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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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两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前的合作[转帖]

　　

　　人们一般比较熟悉国共两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后的合作关系,而对国共两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就产生并发展的合作关系却知之甚少。事实上国共两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前有过多次合作。
　　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法租界内勒路树德里30号国民党元老李书城家中召开的。李书城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骨干成员李汉俊的胞兄,是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在国民党中有较高的地位。李汉俊1918年从日本回国后,一直住在李书城家中。李书城倾向于苏俄革命方式,赞同李汉俊从事建立中国****的革命活动。当时,负责安排中共“一大”会场的王会悟想到李书城到外地避暑去了,房子空着,就去找李汉俊商量借用,李汉俊满口答应了下来。于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一大”就在李书城家中召开了。
　　1920年12月,孙中山通过广东省长陈炯明,邀请正忙于建党事务的陈独秀去广州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接到这一邀请后,征求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意见。李大钊向陈独秀去信表示赞成。于是,陈独秀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交由李汉俊、李达等人负责,于12月中旬由上海去广州,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
　　1921年8月,陈独秀由广州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书记,专做党的工作。不料,他于10月4日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寓所被法国巡捕房的巡捕逮捕。陈独秀被捕后,负责中共中央宣传工作的李达立即打电报请广州的孙中山设法营救。孙中山随即打电报给上海的法国领事进行斡旋。两天后,国民党要人褚辅成、张继出面将陈独秀保释出狱。10月26日,法庭判陈独秀宣传过激罚白银500两,同时交审判费100元。这笔罚款数目很大,李达只好请在上海的汪精卫设法解决。汪精卫又电请广州政府帮忙,后来在孙中山批准下,广东省银行汇给上海中华银行1000元给汪精卫,由汪精卫办理了结案手续。
　　1922年1月,2万多名香港海员在国民党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的领导下,为反对英国资本家的压迫、要求增加工人工资而举行了大罢工。****积极声援了这次大罢工。罢工开始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号召全国各地工会进行支援。京汉、京奉、京绥、正太、陇海等铁路工人成立了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上海民众在****员李启汉的领导下,进行筹款、游行,从而有效地阻止了英商招募新海员的阴谋。广东的****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热情接待香港罢工海员,大力宣传罢工运动,鼓励海员坚持罢工斗争。这些活动,极大地鼓舞了海员工人的罢工斗争,有力地支援了领导罢工的国民党和广东政府,使罢工取得了最后胜利。
　　国共两党在1921年进行了一次军事合作。1921年秋,孙中山在平定广西之后,准备联络川军进行北伐。而武汉地区****组织为了反对北洋军阀在湖北的反动统治,也准备联络川军向驻鄂直系军阀王占元、肖耀南部发动军事进攻。经商定,董必武以“湖北全省自治筹备处”代表的身份,启程前往四川联络。董必武和国民党人潘怡如、朱旭东一道赶赴四川。他们坐船到巫山上岸,正碰上鄂西军总司令潘正道和詹大悲率领的部队。于是,董必武协助潘正道指挥部队作战,辗转巴东、秭归、宜昌等地。到9月下旬,鄂西军和援鄂川军由于孤立无援,弹尽粮绝,开始败退。退到巫山后,董必武于危难之际代理鄂西军总司令部秘书长,王守愚任参谋长,率军在建始、夔府、施南一带活动。不久,潘正道因交涉饷械问题去重庆找刘湘,詹大悲去广东向孙中山汇报情况。于是,鄂西军和施南地方行政工作就由董必武、王守愚、潘怡如轮流负责。后来,他们因四川军阀与吴佩孚勾结而无法在鄂西立足,于1922年相继返回武汉。这是国共两党党员合作领导的最早的一次军事行动。在这次行动中,国共两党党员为实现孙中山的战略目标而四处奔波,血战疆场大半年。
　　1922年5月1日,****通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在广州成功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次大会得到了国民党人的大力支持。在与会者中,国民党人占多数,****人次之。这次大会使****第一次在全国形成了广泛的政治影响。
　　国共两党党员还合作创办了上海大学。上海大学是国共两党党员于1922年共同创办的一所革命学校。它的前身是私立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1922年秋,学校发生学潮,教职员和全体学生讨论后一致宣布驱逐校长,改组学校,最后恳请著名国民党人士于右任担任校长。10月23日,东南高师正式改组成上海大学。于右任到校视事后,邀请上海《民国日报》主笔、跨党党员邵力子担任副校长。1923年4月,经李大钊推荐,于右任又聘请著名****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任校务长,以负责学校行政工作。又聘请瞿秋白担任社会学系主任,陈望道为中国文学系主任,何世祯(国民党员)为学务长兼英国文学系主任,洪野为美术科主任。还聘请刘大白、茅盾、俞平伯、傅东华、田汉、叶楚伧、丰子恺、施存统、蔡和森、安体诚、张太雷、肖楚女、周建人、杨明轩、杨贤江、侯绍裘等国共两党党员及社会名流到各系任教。学校还设有特别讲座,国共两党的重要人物李大钊、恽代英、张继、马君武、戴季陶、杨杏佛、胡汉民、章太炎等都曾到该校讲演。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上海大学师生走上社会政治舞台,积极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总之,第一次国共合作前,****人和国民党人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合作。这种合作关系,既加速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又推动了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进程,因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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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默邨待如上宾的赵秉谷[转帖]

　　
　　日本帝国主义原想短期内灭亡中国，却很快陷入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汪洋大海,军费支出剧增，财政开始竭蹶，国内阶级矛盾加深。特别是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从中日战争中摆脱出来，全力对付太平洋战场上的英美对手，更加紧了对重庆国民党政府的诱降活动。汪伪集团秉其主子意旨，在与国民党特务组织打交道中，也频频暗送秋波。下面几个例子反映了日、汪伪与重庆国民党之间既利用又矛盾的微妙关系。

　　赵秉谷，一名冰谷，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咨询委员，调查科（即中统的最高组织机构）干事。1939年，丁默邨已出任76号的前台经理——特工总部主任，赵以老友与中统的关系，居然闯进76号，来看丁默邨。丁知道赵是做说客的，可是这时的丁默邨，早已利欲熏心，于是便把赵留住在高洋房的三层楼上，除每日款以大鱼大肉，以及赵平日嗜之若命的鸦片烟外，还替赵做西装，寄家用钱，真是要啥有啥，待如上宾。其实是把赵软禁起来，到汪精卫那里去表“功”，以示自己的“立场坚定”。赵之此来，确是衔陈立夫之命，对丁进行策反的，谁知丁默邨却来了这一手，好像蒋干（三国志上人物）到东吴那样，有话说不出口。可是每天是大土清膏，在外面哪里有这些享受，倒有些乐不思蜀之感，因此，这样的情况便也任其延续达半年之久。好在做特务的人，都像狐狸般善变的，赵觉得奉陈的命来说丁，目的既告失败，于是就掉转头来，以帮丁去通陈的姿态，来为丁效劳，因此在1940年汪精卫登台做傀儡之前，赵被释放出来了，一度潜回重庆。

