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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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彭德怀的性格缺陷 [转帖]

□大涛

世间两个无限美好的事物不能够和谐共存，势必上演令人惋惜的凄美悲剧；两个心地坦荡的人彼此不能够相互包容，自然也会产生令人感叹的无言结局。

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的结局即是如此。一个是挺立历史潮头，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共和国领袖；一个是“谁敢横刀立马”，功勋盖世的共和国元帅。应该说，他们的个人品质都是无可挑剔的，处理问题的原始动机也都是善良美好的。那么，到底是怎样的致命因素，能够使两位伟人之间，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便爆发出足以影响历史走向的激烈冲突？

伟人之间滋生龌龊并导致一场令人痛心的悲剧，原因当然是众多而复杂的。但抚今追昔，我们有理由相信，彭德怀的性格缺陷是构成这众多而复杂原因的重要侧面。

沉默未必是金，误会凝成“疙瘩”

1935年1月中旬，红军在长征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这次著名的会议是中共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会议解决了当时最为迫切的军事路线问题，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中央总负责，由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由周恩来受党内委托对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不仅如此，会议还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被指定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从此，毛泽东实际上接过了红军的最高指挥权。

毛泽东走马上任的“第一把火”是土城之战。土城是贵州西北部与四川交界的一个小镇，据侦察，驻守该镇的黔军仅2000余人。得悉这个情报后，毛泽东决定攻打土城。结果战斗一打响，才发现敌方不仅火力很强，而且兵力众多，属川军的一部，有10000余人，遵义会议后红军首战失利。

土城失利引起了一些人对毛泽东的非议，认为红军的主要问题在于长时间无根据地的疲劳作战，消耗过大，换上毛泽东指挥也不过如此！此时的毛泽东迫切地感到，红军必须打一场大胜仗，才能重新振作起来。2月9日，中共中央在扎西召开会议，重点讨论红军的进攻方向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红军应回兵黔北，因为黔北空虚且黔军易打。这一行动方针，被与会者广泛接受。于是，毛泽东挥师黔北，再走遵义，一举歼灭黔军两个师又八个团，红军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胜利。黔北战役重新树立了毛泽东的威望。3月4日，经张闻天、周恩来提议，中革军委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统一指挥红军，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

正当红军筹划新的行动方向之际，红一军团长林彪的一份电报引发了激烈的争论。3月10日凌晨，林彪以自己并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的名义，给驻贵州苟坝的“前敌司令部”发来急电。电报的抬头是“朱主席”，内容是关于红军目前的行动方向，建议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还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法。这份主要体现林彪个人意见的电报是发给“前敌司令部”的，理应致“朱德司令员、毛泽东政委”，抬头却直接使用当时的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的称谓，有意避开了“毛泽东政委”。

林彪估计朱德会同意自己的建议。果然，朱德接电后便认为林彪的建议可行，并立即将电报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等人传看，张闻天决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该建议。在讨论过程中，大家都觉得林彪的建议可行，同意进攻打鼓新场，只有毛泽东坚决反对。毛再三向与会者陈述自己的意见，却未能说服大家。会议最后采取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采纳林的建议。周恩来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尽管处于少数派地位，但在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原则问题上，毛泽东是不会让步的。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只好声明：你们如果坚持进攻打鼓新场，我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不干了！他原以为这样一说，大家就会改变主意。不料，张闻天听得这话当即回击：你不干，就不干吧！此言一出，使他再无退路，只好一走了之。大家非但没有因为毛泽东中途退席而改变主意，反而作出了撤销其前敌司令部政委的决定。

返回住处的毛泽东思来想去，还是放不下心来，觉得无论如何也不能进攻打鼓新场。夜半时分，他手提马灯来到周恩来的住处，希望周把给红一军团的作战命令晚点儿发出去。恰在此时，红军得到新的情报，敌军正向打鼓新场集结兵力。周恩来当机立断，听从了毛泽东的建议。3月11日晨，中央召开会议，正式取消原定计划，同时恢复了毛泽东的职务。会议还作出一个重要的决定，那就是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作为红军的最高指挥机构。

新“三人团”的建立，标志着毛泽东又成为红军实际上的统帅。然而，红军当时的处境依然极其险恶，蒋介石正在指挥各路围剿大军向红军压来。为尽快摆脱被动局面，毛泽东率领红军展开了大规模的运动战，迂回穿插，声东击西。先是四渡赤水河，又于5月上旬巧渡金沙江，终于跳出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开始赢得战争的主动权。

不按常理出牌的大规模运动战，把蒋介石搞得晕头转向，从而使红军彻底由被动转为主动。与此同时，许多红军指战员也被搞糊涂了，他们对不停地走路、打圈圈产生了抱怨。当时，红军没有任何现代化交通工具，大家仅靠两条腿行军，穿着草鞋甚至打着赤脚整**行于山川河流之间，走的又多是荆棘丛生的路途，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红军中有人就认为，这样只走路不打仗，队伍不被打垮也会被拖垮，不满情绪油然而生并迅速蔓延。

这种情绪，不仅存在于红军普通指战员之中，在高级将领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年轻的红一军团长林彪又表现出对毛泽东用兵之道的强烈不满。他认为红军在毛的指挥下尽走“弓背”路，应该取捷径，即走“弓弦”。林的这种不满很快就有了具体的表现。渡金沙江前，林彪直接打电话给彭德怀，提出：现在的领导不行，要换人！还提出要彭出来指挥，遭到婉言拒绝。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也批评林彪这种做法。聂对林讲：你跟毛泽东最久，还不相信他，要他下台？再者，遵义会议刚结束，改组领导的决议刚作出，大家都参加了会议，怎么能又提出反对呢？然而，彭德怀的婉拒和聂荣臻的批评并未打消林彪的“换马”念头。林彪亲自动笔给中央总负责张闻天写了一封信，力陈这段时间以来部队在云贵川边东奔西拐，行军过频，走了许多不必要的“弓背”路，弄得筋疲力竭，如此下去，部队会被拖垮。林彪还在信中明确指出，毛泽东指挥部队不合适，应该换人，以改变目前的困境；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等几个军委负责人不要直接指挥部队，前线指挥最好让彭德怀负责。林彪将信写好后，便拿给聂荣臻看，并要求聂在信上签字。聂不仅拒绝签字，而且劝阻林不要发出此信。但是，固执己见的林彪单独签上自己的名字后即将信送出。林彪的这封信实际上是遵义会议后对毛泽东军事领袖地位直截了当的怀疑和挑战，是要毛泽东放弃对红军的直接指挥权。

林彪的信在中共高层引起了剧烈的震动。对毛泽东而言，这已是第二次见到林彪类似内容的信了。毛第一次见到林的信是在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期间。那时林直接写信给毛，探讨“红旗究竟能打多久”的关键性问题。经过深思熟虑，毛给林写了一封篇幅很长的回信，即如今上些年纪的中国人尚可耳熟能详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回信”对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展示出毛泽东对革命的巨大信心。见到这似曾相识的信，毛泽东再次觉察出其中所反映问题的严重性，深感个人下台事小，红军成败事大。因此，他建议红军到达会理后，中央应尽快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统一思想。

1935年5月12日晚，中共中央于会理城外的铁厂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等领导人及各军团首长。会上，张闻天作了形势报告，毛泽东则总结了红军自遵义会议以来所取得的各项胜利，并着重阐明了运动战的战略思想。与会者统一了思想，对林彪信中的错误看法提出了批评。

毛泽东对林彪写信的做法一直未作深究，他眼中的林彪充其量是个“不懂事的娃娃”。但是，毛泽东对林彪写信的起因和动机却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认定“信”虽然是林彪写的，可所反映的思想则是彭德怀的！毛认为林是受到彭的鼓动和支持才写出该信，而林当时并未申明此事与彭无关，彭本人在会理会议上也未加说明、辩解。不仅如此，为顾全大局，彭甚至还当众作了自我批评。这，无疑加深了毛泽东对彭德怀的误解。

毛泽东之所以误解彭德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会理会议前不久，中革军委派刘少奇到红三军团做政治部主任，刘到职后，军团长彭德怀对其有过一些谈话，主要是讲部队因没有根据地的连续作战所出现的一些思想情绪波动和极度疲劳状况。刘少奇结合自己和他人的一些意见，草拟了一份电报给中革军委，然后拿给彭德怀和杨尚昆签字。彭认为电报内容与自己的看法不太吻合，便没有签名，结果电报只得以刘、杨二人的名义发出。及至会理会议，毛泽东将此事与林彪的信联系起来分析，不难得出“彭德怀在背后鼓动”的结论。

《彭德怀自述》对会理会议的情况进行了回忆：“毛主席在会议上指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还有刘、杨的电报，这都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但大敌当前，追兵又迫近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误会总是有的，以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想把事情办好吧。我既没有同林彪谈过话，而同刘少奇谈话的内容也是完全正当的，我就没有申明，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但作了自我批评。因鲁班场和习水两战未打好，有些烦闷，总想如何才能打好仗，才能摆脱被动局面，烦闷就是右倾。我也批评了林彪的信：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总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是提出我，则更不适当。”

令彭德怀始料不及的是，二十四年后，即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重提此事，以证明彭德怀在历史上长期与自己“融洽三分，搞不来七成”。尽管庐山会议时林彪作出了申明：那封信与彭德怀无关，自己写信前彭德怀不知道。但迟来的申明对改变彭德怀的处境已无太大实际意义。罢官后的彭德怀曾对此追悔莫及：“在二十四年中，主席大概讲过四次，我没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事。从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当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同时也可避免被挑拨者利用。”

历史的教训总是沉重的。正如彭德怀自己所言，如果他能够及时与毛泽东沟通，交流事实****和个人观点，就不会把一时的误会凝成心中的“疙瘩”。然而遗憾的是，彭德怀在“一时的误会”面前偏偏选择了沉默，但沉默未必是金。沉默可以意味着默认，默认可以演绎成“事实”。待到大错铸成，莫说“申明”，即便神明，也无力回天了。

终稿于2005年春（全文14666字，来源“大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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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花木兰”欧阳丽文轶事[转帖]

　　　　女扮男装 弃蚕从戎

　　欧阳丽文,原籍广东顺德江尾人,生于1891年,有兄弟三人、姐妹四人,以采桑养蚕为生。欧阳丽文出落得眉清目秀,身材高挑,自小聪颖好学,对腐朽没落的清廷统治甚为不满。她15岁时,便借到广州和香港探亲为名参加夜校学习,参与革命宣传。因深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影响,满怀救国救民的革命热情,17岁时毅然女扮男装,弃蚕从戎,离家投身到孙中山先生属下的著名将领黄明堂部下当上一名近身侍卫,化名欧阳文。
　　在黄明堂的指点及自己的苦练下,欧阳文不但善于骑术,还能手持双枪,而且枪法极准。每逢战斗,黄明堂身为统帅,身先士卒,欧阳文亦冲锋在前,奋不顾身,英勇拼搏,不离左右,而屡立战功。但终因是女子乔装,在行军打仗中天长日久,难免露出女儿破绽。闪闪躲躲的行藏举止引起了一位老勤务兵的注意,而将他的怀疑告诉黄明堂,黄明堂听后半信半疑,细想欧阳文在战场上冒着漫天战火,出生**,浴血奋战,全无惧色,有勇有谋不亚于男儿汉,但她日常的勤务工作都十分细心周到,确又是所有近身男侍卫都远远不及的。黄明堂遂对欧阳文细加盘问起来,欧阳文自知行藏不慎,已被人看出,无法再隐瞒下去,只好直陈来历,剖白自己痛恨满清腐朽辱国的统治,一心追随孙中山革命救国的志向。使黄明堂感动得潸然泪下,仰天慨叹:“正是弃蚕从戎夸巾帼,浴血奋战愧儿男啊!”当即请示孙中山,要求对她给予嘉奖。孙中山很钦佩这位有胆有略的爱国女士,便亲自叫杨万夫及何奕文(女)介绍欧阳丽文加入了同盟会,仍辅助黄明堂工作,并开始由她招募女兵。欧阳丽文、黄明堂两人共同经历了江门起义和攻打广州清军等一段难忘的战斗历程,互相仰慕。在孙中山倡导新思想、新观念的影响下,1911年秋,由何奕文作介绍人,孙中山先生亲自主持婚礼,欧阳丽文与黄明堂终于结为志同道合的夫妻。廖仲恺、何香凝等革命同志也参加了他俩的婚礼仪式。

