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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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南亚的蔓延[转帖]

　　金边的形势因越南战争而变得复杂起来。西哈努克亲王想利用中国声称的友谊，阻止越南冲突向西蔓延，尽管北京一直在支持他的反对派武装力量——红色高棉。中国的目的是不让柬埔寨领导人，过分担心越共利用柬埔寨领土进行活动；让金边保持对越南的绝对独立；维持红色高棉的活动，但不把它公开当作中国的工具；支持西哈努克在中苏争论中的中立立场。③北京的困难在于它不能控制事态的发展。不但俄国人、美国人、越南人和柬埔寨人都各行其事，而且在文化大革命的这个阶段，中国革命的向外输出已变成了另一个致乱因素。
　　1967年3月，中国驻金边使馆向外界散发毛主义的宣传品，鼓励当地华人青年进行红卫兵式的活动，给高棉—中国友好协会提供资金，公开介入柬埔寨的内部政治。①西哈努克对这些故意冒犯他的举措不可能置之不理，虽然他依赖中国的外交支持和经济援助。他被迫采取对策，有效地制止了此类活动。他还严厉抨击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②
　　如果中国国内不再生事端，事情本来在1967年夏即可得到解决。由于外交部到8月份已混乱不堪，周恩来不得不对来访问的柬埔寨外交大臣普里萨拉亲王说，中国实际上已失去对驻柬埔寨使馆的活动的控制。③此外，中国仍在支持当时已被西哈努克取缔的高棉—中国友好协会，中国新闻媒介也开始直接攻击这位柬埔寨元首了。这些行动导致西哈努克明确地指责中国干涉柬内政。④再加上8月英国驻华代办处被烧及中国人在缅甸采取了相似的行动，遂导致西哈努克在9月份宣布撤回柬埔寨驻北京使馆的全体人员。虽然周恩来随后说服他打消了断交的想法，但造成的损失已无法挽回，两国关系在随后的文化大革命岁月中一直很疏远。
　　在缅甸，事态的发展更趋于极端。它表明，一旦文化大革命直接影响到外交部的正常运作，就会立即使原本不错的双边关系产生破裂。由于仰光奉行不公开冒犯中国的谨慎政策，也由于北京的目标是在促进两国友好关系的同时，奠定以后支持共产主义暴力革命的基础，故中缅关系历来很好。因此，北京能容忍缅甸的中立和不介入政策，能容忍其对本国左倾运动较为严格的控制和在一些政策方面违背中国的意愿，包括对越南冲突和军备控制的态度，以及第三世界对西方和苏联的最佳立场应该是什么等等。只要缅甸政府能够合作，缅甸国内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还比较薄弱（起初分裂为红旗派和白旗派，60年代中期亲北京的白旗派再次分裂），中国在缅甸就什么也不能（或者不需要）做。因此，中国在1960年与缅甸签订了一项边界条约，1961年又签订了一项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1963年，奈温政府因与左派谈判破裂而大力镇压****势力时，中国听之任之；而且，1964年缅甸政府实施的把银行和主要工业企业收归国有的政策影响到缅甸华侨的利益时，中国也没有分开反对。①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情况就马上不同了。首先，****白旗派在内部的一次暴力冲突和血腥清洗后发生转变，变成了毛主义式的纯政治军事组织，由中国培养出来的红卫兵式的干部领导。②其次，缅甸在越南冲突、反苏斗争和对待第三世界等问题上没有紧紧追随中国的路线方针，尽管刘少奇、陈毅和周恩来等高层领导人在1965年和1966年先后访问了仰光。③此外，中国驻仰光使馆和新华社分社不但资助当地的华语学校，而且在学校课程中加进了许多毛主义的内容。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这方面的内容就更多了。这种做法把华侨学校的学生变成了外国的红卫兵。最后，随着1967年春夏中国外交部的逐步解体，该年早些时候经受文化大革命洗礼的中国外交官返回了仰光。他们公开散发毛的语录即“红宝书”、毛的像章和其他具有煽动性的宣传品。当当地政府出面干涉时，他们坚持认为自己有这么做的权利。①
　　这些活动，特别是最后一项活动，对仰光民众和奈温政府来说，确实太过分了。所以，当受中国大使馆支持的学生拒绝按缅甸政府的规定摘下佩带在身上的毛的像章时，反华骚乱就开始了。骚乱迅速转变为对中国大使馆、新华社、华人学校直至许多缅甸华侨的袭击。这些骚乱未能被仰光警察平息，而是一再扩大，致使中国驻缅甸大使的助手被杀身亡。北京对此事的反应与对香港事件的反应相同（金边的事件此时也都在演变中）。首先，北京于6月末发出了一系列警告性的照会，继而向仰光提出了一系列要求（由于这些要求太苛刻，缅甸政府只能拒绝），然后在缅甸驻华使馆周围举行大规模示威，最后又经过外交途径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要求。②
　　即使到了这种地步，如果不是北京站出来（这是第一次）公开支持****白旗派以暴力推翻缅甸政府的活动而致使形势全面恶化的话，事情仍然是可以了结的。北京抨击缅甸政府和奈温本人，号召缅甸人民武装起来推翻现政府，在本国建立一个****政府。北京还让白旗派利用中国的新闻媒介。③形势在6月的最后三天内急遽恶化。这显然是中国外交部内的过激分子造成的。他们违背（实际上破坏）了中国政府自1949年以来处心积虑维持的对缅甸的立场。缅甸政府和人民均作出了相应的反应。7至8月，缅甸各地普遍爆发了示威游行，中国支持的宣传机构遭到查封，左翼团体遭到大规模镇压。缅甸政府还发起了一场反对中国及亲华分子的舆论攻势，并驱逐了几名中国记者。④随后，两国不可避免地断绝了外交关系。同年夏，双方各自召回了大使。一年之后，中缅关系才开始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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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走向极端[转帖]

