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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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三丰传奇：朱元璋为何将目光投向武当山[转帖]

　
　　一个武当山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是一名道士，但时人称之“活神仙”。他是一代武学宗师，传说练就不死之身。有人说他生于元朝中期，卒于明初。有人说他活了400多岁。

　　这是一个不老的传说。故事的主人公叫全一，又名君宝，外号邋遢，但更多的人称他为张三丰。

　　他行踪莫测，但有关他的故事却从未间断。关于他的外貌，传记作者们兴致勃勃的描述到：龟形鹤骨，大耳圆目。不论寒暑都只穿一身道袍、一件蓑衣；高兴时穿山走石，疲倦时铺云卧雪，但与之谈经论道，又无所不通，人人皆以为他是神仙中人。

　　扑朔迷离的各种传说中，只有《明史》严肃而肯定地记载着，张三丰曾去过一个地方——那就是湖北西北部的武当山。当时，武当山五龙宫、南岩宫和紫霄宫都因战火焚毁，张三丰带领徒弟将各宫观修葺一新后悄然离去。书中也同时指出，明太祖朱元璋久仰其大名，遣人去找，不知所踪。

　　帝王们究竟有没有找到张三丰？他到底是传说中的人物，还是确有其人？捕风捉影700年，似乎关于这位神仙的秘密都深藏在武当群山之中。而对他的苦苦寻觅，也就一次次将这座充满仙人之气的神山推到了人们的视线内。

　　今天的武当习武者大多奉三丰派的衣钵，袁师父已经是三丰派第十五代传人了。他十五岁来到这里，20年来，从学徒成为师父。在他的眼中，这座大山处处可见与三丰祖师有关的传奇。

　　如今的张三丰被供奉在紫霄宫朝拜殿内，经过无数追随者的粉饰雕刻，他从人成为了神。人们津津乐道于这位武学宗师的武功究竟是怎么练成的。而众多的版本中，流传最为广泛的，就来源于神龛旁的这副壁画，它讲述了一个蛇雀相斗的故事。

　　每天，武当山逍遥谷内都有道人修习武功。在道教信徒的眼里，这座大山蕴含着无穷生机，故修真学道之人于此山修炼，能将太和之精气通贯天人。这样一个具有生气的环境，武当内家功夫的养生特性也就随自然而生长。

　　从自然中来，与自然融为一体。因此，武当功夫中，以动物命名的拳派和招式也最多。譬如形意拳中鹰拳、蛇拳、猴拳、虎拳、熊拳，再如太极拳中以野马、黑虎、白猿、大鹏、白蛇等命名的招式，这大概也算是中国最早的“仿生学”了吧。

　　或许，正是感慨太极拳融万物精华于一体。清代历史学家黄宗羲给了太极拳一个更为神秘的出处。他在《王征南墓志铭》中写到，张三丰本是武当道士，有一次，皇帝下旨召见他。

　　每个人都在描画着自己心中的张三丰，种种传说铸成神坛，一步步把张三丰推至神坛之上。

　　任自垣，永乐十一年就任武当山玄天玉虚宫提点，统领全山道教事宜。在武当山的近20年间，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入了一本书。

　　在金庸先生的《倚天屠龙记》中，张三丰先后收了七位弟子号称“武当七侠”，他们都身怀绝技，得其太极拳与武当剑法之真传。文学作品多有虚构，不足为证。但事实与小说却有某些巧合，历史上，张松溪、张翠山两人曾投奔张三丰门下，而得其真传者仅张松溪一人。

　　关于这位武侠大师在武当山的生活，方志中记载，张三丰曾隐居修行于展旗峰下的太子洞。而他到底收过哪些弟子，民间传说最广泛的，首推曾资助朱元璋修南京城的大富豪沈万三。

　　实际上，张三丰故事的流传以及后来帝王们热烈的追捧。这一切都源于他弟子的传播，只是这个人，并不是传说中的武当七侠也不是沈万三。而是武当山五龙宫的一个叫邱玄清的道长。

　　五龙宫是武当山的龙脉所在，自唐太宗李世民建祠以来，历朝历代的皇帝对它不断扩建重修。明朝初年邱玄清来到五龙宫时，元末明初的战火让这座曾经辉煌的残破不堪。在当住持的十多年间，邱玄清重新修复了五龙宫，赢得了官府和老百姓对五龙宫的重视。管辖武当山的官吏对他非常看好，推荐他到朝廷里边担任监察御司。果然，不久后邱玄清被朱元璋所看重，升为太常寺卿。

　　本来就信奉道教的朱元璋开始关注起张三丰。二十多年来，大明王朝在他的统治下一片祥瑞，百姓安居。然而，辛苦打造的这艘超级巨舰究竟能行驶多远，怎样才能惠及子孙万代，又有谁能助自己一臂之力呢？

　　帝王们又一次将目光投向了武当山。然而，不知是巧合还是张三丰的先知先觉。他似乎预料到朱元璋会苦苦寻找自己。洪武二十三年，张三丰离开了武当。史书记载，第二年，朱元璋派人前往武当，无功而返。

　　一次次没有结果的追寻并没有削减皇室子孙对张三丰的热爱。洪武末年，朱元璋的第十八个儿子朱柏来到了武当山。他此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寻访仙人。然而，一番辛苦后却被告之张三丰已经离去。遗憾之下，他留下了一首《赞张真仙诗》。

　　这似乎是一个永远没有答案的谜题。永远也找不到的张三丰究竟有没有来过武当？正当史学家们重新审视历史时，一个有力的证据让人们不再怀疑。

　　悬疑往往更容易催生传说，张三丰俨然已经成为武当山的一大符号，如今的人们，笃信这位内外兼修的张真人一定与武当有不解之缘。

　　史料记载中，六百多年前，张三丰也是在这里开设会馆，教授徒弟。这是他千辛万苦寻来的一块宝地。当年，他神游八百里武当，展旗峰、梅子垭、仓房岭的山势而下时，他看见华麓山看见此处山势层叠起伏如宝椅状，九渡涧环绕其间。武当山脉至此，千峦收敛。正是修宫建观的风水宝地，或许，武当的兴盛将从这里开始。面对苍茫群山，他无比感慨的说了一句日后被载入史册的话。

　　正是这句话，触动了一个帝王的心思。

　　此时的明成祖朱棣刚刚继位不久。虽然顺利从侄儿手中夺得了皇位，但篡位者的称呼总让他隐隐有些不安。他迫切的希望有人能帮助自己稳定民心，张三丰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更何况，这也是父皇未了的心愿。

　　永乐三年，一道圣旨从北京发出，这是朱棣第一次遣人遍访张三丰于天下名山。此后的十多年间，朱棣六次遣人四处寻访张真仙。

　　公元1417年，武当山黄土城有了一座名为遇真宫的道观。它是明永乐皇帝朱棣特意为张三丰修建的道场。在无数次追寻以失望告终后，朱棣听说张三丰曾经在此建造会仙馆结庵授徒。为表虔诚之心，皇帝在原址兴建了这座道场，他希望张三丰云游四海后能到这里传道授业。

　　对于武当来说，一个道人能受到的最高礼仪莫过于此了。在供奉玄帝的大山为一名道人修建宫观，这是道教名山中极为罕见的孤例。

　　如今，随着南水北调工程的启动，遇真宫将面临被淹没的危险。文物部门正全力以赴测绘勘探，寻求一种对世界遗产更合适的保护方式。

　　坐北朝南的遇真宫，地势平缓。它背依凤凰山，面对九龙山，左有望仙台，右为黑虎洞，水磨河从宫前流过。这本是道家梦寐以求的宝地，辉煌时宫里共有　200余间殿宇道房。然而，1935年一场百年不遇的山洪，百余间华屋被淤土埋没，变成一片平地，只留下山门内一座四合院式的古建筑，专为接待各方挂单道士和客人，道人称它为前宫。广场东西对称而立的石门分别为东华门、西华门，是东西两宫的大门。至今，崇台遗址仍埋在一米多深的地下，唯有赭红色的宫墙依旧矗立。龙虎殿内空落落的真仙殿等了600多年，始终没有等到仙人的造访。

　　武当山博物馆内珍藏着一块《贻赐仙像》碑，它是公元1477年由河南南阳府邓州信士铸造。这块碑上，详细记录了明英宗封赠张三丰为“通微显化真人”　的原委，这是对武当道人的最高封号。史料记载，自明太祖朱元璋开始，200多年的明王朝皇室从未放弃寻访张三丰，但始终未见真人。

　　明初，由朝廷钦选的各地各派道士四百余人来到了武当山，他们奉张三丰为祖师。于是，以张三丰为核心的武当武术派逐渐形成，它和少林武术一起，奠定了中华武术“北崇少林、南尊武当”的地位。

　　公元2005年底，武当武术被纳入首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武当博物馆特意为这位武学宗师设计了一面太极墙。无论太极拳随着时光的流逝怎样演变，张三丰所创立的这些最基础的招式已成为太极拳的精髓所在。这座大山用另一种方式永远的记住了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武当道人。

　　庄子说，阴阳为之道，阴阳演化太极。古老的中国文化衍生出一门意蕴悠长的拳法。它的追随者从古至今，超越国界。阴阳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中国文化具象的表现。在道家眼中，“太极圆”是世间万物最本质的运动轨迹，也是自然周而复始的永恒主题。这些“圆”的运动，既表现出一种力的柔韧含蓄之美，又蕴含着无穷的生机和活力。

　　无论内功心法，还是姿态体式，武当内家拳法都给人以仙风道骨的飘逸之感和唯美享受。这样的功夫，既能养生，又能健体，被武林界推崇了数百年之久，自然也在情理之中。如今，全世界有将近5亿人练习太极拳，它被称为强身健体的最好武术门类。

　　无论寒暑，紫霄宫内总有道人修习武功心法。沉寂在太极的玄妙之中，意由心生，神游天地，时空仿佛自由穿梭于千百年间。

　　踏雪而来，无数的追随者寻求一种永恒的逍遥。仙人的身影已经远去，但寻访的脚步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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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勃：生得伟大，死得窝囊[转帖]

　　
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王勃（650－676），字子安，隋末大儒王通之孙。这个家族秉自然之造化、钟天地之灵秀，上下三代，牛人多如牛毛。单说王勃爷爷辈，王通号文中子，儒家学问可了不得，贞观年间好几任宰相都是他的学生；王通的两个弟弟，王度，写《古镜记》的那个，开唐代传奇之先河；王绩，号东皋子，又号醉吟先生，历史上最有名的酒鬼之一，还写得一手好田园诗，深得陶渊明真传。

　　再说这王勃三兄弟，勔、勮、勃，个个文采出众，他老爸的朋友杜易简——杜审言的兄弟——见哥们生了这样三个聪明儿子，羡慕得要死，给哥仨取了个外号，叫“王氏三珠树”。三兄弟中，王勃年龄最小，却是最聪颖，相传六岁就能写出流利的文章。之所以这么厉害，是因为他小时候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仙人拿墨泼了他一袖子，所以就跟江郎得了郭璞赠的彩笔一般，立马就成了文学天才。当时有个大儒颜师古写了本《汉书注》，天下读书人都奉为圭臬，拿它当教科书使。王勃九岁的时候看《汉书注》，给老颜揪了一大堆错误，另外写了一本十卷的《汉书指瑕》。颜老师在天之灵若是知道有如此牛皮哄哄的后生，肯定会激动得老泪纵横的。

　　王勃写文章很有个性。他总是先让人磨好墨、备好纸，自己却用被子盖住头，躺在床上呼呼大睡。一觉醒来，提起笔来就写，文不加点、一气呵成。传说这叫“打腹稿”。蛀书上中学那会儿有个同学，作文时总是先两眼望天，嘴里吐着泡泡，等别人都写得差不多了他才动笔，却总是比别人先写完。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整明白这哥们打的是什么稿。

　　十四岁那年，大多数人初中都还没毕业呢，王勃已经高中幽素科，官授朝散郎。沛王李贤听说王勃后，赶紧请来给自己做修撰。王勃同学年少得志，却没啥社会经验，难免会吃苦头。当时诸侯王之间风行玩斗鸡游戏，王勃一时兴起，为沛王写了一篇《檄英王鸡》助威。“檄文”这样的玩意儿，本来是开战前讨伐敌方的文字，王勃“讨伐”英王李显家里的斗鸡，地球人都知道这是开玩笑，可是唐高宗这个死脑筋偏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这是在挑拔他的宝贝儿子们的关系。可怜的王勃，被高宗一怒之下赶出沛王府，无处安身，只好跑到四川旅游散心。唉，这位高宗，也忒没有幽默感了，怪不得他老婆武则天在他死了以后要找小白脸的。

　　王勃很有孝心，觉得老爸年纪大了，怕他身上某些零件出问题，找江湖游医不放心，所以自己先学点医术准备着。于是他拜长安名医曹元为师，尽得曹医生真传。后来又听说虢州盛产药草，于是央求朝廷派他到这个地方做参军。

　　可惜王勃年少气盛，处世经验不足，才吃了苦头，又栽了跟头。有一个官奴曹达，正被朝廷缉拿，王勃不怕事，将这个火药桶藏在家里。到后来风声越来越紧，王勃终于怕了，于是又私下里将曹达杀人灭口。事泄之后，王勃被抓起来，一审判处死刑，只等秋后问斩。还好，王勃同学运气不错，正赶上朝廷大赦，保住了一条小命。但是小王多次撞高压线，死罪虽免，活罪难逃，政府鉴于王勃同学有才无德，来了个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还专门下文件，把他永远开除出公务员队伍。他老爸王福畤也因为教子无方，被贬到交趾做县令。交趾可远了，在今天的越南河内，当时是鸟儿飞过不拉屎的地方。唉，一个孝子，把老爸害得这么惨，估计王勃连死的心都有了。

