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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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朝边境：外国记者冒险园[转帖]

在中朝边境上，鸭绿江、图们江、丹东、集安，这些熟悉的名字因为半个多世纪之前的那场战争早已镌刻在了世界的记忆中。如今，这些承载中朝友谊的地方，却成为境外记者制造涉朝新闻的冒险园。

外媒关注鸭绿江两岸

江水碧绿，山峰延绵。初到鸭绿江畔，很难想像这一弯平静流过的江水就是中朝两国的边界线。“丹东和对面的朝鲜新义州，虽然相隔只有一座鸭绿江大桥，却是两个遥远的世界。”来自日本东北大学的佐藤向《国际先驱导报》讲述起他游览鸭绿江的感受。
“对面朝鲜山上只有光秃秃的石头，而丹东这边山上树木密密麻麻，沿岸葡萄园一望无边，工厂的烟囱矗立，特别像我的家乡静冈。”佐藤注意到了鸭绿江两岸自然景观的差异，朝鲜近十年来粮荒不断，山上的树木也被砍伐掉种上了庄稼，如今却只剩下了光秃秃的山梁。
夜晚的鸭绿江畔，也难以回归平静。江边烤鱼的香味随风迎面扑来，商贩们的叫卖声也不绝于耳，朝鲜的钱币、印有金日成头像的宣传画册和朝鲜族服饰则是旅游者的必选纪念品。而让佐藤峻彦印象最深的是“丹东这边是不夜城，对面新义州却只有星星点点的亮光”，他还转引中国导游的话说，“那些亮光的地方安置有朝鲜领袖金日成的铜像，那是绝不可以熄灯的地方”。
佐藤时常给日本一些媒体写一些关于朝鲜的报道，在他的眼中，鸭绿江隔出了两道风景，“一边是平房里面带菜色的哨兵，一边是现代化的摄像头”。

境外记者日韩居多

“我们最火的节目是沿江漂流，保证你可以最真切地感受朝鲜风情。”丹东一家旅行社的金哲女士在电话里向《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推销起旅游项目。所谓的“沿江漂流”就是乘坐快艇沿鸭绿江的中国一侧疾行，十几公里大概只需要花费五六十元人民币，而这笔费用却要超过一个朝鲜人的月收入。
金哲还透露，每年该旅行社都要接待许多境外记者。“这些国外记者对什么都好奇，总是问个没完没了，相机也不停地拍。对他们来说，任何一件小事都可能变成大新闻登上报纸。”无疑，中朝边境已经成了海外媒体管窥朝鲜的“门缝”。然而，一些外媒就把在这个“门缝”里看到的零星的表面现象，进行想象和歪曲演绎，制造出一条条所谓“新闻”。
韩国《朝鲜日报》3月17日一篇题为“北韩严打情报外泄，中朝边界首当其冲”的报道主要来源于中朝边境地区。该报道称，朝鲜从年初就停止一切华人和亲戚对平壤的访问，把旅游目的地限定在新义州一处。而在朝鲜边境地区与外界联系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很有可能被没收笔记本电脑或手机，并被指控为间谍而遭到逮捕”。
香港《大公报》2008年11月16日的报道透过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一家废品收购站的情况，认为“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朝鲜和中国的边境贸易越来越少，但走私现象仍络绎不绝，而主要物品是朝鲜百姓以铜铁换中国的粮食。”然而，《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注意到该报道被美国一家军事网站转载后，竟然变成“愤怒的朝鲜民众砸毁领导人的铜塑像，而这只为到中国来换取粮食”。
驻守在吉林集安的一位边防官员对《国际先驱导报》介绍说，在该口岸登记的记者每年至少有一百多名，而境外记者占了七八成，尤其是来自日本和韩国的记者居多。对于假扮旅游者等身份的境外记者，就很难统计了。该官员还透露，在边境地区非法逗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1996年美籍韩裔青年埃文·恒基克穿越鸭绿江进入朝鲜后遭到扣留，当时作为美国总统克林顿派特使访与朝鲜进行了协商，才使恒基克获得释放。

捕风捉影编织朝鲜新闻

境外媒体为什么热衷在中朝边境地区搜集新闻？经常为日本多家新闻媒体撰稿的佐藤对《国际先驱导报》介绍说，“日本与朝鲜民间交往不多，媒体很难拿到关于朝鲜本土的第一手信息，而在开放的中国边境去寻找有关朝鲜的新闻是最好的选择。”
一些日本媒体正是通过鸭绿江畔所获取的蛛丝马迹，加上推理和想像编织成一条条朝鲜新闻。2008年10月，日本《读卖新闻》、《产经新闻》以及擅长登载小道消息的《日刊富士》等媒体大肆炒作“从中国方面的迹象来看，10月20日朝鲜将发布重要声明”、“朝鲜将禁止外国人入境，将出现重大变革”。然而事实证明，这些报道纯属子虚乌有。韩国《中央日报》去年10月21日曾发表评论文章谴责日本右翼媒体炒作朝鲜政局“简直是疯狂至极”。
“很多国外媒体对中朝边境的报道都是捕风捉影，有些新闻报道我们看后都很吃惊，沿江公路上的一起普通车祸，很容易被他们报道成枪击案。中国的乞丐也经常摇身一变成为所谓的朝鲜逃跑者。”通化师范学院的华老师对《国际先驱导报》讲述说，他因为熟悉掌握中文、英语和朝鲜语三门语言，所以经常被邀请为一些外国记者做翻译，但他发现这些媒体经常“曝乌龙”之后，他再也不愿帮助他们做任何采访了。
对此，佐藤峻彦则认为在鸭绿江畔寻找关于朝鲜的新闻来源有一定的合理性。“中国和朝鲜有着特殊的友好关系，鸭绿江对面朝鲜的贸易、边界警戒情况就是东北亚形势的晴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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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小的“右派” [转帖]

李可刚

2009，2（总第230期）四川出版集团主管《龙门阵》

反“右”运动初期，各单位号召大鸣大放，给党员提意见。当时，四川达县（现已改为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一家帽鞋生产合作社的职工冉某，给县城关镇的某领导提了意见，并请人画了一幅漫画。冉某因此被划为“右派”，不久跳大桥自杀身亡。至于漫画，最后查出是小学5年级学生、年仅12岁的张克锦所画。

当时，12岁的张克锦对于“大鸣大放”之类，完全不知道是咋回事。张并不认识这位镇领导，他的家人也与该领导没有任何瓜葛和恩怨。因他很小就表现出了绘画天赋，曾获得过少儿绘画大奖，有了一些名气，邻居冉某就请他帮忙画了一幅题为《一手遮天的×××》的漫画，讽刺该领导，这就闯了大祸。不过张克锦毕竟只是个12岁的孩子，“右派分子其名于他似不合适。有关领导经过认真研究，最后确定冠以“右童分子”之名。

张克锦这顶“右童分子”的帽子，一直戴至21年后的1979年，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之时才被摘了下来。当时，张克锦的《平反通知书》由有关方面送交到他原来读书的那所小学，即现今的达州市通川区第一小学。

当年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并没有都抓进监狱，但张克锦不知为何却被关了7年。那是1958年4月里的一天，张克锦正在教室里上课，突然看见窗外有人向他招手。他一看，是街道居民委员会分管治保工作的一个阿姨，很熟的。老师看见了，就让张克锦到教室外面去。

在教室外面，阿姨对张克锦说：“你跟我一起到城关镇去一下。”

“我在上课，到那里去做啥子？”张克锦不解地问。

阿姨说：“领啥子奖嘛。”

“领吆麻雀的奖。”1958年春天，全国人民响应毛主席“除四害”的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包括消灭麻雀在内的运动。人们在街送巷尾、田间地角各个地方，或拼命挥动竹竿，或使劲敲击脸盆，声嘶力竭地呐喊着四处追撵，让麻雀得不到片刻停歇而累得从空中掉落下来，毁灭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张克锦疑惑地对阿姨说：“那几天吆麻雀，我只是跟着大人们在山上东奔西跑地跑了一天，连一只麻雀也没有吆下来！”

阿姨有些生气地说：“娃娃家哪来那么多的话，叫你去你就跟着一起走嘛！”

张克锦只好闭上嘴巴埋着头跟阿姨来到城关镇。一到那里，便见礼堂里人山人海，还没有等张克锦回过神来，已经被人双手反剪着推到台上。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张克锦吓得大哭起来。

一个12岁的孩子，就这样被抓进了监狱！当时既没有向他出示逮捕证，也没有让他签字画押。正是在监狱之中，张克锦被戴上了“右童分子”的帽子。

张克锦平反落实政策后被安排了工作，退休前为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总工会工人文化宫美术专业干部，活得还算不赖。那么小就被关了7年，出狱后又一直戴着帽子受到常人难以想象的精神折磨，历尽艰辛，棱角理应磨秃了吧？不！张克锦完全不是那种低头哈腰、谨小慎微、反应迟钝、一脸晦气之人。他长发披肩，打扮入时，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得多。他爱好广泛，徐绘画书法以外，尤喜读书集邮，也喜欢与京剧票友们相聚，拉琴吊嗓，自娱自乐。因为读书较多，常常喜欢评估论今。讲话时神采飞扬，口若悬河，乃至于手舞足蹈。他家的住房比较宽敞，还开设了少儿美术书法培训班，许多朋友都把孩子送到他这里来，利人也利己。

我是张克锦的老熟人。他对我说，当年被划为“右童分子”，全国“获此殊荣”的大概只有他一人。我说，真是委屈你了。他却说，已经过来了，也就无所谓了。历史只不过和我开了一个玩笑，给了我一个“吉尼斯”金牌！

叶永烈先生所著《反右派始末》一书中，曾说四川雅安的李天德是中国年龄最小的“右派”，时年19岁。但我在四川东北某地的一位朋友，划“右”时年仅17岁。跟划“右“时年仅12岁的张克锦比起来，他们只能退居其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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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是花98%的时间去寻找[转帖]

　　

　　我的朋友比尔是个成功的演说家和作家,喜欢在闲暇时间观察鸟类。几年前,比尔买了一幢新房子,附近草木葱茏。入住后的第一个周末,他就在后院里装了个喂鸟器。就在当天日暮时分,一群松鼠弄倒了喂鸟器,吃掉里面的食物,把小鸟吓得四散而去。在接下来的两周里,比尔绞尽脑汁想出各种办法让松鼠远离喂鸟器,就差没有使用暴力了。但丝毫不能起作用。
　　万般无奈之下,他来到当地一家五金店。在那儿他找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喂鸟器(带有铁丝网),还有个让人动心的名字,叫“防松鼠喂鸟器”。这回可保万无一失,他买下它并安装在后院里。但天黑以前,松鼠又大摇大摆地光顾了“防松鼠喂鸟器”,照样把鸟儿吓跑了。
　　这回比尔一败涂地。他拆下喂鸟器,回到五金店,颇为气愤地要求退货。五金店的经理回答说:“别着急,我会给你退货的,不过你要理解:这个世上可没有什么真正的防松鼠喂鸟器。”比尔惊奇地问:“你想告诉我,我们可以把人送到太空基地,可以在几秒钟之内把信息传到全球任何一个地方,但我们最尖端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都不能设计和制造出一个真正有效的喂鸟器,可以把那种脑子只有豌豆大的啮齿类小动物阻挡在外?你是想告诉我这些。”“是啊,”经理说,“不过花不了你多长时间。”比尔好奇心更盛,请他说得仔细些。店铺经理说:“先生,要解释的话,我得问你两个问题。首先,你平均每天花多少时间,让松鼠远离你的喂鸟器?”比尔想了一下,回答说:“我不清楚,大概每天10到15分钟吧。”
　　“和我猜的差不多,”那位经理说,“现在,请回答我第二个问题:‘你猜那些松鼠每天花多少时间来试图闯入你的喂鸟器呢?’”
　　比尔马上会意:在松鼠醒着的每时每刻。
　　这个故事激发了我浓厚的兴趣,我甚至特意对松鼠进行了一番研究。原来松鼠不睡觉的时候,98%的时间都用于寻找食物。在松鼠专一的用心面前,人类智慧的大脑、优势的体魄节节败退!
　　要做到更好,并不一定需要更高明的设计、更尖端的科学。它所需要的,是为了目标心无旁骛、投入所有的时间、发挥所有的才干。如果你比对手更专注,你就能将他们抛在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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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心死亡率让毛泽东下决心解散大食堂[转帖]

