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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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争保送，14岁男孩毒杀两同学[转帖]

愿望

　　　　2003年5月，14岁的任继勇在宁夏固原市泾源县一所普通中学上初中三年级。在两次模拟考试中，任继勇的成绩都在全年级名列前茅。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个很被老师看重的孩子，可能会考上一所不错的重点高中。

　　一天，班主任告诉大家说，今年要从初三四个班中保
送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到市重点学校去上学。

　　任继勇生活的泾源县，常年缺水，非常贫困。任继勇的父母都是农民，他是全家的希望。为了任继勇，他姐姐辍学回家不再读书；只要能赚钱的活儿，他父母都干；他哥哥没能上学，想让任继勇去弥补他的遗憾。

　　他父亲教育他说，这个大山底下能压死人。幼年的任继勇也许还不能深刻理解父亲话中的含义，但是走出大山的梦想已经在他幼小的心里埋下了种子。

选择

　　星期一，任继勇一来到学校就找班主任进一步了解情况。班主任当时就把话挑明了：机会是留给你们极个别人的，不是给全体同学的，究竟谁能获得被保送重点高中的机会，将由最后一次模拟考试的成绩决定。

　　任继勇心里既紧张又兴奋。说心里话，其他三个班的同学他都不怕，因为每次考试，全年级前几名都被他们班包揽了。就在任继勇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争取到这个机会时，他的同班同学陈光（化名）也在积极地为这次考试做准备。陈光这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让任继勇感到了压力。因为从初三开始，陈光的学习成绩一直在任继勇前面，包括前两次模拟考试。

　　整整一天，任继勇都没法集中精力上课，他心里翻来覆去地想着这件事。比较内向的任继勇没找人倾诉也没找人帮忙，他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只有让竞争对手下去，然后自己才有可能上来。

　　此刻，得到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成了任继勇心中唯一的渴望，其他所有的一切他都抛在了脑后。欲望的火焰让他在一个偶然外因的点燃下，瞬间爆发了。

　　一天，他游游荡荡地出了校门，走在街上的时候，突然发现有卖老鼠药的。一瞬间，脑子里的想法一下蹦出来了，他想：要让陈光耽误这次考试，然后自己就能顺利地被重点中学录取。

投毒

　　 一个星期后的星期一，在宿舍里，任继勇把买的老鼠药放到了陈光的面条里面。

　　当陈光端起面条的时候，任继勇就在旁边。从下药那一刻起，他已经预感到了可怕的局面即将发生，心里揪心地紧张。在陈光打开饭盒的一刹那，任继勇仍然有机会中止自己的犯罪，可是欲望吞噬了他最后的一丝理智。他几乎就要张嘴阻止他，但是他最终没有这么做，而是选择了走开。在任继勇离开宿舍之后，另一位同学杨墨（化名）也吃了一些面条。

　　两三分钟后，陈光就坐立不安了，然后就口吐白沫，此时，刚刚走开的任继勇就像被一根皮线牵着似的，又折回来了。看到此情此景，他第一个冲了上去，冲到了陈光身边，和同学七手八脚地把他送到了附近的医院。

　　附近的医院不能洗胃，只能送到市医院。但在从县城到固原市医院的路上，陈光和杨墨就不行了……

忏悔

　　很快，警方开始了对事件的调查。任继勇躲在角落中希望内心能够尽快平静下来，然而两名同学临死前挣扎的样子像梦魇一样始终压得任继勇透不过气来。两天后，任继勇终于下定决心向警方坦白了他的罪行。

　　2003年9月，任继勇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年10月，他被送往区未成年犯管教所服刑。2007年，年满18岁的任继勇被转到银川监狱继续服刑。因为在狱中表现良好，他被减为有期徒刑19年。

　　最近，记者来到银川监狱，看到任继勇正在监狱图书室整理图书。面对记者，任继勇说:心里很后悔。要是时间能倒流的话，怎么也不会那么做。如果自己没有足够的竞争力，就不应该去强求，因为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并不是只有重点中学出来的学生才有前途。我希望跟我同龄的莘莘学子们，不要步我的后尘，也不要用我这种愚蠢的方法去解决人生中的问题，必须得用正当的方式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实现自己的理想。

(《法制周报》3.11　郭薇灿　陈雨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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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开国前夕的红色便衣保卫队[转帖]

新中国成立前夕，考虑到进城后保卫党中央的需要，中共专门组建了一支一百五十多人的便衣队。上期中，我们介绍了这支特殊的队伍提前进城赴命，为迎接毛主席等中央领导进入北平以及入城仪式的顺利进行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期我们重点讲述保卫队员们是如何隐藏身份，在异常复杂的情况下坚守岗位、努力完成任务的感人事迹。
依靠群众，捕获潜伏特务
便衣保卫队到达北平后，在李克农和社会部的统一领导部署下，开展了一系列肃特反霸斗争。
在中共中央机关进城前后，先后破获了9个国民党特务的潜伏组织，国民党潜伏电台台长计兆祥也被抓获。同时还开展了政策攻心战，要求反动党团的骨干分子向政府进行登记自首。1949年3月初，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徐宗尧秘密向我公安机关自首，并影响了一大批敌特骨干相继登记自首。这样，敌特组织便土崩瓦解，其“应变潜伏”和破坏计划也遭到了致命打击。
在香山检查站工作的孔祥惠、刘忠、张贻文等几名便衣队队员，在发动群众揭发检举当中，听当地居民反映了这样一个情况:有一个叫毛晋臣的人，在解放前夕来到这里，自称来自河北清远县，是养蜜蜂的，可是并没见他养过蜂，经常有一些不明身份的人找他，但这些天突然不知去向，很可能是到这里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分子。
然而，孔祥惠等人翻遍了香山地区的户籍档案，也没有发现有毛晋臣这个人。之后，他们又在已经登记自首的国民党员、三青团员、敌特人员中认真做工作，逐个询问是否有毛晋臣这个人。
最后，有一个自首的三青团骨干分子告诉孔祥惠说，这个人他认识，并说毛晋臣有特务身份，以养蜂为掩护，在便衣队来到之前，他可能闻到了什么风声，说是到别的地方养蜂去了。
便衣队的队员们一起分析，认为毛晋臣可能是到门头沟一带躲藏起来了，因为在这以前，他曾几次去过门头沟。于是，孔祥惠跟踪追击，化装成挑担的货郎，到门头沟一带卖货。几天后，他果然在一个小村庄看到了毛晋臣，便回来作了报告。孔祥惠和刘忠、张贻文商量后，带了两名民警，由那位自首的三青团骨干分子引路，到门头沟将毛晋臣抓获。
经突击审讯才弄清，此人是清远人，原系日本特务，后又投靠国民党，杀害过我村干部和群众，是个有血债的国民党特务分子。清远县解放时，毛晋臣曾被我公安机关抓获，但在押解途中跳车逃跑，后来潜伏到北平香山地区。
粉碎暗杀董必武的阴谋
在青龙桥联合检查的韩福太等队员，在清理敌伪文件时，发现了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在青龙桥一带活动的一些线索，立即提供给郊五分局。郊五分局按韩福太提供的线索，有针对性地对已抓获的两名特务进行复审，摸清情况后，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对这一中统特务组织的首恶和顽固分子依法抓捕惩办，对其组织中的一般成员逐一登记，教育后加以控制管理，消除了一个重大隐患。
经过肃特反霸、收容散兵游勇等工作，香山地区（包括香山到西直门这条路线）的社会治安状况有了明显好转，对于保证党中央的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

除此之外，便衣保卫队还与公安部门紧密配合，协同侦查，及时破获了多起敌特分子妄图制造的暗杀恐怖活动。如柴氏兄弟案:柴氏两兄弟皆为国民党用重金雇佣的职业杀手，他们利用跟踪侦察手段，发现了当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的董必武的家庭住址。董必武当时住在西城区西皮市胡同，即人民大会堂西侧。董必武家离办公处很近，为节约开销，他每天下班后就徒步回家。柴氏兄弟暗中跟踪，摸准了董必武上下班的活动规律，正准备实施暗杀时，被公安部门迅速查获，柴氏兄弟被一举抓捕。