　　王勃丢了官，只好到处瞎晃荡。虽然没有正当职业，但因为写得一手好文章，他就做了个自由职业者，日子过得挺逍遥。他偶尔为人捉笔代刀，得来的银子、玉帛堆了一屋子，花都花不完，所以被人称为“心织舌耕”。有一天，他正在扬州泡美眉，听说南昌的洪都府阎都督要搞一个文人笔会，地点就在南昌的滕王阁。王勃掐指一算时间，乖乖，就在明天，看来赶不上了。有一个老头(据说是江神)说不妨，给王勃的船扇了一阵风，一夜之间，他的船就从扬州溯流而上，到了南昌，正赶上这次笔会。

　　话说这阎都督搞笔会是要贩卖私货的，他有一个东床佳婿吴子章，据说很有文才。都督嘱咐女婿事先写好《滕王阁序》，准备到时候拿出来宣读，挣点名声和人气。宴会上，阎都督假惺惺地问有没有哪位大才子愿意出来写篇《滕王阁序》，作为这次大会的总结性文件，交给路透社发表。大家都知道都督大人的心思，默不应声。只有王勃这只初生犊子不怕，勇敢地伸出脑袋接石头。阎都督心里老大不高兴，拂袖离席，只叫手下把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王写的东西抄进来给他看。手下抄下“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都督鼻子里哼了一下，心想：“老夫就知道你会这么写。”手下接着报来：“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阎都督还是摇头：“老生常谈，不中不中。”到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时候，都督拍案叫绝，转头对女婿说：“那个谁，你的文章就别拿出来献丑了。”

　　阎都督虽然怀了私心，却还颇有肚量，敢于承认王勃比自己的女婿强。不像现在的人，玉米、凉粉和笔迷死磕，胡搅蛮缠的。至于“抄了也爱你”，那就更没脑子了。咦，好象又跑题了？赶紧回来。王勃四处旅游，既然游到江西来了，那就干脆再游远一点儿，到交趾探望老爸去吧。王勃先从陆路到徐闻，渡海到海南岛，然后从海南乘船去河内。路上遇到台风碧利斯，他坐的船翻了。列位看官别着急，小王没被淹死，他被人捞起来了。

　　可惜的是，翻船事故中没被淹死的王勃同学，却因惊吓过度，捞起来的时候已经两眼发直，不久就死掉了，年仅27岁。唉，一个生得那么伟大的人，居然死得如此窝囊，您找谁说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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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里的一处标点[转帖]

　　■顾农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是孔夫子的一句名言，曾经有人提出应读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夫子有没有这么民主

　　，把老百姓同意不同意赞成不赞成看得如此之重，是一个老大的问题。如果历代尊孔的皇帝采用这种解读，一部二十四史恐怕非改写不可。

　　不仅涉及思想义理的地方如此，一些细节也会产生不同的理解，让人举棋不定。鲁迅先生在杂文《点句的难》（后收入《花边文学》）中举过一个《孟子》里的例子：

　　古文本来也常常不容易标点，譬如《孟子》里有一段，我们大概是这样读法的：“有冯妇者，善缚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嵎，莫之敢撄。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但也有人说应该断为“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的。这“笑”他的士，就是先前“则”他的士，要不然，“其为士”就太鹘突了。但也很难决定究竟是那一面对。

　　常见的读法大约来自汉人赵歧的注和宋人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后者是明清以来每一个旧时代知识分子都读过的。朱注云：“卒为善士，后能改行为善也。之，适也。负，依也。山曲曰嵎。撄，触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这样当然讲得通。而另一种断句法则出于宋人刘昌诗，其《芦蒲笔记》卷一有《冯妇》条，批评那种传统读法，提出一种新的断句，即鲁迅所引用者；刘氏解释说：“盖其有缚虎之勇，而卒能为善，故士以为则；及其不知止，则士以为笑。‘野有众逐虎’句意亦健，何必谓‘之’野外，而后云‘攘臂’也。”这样的读法倒也很有意味。《鲁迅全集》的注释引用了《芦蒲笔记》的意见，说鲁迅之所谓“有人”就是指他（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05页）。

　　这当然是对的；但这“有人”恐怕还不止刘昌诗一个，宋末人周密在《志雅堂杂抄》中提到“《孟子》有‘冯妇缚虎’一章，闻元庄云，有一家以‘晋人有冯妇者，善缚虎，卒为善，士则之’断句。后之‘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与前相对，亦自有意。”他的补充说明甚有理趣，“与前相对，亦自有意”，这样就不会显得“鹘突”了。看来鲁迅之所谓“有人”也应当包括周密其人。

　　又明朝有无锡处士陈公懋者，写过一本《删改四书朱子集注》，专门订正朱熹之误，在这里他采用刘昌诗、周密等人的断句法。可是理学宗师朱熹在明朝地位甚高，根本得罪不得；陈公懋将自己的著作献给朝廷，结果大倒其霉，书被毁版，人遭治罪。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五《献书被斥》条详载其事，但同时介绍说，他那书中“士则之”的断句，“时人传之”。

　　用行政命令甚至暴力惩处的手段来决定标点的是非，未免太过分了。明朝那些事儿，有些实在难以想象。

　　后来为《孟子》作注释、讲解的人如何处理这里的断句，乃是一大麻烦。一般情况下就照《四书章句集注》办事，不再多说什么，以省纠缠和麻烦。但也有不回避问题的人，例如清中叶扬州学派的著名学者焦循做《孟子正义》，就引出了刘昌诗《芦蒲笔记》和周密《志雅堂杂抄》中的意见，他不同意这种新的断句方案，援引阎若璩《四书释地》的说法驳斥之；同时又提出后半有关断句应作“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并解释道：“连用冯妇者，若曰谁迫之使趋迎，冯妇也；谁迫之使下车，冯妇也。皆形容其不知止之状也。”他的这一新见也未尝没有一点道理，但似乎没有引起多少注意，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人重印他的《孟子正义》，有关字句的断句仍用赵歧朱熹旧法，完全不理会他的新见，例如影响很大的世界书局版《诸子集成》（《孟子正义》在第一册）就是如此。

　　关于冯妇这一处标点的出入当然是一个小问题，而由此亦可见经典自当细读，又可见要推翻一种权威的意见是很难的，连动摇它一下都不容易。字句方面尚且如此，讲到义理，就更加是这样了；而现在现身屏幕大讲古代经典的明星学者实在非常潇洒，常有精彩而出人意料的发挥，却没有什么论证。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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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转帖]

九七五年六月间，在癌细胞的吞噬下，逝世前的周恩来已经瘦得皮包骨，体重只剩下六十一斤，他在病榻上撑起来，给毛泽东写了这一封信：

主席：

问候主席，您好! 我第三次开刀后，这八十天恢复好，消化正常，无潜血。膀胱出血仍未断，这八十天(从三月二十六日--六月十六日)只有21cc(克)不到，但较去年十一月十二日到今年二月四日，中间还去主席处五天，一月开全会共两次，共八十多天只有13cc，还略多：那八十多天只有增生细胞二次，可疑细胞只三次，这八十天却有坏细胞八次，而最后十天坏细胞三次，所以我与政治局常委四位同志面谈，他们同意提前进行膀胱照全镜电烧，免致不能电烧，流血多，非开刀不可，十五日夜已批准--我现在身体还禁得起，体重还有六十一斤。一切正常可保无虞，务请主席放心。手术后情况，当由他们报告。
　　为人民为世界人的为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原文如此--作者注)，恳请主席在接见布特同志之后，早治眼病，必能影响好声音、走路、游泳、写字，看文件等。这是我在今年三月看资料研究后提出来的。只是麻醉手术，经过研究，不管它是有效无效，我不敢断定对主席是否适宜。这段话，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 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祝主席日益健康!
　　 　　　　　　　　　周恩来 　　

写罢这封信后，周恩来又以央求的口吻，给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附了一张便条：

玉凤同志：

　　　　您好!
　　　　　现送十六日夜报告主席一件。请你视情况，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 ，念给主席一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时念，拜托拜托。
　　　　　　　　　　周恩来
　　 　　　　　　　　　1975．6．16．22时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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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晴:满清的目光,胸襟与手腕[转帖]