　　智运弹药“失足”落水

　　武昌起义前夕,为壮大革命军事力量,欧阳丽文从香港把枪枝弹药偷运回江门,沿途几个关卡她都机智巧妙地通过了,眼看货船将要安全抵埠了,大家正暗暗额手相庆,突然,从斜刺里冒出几个敌兵,为首的头目虎视眈眈地盯着此船,似乎嗅出了什么,正欲喝令查船,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蓦地从船舱里走出一位端庄秀雅、雍容华贵的女子,她旁若无人地一边走一边嚷着:“这么美的景色,为什么不让我出来看看?”船舱里传出了连声的呼叫:“小姐小心!”话音未落,只听“哎呀!”一声,原来“小姐”只顾看着远方绚丽的彩霞,却一脚踏空失足掉下水去了!一时间,水里、岸上忙着救人,乱成一团,待将“小姐”救了上来,人人都争着领赏,说是见者有份,敌兵早将查船之事抛诸脑后了。“失足”落水的欧阳丽文又一次机智地“舍身”救回了一船枪枝弹药。孙中山为嘉奖其功,委任她为第一警备司令。

　　阵上分娩 不下火线

　　1923年4月21日孙中山大总统为勉励中坚将领杀敌立功,亲笔题词赠予黄明堂、欧阳丽文,还亲写手令拨发军费嘉奖犒赏,使他们及部下士气大增,斗志昂扬。没过多久,桂系军阀在北洋军阀政府唆使下进犯广东,欧阳丽文与黄明堂奉令固守廉灵,成为抵御敌人的南路屏障,敌人把他俩的部队视如眼中钉,非除不快,故纷纷调集各路兵马,频频发起围攻。欧、黄孤军作战,危机四伏。此役,身怀六甲的欧阳丽文在与敌军对阵中,腹中胎儿躁动,阵阵作痛,她刚避开敌人转身下马,排行第八的孩子(取名黄秀华,后改名黄曼峰)就在战火弥漫的战场上诞生了,欧阳丽文也顾不上看一眼是男是女,就将刚产下的婴儿交与近身女卫兵护理,迅即跃身上马,扬起双枪,带着士兵冲破敌人层层重围杀出一条血路,退守到罗镜、罗平、罗定一带,以保实力。孙中山先生对欧阳丽文、黄明堂在此役的孤军作战中表现的英勇顽强精神大加赞赏。并委任欧阳丽文为旅长。经过一段时间休整,他们又率领粤军,并联合滇、黔、赣各军组织反攻,经过三个多月的战斗,终于击溃桂军,占领广西全境。
　　欧阳丽文一心为国,义无反顾,在日军入侵广州时,她即随黄明堂返回钦县大寺,招集义勇军奋起抗日,但在半途中,黄明堂不幸枪伤复发,欧阳丽文只好护送他回到大寺。此后,黄明堂便卧病不起,于1938年去世。欧阳丽文继承先烈遗志,继续宣传对日抗战。1973年8月24日欧阳丽文病逝于钦州,去世前她在广西钦州县统战部工作,爱国之心不减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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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与毛泽东的交往 [转帖]

　　　　一
　　曾参加过中央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著名文学家冯雪峰,浙江义乌人。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还不到20岁,就成为文坛所瞩目的“湖畔诗人”。
　　冯雪峰,于1927年6月,在大革命失败后的腥风血雨中加入中国****,从1931年起,先后担任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1933年,冯雪峰在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时,因叛徒出卖,身份暴露,为了他的安全,党中央决定调他到中央苏区工作。

　　二
　　当冯雪峰辗转数千里抵达红都瑞金时,其心仪神往已久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已被“左”倾机会主义剥夺了对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权、指挥权。在毛泽东的心情极为抑郁的时候,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冯雪峰,常无所顾忌地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知道,冯雪峰在上海工作期间跟鲁迅先生关系密切,不仅是鲁迅的战友和挚友,而且还是经常受到鲁迅先生当面教诲的学生,便常向他了解鲁迅的一些情况。往往在两人见面后,毛泽东就出题目:“今天不谈别的,就谈鲁迅,好不好?”
　　毫无疑问,第一个向毛泽东全面介绍鲁迅先生的人就是冯雪峰,是冯雪峰在毛泽东和鲁迅之间编织了精神联系的纽带。几十年后,毛泽东在一封信中说:“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讲到毛泽东和鲁迅的神交,历史不应、也不会忘记冯雪峰的作用。

　　三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了战略大转移,这就是后来的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当时,“左”倾机会主义统治的中央,决定将“不可靠的人”——反对他们路线的人留在苏区,毛泽东也赫然列在他们拟定的留守名单上,直到大部队出发的前夕,毛泽东还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被批准随中央一道突围。冯雪峰在中央党校得到出发的消息后,特意骑马赶到毛泽东的住处,将出发的消息告诉他。毛泽东立即跟周恩来、朱德取得联系,经周恩来和朱德的努力,使得“积年的经验偏于作战”、“兴趣亦在主持战争”的毛泽东才得以随中央一道行动。现在已没有人能说清楚60年前这一幕的具体情况了,也许就因为冯雪峰及时地将中央和红军的特大行动的消息透露给毛泽东,才有了两个多月后的永放光芒的遵义会议,否则,中国的历史也许是另一种写法。
　　长征中,冯雪峰先在红九军团做群众工作,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后,毛泽东没有忘记自己的老朋友,在他的关照下,冯雪峰同董必武、徐特立等人一道被编入红色干部团上级干部队做政治教员,这当然是一种保护性的措施。毛泽东知道冯雪峰的烟瘾很大,每当搞到纸烟,总要派警卫员送一些给冯雪峰。毛泽东虽然掌管红军的军政大事,日理万机,但只要在行军途中能够跟冯雪峰凑到一块,又总是天南海北,古今中外,无所不谈。瞿秋白同志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的消息就是毛泽东当面告诉冯雪峰的。毛泽东十分难过地对他说:“不仅你失去了一个好朋友,我也失去了一个好同志。”
　　1933年底,瞿秋白被由上海调到中央苏区,在毛泽东担任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担任人民教育委员。1934年10月,红军开始战略转移时,瞿秋白数次向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要求随军突围,皆被拒绝,说他身体不好,要他回上海治病和开辟工作。在白区党组织几乎丧失殆尽的情况下,一个身患肺结核的文化人离开红军的武装去单枪匹马地开辟工作,将会面临怎样的命运是不难预料的。在延安,一次毛泽东在谈到被“左”倾机会主义搞宗派的人留在苏区的一些优秀干部像何叔衡、瞿秋白这些老弱病患者,后来被国民党杀害时,眼含泪花,义愤填膺地谴责,这是“教条主义借刀杀人!”
　　冯雪峰跟着毛泽东,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不少地走完了两万五千里,胜利地抵达陕北。到了陕北的冯雪峰,被增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

　　四
　　1936年初春,党中央决定派冯雪峰回上海重新组织与中央失去联系的上海地下党,充任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副主任,建立电台,代表中共与救国会等抗日爱国组织建立统一战线关系。行前,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分别与冯雪峰作了长谈,详细地交待任务。毛泽东还特别嘱咐他,一定要团结好鲁迅先生,因为先生是一面大旗,能唤起民族的抗战热情来啊!
　　1936年4月下旬,冯雪峰回到上海,就住在鲁迅先生家中,他向鲁迅介绍了红军长征的经过和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思想。此后不久,冯雪峰分别与茅盾、沈钧儒、宋庆龄以及在上海的一些国际友人见面。是冯雪峰向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特派记者、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详细地介绍了红军长征,促成了史沫特莱在外国记者中第一个向全世界报道了长征,使得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英勇斗争事迹才开始为世界所知。两个月后,在上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特约通讯员的美国著名作家、记者埃德加·斯诺向宋庆龄先生提出想去陕北****红色区域采访。宋庆龄向冯雪峰转达了斯诺的这项要求。冯雪峰征得党中央同意后,派交通员董健吾装扮成牧师去西安与斯诺联系。董健吾同中共驻西安联络站接上关系后,将斯诺送到陕北党中央所在地保安。斯诺的红区之行,成就了他那部轰动西方世界的不朽大著——《西行漫记》,使得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被更详细、更广泛地介绍到国内外。

　　五
　　东北军被蒋介石调到西北“剿共”前线,在跟刚到陕北的中央红军几次作战中损失惨重,张学良逐步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产生怀疑和不满,在知交重远先生给其讲述了中共《八一宣言》后,竟萌发了联共抗日的念头。

　　1935年12月,张学良在上海会见了吉林抗日义勇军将领李杜。李杜是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老部下,曾和著名的抗战将领马占山一道率领队伍在东北、在中苏边境坚持抗日,失败后经苏联辗转回国暂住沪上。张学良估计他与共产国际有联系,便直言不讳地对这位挚友提出要求:“我切盼与中共联合抗日,却苦于无法联络,可否居间联系?”
　　李杜对他的明智决策极表赞赏,欣然应诺:“谨遵副总司令嘱托,一有消息,即当报告。”
　　次年春,张学良在西安收到李杜自上海发去的电报:嘱寻找的朋友已找到。这是暗语,“朋友”谓中共方面的人。张学良立即派心腹高参赵毅前往上海迎接李杜。
　　原来李杜通过宋庆龄结识了冯雪峰,向冯雪峰转达了张学良要求中共派一代表驻西安,张学良给予适当职务以资掩护。冯雪峰当即报告中央。在此之前,张学良已通过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一O七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作向导,与中共代表李克农在洛川晤谈。中共中央接到了冯雪峰的电报,便委派刘鼎去西安见张学良。刘鼎到西安后,被张学良待为上宾,安排他住在自己私人寓所金家巷公馆,在同年十二月“西安事变”中,刘鼎作出了特殊贡献。
　　冯雪峰不辱使命,没有辜负党中央的重托。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冯雪峰不但完成了党中央交给他的极其重要的任务,而且还动用了凡能动用的各种关系,在茫茫人海中,大海捞针般的找到了毛泽东流落在上海街头已隐姓埋名的两个孩子——毛岸英、毛岸青。

　　六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在长沙英勇就义,噩耗传到在上海地下中央机关工作的毛泽民那儿。毛泽民考虑到其兄长毛泽东的三个孩子在长沙处境很危险,经请示党组织同意,给长沙板仓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去了一封信,让其家人设法把岸英兄弟三人按信上的要求送到上海。于是,岸英兄弟三人在其舅母李崇德的护送下便来到叔父母毛泽民、钱希钧身边。毛泽民夫妇亲自把三个侄儿安排到中共地下党举办的上海大同幼稚园。1931年4月,党中央机关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上海地下党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大同幼稚园被迫解散,岸英三兄弟也就流落在上海街头。小弟岸龙在几次迁移中究竟是因病夭亡还是丢失,各说不一,但无论怎样,当冯雪峰在一个弄堂里找到蓬头垢面的岸英、岸青时就没有见到岸龙。
　　冯雪峰和上海地下党组织,通过已接上关系的李杜将军(1936年夏被推选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去西欧考察实业的机会,托他将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和董健吾的儿子董寿祺一并带去国外。
　　这年6月底,毛岸英等三个孩子随李杜将军从上海启程,乘船经香港、西贡、孟买、苏伊士、地中海,于7月底到达法国马赛港,改乘火车到巴黎,在那里逗留半年才被有关人士领到莫斯科,进入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所办的国际儿童院。国际儿童院是一所专为各国****负责人或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的子女设立的保育学校,董寿祺的父亲董健吾因为不是中共领导人,所以他就没有资格进国际儿童院,只得待在巴黎。

　　七
　　冯雪峰正派耿直,从不媚上,尽管毛泽东是他从亲身经历中总结出来的最值得他崇敬的领袖,并同毛泽东有过那样多的工作联系和亲密的个人友谊,还在中央苏区,在毛泽东最倒霉的时候,冯雪峰就曾公开数次对人说过,在中国,他最佩服两个人: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毛泽东。但冯雪峰对毛泽东的某些理论也决不盲从。作为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在他内行的文艺理论问题上,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独立见解。早在抗战时期,他阅读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毛泽东关于文艺批评应遵循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说法就有异议。在他看来,评价一部文艺作品,不能机械地分割为政治的、艺术的标准。文艺作品是个统一体,一部作品能称得上艺术品,是要有艺术水平为前提的;而它的社会价值应当是这部作品为社会所带来的一切意义的总和,这才是作品的客观价值。如果以那种机械的观点去指导文艺,而不以现实主义指导文艺工作,就会产生概念化、公式化乃至标语口号式的作品。
　　冯雪峰还认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提法太狭窄了。特别是在需要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时刻,这样的提法不准确,也不策略……诸如此类的一些言论,也就为他老年的政治生涯埋下祸根,招来厄运,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

　　八
　　新中国成立后,冯雪峰在文艺界担任领导工作,先后担任过《文艺报》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中国作协副主席,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被撤销了一切职务,第二年又被开除出党。“文革”期间,冯雪峰在“五七干校”放鸭子,处境十分困难,罹患癌症,于1976年1月病逝,终年七十二岁。
　　1979年4月,党中央为冯雪峰恢复了党籍和政治名誉,而其时,冯雪峰已经驾鹤西归三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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羯石后赵王朝的兴亡[转帖]