一直以来，人们都在争论一个数字，即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国到底死了多少人。国外一些机构有过一些模糊的说法，国内某些学者也提供过一个几千万人死亡的数字。但到底是多少，真的没有确数。作者根据最新解密的材料，给出一个切片，可能会有利于读者对当时的严峻现实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近日完成的《毛主席五十次回湖南》总集，批露了一个重要材料，即1961年4月14日胡乔木给毛泽东的一封有关“大食堂”的信。全文如下：

主席：送上调查组关于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一份。请审阅。另送上韶山公社讨论六十条情况的简报一份，韶西大队杨家生产队食堂分火后情况一份，和毛华初同志访问东塘生产队材料一份。关于韶山公社的情况，请毛华初同志面报。……（此处省去103个字）

昨天我和王力同志、毛华初同志、省农业办公室贺炳贤等同志去了一趟湘乡县委。我们原听说邻近韶山的原东郊公社现龙洞公社死人情况严重（从1958年10月到1961年3月，三个大队死707人，占现有人口百分之十三点五），拟去该处调查。结果因为道路不便，临时到原东郊公社现陈赓公社的楠香大队、七星大队、水底大队、石匠大队的几个生产队看了一下，发现这几个大队的情况也很严重，楠香和石匠大队三年来死亡率都达百分之二十左右。据县委说，全县三年约死去三万人，去年约死两万人，而以去年年底最为严重。全县病人在去年年底达七万人。现在已减至一万余人，但我们去的地方，有的生产队病情尚未停止。经过彻底整风的地方，群众敢于讲话，气氛较好，倒是一类二类的队，因为没有整风，现在问题反而多些。……（此处省去136个字）湘乡原被认为一类县，从我们所看到和听到的问题来说，其严重不下于湘潭，而在去年年底大量死人这一点上还有过之。但是，只要把问题揭开，发动群众认真整风，也是完全可以较快地扭转局面的。

毛华初同志回省开会，同时向省委报告韶山和湘乡的一些情况，预备过两天还回来。如有指示，希望告诉他转告。 敬礼！ 胡乔木

胡乔木当时是毛泽东派到湖南的中央调查组组长。毛泽东是4月8日到达长沙的，也是来湖南就农村工作进行调研考察。4月14日，率中央调查组还在韶山作调查的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上述信，并另送上了四份材料，一并交毛华初带交给毛泽东。毛华初是毛泽东的侄子（毛泽民的养子），时任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也参加了中央调查组的工作。

毛华初是到长沙开会的，一到长沙，即将胡的信和材料交给省委书记张平化，并托他转交给住在省委蓉园的毛泽东。张平化立即赶到蓉园四号楼毛的住处，将信交给了毛泽东。

当晚，毛泽东认真阅读了胡乔木的来信及四份材料。估计看了这些触目惊心的真实数据，毛泽东的内心是十分不安的，第二天即约毛华初到四号楼来，让他当面汇报调查组在韶山所风见的详细情况。毛华初如实地反映了农民群众要求解散食堂问题的意见。毛华初的话，让毛泽东陷入了沉思，他想不通的是“农民为什么不愿意办公共食堂”呢？“同样多的粮食为什么吃食堂就吃不饱？”

据《毛主席五十次回湖南》记载，“毛华初按照调查组的意见和自己的看法，为毛主席了解和解决农村公共食堂问题提供了一些基础材料。”（P211）

毛泽东毕竟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对事情的处理，有组织原则与程序。“关于解散食堂问题，我一个人不能独自决定，即使要散，也得经中央讨论决定，因为这是关系到全国的问题。”但是，透过这段话，我们看得出，实际上，他的内里已经下决心要解散大食堂了。毛泽东星夜将胡乔木的信和几个调查报告批给正在主持召开湖南省三级干部会议的张平化。并要求将这些材料“今日印好”，也要“送刘少奇同志、王任重同志、王延春同志各一份，送我二十份。”

4月15日，湖南省委在毛泽东的要求下，改变了原拟定的会议的开法，实事求是地解决人民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16日，湖南省委发出了188号文件，转发了《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并要求各地市县委“立即仔细阅读，并派出一位有群众工作经验的书记，亲自深入到一个食堂进行调查研究和试验，以便取得直接经验，在全省三级干部会议后，有组织地处理好一部分和大部分食堂散火的问题”。（同上）

至此，食堂大解散的冰山，终于崩开了一角，接着，全国的解散工作，也就随之开始了。影响了几万万人口三年之久的大食堂梦癔，终于随风飘散……

文章来源：凤凰网历史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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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商\"撤退\"不完全地图[转帖]

　　来源：南方周末

　　■有成群结队撤回中国，以致生意地几成空城；亦有原地坚守，但生意几近停滞，选择短期回国休眠；还有选择逆流直上，转移阵地……

　　■所有人都无法给出确切的撤退数据和完整的撤退路线，但几乎所有人又都无奈地承认，这次“撤退”人数之多，范围之大，史无先例

　　■2008年世界华商企业的总资产缩水约三分之一，相当于蒸发掉近三十场北京奥运会

　　■“一些认真的（中国）公司留了下来，我对它们没有什么意见。但他们只占原来在这里的中国企业的10%”

　　眼下，如果有人想制作一幅准确的海外华商分布图，最好每周甚至每日更新一次，否则趁早死心。

　　自2008下半年开始，遍布世界各地的中小华商行踪变动剧烈而频繁。这不像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成千上万浙江、福建人偷渡出境，继而成家族地向西迁徙；也不似90年代区域性金融危机或异国打压政策影响下，俄罗斯与东欧华商一度的集体撤退。

　　所有人都无法给出确切的撤退数据和完整的撤退路线，但几乎所有人又都无奈地承认，这次“撤退”人数之多，范围之大，史无先例。更要命的是，没有人知道何时是个尽头。

　　甚至，连撤退的描述都已不尽准确。事实上，有成群结队撤回中国，以致生意地几成空城；亦有原地坚守，但生意几近停滞，选择短期回国休眠；还有选择逆流直上，转移阵地……但华商们最初的原点——中国，仍是密集的归处，而相较于各自的出发点，又无一不具有败退意味。

　　这幅箭头指向纷杂的海外中小华商撤退不完整地图，源于这场仍在延续的全球金融危机，一份名为《2008年世界华商发展报告》的公开资料指出，2008年世界华商企业的总资产缩水约三分之一，相当于蒸发掉近三十场北京奥运会。“这是史无前例的。”研究组一成员说。

　　
　　海外华商“撤退”不完全地图

　　一县知秋

　　金融危机前，回乡华侨因为懒得打扫房子而住县城最豪华的四星级酒店，现在改住家中。

　　若将这张海外中小华商撤退地图局部放大，锁定位于中国浙江西北部的青田县，这座面积不到3平方公里的县城城区遍布全球华商境遇的“显示器”，它可以是一座宾馆、一幢住宅、一家银行甚至是一间咖啡馆。

　　青田算得上是中国距离世界最近的县城，海外华侨人数二十三万余，是目前常驻人口总数的70%，其96%集中于欧洲。这还是一座资源贫瘠的县城，其经济拉动及财政收入主要依赖海外华商的反哺。出国厨师培训班、欧洲小语种速成班等服务随处可见。这几天欧元升值，位于县中心的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里，赶来兑换的人从柜台前排到了马路上，其中不乏回撤的华商。

　　3月27日，开元大酒店。俄罗斯服装贸易商张锦华（化名）孤零零地坐在豪华而冷清的大堂咖啡区里，整个下午，他是仅有的四五位客人之一。

　　金融危机前，这座全县最顶级的四星级酒店是当地冠盖云集之地，以往春节前后是旺季，五百元一天的普通客房全部客满，多是衣锦还乡的华商。白天，归国华商们坐在咖啡区里会客访亲，讲一口难懂的青田话，却钟情于纯正的意大利浓咖。

　　如今，整座县城笼罩在华商“异国败退”的阴霾下，开元也冷清许多。张锦华1月份回国前，像往年一样提前订房，却被告知“即到即住”。这并不是因为无人回国的缘故。

　　青田侨务办公室吴小玥告诉本报记者，青田华侨在欧洲主要从事餐饮业和贸易，因金融危机引发货币贬值及消费低迷，打击惨重，“许多华侨把店铺关了，或留守一两人，回国休假”。

　　但绝大多数人改住家中，“以前，他们因为懒得打扫房子而动辄住开元酒店”。2009年春节后，当地诸如香溢花园等高档楼盘在夜幕中难得地灯光闪烁。

　　回来的人数难以统计，没人认为这是一件值得张扬的事。吴小玥给一些侨商打电话，对方不是沉默，便是唉声叹气，然后匆匆挂了电话。

　　更明显的萧条是县里暂停的地产工地。当地绝大多数楼盘、物业，包括开元大酒店，均是华侨单独投资或融资修建的，买房、炒楼者也多半是华侨。金融危机前，这座居民人均年收入18478元的县城，楼价最高炒到了两万多一平方米，夜晚，这些楼盘常常几无亮灯，因为它们的主人常年在外。而眼下，有的楼盘因开发商资金断裂而暂停建设，那些天价楼盘已是有价无市。

　　3月底，县侨办主任徐向春陪同县领导赴欧洲，“给青田老乡打气。”“这是青田华商最艰难的年份，谁知道它会持续多久。”吴说。

　　告别“奶牛”

　　那儿的中国人只想把 “牛奶”带回来，而从没想过要和奶牛生活一辈子，奶牛奶水不足了，他们也就回来了。

　　如果设定一个告别指数，全球充满告别的地方前四位是刚果（金）、尼日利亚、迪拜和俄罗斯。数以万计的华商正从这四个国家集体出走，他们的目标一致，向东，回到中国。

　　合肥人孙宏伟是走得最坚决的一个，至少这辈子，他不想再看俄罗斯彼得罗夫斯克一眼。成百上千车木头、积满灰尘的厂房、停止转动的伐木锯，彼得罗夫斯克眼下只剩这些了。这座拥有大片原始森林的俄罗斯边陲小城，曾因紧挨中国满洲里而成为热闹非凡的双边木材贸易中心。现在，它重归寂寥。

　　孙宏伟与近万名在那儿以木材贸易为生的中国老板和打工者是被贬值幅度近60%的卢布（俄罗斯货币）和骤然冰冻的林木贸易逼走的。

　　回到合肥的他打算重操旧业，开发游戏软件，“经济是好是坏，总有人玩”。

　　聚集了近10万名华商的莫斯科集装箱大市场，2008年连接遭遇“9·11”封仓和卢布大幅贬值的双重打击。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研究院教授格尔博拉斯认为，数千华商将被迫回国。莫斯科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副会长李宗伦说：“主要是俄方一些机构和个人把危机转嫁到弱势商业群体身上，比如华商。”

　　市场生意惨淡，心理压力大，很多华商选择了到赌场缓解压力。在莫斯科最大的几家卡西诺（赌场）如：阿尔巴特、小鹰及宇宙宾馆里，华商随处可见。阿尔巴特赌场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员工说：“我认识一位华商，莫斯科许多地方都没去过，但是他自己说可以从莫斯科任何一家赌场门口找到回家的路。”

　　尼日利亚也面临货币大幅贬值的危机。2008年圣诞节旺季过后，温州鞋商储海斌身边的同行80%都选择了离开，3月下旬，储也定了回国的机票。在拉格斯做中介服务的宁波人胡潇勇专为同胞提供证件代办、房屋租赁和车辆租借服务，此前他每天都会接到上百个咨询电话，而现在“电话半天都懒得响一声”。