　　
　　　　是什么造就了这一不争的事实？尽管在进入新千年中国的当今，歌颂康熙、雍正、乾隆的作家在大红大紫，歌颂那个时代的电视剧在轮番热播，大量的官员和民众也在喋喋不休剧中人物的尔虞我诈和翻云覆雨，但我仍愿意站出来泼出一盆又一盘的洗脚水：这应该是一个被基本否决的时代！同时，我们也应该冷静地回忆和分析，这样我们才能弄明白：这世界历史上格外重要的二百年，这重新定位世界格局的二百年，这西方世界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二百年，大清国到底在干什么？中华民族为何走了一个“圆”？
　　　　
　　　　让我们将聚光点对准满清――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与满清的政治策略极其相关，我们能做到的是：尽量抛去那种怨恨和鄙视的情绪，尽量以一种平和的眼光去打量这群人。
　　　　
　　　　以不少世人的眼光来看，满清入主中原其实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趁火打劫”，然而不幸的是他们成功了――而且是大获成功。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从消灭南明政权到平定“三藩之乱”，满清统治者没费太多周折就彻底坐稳了江山。相比于中国历朝历代而言，清帝国政权的稳定性十分突出，对此就连西方不少研究中国的学者也大为惊奇：入关时人口只有百余万的满族人，不仅征服了几十倍于己的汉民族，而且在这个以汉民族为主的国家里，舒舒服服地当了二百多年的“主子”。不少人认为这是一种“奇迹”。然而，也正是这种“奇迹”，给了西方诸强称雄世界、瓜分世界的绝佳良机！
　　　　
　　　　在清朝的二百多年间，因为还是处于一个以汉民族为主的国家里，人口相对极其稀少的满清贵族那根“警惕的弦”就始终醒着。尤其是更高层的满清统治者，无论如何雄才大略还是如何懦弱无能，对汉人、对汉民族都是格外地警惕，这警惕里自然含有蔑视、恐惧和敌意。于是，为保住一姓（爱新觉罗）一族（满族）之私，满清贵族一门心思稳定自己的政权，又一门心思在琢磨汉人、研究汉人、遏制汉人――因为汉人不光是他溥天之下的广大臣民，更是随时都可被取而代之的对手。
　　　　
　　　　在这一点上，无论中国的历史学者还是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都承认满清统治者的手腕要远远高于元朝时的蒙古统治者。前者不去触动汉人上层阶级的利益，甚至把自己打扮成儒家文化的倡导者、弘扬者，并基本沿用了明朝的政治生态，打造出一套“满汉全席”式的政治“合作”――当然，这种“合作”是以满清贵族为主、以汉族士人为辅的。但就是这种不平等的政治合作关系，竟也让众多的汉族士人感到满足。这样，通过汉族士人来统治整个帝国的金字塔就稳稳当当地建成了。而前朝的蒙古统治者则不然，他们赤裸裸地把汉民族（北方的汉人与南宋遗民的南人）做为被欺压奴役的对象，甚至毫不掩饰对汉民族的敌意和蔑视。他们宁可让西域人甚至外国人来充实中上层的官僚集团，也不愿同汉人的“臭老九”们合作。失去这种“政治中介”的结果，使蒙古人入主中原坐稳江山的时间就大打了折扣。
　　　　
　　　　相比于历朝历代，满清统治者们要收敛一些，要节俭一些，要勤政一些，这的确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满清统治者做人为政更加虚伪、手段更加残暴、心胸更加狭隘，这的确也是不争的事实。满清统治者对汉人采取的手段是多方面、全方位的，我们看到，这个历史并不悠久、文化尚处荒蛮、生活上还大多处于半是牧民半是战士的民族，其统治者对于如何稳定政权、如何对付汉人，其实极富心计。
　　　　
　　　　怀柔和笼络自然是统治者的基本功之一，然而其民族作为国家的少数人，满族统治者时刻紧盯着汉人，警惕着汉人。依他们看来，任何事务都要试其与他们满清统治的稳定而定，否则无论其发展前景如何广阔，无论如何有利于国富民强，只要可能会带来对其政权的不安定因素，大都会被勒令阻止而夭折的。更有甚者，他们极其重视思想文化领域的风吹草动，汉人们星星点点的思想异端在他们看来都是极其危险的，他们会立即干净利索、毫不手软剪除，更多的时候甚至是“瓜蔓抄”式株连无辜，直至“斩草除根”而后快。满清统治者对于觉醒者尤其警惕，容不得一点的蛛丝马迹，见不得一点的风吹草动，不光如此，还要“防患于未然”，为“稳定”而捕风捉影，而风声鹤唳，而血雨腥风。为一姓一族之私，从而遏制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软化一个民族的骨骼，奴化一个民族的心理。其流风遗韵所及，以至于今天我们在热播的电视电影上看到的，仍是那个时代让人作呕的主子与奴才的嘴脸图。
　　　　
　　　　在当今不少人对康熙雍正乾隆们所谓“政绩”、所谓“盛世”、所谓“千古一帝”而啧啧称叹喋喋不休之时，我愿意充当一个不受这些人欢迎的角色，去泼脏水，去揭脓疮，顺便再向这些文化群小们当头棒喝：一群当不够奴才的混蛋！
　　　　
　　　　极端自私的专制让国家民族没有机遇
　　　　
　　　　我觉得，满清统治者整体上的“忧患意识”比较强，只是这“忧患意识”首先考虑的并不是国计民生和国富民强，而是将一姓一族之私凌驾于国家民族之上，关注的只是如何让其满清政权“稳定、稳定、再稳定”，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国家民族的历史发展机遇也就必然接二连三地“涛声远去”了，正可谓极端自私的专制让国家民族没有机遇。
　　　　
　　　　唐宋以来，造船航运业一直是中国的强项，然而到了清朝，中国造船航运的步伐大大停滞甚至倒退了，其原因大多也是为了“稳定”――
　　　　
　　　　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清政府下令：“沿海省份，应立严禁，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当然，“无许片帆入海”的原因是为了“稳定”，因为那些不肯归附的、继续抵抗的乃至逃亡他国的汉人，大多与大海有关，与帆船有关。
　　　　
　　　　顺治十八年（1661）秋，清政府厉行迁海政策，为配合消灭海上的抗清势力，拿出了“坚壁清野”式的绝招：清庭命令滨海居民迁移内地，还派出大量的官员到各地监督迁移，结果从辽东至广东的万里海疆，沿海居民被强行内迁三十里，史书上描写当时的境况是“燔宅舍，焚积聚，伐树木，荒田地，妇泣婴啼，流民塞路，民死过半，惨不可言。”然而，为了“稳定”，满清统治者顾不得这些。
　　　　
　　　　1684年是康熙二十三年，这一年应该是广大清朝渔民们欢欣鼓舞的一年，因为这一年全国解除海禁。解除海禁的原因是清王朝清除了“心腹大患”――继几年前平定以吴三桂为主的“三藩之乱”后，与过去的一年攻取对岸的台湾，消灭了割据那里多年的郑氏政权。海禁是解除了，但航海行商并不顺利，清政府陆续出台了很多的条条框框，如不许大船出洋了，不许商船往南洋吕宋等处贸易了，不许将船卖给外国了，不许多带口粮有越额之米了，以及出洋后不准留在外国了等等。为了令行禁止，请政府派出派水师巡查，违禁者严拿治罪。治罪下手也极重，如对将船卖与外国者，造船与买船之人皆立斩；而对所去之人留在外国的境况，他们将知情同去之人枷号三月，同时行文外国，令其将留下之人抓捕后立即斩首。
　　　　
　　　　可以看出，清朝制定出那么多详细的商船出洋条条框框，不少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但毕竟有些不大气。就连雄才大略的康熙帝晚年时也对此耿耿于怀，因为苏州船厂每年造船出海贸易的多达千艘之多，而回来的不过五六成，清庭就派兵船前去拦截去南洋的船只。康熙帝还预见性地谕告天下：“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所言。”事实虽被他不幸而言中，但他并没有想出以后御敌的良策，大概仅仅是如何能长期稳定地统治国内的汉人，如何让君临天下的接力棒在这片广袤的大陆上不断地传下去，就令他十分头痛了。
　　　　
　　　　对于航运贸易的禁与行，清庭也有多次反复，在他们的心里，虽然贸易能带来不少税银，但大海和帆船总是带来一些“不安定因素”，甚至就连国内范围内的海运实行与否，直到1811年的嘉庆十六年还在争论，一些大臣甚至一口气说了海运的十多项“弊端”。直到十五年后的道光六年，国内海运一事才有转机：这年二月，海运至津。江苏试行海运米船，共九百余艘，运米一百一十二万二千余石，于二十九日进入天津海口，极为顺利，海船卸米后，往奉天买豆南运。
　　　　
　　　　一些事也夷非所思，如有一年嘉庆皇帝传谕到泰国国王那里，禁止再由中国商民代该国商船营运。因为泰国人不习营运，所以多雇佣福建、广东一带的人驾船。将泰国的东西运到中国的港口，返回时再带走中国的货物到泰国。但就是这样一种今天看来两好、双赢的方式，皇帝仍然插手阻止。为什么阻止呢？我斗胆推测：是顾及大清朝的体面，还是对汉人和他国异族有所防范？
　　　　
　　　　费正清是著名的西方中国问题观察家，他在详细论述了满清统治现象后这样结论：“归根到底，他们是倾向倒退，眼光向里，防守和排外的。”
　　　　
　　　　在矿产业方面，满清统治者的做法与航海贸易极其类似。
　　　　
　　　　农是根本，这的确不错，然而死死抱住这一条，让民众老老实实地经营土地，限制商业，不准开矿，却成了满清统治者的一种“传家法宝”。为开矿一事，满清统治者的心态十分犹豫，从动机上来看是尽量限制，为此从清初一直争论到十九世纪初，开矿与禁采，反反复复，总的原因是民间的渴求极强，而清庭的担心顾虑也极深。这种担心顾虑，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现在影视媒体上被吹得浑身发光的雍正皇帝，他在即位的第二年，否决了两广总督有关在广东开矿的奏请。在传谕中，先是讲了一通“养民之道惟在劝农务本”之类的大道理，接着就说矿场是“各省游手无赖之徒望风而至”的场所，必然会难辨奸良，成为不安定因素。对于开矿带来的税收，作为皇帝的他根本是看不上的，因为“朕富有四海，何藉于此？”
　　　　
　　　　满清统治者们对开矿一事十分谨慎，除担心矿场杂人易生事外，还担心开矿很冲了他们的“龙脉”和“地气”。如乾隆五年允许召商采煤，而大臣说服皇帝的理由首先便是“无关城池龙脉”。需要说明的是，允许采煤的这一年已经到了1740年，距明崇祯皇帝吊死煤山已经近一百年！
　　　　
　　　　但不要以为此后在开矿上就一路绿灯，一朝天子一朝思路，1799年的嘉庆四年，乾隆刚死不久，嘉庆皇帝就下令禁止在畿辅开采银矿，理由酷似他的爷爷雍正那一套。历史真会玩戏法，直让后人感到悲哀与无奈！
　　　　
　　　　其实不光航海贸易和矿产，其实很多事物如能正常发展，都可成为突破口，进而成为民族自强的一种机遇。如1840年代的英国之于羊毛纺织，结果就成了其工业革命的导火索。但是，满清统治者绝对不要什么革命的导火索，哪怕从此这个民族一跃会跳入龙门！不，满清统治者们梦寐以求的，是其膝下永远跪着时刻愿为其肝脑涂地的亿兆臣民，永远舒舒服服地当着那被拥着、抬着、呵护着的“主子”。
　　　　
　　　　这里面比较有趣的，我想说说鸟枪这件事――
　　　　
　　　　鸟枪这东西，到了乾隆时期其制作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一些地方设立了“民壮”（大约是民兵一类）以协助军队，民壮们的武器不似军队一样要求规范一致，于是有人已打上了鸟枪的主意。但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二月，乾隆皇帝下令全国停止民壮演习火枪（鸟枪）。起因就是山东刚刚有人造反，幸亏他们没有鸟枪在手，故而很快就被剿灭。
　　　　
　　　　但鸟枪的威力是显而易见的，于是一个叫高晋的总督上奏请对武举考试进行改革――将舞刀改用鸟枪，以中靶多寡定成绩。这真是一个好主意，但乾隆皇帝“深思熟虑”后却否定了这个建议，不许武科改用鸟枪。他传谕说鸟枪是制胜要器，民间不宜演习多藏。他举例便是上面山东的那个例子，继而说如武科改用鸟枪，武生必将时常学习打靶，民间私买火药、铅丸的事儿就难禁止了，天下也就难管了。于是“高晋所奏，断不可行。”
　　　　
　　　　细想起来，乾隆说的的确有理，国家的“稳定”也的确应该限制鸟枪。但他的这种“深思熟虑”显然是针对了国内，而对来自国外的威胁则没做什么考虑。这恐怕就是几十年后中国与英法军队对阵时，我们从历史电影里痛苦地看到：在对方的枪击下，徒有忠勇爱国之心的清军将士如镰刀下的稻草般倒下，而清军能够摆出的还击样子，除了那类似于二百年前明朝的土炮（炸出的火药射程极其有限）外，大量的就是沿用了数千年的弓箭和刀剑戈矛了。我想，这一点，也许乾隆未曾料到。进而再想，如果乾隆地下有知，也未必后悔，因为此后其满清的王祚毕竟还延续了6 0多年。
　　　　
　　　　在满清统治者看来，危及他们政权的还有甚于“鸟枪”的，这就是汉人知识分子里少数人的异端思想，有了这些思想将必然生出反骨，于是便有了一系列的“文字狱”，便有了无数株连无辜、惊草木而又泣鬼神的“杀无赦”。
　　　　
　　　　满清统治者对异端思想的警惕性格外高，其实在清初的康熙二年（1653年）就有庄廷龙（加金字旁）一案，但文字狱的真正兴起则在康熙晚期。原因也很明晰：康熙大帝在消灭南明永历政权、平定三藩和灭亡台湾郑氏集团这些玩“枪杆子”的对手后，让他放心不下而又急需整治打击的，就是那些念念不忘明朝故主、时时冷言讥讽满清出身与时政的“笔杆子”了。
　　　　
　　　　1711年即康熙五十年，戴名世《南山集》狱起。这位安徽桐城的才子，怎么也不曾想到，自己九年前出版史料书籍，只是因为采用已死去的一位明朝遗老书中所载明桂王的事情，用了南明永历年号，就被检举揭发，为康熙大帝所怒，结果在两年后被横尸街头；而那位死去的遗老即方孝标也没逃厄运，被戮了尸，还有不少同族人受到了牵连，其中就有因此入狱而写出《狱中杂记》的方苞。
　　　　
　　　　更为著名的文字狱便是雍正年间的吕留良案了。与上案雷同的地方在于，吕留良同方孝标一样，同是明朝有节气的遗老，同是在著述中存在对满清有大不敬的地方，也同是在死后多年才由他人牵连案发的。只是该案在审理过程中极富一些戏剧性，雍正要案情的主角留下做活口，其目的是由他来口诛笔伐来批评指正和引导，以显示自己的英明和大度。他的这一手并不高明，甚至连他的儿子乾隆看来都觉得里面的漏洞不小，于是雍正当时发往地方政府的雄辩大作《大义觉迷录》被收回了，于是当时“被猫放生的老鼠”又被重新抓了回来，还是照杀不误。
　　　　
　　　　根据史料上记载，清朝文字狱众多，著名的除上述例子外，还有查嗣庭、胡中藻、王锡侯、徐述夔等案，而其他大大小小的案子更是不可胜数。案中被株连的人众多，遭受的处罚也让人大开眼界。如死人被开馆戮尸，活人被凌迟、斩首、绞死，亲属遭遣戌，妇女被入官等等。这里面，有死不喊冤的，但更多是被牵连的无辜。其实满清统治者们也未尝不知道里面多是冤死的魂，如出题“惟民所止”被诬为就是“雍正无头”的考官，如随意题诗“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秀才，如自号“古稀老人”但不知此号已被乾隆皇帝“专用”的官员，尽管全家哭喊求救的冤声动天，尽管众多的旁观者们也觉得冤情深重，但清政府仍然要“杀无赦”，他们要的就是“宁肯错杀一千不让一人漏网”式的“震慑力”。
　　　　
　　　　这种“震慑力”的余威的确巨大，以至于清朝中后期众多的士人以不谈政治为识实务，将大量的聪明智慧用在了文字、训诂、名物的烦琐考证之类学问上，世人称其为“虫鱼学”，这种学问其实与世无益。“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龚自珍看不起这样的文人，但举目之下，有几个文人学士不是如此？
　　　　
　　　　一个时代长时期的停滞，一个时代长时期的噤若寒蝉，势必影响到国家民族整体的活力。其实，在年轻气傲的龚自珍准备彻底抛弃那种没有趣味没有意义的“虫鱼学”的时候，却已发现这个国家已经死气沉沉毫无生机，成了一个不仅才相、才史、才将、才士、才民、才工、才商都极为缺乏的衰世，甚至还是连才偷才盗都很少见的社会。1820年，正是整个西方世界朝气蓬勃的时候，而在清朝这里嘉庆皇帝为君25年已撒手西去，接替他的新君文（上为曰）宁定下了以后用的年号――道光。就是在这一年，这位中国旧世纪里最后的伟大诗人，在某个城郊的某一个灯火参差的傍晚，走进了深深的芦苇丛中，他劝人千万不要再登高望远，因为他已明显地感觉到：这辽阔的中原大地忽然之间已经是沉沉暮气了――
　　　　
　　　　楼阁参差未上灯，菰芦深处有人行。
　　　　
　　　　凭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霭生。
　　　　
　　　　十九年过后，还是这位诗人，只不过早已不再是英姿勃发，而是变得更加抑郁和悲凉，面对长夜难明、万马齐喑的死寂，诗人忍不住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内心呐喊：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尾声
　　　　
　　　　1840年以后的多年，“天公”并没有抖擞，降下的却是无比深重的灾难。然而，惊雷毕竟响了，人材毕竟醒了。但人们醒来时，家园已破，景物已非，国已将不国，整个民族沦落到一种俎上鱼肉的境地。
　　　　
　　　　有人说康熙伟大，我怀疑。
　　　　
　　　　有人说雍正英明，我嗤之以鼻。
　　　　
　　　　有人说乾隆潇洒，我真有些懵懵懂懂了。
　　　　
　　　　但说这是极端自私的一群人，我却相信。
　　　　
　　　　17世纪末，在西欧的岛国英国，资产阶级经过几十年的革命斗争，终于控制了政局，逐步确立了资产阶级国会制度，从而为“日不落世纪”的来临奠定了基础。而在经济落后的东欧俄国，彼得一世开始了全面向西方学习的改革，他本人不仅从形象上剔去大胡子换上西装，而且从政治、文化思想和科学教育上全力倡导革新图强。而在清朝，康熙帝在其一系列的军事胜利后，却是一面将自己极力打扮成儒家文化的倡导者，一面又于无声处时时警惕着全国各地的思想异端，并且不时“凌厉出手”，用“文字狱”的大棒将天下士人打得噤若寒蝉、鸦雀无声。而他所御用的西方学士，不过用其在历法上日食月环之类的准确性而已，其实把这些人当作了朝廷宫中的装饰，至于西方的种种科学技术应用等等，几乎全是扯淡。说康熙和彼得一世是同时代的人，让人感觉有些时空错位。
　　　　
　　　　在18世纪初，文化启蒙和自由思想的火种开始在欧洲大陆上烽烟四起，众多的欧洲青年们开始热衷于“周游列国”式的文化旅程，旅程让这些欧洲青年们强了筋骨、开了眼界、长了精神，继而让这些青年们成为欧洲觉醒和崛起的中坚力量。与此同时，随着大量移民的相互流动，欧洲各国的文化、贸易开始交流和碰撞，其结果是碰撞出火花，碰撞出真理，最后碰撞出一个列强雄起、生机勃勃的欧洲。而与此同时，西欧诸国正为海上霸权而你死我活、硝烟四起，而中欧的普鲁士也正在悄悄崛起。正是在这个当口，雍正在干什么呢？前文已经提到，这个将各种伎俩玩得飞转的阴谋家，其实心胸格外狭隘，他所做的漂亮事，一是全力围歼那些思想异端的士人，一是严令禁止开采矿产和海上贸易。这样的人，有人歌颂说其统治下的中国如何进步、如何发展，让人如何相信？
　　　　
　　　　18世纪末，法国进行了大革命，巴士底狱这个象征封建专制的堡垒被人民攻占，贵族的特权被废除不久，《人权宣言》得以发表；而随后不久，在新建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功成名就的华盛顿力辞他人劝进皇帝位，在总统四年的任期后不愿意在这个岗位上“奋斗终身”而毅然离去……而就是在这个“五洲震荡风雷激”的时代，乾隆皇帝在赚得诸如“十全老人”之类的众多浮名后，在为君称朕六十甲子年禅位后，在继位的儿子面前依然留恋他的皇权，而众多的社会危机正“十面埋伏”于后任者的周围。说乾隆处在这个伟大的时期，说他与华盛顿是同时代的人，让人简直不相信。
　　　　
　　　　然而，在甲申年又一次来临的时候，我又一次想到那棵树，想到了那棵树时，有些事我相信了：同样的时间，会有不同的空间。
　　　　
　　　　17世纪40年代，相隔几万里的东西方两位君主以不同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这仅仅是另一种开始的一个楔子――
　　　　
　　　　在此之后的近二百年间，东方那个庞大的帝国继续重复着那大而无当的梦，奴性的心理、窒息的思想和腐朽的制度，使两三千年走在世界前列的文明江河日下了，帝国与其说是“沉睡中的巨人”，不如说更像一位“病夫”――只是这“病夫”不光四肢无力，而且脑子也不好了。而西方那个岛国在近二百年的光阴里突飞猛进、日新月异，近代史的第一页先从那里翻开，其人文科技、法制思想和工业革命也在深深地影响着整个世界。
　　　　
　　　　1793年的那个夏天，英国使团驾驶他们的船队远涉重洋来到中国，他们以补贺乾隆皇帝80大寿的名义，拜见了大清帝国的“九五之尊”。乾隆和满朝官员格外重视的，是英国使团如何行礼跪拜，而对其带来的天文望远镜、地理仪器、钟表、船只模型和武器等等东西却表现出不屑一顾的神态。这年秋天，领队的马戛尔尼带着遗憾离开了北京，他十分肯定地说：清王朝好比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胜过邻船的地方，只有体积和外表。并认为英国会从这个国家中捞到好处的。英使团离去40多年后，即17世纪40年代的近二百年后，两个国家第一次进行较量时，东西方早已没了那架“天平”，世界成了一边倒的舞台。
　　　　
　　　　两个国家较量时，虽然大清国也崇尚“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但泱泱四亿人的大国却没有几人知道：世界到底有多大？英国到底有多强？据说，连林则徐、魏源这样“睁眼看世界的人”其实也所知了了。
　　　　
　　　　这次较量，其实也是两个国家二百年积累的一种较量――当初的历史是否是一种前因？但无论如何，后果是有了。
　　　　
　　　　还是那棵树，回首时它已变成了三百六十年前的那棵树。那棵树应该让人警醒，让人深思，让人发奋。
　　　　
　　　　又一次想到那棵树，使我感觉到一种后怕：政治的惰怠、残酷、自私和腐朽，加上大众心灵的冷漠、闭塞、自大和麻木，几乎葬送了一个长时期走在世界最前列的民族。
　　　　
　　　　又一次想到那棵树，使我感觉到一种庆幸：一个经历过掉下悬崖、后又爬出谷底的民族，已变得清醒，正恢复着元气，她渴望着更加强壮与成熟，也就是说，她渴望着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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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北京，一夜跳出火坑的姐妹[转帖]