　　　一时英豪——后赵开国皇帝石勒

　　　石勒，字世龙，原名（句，去口加背），上党武乡（山西榆社）出生的羯族人。石勒的祖父，根据《晋书》中记载，名字是耶奕于，与石勒的父亲“并为部落小率”。耶奕于，应该即是波斯语的eelkhany，现代一般译为伊儿汗尼，意思是游牧部落首领。所以，他们这一家很可能是西域胡人昭武九姓中的某一支属，可能是康居（羌渠，曾居于今新疆塔什干地区），语言应该是属于伊朗语系，为入塞匈奴十九种姓其中的一种，他们的样子“高鼻、深目、多须”，应该是欧罗巴人种之一。由于内迁日久，到石勒这辈，已经完全沦落为替当地汉族地主扛长活的佣工，可以说是真正的贫雇农无产阶级。
　　从七八岁起，石勒整日面朝黄土背朝天，赤脚在田里干苦力。当时这个苦孩子除相貌怪异外（羯人高鼻深目），没有什么特别过人之处，只是在累得贼死回家吃饭时，蹲在茅草房的炕角，端着大碗，常常向母亲抱怨说自己听到有战马嘶鸣、金鼓擂击之声。石母不以为然，劝他说：“你干活太累，耳鸣罢了，不是什么不祥的征兆。”当时，乡村相士们纷纷夸赞石勒相貌不俗，一般人皆嗤之以鼻，惟有同村的郭敬和阳曲县的宁驱认为石勒必非俗子。这两个人虽是财主，对石勒倒很照顾。
　　十四岁时，身骨壮健的石勒为人雇作脚夫，曾贩运东西到洛阳城内的上东门。大概是劳累数日，刚刚饱餐一堆胡饼，石勒腹圆肚饱之际，兴奋地大吼。恰值东晋高门贵族王衍乘轿经过，看见怪模怪样的一个大身板少年在那里乱叫，就对左右人讲：“刚才那个胡族小孩，观其音声相貌很奇特，恐怕将来会成为动乱天下的祸害。”于是，他命人快马返回，想抓住石勒。集市已散，往来人多，石勒早不知混到哪个沟陇地边去歇着，并很快被大清谈家王衍淡忘得无影无踪。
　　
　　佣耕少年志叵测

　　晋惠帝太安年间（公元302—303），并州地区发生饥乱，石勒与当地为人佣佃的杂胡们纷纷逃亡，自雁门流落到阳曲，依附从前的雇主宁驱。当时，各地兵将趁乱，纷纷捆缚流散胡人，卖去外地赚几个小钱花花。当地的北泽都尉有一次率部伍“清户”，抓了好几百号人，又闯入宁驱的庄园。幸雇宁驱把石勒藏在米囤里，使这位羯胡逃过一劫。依石勒魁梧的身板，是上好的奴隶料子，肯定会被军爷们卖出双倍的价钱。眼见阳曲一带军人四处抓人，宁驱保他一回难保二次，石勒便想去纳降都尉李川那里投军，当兵虽苦，总是持枪抡刀抓人的主儿，不会被人当作奴隶卖掉。
　　走到半路，又饥又渴的石勒狼狈不堪。喘息间，遇见从前同村的财主郭敬，“（石勒）泣拜言饥寒”。郭敬见到小伙石勒不成人形的样子，对之流涕，忙把准备弄到城里卖好价钱的货物就地贱卖掉，为石勒买些吃食和衣物。数个胡饼落肚，身上又多了几件棉袄棉裤，石勒缓过心神，脑子转动得勤快起来，对郭敬说：“现在并州饥荒严重，守穷就肯定饿死。周围的诸族胡人没东西可吃，可以哄骗他们，说带领他们去冀州找饭吃，趁机卖掉他们，既能赚钱，也可为这些胡人找条活路。”
　　郭敬觉得此计可行。石勒雄心勃勃，拜别郭敬，准备到李川军中献上此计，赚他个盘钵满。哪知，才走了几里地，晋胡并州刺史、东嬴公司马腾的军士已在四处搜寻流散的杂胡，准备拿他们当卖掉以换取军需。远远看见一个相貌丑怪的大家伙低头笑着走过来，众军士一涌而上，把正盘算着一个人能卖多少钱的石勒逼在原地。这下倒好，自己未及卖别人，先被别人卖掉。
　　司马腾眼见这批“货”数目差不多数千，够走一趟，便命手下将军郭阳和张隆押着这些四处搜掠来的胡人去冀州变卖，“两胡一枷”，一块板子套两个胡人脖子，一路马鞭乱抽，臭脚常踢，牲口一样被押送去集市。
　　并州离冀州道路崎远，一路上这些“货”病死饿死大半，多亏将军郭阳是郭敬的族兄，提前收受了钱财，沿路对石勒饮食有照顾，使这位羯胡终于能活着走到冀州。
　　石勒被卖给荏平人师欢为奴，天天耕作，挑水挖田，虽累得贼死，毕竟有口饭吃。石勒为人有气力，脑筋活，师欢也很信任他，不象对待一般奴隶般成日锁住严加看管。石勒闲不住，见师欢家田附近是政府的养马场，便以自己能相马为名，找机会同管理马场的魏郡马头汲桑搭话。三言两语，石勒确实是行家，汲桑很高兴，渐渐两人成为能在一个坑头喝酒的朋友（石勒以贱奴身份，能和马头汲桑说上话，确实不容易）。
　　其间，田主师欢又把石勒转租给武安的地主。也怪石勒运气不好，半路又被一帮抢掠卖人为生的军士抓住，捆在当地准备弄到集市卖掉。凑巧荒野里有一群鹿驰过，嘴馋的兵士们都想吃烤鹿肉，一群人纵马撒丫子都赶过去追逐鹿群，石勒扎脱绳索，幸免逃脱。
　　通过此次大险，石勒终于想通，为人当牛做马做顺奴只能是被动地牲口一样任人奴役，不如自己武装起来干一场，大不了是个“死”字，反正也死了不少回。于是，他从田间偷了匹马，招集平时一起干活认识的哥们王阳、桃豹等八个人，弄些农具磨尖擦亮，开始干起四处抢劫的营生。不久，又有郭敖、呼延莫、支屈六等八个人加入，一帮人号称“飞天十八骑”，奔入赤龙等皇家养马场中，跨乘上好的骏马，四处抢劫搜掠富户。
　　当时世乱，官府皆自保不暇。石勒如鱼得水，把大批抢劫得来的珍宝送给马师汲桑，结交这个地方势力以自固。汲桑大喜。石勒不仅不骚扰自己的养马场，还把其他皇家马场的好马成百地赶来孝敬自己，汲桑高兴之余，就给石勒起名言字，因此，石勒名姓字，皆是马师汲桑所起。
　　如果太平时节，石勒这种底层社会的黑社会小头目抢夺公物，与政府农场主相勾结，实属“罪大恶极”，应当很快会谋泄事发，被捕快们抓去县城问斩。
　　英雄出于乱世。当时，正值“八王之乱”司马宗室开打；匈奴族刘渊趁机跑回，在黎亭自称汉王；成都王司马颖的故将阳平人公师藩自称将军，起兵于赵魏之地，有众数万。审时度势之后，汲桑带着石勒就投靠了公孙藩，两人还把数百匹上好的皇家骏马作为见面礼。公孙藩大喜，拜石勒为前队督（冲锋连长），进攻邺城的西晋平昌公司马模。汲桑、石勒两个人这次押错宝，公孙藩不久大败被杀。
　　汲桑、石勒于混乱中逃出，在昔日的皇家牧马场中东躲西藏，更四处招聚亡命之徒，劫抢郡县的囚犯，形成了一股不小的武装。汲桑自称大将军，以替成都王司马颖讨伐东海王司马越为名，封石勒为扫虏将军、忠明亭侯。在汲桑指挥下，石勒率军进攻邺城，杀掉东嬴公司马腾（就是先前他的手下把石勒卖到冀州），“杀万余人，掠妇女珍宝而去”。小农场主、耕奴指挥的战役节节顺利，竟也接着渡过延津，进攻兖州。（今山东郓城）。
　　成都王司马越大惧。这只打着自己旗号的武装虽然干掉了对手司马腾等人，但他们忽袭兖州，是不宣而战，抢自己的地盘。惊怒之下，司马越命兖州刺史苟唏讨伐汲桑、石勒。
　　苟唏一点也不狗稀，这位号为“屠伯”的晋将用法严酷，运兵用神，数月之间，在阳平、平原之间双方大小三十余战，汲桑、石勒部众被杀一万多人，二人败走，慌忙间想投附匈奴刘渊。半路，又遭晋朝冀州刺史丁绍袭击，石勒、汲桑两人失散。石勒逃往乐平。汲桑就没那么好彩，半路被晋朝的“乞活军”抓住，斩于平原县。
　　穷急窘迫之中，石勒恨不得立时奔投刘渊的匈奴营中。但单人匹马空手见人说不过去，于是，石勒在上党说服“拥众数千”不知所从的两部胡人一起去拜见刘渊。大喜之余，刘渊封石勒为辅汉将军、平晋王。空手套白狼计成，石勒受到巨大鼓舞，他又以计谋劫持了拥众两千多的乌丸张伏利度，“率其部众归海（刘渊）”。不用讲，刘渊又加封石勒督山东征讨诸军事。不到一年时间，石勒从一个佣耕的奴隶摇身一变，成为刘渊手下的尊贵王爷和拥众数千的地方武装大头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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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尴尬外交时刻 [转帖]

　　
　　1.中川昭一　　职务:日本财政大臣　　在七国集团记者招待会上，财政大臣中川昭一表现异常。当时，中川昭一口齿不清，意识模糊，甚至答错问题，好像刚刚睡醒一样。中川昭一否认自己处于醉酒状态，他将自己的糟糕表现归咎于吃了太多的感冒药，并且还有些晕机。但是无论什么原因，中川昭一都为此付出了丢掉工作的代价。他的辞职，沉重打击了已然是四面楚歌的日本政府。

　　
　　2.鲍里斯•叶利钦　　职务:前俄罗斯总统　　叶利钦总统患有一种神经系统疾病，喝少量的酒就会使他处于醉酒状态，此外他还特别喜欢跳舞。叶利钦的脸上经常带着恶作剧式的微笑，经常做出不必要地摇摆身体的动作，而举行招待会的时候他显得特别开心。人们普遍认为，叶利钦总统这种生活方式十分特别，好像这样做就可以让他摆脱麻烦。

　　
　　3. 尼古拉•萨科齐　　职务:法国总统　　在2007年八国峰会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萨科齐总统因为与当时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所以迟到了。可是令人困惑的是，普京是一个据对禁酒主义者，而萨科齐似乎多饮了几杯。这位法国总统看起来似乎有些迷糊，还不停地傻笑，问在场的观众们说:“我能回答你们的问题吗？”

　　
　　4.乔治•W•布什　　职务:美国前总统　　在2006年八国峰会上，布什总统和英国首相布莱尔讨论真主党的问题，认为联合国没有能力要求叙利亚重新控制武装组织。他还嫌其他领导人在会上发言时间“太长”，他还急切地想早点返回白宫。可是他们忘记了身前的麦克风一直开着，全世界都听到布什与布莱尔拉家常式的聊天，布什甚至冒出一个脏字。

　　5.戈登•布朗　　职务:英国首相　　在2009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记者招待会上，布朗的手机铃声响个不停，但他却试图否认声音来自他的口袋里，肯定是他的幻觉。但随后向记者们承认自己的失礼，我们不知道谁给他打电话。

　　6. 乔治•H•W•布什（老布什）　　职务:前美国总统　　在1992年访问日本东京时，老布什在与当时的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共进晚餐时，突然发病呕吐，弄脏了宫泽的膝盖。在芭芭拉和助手帮助下，老布什很快恢复过来。他的发言人说:“总统也是人，也会生病。”即使如此，在主人面前如此呕吐也是不礼貌的，无论你病得多么严重

　　
　　7. 乔治•W•布什　　职务:美国前总统　　在2006年八国峰会正式会议开始前，布什总统突然溜到已先就座的德国女总理默克尔身后，忽然伸出双手在默克尔的肩上“捏了几下”，默克尔吃惊地缩一缩肩膀，你们甚至可能听见默克尔的尖叫声:“哦，我讨厌你，乔治•布什。”

　　
　　8.杰拉德•福特　　职务:美国前总统　　福特总统的膝盖有伤，因此他有时候容易跌倒。1975年，当福特总统访问奥地利时，从“空军一号”的舷梯走下来时，脚下一滑，跌倒在地。接着，在丽希宫的阶梯上又两次险些跌倒。对此，媒体大肆宣染，但他公开解释道:“我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活动家比任何人都容易摔跤。”

　　
　　9.吉米•卡特　　职务:美国前总统　　1977年，当时的卡特总统访问波兰时，他的翻译史蒂文-西摩尔频频犯错。卡特总统说，他想了解波兰人民对未来的渴望，西摩尔却翻译成卡特总统想和你们睡觉。卡特说他来到波兰感到很高兴，西摩尔翻译成他很高兴抓住波兰的“私处”。卡特说，他将离开波兰继续自己的行程，西摩尔却翻译成，卡特将永远抛弃美国。