　　1945年，丁默邨由社会福利部长调任浙江省长，赵在重庆似也得到陈立夫的默许，重来江南，再度去看丁默邨。这时的丁默邨虽在向军统头子戴笠大吊膀子，见到赵来，仍未忘情于“C.C”。以赵系通向“C.C”的桥梁，于是给赵以浙江省银行的肥缺，将一把浙江的金融钥匙交给了赵。赵本来也是两面卖空，现在有此奇遇，岂肯当面错过。好在陈立夫已向他点过头，乐得借此捞他一把。

　　胜利以后，丁默邨与周佛海、罗君强同受戴笠之骗，飞到重庆，软禁于白公馆。迨戴笠因飞机失事撞死在岱山，又把丁等解回南京，丁一看自己上了死人戴雨农的当，便回转头来又找旧欢，要家属找赵软求陈立夫帮忙。谁知这时的赵秉谷，你不去找他，他也要来找你，于是便利用他与陈、丁之间的三角关系，在丁的老婆赵慧敏面前，鼓起如簧之舌，百般恐吓诱骗，如陈立夫与他关系如何密切，如何信任，默邨的事非立夫出力，不能有望，非他向立夫说话，不能有成，结果丁默邨做了五年大汉奸，出卖了民族与自己的灵魂，搜刮来的民脂民膏，乃至赵慧敏的私蓄首饰等等，都一一跳进了赵秉谷的腰包。最后这个76号的外场经理、特务头子丁默邨，在人人皆曰可杀的舆论下，仍不免一死，于1947年枪毙于南京老虎桥监狱。据当时报载：丁逆在听说要执行时。顿时吓得面无人色，浑身发抖，站立不住。这时不

　　知他在杀人时的那般狠劲，到哪里去了?!过去有句俗话叫做：“昔日杀人者，人亦杀其头”，丁默邨是其例焉!

　　1945年，日本的侵略战争快打到穷途末路，颓势日显。附逆汉奸们开始急着为自己安排后路，好保全身家。丁默邨也积极与陈立夫、戴笠和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联系，通过

　　他们向蒋介石传达“决心以原样的浙江归还中央，决不让****抢去”。丁也的确与重庆方面合作，为军统提供过情报，还曾营救被捕的重庆特工。所以日后被捕审判时，陈立夫就曾为他开具过“为渝工作”的证明，吴开先、蒋伯诚也出具信函证明他曾“营救”他人。但他毕竟罪恶深重，虽然1945年8月下旬被蒋介石任命为军事委员会浙江地区军事专员，但9月30日旋即被捕。1946年9月从重庆白公馆解往南京老虎桥监狱，接受审判。

　　丁对被指控的汉奸罪行概不认账，反将自己标榜为忍辱负重的功臣。但铁证如山，1947年5月1日，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判决以其“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以死刑。7月5日，法警提出行刑时，这个平时以杀人为业的魔头，立即面色惨白，瘫软在地，只能被两名法警一左一右，夹持着拖走，待行至二门，已然神智不清，迹近昏迷。因此既无遗言，亦无遗书。

　　陈立夫的回忆录里，对丁默邨的死也略有提及：“丁默邨本来可以不死的，但有一天他生病，在狱中保出去看医生，从南京拘留所出来，顺便游览玄武湖……这个消息，被蒋委员长看到以后，……蒋委员长很生气地说：“生病怎还能游玄武湖呢?应予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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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世博会冲淡大萧条[转帖]

1933年，芝加哥世博会如期开幕。为了节省开支，主办方将会场地设在了密歇根湖岸边的伯纳姆公园，这块1．7平方公里的土地原来大部分是垃圾填埋场。在场馆的设计上，此次世博会也力求简洁，着力突出科学性，刻意避免繁缛的古典风格造型，以提供更多的内部空间。

对当时的美国人而言，芝加哥世博会不仅是一场视觉盛宴，更切实地影响到了百姓生活。 1933年的美国正处于经济危机的漩涡，美国几乎到处都上演着因失业而导致的惨剧。在匹兹堡，钢铁工人不得不打发自己的孩子到面包店里乞讨过期面包；在纽约，十几岁的女孩子甚至甘愿每天只挣20美分以保住工作。可想而知，当时的美国人是多么渴望得到一份工作。

在这种背景下，规模大、持续时间长的芝加哥世博会就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的就业压力。据事后统计，此次世博会由于在举办期间吸引了2000多万人次前来参观，给芝加哥市带来近4亿美元的商业利润，结果直接和间接地向社会提供了近10万个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是，当看到博览会上展出的各种新产品、新技术后，那些原本对生活丧失信心的人们也变得乐观起来，增加了战胜经济危机的勇气。据记载，当年为了吸引参观者的眼球，世博会期间还举办了各种慈善活动。当时，会场内的游览车可供参观者休息睡觉；许多展位前摆满了番茄汁、烤面包、火腿和鸡蛋等可免费品尝的食品，许多贫困者往往在排十几次队后大饱口福。11月8日，为了庆祝禁酒日的结束，主办方再次向公众提供大量免费饮品，结果一天中消费了1000桶啤酒和20万个三明治。

在这次世博会上还发生了一件趣事。原本默默无闻的迪斯尼公司创始人沃尔特·迪斯尼为了宣传自己的电影，将米老鼠、小矮人等卡通形象带到了展会上，没想到，这些可爱的家伙迅速征服了美国人的心。在那个寒冷的时代，人们实在太需要一些温暖了。于是在这次博览会结束后，迪斯尼公司的卡通电影迅速走红，即使那些失业者也宁愿省下几个硬币走进电影院。

芝加哥世博会主办方首要的目的就是集中展示美国工业生产中的成果。于是，工作中的炼油厂、电控拖拉机、牙膏装管线、面包生产线等统统被搬到现场，参展商还运用电影、立体布景、露天表演等娱乐方式吸引目光。同时为了扶持本国企业，本次世博会还向当时的工商业巨头敞开了大门，通用汽车、克莱斯勒、西尔斯百货等纷纷获准建造各自的展馆。到1934年芝加哥世博会第二阶段举行时，它对美国经济的刺激效果已初步显现出来。这一年，克莱斯勒公司将自己的汽车装配线展示给观众。在新产品的召唤下，人们开始掀起汽车消费热潮，从而极大刺激了美国汽车业的发展。正是借助于在本次世博会上的大出风头，克莱斯勒在1933年的产量就一举超过老牌的福特汽车。与此同时，美国的文化、旅游等行业同样借助世博会进入大发展时期。例如好莱坞电影、《读者文摘》等美国文化领域的拳头产品，就是在这一时期走向繁荣的。

