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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浊酒一杯说糵醴 [转帖]

　　王克明

　　插队后至今，我有四十年没在窑洞热炕上喝陕北米酒了。

　　那时，过年日子，夜黑天寒，窑里土炕烧得火热，大锅小锅热气蒸腾，一盏老麻油灯竖在炕中，挑得明亮。灯油稠乎乎的，火苗便也粘，不跳。我和乡亲们围坐炕上，主人的婆姨站在炕边灶火前，一边添柴，一边为我们罗煮米酒。至酒滚开，她将碗盛一勺米酒，先

　　端给她最小的娃娃，再依次给别的娃娃端上，让他们喝。这是“平时敬老，年节敬小”。然后，我们便每人捧一大碗，围绕炕中木盘，就着盘中小菜，边喝边说笑起来。几碗酒下肚，汗湿眉眼，过去一年的辛苦烦劳便置诸脑后了。我身处千里异乡，心念京城父母，好在佳节思亲的悲怆之情被这米酒冲淡了些许。

　　逢此时，记起范仲淹当年在延安写下的那句“浊酒一杯家万里”，甚觉真切。

　　浊酒，便是米酒。古来常有文人提到。明人杨慎那“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被人用于《三国演义》卷首，成了千古绝唱。杜甫戒酒时曾有“潦倒新停浊酒杯”句。后来的陆游，上岁数后也有“青山千载老英雄，浊酒三杯失厄穷”的慨叹。不过他们一位老居四川，一位退留浙江，喝的那酒，可能与范仲淹喝的浊酒——陕北米酒不同。

　　陕北米酒为黄色浊酒，呈粥糊状，浑浊黄稠，如黄河万里浊水。陕北也叫它“甜酒”、“稠酒”、“浊酒”、“混酒”。那时，各家各户，一年一度，只在过年时做。做得好的，甜；做得不好，酸。**队在余家沟，自己不会做，总是在乡亲们轮番叫我吃年饭时，将家家户户米酒喝遍。那东西，有的喝多了可能上头，有的却味薄没劲儿，略有酒味而已。初尝时，只觉馊败，难以下咽；再尝时，甜味上口，耐得品咂；及至喝得惯了，米香酒香甜香一齐扑面而来，胃间舒爽无比，竟爱不释口。米酒酸了不好喝，太甜了又不香，恰到好处才是。我将村中几十户人家米酒喝过，自知当年谁家酒香，过后想了，径直奔那窑洞而去，上炕坐定，讨几碗来喝。好在陕北有句话，叫做“好汉问酒，赖汉问狗”。

　　近读元曲，竟又见这种黄色米酒。无名氏杂剧《延安府》一：“俺准备些肥草鸡儿、黄米酒儿。”说的便是肥的母鸡、黄的米酒——或黍做的酒。无名氏杂剧《朱砂担》一：“昨日多吃了几碗酒……我则是多吃了那几碗黄汤。”所云也是黄色米酒——浊酒。

　　当年只嘴馋喝得高兴，今日始知那事物久远。

　　浊酒古代叫过醪、醴，南方北方原料不同，酿法不一，叫法儿上似乎分不太清。《说文》：“醪，汁滓酒也。”《广韵》：“醪，浊酒。”杜甫有诗“钟鼎山林各天性，浊醪粗饭任吾年”。不过，他那时在四川喝的，怕是大米醪糟。但晋时左思在搞得洛阳纸贵的《三都赋》里，记下的醪却不是江米酒。《魏都》：“清酤如济，浊醪如河。”说浊酒似黄河一般浑黄，那该是和今天陕北米酒一样的东西了。西汉邹阳《酒赋》说：“清者为酒，浊者为醴。”《礼记正义》：“以酏为醴，酿粥为醴。”由此略知，醴之酿造，同陕北米酒，稠粥一般。

　　东汉的郑玄曾稍微仔细地把醪、醴做了区别。郑玄注《周礼·天官·酒正》：“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醪矣。醴犹体也，成而汁滓相将，如今甜酒矣。”他说醪中有米渣滓在酒面上——这让人想起今日醪糟，武汉叫它“浮滓酒”。而醴是米碎与酒液相融、上下一体的浊酒。这正是今日陕北米酒的形象。且，“甜酒”之称，今陕北也用。这是“醴”的固定称呼之一，如《玉篇》释：“醴，甜酒也。”

　　

　　 兽面纹斝——商周时期盛醴的青铜斝用于祭祀和宴享　　《说文》说：“醴,酒一宿孰也。”《释名》也说：“酿之一宿而成醴，有酒味而已。”我在余家沟时，那“有酒味而已”的米酒，都是在冬季酿造，发酵时间长点儿。如在夏季，搁高温里，肯定很快。

　　古有稻醴、黍醴、粱醴，原料不同，制法应一致。《尚书》里记着：“若作酒醴，尔惟曲糵。”郭璞注《山海经·中山经》“糵酿”句：“以糵作醴酒也。”明末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的清楚：“古来曲造酒，糵造醴，后世厌醴味薄，遂至失传，糵法亦亡。”他说醴因其酒味儿太淡而失传了，使用糵造醴的方法也就随之消亡了。

　　糵是什么？是谷物长出的芽。《说文》：“糵，牙米也。”酿醴时用它糖化发酵。远古时候，人们就已分清：谷物发霉为曲，谷物发芽为糵。《汉书·匈奴传》里记“有汉所输缯絮米糵”，那时这种物资很是流传。专家说，糵最迟到南北朝就从酿造界脱离了，只残留在制饴工艺中，像做麦芽糖什么的。这似可证明宋应星所言不虚。

　　然而，陕北米酒却是用糵酿成。

　　腊月中下旬，开始造酒。先制乡里人说的“曲”。用烧得响起的热水将麦子（或加五分之一玉米）焯浸十多分钟，把水倒掉，装入瓦盆，盖上盖儿。三四天后，它们发芽半寸，便倒出来晒干，或放锅里烘干。然后，在石碾子上压碎成粉，用罗将麸皮罗出，便做成了。这不是经发酵生霉过程造出的“曲”，只是麦芽而已。陕北却用它做米酒的酒母。其实，这就是宋应星所说早已失传的“糵”。《释名》：“糵，缺也。渍麦覆之，使生芽，开缺也。”便是这东西。

　　造酒时，把粘性的小米和黄米浸泡一夜后，也在碾子上压成面，过罗后入蒸锅，蒸的过程中掀盖将面团打散。熟后，放瓦盆内拌入“糵”，十斤米放一斤“糵”，并兑冷开水。此后，在“粥状培养基”里发酵——这种方法被认为至元代已亡。数日后酒香溢出，变稠粥状，即成米酒原浆。将原浆舀入热水，边添柴加温，边用罗——细筛子——将团粒罗出，至煮沸，即为米酒，趁热饮用。因米已粉碎悬浮在酒液中，故酒体浑浊。东汉高诱注《吕氏春秋·重已》“其为饮食酏醴也”说得明确：“醴者，以糵与黍相体，不以曲也，浊而甜耳。”说的正是陕北米酒制法。

　　总之，陕北这种用糵作糖化剂酿出来的米酒，一是“浊醪如河”，二是“汁滓相将”，三是“浊而甜耳”，四是“糵与黍相体”。各种特点趋向一个结论：用“糵法”做的陕北米酒，就是传说中的醴——黍醴或粱醴。这应该是最古老的酿酒方法。糵在中国，似乎只北方人用。殷墟发掘可知，三千二百多年前殷商武丁时，人们就已经能用麦芽、谷芽作糵，作为糖化发酵剂酿醴了。

　　插队年代，聚散无常，因此，杜甫的诗里，我最喜欢他在陕西写的《赠卫八处士》。那里提到的酒，也是这酒：“问答乃未已，驱儿罗酒浆。”罗，便是过罗。只有这种米酒是在喝之前过这道程序的。因为原来制糵压米，都用粗罗。《康熙字典》引《诗诂》释“醴”，说醴是不过滤的：“酒之甘浊而不泲者。”其实，过罗为的是酾去酒体中糠麸渣滓，并非过滤，并不是像《周礼·天官·酒正》注所说“泲，谓醴之清者”那样。过一下儿罗，它依是混浊酒体，只是不牙碜了。老有人说醴是古代的“啤酒”，其实差远了。倒是那“泲”，听上去有点儿那意思。

　　陕北米酒饮用前的过罗工序，传承已久。除杜甫那会儿，元代也见。关汉卿杂剧《鲁斋郎》楔子里有：“〔做筛酒李四连饮三杯科云〕。”筛，元人也写作“酾（shī，shāi，滤酒）”。武汉臣杂剧《生金阁》三：“我如今可酾滚热的酒与他吃，我烫这弟子孩儿。”“我如今可酾些不冷不热、兀兀秃秃的酒与他吃。”

　　杜诗所云“酒浆”，即米酒原浆。《史记·魏公子列传》记：“公子闻赵有处士毛公藏于博徒，薛公藏于卖浆家。”《集解》曰：“浆，一作醪。”《索隐》按：“别录云浆，或作醪字。”明显，这里的“浆”，就是“醪”。直呼酒为浆，实在是因为，那里出售的是浓稠的米酒原浆。所以，当时所售卖之“浆”，不是鲁迅解释“引车卖浆”所说的“豆腐浆”（“引车卖浆”之典出自《史记·魏公子列传》：“公子引车入巿，侯生下见其客朱亥”，“薛公藏于卖浆家”。1931年3月3日鲁迅给日本山上正义的《阿Q正传》校释中说：“‘引车卖浆’，即拉车卖豆腐浆之谓。”），而是米酒原浆。因米酒是酒浆兑水喝，元代便也管米酒叫“浆水”。马致远杂剧《青衫泪》二：“〔正旦云〕罢罢罢。刘员外既成亲，容我与侍郎瀽（jiǎn，倾倒）一碗浆水，烧一陌纸钱咱。〔净云〕这也使得。〔正旦烧纸浇酒科云〕侍郎活时为人，死后为神。”

　　杜甫在陕北富县写的《羌村》诗里，有“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说在缺吃少喝的动乱年月里，浊酒兑水多，倒出来一会儿就沉淀澄清了。其酒味太薄的原因，是没人耕种糜谷，造酒原料少，将就着喝了。那酒，也是这浑黄米酒。浊酒沉淀，不是其好的状态，西汉《淮南子》里就有“肉凝而不食，酒澄而不饮”之说。古人平日里常备有做好的米酒，但兵荒马乱、粮食短缺时，穷人便得节省饮用，喝那“浊复清”的了。