　　
　　10.比尔•克林顿　　职务:美国前总统　　管理一个国家是一份相当令人厌烦的工作。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埃尔伯特亲王以“嗜睡”闻名，特别是在音乐会上，但却从未被拍摄下来。但前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却没有如此幸运。这位总统在2008年马丁•路德•金纪念仪式上大睡特睡，被全世界人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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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亲自批示处死的七个犯罪官员 [转帖]

毛泽东先后处死谢步升、唐达仁、左祥云、黄克功、肖玉壁、刘青山、张子善七个贪官。

谢步升是我党反腐败历史上枪毙的第一个\"贪官\"。

1932年5月9日下午3时，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判决，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在江西瑞金伏法。

谢步升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自贩运物资到白区出售，谋取私利。他为了谋妇夺妻掠取钱财，秘密杀害干部和红军军医。事发后，查办案件遇到一定阻力。

毛泽东很关注谢步升案，他力主严惩，并指示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1932年5月9日，以梁柏台为主审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二审开庭，经审理，判决：\"把谢步升处以枪决，在3点钟的时间内执行，并没收谢步升个人的一切财产\"。

这是红都瑞金打响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惩治腐败分子的第一枪。

左祥云是我党历史上对因贪污等腐败问题而判处死刑执行枪决的较高级别的干部。

中央苏区时期，为筹建中央政府大礼堂和修建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等纪念物，专门设立了\"全苏大会工程处\"。工程于1933年8月动工。当年11月就有人举报左祥云与总务厅事务股长管永才联手贪污工程款。中央人民委员会即令中央工农检察部、中央总务厅抓紧调查，结果发现左祥云在任职期间有勾结反动分子，贪污公款246.7元，。1934年2月13日，最高法院在中央大礼堂开庭公开审判左祥云及有关人员。审判历时近五个小时。判决左祥云死刑，执行枪决。同时，对其他有关人员做了相应判决。2月18日，对左祥云执行了枪决。

被处以极刑的唐达仁是瑞金贪污腐败窝案的主犯。

1933年夏的一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收到一封匿名举报。部长何叔衡先后派出两个调查组进行调查，1933年12月28日，毛泽东同志主持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会议，听取中央工农检察部关于瑞金县苏维埃贪污案的汇报。会议决定，瑞金县财政部长蓝文勋撤职查办，会计科长唐达仁交法庭处以极刑，并给予县苏维埃主席杨世珠以警告处分。

黄克功之死被誉为毛泽东\"挥泪斩马谡\"。

黄克功少年时代参加红军，跟随毛泽东经历了井冈山的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是\"老井冈\"中留下来不多的将领。

1937年10月，26岁的红军时旅长黄克功，对陕北公学一个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开枪将她打死在延河边。有人提出国难当头，人才难得，可让他戴罪杀敌。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黄克功被处以死刑。黄克功给党中央、中央军委写信，要求从轻处理，戴罪立功。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接信后给边区法院院长雷经天写信，支持法院判决，并要求在公审大会上，当着群众和黄克功的面公布这封信的内容。
全文是：

雷经天同志：黄克功过去斗争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一个普通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和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和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厉的纪律。如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一切****员，一切红军指导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

毛泽东在公审会上被宣判了死刑的黄克功心服口服。临服刑前，当黄克功听说中央已安排对他的家人进行安抚时，感动得霎时痛哭流涕。

就这样，一个勇冠三军的红军将领被公审枪毙了。

身上战争伤疤90多处的肖玉壁被处决。　

1940年，是陕甘宁边区经济最困难的年头。上级安排老战士肖玉壁到清涧县张家畔税务所当主任。肖玉壁打过多次仗，仅身上留下的伤疤就有90多处，可谓战功赫赫。

上任后，肖玉壁以功臣自居。不久，就贪污受贿，同时利用职权，私自做生意，甚至把根据地奇缺的食油、面粉卖给国民党破坏队，影响极坏。案发后，边区政府依法判处他死刑。他不服，向毛泽东求情。

毛泽东问：\"肖玉壁贪污了多少钱？\"林伯渠答：\"3000元。他给您写了一封信，要求看在他过去作战有功的情分上，让他上前线，战死在战场上。\"毛泽东没有看信，沉思了一阵，他想起了黄克功案件。毛泽东对林伯渠说：\"你还记得我怎样对待黄克功吧？\"林伯渠说：\"忘不了！\"毛泽东接着说：\"那么，这次和那次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就这样，贪污犯肖玉壁被依法执行枪决。

刘青山、张子善事件震动了全国，教育了全党。

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各条战线开展一个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运动。随着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发展，各地暴露和发现了大量的惊人的浪费、贪污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

同年11月，有人揭发出了天津地委书记、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原天津专区专员、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的巨大贪污案。

这两人居功自傲，贪图享受，革命意志消沉，腐化堕落。他们扬言：\"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两人于1950年春至1951年11月，假借经营机关生产的名义，勾结私商进行非法经营。他们利用职权，先后盗窃国家救灾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粮、机场建筑款，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等，总计达170余亿元（旧币）。

1951年11月29日，华北局向毛泽东、党中央报告了天津地委严重贪污浪费的情况。11月30日，毛泽东在为转发这一报告的批语中指出：\"......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的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在公审大会召开之前，曾有高级干部考虑到刘、张两人在战争年代有过功劳，向毛泽东说情。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我建议你们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

刘青山、张子善被处以死刑。枪声一响，举世震惊。老百姓说，这两个人头换来了中国官场上至少20年的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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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思想与人生智慧 [转帖]

　　2008年2月在常州“龙城大讲坛”上的讲演

　　黄朴民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给本科生和研究生讲完中国古代思想史后，开卷考试，任选题目，只要是中国历史上的人物、思潮，都可以写。24份考卷选了道家的老子和庄子，占全部考卷的80％。

　　当时我非常疑惑，怎么大家都选

　　这方面的东西呢？后来我明白了，这是因为我们的大学生、研究生都活得太累，太累了就想松弛，而中国文化里面最能起这方面作用的就是道家的东西。道家主张人和自然和谐，又提倡人身心的和谐。在社会竞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有的时候无法依靠别人，只有自己能够救自己。这时候道家的东西可以起作用。而讲道家则必须回归它的老祖宗——老子。

　　我今天讲的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方面简单介绍道家、老子和《道德经》的基本情况；第二方面是主题——老子哲学里面所体现的人生智慧。

　　一、老子和道家

　　1.道家的基本情况

　　我认为道家的起源有两个重要的因素：第一是它的传统，就是中国古代的隐逸思想。我们有很多的传说，比如说尧要把他的位置传给许由的时候，许由觉得玷污了他的耳朵，就跑到河边洗耳朵。从《诗经》里面我们知道，确实有一种隐士存在。《诗经·卫风》里有一篇“考槃”，前面几句是：“考槃在涧，硕人之宽。”那个时候没有卡拉OK和KTV，一个人就在那里敲木头盘自得其乐，不管外界如何变化，我的志向都不会改变。这是目前我所看到最早关于隐士生活的状态。

　　春秋以后，这样的隐士人数非常多，我们在《论语》里面就可以看到，当时有很多的隐士。孔子为了他的理想、推销他的学说而周游列国，路上遇到了许多人，名字都非常怪，比如长沮、桀溺、接舆。这些人都嘲笑孔子，天下这么乱，靠你一个人弄得过来吗？还不如和我们一样，悠闲自在地过日子。孔子对他们很不以为然，说：“鸟兽不可同群”，“道不同，不相为谋。”他们也瞧不起孔子，说他五谷不分，四体不勤，是一个书呆子。

　　这些隐士生活在蔡国、陈国、宋国、卫国这些小国和楚国，就是今天河南中部、南部，安徽的北部和湖北一带。这一带是大国争霸的夹缝，秦国管不了、齐国管不了、楚国也不管，统治相对最薄弱，是隐士群体的大本营，也是老子和道家诞生的文化传统的土壤。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具备了时代的土壤。春秋战国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在变革中有一部分人得利了，有一些人进入了权力中枢，也有一些人被边缘化了。被边缘化的自然很失落，特别是原来是贵族身份的人。他们满腹牢骚，可是又“杀人无力求人难”，“无可奈何花落去”。潮起潮落，云卷云舒，他们后来看淡了、看破了。这些人都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和自己的想法，也都当过官。比如说老子，是周王朝的守藏史，相当于今天国家图书馆、档案馆的馆长。不过，先秦图书馆有点像今天的议会，是贵族知识、权力来源的证明机构。这个时候周天子的地位下降了，给文化单位的经费也就越来越少。老子这个馆长当得很没有味道，加上有些想法又跟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不一致，于是就出关去了。

　　庄子也是当过小吏的。庄子做漆园吏时，上级部门老来考核，老得填报表、报数据，弄得他很烦，所以不愿意当了。庄子也有一个当大官的机会，是人家让他去当楚国的宰相，他不愿意去。大官更不好当，权力大意味着风险也大。“伴君如伴虎”，说完就完了。庄子想当不大不小的中号官，处于材与不材之间。但他没有这种机会，所以干脆什么都不当了。这样，中国少了一个平庸的官僚，多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家。

　　不当官后的庄子，生活很潇洒，他把自己的生活称之为游世，就是游戏人间。原则是不要去评价当局，不要去冒犯大人物，表面上和芸芸众生生活在一起，心理和他们拉开距离，愤世嫉俗、指点江山是不可以的。

　　道家的诞生既有历史的传统，又有时代文化的要求。那些有文化又失意的贵族，站在历史和哲学的高度上探讨自然规律，反思社会现象、追寻人生的意义，对生存方式有了特别的体悟。这种理论性的东西就成了道家的学说，而其精华内容就保存在老子和庄子那里。

　　应该说他们自己还有一点个人的私衷，他们非常想把自己的书和思想流传下去，就是说，希望用自己对自然对社会的认识去指导大家如何生活。因此，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思想学派。这是道家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再说道家的分化。和任何学派一样，道家也有一个发展和演变的过程。老子之后按两条线发展：一条线是南道，其代表人物是庄子。庄子把老子关于自然的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并且保存下来。这是道家的原生形态。《汉书·艺文志》所说的道家就是这部分道家，所谓“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但是，也有很多人不愿像老子、庄子那样生活，他们有另外的追求，这就形成了北道，在北方地区流行。北道后来又慢慢变成了汉代的黄老哲学，黄帝是外王、老子是内圣。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里有几句话点明了北道（黄老）的特征，即“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这就是说把儒家和法家的核心内容拿过来，然后与时俱进，不断变化，最后达到“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这一看就不是正宗的道家，而是戴着道家帽子和面具的法家，所以司马迁把老子和韩非子放在同一个传里。

　　2.老子

　　历史上有三个老子，这也表明老子太玄妙了，神龙见首不见尾。司马迁对老子已经讲不清楚了，他在《老子列传》里面写了三个老子：第一个就是周朝图书馆的馆长，叫老聃。聃是大耳朵的意思，所谓老聃即是长着大耳朵的老家伙。

　　第二个是老莱子，是楚国的大隐士，《二十四孝》里面就有他。他活了一百多岁，很孝顺，尽管自己也七老八十了，但依旧穿婴儿的衣服摇着玩具让父母高兴，所谓彩衣娱亲。他也是老子。

　　第三个老子是战国时候的周太史儋。司马迁对这三个老子是有所取舍的，他把第一个老子重点写，后面两个则一笔带过，这说明司马迁认为老聃是正宗的老子。老子的生平和《老子》这本书是学术界争论的话题。上个世纪初北京大学两个大学者打擂台，一是胡适，另外一个是梁启超。胡适说老子是春秋时代的人，《老子》一书也诞生于春秋时代。梁启超说太史儋才是老子。双方都拥有大批的粉丝。支持胡适观点的有任继愈、郭沫若等；支持梁启超观点的有范文澜、冯友兰等。当时要是有电视，他们肯定比现在的易中天、余秋雨还要火。

　　老子《道德经》五千字，相当于今天一篇很短的文章，论文都算不上。先秦时期在简帛上书写，材料珍贵，作者必须斟字酌句，惜墨如金，写出来的东西就比较精彩。现在的人用电脑，快是快了，多更多了，水平能拿上台面的却少而又少。大家你抄我，我抄你，没有什么原创性。

　　这五千字很了不起，想要读懂也很不容易。比如说老子讲了句很有名的话：“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什么意思？这是形容词意动的用法，就是“以……为……”。不管你吃麦当劳还是吃面条饺子，都吃得香，这是“甘其食”。不管你穿西装还是中山装，都觉得舒服，这是“美其服”。可有位先生却将这话理解为吃可口的饭菜，穿漂亮的衣服，正好和老子的思想相反。还有“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般解释为：能够讲出来的道就不是永恒的道，能够说出来的名也不是永恒不变的名。但这句话也可以标点和理解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有正的一面，道又有非的一面，合起来才是永恒的道（常道）。名的正面加名的反面，才是常名。这样的解释应该说也通。《道德经》五千字，虽然谁都能读出自己的味道和理解，但是也不能乱读。

