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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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电：中医存在的物质基础 [转帖]

严佳敏　王玉玲

　　近年来，中医走到了非常尴尬的境地，中医的废存问题争论不止，甚至在2006年有人发起了取消中医的签名运动。在中医废存的问题上，党和国家态度明确，强调要坚持中西医并重，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

　　王玉玲博士于2008年4月出版了《生物电医学与中医》（学苑出版社，2008年3月版，36.00元），提出
了统一医学理论和统一医学模式，开创了生物电科学新领域。这个理论开创了中医理论物质化的研究思路，这在中医历史上是第一次对中医理论思维的突破；这个理论也为西医的结构医学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会长王德炳称之为“中医学研究与发展历程中革命性的突破”。为了让读者能更全面地、准确地了解生物电医学与中医的关系，本刊对王玉玲博士进行了访谈。

　　严佳敏：请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生物电？

　　王玉玲：生物电其实非常简单，生物电就是一种电，它是通过生物体的生理/生化过程产生的。简单地说，生物通过它的生命活动所产生的电就叫生物电。举个例子来说，我在与你说话的过程中，我的嘴在动，嘴里面的肌肉就在活动，肌肉活动本身就有许多离子的运动，离子的运动就产生电位的变化，这个电位变化就是生物电。

　　对生物电的研究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大家最早研究生物电是怎么研究呢？电鳗不是能电死人吗？人的身上会有静电吧？这些已经属于生物体的整体生物电了。在西医学里有一个学科是电生理，电生理主要研究细胞生物电的发生机理，也就是钾、钠、钙等离子在细胞膜内外走来走去形成细胞的电位变化。后来，像美国科学家开始研究心电图，实际上也是生物电的一种检测。但是“心电图”的检测方法并不是直接检测心脏上的生物电，而是通过人体表面检测出来的，用这种方法测完以后能比较规律地反映心脏生物电的一种状态，所以叫心电图。为什么有时候通过心电图诊断不了或者诊断不准确呢？就是因为心电图测的并不是心脏的生物电，如果要测心脏生物电就得直接在心脏上测。

　　严佳敏：心脏生物电和脑电波是不是一样的？

　　王玉玲：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在电的性质上，生物产生的电和发电机产生的电是一样的，没有区别。大脑产生的生物电和肌肉产生的生物电（心脏也是一种肌肉）也是一样的，性质完全一样，就是一种正负电荷的运动过程。

　　严佳敏：那么，人体哪些地方能产生生物电？

　　王玉玲：人体的每个器官和每个细胞都有生物电，而细胞是由很多分子和离子组成的，这些分子和离子都带有不同数量的正负电荷，因此人体的每一个部位、细胞和分子都有生物电。我们人体中生物电活跃的组织，也是维持我们生命活动的主要组织器官。人体有四大组织器官生物电活性很强，第一是神经组织，神经组织与许多疑难杂症有关，例如精神病、失眠、瘫痪、疼痛等。第二类就是肌肉组织，包括心肌、骨骼肌、平滑肌，心脏的生物电与心脏病、心血管病有关系，骨骼肌生物电与瘫痪相关疾病有关系，平滑肌生物电主要就在血管上和胃肠之类的内脏器官上。像血压高的人可能就是血管上的平滑肌上的生物电频率有问题，频率一高的话，血管收缩增强就会出现高血压。第三类就是腺体，最大的腺体包括肝脏、肾脏和胰脏。第四类是参与免疫功能的细胞，例如巨嗜细胞等，巨嗜细胞与人体免疫力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严佳敏：您是怎么想到用生物电去诠释中医的？

　　王玉玲：主要是针灸技术的疗效与发展。大家都知道，如今临床上为了提高疗效，把针灸与电刺激结合起来。为了搞清楚针灸与电的关系，我查阅了大量书籍，发现中医历史上，过去使用的针是骨头的、木头的或者石头的，当换成金属针之后，疗效一下就飞跃了，这是一种启示。现代医学当中，针灸还是能被人接受，但是它已经被电疗机和理疗机超越了。我想知道针灸的机理，到底是什么在发生作用。针灸是建立在经络学说基础之上的，经络是什么？我是学西医的，我理解电生理的特性，于是便开始研究分析。

　　可以说，我是跳出中医和西医的研究框框来研究医学的，我一开始考虑这个问题时就是从宏观的角度。现在多数医学研究，无论是分子生物学、器官医学等，都是微观水平的，要是能站在中医西医之上整体来看医学，就是宏观医学。我就是将中医西医反复比较，从理论层面、技术层面等各个层面考虑，研究中医西医到底是怎样的对应关系。打个比方，如果中医是一口井，西医是一口井，这两口井里的水都是维持我们生命的必需物质。3000多年来，喝中医井水的人把水叫津液；300多年来，喝西医井水的人将水称之为水。中医用老祖宗的语言研究津液，一直研究津液的疗效，却没有研究津液是什么成分、何种结构。西医用现代知识研究井水的成分、井水的来源。当你跳出井来，你会看到周围还有许多的井，它们都有水，这些水都能维持生命。这些井水其实都一样。

　　中医总说天人合一，怎么合一？人的生物电和环境磁场的关系就是天人合一。大家知道，环境磁场的主要来源是太阳磁暴的结果。中医治疗讲究三因治宜：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因人而异，就是同一种病，不同的人治疗方法不同，哪怕是双胞胎。我认为，西医所讲的个体差异就是生物电的差异。一对孪生姐妹，她们的基因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她们的性格、智力不一样，这就是因为生物电的不同。智慧是什么呢？就是大脑生物电产生的流动，尽管都是一个载体，但流动的方向速度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西医对大脑的细胞结构、分子结构很清楚，但没有办法解决神经病。从脑电图找问题是对的，但是没有理论基础就总是找不到地儿，生物电医学出现之后，就是提出了一个方向，往哪儿去找，应该怎么找。

　　严佳敏：您对中医的研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王玉玲：我是从1994年开始研究中医的，那时候是业余的。我当时在英国学习分子生物学，那是最时髦的。可是通过学习和研究，我发现分子生物学很费钱，还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尽管我可以得到学术地位，但是对人类健康来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于是我便开始研究中医。直到2005年的秋天，我才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医研究。我想我要做一件自己认为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在中医上要做创新性研究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

　　严佳敏：中医西医有何本质区别？您是如何看待中医现今的学术地位的？

　　王玉玲：其实中医和西医是没有本质区别的，中西医是不应该分开的。我在书里比较系统详细地阐述了统一医学理论。

　　首先，我们的人体是同一个系统，生命也只有一个，医学是为生命服务的。中医和和西医并不是两个体系，而只是不同时期所产生的两个医学学派而已。而且，这两个学派所研究的许多内容也是重叠的。但是，由于研究的历史时期不同，当时所拥有的知识与技术手段不同，产生的学术术语也就不同。有些中医界的人总想把中医拉出来，努力强调中医与西医各自的特点；而一些西医界人士总想把中医推出去，因为中医说不清道不白。其实，中西医是分不开的，就是一个东西。

　　通过研究，我发现，中医强调功能与结构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中医主要研究整体结构与整体功能的相互关系。同时，中医在器官水平上、细胞水平和分子水平上也有一些临床研究，但由于历史条件和科学技术水平的低下，中医的研究一直是以整体水平研究为主，没有进入实验临床阶段。西医强调结构功能，也就是说西医一直是以研究器官、细胞和分子水平结构为主的实验医学，从器官、细胞、分子的结构开始研究，因此西医对器官、细胞、分子水平的研究非常深入化、体系化。

　　中医体系要比西医体系完整（见表1、中西医临床统一分析），也就是说，中医体系更完善、最完整，中医是最完善的医学体系。中医将医学分为功能医学和结构医学：功能医学包括分子、细胞、器官和整体水平四个水平；结构医学包括分子、细胞和器官三个水平。而中医在近300年来研究这七个水平的过程中，故步自封，只是用一些原画、原图去研究，没有用现代的科学知识、技术手段和思维方式去研究，没有系统地去研究它的物质基础，使得西医包括像分子医学——药物；细胞医学——克隆、试管婴儿技术，器官医学——外科，这些医学技术比中国发展得快，从而导致了西医主导世界医学界的局面。

　　我们现在不该提中医、西医的概念，而要提的是一个统一医学。中医过去没有提出明确的物质基础，但是中医是作用在人体上的，人体是物质的，怎么能说中医没有物质基础呢？中医的理论是阴阳五行，其实阴阳五行就是物质分类和物质性质，阴是物质、是结构，阳是功能；气血精液的“血、精、液”都是细胞水平、分子水平的物质。

　　表1、中西医临床统一分析（内容详见当期杂志）

　　所以中医要比西医更完善和全面，西医只是中医发展的一部分。像针灸，就是器官医学的典型代表，它既是外科技术，又是生物电技术。历史上，扁鹊也做麻醉、做手术。为什么后来中医没有发展起来呢？就是因为大家太想传承了，而没想发展，使得中医没能物质化，没能用现代的科学手段去研究它。中医3000多年来的发展之路就是传承，徒弟要尊重师傅，维护师傅，认为创新就是违背了师傅；而西方人不一样，西方总是批评型的。

　　我的研究表明，现在中医的学术研究走错路了，它要求做中医按西医的思维方式去做。这样做技术上是可以的，但是理论上是不可以的，现在做科学把技术当成理论了。可以说，一方面3000多年来，中医理论没有创新过，研究中医的人也没有从中医理论的物质化考虑过，因此，中医的地位就被从属化、边缘化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悲哀，不仅是中国人的悲哀，也是全世界的悲哀。

　　严佳敏：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写这本书的想法？在写作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

　　王玉玲：2006年。当时有人说中医必须离开医疗服务体系并提出要取消中医，把我激怒了。一开始我并不想写这本书，因为我将会面临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我的技术会被曝光，我是挣不到钱的。但一些科学家明确提出中医是伪科学，应该退出医学服务体系，我听了挺生气的，感觉这是对科学的不慎重。其实科学是没有“伪”的，科学本身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没有真伪之分，只是科学结果可能会有真伪之分。首先科学的真伪要从科学的定义来分析，“科学”二字本身是技术方法和研究过程的定义，即研究问题的方法和过程，如此说来“方法和过程”是没有真伪的，所以就没有“伪”科学之说。但是，现代人们把“科学”名词化了，更把“科学”二字“演化”为“结果”，“演化”为正确、真实的结果，因此，不正确的、不真实的结果当然就是“伪科学”。严格来讲，只有科学结果可能会有真伪之分，不存在伪科学，只有伪科学结果。

　　我当时下定决心，就算倾家荡产也要把这本书写出来，让世界的人来看看。也许这本书写完之后会受到批评，但至少为中医和西医打开一条路，大家来探索，为对中西医统一感兴趣的人建立一种新的思维模式。

　　在写书过程中的确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首先是资金上的困难，写书既需要时间，又需要研究经费。其次是出版问题。学苑出版社的孟白社长坚信这本书的价值，全力帮助我出这本书，这让我第一次感到支持的力量。

　　实际上，最大的困难是自己知识结构的问题，毕竟自己是西医学博士，要写中医的东西挺困难的，要把中西医统一在一个平台上论述，那么，仅有医学知识也是不够的。我要研究唯物论，还要学习“易经”、“八卦”、“风水学”、“相学”等，以便从根本上理解我们的祖先为何如此研究中医。生物电是电，属于物理学范畴，物理学更不是我的专业。所以我就经常去找物理学的人给我看，总怕出一些比较低级的错误。因为这种研究是交叉学科，所以我找了很多人帮助我，找人帮助的过程也挺困难的。走到今天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严佳敏：您的生物电医学是否可以完全将中医的原理解释清楚？生物电医学与中医是什么关系？

