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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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570”汪精卫别墅的真正主人[转帖]

　　　　汪精卫在庐山有两栋别墅,主要的一栋是中五路303号,另一栋是河南路1168号。但是庐山的很多老人都说汪精卫的别墅在河南路尽头的山坡上,就是现在的570号。就连有关部门都在570号别墅前立块牌子,标明这是汪精卫别墅。的确,说570号别墅是汪精卫别墅并非凭空“捏造”,实属事出有因。
　　事实上,570号别墅真正的主人是曾仲鸣。曾仲鸣留学法国时获里昂大学文学博士,1932年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他和行政院长汪精卫有些特殊关系,又对汪十分崇拜,铁心跟随。汪精卫1935年因遇刺受伤而辞职出国治疗,他也跟着辞职,陪汪精卫一道出国。曾仲鸣1938年底追随汪精卫一起由重庆叛逃到越南河内,戴笠派人刺杀,行刺的当天晚上,机警的曾仲鸣提出与汪精卫换房间,果然用性命为主子效了最后一回忠。汪精卫在临终前夕的寂寞凄凉中,思及曾仲鸣,亦潸然泪下。
　　曾仲鸣1932年8月购买的这栋别墅,为美国人布拉德鲁1907年建造。它一层石构,建筑面积约350平方米。别墅的隔潮层极高,将主层高高托起,如同二层一样。隔潮层墙体为乱石砌筑,而主层墙体则为打磨精致的块石码成,一粗一细搭配,显出同面墙体的变化,十分有趣。它的主立面为“L”形,大门设在两面墙壁的交汇处,有敞透式门厅。因隔潮层高,有一个“J”形台阶伸至大门,弯曲的台阶大大增强了主立面的魅力。窗子为方形,屋顶由一个大四坡水和一个小四坡水构成。整栋别墅倒不过分追求华丽。
　　这栋别墅最令人称道之处在于位置极佳。它一面背岭,三面目无障碍:向西、向南望去,如琴湖、锦绣峰一带美景尽收眼底;再往远处看,一泓清泉般的长江,明镜般的湖泊,逶迤连绵的岷山,历历在目。看晚霞,观云海,不须劳累,倚窗尽揽。现在又可来说另一问题:为什么此栋别墅的防潮层要做得这么高?如仅是为了防潮,三分之一的高度足矣,其真正用意是为了充分利用极佳的地理位置,抬高主间,更便于纵览美景。别墅内在西南的位置设计一个颇大的客厅,西立面有三组宽大的并联窗,都是为了使地理位置的优势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曾仲鸣买下这栋别墅后,汪精卫的身影极为频繁地在这里出现,常常晚上也不归宿,以至时间长了,附近的人误认为这是汪精卫的别墅,真正的主人倒象是随从和客人。其主要原因并不是汪精卫喜欢在此楼观赏风景,吟诗作赋;也不是因为和曾仲鸣颇为投机,常来饮酒聊天;主要原因倒是和一个女人有关。
　　汪精卫青年时期跟随孙中山鼓吹革命,名气很大,在香港的方声洞是汪精卫的特别知交,来往密切。1911年4月27日,方声洞在广州起义中英勇献身,葬于黄花岗。汪精卫和方声洞的妻子曾醒、曾醒的弟弟曾仲鸣及方声洞的大妹方君瑛、二妹方君碧(曾仲鸣之妻)继续密切来往。汪精卫特别与方君瑛感情甚笃,相互爱慕。但方君瑛受到陈璧君的极度嫉恨,在陈璧君的百般辱骂下竟含恨悬梁。汪精卫对陈璧君痛恨不已,关系极僵,后在孙中山和曾醒的劝说下,才稍有好转,但汪精卫此后外出绝少与陈璧君同行。
　　1931年夏季的一天,汪精卫去看望曾醒时,看到一个与方君瑛极为相似的女子,大为惊异。经介绍才知道是曾仲鸣一个部下的太太,名叫施旦,留过学,极有文学造诣。汪精卫顿时将对方君瑛的思念移驻施旦身上,自此两人经常秘密约会。陈璧君不久知道了此事,鉴于汪精卫在方君瑛一事上的震怒,尤其是近几年来因斗不过蒋介石而产生的极度郁闷,陈璧君便没有计较此事。以后汪精卫每次上庐山,曾仲鸣夫妇也将曾醒和施旦一起带上山。汪精卫自然就经常进出曾仲鸣别墅,有时晚上便在曾府留宿。施旦的确给了政治上不如意、家庭又不睦的汪精卫以极大的抚慰。
　　周恩来1937年上庐山进行国共合作谈判时,汪精卫曾宴请过他。《周恩来》电影摄制组把宴请地点安排在570号别墅,也容易给人570号别墅是汪私宅的错觉,电影艺术的真实有时并不完全等同于生活事实。
　　方声洞因名列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而留芳千古,他的至交汪精卫、内弟兼妹夫曾钟鸣也曾是才华洋溢、豪气冲天的一代俊杰,却因一步走错而遗臭万年。世事如棋,真是难以预料。至于曾仲鸣庐山的别墅被后人误作是汪精卫的别墅,说来也实在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讲清楚也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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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的延安日本战俘学校[转帖]

抗日战争期间，在延安设有一所日本工农学校，学员是日军战俘和投诚的日军士兵。那么，为什么要成立一所这样的学校？

日本****领袖当了日本工农学校的校长

1937年平型关战役之后，我军在战场上俘虏的日军官兵越来越多。这些战俘除一部分释放或转交国民党统战部外，大部分仍被八路军拘押。但这些日军俘虏思想仍然十分顽固、反动，亟待加以教育改造。

就在这时，一位名叫野坂参三的日本****员来到延安。野坂参三与中共中央、总政治部敌工部领导商谈了日军战俘的教育管理问题，并找在延安的日军俘虏中的反战进步分子谈话，了解俘虏的教育情况。他认为：“那些离开日本军队、放下武器、脱掉军装的日本工人和农民，只不过是帝国主义战争的牺牲品，只要唤醒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认识到侵略战争的本质，他们迟早会成为反战的和平战士。”经过半年多的调查研究之后，1940年10月，野坂参三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一所专门学校教育改造日军战俘。

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将这所学校定名为“日本工农学校”。学校的具体工作由八路军总政治部负责领导，校长由野坂参三担任，教员均为曾留学日本精通日语的中国人。学校从1941年5月15日正式开学到抗战胜利结束共存在5年左右，最初仅有学员11人，到1945年8月学员增至300多人。

从“日本鬼子”到“日本八路”

日本工农学校学员在反对侵略战争和瓦解日军的斗争中是一支重要力量。

日军士兵前田光繁(原名杉本一夫)在刚被俘虏时，曾对八路军充满了恐惧和怀疑，一直想自杀。八路军干部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一边给他生活上的优待，一边指出他对很多问题的错误看法。渐渐地，前田光繁的思想开始动摇。他终于选择了生路，不再为是死是活而烦恼。后来，通过进一步学习，他开始反思这场战争，决定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反对这场野蛮的战争。1939年1月2日，在一次由八路军前线司令部召开的庆祝元旦集会上，前田光繁和另外两名日军俘虏小林武夫、冈田义雄突然走上舞台，当场宣布要参加八路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深受感动，走上台去和他们紧紧握手，衷心欢迎他们参加八路军。

前田光繁等人成为了第一批“日本八路”。1939年11月，前田光繁发动另外7名日籍八路军战士成立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它是日本人在中国的第一个反战组织。

1942年8月15日，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自动组织起来，成立了日本人边区自卫军，加入保卫边区的战斗行列。他们到前线后，一面打仗一面做日军的反战工作，秘密在日军中建立反战团体，散发反战传单。

学员们毕业后，奔赴各个抗日根据地，开展对敌斗争。这些学员熟悉日军内部情况，了解其习惯和心态，还有同学、同乡和朋友等旧关系，因而能进行针对性很强的宣传瓦解工作，起到普通八路军战士很难起到的作用。八路军领导人曾对他们的对敌工作给予过高度的评价。朱德说：“日寇在华北最怕两样东西：一为日本反战同盟，一为朝鲜青年抗日义勇队。”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日本工农学校及其学员数量也在增多。山西、山东和华中等抗日根据地，也先后成立了分校。在整个抗战期间，各个日本工农学校总共培训了上千名学员，其中共有36名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成员在抗战期间牺牲。