　　3.《老子》

　　老子最反对强求一律，但现在为了讲课方便，姑且把《老子》里面的内容分成四大块。

　　第一是道的问题。道到底是什么？老子认为道是天下万物的总源头，也是天下事物发展的一个总规律、总动力。老子强调道是永恒的、无限的，同时也是不可言说、我们的感官也无法感受的。老子讲得很明确，道是硬想出来的名字加上去的，说不清楚，只是为了讲方便，我勉强将它称之为道。但是，这个道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关于道的来历，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它比天地还早，可以为天下母，即天下事物的根本。道小到藏在每一个灰尘当中，又大到充盈于天地之间。自然界沧海桑田的变化、国家的兴衰存亡、人的生老病死，起作用的都是道。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春秋战国是中国哲学的高峰时期、思想发展最辉煌的时期。假如说孔子讲仁义是人的发现，法家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政治术的成熟，那么，“道”的提出在中国历史上标志着哲学的突破。也就是说，中国在这之前是没有哲学的。就算有哲学，也都带有原始宗教色彩，比如说天人感应等等，只有“道”标志中国哲学的真正出现。

　　第二是事物相互依存、相互对立、相互转化、循环往复的朴素辩证法。在老子看来，所有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都是对立统一的。没有长就没有短，没有高就没有下，没有难就没有易，而这种对立存在是变化的，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事物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走向反面。这里讲的就是变化。

　　第三是“无为而无不为，以退为进，以柔克刚”。统治者喜欢这种以退为进、以柔克刚的政治谋略，被统治者更能从中汲取柔弱胜刚强的生存智慧。老子喜欢用水来做比喻，“天下莫柔于水”，水是最柔软温顺的东西，但是“克坚强者莫之能胜”，是最厉害的。

　　第四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的社会理想。老子认为，老百姓之所以难管理，是因为上面的统治者太有为了。太有为，有时就难免胡作非为妄自乱为，于是就建立种种很复杂的制度、措施，可是仍然什么也弄不好。在老子看来，清心寡欲，一切无为，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措施也不用，吃什么、住哪里都满足，最后达到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的境界。现在我们都住在高楼大厦里，邻居谁也不认识。鸡犬之声虽然闻不到，老死不相往来看来是可以做到的。

　　
　　二、老子的人生智慧

　　我想可以将老子的人生智慧归纳为一个精神、四项原则、一种理想。一个精神就是自然精神。这个自然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大自然，更不是具体的事物。老子所谓的自然就是自然而然的一种状态，你就依从这种自然的状态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事物各有自己的本性，你不要强迫去改变它、改造它。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你也不要强求人家整齐划一，不要以你自己想法和行为方式去规范、改造别人。

　　1.自然精神

　　老子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是主张不要刻意地表现怜悯爱惜、鼓吹仁义道德。老子认为，天地一旦有仁义之心，就会按照它的规律运行，圣人也会以仁义道德的标准去要求别人，这是很不应该的。牛羊吃草，人吃它们的肉，表面上看很残忍，但是它反映了一种自然的本性，自然的生物链，若要打破这个生物链，打破这个平衡，就会造成秩序的混乱。还有，孝敬父母、关怀下一代是人的本性，你用不着过分强调这种孝、慈，甚至重新搞一套，这样给人增加负担实在是多此一举。

　　老子强调“见素抱朴”，不强求改变，尊重自然，按照事物本来的运行规律办事，因势利导，用无为来达到无不为的目的。

　　老子还反对过分强调模式，认为这违背事物发展的本性。我们现在就有一个强行定下来的目标——建设好大学。有个口号是十年要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可是，现在北大、清华让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大学仅仅在招生环节上一挑战，都有变成国内二流之虞，还说什么世界一流。世界一流不是自己封的，不是订了目标说什么时候做成就一定能做成的。现在，我们还爱把学术研究叫工程，清史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等等，都是设计好了你去做，不是按照科研自身的规律来做。说到科研，我有三年时间一篇文章都没有写，都在读书找资料，但是以后三年我写了很多文章并且都发表了。你说这样的考核怎么做？按前三年的情况，我考核不合格，教授就下岗了，或者降为副教授了。你说这样能搞出真正优秀的科研成果来吗？所以现在许多真正有水平的教授不愿意做“工程”，这违背教学规律。我们老是在口头上说尊重辩证法，但是真做起事情来最不尊重辩证法。所以，我觉得老子的自然精神很重要，他的所有理论和观点都是从自然精神中派生出来的。

　　2.四项原则

　　第一是批判原则。老子主张对任何事情都持思辨的态度，持独立批判的能力。批判的能力很重要，没有批判的能力，社会就不能发展。老子用自己的眼光看事物，也就是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他认为，“有为”往往会导致妄为、胡作非为。其实人可以通过无为来达到有为的目的。

　　老子有很多治国思想，对当时社会的批判是非常有力的。他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就是治大国就像煎鱼一样，要讲究技巧，煎鱼时不能随便翻，把鱼都翻烂了，应该尽量不干预，让它自己熟。老子最讨厌流行的说法和漂亮名词，对儒家也很不以为然。儒家主要讲礼义，老子对礼评价最低，说礼是“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他还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这是说，自然规律被破坏了，才用所谓仁义约束人的行为；有了智慧，也出现了虚伪；母子、父子、兄弟不和睦的时候，才提倡孝道；国家快要垮台的时候才会看出忠臣。总之，越是宣传提倡的东西，越说明它是最缺乏的东西，这是老子深刻独到的见解。

　　可以举一个例子。东汉时期提倡孝，每个皇上的谥号都要有孝。但是统治者提倡的名教、道学，到后来往往成了伪名教、假道学，孝道表演得最动人的人实际上并不孝。而且，还有更夸张的事情：有一个人偷人家的东西，被人家捉住后以为要被痛扁一顿。没想到丢东西的那个人却说，老兄，你偷的不多，你没有发现我们家还有许多好东西，现在我给你送过来了。这样沽名钓誉也太恶心了，可是那个人居然还成了典型，成为了东汉王朝上下学习的榜样。因为这样被偷了还要再送小偷东西的道德境界一般人是达不到的，因此要大力表彰。这样的名教、道学就很糟糕。

　　我们现在的社会上有一些现象，按照老子的批判精神也应该被质疑和否定。比如宣传一个人热爱工作、投身事业是应该的，社会需要弘扬这种风气。但是一定不能过分。如果一个人的父亲死了，他不奔丧；老婆生孩子，也说工作忙离不开，这就很不恰当了。一个不关爱父母也不爱惜妻子的人，他对工作的爱就可能是装出来的。我们有理由质疑，连基本的人情都没有的人，能对事业工作真正负责吗？社会正气是合乎自然、合乎人情的，不是虚假的“有为”。老子的批判精神非常值得我们重视和肯定。

　　第二个是变易原则，也就是辩证原则。老子讲一切都是对立的，也讲一切都在变化和一切皆有利弊。好的一面包含不利的一面，不利的一面包含着好的一面，没有单纯的利也没有单纯的弊。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是一句我们非常熟悉的成语，提醒我们单纯的利和单纯的害是没有的。比如洋务运动。我们斗不过人家，就学人家的船坚炮利，可是不学他们的近代制度和近代思想，就是张之洞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甲午海战证明光学技术是不行的。甲午海战中我们的军舰比日本多，炮的口径比他们的大，但日本的军舰速度比较快，炮也射得快，双方各有优势。这样，打下来应该是平手吧。但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日本军舰一艘都没有给打沉。战前日本人的观察结论就是中国的军队是可以被打败的。凭什么？凭一个细节：中国军队不打仗的时候军舰上面都挂着大裤衩，这说明军队没有真正备战的意识。从细节就可以看出一个军队的面貌，细节决定成败。

　　事物发展过程中都存在两个方面。比如现在我们经济发展得很好，但同时也产生了对环境、生态的破坏。我们在引进许多新观念、新生活方式的同时，也丢掉了我们民族不少固有的美德。但是我们要辩证地看问题，不能因为事情有弊有害就不去做，关键是我们要把害处控制在最小的范围。

　　第三是适度原则。儒家叫中庸，道家没有这个词。老子说少私寡欲，“私”少一点，欲望不是不可以有，但是别过分。这就需要掌握一个合适的度。

　　中国文化有一个求全的传统，什么都要求全，要做到圆满。药里面有十全大补酒，九全就不行；宴席是满汉全席，全是好东西；竞争上要通吃不漏；人才上要求全责备。其实，一味求全会有很多弊端，会投鼠忌器、优柔寡断、患得患失，还会有求全之毁。老子的观点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和纠正这种思想上的误区。

　　我们常常说，做好人难，因为好人要求全。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在家要做好父亲、好丈夫、好儿子，到单位要做好上级、好下级、好同事，在社会上要做好公民，跟朋友交往要做好朋友……这么一来就完了，活得非常累。坏人呢，要升官就跑官买官，要发财就坑蒙拐骗，集中精力投机钻营，真可能如愿以偿。结果应了那句非常有名的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在日常生活中，老子的哲学也经常被用上。有句广告词的创意来自老子的“少则得，多则惑”的思想，很有趣：“多则惑，少则明，简约而不简单，利郎商务男装。”老子还说，缺的东西、少的东西往往是完整的；表面上弯曲的，实际上是直的；空的东西，实际上是满的；旧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新的。女同志可能会有这样的经验：有些买了三年的衣服，再穿出去就过时了，是旧的了；倘若再放一段时间，没准又变时髦，成新的了。我曾劝一位比较勤劳节俭，把易拉罐、汽水瓶都收起来的女同志说：这个东西不能收，你要学学老子，捡破烂的人就是靠这些东西生活着，如果他们捡不到东西，维持不了生计，走投无路的话，可能就会去抢劫。

　　第四个柔弱原则。这个原则非常重要。老子认为，“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意思是你越不争，你得到的东西就越多，就是要以退为进、欲擒故纵。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当他没有太强大实力的时候，他韬光养晦，很会装孙子。老子说：“不敢为天下先。”人们也将生活中的经验教训总结概括出了很多格言。比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枪打出头鸟”、“真正有能耐不在于你敢做敢为，而在于你不敢做不敢为”等等。

　　道家、儒家都讲和，传统文化里的和谐是我们今天建设和谐文化、和谐社会的重要资源。但我觉得道家比儒家还要高明。道家讲三个和：天人之和、人际之和、个人的身心之和。三个“和”有三个特点：

　　一是包容性。和谐首先要有宽大的胸怀。老子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天之道，常善之物故无弃物，常善之人，故无弃人”。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是没有用的，也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用的。“高以下为基，贵以贱为本”。和谐首先是包容。

　　二是差异性。世间万物，千奇百怪，什么形态都有。要承认差异。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幸福是一种很自我的感受，没有统一的衡量尺度，不能强求一律。当官的不见得幸福，当官太忙了；大学教授整天到晚填报表、写论文，也不幸福。我看最幸福的是北京的那些老大爷，每天二两二锅头、一碟花生米，逛逛公园遛遛鸟，自得其乐。承认、尊重差异性是和谐的第二个层次。

　　最后一个是平衡性，也是“和”的核心层次。差异是应该承认的，不能强求一律，但差异太大了也会出问题。所以老子说，天之道“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强调一种包含了超越、制衡的动态平衡。抑制权力过大或贫富差距过大符合上天之道。老子认为，虽然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公平和合理，但是却要做到相对的公平和公正。

　　老子的哲学理论包含了丰富的人生智慧，而且也是很好的文学文章。面对错综复杂、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读读《老子》能让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把握机会，更好地工作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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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触犯了《婚姻法》吗 [转帖]

1 　　一位朋友告诉我，关于鲁迅的婚姻目前有一种新的看法，认为：无论怎样说，事实上鲁迅是犯了“重婚罪”。这种看法的意思是说无论你对于鲁迅的评价如何，无论你是喜欢还是不喜
欢他，都无法否认重婚这个事实。持这一观点的论者无疑是依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在法治社会加强法制观念，利用法律工具来评判是非，分析民事或刑事案例，这无疑是极为正确的。不过问题在于如何正确的使用法律工具，如何正确的运用法律思维，这却是一个关键。如果运用的方法不对，思维的逻辑有问题，就势必出现滥用，滥用的后果极其糟糕这也是绝对毋庸置疑的。这里就以鲁迅婚姻这一件一百年前的民事案例（姑且就视为一个案例吧），谈一谈自己的浅见。

　　我以为质疑者、问难者存在一个法律概念模糊不清的问题，起码是对于法律的效力范围及其时限认识不清。任何一部法律都是由国家制定并依靠国家的力量保证其正常实施的，因此它所制定和体现的是制定国家在一定时期的行为规范，它不可能超越它的国家和它的时代，它是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比如鲁迅，他曾是清朝的臣民和民国的公民，从未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怎么可能命令他穿越时空去适应未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律法呢？这道理就如关公无法战秦琼一样简单。中国近代本无《婚姻法》，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才有独立的《婚姻法》，那么这个法律也只能规范新国家建立之后的婚姻家庭关系。任何法律都不能规定和追究法律制定、生效之前过去任何时代的事情；如果以今天正在实施的法律去衡量法律制定以前的事情或历史人物的行为，这是不符合现代法学精神和法律学原理的。

