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luo

张大千北平历险记[转帖]

　　张大千成名后,曾多次到北平举办画展、会晤艺术界知名人士,随着他画艺的日臻完美,遂有“南张(大千)北齐(白石)”“南张(大千)北溥(心畬)”之誉。当时的北平,荟萃了中国艺术界众多的名流、精英,如戏剧界的梅兰芳、余叔岩、程砚秋、马连良;收藏界的张伯驹;美术界的齐白石、溥心畬、黄宾虹、于非暗等,而这些名家高手又都是张大千的知交故旧。古都北平向来是中国艺术的一方热土,张大千对这里浓厚的文化氛围,早已心向往之。为了切磋技艺,开展画事,张大千萌生了迁居北平的念头。1936年7月,他在北平府右街罗贤胡同16号购得一座小四合院,暂作安身立命之所。不过,张大千在北平还有一处栖身之地,那就是颐和园的听鹂馆。此时的颐和园已不再是皇家御苑宫阙禁地,但也只有达官显贵才能在园内觅得一席之地。张大千通过旧王孙著名国画家溥心畬,花重金求得在听鹂馆的住所。颐和园内湖光山色、长桥卧波、亭台楼阁,风景依然,幽静的环境正是张大千梦寐以求的读书作画的好处所。不久,张大千便把妻室儿女及书画珍藏,悉数从上海搬来北平,打算长留于此。

　　北平沦陷

　　1937年5月16日,是张大千母亲曾友贞逝世周年忌日,张大千前往安徽郎溪扫墓,此后又回四川内江老家致祭。7月初,张大千从四川回到上海,住在卡德路他的红颜知己李秋君家。此刻,北方时局已危在旦夕,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华北地区虎视眈眈,随时都可能伸出魔爪。然而张大千的家眷及收藏仍留在北平,叶恭绰等好友纷纷劝他立即北上,尽快把家人及书画珍藏接来上海,以防不测。
　　张大千正在筹划北上之际,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爆发了,他因而更是忧心如焚。所幸去北平的铁路线尚未中断,张大千辗转托人购得一张17日去北平的火车票,19日张大千到达北平。此时的北平已没有了往日的风韵,大街上行人稀少,有的商家也已关门歇业,一派萧条景象,但却看不出有大祸临头的征兆。而他的妻小也已从颐和园迁回城里的罗贤胡同居住,张大千恐慌的心情便渐渐平静了下来。他在考虑:是否有必要立马回上海?张大千素来畏惧暑热,夏秋季节的上海正是酷热难当之时,若能在北平颐和园度过炎炎夏日,待秋凉之后再携家南归岂不更为惬意!但北平的时局却又让他揪心不已。他一时拿不定主意,忽然想起了身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的老友汤尔和,他是个消息灵通人士,对日本的情况了若指掌。7月20日,张大千去西四牌楼钱粮胡同拜访了汤尔和,征询北平的安危。汤尔和一口保证说:“北平安如泰山,绝无问题。”于是张大千打消了南归的念头。
　　张大千与汤尔和已结交多年,很是熟稔。1934年8月,张大千与三夫人杨婉君在北平结婚时,汤尔和忙里忙外,热心得很,并赠联恭贺:“举世愿为夫子妾,昔时同赏沁园春。”成为当时北平艺坛传诵一时的佳话。但是张大千并不知晓汤尔和的底细。汤是浙江杭州人,清朝末年留日学医,1922年以教育部次长代理部务,后来又担任过顾维钧内阁的财政总长。他从日俄战争时期开始就成了亲日派。就是这个汤尔和,五个月后摇身一变,当上了日伪“华北临时政府”的“立法院委员长”兼“教育总长”,沦为地地道道的汉奸、民族败类。当然这是后话。
　　张大千滞留北平还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以为“芦沟桥事变”会像以往的“张北事件”、“丰台事件”一样,慢慢就会平息下来。因此,张大千便放心大胆地回颐和园避暑去了。
　　日军为了彻底占领北平,组织了10余万人的精锐之师,在30架飞机的配合下,于7月28日黎明,突然向驻守南苑、西苑、北苑的中国军队发起猛烈攻击,29军猝不及防,损失惨重,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壮烈牺牲。
　　炮火连天之时,张、杨两家,四大六小,躲在听鹂馆大戏台下的地下室里。由于附近有五口大井,水井会产生聚音及共鸣,枪炮声听起来反而比地面更为猛烈,弄得两家人惶惶不可终日,悉听命运的摆布。这天晚上,张大千又听得头顶上马蹄奔腾,后来才知道是宋哲元等人率领29军秘密撤离北平,退往保定驻守。
　　第二天,日军进驻颐和园,四处布置岗哨。张大千见状焦急万分,赶紧叫他会说几句日语的长子张心亮,设法躲过日军的盘查,骑脚踏车去打电话,向城里一位开洋行的德国朋友海斯乐波求援。
　　当日,海斯乐波带着两部插有红十字旗帜的汽车来接张大千进城。想不到汽车刚一进园,就被滞留园内的妇孺老幼团团围住,央求张大千夫妇把他们带进城去。乐善好施的张大千眼见这些孤苦无援的同胞,不忍自己一走了之,决定让这些老弱妇孺乘车先走。海斯乐波面露难色,张大千向他请求道:“请你看看这份情景,我怎能忍心自己先走!你今天有办法来救我们,明天还可以再来,我若先走了,他们就不相信你还会再来,否则今天就会出事!”因此,张大千一家只得滞留园中,静待海斯乐波下次来接。
　　7月31日上午,天空乌云密布,雷雨大作。日军突然下令,要颐和园内所有的中国人到排云殿前列队集合,听候检查。张大千、杨杰两家与园内的员工家属等共约二百人顶着冷雨,等待日军的发落。一张张惊恐而愤怒的脸上流淌着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人们“像待宰的羔羊,好像随时都会被枪毙,被集体屠杀。”张大千事后回忆说。这时,一位日本士官径直走到张大千跟前,用诡谲的目光上下扫视着他。看他气宇轩昂、仪表堂堂,像个当官的,于是便伸手去摸了摸张大千饱满而光滑的额头,看是否有戴军帽的痕迹。接着又盘问他的姓名,张大千装着不懂日语(张大千早年留学日本——作者注),没有搭腔,只掏出了一张名片给对方。日本士官看过名片,马上变得客气起来,并说他对绘画很有兴趣,曾在日本报纸上见过张大千的照片,因此觉得面熟。后来,张大千被带到一间房子里,由一位军官继续盘问,张大千仍一言不发,全由那位士官代为介绍。事后张大千被放行回家,一颗悬着的心才安定下来。可是回到住处一看,家已被翻得乱七八糟,经清点,一件珍藏多年的明朝雕刻梅花香筒和一幅仿黄子久的山水画被日本兵掠走了。这是张大千有生以来头一遭体验到国破家亡的痛苦,体验到做亡国奴的屈辱和悲伤。他激愤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由于办通行证耽误了时间,海斯乐波8月1日才来接张大千。因载人太多,汽车中途抛锚,连推带拉,傍晚时分才回到罗贤胡同。