摘自《湘潮》何立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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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丕显前副委员长笔下的“三年大饥荒” [转帖]

作者：李悔之 2009-03-23 15:10:33 发表于：博客中国

博主按：陈丕显,“中国****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引自官方评价），在上世纪三年大饥荒之时，任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本文摘自他的回忆录。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的为时三年的大饥荒，虽然时隔现在只有五十年，然而，由于“猫盖屎”的原因所至，三年大饥荒期间究竟饿死了多少人，已经成了两派网民长期争论得你死我活的焦点历史悬案。更极端的是：有些“革命群众”依照传统定论，一直不承认三年大饥荒的历史事实。认为这是“三年自然灾害”。更不承认饿死人的事实。他们将有关“三年大饥荒”饿死人的报道，认定这是反毛反共人士别有用心的“造谣”！……鉴于此，今日特将“中国****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陈丕显有关三年大饥荒的回忆转载于此。

三年大饥荒与十年“文革”，是当代中国历史上最为惨痛的两幕悲剧。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历史惨剧。然而，悲剧仅过了几十年，在无数当年的亲历者仍然健在的情况下，历史的****便被搅拌、糊弄得面目全非了。便成了人们争拗得死去活来的话题！如果再过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呢？简直不敢想象！

有些网友质疑说：你为什么总是纠缠历史问题？为什么不将眼光聚焦在当今的社会问题上？敝人这里要回答的是：澄清历史问题，与纠缠历史是两回事！前者是极为有必要的！正如网友熊飞骏先生所言：历史经验和人性规律证明，一个民族要想不重复某一悲剧，就必须要让这个民族在相当长时间内牢记这一悲剧的教训，时刻警醒这个民族别再犯同样的错误。否则因为人性容易健忘的原因，极有可能在若干年后以改头换面的方式重演这一悲剧。”从当今许多极左派要再来一次“文革”的叫嚷中，就可以看出忘记历史悲剧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正因为如此，厘清历史****，还原历史实事，是从不同的角度关注当今的社会问题！！！

这里还要补充一点的是：上世纪的三年大饥荒，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治下的四川省，以及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治下的河南省，才是大饥荒的重灾区。而陈丕显先生本文中所描述的福建省，远不是重灾区。

1960年4月下旬……回到了久别的福建家乡。一路上，我每到一地除了听汇报外都要去参观农民的食堂，到农民家里揭开锅盖看看，看他们吃的什么。邵武、三明、永安的情况还好，尽管三餐的稀饭稀得可以当镜子，稀得“浪打浪”，但毕竟还有饭吃。可是一进入闽西境内，情况就十分不妙。许多人家无隔夜粮，靠野菜充饥，群众叫苦连天。我的心情很是沉重。……

4月30日，我在龙岩地委听取了地委、行署领导同志的工作汇报。他们汇报了闽西的大好形势，也说了存在的一些问题，其中提到有些群众生活有一定困难，但他们又把这归咎于这些农民瞒产私分。从他们闪烁其词、吞吞吐吐的汇报中，我深知他们怕戴上“右倾”帽子，不敢多谈问题。我初来乍到，对情况不是十分了解，所以也不便深问……. 5月2日，我在地区行署代理专员李应槐、上杭县委副书记李升亮等同志的陪同下驱车去南阳。

由于从南阳到我家官连坑是乡间小道，不能行车，我到南阳之后便步行回家。当我路经田间时，便主动向正在劳动的群众问候，问他们生产、生活情况。他们异口同声地诉说没饭吃，吃不饱，饿得不能劳动。有人甚至大声地问我：“陈书记，现在是怎么搞的，弄得我们种田人没饭吃？”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在一片哀怨声中，我们一行来到官连坑，住到了我堂兄陈家梅的家里。事后才知道，我的两位兄弟为我回来住在哪里，颇费了一番心思。按理，我应当住在自己兄弟家里，可是我家住房年久失修，且又拥挤，两位兄弟实在挤不出能让我们一行七、八人住的地方。后来还是我的堂兄陈家梅为他们解了这个难题。因为陈家梅前几年盖了新房，较干净、宽敞。落座后，大家诉说了一番悲欢离合之情。

之后，我便在村子里转了一圈，看望了一些乡亲。我离别二三十年的家乡至今没有多大变化，眼前仍是一派衰微破败的景象。看到群众吃糠咽菜，有的瘦骨嶙峋、面有菜色，有的叫苦连天，我原先那份重返故乡的兴致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却是痛心和内疚！解放十多年了，没想到农村仍然如此破旧，农民仍然如此贫困！快到吃晚饭时，我听说公社领导为我准备了一桌酒菜。我一听此情况，气就不打一处来，严肃地批评公社领导：“群众吃糠咽菜，你却叫我吃肉喝酒，我能吃得下去吗？我要他们立即把酒菜撤去，只留米饭和一盘青菜，并重申从明天开始只准吃稀饭和青菜，不准吃干饭，更不准摆酒肉。实际上，这顿晚餐我基本没吃，因为看着家乡父老吃糠咽菜，我哪里还吃得下啊！

我回到家乡的消息不胫而走，众乡亲不约而同地来看我。许多人被县、社警卫的同志劝到了生产队食堂。我得知后就来到食堂看望乡亲。当我们来到生产队食堂时，村里及邻近村子的群众不请自到，一下子聚集了五六百人。我看人来了这么多，乱哄哄的，不好谈话，便请公社副书记陈从忠把原定第二天召开的群众会，提前到当天。这样既省得浪费大家的时间，我也可以听听大家的意见。陈从忠简单讲了几句之后，我便请大家随便谈了起来。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

许多人不客气地问我，知不知道群众没有饭吃？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一位名叫陈从明的中年社员更是激动得爬坐在桌子上，喊着我的乳名大声说道：“春分妹子，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就不晓得该不该讲真话？” 看着这位苦出身的乡亲这么激动，我深知他有许多话要说，便对他说：“你有话尽管讲。” “我讲了真话，你走后公社会不会把我打成反革命呀？” 我望了望在场的地、县、社领导，说：“你反映真实情况，怎么会成反革命呢？” 接着陈从明便一五一十地诉说起来：去年发大水又下冰雹，粮食减产，可是公社却向上级浮夸说粮食跨《纲要》，并按《纲要》的指标来征购。我们完成征购任务之后，就没有多少粮食了。现在饭吃不饱，靠挖野菜充饥，许多人得了浮肿病，射山村已饿死了十多个人。公社领导只顾扛红旗争先进，不顾群众肚皮，不管群众死活。说着又指着我说：“春分，你当那么大的官，究竟知道不知道群众没有饭吃呀？我们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啊！”

陈从明一席话，说出了许多群众积郁在胸中多时、想讲又不敢讲的话，引起了在场群众的强烈共鸣全场顿时出现一片呼喊声：“陈从明说得对呀！”“陈从明说得好呀！”大家纷纷争相诉说饿肚皮的痛苦。突然，一位头发花白、瘦骨嶙峋的老大娘跌跌撞撞地挤到厅堂中央，“扑通”一声跪在我的面前，抱住我的腿泣不成声。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把我吓了一大跳，我赶忙用双手把她扶起来。定眼一看，原来是我的一位叔婆。我一边扶着她一边说：“三妹婆婆，你不能这样，我担待不起，受不了呀，你有话起来慢慢说。” 老人家站起来拉着我的手说：“春分，我这六十多岁的老太婆从来都没有饿得这样透（厉害）呀！我一家饿得不行，上山采山苍子树叶磪糠吃，头都被磪打破流血呀！这样的日子怎么过啊！你要救我们呀！”老大娘的哭诉深深地感染了在场的群众，许多群众伤心落泪，会场上出现一片哭泣声。面对此情此境，我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辛酸的泪水刷刷地流了下来。

（下面几段，陈丕显同志谈到自己心情的难受，其弟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地向他讲述，当地官员知道陈丕显回乡，事先拨了九千斤谷子给南阳公社。）

……与南阳毗邻的旧县、白砂等公社的一些社员群众，误以为我已到了南阳。许多群众匆匆赶来，挽着乞食的碗筷、竹筒直奔官连坑，见着李应槐专员，不分青红皂白，不管三七二十一，倒头便跪在他的面前，异口同声地哭着喊着：“陈书记呀，救救我们吧！我们没有饭吃呀！”一位群众当场哭诉说：“我家里人都饿死了，只剩下我孤独一人了，走投无路才出来讨饭吃呀，陈书记你大恩大德救救我们吧！”……