　　即使是在今天，中国的法律也不一定通行于世界各国，就以“重婚”一条来说，它就不一定适应于某些宗教国家和不同风俗民族国家。

　　现代法律更不能判断古代的事情，比如帝王将相的婚姻状况，就从未见过任何一个法学家或史学家判定或指责他们触犯了“重婚”的刑律，他们是绝不会采取这种“今为古用”的史学观和法学态度的。

　　法律不仅不能“今为古用”，即使当代正在实施的法律也在不断修订，可见法律是具有社会时效性的。举一个不远的例子。1980年《婚姻法》里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晚婚晚育应予鼓励。”“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可是在50年代发表人口过剩论还将治罪的年代，如照今法论处，那么当时中国绝大数家庭都会被判定为是破坏计划生育政策而受到法律追究的家庭。然而问难者须知，1980年版《婚姻法》的生效期非常明确：“第五十一条本法自1981年1月1日起施行。”同时宣布“1950年5月1日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自本法施行之日起废止。”一个国家到了不同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法规也在不断修订、改进。50年代以人口众多、早生贵子为荣，80年代则相反了，要防止人口爆炸，法定婚龄推迟了，并且制定了独生子女政策，大力宣传只生一个好。由此可见，80年代之前的30年间人们只要遵守1950年的法规就是遵纪守法的公民，而决无理由要求当时的人们超前遵循80年代的修订法。（至于法律糟践踏的情形则是另一个问题，此处可不讨论）

　　中国封建社会，包括近代，晚清和民国时期，家庭婚姻关系主要是由维护宗法家族制度的礼和全社会通行的习俗来调整，也就是礼和习俗是婚姻制度的“法律”基础。如果任意拿现代法律条文去衡量封建礼制，无一不相抵触。《婚姻法》的基本原则婚姻自由，在礼治时代则是大逆不道。在鲁迅生活的年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那个时代的婚姻原则，尽管后来鲁迅被视为离经叛道的异端，但是他也翻不出社会时代的佛掌，逃脱不了命运对他的安排。因此，鲁迅母亲才能够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和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大胆的“违反”在他们去世以后并已改朝换代之后才出现的婚姻法，并敢于“侵犯人权”，乘儿子即当事人在外求学的情况下包办了他的婚事，与朱家订亲，并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催逼儿子从日本匆匆回国完婚。如果可以违背法律学的原理而根据中国最新婚姻法裁断，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一章里明确规定：“第三条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见1980年制定颁布的《婚姻法》，2004年补充修订本）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一百多年前的包办婚姻即便按照今天的法律也是理应被禁止的无效婚姻。不仅婚姻无效，而且包办婚姻的操持者应当负法律责任。这里引用最新婚姻法，并不意味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法律才开始体现出人道主义精神，才开始人性化、现代化。1950年5月1日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就明确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我们还可以追索到****持政以前的法规，1931年12月1日，颁行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1934年4月8日进一步颁行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其中心内容是从法律上确定：实行婚姻自由，废除包办、强迫和买卖婚姻等一切封建主义婚姻制度。这是鲁迅在世时****苏区政权订立的关于婚姻家庭的法规。如果当时江西苏区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一的博古坚持自己的建议，请鲁迅到江西苏区去做教育部长，假如鲁迅竟然欣然奉命前往，毫无疑问，苏区政府按照所定法律一定只会承认鲁迅与许广平自由恋爱结合的婚姻为合法婚姻，此前的封建包办婚姻必定宣布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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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知道现代《婚姻法》不仅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而且还知道《婚姻法》首先禁止的是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鲁迅的包办婚姻发生在1906年，这是清朝光绪年间，如果我们不用晚清的礼法婚俗，而以当代法规进行裁判，那么根据1980年（包括1950年）制定的《婚姻法》，这桩包办婚姻也是应当按律禁止，不会受到法律保护的，属于无效婚姻。

　　《婚姻法》除了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而且对于婚姻关系的建立也有明确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见第二章第八条）“重婚罪”论者既然很乐意于用现代婚姻法去衡量近代历史人物的婚姻，那么就应该熟悉全部婚姻法的内容，不应该忽略《婚姻法》里所规定的确立夫妻关系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男女结婚可以不举行任何仪式，无须双方家长同意，但必须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必须领到结婚证书，这是保障婚姻自主的一条重要法规。但是鲁迅与朱安并没有履行《婚姻法》上所规定的手续，他们未曾到过婚姻登记机关进行过任何登记，没有“取得结婚证”，因此依照现代婚姻法，他们并没有“确立夫妻关系”，即这种婚姻关系在法律上是不被承认的；并且他们实际上没有在一起共同生活，也不成其为事实婚姻。

　　既然法律是不能够今为古用的，此处仍荒谬的用现代法律去衡量鲁迅婚姻，这只是认为即使退一步说，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所谓以毒攻毒，也能够驳回“重婚”论的说法，并且证明：鲁迅婚姻问题必须回到旧时代，回到中国近代社会环境中去探讨，这才是正途，才是真正严肃的学术态度。应该看到，鲁迅虽然是处在一个封建礼制时代的可以任意纳妾而不触犯“重婚”律条的社会之中，但是他本人是反对纳妾的，他和朱夫人，长期分居，没有夫妻生活，没有孩子，尽管如此，他也并没有按照旧婚俗早早另外“合法”的去娶一个或几个姨太太，为了生儿育女。他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说：“因为现在的社会，一夫一妻制最为合理，而多妻主义，实能使人群堕落。堕落近于退化，与继续生命的目的，恰恰完全相反。”“所以生物学的真理，决非多妻主义的护符。”他本人是亲历着这种非人性的旧婚姻生活的折磨，却以人性化的新家庭观念约束自己，自相矛盾的生活了二十年。

　　鲁迅后来真正的伴侣许广平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后的新一代青年，她在考虑和鲁迅的关系时认为她的行为并不违背民国的党纪国法（许当时系国民党员），她写给鲁迅的信里是这么说的：“至于做新的生活的那一个人，照新的办法行了，在党一方不生问题——即不受党责”（1927.11.22许广平致鲁迅信），这说明她和鲁迅在当时并不是没有考虑过“党纪国法”方面的问题的。鲁迅认同了许广平的说法，他说“我可以爱”，明白地表示了自己还有结婚的权利。他们以公开出版《两地书》的方式宣布了他们的爱情结合，同时也否定了封建包办婚姻。对于旧婚姻的善后处理，他们只愿意承担经济负担的责任，而决不承认负有法律责任。

　　现在婚姻当事人都早已不在世了，他们无法依照当代《婚姻法》就包办婚姻向法院提出诉讼，但我们看到他们生前的事实是，鲁迅已经用他的行动推翻了母亲为他操办的这个婚姻，他携许广平一同离开北京，为的就是脱离包办婚姻的家庭，属于“私奔”性质，后来他们选择在上海定居。鲁迅在北京生活时期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如果那时的法制已经达到当代水准，如果鲁迅提出诉讼，应当受到法律追究的就是包办婚姻的制造者，自己的母亲鲁瑞。如果传讯证人，就是周作人，他是当年订婚的知情者和见证人，他比作为当事人和受害者的鲁迅还要清楚这其中的过程。至于儿子愿不愿意成为原告及证人，愿不愿意让母亲处于难堪的境地，则不属于法律探讨的问题。

　　拙作《鲁迅的婚姻》在谈到鲁迅重组家庭的时候这么一笔带过的提了一句：“（他）并没有休妻或离婚，却是继续背负着旧婚姻遗留给他们的这个沉重包袱，而且他也已经做好了将要承受新旧道德家们的诋毁的思想准备。”当时我以为世俗的偏见是必然存在的，并不重视这类非议，所以只是从婚姻家庭道德及感情方面来阐释这个问题；现在知道，无论是提倡新思想、新道德，还是崇尚爱情至上主义，都不及法律条文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因此在现代社会必须懂得运用法律思维，习惯从法律角度来提出问题、探讨问题。上面是我试着为增强自己的法律意识而写的对于重婚问题的思考，我得到的认识是：法律学的进步，决不会成为非人性的旧事物的保障。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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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受命创办“哈军工” [转帖]

　“哈军工”是1953年9月成立于哈尔滨的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它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所高等军事工程学院。虽然只有短短的13年办学历史，但却是当时全国最著名，也是最神秘的一所大学。

　　1952年3月26日，毛泽东在审阅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上报的《关于成立军事工程学院的报告》后，作了“同意。三月廿六日。退粟裕办。”的批示。并亲自点将从朝鲜前线调回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陈赓，委以创办军事工程学院的重任。陈赓于6月13日接到调令，三天后即冲破美国空军“绞杀战”的封锁回到丹东，又马不停蹄地赶到北京向军委报到。7月8日，毛泽东任命陈赓为军事工程学院院长。

　　是年7月，苏联应我国政府的要求派来了以奥列霍夫空军中将为首的四人专家设计组。毛泽东对陈赓说:“在苏联专家面前，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陈赓陪同苏联专家乘飞机先后到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南京、上海等地调查研究创办军事工程学院的条件。8月底，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在北京听取了苏联专家的汇报和建议:“限于目前的技术力量，只能办一所综合性的军事工程学院，学院按军兵种设5个系，即:空军工程系、炮兵工程系、海军工程系、装甲兵工程系、工兵工程系；学院按兵器装备设23个专科；哈尔滨远离前线，最合适作学院校址，它不仅有飞机、坦克工厂，而且有一所办得相当好的工业大学，便于开展协作；哈尔滨医科大学的校舍，可以作为学院暂时的“依托”……

　　在中央军委的命令下，西南军区第二高级步兵学校、华东军区司令部军事科学研究室和志愿军第三兵团部分干部开始向哈尔滨集中。陈赓给第二高级步兵学校代理党委书记、政治部主任张衍打电话说:“‘二高’的干部质量好，要一个不留地带到哈尔滨。”

　　为了赶在1952年北方严寒到来之前，使前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报到的单位和个人有办公、住宿的地方，政务院命令卫生部和东北人民政府把哈尔滨文庙街两侧医科大学4.7万平方米校舍拨给军事工程学院，医科大学另建校址。陈赓为此曾给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打电话请求帮助并替毛泽东起草了一份请东北局给予支持的电报，请毛泽东签发。周恩来也专门派出检查组到哈尔滨督促、催办。医科大学克服困难，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即在10月底之前，将文庙街南北两侧的王字楼、工字楼、呼吸系楼等建筑物腾出，交给军事工程学院。

　　聘请教授是学院筹备工作的大事。陈赓向中央军委提出的第一批所要请调的讲师以上教师人数是62位，另有18名指名请调的教授、专家，如:卢庆骏、孙本旺、曾石虞、曹鹤荪等，都是国内知名度最高的教授。曹鹤荪是国际上有名的空气动力学家，当学院的同志拿着周恩来签署的调令到南京时，华东航空学院的领导当天下午就为他开了欢送会；有些教授的请调则需周恩来、彭德怀等亲自出面做工作，请调曹国惠教授时，清华大学就是不放人，彭德怀把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找去谈话，批评说:“这么重要的学校，你们还不支持？”

　　学院的第一期学员全部来自部队，录取工作是当时全军最大的政治任务。1953年初，学院派出8个工作组到全国6大军区、特种兵部队、军委直属队，按最严格的德、智、体标准，录取了1010名具有高中或高中以上学历的干部为学员，所有单位都不讲任何条件地放人。学员入校后，按照陈赓的建议，一律享受营、团级干部的伙食标准，以保证他们在紧张的学习中有旺盛的精力。

　　学员们在一段时间的文化补习后，经过代数、三角、几何、物理、化学的笔试和口试入学考试，最后，只有679名成为第一期本科生学员。

　　学院开学前夕，陈赓曾专程到中南海，请毛泽东给学院写训词，并为学院的报纸起名。毛泽东说:我已经是个官僚主义者，不常写东西，训词交给肖向荣(军委办公厅主任)起草，我修改。南京军事学院办的报纸叫《军学》，你们的报纸，就叫《工学》吧，只两个字，我可以写。随即，他在宣纸上反复写“工学”二字，交给陈赓拿回去挑选。8月26日，毛泽东给军事工程学院颁发了《训词》。

　　1953年9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成立暨第一期开学典礼的日子。陈赓采纳了苏联顾问奥列霍夫的建议，当天上午按课程表正常上课，下午举行开学大典，以体现学院以教学为中心和对教学的高度重视。　
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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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应该改变思维方式——林思云[转帖]