　　香港、金边、仰光和其它地方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如果中国外交部在1967年夏没有走向极端，外交部长陈毅没有受到人身攻击，外交部的一些档案没有被人为地毁坏，这些事件很可能不会发生。要了解文化大革命这个阶段和后来阶段中国的外交政策，就必须就这些事态的发展加以研究，因为它是中国内部事务和外交实践之间的纽带。
　　文化大革命在政府部门的表现是：工作组、红卫兵、革命造反派、革命委员会和其他破坏势力对国务院各部委正常工作的干扰。但是，这些干扰活动的时间先后长短各有不同，它取决于各部的实际情况及文化大革命暴力活动的总体方向和发展阶段。外交部是各部委最晚卷入的单位之一，遭受劫难的时间也比较短（虽然在1967年夏受到的打击非常严重）。与其他政府机关明显不同的是，外交部在我们所关注的这个时期仍然在运作。但是，它的运作是妥协的产物。中国外交政策的内容和方向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秩序的混乱和重新整顿紧密相关。
　　因此，1966年夏外交部长陈毅接受了党派往外交部的工作组。不过，他和其他各部部长一样，把工作组用于维护外交部各部门的完整和免受造反学生的干扰。①1966年秋，中共十一中全会正式决定开始进行文化大革命后，毛召回了工作组，允许红卫兵在外交部和国务院其它各部委建立革命委员会。但是，陈毅不许红卫兵干扰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工作。他和往常一样坚守职责。他和其他各部的头头们都在做同样的努力，都采取了拖延的办法，希望局势能够好转。②
　　然而，束缚激进主义的绳索一旦解开就难以再收紧了。到1966年底至1967年初，学生和工人开始到处“夺权”。“一月风暴”有意识地把全国和大多数政府机关（包括外交部）推进了混乱的深渊。1月18日，外交部成立了一个革命造反联络站。始于上年秋天的对陈毅的批判现在变得越来越激烈了。陈毅在一次万人大会上被迫作了自我批评，自己承认有“七大罪状”。①当然，陈和主持这次万人大会的周恩来的想法一样，为的是利用自己的“坦白”来避免造反派干扰外交部的正常运作，并借周恩来的权威和毛泽东的暗示来保住自己的职位。这个办法很有效，外交部造反联络站的一些左派被搞掉了。以后的两月中，中国的外交政策仍是较为理智的。
　　但是，后来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导致这种策略到1967年初夏便不灵了。首先，中国在这期间召回了所有驻外大使（驻开罗的黄华除外）②及各使馆的大多数高级官员，让他们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这项措施显然严重削弱了北京了解和分析国外局势的能力。但是，此举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外交部各部门和各驻外使馆（随着外交人员很快返回驻在国）都走向了极端。其次，1967年1月，毛泽东号召解放军支持左派夺权。军队临时作为一支稳定秩序和相对保守的力量介入了斗争，在“三结合”（解放军、老干部和红卫兵）时把有经验且不太激进的老干部摆到了首要位置。但是到了4月，军队就因这种做法（被称为“假夺权”）受到了批评，不得不给造反派更多的权力。这样，陈毅在外交部再次受到了压力。这次的压力来自“批判陈毅联络站”。不久，北京举行了反对陈毅的公开游行。1967年5月，经周恩来同意，陈又一次受到了群众的批斗。①
　　再次，造反派纠集了一些争强好胜的领导干部，共同反对外交部长陈毅。中国和印尼是1967年4月最终绝交的。当时雅加达驱逐了中国代办姚登山。4月30日，姚返抵北京，在北京机场受到了整个中国领导层的热烈欢迎。此后，他成了北京市的风云人物，在5月中旬的一次声讨印度尼西亚的群众集会上出尽了风头。姚回到了外交部后，马上就成了反对陈毅的造反派的领袖人物。陈毅想使中国的外交事务（和外交部资深官员）再次躲过内部暴力活动的大冲击。②
　　但是，外交部在部内外造反派的联合攻击下分崩离析了。5月13日发生了一系列暴力破坏事件：数百名批陈联络站的造反派攻进外交部，打断了部里的正常工作，殴打官员，把档案弄得乱七八糟，还带走了机密情报。5月29日又发生了类似的事件。此后，外交部基本上就不能正常运作了。上文已谈到，当时中国与香港、柬埔寨和缅甸的关系已急遽恶化，与其他30多个国家的关系也出现了危机。这种局面主要是1967年夏外交部的瘫痪和陈毅派与姚派在部内争权造成的。如果说中国还有外交政策的话，那也是由于周恩来的努力。他不但出面与造反派交涉救陈毅的驾（典型的做法是告诉造反派更全面地调查陈毅的情况，以此来争取时间），而且暂时主管外交部，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发指示处理部务。③
　　但是，暴力活动在1967年盛夏达到了高潮，因为毛要让全中国人民获得他认为非常必要的革命新经验。各省都发生了武斗。这从两方面对外交部和外交政策产生了影响。一方面，它使中央领导人把几乎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武斗上。毛及其追随者对北京的外交政策造成的问题熟视无睹，让外交部自己解决内部的纠纷而不给予任何帮助。
　　另一方面，这年夏天最重要的一次事件——武汉事件，①造就了新英雄王力（尽管是暂时的）。他和姚登山一样凯旋而归，回到北京。权力很快冲昏了他的头脑。他选定外交部为行使权力的部门之一。8月7日，他发表了讲话。这是他和姚登山对外交部和陈毅发出的最后一击。随后的两周内，造反派完全控制了外交部，陈毅又一次遭到批斗（在? 8月?? 11日和? 27日的两次批斗会上，他又交待了一系列新“罪行”）。②中国的外交政策完全陷入了混乱。
　　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与缅甸和柬埔寨的关系严重恶化，英国代办处被焚烧。这些都是姚和王的过激行为造成的。姚自做主张给中国驻外使馆打电报，还“到处作报告制造麻烦”，③俨然以外交部长自居。党中央（即毛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对这些过激行动既不愿也无法加以制止，直到8月底为止。
　　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和蓄意挑起的内乱给国家造成的严重危害，终于震惊了毛派领导人，迫使他们从原来的立场往后退。9月1日的一项决定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停止“武斗”或“夺权”；红卫兵不再搞串连活动，一律留在原单位；用政治斗争代替武斗作为革国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命的主要手段；革命派被告知要停止“打、砸、烧、抄家和阻塞交通”。④这个180度的大转弯马上对外交部产生了影响：姚、王及其追随者受到清理和审查；陈毅恢复职权（表面的和象征性的）；驻外使馆奉命停止制造革命；严禁在外交部搞夺权活动。⑤中国和许多国家的关系已经受到了严重伤害，裂痕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弥合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要么已经断绝，要么非常紧张。但是局势已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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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上海妓女改造纪实[转帖]

　　1955年4月。920名身穿绿军装的上海姑娘，编为4个中队，踏上了西行列车。西上天山的女兵中，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很少有人知道，这些青年女子是刚刚离开“上海市妇女劳动教养所”的妓女。随着一声悠长的笛鸣，列车徐徐驶离熟悉的黄浦江，驶向陌生却又充满向往的人生彼岸。

　　有人轻轻哼唱《南泥湾》。这是上海1951年11月25日明文下令禁娼后，她们到了劳动教养所后学唱的。她们从这首歌知道了解放军。知道了三五九旅，她们充满理想地去追赶这支队伍，她们去参军。

　　参军的消息不胫而走时，她们不敢相信，怕不够格。“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这些刚从血污中爬出来的女性眼里，是崇高的大山！新疆来的首长却真诚地对她们说：新疆急需一支建设大军，姐妹们只要讲清自己的过去，符合上海人民政府安置就业的四条标准，本人自愿，都可以报名。首长还告诉她们，新疆目前还比较艰苦，要有吃苦的精神准备。

　　听了新疆首长的报告，姐妹们写了1000多份决心书，920个姐妹被批准了。

　　再见了，上海……一双双望着窗外的眼睛，藏着多少人世苦难，人生隐痛，灵魂追求……

　　妓女改造，是世界性话题

　　娼妓改造的困难和复杂在于，社会最底层的受害者妓女，又集中了人世间最腐败、最无耻的种种劣习。她们既是灾难深重的弱女子，又是堕落成性的游民。正因为对娼妓改造的客观认识，上海解放之初还准许妓院开业，政府收税。经过充分准备，直到上海解放两年多后，才于1951年11月25日明文下令禁娼。

　　上海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周密措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财力，人道主义体现在收容改造妓女的每一个环节。收容妓女，急需治疗性病，特效药盘尼西林我国当时不能生产，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封锁严，只有经第三国进口，十分紧缺。而需求量却很大，仅“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就收容了7500多名妓女。为了救治妓女，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亲笔手令，调拨解放军部队留给抗美援朝志愿军重伤员用的盘尼西林，陈毅将军说：“将来在中国的词语中，‘妓女’这个词必将成为一个历史名称！”

　　脱离旧的生存环境，去一个全新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中，认识社会，认识自己，最终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立业安家，是最理想的结局。她们来了，来到天山南北的大荒原。

　　一定有劳其筋骨的艰难过程，一定有人格尊严的复苏升华。在上海的灯红酒绿里，她们只是泄欲的工具，人格尊严被剥得一丝不剩，到了新疆，大漠虽苍凉，长天也湛蓝，高天阔地里，她们是有才华的上海姑娘。

　　那个教唱“南泥湾”的姑娘，原是金陵秦淮歌女。被小开糟蹋后又遭抛弃，她身心俱伤流落上海。上海滩岂是一个卖唱歌女的存身之处？只有下水一条路。日久，她的身边围了一群名呼“干爹”、“阿哥”的嫖客，可怜她又从一名歌女沦落为娼。进劳动教养所后，她的歌唱才能被发现，先让她担任歌唱教员，又由她领头组织了一支“新生妇女合唱队”。她一路唱着“南泥湾”到新疆后，成为一名享誉天山南北的文工团员，活跃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艺战线，深情地歌唱新生活，歌唱拓垦荒原的将士。她在天山脚下找到了情投意合的伴侣，有了幸福的归宿。

　　仅仅5年后，这支西进新疆的特殊队伍中，就有了一批劳动模范，有了近百名党团员。她们的人生也大都有了正果，成为母亲。

　　上海青浦县的一间小阁楼，已被岁月刷成了灰白色，小阁楼就有了太多的沉积。小阁楼的亭子间里，住着一位叫金月华的女人，她从大西北的兵团农场退休后，回到了青浦老家。她将在出生落地的老屋，走完人生的最后时光。她孤身一人，没有子女。上海的冬日里，阳光是她盼望的亲人。

　　生活在小小亭子间的金月华，心里拥有的世界要辽阔得多，那是她生活过30多年的农场。农场在闪着银光的博格达峰下，农场有大片的棉田和麦田，有驰名中外的瓜果之王----“金皇后”甜瓜，这是天山雪水和塞外骄阳对日日面朝黄土背负青天者的怜悯，“金黄后”给辛苦劳作的农场人带来日渐丰厚的收入。

　　“金皇后”这个瓜名，总让金月华联想起一段往事，想起“舞皇后”红遍上海滩和香港的当年。“香港的报纸，一大张一大张登我的照片哟。”金月华忆说这些时，全然是过来人的神情。人生的经历，无论荣耀还是磨难，都不会忘怀。

　　金月华人生的多半时光是在雪山下的农场里。

　　忽然有一天，农场收到金月华寄自上海青浦县的1200元人民币。她在一封短短的信中写道：“这是我给孩子们的一点心意……”农场的战友和老姐妹都知道，曾经沧桑的金月华不富有，她的月退休工资只有40多元。今天的40多元是个什么概念啊！

　　青春美好的时光，生命健康的日子，都给了荒原和绿洲，除了每月40多元的退休工资，年老的金月华已经没有什么了。她把30多年躬耕荒原拓殖绿洲换来的养老金，积攒起来给了孩子们。