　　王玉玲：我认为是这样的，我的书基本上将中医的原理解释清楚了。简单地说，中医是研究人体结构和生物电相互关系的医学；同时，我的书也诠释了西医的全部内容。生物电医学本身是中医、西医两个学派的共同补充。首先，生物电是中医理论的主要物质基础，同时，生物电又是中医辨证论治的重要物质基础，因此，中医的结构医学已经被发展的西医取代了，因此，生物电医学是中医的一部分（见图1），在生物电理论指导下的许多中医问题需要重新验证，因此还有很多的研究工作要做。就我们目前的认知，可以把医学统一在分子、细胞、器官和生物电这四个层面上，在这四个医学层面上中医研究比较完善，在整体方面比较深入、系统，但是在分子、细胞、器官方面做的少。所以一直无法把中医物质化，有些人愿意保留中医的神秘感，不愿意把中医说清楚，这实际上是个很悲哀的事情，不过将来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应该是统一了。

　　（图1详见当期杂志）

　　严佳敏：生物电医学的出现是为了证明中医也具有科学性，但一些业内人士认为，中医能够存在几千年是因为它的临床有效性，而不是“科学性”，中医与科学本是两个并存的认知体系，没有必要用其中一个去证明另一个。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王玉玲：这个说法本身就有问题，科学是方法学，很多人总是把中医、科学、科学结果混淆。临床有效性就是“科学性”，我们现在研究某种药物的临床有效性，就是科学研究的过程，通过科学研究的结果就具有科学性。因此，中医的发展本身就是中医人几千年科学研究的足迹。中医与科学不是两个并存的认知体系，中医是科学的一个分支，生物电医学只是为中医这门科学提出了一个共同的物质基础，有了物质基础，研究就会突飞猛进。比如现代医学中的医学心理学，医学心理学目前没有明确的物质基础，但是没有人否定医学心理学是科学。

　　严佳敏：书中认为，中医理论和中医实践都是有物质基础的，这个物质基础主要是人体生物电。有人质疑仅仅从“物质”这个角度去阐释中医理论，是不是太片面了？就像中医理论中的“七情”，又如何去找其“物质”基础呢?

　　王玉玲：我认为，我们生活在21世纪，只能用21世纪可利用的技术知识和手段来研究中医。中医的物质基础包括人体的物质结构和生物电，过去没人系统提出生物电在中医理论和中医实践中的地位，因此，中医就成了说不明道不白的东西，有了生物电，中医理论就完整了。过去中医也讲物质基础，人吃中药，中药就是物质。中医的按摩推拿都属于生物电，推拿是使人整体生物电和分子器官生物电发生变化。中药不仅考虑到生物电，还考虑到物质，所以好多药都是要熬，汤药里面有许多矿物质，补充身体的正负电荷。有一点一定要记住，生物电的物质基础是人体的物质结构。

　　“七情”的“情”字我在书里讲过，这首先是我们人体的心理作用，我们智慧的物质基础是什么？可能也是生物电。你大脑里的生物电就是产生各种情绪的物质本质，所以你有了“七情”。因此，健康的情绪可以治病，大脑产生一个非常健康的生物电信号，这种生物电通遍全身之后可以抑制异常的生物电，就可以治病啊。所以“七情”的物质基础可能都属于生物电范畴，其他物质根本是解释不了的。

　　严佳敏：还有些人认为你所提出的生物电也是人体发出的一种生理现象，生物电的强弱也是人体的一种症状。您认为生物电与人体的症状是一种什么关系？

　　王玉玲：这是一个前沿的科学问题，我认为生物电是人体症状的物质基础。我讲一下什么是生物电进生物电出你就明白了。打个比方，假如有一瓶毒药，人喝下去之后，毒药首先会跟体内某种物质发生电荷的结合，如果结合得紧，毒性就大，人的生命就无法挽回；如果电荷的结合比较松，很快排出体外，人的生命就没事，毒药分子的电荷与人体某种物质电荷的结合过程就是生物电进。什么叫生物电出呢？这药喝进去之后，与胃上的某种物质发生结合，首先影响了分子水平的生物电，如果分子水平生物电发生巨大变化，使胃的平滑肌细胞的生物电发生变化，产生强烈收缩，人会感到胃疼；如果结合比较弱也可能不疼，这个结合只影响分子生物电，没有产生分子、细胞、器官的变化，就不会产生症状。症状本身是生物电变化强弱的阈值范围，超过这个阈值人体就有反映了，就会出现症状了。所以生物电的变化是症状的基础。

　　严佳敏：生物电医学在临床上的应用如何？

　　王玉玲：目前我们已经开发出生物电共振治疗仪，申请了国家发明专利和国际PCT。这个技术首先将穴位治疗发展为经络（生物电）治疗，生物电共振治疗仪本质上是发展了的经络治疗技术，也是发展了的针灸技术。目前设备在进行临床疗效验证，主要进行下腰痛的治疗，效果不错。生物电共振治疗仪是在中医生物电理论及经络生物电理论的基础上研发出来的新产品。我相信中医技术的发展一定能够为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找到技术出路，我从事中医研究的目标就是要发展中医技术，为中国农村医疗服务做出贡献。

　　严佳敏：王博士，请您展望一下生物电医学的未来？

　　王玉玲：作为生物电医学的内容，临床检测内容已经很丰富了，比如心电图的检测等，但是在治疗方面，由于理论没有建立，所以针灸、电疗、推拿按摩等技术的发展迟缓，疗效无法提高。今天，我们系统提出生物电医学的理论，在生物电医学理论的指导下，科学家可进行全面研究，发展生物电治疗技术，直面疑难杂症。

　　未来的生物电医学研究将在三个领域展开，一是生物电基础研究，有人预言，生物电医学的基础研究可能孕育着诺贝尔奖水平的研究机会；二是生物电产品研发；三是生物电技术在临床上的应用，生物电技术的临床应用将会帮助科学家很快解决疑难杂症问题，为人类健康服务。

　　同时，生物电医学的意义在于对中医理论与技术的发展，对中西医统一的推动。我坚信，中医源自中国，中医的发展也要靠中国人的努力。我更坚信，生物电医学将推动中医的发展，促进中西医医学的统一。借此机会，我想表达一个愿望，欢迎各界科学家参与生物电医学的研究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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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知:不做高官,甘做“园丁” [转帖]

　　　　上世纪的二十年代初,在湖南芷江侗乡这个古老的小镇有一位传奇的女性,她敢违父命,毕业于桃园师范,因受新思潮的影响,冲破封建樊篱,抱着继续求学的愿望来到了大上海,经常听陈独秀、陈望道、沈雁冰等知名人物的讲课,思想不断进步,一心向往着革命,经刘少奇同志介绍,于1922年加入了中国****,并与李大钊同志一起过党组织生活,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做党的地下工作,后来与中国****的创建人之一张太雷结成夫妻。张太雷牺牲后,她化悲痛为力量,更加坚定革命的信念,长期做党的地下工作,几十年如一日,出色完成党组织的各项任务。她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和多次接见。新中国成立后,党组织安排她在共和国担任党和政府的重要职务,她却婉言谢绝,甘当一名普通的“园丁”。这位传奇的女性就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奋斗一生的杰出****员———王一知。
　　王一知,原名杨代诚,1901年出生于湖南湘西芷江县城一个典型书香门第的封建家庭。她父亲杨凤笙少时曾与熊希龄是沅水校经堂的同窗好友。后来留学日本,回国后,熊希龄任民国国务院总理时,杨凤笙被邀担任国务院主事。辞官后回家乡芷江县城仍以教书为生。他虽受过东洋高等文化教育,但他仍是满脑子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思想。王一知的母亲谭氏20岁就嫁到杨家,因一次在清扫正堂时不小心打碎一只摆在神龛上的祖传明代细瓷,惹怒了婆母,破口大骂谭氏是“扫把星”。丈夫杨凤笙从外归来,不问青红皂白对谭氏一顿毒打,并跪在其母亲面前说:“只要母亲消气,要怎样责罚谭氏都行。”狠心的杨母长坐而不理睬,直到杨说“从今以后不再进谭氏房”,婆母才“哼”了一声,才算消了气。此后,杨凤笙果然10余年不进谭氏的房。杨的母亲去世后,经许多人说合才肯与其妻同居,谭氏36岁才生下王一知。杨凤笙所指望的是妻子能生儿传宗接代,继承杨家香火,偏偏生的又是女孩。他借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于是,他讨了妾,生了儿子,爱子及母,对谭氏由冷淡转为厌弃,对王一知也就失去了怜爱之心。谭氏因封建礼教的折磨,40岁白了头,50岁含恨离开了人世,那时王一知才14岁。王一知目睹家庭这一切,她怀着满腔悲愤,毅然违背父命,离家考取了湖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桃源师范。因为师范学校公费,王一知在这里学习了5年,但其父亲没给过她一文钱以示决裂。在这5年中,王一知过着十分艰难的日子。鞋袜破了,穿同学们送的,墨水少了掺着水用,她通过勤奋刻苦学习,以优异的成绩拿到了毕业文凭。
　　就在王一知毕业的那一年夏天,学校给她发了10元保证金,她用这保证金作路费回到芷江,把母亲寄放在舅舅家的首饰、衣物收集起来,想变卖用于去北京报考女师大的路费。谁知被她父亲发现了,父亲对她说:“你在芷江当个小学教师,我替你找个门当户对的人家结了婚,不愁吃,不愁穿,安分守己过日子,有多好。”王一知不置可否,她深深知道若回答个“不”,那她父亲就会大发雷霆,就会加紧监视她,她升学的打算就会落空。当时,王一知箱子里收藏着几本由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主编的《新潮》,被其父亲开箱见到了,拿了一本去查阅。王一知急忙把其余的书藏到对门张家,连人也干脆躲藏起来不露面。张家的太太无子、无女,很同情王一知的母亲,又非常喜欢王一知,见王一知躲在她家,衣物全无,就慷慨地为王一知置好全套衣被。这时,王一知听说有同学去桃源上学,并且已租了船,还请了一班兵保护(当时土匪猖獗)。王一知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且又有安全保障,于是把行李送到船上,然后再到桃源去取。她不敢坐船(怕其父知道不让走),就雇了一顶轿子起早赶路,结果她到了桃源,那船只被抢,土匪还把女同学掳了去,要家长备钱去赎。王一知的行李全部丢失,万幸的是当初她没坐那条船,她去北京报考女师大的希望成了泡影。这时她的同班同学在溆浦小学当校长,她就在那里当了小学教员。她教了半年书后,同窗好友王剑虹从常德来告诉她上海有个平民女校,招收中学、小学毕业无钱升学的女生,可半工半读。特别是讲学的老师都是知名人士,政治理论水平很高,都是要革私有财产的命的革命家。王剑虹带来的这个消息对王一知来说真是喜从天降。她决定立刻动身到常德同王剑虹一起去上海。
　　1922年2月,王一知与王剑虹一起来到上海,湖南二女师学生同时去的有6人,其中一人是丁玲。她们6人都编在高级班,她们6个人在渔阳里租了一间厢房作宿舍。当时平民女校是中国****以“提倡平民教育”为名,开设的党团活动机关,由李达同志出面主持办学。陈独秀、陈望道、沈雁冰给她们讲课。1922年,刘少奇同志从苏联回国也常来该学校,总是被同学们团团围住,七嘴八舌向他提问,刘少奇和蔼可亲的仔细把同学们的提问记录下来系统回答。同年下半年,王一知经刘少奇介绍加入了中国****,随后党中央、团中央一起迁到北京,组织上安排王一知寄居在李大钊家中约一个月,与李大钊同志一起过党的组织生活。参会的还有何孟雄、缪伯英、高君宇等同志。李大钊每次的讲话都让王一知等人明白了一个道理:扩开眼界。李大钊指示她们:妇女运动很重要,妇女不光要争女权,还要争人权和争工作权利。要多认识一些同学,引导她们关心政治斗争,要把妇女运动和工人运动结合在一起。王一知把李大钊的指示牢牢记在心里,认真努力地把党的工作做好。
　　1925年党派张太雷去广州任广州国民政府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助手,王一知也同去了广州,与张太雷同志生活在一起。张太雷鼓励她说:“笔杆和舌头是我们革命和政治斗争的武器,应该不断地运用,不写不讲是不对的!在这个时候群众是多么需要我们写和讲啊!”于是王一知大着胆子到群众大会上去讲话。随后王一知还主编了一份面向妇女群众的《光明》周刊。在第一、二期上邓颖超、蔡畅等同志都发表了文章。王一知也写了许多文章宣传革命道理,鼓舞广大妇女群众参加革命的斗志。1927年春,组织上调张太雷做党的工作,鲍罗廷顾问那里的工作另派同志担任。当年,上海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接着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7月15日汪精卫也公开反共,叛变了革命,在武汉开始大屠杀,大革命就这样失败了。此时,张太雷叮嘱王一知设法回到上海去生孩子。王一知到上海先寄居在一个朋友家里,10月才租到房子,在搬家的第二天就生产了。过了几天张太雷忽然回来了,王一知高兴得流出热泪。张太雷这次回到上海只停留了20来天,他每天都体贴入微的看护着王一知。11月20日正是王一知生产满月的第一天,张太雷却早上4点多钟就提着一口箱子出门了,王一知几次要起床相送,都被张太雷拦住了。王一知做梦也没想到,张太雷这次匆匆离开其母子俩竟成了永别。张太雷在广州起义时担任广州苏维埃政府(广州公社)代理主席兼人民海陆军委员。起义的第二天,张太雷在乘车赶往大北门指挥战斗途中遭敌人伏击,不幸壮烈牺牲,时年29岁。

