有关注，并且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如对于社会科学，王沪宁指出社会科学最大的虚弱，在于平常并不关心社会之发展，对于对策报告和社会现实问题也没有什么深入研究。 对于税制，王沪宁则表示，分税制是比所有其他税制方面的改革均重要的改革，是对中国未来发展有最基本的含义的改革。“任何一种改革总是会在解决一些旧矛盾的同时，产生新矛盾。然后人们又要花力气来解决新矛盾。社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进步的。”

王沪宁私人日记曝光（图源：AFP/VCG）

对于社会现代化，王沪宁也明确点出，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法制化的过程，没有法治不能说是现代化。“法律在国外是一个天大的规则，任何人吧不能违背。在中国，法律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地位，法律是一个天大的概念，很少有人能说清楚。这就是差别。” 在政府形象方面，王沪宁尤其集聚了笔墨。他称，政府形象即意味着政府体系功能运转的总体表现。而政府形象的评价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政府体系本身在自身的运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整体素质，或者说政府调控的质量指数，二是政府体系运转过程和结果在民众价值评判中获得的认同指数。 王沪宁指，政府的信誉就是要实践政府对所治理的民众的总体诺言。能否在日常的管理和政府活动中实现政府的诺言，是政府有没有信誉的最基本的因素。“政府人员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没有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高的地位，把自己的私利放在首位，或者玩忽职守，政府形象自然就不会高大，因为最基本的前提不存在了。” 特别的一点是，王沪宁还指出，政治承诺是一个值得开发的概念，可能是建立中国政治哲学的逻辑起点。 此外对于中国文化，王沪宁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文化中广泛存在一种大锅饭心理，得到比别人多的东西，在情理上就是“不合理”的，比别人吃得多了，所以要“请客”，不然的话，就是不会做人了。 有评论者称，观察王沪宁日记中流露出的思想痕迹，可以看出其很明显受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哲学的影响，但同时也融入了不少西方的政经逻辑。而对于政府形象、政治承诺、社会法治化等课题的关注，则有着强烈的对于中国本土国情的思考特色。 该评论者还表示，梳理王沪宁成为中共智囊的这些年，其经手的不论是“三个代表”，还是“科学发展观”，及至习近平的一些治国理政论述和作为，无不透露出上述思考的特征。 公开资料显示，王沪宁的著作有《比较政治分析》、《反腐败：中国的试验》、《国家主权》、《行政生态分析》、《腐败与反腐败》等，可看出都与所处时期的中国国情有相当贴合。而其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政府集权必要的论述，更是成为新权威主义的理论萌芽。 习近平上台后，几乎所有的公开活动中，王沪宁都陪同左右，足见高层对其倚重，也体现出其政经哲学在中共高层获得的相当认同。 (呼延朔 撰写)

太极之友

历史教训要记取，借故西化不可取！

神州大地

《网上谈》

第五代一锤定音 文革定论不容推翻

微信 穆尧撰写2016-05-16 23:40:25 文革爆发50周年纪念日当天，当人们以为今年的文革纪念依然一如以往，在中共官方的沉默中度过时，凌晨0点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及其下属的《环球时报》几乎同时发表了两篇署名评论。尤其是《人民日报》那篇署名“任平”的《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前进》，更是被认为是当今中共第五代领导层对文革“一锤定音”的明确表态，也是裁决和反击试图左右中共未来方向的意识形态纷争。 在这篇5月17日见报的《人民日报》评论中，中共高层显然在试图表达如下三层含义。 其一，如何认识文革、定性文革？文章重申1981年邓小平、胡耀邦等人主持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内容，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造成的危害是全面而严重的。历史已充分证明，“文化大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完全错误的，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文章说，“这个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的政治定性和原因分析，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人民的检验和历史的检验，具有不可动摇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也就是说，这份决议35年后，它依然拥有不可动摇的权威。现任中共领导人没有意愿也不可能去修改它，更不可能去否定它、推翻它。这也正是对当今反思文革的各种思潮中要求重评“文革”和毛泽东的回击。譬如，在中共党史学者辛子陵以及《炎黄春秋》前主编看来，《历史决议》不是终点，而是一个当时特定历史时期妥协的结果，依然拥有进一步评价的空间。 其二，对于毛泽东本人，《人民日报》的评论表明了当今中共领导人三大原则立场，“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 《历史决议》将文革视为一种历史的倒退，它首先是毛泽东本人“错误发动的”，必须承担功过三七分的评价。 不过，长久以来，毛泽东被不断解构，“把毛泽东还原成人”的呼声与“改革开放是修正主义”的骂声对决之势几乎从未断绝。辛子陵更曾披露未经证实的邓小平的告诫，敦促中共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重评毛泽东。 而今，《人民日报》的回答不仅表明三七分毛泽东已经是定论，而且不许翻案。 其三，今天怎么办？面对来自左右双方的意识形态争拗甚至社会撕裂怎么办？《人民日报》的回答很明确，中共保证不会重演“文革”，而且呼吁并告诫民众要以史为鉴，排除左右的干扰。 文章说，《历史决议》有力回击了借否定“文化大革命”来否定党的历史、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观点。而实际上，“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的国家日益强大，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不断健全，我们的道路越走越宽阔”，也从实践上否定了文革，所以“不会也决不允许‘文革’这样的错误重演”。 《人民日报》重申习近平对今天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因此，“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拧成一股绳，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排除一切干扰……把我们今天的事情办好，把我们的既定目标实现好。”也就是，坚决防范和抵制围绕“文革”问题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要毫不动摇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至于舆论场的左右混战，《环球时报》署名单仁平的评论《“文革”已被彻底否定》则给予“支援”——众声哓哓，不足为虑。“中国社会看待“文革”的共识远远大于分歧。彻底否定‘文革’，不仅是全党上下的认识，而且应当说是中国社会整体上相当稳定的共识。网上出现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也不足为怪。这些声音虽然有的调门不算低，但它脱离了中国人的现实关切，终究掀不起大浪。” 事实上，从某些细节上，人们便可以轻易读解到中共高层对左右的舆论混战也有意在表明不足为虑的态度。《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均为挑选在5月16日——标志文革爆发《五一六通知》通过当天，回应外界；而且《人民日报》署名任平的评论出现在4版要闻位置，篇幅不过1,500字，足见第五代意识中“文革”已非执政包袱。 (穆尧 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