　　引言

　　前些日子有幸和日本的网上名人九哥相见，相谈甚为投机。九哥的一句话让我感触很深，他说：“中国人不仅需要提升道德水平，还应该改变思维方式”。生活在中国的朋友，由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庐山效应，难以体会到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可是在外国生活过一段时间的朋友，应该都有一种体会：和外国人相比，中国人惯用的观察事物和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有非常鲜明的独特性。九哥的话让我产生了应该写一点有关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想法。为了叙述方便，我将“中国人独有的思维方式”，简称为“中华思维”。

　　一、坏人推论篇

　　正在我构思此文的时候，西北大学的同学为我的文章增加了非常好的素材。不久前西北大学的学生为了几个日本留学生演出的下流滑稽小剧而愤然上街游行，抗议日本人侮辱中国人，甚至发展到殴打与此事无关的日本人和打砸日人商店。我们不妨从此事出发，分析一下中国人怎样用“中华思维”来思考此事。

　　这次西安事件的大致情形是：西北大学外语学院主办的外语文化节上，一个日本外教和三个日本男留学生演出了一出叫做《日本舞》的小短剧，其中三个男留学生上身穿红色胸罩，腹部系一个作生殖器状倒扣纸杯，三个人背上写有“中国”、“日本”和代表爱情的“心”形图样。

　　在日本的朋友都知道，打开日本电视，常有这种男扮女装的低俗滑稽表演，也许日本人比较欣赏这种滑稽表演吧。虽然说中国人不喜欢这样的滑稽表演，但中国人应该能容忍这样的性风俗表演。原因之一，中国文化相对地属于“性开放”一类；原因之二，近十几年中国举国上下已出现了“笑贫不笑娼”的性宽容。据中国媒体报道，２００２年１２月，文化部和公安部特别向全国发出通报，要求各级部门严厉打击和取缔脱衣舞表演等色情表演。该通报说：“一段时期以来，在农村集镇……，组织大棚演出团体进行脱衣舞表演的情况时有发生，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已先后查处了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等……，恶劣的脱衣舞色情淫秽表演案件，当场抓获组织及参与人员２１１名。”

　　由此可见，即使在中国最保守的内地农村，老百姓也接受了脱衣舞等极端开放的色情表演，和伊斯兰教国家的老百姓绝不容忍性风俗表演的情况完全不同。如果日本留学生只是在背上写“日本”而没有写“中国”字样的话，中国大学生大致仅仅嘲笑一番日本人下流低俗，绝不会想起来抗议日本人不遵守中国的风俗习惯，更不会搞到上街游行的地步。

　　问题就出在日本留学生身上写的“中国”字样。穿着低俗下流服饰的表演者身上写“中国”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把日本人往“好”的方面设想，也可以往“坏”的方面设想。往“好”方面想的话，日本留学生可能是好意，想用“中国”、“日本”和“心”形图样来表示中日友好，只是方式粗俗了一些；而往“坏”的方面想的话，日本留学生则怀有恶意，想借此表演影射嘲笑中国人下流愚蠢。

　　尽管有少数人对日本留学生的行为进行“好意”推测，但是大部分中国人还是对日本留学生进行了“恶意”推测。西北大学的同学一想到日本人借此表演影射嘲笑中国人下流愚蠢，又怎么能容忍呢？因此引爆反日大游行，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件事表现出中国人“中华思维”的特点之一：用口语说是“把人往坏的方面想”，用学术一点的话则是“坏人推论”。

　　中国人似乎并不相信人会有天然的好心和善意，因此在中国你不管干什么好事，别人也会认为你背后隐藏有坏的动机。有传闻说：一个人跳下河去救人，旁人嘲笑说：“那个哥们是想入党了吧”，这就是“坏人推论”的典型表现。中国朋友大约都有被别人“坏人推论”的经历，这里讲一件我本人的经历。

　　前几年我所在的公司新来一个中国人A 氏，恰好和我在一个办公室。不少日本人在吃完午饭后，喜欢买一点饮料或冷饮吃。那天A 氏买了一个纸盒包装的乳酸饮料，我看到A 氏的喝饮料方法，不禁大吃一惊。这种纸盒包装的乳酸饮料附有一根吸管，盒顶上预留一个插吸管的插孔，只要将吸管从那里插入，很容易饮用。可是A 氏却把纸盒顶端全部撕开，然后把吸管放在里面喝。显然A 氏以前很少喝这种纸盒装饮料，才会发生这种错误。

　　我赶紧和A 氏说：“这种饮料不是这样喝的。纸盒上面有个小孔，你把吸管从那里插进去就行。”我只不过是想告诉A 氏正确的喝饮料方法，A 氏的反映却让我心里一颤：他以羞恼和愤怒的眼光，狠狠盯了我一眼说：“我从来就是这样的喝法，这样喝更方便。”不过为了证明他的说法，A 氏从此改买铝盒易拉罐或塑料瓶饮料，再没有看见他喝过纸盒包装饮料。

　　我后来反思此事，大概是A 氏认为我指出他错误的喝饮料方法，是想在众人面前给他羞辱难堪。当然A 氏的想法不是没有道理，不能排除我恶意在众人面前羞辱他的嫌疑。但他也应该想一想，是不是有另外一种可能，我只是好心告诉他正确的喝饮料方法，并没有恶意。况且我和他刚认识无怨无仇，为什么会想到要羞辱他呢？可是A 氏完全没有把我往好的方面想，而是对我进行坏人推论，判定我有意当众羞辱他。从此A 氏对我耿耿于怀，我们两人关系一直无法搞好。

　　鲁迅在小说《孔已己》中有这样的描述：“外面的短衣主顾……，他们往往要亲眼看着黄酒从坛子里舀出，看过壶子底里有水没有，又亲自将壶子放在热水里，然后放心。在这严重监督之下，掺水也很为难。”这段描述反映出中国顾客对商店的“坏人推论”心理：认为店家一定是不诚实的，一有机会就要往酒里掺水，所以才要盯紧店家的手脚。

　　不仅中国的顾客对商店进行坏人推论，中国的商店也对顾客进行坏人推论。鲁迅在另外一篇杂文（《无题１》、热风）中，叙述了他在一家商店买三明治时，店家用手掌罩紧放三明治的盒子，严防鲁迅乘乱偷窃的情景。鲁迅感慨道：“这明明是给我的一个侮辱！然而，其实，我可不应该以为这是一个侮辱，因为我不能保证他如不罩住，也可以在纷乱中永远不被偷。也不能证明我决不是一个偷儿，也不能自己保证我在过去现在以至未来决没有偷窃的事。”

　　以上的例子可见中华思维方式中的“坏人推论”思考方式：遇到一个陌生人，首先假设他是一个坏人，假设他有犯罪的动机，假设他对自己怀有恶意，所以我们要采取谨慎的对策和周密的防范，严防自己吃亏或受害。有人把中华思维方式中的“坏人推论”总结为一句格言：“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从小就被父母谆谆教导，千万不可太相信别人；好朋友也往往会给我们忠告和提醒：“你对某某人要提防一点”。

　　到日本后，最让我感到意外的事情之一就是：我被别人轻易地信任了。前不久我去入国管理局办签证延期手续，交材料时入管局的办事员说我的材料中缺少“源泉征收票”（相当于纳税证明书），这可是办签证延期必不可少的材料。我赶紧说：“源泉征收票我忘在家里了，我现在就回家去取。”可是对方却说：“你今年的收入和去年有很大变化吗？”我说：“没有”。对方没有再向我要“源泉征收票”就给我办了签证延期。

　　当时我感到十分诧异：日本人怎么这样轻易相信我没有说谎？中国常说“空口无凭”，为什么在这里“空口”说的话也被人相信了？当然在外国被别人轻易相信的事情，不仅我一个人遇到，很多朋友都有相似的遭遇。中国人来到外国，最深的体会之一就是在为人处事方面，外国人比中国人好打交道。外国人比中国人单纯，没有防人之心，他们会轻易相信你讲的话。外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中国人不同，他们用“好人推论”，而不是“坏人推论”来待人接物。

　　中国人独特的“坏人推论”中华思维方式，导致了中国人之间很难相处。中国人在内心中处处提防，使人和人之间在心理上树起一道高墙，划出一条鸿沟，拉开一段距离。很多人批评中国人不团结，“窝里斗”，这其实就是坏人推论的心理在作祟。试想：一个把别人都假设成坏人的人群，自然要相互设防，相互猜忌，怎么会团结一致呢？还有很多人批评中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花费时间精力太多，可是有了“坏人推论”的中华思维，中国人假设周围的人都在谋划着算计自己，不得不花大量时间精力来分析判断自己周围之人的一言一行，生怕自己被他们“算计”了。

　　外国人常常批评中国人虚伪不诚实，爱说大话空话。据说有位美国教授在中国某大学教英语，某天给学生们出了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上这所大学？”收来答卷后一看，全班二十多名学生的回答居然完全一致：“为社会做贡献”。这位美国教授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其实中国人这样的答非所问、口是心非，内心深层的想法也是为了提防别人，说一些别人抓不到把柄的大话空话，提防用心不良之人乘机陷害。

　　“坏人推论”的心理，不但导致中国人不信任“人”，甚至导致中国人连“神”都不信任。中国人敬拜神的心理，和西方人参加生命保险的心理相似。中国人对神的态度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就是说：如果神不存在，相信了也没有害处；但是如果神真的存在，我们不敬或怠慢了神的话，就可能会引起神的生气和报复。到庙里烧香磕头的中国人，大致都抱着这种“保平安”的生命保险心理，虔诚信任神的人很少。

　　据说每年１２月２３日，灶神爷要回到天宫汇报每家每户的行为。于是人们就在灶神像前摆上供桌，供上粘乎乎的麦芽糖稀。传说灶神爷吃了粘粘的糖稀，他上天后“嘴甜”，就会多说几句好话甜话，而到要说“坏话”时嘴就被糖粘住，张不开嘴。由此可见中国人对“神”也进行坏人推论，对神也要采取一些防范措施，以为不这样做神就要说自己的坏话。

　　中华思维的“坏人推论”，还影响到中国的法律制定。西方国家的司法精神是“好人推论”或“无罪推论”：一个人不能证明其有罪，该人就是好人。宁可放过一千个坏人，也不能错杀一个好人。而中国的司法精神是“坏人推论”或“有罪推论”：一个人不能证明其无罪，该人就是坏人。宁可错杀一千个好人，也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以前中国法庭的做法是：把被告带到大厅上，不问青红皂白先打一顿，给被告一个所谓的“下马威”。法官先假定被告是“刁民”，不打一顿就不会讲实话。然后再由被告为自己辩护，陈述冤屈，当然被告只能自己为自己辩护，不能请人为自己辩护。只要被告有犯罪嫌疑，而被告又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自己无罪时，那就要判罪。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给当时清政府强加了一个涉外法权的“领事裁判权”。中国政府不能审判外国犯人，必须由外国领事审判。其实西方的“领事裁判权”未必一点道理都没有，因为中国和西方的司法精神完全不同，按照中国法庭的“有罪推论”判刑，不知道会多少西方人要冤死在中国。不管古时还是现代，中国总是有数不清的冤案，中国大概是世界上冤狱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冤案这么多，其根本的问题还在于中国人的坏人推论思维方式，因为一个人只要有犯罪嫌疑，就被推论为坏人，就要被处刑。

　　现在电视台经常播放破案的公安剧，从中也可以看到坏人推论思维方式的痕迹：公安抓来嫌疑犯，犯人问：“为什么抓我？”公安回答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这么多人，人家为什么不告别人，偏偏告你呢？”嫌疑犯听此话后即无言可答，因为就像鲁迅说的那样：“我不能证明我决不是一个偷儿，也不能自己保证我在过去现在以至未来决没有偷窃的事。”这种办案方式就是典型的坏人推论思维，只要有人告发，不管有没有证据，都可以抓人。宁可错抓一千个好人，不能放过一个坏人。

　　中国人的坏人推论思维方式，对于个人，似乎是有益无害的，因为把别人往坏的方面想，多做一些提防，大致是不容易吃亏的。可是坏人推论对于国家民族，却绝对是有害无益的。不少人称赞日本人团结，抱团儿，我现在明白日本人之所以团结的深层原因在于日本没有“坏人推论”的思维方式，日本人把对方往“好”的方面设想，这就少了很多相互猜忌和相互设防，自然容易搞好团结。中国人要想改变“窝里斗”的恶习，不改变“坏人推论”的思维方式是不行的。

　　二、把恨当爱篇

　　关于中国人是否有爱国心的问题上，总有很多争论。有人说中国人没有爱国心，有学问的人通过留学往国外跑，没学问的人就干脆偷渡到国外打工，所以说中国人没有爱国心。也有人说中国人的爱国心特别强烈，前一段时间有一位女演员穿了一件看上去像旧日本军旗的衣服，竟然遭人泼粪辱骂；近日更有几个日本留学生的下流滑稽表演，就引发起一场数千大学生上街游行的抗日活动，这就是中国人有强烈爱国心的证明。