　　祸起萧墙

　　张大千心绪难平,第二天怒气冲冲地去质问汤尔和:“你不是说北平决无问题么?”“北平是没有问题嘛!我叫你不要出城,你不听劝嘛!”汤尔和陪着笑脸答道。张大千余怒难消,汤只有好言相劝,并邀请张大千去春华楼吃烤鸭,为他压惊。席间张大千愤愤地说:“日本人侵占了我们的国土,还口口声声说他们对中国是如何如何友好,他们占领北平后,到处烧杀抢劫,无恶不作,比‘棒老二’(四川人称土匪为‘棒老二’)还要坏。”他还列举了自己经历的、看到的、听到的日军在颐和园周围发生的暴行:附近乡镇上的一家肉菜铺被日本兵抢劫一空,老板娘遭日本兵强暴后,不堪屈辱,上吊身亡;大有庄米店一家数口,全被日本兵枪杀;就连一位朋友的日本籍太太也未能幸免,逃难时遭到日本兵的侮辱……
　　汤尔和听后也极为气愤,声称要去质问日本占领军当局。日军宪兵司令部要汤尔和拿出证据,汤尔和说这是张大千耳闻目睹的事实。次日,汤尔和给张大千去电话,声言已将此事质问日军当局,北平日军宪兵司令部要找张大千“谈话”。张大千一听感到此事非同小可,问汤该怎么办?汤却婉言推辞。
　　数日后,一名日本特务来到罗贤胡同16号,“请”张大千于次日下午3时去宪兵司令部“谈话”,面对厄运降临,家中顿时人心惶惶,看着大人小孩惊恐的神色,张大千反而镇静下来,决心明日硬着头皮前往。