17岁小队员假扮小商贩

便衣队到达北平后不久，为了工作方便和隐蔽真实身份，许多干部和队员都有一个公开的职业身份，如便衣队队长高富有就兼任了颐和园管理处的主任，副指导员沈平则担任了北京饭店的副经理。在香山到西直门这一中央首长们经常经过的路段的沿线，有不少便衣队队员在各监控点上当起了小商贩、商店学徒、修鞋匠、三轮车夫等。在颐和园内的听鹂馆餐厅，则派了便衣队队员出任经理、伙计。在颐和园后山开设的照相馆、茶馆里，一些跑堂的和照相师傅也是由便衣队队员担当的。

便衣队对这些以职业掩护、派出去做秘密保卫工作的队员提出的要求是:一是职业化，干什么像什么，不许轻易暴露身份；二是要能吃苦，忍受委屈，在单独作战、没有组织监督的情况下，遵守纪律，不受花花世界的引诱。

高福禄是便衣队里的小队员，当时刚17岁。他自幼生活在山西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当过儿童团团长，站岗放哨、送鸡毛信，还为抗日军队引路、护送伤员等。1947年他在华北军政大学学习，后调入便衣保卫队。因他和队长高富有都是山西人，名字中的“富”和“福”谐音，所以高富有总是亲切地称他为小老弟。

一天晚上，高富有找小老弟谈话，要派他去颐和园前宫门口当小商贩，因为那里的位置很重要，可以监控香山通往西直门这条路发生的事情。高福禄一听，急得连声说:“不行，不行！我是个土包子，城里的事什么也不懂，干不了。”

高富有也认真起来:“小老弟，进城前你不是向组织写过决心书，说誓死保卫毛主席、党中央吗？怎么让你去摆个小摊，就胆怯了呢！干革命可不兴讲价钱。”

见高福禄急得快要哭了，高富有耐心开导说:“我参加革命时比你还小，开始也胆怯，可一干上了就不怕了。不会没关系，革命就是在干中学的。我相信你，一定会干好的。有什么困难再告诉我。”这样，高福禄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了任务。

高富有给了高福禄100元钱，说是做生意的本钱，给他一件棉袍、一身便衣裤和一顶礼帽，让他穿起来，又请来一位在北平做地下工作的梁先生做中介人，领高福禄来到西苑的同庆街10号大院。就这样，高福禄每天早晨在颐和园门前出摊。

没过多久，高福禄就把在颐和园前宫门口摆摊的商贩情况摸熟了，还对同院住户中的可疑对象加以监控。高福禄将了解到的各种详情都及时向高富有作了汇报。颐和园公安分驻所随后就根据高福禄提供的情况，对这些人进行了清理或监控。

一天早晨，高福禄去同庆街东头小桥边的水井打水，听到有人说在圆明园附近的三仙洞里发现了一具尸体……高福禄马上跑到现场察看，见死者已被移至洞外，身上穿的是解放区干部服。他意识到死者很可能是被敌特分子或坏人杀害了的干部，便当即向便衣队派到颐和园分驻所担任副所长的魏××报告，并请他赶紧转告高富有。

在这之后，北平市公安郊六分局派人前往辨认，确认死者为十八区流散军人处理委员会的一位干部，是被枪击而死，凶手还拿走了他随身携带的手枪。中央社会部、市军管会、市公安局、便衣保卫队等对此案非常重视，派郊六分局局长张锋组织了专门侦破组，很快便将该案凶手、国民党军二○八师特务李克勤抓获。

宴会厅内布满便衣队员

颐和园的听鹂馆，是当时中央领导人频繁活动的场所。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等，还有中央军委、北京市委等领导都经常在听鹂馆宴请客人，举办活动。

听鹂馆的经理，是北平和平解放后参与接收的原中央城市工作部的王子甲，听鹂馆的食品、饮料的进货和质量，都由他严格把关。便衣队队员邬吉成则改名换姓，扮演了餐馆副经理的角色，协助经理工作。另外还有城工部派来的大老李，他的公开身份是餐馆的杂役，整天就干刷盘子、洗碗的活儿，其实他担负着厨房烹饪制作菜肴点心的安全监督重任。

在听鹂馆掌勺的高级厨师、财务会计和一些伙计，都是原留用人员。有的人社会关系复杂，甚至还有个别敌特嫌疑对象，因此秘密保卫人员需要随时保持着高度警惕。

一般领导人到此进行设宴活动时，要事先通知便衣队。如有特别重要的活动，便衣队要提前开专门会议布置保卫安全工作。每逢这时，颐和园园内园外，摆摊儿走卖的人便显得多起来。此时邬吉成就承担起内卫工作，在听鹂馆院里各厅和走廊间频繁地转悠。如有情况，随时和便衣队队长联系，及时处理解决。

为了保障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在颐和园活动的安全，颐和园公园派出所也由便衣保卫队管理，大家协同作战。

忍辱负重执行命令

为了使党中央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万无一失，当时设置的保卫体系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即内卫、外围警戒、社会治安和便衣保卫，这四方面力量相互配合，联合作战。

由于北平是和平解放的，****接收了旧政权的全部人员，包括原警察局人员。因此，解放后北平街头值勤的交警，还由原来的警察担任。只有在香山地区的公安分驻所、派出所、交警队，配备了较多的便衣保卫队员，要害地方均由便衣队的人值勤。同时，由便衣队与公安局、二○七师共同在西直门、海淀、青龙桥、香山设立了几个检查站，实际上担负着该地段保卫工作指挥分部的责任。

在香山设立交通检查站，是为专门负责检查进入香山地区的车辆和分流、疏导来往车辆的。由于位置重要，在这里担任值勤的交警，都由便衣队的队员担当。

当时还没有人民警察的制服，而根据工作的需要，在这里值勤的便衣队员也不能穿解放军的制服，都一律穿原来国民党警察的那身行头，即一身黑制服，头戴黑色大盖帽。就因为穿着这身行头，让队员们挨了不少辱骂和奚落。

一次，便衣队员在青龙桥检查站值勤时，从颐和园方向开来一辆拉灵柩的大卡车。一名队员示意这辆车停车接受检查，但司机不听招呼，欲强行通过。青龙桥是城内通往香山的咽喉要道，也是最后一道关卡，因此这位队员不顾自身安危，挡住去路，把这辆车拦了下来。

司机下车后大声嚷道:“你们这些国民党‘黑狗子’，欺负老百姓欺负惯了，现在解放了还想欺负人！我又没有违章，你们凭什么无故拦车？现在不是解放以前了……”说着就朝便衣队员的脸上打了一巴掌。

便衣队员遵照解放军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规定，没有还手，也没有解释自己的身份，而是有礼有节地说:“解放前国民党军、警、宪、特欺压老百姓，那是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所决定的，现在我是人民的警察，执行的是人民政府给我的任务，你必须接受检查，否则就是不遵守人民政府的规定。”

司机一听这话，意识到自己的举动过了头，接受了检查。

事后，这名便衣队员向队长高富有诉说了心中的委屈。高富有给队员做工作说:“司机打你当然不对，但他也是出于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痛恨。这也使我们更明白蒋介石为什么会失败。因此，我们大家更应当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不然我们也会失去群众的支持。”那个队员连连点头，再没有为此事闹情绪。

后来，汪东兴等领导了解了此事，协同有关部门很快查清了那位打人司机的情况，原来那人是中央办公厅一位工作人员的亲属。李克农知道此事后，还特意表扬了那名便衣队员，说他能够忍辱负重，处理问题冷静得当，每个便衣队员都应当有这种政治素质。之后，李克农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要他责成中央办公厅的那位工作人员领着司机向被打的便衣队员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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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昌浩的后半生[转帖]

□大涛

他的名字在中**史教材中仿佛是颗一闪而逝的流星，他的一生也仅有六十一年。从1935年9月到1967年7月，整整三十二年的历程，清晰地记录了陈昌浩饱经磨难的后半生。

阻拦红军北上铸成大错

陈昌浩，1906年生于湖北省汉阳县奓山镇戴家屋，幼年师从著名塾师辜道庵、甘幼之，国学根基较为深厚。1919年就读于私立武昌中华大学附属中学，1926年考入武昌中华大学，1927年转入武昌中山大学并在此加入中国共青团，不久任共青团湖北省委宣传部干事。1927年12月，受党中央派遣，他进入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30年11月回国后转为中**员。他出席了1931年的中国共青团五届四中全会，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并担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常委。同年4月，他出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委员兼共青团特委书记，9月又出任红四军政委。