　　张太雷牺牲后,王一知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打击,党中央对她予以亲切关怀和照顾,瞿秋白、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同志常常来看望她,帮助安排生活。于是她化悲痛为力量,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念,她一直在白区工作,先在上海后又转移到重庆做党的地下工作。1945年8月底,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到达重庆,与国民党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谈判,最后达成“双十协定”。在这段日子里王一知等一批人的心情感到无比激动!她们日夜想念的党中央已近在咫尺。她们多么想见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啊!然而激动人心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有一天晚上,一辆汽车把龚饮冰、王一知和其女儿伊红接到红岩。毛泽东、周恩来分别亲切地接见了王一知等人。毛泽东亲切接见王一知时,王一知向毛泽东恳求,希望到延安去锻炼和改造,毛泽东以既关心又爱护的口吻指示她安心在白区工作。周恩来在接见王一知时,表扬了王一知在上海电台工作表现非常突出,希望她继续做党的地下工作。于是,王一知只好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安心继续留在白区,尽心尽责做好党的地下工作。
　　1948年4月,王一知按党的指示去了香港。1949年2月,她听从党的召唤来到了党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再次受到了党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当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都曾对王一知说:“解放后,她可以在共和国中任意挑选一个适合于自己职位的工作。”北京和平解放后,王一知跟随党中央一起进入北京城。不久,她又只身来到上海找原地下党的领导人刘晓,请求从事教育工作。上海解放时,她奉命接管上海最大的吴淞中学,担任校长。1950年10月,中央组织部将王一知安排在教育部担任重要职务,然而,王一知却主动要求到基层从事教育工作,甘当一名普通的“园丁”。于是组织上安排她担任中组部直属的高级干部子弟学校———华北中学校长。1952年华北中学与北师大附中二部合并,王一知担任北师大附中副校长,负责二部工作,1953年改北师大附中二部为北师大附中,仍为高级干部子弟学校。王一知继续担任校长。当年5月,周恩来总理来到这所学校视察时指出,干部子弟特别是高干子弟,不应做清朝的“八旗子弟”,应与工人子弟打成一片,于是,从1955年起又将北师大二附中改为普通中学,划归北京市教育局领导。当时,有一些校领导和老师想不通,王一知为激励大家永不自满,奋发有为地前进,她深思熟虑地向北京市教育局提出,要求把学校命名为“一○一中学”。她满怀深情地说:“如果说过去有成绩,那就用‘一○○’来代表。‘一’是新的起点,让我们从一开始!”这就是她要求将学校命名为“一○一”的原因。从此这所学校既招收高干子弟,也招收工人子弟。当时,郭沫若热情地为该校写了校歌歌词,歌词的最后一段这样写道:“一○一,一○一,这是永不自满的象征,由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团结起来,前进!”。
　　王一知担任这个学校的校长时,时时处处以身作则,从高从严要求自己,从不搞特殊化,当初组织上为了照顾老同志,城里安排了条件很好的住房,她却坚持在学校与师生同吃同住。王一知在任北师大附中副校长前,国家给她定的是行政八级,享受部长待遇,而当时北师大附中校长是一位民主人士,工资为十二级。王一知便多次申请把自己的工资级别下降为十二级,从那时起,一直到离休,30年来,她都只拿这个级别的工资。王一知从教几十年一直苦心探索教育、教学、教改,努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材,李铁映、伍绍祖、施光南……都是她当年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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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是怎么上台的？ [转帖]

　　在崇尚“左”倾教条的时代，把莫斯科的指示和利益看得远比中国革命更重要的王明的上台，不可避免地会给处于白色恐怖下的中共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几乎所有了解中**史的人都知道，王明火箭式的崛升，是靠了俄国人的大力提携。不少人并且能够举出王明的大靠山米夫的名字。有些谈论王明的著作，干脆把在1930年底和1931年初短短20天时间里发生的这种戏剧性的变化，说成是米夫和王明预谋已久的事情。事实上，如果不是在1930年6月突然冒出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立三路线”来，那位前中山大学校长未必有理由跑到中国上海来，不顾一切地把他过去的学生扶上台。

　　中共中央与远东局发生严重分歧

　　1927年国共分家，****人大举暴动夺权，结果因敌强我弱，党的力量受到极大削弱。异常惨烈的十二月广州暴动失败后，中共中央的政策转趋稳健。经过两年左右的休整，到1930年初，****人在中心城市中的力量开始得到了恢复。这种形势重新使中共中央对革命的前景乐观起来了。

　　1930年2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形势日趋明显。随着蒋、阎军队开始交战，中共中央判断中国革命将会有一个跃进式的发展。

　　而根据李立三的测算，过去五卅运动时，也不过靠三四千工会会员就闹起来了，省港大罢工干脆就是靠一些政治口号就发动起来了。只要形势具备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无论是李立三，还是中共中央其他人，都毫不怀疑，革命一旦爆发，就会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势不可挡。不料，他们听到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说，莫斯科领导人对夺取武汉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共产国际正在为中国革命起草文件，支持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已经在那里的周恩来也有“建立苏维埃根据地”这样的提法。

　　中共中央除了立即根据李立三起草的文件于11日通过了一个正式决议，同时起草了一封给共产国际主席团的电报，内称：“中国革命猛烈发展，已接近直接革命形势，中央决定坚决执行对军阀战争的失败主义的路线，极力争取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要求在国际对中国问题的决议上确定这一路线。”电报同时声明：“中央不同意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等类的割据观念，要求国际动员各国支部加紧保护中国革命的运动”。

　　13日，李立三在递交中共中央决议和电报时与远东局德国“毛子”罗伯特在约定地点秘密会面，罗伯特读过电报和决议后明确表示怀疑，既然并无共产国际正式文件到来，中共中央这样仓促反映是否明智。况且，新的决议对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估计是否太过乐观？另外，“既要一省几省首先胜利，即是建立苏维埃根据地”，这二者究竟有多大区别？据此，罗伯特明确表示不同意下发决议和代发致共产国际电。

　　在进一步讨论了罗伯特的意见后，李立三与项英代表中共中央再度与罗伯特秘密会面。李立三当场声明：中共中央并非不想等待国际决议到来，可是目前客观的要求不允许我们等待。“我们要对国际负责，同时更要对革命负责。如果中央看到革命形势的发展，不决定一个路线，那就是对革命不负责任。”罗伯特的态度也十分强硬，他正式提交了一封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说明远东局对新决议的意见，同时明确表示，周恩来、瞿秋白都不在国内，政治局还有人生病，这个决议只能算作一个草案，绝对不能下发。

　　25日，向忠发分别写信给周恩来并致电共产国际，反映中共中央与罗伯特及远东局的严重分歧。信中强硬地表示：“谁不同意立即发布中央的决议，谁就是把中央置于对革命犯罪的地位。”罗伯特力图把中国革命的力量集中到“一个或几个省”，这不仅是主张地区割据的观点，而且是“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因此，中共中央坚决要求共产国际立即召回罗伯特。

　　王明等三人借机向李立三发难

　　宣传部长与远东局发生争执，给自认为比李立三更懂得列宁主义真谛的王明提供了一个机会。但如果说王明这时已经在密谋取李而代之了，却也未必。因为，王明才刚刚进入宣传部当一名小秘书。正如后来博古所说的，他第一个想要取代的，多半是宣传部大秘书潘问友。

　　李立三的许多大块理论文章，大多都是潘起草的。王明显然看不上潘的理论水平。来宣传部不久，王明就毫不顾忌地同他的顶头上司李立三就“革命高潮”是否等于“直接革命形势”问题发生过一次争论。李立三颇不以为然。当6月11日决议形成，又得知远东局也表示了反对的态度，情况自然就不同了。

　　决议形成之前，王明就找到留苏学生博古、王稼祥、何子述等三人说，李立三的文章中有许多说法不对。三人随后仔细研究了李立三的文章，得出了大体一致的看法。

　　7月9日当天，李立三长篇讲话之后，只两三个人发言拥护，王明即按照预定的计划抢先发难。说不能说中国革命的爆发是世界革命爆发的开始，因为列宁早已指出，只有在俄国有首先爆发世界革命的可能；说不能只说中国革命爆发更引起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同时要特别强调中国革命是武装拥护苏联的最彻底最实际的行动，苏维埃中央将成为苏维埃联邦的机体的一部分并成为武装拥护苏联的前沿；说如果笼统说世界革命胜利，中国革命才能胜利，必至走到等待主义……

　　王稼祥紧接着发言，也尖锐批评李立三不认识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这一规律，看不到苏联单独维持胜利十多年这一事实。何子述肯定中央总的路线是正确的，但同时批评李立三关于中国革命可以掀动世界革命的说法太过夸大。

　　潘问友甚至直截了当地批评王明的发言是“反中央的”，博古紧接着对潘的发言进行了反驳。李立三当时即感到，四人似有“小组织的倾向”。

　　李立三声称，王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胜利要比十月革命在俄国的胜利影响更大，有了一个苏联已使帝国主义难以招架，何况再来一个中国？因此，中国革命胜利，帝国主义必然下死命进攻。结果，中国革命掀动世界革命是必然的。如果王明等人真的结成小组织反对中央决议，那性质就严重了。

　　何子述软了下来，声明他并不反对中央路线。但王明却表示，他服从中央决议，绝不发表他的个人意见，但对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一点，他将保留他的意见到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时再提出。第二天，即7月10日，王明还进一步写信给中共中央，说明“在政治讨论会上与立三同志的争论”，并声明保留个人意见，坚决执行上级决议，是布尔什维克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之一。

　　随后，向忠发和项英召集王明几人谈话。向忠发当场痛骂了王明一顿，并要求四人限期声明，承认错误，服从中央。

　　王明气鼓鼓地不服输，坚持要闹到莫斯科去。博古等人则看出事态的严重，主要先保留党籍要紧。经过劝说，王明才同意四人共同写声明书，承认错误。声明书递上去后，向忠发认为四人并没有真正认识错误，因此坚持要给四人处分。于是，几天后，向忠发、邓中夏把四人召去正式宣布了中央对他们的处理决定。王明被给予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其他三人分别受到严重警告，并被重新分配工作。王明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当干事，原在全总宣传部当干事的博古被分去上海工联帮助编辑工人小报，王稼祥、何述之分别去广东与河北另外分配工作。

　　在受到处罚之后，王明和博古虽然在上海仍经常见面，但惧于被开除的危险，他们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也只好偃旗息鼓，不敢再多活动。尽管随后中共中央与远东局进一步发生严重冲突，王明也再没有什么表现了。不过，向忠发和李立三大概绝对没有想到，由于继续让王明留在上海，竟会给了他几个月之后秋后算账的机会。