　　米酒，不像白酒越陈越好，长时间存放会继续发酵而变酸。杜甫《客至》中的“樽酒家贫只旧醅”，写的就是酒放多日的穷人家境。有一年年根儿，我回北京看父母，乡亲给我装了两瓶米酒原浆。其中一瓶在生有暖气的房中多放了些日。开瓶盖时，突然一声响亮，粘稠的米酒原浆竟喷瀑而出，只剩半瓶，巨酸而甜味全无，喝不得了。古人喝浊酒也要求不酸，即“酒酸不售”也。《晏子春秋·内篇问上》：“人有酤酒者，为器甚洁清，置表甚长，而酒酸不售。问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狗之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卖酒的人家养恶狗，谁还敢来买？酒浆当然要放酸卖不出去了。

　　古代，有钱人平日可能拿醴当粥喝，但后来，蒸馏造酒取代了发酵酿酒，米酒便不成为日常用酒了。可是在陕北民间，米酒之退出日常用酒行列，不是因为白酒的冲击——根本喝不起白酒，而是因为粮食的短缺。现在的粮食人均占有量，已不比唐时。于是，**队那会儿，乡亲们只能在过年时用一点儿粮食做一回米酒。所以，仅仅是因为贫穷，古代日常喝的浊酒，竟变成了年节的民俗现象。

　　明代张岱曾在《夜航船》中大言：“黄帝始作醴。”不管是不是黄帝始作，糵、醴这些东西，总是十分古老的。江西人宋应星，三百七十年前虽为方万里，但没遇陕北米酒，便认为“糵造醴”早已失传。他没料到，远方支离破碎的黄土沟岔之中，这东西一直还在。陕北那片地方，沉淀着厚厚的历史文化，常让人觉得深不可测。

　　我离开余家沟后，多次回去，但都没赶在过年。我下了决心：回陕北去过个年。回那山沟，回那窑洞，坐那热炕上，再喝一杯很古老很古老的浊酒——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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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能仰视”惟虞姬[转帖]

作者：杨闻宇 分类：历史 出版社：崇文书局

《史记》除本纪第九专写吕后之外，总体上所记的全是关乎男性的文字，对虞姬其人，是放在项羽的配角位置里稍带了几笔：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间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夜里，楚军被汉军包围数重。而数重之外又到处是楚地民歌之音，楚地显然是已经被汉军全数占领了。项羽自忖气数将尽，无法入眠，起坐帐中饮酒浇愁。面对总是形影不离的美人虞姬，酒酣耳热的项羽本来认不得几个字，这时也开始冲动，激昂地吟诗悲嘘，接连叹息，虞姬一边为他斟酒，一边也吟诗应和。过了会儿，一贯勇猛强悍的项羽悲恸之极，突然间泣哭起来，热泪滚滚，帐里的将士受到感染，突然间也哭成一片，没有谁个能抬起头来看一眼自己的主帅项羽……为项王连续斟酒的虞姬流泪了吗？司马迁在这里未着一字，看这景况，整个军帐里就这个女人还没有泣哭流泪（女儿有泪不轻弹，是为女神）。她见项羽悲歌慷慨中用烈酒也将愁闷浇不下去，就主动地提出她要唱歌舞剑，用婉转的舞姿和美妙的歌喉为项王解闷、消愁。在一片无法抑制的泣哭声中，虞姬舞至最高潮、唱到最热烈之际，突然将舞成一团烂银的利剑往自己白嫩的脖子上一抹，鲜血喷溅，一下跌倒在地，倒地之后，眸子里还满含着笑意……当时的情景只能是这样。

《楚汉春秋》里记载虞姬当时所和之诗是“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前两句是废话，后二句倘真是这样，她很可能来不及自刎，手中剑就被边上的人夺下来了。当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在场之人心里全都明白；虞姬舞剑，意在自裁，在场之人谁也料想不到——想不到一个美丽女子会这等勇烈。

项王悲伤流泪，是为自己被注定了的败局而下泪；虞姬的自裁，从项羽的《垓下歌》来看，是在项羽“被迫”之下所酿成的结果。“我空有扛鼎拔山的盖世气魄，形势却极为不利；乌骓马这般时候还不愿离开我，它不离开我可不好办啊（因为有你在，我怎能轻装上阵）。虞姬虞姬，我的心肝宝贝，你看这如何是好啊！”聪慧过人的虞姬，她能听不懂泪下如雨的项羽在进退两难中所要表达的意思吗？她的展袖自刎，既是主动自觉的，也是处于窘境里的项羽在绝望中所促成的。项羽应该知道，他只要吟出这28个字，虞姬就会明白自己应当怎么办。拗断了担当与牵挂，能强化独来独往的洒脱；斩绝了温柔与缱绻，会教义无返顾的决绝白热化。“善解人意”一词，在东方语词库中是专门用于女性的，是要她们善于体会男人心里萌生的最细微的意念。

项羽最后吟出28个字时，他的身边最后也仅剩下28骑。战场交锋中的溃败如山倒或勇烈如霹雳，往往是由微妙的、意想不到的“细节”促成的。虞姬刎后，项羽与最后28骑是不再下泪，个个喋血，全数英勇地战死，分明是在这样刚烈的女性面前，男儿汉们别无选择，应当如此，也只能如此。因为血色中的虞姬为泪眼矇眬的男儿们指定了男子汉的最高位置与最终归宿。

胜败为人生常事，失败的男儿们一层层的，有几人宁死不肯过江东而如项羽呢？美女被视为尤物，每一场战争之后都会形成这等“战利品”，又有几个在应当作出最后抉择时视死如归如虞姬呢？项羽挺首兮，天下丈夫尽堪羞；虞姬喋血矣，众多美女难抬头。尽管司马迁对虞姬惜墨如金，后世仍视虞姬为最本色的美女。历史在向前推进，李清照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董小宛的“拼将一命酬知己，追伍逐波作鬼雄”；秋瑾的“身不在，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在生命的极终追求上，仿佛都在身不由己地步着虞姬的后尘。美丽的女人稍纵即逝，爱与美的交融却留下了永恒的火焰与不灭的光辉，世界的存在，正以此为养分而成长，前行。

西方战争舞台上也有过这样那样的爱情纠葛，像项羽、虞姬这样决绝、忠贞、惨烈的生离死别之举，似犹未见。

英雄、美女这面在风云中招展的大旗，或许，就是这样最先在东方土地上升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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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金正日是怎样对朝鲜“数字化管理”的[转帖]

　　数字最简单，是人类最容易学习、接受、掌握的知识。数字最客观，能客观、公正地反映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数字会说话，能消除语言障碍，连哑巴都能沟通。数字最有力，从平民百姓到官员们,再挑剔的被管理者在有力的数据面前也能老老实实不乱说乱动。不是有人大似推销“数字化管理”吗 ，但为何不去朝鲜取经。秦全耀认为，金正日才是“数字化管理”的“天下第一人”。

　　2月16日是金正日的生日，也是朝鲜最大的节日。每年2月16至17日均放假两天，所以朝鲜人对“2.16”十分亲切。

　　在朝鲜“2.16”不但喜庆，还是一种忠诚的象征。金正日为了培植亲信，常常在奔驰或宝马车上挂出带有“216”的车号作为礼物送给最靠谱的嫡系。没有这个号码就不能随意进入金正日的住处。挂上216号车牌的奔驰车意味着车的主人是金正日的心腹和朝鲜最高层。而且，金正日一家的专用飞机名字也是“216号”。216号机内有宽阔的休息室和几个个人房间。平壤机场的一般隧道后边有216号专用隧道。

　　每逢2月16日，正日峰就出现异常神秘现象？“正日峰”是所谓金正日出生地的白头山密营木屋后边的山峰。朝鲜当局宣传说，“正日峰”和“木屋”（海拔）相差216米，正日峰海拔216.42米。42厘米指的是金正日出生的1942 年。此后，在巨大的岩石上刻上了硕大的“正日峰”字样，并把它粘贴到山峰上。朝鲜介绍说岩石的重量为“216吨”。

　　此外，还有传说金正日的50周岁生日那天“216只燕子从正日峰一起飞上了蓝天。其情形非常壮观。”每逢金正日生日，还进行围绕正日峰的各种神秘现象的宣传。朝鲜还宣称对白头山天池和周围的测量调查结果发现20米以上的山峰有“216”个。

　　跟“216” 有关的代表性建筑是锦绣山纪念宫殿广场。锦绣山纪念宫殿在金日成生前被命名为锦绣山议事堂或主席宫，用作金日成的办公室及居所。纪念宫殿前有比金日成广场大两倍的大型广场，宽415米，长216米。4月15日是金日成的生日。此外，平壤的劳动党纪念碑的主体是用216个石头建造的圆形建筑。直径为42米。组合起来就是金正日出生的日子。

　　俯视平安南道延丰湖的铁石峰山脚有著名的松岩洞（平安南道介川市西南洞）旅游胜地。松岩洞在60年代中期被发现，2004年开发成旅游胜地，岩洞的观光线路总长为2160米。

　　1999年7月6日，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伟人传说666”的社论说“6的三次方是216，也就是能得出金正日的生日数字2月16日，朝鲜是朝鲜半岛上建立的第6个国体。”

　　1998年7月，选举最高人民会议第十届大议员时，金正日在第666号选区被选为大议员。但666又是基督教圣经（约翰启示录）中出现的魔鬼数字。

　　此外，朝鲜还主张216中的21指的是21世纪，6意味着“朝鲜民族建立的第六个国家，社会主义路线”，所以“意味着金正日领导者是引领21世纪统一朝鲜的太阳”。

　　2003 年第11届最高人民会议大议员选举中，金正日在649选区被选为大议员。朝鲜政府机关报《民主朝鲜》说649是“不能忽视的数字”，“6、4、9相乘是 216，9和4相乘36在加6是42。”　金正日曾发表致全国选民的公开信，对全国人民和全体人民军军人的厚爱表示感谢，并称自己将为了人民和子孙万代的幸福献身工作以作报答。由于候选人只能在一个选区进行登记，所以他决定在第649号选区参加选举。

　　普通人都不会想到，649号选区，这个看似平凡的号码却深藏着极大的奥妙。朝鲜内阁机关报《民主朝鲜》上的一篇文章为我们揭示了答案。文章中称“649，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数字。6乘4再乘9，结果是216。而反过来，9乘4再加上6，就等于42。这个结果蕴涵着深远的意义。如果把42和216 放在一起，恰好是我们敬爱的将军（金正日）作为主体革命的继承人，从白头山密营中犹如太阳横空出世的1942年2月16日。不只如此。6减去4，再加上 9，等于11，这表示将在新世纪举行的第十一届最高人民会议代表选举。6加4加9等于19，这是一个任何数字都无法分割的数字。”