1931年11月，陈昌浩肩负起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政委的重任，参与领导了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根据地“围剿”的斗争，他甚至登上缴获的敌机（后被命名为“列宁号”）飞临敌境，亲掷炸弹杀伤敌人。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被迫突围西进，他一直亲率先头部队开山辟路、斩关破敌。1933年6月，陈昌浩改任西北军事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在部队的政治工作建设和建立健全部队各级党组织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34年1月，他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执行委员。中央决定北上抗日后，陈昌浩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委，他还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和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等职。

这般文韬武略、位高权重的耀眼将军怎会在日后漫长的岁月中湮没无闻了呢？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是张国焘发来的一纸密电，使这位年仅29岁的红军高级将领的命运从此发生了质的逆转。

遵义会议中共高层改组后，红军渐渐地摆脱了被动的局面。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又以顽强的意志，翻越了海拔数千米的夹金雪山，宣告蒋介石围歼红军的“大渡河计划”彻底破产。不仅如此，6月18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进入懋功县城，见到了率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这里等候的红30军政委李先念，标志着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实现了胜利会师，汇合后的红军总兵力一下子达到十多万人，实力明显增强了。

然而此时，自恃手握重兵八万（中央红军的兵力已不足两万人）的红四方面军首脑张国焘，在红军未来行动方向问题上与中央产生了严重分歧。6月16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曾致电张国焘：“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但张国焘等人复电中央，不同意这个战略，提出红军向北进攻阿坝，或暂时向南进攻。

6月26日，政治局在中央红军的驻地两河口召开会议，确定继续北上的方针，并对红军编制序列进行调整，即中央红军恢复红一方面军的番号，以示与红四方面军平起平坐。尽管如此，北上和南下的分歧并未消除。6月29日，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张国焘对这个决定“欣然表示赞成”，认为“这是我们会师后统一指挥的当然步骤”，但很快就认为这个决定是中央急于控制红四方面军的意图，是中央要直接指挥红四方面军、立即实行北进的手段。张国焘从两河口回到会理驻地后，立即致电中央，仍坚持南下，并在部队中散布不信任中央的言论，策动其支持者向中央开列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新名单，甚至提出要张国焘任中革军委主席，给予“独断决行”的大权。中央在拒绝张国焘等人无理要求的同时，也作出了必要的妥协，中革军委不久发布了朱德继续担任红军总司令，张国焘接替周恩来担任红军总政委的命令，“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切军队均由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然而，妥协并未换来路线上的共识。

7月22日，中革军委决定，改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并应张国焘要求，派叶剑英到红四方面军工作，担任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8月3日，根据敌情变化，经毛泽东建议，中革军委决定将红军编为左、右两路军，在卓克基及以南地区的第五军团、第九军团、红33军为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经阿坝北进；在毛儿盖地区的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4军、红30军为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经班佑北上。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随右路军行动。但是，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之后，便按兵不动，拒不执行中央指示，于9月3日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呈中央，再次提出改变北上方针，主张南下。

1935年9月9日，按捺不住的张国焘终于下定决心，他给陈昌浩拍发了一份密电，要陈力劝中央与红四方面军一起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

不料，这份杀机毕露的密电被“应张国焘要求，到红四方面军工作”的叶剑英偶然间截获，叶深知张所指的“党内斗争”意味着什么，立刻直奔毛泽东住地相告。惊悉此变，中央机关连夜撤离险境，党中央决定率领原属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等部先行北上。9月10日凌晨，中共中央在北上途中发出《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明确指出张国焘的南下是“绝路”！号召全党和红军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建川陕甘新区。

与中央红军一起连夜北上的还有红军大学，但红军大学的校长何畏（后为叛徒）、教育长李特、秘书长黄超都是张国焘的亲信，学员也大多来自于红四方面军，只有教员是红一方面军干部团的同志。

一向唯张国焘马首是瞻的陈昌浩很快得知毛泽东等人带着部队秘密“出走”的消息，立即指派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兼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率领骑兵追赶并阻拦北上的队伍。

9月11日，李特的马队终于追上了正在一块已经收割了的青稞地上休息的中央红军。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随中央红军北上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站了出来。这位在遵义会议上被罢免军权的德国人历经四渡赤水、爬雪山、过草地，已经认定毛泽东是中共和红军“独一无二和无可争议的领袖”，坚决支持北上方针。奋不顾身的李德上前一把将李特从马上拽了下来，喝令李特不要胡闹：“北上抗日是正确的方针，不经毛泽东同意，任何人都不许擅自把部队拉走！”两人吵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几至拳脚相加。毛泽东闻讯赶来，见此情景高声说道：“不要吵了，我们都是红军，都是****，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打一家人嘛！现在不愿意北上的也可以，以后我们还会在一起嘛！捆绑不能成夫妻，谁愿意走，就放他们走吧！”这样，李特再也无法阻拦红军北上，只得带走一些红四方面军的人员怆然南返。

在中**史中，李特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人们对他知之甚少。

李特原名徐克勋，出生于1902年，安徽霍邱人。1924年被中共选派到苏联学习，1925年入党，1930年秋奉命回国。土地革命时期，李特为鄂豫皖及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特别是为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曾做出过重要贡献。长征结束后，李特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常委、参谋长。西征失败后，他与李先念一起指挥西路军余部转入祁连山开展游击战，后在党中央代表的接应下进入新疆。1938年初，被诬为托派分子的李特在迪化（今乌鲁木齐）遇害，成了党内斗争的牺牲品。1996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为李特平反并追认其为烈士。

死者长已矣，而指派李特前去阻拦红军北上的陈昌浩，则因此铸成大错并开始了饱经磨难的后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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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留学生惊魂孟加拉兵变[转帖]

　张潇予和佟云鹏是中国传媒大学孟加拉语系学生。2月4日，两人前往孟加拉国达卡大学孟语系留学。
　　张潇予曾在去年8月北京奥运会期间担任志愿者，主要为孟加拉国奥运代表团提供服务。时任代表团团长的正是孟加拉步枪队最高指挥官沙基勒·艾哈迈德少将。张潇予与同学佟云鹏找房子期间联系到沙基勒。后者帮助他们住到
步枪队总部一个招待所。

　　佟云鹏说，当地时间25日早上9点钟，他听到枪声，随即给孟语系的同学打电话说出不去，不能去上课了。他当时并未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不久，一群全副武装的步枪队士兵把他们从招待所赶出来，并搜走他们身上的手机，将他们带到一个很闷的屋子里。屋内已经有一些人，陆陆续续还有人被带进来，这些人大多是步枪队军官的家属和孩子。那些看守士兵表情严肃，不断问张潇予和佟云鹏是哪里人、经谁介绍住进招待所等。他们没敢说是沙基勒司令介绍的，只说由学校老师通过熟人介绍而来。事后张潇予说，如果当时说出司令名字，他们两人可能被枪杀。她后来从兵变士兵那里了解到，沙基勒夫妻与两个孩子遇害。

　　张潇予说，被困30多个小时期间，她恐惧万分，觉得随时有被打死可能。26日下午3点左右，有士兵告诉张潇予和佟云鹏可以离开。之前一些被劫持者也陆续获释。

　　两人被带到步枪队总部大门外，有一个穿便衣的人让他们交出护照，然后带他们坐上警车来到步枪队附近的警察局。

　　在警察局，佟云鹏借电话打通了中国驻孟加拉国大使馆，告知两人处境，寻求帮助。使馆马上派办公室主任前往警察局交涉，对方同意放人。

（《文汇报》2.28　黄亚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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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解救和改造大批外国妓女纪实 [转帖]

作者: 骑驴看唱本 发布日期: 2009-3-02
深圳新闻网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催生了一场中国社会的大变革。

　　新生的人民政权向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吹响了进攻的号角，建国不到两个月，人民政府就果断地关闭了各地的妓院，解救和改造了大批妓女。鲜为人知的是，在这些获得解放的受害女性中，有许多是金发碧眼的外国姐妹。

　　“西域葡萄”进入中国

　　在旧中国，外国妓院通常被叫做“外国堂子”———这些由外国妓女组成的妓院主要分布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其中以上海数量最多。据一位外国观察家在上世纪30年代的粗略估计，当时上海的外国妓女有可能达万人之多。