　　人生付出的太多，就格外珍视过去了的时光。

　　早春的阳光给人一种生命的召唤。阳光穿透了玻璃窗上的霜花，暖暖地照在白色的被单上。被单下的人鼻孔里插着输氧管，他顽强地借助阳光的召唤，在一个女人吃力的帮助下，挺靠在床头。女人清出他口腔里又黏又浓的痰液，仔细地帮他漱口，发自喉管的呼噜声消失了，他就胜利地喘息着。

　　这时，她的眼光投向我。我有些不安。我分明感到，时光已经推得久远的岁月，因我的突然来访，敏感地拉近了。她却很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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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敬　告　青　年 [转帖]

　
　　　　陈独秀 １９１５年９月１５日

　　　　窃以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Ｋｅｅｐ　
　　　　ｙｏｕｎｇ　ｗｈｉｌ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ｏｌｄ），英美人相勖之辞也，此亦东
西民族涉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欤？青年如初春，如朝日，
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
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
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
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
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
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准斯以谈，吾国之社会，其隆盛耶？抑将亡耶？非予之
所忍言者。彼陈腐朽败之分子，一听其天然之淘汰，雅不愿
以如流之岁月，与之说短道长，希冀其脱胎换骨也。予所欲
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
　　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
卑也。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
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
　　呜呼！吾国之青年，其果能语于此乎！吾见夫青年其年
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
其脑神经者十之九焉；华其发，泽其容，直其腰，广其膈，非
不俨然青年也；及叩其头脑中所涉想，所怀抱，无一不与彼
陈腐朽败者为一丘之貉。其始也未尝不新鲜活泼，寖假而为
陈腐朽败分子所同化者，有之；寖假而畏陈腐朽败分子势力
之庞大，瞻顾依回，不敢明目张胆作顽狠之抗斗者，有之。充
塞社会之空气，无往而非陈腐朽败焉，求些少之新鲜活泼者，
以慰吾人窒息之绝望，亦杳不可得。
　　循斯现象，于人身则必死，于社会则必亡。欲救此病，非
太息咨嗟之所能济，是在一二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发
挥人间固有之智能，决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孰为新鲜活
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
里，——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自度
度人，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也。青年乎！其有以此自任者
乎？若夫明其是非，以供决择，谨陈六义，幸平心察之。
　　　（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
无以奴自处之义务。奴隶云者，古之昏弱对于强暴之横夺，而
失其自由权利者之称也。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
血气所忍受。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
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
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　
　　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
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
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
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
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非
然者，忠孝节义，奴隶之道德也——德国大哲尼采
　　　　（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别道德为二类：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Ｎｏｂｌｅ），谦逊而服从者曰奴隶道德（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ｌａｖｅ）——轻刑薄赋，奴隶之幸福也；称颂功德，奴
隶之文章也；拜爵赐第，奴隶之光荣也；丰碑高墓，奴隶之
纪念物也；以其是非荣辱，听命他人，不以自身为本位，则
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消灭无存，其一切善恶行为，势不能
诉之自身意志而课以功过；谓之奴隶，谁曰不宜？立德立功，
首当辨此。　
　　　（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国之恒言也。自宇宙之
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
状之理；特以俗见拘牵，谓有二境，此法兰西当代大哲柏格
森（Ｈ．Ｂｅｒｇｓｏｎ）之《创造进化论》（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ｒｅａｔｒｉｃｅ）所以风靡一世也。以人事之进化言之，笃古不变之
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已；存亡之数，可以
逆睹。矧在吾国，大梦未觉，故步自封，精之政教文章，粗
之布帛水火，无一不相形丑拙，而可与当世争衡？
　　举凡残民害理之妖言，率能征之故训，而不可谓诬，谬
种流传，岂自今始！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
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皙种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
迟，几及千载；尊重二十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
驱吾民于２０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
复何说哉！于此而言保守，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
用生存于今世。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
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
　　呜呼！巴比伦人往矣，其文明尚有何等之效用耶？“皮之
不存，毛将焉附？”世界进化，óVóV未有已焉。其不能善变而
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已耳，
保守云乎哉！　　　　
　　　（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当此恶流奔进之时，得一二自好之士，洁身引退，岂非
希世懿德。然欲以化民成俗，请于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夫
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隐之余地。排
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以善意解之，退隐为高人出世
之行；以恶意解之，退隐为弱者不适竞争之现象。欧俗以横
厉无前为上德，亚洲以闲逸恬淡为美风，东西民族强弱之原
因，斯其一矣。此退隐主义之根本缺点也。
　　若夫吾国之俗，习为委靡：苟取利禄者，不在论列之数；
自好之士，希声隐论，食粟衣帛，无益于世，世以雅人名士
目之，实与游惰无择也。人心秽浊，不以此辈而有所补救，而
国民抗往之风，植产之习，于焉以斩。人之生也，应战胜恶
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
之兵，而不可逃遁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呜呼！欧罗巴
铁骑，入汝室矣，将高卧白云何处也？吾愿青年之为孔、墨，
而不愿其为巢、由；吾愿青年之为托尔斯泰与达噶尔（Ｒ．
　　　　Ｔａｇｏｒｅ，印度隐遁诗人），不若其为哥伦布与安重根！
　　　（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并吾国而存立于大地者，大小凡四十余国，强半与吾有
通商往来之谊。加之海陆交通，朝夕千里，古之所谓绝国，今
视之若在户庭。举凡一国之经济政治状态有所变更，其影响
率被于世界，不啻牵一发而动全身也。立国于今之世，其兴
废存亡，视其国之内政者半，影响于国外者恒亦半焉。以吾
国近事证之：日本勃兴，以促吾革命维新之局；欧洲战起，日
本乃有对我之要求；此非其彰彰者耶？投一国于世界潮流之
中，笃旧者固速其危亡，善变者反因以竞进。　　　
　　吾国自通海以来，自悲观者言之，失地偿金，国力索矣；
自乐观者言之，倘无甲午庚子两次之福音，至今犹在八股垂
发时代。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
所不利。万邦并立，动辄相关，无论其国若何富强，亦不能
漠视外情，自为风气。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
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
流所及，莫之能违。于此而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以冀抗此
潮流，是犹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国民而无世界
知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语云：“闭户造车，出门
未必合辙。”今之造车者，不但闭户，且欲以《周礼》、《考
工》之制，行之欧美康庄，其患将不止不合辙已也！
　　　（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自约翰弥尔（Ｊ．Ｓ．Ｍｉｌｌ）“实利主义”唱道于英，孔特
　　　　（Ｃｏｍｔｅ）之“实验哲学”唱道于法，欧洲社会之制度，人心
之思想，为之一变。最近德意志科学大兴，物质文明，造乎
其极，制度人心，为之再变。举凡政治之所营，教育之所期，
文学技术之所风尚，万马奔驰，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
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当代大哲，若
德意志之倭根（Ｒ．Ｅｕｃｋｅｎ），若法兰西之柏格森，虽不以现
时物质文明为美备，咸揭橥生活（英文曰Ｌｉｆｅ，德文曰Ｌｅｂｅｎ
法文曰Ｌａｖｉｅ）问题，为立言之的。生活神圣，正以此次战争，
血染其鲜明之旗帜。欧人空想虚文之梦，势将觉悟无遗。
　　夫利用厚生，崇实际而薄虚玄，本吾国初民之俗；而今
日之社会制度，人心思想，悉自周汉两代而来，——周礼崇
尚虚文，汉则罢黜百家而尊儒重道。——名教之所昭垂，人
心之所祈向，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倘不改弦而
更张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祀天神而拯水
旱，诵《孝经》以退黄巾，人非童昏，知其妄也。物之不切
于实用者，虽金玉圭璋，不如布粟粪土。若事之无利于个人
或社会现实生活者，皆虚文也，诳人之事也。诳人之事，虽
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
尚，皆一文不值也！
　　　（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
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想象者何？既超脱客观之
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不
可以人间已有之智灵，明其理由，道其法则者也。在昔蒙昧
之世，当今浅化之民，有想象而无科学。宗教美文，皆想象
时代之产物。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
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
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
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
作之风息焉。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
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
惑世诬民，地气风水之谈，乞灵枯骨；农不知科学，故无择
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货弃于地，战斗生事之所需，一
一仰给于异国；商不知科学，故惟识罔〔网〕取近利，未来
之胜算，无容心焉；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
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
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象
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
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也！
　　凡此无常识之思惟，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维科
学。夫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较之想象武断之所
为，其步度诚缓，然其步步皆踏实地，不若幻想突飞者之终
无寸进也。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正
自广阔，青年勉乎哉！　　

　（原载《青年杂志》第１卷第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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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混浴的历史与复兴[转帖]

　　

　　130年前(1879年)，时当清末，王韬游日本混浴过温泉，写道：“往浴于温泉，一室中方池如鉴，纵横约二丈许，男女并裸体而入，真如入无遮大会中。”