贺振扬

一、 一夜消灭娼妓，封闭妓院

偌大一个北京城，要在一夜之间消灭延续了千百年的娼妓，封闭所有妓院，人们也许会认为是天方夜谭。

然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1949年，北平（后改为北京）和平解放后不久，毛泽东同志率领党中央从西柏坡来到了北平。毛主席在香山别墅。当时，北平的社会情况极其复杂，国民党不仅留下了大批残碴余孽，而且安插了不少潜伏特务，他们四处造谣惑众，暗地里进行反革命活动；各种散兵游勇，地痞流氓，土匪帮会组织，也兴风作浪，唯恐天下不乱。一贯重视调查研究的毛泽东同志，经常在晚上，带上三两个身边工作人员，乘一辆美式吉普车，进城观察，了解北京的社会情况。有一天晚上，他乘坐的吉普车刚拐入一个胡同口，便被吵吵嚷嚷的人群堵住了。原来是一个妓院老板正在毒打一名小妓女。小妓女十五、六岁年纪，脸色苍白，弱不禁风。但老板却不顾她体弱有病逼迫她接客，她经受不了蹂躏便逃出来。刚逃到胡同口，四肢无力，便跌到在地。就在这时，老板带着一帮打手正好赶到。他们一拥而上，对小妓女一顿拳打脚踢，打得她哇哇直叫，满地打滚。面对这残酷的一幕，毛主席愤怒之至，紧握的拳头狠狠地砸在吉普车的靠背上，马上叫卫士去制止老板和打手的恶行。

回到双清别墅，毛主席的心情久久难心平静，在窗前不住徘徊，一支接一支抽烟。

不久后的一个晚上，时任北平市委书记的彭真，也经历了令人辛酸的一幕。那天晚上，彭真和市委有关人员来到前门外“八大胡同”一带考察时，有意去了解一家妓院的情况。当彭真问到一位年仅15岁的小妓女的情况时，小妓女伤心极了，失声痛苦，含泪讲起她被人贩子拐卖到妓院的伤心经历，讲起在妓院饱受摧残苦不堪言的生活，老板规定她每天要接10多名客人，而她一天所得仅仅是四个窝窝头。稍有不众，非打即骂。彭真听后，激愤异常地对同去的工作人员说：他们如此摧残妇女，把妇女不当人，实在太叫人愤怒了，我们****能坐视不管吗？

彭真很快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本来对事已非常气愤，听了彭真的汇报，更加忍无可忍，当即召来新任公安部长罗瑞卿，严肃地指出：我们****决不能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我们一定要把房子打扫干净。

罗瑞卿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卖淫嫖娼，历来深恶痛绝。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后，更加深感责任重大，当即回答：“主席，我马上部署，一定要把北京妓院通通关闭。”

为了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切实加强领导，尽快消除北京的娼妓，公安部迅速成立了党委，罗瑞卿任书记，杨奇清任副书记。

1949年11月12日，身为公安部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罗瑞卿，在北京市公安局召开了一个紧急集体办公会议。罗瑞卿在会上强调指出：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绝不能再允许卖淫嫖娼这种旧社会的丑恶现象存在，必须迅速封闭全市所有妓院，依法惩处那些罪大恶极和血债累累的妓院老板。他同时指出，封闭妓院一定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听取人民代表的意见，并作出决议，我们再具体行动。会上按照罗瑞卿的指示，起草了一个在北京市立即封闭妓院的提案，报北京市委、市政府批准后，立即报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决议。

11月15日，北京市委、市政府作出决定，由公安局、民政局、妇联三家联合组成“取缔妓院指挥部”，罗瑞卿任总指挥，市民政局局长董汝勤、市妇联筹委会副主任杨蕴玉和公安局治安处副处长武创辰任副指挥长。

11月16日，总指挥部召开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处理老板、领班和收容、处理妓女的方案。为了有效地开展工作，还成立了由公安局、民政局、卫生局、妇联、人民法院、企业局等有关单位组成的“妓女处理委员会”，分工负责在妓院封闭后，对妓女的教育改造安置和对妓院老板、领班的惩处。

11月21日，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召开。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

北京市委书记、市长聂荣臻立即报告了毛主席。

毛主席听了报告后，高兴地说：“这个决议很好！”

当天下午5点，聂荣臻市长向罗瑞卿发出了封闭妓院的命令。

晚上8点，在罗瑞卿的统一指挥下，由全市各单位抽调来的2400多名干部、民警和公安总队战士组成的行动队，分为27个行动小组，出动37辆汽车，扑向有妓院分布的5个城区和东郊、西郊的224家妓院。由卫生部组建的一个带着消毒药水和有关药品的消毒组，也随行动队一起进发。

身经百战的罗瑞卿，深深懂得：擒贼先擒王。当天下午5点，当他接到聂荣臻的命令后，立即向全市各区公安分区发出了必须晚上8点以前，以开会学习的名义，将全市所有妓院的老板、领板一个不剩“请入”各区公安分局，向他们宣布封闭全市妓院的决定。同时，严肃地指出他们的罪行，他们必须老老实实向人民政府交代自已的问题。由于事前侦察工作作得周密细致，全市224家妓院的442名老板、领班、无一漏网。对那些罪大恶极的家伙，当场宣布立即逮捕，押送北京市公安局警法科看守起来。这一举措，对其他人震慑很大。

按照罗瑞卿的部署，行动队采用了“围而攻之”的战术。各行动小组首先在妓院附近和胡同口布置内外双层包围，由化妆的便衣和武装民警进行戒严，各妓院门口则由武装民警把守，妓院所在胡同有民警巡逻，严禁其他出入，以防坏人捣乱和破坏。随后，行动队员按事先分工进入妓院 ，将所有妓女和嫖客集中到一个大房间里，向他们宣布市政府封闭妓院的命令，他们必须服从总指挥部的安排，不得违抗。同时向妓女宣传人民政府的政策，向她们说明其所以封闭妓院是为了把备受摧残的妓女救出火坑，解放妇女；并向她们承诺，人民政府将为妓女提供生活出路，妥善安置，尽量解除她们的心理压力和各种顾虑。对抓获的嫖客，在查清身份，一一登记之后，经过批评教育予以释放。妓院的女佣、茶房等人则遣散回家。

经过4个多小时紧张战斗，各行动小组按计划将全市224个妓院，1288名妓女，经过消毒后，集中到8个妇女生产教养院。妓女送走后，行动队的工作人员立即对妓院财产进行清点登记造册。凡属老板、领班的财产，一律予以没收。妓女的所有私有财物，原地封存不动。所有事宜处理停当后，在各妓院大门上贴上北京人民政府的封条。

11月22日凌晨5点，北京市所有妓院全部封闭。在古城北京延续了千百年的娼妓，一个晚上就被****人一扫而光。

当天上午，罗瑞卿将封闭妓院的情况，向周总理作出汇报。周总理听后非常高兴，称赞罗瑞卿干得好。接着，周总理立即向一直关心此事的毛主席进行了报告。

二、 获得新生后，成了国家的新主人

妓院封闭后，在北京城引起了巨大震动。人民群众拍手称快，特别是广大女工反响强烈。她们说：“人民政府一举消灭这种罪恶制度，使受苦受难的姐妹跳出了火坑见了青天，这可是盘古开天第一回。”不少老人更是深有感叹地说：“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千百年来无法办到的事情，****一来就办好了，真是伟大啊！”

但是，封闭妓院，把妓女集中起来，还只是工作的第一步。而要通过教育改造，使她们脱胎换骨，真正成为新人，则还有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做。

由于她们都在妓院这个五毒俱全的黑色染缸里经过长期浸泡，不断遭受蹂躏欺凌，加上文化都很低，极容易上当受骗。当时，妓院老板、领班等人，为了继续控制妓女，散步了很多谣言，说什么“所有妓女都要送到煤矿去和煤黑子配对”，“一个妓女要伺侯十个伤兵”。“妓女财产都要没收”等等，使她们忧虑重重，特别是大量中下档妇女，好不容易积攒了一点钱财，听说都要没收，更是忧心如焚。有的人又哭又叫，甚至有人偷偷在墙上打洞，伺机逃跑。