　　与在俄罗斯及尼日利亚经营传统的日杂服装批零的同胞相比，进军迪拜与刚果（金）的中国商人则热衷于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2006年，数以万计的中国人因受疯狂飙升的房价与国际铜价刺激，分别涌入迪拜与刚果（金）淘金。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立马刺破这两团畸高的泡沫，两股狂热的人流再又集体回流。

　　温州开发商廖云凯（化名）在迪拜砸下的近千万美金被深度套牢，据他称，像他这样规模的开发商有六七个，如今基本已经撤回国内；而2007~2008上半年在迪拜炒房的中国人逾万，目前离开的人数数据不详，有的悄然回国，有的因身负巨债“人间蒸发”……

　　现在，遍布在这座奢华天堂的工地寂静无声，《纽约时报》说，“三千多辆豪华车被失去工作的车主抛弃在迪拜机场车库”，其房地产最火爆时，曾有10万中国劳工为其添砖加瓦，如今，他们成了海外撤军的大部队。

　　位于刚果（金）加丹加省鲁本巴希城的矿区眼下几成空城。2008年下旬，成立不久的中非矿业和勘探公司(CAMEC)宣布旗下的 世 界 最 大钴 矿 之一MUKONDO矿停产，90%的中资冶金厂随即陆续撤走。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开设备公司的河南人李克不得不暂停选铜业务，这也意味着她暂时不必再到矿区受苦，“那根本不是正常人过的生活，空调、床甚至床垫都得从国内带，除了超过100%的利润，没人想在那儿多呆一秒钟！”

　　除去略带夸张的描述，刚果（金）与上述三个充满告别的国家有着共同点——非移民国家，国籍对中国人而言没多少吸引力。那儿的中国人只想把“牛奶”带回来，而从没想过要和奶牛生活一辈子，奶牛奶水不足了，他们也就回来了。

　　事实证明，中国“挤奶工”不太可能与这些“奶牛场”同呼吸，永相随。这让加丹加省省长穆伊斯·卡腾比(MoiseKatumbi)很受伤，“一些认真的（中国）公司留了下来，我对他们没有什么意见。但他们只占原来在这里的中国企业的10%，加丹加省并非野外丛林，他们的行为就像是在丛林一样。”

　　不是地狱，不是天堂

　　“请你不要把我们描述成之前生活在天堂，现在掉进了地狱，我们一直在过着正常人的生活。现在，即使我们无生意可做，但仍然享受着不错的福利和教育。”

　　情况还不是最糟，在欧美绝大多数华商还没打算轻言放弃，选择就地冬眠。

　　法国华商会会长卓旭光、意大利青田同乡总会会长周林光不约而同地告诉本报记者，当地华商的生意受影响很严重，但不会集体撤退，“撤了，家庭怎么办？撤到哪里？”

　　这也是青田的宾馆、楼市沉寂，但始终未出现返乡潮的原因。对于绝大多数赴欧洲的华人而言，除了赚钱，他们还带去一个“欧洲梦”，梦里有房子、车子、孩子的教育、绿卡、及高福利的公民待遇。他们大多是整个家族都搬到欧洲去的移民。即便短暂的撤回，更多的是基于国内生活费用低廉的考虑，类似于休假避冬。

　　刚回国的贾宏（化名）在巴黎93区（巴黎最大的中国商人批零区，以温州人居多）做日用品贸易28年，生意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急转直下，不得不将两千多平方米的仓库转让。但他从没想过回国发展，如今，他一家四口都是法律意义上的法国人，“难道回来开外资企业？”

　　如今，法国及所有在欧洲开餐馆和做贸易的中小华商正在采用各种办法降低消耗，维持体温过冬——生意做得大的，关掉一两间超市或餐馆；生意难以为继的，转让仓库减少开销；从餐饮转做贸易仍没上手的，又转回去做餐饮；生意完全做不下去的，好歹还有亲友的接济。再不济，选择回国暂避，压缩自己的生活消费成本。

　　这段时间，欧洲各国当地华人报纸上登满了餐馆和仓库转让信息，尽管价钱仅是危机前的一半，仍然不好脱手。贾宏此次回国还顺便帮一个亲戚推销一个戴高乐机场附近一万多平方米的仓库，转让费每平方米仅340法郎，大多数人的表情先是惊讶，然后恢复平静，“再低价，盘过来也亏，现在哪用得上那么大的仓库啊……”

　　《2008年世界华商发展报告》描述欧洲状况时以意大利重要进出口港热那亚为例，“2008年下半年开始，200多家华人企业中，30%的企业目前入不敷出，60%的企业尚可维持，盈利的企业还不到10%。”

　　青田籍意大利华商林可可（化名）回国休整前，卖掉了两间餐馆中的一间。她告诉本报记者，前几年受SARS和禽流感影响，加上当地媒体对华人的攻击，她和老乡们的餐馆生意淡了许多，很多馆子关门，现在又摊上全球金融危机……

　　“但请你不要把我们描述成之前生活在天堂，现在掉进了地狱，我们一直在过着正常人的生活。现在，即使我们无生意可做，但仍然享受着不错的福利和教育。”

　　“中国人命硬”

　　经济复苏后，有的人会重新返回，有的则有新的变动，“中国人命硬”。

　　在俄罗斯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宫姓老华商认为，即便情势严峻，此次全球华商回撤仍是一次例行调整，经济复苏后，有的人会重新返回，有的则有新的变动。“中国人命硬。”他说。

　　宫经历过1998年俄罗斯金融动荡，彼时一夜之间，卢布（旧）对美元的汇率从1∶5000跌到1∶24000，俄罗斯内务部同样查封了大批中国货，很多些人倾家荡产，有些人撤回了国。可十年之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人的市场热闹得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命硬”更多因为华商择木而栖的生存哲学。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东欧巨变后，东欧华商陆续迁居西欧发展，以青田人为例，巨变前，曾有2万多人积聚于俄罗斯、波兰及匈牙利，目前已减少到一千多人。离开的大部分人照样敏锐地寻找到了新的乐土，他们坚信，世界之大，岂无容身之地。

　　当然，“命硬”还意味着敢于逆流而上，主动寻求转型。与那些撤退路线并行的是不易察觉的华商在异国寻求新出路的转移路线，已经隐约成型。

　　男性奢侈品贸易商温敏琪（化名）的订货商均来自意大利，其产品的消费者是中产阶级和金融精英男。去年下半年开始，温的订单减少了四分之三，现在，她打算开拓消费能力不高的亚非拉市场，“哪个国家都有富人，关键要看市场有没饱和”。

　　在迪拜拥有四座大型商城的阿联酋温州商会会长陈志远今年打算进军美国，奥巴马当选总统让他不停称赞这个国家“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没什么不可包容的人”。

　　在尼日利亚的温州鞋商储海斌也有听说，在尼几个家大业大的华商春节后将家族事业转移到欧美去了，“中国人在尼日利亚的贸易结构太单一，都集中在中低端市场，要有更大的发展，必须转型”。

　　危机前，强者愈强愈安全的道理逼迫着中小华商们反思华商族群的发展路径——当年巴黎93区的温州人从事的日货、箱包、服装及鞋子的生意，基本都是从完成了“版本”升级的犹太人手中接过的盘，犹太人早已转型至相对规模和高端的产业，成为危机中抵抗力强的一部分。

　　尽管在当下海外中小华商大多身单力薄的背景下，这样的转型之路仍显艰难和个案，毕竟，资金雄厚者才有资本及机会开拓新天地。

　　对于他们大部分人而言，更现实和内在的期许寄予下一代，向经济条件更好、体制更优越的国家移民，或工作。在巴黎做生意的温州人贾宏的孩子正在大学念历史，他支持儿子的选择，“我们当年都是初中没毕业就出了国，现在小孩大学毕业，还做百货批发？那可不行！”

　　（《青田侨报》叶肖钟、巴西里约华人联谊会副会长尹楚平对本文有贡献，特别感谢）

　　“有海水处即有华商”

　　“有海水处即有华商”已不是夸张之语，华商几乎遍布地球每个角落，分属不同国家和地区，99%以上又是资产负债情况高度保密的小商人，准确计算世界华商总资产的难度可想而知。据保守估计，2007年的世界华商总资产约为3.7万亿美元，其中87%集中在亚洲地区。

　　传统的华人经济产生于华侨移居海外之后，华侨为了谋生，又缺少技术与资本，只能从事最简单的谋生职业，即所谓 “三把刀”，剪刀、菜刀与剃头刀。随着时代的变迁，第二代华商与新移民的大量流入，华商已经从过去单一的中餐业、制衣业开始逐步涉足外贸、电子、高科技、金融、房地产、高新技术等多领域。

　　但从总体上讲，全球99%的华商仍在从事资产规模小、技术程度低、竞争力弱、经济效益差的零售业、餐饮服务业、中医针炙等职业。中餐业目前仍是华商最普遍的职业。由于中国货行销世界各地，经营小商店也是华商普遍的职业。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联想集团、海尔集团、华为集团等一大批有实力的中国企业纷纷开展国际化经营，在全球各地布点经营，一大批中国企业家走向世界，成为一股庞大的新华商力量。

　　中国民营企业在世界各地兴建“中国商城”，亦是大陆新华商崛起的重要表现。1998年，温州商人在巴西圣保罗建立第一个“中国商城”。截至目前，温州商人已在喀麦隆、俄罗斯、荷兰、阿联酋、美国、蒙古、英国、智利及芬兰等国建立了十几座“中国商城”。

　　在部分国家，华商也更加关注自己的政治权利，在印尼，出现了华人担任的市长和副省长；在马来西亚，出现由华人担任的政府部长及市长。政治地位的提高有助于华商的经营与发展。

　　2008年，一场发端于美国的金融海啸迅猛席卷全球，海外华商亦置身其中，保守估计，世界华商总资产比2007年缩水三分之一。贸易、餐饮、制造等华人赖以生存的传统产业，在危机大潮中艰难支撑；华人商业科技精英面临就业与创业的困境，在去留之间徘徊踌躇。

　　(部分资料引自《2008世界华商发展报告》，特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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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朝鲜当年从中国分裂出去的**** [转帖]

殷纣辛三十年（周武王十六年，公元前1046年），纣辛子受为武王姬发所灭，国亡。《史记·宋微子世家》：“箕子者，纣亲戚也。”“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鲜，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箕子姓子。“司马彪曰‘箕子名胥馀’。”（《史记集解》）朝鲜半岛第一个政权出现。但它属于武王姬发所封诸侯国，地位与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等相同。且由中原人创建。

　　汉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哀王子准被击离平壤，国亡。燕人卫满自立于王俭城（今辽宁省辽阳市），仍为汉人政权。汉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卫右渠被杀，国亡。武帝刘彻置乐浪郡、真番郡、临屯郡、玄菟郡于朝鲜，合称汉四郡。

　　公元前57年，居西干朴赫居世为辰韩六部（在今南韩庆尚南北道和洛东江一带）推戴，自立。汉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东明王高朱蒙自立于纥升骨城（今辽宁省桓仁县五女山城）。作为中国民族政权，其辖地在“辽东之东千里。南与朝鲜、濊貊，东与沃沮，北与夫余接”（《后汉书·东夷·高丽传》）。公元前18年，扶余温祚于河南慰礼城（今南韩汉城附近）自立。朝鲜半岛自此由三个政权分别统治。