　　向忠发等赤裸裸批评共产国际

　　1930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夺取全国胜利的勇气开始达到了顶点。

　　16日，向忠发不顾远东局的反对，坚持要求致电共产国际主席团，说明：中共中央已经决定，以武汉武装暴动为首发，同时实行南京兵暴、上海总同盟罢工，一举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中国苏维埃。为此，“要求国际动员各国支部积极进行保护中国革命运动，特别是联共的积极支持，并派大批政治军事人材前来加紧指导工作”。

　　27日，红军三军团乘虚攻下湖南省会长沙，并宣布建立苏维埃政府，引起国内外巨大震动。

　　正在这时，远东局突然通知中共中央说，共产国际回电认为中共中央目前的暴动计划是脱离实际的。31日晚，李立三不顾有病在身，赶往会见远东局代表，详细解说当前急风暴雨般的革命形势，断定共产国际还不能很深地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形，要求远东局立即去电说明。

　　第二天，即8月1日，政治局开会，李立三汇报了与远东局谈话的情况，再度强调“国际还不能完全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形”，“客观形势已经成熟，这是绝对不成问题的”，绝不能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我们如果对党的路线发生动摇，我们虽然忠实于国际的电报了，但我们对中国革命却是犯罪”。与会者都一致赞同李立三的看法，向忠发也毫不含糊地表示：“我们应当向国际负责，但同时更要对革命负责”。

　　由于1日的会讨论共产国际的指示占用了太多的时间，3日政治局再度开会，具体讨论和部署全国暴动的问题。李立三提议，武汉暴动后，不仅应在南方中心城市上海、南京、广州等地广泛组织暴动，而且要以红军六个军的兵力向北进攻，配合郑州、开封暴动，消灭冯玉祥的力量；同时在北京、天津、唐山等地暴动，消灭阎锡山的力量。与此同时，必须推动满洲的暴动，因为这将是“国际战争的序幕”，因为满洲暴动起来了，日本帝国主义就会向苏联进攻。而我们的战略就是要掀动国际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决战。

　　显然，李立三这时内心里充满了对中国革命的自豪感。他声称：“长沙事件，帝国主义国家不知打了多少的电报给他的中国代表，但国际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字给中国的代表，这是国际轻视了这一事变，并且是对中国革命估量的不足。掀动国际的阶级决战，不仅是我们的战略，而且这完全是客观形势的必然，我们必须如此准备。”

　　既然莫斯科看不出即将到来的胜利决战，李立三开始自主承担起指导世界革命的重任来了。他提出：中国党应当负起责任，求得共产国际了解：“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将西伯利亚几十万中国工人武装起来，回国向敌人进攻；暴动一胜利，蒙古就应回归祖国，成为中国苏维埃联邦之一，出兵进攻北方。“如果国际不同意，党亦必须根据实际与国际力争”。

　　听了大家的发言，向忠发也十分激动，说：“今天的讨论有极严重的意义，并且有世界的意义……在今天证明我们不仅充分执行国际的路线，并给（共产）国际以很多的帮助。这决不是表功，而是事实。”“此次国际来电，证明国际的错误”，“如果中央机械地忠实地执行国际的电报，不仅是机会主义，而且不党成为敌人奴隶的党”。“现在的形势，军阀的崩溃，已是到了可以时日计算，我们决不能放松客观形势，否则是革命的罪人”。

　　在中国党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历史上，如此赤裸裸地批评共产国际，如此毫无顾忌地要告诫莫斯科应当这样做或那样做，大概是绝无仅有的。因此，不难想象中共中央当年这样做的结果将会怎样。

　　得“尚方宝剑”，再度发难 与远东局代表不欢而散

　　8月1日和3日的政治局会议记录刚一交到远东局那里，就在外国“毛子”中间引起了轩然大波。

　　5日，远东局迅速致函全体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团中央书记，并越过中共中央向团中央领导人直接递交了信件。远东局在信中严厉声明：“中国党有陷入冒险行为的危险，它有可能卷入反对共产国际的斗争，这是一个很大的危险”。

　　由于翻译的问题，李立三在记录上的有些说法被演绎成了向共产国际的赤裸裸的挑战。比如，译文中有“你们要么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要么忠实于中国革命！”“需要改变共产国际的路线，需要为此同共产国际作坚决的斗争”。这种口气不能不让远东局惊异到了极点。更不要说李立三还在向莫斯科发布指示，要苏联红军和蒙古军队向中国出兵，并向世界帝国主义宣战了。这简直是“最可耻的一派胡言”。远东局的声明最后告诫说：如果有什么需要尽快纠正的话，那绝不是共产国际的路线，而是李立三的这场反对共产国际的表演，“因为这是拿中国革命当儿戏”。

　　6日，远东局罗伯特和其他三名代表与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政治局委员会李立三等举行了会谈。向忠发一上来就问：远东局是否承认中央政治局的存在？

　　罗伯特答复称：在没有得到中国党改选的通知以前，当然承认中央政治局的存在。

　　向再问：中央政治局是否在政治领导上已经破产？

　　罗答称：六大以来中共中央是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但最近确有反共产国际的危险，如不纠正，则有政治上破产的可能。

　　向马上质问道：既然你们承认中央是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那么为什么越过中央挑动其他负责同志来反对中央？

　　罗答复说：中央对南京、上海的暴动计划，有非常严重的问题，况且立三同志有反共产国际的煽动活动，远东局有权纠正中国党的危险倾向。

　　随后李立三站起来解释自己的看法，但远东局方面的一位叫杰克的年轻人站起来打断了李立三的话，生硬地指责中国党有很大的危险，李立三是在组织政治局反对共产国际。他话未说完，向忠发就大发脾气，冲着杰克大声吼道：你没有资格在这里说话！罗伯特急忙把杰克按了下去，但会议终究不欢而散。

　　盲目的暴动计划被迫中止

　　8月8日，为求得共产国际对自己暴动计划的理解，向忠发亲自致函斯大林，请求支持。他在信中明显地对中国革命形势做了夸大其词的描绘。称现在武汉、南京的工人都迫切要求暴动，农民群众正在向着武汉进攻，沙市、大冶、孝感、花园等不少中等城市已被红军占领，武汉和南京主要驻军或大部分或全部都倾向我们，异常迫切地要求暴动。为此，他请求斯大林给予指示并通过联共（布）给予切实的援助。

　　14日，不等斯大林的答复，中共中央已决定发出对时局宣言，号召全党“准备全中国的武装暴动”。同时，政治局明令各地红军反攻长沙、迅战岳州、进迫武汉、攻取沙市与宜昌、拿下南昌与九江，武汉工人则须“举行伟大的暴动”。甚至几天后周恩来回来，中共中央仍旧一度加紧部署切断武长铁路，牵制常德，重夺长沙，攻占岳州，击溃江西敌军，占领南昌、九江，夺取武汉的行动计划。尽管这时已有很清楚的报告得知武汉充其量只有几十个自己的同志，远不足以发动一场暴动，李立三却初衷不改，相信可以马上从上海抽调大批骨干去，迅速加强武汉的力量。为此，当得知有一艘运输枪械的商船将要离开上海，他立即找来负责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异想天开地要顾派人去夺枪。顾表示公开截船夺枪根本不可能，李立三则说：你们可以派人潜到船底下去凿一个洞嘛！

　　9月初，远东局亲自派人去武汉调查，知道根本不存在成功暴动的可能，于是坚决要求停止暴动计划。直到这时，中共中央才不得不最终停止了这一系列纯属盲动的行动部署。

　　在这时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上，政治局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批评，承认“中央的策略与工作布置犯了冒险倾向的错误”。不过，会议仍然肯定党的路线与共产国际并无二致。甚至对于8月初与远东局大吵和要求苏联出兵等问题，向忠发、李立三也只是很简单地表示了一种歉疚的意思，他们完全没有估计到这种事态的严重性。

　　当远东局转去的8月份的中共政治局会议记录一摆到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办公桌上，马上就在共产国际大楼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时，青年团的王盛荣、陈昌浩、陈绩之、凯丰、宋磐铭等5人刚好要回国，青年国际负责人沙发洛夫专门召集他们谈话，声色俱厉地大谈中国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断言政治局已经走上了一条与共产国际对立的“立三路线”，性质很严重。你们回去务必要同它坚决斗争。

　　由于王盛荣等回来太快，莫斯科那边尚未形成决议，因此它的态度变化不仅中共中央不了解，就连远东局也不清楚。对于三中全会上李立三对自己问题的说法，远东局也是听之任之，事后甚至还帮着中共中央批驳党内何孟雄等人的怀疑观点，说什么中国党与共产国际“从来就没有两条路线”，李立三的问题充其量只是“不正当的倾向”。三中全会结束后，周恩来向在上海党的积极分子传达会议这一精神时，不明就里的王明和博古对会议的决议也都表示了拥护的态度。但11月上旬王盛荣等人到上海后，他们的态度马上发生了变化。很快，这些从莫斯科回来的学生串连起来，开始公开对中共中央对李立三的错误轻描淡写表示不满。

　　王明和博古再度发难

　　13日，王明和博古故伎重演，联名写信给政治局，一面肯定地说“三中全会有重大的意义”，一面给李立三的错误上纲上线，尖锐批评李立三领导的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混合物，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布浪基主义的混合物”。

　　中共中央是在11月16日收到共产国际关于李立三错误性质的来信的。正是因为看到来信将李立三的错误明确定性为“机会主义的”、“反国际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三路线”，王明确信得到了尚方宝剑，他和博古马上又写了一信给政治局，除了把自己说成如何如何最早与立三路线势不两立，却受到残酷打击外，更是直截了当地要求中共中央“（1）正式公开宣布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教育全党；（2）正式公开在各种会议上及党报上宣布我们与立三同志争论的****，撤销我们的处罚；（3）禁止任何同志在任何会议上继续对我们的污蔑和造谣！”

　　王明、博古写第二封信时，党内已经明显地出现了与中央意见分歧的两派势力。一派以何孟雄为首，上海地方党和工会组织中的干部大部分都同情何；另一派则是以王明为首，在上海的回国留苏学生几乎都站在他一边。两部分干部观点接近，迅速结合起来，中共中央则不能不陷于被动。

　　注意到王明等人对过去受到的处罚耿耿于怀，周恩来最终主张先软后硬，即承认过去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不大适当，肯定其来信有对有错，要求他们在共产国际和中央路线下积极工作，帮助中央，若不听再闹，则不能顾惜。12月初，政治局决定发布告全党同志书，坚决反对破坏党的小组织活动，以挫败“陈韶玉（即王明）向党进攻”。

　　但仅几天后，由于远东局已经得到莫斯科方面关于三中全会犯了调和错误的指示，整个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何孟雄、李求实、罗章龙、陈郁等一大批省委、工会、军委方面的中层干部以及王明、沈泽民、陈昌浩、王稼祥（这时也在上海）、方英、博古等一大批留苏学生，几乎一致要求改组政治局。

　　由于党的许多组织都集中在上海，而“立三路线”也好，三中全会精神也好，统统是靠领导整个地区的江南省委贯彻的，因此，中下层干部要求撤换省委书记李维汉。上海地区党的工作一时间几乎完全陷于瘫痪。周恩来不得不考虑承认过去对王明等处罚失当，但向忠发坚决反对，说“他以前也并没有站在正确立场啊”。

　　12月9日，政治局正式决议，公开承认三中全会犯了调和的错误，中共中央“必须通过新的政治决议案，以纠正三中全会的严重错误”。同时，政治局决定，在一星期内由现有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与团中央委员共同举行紧急会议，以便通过这样的决议。至于对王明等人的处罚，大家同意在《党的生活》上公开宣布撤销。但到具体分配工作问题时，人们对这些搞小组织活动的行为仍旧很难谅解，因此，仍决定对何孟雄必须处分，“陈韶玉到中央苏区去”。

　　改组政治局，拿瞿秋白“开刀”