为了稳定她们的情绪，妇女生产教养院的80多名工作人员全都把她们当成姐妹看待，在称呼上也一律以“学员”相称，始终坚持耐心教育，热情感化，反复向她们宣传、解释、党和政府对待她们和对待妓院老板、领班截然不同的政策。同时，及时组织她们回到已经封闭的妓院去取回各自的财物。当她们看到自已的所有财物、衣物、手表、金银玉器，都原封不动摆在原处，个个笑逐颜开，她们激动地说：“****真是讲信任，说到做到。要是国民党的兵进了妓院，不抢光拽光才怪呢！现在我们放心了。”

妓女集中后，北京市政府立即责成市卫生局，从全市各大医院抽调了60多名医术精、思想好的医务人员，组成巡回医疗队，对所有妓女进行一次认真普查。结果发现，95%以上的人都患有性病，有的人还患有梅毒、淋病等多种性病。这些见不得人的疾病，长期折磨、摧残着她们的心身健康，备受社会岐视。为了尽快治好她们的病，医疗队经过调查研究和综合分析，最后决定由北京医学院胡传揆教授和北京市性病研究所所长林子扬大夫等著名医生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精心制订出治疗方案。参加医疗队的医务人员，怀着对她们的深切同情，满腔热情为她们检查和治疗，付出了辛勤劳动和大量心血。仅仅在短短的突击治疗期间，就为她们注射了13000多针，平均每人超过10针，有的护士因为加班加点注射，手上都磨出了血泡。当时，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国家百端待举，百废待兴，财政非常困难。为了迅速医治她们的疾病，北京市政府拨出一个多亿人民币（旧币，折合小米约12万斤），用于她们治疗。经过医务人员的辛勤劳动和精心治疗，很好治好了她们身上的疾病，身体好了精神面貌也变了。使她们亲身感受到****和人民政府对她们的关心、受护，不少人激动地说：“要不是****和人民政府，谁会拿这么多钱为我们治病！在旧社会多少姐妹病死、烂死也没有人管，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

旧社会的妓女，大多数出身贫苦。她们或因家庭所迫被卖到妓院，或被人贩子拐卖进妓院。她们接触的是旧社会最丑恶最龌龊的生活，她们是被欺凌被侮辱被压迫的群体，是压在社会最底层的“下贱者”。因此，她们的思想被腐蚀灵魂被扭曲。要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矫正她们的人生坐标，使她们首先在思想上站起来，不仅要对她们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还要使她们懂得受苦受难的根源，看清老板、领班恣意蹂躏、摧残她们，榨取她们血脂血膏的丑恶嘴脸和残酷手段。为此，妇女生产教养院层层召开控诉会，让受害最深的“学员”对老板进行面对面控诉。这种控诉会开了很多，效果很好。其中影响最大的最大的是斗争妓院老板黄树清和他的姘妇、妓院领班黄宛氏的控诉会。黄树清外号“活阎王”，黄宛氏外号“母老虎”。他们开设的妓院里有30多个姐妹，其中受害最深、摧残最烈的是吴新生和杨爱华。经过启发动员，她们二人毅然上台揭露和控诉了30多位姐妹被他们折磨、欺凌、摧残的斑斑血泪。他们手下的30多个姐妹，无一例外都是先被黄树清强奸，再被迫去接客。稍有不从，便惨无人道地用烧红的火筷子、火钳、火钩子在身上熨，用粗杂木棍、铁丝绳子毒打，姐妹们经常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仍不住手。有一小翠姑娘，被“母老虎”摧残得快要死了，他们便用破毛巾堵住嘴巴，再把她装进麻袋里，拖出去活埋。当时，小翠还在麻袋里挣扎叫唤：“我还没死啊！”可谁也不听。还有4个姐妹，因患了严重的性病，已不能接客，“活阎王”和“母老虎”竟无人道地把她们活活弄死······

两位学员的血泪控诉，使所有学员群情激愤，愤怒的口号声和凄惨的哭嚎声充斥了整个会场。

这次控诉会使学员们受到了深刻教育，思想上震动很大。后来，黄树清和黄宛氏被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死刑。学员们都感到出了一口恶气！为了满足她们的要求，教养院特意选派了50多名学员随囚车去刑场，亲眼看到了这两个罪大恶极的魔鬼被人民政府执行枪决的可耻下场。她们说：“****人民政府为我们报了仇，雪了恨，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改造旧思想，努力做一名新中国的新主人。”

为使学员们更好地与社会沟通，从而提高她们的思想觉悟和重新做人的信心，妇女生产教养院还请来了田汉、赵树理、马少波、洪琛、辛大明等著名作家、戏剧家、演员、新闻工作者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来看望、慰问她们，和她们交谈，一起参加控诉会，倾听她们的心声，送给她们进步图书、文化和生活用品；全国妇联和北京市妇联的领导同志，也来妇女生产教养院看望她们，了解她们思想，使她们深深感受到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她们这些在旧社会最被人瞧不起的“下贱人”，今天都受到了社会的尊重，第一次感受到了人间真情。

文艺家们听了她们的血泪控诉后，心情都难以平静，他们商议编一个大戏，真实地反映学员们在旧社会经历的苦难和在新社会感受的巨大变化，用她们亲身经历的活生生的事实，教育她们，使她们认识到新旧社会的本质不同，并以此引起社会对她们的的关心爱护。学员们知道后，一致赞成。于是，大家推举著名戏剧家马少波执笔，很快就创作出大型话剧《千年冰河开了冻》。由学员们自已演出，演出她们熟悉的事，爱憎分明，演得十分认真，加上著名戏剧家洪琛的精心导演，很快在社会上公演，且一炮打响，反响非常强烈，以致引起了社会各界和高层领导的关注。让学员们最难忘的是，有一天晚上在北京市委礼堂演出，朱德总司令在彭真、刘仁等北京市委主要领导的陪同下，亲自来观看演出。朱总司令和学员们坐在一起，这使她们感受到只有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自已才有了人人格和尊严，个个感到激动、自豪和幸福。在演出快要结束时，学员们激动得热泪盈眶，她们放开喉咙和台上演员同声高唱：“千年的仇要报，万年的冤要伸，姐妹们今天要站起来，挺起胸膛做主人”。全场观众以热烈的掌声，祝福她们获得新生。

转眼到了1950年春天，学员们在妇女生产教养院的学习即将结束。

为了使她们更好地走上人生的新起点，妇女生产教养院制订了一系列对学员负责到底的规定。如，凡是回家的学员，必须由家人拿着当地政府的书面证明亲自来接，以使她们安全回到亲人身边；凡是要求结婚的，所找的对象，先由妇女生产教养院帮助了解，一是必须有正当的职业，以保证婚后生活有来源；二是家中不能有妻子，以保证一夫一妻；如果是丈夫来领的，必须经卫生部门检查没有性病，否则必须治好再来接人等。离院前，为她们举行欢送会，赠送一些小礼品。这些规定和妇女生产教养院所做的大量体贴入微的工作，使学员们深深感到，人民政府确实是真心实意关心她们，处处为她们着想，她们从心底里感激****和人民政府。

截止1950年7月底，所有在妇女生产教养院的1316名学员（统一行动后又收容了28名妓女）中，有596人和工人、农民以及个体摊贩等自由结了婚，组建了新的家庭；有379名由父母、兄弟或丈夫接回家团圆。有62人由市内剧团或医疗部门等企事业单位招去参加了工作；另有62人由因查出是妓女兼领班，另外处理；其余217名无处可去的学员，由政府购置机器，开办一家新生织布厂，都成了纺织女工。不久，新生织布厂并入三家国营大厂，她们便成了国营企业的工人。这些获得新生的学员纷纷表示：****员把我们从火坑里救出来，成了国家的主人，我们一定要为祖国、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

不久，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全国人民积极投入抗美援朝运动，同时，以空前高涨的热情投入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支援抗美援朝。有的学员立即报名参加了抗美援朝，成了中国人志愿军战士；留在新生纺织厂的学员，有的入了团，有的入了党，有被评为市里、区里的劳动模范，还有的当上了人民代表，不少人成了生产骨干，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着新生的青春，真正成新中国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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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宋庆龄秘密出访苏联 [转帖]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对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反革命行径深恶痛绝的宋庆龄愤然出走苏联。她虽不是作为逃亡者流落异国他乡,但其出走的内幕也的确带有神秘色彩。

　　“四·一二”、“七·一五”,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宋庆龄对此深恶痛绝,愤然离开武汉到上海。

　　“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后,蒋介石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权力的扩大使他的野心日益膨胀,从在南昌另立中央到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从在赣州杀害陈赞贤到在安庆、南京乱杀革命者,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精心策划的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发生,几日内就屠杀了上海工人、****员300余人,逮捕了500余人,另有5000余人下落不明。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时在武汉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的宋庆龄的无比义愤。她永远不能饶恕蒋介石的叛变,还在蒋追求宋美龄时,宋庆龄就已经看到了他的个人品质,蒋本在老家浙江奉化溪口有妻子,后又与陈洁如等几个女人同居。大约在1921年12月,蒋在宋子文于孙中山在上海的莫利哀路家里举行的一个晚会上,认识了交际广泛、年轻活泼的宋美龄,于是他便开始追求宋美龄。他曾找过孙中山谈及此事:想娶宋美龄为妻。当孙中山将此事与宋庆龄谈起时,宋十分气愤,她斥责道:“宁愿看到小妹死掉,也不愿让她嫁给一个已经结过婚且在广州至少就搞了两个女人的男人。”后来蒋又派张静江去向宋庆龄提出与其妹成婚的建议,遭到宋庆龄的严词拒绝。她心里明亮得很,蒋介石之所以迫不及待地想与小妹结婚,是想以联姻方式同孙中山以及宋家的威望和财力建立关系。对于这种联姻,她认为是政治,而不是爱情。但后来惯于玩弄手法的蒋还是通过宋霭龄当说客,说动宋老夫人,娶了宋美龄。
　　为回击蒋的叛变,宋庆龄在武汉与****人和国民党左派一起,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4月15日,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宋庆龄等人严厉谴责和声讨了蒋的叛变,并一致通过了免除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免职令》。22日,宋与国民党左派人士邓演达、何香凝、陈友仁等以及****人毛泽东、吴玉章、林祖涵(伯渠)、恽代英、杨匏安、夏曦等40人,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痛斥蒋介石由反抗中央到另立中央是蓄谋已久的。指出:“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心反动,罪恶昭彰,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党籍,免去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号召民众及全体国民党,尤其是国民革命军官兵“依靠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
　　随后,隐藏在武汉国民政府中的假左派汪精卫也步蒋介石之后尘。1927年6月,武汉国民政府的北伐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在郑州会师。冯玉祥要武汉的国民党、国民政府要员到郑州开会,当时不少人对冯抱有幻想和希望,准备到郑州去,但宋庆龄坚持反对,义正词严地指出:“武汉是中央所在地,冯仅是一个集团军司令,应该是冯到武汉来开会,哪有中央领导到郑州移樽就教之理。”汪精卫等人不听,仍赴郑州如会。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宋的真知灼见,冯在郑州会议后便与蒋介石合流了。7月14日晚,汪精卫在自己的寓所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宣布“分共”,宋愤然不去,委托时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陈友仁代其发言,坚决反对“分共”。陈代表宋在会上表示:“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总理手定的,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够发展成今天的局面,抛弃‘三大政策’就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结果,陈为坚持“三大政策”在会上与时任武汉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的孙科大吵起来。
　　1927年7月中旬的一天,武汉酷热难当。在汉口沿江大道中国银行大楼顶层的一间屋子里,发出“嗒、嗒、嗒、嗒”的打字声,宋庆龄正凝神地在打字机前打着字。此时她心情十分沉重,蒋、汪先后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宋庆龄这位享有“国母”之誉的前总统夫人,对此时的武汉国民政府已心灰意冷,决意与这个打着孙中山旗号而与孙中山革命政策背道而驰的政府彻底决裂。此刻她用打字机打的是后来名扬中外的《孙宋庆龄对时局宣言》(即《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声明严正指出:“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声明表明了宋庆龄的态度:“现在,我认为背弃了孙中山领导群众和加强群众的政策,因此我只有暂时隐退,以待更贤明的政策出现。”这篇浩然正气的声明在宋庆龄的美国友人雷娜·普罗梅的帮助下,于7月18日发表在汉口英文版的《人民论坛报》及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上,中文稿则印成传单,遍贴在武汉的大街小巷,并刊登于7月24日的《晨报》上。这篇声明标志着宋庆龄正式退出武汉国民政府,是宋一生奋斗中的一座里程碑,使她成为国民党左派的一面旗帜。7月17日,宋庆龄愤然离开武汉去上海。

　　拉拢与迫害并存,宋庆龄在上海难以立足。为实现孙中山遗愿,她毅然踏上去莫斯科那浩浩几千公里的征程。

　　宋庆龄在上海莫利哀路29号的家里闭门不出,谢绝所有来访者。面对着与中山先生共同生活过的这幢院落,她感到一种失落的惆怅。然而,国民党右派并没有让她得到安宁,蒋介石从蚌埠前线得知宋庆龄来上海的消息后,欣喜若狂,错误地认为宋接受邀请,投靠南京政府来了。蒋介石深知宋庆龄在全国民众中的崇高威望,早就想将她从武汉国民政府中拉过来,利用其威望来抬高自己。早在1927年5月1日,蒋介石就指使上海的杨虎、陈群、潘贸之致电宋,敦促她速赴南京。电文内容是:“孙夫人尊鉴:武汉为贼窃据,夫人以未亡人之身有何顾虑。应请择机脱离贼窝速赴南京,拥护本党,继续总理遗志,完成国民革命,不然将何面目见先生于地下,痛哭陈词,敬恳垂纳。”好一个“痛哭陈词,敬恳垂纳”,把蒋介石希望宋庆龄离汉赴宁的急切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由于未得到宋庆龄的任何反应,5月20日,蒋介石又连拍两封电报给在上海的孔祥熙,请他以姐夫的亲情再次劝驾。孔接到蒋的旨意,立刻去函电敦请孙夫人速离汉东来,并曾亲自去汉口劝驾,但均为宋所婉拒。