不仅如此，几乎所有参展芝加哥世博会的国家都成为了受益者，因为正是通过世博会，世界各国的文化、产品得以广泛交流，提高知名度，增加销量，从而促进国际贸易发展。当美国的汽车业受到刺激的同时，其他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局面。 1933年上半年，据说法国道路上行驶的商用车有40％是雪铁龙汽车。而在日本，丰田公司的创始人丰田喜一郎在看到汽车的商机后，1933年他着手试制汽车发动机，开始了丰田公司制造汽车的历史。芝加哥世博会期间，中国、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日本、瑞典、乌克兰等国都拥有独立的展馆，各国都通过这个巨大的平台将自己的产品推向世界。当时，日本观光局特别设立办事处，在展馆里介绍日本风光，展示照片、图片、立体的模型，并且给参观者赠送礼物，热心推广日本旅游。当时的中国尽管经济实力落后，但也有一些特产在世博会期间广受欢迎。例如著名的湘绣，就曾在本次世博会上获奖。据披露，上海的鸿翔公司为本次展会选送了6件旗袍，最终获得银奖。当时的西方人非常喜欢这种旗袍。

芝加哥世博会有力地刺激了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复苏，被认为是一届“在危机中看到希望”的世博会。正因如此，为了纪念曾经的辉煌，至今在芝加哥市旗上的四颗星中，有两颗就分别代表了1893年和1933年世博会。

（摘自3月12日《环球时报》作者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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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毛泽东与厦门大学”说起[转帖]

　　

　　作者：谢泳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去年我写过一篇论文《胡适与厦门大学》，后来我在厦大一次关于胡适的讲座上，也讲过这件事。我的一个学生事后对我说，老师这个说法太勉强。我感觉他说得有道理。不过我们见到一条史料，想要做成文章，总要把话说得远一些。胡适一生没有到过厦门大学，我做那篇文章，只是在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看到一条史料。胡颂平听台静农说过，抗战前，厦大委托他向胡适说，想让胡适来做厦大的校长，但胡适拒绝了。上海程巢父先生最早和我提到这条史料，我就用来写了一篇论文，主要是胡适与厦门大学的间接关系，比如他和鲁迅、萨本栋、林可胜的关系，等等，还有就是胡适的父亲是在厦门去世的。我这篇论文发表以后，厦大一位老师看到了，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吃饭，他告诉我厦大一位老师曾和他说过，厦大当年也曾想请毛泽东来做教员。我顺便问一了一句：此说出自何处？他只说好像是梁启超说过的。

　　我们做文史研究的人，听到有些史料，总不免想知道出处。如果是梁启超说过的，我想不难找到。当时我的书多在太原，也就没有去多想。春节后，我把在太原的一些书运到厦门，忽然想到这条史料，就去找了一下。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因为听那位老师说可能是梁启超说的，我当时就想，这条史料很可能出在丁文江、赵丰田编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中，这是所有喜欢文史的人必备的一本书。因为知道这条史料可能出现的年代和相关人物关系，我很快就找到了这条史料。

　　1921年11月23日，舒新城给梁启超写了一封信，主要讲的是当时中国公学的事情。在信的最后，舒新城提道：“函询湖南自修大学，此事全由毛泽东一人主持，毛与独秀颇相得，且只在第一师范毕业，未必能来，即来亦无何种效用也。南开、清华望公努力进行，至于厦门大学缺教员，此时实无办法。”（第940页）舒新城和毛泽东同岁，都曾是杨昌济的学生，早年曾在湖南第一师范共事。

　　由这条史料可以看出，青年毛泽东当时已进入了中国主要知识分子的视野中。从舒新城的说法判断，他是有意介绍毛泽东到中国公学做事，但是因为“且只在第一师范毕业”，好像此事不好办。至于“厦门大学缺教员”一事，原来是厦门大学建校不久，厦大校长林文庆给梁启超写信，让他帮助物色教员。梁启超同月有一封给蒋方震、张东荪、舒新城的信中说：“林文庆新任厦门大学校长，旬日前有书至，托为物色国文、国史、地理教授三四人，吾已复书，谓若不以通闽语为条件，必能设法应命，但吾心目中现尚无一人，请公等即预备。”（第943页）舒新城提到毛泽东的那封信中，就是对梁启超让他为厦门大学物色教员一事的顺便回答。

　　我想那位老师提到的毛泽东与厦门大学的关系，可能就是来自这条史料。事实是毛泽东和厦门大学没有关系。舒新城信中提到毛泽东，主要是指他和中国公学的关系。但厦大老师注意到这条史料，我以为还是非常重要。

　　从蒋方震、舒新城、张东荪等人的往来书信中，可以注意到一个历史细节。此时张东荪已是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梁漱溟的社会地位也很高，舒新城也进入了社会名流行列。当时蒋方震有一信给梁启超，专门提到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的评价是：“此亦迩来震古烁今之著作，渠结末之告白，大与吾辈自由讲座之宗旨相合，先生与最近日内，何妨与南开确定一办法，将先生之历史讲义亦归为讲座之一，而再约漱溟也担任一座，震与君劢、东荪每各担一座。”（第941页）

　　到了上世纪40年代，张君劢、张东荪和梁漱溟都成为奔走于国共和谈间的重要人物。最后，张君劢出走香港，成为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留下来的张东荪不久因为一桩“间谍案”，永远退出了中国历史；而梁漱溟则从延安时期的毛泽东的对谈者，最后成为少有的敢和毛泽东公开冲突的知识分子，慢慢边缘化了；舒新城1949年后则只能编编辞典。从梁启超、张君劢、蒋方震、张东荪、梁漱溟到舒新城，当时哪一个不是胸怀大志？哪一个不是想改变中国历史的知识分子？那些早年社会声望远在毛泽东之上的中国知识分子，谁也没有意识到，他们书信中偶然提及的一位“师范毕业生”，不但最终改变了中国历史，也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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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去台前的最后七天[转帖]

　　