听了这些情况，我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们一行吃过早饭——稀饭配酸菜，就告别乡亲来到南阳公社，参加了公社召开的烈军属代表和基层干部会议。到会的有一百多人，把公社会议室挤得满满的。 ……我刚讲完，军烈属代表刘富玉便抢先发言。他说：“我们公社在‘三面红旗’照耀下，形势一片大好，粮食亩产800斤，跨了《纲要》，群众生活比过去好多了……”

她的发言引起许多干部、代表的不满，不少人摇头叹气，有的干脆说：“刘富玉呀，你现在还在为公社吹牛皮，你不觉得脸红吗？” 在众人的指责下，她才不得不结束了背诵式的发言。事后我才得知，原来她是按公社领导的意图抢先带头发言的，以起示范、导向作用，发言的内容也是公社领导事先授意的。结果却是适得其反，被大家哄了下来。接着一位叫黄启智的白发老人发言。他毫无顾忌地说：“有人说我们公社的粮食亩产800斤，除非把田里的泥土挖出来凑数！我们的实际产量不过是二三百斤，公社领导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还要这样吹牛皮呢？这是因为干部为了争取先进，可以提拔当官。他们昧着良心汇报，却苦了我们老百姓。现在群众吃不饱，不少人筛糠、摘树叶当饭吃。丕显，我们真不明白，人民政府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种田人连饭都吃不饱呀？”

（下面说到一位公社副书记在党委扩大会议上仍然胡吹亩产跨《纲要》，被陈丕显问得无言以对，面红耳赤。）

5月4日上午，我回到母校——南阳龙田书院，即后来的龙田小学参观。当我们走出校门口，路经洪田村时，只见数十个衣衫褴褛、拖儿带女的群众跪在路旁，大声哭喊着：“陈书记呀，我们没有饭吃，快饿死啦，请求政府救救我们啊！” ……几位老者捧上手中的糠菜，塞给我说：“陈书记，你尝尝我们吃的是什么？”我和秘书、警卫员各自拿了一块，掰了一些吃了，那谷糠和野菜的滋味真是又涩又苦，叫人难以下咽。看着眼前这几位瘦骨嶙峋、面黄肌瘦的老人，我心如刀绞，泪水忍不住又淌了下来。……

几位公社领导都说，看着群众没饭吃，饿死人，他们心里也难过、也着急，早就想反映，但是又不敢说。我很理解他们的心情。于是我便提议把各县县委书记请来，汇总一下情况。各县县委书记来了以后，都谈了情况，统计了缺粮人数，浮肿、生病、饿死人的数字。据当时统计，全区七县，除龙岩、漳平两县情况稍好之外，其他五个县缺粮情况十分严重，全区饿死——8000人左右

（下面陈丕显同志说到要求省委书记叶飞救济，省里决定马上拨粮给龙岩地区1300万斤）

遗憾的是，福建省委拨给龙岩地区粮食后，龙岩地委个别领导同志认为情况没有这么严重，迟迟不肯要这些粮食。实际上是他过去向上面吹了牛，结果露了馅，感到下不了台，不好意思，怕影响今后的前程。到后来情况越来越严重，饿死的人越来越多，群众知道省里已拨了粮食，却盼星星盼月亮一般盼不到，纷纷提意见。这时，他才不得不要了粮食。结果迟了一个多月时间，全区多饿死了几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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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把出云舰打了个“透心凉” [转帖]

作者：萨苏 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

作为中国人，对于“撞沉吉野”多半颇为熟悉。不过，这句口号和那可恶的吉野舰真正为人们耳熟能详，要到电影《甲午风云》播出以后。抗战中，有另一艘军舰让中国军人恨得咬牙切齿，那就是日本海军出云号装甲巡洋舰，“击沉出云”的口号可不是出自电影。

在日本海军中，出云号装甲巡洋舰的经历可谓传奇，曾参加日俄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并担任过日本天皇的座舰。在对华战争中，停泊在上海外滩的出云舰被日军指定为驻华舰队旗舰，长期在黄浦江、长江活动，以其重炮掩护日军对中国军队的进攻。无论是从实战还是象征意义上说，中国军人把它恨之入骨一点都不奇怪。

然而，这艘出云舰却出了名的运气好。淞沪战役中，中国军队为了击沉出云可谓不遗余力，海陆空全线出动——空军，九大队谢莽等部轰炸出云，甚至出动了蒋介石的座机驾驶员衣复恩参加攻击；海军，电雷学校的史可法中队悄悄进入黄浦江发动雷击，其勇敢果决被日方历史专家濑名尧彦写入了自己的作品《扬子江上的战斗》；陆军，虽然缺乏能够得着的武器，也曾用山炮奇袭出云，希望侥幸成功（根据日军记载，出云还真挨过中国陆军这样的“三分线外投篮”，颇有死伤）；甚至青红帮都曾帮助中国军队物色了一个“能潜水三天三夜”的水鬼，带着定时水雷爆破出云……

不幸，尽管使用了各种攻击手段，直到淞沪战役打完，出云舰还是长命百岁地活着，这艘老舰的运气让中国军人七窍生烟，几乎怀疑它练过金钟罩或是红灯照，要不怎么刀枪不入啊？

事实上，出云舰在这种猛烈的攻击下确曾多次被击伤，但是都能仗着结构坚固很快修复。该舰顽强的生命力可说是英国舰船设计和钢铁工业的骄傲——出云舰是1898年由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建造的，这家公司也为中国建造过军舰，邓世昌指挥的致远号巡洋舰，就是它的早期杰作。

然而，根据日本记载，在对华战争中，这艘运气极好的出云舰曾有一次遭到中国海岸炮兵的重创，不但被击穿了一个透明大窟窿，而且不得不撤回日本大修。

日本军事杂志《丸》2005年第3期（总第707期）登载了一篇追忆出云舰的文章，名为《雄壮，老舰出云桅顶军舰旗飘扬》，其中就对这一战有所描写。

根据日方描述，这次战斗并非发生在淞沪战役期间，而是淞沪战役结束一年多的事情。记述如下：

昭和14年（1939）一月，旗舰出云曾经为了配合对杭州湾周边地区进行扫荡，出动执行对岸炮击任务。

当时，出云舰长为原田清一大佐，出击时的僚舰是‘妙高’号重巡洋舰，还有一艘驱逐舰跟随。中国军队在山腹建筑有炮台，三舰使用200毫米、250毫米的主炮对中国军队的炮台进行炮击。敌方炮台同时开炮还击。压制炮战持续了几个小时，结果不幸的情况发生了，敌方一发重炮炮弹击中出云。炮弹从后甲板右舷，舰长升降口附近穿入舰体，这颗200毫米重炮炮弹的爆炸竟然贯穿到反方向的左舷，在左舷吃水线上一米处的装甲板炸开一个直径半米的大窟窿……

此战后，出云舰带着伤亡人员撤回上海，由停泊在黄浦江的朝日号修理舰进行紧急抢修。因受伤过重，被迫返回日本佐世保军港进行大修。

根据文章中的线索，可以看到此战的描写参考了海军十三年会的会刊《十三年樱》的内容。《十三年樱》中，除了出云舰长纪录为吉富説三大佐外，与此文基本一致。

从一舷直炸到另一舷，还炸出半米见方的大窟窿，只怕出云后半舰体内部都成了爆肚炒肝，难怪要回日本本土修理。看来，这一炮让出云舰负伤不轻，总算可以让在上海追炸出云三个月，却不见成果的官兵们出口恶气。

遗憾的是，日方文献上，并未记录这次战斗的具体地点（《十三年樱》中此文作者已经作古），而中文文献中，也没有炮台击伤出云舰的纪录。

如此，查找此战在中方的记载就颇为困难了。

针对这种情况，我采取了排除法来推断战斗发生的地点。既然战斗发生在杭州湾，根据地图可以看到，淞沪战役结束后，杭州湾北岸从上海到钱塘江内河入口盐官已经全部被日军占领。因此，这次战斗只能发生在杭州湾南岸。