　　　　日本在大力振兴旅游，各村有各村的高招，一招是混浴。不错，拿我们中国人来说，特别是男士，听了较为动容而神往的，无非艺伎和混浴，肥硕相扑没人看。

　　130年前(1879年)，时当清末，王韬游日本混浴过温泉，写道：“往浴于温泉，一室中方池如鉴，纵横约二丈许，男女并裸体而入，真如入无遮大会中。”比王韬早二十几年(1853年)，水师提督佩理率美国舰队敲开了日本国门，也目睹混浴：一个公共澡堂里，男女满不在乎地赤身裸体，混杂共浴，那光景使美国人对当地的道德心抱有不太好的印象。他不仅把这个东洋景用文字记述在《日本远征记》中，而且有写生画为证。男女混浴，通俗文学的猥亵插图，让他认为日本人淫荡。但见仁见智，似乎普鲁士人比较说好话，例如艾林波伯爵，在美国人之后出使日本，说：男女老少共浴一池，起码不发生丑事；不，可以说，入浴的人丝毫不注意男女性别。这好话却说得有点过头，事实上1871年以后幕府屡颁禁令，理由就是“于风俗不宜”。有一位藩主留下了笔记，说澡堂里黑灯瞎火，时有男女行苟且之事。陋习改也难，明治以降各地也反复发布禁止混浴令。当今东京都规定10岁以上男女不得混浴，其他地方也有限制12岁以上的，但没有罚则，混也就混了。

　　日本多温泉，在偏僻简陋的环境里自然形成了混浴的习惯。后来城市里出现“钱汤”，花钱泡汤，就是澡堂子，沿袭旧习，江户时代澡堂子男女混浴。到了三岛由纪夫小时候，温泉乡男女混浴也不罕见；他生于1925年。而生于1907年的井上靖写传记小说，说小时候寄居在伊豆半岛上的曾祖母家，经常跟让他叫姐姐的年轻姑母在全村公用的温泉混浴，他十来岁，在水花中看见姑母“白皙丰满的裸体很耀眼”。过了四五年，几个女学生在温泉里洗浴，看见他过来，一齐发出惊叫，慌忙爬上来，赶快用衣物把裸体包起来。其中一个穿好了衣服，走出去时掉头冲他说：“色鬼！”那脸孔恶狠狠，口气显然满含了责怪。他从此厌恶这女生，但也知道了，自己已经到了不能像过去那样对女性随随便便的年龄。三岛由纪夫说过，“羞耻心不是文明的问题，羞耻心的多样性只不过是地理学上的多样性”，看来这种话顶多有一半的真理。羞耻心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年龄或时代，远远比地理更易于变化。

　　什么事物过去了，就可以名之为传统，也就有了复兴的大义名分，况且像三岛由纪夫说的：“从西洋人看来无聊的东西统统废止，从西洋人看来蒙昧的、怪诞的、不好看的、不道德的全部要废止，这就是文明开化主义。从西洋人看来，浪花曲低级，特攻队愚蠢，剖腹野蛮，神道无知简单，要是全部否定了这些东西，日本还剩下什么呢?什么都不剩。日本文化不是从西洋人眼睛看来能判断进步或落后的。因此，我们必须知道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文化并没有进步，已经到了该明白以为追在西洋后头就是文化的荒谬的时候了。”

　　闲来翻阅两本关于混浴的书，作者皆女性，或许这类书不宜由男人来写。她们写第一次混浴的心情：深深吸了一口气，打开从脱衣处通往露天混浴池的门，像锥子一样的视线盯住我全身，这种羞耻是女性了解混浴世界的洗礼。把怕被人看变成看人，心态一变，其乐也泄泄。然而，青森县山里有一处历时三百多年的温泉，混浴爱好者成立“保卫混浴会”，开展不要盯着女浴客看运动。据说还有人潜伏在池子里，专等女性下汤来养眼，被称作“鳄男”。其实江户时代女孩家去钱汤，也有用两个老太婆前呼后拥，以防性骚扰。混浴的全部意义在于混，与其设大防，分开来泡岂不更痛快?恐怕看总是要看的，但盯着看，在任何场所都是不礼貌。有意思的是这个“保卫混浴会”成员上万人，全部是男士，莫非担心把女性看跑了，他们也混不成。

　　某中国男士随团旅游，要求去混浴温泉，见识一下日本文化，导游笑盈盈说：那你们这一团男女混不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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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批、清查“四人帮”及其余党的罪行 [转帖]

　　
　　作者：陈锦华 出版社：中 共 党 史出版社

　　“四人帮”篡党夺权、搞第二武装、抓枪杆子的图谋，是由来已久的。早在1971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江青、张春桥就对马天水、王秀珍、徐景贤讲过：我们是笔杆子，没有枪杆子。王洪文也说：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军队没有我们的人。以后王洪文一直想把民兵搞成第二武装。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了“四人帮”。6月14日，王洪文写信给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随后，借解决上海、浙江问题为名，跑回上海，一住就是105天。他在上海做的主要事情之一就是抓民兵，布置检查“第二武装”力量。9月18日，他对上海民兵指挥部的头头说了一通私房话，强调：“你们民兵很重要，将来要准备打仗的，你们要警惕，你们这个队伍不要被人家指挥，要听民兵指挥部的指挥，你们要做思想上的准备，人家一个巴掌打过来，看我们是不是站得住。”1976年9月20日，也就是粉碎“四人帮”前的半个月，张春桥在北京单独接见了徐景贤，听取徐景贤的汇报。张春桥点拨徐景贤要抓好民兵。后来在清查中发现：上海为了把民兵搞大，花了很大的物力、财力来做这件事情。上海财政局有一个资料：从1974年到1975年9月，“四人帮”一伙在上海、湖南、安徽等地制造、购置的枪支达48462支，指挥车10辆，雷达指挥仪10套，以及40多万步机枪的零部件。他们打算要装备30个步兵团、10个高炮师、3个地炮师、1个坦克师、1个摩托团，配备一三○火箭108枚、高射炮782门。9月28日，张春桥特地派他的秘书到上海，指示说，阶级斗争要经常研究，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要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历过严重的考验，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王洪文、张春桥的这些指示，实际上成了“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发动武装叛乱的政治动员和思想发动。

　　根据10月8日徐景贤主持会议的决定，民兵指挥部的头头施尚英、张敬标，连夜制定了两个反革命武装叛乱方案，代号为“捍－1”、“捍－2”（捍：指捍卫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捍－1”方案是控制首脑机关、报社、电台、飞机场、桥梁、码头、交通要道的兵力部署；“捍－2”方案是以江苏、浙江为作战目标，从上海的外围到市中心设立3道控制圈的民兵部署。两个方案的主要内容有以下10个方面：

　　（1）全市动员武装民兵3.3万人，炮和火箭筒85门，机枪78挺，步枪和冲锋枪2.7万支，子弹296万发。

　　（2）民兵要昼夜值班，值班人数要相对集中，人车配套，枪弹配套。

　　（3）基本指挥所设在江南造船厂，预备指挥所设在中国纺织机械厂，指挥所人员于10月9日11时进驻完毕。

　　（4）民兵指挥部和移动民兵师也设立指挥所。

　　（5）开设指挥网，设立两个通信网，这两个通信网于10月9日晚上6时起联络。后来这两个通信网共收发了75份电报，10月15日停止联络。

　　（6）为便于机动兵力和通讯联络，动用汽车125辆，摩托车100辆和一部分自行车。

　　（7）上海和浙江、江苏交界的地方，即浏河、安亭、葛隆等地，设6个控制点，1个控制圈；在到市区的两道控制圈内，设外围17个控制点，内围16个控制点，并规定了各区县的任务和预备队的组成。

　　（8）吴淞口派出2艘到3 艘渔轮，加强巡逻，机动渔轮机动待命，控制黄浦江等各个渡口，控制水道和隔江送水的管道，必要时实施封闭。

　　（9）重点支援地点，防空降的措施，弹药储备及武器修理方案。

　　（10）制定口令、标语。

　　后来“四人帮”余党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彻底失败，“捍－1”、“捍－2”方案除了设立指挥电台及集中部分民兵等实施外，大部分胎死腹中。所以有这样的结局，我认为，主要是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大得人心，大快人心，政治上占了绝对的优势。“四人帮”倒行逆施，祸国殃民，他们被隔离，是党心、人心所向。他们的余党垂死挣扎，妄图制造武装叛乱，是逆潮流而动，必然是失道寡助，注定要失败。

　　第二，党中央10月9日通知徐景贤、王秀珍10日到北京开会，打乱了他们的叛乱部署，造成一时群龙无首的局面，留在上海的3个主持工作的常委感到大势已去，就借口等马天水回来后再作决定以拖延时间，使整个形势越来越对他们不利。

　　第三，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率领中央工作组进驻上海，迅速控制住了上海的局面，把党中央的政策直接传达到了广大干部，把“四人帮”的罪行和毛主席生前的指示传达给广大群众，使“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完全陷入被群起讨伐的汪洋大海之中。他们的任何图谋都只能土崩瓦解。