　　不久前,一位老朋友从台湾归来,他对我讲述了他随蒋介石最后离开大陆前往台湾的一段情节,同时带回一些有关的历史资料。蒋介石曾对他的部属说:“台湾是中国的!我们去台湾只是一次战略转移。”此后他在台湾一直到死并转到他的儿子蒋经国,始终坚持“台湾是中国的”这一论点。
　　1949年10月上旬。
　　那时节,中国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大半个中国,南京、上海已相继解放,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分崩离析,蒋军残部仅存5个军、3个独立师以及海军陆战队、装甲兵团和海上突击总队合计兵力约为12万5千人,龟缩于舟山群岛一带。中国人民解放军以第三野战军陈毅所部为主力,总计兵力为37万5千人,准备在江浙沿海作战,伺机直冲舟山群岛,解决蒋介石尚赖以支撑残局的那部分残军。
　　正在这时,蒋介石偕同蒋经国乘“太康舰”来到舟山,视察普陀防务。先是在国民党军浙东军区司令部只留一晚,次日即移居普陀山上的天福庵。当时浙东军区司令为丁治磐,他的司令部原设于普陀,后移驻江苏所属嵊泗列岛,以与舟山成犄角之势,往来于台海之间。丁治磐写有《普陀侍游》一诗,即记陪侍蒋介石到普陀山之事云:“胜迹先探紫竹林,无风琅琅送潮音。海山尽在烽烟处,谁识闲云一片心?”又有《飞定海放舟嵊泗》记述当时情景是:“便作飞仙侣,倏然不可留。摩天云欲响,拂日火如流。仆仆风尘外,依依沧海头。碧虚容去鸟,局促又孤舟。”只作无可奈何之叹了。
　　蒋介石到普陀山天福庵下榻,国民党浙东行署事先已布置警戒。浙江省浙东行署主任俞济民就在特务团中挑选精壮士兵一营,分布在天福庵正面及后山一带,尤以对四周海面严加戒备,岗哨通宵巡逻,如临大敌。可知蒋虽“借名山小憩”,其实心惶惶然,何得安生!但仍强作镇静。随后两天,他轻装简从,步行从前山紫竹林起,沿途经白华庵、普济禅寺、文昌阁、悦岭庵、常乐庵,直达后山的法雨禅寺。这些庵寺为蒋母生前常日礼佛之处,蒋也仿效其母所为,对每个庵寺布施功德钱,各给香银10元。这里有一段“插曲”:说是蒋介石偕蒋经国在紫竹林观音大士前礼拜时,求得一签。签文为:“直上高山去学仙,岂知一旦帝王宣。青天白日常明照,忠正声名四海传。”但此事在国民党浙江绥靖总部副总司令何志浩所写《风雨同舟望定海》一文中,则说法为:他本人于是年4月29日与蒋坚忍、蒋蕴青、陈叔同、赵世瑞等人“冒雨往普陀慰问伤患官兵,乘间一览名胜。叔同兄在普济寺卜问局势,占得八十签。诗曰:‘直上高山去学仙,岂知一旦帝王宣。青天白日常明照,中正声名四海传’。”何志浩还就此写有《普陀行》长诗一首,其中有句道:“焚香卜兆得佳签,安稳舟山定无事。”而此时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已彻底崩溃,蒋本人及其部属惶惶不可终日,不过借问卜求签以安慰自己而已。蒋得的签末句原为“忠正声名四海传”,到陈叔同所求,签文却变为“中正声名四海传”,直接露骨吹捧蒋介石(“中正”是蒋介石之名)。假而又假,自欺欺人,留作一段历史笑柄。
　　1949年10月11日,蒋介石转到定海。谷正纲随行。13日,谷正纲以蒋介石的名义在航空招待所召集滞留定海的国民党政府党政人员谈话,他透露浙江军政决定同时改组,说是“以加强舟山群岛之防卫工作”。他还深有感触地说:“过去党工同人办理农工渔会多为‘白脚梗’指挥‘黑脚梗’。今后必须体认时势,要与赤脚同志打成一片,避免劳动同志为共军所用。”谷正纲所称“白脚梗”是指坐办公室的那些官僚或公务员;“黑脚梗”即指赤脚劳动人民。到这时他们才知道,主政者必须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必致败亡。古训云:“得民者昌,失民者亡。”此云谓也!
　　国民党浙江军政改组后,由石觉继任舟山防卫司令部司令官兼浙江省主席、浙江绥靖区总司令,总揽军政大权于一身。在此前,蒋介石已决定从舟山撤退,将残部集中到台湾去。他写有一封亲笔信派由蒋军副总参谋长郭寄峤(参谋总长为周至柔)、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和海军代副总司令马绍庄3人代表陆、海、空军将信直接送到定海,郑重而又机密地面交石觉,以此为部队撤退的依据。

　　信中说:“此时防备匪机(按:这是蒋介石对我解放军空军飞机的蔑称)突然来定(按:指浙江定海)轰炸我运输船舰,比防范其陆军渡海来攻本岛至为重要。故应从速准备,以防万一。关于运舰遇有各种情况发生,须有一海军高级将领具有充分权力,在当场得以立即处置紧急事故,以免重大损失。故余(按:蒋介石自称)意:凡到定海之军舰、战船,必须指定马代副总司令(按:即马绍庄)统一指挥。而马代副总司令则须受石兼司令官(按:指石觉)指挥。必须建立如此指挥之系统,方不致临时仓皇,以免纷乱。务望想定各种不测之情况,以期减少损失至最少限度,是为至要。‘中意舰’只停泊,不可太挤,总以疏散为宜。故部队开始登舰,亦以络续行之为妥,不可太迟。明日即应开始登舰,并期于本月十五日至迟十六日上午必须完成全部工作,是为至要!”
　　蒋介石其人一向刚愎自用,听不得他人的意见,也从不尊重他人,特别是对其部属尤为苛刻、严厉。经过几年内战,中国人民解放军把他打得“焦头烂额”,也把他打得“谦虚谨慎”起来了。像这样的亲笔信,用些与部属商量的口吻,在蒋介石一生中尚不多见。他在大陆这最后几天中,名为“借名山小憩”,其实忧心忡忡,日夜不安,布置一切,做撤离定海,逃往台湾的准备了。
　　当时定海并不安静,尤以金融市场一片混乱。有一位浙江省党部委员王惠民写的《离开杭州到舟山撤退》一文中提到:他坐船到定海,在码头上岸,“三个朋友在某饭馆饱餐了一顿,花去银圆一枚。当时的银圆与金圆券的比率是1与32万元之比。换句话说:这一顿中饭,花去32万元。此后一篮钞票拎出去,只能在菜市场买回一篮蔬菜,且很少荤腥。现在想起来,可说是奇事。”由于钞票贬值,商家拒收,买卖非银圆不可,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都无可奈何。经济的全面崩溃,随之而来的就是蒋介石政权在大陆的彻底败亡。