而另一个条件，也能有所帮助。那就是，这个抵抗日军的地点，必须具有200毫米以上的大型海岸炮。

在杭州湾，符合这个条件的，只有乍浦、定海、镇海三处。其中，乍浦炮台的清代购进的克虏伯重炮保留至今（重炮使用寿命较长，甲午战争中清军在旅顺被俘的重炮，日军在台湾作为海岸炮一直使用到二战结束）。不过，乍浦在1937年11月23日即沦陷，此炮未能发挥作用。

定海的一次战斗，和此战时间上颇有相近之处。

根据定海县志记载，1939年2月5日中午，三艘日舰突然窜入定海港内，用小艇登岸未逞后，日寇就疯狂地用军舰炮击定海东岳宫一带，炮轰一直持续到翌日早晨。

这和出云舰的纪录时间相似，军舰数量也符合。然而，我不大认可此战发生在定海。盖定海位于舟山岛上，其震远炮台根据记载有过清代安装的210毫米大炮，可是此台早废。抗战中因我国没有制海权，对于孤悬海外的定海一旦开战无法加强，因此一直不是防御重点。定海沦陷前只有守军千余人，多数为地方杂兵，其炮台年久失修。这样的防御态势，很难想象可以与日军三艘大舰激战数小时之久。事实上，中方资料中对这次日军的袭击，也没有记录炮台曾经还击。

感觉上，这一战发生在镇海的可能性更大。

镇海是浙江海防重镇，1884年中法战争中，吴杰、薛福成等曾指挥炮台和南洋水师南瑞、南琛、开济各舰，在此处力战法军舰队，是我国海岸防御作战中少有的胜利之战。抗战前，此地设有镇海要塞区，是海防重点，1932年设海军镇海炮台总台于小港，有官佐106名，士兵1579名，分驻镇海要塞区各炮台间，隶属宁波防守司令部，下属弹药库、观测所、探照灯台、修械所等。并有镇海炮台掩护部队一个团。1934年抗日战争前夕，民国政府国防部请德国军事顾问佛采尔拟订《宁波区海防设备实施计划》，构筑永久工事。工事计划分二期完成。1936年抗战前夕，除原有宏远炮台外，另在青峙钳口门炮台山建新镇远1、2、3、 4台，为钢筋混凝土构筑，并配高射炮队。镇海炮台装备240毫米、210毫米大炮，每门储存炮弹200发。抗战开始后，曾以轮船沉塞航道，并通过海军布雷队进行水雷布设，可谓防护森严。

遗憾的是，镇海守军的作战记录中，缺乏与日舰报告相符的战斗，只有两次战斗有些相似。

一次是根据《镇远县志》纪录，1938年9月22日，日巡洋舰1艘炮舰数艘来犯，向炮台发炮百余发，炮台还击，击伤巡洋舰，击沉小艇数艘。

另一次是1940年7月17日，日军上海第三舰队所辖海军陆战队在镇海登陆，炮台守军顽强抵抗，击伤日舰一艘，后力战到凌晨逐渐不支，宏远炮台弹药库被毁，日军上陆攻占镇海县城。幸而驻防附近的一九四师陈德法部和从上虞赶来的十六师一部赶来增援，才将日军赶下海。此战共击毙日军三百余名，我阵亡六百余名，但终保镇海不失。

这两次战斗的时间和作战过程，与日方描述都有出入。

更大的可能是在一次中方没有记录战果的战斗中击伤了出云舰，因为从1937年9月到1941年4月镇海沦陷，日军战舰飞机屡次来犯，镇海炮台与敌交战纪录40余次，很多战斗无法核实战果。

看来，究竟谁是击伤了出云舰的英雄，依然是一个谜。这次战斗的详细情况，还有待于更多的史料的面世。而出云舰的最后下场则是于1945年7月24日在吴港被击中翻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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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死蔡京[转帖]

李国文

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之六载：

“有士大夫于京师买一妾，自言是蔡太师府包子厨中人。一日，令其作包子，辞以不能。诘之曰：‘既是包子厨中人，何为不能作包子？’对曰：‘妾乃包子厨中缕葱丝者也。’”

这个蔡太师，就是北宋末期的大臣蔡京。

我们在《水浒传》、在《金瓶梅》、在《大宋宣和遗事》这三部古典白话小说里，都读到了他。一般来讲，历史人物都在史籍中存在着，而他却进入口述文学的话本范畴，被说话人予以演义，说明这个人物值得关注。

这个曾经拥有天大的权力，曾经贪下天大的财产，曾经陪着那个混账帝王宋徽宗，将北宋王朝玩到亡国的，坏得不能再坏的败类，最后的下场，却是谁也无法想象得到，竟活活地被饿死了。这样的一个离奇情节，着实匪夷所思。与罗大经这则随笔所述及的，其侈糜豪富，其穷奢极欲，其享尽荣华富贵的一生，反差之强烈，对比之悬殊，令人咋舌。

这真让人不得不信世间确有“因果报应”这一说了。

如果厨娘所言为实，可想而知，太师府的厨房里，有缕葱丝者，那也必有剥蒜头者，择韭菜者，切生姜者的各色人等，是毫无疑问的了。连料理佐料这般粗活，都如此专业化分工，以此类推，红案白案，酒水小吃，锅碗瓢勺，油盐酱醋，更不知该有多少厨师、帮手、采买、杂工，在围着他的这张嘴转。即使当下一个五星级大饭店的餐饮部门，也未必细到连缕葱丝都专人负责。由此可见，这位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权奸，也是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巨贪。在其当朝柄政，权倾天下，为非作恶，丧心病狂之际，那腐败堕落、淫奢糜烂的程度，到了何等地步。

一般来讲，害虫的出现，不奇怪，封建社会是一人说了算的官僚政权，是毫无监督的专制统治，从来就是滋生贪官污吏的土壤，而大的害虫出现，还得要有一个纵容、支持、包庇，给他们撑开保护伞的最高统治者。没有皇帝撑腰，这些权奸，不可能一手遮天，嚣张一世的。因此，只要提起蔡京，就得涉及赵佶。而说到昏君宋徽宗，短不了要牵扯到奸臣蔡太师。他俩像一根线拴的两只蚱蜢，难拆难分，谁也离不了谁。

蔡京（1047-1126），福建仙游人，字元长，为徽宗朝“六贼”之首。“元更化”时，他力挺保守派司马光废免役法，获重用。绍圣初，又力挺变法派章变行免役法，继续获重用。首鼠两端，投机倒把，是个被人不齿的机会主义分子。徽宗即位，因其名声太臭，被劾削位，居杭州。

适宦官童贯搜寻书画珍奇南下，蔡京变着法儿笼络这位内廷供奉，得以重新入相。从此，赵佶像吃了他的****一样，言出必从，计无不售。从此，无论蔡京如何打击异己，排斥忠良，窃弄权柄，恣为奸利，宋徽宗总是宠信有加，不以为疑。

所以，朝廷中每一次的反蔡风潮掀起，宋徽宗虽然迫于情势，不得不降黜一下，外放一下，以抚平民意，但总是很快地官复原职。从他登基的崇宁元年（1102年），任蔡京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起，到靖康元年（1126年）罢其官爵止，二十多年里，赵佶四次罢免了他，又四次起用了他。最后，蔡京年已八十，耳背目昏，步履蹒跚，赵佶还倚重这个老年痴呆症患者，直到自己退位。

任何一位领导人，轻信失察、用人不当的事，难免发生。看错了人，看走了眼，被假象蒙蔽，作错误决策，把处理品当优等货，把三类苗当好庄稼，把伪君子当正派人，把野心家当接班者，这都是可能的。但通常，可一可二不可三，宋徽宗甚至于四，一错再错，错上加错，实在是不可救药了。

一个好皇帝，碰上一个不好的宰相，国家也许不会出问题；一个不好的皇帝，碰上一个好宰相，国家也许同样不会出问题；但一个不好的皇帝，碰上了一个不好的宰相，那这个国家就必出问题不可。北宋之亡，固然亡在不好的皇帝赵佶手里，也是亡在这个不好的宰相手里。