　　汉元始三年，公元3年，琉璃王解类利迁都国内城，筑尉那岩城（今吉林省集安市霸王朝山山城）。公元65年，齿叱今昔解脱改国号为鸡林。汉建安三年，公元198年，筑丸都城（今吉林省集安市）。汉(东汉)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迁都丸都城。公元197～公元227年时，基本完成对周边各族政权的兼并。其南界达萨水（今朝鲜清川江），东界抵海。公元307年，昔基临改国号为新罗。晋咸和九年，(凉建兴二十二年，成玉衡二十四年，赵延熙元年，公元334年），故国原王高钊增筑平壤城。晋建元元年，(代建国六年，燕十年，凉建兴三十一年，汉汉兴六年，赵建武九年，公元343年），故国原王高钊移都平壤东黄城。晋太和六年，(代建国三十四年，凉升平十五年，秦建元七年；公元371年），近肖古王扶余句犯平壤。故国原王高钊战死，子小兽林王高立夫即位。晋太元十年，(燕燕元二年，燕更始元年，秦建元二十一年，秦白雀二年，秦建义元年，公元385年），故国壤王高伊连攻陷辽东、玄菟。晋太元十七年，(魏登国七年，燕建兴七年，燕中兴七年，魏定鼎二年，秦太初七年，秦建初七年，秦太初五年，凉麟嘉四年；公元392年），高谈德伐百济。高句晋太元二十年，(魏登国十年，燕建兴十年，秦皇初二年，秦太初八年，凉麟嘉七年；公元395年），大败百济于浿水（今朝鲜大同江）。晋义熙元年，(魏天赐二年，燕光始五年，燕建平六年，秦弘始七年，凉永安五年，凉建初元年，公元405年），宋(南北朝)元嘉四年，魏始光四年，燕太平十九年，秦建弘八年，凉承阳三年，夏承光三年，公元427年），长寿王高臣琏迁都平壤。至此，高丽基本完成对汉四郡、辽东的统治。

　　唐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唐太宗李世民伐辽东。唐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宝藏王高臧降唐。高宗李治乃分其地置都督府九、州四十一、县一百，又置安东都护府以统之（《旧唐书·东夷·高丽传》）。唐总章三年，(公元670年），报德王高安舜率余部复国。唐咸亨三年，公元672年），报德王高安舜为唐所俘，国除。

　　唐先天二年（公元713年），唐玄宗李隆基册大祚荣为渤海郡王。渤海南抵泥河（今朝鲜龙兴江）为界，与新罗划江而治；东抵大海。唐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唐玄宗李隆基将包括平壤在内的浿水（今大同江）以南、原属安东都护府管辖的地方赐于金兴光。

　　公元900年，甄宣自立于完山州（今南韩全罗北道全州）。公元904年，金弓裔自立。公元911年，金弓裔改国号为泰封。公元918年，金弓裔被黜，泰封亡。王建自立于开京（今朝鲜开城），国号高丽。唐(五代十国)同光三年，契丹天赞五年，公元926年，哀王大諲譔为辽太祖耶律亿所俘。义宗耶律倍即位于渤海旧地，国号东丹。唐长兴元年，汉大有三年，契丹天显五年，东丹甘露五年，公元930年，大光显复国。唐应顺元年，闽龙启二年，汉大有七年，契丹天显九年，东丹甘露九年，蜀明德元年；公元934年），大光显投王建，国亡。公元935年，金传降，新罗亡。唐清泰三年，闽通文元年，汉大有九年，契丹天显十一年，东丹甘露十一年，蜀明德三年，晋长兴七年；公元936年，甄神剑降，后百济亡。王建据有朝鲜半岛中部和南部。烈万华于渤海旧地自立，国号定安。

　　唐保大十年，汉乾和十年，辽应历二年，蜀广政十五年，汉乾佑五年，周广顺二年，公元952年，耶律安端卒。东丹此后无主。宋太平兴国七年，定安元兴七年，公元982年，国被废。宋雍熙三年，公元986年，乌玄明败死，国亡。契丹太平九年，宋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大延琳自立。契丹太平十年，宋天圣八年，公元 1030年，大延琳败死，国亡。

　　金天会四年（辽延庆三年，宋靖康元年，夏元德八年；公元1125年），金太宗完颜晟将辽旧地来远（今辽宁省绥中县境）、保州(今新义洲附近)，赐于高丽。

　　元朝虽仅存98年，元的版图东北至日本海，北至今俄罗斯西伯利亚北极圈内，西北接窝阔台(成吉恩汗三子)汗国、察合台(成吉思汗二子)汗国、钦察汗国(成吉思汗孙拔都所建)和伊儿汗国(成吉思汗孙旭烈兀所建)，西南接尼波罗、印度、缅甸、越南，东南至海。蒙古四大汗国中，钦察汗国和伊儿汗国名义上对大汗即元帝称藩，但实际是独立国家；察合台汗国初实际上是窝阔台汗国的附庸，两国不承认元帝的宗主地位，连兵反元；察合台汗国后与元通好称藩，并在窝阔台汗国破后并有其大部领地。元朝还设征东行省于高丽，但行省丞相由高丽国王兼任。

　　随着元朝统治势力的衰微和新兴的明王朝的崛起，王氏高丽政权获得了摆脱蒙古人统治的历史机遇。乘着元朝已经无力东顾，首先撤消了元朝设在朝鲜半岛的征东行省，收复了被元朝直接占领的地区。恭愍王被刺身亡后，高丽当局更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基于对形势的错误判断，居然于公元1388年派遣崔莹、曹敏修和李成桂等人发兵，意图侵犯中国，阻止明朝对辽东的收复。好在李成桂还算清醒，并颇有政治野心，一方面断然地拒绝了王命，一方面挥师南下，高丽国王怒杀李成桂之子，最终酿成兵变，李成桂自立为王了，并于1396年迁都汉城。

　　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恭让王王瑶被黜，高丽亡。李成桂自立。明太祖朱元璋定其国号为朝鲜。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明太祖朱元璋将鸭绿江以东地方赐于李成桂。李成桂于是据有朝鲜半岛。

　　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四月，倭国关白丰臣秀吉命出征朝鲜，并迅速占领包括汉城、开城、平壤在内的三都及十八道大部分地区。但全罗左道水军节度使李舜臣大败日军水师。李昖奔义州（今辽宁义县）请援。明神宗万历皇帝遂以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率四万精兵入朝鲜。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收复平壤、开城等地。日军乞和，但仍占全罗、庆尚二道部分沿海地区。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丰臣秀吉再命进军朝鲜。李舜臣再于海上败日军。明与朝鲜联军与日军对峙于陆地。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和谈破裂。日军逐渐处于劣势。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明万历皇帝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主，德川家康为日本提督，征夷将军，从二品。竖月丰臣秀吉卒，日军撤退。李昖重掌朝鲜半岛。

　　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清日签订《马关条约》。其第一款曰：“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故凡有亏损其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决。”清与朝鲜的宗主国、藩属国关系终止。公元1897年，高宗李熙称帝，更号“大韩帝国”，以图中兴。公元1904年，《韩日议定书》、《韩日协约》签订，殖民化进程加快。韩国光武九年（日本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日韩保护协约》签订。公元1907年），签第二、第三份《韩日协约》。日本设统监府于汉城。高宗李熙为统监伊藤博文所逼，退位。太子李坧即位，是为纯宗。公元1910），签《日韩合并条约》。李坧退位，国亡。其地并入日本。

　　中华民国八年，1919年，李熙暴卒。孙秉熙称“朝鲜民国‘都领于汉城，推李承晚为大统领。孙秉熙去朝鲜民国都领号。中华民国十四年，1925年，朴殷植、李相龙相继任临时政府国务领。，中华民国十五年，1926年，崔昌植任临时政府代理国务领。李坧卒。旋有洪震、金九相继任临时政府国务领。中华民国十六年，1927年，李东宁任临时政府主席。中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宋秉祚、曹成焕、金奎植、李承晚、尹琦燮、崔东旿、车利锡、申翼熙任临时政府国务委员。中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梁起铎、宋秉祚、赵素昂、曹成焕、金奎植、尹琦燮、柳东说、崔东旿、车利锡、成周实、金澈继任临时政府国务委员。中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李东宁复任临时政府主席。中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金九任国务委员会主席。中华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表示，朝鲜应该独立。中国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蒋中正、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英国内阁首相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丘吉尔爵士发表《开罗宣言》称：“我三大同盟国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适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九日，苏军挺进朝鲜半岛。十四日，美国提议以北纬38度线为界，其南北分别为美国和苏联对日受降区。十五日，日本天皇裕仁广播《停战诏书》。十六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接受美国提议。九月二日，根据盟国协议，盟军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发布第一号指令，规定北纬38度线以北为驻朝苏军受降区，以南为美军受降区。八日，美军进入北纬38度线以南地区。不久，吕运亨成立朝鲜人民共和国，被美军解散。李承晚自美国回汉城。国务委员会主席金九被允许以私人身份回国。中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李承晚访美，并在联合国取得成果。又在东京会见盟军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南京会见中国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蒋中正。1947年，李承晚回汉城。

　　1948年八月十五日，李承晚任”大韩民国“总统。九月九日，朝鲜劳动党在朝鲜半岛北部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金科奉为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中华民国三十九年，1950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军进入韩国，大规模战争爆发。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要求停止战争行为，朝鲜军立即撤回北纬38度线以北的决议。二十六日，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致电韩国总统李承晚，表示声援。二十七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责成成员国向韩国提供可能需要的援助，以击退武装进攻并恢复这一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美国总统哈利·杜鲁门命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使用海、空军，全力支持南韩军队作战。七月二日，以驻日美军第24步兵师第21团第1营为基础组建的先遣支队抵达韩国大田。七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派遣联合国军入朝参战的决议。八日，美国总统哈利·杜鲁门任命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为联合国军总司令。此后，由英国、法国、澳大利亚、荷兰、加拿大、菲律宾、土耳其、泰国、南非、希腊、比利时、卢森堡、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新西兰等参加的联合国军陆续进入朝鲜半岛。十月八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命将东北边防军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十九日，应朝鲜政府请求，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1951年六月起，战争出现相持局面。九月八日，美国、英国、法国、越南等48个战胜国与日本签定《对日和平条约》，规定日本必须承认朝鲜独立。

　　1953年七月二十八日，朝鲜内阁首相金日成元帅、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元帅、联合国军总司令马克·克拉克将军签订《停战协定》于板门店。协定以北纬38度为朝鲜、南韩军事分界线，双方各由此线后退2公里成立非军事区。朝鲜半岛局面至此全面形成。

　　1957年，崔庸健继任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1960年，李承晚下野。许政、郭尚勋、许政相继任代总统。旋由尹谱善任总统。，发生军事政变，张都暎任代总统。旋由朴正熙任总统。

　　1972年，南韩、朝鲜政府发表《关于南北和平统一的联合声明》，提出三项原则。金日成任朝鲜主席。1973年，主席金日成提出建“高丽联邦共和国”，统一朝鲜半岛。1979年，总统朴正熙被杀，崔圭夏继任。1980年（朝鲜主体六十九年），发生军事政变，朴忠勋任代总统。朝鲜主席金日成提出建“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统一朝鲜半岛。旋由全斗焕任南韩总统。1988年，卢泰愚继任总统。1990年九月，朝鲜政务院总理延亨默、韩国内阁总理姜英勋首次会谈于汉城。1991年，朝鲜、南韩同时加入联合国。朝鲜政务院总理延亨默、南韩内阁总理郑元植签署《北南和解互不侵略和合作交流协议书》于汉城。1993年，金泳三继任总统。994年，金日成卒。1998年，金大中继任总统。金永南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2000年6月，南韩总统金大中、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会晤于平壤。南韩总统金大中、朝鲜国防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日发表《南北共同宣言》。2003年，卢武铉继任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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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曾国藩墓地的风水讲究及被盗详情[转帖]

　　节目的由头，就是近期北京警方破获的明御马监太监景聪墓被盗一事。盗墓贼首名叫李德林，经过多次踩点，李探明了法海寺附近可能存在墓葬。2008年4月间，李德林与刘春友等8人使用镐、洛阳铲、探针等工具，先后多次对景聪墓进行盗掘，盗得不少随葬品。4月23日晚9时，李德林一伙前去“滤坑”（同墓穴再寻宝）时，被警方抓了个现场。

　　李德林一伙能盗墓成功，与盗洞打得准有直接关系，直达墓室。当时，徐滔问我为什么盗墓者会这么厉害？事实上，打盗洞是盗墓的基本功，有点经验的稍懂点风水常识的盗墓贼，根据地形特征，一般都能摸清方位。即便一时拿不准，通过探方也可以知道从哪下铲。打洞时，一般选择棺头或棺尾，此两处比较好下手；而且，古人喜欢把值钱的随葬品放在尸体的“左肩右脚”位置，取宝成功率亦大。