　　朝鲜人民军军官张长海说：“敬爱的最高司令官金正日同志推选为第11届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候选人，正是因为有了具有深远意义的白头山2月，我们才能实现今天的幸福和光荣，因此649这个具有特别意义的数字让我深受感动。649，这个数字还象征着我们的军队和人民以白头山的天出名将，敬爱的将军为中心，团结一心，浑然一体，这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打败的，因此这个神秘的一致将作为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传说，在这片土地上代代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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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伟哥\":“五石散” [转帖]

　　“五石散”使人性情暴躁口发狂言，并有催情和治疗性病的功效。

　　魏晋风度，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文人士大夫们所津津乐道的话题和追崇的典范。在很多人看来，魏晋风度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于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鲁迅在其著名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不但谈到了魏晋风度和何晏等人物，同时亦多处提到了由何晏大力倡导服用的药物“五石散”。

　　实际上，我们在谈论魏晋风度时，必定会说到这个“五石散”，因为两者几乎是联系在一起的。而服食“五石散”的风气自被何晏倡导并开始流行后，由魏晋至唐，名士们趋之若鹜，历整整五六百年而未有间断，且颇有发展，仅在《隋书·经籍志》中就著录了二十家“五石散”的解散方。这个与魏晋风度一样，在中国历史上极其著名的“五石散”，又叫“寒食散”，一般认为是由东汉的张仲景（150？——219）发明的。因为最早注明“宜冷食”将息的“侯氏黑散”和最早直呼“寒食”的“紫石寒食散”，都是首见于张仲景《金匮要略方论》中的《伤寒杂病论》一篇，所以隋代的巢元方在他的《诸病源候论》里引晋名医皇甫谧语道：“寒食、草石二方出自仲景”。

　　张仲景合此药的其主要目的，是用它来治疗伤寒（这个伤寒指的是感冒伤风一类的病，也就是古人说的风邪入侵，而不是指现代的伤寒症——typhoid）。那么这个“五石散”或者说“寒食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们不妨先从名字上说起。称它“五石散”，是因为它用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磺、赤石脂五味石药合成的一种中药散剂，而之所以又被称为“寒食散”，乃是因为服用此药后，必须以食冷食来散热而得名。

　　不过因为“五石散”的药性非但猛烈而且复杂，所以仅仅靠“寒食”来散发药性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辅以冷浴、散步、穿薄而旧的宽衣等各种举动来散发、适应药性，即所谓的“寒衣、寒饮、寒食、寒卧，极寒益善”，只有一样是要例外的，那就是饮酒要“温”。此类举动称之为“散发”和“行散”等。只不过倘若药性散发不出来，又必须再服其他药来引发，药性如显现则称之为“石发”。

　　组成“五石散”的那些石药，从西汉名医淳于意的《诊籍》来看，最早从扁鹊开始就已经被用来治病了：“阴石以治阴病，阳石以治阳病”，而淳于意引的古《论》中还有“中热不溲，不可服五石”一说；在同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屈原《楚辞》里亦有“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的句子，由此可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经开始服用石药，并一直延续到了汉朝。

　　记载秦汉医学成就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虽然在唐代初年就已失传，但在后人的辑本中，我们还是可以看见，在秦汉时期是把丹砂、石钟乳、石胆、曾青、禹余粮、白石英、紫石英、五色石脂等18种石药，全都列于能“轻身益气、不老延年”的上品药中的，而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养生方》中更有记载云：“冶云母以麦籍为丸如酸枣大”，服后“令人寿不老”等等，可见石药在当时地位是相当高的。

　　等到了正始名士何晏的手上，他因体弱，乃自合药剂，由于“寒食散”药性猛烈，在汉时服用者尚不多，所以他在改进了前人的方子后方始服用（估计是加了配药或者调节剂量，我们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后自觉良好，因而大力提倡，终成累世之风（1）。

　　同时由于这个药的材料很贵，所以到后来服用此药竟渐渐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甚至有假装“石发”来表示自己富贵身份者，《太平广记》卷二四七引侯白《启颜录》载：“后魏孝文帝时，诸王及贵臣多服石药，皆称石发。乃有热者，非富贵者，亦云服石发热，时人多嫌其诈作富贵体。有一人于市门前卧，宛转称热，要人竞看，同伴怪之，报曰：‘我石发。’同伴人曰：‘君何时服石，今得石发？’曰：‘我昨市米中有石，食之今发。’众人大笑。自后少有人称患石发者。”

　　魏晋名士们最被人追崇仪态和风度，便是他们宽袍大袖之飘逸风姿和惊世骇俗的跳脱举动，而在我看来，这些实是与服药有着莫大关系。

　　首先，服食“五石散”之最直接后果，乃是形态举止大异常人，此盖因药力之故也。凡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磺、赤石脂此五石，皆为燥温之物，服食以后五内如焚，亟需以行走发汗来驱发药性，因而魏晋文献和此后的记载以及文学作品中多有“行散”、“行药”一说。

　　比较著名的就有《世说新语》中记载的几则，其中一个是王恭的事迹：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户前，问：“ 古诗中何句为最？”睹思未答。孝伯咏“‘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为佳。”而另一则是正好碰上了行散的上司，因此靠一句话救了全家一命的：“谢（重）景重女适王孝伯儿，二门公甚相爱美。谢为太傅长史，被弹；王即取作长史，带晋陵郡。太傅已构嫌孝伯，不欲使其得谢，还取作咨议，外示絷维，而实以乖间之。及孝伯败后，太傅绕东府城行散，僚属悉在南门，要望候拜。时谓谢曰：‘王宁异谋，云是卿为其计。’谢曾无惧色，敛笏对曰：‘乐彦辅有言：岂以五男易一女？’太傅善其对，因举酒劝之曰：‘故自佳，故自佳。’”

　　后世这类记载和描写也不在少数，如鲍照的诗作《行药至城桥东》，元稹的“行药步墙阴”和常建诗“行药至石壁，东风变萌芽”等等，均为此类举动的直接写照。

　　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当服食“五石散”成为一种类似吃摇头丸一样的时尚后，魏晋名流们便纷纷服用以示身份，并在其后出门行走，只是此等举动大多实是一种不得已之行为，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般逍遥，因为他们必须疾步行走到出一身汗方好。

　　因此梁实秋先生曾经小小地幽了他们一默：“六朝人喜欢服五石散，服下去之后五内如焚，浑身发热，必须散步以资宣泄。……这种散步，我想是不舒服的。肚里面有丹砂雄黄白矾之类的东西作怪，必须脚步加快，步出一身大汗，方得畅快。我所谓的散步不这样的紧张，遇到天寒风大，可以缩颈急行，否则亦不妨迈方步，缓缓而行。培根有言：‘散步利胃。’我的胃口已经太好，不可再利，所以我从不跄踉地越路。”

　　另外还有诸如暴躁而口发狂言，桀骜无礼或赤膊跣奔等等放浪形骸的荒诞举动，也大都有着这个原因。五石散中含有硫化物等毒性成分在内，食后极易性格暴躁。

　　鲁迅因此说：“晋名人皇甫谧作一书曰《高士传》，我们以为他很高超。但他是服散的，曾有一篇文章，自说吃散之苦。因为药性一发，稍不留心，即会丧命，至少也会受非常的苦痛，或要发狂；本来聪明的人，因此也会变成痴呆。所以非深知药性，会解救，而且家里的人多深知药性不可。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的，大约便是服药的缘故。比方有苍蝇扰他，竟至拔剑追赶；就是说话，也要胡胡涂涂地才好，有时简直是近于发疯。但在晋朝更有以痴为好的，这大概也是服药的缘故。”

　　唐代名士、肃宗李亨的布衣之交李泌，也是因“服铒过当，暴成狂躁之疾，以至弃代”。由此可见，魏晋名士们或暴躁或口发狂言的狂傲风范，是与服药有一定关系的，并非全都纯出自然。

　　由于在服药之后除行散以外，尚要饮以温酒来借酒力发散药性，于是魏晋名士大多好酒，这个事情大家实在太熟悉，举不胜举，所以就不多说了。

　　但喝酒还曾经喝出这样的事情，据《世说新语》载：桓（玄）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马，船泊荻渚，王（忱）大服散后已小醉，往看桓。桓为设酒，不能冷饮，频语左右：“令温酒来！”桓乃流涕呜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泪，因谓王曰：“犯我家讳，何预卿事！”王叹曰：“灵宝故自达。 ”两汉魏晋时，当面言及对方长辈的名讳是非常犯忌而且无礼的事情。桓玄也曾手握重兵雄镇一方，此刻虽然失势，但也不可轻侮。那王忱估计吃了药再喝了酒以后，便假装神志有点不大清醒，当面屡犯桓温名讳，但是也因他服石之故，桓玄此刻就可以不以为仵，反为对方开解，这样自己不会丢面子，还阻止了他继续攻击自己。

　　这从另一面说明，在当时那些服药以后所做的不合常理甚至是极其无礼的举动，通常是会被人谅解，甚至被推许为名士风范的。

　　另外，为后世津津乐道所推崇的魏晋风度中“扪虱而谈”之从容风范，系典出王猛（2），然王猛是不是服药因史无记载，是以我们不得而知。但在魏晋时期，虱子这个讨厌的东西，倒确确实实是经常和名士们联系在一起。《世说新语》一则记曰：顾和始为扬州从事，月旦当朝，未入，顷停车州门外。周侯诣丞相，历和车边，和觅虱，夷然不动。周既过，反还，指顾心曰：“此中何所有？”顾搏虱如故，徐应曰：“此中最是难测地。”周侯既入，语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仆才。”

　　竹林名士嵇康亦颇服药，在其名篇也可以说是导致他身死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中道：“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又有“心不耐烦”云云，其中的“心不耐烦” 或为托词，但是也不能排除是服药后导致脾气暴躁的后遗症。

　　如果联系历代医书记载中服五石散后的症状，因人的皮肤不但燥热，而且异常敏感，所以在石发时要穿薄而宽大、未浆洗的软旧衣，不能穿厚实或者未脱浆的新衣，以免不能散热和衣服摩擦皮肤导致不适。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对嵇康而言，要他穿着浆洗干净并且严实的朝服，去揖拜上官，实几与酷刑无异，故不堪也。