北方的金兵，铺天盖地而来，赵佶逊位了，当太上皇，让他儿子赵桓，也就是钦宗登基接位。弹劾蔡京的奏章，如雪片飞来。其中以孙觌的上疏，最为深刻全面：“自古书传所记，巨奸老恶，未有如京之甚者。太上皇屡因人言，灼见奸欺，凡四罢免，而近小人，相为唇齿，惟恐失去凭依，故营护壅蔽，既去复用，京益蹇然。自谓羽翼已成，根深蒂固，是以凶焰益张，复出为恶。倡导边隙，挑拨兵端，连起大狱，报及睚眦。怨气充塞，上干阴阳，水旱连年，赤地千里，盗贼遍野，白骨如山，人心携贰，天下解体，敌人乘虚鼓行，如入无人之境。”（据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

这份参奏的对象，与其说是蔡京，毋宁说是赵佶。

宋徽宗作为文人，诗词一流，绘画一流，连他的书法，所创造出来的“瘦金体”，也是一流。作为皇帝，却是末流，而且是末流中的末流。因为中国老百姓，不需要一个会画画、会写诗、会弹琴的皇帝，而是需要一个不给老百姓制造灾难的统治者。所以，民间文学对这位亡国之君，口碑从来不佳。

《水浒传》第二回，有一段介绍，说赵佶“乃神宗天子第十一子，哲宗皇帝御弟，见掌东驾，排号九大王，是个聪明俊俏人物。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琴棋书画，儒释道教，无所不通，踢球打弹，品竹调丝，吹弹歌舞，自不必说。”

那时，赵佶还在他的潜邸里做端王，再混账，再败家，再不成器，也只是牵涉到他个人而已。何况他是王子，一个有着太多条件，足可以优哉游哉的花花公子，他为什么不享受，不快活？再说，宫廷中最为忌讳的一件事，就是所有可能成为帝位候选人的成员，千万不能表现出来那种不安于位、跃跃欲试的情绪，弄不好，会招来杀身之祸。因此，赵佶潜心于文学艺术领域，多方涉猎，兴趣广泛，探索追求，学有所成，是他聪明的抉择。因此，他写诗、作画、学道、性放纵，浪漫得过头，风流得过分，我们没有理由苛责他的荒唐。

然而，赵佶十八岁那年，他的兄长哲宗驾崩，无子嗣。一顶御轿，将他抬进宫里，即帝位。这虽然是天上掉馅饼的美事，但是好还是坏，是走正路还是入邪道，是兢兢业业还是吊儿郎当，是正经八百还是荒淫无耻，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就和大宋江山息息相关了。

事实证明，他只能当端王，不能当皇帝。他一坐在金銮殿上，凡中国昏庸之君的所有毛病，他都具备，凡中国英明之主的应有优点，他全没有。而且，昏君中最没救、最完蛋、最可怕、也是最致命的弊端，就是远君子，近小人，宠奸邪，用坏人，他当上皇帝以后，整个开封城，成为贪官污吏比赛着谁比谁更无耻、更堕落的罪恶渊薮。

尽管中国封建社会中有过三百多个皇帝，好的极少，坏的极多。然而，老百姓不怕皇帝他一个人混账，即使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顶多增加一百个讨不到老婆的光棍而已。即使酒池肉林，作长夜之欢娱，耽安宴乐，极铺张之能事，对偌大一个国家来说，是绝对可以承受得了的。但是，最害怕的，是这个皇帝重用一群虎狼来管理国家，鱼肉百姓，那就比天灾还要恐怖。因为天灾的周期短，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也就过去了，而人祸的周期，有时是一辈子，必须等到那个灾难制造者去见上帝时才告终止，这可就太痛苦了。

这其中，最狼狈为奸的、最为虎作伥的、最推波助澜的、最兴风作浪的，就是徽宗一直倚为膀臂的股肱之臣蔡京。宋人著的《大宋宣和遗事》，虽为民间文本，但把北宋之亡的根本原因，说得一清二楚。

“这位官家，才俊过人，口赓诗韵，目数群羊，善画墨君竹，能挥薛稷书，能三教之书，晓九流之法。朝欢暮乐，依稀似剑阁孟蜀王；论爱色贪杯，仿佛如金陵陈后主。遇花朝月夜，宣童贯、蔡京；值好景良辰，命高俅、杨戬。向九里十三步皇城，无日不歌欢作乐。盖宝诸宫，起寿山艮岳。异花奇兽，怪石珍禽，充满其间；画栋雕梁，高楼邃阁，不可胜计。”

“役民夫千万汴梁直至苏杭，尾尾相含，人民劳苦，相枕而亡。加以岁岁灾蝗，年年饥馑，黄金一斤，易粟一斗，或削树皮而食者，或易子而飧者。宋江三十六人，哄州劫县；方腊一十三寇，放火杀人。天子全无忧问，与臣蔡京、童贯、杨戬、高俅、朱、王黼、梁师成、李彦等，取乐追欢，朝纲不理。”

民间谚语说：“鲇鱼找鲇鱼，嘎鱼找嘎鱼。”透出老百姓看透世象的睿智，一下子就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个最起码的真理，形象地烘托出来。孔夫子对于小人的许多经典见解，如《论语》中：“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如“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如“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而小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等等，直至今天，也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从古至今，以今及古，凡正派人，光明磊落，“君子不党”，公道率真，方正坦荡。而小人在一起，必然要拉帮结派，“群居不义”，寡廉鲜耻，无恶不作。必然要抱圈子，拜把子，拉关系，搞宗派。《水浒》开头，高俅为巴结权贵，表演球技，那“气一似鳔胶粘在身上”，在场人物一见倾心，马上引为知己。凡坏人得志之时，也必是好人遭殃之日。金圣叹批书至此，掷笔一叹：“小苏学士，小王太尉，小舅端王。嗟乎！既已群小相聚矣。”小人想不发达也不行了，林冲想不被充军发配沧州，也是不可能的了。

世道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独木不成林，也许作不了大乱；两个小人，双木则成林，就有可能作奸犯科。而蔡京，加上童贯，加上高俅，再加上一群无耻宵小，“群小相聚”，那岂不天下大乱乎？

宋徽宗做皇帝，在政治上一塌糊涂，在经济上一塌糊涂，在军事上，抵抗外侮上，尤其一塌糊涂，在私生活的荒淫无耻上，最为一塌糊涂。

而所有这些一塌糊涂，无不与蔡京这个位列中枢的决策人物有关。这位混账帝王，对蔡京四起四落，信，疑，复信，复疑，到最后深信不疑，终于，金兵渡河，国破家亡，他和他的儿子，徽、钦二帝，成为俘虏，被押北上，关在黑龙江依兰，也就是那时的五国城，死在冰天雪地之中。

北宋完了的同时，蔡京终于走到头了，老百姓等到了看他垮台失败的这一天。据《宋史》：“钦宗即位，徙（蔡京）韶、儋二州，行至潭州死，年八十。”“虽谴死道路，天下犹以不正典刑为恨。”

人民群众虽然没有看到他被明正典刑，深以为憾，但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以泄心头之恨，以报家国之仇，以吐多年之积怨，也以此杀一杀小人得志不可一世的威风，却是全国上下，异口同声的想法。

既然不能动他一指头，既然不能打他一巴掌，大家忽然悟到，有一条收拾他的绝妙主意，却是人人可以不用费力，不需张罗即能做到的，那就是在其充军发配的一路之上，不卖给蔡京一粒粮、一滴油、一根菜，更甭说，一块烙饼、一个馒头、一个包子了。没有发通知，没有贴布告，更没有下命令，发文件，街乡市井，城镇村社，驿站旅店，庄户人家，所有的中国人表现出从来没有过的齐心，让他活生生地饿死。

饥肠饿肚的蔡京，回想当年，那山珍海味，那珍肴奇馐，现在连一口家常便饭，也吃不着了。那时候，他爱吃一种腌制食品“黄雀酢”，堆满三大间厅堂，他转世投胎一千次，也吃不完，现在想闻闻那扑鼻香味，也不可能了。那时候，他想吃一个包子，得若干人为之忙前忙后，现在，即使那个缕葱丝的妇女碰上他，也绝不肯将缕下的废物——一堆烂葱皮，给这个两眼翻白的饿鬼。

中国人对于贪官污吏的憎恨，是绝对一致的，再也没有比这种饿死蔡京的死法，更让人民大众开心的了。

王明清《挥麈后录》：“初，元长之窜也，道中市食饮之物，皆不肯售，至于辱骂，无所不至。乃叹曰：‘京失人心，一至于此。’”《大宋宣和遗事》载：蔡京最后“至潭州，作词曰：‘八十一年往事，三千里外无家。孤身骨肉各天涯，遥望神州泪下。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谩繁华，到此翻成梦话。’遂穷饿而死。”