　　盗洞挖掘得是否准确，决定一次盗墓成功与否，所以盗墓贼做活前一般会仔细研究一番，就如外科医生做手术前要划出切口一样，马虎不得。盗洞有方圆之分。古人喜欢取方孔，这比较符合人的身体特征，便于上下攀爬。近现代的盗洞一般是圆口，比较随意，这可能与使用炸药、“速战速决”有关系。相对来讲，古代的盗墓贼玩的是技术活儿，不论是风水理论，还是民间葬俗都了如指掌。但如何打洞，确是古今盗墓贼都要掌握的常识，这是为什么盗洞一般都挖得准的原因。

　　说到盗洞挖得准，晚清名臣曾国藩墓被盗时，也是这样。关于曾国藩墓被盗的传闻很多，详细情况外界并无知晓，可以说是鲜为人知。这里，就主要来聊聊这件事情。

　　大家都知道，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洋务运动”的主要发起者，系湘军领袖，镇压农民起义军太平军的重臣，对清朝廷而言，可谓功勋卓著。曾的影响力在近现代史上都很大，连曾的老乡、出身于湖南韶山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早年都十分崇拜他。1917年8月23日，毛在写给黎锦熙（字劭西，湖南湘潭人，中国语言文字学家、教育家）的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曾国藩是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公元1872年3月12日，孙中山也是这天去世的）猝死的，当时他与长子曾纪泽在南京的府中散步，不想一下子发病，没有救，曾时任两江总督，62岁。因为死得突然（人谓“无疾而终”），根据其生前谈话时流露出的心愿，“叶落归根”，其灵柩运回湖南老家。

　　其弟曾国潢，子曾纪泽、曾纪鸿等从南京扶柩回湘。路上走得很小心，五月下旬才抵达长沙。因为天气开始变热，不宜久置，遂在曾生前心仪的南门外金盆岭南，选址挖墓。墓穴成形，便于六月中旬出殡下葬，比较仓促。

　　为什么会选择金盆岭？有这么一个说法。此山附近曾有一座桐溪寺，寺山后桐林茂密、寺前流水潺潺、山清水秀、环境幽雅，因而得名。桐溪寺前身为“兴国寺”，据说为唐朝振朗禅师创建。寺毁后至宋复建，名叫“伏龙庵”。至明末，寺又毁。清代经天岩应适禅师募缘重建，改名“桐溪寺”。曾与桐溪寺有缘，钟情此地，是因为当年曾在此训练湘军。

　　曾国藩字伯函，号涤生，谥文正。湖南长沙府湘乡白杨坪人，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出生于地主家庭。曾姊妹9人，兄弟5人，藩为长子。俗话说，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当年曾国藩在训练湘军时，其重要的助手就是曾国茎、曾国潢、曾国华诸弟。

　　曾国藩在此训军时，不时造访桐溪寺。时寺中主持法名叫“宝月”，曾与宝月言语相投。相见甚欢。据说，当时曾国藩已有意以桐溪寺所在地伏龙山之阳作为死后归葬之地。但当时宝月并没有直接答应他，他告诉曾国藩，佛门近地非常人能使用。清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宝月圆寂后，葬于金盆岭，宝月不让曾国藩葬此，是否是出于私心？但曾国藩最后还是“躺”在金盆岭。

　　有人说曾国藩是信奉风水的大师。实际上，根据曾本人的日记和家书所载，曾国藩早年并不相信堪舆术。据《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所载，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廿一日，曾国藩写给诸弟的家书中有这样的说法“我平日最不信风水”。曾家祖上也不相信风水，曾国藩在咸丰十年十二月廿四日“与澄弟书”中称，“吾祖星冈（曾玉屏，字星冈，曾国藩的曾祖父）公在时，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而且，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也淡漠风水，最反对当时为求风水宝地，让先人灵柩迟迟不得下葬的乡风。

　　但后来曾国藩却迷信上了风水。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九月十八日，曾国藩的奶奶去世，曾国藩觉得祖母的葬地选址不是太好，靠水太近，不开阔，遂给祖父写信，希望改葬。道光二十七年正月十七日，曾给祖父的家书中有这样的文字：“孙幸蒙祖父福佑，忝居士大夫之末，则祖母坟茔必须局面宏敞，其墓下拜扫之处须宽阔，其外须立诰封牌坊，又其外须立神道碑。木斗冲规模隘小，离河太近，无立牌坊及神道碑之地，是以孙不甚放心。意欲从容另寻一地，以图改葬，不求富贵吉祥，但求无水蚁无凶险，面前宏敞而已，不知大人以为如何？”但祖父没有同意孙子的建议。

　　祖母下葬半年后，曾家好运连连。曾国藩自己官升至二品不说，久有恶疾的祖父病也好了。都传这是祖母葬到了风水宝地，曾国藩也信以为真，不只不能改葬，还要好好保护。在一封家书中，曾国藩称，祖母坟地“风水之好可知，万万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则谓之不祥，且大不孝矣。”正是因为这原因，“平日最不信风水”的曾国藩，开始迷信了堪舆术。

　　后来，父亲曾麟书去世后，曾国藩便很在意风水了，请了多位风水大师给父亲找风水宝地。曾国藩年事渐高时，也为自己准备风水宝地，曾委嘱弟弟曾国荃在老家湘乡曾家祖坟（曾祖父竞希公墓地）周围为其择卜墓地，结果曾家祖坟范围内上好的位置已经用完。倒是父母的墓地附近有一处，但空间太小，如果将父母的坟地往外移动一下，可空出一大块地来。曾国荃向曾国藩表达了此意，但曾国藩坚决不同意，认为不可以让父母灵魂受扰。后来曾国藩告诉曾国荃，早年办团练时曾在长沙郊外看上了一处地方，遗骨不用再运回湘乡，就安葬在长沙郊外。

　　而为什么曾国藩会嘱弟弟在竞希公的墓地周边找自己的安息之地，这里又有一个原因。据曾氏家谱，清朝初年，曾氏家族从衡阳的庙山，迁到湘乡荷塘二十四都（今属双峰县）定居，家谱上定称“大界曾氏”。但大界曾氏在曾国藩之前并不发达，世代都是农民，靠种田为生，与科举无缘。一直到了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才文曲星下凡，曾麟书考中了个秀才。到了曾国藩这一辈，奇迹出现了，“大界曾氏”一下子出了多位大人物，直到今天还有很多曾氏名人，甚至连“十大元帅”之一的叶剑英也是曾家女婿，其夫人曾宪植是曾国藩直系后人。当时便有风水先生传，曾国藩的祖坟（曾竞希）埋到了风水宝地上。

　　曾竞希死时曾国藩才5岁，葬在荷叶镇神冲太西冲。当地人传称，曾竞希的墓地是块“金鸡”。前有小河环绕，后面是一狭长的山地，像鸡脖。再后是一长圆形的山丘，像鸡身；长圆形山丘两边，各有一块底矮的扇形山地，像鸡翅，曾竞希的墓穴正好选址“鸡头”。传说，曾竞希葬后次年春天，当地连下了三天大雨，山洪大暴发，“鸡头”前面田里的庄稼、泥土都让水冲走了，田地积满白沙细石。有好事的风水先生便称，曾竞希长眠的宝地显灵——“金鸡啄白米”，曾家将显贵，嘱曾家保护好这墓地。

　　其实，曾竞希的墓地形势就是中国古人喜欢择葬的“四灵”（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之地，“金鸡啄米”不过是附会之说。虽然曾竞希墓地传奇是附会之说，但曾家后来确实显贵了，曾国藩考中了进士。所以，曾国藩嘱弟弟给他在曾祖父的坟地附近找自己的归葬处，便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曾国藩下葬金盆岭后并没有长久安息，实际上仅是暂攒。葬后两年，曾妻欧阳夫人去世，长子曾纪泽遂将父亲迁葬，与母亲合茔于善化县湘西伏龙山之阳，即今望城县坪塘镇桐溪村伏龙山南。此处墓地据说是清朝廷出费用，派堪舆大风在其故里寻访得来的风水宝地，后来此山易名狮子峰。

　　曾国藩现在的墓地，距坪塘镇中心区约4公里，距离长沙市城区潇湘大道、绕城高速、岳麓大道三干线主匝道约为2公里。曾墓原先建筑规模很大，占地面积约300平方米，分为墓冢、墓围、拜台、平台、神道、牌坊、墓庐、碑亭8大部分。墓冢为三合泥拌碎石，混合糯米汁封死，上铺砌花岗石，呈半圆形，底径5米，残高2米。茔地以花岗石墙围护。墓后立碑三通，白玉石碑心，主碑高3米，宽2米，刻楷书碑文“皇清太傅大学士曾文正公一品侯夫人欧阳夫人之墓”（见下图）。附碑均为龙纹浮雕，墓前有拜台，祭坪约50平方米，东西各立石阙一个，分别刻“曾太傅墓东阙”、“曾太傅墓西阙”字样，石梯通道沿桐溪寺围墙而下，与墓庐相连，通道边有石马、石狮、石虎及翁仲各一对。距曾国藩墓约60米处立有“太傅大学士毅勇侯曾文正公神道碑”，系大学士李鸿章撰、翰林黄自元书，叙述曾国藩生平功绩。

　　实际上，目前大家所见的曾国藩墓为后来修复的，原墓早就被毁。曾墓被毁既有盗墓贼所为，也有“文革”期间的红卫兵所为。据当地文管部门透露，比较重大的毁墓事件在1949年后先后有过三次，直到1993年曾国藩墓被确定为当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情况才有所改变。1996年，曾墓又被公布为湖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曾国藩墓在民国时期也受到重点保护，曾家也颇用心，曾用20亩良田，聘请当地一户周姓人家为守墓人。因为是清朝重臣，其墓地也不让人随便进出。据说凡五官不全的、放牧的、要饭的，都不允许进入墓地，附近不让放猪放羊。但在1949年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曾墓遭到了严重破坏。

　　第一次毁墓事件发在1950年代大陆“农业合作化”时期。在“破四旧”运动中，除墓冢、墓桌外，其他地面附属建筑悉被破坏，精美的条石让附近村民搬回家建房子砌猪圈，桐溪古寺也在此时消失了。第二次破坏则发生在“文革”期间，墓地上的石马、石狮、石虎及石翁仲被推倒，砸碎。当时红卫兵打算挖开墓穴，但因为曾墓是用三合泥拌碎石、糯米混浇而成，非常坚固，使用炸药也没有能把墓掘开，（一说掘开后棺未能开）。

　　影响最大、真正破坏到核心墓穴的一次事件，则是盗墓所引起的，发生于1989年冬天。

　　当时，“万元户”概念流行，要想富，去盗墓。曾国藩的墓就是在这样背景下，被盗墓贼盯上的。据当地村民回忆，那晚天特别寒冷，刮着大风，不少人早早就钻进被窝里睡觉了。有几位年纪大睡不着觉的村民，围着火盆前烤火拉家常。快到后半夜的时候，从狮峰山方向传来了“轰轰”的响声，怀疑有人在盗曾国藩的墓，因为当时盗墓现象在当地不时发生。当地镇文化站站长王震球、望城县文管所所长余耀国及派出所民警接报后，立即赶到墓地，在现场还能闻到很浓的火药味，现场还有盗墓贼逃跑时丢弃的钩子、绳索、手套等盗墓工具。

　　墓上有直径达一尺多的盗洞，明显是用火药刚炸开的，现场还留有燃烧后残存的导火索。因为曾墓十分坚固，盗墓贼多次爆破，也仅炸开了一个很小的盗洞了。但此盗洞打得准确异常，正在盗墓者习惯下铲的棺头，不应该是盗墓新手所为。

　　从盗洞往下望，可以看到黑色的棺材。曾的棺材是用上等楠木做的，材质好。盗墓贼在成功挖到棺材后，却未能将棺材揭开，仅在上面弄出了一个小洞。此小洞是用火烧了很长时间才烧出来的。在火烧之前，盗墓贼应该想尽了各种办法。由于棺材上的洞口太小，盗墓贼只好用铁钩子从棺材钩随葬品。由于曾的棺材内塞有大量的灯草，随葬品在下面，盗墓贼只得先钩出灯草。