　　1927年7月上旬,宋子文奉蒋介石的旨意来到武汉,又一次劝导宋庆龄。他带来了蒋介石的一封亲笔信。信的内容是:“夫人尊鉴:前由庸兄(即孔祥熙)奉上一函,想已达览,未知庸兄尚在汉口否?中正等望夫人来沪如望云霓,务请与子文、庸之(孔祥熙,字庸之)兄即日回沪,所有党务纠纷,必以夫人之来有解决办法也。”宋庆龄斩钉截铁地对弟弟说:“不行!”她不愿同南京政府合作,坚决表示:如果武汉政府最后垮台了,她就回上海继续同蒋介石作斗争。
　　蒋介石并不死心,宋庆龄到上海后,对宋采取“就近争取”的决策,从蚌埠急派何应钦于7月25日到上海莫利哀路中山故居面谒宋庆龄,代陈他欲请其出山之意。面谒的结果令蒋介石大为沮丧,这里从何应钦从上海给蚌埠蒋介石的一封密电中可以看出:“本日申刻抵沪,即谒孙夫人,经两小时之交涉始晤见。职将总座慰问及欢迎其到宁(南京)之意陈述,其略表谢意。职询以武汉情形,渠均以不知对,其言词中多偏袒武汉,如言我方残杀同志,分散革命力量并派兵安庆之类。因陈及汉方破坏本党之阴谋及事实,渠亦不变其论调。职此行可谓毫无结果,准明晨回宁。”
　　在蒋介石信使频频往返之际,汪精卫也不甘寂寞。8月1日,他亲笔致书宋庆龄,对自己的“分共”事实作了一番解释,虽没敦促她出山襄助其反共事业,但却希望她能看到中共之反复无信。信的内容是:“孙夫人尊鉴:夫人遂行,心至惶急,及读宣言,更为悚惕。夫人防止党员右倾用心良苦,不肖如铭能不服膺,惟****员必欲消灭国民党,此铭所不能不力拒者,彼等因铭等不能接受其改组中央,消灭国民革命军之决议,已反颜相向,乘我军东征之际,令贺龙两师、叶挺一师袭据南昌,公然叛乱,此铭等不能不自责懦弱,不肯勇断,致酿成此祸也。度夫人闻之亦为深责****员之反复无信。铭等责任所在当先平此乱,然后引咎辞职,以听党之处分也。临书悲慨,不尽欲言,专此敦请崇安。汪兆铭谨启八月一日”明明是汪精卫集团先“分共”,屠杀****人和革命群众,****才被迫反抗,举行南昌起义。这封信却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宋庆龄心如明镜,她深知汪精卫为自己的所作所为的辩解,是想让她理解他是迫不得已,与他站在一边。然而汪精卫看错了,秉性刚烈、性格倔强的宋庆龄是不会吃他那一套的。

　　对汪精卫的来信,宋庆龄未予理会。但她不能容忍的是沪宁一带关于她的新闻与谣传。蒋介石见劝说无效的情况下,通过报纸、电台制造舆论,企图造成既成事实,迫使宋接受参加南京国民政府的邀请。为驳斥谣言,表明自己的立场,宋庆龄于8月初向新闻通讯社记者严正宣布:“近日谣传余将在宁政府活动,全属无稽之谈,余此次所以必须来沪者,因余家宅在沪,此后余之行止将如前在汉口所发宣言,在国民党现行政策不改变之前,余决不参与任何活动,于革命事业不纳入中山主义轨道内时,余决不担任党务,余非叛徒,亦非骑墙,且与南京政府毫无关系也。”同时,宋庆龄还嘱托秘书分别写信给上海各个报馆,澄清此事。
　　蒋、汪对宋庆龄的拉拢与恐吓、迫害并存。宋庆龄虽在上海莫利哀路的家里闭门不出,谢绝所有来访者,但不能拒见亲属,大姐霭龄和小妹美龄、弟弟子文先后奉蒋介石旨意来作说客,劝她退出政治斗争,在家中过安逸的生活,无论如何不要再发表公开的言论替失败了的****说话。并以高官厚禄劝诱,都被她拒绝。蒋介石见劝说、造舆论均无效,便打出最后一张王牌———暗杀。早在7月初宋子文到武汉劝说二姐时,就曾对宋庆龄说千万不要再回上海,甚至连想都不要去想,因为蒋介石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这次蒋介石的决定,幸被宋氏家族劝阻,未敢实行。于是蒋介石便采取了“严密监视,不许出境”的办法。
　　在拉拢与迫害并存的情况下,宋庆龄感到在上海很难立足,她决定去红色国境苏联。另一位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已先期去了苏联。再则,去苏联也是中山先生的遗愿,中山先生在弥留之际曾委托她去苏联拜访最忠实的朋友———苏联人民。消息传到宋家,立即掀起轩然大波,从宋母倪老夫人到宋氏姐妹、兄弟,一致反对。提出只要不去赤都莫斯科,到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会全力支持,并负担一切经济开支。宋子文甚至拿出可以任意支取的支票本。然而对共产国际、苏联****怀着深情厚谊的宋庆龄惟苏联不去,坚持走自己的路。一天,对二姐有着手足之情的宋子文匆匆来到莫利哀路宋宅,对姐姐说:“二姐,今天我不是来动员你,外面风声很紧,你要出去的话趁早,而且要绝对秘密。”宋庆龄十分感激,立即着手办理赴莫斯科的外交手续。
　　为隐蔽起见,出国手续是宋庆龄交由密友美国人雷娜·普罗梅一手去办的。雷娜·普罗梅(即彭瑞娜)是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所办的惟一英文日报《人民论坛报》的主编,当时为适应日益扩大的对外宣传任务,由宋庆龄和鲍罗廷负责该报和《国民新闻》的工作,任务是用英语宣传中国革命,动员美国人民和一切正义的人们,开展制止其政府对华武装干涉的活动。雷娜·普罗梅大学毕业后离开富裕而温暖的家庭,来中国帮助中国革命,她和她的丈夫比尔都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他们非常同情中国的革命。在武汉,雷娜全力协助宋庆龄工作,成为她的知己和助手。宋的言论都首先发表在《人民论坛报》上。雷娜在生活上也无微不至地照顾宋,直到她陪宋到莫斯科后不久病故为止。雷娜·普罗梅悄悄到上海苏联总领事馆为宋安排这次旅行。虽然要办理宋及跟随宋一起赴苏的另外5个同行人即曾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陈友仁、陈的两个女儿、曾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长的吴之椿和雷娜本人共6个人的出国外交手续,但由于宋赴莫斯科是得到苏联官方允诺和邀请的,所以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当,而且对外界几乎密不透风。但不巧的是一时没有去苏联的轮船,只有耐心等待。

　　8月中旬,宋庆龄接到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通知,即将有一艘苏联轮船从上海开往符拉迪沃斯托克(苏联东南部一城市,又名海参崴),宋庆龄等人赶紧准备行装。行前,8月22日,宋庆龄发表了《赴莫斯科声明》,阐述了孙中山制定的“三大政策”之意义,高度评价了“三大政策”在大革命中取得的巨大业绩,严厉谴责了国民党冒牌领袖们背叛“三大政策”后对中国革命的危害,并坚定地相信中国人民革命必定胜利。
　　8月23日凌晨3点钟,上海法租界上一片寂静,林荫道上还是黑黝黝的。宋庆龄一副贫穷妇女的打扮,在红头发的雷娜·普罗梅的陪同下,悄悄地走出莫利哀路29号住宅。在离住宅不远的法国公园附近,她们两人坐上了苏联领事馆等候在那里的一辆汽车,然后直驶黄浦江码头。那里是青帮小头目顾竹轩控制的地段,她们下车后上了一条小舢板。舢板摇摇晃晃地从停泊在那里的几十个国家的军舰中穿过,顺着江水悄悄地从发出“嘎嘎”声的大船旁边漂过。经过3个小时紧张航行,才到了吴淞口一艘表面油漆斑驳脱落的俄国货船旁边。天亮以前,陈友仁和他的两个女儿也上了船。在早晨的浪潮中,这艘轮船便向符拉迪沃斯托克驶去。
　　堂堂“国母”,就这样悄悄离开了上海,离开了祖国。

　　在苏联,宋庆龄享受国宾的待遇,与国内的恐吓与迫害成鲜明对照。莫斯科之旅,宋庆龄完成了孙中山的遗愿。

　　宋庆龄一行乘坐的轮船迎着朝阳向茫茫大海驶去,目的地符拉迪沃斯托克只是这次浩浩9000公里旅程中的第一站。轮船穿过朝鲜海峡,沿着日本海,于27日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随后,她们一行上岸转乘火车。对宋庆龄的来访,苏联政府不但给予国宾般的隆重欢迎,且作了周密的安排。火车是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莫斯科特别调拨的专列,是一辆过去沙皇专为要人们准备的豪华镀金卧车。途中由苏联高级官员组成的护送小组进行周到的照料,车厢里经常摆满当时对一般苏联人来说是奢侈品的各色新鲜水果。途经贝加尔湖时餐桌还不时摆上刚捕捞上来的美味白鱼,更有宋爱喝的龙井茶、香片等,真是香茶喷暖气,鲜果散幽香。车厢里充满着温馨、和谐的气氛,多少冲淡了一点游子思乡的情怀。列车横穿西伯利亚,宋一行经过漫长的旅途劳顿,于9月6日抵达赤都莫斯科。由于宋庆龄这位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夫人的崇高威望,沿途都受到苏联人民尤其是青年男女的热情欢迎,他们争相目睹宋的风采,这使宋很受感动。
　　9月6日这天,莫斯科平时并不拥挤的雅罗斯拉夫车站却人流如潮,摩肩接踵,站台上站满了工人、集体农庄庄员、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工会、妇女团体、共青团的代表和中国侨民的代表。站台上欢迎人群中举着用中文写的“欢迎革命的领袖宋庆龄”、“打倒革命叛徒蒋介石”等大横幅。穿着笔挺制服站在人群前面的军乐队,使人们直觉地感到这个车站欢迎贵宾的隆重气氛。列车徐徐进站时,欢迎队伍顿时爆发出“乌拉!乌拉!”的热烈欢呼声。宋在乐队高奏《国际歌》的雄壮乐曲声中步出车厢;由于政治风云的变幻、工作操劳和纵贯日本海、横穿西伯利亚的旅途劳顿,宋瘦了许多。迎接宋的苏联领导人有外交部长季维诺夫、教育部长柯伦泰夫人、苏维埃中央政府代表、曾任苏联驻武汉国民政府大使的加拉罕、莫斯科苏维埃政府代表波波夫等人。
　　人们为了争睹宋的风采,把她里三层外三层地团团围住。尽管有纠察队在维持秩序,人们仍然争先恐后地奔跑着向前涌去,有些挤不进去的人还攀上站台上的柱子,瞧上一眼再顺着柱子溜下来,出现了雅罗斯拉夫车站少有的动人情景。出站后,宋在季维诺夫、柯伦泰夫人等的陪同下,乘高级轿车到红场对面专门招待政府贵宾的大都会饭店下榻。为照料宋的生活起居,苏方专门安排了政府阁员、教育人民委员柯伦泰夫人担任接待组的组长。柯伦泰夫人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是苏联有名的妇女领袖,曾受到列宁的器重。她的英语很好,与有着一口流利英语的宋有共同语言,一见如故。在柯伦泰夫人的陪同下,宋庆龄游览了莫斯科的名胜古迹,参观了红场,瞻仰了列宁陵墓、克里姆林宫。后来宋庆龄迁到沙俄政府用卖甜菜糖赚得的利润兴建的糖宫去住。由于气候的原因,莫斯科的蔬菜、水果品种不多,但苏方却不时从南方运来一些新鲜水果、蔬菜。宋庆龄在苏联受到国宾的待遇,这与她在国内的情形成为鲜明对比。

　　宋庆龄访苏期间,曾受到斯大林及其他苏联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1月7日,她与陈友仁一起被邀到红场去参加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十周年的庆典。这一天下着鹅毛大雪,宋庆龄脚上穿着薄底皮鞋,冻得双脚发麻,但仍兴致勃勃地观看完莫斯科军民的庆祝游行。在莫斯科的日子里,她没有忘记此次赴苏的使命,那就是在向苏联人民致谢的同时,揭露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的****。宋到莫斯科不久,欣喜的发现国民党另一位著名左派领袖邓演达已先期到达这里。异国遇故知,宋庆龄、陈友仁与邓演达十分高兴,他们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与国民党反动派继续斗争。11月1日,由邓演达起草的,他们三人署名的《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在莫斯科发表,痛斥了南京、武汉伪中央背叛革命的罪行,明确提出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历史使命:在孙中山先生革命精神领导底下,团结、领导被压迫剥削的革命民众,向新旧军阀和一切反动仇敌斗争,建立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把中国人民从黑暗痛苦中解放出来。宋庆龄还多次应邀到中山大学演讲,勉励学生攻读革命理论,要永远牢记中山先生的遗训,坚持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