　　后来的桓温也有这个毛病：“桓车骑不好着新衣，浴后，妇故送新衣与。车骑大怒，摧使持去”（3）。不过这衣服若是时常不洗，软固然是软了，但是只怕虱子也因此便在身上繁荣起来。所以当时的名士也就和虱子结下了不解之缘。魏晋名士由服药导致的不卫生习惯而引发之寄生虫祸害，居然可以成为后世美谈和追崇的风范，此亦恐是他们所始料不及哉？

　　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所谓魏晋风度那宽袍大袖的飘逸风姿，只怕一多半也是与这个有关系的。乃因穿厚衣和窄衣，对于服药者几乎是不堪忍受的，外加药性之燥热，即使是赤身裸体也未必解热，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就经常脱衣裸体在屋中，晋名士兼名医皇甫谧语：“又服寒食药，违错节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当暑烦闷”，皇甫谧服食不当，七年下来还要在冬天袒身吃冰来压制，更有 “……或暴发不常，夭害年命，是以族弟长互，舌缩入喉；东海王良夫，痈疮陷背；陇西辛长绪，脊肉溃烂；蜀郡赵公烈，中表六散，悉寒石散之所为也”（4），其药性之猛及燥热难耐的程度可见一斑。

　　只倘若照此说来，魏晋名士大袖飘飘的俊逸风度，似乎便不是那样的只有唯美和洒脱了，其中还颇有行散发药的成分在内，这一想于是不免叫人有些遗憾。

　　然此药的药性如此危险及剧烈，那服食五石散的首倡者何晏，他又何以要服用此药呢？

　　何晏此人除了是魏晋玄学宗师之一，开正始风气之先之外，本身还是个美男子并且好色。《世说新语·容止》：“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硃衣自拭，色转皎然”，后人因以“面如傅粉”来形容男子美貌。《三国志》则曰：“（何）晏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然后又云“（何）晏尚（公）主，又好色，故黄初时无所事任”，皇甫谧亦言其 “耽声好色”，这个何晏在娶了公主后还敢四处渔色，色胆不可谓不小，好色之心不可谓之不盛。

　　因此此人既是美男子又好色的这个事情，应该是确凿无疑的。而他好色的直接后果，自然便是体虚了，是以皇甫谧才直说他因好色之故才服食“五石散”。综上所述，他服药的原因主要是两个，不过也可以说其实就是一个原因，即他因沉耽于声色之中，导致身体虚弱，因此服用五石散。也就是皇甫谧所说的：“……何晏，耽声好色，始服此药”。而在服用以后，由于自觉“心加开朗，体力转强”，效果显著，所以大肆倡导，于是“京师翕然，侍以相授”，并且大规模流行起来，终成魏晋名流的一种时尚和象征。而何晏自己也曾说过：“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从这里我们一样可以发现他服药确实不仅仅为了治病，还兼要追求其他诸如“神明开朗”一类的效果。

　　那么这个“五石散”到底有多少，并且都是些什么效果呢？让我们先来看看它的主要构成成分——五石的药性再说。

　　据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的《中国中药数据》：石钟乳：Stakactite功效：温肺气，壮元阳，下乳汁。主治：治虚劳喘咳，阳痿，腰脚冷痹，乳汁不通等。白石英：Quartz功效：温肺肾，安心神，利小便。主治：治肺寒咳喘，阳痿，惊悸善忘，小便不利等。石硫磺：Sulphur功效：壮阳，杀虫。主治：内服治阳痿，虚寒泻痢，大便冷秘。赤石脂：Halloysit功效：涩肠，收敛止血，收湿敛疮，生肌。主治：治遗精，久泻，便血，脱肛，崩漏，带下，溃疡不敛等。紫石英：Fluorite功效：镇心，安神，降逆气，暖子宫。主治：治虚劳惊悸，咳逆上气，妇女血海虚寒，不孕。此五味药中，有三味功效是壮阳、温肺肾，主治阳痿等症的。一味功效敛疮、生肌，主治遗精、崩漏等，一味功效安神、暖子宫，主治虚寒、不孕。

　　所以，“五石散”具壮阳及治阳痿的目的和功效是确实无疑的。而其中一味赤石脂尚另有治湿症、敛疮、生肌的作用，因而此药在壮阳治阳痿的同时，似乎还可以用来治身上湿疮、溃疡一类的疾病，至于何晏身上是否有什么因为好色而引起的湿疮或溃疡一类的疾病需要治疗，既然史无明书，我们也就不好妄下推断，所以就此打住。

　　只是由此我想他因“耽声好色”而“始服此药”，然后就“体力转强”，关于这个“ 体力转强”的内里意思，应该已经不语自明，毋庸赘言了吧。此药既有壮阳、治阳痿之功，而何晏在调整这个方子的时候，不知道又加了些什么其他配伍进去，导致服用此药后，更会性情亢奋浑身燥热，直欲裸身散热，偏生还必须饮以温酒，并辅以运动出汗来发散其药力。

　　世人皆曰酒能乱性，都已经如此形状，再喝上些温酒下去，之后什么结果自是可以想见的，所以照这么说来，这个“五石散”还有春药的催情之能。而何晏在其后尚说这药有“神明开朗”的效果，皇甫谧也道可“心加开朗”，想这药力固然有安神之效，但于浑身燥热、性情亢奋，亟需运动出汗之余，说可以“神明开朗”、“心加开朗”云云，似乎大有乖背之处，因此这话只怕尚有他意在内，非惟特指兰台神清气朗而言。

　　于是我们不妨可以再看看服用“五石散”的另一特性，那就是前面说的，用药后人的皮肤会变得异常敏感，要穿既薄又软而且宽大的旧衣裳，甚至因为同时发热而干脆不穿。但试想若是在两情欢悦之时，要是肌肤的触觉敏感异常，对纤毫举动莫不感受强于平时，只怕想来心里当然会觉得 “神明开朗”，自是“心加开朗”。如果这么看的话，何晏对此功效倒的确是不可以不说，亦果然不可以谓之不妙，那当时京师因此“翕然，侍以相授”的轰动情形，并能在旦夕之间就成为时尚，也就不足为奇了，同理可知现在的伟哥为何也能一时轰动而举名天下。

　　现在我们就能全面地综合“五石散”的功效了，并可以这样来概括它：首先它有壮阳、强体力，治阳痿（到底能不能和伟哥一样有效不得而知，目的肯定是有的），也许还有少许治疗湿疮、溃疡的功效，并在服用后可以让人性情亢奋，浑身燥热，身体肌肤的触觉变得高度敏感，要用寒食、喝温酒，脱衣裸袒，运动出汗等方式来发散药力。

　　至此如果再有人要说这个不是壮阳春药，只怕是有点说不过去的。

　　唐代孙思邈也在他的《备急千金要方》开篇的卷一就说：“有贪饵五石，以求房中之乐”，由此也可以知道，魏晋名士们纷纷服食的“五石散”或者叫“寒食散”这个玩意，至少到唐代以前，也是的确被当作房中药，也就是春药和壮阳药来用过的。

　　实际上由于东汉末年的频繁战乱和动荡的历史大背景，最后导致了为之一变的建安风气以及曹魏正始年间玄学的兴起，从此人们便开始名正言顺地用理性的眼光，去审察、去批判过去的一些道德观和世界观，因此“名教”和“自然”的关系成为当时玄学家们的重要论题。

　　与何晏并为玄学宗师之一的王弼，提出了“祟本息末论”，强调人的朴素情感和自然本性，而嵇康则更是明确地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

　　在玄学理论的强盛影响下，一些知识分子首先接受了这种观念，开始强调人的真情实感、自然之性和个性，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以前名教经学桎梏及名利的束缚，加上门阀制度的盛行，使他们可以因“散发”抗命或者犯忌，也可以居丧饮酒或者傲慢无礼，服散后的种种放荡行为，一方面因为有服药这个借口，一方面也因为思想的转变，已经不再会被视为违犯旧有的道德轨范而受到指责。

　　基于这样崇尚人性和自然的大前提下，那么追求声色也是自然而然，而且是必然的事情。所谓色者，人之大欲也，又曰食、色，性也，既然要追求自然和人性，那首当其冲的应该也必然会有性爱在内。这个只要看看魏晋时期研究的房中术和房事理论，就可以知道当时关于房中术的普及和研究，都已到了秦汉以来的空前发展时期，光是丹鼎派领袖葛洪一人就著有《序房内秘术》和《葛氏房中秘书》两书，且在专门讲叙炼丹的《抱朴子》中又再论及房中交合之道。同时道家养生学和炼丹术的兴起，也和房中术互相推动发展，并使房中术这一所谓天人合一的阴阳之道盛行于世，不再为术家秘传。葛洪《抱朴子》里“有善其术者，……令人老有美色，终其所禀之天年”的说法，更直把此做为养生之法。

　　魏武帝曹操就是一个房中术的信奉者，他招募天下方士：“世有方士，吾王悉招致之，甘陵有甘始，庐江有左慈，阳城有郤俭……左慈休房中之术……甘始左元放东郭延年行容成御妇人法，并为丞相所录问。行其术，亦得其验”（5）。

　　因此我们可以说魏晋名士们在追求人性和自然，道德和思想的解放同时，也在开怀追求着肉体上的解放，即性欢娱，所以名士们大规模的服用“五石散”或者其他类似的药石，固然有追求长寿养生的成分，但是也不能否认地还有将其做为春药和壮阳药物，来获取性快感的目的在内，或者也可以这样说，由于中国传统房事理论认为性爱会导致体虚体弱，所以他们一面在使用这个春药和壮阳药，追求着更强烈的性快感的同时，又一面在试图避免体虚，达到养生长寿的目的。

　　率性追求美色以及两厢情悦鱼水之欢的，而且还大声说了出来的，最著名的大约要首推名士荀粲，他好道精玄学，“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在他看来，既然孔子关于人性天道的谈论没有流传下来，那六籍虽存也是圣人之糠秕，他因此原因而直言六籍是垃圾，则斯言诚足以骇世。同时他公开宣扬“妇人者，才智不足论，自宜以色为主”或“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更是把原先关于妇德的那一套标准丢到了九霄云外。

　　骠骑将军曹洪的女儿有美色，他登门求娶，回来后在家中“容服帷帐甚丽，专房欢宴”，两人甚是欢爱，荀粲对曹氏的美色沉溺之极也疼爱之极，至于“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后来曹氏不幸病故，他思念过度而极之神伤，傅嘏问其原因道：“妇人才色并茂为难。子之娶也，遗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他回答说：“佳人难再得！顾逝者不能有倾国之色，然未可谓之易遇。”最后竟然因为痛悼不能已，一年后亦亡故，时年仅二十九岁。（6）（7）