　　蒋介石政权在大陆的残部于17日上午8时开始撤退。撤退前关闭通信,封锁交通,控制码头,掌握船舶,全面戒严。先是陆军各兵团移为海上两栖作战兵团,另由海、空军护航,仓皇驶过台湾海峡。至20日到达台湾的部队及随行人员约12万5千人,战车121辆,各型车辆180辆及各部队的武器装备,号称“15万人大撤退”。指挥这次大撤退的石觉,因此在蒋军中“名声大振”。但是到台湾后不久,他却被解除兵权,改任考试院铨叙部部长,做个文职闲官。这是因为石觉是广西桂林人,凡是广西人在蒋介石眼里,都与李宗仁、白崇禧一样反复,不可信任。所以广西籍人在台湾当时的处境,并不好过。而其他跟随蒋介石撤到台湾的官员人等也各有难言之苦。如署名林建中者发表的《杂感》诗中有云:“落日西风画角哀,故宫非复旧池台。南来名士多如鲫,屈指谁为济世才?”“东篱霜冷近重阳,怕上高楼望故乡。不为新来腰力软,但愁揉断九回肠。”又有《避乱抒怀》:“义不帝秦业,愀然投海涯。地悬扬子口,宅傍鲁王家。蟹屿渔收网,螺门浪拍沙。苍茫烟水阔,何处望京华?”还有如李克恭所写,则不胜哀叹:“笙歌惊转江南梦,风雨凉如浙岱秋。窗外凤凰花袅娜,不增安慰只增愁。”时间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许多往事已逐渐淡忘。但是曾经滞留和至今仍生活在台湾的人,他们和他们的子孙都必须记住这句话:“台湾是中国的!”更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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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一句话 百万德国女人被苏联红军轮奸 [转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六十多年了，近几年来有人著书称，苏联红军在攻陷德国后曾大肆强奸德国妇女。据估计，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被苏联红军强奸的德国妇女总数在两百万以上。

　　斯大林：血债要用血来还

　　强奸是人类文明所不齿的最丑恶和野蛮的行径。因为它无视人类自身的尊严和价值，因为它以强凌弱摧残生命，更因为它的受害者是生养人类的女性。由于这些原因，文明社会对强奸行为的惩罚从来就是严厉的。

　　1945年4月30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

　　希特勒的冲锋队在进攻波兰和苏联时，所到之处，不仅强奸了很多当地的妇女，而且设立了大批公开与非公开的妓院，强迫这些妇女“慰藉”德国官兵。愤怒的斯大林在反攻开始时曾说：血债要用血来还。

　　《柏林：一九四五年沦陷》：柏林十三万妇女被强奸

　　或许是受斯大林的激励，苏联红军也强奸了德国妇女。2002年，英国人军事历史学家安东尼·比弗出版了《柏林：一九四五年沦陷》，这本书是根据俄罗斯档案中一些未经公开的材料、德国、美国、法国和瑞典的战争档案，以及受害人的忆述而写成的。

　　比弗在书中指出，在差不多三年多期间，苏联红军由普鲁士和纳粹德军作战并攻打柏林，估计共有二百万名妇女被奸，其中有些更是被人轮奸。单在柏林，就有十三万妇女遇害，其中有一万人因不堪打击自杀。

　　被强奸的妇女在战后由于受惊过度，一直都不愿再提起这件事，由于红军被视为将德国从纳粹手上解放出来的英雄，他们犯下的罪行被视为禁忌，无人敢再提。而比弗也收到很多受害人的信件，其中部分人还讲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例如有些妇女不想落到红军手上而自杀，有人因奸成孕，感到羞辱而将亲生女儿杀死，还有学校女生集体自杀。

　　英国人比弗是军人出身，后来转当作者，著作中包括讲述西班牙内战，和有关二次大战的书籍。他表示苏联当年对红军的暴行视若无睹，是要报复纳粹德军强迫苏联和乌克兰少女做军妓。

　　受害人公开历史

　　《柏林：一九四五年沦陷》已在英国发售，被俄罗斯驻英大使指为“侮辱”，俄国军事专家并否认书中内容，但不少当年的受害人看过书后，再度勾起多年前的伤痛，并公开这段被人忽略的历史。

　　当年被苏联红军强奸的玛尔塔现在已八十多岁，她将抑压多年的悲痛往事公开：“他们(红军)发现我时，叫我埋葬已死的希特勒青年团尸体。有六名红军将我推到墓地旁边，然后一个一个轮着强奸我。”她重复说：“我并没有说谎，我没有，你一定要相信我。”

　　由于红军享有崇高地位，很多妇女都恐怕没有人相信她们的说话。一名移居到英国的德国妇人说：“我原本想写一本自传，但没有人相信我的说话，我想我自此后便有少许神经失常。”

　　有些妇女在多年以后还未能接受这段痛苦的事实。一名受害妇女说，一名红军战士尝试**的母亲，于是她抢了那名军人的枪，企图勒死他。但事实是她并没有勒死那名红军，反而被红军强奸了，只是她至今的创伤还未平复，所以希望用谎言欺骗自己。

　　《柏林女人》：女记者被轮奸

　　2003年，德国女记者玛塔·希勒丝在1945年柏林沦陷期间撰写的日记《柏林女人》再版，书中以作者的亲身经历证实：1945年德国沦陷之后，苏联红军曾强奸了无数孤苦无助的德国妇女。

　　1945年，希勒丝刚刚三十岁出头，依然单身，家住东柏林。德国沦陷之后，由于害怕，她躲进了自家的一间地下室里。4月27日，一群苏联士兵在地下室里发现了她，立即七手八脚地把她拖到走廊里轮奸了她。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希勒丝凭借一口流利的俄语，以自己的身体作为条件，找到了一位苏联高级军官做靠山，侥幸地活了下来。希勒丝在书中说，她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生存。
　　自从冷战结束和德国统一之后，历史学家似乎十分热衷于创作一些披露德国悲痛往事的作品中，尤其是德国妇女遭到苏联士兵大规模强奸的所谓事实。然而，俄罗斯人对这些作品却义愤填膺。这些作品甚至引发了柏林与莫斯科之间激烈的外交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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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后裔”几乎无孔子基因[转帖]

　　在遗传学家眼中，不少人津津乐道的“孔子后裔”这个概念并不存在。日前，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基因工程室博士生导师严家新在《环球科学》上撰文指出，每个人的祖先数目都随世代增加而呈几何级数递增。上溯10代，应有约1000个祖先；上溯20代，应有约100万个祖先。理论上，第20代孙的每个人都有均等的机
会，从这100万个祖先各继承百万分之一的遗传物质。
　　就“孔子后裔”而言，孔子的第6代后裔只继承了1/64的“孔子基因”，其余63/64都来自外姓祖先。以此类推，孔子的第10代孙只继承了约千分之一，第20代孙只继承了约一百万分之一，到目前的第80代，就只继承了约1亿亿亿分之一的“孔子基因”——这个数字与0有多大区别？

　　对于严家新的观点，一些孔子后裔认为，“孔子后裔”的提法更在于文化内涵，从纯科学角度追溯毫无意义，谈论“孔子后裔”只是增加一重归属感。严家新则表示，他拿“孔子后裔”来说事，目的是提醒大家：整个社会应当淡化姓氏的概念，社会学界对“姓氏文化”的研究，应立足于文化传承，而不是荒诞的“血统论”暗示。
　（《新民晚报》3.7　李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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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诒和：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 [转帖]