　　第四，中央工作组和上海新市委对处理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政策和策略得当。“四人帮”余党发动武装叛乱的****迅速被查清，参与叛乱的绝大多数人从被蒙蔽中解脱出来，上海的社会局势迅速走向稳定。

　　在中央工作组集中突破反革命叛乱的同时，全市各委办、各区县发动群众、广泛深入地开展揭发“四人帮”及其余党的罪行。全市被列入清查范围的对象有5400人，其中拘捕、隔离、停职的有1683人，包括处理和惩办的打砸抢分子458人。查清了重大事件300多起，其中全市性的与篡党夺权阴谋有牵连的重大事件12起。经过一年多的深入揭、批、查斗争，到1977年底，这些事件都得到了认真的处理。在揭、批、查斗争中查出的重大事件，被写进中央关于“四人帮”3批罪证材料的就有98件，向审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案特别法庭提供证据174件。后来严佑民在市委常委会上传达彭真同志的意见时说：彭真讲，上海对“四人帮”的揭、批、查斗争是彻底的，审判“四人帮”的时候，上海提供的罪证材料占1/3。彭真讲，没有上海的材料，审判“四人帮”就无法进行。

　　1981年7月13日，“两案”审判办公室的负责同志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分析说，各省、市、自治区的揭、批、查斗争大体上有3种情况，一种是揭、批、查搞得比较好，比较健康，政策掌握得比较好，处理的人不是太多，定性也不算太高，至今申诉的人也不多，在运动中按政策办事，以理服人，没有违反政策的现象，如上海。我感到这个结论是客观的，公正的。当时讲全国情况只讲了上海，没再讲到别的地方。我作为中央工作组的一员，也深深地感觉到我们在执行政策过程中认真遵循了中央16号文件的精神，坚持团结大多数，坚持区别少数有严重罪行、作恶多端的骨干和大多数受蒙蔽群众的关系，不搞扩大化。在我分管的文教系统和体委系统中，有一个篮球运动员，他打了200多个人，自己累得打不动了，就让老同志相互打，民愤极大，像他这样的人可以判得很重，但鉴于他当时只有16岁，年纪小，受了“四人帮”的蒙蔽和教唆，最后只判了3年刑。

　　在深入开展清查的同时，全市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大批判，从中央工作组进驻上海到1977年底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先后召开了4次全市性的设有主会场的大批判会，主会场一般都有1万多人，另外组织全市党支部委员以上的23万人在各单位拉线收听主会场的实况广播。各个系统召开的万人批判大会有20多次。这些批判大会声势之浩大，揭批之深入，群情之激愤，都是空前的，对肃清“四人帮”的影响，教育广大干部从思想上拨乱反正起到了广泛的教育作用。我记得有一次在上海展览馆的电影院，文教系统召开批判大会，批判“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徐景贤站在台上接受批判，我们有4个人坐在主席台上，巴金坐在我的旁边。巴金对我讲：10年前“文化大革命”开始闹得最厉害的时候，大概也是11月，徐景贤他们在文化广场开万人批斗大会，批斗陈丕显、曹荻秋，把我们这些人都作为牛鬼蛇神拉去陪斗。那时徐景贤怎么也不会想到，10年以后他自己倒站在台上被批斗。巴金说大概是老天有眼吧，是报应。我跟他说，我们老祖宗讲过，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些人做的坏事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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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秦暮楚周佛海 [转帖]

□ 祝 彦　《党史文苑》 2006年第05期

周佛海(1897-1948),湖南沅陵人。此人是民国史上一个少有的“变色龙”式的人物。早年留学日本,曾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夏天回国后,参与了上海****组织的发起和筹备工作,1921年7月出席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中国****的创始人之一,并一度代理中央局书记。不久,回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求学。1924年,在戴季陶等的拉拢下,脱离****,投靠了国民党,并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历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国民党政府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处长、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职。抗战爆发后,他与汪精卫一伙组织“低调俱乐部”,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主义言论,还与日本侵略者暗中勾结,进行谋求“和平”的勾当。1938年12月,周佛海先于汪精卫等逃离重庆,经河内到香港。之后,由香港潜入上海,开展卖国活动。1940年后,历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汪伪政府警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上海市长等职,成为汪精卫伪政权中的第三号人物,沦为千夫所指的民族败类。日本投降后,他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行动总队总队长。后在舆论压力下被捕,于1947年被判处死刑,1948年2月28**于南京老虎桥监狱。

中共“一大”代表

1921年7月,繁华喧闹的大上海,十分燥热。一辆黄包车停在了法租界白尔路389号“博文女校”门前(今为太仓路127号),一个西装革履、颇有修养的年轻人汗涔涔地钻了出来,他就是周佛海。前不久,正在日本留学的周佛海接到通知,中国****将于7月间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希望他作为日本留学生的代表出席会议,因为恰逢暑假,周佛海决定成行。于是从日本鹿儿岛乘客船直抵上海。
博文女校规模不大,按照指示牌,周佛海径直向一栋青砖洋房走去,一面打量,一面拾级而上。整幢楼虽不大,却很整洁,红漆地板擦得锃亮,由于正值放暑假,所以寂静得很,周佛海对这里的环境尚觉满意。听到脚步声,先期到达的陈独秀的私人代表包惠僧迎了出去,一面寒暄,一面抢着接过周佛海的行李。包惠僧性格十分随和,周佛海也很健谈,两个人很快就熟稔起来。包惠僧向周佛海介绍说,参加大会的代表基本都到了,湖南来的有何叔衡、毛泽东,北京来的有张国焘、刘仁静,湖北来的有董必武、陈潭秋,上海本地的李达、李汉俊,广东来的有陈公博,山东来的有王尽美、邓恩铭,旅日代表就是你。另外,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其中,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及包、周二人住在博文女校。
“张国焘也偶尔来学校住,就和我住在一间,因为在东楼,凉快些,你也搬进来吧。”包惠僧热情地邀请道。
周佛海未置可否,眼睛却盯向西楼顶头一间,从敞开的房门看,里面只是支了一张板床,空荡荡的。“那西屋谁住?”他问。“是你的老乡毛泽东,他来得早,闲不住,好像到外地考察去了。”
对于毛泽东一个人住单间,周佛海似乎表现得有点不高兴,但嘴里没有说出来,不过脸上却反应出来。聪明的包惠僧连忙解释:“那间屋是西晒,像蒸笼一样,毛先生夜间要读书,怕影响别人,所以要了那间。”周佛海不好说什么,拾起行李,径直走向西屋。
果然如包惠僧所言,那屋里暑气蒸腾,不过一盏茶的时分,他已是汗透重衫,又拾起行李准备退出去。一阵楼梯声响,一个身材修长的青年迎面走来。周佛海眯缝起眼睛,打量着来客。他本来就自恃才气,目高于顶,很少有人能容在他眼里。然而来客的风度、气势却令他折服:并非咄咄逼人,并非衣裳光鲜,对方只是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稳重,一举手,一投足,都是那样的自信,那样的从容不迫,稳重内敛。来人自我介绍道:“我是毛泽东,湖南来的。”一口浓烈的湖南腔让周佛海感到亲切。“我也是湖南人,现在日本留学。”周佛海连忙握住对方伸过来的手。“啊,是洋学生,可要请教了。”毛泽东爽朗而诚恳地说。之后的一番谈话,真个是天下地下,无所不包。毛泽东的话不多,却极有创见,往往是高屋建瓴,一语中的。不知不觉间,已是日头偏西。匆匆用过晚饭,周佛海又来到西屋,毛周二人年龄相仿,乡音亲切,又都有才,志向远大,意气纵横,双方很谈得来。
夜已深了,天气仍然热得难熬,周佛海毫无倦意,只是一直坐在地上,仰望着坐在床上的毛泽东感到脖子有点发酸,不禁用手抚摸。毛泽东会意地笑了笑,从床上一跃而下,席地而坐,“既然大家有兴,不妨联床夜话,谈谈各人的经历。”谈兴正浓的周佛海自然赞成,跑回东屋取过一把折扇,正在辗转反侧的包惠僧也跟了过来,三人睡在地板上,天南地北地海侃起来。对此情景,周佛海本人作了回忆:“我和毛泽东等三四人,住在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学楼上。当时学生放了暑假,所以我们租住。没有床,我们都在楼板上打地铺。伙食,当然是吃包饭。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
在上海开会的最后一天,会场突然来了一个陌生人,引起了国际代表马林的警惕。这天的会周佛海没有参加,因为他忽然肚子又痛又泻,不能出门,于是一个人在地板上迷迷糊糊就睡着了,等同屋的毛泽东回来,才醒过来。听毛泽东说了会场上的事情,才知道出了问题。后来,会议转到嘉兴南湖一艘游船上举行。
中共“一大”最后选举产生了中央局,书记为陈独秀,组织主任为张国焘,宣传主任为李达。但是周佛海回忆说:最后一天的会上,除通过党章和党的组织外,并选举陈仲甫(独秀)为委员长,周佛海为副委员长,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李达为宣传部长。不过这似乎不可信,不排除周佛海为提高自己地位之嫌疑。
与国民党的关系