　　旧中国的外国妓女分为西洋(主要指西欧和北美各国)妓女、东洋(日本)妓女和白俄妓女三类，她们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之后，英美等国为便于对中国的入侵和剥削，强行在上海划定租界，并在黄浦江边建立了许多外轮码头。随着进出上海外轮的增加，一些以外国水手为主要服务对象的西洋妓女也来到上海，她们在码头附近租赁房屋，开设妓院。上海人根本搞不清她们的国籍，干脆把这些金发碧眼的西洋妓女统称为“西域葡萄”。

　　后来，“白奴贩子”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西洋妓女数量的增加，他们在世界各地不择手段地勾引纯真的女性，将大量犹太少女、罗马尼亚姑娘和美国女人拐卖贩运来华。仅在上海一地，就有数百名各国姑娘经他们的手转来转去，从一个妓院到另一个妓院，备受摧残。

　　东洋妓女沦为日本军妓

　　明治维新之后，大批破产的日本人背井离乡来到上海谋求生机，其中的一些女子为生活所迫干起了妓女这一行当。中日甲午战争后，涌入上海的日侨激增，东洋妓院和妓女的数量也不断攀升，达到数百人之多。日本妓女逐渐成了在华外国妓女的主力。

　　到了上个世纪20年代，密布的东洋妓院已成为上海邢家木桥、虬江路一带的独特“景色”。上海的日侨还专门建造了一个叫“东和馆”的歌舞伎馆。考虑到日本歌舞伎一年中仅来上海几次，“东和馆”被设计为多功能建筑：它的中间是一个可容纳百人的剧场，四周是相互隔离的单间。如有大型演出时，单间的门就全部打开，成为看戏的包厢；平时则关上门出租给日本妓女作妓院用。日本妓女的泛滥引起了当时许多中国人的反感，一些士绅更是指出：日本妓女是日本侵略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日本“有以色欲麻醉其他民族的方针”。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前后，日军大量增兵上海，为了稳定军心，上海的东洋妓女常被带入日军军营“慰安”士兵。同时，日军也允许士兵在节假日赴东洋妓院，所以上海人常把东洋妓院叫做“军妓院”。

　　1945年日军战败后，在华的日本妓女多被遣送回国，东洋妓院也随之在中国销声匿迹，但仍有一些日本妓女滞留上海，四处流窜谋生。

白俄妓女成为在华数量最多的外国妓女群体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大批白俄难民转道中国东北南下上海。他们中除了很少一部分略通英文，可在欧洲人开设的公司里寻到一份较好的工作外，其他大部分人只能依靠少得可怜的救济金苟且偷生，一些白俄妇女为了养家糊口，只得到欧洲人开设的酒吧做陪酒女郎，到舞厅做舞女。由于雇主的苛刻，她们的收入甚微，那些原来在本国生活条件不错的白俄妇女心情不畅，精神压抑，很多人为解愁而染上了烟瘾、毒瘾，其中不少人为了支付生活开销而从事公开或半公开的卖淫活动。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经济进入了萧条时期，受影响最大的是餐饮业和娱乐业，不少舞厅相继关闭，大量白俄吧女和舞女为生存只得改行当妓女。在上海发行的俄文报纸曾报道称，在当时的黄浦路、百老汇路、南京路以及外滩，到处都是睁大眼睛、猎取嫖客的白俄姑娘。

　　1935年2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向国际联盟呈递了一份关于上海白俄妓女的报告，称当时秘密卖淫的白俄妇女共有1300名；偶有卖淫者约有145名，其中80％为本地酒馆所雇的舞女，最年轻的仅有16岁。白俄妓女成为当时在华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外国妓女群体。

　　1941年12月8日，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各国侨民纷纷逃亡，白俄妓女失去了主要客户，数量大为减少。日本投降后，大批美军进驻上海，这些常年在外征战的美国大兵迫切需要异性的“安慰”，结果带动了在沪外国娼妓业的繁荣，大批白俄女子又重新干起了妓女这一行。

　　人民政府让外国妓女“从鬼变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滞留在中国的外国妓女，尤其是白俄妓女仍在继续从事色情交易。在这股不良风气影响下，旧社会的残渣余孽大有死灰复燃的趋势。于是，新中国开展了改造妓女的运动。由于中国政府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封存了外国妓女的资料，以保护她们的隐私，因此我们无法知道被改造的外国妓女的具体数量，但改造的结果相当成功。

　　在解放初期，北京的八大胡同，天津的南市、落马湖，上海的会乐里、四马路等地都有外国妓女的踪迹。她们的生活境遇大不相同，但无论是上等妓院中的锦衣玉食，还是暗娼土娼的任人蹂躏，都摆脱不了被凌辱的命运。因此，尽管她们不是中国公民，但人民政府仍把解救这些外国姐妹当成了自己的责任。

　　1949年11月22日凌晨，北京市人民政府采取断然行动，一举关闭了全市224家妓院，集中拘留了400多名老板，收容了近1300名妓女，其中就包括少量外国妓女。随后，上海、天津等地也采取了类似行动，清理了妓院，随后开始解救改造妓女。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政府对外国妓女一视同仁，不惜代价治疗她们的性病，教她们学技术，培养她们自食其力的能力，使她们产生了对新生活的渴望和勇气。据当时的一位妓女回忆：她们这些姐妹中有很多白俄女人，她们都参加了人民政府举办的学习班。政府一边给她们治病，一边组织她们学习。治好病的姐妹，有家人的可以回家和家人团聚。由于当时中苏关系不错，当时就有一批白俄姐妹被送回国。没有家人的，政府组织她们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支援边疆建设，她和其他一些白俄姐妹就是那时来到新疆的，后来还在那里组织起了家庭，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到1958年，新中国取缔妓院、改造妓女的运动获得了巨大成功，仅上海一地就有7000多名妓女转变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其中就有一些外国妓女。这样的成就吸引了世界许多国家的注意，他们纷纷派代表来华取经，仅上海妇女教养所就接待了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参观者。一位美国记者访问了正在改造的中外妓女以后，指着教养所内“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标语，深有感触地对中国教养干部说：“你们真的做到了'把鬼变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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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毛骨悚然的屠杀案[转帖]

1941年1月6日，汪伪政权为了破坏抗战金融，打击国民党法币，为日本侵略者搜刮物资，在南京成立了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伪币“储备券”（又称中储券或C．R．B），接着又在上海外滩前华俄道胜银行旧址，成立了“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伪储备券的发行，遭到上海市民的抵制，租界各银行拒绝接收和存款。汪伪财政部便以76号特务的力量，强行各行接收。为了对76号的这一恶劣行径进行打击，1942年2月，军统人员在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营业时间，进行了袭击。一时炸声四起，子弹横飞。行里的伪职员，本来都是提心吊胆的，一闻警声，各自夺门逃避，但毕竟由于人多，致有些人被弹片及子弹击中，该分行的会计科副主任张永纲受重伤。

周佛海兼任中央储备银行总裁

中央储备银行的总裁，亦即汪伪财政部长周佛海，得悉伪行人员不断被袭击的消息，大为震怒，即以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身份，下了一个“手谕”给76号主任李士群，要他对国民党中央银行进行报复。中央银行行址在上海跑狗场内，一般的银行业务，则撤在公共租界白克路一家汽车行的后门内（前门在静安寺路，因嫌它太出露，故改由后门出入），于是李士群命化验室主任姚任年做了两颗定时炸弹，一个由专员室主任沈信一督促几个特务，把它送进了逸园跑狗场中央银行临时办公室，放置在水门汀楼梯底下的黑暗处；另一个则由一个特务扮作邮差，冒充投递邮包，把它送到了白克路，果然先后都爆炸了。前者因为这水门汀

汪伪政权在南京成立的中央储备银行

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伪储备券样本

的楼梯，正是出入要道，或许还由于水门汀的关系反应力大，受伤人也多一些。后者，因为传达室把它当作邮包收下后，还未送到里面就已经爆炸了。虽受伤的人不若逸园那么多，却连门面也炸坏了。周佛海闻讯，大为高兴，当即赏洋三万元。事后李士群对汪曼云说：“周佛海出手赏了三万元钱，这数目对当时周佛海来说，可算是最阔的一记出手，其实还不够我两个炸弹的成本哩!”听口气，李士群对这个数目是不满意的。

中央银行被炸后，也激起了军统的报复思想，可是再去打中央储备银行吧，知道必然有了戒备，不一定能占便宜。事后打听到中储上海分行受伤的会计科副主任张永纲在大华医院治伤，于是，于4月16日又派了三个特务，赶到大华医院，闯进了病房，将其击毙。