　　政治局的上述决定几乎在一夜之间就不复存在了。

　　差不多12月上旬，曾经当过中山大学校长，这时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实际负责人的米夫就突然秘密来到上海。共产国际这样高地位的领导人亲自冒险到中国的上海来，这在中共与莫斯科关系历史上还是头一次。

　　米夫不能不来。因为，像8月初发生的那种公然对抗莫斯科的现象，共产国际成立十多年来可以说绝无仅有。容忍这种情况的发生，在莫斯科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而更加不能容忍的是，周恩来、瞿秋白带着莫斯科的旨意回去，竟然对这种情况听之任之、熟视无睹，三中全会甚至肯定前中央的路线与共产国际的路线基本一致，新的中央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改造，这自然让共产国际大为恼火，非亲自出马不可了。

　　中共中央必须改造。问题是怎么改造，改造谁，补入谁？

　　三中全会与二中全会比，政治局正式成员几乎没有变动，除关向应是新由候补补入的外，政治局正式成员确实与“立三路线”时没有变化，即仍旧是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项英、张国焘。其中张国焘在莫斯科未归，周、瞿刚回来，真正应该对“立三路线”错误负责的只有向、李、项三人，但就连李立三也丝毫没有受到惩处。不用说，在莫斯科看来， 李立三必须离开中国，去共产国际接受审查与批判。但当初出面顶撞的总书记向忠发、参与同远东局谈判的项英都是工人出身，能够把他们看成是“立三路线”分子而排除出政治局吗？找来找去，莫斯科最后决定除了要搞掉李立三外，还要拿瞿秋白开刀。

　　拿瞿秋白开刀是基于他此前在莫斯科时就因为卷入了中国学生的派别斗争，而受到过处分，被解除了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职务。这样的人怎么还能加入政治局呢？

　　要知道，在“立三路线”时受到打击和在三中全会以后受到压制的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就是这些被共产国际领导人寄予厚望的留苏学生。库秋莫夫不无激动地谈到了王明的遭遇，称：“他们为着国际路线而斗争，却被称为取消派，反革命的奸细，因此留党察看3个月到6个月。……这些同志起来说话防止党去做错误，却对他们实行摧残，这是不能容许的事情”。

　　如果说库秋莫夫在这里说得还不够清楚，那么，负责共产国际组织系统的重要领导人皮亚尼茨基则明白无误地说明了共产国际的看法，即：“在苏联有许多学校有好几百中国同志在那里学，他们之中有很好的同志知道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的理论和实际。他们回去了，但是不能够做到领导工作，为什么？我们以前不明白，而现在明白了，因为有一个小团体利益妨碍他们加入领导机关。费了很多力量和钱才能够把他们派回中国去，然而秋白或者立三不要他们做党的工作，我以为这是无论如何不能够允许的。”

　　青云直上握大权 米夫鼎力扶植王明

　　12月16日，根据远东局的要求，中共中央通过发出了《关于撤销陈韶玉、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的处分问题的决议》。与此同时，米夫通过远东局提议，让这些留苏学生进入中央各部担任某些负责的职务，比如沈泽民代理宣传部长，王明任组织部秘书，王稼祥参加党报，博古进团中央等。沈泽民暂时负责宣传部，王明去组织部做秘书，王稼祥去党报等，看来都很顺利，只有博古进团中央则费了些周折。团中央书记温裕成最初表示拒绝，继而拖着不办，直到12月23日才最终同意让博古做团中央的委员，负责团中央的机关报。

　　没有人知道米夫是否授意远东局暗示周恩来，王明等人应当补入中委，但以往那些关于米夫要求中共中央安排王明担任江南省委书记的说法，应当说并不十分可靠。因为从近些年披露的来自俄国的档案资料能够看出，在紧急会议召开前，米夫并不赞成全面变动党的主要领导机构。江南省委书记改选的问题，最初在很大程度上既不是远东局要求的结果，也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按照当时领导人的认识，江南省委的改造，简直就是一种无政府行为，“是开玩笑”。

　　12月初，由于江南省委工作几乎陷于瘫痪，周恩来亲自出席省委会议，进行说服工作。与会者言辞激烈，说服工作难以进行，最后周恩来不得不同意对省委进行部分改组，待中央政治局研究后即行解决。事后，李维汉明确提出辞去书记职务，周、瞿、向等也表示待中央紧急会议开过后可以考虑。

　　12月22日，江南省委常委会议，与会者多数再度强烈要求改组，并对中央政治局拖延决定提出质疑，呼吁迅速召开紧急会议，改选中央。李维汉在会上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多数人一致决议自行改选，陈云等虽表示反对，最后仍以多数同意选举了王克全为代理书记，并增补何孟雄等为省委委员。此举立刻引起了中央政治局的严重不满。

　　23日，政治局开会，瞿秋白一上来就表示，在紧急会议召开前这样自行变动江南省委，“是否太不尊重国际代表意见？”周恩来也明确认为，江南省委不经过中央如此处置，中央实在无法领导。但是，李维汉则强调，他确实已不能尽领导的责任，请中央顾及实际情形，与远东局商量找人代理。在这种情况下，会议才不得不开始考虑代理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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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年中国申奥惨败内幕:澳大利亚关键时刻出阴招[转帖]

　　1993年9月23日，在摩纳哥的蒙特卡洛，举行国际奥委会第101次全会。会上将投票选定2000年奥运会的举办城市。

　　9月17日下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举行会议。会议还未开始，萨马兰奇就让秘书把几则电讯稿送给何振梁（国际奥委会委员）看。萨马兰奇在电讯稿上写了 “何”字，并在后面打上了个大惊叹号。何振梁看了电讯后吃了一惊，原来是几家通讯社分别从悉尼和蒙特卡洛发出消息，说张百发于8月31日在北京接受了澳大利亚特别广播公司电视台的采访。张说，如果因美国国会的阻挠而使北京申办失败，中国要抵制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加以报复。何振梁不相信张百发会在这个敏感时刻，发表这种授人以柄的谈话，但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他又无法立即与代表团取得联系、查清原委。

　　果然执委会一开始，萨马兰奇就问何振梁有没有抵制这回事，何振梁毫不含糊地表示根本没有。萨马兰奇听后很高兴，立即让国际奥委会公共关系主任纳皮埃在当天下午国际奥委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安排何振梁去讲话。萨的意图明显是要为何振梁提供机会去澄清事实，把西方蓄意制造的这场“抵制”风波压下去。这并不合某些人的意，于是会上有人说：“中国方面如要澄清事实，可以自行召开新闻发布会，何必让何在国际奥委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去讲话？”萨马兰奇仍坚持让何振梁去说明情况，他说：“让何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明他在执委会上表明的立场，有何不可？”何振梁知道，萨是在这关键时刻帮北京说话。

　　会议休息时，何振梁急忙赶回旅馆，并与住在另一个旅馆的代表团联系。他对伍绍祖说，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把这场风波压下去。

　　自1976年以来，抵制奥运会一直是国际奥委会最伤脑筋的事。抵制的行动一般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并且国际体育界已达成共识：抵制行动不符合运动员的利益。何振梁处在与国际奥委会接触的第一线，比别人更早更多地感觉得到委员们的心态。为了政治目的而抵制奥运会的做法，在国际奥委会内最不得人心。悉尼散布中国将抵制奥运会的谣言，是花最少代价而又收到打击北京申办“最佳”效果的手段。因此，何振梁考虑他在新闻发布会的讲话，既要给支持我们的朋友以驳斥谣言的根据，更要使原来心存疑虑的人确信这是谣言，从而反过来增加对我们的同情。

　　这天在蒙特卡洛，这件事马上被 “哄”成了最大新闻。几家电视台整天每小时一次地播放“中国要抵制亚特兰大奥运会”的新闻，还播出了澳大利亚电视台采访时的一些镜头来证明他们“言之有据”。西方几大通讯社一天几次地播发有关中国要抵制的消息，有的消息别有用心，说中国从来就把政治利益放在奥林匹克理想之上，以往就有过抵制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和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的历史；说北京又在打政治牌，这次是想用抵制来“讹诈”国际奥委会以取得举办权；说奥运会交给北京办，到时候万一来个变化，很靠不住。

　　去新闻中心之前，何振梁匆匆了解了一下当天我们代表团新闻发布会的情况。果然不出所料，西方记者抓住所谓“抵制”问题，频频向我代表团发言人发难。出乎意料的是，我们的发言人在回答时不够明确坚定，只说“还没有研究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事”，“中国奥委会一贯尊重和支持奥林匹克的宗旨，对有利于发展奥林匹克运动的事，我们都会积极支持”。这种用外交辞令的回答，不仅不能把“抵制风波”压下去，反而使人产生“事出有因”的感觉。

　　于是在国际奥委会的新闻发布会上，何振梁对几百个记者开门见山地说明：“美国众议院关于反对在北京举办奥运会的决议，是对奥林匹克事务的粗暴干涉，严重违反奥林匹克精神，我们坚决反对。不论表决的结果如何，中国为奥林匹克运动做贡献的立场将始终不渝。不存在中国抵制亚特兰大奥运会的问题。”记者继续追问“中国是否参加亚特兰大奥运会”、“正在积极训练不等于届时参加”、“你对张百发的讲话有何评论”等。何振梁先用法语回答：“我不知道张百发先生有这类谈话，有关他的讲话显系误译误传。我再重复一遍，不论蒙特卡洛的表决结果如何，我们将参加利勒哈默尔冬奥会和亚特兰大奥运会。”他又用英语重复了一遍，穷追不舍的记者们终于不再提问。

　　事后了解，8月31日澳大利亚特别电视台采访张百发时，他确曾对美国国会明目张胆地违反奥林匹克原则、干涉中国人民申办奥运会的权利，表达了十分气愤的心情。他同澳大利亚电视台记者说，我们完全有理由对美国进行报复，但我们不会那样做，因为我们一贯支持奥林匹克运动。没有想到澳大利亚方面把这段讲话掐头去尾地加以编制之后，在蒙特卡洛表决前夕播出，并且把内容事先透露给西方各大通讯社。澳方的真实意图就是在临近表决之时，突然投下一颗重磅炸弹，以遏制北京正在不断上升的气势，使我们难以在短短的最后关头翻过身来。

　　直到19日，国际奥委会总干事卡拉尔对记者说，中国将参加亚特兰大奥运会的立场已像水晶般的清楚。“抵制风波”总算是过去了，但是它对表决会带来多大影响还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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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列宁当国家是条狗谁养为谁看门口的探讨[转帖]