　　认真分析一下，以上两种议论都有问题：第一，到国外留学或偷渡国外打工，单纯是个人对生活方式的追求问题，与该人是否爱国没有必然联系；第二，上街游行抗议日本的人是出于仇外心理，与是否爱国也没有必然联系。赞同第一点的人估计会多一些，对于第二点大概就会有人争辩说：仇外不就是爱国吗？外国人欺辱了中国，仇恨外国就是爱国嘛。

　　“仇外”等于“爱国”是中华思维的独特想法。中国人看来，一个人越痛恨外国，越痛骂外国，就越能说明他是爱国的；相反一个人不骂外国，甚至说外国人的好话，赞美外国人，就一定是汉奸，一定是准备卖国的，绝对不会爱国。所以在中国，爱国的分水岭是看你是否仇外，仇外就是爱国，亲外就是卖国。

　　可是仇外情绪真的等同于爱国情感吗？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看一个寓言：有一个人家，家庭成员对自己的邻居满怀仇恨，今天骂东邻，明天骂西邻，可是他们对自己家里的一切却毫不关心。肮脏的地板没有人擦，杂乱的被褥没有人叠，对堵塞下水道中流出的污水视而不见。这家人称赞骂邻居最凶狠的人是最爱家的，而号召大家向邻居学一学，把家里的地板擦一擦，污水扫一扫的人，却被认为是卖家贼。这家人的想法是不是有点奇怪呢？

　　有趣的是，中国人对爱国的看法，很像寓言中的这家人。在外国感受过干净整洁的公共环境的赏心悦目之后，都会深刻体会到中国公共场所的“脏”和“乱”。国家并不是书本上的抽象观念，国家是我们身边的具体存在，我们周围的街道、广场、公园、草木、以及公共电话等公共设施，就是国家的一个部分。在外国人看来，爱国首先就是爱惜爱护自己周围的公共设施和公共财产，保护公共设施和公共财产就是保护国家。出于爱国，他们不会做方便自己而损害国家的事，不会在街道上随地吐痰，不会在公园里乱扔垃圾，更不会做践踏草木、弄坏公共电话等破坏国家的事。

　　中国公共场所不堪入目的“脏乱差”，并不是外国侵略的后遗症，而是中国的国民自己糟蹋成这个样子。最近“非典”在中国流行，就与中国公共环境的脏乱差有关，特别是中国人随地吐痰的习惯。在“非典”流行后，中国各地政府紧急制订对随地吐痰者进行高额罚款的规定：广州规定随地吐痰重罚５０元，北京规定重罚１００元，上海规定重罚２００元……。中央电视台还报道了这样一件事：正值非典流行期间，某甲乘坐公共汽车时仍毫无顾忌，随意向窗外吐了一口痰，恰巧飘落到车窗外一个骑自行车的某乙身上。于是某乙奋力骑车追赶公共汽车，一直追到甲某下车，将他当场擒住，并找来警察罚款。中央电视台号召大家以某乙为榜样，不要放过随地吐痰的人。

　　百年前，孙中山就批评国人“随地吐痰，随意放屁”的习惯不文明。百年过去后，中国人的物质文明有了很大提高，可是精神文明却似乎没有多少进步，仍停留在百年前那个水平。即使非典过去后，仍看不到中国人有改变随地吐痰习惯的征兆，中国各处的公共场所依旧是痰迹斑斑。中国人随地吐痰并不是中国人不爱卫生，他们并不在自己家里随地吐痰，也不在自己家里乱扔垃圾果皮，他们爱护爱惜自己的家。可是一出门，中国人的爱家之心就立即消失了。他们似乎觉得自己家门外面就是外国，甚至还是敌国。他们不仅对公共设施丝毫没有爱惜之心，在吐了一口痰没有被人发现罚款时，还会有抗日民兵扒了日本鬼子的铁路没有被抓住那样的快感。

　　中国人仅仅是不爱惜公共财产也就罢了，可是中国人对公共财产似乎还怀有一种“敌意”。用随地吐痰和乱扔垃圾的方式来污染环境者，还是轻的，严重的就是鲁迅称之为“奴才式的破坏”。鲁迅在７０多年前撰文说：“杭州雷峰塔之所以倒掉，是因为乡下人迷信那塔砖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于是这个也挖，那个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雷峰塔砖的挖去，不过是极近的一条小小的例。龙门的石佛，大半肢体不全，图书馆中的书籍，插图须谨防撕去，凡公物或无主的东西，倘难于移动，能够完全的即很不多。”７０多年后，我们在中国仍然随处可以看到这种“奴才式的破坏”，马路上的下水道井盖被人撬走，电线杆上的电线被人割走，图书馆中的书籍插图被人撕走，公共电话亭的电话被人弄坏……。

　　以前这种“奴才式的破坏”还局限于个人行为，近年来却有集团群体化的发展趋势。我一个亲戚在国内搞公路建设，他说每当公路修到村落附近，他们就紧张起来，因为稍微看守不严，修路的砖石水泥等建材就会被附近的农民偷走，而且是村干部带领农民开着汽车来偷。另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在国内负责修建一座工厂时，每天都要派人站岗放哨，就像当年日本鬼子提防抗日民兵搞破坏一样，严防农民来偷窃建筑材料。即使如此，等到工厂建好后，周围的农民也都盖起了新房，当然这些新房都是用偷来的建材修建的。中央电视台也报道过东北农民在石油输油管上打孔窃油，山西农民从运煤列车上盗煤等农民集体盗窃国家财物的事例。中国人破坏自己国家公物的事例可谓举不胜举，但要想找到几条中国人爱护自己国家公物的事例，却真是不容易。

　　一个人对自己国家的公共财产毫不爱惜，甚至破坏，还有什么资格说自己爱国呢？这里我们不妨对比一下邻国日本的爱国例子。日本公共环境的干净整洁是有目共睹的，日本人对公共财产设施的爱护无需多言。爱国除了爱惜公共财产的“爱物”以外，另一个层次就是“爱人”。因为国家是由“人”组成的，爱国必然联系到爱护关心这个国家的人。１９９５年日本发生神户大地震，死亡人数达５０００多人。地震后商店里的货物和居民的财物撒落遍地，包括很多金银首饰等贵重财物。对于俯拾可取的财物，日本人都是\" 视而不见\" ，没有人去拾取，更没有哄抢盗窃的情况。甚至大家在饿肚子的情况下，对撒落满街的食物饮料都没有人去动。日本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事，是因为日本人拥有强烈的爱国心。爱国的人自然会爱自己身边的同国人，当你所爱的人发生灾难时，你会忍心乘机窃取抢劫他的财物吗？

　　在中国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景象，比如不久前的非典时期，一些药店不顾政府的禁令，乘机哄抬药价甚至乘机抛售假药，发不义之财；一些非典疑似患者从医院逃走，不顾可能把病传染给别人的危险性，行不义之举；在国外的中国人大致都有这样的感受，中国老板对本国人剥削得更狠，很多人宁可找外国老板而不愿在中国老板那里打工。这些都反映出中国人不爱自己的同胞，不爱自己身边同一个国家的人。中国人既不爱国家的“物”，也不爱国家的“人”，说中国人有爱国心，又从哪里谈起呢？

　　在中国人为什么缺少爱国心的问题上，大致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体制决定论，认为中国人缺少爱国心是因为长期专制体制的压迫造成的；另一种看法是民族性决定论，认为中国人缺少爱国心来自中华民族的劣根性。体制决定论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他认为中国人之所以不爱国，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国家不是人民所拥有，国家成了帝王一人的私有财产，人民在这样的国家中没有任何权利，所以人民自然不会有爱国心；民族性决定论的代表人物是鲁迅，他认为中国人不爱国的根源在于民族的劣根性，中华民族的情感中缺少“爱”的成分。鲁迅塑造了“阿Q ”的典型形象，阿Q 是个“恨多爱少”的人，他有各种各样的恨，他既恨赵太爷那样的有钱人，也恨小D 那样的穷人，却没有一个他所爱的人（他对吴妈的求爱不过是出于害怕“断子绝孙”生理因素的考虑）。像阿Q 这样对自己身边的人一个不爱的人，又如何能指望让他产生爱国之心呢。

　　我赞成鲁迅的民族性决定论看法。中国人感情中“爱”的成分太少了一些，中国人的“爱”仅仅局限在亲属和好友之间，缺乏对一般人的博爱和泛爱。而中国人感情中“恨”的成分又太多了一些，复仇心理甚重。你不小心得罪了什么人，他会长时间耿耿于怀，一旦有机会就要报复你，甚至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由于中国人“爱少恨多”的感情特征，在中国很容易发起一场仇外的群众运动，可是却很难发起一场真正的爱国群众运动。在中国，以仇恨为主题的运动，总能召集起大量的民众。义和团、五四运动等中国近代史上的各次民众运动，均以“仇外”为基础。１９８９年的学潮发展成为全民运动，是因为人们对当权贪官的痛恨，也还是在“恨”的旗帜下发展起来的群众运动。

　　有人可能会提出：中国申请奥运会成功，中国足球队进入世界杯，中国载人卫星上天，很多中国人热烈庆祝，这些不都是和“恨”无关的爱国表现吗？其实细想一下，这种欢庆的背后还是牵连到中国人的仇外情绪。中国人总疑心外国人看不起自己，并且认为外国人看不起自己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人穷，中国科技不先进，中国体育不发达。他们认为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人夺得奥运会冠军，中国宇航员上天，就是为中国人雪耻了，外国人以后就不再敢小看中国人了。

　　这其实是中国人以己之念，度他人之心。当然不是说外国人没有“小看”中国人，但小看中国之处，并不是因为中国人穷或者中国落后，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人太缺少爱国心，或者说中国人缺乏起码的公德。《特区青年报》曾登过一篇文章，说一个中国旅游者在意大利罗马的酒店里，看到墙上贴着加粗笔划的四个中国字“请勿吐痰”，不免让他羞愧得无地自容。在外国，公众场合旁若无人地大声讲话的多半是中国人，随手扔垃圾随地吐痰的多半是中国人，插队抢座位的也多半是中国人，这样的人在外国遭到白眼，也是意料之中的事。网上还看到过这样的消息，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发明了一种打国际电话不付费的方法：用一根线把硬币穿起来，投到电话机里面打完电话后，还可以取出来再打。这样缺乏基本公共道德的人，再赢得多少个世界冠军，也无法换来人们的尊重。

　　中国人缺少爱国心的另一个原因，还与中国的教育方法有关。长期以来中国一直用儒家思想教育青少年，可是儒教学说侧重教育个人的品德，或者说重视培养人们的私德，却不重视培养人们的公德。近代以来中国引进西方的教育体制后，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又走向另一个极端。现在我们一提爱国主义教育，似乎就是去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参拜抗日烈士墓等，这种爱国主义教育其实是本末倒置了。前面已经谈过，中国人的感情本来偏重“恨”，把恨当爱的爱国主义教育根本无助于培养青少年对国家和人民的爱。

　　笔者认为，在中国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应该让老师带学生到街道广场等公共场所去打扫卫生，让学生拣拾垃圾，擦洗痰迹，这样学生会认识到爱护公共场所卫生的重要性，树立起爱护公共卫生的自觉性，同时也会自觉制止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破坏公共卫生的人。另外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过分强调培养学生对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自满心理，比如强调中国的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四大发明，长城长江等“引人自豪”之处，似乎中国缺少了这些引人自豪的东西，就不值得被人们爱了。爱国教育的首要因素是培养起学生对自己周围普通人的关心和关怀。我们在家里感到温暖，我们时刻感到家庭成员对我们的关怀。如果我们不论走到哪里，都能感到周围的人对我们的关心和关怀的话，我们自然就会爱自己家人一样爱上这片土地上的人。

　　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把“爱国”拔高成为大人物的高尚品德。我们歌颂孙中山爱国、鲁迅爱国、抗日烈士爱国，难道除了孙中山、鲁迅、抗日烈士以外的普通人就不爱国吗？本来爱国是国民应该做到的基本义务，不过是很平凡的事情，并非只有伟人才具有的高尚品德，因此没有必要特别赞扬伟人的“爱国”情结。

　　另外中国还不时把“爱国”描绘成普通人难以做到的“报效祖国”义举，报章经常赞扬某人向国家捐巨款建学校，某人放弃国外的高薪毅然回国等“爱国行为”。这是否意味着没有条件向国家捐巨款的，或者是没有放弃高薪留在国外的人就是不爱国？当然捐款、回国等事是应该赞扬的，但不要什么事情都往“爱国”上扯，什么好事也戴上一个“爱国”的头衔。这样把“爱国”进行拔高的宣传，不免会让一般老百姓产生错觉：“爱国”是大人物、或者是有身份之人的事情，和我们这些小百姓无关。

　　中国人的“把恨当爱”、把仇外当作爱国的思维方式，对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我们应该改变一下思维方式：骂外国的人不一定爱国，赞外国的人也不一定卖国。目前在中国，爱国主义教育最应该做的不是去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而是培养起人人爱护国家公物的公德，培养起人人对自己周围莫不相识之人的爱心，把中华民族改造成为一个有公德和爱心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