才舒了一口气的周佛海，闻讯后更加气急败坏，立刻要76号进行报复。李士群觉得两处中央银行都炸过了，就着吴世宝派顾宝林、

1930年代上海外滩，右侧第二幢高楼为中国银行，紧邻当时著名的沙逊大厦。

张国震带领特务，去打中国农民银行，谁知弄错了，却炸了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上由中统特务任经理的江苏农民银行，仅炸伤了两个人。周当然不满。因此，到第三天仍由吴世宝派人去炸了中国农民银行，这次伤了十几个人。可是周还认为不够，要76号作更大的报复。李士群遂想到76号邻近的中行别墅，亦即中国银行的职工宿舍，里面住的不都是中国银行的职员吗?对象既为了人，那又何必舍近取远呢?于是在晚上，李士群、吴世宝、万里浪、杨杰等人带领了大批特务，将中行别墅团团包围，把住在里面的七十余个中国银行的职员中，拣出六个重要的职员，押到76号，其余全部扣留在中行别墅里，派人监视，不得外出（1）。这个消息传了出去，震惊全市。李士群也因人数太多了，怎样处理?颇为踌躇，后来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即从六个被押的高级职员中，用抽签的办法，抽出三个来枪毙，这样也可以使周佛海心平气和了。结果在抽出的三个人中，只枪毙了两个，另

（1）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中所载：1941年3月22日，警政部软禁国民党政府在上海的中国银行职员一二八人。4月7日警政部宣布，准予保释，恢复自由，但国民党特务必须停止在上海的暗杀活动。

一个由李祖莱向李士群、吴世宝那里花银讨情，无异算是赎了张肉票，才把他放了。至于扣押在中行别墅的那些职员，被驱逐出了中行别墅，全部房屋，由吴世宝接收去了。

尽管已如此残忍，但周佛海认为仍是雷声大雨点小，还是不满足，于是又下了一张条子，要李狠狠地报复一下。李士群要把中行别墅里已驱逐的那些职员再找回来，势所不能，为了在周佛海面前表示一点狠劲，于是又在一个晚上的半夜里，命杨杰带领了大批特务，乘车驶至1412弄中国农民银行的宿舍里，把在睡梦中的行员，全部唤起，驱至楼下，一个一个排好，这批行员在睡眼蒙眬中，虽然知道不是一件好事，但也不知为什么?因见来人都像煞神一般，只能听命排好，谁知杨杰命人端起快机枪，一阵扫射，这排列的二十多人，竟无一幸免。杨见目的已达，遂率众跳上汽车驶回76号。这是76号所干的最大的一件集体惨杀案。

当这批豺狼成性的特务，开枪扫射时，整个里弄的居民，都从梦里惊醒，知道弄堂里出了乱子，可是谁也不敢开灯起来，有的吓得在被窝里直抖。同弄3号的住户蒋福田，是法捕房政治处的督察长，是杜月笙的学生，也是个军统人员，他在暗地里打了个电话给法捕房，停了一下，才来了大批中法巡捕，把1412弄全部封锁，可是倒卧在血泊里的人已全部死了，凶手却早已逃逸。于是到楼上再去踏勘，居然在浴室里浴盆的隙缝里，找到了一人，他是中国农民银行的行员。当76号这批特务妖魔进门上楼的时候，他正起床小便，因窗外透进一些亮光，便也懒得再开电灯。因听到大批人上楼，且气势汹汹地叫人起床，知道出事，便向浴缸的隙缝里硬钻进去，后来听到枪声更像吓掉了魂一样，要不是巡捕把他找出来，他自己还不敢出来哩。到了楼下，看到自己的同事全部倒毙在血泊中，更是吓得面无人色，簌簌抖个不停。他是中国农民银行宿舍里，这次集体凶杀案的唯一幸存者。

这件集体凶杀案在第二天传出后，使整个上海的人们万分惊恐，尤其是那些银行职员，更吓得惶惶不可终日。有些行员家属，宁愿他的亲人把这只银饭碗不要了，有的职员吓得不敢到行，于是许多金融与银行界的巨头出来调停。从此，蒋介石和汪伪两方特务，大家偃旗息鼓，鸣锣收兵。一场白色恐怖的特务鏖战，也算由高潮到了低潮。日本投降后，在76号的特务中，杨杰是最先被中统逮捕的，由中统把他移交给军统后，南京军事法庭将杨杰判处死刑。76号汪伪特务的胡作非为，与灭绝人性的杀人罪行，是罄竹难书的。上面所介绍的，当然犹百不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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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通死得尸骨无存[转帖]

作者：蔡德金 编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张小通也是在李士群与丁默邨的暗斗中被杀的。

张小通，松江人，也是一个“C.C”的老牌特务。曾是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委员、调查统计室主任，是上海的“党皇帝”吴开先手下的一员大将。

1939年夏，汪曼云还没从重庆返回上海时，张小通即已通过黄香谷接洽投靠汪精卫的活动。黄香谷时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科主任。当时，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干部，大半都已投伪。上海的党务是由吴开先领导的，现在大批骨干投了汪伪，不但吴开先交不了账，即陈立夫也受到蒋介石的严厉训斥。吴开先只好硬着头皮，以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身份，回到上海亲自领导，总算把张小通拖住了。可是76号认为，张小通是上海市党部专搞特务的人，非把他拉进76号不可。所以，通过黄香谷这条线索，在1939年冬天的一个晚上，由苏成德带人在慕尔鸣路把张抓到。当晚，苏成德、马啸天就在警卫大队长吴世宝的办公室里审讯张小通，要张供出这时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主任委员吴绍澍的住址。张确实不知道，讲不出来，苏与马认为张是故意隐瞒，便要张小通自己将身上的狐皮袍子脱掉，准备用刑。

张小通被捕之后，原上海市党部的蔡洪田与汪曼云，闻讯即往见丁默邨与李士群，并拿了丁默邨的条子赶到吴世宝的办公室来看张小通。苏与马也知道张小通过去与蔡、汪的关系，自己与张也算是“C.C”同事，现在看到蔡、汪如此，相形之下，感到自己这样做太不好意思。接过了丁默邨的条子后，便推说：“你们谈谈吧”，两个人便一起退了出去，随手拉上了门。张小通居然在这间不容发之际得以免尝一顿刑罚，这在76号也是从未有过先例的。

张小通看到苏成德、马啸天走出房门后，对蔡洪田与汪曼云之来有说不出的高兴，遂即道出了他的难题说：“方才他们问我要绍澍的地址，你们也知道绍澍和我，虽非冤家对头，但也是面和心不和的，在现在的环境下，他怎会把住的地址告诉我呢?我回说不晓得，他们

抗战前国民党上海市政府

又不相信，这叫我还有什么办法?所以叫我剥下衣服，预备开我鞭，要不是你们赶进来，我已吃着‘生活’（1）了。”

张小通说的他与吴绍澍的情况，倒也不假。两个人的矛盾，早在抗战前就发生了。那时全国舆论反对国民党**，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蒋介石为要缓和舆论，制造骗局，预备召开所谓“国民会议”，制定宪法。蒋介石手下的那些喽啰，便在各地你争我夺地贿选为“国民会议”代表，以期进一步的攀龙附凤，献媚邀宠。吴绍澍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总干事，在国民党内，至多也只能算上一个“卡人”（不上不下的人），因此也想高攀，于是便到他的本乡松江去竞选代表。可是吴绍澍离开松江为时已久，与他有旧的朋友，早已散光，因此便想到他的松江同乡张小通。张虽在上海，毕竟离松江不远，且又原属于松江党棍子出身，于是就请张小通帮忙，给他抬轿。张在表面上虽不好拒绝，暗里却在代别人奔走。事为吴绍澍所闻，因此对张大为不满。

1938年夏，蒋介石在汉口召开了各省市负责人谈话会，决定国民党省市党部由常务委员制改为主任委员制。吴开先就想把他的松江同乡（吴系青浦县人，青浦旧属松江府，也可算松江人）吴绍澍拉出来当“主任委员”。开始他人尚无异议。但是，吴绍澍还未上任就提出，上海市党部的委员应通过主任委员向中央介绍，想垄断人事大权；并表示不要张小通参加市党部。这就激起市党部其他委员如汪曼云、蔡