　　次日下午,张大千在好心同乡的陪伴下,来到北平日军宪兵司令部,进大门登记完毕,日本兵挡住了郑同乡,只准张大千一个人前往,张大千回忆说:“这第一件事就把我的胆子吓破了,郑同乡与我面面相觑,他爱莫能助,我只有强作镇静勉力跟了进去。”张大千被带到一间小屋子里,他毕竟是中国文化界的名人,日本兵对他还得装出一副客气的样子,请他在沙发上坐着,又问他要喝水还是喝茶?张大千忽然想起:有人说日本人切腹之前要先喝水,难道他们要切我腹?心中不觉为之一震,事到如今也只有豁出去了。他把心一横,大声说道:“我是中国人,我要喝茶!”
　　张大千一直等到下午6时,方有一位军官出来问话,说此案重大,牵涉皇军声誉,是加藤代办亲自交待下来查办的,要张大千举出事实,并说:“如果查无实据,你说此话的人就要负责!”张大千遂把所知事实一一道出。日本军官板着面孔把话听完,命令张大千不准回家,暂留宪兵队,待事情“调查清楚后再说。”于是张大千平生第一次身陷囹圄,失去了自由。
　　关于扣押期间的情况,张大千后来回忆说:“他们对我还很优待,我可以看书写字,他们有意求画,我本想以此打发时间,想想又不愿在囚中为日本人作画,落人口实。倒是遣性发泄写的字,给日本人拿去不少。日本宪兵的汉学毕竟有限,就是我忧怀国事的悲愤牢骚,他们也未见看得懂。”
　　张大千被扣押之后,家里不知他的音讯,妻室儿女担惊受怕,惶恐不安。是时,汉奸报纸《兴中报》登出独家新闻,声称“张大千侮辱皇军,已被枪毙”。消息传开,张大千在北平、上海等地的亲友、门人个个悲痛欲绝。
　　日军宪兵司令部经过多日的调查核实,不得不承认张大千所检举之事,确实不诬,为了笼络人心,平息民愤,胡乱枪毙了三名替死鬼。被囚禁一周(有的说一月——作者注)的张大千终被释放,但警告他不准离开北平,可能随时还要向他“请教”。
　　张大千被释放后,汤尔和又设宴为他压惊。张大千遭扣押之事汤尔和闭口不提,反而庆贺他“一言杀三士”,令张大千啼笑皆非。汤尔和在整个事件中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连张大千也说不明白。这下可好,南归无望,反而被日军软禁在北平,张大千心情无比沉重。

　　威逼利诱

　　回家之后,张大千决心闭门养晦,修身习艺。由于市面秩序渐渐恢复,他打算远离尘世,去颐和园静心读书作画。出城时他告诉家人,一切请帖收下就是,不必转送给他,以示谢绝所有应酬的决心。张大千后来回忆道:“闭门养晦,谢绝应酬也不行!有一天,一位朋友金潜庵打电话给我,他问我为什么不露面?我说‘闭门思过’。他说:‘我看你倒是在闭门闯祸!’警告我说:‘有人请了你两次都不到,你真的没看到帖子?’原来是日本占据北平的特务头子喜多将军请我,必然是宴无好宴,会无好会。可是金潜庵说,你再不给他面子,日本人会翻脸的,何必敬酒不吃吃罚酒。我问啥子事嘛?他说日本人想安排一台盛大的平剧,知道我与余叔岩、程砚秋是好朋友,要我出面商量排戏码,派角色。”
　　金潜庵是什么人?张大千抗战前在琉璃厂买画时结识的朋友,能说善文,待人彬彬有礼,以前见了张大千总是毕恭毕敬地称他“八先生”(张大千行八——作者注)。时过境迁,如今,意得志满飞扬跋扈的金潜庵,外表虽然仍是斯斯文文的模样,里面却变成了贱骨头,巴结日本人,干着令人不齿的勾当。
　　所谓喜多将军,即喜多骏一,是日本陆军少将,原任东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七·七”事变以前担任过日本驻华武官,最近才调来北平,名义上是中日联络部部长、特务机关长,实际上是管理北平政务的“太上皇”,临驾于“北平维持会”会长之上。为了庆祝伪“华北临时政府”成立,喜多骏一决定于1938年元旦办一场堂会。其实,排戏码、派角色可以叫地头蛇去奔走,不一定要求张大千,而请余叔岩等京剧名角,也不一定非要张大千出面,虽然张大千与他们交情颇深,但能搬动余叔岩者大有人在,如当过袁世凯庶务的郭世五,袁世凯的女婿薛观澜,著名收藏家张伯驹等,都有左右余叔岩的能耐,而且由这些人来劝余叔岩“出山”比找张大千容易得多。日本人非要张大千去找名角,实际上是逼张大千露面,拉张大千下水。张大千,中国大名鼎鼎的艺术家,影响之大,人缘之广,是日本人不肯轻易放过的目标,只要他一下水,那会带动一大串,将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熏陶的张大千,是个有良心的艺术家,是个热爱祖国的艺术家,决不会轻易就范。就在此前不久,他曾对四哥张文修说:“屈原说‘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这是屈原《楚辞.渔父》中的句子,原意是:“虽自身高洁,但因外界环境的污染,也会蒙垢。”屈原在此表明了他宁死也不随波逐流,誓保节操的坚定意志。张大千借屈原的话来表露心迹。——作者注)‘八大(山人)’等人在明亡之后,尚终身不仕清,我是中国人,给日本人做事,岂不留下千古骂名?这样的事无论如何我不干!读史就要使人明智、洁身。”张大千的话显示了他身为中国人的骨气!于是,他对日本人的无理纠缠、威逼利诱,采取了软顶、推诿、拖延的策略。