　　除了政治活动外,宋庆龄也经常到乡间去休息。这期间,她与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一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了他们家的常客。她常与陈友仁一家到加里宁的乡间别墅去。加里宁是苏维埃主席,他的妻子是一位质朴、亲切而又非常好客的典型俄国主妇,革命前,他们夫妇都是农民,列宁和所有老布尔什维克对加都非常尊重。加的房子在阿尔汉格尔斯摩耶村,离莫斯科大约40余公里。当时正值冬日,白雪皑皑,大地铺满厚厚的雪。宋庆龄与他们在冰封的池塘上学溜冰;宋庆龄喜欢乘三匹灰马并驾拉的雪撬。宋在苏联的所见所闻,使她受到极大鼓舞与教育,她几次向苏联人民发出致敬信电,在致列宁格勒工人的信中说:“我代表国民党左派,向你们列宁格勒无产阶级致敬,因为你们首先燃起了世界革命的火炬。在中国的革命斗争中,你们苏联的工人一向是我们最忠实的同盟者。”
　　宋庆龄一刻也没有忘记祖国,不断关心国内政局与工农革命运动的发展。1927年9月毛泽东发动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后,给宋极大鼓舞。9月17日,她在莫斯科写下《中国目前的形势》一文,对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给予很高评价:“我们已经听到在名义上受反动派控制的地方发生暴动的消息。在目前,这些暴动似乎是分散的,这里一起,那里一起,但是酿成这种暴动的酵母却遍布在国内各地。从遥远的华南到长城内外都沸腾起来,这表示了一个不可征服的民族的最高决心,不论阻碍多么大,压迫多么残酷。这就保证了表面混乱的目前阶段将要过去,中国将得到自由。”
　　在苏联期间,蒋介石继续对宋庆龄进行人身攻击,并几次去电要宋回国。宋庆龄于1927年12月23日给蒋回电,声明:“我留在世界革命力量的心脏莫斯科是自愿的,就如同我的访问是一种对国民党领导人的反革命政策的自愿的抗议一样。如果我回国的话,那也只是为了参加工农斗争。”宋庆龄的最疼爱她的母亲也一连几封信催她回国,宋回信说:“他们怕我赤化,不愿我多呆,我却要坚持下去。”
　　宋庆龄一直在莫斯科呆到1928年5月,于5月4日到达德国首都柏林。1929年5月,宋庆龄回国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奉安大典,这是她非参加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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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时的志愿军游击队：战斗在朝鲜丛林中[转帖]

1951年6月1日后，随着五次战役的结束，整个战局趋于稳定， 至6月10日，敌我双方均转入防御相持状态。只是，在战役的后期阶段，从汉江北岸回撤过程中，60军180师由于各种原因，惨遭重创，全师8000多人，包括负伤、阵亡、失散及情况不明的，达7600多人。这其中， 还有一部分失散的志愿军，他们并没有死在战争中。只是，他们情况怎样，又是如何坚持斗争，最终回到自己部队的呢？

那些失散，情况不明的志愿军官兵，有大部是弹尽粮绝后被俘了，有一些没有被俘的志愿军战士，却滞留在南朝鲜地域内，后来慢慢地招集起来，在180师政治部主任的带领下，在三八线以南冰天雪地的崇山峻岭间，开始了长达300天的敌后游击战。这艰难困苦的处境是难以想像的，语言不通，搞不到粮食，弹药无处补充，美韩军还四处追捕围剿。

180师的政治部主任，带着这支越不过三八线的残余官兵，利用美韩军怕打夜仗的心理，不时地在夜间，主动偷袭一些美韩军的哨所或单个哨兵，得以补充弹药和一点食物。180师政治部主任，他当时知道的是第六次战役很快就会发起的，鼓励官兵们要有信心，只要第六次战役一打响，就可以归队了。但是，他那里想得到，因为板门店的谈判桌上巳经签下了停战令，第六次战役是不打了。

随着时间的过去，他也猜测到了有停战的可能，怎么办？只有突围一条路好走，否则不是被俘就是战死。做俘虏？这一点他想都不去想它。他把这些情况向一起的（当时有近百名志愿军官兵在一起）干部、战士说了这个情况。大家认为宁死也不做俘虏。

于是，这支游击队开始寻找时机，准备突围。可是，在这四五十公里方圆的赤根山下的平原上，巳没有村庄了，本地的老百姓在五次战役一打响时，就被美伪军赶走了。山下美伪军的封锁线驻有重兵，看来一时想要突围出去的话，还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们返回了山林，一面派人四出侦察，哪里有可以突围的地点。一面派人到山里寻找朝鲜老乡，设法搞粮食。就这样这支志愿军敌后游击队，暂时地山林里住了下来。

但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他们又不得不四处寻找机会，下山截击敌人的运输队，围歼一些小股敌人，以伺机突围。这一来，引起了美伪军的注意，他们知道这赤根山上还有志愿军残余部队，就开始对赤根山进行了围剿扫荡。

所幸的是这些被截止在敌后的志愿军官兵，都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对在敌后打游击战，有一套办法。美伪军的几次围剿与扫荡，都避了开去。

时间很快到了十月份，在国内大部份地区还是秋高气爽的时期，而朝鲜巳是寒风凛冽，严寒刺骨的冬天了。他们身上衣服单薄，又没有充足的食物，一个个瘦骨嶙峋，在山林中的茅屋里，哪里能抵抗得了这零下三四十度的长长的严冬。于是，他们选择了两个相距十公里左右的向阳山坡，挖两个山洞，为的是防备美伪军突如其来的扫荡。

当他们山洞挖好后，随即大雪就封山了。齐膝深的大雪，使得他们难以下山，也同样使得美伪军难以上山扫荡，因而这个冬季出乎意料地非常平静。但为了解决吃的问题，他们不得不下山去截获小股的美伪军运输队，以坚持生存下去。游击队不断地，出其不意的行动，使得美伪军十分不安。他们以为在如此严寒冰雪中，这些残余的志愿军人员在没有给养，没有补充被服的情况下，早已冻死在山林里了。这一下可成了他们的心腹大患。于是在来年三月间（1952年），美伪军请来了曾侵略过中国的日军作顾问，采用了在中国使用过的\"铁壁合围\"战术，出动了三千美伪军，将赤根山口边的所有村庄都烧光，然后向山上扫射，轰炸了一阵，接着便大呼小叫地冲向山林间。

志愿军游击队在这次突围中中，仅冲出了二十来人。集拢后，迅速地转移到其他的山林间，继续坚持下去。

1952年4月中，天气转暖， 志愿军游击队慢慢地在山林间，向敌人的前沿阵地摸去。这天早晨， 派出去侦察的回来说:离敌人前沿阵地不到二十公里了。领队的政治部主任说:我们分两步走，天黑前靠近敌前沿阵地两公里处潜伏下来，天黑以后伺机冲过敌封锁线，成败在此一举了。

志愿军游击队就这样小心翼翼地在丛林间，向敌前沿阵地行进。当太阳快要下山时，志愿军游击队在山下小道上，慢慢向敌人前沿阵地走去时，突然发现在他们的身后不远处，有一小队人在跟着他们。游击队立即钻进小道边的丛林中，潜伏了下来，等待着这一小队人的到来。后面跟着走的那一小队人，见志愿军游击队突然钻进了山林，便一边走一边向志愿军游击队叫喊着；你们是不是志愿军东木（同志），我们跟了你们好久了，我们是人民军敌后侦察队，请志愿军东木不要误会。

志愿军游击队一声不啃地趴在山林间，没有回答。那队人一看志愿军不回话，知道他们不相信。于是站在小路中间解开外面的伪军衣服，露出了里面的人民军制服说；我们巳经完成任务，路过这里发现了你们。你们衣衫破烂，蓬头垢面，我们就知道你们不是当地老乡，更不会是美伪军的人，只是不明白你们到底是什么人？等到临近时才看清你们穿的是志愿军的服装，所以就一直跟下来了。我们也是要从这条道穿插过美伪军的封锁线的。

丛林中趴着的志愿军游击队，一听对方话说到这样的程度了，何况距离不足五十米，要是美伪军早就打上了。于是先走出去两个，到了路上，那个带队的人民军军官干脆脱下了南朝鲜伪军的军服，露出了一身人民军军官的制服。这时志愿军游击队才纷纷地从丛林中走出来，和人民军的侦察小队会面。

这是一支朝鲜人民军第三军团的敌后侦察队，完成任务后返回路过这里，偶然发现了这一队带着武器，长发盖脸的一小队人，于是便悄悄地跟了下来。等到跟近时才发觉这是一支被美伪军围困在山上的志愿军同志，于是放心大胆地跟了上来。

朝鲜人民军侦察队长扑正林和志愿军敌后游击队领头的180师政治部主任，经过协商研究，决定一起冲出封锁线。人民军侦察队有15 个人， 志愿军游击队有18个人。扑正林说； 我们地形熟悉，把部队分为三个小组，第一组由我们和志愿军东木中还能打得动的编成混成组。第二组由我们派几个领路的和志愿军东木中负伤有病的编为一组。第三组填后。由于人民军语言通，地形熟悉，志愿军游击队的官兵们也一致同意了扑正林的意见。

4月11日深夜， 中朝两队官兵开始向敌封锁线运动，在通过第一个前沿敌人哨所时，没有被敌人发现，很快越过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但是在穿越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时，被敌人发现了。经过约半个多小时的激战，仗着人民军地形熟悉，终于冲出了敌人的封锁线。

就这样15名志愿军敌后游击队和15名朝鲜人民军侦察队，在扑正林的带领下，回到了朝鲜人民军三军团总部。以后，志愿军敌后游击队的15名官兵，最终回到了自己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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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外交政策[转帖]