（1）“吃生活”，上海话，挨揍的意思。

洪田等人的不满。向吴开先表示，如果吴绍澍来当主任委员，他们就不干了。吴开先怕把自己的老巢砸了锅，只得把改制改组暂时搁置起来。以后以童行白为主任委员进行了改组，并派中委郑亦同到上海指导党务。但郑、童都经不起76号的恐吓，先后溜走了。吴开先这才又拉出吴绍澍当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

吴绍澍就任主任委员后，和张小通之间由于过去的矛盾，是不会把张小通引为心腹的，何况张小通过去与汪伪也曾吊过膀子，经吴开先赶到才算把他拉住，因此，吴绍澍自己的住处，怎么会给张小通知道?所以，苏成德与马啸天向张追问吴绍澍的住址，张答不上来，也确是实情。汪曼云与蔡洪田是了解历史情况的，经张小通这么一说，倒觉得没话可讲，只能安慰张小通，要他不用着急，既来之，则安之，事情我们总会慢慢地代你疏通的。于是汪曼云、蔡洪田便退了出来，重又往见丁默邨与李士群，把吴绍澍与张小通的关系经过，解释了一遍。当时，李士群正在打牌，听完他们的讲话，便说：两位老兄怎么说，就怎么办吧!并允许张亲自打电话给他妻子，叫她放心，明天送些衣服到76号。

汪曼云、蔡洪田满以为张小通的问题，不久便可解决，谁知过了三天，李士群亲自写了张条子，交给吴世宝，上面写明：张小通非经本人亲自“批准”，任何人不得接见。三天前李士群不是讲得好好的，怎么会突然变了腔？张小通死后大家才知道，问题的关键，倒不在张小通本人，而在丁默邨。因为那时汪伪内部属于上海的党棍子，都与丁默邨比较接近。张小通虽尚未投伪，但张不仅是个党棍子，而且也是个老牌的“C.C”特务。正由于张兼具这两重资格，招致了杀身之祸。因为张如果通过汪、蔡的关系，投降了76号，则张事后的一切，势必是跟着丁默邨跑。这时的丁默邨虽是76号的出面经理，但在丁底下除唐惠民外，真正干过特务出身的人，还没有第二个。假使又来了个张小通，对丁来说，无异为虎添翼，而李士群今后对付丁默邨又要多用一番气力。为了省却今后的麻烦，对张小通的处置，只有一个“杀”字。可是，张虽然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C.C”派，但他当时与76

号并没有短兵相接过，要公开把张处死，也还未到这种程度，于是，李士群只得将其秘密处死。

张小通是什么时候被杀害，是怎样被杀害的？一直鲜为人知。直到1941年李士群做了“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汪曼云做了副秘书长，汪与李士群及苏成德（时任特工总部南京区区长）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了以后，汪才从苏成德口中知道其中一些详情。据苏成德讲，李士群下令，非经他允许，不准任何人接近张小通之后不久，便通过苏成德让张服了砒霜。由于吃的量小，张服后只是在地上乱滚，拼命挣扎，却死不了。于是，再用绳子将其勒死，并把尸体剁成若干块，放进瓮内，再倾入镪水，连骨带肉都化成了一坛浓浆，然后埋在了南京中央路大树根76号。

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苏成德以汉奸罪，被军统逮捕，监禁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苏成德因张小通之死，感到压力很大，惊恐万状。因为不仅张的家属向法院紧追，而苏成德当汉奸前的上司徐兆麟，正在搜集他杀害张小通的罪证。

徐兆麟在上海沦陷后任中统苏沪区区长，苏成德任副区长。自苏叛投76号后，整个苏沪区组织被破坏，徐兆麟仅以身免，只身逃到重庆后，又被中统局关了起来，直到抗战胜利后，经人说项，才被释放。徐兆麟知道张小通之死，与苏成德是有关系的，于是决定对此案进行追查，搜集有关证据。

苏成德投入76号后，他手下有两员“大将”，一是童国忠，一是郭梦龄，他们原也是中统人员，是随苏成德一起投敌的。徐兆麟认为他们两人必定是张小通案的主要帮凶。于是先赶到南京，把他们两人抓住，要他们戴罪立功，把张小通的死与苏成德的关系说清楚。他们两人怕吃官司，也就答应了徐的要求。

徐兆麟对他们两人还是不放心，生怕童、郭到了上海提篮桥，在监房见到苏成德后改口。所以，他通过法官与检察官，在童、郭解到提篮桥后，不按照常例先由监狱收押，而是由检察处先行开庭，制成口供笔记后，再行送监，这样，即使要翻供，也不行了。这样一来，

苏成德更感到这件案子对他来说，太凶险了。他的律师在阅卷后告诉他：“张小通的家属曾在状子里提到，汪曼云曾去找寻张小通的尸首。”因之，苏便在庭上要求传汪到庭作证，说明大树根76号，是特工总部的直属行动大队，不属南京区管的，想在这个隙缝里推诿责任。汪却没有同意，因为汪根本不知道大树根是否驻有特工总部的直属行动大队。所以汪曼云的证言，对苏成德的判处死刑，丝毫没起挽救的作用。

当汪曼云被传到法院去作证时，张小通的妻子看到了汪曼云便问汪：“张小通是怎样死的，凶手除苏成德外还有谁？”汪说：“小通的死，你到庭上去听，比我能告诉你的更清楚。至于苏成德，据我看法，死，似已内定了。”

最后，苏成德因杀害张小通一案被判死刑，于1947年在上海监狱执行枪决，结束了这个汉奸特务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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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难不死的将军王扶之 [转帖]