这就是饿死蔡京的故事。

蔡京虽然饿死了，但不等于所有蔡京式的人物都饿死了，因此，这个陈旧的故事，或许能让有些人，读出一点震慑的新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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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发生在北大的一场闹剧[转帖]

1966年夏，正在北大念书的我，迎来了“文化大革命”。

6月18日，北大搭起了“斗鬼台”和“斩妖台”，游斗所谓的“黑帮分子”和“学术权威”，将厕所的纸篓扣在他们头上，往他们脸上涂墨，甚至拳脚相加。

“6·18事件”后，我参加了由31位干部子女组成的讨论会。大家的一致意见是，这里是“延安”(****的天下)不是“西安”(国统区)，不应当使用暴力。

7月26日，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全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来参加北大的万人大会。由于听说领导小组不支持北大工作组，我们几个女同学悻悻地躲开，不参加大会。正呆着，一位女同学骑车从会场赶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江青说有不同意见，希望也上来阐述，她特意让人找我们去发言。

我们顿时精神焕发，以为江青是站在我们一边的，呼啦一下都跑进东操场。我十分兴奋，走上台去，慷慨激昂地演讲起来。发言结束前，我郑重地念出我所代表的31个人的名字。其中有毛泽东的儿媳张少华(即邵华，毛岸青妻子，当时在北大中文系学习)和她的妹妹张少林。

我刚走下台，只见江青腾地站起来，全场鸦雀无声，千万双眼睛看着她。由于激动或是愤怒，她的面貌有些扭曲，声音都嘶哑得变了调：“同志们，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刚才那个李扬扬，把‘工作组’当成救世主，我们需要救世主吗？”

她这一问，聪明者立马心领神会，当即回应：“不需要！”“踢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打倒工作组！”

接下来，陈伯达表态，强调“6·18事件”是革命事件，并附和着说了一些大致相同的话。

轮到康生表态，他居然提到我：“刚才有个叫李扬扬的同学讲了话，我很注意，好像我们北大离开了张承先(北大工作组组长)就不能革命了，好像张承先是个诸葛亮，你们都是阿斗。这种观点完全是错误的……”

接下来，令人惊奇的一幕发生了。

江青把康生推到一边，带着哭腔把自己家里的事抖搂出来：“现在，阶级斗争都搞到我们家里来了。张少华，我们家根本就没有这个儿媳妇，我们不承认这个儿媳妇！张文秋(张少华的母亲)是个叛徒……我本来没有心脏病，现在心脏也不好，我也要控诉！”

这时，就听见下面有人喊：“把张少华揪出来示众！”

一个小姑娘跳上台来，穿着军装、腰间系皮带，自称是北大附中的红卫兵，她针对我的观点，噼里啪啦地作了一番批判，说完，取下皮带，当场抽打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和彭珮云。近在咫尺的江青、陈伯达、康生，视而不见。

第二天，大字报铺满了北大校园。 摘自《周末》李扬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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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密约之****[转帖]　

○中俄密约之****　

　　　　　　　　　　　　
　　　中俄密约者，瓜分中国之先锋也，而其机实自中东之役启　　　　　　　　　
之。当军书旁午，风声鹤唳之时，当局者旁皇无所措，辄欲借　　　　　　　　　　
他国之力以泄一时之忿。两江总督张之洞，电奏争和议曰：若　　　　　　　　　　
以赂倭者转而赂俄，所失不及其半，即可转败为胜。惟有恳请　　　　　　　　　　
饬总署及出使大臣，急与俄国商订密约，如肯助我攻倭，胁倭　　　　　　　　　　
尽废全约，即酌量画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数城，或北路数　　　　　　　　　　
城以酬之，许以推广商务云云。是中俄密约最初发议之人也。　　　　　　　　　　
当时盈廷诸臣倚俄之心甚热。而西后尤为主持，虽此策未实行，　　　　　　　　　
然王之春使俄时，已有所商订，而俄人亦居为奇货，将借此市　　　　　　　　　　
恩，而求大欲于中国。俄使喀希尼频露意于当道，以结其欢心，　　　　　　　　　
遂有胁日本还我辽东之事。　　　　　　　　　

　　　乙未二月，李鸿章以全权大臣议和日本，于事前先有所商　　　　　　　　　
于各国公使。俄使喀希尼曰：吾俄能以大力反拒日本，保全清　　　　　　　　　　
国之疆土，清国则当以军防上及铁路交通上之利便以为报酬。　　　　　　　　　　
李鸿章与喀希尼私相约束，既成于此时矣。既而马关条约既发　　　　　　　　　　
布，而俄人有联合德法迫还辽东之事。喀希尼即将举前者与李　　　　　　　　　　
鸿章私约提作正文，以要求于总署。适值和议成后，德宗大怒，　　　　　　　　　
李鸿章罢职入阁闲居，于是俄使暂缓其请，以待时机。　　　　　　　　　　　　　
　　　喀希尼知中国实权在于西后，而李鸿章为帝所嫉、为后所　　　　　　　　　
庇也，乃密贿通内监以游说西后。且与李鸿章约，设法复其权　　　　　　　　　　
力，而借其力以达俄国之希望。于是时机适到，有丙申春间俄　　　　　　　　　　
皇加冕之事，各国皆派头等公使往贺，中国亦循例派遣。以王　　　　　　　　　　
之春尝充唁使，故贺使即便派之。喀希尼乃抗言曰：“皇帝加　　　　　　　　　　
冕，俄国最重之礼也，故参列其间必一国之名士，闻于列国之　　　　　　　　　　
人物乃可，王之春人微言轻，不足当此责。可胜任者，独李中　　　　　　　　　　
堂耳。于是有改派之事。喀希尼复一面贿通西后，甘诱威迫，　　　　　　　　　　
谓还辽之义举，必须报酬，请假李鸿章以全权议论此事。而李　　　　　　　　　　
鸿章请训时，西后召见至半日之久，一切联俄密谋，遂以大定。　　　　　　　　　
　　　李鸿章抵圣彼得堡，遂与俄政府开议喀希尼所拟草约底稿。　　　　　　　　
及加冕之期已近，往俄旧都莫斯科，遂将议定书画押。当其开　　　　　　　　　　
议也，俄人避外国之注目，乃假托筹借国债之名，不与外务大　　　　　　　　　　
臣开议，而使户部大臣当其冲。遂于煌煌钜典万宾齐集之时，　　　　　　　　　　
行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而此关系地球全局绝大之事。遂不　　　　　　　　　　
数日而取决于樽俎之间矣。时丙申四月也。　　
　　　其年七月，李鸿章尚游历欧洲，其议定画押之草约达于北　　　　　　　　　
京，喀希尼直持之以交涉于总署。全署皆为之惊愕，德宗观而　　　　　　　　　
大怒曰：“是举祖宗发祥之地，一举而卖与俄人也。坚持不肯　　　　　　　　　
画押。喀希尼乃复通西后，加甜诱之言与恐吓之语。西后乃严　　　　　　　　　
责皇上，直命交军机处开议，不经由总理衙门。　　　　　　　　　　　　　　　
　　　至八月间，喀希尼迫逼中朝，其势益急。故为束装就道、　　　　　　　　
驺驹在门之状，雇运搬行李车数辆，置于俄使馆门前以示意。　　　　　　　　　
乃告总署云：若此约不批准，则即日下旗回国。回太后为所惑，　　　　　　　　
日日敦迫皇上，命即画押。皇上之实权本在西后之手，安能批　　　　　　　　　
其逆鳞哉。于是以西历九月三十日批准此密约。俄使喀希尼即　　　　　　　　　
日携约而归于俄。即为酿成日俄战争之原因，而近日东三省外　　　　　　　　　
交困难之所由来也。　

中国古典精华文库　　　　　　　　
　　　　　　　　　　 《外交小史》　
　　　　　　　　　　　　　　　 （清）佚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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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名女兵进藏奇迹[转帖]

20世纪中叶，新中国诞生之初，在同一个时段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抗美援朝，另一件就是进军西藏。鲜为人知的是，在进军西藏的行军队伍中，还夹杂着1100多名女兵。她们大多从北京、成都、重庆、西安、郑州、南京等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地方应征入伍，千里迢迢“挺进”西藏。她们大多是16～17岁的小姑娘，最小的只有10岁。