　　在盗墓现场，人们发现了一顶清臣的官帽，此帽做工十分考究，系用上等蚕丝织成的，黑色。专家判断，此帽应该是盗墓者钩出来的官内之物。这顶官帽很值钱，为什么会丢在现场不带走？分析可能是是盗墓贼逃得太急，没有来得及带上；再是没有看上这“破帽子”，只图金银财宝。这项帽子目前并没有存于世上，当时被重新放回了曾的棺内。

　　盗墓贼到底从曾国藩的墓内盗走了多少文物？目前不得而知，但专家根据盗洞很小的情况推测，盗墓贼只是钩走了一部分棺内之物，且都是小件，大部分随葬品并没有被盗走。当地官方在事发后次日上午，便安排人员用钢筋、水泥将盗洞封死。曾墓被盗，当时影响很大，时湖南省省长熊清泉在上呈的曾墓被盗上报材料上批示，“如经查实，对盗墓者严惩不贷”。但因为线索不全，当年到底是谁盗了曾国藩的墓，至今没有侦破，成了一桩盗墓迷案。

　　曾国藩墓造价很高，用三合泥拌碎石、糯米混浇而成，在修建时已考虑了反盗墓。还有传说，目前大家所看到的曾国藩墓是“疑冢”，葬有尸首的墓室被挪动了位置，另葬他处，以防止盗墓贼光顾。而且，为了防止工匠泄密，工匠“集体消失”了。筑墓时整个山头都是民工，可是快到墓室修好，这些人一下子就不见了。当时就有传言，清朝廷将这些工匠秘密杀害了，或是发配到不知名的远方。

　　但不论如何反盗墓，只要墓中有值钱的东西，盗墓贼总有办法将墓盗开的，所以，只有“裸葬”才是最高超的反盗墓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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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何以三次逃脱蒋介石暗杀[转帖]

　　

　　广州马棚岗,李宗仁险遭不测

　　李宗仁,字德邻,1890年出生于广西临桂一耕读农家,与两广风云人物叶挺、叶剑英、李济深、白崇禧等同属客家人。李宗仁自广西军校毕业后开始步入军界,与白崇禧、黄绍�呱�气相投,均拥护创建民国矢志革命共和的孙中山先生,先后加入国民党,共组定桂军,先后击败陆荣廷、沈鸿英、马晓军等广西大小军阀,统一广西。1926年,李宗仁又率第七军参加北伐战争。其时他的搭档白崇禧则出任北伐东路军前敌总指挥。两人有勇有谋,能征善战,立下赫赫战功。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李宗仁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兼武汉政治分会主席,并奉派指挥桂系主力两个军与蒋介石、冯玉祥等军共同进行“二次北伐”,联合对张作霖统率的奉军作战。此后,桂军加上被收编来的唐生智部队由武汉打入河南,攻城略地一直打到山海关。桂系势力达于极盛。这令蒋介石深感不安,他与桂系的矛盾迅速激化。1929年4月,蒋桂战争终于爆发,并以桂系战败,李宗仁下野赴香港而告结束。两年后,逐步恢复元气的桂系又卷土重来,联合广东的陈济棠共同策划反蒋。1931年5月,以粤桂联合之武力为后盾的国民党“非常会议”在广州召开,决定另立广州国民政府与南京相对抗。李宗仁出任国府委员、军委会常委。他已成为广州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让白崇禧、黄旭初坐镇广西南宁,与广州联成犄角之势,他自己则在广州与陈济棠、张发奎共同主持军事方略,谋划对付蒋介石可能发动的进攻。那时,各派力量都打出抗日旗号。广州方面亦是如此,抗日态度比南京中央政府激烈。然而,为了改善部队武器装备,提高战斗力,桂系、粤系的军事首脑又都与日本方面进行秘密联系,谓之“策略”。
　　李宗仁密派王乃昌到香港与日本驻港总领事原田等来往,希望购买一批火炮、战防炮和轻重机关枪。日方为拉拢桂系,表示可以认真考虑,也赞同李的反蒋立场。日本驻广州总领事清水、武官和知中佐等也经常出入位于广州东山马棚岗的李宗仁官邸,且赴南宁见白崇禧,往来频繁。虽说对外界保密,但还是被军特处(军统的前身)广州站特工侦悉,密报戴笠。那时的戴笠已与中统分开,自立门户,力量虽说尚很有限,但办事效率较中统为高。戴笠知道李宗仁已成主子蒋介石的眼中钉,在向蒋汇报广州方面李宗仁等与日本人的秘密往来的情况后,特别提出: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不妨派出几个刺客潜往广州,将最具威胁性的李宗仁干掉。这一来,两广方面的反中央气焰必定大减,极可能维持不下去。蒋介石是个城府极深的人,这一两年里,他已发现自己这个长着一副马脸的浙江同乡后辈于弄权谋搞情报方面颇具天赋,比之中统的陈果夫、徐恩曾有后来居上之势,故特让他另立门户,任军特处长。蒋介石心中明白:眼下,若出兵进攻两广,实为下策,等于是给软禁在南京汤山的政敌、两广方面的“灵魂”人物胡汉民帮忙,也会大失党心、民心,但是如能暗杀掉李宗仁当然再好不过了。当下,考虑再三,他指示戴笠可相机行事,但必须绝对保密,否则,麻烦就更大了。戴笠衔命而去。
　　1931年7月,地处华南的广州炎热难耐,所幸的是来自南海上的台风常带来亚热带的暴风雨,驱走些暑气,让羊城百姓们享受数日凉爽。住在珠江边南洋旅馆的王乃昌接待了一位来自天津家乡的不速之客。他自称名叫谭金龙,读过南开大学,曾当过英国商行职员,因酒后打伤了英籍同事而被辞退,一度失业,现来广州想谋一份差事。他是在上海听一朋友说王乃昌在广州李宗仁麾下担任特聘政治参议,特慕名投奔来的,欲请其为自己帮点忙。王乃昌爱听奉承话,况且照谭金龙这么说,他还是自己的学生辈哩,因为王乃昌在未从政之前就在南开大学任过讲师。他曾留学日本,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1929年他为谋个前程投到在平津一带很有点名气的亲日派政客肖振瀛的门下,当上其助手,主要是充当日语翻译,见过土肥原、喜多诚一等日特大头目及梅津美治郎等军政官员。王乃昌主张中日友好,他对蒋介石特别厌恶,认为此人不配当中国的领袖。日本军部处心积虑分裂中国各派力量,特通过肖振瀛派王乃昌与华南的李宗仁等拉关系。王乃昌却被李宗仁留下来,许以优厚待遇,请他协助与日本方面打交道……王乃昌慨然答应帮助谭金龙。只几天两人就混熟了,天天一块上茶楼、酒馆、戏园子寻欢作乐。
　　其实谭金龙正是戴笠密派来广州的五个刺客之一。他是出面摸情况的。他的四个伙伴则藏身于学宫路附近一家旅店里。谭金龙以钞票开道,辅之以三寸不烂之舌,迅速博得王乃昌的信任,获取了有关李宗仁生活规律的若干情报。7月28日,谭金龙得悉李宗仁将经由肇庆返回南宁与白崇禧、夏威、廖磊等桂系将领开军事联席会议。他立即与马斌、涂文焕等同伙碰头,谋划在东山以西13公里的山间公路上设伏袭击李宗仁的座车。为保行动成功,还请军特处广州站的同伙们协助,在路边树林间坟堆上架上一挺机枪,并在路上埋设以电线引爆的定时地雷……
　　这一招确实够歹毒的了。然而戴笠手下的特务们低估了李宗仁的安全保护能力,这次暗杀计划被挫败了。原来,李宗仁为人很精明,爱思考问题,他对“日本通”王乃昌并非真的信任,而是出于利用。他在内心深处是很厌恶日本侵略者的,他牢记着甲午战争之耻与清廷被迫割让台湾之耻,牢记着当年日本在大连屠城的深仇大恨。他是个有血性的爱国将军,断然不愿出卖祖国和同胞利益充当亲日大汉奸。在广州他很注意安全工作,调来在桂林任驻军团长的族侄李志浩充当贴身副官。卫队连的120名卫兵均经过再三挑选,堪称精锐。东山马棚岗官邸戒卫森严,设内外三道岗哨,夜里都有卫兵组站岗巡逻。李宗仁接到保卫处长韦云泰报告说王乃昌近期与一个谭姓北方籍男子交往密切,即产生怀疑,命韦处长通知广州公安局核查此人真实身份,并加以暗中监视。李宗仁又密派自己部下两名参谋换上便衣参加对王乃昌等人的监视,并另行物色可靠的日语翻译。7月27日,李宗仁有意在王乃昌及参谋长张任民等人面前说他要回南宁开会,其实,他并没有外出的安排。他只略施小计便挫败了谭金龙等军特处特务的一次暗杀密谋。

　　案发后,王乃昌自感大失面子,向李宗仁认错,并提出辞职。李未多加责难,还好言抚慰,给他一笔钱,让他妥善安排生活——李宗仁觉得此人虽很不可靠,但眼下尚可派上“特殊”用场。至于谭金龙等几个刺客被捕后,对他们干的事均如实招认,但仍难逃一死,只是老成持重的李宗仁对外界严加保密,只当没发生过谋杀一事。
　　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宁粤双方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巨大压力,宣布统一,但两广仍处于半独立状态。

　　南京,毛人凤奉命谋杀

　　1945年抗战胜利后,李宗仁由位尊权虚的军委会汉中行营主任改调任北平行营主任,偕同夫人郭德洁和幕僚程思远、刘仲容等一行人飞往古都北平,住进中南海。他的作风较开明,常召开座谈会,虚心听取教授学者等社会贤达名流的建议,限制特务胡作非为。在北平的欧美各国人士均对李宗仁有好评。李宗仁踌躇满志,劲头更足,有心以后通过民选问鼎中央。他的表现更受蒋介石猜忌,双方的矛盾也更激化。1946年“国大”召开,李成为“广西省”代表。1948年3月,南京又召开“行宪国大”。李宗仁筹备妥贴后,于当月22日率竞选团直飞南京,参加副总统竞选,设竞选总部于太平路上的安乐大酒店。经过幕前幕后的运筹组织,他终于战胜了得到蒋介石幕后支持的孙科,在5月22日当选副总统。
　　当时,国民党政权已在内战中败北,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政局动荡,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前景一片暗淡。专制独裁成性的蒋介石不自作反省,反而更加迁怒于与他明争暗斗了数十年的李宗仁,认为他“仗持桂系武力,心怀异志,不顾大局,实为党国之罪人”。1948年6月,蒋介石密令伪国防部保密局长毛人凤筹划刺杀李宗仁。毛人凤衔命后曾在中山北路上“诚庐”召集沈醉、郭旭、徐志道等特工头目密商。沈醉等人也做了周密的准备,伺机下手。
　　当时,李宗仁夫妇住在南京鼓楼傅厚岗9号,此系一座带花园的法国式双层楼房,与李济深等军政大员为邻,旁边还有一所基督教堂和几块菜地。李宗仁对自身安全一直颇为注意,他的卫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且都是广西子弟,个个勇猛善战。为了有效防范蒋介石一方可能搞的暗杀活动,李宗仁的副官和警卫长特在傅厚岗、三条巷、鼓楼一带秘密安置了十几户广西籍“居民”,都是警卫部队的骨干,借摆香烟摊、开小杂货店、修车行等行业为掩护,以监视出现在这一带的可疑人员,一有异常情况,便采取行动,连教堂旁边都设有暗哨。