　　　　在新中国的开国将军中,1923年出生的王扶之堪称小弟。然而,他却有着传奇般的经历:在他的戎马生涯中,曾多次遇到政治与军事战场的危难。
　　3个月私塾成了小知识分子。十二岁当上红二十六军“少共营”战士。自行车驮着新四军三师的指挥部,只身陷入日军重围。
　　王扶之原籍陕西延安,他家原住在陕西子洲县,世代为贫苦农民。王扶之五岁丧母,随父长大,后来家中日益窘迫,他父亲只好离乡到延安一远房亲戚的地主家打长工。后来,父亲将他接到延安,他成了地主家的一个小放羊娃。稍大些,他轮流到一些富农家打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父亲求人,将王扶之送到一家私塾上了3个月学。尽管读的是《三字经》、《百家姓》,这却使王扶之日后成了红军中的小知识分子。
　　由于穷困,3个月后王扶之辍学,继续给人家开荒种地,经常只身一人在野狼经常出没的地方干活。那时,延安一带常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活动。从小见过不少反动军队的王扶之头一次觉得,红军是一支令人可亲的部队,因为他们经常为老百姓挑水扫院子。
　　“我想跟你们到队伍上,行不行?”一天,十二岁的王扶之突然萌发了当红军的念头。
　　回话的红军看他一脸稚气,不免疑惑:“你多大了?”
　　“你看我有多大?”王扶之不知哪来的机灵。
　　“有十六七了?”
　　“还真差不多。”
　　就这样,十二岁的王扶之成了一名小红军,来到红二十六军“少共营”。这个“少共营”最大的十七岁,一般只有十五、六岁,但像王扶之这样年纪的孩子还少有。这是1935年7月的事。
　　说是当红军,其实他依然穿着老百姓的衣服,手持梭标。后来在与侵犯陕北的国民党军队作战中,王扶之才第一次有了一支“马拐枪”。当时,来自东北的国民党军,眼见“少共营”的娃娃军,曾不可一世。然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娃娃军,几个冲锋就将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队打得七零八落。一些国民党兵直到当了俘虏,还不理解:大人怎么会在孩子面前吃了败仗呢?
　　1936年,红军东渡黄河对阎锡山和国民党中央军作战。王扶之作为红军中的“文化人”被调到红十五军团部所属的测绘集训队学习,当了一名测绘兵,以后又历任通讯参谋、作战参谋。在河北平山县,部队缴获了敌人的一辆自行车,成了当时的稀罕物,王扶之和众多红军战士一样,对这辆有两个轮子便能在地上行走的交通工具爱不释手,得空就学。后来他竟练就一番杂技般的骑车本领,可以手不扶把,甚至将脚放到车把上骑。没想到,这技艺使他与一位我军高级将领联系在一起。当然他更不会想到,由于工作上的联系,事后令他险些陷入致命的政治事件中。
　　这位我军著名的将领便是大将黄克诚。
　　王扶之所在部队在抗日战争中被编入新四军三师。当时的黄克诚任师长兼政委,身材高大的王扶之在黄克诚手下当作战参谋。黄克诚因高度近视,行动困难,每逢行军,黄克诚就由王扶之和侦察排长惠汉良轮换驮着,有人便风趣地说,王扶之自行车的后座上驮着新四军三师的指挥部。
　　那时,王扶之还经常化装深入苏北敌后。为争取伪军,他常常出没于伪军中下层军官和士兵中,交了一些可靠的朋友。一次,他穿着长袍马褂,打扮成商人模样,来到涟水县一伪军炮楼,任务是和这里的伪军疏通关系,要他们在我军攻打另一个据点时不要替日军打仗。当他与内线人员联络后,刚要离去,不料一辆满载日军的卡车匆匆赶到。一看那架式,便知道是有人走露了风声。走是走不出去了,如果躲起来被敌人发现,也必死无疑,形势不容王扶之迟疑。也许是当了几年参谋的缘故,王扶之很镇静,立即分析出敌人未必知道他的身份,于是招呼人坐下,拿出麻将装作打牌。其实,王扶之只认得麻将牌,没怎么打过。这时,日军走上岗楼,看到王扶之是个陌生人,立刻让翻译盘问。王扶之从容告诉日军,自己是商人到这里办点事。日军没有马上离去,坐下来边喝水边继续盘问,直到没有看出破绽时才离去。
　　在朝鲜山洞,一声巨响,他与战友被埋在漆黑的山洞里。彭德怀急电:活着见人,死了见尸。王扶之又一次大难不死。
　　抗美援朝时,王扶之出任某师副师长。这支部队在朝鲜战争中打出了雄风。
　　1952年夏末秋初,王扶之所在的师坚守临津江以东阵地。敌军为夺取它,将成吨的重磅炸弹倾泻在志愿军的阵地上。顿时,黄土变成焦土,岩石成了粉末。
　　8月2日,已担任代理师长的王扶之正在山洞里和参谋们研究战况,随军的新华社记者刘鸣在赶写战地报道。突然,一声沉闷的巨响,山洞顶部被重磅炸弹命中,洞里的王扶之等7人被掩埋在漆黑的山洞里。
　　王扶之顿时失去了知觉。他醒来时,耳朵嗡嗡直响,身体好像被千斤重担压着。后来他才知道,炸弹爆炸时巨大的气流一下子将他推到了坑道尽头,压在碎石乱木之中,而新华社记者刘鸣和3位师机关的同志当场就牺牲了。王扶之和两位幸存者,相互挣扎着从土石堆中爬出,他们整整用了大约3个小时。
　　刚刚从死亡里爬出,3人又痛苦地再一次面临死亡的考验。当时洞内与外界隔绝,首要的是让洞外的战友知道洞内的人还活着。于是,他们敲打脸盆、水桶、饭盒等物品,但一切都无济于事。
　　一天之后,洞内空气越来越稀薄,里面没有一点粮食和饮水。王扶之和战友们懂得,有水就有生命!他们把尿集中在一起,以备在最困难的时候用。此时,他们喉咙干渴,难以忍受。3人都想到了死,但没有恐惧感,惟一有些失望的是,这种牺牲总有点不壮烈。在近乎绝望之时,他们听到了响声——山洞的一头传来连续不断的挖掘声。顿时,3人增添了求生的勇气。
　　当王扶之他们遭敌机轰炸失去联络后,志愿军总部命令全力营救。彭德怀司令员说:“要想尽一切办法,将王扶之他们抢救出来,万一牺牲了,也要将其遗体挖出,运回国内。”
　　说实在话,当时洞外的官兵无法知道王扶之等人死活。负责挖掘的指挥员反复告诫,要注意观察洞内存在生命的征兆。抢救挖掘工作进行了30多个小时后,王扶之等3人才被师工兵部队救出。战友生死重逢,相互紧紧拥抱在一起,热泪纵横。

　　“北兵南调”、“山东之行”事件,使曾九死一生的将军重新陷入生死关头,秘密使命使这位作战部长更增加了几分神秘色彩。
　　志愿军归国后,王扶之先后担任军参谋长、副军长兼参谋长,“文革”前被授予少将军衔。他所在的军被国外军事专家称为“中国王牌军”。1968年,王扶之调总参谋部任作战部部长。
　　那是一个风云突变的年代,王扶之担负过一些重要使命,也注定要卷入复杂多变的政治漩涡中。
　　在总参作战部期间,王扶之作为部长经常与周恩来总理见面。周恩来总是亲切地称他“扶之”,并曾交给他一些机密任务。以往每年国庆节,是作战部最繁忙和紧张的日子。为防止意外,作战部的指挥小组就设在天安门城楼上,以便利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现场指挥,分秒不耽误。一次,周恩来让他和外交部一位领导陪同秘密来华访问的一位越南领导人,在上海参观我援越的副食品加工厂。这次活动对外未公开。王扶之身着便装,由空军提供专机到达上海。当时王洪文、王秀珍、徐景贤出面接待。那位越南领导人看到中国大批的援越物资和工人辛勤劳动的情景,感动得热泪盈眶。那位越南领导离华时,王扶之和外交部的领导人一直将其送上飞机。这位越南领导人当然懂得,外交部与总参作战部领导相陪相送,既是一种礼节,也属一种规格。
　　1971年9月,林彪事件败露后,“四人帮”提出一个所谓“北兵南调”,说林彪在叛国投敌前,曾安排死党调动北方部队南下,为设立伪中央作武装策应。王扶之作为来自“四野”的作战部长,难免不受牵连。
　　事隔20多年,当这一切不成为机密的时候,其****可以公布于众了。所谓的“北兵南调”本来是一次正常的战备工作。1968年,当中苏发生边界冲突后,美国出于国际大格局的考虑,暗示希望与中国改善关系。毛泽东主席巧妙利用这一细微变化,为推进中美关系发展,曾多次通过各种途径频频向美国发出暗示和信号,来改善中美关系,于是便有了1971年4月21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博士的秘密访问。同年7月9日,基辛格首次正式访华。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中美关系改善可能引起的变化考虑得相当周到,甚至考虑到了可能引起的美国与台湾关系的变化。在基辛格和尼克松来华时,蒋介石破坏中美关系的改善,在东南沿海采取军事行动,为此中央军委对沿海部队作了一些调整。然而,这事情巧就巧在与林彪事件发生在同时。在“批林批孔”中,“四人帮”及其一伙为达到某种目的,便弄出个“北兵南调”的奇想。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的目的是想通过“北兵南调”事件整倒叶剑英和一批老干部。本来无任何过错的王扶之作为作战部长自然首当其冲了。有人让他反复交代,甚至被诬蔑为“林彪亲信”。
　　如果说,“北兵南凋”事件使王扶之险些被整垮的话,那更严重的“山东之行”事件,终于使他离开了作战部,被贬到地方工作。
　　“山东之行”其实也不复杂。1973年,王扶之向叶剑英建议,为加强渤海海湾地区协同作战能力,由他带领一些人员到山东半岛勘察地形和调查研究,以便制定作战计划。对这一建议,叶剑英十分赞同。于是,王扶之他们来到山东地区。说来凑巧,王扶之所到的部队,事前有江青的追随者于会泳、刘庆棠、浩亮等人前脚“驾到”。这些在“文革”中红极一时的人物,当时有恃无恐,狂妄傲慢。对这些人的表现,部队官兵怨声载道。跟随王扶之的一位参谋出自义愤,事后未和大家商量,将耳闻目睹的事实写成一封信寄给周恩来。没想到,这封信被“四人帮”截获。于是,这封信成了“告黑状”,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张春桥批给总参,要求严加查办,并要追查黑手和后台。王扶之又一次首当其冲。
　　在追查王扶之的同时,那位写信的参谋被当作反革命隔离审查,进了“学习班”。当时与王扶之同行的还有数人遭到牵连和诬陷。在“四人帮”眼里,王扶之的这次“山东之行”是受叶剑英指派的。当时“四人帮”的爪牙三天两头找王扶之谈话,其目的是要从王扶之嘴里掏出叶剑英的所谓“罪行材料”。王扶之早就看出他们的野心。为了保护叶剑英,王扶之在谈话和“交待问题”时从不涉及叶剑英,自己全部承担起来。
　　审查期间,王扶之被免去了作战部部长职务。1975年,对王扶之的的审查结束,给他的结论是:“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调离总参,到山西担任省委书记。
　　王扶之在山西一呆便是5年。直到1980年,叶剑英问起王扶之时,他才被重新安排工作。不久,他赴乌鲁木齐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以后还担任了七届、八届全国政协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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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帅的情缘[转帖]