　　　列宁在其<<国家与革命>>的著作中，一开始就阐述马克思的“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是剥削压迫阶级的工具，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的思想，列宁评述国家时一再强调国家的工具性质，认为国家可以被任何阶级、集团及其它的社会组织所利用，来作为社会一部份人压`迫和剥削另一部份人的工具，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理性地分析国家，进一步揭示了国家的门口狗性质，谁豢养它就保护谁，为谁作管治服务，列宁这一认识看到了国家最本质的地方，国家就是工具，它不理会你的爱憎，它不理会你的思想感情，它无视你的安危，它可以令你生活得幸福愉快，也可以无情地将无辜的你置于死地，问题只是社会的成员如何去把握国家这件工具，列宁他虽然认识到国家的性质，并似乎正确推断了它会消亡及其消亡的条件，但是，他最终对待国家这件工具以及利用国家这工具来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对头。
　　　发表<<国家与革命>>的时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阶段，俄国国内反对沙皇砖`制要求改革和革命的愿望非常强烈，沙皇参与对外战争转移国内矛盾的作用不大，在这内忧外患人民的思想和意志非常分歧分散的情形下，喧嚣的民族主义救不了沙皇政权，俄国军队的战斗力因此很弱，接连吃败仗在所难免，而德国人却全国空前一致地去实行他们的“德意志”，正所谓一人发狂十人难挡，协约国的英、法、俄围着德国来打，本该表演一场“三英战吕布”的，但是沙俄却后院起火，它经不住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折腾，俄军败下阵来落荒而逃，这战争消耗巨大，结果终于把沙皇的江山丢了。
由俄国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者以及得到中间派和部份布尔什维克支持的新政府成立了，但是在外忧内患的形势下新生的政权十分虚弱，列宁这个幸运的机会主义者乘机发动更激进的革命行动，他抛出的<<国家与革命>>就是这个行动的理论指导，他批评了社会党人、孟什维克以及部份布尔什维克人支持资产阶级政权，主张一定要再夺取政权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且立即行动而亦得到成功，但是这个无产阶级政权同样地脆弱，当德军向俄国彼得格勒推进时，列宁为了政权的生存而向德国屈服了，他接受了更苛刻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竟放弃了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诸省，放弃了芬兰、乌克兰和高加索部份地区，以百万平方公里计的领土和六千多万人口，包括俄国一半的工厂和三份之一的产粮区，大半的铁和煤都奉了送给德国，就这样，列宁刚取得政权就实践了国家为掌权阶级服务的行动，而且代价之巨大也是史无前例的，幸而后来协约国打败了德国同盟而帮助了苏俄恢复其领土,那则是列宁政权的运气好了，否则如果德国同盟一方取胜，苏俄政权将不会生存下去。
国家的基本功能有二：一是维护国内的秩序；二是维护本国的安全，而维护这个秩序和安全时，亦即是维护国家这件工具本身的安全，从而维护了掌握这件工具者的安全，因保住这工具才能保护自身，掌握国家者与国家两者的利益捆挷在一起了，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是掌握国家者自身就是国家了，所以很多时候在利益上我就是国家，国家就是我是分不开的，但是掌握者与其工具到底是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于是又可经常可以见到，掌握国家者是怎样的为保护自身为最终目的而牺牲国家利益的，如领土可以割让，人民可被抛弃，国家的种种利益可以出让，以求得他们的国家---工具的安全，以求得他们的政权---掌握工具的保障，而遭受苦难的则是百姓大众。
列宁玩弄国家这只狗可谓淋漓尽致，大奉送暂时消除了外部威胁之后，列宁接着是咬死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政`治异己，还咬死了沙皇一家来报杀兄之仇，然而，叱咤风云、显赫一时的列宁，却由于生活环境条件所限、由于历史的局限，他可能只是认识到国家是工具，是私有工具，国家是私国，不能认识到国家可以是公共工具，可以是公器，可以是公共国家，如果不是列宁的局限，可能俄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就要改写，俄国就不致兜了个从俄国到苏俄到苏联到俄国的大圈，至今又回到原地，令人民饱受动荡流血和艰辛的折磨。
列宁若能见到今天，他应当感到惭愧，他见到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帝国主义阶段，其实不是衰落灭亡阶段，相反却是成长后蓬勃发展快速扩张的阶段，用中国人最熟悉的比喻就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灭亡，反而更强大而且步向文明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并非一定要发展至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极端境地，事实上资产和无产两大阶级的矛盾性质的确是不可调和而永远存在，但是这种矛盾却是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缓和以及化解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大生产中离不开资本和劳动者任何一方，而且双方的合作能使社会劳动生产率得到空前的提高，至今仍没有一种制度能出其右，劳资双方少了谁都不行，双方是既互相斗争又互相依存的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存在足够使双方妥协的条件，只要在社会制度上抑制其斗争性，维护其依存性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要达到上述的目的，首先要将国家公共化，公器化，即民`主化，将国家这条本是私有的恶狗，变成公共的、要它认所有的公民为主人的好狗，来维护公民社会的秩序，即赋于所有公民自由平等的政治权利，废除特权，每个国民都有权参与政治管理来制定禁止暴力斗争的法规法则，在一个自由社会中自然地产生各种社会组织，在经济上各阶级阶层以其商会行会和工会农会等等的形式出现，在政治上以党派社团等等的形式出现，以此来进行经济和政治各个方面的自由竞争以及合法的斗争，通过合法的自由竞争和斗争来化解社会矛盾，即取代一方要压迫对方和消灭对方的暴力方法，从最典型的资产阶级与劳动大众(这里不用无产阶级是因为完全的无产阶级，其人数很快减为极少，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大多数早就赚到了自己的房子、存款、股票和债券等等财产资产，所以用劳动大众较全面)的矛盾斗争来看，他们在公平和自由的规则下开展竞争、斗争到妥协，再竞争斗争再妥协......不断循环往复，成功地化解所谓不共戴天的对抗为可以互相容忍容纳的非暴力的竞争和斗争，纵观社会发展，可以见到国家公共化形成公民社会，是如何有效地解决社会矛盾而建立了现代政治文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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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仙舰殉国遗照浮出水面[转帖]

　　
　　作者：萨苏 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

　　逸仙舰，是中国海军在民国时期自行建造的一艘大型炮舰，排水量1，560吨，装备HIH公司生产的150毫米前主炮一门，140毫米后主炮一门，76毫米高平两用炮塔四座，战斗力在抗战前的中国海军中仅次于宁海、平海两艘巡洋舰，排名第三。1937年9月25日，在保卫江阴封锁线的战斗中，逸仙舰被日军轰炸机命中，壮烈殉国。

　　说起逸仙舰来，今天很多朋友颇为陌生，甚至有人会把它和著名的中山舰弄混。实际上，这是两艘完全不同的军舰。

　　6－１中山舰原名永丰舰，是一艘日本三菱造船厂为清政府建造的海防炮舰，因孙中山在广州遭陈炯明暗算时以其为座舰，后改名中山舰，著名的中山舰事件，就是因它参与其间而得名的。1937年12月，该舰和永绩舰在长江金口执行布雷任务时遭日军轰炸沉没，舰长萨师俊战死。前几年，该舰被打捞后修复展出。

　　6－２逸仙舰，则是1931年，由叶再馥设计，江南造船厂建成的国产战舰，性能极佳，代表了当时中国造船业和军事舰艇设计的最高水准。叶是广东番禺人，英国格拉斯哥大学造船系和麻省理工学院的高材生，曾在平海舰的建造中纠正日方设计错误而名噪一时。当时，正是国民政府所谓“黄金十年建设期”开始之时。由于现有军舰多为清代遗物，为了保障海防，海军部长陈绍宽向蒋介石提出了一百艘军舰的造舰计划，并恳切地对蒋介石申明——资金方面，少编一个甲种师，几年就够了。蒋哭笑不得，内战正酣，不要说一个甲种师，连一个丙种团也少不得啊。不过，蒋并不是完全的死脑筋，在蒋桂战争中，他认识到了海军的威力。因此，蒋介石还是对海军建设提供了有限的支持。

　　这种情况下，海军方面得以在抗战前建造和购买一批新型军舰，包括宁海、平海、咸宁、民生、民权等，成为海军在抗战中的主力。逸仙舰就是这时建造的，也是这批舰艇中完全由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最大军舰。由于设计非常成功，江南造船所1936年曾开工建造一艘该舰的扩大型炮舰，无奈到日军攻占船厂，该舰工程仅完成不到一半，遗憾地被放弃了。

　　其实，逸仙舰也是一艘很有传奇色彩的军舰，它在江阴战沉之际，舰上飘扬的是海军部次长陈季良中将的将旗，标明逸仙舰是中国海军的旗舰。就在三天前，原中国海军旗舰平海号壮烈战沉，陈季良移旗逸仙舰，又遭到日机集中攻击。逸仙舰中部中弹，由于该舰没有装甲，一英寸的软钢船壳无法承受重磅炸弹的攻击，逸仙舰大轴被炸断，舰体大量进水，舰员阵亡14人，负伤8人（包括陈季良将军本人），终于倾斜沉没于鱼目洲岸边。赶来救援的驱逐舰建康号也遭日机围攻，中弹8发，沉没于龙梢港。逸仙被击沉后，陈季良中将再移旗舰于运输舰定安号，继续指挥战斗。

　　但逸仙舰的历史还没有终结。日军占领江阴后，派出打捞人员将其打捞出水，最初准备赠送给汪精卫政权。可是由于战争不断扩大，日军舰船捉襟见肘，于是毁约将逸仙舰尾部增加一层舱室，改做日本海军兵学校的练习舰，并改名为“阿多田”。1945年日本战败后，被迫将逸仙舰归还中国，并附赠了一套从装甲巡洋舰八云号上拆卸来的豪华柚木家具。逸仙舰重新列入中国海军序列。这番经历不可谓不传奇。

　　在写作《国破山河在》一书的过程中，萨结识了从日本播磨造船厂退休的平田先生。平田在抗战期间曾经担任打捞技师，经历过打捞平海、宁海、逸仙舰等中国海军在长江上的沉舰，手中有一些很珍贵的历史照片。征得平田先生的支持，我用他提供的照片写作了《矢尽弓折——日本照片中长江上的中国海军》一文。遗憾的是，当时平田先生告诉我他没有打捞逸仙舰时的照片。为此，我在文中对该舰的作战这样描述：

　　很遗憾，平田的画册中并没有逸仙舰的照片，他作了个侧卧的姿势，对我说，打捞的时候，逸仙舰是横倒在水中的。

　　逸仙舰，是中国海军另一艘命运坎坷的军舰，如果说宁海、平海舰从设计角度带有浓厚的日本风格，逸仙舰则从设计到制造都是纯粹的中国产物，它是以孙中山先生名字命名的大型炮舰（中国海军也称“轻巡洋舰”，但以其吨位，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1931年在江南造船厂下水，排水量1550吨，其战斗力在中国海军中当时仅次于平海、宁海。江阴之战中，逸仙舰舰长陈秉清深知自己军舰防空力量薄弱，看到日机欺中国舰队火力弱经常低飞投弹，遂心生一计，将没有防空设计的150毫米主炮瞄向日军可能来袭的东方水天线处，待日机编队飞来，突然发炮。日机没有料到中国军舰有这样远射程的防空武器，未做规避，当即被击落一架（根据日方史料，似为第二联合航空队第十二战队的一架九二舰上攻击机，驾驶员寺田上飞曹）。

　　照片，就只好付阙如了。

　　《国破山河在》一书出版后，我特别携带一本去看望了平田。

　　平田看得很认真，甚至在看到《矢尽弓折——日本照片中长江上的中国海军》一文中他提供的插图还有些激动。他很认真的问我，在平海舰中把自己反锁在舱中的那名中国海军军官，其身份和后人找到没有？我告诉他还在调查。平田伸出大拇指说，那个人是个好汉，我们当时都很佩服。

　　说着说着，平田讲：“我一直在等着你来呢。”

　　“怎么？”

　　“我这里又清理出一些当时的照片，你有兴趣吗”？

　　“有啊！是长江上的吗？”

　　“是的。”

　　原来，当时石川播磨船厂有非正式的厂刊，内容范围很广。侵华期间，该厂在华有一批技工协助日本海军进行舰船的打捞和修理。因此，厂刊中有时也会刊登这些人发来的消息或者照片。这几张照片，就是平田处理旧杂志的时候，特意保留下来给我的。

　　说起来，这几张照片，都堪称珍贵。

　　6－５中国海军的沉船阻塞线

　　熟悉中国海军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抗战中我国海军由于战斗力弱于日军，曾在江阴、马当、黄浦江、镇海等地沉船锁江断航，形成阻塞线来阻击日军的进攻。阻塞线的真容如何，这张照片上可见一斑。

　　6－６中国海军在长江布雷，日军舰艇中雷起火(黑烟是炸点，白烟是烟囱出来的）。

　　这是中雷日舰的僚舰上拍摄的现场照片，但是日舰不敢太靠近，因为担心把自己也放进雷区。

　　6－７日舰在长江中扫雷，成为必修功课。

　　6－８打捞前拍摄的平海号巡洋舰，其烟囱和指挥塔之间受损的部位依稀可辨。

　　对比下图（打捞期间拍摄的）可以推测上面的图拍摄时间较早，因为当时长江显然还没有进入最低的枯水期。

　　6－９下图

　　但是，最让我感到激动的，还是下面这张照片。逸仙舰在弹尽力竭之后殉国的最后场面。

　　6－１０这就是横倾在鱼目洲旁边的逸仙舰

　　据我所知，这张照片应该是第一次展现给我国读者的。从这张残留的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出逸仙舰的线条英挺，造型可称优美，其精巧的指挥塔、突出的锚机清晰可辨。而前部150毫米跑的防盾似已被拆除，当初就是这门炮打掉了日本轰炸机。