原载《南方周末》

2008年春夏之交，谢泳从厦门出差到北京，我约了几个朋友一起吃早茶。边吃边聊，你一言我一语，无主题地东拉西扯。坐在身边的谢泳低声对我说：“最近，我看到一份关于聂绀弩的档案材料，很吃惊。”

我问：“吃惊什么？”

他说：“聂绀弩的告密者，主要是像黄苗子这样的一些朋友。”

我瞠目结舌，半天回不过神来。事情太突然，太意外，太恐怖！

谢泳说：“告密材料一直汇报上去，罗瑞卿批示：‘这个姓聂的王八蛋！在适当时候给他一点厉害尝尝。’”

难以置信！我的脑子全乱了。

一年后，我在2009年2月刊纪实版《中国作家》杂志上，看到了谢泳所说的《聂绀弩刑事档案》(简称“聂档”)，全文十余万字。作者寓真，系山西省资深政法工作者。他用事实说话，以解密了的档案材料为凭，系统又完整地揭示出聂绀弩冤案的****。

“去马来船相上下，长波大浪与纵横”（聂诗），我一口气读完，大恸，大悲。泪如大河，决堤而下。

文中之人，我大多认识，甚至很熟悉。但一部“聂档”使他们的面孔变得模糊不清，甚至陌生起来。事实就摆在那里，一切都是无法回避，也无可辩驳：长期监视、告发聂绀弩的不是外人，而是他的好友至交。我必须认同作者的结论——聂绀弩入狱不是红卫兵扭送的，也非机关造反派捣鬼，而是他的一些朋友一笔一划把他“写”进去的。

诗人邵燕祥看了“聂档”，内心非常沉重。他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说：“今天的年轻人，看国外警匪片、国内电视剧，处处有线人、卧底、‘无间道’，谍影重重，英雄孤胆，看得紧张过瘾，甚至心向往之。他们想必是想象自己处于‘正方’，才能这般心安理得。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父兄一不是杀人放火的黑道，二不是走私贩毒的帮伙，却在很长时段里，曾经生活在被监控、被告密的恐惧之中……”（《牢头狱霸的前世今生》，载《南方都市报》2009.3.5）

聂绀弩戴上右派帽子以后，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于1960年冬季返回北京。告密行为是从1962年开始的。也就是说，聂绀弩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通过身边的人及时汇报上去，并进入专政机关的档案的。长年累月的告发检举，聂的问题性质日趋严重。

依据事实，寓真把检举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戴浩（湖北人，电影家）、向思赓（湖北人，曾参加左联，1949年后为中学教师）、吴祖光（戏剧家）、陈迩冬（作家、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钟敬文（教授，民俗学家），他们与聂绀弩有着密切往来，到了“文革”时期，在人身自由被限制的情况下，被迫写有交代检举材料。另一类是几年来（1962—1967）一直“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包括王次青（先后在出版总署和版本图书馆工作）、黄苗子等。

1962年9月12日递交的第一份密告材料开头是这样的：“我昨天去找了聂，与他‘畅谈’了一阵……一个晚上我得到了一点东西，破去不少钞，总算起来在20元以上了。兹将他的谈话，尽最大真实地记录下来。”这第一段话里，单是“畅谈”、“破钞”以及“尽最大真实地记录”几个词组，其主动性就不言而喻了。一共写了10页。这里截取聂绀弩谈论反右的片段：“你要杀人，你就杀吧，但是杀了以后怎么办？章伯钧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只要对国家、对大局有好处，你们要借我的头，我也很愿意。’要借我（指聂）的头，我也愿意，可是我话还是要说的。（着重，声激愤）现在搞成什么样子，他们要负责，全国都要负责，只有我们不负责，只有我们（手指连敲桌子）！”不得不佩服人家的记性和手笔，写得形神兼备。

由于坐探当得出色，到了1964年，聂绀弩的反动言行和写作，就被频频搜集起来，摘编成专政机关的简报送到了高层。告密者行文如操刀，字字见血，刀刀入肉。于是，就有了那个“王八蛋”的批示。罗瑞卿还批示道：“聂对我党的诬蔑攻击，请就现有的材料整理一份系统的东西研究一次，如够整他的条件……设法整他一下。”

到了1966年春的“文革”前夕，聂绀弩的“反动”言论已有上百页之多。内容有关于写作的，有关于文化的，更多的是对时局的议论。2月18日的材料汇报聂的言论如下：“现在农夫也不好当。从前的农夫向地主纳了地租之外，那块地怎么种，他有完全的权利。现在的农夫一点权利都没有……这样的制度是无法搞生产的。”“现在主要问题是人的权利问题，自由问题……”

像聂绀弩这样的在野文人、失意墨客、当代清流，即使发配北大荒，也不可能“出世”。他们打探的是朝廷，挂念的是天下，感兴趣的是政事。聂绀弩只要与同类聚会，三杯酒下肚，那议论与牢骚就一起冒出来了。他思想敏感，独具慧眼，在惊人之语中，有深刻，有调侃，也有偏颇。这是中国文人需要的心理安慰，也是十分渴望的精神释放。

都是几十年的朋友，都是头戴右派帽子，都是有才气的文化人，谁防备谁？

时局尽管紧张，无奈聂绀弩是“潭深千尺歌尤好，酒满三巡肉更香”（聂诗）。好友加好酒，他说话就越来劲，话的分量也就越重。

1965年8月4日，几个人在聂家一起吃晚饭。饭后，聂绀弩谈兴来了，大放“厥词”。他说：“有许多事情，我们会觉得奇怪，你想：一个普通人，总不能不看报纸吧，天天看报纸都看到自己怎样伟大，怎样英明，你受得了受不了？从个人来讲，不管怎么伟大英明，也总有不伟大不英明之处。从党和组织来说，不管怎样正确也总有不正确之处。都好了，都对了，都正确了，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完了。这是不可能的，是不辩证的。”

我看得出来，寓真公布的档案材料是经过严格挑选、细心铺排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那些异常激烈的言论，其实并未刊出。聂绀弩和我父亲（编者注：章伯钧）一样，在私人聚会的场合，会直呼其名，会拍桌子瞪眼睛地大骂，还会讲脏话。出语刻毒和文风犀利是等量的，都是思想光芒的投射！这才是聂绀弩。

聂绀弩怎么会和这样一些人往来？理由太简单了：因为他只能和这样一些人往来，就像反右之后我的父母只能和罗隆基等人往来一样。

1961年，聂绀弩刚从北大荒回京。为自己的工作安排，特意拜访老朋友、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邵荃麟。邵接待了他：斟了一杯酒，送了两包烟。随后说：“老聂，你不要再找我了，你的事我做不了主啊。”后来，聂绀弩写下这样的诗句：