草莽姻缘贺胡子——贺龙

　　毛泽东称赞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一个人带出了一个军。

　　贺老总是湘西桑植人，论血统属于白族。他出身草莽，少年时就加盟马帮。10岁那年，娶了17岁的童养媳徐月姑，后来圆房，生女贺金莲。若干年后，徐月姑病逝，贺龙则一直在江湖上过着刀
头饮血的日子。

　　1920年，贺龙父亲被土匪截杀，弟弟被蒸死，族里按照桑植风俗，要在丧事期间给贺龙续娶，以期生子，谓之“丧婚”。这样贺龙就娶了土家族姑娘向元姑。军阀混战的岁月里，贺龙从营长一直做到W州镇守使，又纳了艺人出身的胡琴仙为妾。这在旧军队里，都是司空见惯的。贺龙参加南昌起义后，将家眷接到上海。后来向元姑从上海回到家乡，1929年病故。胡琴仙和贺金莲由于所住****机关被破获，不幸入狱，金莲被折磨致死。国共合作以后，组织上营救胡琴仙出狱，化名回到家乡，晚年定居成都。后来，贺龙开创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成为红二方面军总指挥。

　　长征前，贺龙与萧克将军（新中国第一上将）分别娶了出身商人家庭的一对学生姐妹，贺龙娶了姐姐蹇先任，萧克娶了妹妹蹇先佛。蹇先任比贺龙小13岁，头胎生了女儿红红，艰险的环境中不幸夭折。1935年11月，贺龙打了个大胜仗，王震将军发来贺电，上面写的是：“祝贺贺副主席生了一门迫击炮。”原来湘西第一女红军蹇先任同志又生下一女，这就是后来的女将军贺捷生（萧克给取的名）。贺捷生出世18天就随父亲长征，被称为最年幼的小红军。可惜贺龙跟蹇夫人后来感情不和，蹇先任便跟贺子珍一样，北上苏联。后来回东北工作，当过哈尔滨的一个区长，后又调到武汉和中央工作，活了95岁，2004年去世。

　　贺龙跟蹇先任离婚后，1942年，娶了比他小20岁的天津姑娘、延安县委组织部长薛明。

　　贺龙几十年走南闯北，什么女人没见过（江湖上谣传贺老总参加革命前就有妻妾9人，未免夸张），但薛明真正征服了他的心。一次在大会上做报告，贺龙竟然顺口说道：“我贺龙把一切都献给党了，包括生命、财产，只有那个青衣美人薛明是属于我的！”引起哄堂大笑。

　　毛泽东向中央申请，要跟江青结婚，中央领导一片反对，只有贺龙大吼一声说：“堂堂一个大主席，讨个女人有什么了不起，谁再议论我枪毙了他！”

　　贺龙跟薛明结婚时，党内地位要高于林彪。可林彪的官是越做越大，最后大到天上去了，而贺龙的官是越做越小，临终前想吃一口猪耳朵都没得逞。不过总算得到一位知心知肝的终生伴侣，有人说薛明携津门之水，润泽了贺老总这条湘西之龙，此言甚是。1973年底，毛泽东在军委会上说贺龙的事情“搞错了”，说“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1974年中央为贺龙平反，周恩来在追悼会上连鞠7个躬。

玄机莫测刘军神——刘伯承

　　十大元帅中最长寿的刘帅，号称军神。刘伯承的军事造诣，公认是20世纪一流的。在为人处世方面，则属于能屈能伸的蛟龙。

　　刘伯承1892年生于四川开县（今属重庆）。13岁那年，家里给他订了一门娃娃亲，女方叫程宜芝，小他两岁。可是刘伯承不乐意，相亲时故意拖着鼻涕自损形象（从小就懂得兵不厌诈），可女方还是看出了他的不凡气质，亲事说定。刘伯承外出求学，颇有逃婚之意，但程宜芝巧设温情计，感化刘伯承。1910年，18岁的刘伯承与16岁的程宜芝结婚，1912年生子刘俊泰。是年刘伯承入重庆将校学堂，从此投身军旅，音信渐缺。

　　1916年，他指挥丰都战役，头中两弹，眼部手术而不施麻药，获得“军神”之誉。1924年，川军名将刘伯承放弃军阀生涯，走上革命道路，从此“天涯孤旅”，何以家为。程宜芝独力抚养儿子，直到1957年去世。

　　这中间还有一段插曲，刘伯承1927年南昌起义后，在上海小住。他的儿子刘俊泰由于缺乏教养，好吃懒做，带着一个浮浪女人去向他要钱，受到刘伯承的训斥后，竟然跑到巡捕房告发。幸亏刘伯承早有警觉，才幸免于难。刘俊泰1969年死于老家。

　　1930年，刘伯承回到中央军委任参谋长，在上海搞地下工作。他化名“林直木”，以教授身份娶了一位名叫吴景春的妻子。吴景春当时居然不晓得丈夫是个****，可见刘帅的兵法韬略真是“做到家了”。

　　刘帅是中共最早的编译科长，堪称一名优秀的军事翻译家，很多苏联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条例，都是通过刘伯承引进和落实的。是他首先将“伙夫”译为“炊事员”，“马夫”译为“饲养员”，将“杂种旅”译为“混成旅”，将“黑猩猩战”译为“游击战”。他一生留下了390万字的军事著作和190万字的翻译作品，对中国军队正规化出力甚多。不过这也是后来他被批判为教条主义和一些将军对他不大服气的原因。

　　1932年，刘伯承进入苏区，担任红军学校校长，后来又任红军总参谋长，于是跟妻子失去了联系。到了长征，他才真正认识到毛泽东的军事天才远在自己之上，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而毛泽东也十分器重他，一直以“帅才”来使用刘伯承。解放战争中毛泽东说：“我有刘伯承，蒋介石不可能不完蛋。”在军事上得到毛泽东如此之高评价的，只有林彪和刘伯承两人。

　　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际，44岁的红军总参谋长“刘匪伯承”，忽然诗兴大发，给一个从安徽六安参军的名叫汪荣华的19岁女红军大写情书，而且是用毛笔写的蝇头小楷。二人遂于中秋节闪电结婚，属于金庸所说的既“一见钟情”又“白头到老”的理想婚姻。

　　(《脍炙英雄》　孔庆东著　中国长安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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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后人为争《杜氏宗谱》打官司[转帖]

　　家住江苏省常州市杜菊凤、杜焕盛、杜来娣兄妹均为唐代著名诗人杜甫之后，父亲杜叙昌按族规继承一套《杜氏宗谱》辛亥年版，全套十二本，长期存放于常州老宅之中。三兄妹说，杜叙昌曾立下家规，家谱不得外借，修谱等事宜须在常州老家祖屋中进行。

　　然而，居住在上海的长兄杜焕荣将这套宗谱借至上海后，始终没有归还
，现杜氏家族诸多成员欲重修家谱，要求杜焕荣家人归还家谱，以带回常州老家保管。为此，常州三兄妹将哥哥杜焕荣告上法庭。

　　这是一起家族之间的纠纷,杜叙昌、杜焕荣都已不在人间。《杜氏宗谱》落在杜焕荣家人的手中，因此杜焕荣之妻和长子杜华成为本案被告。

　　杜焕荣之妻说，因丈夫杜焕荣是杜叙昌的长子，杜叙昌在去世前，依照传统将这套《杜氏宗谱》交予长子继承并保管。而杜焕荣去世前，也按惯例将宗谱传于其长子杜华，并留下遗嘱。《杜氏宗谱》传承有序，并非如原告所说“借而不还”。

　　法院经过调查后认为：就原告提供的证据来看，《杜氏宗谱》究竟由谁保管，有关当事人并未进行过任何约定，因此三原告要求返还《杜氏宗谱》，并取得保管权，缺乏证据支持。

　　近日，上海市闸北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常州三兄妹取回家谱的诉讼请求。

(《文汇报》3.4　沈惠光　徐亢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