　　从这张图上看，逸仙舰的外张并没有宁海、平海那样明显，叶再馥果然是高手，他设计出的逸仙舰，一方面适合征战长江，另一方面仍然适合在外洋作战。1934年，该舰参加过镇压福建起义的作战，1936年，逸仙舰奉命监视在福州进行大演习的日方舰艇，显示了该舰较强的海上机动能力。

　　平田先生说：“你看，我没说错吧，逸仙舰就是躺倒在水中的。”他一直为上次不能给我提供一张逸仙舰的照片感到遗憾，这回如愿以偿了。

　　我说：“谢谢。”

　　6－１１逸仙舰最后的照片，可见其火炮已经换成了美式4.7英寸炮。

　　实际上，逸仙舰在抗战胜利后的生涯也颇有传奇色彩。该舰1946年归还祖国，随即进入海防第二舰队服役。1949年解放军渡江之时，该舰停泊在江阴炮台下，一度被迫对解放军打出白旗表示投降。但随后该舰利用夜暗逃脱到上海。1954年，该舰与解放军各舰展开激烈炮战，人称猫头洋海战，开大陆与台湾交手中大舰对锤的先河。

　　1958年，逸仙舰退役。1959年，该舰被拆船商买走解体，这一次，逸仙舰真的从历史中消失了。

　　俱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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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秦朝建筑 令世人震惊的王者气势[转帖]

　　　　中国最神秘的王朝揭开秦王朝神秘面纱

　　嘉宾杨鸿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中国著名古建筑研究学者。

　　导语：强大的秦帝国在统一四海后，在全国大兴土木，建造了一系列巨大工程。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即便在数千年之后的今天，仍令世人震惊。

　　不可一世的始皇帝不仅建立了统一的秦帝国，而且在东海之滨修建了帝国的东大门和一组雄伟的宫殿群。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些早已湮没的建筑群再现端倪。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建立了空前统一的帝国，第一次实现了先秦列国王侯们的理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兵莫非王臣。”意气风发的秦始皇巡狩国土直至最东端的渤海之滨，在这里修建了秦帝国的东大门——碣石门和一组雄伟的宫殿群，这里从此成为后世帝王心目中的圣地。

　　

　　杨鸿勋：在中国的历史上，每当国家大一统之后，成为最高统治者的帝王就会认为，国土全是他的，这种思想很突出。我们可以看一看，秦始皇、汉武帝，甚至在三国时期仍然存在这种概念。曹操有雄心壮志想称帝，也到海边去看，他不只是游山玩水，而是带着一种信念，要追随秦皇汉武，完成他构想中伟大的事业。

　　后人为什么总愿意去碣石门？就是因为当时秦始皇把它作为一个国门摆在那里，作为一个大一统国家的象征。但是，传说中的碣石门和碣石宫到底在哪里？人们一直在找，一直想搞明白曹操到底在哪里赋的《观沧海》这首诗，很多人都对这个非常感兴趣。

　　大概是上世纪的80年代初，辽宁省的考古工作者做普查，发现了石碑遗址，这里属于锦西市。在海边有一个村子，在这个地方有一块大土包，就在海滩边上。探测之后，发现里面包含了一个大夯土墩，有四十米见方，经过探测，周围是一大片遗址，试掘之后，发现了秦瓦，实际上是一个大的脊头瓦。

　　

　　因为秦朝的延续时间很短，才十几年，所以秦瓦当花纹变化不是太大，很难断代，我们只能笼统地说秦汉遗址。但是我们在辽宁发现的一些遗址，和西安附近出土的瓦当相比较，我们发现两者非常相似，对照了之后，我们比较倾向于认为这些东西是秦朝时代留下来的。这些东西一出土，我们就推测是秦朝的宫殿了。就这样，在海边发现一处秦的宫殿。

　　作为一名多年从事古建筑研究的专业人士，在辽宁附近发现秦代宫殿，令杨鸿勋兴奋不已，这让他马上想到了人们一直在苦苦寻找的碣石门。他决定立刻赶往考古现场，对遗址进行调查。

　　杨鸿勋：我第一次去，他们给我介绍情况，说这儿有一个旅游名胜点，叫做孟姜女的姜女石，传说孟姜女死了化成石头了。那么，旁边三块大石头是什么？老百姓都说这三块大石头是孟姜女带的三个大包袱，她去找丈夫，她的丈夫被秦始皇抓去修长城。

　　这个故事非常吸引我的注意，但是并不是因为孟姜女的传说，而是这个传说和秦始皇有关系，这个就比较有意思。再一个他们介绍情况之后，说这里有一个四十米见方的大夯土墩，就是石碑地的遗址主体这部分，对着海里那个礁石就是所谓的姜女坟。

　　夯土土墩和碣石的相对关系，让杨鸿勋异常兴奋，因为在传说中的碣石门，本应正对着一座巨大的碣石宫。那么，两个遗迹之间究竟能否找到相应的关系呢？

　　杨鸿勋：我问他们对得准不准，他们一开始说对准了对准了。后来我不放心，因为这边还有三块大石头，我急于想知道这些石头和夯土墩之间有没有轴线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就问了负责测量的同志，他直接用仪器看，他说对得不准。我又问，不准的话靠哪边呢？他告诉我，中轴线是靠这个姜女坟这块大石头的西边，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大石头和三块大石头之间。

　　这下子我就更高兴了，因为这加深了我的一个设想。旁边的三块石头，也就是那三个大包袱，当年应该是一块。我就问当地老百姓，老百姓说，解放那一年，这三块大石头还遭到了雷击，有一块被雷击劈了。这就更加强了我的想法：二千多年来，在大海上这么一块石头，被雷击或者地震，滑下来变成三块了。这个怎么证实呢？我建议他们找当地的水文站，让他们能够探察一下，在落大潮的时候，水位很低的时候，潜水下去，查一下，看一看，我怀疑这三块大石头之间有一块和东边的一块大石头，可能是和大陆架连在一起的，另外两块松散摆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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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相面打分[转帖]

在东吴大学，林语堂的英文课从不举行任何形式的考试。每当学期结束前，要评定学生的成绩了，他便坐在讲台上，拿一本学生名册，轮流唱名，被唱到名字的学生依次站起来，他则像一个相面先生一样，略为朝站起的学生一相，就定下分数了。

难得有几位他吃不准的，便把他们请到讲台前来，谈上几句，然后定分。他说：“倘使我只在大学讲堂演讲，一班56个学生，多半见面而不知名，少半连面都认不得；到了学期终，叫我出10个考题给他们考，而凭这10个考题，定他们及格不及格，打死我我也不肯？ ”他在课堂上总是随时指认学生起立回答问题，几节课下来，他便能记住全班学生的姓名了。未及学期结束，每位学生的学力和程度，他已有一个清晰的轮廓和印象，这就是他敢于“相面打分”的秘诀。

据他的学生们回忆，林语堂“相面”打下的分数，其公正程度远远超过一般以笔试命题考试计分的方法，同学们心中无不信服。

（摘自3月4日《羊城晚报》 作者朱杰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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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历史上的骇人****：美女貂禅到底是谁 [转帖]

　　关于三国的故事，显然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是十分熟悉的。小说家罗贯中在其作品“三国演义”里，已经为大家讲述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片段。其中，像诸葛亮，关羽等人物更是脍炙人口，已经几乎成为整个民间的神话人物。

　　但是，如果有喜欢较真的人，在反复阅读个这部小说以后，却也不由对其中某些情节产生了种种怀疑。罗贯中就像一个恶作剧的人，似乎有意或者无意地在这本小说的情节里隐藏了无数个谜，供后世的读者揣摩猜测。从表面看来，这些谜团仿佛是由于作者的考虑不周或者胡编乱造而产生的各种逻辑破绽。然而，隐藏在表象后面的却有是作者欲言又止，种种事实深埋于心，却又不敢公然表露的痛苦下，将事实用各种方式隐藏在的整本“三国演义”的小说里。

　　要想把其中的谜底完全解开，凭我个人之力显然是不可能的了。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其实只是想在这里就其中的几个问题，说道一番。

　　在“三国演义”的整本书里，有两个人物，罗贯中居然连名字也没有交代。其中一个是被张飞痛打了的督邮。当然，他只是个小人物，名字或许并不重要。然而，另一个人物却是在整个三国里发生了重要的作用，她就是貂蝉。

　　稍有历史知识的人应该知道，貂蝉原来的意思是汉代侍从官员的帽饰而不是她的名字。虽然在所有正史文献里，貂蝉并无明文记载，但在很多民间戏曲传说里，她缺是有名字和身世的--貂蝉本姓任，名红昌。她出身的地方说法不一，一说临洮，一说米脂，一说忻州。

　　那么，既然貂蝉确有姓名，那么对于这么重要一个人物，罗贯中为什么故意隐藏不说呢?

　　还有，白门楼事件中吕布被曹操处死后，貂蝉的下落又是如何呢?罗贯中居然也是只字不提，这完全不符合罗贯中的一贯风格。要知道，罗贯中在整本“三国演义”里，几乎都坚持对每个重要人物的下落有个清晰交代。比如，孙尚香在被骗回东吴后其实已经和整个三过的故事关系不大了，可当刘备兵败，病死白帝时，罗贯中还是不由地特意再次提到孙尚香闻讯自杀的事情，给读者一个完整的交代。可是，对于貂蝉，罗贯中却为什么又显得如此过于惜墨入金呢?

　　这些问题，很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从民间传说中，我们可以听到好几个关于貂蝉下落的版本：

　　一种说法是，关羽把貂蝉藏起来，曹操得知后就派人捉拿，貂蝉扑剑自戕；另一说法是貂蝉在关羽安排下返回故乡，终老故土(也有说是出家为尼，并有著作“锦云堂暗定连环计”)；更有一说法是曹操把貂蝉明许关羽，暗应刘备，以期挑拨他们兄弟感情，为绝曹念，关羽杀死了貂蝉；更有元代杂剧“关公月下斩貂蝉”，说曹操派貂蝉诱惑关羽，关羽怕自己把持不住，挥刀斩了貂蝉月下的影子，貂蝉飞身进入月宫。

　　由此可见，不论哪种说法，貂蝉的下落都和关羽紧密联系在一起。

　　其实，在“三国演义”里，罗贯中其实用了一种借代的手法，已经把这事情讲述了出来。他实际上是用了虚构的赤兔马来暗示了这一点。

　　其实很多人都发现了一个疑点，关羽在从吕布那里获得赤兔马时，赤兔已经是一匹成年马了，而关羽也正当盛年。而当关羽最后败走麦城为东吴所杀的时候，他居然骑的还是赤兔，而当时他已经是五十几岁了。这显然是个太明显的错误了。

　　具体算来，当初吕布从董卓那里获得赤兔的时候，赤兔已经可以战场使用了。那一年是公元190年。关羽获得赤兔的时候，已经大约过了超过十年。等到关羽走麦城的时候，已经是公元221年了。也就是说，就算当初董卓赏给吕布的是一匹刚出生的小马驹，到关羽死，赤兔也有31周岁了。

　　从动物学角度上讲，一般马的寿命只有30~40岁，一般大体力劳动的则更短。也就是说，赤兔当时就算不死，也已经是只能躺在马厩里养老的高龄马了。关羽是万万不会再骑了。

　　如果我们仔细比较貂蝉和赤兔的身世，就会发现很多的巧合。她们的关系都是由董卓到吕布然后到关羽这里。这并不是单纯的巧合。可以说，赤兔其实就是貂蝉，两者是一体，罗贯中用赤兔来隐喻了貂蝉在白门楼以后的身世发展。