《剑桥中国史》选　　第１５卷
作者： 麦克法夸尔 费正清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外交政策（1965—19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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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外交政策有两个主要的前提条件：中国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与外部世界打交道和国际环境继续对中国有利，即外界不发生任何可能引起人们对外交政策过份注意或者需要花费过多财力物力的事件，没有外部力量对中国内政构成严重威胁。总的想法是割裂国内和国外事态之间一直存在的那种密切联系，把中国与外界隔开，以北京确定的时间和条件来处理与其他国家和人民间的关系和有关的问题。事实上，这些都是自以为是的主观推想，既反应了整个文化大革命精神的不切实际，也反映了毛的傲慢与自大：坚信只有他自己发现了真理，其他人（包括外国人）只要得到正确和充分的教育，就会自觉同意真理的正确性。由于这些臆想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做出的，所以未遇到任何麻烦。但当中国违背它自己的信条以后，国际环境即以可怕的军事威胁的方式对中国展开了报复，迫使它改变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和外交政策的方向。而且，即使在中国割裂国内外事态的联系的高潮时期，二者间仍然保持着一定的联系。总而言之，文化大革命的决策、各个阶段及每个阶段的转折都反映出它与北京的外交立场、政策和行动的联系，尽管有时这种联系很间接。
　　文化大革命“活跃期”的外交政策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65年11月文化大革命的非正式开始到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为止。在这期间，北京基本未参与什么国际性活动。中国对苏联、美国和越南冲突的方针已经确定；第三世界政策基本停留在口头上；领导集团的注意力被转移到了内部团结上，所以不可能或者不需要制定新的外交政策。第二阶段，从1966年8月红卫兵上街到1967年夏天动乱达到高潮——以武汉事件和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为代表——为止。在这个阶段，中国严格按文化大革命的条件对待外部发生的事件；中国的外交行动和与其他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接触，几乎与中国国内的动乱一样混乱不堪。当时，中国发生了两个对外交政策影响甚大的重要事件：红卫兵接管外交部，外交部长陈毅暂时去职；对外国驻华外交人员的粗暴待遇，特别是受官方指使的对苏联和英国外交官的暴力事件。在北京的政策的影响下，外国也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仅仅是内部动乱向外蔓延的结果，尽管这种蔓延在香港、柬埔寨和缅甸表现得比较严重。
　　第三阶段始于1967年夏，当时中国领导人作出了中止暴力活动、实行军管和解决毛的继承人问题的决定。这些措施及苏联的军事活动直接导致了下列事件的发生：1969年3月的中苏边界冲突；4月，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决定把中国支离破碎的外交政策重新收拢；10月，周恩来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后，苏联停止了对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此外，还最终促成了中美和解。因此，文化大革命“活跃期”结束时，中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恢复了原来的模样。中国不但卷入了与超级大国的纠纷之中，而且，国内事务与外交政策间固有的密切联系也恢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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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 1965—196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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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一阶段，北京在外交政策方面只担心三点。第一，如果美国对越南的干预进一步升级，是否需要中国作出更直接的反应；第二，如何与莫斯科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第三，如何对待印度尼西亚迫害华侨的事件及雅加达和印尼其他地方的暴民对中国外交机构的袭击。1965年末和1966年，美国大幅度增加了对北越的空袭，并连带轰炸了停靠在海防港口的中国船只及河内和其他地方的中国军事援助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①这自然又一次引起了北京的担忧：是否应该采取更直接的行动，特别是在美国人把战火烧到中国南部的情况下。但是，美国竭力不让空袭扩大到中国领空，双方达成了两国空军不交锋的默契。②不言而喻，只要中国继续向北越提供军需物资、在北越驻军并建立维修设施，中国人必会处在美军空袭的威胁之下。所以，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北京说得多，做得少；随着美军空袭的日益频繁和残酷，北京发出的调门也越来越高；在中国各个城市举行群众集会；当美国战斗机侵入中国领空时它只采取防卫措施而不进行实际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注定要拒绝约翰逊政府首次提出的建议：③通过改变对台湾问题的态度和不扩大越南的军事活动来改善中美关系。中国对美国发出的这些明确的和解暗示不感兴趣。尽管如此，美国还是一再提出这些建议，加上苏联的军事压力，最后终于引起了中国的重视。
　　中苏关系主要受下述两个方面的制约。一、苏联在越南冲突中的作用；二、北越和美国在苏联调停下和解的可能性（不管这种可能性在当时有多少）。④考虑到美国已几次试图利用克里姆林宫的调停（虽然这些调停基本上未见效）把越南人拉到谈判桌边，中国人非常担心苏美会“互相勾结”，作出与国际缓和有关的决策。美国的几次努力都无结果，因为河内不打算再次在未获全胜的情况下结束战争。⑤但这丝毫未减轻中国人的疑虑：苏美两国可能避开越南问题和战略武器控制问题而达成有关协议，包括取消苏联对中国的核保护（旨在抗击美国的进攻）的一项广泛谅解。因此，北京继续利用一切机会攻击苏联：在次数日益减少的中苏双方都参加的****内部会议上，在中国国内规模日益扩大的反苏集会上，在中国的新闻媒介中，①一有机会（只要不引起苏联真正具有威胁性的强烈反应），中国就直接抨击俄国人。所以，北京拒绝出席1966年初在莫斯科召开的苏共第23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后来苏联召开的其他会议，并谴责俄国人向其他主要的****递交了秘密信件。北京拒绝苏联在信中对中国的一切指责，特别驳斥了关于中国阻止苏联的军事设备通过中国领土运往河内（这种指控似乎确有其事）的传言（和苏联的谴责），并处心积虑地实施了一项傲视克里姆林宫的计划——明确颁布了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控制苏联船只航行的规定。②虽然北京和河内的关系几乎完全受美越冲突的制约，但有迹象表明，两国****并非真正亲密无间。河内怀疑北京把阻断苏联的供应当做一种政治筹码，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反苏。在武元甲将军已经决定由游击战转为正规战以后，中国还告诉越南人应该怎样进行斗争（如林彪论人民战争的文章），河内很难对此表示赞赏。此外，越南劳动党也不喜欢中共的这种做法：迫使越南在中苏争论中站在中国一边而不顾此举会对越苏关系带来多大的伤害。
　　最后一点，即使在早期，胡志明和他的同事们就知道中国不赞成北越收复南越，重建一个统一的越南，更不希望出现一个由越南控制的共产主义的印度支那。①中国对东南亚的长期政策似乎是：可以共产主义化，但不能统一。由于当时面临着美国的军事威胁，双方把分歧暂时放在了一边，但北京很清楚，就中国的利益而言，越南****的独立性太大。中国人最了解自立更生的好处，他们在反对俄国人的运动中就很好地运用过这个方针。他们当然不愿看到这种斗争手段被用来反对他们自己。因此，70年代中越冲突的种子，在60年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双方对待对方的态度中就已扎下根了。②
　　这个阶段，中国的外交政策越来越被动。北京无力有效地回应印度尼西亚对中国国家利益的挑战，就是对这一点的生动说明。1965年9月，印尼****的政变计划流产以后，苏哈托政权大肆迫害所有****员及****嫌疑分子，允许军队和普通公民发现多少杀掉多少，常常对他们的家属也不放过。③中国当然很尴尬，很痛心，但却无能为力。然而，当袭击蔓延到印尼华侨身上并进而波及到中国在雅加达和其他城市的外交官和其他官方人员及设施时，进行合法干预的道路就畅通无阻了。1966年春夏，袭击、抄家、强行搜查、抢劫中国大使馆和一些领事馆、驱逐中国外交人员的事件相继发生，使印度尼西亚的反华暴力活动达到了高潮。然而，中国除了提出抗议、撤回官方人员及留学生、取消经济援助之外，仍然无所作为。当华侨普遍受到迫害时，中国外交部曾要求印度尼西亚允许中国派船接回所有希望返国的人。①1966年末，印度尼西亚允许一艘中国客轮前去接运华侨。中国最后共接回4000余名华侨。
　　鉴于印度尼西亚如此挑衅，中国应立即断绝外交关系。然而，想不到中国当时会采取那么软弱的政策。在每个阶段，采取断然措施的都是印度尼西亚而不非中国。只是到后来，在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达到高潮的时候，红卫兵闯入并焚烧了印尼驻北京大使馆，形势才转为对印度尼西亚人不利。而在1965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苗头已经显露，加上北京的力量达不到远离国土的地方，致使中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处于被动和无所作为的状态。在与苏联、美国和越南的关系中，中国唯一可用的选择是，对其他国家提出的建议和北京无发言权的国际事件及决定作一些口头上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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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1966—19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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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66年9月至1967年8月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完全是骚乱、暴动和复仇活动——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的内政就是如此——的产物。中国不再对国外的事态作出反应，因为外界也准确地断定中国不仅甘愿处于孤立，而且更希望（外界）无事。其时，中国的外交政策与国内的事态休戚相关。当红卫兵夺占外交部并揪出陈毅进行批斗和戏弄时，北京的外交政策就降低到在外交部大楼正门口与吵吵闹闹的“革命”青年进行谈判的水平了。中国终于获得了长期奋斗的目标：彻底摆脱外国的要求和控制。不过，这是以完全失去外交政策为代价的。
　　中国内部的动乱规模和它对外部世界的言词抨击程度几乎是完全相当的。1967年6月外交部被整垮以前，中国一直在通过群众集会推行其外交政策。这使人回忆起了巴黎公社的情景。因此，当中国想对苏联的某些行动发泄不满时，就在苏联驻京大使馆前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初次示威发生在1967年1月。这次示威整整持续了三个星期。①此外，北京企图在苏联首都向克里姆林宫传授正确的革命方法：中国留学生途经莫斯科时，下车到红场煽动俄国人，引起了流血冲突，然后在西伯利亚的归途上向火车内的乘客展示包扎着伤口的绷带（他们说伤口是沙俄式的骑兵的殴打造成的）。他们在苏联的各火车站进行反克里姆林宫的宣传。②在此阶段，在其他国家（特别是英国、缅甸和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前的游行示威也时有发生，旨在报复各该国政府的所谓罪恶行径，或者仅仅是针对（中国人看来）他们所具有的社会政治特点。
　　当俄国人成为中国人开口必骂的目标时，中苏关系当然就更加恶化了。当双方针锋相对、互相驱逐外交及其他人员（特别是记者）时，两国的外交关系有好几次几乎断绝。③中国在其他国家如法国和伊拉克——的留学生也在当地苏联使馆前举行示威。当警察与他们的带头人冲突时，这些人就成了英雄人物。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把（除用毛的语录赞美文化大革命之外的）全部精力用于对苏联广播，播音时间增加至每天24小时。中国人曾直接袭击在华的苏联公民，这是他们所犯的付出代价最大的错误。不但苏联大使馆的部分房屋遭到了抢劫，而且停泊在大连港的一艘俄国船上的官员们也因拒绝佩戴毛泽东的像章而被押到市内游街示众。④此外，经北京机场撤离的苏联外交人员的家属，受到了临时召集起来的成千上万红卫兵的嘲笑、威胁和唾骂。①这些行动在1969年和1969年以后因苏联人激烈的报复而使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还在所有的出版物上继续攻击克里姆林宫，指责苏联与美国“互相勾结”；在国内外推行修正主义；蓄意运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残余势力）来反对中国；对越南假支援真出卖等等。②但是，由于北京与莫斯科的关系已降至最低点，而且中国根本不想有一些改善，故而，双方外交关系的地位已不很重要了。对中国来说，边界地区的军事形势更为重要（虽然还未公开）。在中苏边界，边界事件和军队的集结活动已屡见不鲜，③爆发边界冲突的客观环境已经形成，中国暂时停止文化大革命是很有必要的。
　　这个阶段，中国基本上实现了外交政策的目标：尽最大可能使国家与外部世界隔绝。例如，除官方委派的人员外，其余的外国人都被要求离开中国。外国高级官员的来访或者被中止，或者被减至最低限度。但中国并未被密封住，特别是在社会动乱、夺权、示威游行和乱找替罪羊的活动盛行的情况下，向外蔓延是不可避免的。最严重的事件发生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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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骚乱[转帖]

　　对激进分子来说，香港这块英国尚存的殖民地是一个吸引人的和必然的目标。当外交部停止运转，中国的外交政策决定权落入早已变得急于表现满腔革命热情的地方官员手中时，英国的这块殖民地迟早会直接感受到街头革命行动的威力。另外，香港符合毛所定的易点燃社会经济革命之火的地区的标准，是盛行一时的自由资本主义的最后一个堡垒，是过去卡尔·马克思描述的资产阶级丑恶社会的最典型的现代例证。
　　事情开始于1967年5月初香港的一次劳资纠纷。如果不是中国插手其间，鼓励罢工工人，公开支持工人及其家属的游行示威的话，这场纠纷无疑会很快解决。从纠纷一开始，中国的支持就传到了香港，其中包括通过广播电台播送指示；在维多利亚商业区的中国银行大楼安装转播大陆电台消息的高音喇叭；付钱给罢工工人和示威群众；中国工会还通过了支持罢工的决议。这样，劳资纠纷很快演变成了全面骚乱，并进而威胁到了英国的殖民统治。有时，一天中就有数百人遭到逮捕。罢工先波及其他的私人企业，后来发展到交通、煤气供应等公共服务机构，最后还蔓延到了政府部门。
　　但是，英国政府坚决迎接这些挑战，向香港派遣了一艘载有直升飞机和海军陆战队的航空母舰。同时，香港的警察（99％是华人）面对袭击没有屈服，更未加入骚乱者的行列。然而，随着中国国内秩序的进一步混乱，香港的危机在7月份更加严重了。广东地方政府显然是自作主张地部分开放了中国和香港的边界，致使边界村镇发生了不少严重事件，其中包括用机枪射死几名香港警察的事件。由于边界半开半闭，基地设在中国的恐怖分子潜入了九龙中心地区。到夏末为止，共发生了大约160起与中国工人的恐吓有关的炸弹爆炸案。①
　　中国人一开始就把香港的劳资纠纷提到了外交的高度。首先，中国向港英当局正式提出了五项要求（如果英国同意这些要示，香港的政权将落到骚乱者手中）；第二，让大批群众包围英国驻华代办处，肆意辱骂英国外交官，其严重程度是20世纪的中国绝无仅有的。7月和8月，英国驻北京代办处建筑物和上海领事馆也遭到了破坏；第三，在中国驻伦敦代办处周围挑起骚乱（这反过来被用作进一步侵犯英国在华外交豁免权和严格限制英国官方代表的借口）。①这些使事态逐步升级的行动很可能和外交部精心安排的旨在把英国赶出香港殖民地的一系列措施无关，甚至不是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在“党中央”（到1967年夏，除直接的军事管制外，这是中国仅剩的中央政权机关）任职的领导人的决定。相反，它们似乎反映了下述事实：外交部在逐步解体；外交政策实际上掌握在下级官员姚登山及追随他的红卫兵手中；②陈毅手中无权；甚至周恩来也不得不（据说是违心地）把自己和香港的革命活动联系起来。
　　在正常情况下，英国驻华代办唐纳德·霍普森和驻上海领事彼得·休伊特受虐待事件，就足以使英国断绝与中国的外交关系。③仅焚烧代办处事件就已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但是，由于某些原因，伦敦没有采取这一理所当然的步骤。最明显的原因是，如果没有与中国的外交关系，香港将陷入极端危险的境地（实际上，虽然香港的骚乱非常严重，但贸易、旅游和生产仍保持旺势，亦很少有抽走资本之现象）。此外，伦敦意识到，中国人的悖常行为是中国外交政策堕落为国内民众暴力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结果。这场风暴可能会很快平息下来，事实的确如此。英国决心向中国表明：恐吓政策不会奏效；如果中国想继续做一个文明国家，就必须按文明国家的原则行事。这个观点留有19世纪的痕迹。
　　英国的这个策略最后得到了报偿。1967年末，随着外交部工作秩序的恢复和全国范围内军事管制的实行，香港殖民地的社会秩序恢复了正常，边界回到了合作控制的正常状态，而且（最重要的是）驻北京的英国外交官被准许在北京市内活动。中国像往常一样，无中生有地声称取得了胜利，然后解除了对英国驻华外交官的压力。不过，完全解除压力还需要一段时间，直到1968年夏，伦敦才得以开始把驻华外交官接出中国。然而，即使到了这时，路透社记者安东尼·格雷仍在受软禁（始于1967年7月），一直到1968年底。同时，英国的船长和海员们仍常常遭扣压、审讯和驱逐，至少有一名英国公民（维克斯—吉玛公司的工程师乔治·瓦特）因被指控犯有间谍罪而被判处三年徒刑。（维克斯—吉玛公司的其他职员于1968年7月被驱逐出境，他们一直在修建一家合成纤维厂。）①
　　文化大革命期间英国人在中国的遭遇是此类事件中最极端的例子。但西欧大多数国家的经历与此也大体相似，尽管中国使馆在各驻在国首都屡生事端，这些国家决定继续保留驻华使馆，或者至少保持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中国的邻国或中国影响所及的国家的经历有一些不同。它们更直接地感受到了文化大革命向外蔓延所造成的影响，虽然受影响的时间短一些，方式更温和一些。柬埔寨和缅甸爆发了危机，印度、尼泊尔、锡兰（斯里兰卡）、肯尼亚和阿尔及利亚也感受到了左派造成的压力。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