周佛海与国民党的关系很微妙曲折。第一次改换门庭是背叛****,投靠国民党,并春风得意,官运亨通。抗战之后,第二次改换门庭,投靠日本,成为汉奸,做了汪伪政权中的第三号人物。抗战即将胜利时,又积极谋求与国民党合作,为自己留下一条后路。政治上如此反复无常,实在少见。

周佛海自从出席中共“一大”返回日本继续求学后,实际上即与党组织脱离联系,对风起云涌的国内革命形势也不关心。之所以这样,主要是因为周佛海担心自己的安全,怕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会受到日本政府的迫害,影响自己的前程。另外一个原因是,戴季陶、邹鲁等国民党右派人物的极力拉拢诱惑。戴季陶与周佛海私交甚深,在1924年国民党“一大”上当选国民党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后,戴就写信给周佛海,以高薪邀请他回国,担任宣传部秘书。当时已是大学三年级、面临毕业的周佛海,正为自己的出路发愁,收到戴的信后,在没有完成论文答辩的情况下,就急忙返回国内,于5月抵达广州。由于得到戴季陶等的提拔重用,周佛海的个人政治“抱负”得到初步实现,而且前途越来越好,于是与****的关系日益疏远。1924年9月,中共中央将周佛海开除出党。于是,周佛海就死心塌地地投靠了国民党,并成为反共的一员干将,并因此得到蒋介石的赏识,不断升迁,最后居然做到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成为国民党政权中枢骨干。
按理说,蒋介石和国民党对周佛海不薄,为什么抗战后他又要背叛国民党,而投靠日本和汪精卫呢?
抗战爆发后,国内各种政治派别对局势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即使在国民党内也有不同的声音。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集团,对抗战毫无信心,主张与日妥协。周佛海也是失败论的代表人物,反对发动全国性抗战,他认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于是,他成为“低调俱乐部”的一个积极分子,与汪精卫一道成为所谓“和平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与推动者。

周是蒋介石的亲信,在助蒋反汪的斗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周汪两人似乎是势不两立的对头。在周佛海背叛****并大骂****的时候,汪精卫对他的政治品质非常反感,斥责道:“周佛海真拆烂污,他以前是****员,现在却又攻击起****来了;他****就算了,还要来反诬,真不是东西,你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一起做事。”对于汪的指责与嘲讽,周佛海反唇相讥:“我现在却要回敬汪说:汪精卫真拆烂污,他本是国民党的党员,现在却要做起****的工具,攻击起国民党来了。他跑到外国就算了,还要来倒戈,真不是东西,我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共事。”可见,周汪之间的怨恨之深。
周与汪本来并不是一条道上的人,怎么走到了一起呢?
原来,宁汉合流以后,1932年1月28日,蒋汪和好合作。作为江苏省教育厅长的周佛海与行政院长汪精卫成了部属关系,对汪的指示总是很顺从遵照执行,从而深得汪的赏识,两人的关系也就亲密起来。1937年1月6日汪精卫回国时,国民党派周佛海等为代表,专程前往香港迎接汪精卫,作为蒋的亲信人物,说明周佛海与汪的关系不错。由于对日主张的一致性,周汪越走越近,最后周干脆背叛蒋介石,积极帮助汪从事投降活动。周佛海曾对友人说过:“自从脱离****后,我很不得意。我当过国民党政训处处长,当过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当过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与国民党中统关系也深,但始终没有什么作为。因此,我决定和汪先生一道出来,从另一条道路来解决中国问题。”实际上就是为了追求自己的个人政治野心。最后,周佛海追随汪精卫到南京组织伪国民政府,在汪精卫卖国求荣的整个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1940年3月底,汪伪政府成立,周佛海是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警政部长,再加上一个中央储备银行行长,可谓位高权重了。
抗战胜利前夕,周佛海感到前途不妙,便暗中与国民党联络,寻求后路。由于他与戴笠的特殊合作,得到蒋介石的赞赏,因此在汪伪政权中那些大小汉奸为自己的前途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惟有周佛海,笃定泰山,满心欢喜。为什么?
原来,日本投降时,戴笠和杜月笙已在浙江淳安。时局变化如此之快,他们担心新四军会近水楼台先得月,开进上海。只有先利用汉奸了,于是急令周佛海等汉奸力保京沪安全。戴笠派杜月笙最得力的门生、CC健将陆京士,持戴笠的亲笔信星夜来沪找周佛海。戴笠的信是这样写的:“佛海吾兄赐鉴:敌已向同盟国提出答复,愿立即停战并解除武装。在此局势急转直下之时,京沪治安之维持,甚关重要。弟已呈准,上海由兄联络各方,共同负责,而由兄主其事。请兄于此紧急艰巨之时期,对任务能秉承领袖之意志,鼎力以支持之也。今后一切,当由弟负责。专此致颂大祉。弟戴笠手上。”任命电报也随后到沪。后来,周佛海随后在受审时的自白书内写道:“8月12日,程克祥、彭寿送来戴局长(戴笠)一个电报,内载:‘委座派做上海行动总指挥,负责维持上海和沪杭沿线治安’,并指定归我指挥的部队,我便遵令就职。”当时,周的伪职主要是上海市长,于是他急着离开南京回到上海就任蒋介石委任的新职,等待重庆国民党军队的到来。
1945年8月19日晨赶回上海后,周佛海立即宣布他已奉命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司令,业已成立“上海行动总司令部”,负责维持治安。由此,他摇身一变,从汉奸上海市长变成“总指挥”、“总司令”。除维持所谓治安外,周佛海还为国民党文武官员及军队提供大量伪币及物资保障。
当国民党大批人马到达上海后,周佛海失去了利用价值。9月25日,周佛海奉命结束上海行动总司令部事宜,所有警察、军队及中央储备银行等全部移交给军统。9月30日,周佛海等被押送重庆。1946年9月被押到南京。10月21日,国民政府南京高等法院第一法庭对周佛海进行公审。11月7日,法庭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周佛海死刑。随后,周佛海被送往南京老虎桥监狱。1947年3月,蒋介石发布特令,以“响应反正”、“戴罪图功”,“以观后效”为由,将周佛海“减为无期徒刑”,免其一死。但也许做汉奸造孽太多,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病死于监狱中,结束了其变幻无常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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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刚性来自严密[转帖]

像加拿大等国家，法律之详备，有时令我们意想不到。例如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道路交通法上有如此一条：“任何人骑自行车上路，其自行车上至少要装有一个作用于后轮上的制动系统。这样可以使骑车人在干燥、水平和清洁的路面上进行有效的制动。”法律明确到如此之地步，违章肇事行为，真是难逃法网。

毫无疑问，法律的刚性来自它的严密。如果律条本身尚有缺陷，惩罚也就失于公平。

我国的道路交通法中有这么一条：“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这一条在实际中是执行得最差的一条。就以北京为例，几乎不管在什么地方，过马路都是令人提心吊胆的事情。几乎没有一辆车会在斑马线前停下来，也几乎没有一辆车会避让行人横过道路。这一条为什么难以执行？我以为，这一条光在语言的表述上就有问题。 “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正在”两个字就有点说不清。何谓“正在”？走到什么地方称之为“正在”？是走在斑马线的附近就叫“正在”，还是已走在了斑马线的中央才叫 “正在”？“应当停车让行”，在什么地方“停车”？是停在斑马线之外，还是停在行人跟前？还有“避让”一词也让人费解。什么叫“避让”？《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躲避、让开。 ”

这样的解释让司机如何掌握？是停下来叫“避让”？还是绕过去叫 “避让”？只是减速算不算“避让”？如果减速就是“避让”，那么减到每小时多少公里才算避让？

我们在生活中可以笼统说的话，到了法律里面，就不能那么说了。制定法律要使用法律的语言。不然，这样的法律不但使人们在发生法律争执的时候，互相扯皮，莫衷一是；也令人在生活实际中，想遵法也莫知所措。

我们的机动车何时才不在斑马线上横冲直撞？我以为，第一条就是先让法律“硬”起来。

（摘自3月11日《今晚报》作者陆士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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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靖康之难”：中国史上最耻辱的六千女俘[转帖]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这是靖康之难后抗金英雄岳飞写的一首《满江红》的词。岳飞为何“怒发冲冠”？为何“仰天长啸”？为何“壮志饥餐胡虏肉”？为何“笑谈渴饮匈奴血”？因为靖康之难一直是南宋军民心中得非常之痛。靖康之难不仅是宋朝广大军民深重的苦难，也是宋朝无数妇女深重的苦难

公元1101年，宋哲宗赵煦驾崩，太子赵佶即位，是为徽宗，年号建中靖国。宋徽宗是历史上有名的风流天子和昏君。他以奸臣蔡京为宰相，并重用童贯、王黼、杨戬、朱勔、李彦、高俅等奸官佞臣，使北宋的政治进入最黑暗、最腐朽的时期。公元1118年以后的宣和年间，先后爆发了多次农民起义。宋徽宗虽然镇压和瓦解了这些农民起义，渡过农民革命带来的一场统治危机，但是北方女真族的兴起，却使北宋王朝面临覆灭的命运。