　　但是，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整个的故事又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只要从名字上来看，貂蝉和赤兔的名字就存在着一一的对应关系。前面讲过，貂蝉的真名叫任红昌，有一个红字，赤兔的赤字就是刻意地对应了这个红字。那如果这么说来，兔字又是对应什么呢?事实上，罗贯中用兔字就是来代表貂蝉本人的身份。

　　似乎从表面上看来，貂蝉和兔字实在是没有什么关系。罗贯中这么做，有是基于什么道理呢?这要解释起来就有点复杂了。

　　要把事情讲清楚，就必须从远古的一些宗教上讲开去了。

　　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人类文明在进化过程中，都曾经经历过母系社会。甚至在现在的一些原始部落里，依然保留着残存的痕迹。而就是从母系社会开始，人类开始对自然有所了解和认识，也逐渐有了宗教崇拜。于是，在当时作为主导性别的女性就成为神的代表。人类崇拜生产万物的自然，也同时用具有生育能力的女性身体做为自然之神的象征加以崇拜。丹布朗在他的著作“达芬奇的密码”里就比较详细地对欧洲历史上的女神崇拜又一定的描写。

　　同样在东方，女神崇拜也一样曾经一度在人类宗教里占主导地位。在中国，女神崇拜也一直存在，并且延续到了后来的以男性主导的社会里。

　　当社会进入父系社会，具有更强的力量和智力的男性取代女性成为社会主导后，宗教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很快越来越多的男性神话人物取代了女性人物。但是，女性崇拜并没有立即消失，而是继续在人类社会里发生巨大影响力。中国古典历史神话里，至今保留了不少女神的形象，比如女娲。她们对社会历史的影响，完全不输于其他男性形象的神。

　　在中国历史中，人类一直采用着阴阳两仪的朴素世界观。所有的东西都被一分为二地赋予阴或阳的属性。男性主导社会里，女性就被赋予了阴的属性，所以女神崇拜也叫阴神崇拜。而作为自然界具有阴这一属性的最大的实体-月亮(太阴)，也自然成了阴神崇拜的图腾物。所以，中国的阴神崇拜的宗教也叫拜月教。

　　说到这里，我们就能解释前面的问题了。貂蝉就是某个地下阴神崇拜宗教的成员，而且身份颇高。中国民间一直有貂蝉拜月的说法，就是一个证明。

　　嫦娥一直是中国民间的一个主观月亮的女神，她也经常成为很多拜月教的偶像的具体代表。而她的宠物玉兔，也作为是最接近女神的生灵，被用来做教内重要人物如祭祀的象征。这也就是罗贯中用兔字来代表貂蝉身份的理论依据。

　　由此可见，赤兔其实指的就是貂蝉。罗贯中用密码的形式记录了貂蝉后来去向。而在南方的民间，人们也把女人称为马子，也是由此而来的。

　　所以，其实貂蝉在白门楼以后，就和关羽在一起了。而更大的秘密是，貂蝉其实就是被关羽点化入教的，并授予教职的。民间传言，关羽将貂蝉安排出家为尼，讲的就是这个。而关羽接受貂蝉入教的很大原因是，他本人由于是男性身份，虽然身份较高，但无法进一度提升地位，所以让貂蝉如教并把她捧为祭祀神官，然后通过控制她来获得控制整个教会的目的。

　　那么，为什么罗贯中非要用隐秘的方式来记述这一切呢?那说来就有是话长了。

　　先说下貂蝉跟关羽到了西蜀以后的事情。

　　当刘备占据整个西蜀地区以后，关羽就主动要求镇守荆州。作为刘备手下的首席将领，他提出这样的要求，刘备没有不答应的道理。而关羽自然有他的打算。在荆州他就成了当地的最高指挥官，他就可以从容地利用一切条件来发展他的宗教组织，当然作为回报，他和貂蝉在教里的地位也空前提高。

　　在后面的时间里，荆州以其便利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以及丰富的物产和发达的经济，帮助整个教团，迅速地膨胀起来。但是好景不长，随着教团势力和财富的迅速增加，原本依靠宗教信仰结合起来的组织内部开始出现了裂隙。人类的逐利性开始引起各种权力的明争暗斗。同时，貂蝉也开始对自己的傀儡地位有所不满，逐渐利用部分教众对自己的崇拜来壮大势力。当自己觉得羽翼丰满后，便逐步公开地和关羽分庭抗礼。

　　一开始，过于自负的关羽对貂蝉的行为根本没有放在眼里。在他看来，貂蝉不过依然是当初自己手里的一个任自己摆布的木偶而已。结果一直的忽视使得貂蝉的势力凭空坐大，等他醒悟过来却有些晚了。

　　于是，一场激烈的暗战在表面上风平浪静的荆州逐步升级。

　　当两派人正斗个你死我活的时候两败俱伤的时候，更大危机已经悄悄逼近了这里。

　　荆州的交通便利，物产丰富给整个教团的发展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因为同样原因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这就给荆州后来的沦陷打下了伏笔。

　　当荆州内部权力争夺的消息被秘探带回东吴以后，东吴方面就意识到夺回荆州的最好时机已经到来了。与此同时，曹操方面也开始觊觎这一片土地。

　　而关羽在这时候，依然没有辩明当时的形式，居然很冒然地去主动进攻曹操。于是，东吴乘机出兵，一举拿下了内部已经混乱重重的荆州，并很快杀死了关羽和貂蝉。

　　但是，势力庞大的教团并没有迅速土崩瓦解，而是逐渐地转入地下。到后来，魏国统一了以后，庞德后人进入荆州后，大举屠杀关羽家族极其党羽的时候，教团这才分裂开来，并彻底隐藏到民间，从此在所有正史里销声匿迹。

　　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这个宗教组织时兴时衰，不时地对中国历史发生一定的影响，但又往往迅速消失了。在后来的发展过程里，他们逐渐地蜕化成一个完全的集团势力，而女神崇拜的最初教义被逐渐抛弃。最后，他们就发展为以关羽等形象为神祉的兄弟会组织。而最早的女神崇拜被彻底抛弃甚至彻底禁止。对于少数的原教旨主义者进行残忍地杀戮。于是貂蝉这一派系在上千年的不断迫害残杀中消失与中国的历史舞台。

　　罗贯中作为这一少数派系的幸存者，为了将事实公布于众而又希望保全自己的性命，所以不得不采取用隐喻的方式在自己的著作中交代一切。

　　对于貂蝉，他使用了月字兔字等符号来表征。而对于关羽，他则采用将关羽的封号“汉寿亭侯”的寿字上半部，和代表貂蝉的月字结合的汉字-青，来代表关羽。同时，青作为一种颜色和貂蝉名字里的红字向对应。中国民间传说戏曲里，关羽一直一身绿色衣服，就是来源于此。

　　为了进一步说明事实，罗贯中生怕后人无法揣摩他的本意，又特意为关羽编造了他的著名的武器-“青龙偃月刀”。青龙和月各代表什么，自然不需要我再解释了。

　　罗贯中之所以用刀给关羽做武器，就是望后人能从其中看出破绽。因为汉代的时候，军队里是根本是没有长柄大刀这种武器的。

　　顺便说一句，这个兄弟会组织在后来的发展中一直以汉室子孙作为身份。在清军入关后，逐渐和其他一些反清组织融合形成洪门。洪字在繁体里就是汉字去掉土，表示汉人失去土地。再后来，清朝被颠覆以后，他们中的一部分才有改名成赫赫有名的“青帮”-青字就是来源与上面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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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失文物一波三折归国记 [转帖]

　　100多年来，我国文物流失得太多太多。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47个国家的200多家博物馆中藏有中国文物164万件。然而，“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彭卿云对这一数字表示怀疑，在他看来，准确数字是根本无法统计的，“国外的博物馆根本不愿意亮他们的实底儿。”
　　对于流失文物的收回，文物工作者做过许多艰辛的努力。

　　明代白瓷碗：两次神秘流失最终留在祖国

　　“不管怎样，东西是我的，何时何地都是我的，所有权不会发生转移。即便你拿去了，早晚都要无偿还给我。”彭卿云说，这个连孩子都明白的浅显道理，执行起来却是困难重重。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马自树至今仍对1993年4月的一次香港之行记忆犹新。该月初，他接到故宫博物院文物鉴定专家耿宝昌打来的电话。原来，耿宝昌偶然在香港苏富比拍卖图录中看到一个明代白瓷碗，他曾在开封文物店里看到过此物，便求马自树查清流通渠道。马自树立即向开封文物局查询，结果是海南博物馆一位干部持介绍信将其买走。追问至海南文物局，又得知此干部不久前刚刚外逃。

　　国家文物局随即向苏富比发函要求停止该文物的拍卖，对方回函称，需在拍卖前提供该文物的证明资料，拍卖时间为4月27日上午10点。值得庆幸的是，开封文物店仍保存着这个白瓷碗的照片等资料，但去香港时间紧迫。在英国大使馆的帮助下，马自树及时办理了签证，买到了一张4月26日晚上的飞机票。次日上午9点的拍卖现场，马自树及时赶到。

　　白瓷碗顺利回国。马自树说，此物当时估价七八十万港币，回国后被存放至国内一家著名博物馆。数年后，白瓷碗再次神秘消失，不久后出现在美国一个拍卖会上，其间线索一度中断。这一晃就是10年。2008年，北京一个拍卖会上，白瓷碗又一次现身，“这回可让我们按住了。”总结追逐白瓷碗的经历，马自树用了四个字，“一波三折”，“只要认定是我们的东西，只要查明它是非法出境，不管有多复杂，我们都不会放弃追索。”

　　3400件走私文物：历时3年追索最终无偿归还

　　马自树说，追索白瓷碗咱们“有底”，尽管曲折，但毕竟手里证明资料充分，拿回来“有理可讲”。如果碰到成批通过盗墓走私流出的文物，准备证据非常困难。

　　1995年2月，英国警方曾给中国来函，称查扣一批文物，其中有很多疑似中国文物。中国随后派出两名文物专家验证，反馈的信息是确属中国文物，而且数目巨大。当时，英警方想提起刑事诉讼，但被英国法院驳回，因为他们查明文物是从香港运到英国，其间履行了正常的报关手续还缴纳了税费，因此认为文物是合法入境，走私行为是发生在其他国家。随后，英警方退出此案。

　　1996年，走私嫌疑人竟起诉英警方非法查扣财产，地方法院在中方缺席的情况下将一些文物判归走私嫌疑人。该年年底马自树带领一个包括文物、法律、外交专家在内的特别小组赶赴英国。他说，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统计被扣文物信息，以便回国搜寻证据。但当他走进存放文物的仓库时，立刻傻眼了，“从远古时期的恐龙蛋到唐代石雕、清代字画，3400多件，各式各类应有尽有。”给每件文物搜集充分证据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997年初，中方代理律师以英国地方法院蔑视国家豁免权为由，要求将案事移交英国上诉法院。这样英地方法院的判决被驳回，文物继续被冻结，直到中方启动民事诉讼为止。中方特别小组通过中间人向对方施压，“你们面对的是一个国家，文物原本是我们的，耗时耗资我们都奉陪到底。”

　　马自树回忆，其实指望对方归还文物在当时看来“遥遥无期”。一年多时间里，中方委托的律师每天从北京给对方发传真交涉，事后大致清点，“发了三四千份”。马自树说，当时甚至想，哪怕拿回来一部分文物也是胜利，“起码打击了走私者的嚣张气焰”。后来，国家的力量终于占了上风。在外交部门的配合下，1998年2月，对方终于在归还文物的协议书上签字，3000多件文物全部无偿归还给中国。文物抵京后，国家博物馆还专门为此举办了一个大型展览。至此，为这批文物，中国足足追索了3年时间。

　　“近些年，我们收回流失文物的成功案例越来越多，但相对于流失总数来看，还是九牛一毛。”彭卿云感慨道。马自树表示，在关注追索流失文物的同时，我们更应当注重现有文物的保护，“与其想法把狼叼去的羊夺回来，不如先把篱笆打牢固些。”

（《北京晨报》3.9　刘奕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