　　12月下旬某日,张大千被请到城里商量演戏事宜,日本人原打算让名角们义务演出,张大千立即站出来说,梨园朋友生活都很清苦,请他们唱戏应该按规矩付酬,日本人只得答应照办。他们为了粉饰太平,大讲排场,要在戏台上摆迎新筵席,边吃边看,张大千又甘冒不韪,力表反对,说这是对台上演员的不尊重,结果采取折衷办法,改吃西餐。
　　事隔不久,金潜庵又来找张大千,说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中将,非常看重张大千,希望张大千能出来做事:故宫博物院院长、北平艺专校长,任其选择;还可以在日本艺术画院兼任名誉职务。张大千说:“我本一介村夫,闲散惯了,平生最怕的就是做官,也从来没有当过官。请你转告香月将军,恕我至今初衷未改。”金潜庵带着威胁的口气说:“日本人叫你出来干事是看得起你,是对你的尊重,你得掂量掂量!”张大千固守民族气节,坚持不就,但终被委以北平艺专“主任教授”职务,还被迫去上了一堂课。
　　香月清司不会轻易放过张大千。此人原在日本国内任教育总监,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有着很深的了解,对中国的古代艺术更是垂涎三尺。他们知道张大千珍藏有不少的古代名人字画,于是又对此打起了主意。张大千后来说:“日本人对我说,知道我收藏的石涛、八大作品最多,又说知道我曾有意要把珍藏捐给南京国民政府,然后一个大转弯,诌了许多不成理由的理由,明言要我把名画捐给北平的伪组织,又诱惑我说,你最喜欢颐和园,我们决定把颐和园的仁寿殿作为你捐献名画的陈列馆,不仅展览你珍藏的石涛、‘八大(山人)’,而且还要展览你张大千的作品,让人瞻仰,永传后世。我心想,什么永传后世啊!我如上当就要遗臭万年!”张大千佯装答应,但说藏画均在上海,提出去上海取画(其实张大千的24箱珍藏字画,当时秘密存放在德国友人海斯乐波处)。但日本人不准张大千离开北平,几经交涉达成两点共识:
　　一、日本人同意由张大千夫人杨婉君去上海取所藏书画;
　　二、张大千列名为以寺内寿一大将出面组织的“中日艺术协会”发起人之一。
　　这是张大千的一次痛苦抉择,若不同意第二条,那么妻儿就不可能借此时机逃出虎口。张大千只有强忍悲愤与敌人巧妙周旋。他面对的敌人可不是一般的日本士兵或汉奸特务,寺内寿一是当时日本特设的华北军事总司令部的总司令,华北地区日军最高长官,是操纵亿万中国人生杀大权的活阎王。
　　1938年春夏之交,张大千夫人在友人晏济元的陪同下,带着三个孩子乘火车离平赴沪。临走时,张大千暗暗叮嘱杨婉君,到上海后不要抛头露面,更不能再回北平,悄悄等待他南归。