　　此间记载的事迹和谈论固然能说明荀粲对女人首先要求的是美色，但是仔细分析，实际远不止此。曹氏死后，傅嘏说妇人才色并茂的确很难，但是你娶妇不求才而只好美色，这样的女人以后应该很容易遇到，何以哀伤至此？此话说得极有道理，以荀粲名门世家的门第和才名，找个美女的确当不是难事。并且傅嘏亦名士，他既然说不是很难，想来非虚。而荀粲接下去的回答却颇耐人寻味，当头先来一句：“佳人难再得！”然后道其原因，说就算死去的曹氏不能算有倾国姿色，但确实不可以说是容易遇到的。

　　这样问题就来了。傅嘏以为曹氏的姿色并不是很难才可以找到的，而荀粲也承认曹氏没有倾国之色，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光以美色的标准而言，两人都认可了似曹氏姿色者是可以“复遇”的。然则如此，荀粲先前一句“佳人难再得！”的决绝，以及来后说的“未可谓之易遇”，似乎就不好理解并且是互相矛盾了。人所共知荀粲夫妇二人感情极好，似乎不用多说，而古人用词一向又是很讲究的，荀粲既云“佳人”，当非指两人情感，显是别有所指，照前事推断，应该直指与曹氏的闺房之欢和房中之术才对，如此便很容易为何解释荀、傅二人都认为如曹氏姿色者“易遇 ”，而荀粲又独言“佳人难再得！”和“未可谓之易遇”了。

　　从身为美男子的潘岳行洛阳，少女少妇莫不连手共萦之以示爱慕；到贾充女儿看见韩寿美貌便发于吟咏，婢女告韩寿，韩寿闻而约期，期至竟自逾墙便宿于贾充女儿房中；至于身为晋武帝姨妹的蒯氏，因妒忌而骂了丈夫孙秀，孙秀遂“不复入房”，蒯氏无奈求救于武帝，最后在武帝斡旋下孙秀才入房与她“为夫妇如初 ”（8）。

　　从这些我们都可以发现，魏晋时期非独男士在追求本能上的性欢娱，女士们也一样大胆地在用她们自己的方式，追求和表达着对人性自然的欢欲之爱，如此则假曹氏们通房中术，亦不足为怪。

　　另外一点比较有趣的是，当时那些作为统治者的重臣甚至是皇帝，对曹氏和蒯氏们表现出来对情欲的追求的态度，是相当宽容甚至是支持的，这个似乎在历史上还是比较罕见的。

　　前面说到的贾充，晋时权重一时，他女儿和韩寿共宿后，欢爱之情溢于言表，贾充先发现她“盛自拂拭，说畅有异于常”，后来又从韩寿身上香气，发现他女儿与韩寿私通，在落实这个事情以后，贾充干脆不露声色地装做不知道，把女儿嫁给了只是他手下小吏的韩寿。

　　而晋武帝姨妹蒯氏原本就是因为妒忌小妾得宠，才骂了孙秀，而孙秀也做得比较绝，从此就不入她的房。那蒯氏在过了一段独守空房的寂寞时光后，颇为自责后悔，比孙秀绝的是她竟然因为这个，就去找了当今的天子来帮忙，而晋武帝比他们更绝，居然还真的答应了，于是便“独留秀，从容谓曰：‘天下旷荡，蒯夫人可得从其例不？’”

　　联想后来孙秀和蒯氏的“为夫妇如初”，则晋武帝此问非但问得极为的机智和风趣幽默，他对孙秀说话的那个“从容谓曰”的态度，更当叫人为之绝倒，实在让人觉得可爱之极，比之现在颇有些多的假道学，真正是可爱了不知多少。这篇文章是看了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后，独自想想觉得有趣，于是一时兴起，就着他说剩无用的“糠秕”再东拉西扯了几下子，聊以自娱，甚至于文章名字也是拿鲁迅先生的来改几个字就用上了，所以大约是会有点贻笑大方的。

　　注释：

　　（1）《世说新语·言语》：“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刘孝标注引秦丞相（按：当作秦承祖）《寒食散论》说：“寒食散之方，虽出汉代，而用之者寡，靡有传焉。魏尚书何晏首获神效，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寻。”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六《寒食散发候》：“皇甫（谧）云：寒食药者……近世尚书何晏，耽声好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然，侍以相授……晏死之后，服者弥繁，于时不辍。”（2）王猛（325—375），字景略，北海剧（今山东寿光）人。《晋书·王猛传》：“桓温入关，猛被褐而诣之，一面谈当世之事，扪虱而言，旁若无人。”（3）《世说新语》（4）《寒食散论》（5）《博物志·卷七》（6）《三国志》裴注附《荀粲传》（7）《世说新语·溺惑》：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奉倩曰：“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裴令闻之，曰：“此乃是兴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后人未昧此语。”（8）《世说新语·容止》：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世说新语·溺惑》：韩寿美姿容，贾充辟以为掾。充每聚会，贾女于青璅中看，见寿，说之，恒怀存想，发于吟咏。后婢往寿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丽。寿闻之心动，遂请婢潜修音问。及期往宿。寿跷捷绝人，逾墙而入，家中莫知。自是充觉女盛自拂拭，说畅有异于常。后会诸吏，闻寿有奇香之气，是外国所贡，一着人则历月不歇。充计武帝唯赐己及陈骞，余家无此香，疑寿与女通，而垣墙重密，门閤急峻，何由得尔？乃托言有盗，令人修墙。使反，曰：“其余无异，唯东北角如有人迹，而墙高非人所逾。”充乃取女左右婢考问。即以状对。充秘之，以女妻寿。孙秀降晋，晋武帝厚存宠之，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笃。妻尝妒，乃骂秀为“貉子”，秀大不平，遂不复入。蒯氏大自悔责，请救于帝。时大赦，群臣咸见。既出，帝独留秀，从容谓曰：“天下旷荡，蒯夫人可得从其例不？”秀免冠而谢，遂为夫妇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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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和道理搭配 [转帖]

中国人的小聪明特多，许多时候从小处就可以看出。比如，中国人可以用一只手五个指头轻而易举地表达十个数字，从一到十轻松自如，从不混乱。

就是伸手指的顺序，也透着中国人的灵活。中国人的一是伸食指，二是加上中指，但三就是中指、无名指、小指，四不用说了，五才将大拇指最后伸出。但西方人没这么灵活，他们从大拇指依次伸出，所以，西方人表达二就是中国人的八。

我有一位不会一句英文浪迹天涯的朋友，他在伦敦跳蚤市场讨价还价。英国人伸出拇指、食指开价：twenty（二十）。我的朋友以为是八十，马上伸出五指还价：五十。英国人诚实地说：No，no，twenty（二十）。朋友说：你别那么死心眼，就给五十。英国人一脸狐疑，听说中国富裕了，但也没见过这么大方的。我的朋友将五十英镑丢给英国人，气宇轩昂地把东西揽入怀中，还跟所有人吹嘘自己的砍价绝技。

小聪明有时灵，有时不灵，碰上笨人，小聪明一般不灵。过去说“以不变应万变”，就是这个道理。聪明要和道理搭配，才能所向披靡。

（摘自《视野》第5期作者马未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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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落香港的国军若干高级将领的浮沉岁月[转帖]

熊式辉买假护照被拘留

　熊式辉，可是国府重量级的军政大员，在大陆全面沦陷之前，是撤退到香港的高级官员中比较有名的一个。到港后，他并没有马上跑到台湾归队，其内幕局外人不得而知，可是他想逃往外国的企图却给人知道了。这是因为他向港英政府请求签证假护照被拘而传开来的。

这里要先叙述一个故事，即国府“外交部”人员搞出盗卖出国护照的事。当国府大队人马撤退到广州的时候，内部一片混乱，不论文武官员，都在各谋逃脱之策。其中有油水的机关，当然乘机大捞一把；而没有油水的机关，也是用尽心机，想办法抓钱。于是，外交部人员就想出盗卖护照的妙策，因为这正合乎当时逃亡香港的那些政界、军界官员的迫切需要。

交易地点是在澳门，后来在香港也开始出卖。此事传开后，想买护照的人就多了。隔不多久，这样的护照也买不到了。可是，有的人还是到处辗转托人买，造假护照的人就应运而生，熊式辉将军就是在这时买进假护照的。

　熊式辉退到香港后，先是深居简出，观望风色。后来看到大陆全部沦陷，台湾仍在飘摇慌乱之中，香港也不是安居之所，就想率家逃往南美。大约是在1950年5月，不知走什么门路，花500美元，买到几张护照，随即到港英政府移民局办理签证手续。移民局的英国帮办认定这几张护照是假的，也想在这个高级官员身上敲一笔竹杠，就请他在临时拘留室留下来。同时告诉他，根据香港政府的法律，“假造文书罪”是很严重的。

这时，经历过大风大浪的熊式辉也有些慌了，他家里的人也慌了，经过三天的多方设法，请香港的著名律师罗文锦为他辩护，这才免了“假造文书罪”，只承担“使用假文书”的罪名，结果罚款3000元港币，还请江西同乡袁德泉以复兴银行和新生公司两家“铺保”担保，才将他保释出来。事后，他无可奈何的对袁说：“想不到我‘虎落平川被犬欺’，真倒霉。”事后袁对我说：不要外传，这与关系到熊式辉的面子。

　这件事发生后，国府的老同志张群由台湾写信来，要他坚定反共复兴的信心，尽快去台湾。结果，也是老同志的熊式辉，还是带着一家大小到台湾大本营“归队”去了。

省主席刘建绪卖招牌逃往巴西

　湖南的老牌军头刘建绪在福建干了多年的省主席，下台后，于1949年7月逃到香港，住在复兴银行宿舍，谋图继续远逃，找个“安全”之地。

　他是湖南复兴银行的大股东，有权处置香港复兴银行产权。为有更多的现款充实行囊，他想从银行里多套些资金出来。

　香港复兴银行前身仅是一个办事处，没有香港政府的营业执照。直到1946年，香港被英国人重新占领时，才领到正式的营业执照。内地沦陷后，许多有钱的人逃到香港，想做投机买卖，这时向英国政府申请营业执照，不仅要花很多钱，而且很不容易，因此一张银行执照，在当时的香港就很是值钱。