　　1949年1月,蒋介石迫于北方各主战场的重大失败,又受到桂系的白崇禧等实力派的压力,只好暂告引退,返回浙江奉化老家,暗中遥控政局。毛人凤为表示对主子的忠心,随主子共进退,也辞去保密局长之职,指定处长徐志道为局长,但实权仍由自己掌握。他奔走于南京、上海、奉化三地之间,继续反共反人民,捕人、杀人,甚是猖狂。徐志道以当年率军警在孝陵卫附近山坡小庙里找到被日方有意安排“出走失踪”的日本驻南京使馆外交官员藏本,从而挫败了日本蓄意挑衅的计划而扬名一时。他也是有野心的人,对当上局长后有职无权很不满。他看美国方面厌恶蒋介石,欣赏作风较民主的李宗仁,遂有意与桂系接近,献殷勤。李宗仁当然想利用他,遂派程思远出面约会徐志道,还在中央饭店宴请他,礼遇甚高,令徐志道很感动,借着几分醉意,道出毛人凤已作部署暗杀李代总统的计划,表示自己无意参与,可守“中立”,并随时提供情报……这等于是站在李宗仁一边。李宗仁听取程思远汇报后,吓出一身冷汗,更不敢掉以轻心,但又不能深居简出,因他几乎天天要去总统府视事办公,主理国政哩。为加强安全,他听从了身边高级顾问刘仲容的建议,特与安徽省主席、桂系将领李品仙联系,迅速地从蚌埠明光抽调一个半团的精锐部队来南京,分驻扎在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云南路和鸡鸣寺附近,并配备了一批美式军车,屏卫李宗仁的官邸和国府路(今长江路)上的总统府。
　　1949年2月29日,毛人凤从奉化潜回南京,筹划刺杀主张与中共进行停战和谈以达到划长江而治,真正地取蒋而代之的李宗仁。他奸诈阴险,办事力求稳妥。他发现李宗仁已作了严密防范,无从下手,而且沈醉等骨干也都迟疑不决。他审时度势,暂时终止暗杀计划,但迁怒于徐志道,认为徐志道就像两年前投靠李宗仁的北平市社会局长、军统干部马汉三,两面三刀,不堪信任。此外,促使蒋介石、毛人凤一伙不敢轻举妄动的另一外部原因是白崇禧以华中剿总司令长官的名义统兵30余万坐镇长江中游重镇武汉。白崇禧一直与李宗仁搭档,是桂系核心人物,桂系的李品仙又近在安徽,他们当然不会同意蒋介石对李宗仁下毒手……最倒霉的就是当时只做了一年保密局长的徐志道,他逃到台湾不久就被蒋介石下令拘押,扣上几个罪名送进牢房。

　　昆明,危险又一次逼近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隆隆礼炮声伴着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激昂旋律昭示中国历史揭开新的一页。解放战争已接近于结束,蒋介石不甘失败,犹作困兽之斗。他逃往台湾后还妄图守住西南数省,而李宗仁情知国民党大势已去,也有自己的算盘,那就是在广州及西南失守后,他携家人出走国外。反正他是不会再去台湾与老想加害于他的蒋介石共事了。
　　1949年11月4日,李宗仁带着随从一行人飞往昆明视察。云南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卢汉那时已打算起义,但还没有最后下定决心。他已与中共方面进行了暗中联系。说来他与李宗仁代总统结过小仇,因在1929年的蒋桂战争中,他受蒋介石暗中指使出兵黔桂边境,给桂系施加压力,迫使李宗仁从湖北抽调劲旅回防老家,结果桂系很快吃了败仗。话又说回来,如今,卢汉的同情心在李宗仁一边。他认为李宗仁有现实感。李两次给毛人凤下令,释放被关押多年的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及许多爱国进步人士就足以表明他顺从舆情,政治上开明,令卢汉钦佩。为了与李宗仁消除前嫌,卢汉听从了滇军前辈李根源的建议。在李宗仁飞抵昆明的那一天,下令动员近十万群众上街载歌载舞欢迎,并腾出自己居住的五华山上光复楼供李宗仁居住。这让李宗仁大喜过望,感到卢汉很尊重自己。过去的嫌隙如今不必再提了,连日里他接见了云南各界知名人士、滇籍国大代表等。

　　那时保密局的云南站长沈醉及其部下在昆明甚为活跃。他们仗着宪兵第13团和刑警大队的帮助,镇压人民反抗,控制言论,绑架进步师生,逮捕列入黑名单的****员,气焰嚣张,令卢汉很反感。在一次宴会上,他向李宗仁提出云南的形势动荡,主要是大批军统特务横行无忌,胡作非为,闹得地方群众天天上省政府****告状。李宗仁气愤地说:“这都是毛人凤秉承蒋介石的旨意行事。蒋先生已下野,已是一介平民了,还时时遥控政局,实在太过分了!你不必再听命于他。”卢汉连连称是,乘机取出李根源、马崇禄、金汉鼎等40多位云南知名人士联名写的要求从宽处理90名被捕人士的请愿书,请李宗仁批示。李宗仁心想不如留个好名声吧,遂签了字。“交卢主席从轻处理”。卢汉有了这个尚方宝剑,不由万分高兴。却说当日晚,昆明城郊巫家坝机场上,从一架空军运输机上下来几个不速之客。他们都穿着军便服,头戴礼帽,神态诡秘。他们是在台北奉毛人凤密令飞往昆明专为行刺李宗仁而来的。他们搭乘预先已停在机场外的宪兵第13团的一辆小汽车悄悄地驶入城内。然而他们没住进宪兵部队营地,也未与沈醉的云南站联系,却住进光明路附近一家私营小旅馆着手安排刺杀行动,准备在夜间潜入戒备森严的五华山风景区对卢汉官邸里的李宗仁实施袭击。
　　原来,毛人凤对沈醉在昆明的表现很不满意,认为他在两三个月前居然因怕触怒主政滇省的卢汉而迟迟不敢暗杀坚持反蒋的杨杰将军(他于9月17日在香港寓所终遭保密局特工暗杀),实在太差劲。就是对心狠手毒的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的表现也不太满意,嫌他杀人不够多。毛人凤决心再做一次努力,在台北他从部下中挑选了三个武功高强、枪法特别准的特工,交代了任务,许以事成后重金奖励。这三个杀手一心想露上两手,不想他们的神秘行踪引起小旅店段姓老板的怀疑。他本是保安司令部的线人,平日里就因其参加反战反蒋活动的大学生儿子被特务抓走而特别痛恨国民党特务。再说上面一再交代近日要注意形迹可疑的人,发现异常情况必须立即报告。于是段老板便向政保处龙处长作了汇报。龙处长本是前云南省铁腕人物龙云的亲戚,又是卢汉的心腹。龙云在被蒋介石发动兵变赶下台后即在重庆、南京两地遭软禁,1949年初,才从南京出逃香港。也正因有这层背景,龙处长对蒋系特务甚为厌恶。他亲自带领军警拘押了那三个特务。审讯中经用刑,特务被迫交代了潜入昆明的目的。龙处长大为震惊,立即禀报卢汉。卢汉也很震惊,他下令将三个特务秘密活埋,对外则保密……
　　李宗仁安全离开云南后,卢汉松了口气,马上下令放了被拘押的那90个人,并下令对沈醉等保密局人员限制自由,出动部队对宪兵第13团和刑警大队加以监视……1949年12月8日,卢汉在昆明通电起义,五华山顶高高升起了新中国的五星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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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是历史大骗局[转帖]

一 困惑与疑问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将近60年了，那场战争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特别是反法西斯国家人民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但是，作为当时主要的法西斯国家的日本每当提到那场战争的时候，主要都是提到他们在那场战争中所受到的伤害和很少提到对他国造成的巨大灾难，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理由---日本是第一个受到核武器，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受到核武器攻击的国家。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各投下的原子弹给日本带来了严重的伤害，最后导致约30万人的死亡。

日本就是借助这两颗原子弹的“威力”来装饰自己“受害者”的面目，每年的8月6日和9日，分别在广岛和长崎都有纪念活动，所谓揭开伤口，教育下一代。

但是，从1995年以来，世界各地，包括美国、俄罗斯、中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的历史学家和科学家，以及原来的政治家和军人，经过单独或是联合研究，发现美国在日本投放原子弹的历史记载存在许多的疑问，无论是在文字还是图象资料上都有诸多的困惑。主要问题是：

一，由于B-29飞机的航程有限，原子弹的投放飞机的起飞地点选在距离日本较近的提尼安岛的美国空军基地上，从美国本土运送两颗原子弹到提尼安岛上的步骤是先运送到夏威夷，然后在运送到提尼安岛，由于当时飞机的航程和安全性的限制，这两步过程使用的只能是军舰，这两段路却有很大的危险性，因为虽然日本海军在美军的打击下几乎已经没有了战斗力，但是，日本海军却仍然相当数量的潜艇，即使在战争末期这些潜艇仍然偷袭美军的军舰，即运送原子弹的军舰随时有可能被日本潜艇偷袭，美国怎么会冒那么大的风险用军舰运送原子弹？

二，当时美国制造出的第一批原子弹只有三颗，其中一颗已经在1945年7月16日的新墨西哥州的原子弹实验厂实验，美国怎么敢用仅剩的两颗原子弹去攻击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还手之力的日本，而且还是以平民为主的城市呢？而且，美国在未来几个月内不要可能马上在造出原子弹，美国难道没有想到会有可能出现的有、突然事件吗？

三，当时，主要的原子物理的科学家包括爱因斯坦、费米甚至是奥本海默本人都极力反对使用这种威力过大的武器。美国政府难道一点也不尊重这些为他们研制核武器以后还得依赖的科学家的意见吗？

四，电影和照片资料的问题。有很多人看过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后的电影和照片资料，但是，你只要有少许的常识和一些思考，你就回发现这些电影和照片资料中有着诸多的问题。原子弹爆炸过后谁有能力在强烈的核辐射区进行摄影或摄像，日本当时没有任何一种防辐射的装备。即使是少得可怜的电影资料还是有问题，你会发现一些“幸存者”在爆炸后从废墟中出来后排成行走路，似乎是经过训练的。另外，能在核武器的爆炸中幸存这本身就是不可思议的事。

五，

“幸存者”的迷惑。从战争结束到今天，从未发现过一个可以直接证明在广岛和长崎有过原子弹爆炸的人。有些“幸存者”只看到有大火产生，另一些“幸存者”以自己所谓“受到辐射烧伤的”伤痕，实际上只是火烧伤的痕迹。没有一个日本人能自身经历的的证据证明在广岛和长崎曾爆炸过原子弹。

六，数字的困惑。当时由于日本的个大城市都受到美国飞机的整天狂轰滥炸，大多数市民都跑到乡下躲避，广岛和长崎也是如此，实际上，据一个在广岛的日本老人介绍，1945年3月以后，在广岛市的市民已经不足五万人了。当他在四月离开广岛到乡下时，广岛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当然长崎也是如此，而日本政府最后却称两颗原子弹最后造成近30万人死亡，着实在令人费解。

七，科学证据。美国和德国科学家在广岛和长崎两地进行了土样品的秘密采集，拿回国后经化验发现这些土的土质与普通土几乎没有区别，辐射计量并非超常。根本无法与在核实验基地所采集的土样品的辐射剂量相比。实际上，在受到严重辐射的土地上在几百年内不可能可以生长植物，人在该地区生活也相当危险，这与今天广岛的事实相悖。这更使人们困惑。

八，最有力的证据。美国、中国和澳大利亚的科学家运用巨型计算机的有限元分析法，对在新墨西哥州、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的电影图象资料进行分析后，其结果令他们大吃一惊--三份图象是同一颗原子弹的，也就是三份电影资料是在同一颗原子弹爆炸的不同角度拍摄的,当然应该是在新墨西哥州爆炸的那颗原子弹。

种种令人不解的疑问和新的发现令许多科学家(特别是核物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十分困惑,但是,由于这种关于核武器的事件的极其特殊性以及对事实的谨慎态度,另外很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都是独立研究,使这种疑问没有通过新闻媒体公布于众。

二 事实与****

但是,仍然有许多的学术人士要求知道事实****,从1995年开始,他们通过些秘密的方式与美国政府交涉,要求美国政府解密一些文件，然而却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有些美国政府官员说这是些”疯子的行为”。

但是,1999年末,一位参加过“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和一位当年美军的上级军官却联合披露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历史--美国从来没有在日本本土投放过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的事件是一场骗局，那只是美军进行的一场非同寻常的信息站和心理站，一次非常成功的“软战争”。