向西藏，向西藏

1949年12月中旬，毛泽东在访问苏联途中提出，“解放西藏要宜早不宜迟，越早越有利，否则夜长梦多。”时隔10多天，毛泽东又从莫斯科发来一份电报，要求中央领导和刘伯承、邓小平、贺龙三位西南局的领导立即研究部署部队，向西藏进军。

1950年1月中旬，重庆曾家岩。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向第18军军长张国华、政委潭冠三等几个师以上干部，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进军西藏”的战略决策，将这个光荣任务交给第18军。

与内陆任何一块土地都不一样，西藏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决定了：进军西藏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另外，解放西藏和解放内陆不同之处还在于，部队进去后要留下来长期建藏，巩固边疆，需要一批从事医疗、文艺、通信、后勤等工作的女兵。因此征召女兵成为当务之急。

那些真正知道西藏高原气候和环境的大多数家长，是不容许自己的子女当兵进藏的。但在1950年的中国大地上，激越的革命乐曲已经点燃了无数青年火热的心。参军去抗美援朝是当时城市青年迫不及待的愿望，但批准入朝的名额毕竟有限。那些被革命的号角吹得热血沸腾的年轻人，便把目光投向了西藏。“我要进藏”与“我要入朝”的呼声同样踊跃。花季少女也不例外。于是，进藏队伍里最终有了这1100多名女兵。

更大的挑战

女兵进藏是由中国女兵或者说中国女性创造出的人间奇迹，集中表现了中国妇女在罕见的恶劣自然环境中，无比坚韧，不可超越的精神。

一位叫李俊琛的女兵，当年进藏时只有14岁，虽然身材单薄，却有一股倔劲：她不愿意接受别人的照顾，身上的东西一件也不比别人少。刚开始，没多大感觉，在爬过一座雪山后，她的高原反应明显起来。由于负荷太重，行走时感觉自己身上一阵阵发紧，有一种似乎要往地下陷的感觉。身边的人，也艰难地张着嘴喘气，嘴皮发紫，面色苍白。再后来，过几座雪山，行走十分困难了，许多人吐出的痰都是粉红色的。随行的医生说这是由于缺氧引起的肺出血症状。但当时既无氧气袋，又少药物，只能做一般的抢救，有的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

行军的另一个难题就是饥饿。有一次由于连日大雪封山，后方补给无法上来，部队每人只能定量为四两(相当于现在的二两多点)代食粉。这点配给让相对于男兵而言饭量小的女兵们，也饿得头晕眼花，脚下打飘。为了充饥，她们只好挖野菜、扒草根。

更大的挑战还在后头。对于进入青春期的女孩子来说，行军中来“例假”让这些女兵们吃尽了苦头。多年后，这些女兵回忆起当年行军中最困难的是什么时，有人会说是负重爬雪山，有人会说缺氧饥饿，但更多人会说，来例假时过冰河。

过冰河时，会有指导员好心提醒，有没有需要背的？女兵们都明白这话里的含义，但大多会不好意思，不好劳战友的“大驾”。当时女兵们用的卫生纸，都是手工做成的又粗又硬的草纸。来例假时，只能用它垫上。行军时间稍长，硬草纸在两腿间不停地摩擦，很快就将两腿内侧磨出血口。一段路走下来，大腿间被磨得血肉模糊，疼痛难忍。如果疼得实在不行，干脆就扯掉坚硬的血浆草纸，任凭经血顺腿流下。结果就经常出现这样的“景象”：每蹚过一道冰河，河面上就是一片鲜红。以后再来月经时，那些女兵肚子便疼痛难忍，经血也不再是红色，而是像牲口吃了青草后嘴里的绿泡沫状。到了拉萨，由于生物钟被打乱，加上冰河水的刺激，几乎所有进藏的女兵都闭经了。

女兵的光辉

在进藏后的解放军中有两支队伍最受藏民欢迎，一支是医疗队，另一支是文艺队。当年第18军文工团指导员张均后来回忆说，在与当地贵族和藏民交往中，如果没有文工团这个特殊的“统战队伍”，很难想象队伍会在西藏能迅速站稳脚跟。

当时由于藏区一些反动分子企图阻止解放军进藏，所以恶意散布谣言。有的说汉人来了要抢粮食、牲畜、女人，有的说汉人来了要烧寺庙、除宗教。更荒诞无稽的说法是：汉人都是一些绿眼睛、红眉毛的杀人魔头，抓到小孩子就要吃。这些谣言在藏区每个地方流传，让那些没见过解放军的藏民难免半信半疑，听说解放军要来，便惶惶不可终日。文工团这时发挥了它的巨大作用——为了消除藏民的疑心，大家穿上演出服装，唱着歌、打着腰鼓走街串巷。这一招果真奏效。躲起来的藏民见半天没人来抢人、抢东西，外面咚咚嚓嚓地挺热闹，想到刚才那些汉人一个个笑容满面挺和善的，那些一个个挺精神的女兵姑娘，哪像什么杀人魔王。于是有人小心地探出头来，有小孩子钻出屋来。

摘自《凤凰周刊》马非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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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旬老太十年扳倒一污染企业[转帖]

1994年5月底，青岛红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日本蝶理株式会社和铜梁县矿业公司三家合资，兴办的重庆铜梁红蝶锶业有限公司开始试生产，第二年3月正式投产。企业年产两万吨碳酸锶，是该县的纳税大户。许多当地居民通过招考，如愿成为红蝶公司的员工。

然而，红蝶公司投产后不到一年，很多居民都说厂里每天扬出大量粉尘，让人感到喉咙干涩、呼吸困难。

年已70岁的退休女教师巫秀益决定亲自去红蝶公司生产厂区附近查看。当她来到现场时，看到车间产生的大量浓烟和粉尘，伴着一股股恶臭，通过低矮的烟囱飘散出来。

1996年6月19日，几个邻居一起来到巫秀益家，说离他们居住不远的涪江下游，一个养殖大户在江里养的网箱鱼，短短的几天竟突然死了10多万斤，很多人都认为是红蝶公司排放的废水污染了水源造成的。

可大家家里都有人在红蝶公司上班，要是去找他们，工作还能保得住吗？为了不为难大家，巫秀益找到厂方的领导，要求他们对排放的有毒烟尘进行处理。可厂方并不承认他们排放的烟尘对人体有毒害，巫秀益无功而返。

1997年9月12日至14日，下游那个养殖户养的鱼再次死去1.17万斤。该养殖户从重庆市渔政处，请来了水产工程师对死鱼解剖检验，证实鱼的死因与红蝶公司的排污有关系。

听了这样的消息，巫秀益再也坐不住了。

9月16日，在巫秀益的带领下，就近的居民们全都动员起来要求厂方整改排污，厂方最后只得答应，不仅将原有的烟囱加高，同时再在厂区的最高处修一道高烟囱，对生产的烟尘进行分流。

然而，烟尘排放刚解决，更严重的问题却出来了。

1999年初夏，几个孩子路过红蝶公司的废渣场到涪江边去玩，遇上红蝶公司的工人正往堆积如山的渣场倾倒废渣。液态废渣溅在了一名叫高攀的孩子的头上，他顿时感到头皮一阵火辣辣的灼痛，用手去抓时，他的头发却大片大片地掉落……

为了不耽误孩子的最佳治疗时期，巫秀益和高攀的父亲一起来到红蝶公司，要求他们拿钱把孩子送重庆的大医院医治。随后，巫秀益来到高攀受伤的地方，发现红蝶公司的废渣场存在着诸多安全隐患。她急切地向镇里有关领导反映，请他们出面干涉红蝶公司，要求他们规范处理生产废渣，以免伤及更多居民的人身安全，可红蝶公司无动于衷。她向铜梁县有关部门投诉反映后，红蝶公司才在渣场外修了一道围墙，防止倾倒的废渣外溅。

可这道低矮的围墙对于早已堆积如山的废渣来说，几乎起不了任何的作用。巫秀益觉得这样的重污企业，应该彻底整治才是。她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收集关于红蝶公司倾倒废渣对周围居民的人身危害，以及废渣经雨水渗透，对周围及涪江下游的污染证据和材料。