　香港复兴银行只有两间房子连一个骑楼，场面不大。业务范围也仅做些国内黑市汇兑和吸收少数存款。在湖南的总行并无多少资金拨存香港，因此与各省在香港所设的商业银行相比，复兴银行的实力确是相形见绌的。

因为调不出钱来，刘建绪很感恼火，香港复兴银行总经理江国章尤为后悔，他有次对我说：“我们到底是‘土包子’，搞银行不行，只晓得在湖南建房子、买地皮、做投机买卖，不知多寻出路。如果早拨一部分资金来香港发展，也可以在香港地盘蹲下来，更不会挨老板的骂了。”言下深为感慨。

　刘建绪见没法外调资金，就逼着江国章将香港复兴银行出卖。看来也只有卖掉营业执照这着棋。开始时要价30万港币。这时，正巧袁德泉从江西南昌逃到这里，想在香港做投机买卖，这块银行招牌对他很合适。但他只肯出15万港币。经过讨价还价，另加1万港币，作为房屋家具费，就此成交。袁德泉就是这样成为香港复兴银行经理的。

　刘建绪拿走这笔钱中的大部分，于1950年底，迁居到巴西做寓公去了。

大阿哥马步青挥金如土

　曾在青海独霸40年的马步芳的大阿哥马步青，于1949年底重庆沦陷前夕，率领全家由重庆转到香港。这个纵横西北几十年的马家军老大所搜括的财物是无法计算的，卷逃到香港的财物，数目惊人。据袁德泉说，由他经手替马步青抢运的黄金就有3000两，美金20万元。当时的运费高达货值的百分之三十至五十，先交后运。

马步青到香港后，可算是一个真正的阔佬。他在香港的花园道盖了一座豪华公寓，买了两辆漂亮汽车，大玩香港有名的跑马赌博，每星期一次跑马，马步青从不脱班。

　马步青还有一种爱好是收买钻石。据跟随他出来的亲信参谋长袁献之说，他们在西北时期，钻石最贵，一个一克拉的小钻石，在青海可抵数十两黄金，因为西北产黄金不产钻石，外地去的也少。因此，钻石就成为搜罗的对象了。这时，香港的钻石并不稀贵，一般只要五六两黄金一克拉，最好的不过十多两黄金，就是一个五克拉重的钻石，也不过四五十两黄金就可买到。这在他看来，真是便宜之至，所以收买大量的钻石。

　1952年2月，香港复兴银行因投机失败而倒闭，马步青有四万美元存在袁德泉处，因此也受了些损失。但对他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后来台湾方面号召“忠贞人士归队”，马步青又带着他的财产，在这年五月到台湾去了。

上官云相将军“瘾”居九龙

　上官云相，是制造“皖南事变”的主谋者之一，向以“反共”著名。大陆沦陷前夕，他也悄无声息逃到香港。他事先在九龙的金巴仑道七号，购置一座讲究的花园洋房。到港后，平日深居简出，很少露面，因此知道他的人不多。尽管如此，那些逃到香港的老部下还是要找他的麻烦，敲门借钱以至叫骂的事时有所闻。他常打电话叫警察前来保护，内心老有一种恐慌感。

　事实上，上官云相还是一个“瘾君子”，抽大烟的劲头相当大。香港在法律上是禁烟的，但如果花钱买得抽烟牌照，还是可以抽。不过这总是一桩要当心的事。在香港犯禁抽烟而被拘留的人，报上日有所登，他怕香港的流氓来他一手，就会丢人现眼。出于种种考虑，他觉得在香港的日子不好过，极想另择安全之地。

1951年，我也住在金巴仑道三号，与他仅有一房之隔。那时，我与卫立煌等所组织的新生公司正准备在北婆罗洲设立分公司，怂恿逃到香港的国府官员投资，到那里建筑房屋，开办橡胶园，正式移民。他知道此事，特来找我商谈，详问情况，很想参加。我于是知道他正作逃往北婆罗洲的打算。可是不久，台湾的蒋公搞“复位”，搜罗在香港的“国大代表”去充人数，于是这个反共专家也被召唤到台湾去了。

余程万军长被盗遭枪击

　1949年底，云南卢汉宣布投共，当时曾遭卢汉扣押的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被卢汉释放后，先到了海口，后也逃到香港。余程万本来就是广东人，很早就把他的家小安置在香港。他在香港做起米店和杂货店生意，还同人合伙开设一个当铺。

　余程万是准备在香港长住久安的。他过去搞了很多钱，又很会做生意，因此，引起黑社会盗匪的觊觎。在他被击毙前的一个月——1955年6月，美国的戴坚由檀香山来香港，计划为自己在檀香山开设的太平洋公司招股。事先曾与余联系好，我和戴坚到他在九龙元朗区的住宅去会他，他被戴说动了心，答应入股二万美元，并想借此到美国去看看，并约定两个月后交股款。不料一个月后就出事了。

　黑社会盗匪早已探知一切，并摸清楚了他的行动规律。七月的一个晚上，他刚外出归来，三个盗匪乘机进门，一个在外把风，两个持枪入内行劫。他们把他家人赶入一间房里关起来，另逼余程万交出财物和保险柜的钥匙。他的厨师看见盗匪进门，已躲了起来，再由后门爬出，跑到二里路外的警署报警，随即开来大批警察，将房屋包围。

这时，余程万因舍不得钱财，正与黑社会盗匪拖延时间，接着发生一场警匪枪战。盗匪见已被包围，即把老余押在前面，作为挡枪的靶子，想借此冲出去。因为在夜晚，看不清楚，一阵乱枪响过，老余就这样被打死了。

　事后，警方公布说，余程万是被盗匪打死的。究竟被黑社会打死还是被警察打死，无人敢去追究。

潘裕昆军长失意荔枝角

　在辽沈战役中侥幸奔逃出来的国民党新一军军长潘裕昆，跑回长沙还大肆修建他的豪华住宅。到1949年5月，只得率领全家逃到香港。他住在九龙青山道一座楼房里，从表面看相当朴素。他所卷带的黄金美钞，都存在香港汇丰银行的保险箱里。

　潘裕昆在香港与卫立煌来往很密。1951年，卫立煌参加香港新生公司时，承担公司股份50％，要交美金50万元，卫本人没有这么多钱，其中半数即是由潘裕昆承担的。潘本人不愿露面，但却极力为卫撑腰，并为卫参赞一切。

而复兴银行的经理袁德泉许以厚利，以代他们经营谋利为由，取得他们的信任。卫立煌与潘裕昆一次先交美金20万元，其中潘裕昆就占一半。当这批美金拿出来时，那是压得很紧的百元大钞，点数时都不容易揭开，由此可见保存的时间已很久了。

　后来，这笔钱作为复兴银行的存款，加上袁德泉为他们结算的利息，共为144万港币，又折成美金25万元，作为新生公司的股款。可是在未交拨新生公司以前，复兴银行就倒闭了，当然这笔钱也就化为乌有。

　潘裕昆是哑吧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心里十分沮丧。他住的地方靠近荔枝角，人们经常见他独自一人，在荔枝角踽踽徘徊。

张际鹏军长穷愁潦倒

　国民党第十四军军长张际鹏，在湖南并没有跟随程潜投共，却率家逃到香港，住在九龙山林道一座楼上。他因为当军长的时间不长，卷到香港的钱也不很多。到香港后，他准备再回台湾大本营，可是台湾方面拒绝他，不批准他的入境证。他只得躲在香港。

　他子女很多，自己又好打麻将，赌扑克，这样坐吃山空，不到两年就把所带的钱花得差不多了。因为现状不能维持，他只好迁到九龙郊区元朗附近乡下去住。这时他的大女儿嫁给香港一个小说作家，幸得女儿接济，才能勉强维持下去。

张际鹏日渐穷途潦倒，他的子女都没有读书，甚至弄到衣履不周，三餐不继。他本人长吁短叹，深为懊丧，一再乞求台湾收容。听说他写了很多信给当时台湾的“国防部”次长袁守谦，也就是他的黄埔一期同学，让他向蒋公求情。最后，得到蒋的允许，张际鹏才于1955年6月率全家撤往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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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反革命分子\"叶问\"罪恶的一生[转帖]

　　　　叶问(1893年－1972年)，又名叶继问，祖籍广东南海罗村谭头，抗战前曾任国民党佛山侦缉大队书记、广州防务稽查长。

　　解放战争期间，历任国民党佛山警察局刑警队队长、督察长、代理局长，1949年出任广州市卫戌司令部南区巡逻队上校队长。

　　按照我党1950年-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实际甄别标准，百分之一百属于“手中沾满革命群众鲜血”的历史反革命，应公开判处死刑，游街后执行枪决。

　　但是，叶问于1949年解放之际，漏夜畏罪潜逃至当时的英国殖民地香港，侥幸躲过了我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对他的正义审判。后在香港以开班收徒教授咏春拳法为生，少数不明****的群众如梁挺、李小龙等曾受其蒙蔽，拜其为师，并将其所授的咏春拳法在世界各国传播。

　　叶问在香港20多年无时不刻都在恐惧革命群众将他的历史罪行揪出来审判，惶惶不可终日，以至“生前从来不说战前的事业，甚至连儿女都不知道”，1972年，历史反革命分子叶问在惶恐中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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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第一次约会　毛泽东如何接待尼克松？ [转帖]

　　从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这两个长期隔绝的大国实现了第一次握手。从中美两国交往大门打开的那一时刻开始，这两个拥有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理念的国度就经历着风风雨雨的磨砺。

　　值此中美建交30周年之际，两位中美建交过程中的亲历者，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和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为《国际先驱导报》追忆了中美间的第一次约会及期间的“文明冲突”。

　　“那年冬天的北京不可思议”

　　斯考克罗夫特这位历史见证人，有足够的故事带着人们重新经历1972年那个冬天的北京

　　“我们来到中国，那天应该是1972年的新年前夜，感觉非常不同，就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我们和中国人都不知道该怎样同对方打交道，那时美中两国没有商业，没有接触，什么都没有。”当年的斯考克罗夫特是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对于他来说，这个拥有古老文明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充满了神秘感。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尼克松访华，这被认为是“20世纪国际外交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2月28日《中美联合公报》发表，成为中美两国签署的第一个指导双边关系的文件，标志着中美隔绝状态的结束和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

　　在此之前，1971年12月，斯考克罗夫特刚刚从五角大楼进入白宫工作还不到一周，便作为尼克松访华先遣工作组成员被派到北京，以落实访问的细节问题。而眼前的北京，是他并不熟悉的。