由于这个消息是在十分保密的情况下披露的，而且受到了美国政府的压制和否定，最后甚至对这两位科学家和军官进行了软禁，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因此只有极少数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知道了历史的****。

纸终究包不住火的，这些消息终究会公布于众，只是时间的问题。

以下就是历史的事实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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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明朝第一思想犯 [转帖]

　　
　　彭 勇

　　明朝这一代，有趣得很。皇帝们嗜好奇特，大臣们倒声名卓著，就连思想界的“异端邪说”也令人瞠目结舌。若是走在明朝晚期的大街上，随口提到李贽这个名字，别说儒林学士了，就是贩夫走卒，都会双眼放光：“李贽又出畅销书了？还是上讲坛品孔子了？”热烈之情溢于言表，连顾炎武都有点酸溜溜的，说是“一境如狂”啊。

　　思想家做到这个分上，成大众偶像了，肯定得受点争议。不过，李贽惹的争议实在太大，他一竿子捅到底，把深宫里的皇帝给惊动了。万历皇帝调来他的案子一看，出身没问题，履历很简单：先做官，后做和尚。正准备放他回老家算了，没料到李贽用一把剃刀在喉咙上轻轻一割，揭开了他狂放思想中最后的答案：做自由烈士。

　　做个傲慢清官又何妨

　　不管李贽是多么“离经叛道”，有何等“异端邪说”，他找到的第一份工作，还是做官。

　　李贽祖上跟朝廷颇有渊源，曾奉命下西洋经商，虽不像郑和混得有头有脸，但总算富甲一方。可惜犟小子李贽1527年初冬在福建泉州出生时，明王朝已进入了嘉靖皇帝的第六个年头，“海禁”已起，家道中落。迫于生活压力，只好另谋出路，希望靠读书闯出一片天地。天才儿童李贽一鸣惊人，12岁就写出《老农老圃论》，把孔子视种田人为“小人”的言论大大挖苦了一番，轰动乡里。这下好了，特长一栏既然填上“写作”二字，只好锦绣文章卖于帝王家。很快，26岁的李贽考中举人；4年以后，谋得河南共城(今辉县)教谕之职，成为养家糊口的主力军。

　　后世有欧洲人米卢对着足球说：态度决定一切。我们明朝高才生李贽的态度，就是对着官场轻蔑地说：我混饭来了。这决定了他做官所具有的两个特点：一是傲慢，二是清贫。

　　首先来看看李贽怎么个傲慢法。第一，他非但不像范进中举一样，给左邻右舍来点喜剧，反而坚决不再考进士。所以打这以后，举人李贽，只能在八九品小官的基层公务员岗位上接受锻炼，国子监博士、礼部司务、刑部员外郎……统统俸禄微薄，公务不多。第二，从当官第一天起，他就不齿于官场暗规则，更鄙视自己为五斗米而折腰，于是履行完公务就“闭门自若”，摆明了不与同事打交道。第三，他闭门是在钻研学问，一个12岁就敢把矛头指向孔子的人，那种天才般燃烧的自由思想、个人情怀日益成熟，处理公务自然处处与上级唱反调，典型的“刺头”一个。

　　长期的傲慢让李贽的工资单很难跟上明朝经济发展的形势。混自己的饭虽然够了，但他早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贵族，他把家养得很不妙，未达到温饱水平。甚至在1564年，好不容易靠着祖父病故收了笔“赙仪”钱(赙仪是指长辈去世时，上司和同僚送的银两，是明代官场惯例)，扣除自己奔丧的费用，其余留给妻女买了田地，他满心以为能过上安稳日子了。谁知从泉州回来一看：大旱，颗粒无收，两个女儿饿死了……

　　不过，傲慢和清贫绝不影响李贽做个好官。51岁时他得到一个正四品实职，云南姚安知府。这实在不是个美差，西部待遇不好，姚安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但这丝毫没有妨碍他建功立业。他迅速摸清民情，采用无为而治的方式，对民族纠纷，“无人告发，即可装聋作哑”，从不扩大事态；对民族上层人士，以礼待之，输以至诚。三年任期下来，民族工作抓得有声有色，令云南巡按御史刘维刮目相看，要向朝廷举荐他。

　　按说，这该是一辈子颠沛流离的李贽官场生涯的转折点。哪知道李贽听到消息，拔腿就跑，逃进了滇西鸡足山里。天上掉下的馅饼他愣是不要，定要刘维替他交了辞职信，才肯从山里出来。25年的官场生涯啊，他实在累了，新婚的夫妻都熬成银婚的老伴，可他李贽，是永远熬不灭心里那把自由火、身上那股执拗劲的！

　　于是，李贽离姚安，士民拥车，遮道相送，车马不能前也。

　　“学术和尚”也疯狂

　　辞了官的李贽心里非常难过。首先，他没有完成养家糊口的最低奋斗目标；其次，他还为生计丢掉了最高奋斗目标——学术。他还记得多年以前，在北京补了礼部司务的缺，有人嘲笑他说，等了几年捞到一个穷得要命的闲职。他自己是怎么回答的：“我心目中的穷，同一般人说的穷不一样。我觉得最穷是听不到真理，最快乐是过自己感兴趣的生活。十几年来我奔走南北，只是为了生活，把追求真理的念头遗忘了，如今我到了京师这种地方，能找到博学的人请教，就是快乐。”

　　言犹在耳，可岁月已蹉跎。你看那女儿坟茔旧，你看那老妻红颜改，你看我这一把老骨头还能做学问吗？

　　当然能。

　　李贽想到做到。55岁的他携妻从云南直奔湖北黄安的天台书院，白天讲学论道，夜宿好友耿定理家中，主业是门客，兼职是家庭教师。

　　不幸的是，他招收女弟子，以及个性要解放、个人要自由的“异端邪说”，与耿定理的哥哥、刑部左侍郎耿定向的正统观点激烈冲突，双方水火不容。耿家门人也分成了两派，彼此用拳脚来解决真理问题。耿定理一去世，李贽就从耿家搬出来，迁往麻城，投靠另一位知己周思敬，开始了孤寂的学术流浪。

　　这一回，李贽似乎吸取了教训，不住朋友家，住寺院。第一站，住维摩庵，算是半僧半俗的“流寓”生活；第二站，住龙湖芝佛院，在周思敬资助下读书参禅。

　　李贽一定想不到，他与寺院结下“孽缘”，顿时让耿定向得意地笑起来：“小样！总算逮着你的把柄了。”李贽还以为得来全不费功夫，清净了，于是把妻子、女儿、女婿送回泉州老家，“既无家累，又断俗缘”，正式登记为芝佛院的常住客户和职业作家。书写到高兴处，索性剃发留须，故意摆出一副“异端”面目，俨然是个搞学术的老和尚，如此便是10年。

　　结果，李贽火了！举国上下，满城尽是李贽“粉丝”。工部尚书刘东星亲自接他去山东写作；历史学家焦替他主持新书发布会；文坛巨子袁氏三兄弟跑到龙湖陪他一住三个月；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和他进行了三次友好的宗教交流；全国各大城市轮流邀请他去做访问学者。李贽一开坛讲学，管你是哪座寺庙，在什么深山老林，和尚、樵夫、农民，甚至连女子也勇敢地推开羞答答的闺门，几乎满城空巷，都跑来听李贽讲课。这下子，李贽成了横扫儒、释、民的学术明星，明朝竟出了个前所未有的大众偶像。

　　李贽学说，哪来如此魅力？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他流浪各地，对社会中下层生活深有体会；他执政多年，和学术精英有过思想的碰撞。两方面的经历，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他自幼的反叛精神和个性思想，在几千年来“三纲五常”的“无我”教条下，喊出了人人皆圣人、可以有自我的心声。就冲着这一点，能不得到饱受压抑的儒学士子、平民百姓的欢迎吗？

　　剃刀下的亡魂才自由

　　表面上看起来，李贽生活形势大好。当然，这不是说他的物质生活。在物质上，李贽依然一贫如洗，而且脾病严重，身体日渐衰老；过分燃烧的思想也像水蛭一样，吸食了他虚弱的体力。但是，他的学术成就让他觉得，幸福像花儿一样。

　　可是，李贽晚年的生活环境迅速恶化。

　　友人越是倾力相助，民众越是趋之若鹜，敌人就越是磨刀霍霍。

　　万历二十八年（1603年），76岁高龄的李贽回到了龙湖，打算结束多年流浪的生活，终老在此。此时，老对头耿定向终于发难了。而且，是一个李贽做梦都想不到的罪名：僧尼宣淫。

　　顽固的正统思想卫道士，指责李贽作为一个僧人，不节欲，倡乱伦，有伤风化，怂恿黄安、麻城一带的士大夫“逐游僧、毁淫寺”。顽固的地方官吏，以“维护风化”为名，指使歹徒烧毁李贽寄寓的龙湖芝佛院，毁坏墓塔，搜捕李贽。

　　老头李贽，只好再次出逃，躲到河南商城县的黄蘖山中。他终于意识到生活小节上的狂放不羁，也能带来百口莫辩的后果。其实，李贽剃发颇有苦衷。头一条，天热头痒，又写书无暇，干脆不梳不洗，剃掉省事；再一条，做官20多年，约束受够了，如今辞职做学术，竟然又被家人约束，不是催他回去，就是前来找他，还是没有自由，不如剃发明志：我就是不回家了。又一条，好不容易学问有成了，社会上又冒出许多闲人，指责他是“异端奇人”，还是不自由。说来说去，青丝诚可贵，长发蓄多年。若为自由故，为何不能剃？李贽剃发，表明了他对世俗的厌倦胜过了同情，他实在想让自己快乐一点。

　　但是，剃发虽真，出家却假。李贽从来没有受过戒、拜过师。佛祖门下，简直是平白无故多了个荣誉弟子。至于说李贽“宣淫”，已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76岁垂老之人怎能在龙湖芝佛院“挟妓女”、“勾引士人妻女”？

　　其实，在中国历代王朝，畏惧思想者思想的火花，却又不敢以思想的名义逮捕，这种事情并不少见。皇帝们总是害怕，一旦思想的罪名写进诏书公告天下，那不是让老百姓都知道有种叫“星星之火”的东西？那还了得，他们一学会，立即可以烧掉这金灿灿的宫殿。于是，各位大臣、众位卿家，快快替朕想个可治其罪的罪名来。

　　万历皇帝的大臣们想出来了：桃色新闻。

　　大臣们声泪俱下地控诉着和尚与尼姑、妓女、淑女的故事，万历皇帝听得很满意，他在逮捕令上做出了批示：“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令下诏狱治罪。他的著作不论出版与否，一概查抄烧毁，凡收藏、保留者，严罚不贷！”

　　逮捕过程非常顺利。当时李贽就在北京通州的好友马经伦家里，他是应邀到此著书讲学的。听说抓他的锦衣卫到了，身体已经很羸弱的李贽竟快步走出来，大声道：“是来逮捕我的吧，快给我抬来门板，让我躺上去。”锦衣卫目瞪口呆，只好按照吩咐，把他抬进了监狱。

　　对死，李贽无所谓得很：“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来死，反等出祸。”然而，万历皇帝并不打算让他死，思想的传播已经扼杀，桃色新闻又不是什么死罪，皇恩浩荡其实也很容易。于是，李贽既没受什么刑，又可以读书写字，牢狱条件不可谓不好。最终的判决书下来了，李贽一看：送回老家，地方看管。他顿时失望了：一个自由的斗士，怎么能够被看管？

　　万历三十年（1602年）三月十六日，李贽静坐于北京皇城监狱，一名侍者为他剃头。剃好以后，李贽抢过剃刀，朝自己的脖子割去，顿时鲜血淋漓。侍者大急，问年老的犯人：“和尚痛否？”李贽不能出声，以指在侍者手心写：“不痛。”侍者又问：“和尚为何自割？”李贽写：“七十老翁何所求？”辗转两日，终于断气……

　　他用一把剃刀追求到了他的自由。

　　从此，宣告了明末思想界的沉寂，宣告了自由时代的遥遥无期，也宣告了对封建朝廷无声的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