空屋置我一杯酒，也无肴核也无糖。

其时三年大灾害，谁家有酒备客尝。

举杯一饮无余沥，泪落杯中泪也香。

临行两包中华牌：

老聂老聂莫再来，我事非尽我安排。

独携大赧出君门，知我何世我何人！

知我何世我何人——读着这样沉痛的诗句，我能想象出聂绀弩的狼狈与赧然，能体味到他内心的屈辱和愤然。现实的处境及困顿，他只得与同类为伍了。

因为都以现行反革命罪入狱判刑，我与聂绀弩是难友。1978年我出狱后，在聂家有一次痛饮和畅谈。我与他互相交换“案情”。

他问：“小愚，你是因为什么进去的？”

我说：“两条，一是反动言论，二是写反动日记。”

聂大笑。说：“好哇，小愚和我犯一样的罪。我是说反动话，写反动诗词。”

我说：“我的反动话，主要是攻击江青。”

聂大悦。叫道：“李大姐（编者注：章诒和之母李健生），小愚和我恶毒攻击的是一个人！来，为了这个，我们要单独喝一杯。”

我告诉聂绀弩：当时专政机关认为，章诒和光有别人检举的反动言论还不够，要把她钉死在罪行上，还必须有文字。于是，指使剧团造反派出面抄走了我的所有日记、札记、手稿，共17大本。他们终于找到所需的证据。白纸黑字，跑不掉了。聂绀弩也如此！

“王次青写的检举材料，主要是关于聂的言论”，还需要白纸黑字的东西。这东西，就是诗了。诗是要人欣赏的，特别需要有鉴赏能力的人欣赏。所以，聂每有新诗，都要出示于人或寄赠好友。

黄苗子既是识者，又是好友。“聂绀弩赠诗较多的是给黄苗子，但送给黄的诗篇，不知为何都进入了司法机关。”

可惜，公安机关的人不懂诗，于是上面又指示：“这些诗要找一些有文学修养的人好好解释解释，弄明白真实的意思。若干典故也要查一查。”

诗无达诂，古体诗含蓄、工整、优雅，内涵无穷的寓意。你可以从正面理解，他可以从反面来分析。大量的聂诗，找谁来破译？公安机关负责人还是聪明，说：叫诗的提供者来当诠释者。黄苗子也没有辜负他们，把每首诗里的“反意”都抠了出来。书中，寓真列出许多首诗。这里，仅举三例。

冰道

冰道银河是又非，魂存瀑死梦依稀。

一痕界破千山雪，匹练能裁几件衣。

屋建瓴高天并泻，橇因地险虎真飞。

此间多少降龙木，月下奔腾何处归。

这首诗作于北大荒。前面六句是描写利用冰道运送木材。问题是最后两句，大意是：当年为了保卫大宋江山，杨家将费了许多劲，去找降龙木，降龙木这种宝贝在北大荒这里却有的是。意指在那里劳动的“右派”都是天下奇才。但是，在这月色茫茫的夜里，一任它在冰道上滑走，它们将滑到哪里去呢？

吊若海

铁骨钢筋四十年，玉山惊倒响訇然。

半生两袖多奇舞，一死双冠够本钱。

不信肠癌能损尔，已无狱吏敢瞒天。

只身携得双儿女，新妇飘零何处边？

若海是指黄若海，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员，1957年的“右派”兼反革命，在劳改中患肠癌，于1960年死去。诗意是：40年来你的身体像铁骨钢筋一样结实，可是忽然就死去了。你这半生是个演员，剧演得好（多奇舞），死的时候又戴着“右派”和“反革命”两顶帽子，真是够本钱了！我不相信单是肠癌就能要了你的命，是那些“狱吏”平日不早向上面报告，不替你医治，才使你丧了命！直到你死了，他们再不敢隐瞒上面了。可怜的是你那孤孤零零的妻子带着一双儿女，他们在这茫茫人海中飘零到哪里去呢？

轱辘体之一

紫伞红旗十万家，香山山势自欹斜。

酒人未至秋先醉，山雨欲来风四哗。

岂有新诗悲落木，怕揩老泪辨非花。

何因定要良辰美，苦把霜林冻作霞。

1962年秋，聂绀弩与麦朝枢（“民革”成员，戴过“右派”帽子，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等游香山，麦以诗寄聂，中有“紫伞红旗十万家”之句，聂取之作轱辘体五首，这是其中一首。这首诗似有所指，有可能是影射国际或国内形势，主要意思包含在后面六句。大意是：在这深秋的时刻，秋风飒飒，山雨欲来的前夕，面对这落叶萧瑟的景色，伤感得写不出诗来，也怕拭清我这昏花老眼去辨认那些是非。秋天就是萧瑟的秋天，可是有些人偏要把它说成是美丽的，矫揉造作地把木叶冻作彩霞来装点这萧条世界。

有了言论，有了文字，罪证齐备，抓捕聂绀弩的日子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他是有预感的，钟敬文也劝他焚诗，聂绀弩有些慌张，开始烧诗，还跟别人（如黄永玉）打招呼：“你就骂我好了。骂我什么也没关系……说顶讨厌聂某人也可以，但你不必提到我做诗呀！”然而，一切都晚了。“四顾茫茫余一我，不知南北与西东”（聂诗），处于绝境的诗人，感到深深的孤独。

用文化人监视、告发文化人，决不是我们这里才有的，也非今天才有。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不少审查官就是19世纪俄国作家。在德国，著名的海德格尔就对老师胡塞尔实施“无形”迫害。我们国家自先秦以来就有了告密制度，最有名的则是朱元璋的锦衣卫。

极权制度是制造告密者的根源，统治者希望每一个人都是告密者，而每一个人又都可能被告发。这样，朝廷才便于监视和控制，政权才能有效打击异端，及时翦除异己，以巩固统治。

“文革”期间的告密行为是在“革命”“正义”的旗帜下进行的，只要能够保卫红色江山，无论怎样告密，采取何种方法，哪怕是告发父母，哪怕是暗中窃听，都是好样的，也都是“合法”的。所以，告密者毫无负罪感。有关部门所网罗的告密者，大多是有特长、有才气、有成就，也有些名气的人。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可能接触到政坛人物、思想精英和文化大家。一旦你被盯上了，那么政治厄运就悄然逼近，自己还浑然不知。

这里，我还要说一句，黄苗子永远不知道，就在他监视密告聂绀弩的同时，也有一个文化人在监视密告他。

的确，聂绀弩平反后，依旧和告密者往来、吃饭、聊天、唱和。难道他不知道是谁出卖了自己吗？不知道黄某人曾给自己注诗吗？我知道他知道，他完全知道。

1982年10月25日聂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这样写道：“我实感作诗就是犯案，注诗就是破案或揭发什么的。”