公元1115年，女真族建立金朝后，一直对北宋虎视眈眈。公元1125年，即宣和七年，也就是金太宗天会三年的十一月分兵两路南下，西路由完颜宗翰率领大军从云中府，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进攻太原府。东路军由完颜宗望率领，由平州进取燕山府。两路约定攻下太原、燕山府后，西路军进出潼关北上洛阳与南渡黄河直向东京的东路军会师于开封城下。西路军在太原城遭到宋将王禀率领的宋朝军民的顽强抵抗，一直久攻不下；东路军到达燕山府，宋朝守将郭药师无耻投降，金兵遂长驱直入，马踏黄河，直逼东京汴梁城下。

宋徽宗听到金兵南渡黄河的消息后，不敢亲自担当领导抗金卫国的大任，急忙传位给太子赵桓，企图南逃避难。赵桓即位，是为钦宗，改元靖康。这时朝野上下纷纷揭露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等“六贼”的罪恶，要求把他们处死，宋钦宗被迫陆续将蔡京等人贬官流放或处斩。

靖康元年正月，宋钦宗迫于形势起用主战派李纲为亲征行营使，部署京城的防御。李纲刚把京城守备设施布置就绪，完颜宗望所率金军就已兵临城下，向开封的宣泽门发起猛烈进攻。李纲组织开封军民坚守城池与金军展开激战，把攻城的金兵击退。完颜宗望见开封一时难以攻下，便施展“以和议佐攻战”的策略，宋钦宗原本就是一个畏敌如虎的昏君，便急忙派使者去金营议和。但李纲坚决反对同金军议和，宋钦宗便借故罢免李纲的行营使一职，废掉李纲主持的亲征御营司，藉以向金人表示议和的决心。

宋钦宗这一倒行逆施，激起了开封军民的强烈愤慨。太学生陈东等在宣德门上书，要求复用李纲，罢免主张和议的李邦彦、张邦昌等人，数万人不约而同来到皇宫之前，声援和支持陈东，要求宋钦宗接见，并砸碎登闻鼓，打死宦官几十人。宋钦宗不得已宣布再用李纲，为尚书右丞，让李纲主持京城四面的防御。这时宋朝各路二十万勤王大军已陆续赶到京畿。 面对这种形势，完颜宗望知道以6万兵马孤军深入是难以攻下开封，于是在得到宋钦宗同意割让三镇后，于靖康元年，也就是公元1126年二月率军北还。

完颜宗望北还，河北一线的战局虽暂时平静，而河东的战事却继续紧张进行着，从靖康元年二月至七月，宋军曾三次动用四十万大军大规模敌驰援太原，均被金军击败，致使宋军主力耗折殆尽。

靖康元年六月，宋钦宗因为厌恶李纲屡言备边之策，借入援太原之际，派他为河东、河北宣抚使，强行把他赶出朝廷。八月，李纲因入援太原失利，又被罢去两河宣抚使之职。没想到两个月后，金军再次南侵。完颜宗翰和完颜宗望分东西两路进兵。这时宋将王禀坚守太原已达八个多月之久，因粮尽援绝，九月初三日被攻破。完颜宗翰乘胜南下，直逼黄河北岸的河阳，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孟县。完颜宗望的东路军也于十月初攻入河北重镇真定府，也就是今天的河北正定。金军的这次南侵已摆出了一举灭亡北宋的态势，然而宋钦宗却一心只想投降，在军事上并不做认真的准备，以致使两路金军未遇抵抗，便顺利向东京汴梁挺进。十一月金军东西两路大军会师开封城下，并展开强大攻势。由于开封城内兵力有限，士气不振，不久汴京就被攻破。

虽然汴京城破，朝廷依然决意投降，但汴京军民不愿作亡国奴，抗敌情绪极具高涨，要求参战的人达三十万之众。金军见汴京军民已做好展开巷战的准备，不敢贸然进占全城。于是故伎重施，提出议和要求，向宋王朝索银要物。然而至此危在旦夕之时，宋钦宗仍不能醒悟，他派宰相何栗去金营乞和，完颜宗翰和宗望却要宋钦宗亲自到金营商议割地赔款之事，宋钦宗不得已亲自进了金营求降，献上降表，并秉承金人的意旨，下令各路勤王兵停止向开封进发，对自发组织起来准备抵抗的民众进行镇压，然后金军大肆搜括宋朝宫廷内外的府库，以及官、民户的金银钱帛。当时正是严冬季节，大雪纷飞，被掳掠一空的汴京军民遭受饥寒无情的袭击，冻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宋钦宗的投降政策，使汴京军民遭受无以复加的灾难。

靖康二年正月，金军先后把宋徽宗、宋钦宗拘留在金营，二月六日金主下诏废宋徽宗、宋钦宗为庶人，另立同金朝勾结的原宋朝宰相张邦昌为伪楚皇帝。四月一日金军俘虏徽、钦二帝和后妃、皇子、宗室、贵戚等六千多人北撤。宋朝皇室的宝玺、舆服、法物、礼器、浑天仪等也被搜罗一空满载而归。北宋从此灭亡，这就是所谓的“靖康之难”，也称“靖康之耻”。然而更难的苦难还在后面，这是徽、钦二宗这两代宋朝君主做梦也想不到的。

在一般人的眼中，战争仿佛只是男人们的事，女人们则可以远离战场，在后方承受相思之苦以及可能有的功名和不幸。但是，在男权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女人们决没有如此轻松，她们经常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或战利品，往往承受着比男人更多更沉痛的苦难。靖康之难就是一例。

据《开封府状》记载，金兵围攻陷汴京前后，大肆烧杀掳惊，奸淫妇女，无恶不作。除金银财物之外，他们大量俘虏宋朝官员和百姓，其中女性尤多。金人特意索要“女童六百人”。据《瓮中人语》及载，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七日，金兵掠巨室，火明德刘皇后家、蓝从家、孟家，沿烧数千间。斡离不掠妇女七十余人出城。”

宋靖康元年、金天会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北宋都城汴京被金军攻破，共俘虏后妃三千余人，民间美女三千余人，以及大臣、宗室家属数千人。当时，金国左副元帅粘罕率军驻扎在汴京城西南五里的北宋皇帝郊祭的斋宫青城，右副元帅斡离不衰君驻扎在汴梁城东北五里的刘家寺，六千女俘大多集中在这两处。

据《开封府状》记载，在这些女俘中，就有“帝姬，即公主二十一人”。按徽宗共生女儿二十六人计算，除去早夭4人，最小的年仅一岁的福帝姬北行时下落不明外，其余的帝姬则一网打尽了。由城破之日，到天会五年四月一日徽、钦二帝北行，其间女俘死亡很多，如《南征录汇》载:“二十日，信王妇自尽于青城寨，各寨妇女死亡相继。”“ 二十四日，仪福帝姬病，令归寿圣院。”随后死亡。“二十五日，仁福帝姬薨于刘家寺。”“二十八日，贤福帝姬薨于刘家寺。”可见，这些无辜的女俘受到的蹂躏是何等的惨烈！

从靖康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起，徽、钦二帝等共一万四千余人分七批押往金国，其中第二批与后来的宋高宗赵构有一定关系的俘虏，于三月二十八日北迁，比徽宗北行早一日，比钦宗早行二日。据《青宫译语》记载，天会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午，国相左副元帅粘没罕、皇子右副元帅斡离不命成棣随珍珠大王、千户国碌、千户阿替纪押赵构之母宋韦妃、赵构之妻邢妃、郓王之妻朱妃、赵构之妹富金、嬛嬛两帝姬、相国王赵梃、建安王赵楧等先至上京。 第二天，二十九日邢朱二妃二帝姬以堕马损胎不能行。”三月四日，在今延津滑县间渡过黄河，“万户盖天大王迎侯，见国禄与嬛嬛帝姬同马，杀国碌，弃尸于河，欲挈嬛嬛去，王以奉诏入京语之，乃随行。”开始几天嬛嬛帝姬一直和千户国禄在一起，盖天大王横刀夺爱，后又强暴了赵构之妻邢妃，在途经今河南汤阴县时邢妃自尽，但没有如愿。

据史料记载，被金兵押解的第一批有“妇女三千四百余人”，三月二十七日“自青城国相寨起程，四月二十七日抵燕山，存妇女一千九百余人。”一个月内就死了近一半。活下来的人是幸运的，但等待她们的仍是悲惨的命运。五月二十三日，赵构之母韦后、妻妃邢等宋俘终于到达金上京。六月初七，金国皇帝接见韦后等人，随后赐赵构母韦后、赵构妻子邢秉懿和姜醉媚、帝姬赵嬛嬛等十八人居住在浣衣院。其实“浣衣院”，并不主浣衣之事，实乃军妓营。韦后等十八名贵妇第一批入院。到徽宗抵上京后，这浣衣院热闹非凡。据《呻吟语》记载:“妃嫔王妃帝姬宗室妇女均露上体，披羊裘。” 可见此时这些宋朝的皇室女子已经沦落为娼。