　　最让斯考克罗夫特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北京大街上的人们穿着几乎一模一样的衣服。“每个人都穿着毛主席式的制服，尽管他们可以为自己的制服选择三种颜色：黑色、灰色和深蓝色，但各个地方的人们看上去都是一样的。访问期间，我们曾去一个体育馆观看体操表演。我们进入体育馆后，发现里面的中国人却都穿着鲜亮的衣服，原来是为了电视拍摄而专门这样穿的——体育馆因此被五颜六色覆盖着。我们访问期间这样的情况我只看到过一次。”

　　“由于绝大多数房屋是通过在炉子里烧煤取暖，房屋上方大约200英尺高的空间被黑色的煤烟所笼罩，即便在晴天也是这样。路上几乎没有轿车，只有一些公共汽车，到处都是自行车。”

　　“中国人的做事方式很不一样”

　　有两件小事令斯考克罗夫特至今记忆犹新，也令他对中国人的组织能力和执行能力赞叹不已

　　“当时随总统访华的美方代表团超过600人，其中仅记者就有大约400人，这在中国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他们甚至认为接待这些记者是最大的麻烦。开始的时候，他们说无法接待这么多人，但最后还是设法解决了。为了保证我们同美国国内通信畅通，特别是为了满足这些记者的报道需要，我们希望中方在两周内在一栋建筑里搭建一个卫星地面终端。当我1972年2月陪同总统访华的时候，发现这栋砖砌的建筑已经盖好了，完全符合工程师的设计要求，甚至连工程师勾画在图纸中建筑墙上的涂鸦记号也在实物中都得到了准确体现。”

　　还有一次，“有一天早上，总统按照行程安排应该在上午九点去紫禁城参观。早上七点，我便下楼去确定相关安排。当时路上的雪已经积了四、五英寸厚，但我竟然看到有几千人在拿着扫帚扫雪。等到九点总统一行启程前往紫禁城的时候，人们已经把饭店到紫禁城路上的雪全部清扫干净了，仿佛根本没有下过雪一样。中国在这方面的高效组织能力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斯考克罗夫特还饶有兴致地回忆起他当时对中餐的印象：“中餐对一个犹他州的美国人来说是相当震撼的。首先，我就不是一个很能喝酒的人，但是在中国，你不能自己一个人喝，你在和一桌子的人喝酒，所以，任何时候任何人要喝酒，其他人也得一起喝。所以，就会频繁地干杯，人们频繁地把酒杯举过头顶，然后将酒一饮而尽，以此显示他们的诚恳。中餐的味道好极了。但是一些菜也十分特别，即使你绞尽脑汁可能也不会知道面前的这道菜到底是什么做的。”

　　“中美非常小心地伸出手来”

　　用“亲善”这个词来形容1972年中美关系的改善无疑“过于强烈”

　　谈到尼克松“破冰之旅”在中美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所起的作用，斯考克罗夫特认为，用“亲善”这个词来形容1972年中美关系的改善无疑“过于强烈”，实际上这是中美双方“向对方伸出手”，是“非常小心、非常谨慎和非常仔细的”。

　　斯考克罗夫特认为，中美两国在1972年的握手与当时国际形势的发展有很大关系。“尼克松带着强烈‘反共’的公众形象接任总统职务，而毛泽东主席又以他反对资本主义的口号而着称，这就是当时的环境。我认为，双方的靠拢不仅非同寻常，而且受到各自的需要所驱使，受到各自国家利益的驱使，而不是受到意识形态的驱使。”

　　1974年8月，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去总统职务，福特继任美国总统。福特曾表示，将在任期内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1975年12月1日至5日，福特对中国进行访问，他告诉中国领导人，鉴于美国国内形势，中美关系正常化要推迟至1976年美国大选以后。结果福特在大选中败给民主党人卡特。

　　卡特执政后，分别于1977年8月和1978年5月派国务卿万斯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就中美关系正常化进行磋商。

　　与邓小平有了“春天的约定”

　　“邓小平邀请我吃饭。用餐期间，他告诉我，他‘只有三年了’”

　　1978年的5月，晚春时节，布热津斯基乘坐美国副总统的专机抵达北京。他的助手米歇尔．奥森博格对他说：“赶紧看看谁来接我们，如果是外交部长，就说明中国人把这次访问升级为更为重要的级别了。”布热津斯基透过舷窗向外看，见是中国外交部长前来接机时不禁暗自高兴，他想到，这次应该不会像万斯那样空手而归了。

　　布热津斯基回忆说：“同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的会谈是我此行最重要的内容，而美方如何对待台湾，美方在与台湾关系问题上准备做出多大改变是会谈的核心问题，也是最困难的问题，因为我们并未准备同中方达成一个将会明显破坏地区稳定局面的协议，我们仍会坚持自己的义务和承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了一些时间，我反复强调，这个问题是中国革命、甚至从一定程度上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部分历史遗留问题，我们希望它以一种满足历史要求的模式得以解决，同时我们希望同中方达成一种互惠、且不受各种历史遗留问题影响、并获得战略优势的关系。”

　　“令人感到惊讶的是，邓小平邀请我吃饭。用餐期间，我们进一步讨论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他告诉我，他‘只有三年了’。我也不清楚这是指他的健康问题还是指他的任期，但我猜测他是想告诉我，如果美方有意，他希望能够在三年内快速推动实现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我告诉他，‘你用不了三年就会到美国，我将在我家招待你和我的家人一起吃非常正宗的美国餐’。他说‘我肯定去’。果然，七个月后，1979年1月，邓小平来到华盛顿的第一个晚上，他和他的夫人来到我家与我和我的家人共进晚餐。”

　　两位历史见证人一致认为，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实现是两国战略和核心国家利益需要使然，无疑对两国都有好处。对于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他们认为，自尼克松以来的每位总统，不管来自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即使在其执政之初就对华政策还抱有异议，但最终还是会回到正轨上来，因为“加强并深化同中国的关系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我们是两个如此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理念。两个这么不同的国家能相处这么久、而且两国关系能这么昌盛，我认为这要归功于双方不同寻常的努力。”斯考克罗夫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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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官——石瑛 [转帖]

　　　　石瑛(1879—1943),字蘅青,湖北阳新县人,晚清举人。曾长期留学欧洲,结识并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从20世纪20年代起,历任厅长、市长、省议长等职,为国民党内名重一时的元老级人物,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湖北三杰”之一。石瑛为官,廉洁奉公,终生安贫若素;勤政务实,所在皆有政声;而尤其使他在民国官场显得特立独行的乃是他那不阿权贵、疾恶如仇的刚烈之举。
　　石瑛为官刚直在民国政界是出了名的。早在任浙江建设厅长时,就曾先后两次置浙江省前主席、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张静江的情面于不顾,硬是对在他属下任职之张静江女婿的违纪行为,秉公进行了处理。当时浙江建设厅下属有一所水产学校,校长就是张静江的女婿。这年他以买鱼具为名,到日本旅游,花掉数百块大洋,回来后就去找建设厅报销,石瑛以其事先未曾得到建设厅的批准,而不予报销。张静江得知后,忙写信请石瑛手下留情,但石瑛全不理睬。不久,建设厅主管科又查出张的女婿玩弄手腕大肆侵吞公款,请示石瑛如何处理,石瑛批曰:“依法查究”,张静江为此面见石瑛为女婿求情,但石瑛却答以“公事公办”。张静江为此怀恨在心,公然扬言:“非再回浙江干一任省主席不可。”然石瑛丝毫不为所动。而这只能算是石瑛峥嵘初露,真正让人荡气回肠的是他在南京市长任上与权贵们的斗争。
　　1932年4月,石瑛以政绩卓著被提拔为南京市长,不料刚一上任就让蒋介石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石瑛就任之初,市财政状况极差,市政府收入不过数万元,而月需经费20万元,且市政债务高达500余万元。为了摆脱入不敷出的困境,石瑛遂决定厉行财政紧缩政策,其办法之一即是严禁显贵在市府中安插私人,以期减少行政开支。为此他在《中央日报》的广告栏里,以头号标题字样刊出《石瑛启示》,声称“辱承各方知好荐贤相助,实属无法延揽,且惭且感,统希鉴谅,恕不一一裁答。”然而没过多久,蒋介石却打电话给他,以委婉的语气说“石先生,推荐一个人给市府,你看如何?”此事若在旁人,怕是早不迭声地应承了,然而石瑛却在沉默了片刻后,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回答说:“你说的这个人我根本不了解,叫我怎好安排?”蒋介石只好作罢。
　　接下来到了1933年2月,石瑛因扩建中山陵园一事,又与国府主席林森发生了激烈冲突。起因是林森在主持中央会议时,以纪念孙中山逝世十周年为由,提议扩建中山陵园,添建亭榭,并要新建国府礼堂,要南京市政府辟地修建。时局动荡,国事艰难,大搞不急之务,势必给国家窘迫的财政开支带来消极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若公然提出异议,就必然会招致“顶撞主席”和“对总理不敬”两大罪状,而影响自己的仕途,因而与会者除少数附和外,大多保持缄默,谁也不愿作杖马之鸣。这时石瑛毅然挺身而出说:“纪念总理,固然是党国大事,可是要扩建陵园,对于那些因为扩大陵园界址而被驱逐的老百姓,到哪里落脚谋生?况且,现在是何等时期,日本人的炮口就在眼前,总理倘是九泉有知,也绝对不会同意此举!”接着他又直言不讳地批评说:“昔者总理创订建国方略,着重心理建设,而以‘行知’二字为核心。主席所为,可知差矣。”这使林森非常不满,便置石瑛的坚决反对于不顾,仍是想办法通过了此提案。石瑛因此也愤而提出辞职。当时正在西南的蒋介石闻知此事后,立即致电慰留,并使林森的提案搁置。林森对此甚为愤怒,为报复石瑛,在审阅新国府委员名单时,竟将石瑛的名字一笔勾掉。
　　名字被从国府委员名单中划去,不啻为石瑛敲响了警钟,然而石瑛仍然不肯阿附权贵,照样我行我素,以致于发展到怒打孔祥熙。1934年初,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在拨给南京市府的经费中,取消了铁道部的协助款12万元。于是在一次中委会议会间休息时,石瑛气冲冲地走到孔祥熙面前,面含愠色地质问原因。孔祥熙推说经费困难,这让石瑛很生气,说:“南京从一个中等城市跃为国都,增加了多少中央机关?这些机关除大官员们外,还有多少小职员要生息,要给养,孩子要受教育,你了解不了解?有多少贫民没有房子住,小孩没有书读,有多少事等着我们去做,你知道不知道?”此前石瑛在整顿南京市税务时,曾一次就征了孔祥熙几千元现洋的税,孔祥熙为此一直耿耿于怀,这时见石瑛如此说,便以讥讽地语气说:“南京市的税收不是很可观吗?”石瑛听了,不由怒火中烧道:“你别忘了南京市的全年税收尽管很好,但还不到你现有家产的百分之一!”愤怒之下,随手抓起桌上的墨盒就向孔祥熙扔了过去,然后未等人们从惊呆中清醒过来,便愤怒地拂袖而去,接着便再次提出辞职。蒋介石与汪精卫考虑到石瑛的社会声望,再三挽留,社会各界也敦请慰留,石瑛才同意留任。
　　对于自己孤傲、不媚流俗的性情会带来什么后果,石瑛并非不清楚,但是爱国、爱民之心使他不能坐视权贵们专权误国,因而每每怒发冲冠。一次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生活奢侈的考试院考试委员长、中执委邵元冲滔滔不绝地大谈整饬风纪,石瑛听了甚为反感,当即便打断邵元冲的话说:“对一些败类,确实应该大张挞伐。但是,更重要的是从我们在座的人自身做起。我们中间不是有人为自己营造宫殿式的官邸,什么委员的妻子涂脂抹粉,奇装异服,妖怪似地招摇过市吗?”邵元冲听了又自找没趣地问:“蘅青,你指哪个,发这么大的脾气?”见邵元冲明知故问,恨得石瑛张口便说:“我指的就是你!”邵元冲听了,脸上就更加挂不住了,便不满地说:“你不要骂人嘛!”没想到石瑛却更加怒火中烧,举起藤椅吼道:“我不但骂你,还要揍你呢!”
　　南京市成为首都后,人口骤增,石瑛要多建贫民住宅,解决穷苦市民的居住问题。然而,交通部长朱家骅却主张削减南京市的财政预算。石瑛一听便火了,当即便质问朱家骅:“交通部建得像皇宫一样,你住得舒舒服服,哪管老百姓死活,当然要削减平民住宅的预算■。”有一次行政院会议上汪精卫要免去湖北民政厅长朱怀冰的职,石瑛说:“朱怀冰干得很好,为什么要免职?”质问得汪精卫哑口无言。此外因江宁县部分划归南京市管辖一事,石瑛又同江苏省主席、四大家族之一的陈果夫发生了争执。陈果夫说:“你莫拿中央来压我。”石瑛说:“你就是把持中央的一个,还说别人拿中央压你。”毫不客气地把他的话顶了回去。