2003年6月，红蝶公司开始在原厂区周边扩产建新厂房。投产不久，居民感到空气中的粉尘和废气污染更加严重了，身体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不适。

小镇的居民被折腾得寝食难安。一些有钱的人家搬到了县城里去，但大多数居民仍然留在这里，继续忍受粉尘废气的污染侵害。

2004年9月，连续的雨水让红蝶公司的渣场流出大量的污水，致使鱼类大片大片死亡……

2005年6月初，尽管与红蝶公司的抗争十分的艰险，但已是八旬高龄的巫秀益还是收集到了大量的证据，并写出了近20万字的投诉材料。在县长接待日那天，巫秀益等五人向县长递上了投诉材料和污染样品。

2005年7月18日，她们拿到了县环保局的复函文件时，竟称红蝶公司扩产技改后达到了标准排放……更让她们感到恼怒的是，环保局居然避重就轻，将她们的投诉说成主要是噪音问题。随后，五位老姐妹又来到县信访办继续举报投诉，并把材料分别寄到了市人大、市纪委和市环保局。

2007年9月18日上午，正当巫秀益等待相关部门的消息时，她竟发现了红蝶公司另一隐蔽的污水排放口。眼看着浓黑如墨汁的污水流进回水处，渗透到居民的饮水井里。守着排污口的她和其他居民拨打了环保局的投诉电话，直到下午县环保局的监测人员才到现场来取了水样去检测。

红蝶公司迟迟不给广大居民们解决饮用水，巫秀益只得和大家等待环保局的检测结果，可这一等就是3个月，不见环保局公布任何检测结果。

2008年1月15日，巫秀益等五人商量后，以举报和受害人的双重身份，将重庆铜梁县环保局告上了法庭。

一个多月后，法院驳回了巫秀益等人的诉求。随即，她们又向重庆市中院提起上诉，中院仍维持一审原判。不得已，她把厚厚的材料邮寄到了中华环保联合总会。

很快，中华环保联合总会就派人现场调查，随后新华社等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作出批示要求重庆市委、市政府对该污染企业进行整治。

（摘自 《廉政 望》第3期 作者李鸿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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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宰相”上官婉儿风流史[转帖]

　　中国历史上，武则天是独一无二的女皇帝，追随女皇左右、深受信赖的上官婉儿，尽管没有明确的封号，实际属于手握实权的“女宰相”，翻翻中国历史，这种权倾朝野铁腕女人，简直是凤毛麟角。一方面，她资质绝佳，天赋灵犀，具有卓越的学识和文才；另一方面，她玩弄权术，驾驭政治，石榴裙下掩藏着极为淫荡的私生活。

　　和其他爬上权力颠峰的人物一样，上官婉儿也曾有过凄苦卑贱的出身。因为爷爷上官仪政治上排错了队，公元664年，他们全家获罪——杀！包括上官婉儿的父亲在内，很多亲人都掉了脑袋。这时候，可怜的小婉儿刚刚降生，还没吃几口奶，便随着母亲郑氏做了朝廷的“官奴”。虽说侥幸保全可性命，可是处境极为低贱。

　　母亲拼死拼活地干苦力，跌跌撞撞地拉扯自己的小女儿。当然，败落的官宦人家也很有见识，母亲千方百计让婉儿接受全面而严格的正统教育——这可是将来安身立命的资本。小姑娘太聪明了，一点就透。刚四五岁，就作得一口漂亮的诗词。

　　《旧唐书》在列传中讲了一个半真半假的故事：

　　郑氏怀孕期间，梦见一名巨人送来一杆秤，嘱咐说：“持此，称量天下！”好大口气呀！称量天下，岂不就是皇帝身边说了算的人物！大概，要生儿子吧。孰料，呱呱坠地的是个肥白的女婴——失望。做梦的事只能当姑妄一笑了。

　　武则天终于给了破败的上官家族一个翻身得解放的机会。她久闻上官婉儿的才学，便将那对可怜的母女召进了皇宫。现场考试——满意极了，于是除了她们母女的“贱籍”，还把婉儿留在身边工作，担任掌管诏书的贴身秘书。那年，上官婉儿刚刚14岁。从此，她涉足政坛，一步一步接近了当朝的权力核心。

　　新手，总有拿不准的时候。上官婉儿也需要宦海沉浮，不断历练。因为不听话，武则天差一点宰了她，碍着根深蒂固的“爱才癖”，武后只在姑娘粉嫩的额头上刺了一个乌黑的犯罪标志，这种近乎毁容的刑罚叫做“黥面”。虽说，额头不完美了，上官婉儿依旧是光彩照人的大美女。她利用两种最厉害的东西在宫里混：一，头脑；二，姿色。

　　才华固然重要，干的好不如嫁的好。16岁，大约是念高中的年纪，上官婉儿妩媚地倒在皇太子李显怀里。她深知这种“政治投资”的重要意义。此后，李显被废，远戍钧州、房州，上官婉儿又坐到了武则天亲侄子武三思的大腿上。她替这位情人频开绿灯，利用皇帝秘书的便利，大讲武三思的好话，甚至有意排异李唐皇室。李家的人，怎能不恨这个多事的臭娘们儿！

　　风水轮流转，李显咸鱼翻身了。705年，唐中宗李显又从衰老的武则天手里接过了皇权，“老相好”上官婉儿随即投靠。她被册封为“昭容”，其实，就是皇帝的小老婆。按《旧唐书》的说法，她的地位仅次于皇后一人、妃子三人，属于“九嫔”的第二名。婉儿负责的具体事物，还是内阁秘书长。有了政治靠山，她仍觉不稳固，便在李显大老婆韦皇后身上押了宝。

　　最奇妙的手段，便是引荐情人：很快，细皮嫩肉的武三思顺着婉儿的牵引，爬进了皇后娘娘温暖、华丽的被窝儿。对此，天性懦弱的“气管炎”——李显，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的原则就是：只要老婆快活就好。李显、韦后、婉儿、三思，经常关起门来，在皇帝的床上鬼混……相关记载，见诸新、旧唐书。

　　这一时期，是上官婉儿红得发紫的颠峰阶段。在她倡议下，天下大兴文学之风，各种各样的赛诗会像今天选拔“超级女声”一样如火如荼地折腾起来。皇宫里，更热闹，帝后王公率先垂范，文才飞扬的婉儿理所当然成了焦点人物。她当仁不让地支持会议，不但代帝后捉刀作诗，还充任考评裁判，并对文才绝佳者实施奖励。据说，第一名可以荣获黄金铸造的“爵”一尊，这可比奥林匹克的冠军奖牌名贵多了。

　　女人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投机钻营的人便纷纷投靠。提拔个把行政官员，对于婉儿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话又说回来，她毕竟是有七情六欲的健康女人，环顾人生，她美中不足的还是“私生活”。于是，婉儿秘密购买私宅，在宫外和一些风流倜傥的花花公子们勾勾搭搭。《新唐书》说：“邪人秽夫，争候门下，肆狎昵……”要命的是，婉儿还为这帮家伙谋求政治利益，很多人踩着她温柔的肩膀，做了显官。

　　她最著名的情夫就是崔湜。小伙子模样好，两人初相识也就二十三四岁。那时，婉儿已不是情窦初开的小姑娘了，红颜易老，一眨眼，居然四十多了。按年岁，徐娘半老，差不多可以当小崔的姑姑、阿姨了。为了报答婉儿的垂青，小崔厚颜无耻地引荐了自己的三个亲哥们儿：崔莅、崔液、崔涤。他们个个儿帅，个个儿花，自然成为婉儿床上的心肝宝贝。很快，崔湜被她弄到了副部级领导。即便崔湜犯错误，也没关系，皇上跟前一嘀咕，随即豁免，而且一步一步升到了宰相的高位……

　　清朝有位诗人感叹：“妻子岂应关大计？”其实，这与“红颜祸水”的说法，遥遥相对，都是强调女人在政治问题上作用的大与小。在权力问题上，男女并无本质不同。人，熬到“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显赫位置，任何性别都会起到改变历史进程的作用。尽管那只是一种千载难逢的偶然性。

　　上官婉儿总算闹到头了。她的克星就是政治新秀李隆基。毕竟树敌太多，一切哀告都无济于事了。景龙四年（710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李隆基操纵的宫廷政变暴发。夜幕中刀光一闪，上官婉儿惨叫着倒在了血泊里。那年，她刚刚4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