我是过来人，对此深有体会。比如预审员问：“你说过周恩来喜欢孙维世吗？”一听，立马知道这句话，我是在什么场合、什么时间讲的，又是谁检举的。聂绀弩当然清楚谁是告密者。那为什么他毫不“计较”呢？

作者寓真有十分中肯的分析：一个原因是戴浩、向思赓、吴祖光、陈迩冬、钟敬文等人的检举是在“文革”中聂绀弩遭关押后，被迫写出的。另一方面是由于聂绀弩的超凡绝俗，大度豁达。但是，我认为他的淡然处之，是因其内心有着更深的痛与苦，不可对人言的痛与苦。事情不是那么简单。聂绀弩出狱后，常常突然不讲话，一连数日向壁而卧。有一次，聂的夫人周颖来找我的母亲，说：“你快去看看老聂吧，我实在拿他没有办法了。”

母亲带着我去了。聂绀弩翻身起床，并打发周颖去买熟食。周离开房间，一直沉默的他劈脸问道：“海燕（聂之女）的自杀，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

母亲沉默。

“你知道海燕的遗言吧？”聂绀弩问。

“知道。”母亲答。

“她在纸上写的那句话，我会琢磨一辈子，除非我咽气。”

母亲劝道：“老聂，你不要这样，事情过去了。”

“李大姐，你怎么也说这个话！事情能过去吗？”他用手不停地戳着心脏部位，自语：“永远过不去。永远过不去！”

母亲不做声。

“你不说，我来说！她的遗言就是她的死因，李大姐……你说海燕发现了什么……”母亲听不下去，伸出一只手掌，断喝道：“老聂，不要讲了，我不许你讲。”

所有的人都哭了。有的事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惨苦，而聂绀弩每日每夜地面对这个惨苦。你说，他还有心思去“计较”别人吗？聂绀弩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很苦。

“圣朝愁者都为罪，天下罪人竟敢愁”（聂诗），他在世，坚不可摧，他死后，精魂不散。

聂绀弩去世后，出卖他的人写怀念文章，那里面没有一点歉意。

人在阴影中呆久了，便成了阴影的一部分。有些东西靠生命和时间，是无法带走和冲洗干净的。即使抹去了，想必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以另一种形式与我们不期而遇。

2009年3月泪书于北京守愚斋（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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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对维护国家统一贡献巨大 [转帖]

演讲人：杨义（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

演讲题目：中华民族的生命之根

演讲地点：中国第三届文博会（深圳）

　　汉字的创造，对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对民族的万世长存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因为我们使用象形文字，文字形态比较稳定，文字史也
就蕴含着民族认同的历史。

　　秦汉时代、唐宋时代和我们现在，说话发音不能说没有变化，但是古今一贯的文字形态把我们的历史紧紧地串起来了。中原和江浙、闽粤，讲话的方言有很多，互相听不懂，如果用拼音字母做我们文字的话，广东就得有客家话、潮汕话和广州话三种文字。再加上上海话、宁波话等，就有更多文字。先父当年到北京，不懂北京话，就写字与传达室老人“笔谈”，给我印象很深。

　　相反，拼音的方法容易在会话语音变动的隔膜中产生民族的离心力。欧洲为什么小国林立，不能排除它们用拼音文字的原因。像德国和比利时的语言，或者荷兰和英国的语言，它的距离并不比中国北方的语言和广东话距离大，但是因为用的是记音，所以他们国家间很难维持统一性。所以，汉字是人类文化史上一个非常宝贵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史上非常值得珍惜的传家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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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韩国如何宣传中国抗美援朝[转帖]

朝鲜战争已经过去了56年，朝鲜半岛局势仍然紧张，分裂依旧，统一遥遥无期。重新回顾审视有关各方对于朝鲜战争的解释，也许有助于去伪存真，求得历史的真意。
中国人都认为，正是因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参战和巨大牺牲，才保住了金日成政权。中国志愿军长驱直入，将以美军为首的十六国联军击溃三百多公里，收复被沦陷达49天的朝鲜首都平壤，并进而攻占汉城。但是历史的解读却因国因人而异，千奇百怪，辜负了36。6万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莫大牺牲。
关于战争起因，朝鲜认为，“1950年6月25日，美国及其走狗挑起了战争。”“美帝国主义长期加紧进行了侵略战争的准备，唆使李承晚傀儡集团终于发动了全面的武装进攻。”而韩国、美国等许多国家认为，朝鲜率先进攻，越过三八线，试图统一朝鲜半岛，中国军队于是介入，酿成三年血战。
朝鲜教科书和许多资料宣传，朝鲜战争是金日成独力率领朝鲜军队赶走美国人。“在金日成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朝鲜人民军击退敌人的突然进攻，转入反攻，并以连续打击和围歼战置敌人于被动地位，在短时间内解放了南朝鲜的广大地区。全国军民为金日成主席精力充沛的领导所鼓舞，发挥了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集体英雄主义，痛歼敌人，终于取得了祖国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由此可见，许多朝鲜教科书和许多资料并没有宣传中国志愿军的流血牺牲，而是归功于“金日成主席”和他领导的朝鲜军民。尽管朝鲜版的《金日成将军和彭德怀司令》一书提到了志愿军，但是里面描述金日成对彭德怀说:“我们的战士都有和美军作战的经验，他们可以直接帮助你们指导你们。”请看清楚，这里是“直接帮助你们指导你们”。
三八线以北、朝鲜一侧板门店一千多平米的停战签字会场，是志愿军连夜建造的。有人看到，如今陈列室里数以百计的图片中，竟然找不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任何身影。当中国旅游者问朝鲜导游志愿军代表在哪里的时候，一脸迷茫的朝鲜导游很奇怪的回答:“他们也参加停战签字了吗？”对于这种回答，相信每个为志愿军深感自豪无限骄傲的中国人无不心酸含悲。当然，中朝两国领导人会晤也说“鲜血凝成的友谊”，但是绝大多数朝鲜群众根本不知所以。
当年美国和韩国为了瓦解中国军队的斗志，制作了很多丑化歪曲中国的宣传品试图降低志愿军的士气，但由于对中国国情的不了解，大部分宣传实际上并没达到预想的效果。韩国三八线附近的临津江有座志愿军炸毁的桥梁。我看到，这里的宣传材料极尽渲染中朝军队的无能，将俘虏照片醒目示众，宣传资料把朝鲜半岛不能统一归罪于“100万中国军队以人海战术向前推进”。
正如有人说，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朝鲜战争更是如此。那段历史已经走远，数百万人的鲜血在不同政治团体和国度进行不同的解读，这就是历史。只是对于经受过这场战争创伤、付出惨重牺牲的中国人民来说，任何有辱牺牲的说法都未免不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