　　由于石瑛常常忤逆权贵,使得权贵们也对他失去了耐心,最终毫不留情地将他从市长位置上踢了出去。成为石瑛在南京市长任上与权贵较量的绝唱的,是他的抗日拒汪之举。石瑛做市长,很大程度上是行政院长汪精卫提拔的结果,然而他就职后,一切公事公办,从来不买汪氏和任何权要的账。充满爱国之情的石瑛尤其反感汪精卫的媚日行为。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汪精卫有恃无恐地大谈:“对日外交的根本方针,遵奉总理遗教,中日应携手共同发展,中日冲突惟以和平方法的正常步调去解决。”石瑛听了汪的这番谬论后,愤怒得不能自已,竟致拍案而起,大声质问汪精卫道:“东三省已沦为日本之手三年有余,南京街头流亡的东北父老,你为何视而未见?热河长城口被日军占领,驻天津的日军正加紧演习巷战,难道这些你都不知道?这一切是所谓和平方法、正常步调,解决得了的吗?”1935年,日本侵华战争一触即发,石瑛与汪精卫的斗争也达到了高潮。3月5日,南京报纸披露,日本将派《朝日新闻》访问团来南京,汪精卫为此亲自布置迎接事宜,同时打电话命令石瑛:“明天下午,市府科长以上的职员,全部到机场迎接日本贵宾。”然而石瑛放下电话,转身却神情严峻地向秘书口授指示:“明天下午,全体市府职员放假半天!”之后又立刻拟写辞呈。此次公然挑战当局的卖国政策,蒋汪之流自然不能容他了,于是毫不迟疑地批准了他的辞呈。
　　石瑛对丢官并不十分在意。在他而言,无论是在大学教书,还是步入政坛为官,都是为了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为了国家、人民谋利益,若不能够如此,则宁可不做官。因此在此后的岁月里,他照样对那些祸国殃民的权贵横眉冷对。抗日战争期间,石瑛在湖北建始县闲居时,一位从陪都重庆来的客人几度求见,石瑛都托病不见,其实他身体很好。那人来时,他在堂屋里踱来踱去的,就是不见。他的儿媳觉得很奇怪,就问缘故,石瑛怒气冲冲地说:“孔祥熙的人,那些王八蛋,他们还能做什么好事。”在恩施开参议会时,孔祥熙的人要求列席会议,被石瑛严加拒绝,宣布:“开的是特别会议,任何人不准参加旁听。”有一次石瑛对他的家人谈到孔祥熙说:“孔很有钱,他的钱如果拿出来,我们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每人都可以分到两块钱。抗战这么艰苦,民众如此贫困,他就是不肯拿出钱来。”愤慨之情,溢于言表。后来石瑛赴重庆开会时,在过江的渡轮上,见孔祥熙也在船上,便故意高声向同行的人们品评起孔祥熙来。同行者连连暗示孔就在他的身后,却也佯装未听见,仍旧自个高谈阔论,并且愈谈愈起劲,把孔祥熙搞得很难堪。无奈之下,孔祥熙只好厚了脸皮,陪着笑脸走上来找石瑛搭话。也亏他识眼色,不然石瑛非把他骂到对岸不可。
　　1943年初,湖北省代主席、民政厅厅长兼省粮政局长的朱怀冰,在省临时参议会全体会议上作湖北省的粮政报告并接受议员的质询时,议员们纷纷揭发各地的粮政弊病及粮政局官员的腐败贪污问题。当时朱怀冰瞠目结舌,支支吾吾地无法自圆其说,竟然推卸责任说:“我实在干不下去了!我真不想当这个粮政局长,是没有办法,我才来兼这个局长的。我只能搞到这个样子……”把当时年已65岁、拖着病体强撑着坐在主席台上主持会议的省议长石瑛气得拍案大吼:“朱怀冰,谁叫你当这个粮政局长了?老百姓没叫你干,我也没有叫你干,哪个叫你干的?你干不好,为什么还要干?你害百姓!”一席话羞得朱怀冰无地自容。此乃石瑛最后一次当众抨击权贵,之后他的身体更每况愈下,同年7月,赴重庆治病,12月因病医治无效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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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敏就义前致党中央的一封信 [转帖]

　方志敏是江西省弋阳县漆式镇湖塘村人，1924年加入中国****。他曾任赣东北（后改为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军区司令员、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等职。

　　1935年1月，方志敏在率领抗日先遣队北上途中，被国民党军以7倍优势兵力包围，部队受到严重损失。方志敏本人也因饥寒交迫
，晕倒在怀玉山陇首村一棵大树底下，由于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军独立四十三旅的部队捕获。2月2日，方志敏被押至南昌“委员长驻赣行营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囚禁。8月6日，在南昌下沙窝英勇就义。

　　牺牲前一个多月，即6月11日上午，他深情地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报告狱中情况和向党表明斗争到底的决心。

　　信的内容大体上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是分析敌人没有急于杀害他的原因。信一开头就直截了当地说：“我们被俘入狱之初，以为很快被杀。但过了一个多月未杀；随后江西反动派开‘剿匪’阵亡将士大会,我们又以为必以我们为祭品，什么都准备好了，只待拖去杀，但仍未杀。一直挨到现在，还未有消息。”

　　方志敏在信中分析了敌人不急于杀他们的三个原因：“（一）进行政治的欺骗，表示他们的‘宽大为怀’！（二）用威逼利诱的方法劝我们投降，以便更大的破坏革命；（三）一面留住我们在狱中不杀，同时就可以在外造谣，说我们已投降了他们，来动摇正在艰苦奋斗的红军和群众的斗争决心。敌人是在用各种方法，破坏我们。”

　　第二部分是向党报告狱中斗争情况。方志敏认为，“自杀非我们应取的手段，我们就利用这个时机进行越狱的准备”。“若能越狱，必用尽力量，进行工作，在最短期内，恢复损失了的军队并创造大块苏区”。他分析说：“我们认为越狱是有极大可能，若得外援，可望成功。但四个月来，都找不到一人来，而中央也不能知道我们的情形，这是我们最感苦闷的事情。”

　　第三部分是谈他的狱中文稿。为了延长敌人杀害的时间，方志敏利用敌人要他写《自传》而提供的笔做武器，写下了大量文字。据统计，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方志敏文集》中，有一半是他在狱中写成的，约16万余字。方志敏向中央报告说：“我写了几篇文稿，托人送给党中央。”他列出了7篇文稿：“一、《我参加革命斗争的略述》；二、《我们临死前的话》（相当于一篇绝命书）；三、《给闽浙赣同志们的一封信》；四、《给我妻缪敏同志一封信》；五、《狱中纪实》；六、《死》（也是纪实，以小说形式写的）；七、《可爱的中国》。”“这些文稿，都寄存胡罟人君处保藏着，他答应在他出狱后，送交中央”。为了使此信和文稿能送到党中央，方志敏还对胡罟人的情况作了介绍。

　　这7篇文稿除《给我妻缪敏同志一封信》尚未找到以外，其他6篇都已收入《方志敏文集》。特别是《可爱的中国》，早就被选入中学课本，成为家喻户晓的传世之作。

　　第四部分是向党中央报告狱中情况。信中说：“现我们所囚押的狱中，共押同志和红军战士五百余人，他们都苦极无告！请中央通知互济会，设法救济他们。同时，请中央派得力同志来组织和领导这些同志进行狱中暴动，是有十分可能的。”在被关押的500多人中，包括一些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

　　在信的末尾，方志敏特别说道：“胡海同志亦押在此，他不久也是要被枪毙的。这里枪毙人不大宣布”。胡海是中央临时政府的执行委员、土地部部长。他自入狱后，即患肠炎病，卧在栊子外竹床上有20余天,黄瘦得不像人样。方志敏隔着栊子与他谈过话，他表示愿意坚决就死。果然，仅过了4天，即6月15日，胡海就和其他同志一起被枪杀了。

　　方志敏致党中央的信及其文稿，经过多种途经辗转，最后送到了上海。

(《百年潮》2008年第12期　刘勉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