金朝不仅自己享用这些战利品，还把她们赐给南宋出使金朝的大臣以示侮辱。天会六年正月，南宋使者王伦等出使云中，被金国扣押，粘罕赏赐王伦内夫人及宗女四人，甚至还赏赐随行使者朱绩一位宗室女子。朱绩因不接受赏赐，竟被粘罕处死。

天会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北宋宫廷的后妃及宗室女性们经历了她们北迁以后最耻辱的一幕。作为战俘，金朝皇帝命令宋徽宗、宋钦宗、两位皇后、皇子和宗室妇女改换金人服饰，拜谒金人的祖庙。史载“后妃等入宫，赐沐有顷，宣郑、朱二后归第。已，易胡服出，妇女近千人赐禁近，犹肉袒。韦、邢二后以下三百人留洗衣院。”洗衣院实际上是供金国皇帝消遣的场所。由于当时南宋与金处于交战状态，金人将韦氏、邢氏送入洗衣院以示对宋朝皇帝的侮辱。在异族统治者的众目睽睽下，宫廷、宗室妇女遭受的集体侮辱使钦宗的朱皇后感到绝望，面对金朝统治者的野蛮暴行，作为战败民族女性的代表，为了捍卫自己和所代表民族的女性的尊严，履行母仪天下的职责，她选择了以死抗争。受降仪式结束后，朱皇后即“归第自缢”，被人发现后救活，她“仍投水薨”。

在所有北迁的女性中，朱皇后最具有反抗精神，她的这种刚烈行为其后还得到了金人的褒扬。金世宗下诏称赞她“怀清履洁，得一以贞。众醉独醒，不屈其节”，追封她为“靖康郡贞节夫人”。这无疑是对苟且偷生的徽、钦两位皇帝和被蹂躏迫害女性的最大耻辱。

“靖康之难”中，北宋后宫嫔妃、宗室妇女全部被掳往北方为奴为娼的历史，既是南宋人难以启齿的耻辱，也是激励南宋人抵抗金兵南下的动力。对于南宋道学家来讲，这场灾难也给他们敲响了警钟: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南宋时期，金军的频繁入侵随时都会使女性们遭到贞节不保的噩运。如何在战场失利的情况下保住妇女的贞节成了道学家们关注的问题，他们舍弃北宋时期重生存轻贞节的观念，提倡妇女舍生命保贞节，这种观念也逐渐被士大夫们所接受。经过道学家们的反复说教和统治者的大力宣传，到了明清之际，女性的社会活动和生存空间日益缩小，而标榜她们殉节的贞节牌坊却日益增多，在生存与贞节之间，女性们除了殉节外已别无选择。

不少史学家认为，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战败国的女性成为占领者的战利品和蹂躏的对象，她们不仅要承担国破家亡的精神痛苦，还要承担身体被辱的身体痛苦、受人歧视的心理压力，胜利者为了掩盖暴行而篡改历史，亡国者为了掩盖屈辱而隐瞒历史，被掳往金国的北宋后妃及宗室女性在历史记载中就这样被忽略了，而资料的缺乏又使得这一历史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被遗忘。但愿此文能够唤醒世人在女性研究方面对此类问题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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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是怎样选中温家宝的[转帖]

温家胡同出了个温家宝，这在天津市北辰区宜兴埠镇的邻居间已传为佳话。虽然温家宝全家在1949年就已搬离此地，但是提起温家宝，大家仍津津乐道。

在镇子的人的记忆中，温家宝对亲属要求很严，其姑母长期在宜兴埠居住未见沾过什么光，当年温家宝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时，镇里一些居民曾向其姑母查询，得到答复都是一句话，同名同姓而已。几年前姑母去世，时任副总理的温家宝曾寄来700元钱。

温家宝同志离开天津南开中学后，就没有回去过。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室一女士告诉记者，温家宝副总理在宣传上保持低调的作风，有消息说他曾经专门和天津市的领导打过招呼，不要在他身上做文章。

边塞

十四载1968年2月，红色海洋席卷中国，在北京地质学院构造地质专业攻读研究生的温家宝主动要求前往边塞甘肃，从此与祁连山相伴十四载。

温家宝在甘肃酒泉地质队工作期间，认识了毕业于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的张培莉。张培莉家住兰州市，在甘肃地质局从事岩矿鉴定。两人在七十年代结婚。1968年到1979年，温家宝由一名初出校门的实习生成长为地质队的副队长，1979年后，温家宝上调到甘肃地质局。

酒泉的生活在温家宝的心中有着重要的位置。甘肃省地勘局第四地质勘查院办公室王先生向记者介绍说，2002年9月，温家宝到酒泉视察工作，曾专程到那里的地勘局第四地质勘查院探望老战友。老友相会，一贯低调的温家宝除了与大家合影外，在应邀题字时，留下了温家宝三个字。

在甘肃地矿局内流传着这样的故事：温家宝在甘肃地质局工作期间，条件非常艰苦。他曾到酒泉灌溉面积最大的洪水坝河工作。有一天晚上，山洪暴发，温家宝和同事一夜三次搬迁帐篷，终于避过大难。

甘肃省地矿局办公室一位官员告诉记者，温家宝副总理在甘肃有不少老同事、老朋友，他们之间现在还保持着联系，这也是温家宝副总理了解基层情况的一个渠道。

胡耀邦选才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对于中国许多中层干部是令人兴奋和难以忘怀的。那时干部队伍的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浪潮，拍打着曾在文革中上下流动的众多年轻人。
　
1985年春天，温家宝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而他的直接领导是王兆国，时为办公厅主任。

胡耀邦选干部不任人唯亲，他很重才干。1985年前后，他特别委托中央组织部考察干部，主要是省部级干部，希望物色到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合适人选。当初我知道的挑选标准有四个：副部级以上、年轻、学历较高和有才能。一位曾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近十年的人士说，中组部考察时，发现他各方面才能很全面，人品也好，而不仅仅是个只懂技术的干部。
经过几轮筛选，那次选拔只留下三个干部，其中之一就是温家宝，另一个是现任政治局常委的吴邦国，时为中共上海市常委。还有一位吉林省的高级干部。

1986年，中央任命王兆国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而温家宝接任王的职务，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继杨尚昆、汪东兴、姚依林、胡启立、乔石和王兆国后的第七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上世纪90年代初，曾庆红被任命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他与温家宝同在一个单位三年。据一位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说，温家宝和他合作得很好，遇事经常商量。

尊重领导和平易近人是温家宝一贯的作风。他在办公厅工作时的那位下属对记者说，在日常工作中，他对每一位领导都很尊敬，同时他对办公厅的工作人员依旧保持着平易近人的风格。

眼光向下

2002年山东大旱，国务院原本打算派出水利部官员视察，但随着山东旱情的不断加重，最终温家宝亲自赴鲁。温家宝对深入农村研究和调查有着独特的情结，特别是对农村问题。

2002年3月6日，温家宝副总理参加辽宁省人大代表团的分组讨论，原九届人大代表，朝阳市市委书记王大操回忆，温家宝非常关注推行的开仓借粮政策，听说辽西去年旱情严重，询问完一位在座的来自基层农村的人大代表他们村受灾情况和政府相关的救济措施后，又连续询问他，你们市去年向农民 开仓借粮 了吗?借了多少?发救济粮了吗?发了多少?

有三个数，一定要搞清楚。一是开仓借粮的数，要保证灾区农民有饭吃；二是救济粮的发放数；三是农民通过打工、亲朋互助等办法自救解决的数。这三个数搞清楚了，对缺粮人口的情况就心中有数了。温家宝副总理当面告诫王大操。

而九届人大代表，原河北省丰宁县委副书记依然清晰地记着在2002年3月7日，温家宝副总理参加河北省人大代表分组讨论时的情形。温家宝微笑着与坐于前排的代表一一握手，态度甚是谦恭。大家对他印象很好，特别欢迎他。我的发言引起了温家宝很大的反应，当时丰宁遭受了连续三年的旱灾，政府正发放粮食帮助农民。 当汇报丰宁政府按照乡村逐级汇总统计上来的数字发放粮食时，被温家宝打断：这样做不行，只靠统计数字做事不行，我们必须眼光向下，只有亲自下去调查，一户户查，一家家问，这样才能真实了解受灾情况。

据原河北省丰宁县委副书记介绍，温家宝副总理到河北丰宁视察过，深感目前城乡差距严重，温家宝副总理2000年在丰宁视察时并没有按照会务事前安排的路线走，可以说看到了没有经过掩饰的农村基层的实际情形。

一位熟知温家宝的官员说，温家宝到外地视察的时候，他经常会让车队突然停下来，没有事先安排就下车与附近的民众交谈，希望了解最基层民众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