　　诗画明志

　　“七·七”事变之后,民族危机到了最后关头,每个中国人都为国家的命运感到忧虑和不安。张大千则用他的笔抒发了对国家对民族的关切与忧伤。七月中旬的一天,张大千来到寒玉堂拜访好友溥心畬,听着窗外令人心烦的蝉鸣,谈到北平岌岌可危的局势,二人相对扼腕。张大千情不自禁地来到画案前,展纸命笔,画了一幅寓意深刻的《秋意图》:一枯枝老树,被大风刮得摇摇欲坠,但缠绕在树上的青藤却若无其事,相安依旧。溥心畬立即赋诗一首题于画上:“大风吹倒树,树倒根已露,尚有树枝藤,清清犹未悟。”此画此诗,大有唐代诗人杜牧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浩叹!
　　同月,张大千赠友人常任侠泥金折扇一把,扇面画金碧山水,山上有飞檐古亭一座,亭外站立四人,负手遥望天际,如思故国,如念亲人。图上题诗曰:“西北此楼好,登临思惘然。阴晴长不定,空况最颠连。斜日红无赖,平芜绿可怜。淮南空米贱,何处问归船?”诗画似乎表达了张大千在北平的无奈处境及南归的心情。
　　11月,张大千在北平火车站见到刚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同乡、老友、画家晏济元,欣喜异常,并请晏济元客居罗贤胡同。两人朝夕相聚,谈诗论画,共商南返之策,决定共同举办一次画展,以筹措旅资,于是两人摆开案桌努力绘画。12月31日,日军攻陷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在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和第六师团长谷寿夫指挥下,日军对中国无辜百姓进行了长达6周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我30万骨肉同胞成了刽子手屠刀下的冤魂。消息传到北平,张、晏正在画室赶制画展作品,听此噩耗,犹如晴天霹雳,二人顿时目瞪口呆,相顾失色,笔坠墨破,不知所措,潸然泪下,沉痛不已……以后数日内,张大千茶饭不思,杜门不出,旋携家移住颐和园乐农轩,谢绝一切应酬,每日飞笔写书作画,以笔墨发泄自己忧怀国事的深深哀愁。
　　困居北平的张大千,由于没有卖画收入,生活日趋拮据,常以典当衣物细软维持生计。征得日军方允许,张大千曾于10月去日军华北军事总司令部所在地天津举办了一次画展,一则为了卖画,二则为了辟谣(外传张大千已被日军枪毙)。画展在天津永安饭店举行。画展期间,张大千结识了天津著名的纱布、房产实业家、古字画收藏家苑竹斋,并被邀请至苑家作客,观赏他的珍藏。10月12日,时值农历重阳佳节,正是登高怀人的时刻,然而,祖国河山破碎,亲人南北分离,令张大千感慨万端,心绪难平。于是他提笔饱蘸墨汁,酣畅淋漓地画了一幅《华岳高秋图》赠予苑竹斋,将自己1935年重游华山时所作的《满江红》一词题于画上:“寒雁来时,负手立,金天绝壁。四千里,岩岩帝座,况通呼吸。足下江山沤灭幻,眼前岁月鸢飞疾。望浮云,何处是长安?西风急。悲欢事,中年剧,兴亡感,吾侪切。把茱萸插遍,细倾胸臆。蓟北兵戈添鬼哭,江南儿女教人忆。渐莽然,暮霭上吟裾,龙潭里。”并写跋语于后:“乙亥重九登太华落雁峰,所赋也时隔三年,江南蓟北无一片净土矣!”国土半沦丧,百姓遭屠戮,深陷敌占区的张大千深刻体会到了“兴亡感,吾侪切。”悲叹“江南蓟北无一片净土矣!”

　　就在这年的11月,张大千还作了一幅《三十九岁自画像》:他头戴东坡峨冠,身着宋代衣衫,正襟危坐于苍劲古朴的巨松之下,罡风劲吹,松枝歪斜,但画中的张大千却巍然不动,一脸庄重坚毅的神色。身前一湾溪水,溪中几多顽石,但却阻挡不住溪水滔滔东流。这是身处逆境中的张大千坚守民族气节,不畏强暴,忠于祖国的真实写照。画上填词一首,调寄《浣溪沙》:“十年笼头一破冠,峨峨不畏笑寒酸,画图留与后来看。久客渐知谋食苦,还乡真觉见人难,为谁留滞在长安?”诗中表露出他误留北平的悔恨,也表明了他“身在曹营,心存汉室”决不与敌伪同流合污的坚定意志。在此,张大千不仅以诗画名志,更有立此存照的意味,让时间,让历史,让后人来评判他这段经历。

　　逃出虎口

　　夫人杨婉君携子去上海后,张大千日思夜想脱身之计。关于张大千的消息,上海报纸炒得沸沸扬扬,有的说张大千已被枪毙,有的说张大千已失足落水,有的说张大千安然无恙。在朋友门人心目中张大千生死未卜。1938年4月底,老友、印人方介堪从上海寄来一卷剪报,欲求证张大千是死是活。张大千灵机一动,即以此为由,提出去上海举办画展,公开露面,以正视听。多次找日本方面负责与文化人联络的原田隆一,张大千说:“上海人都相信你们把张大千杀掉了,我应该回上海公开露面,张大千并没有死。”原田隆一在华多年,是个中国通,能说一口流利的京腔,对中国的人情世故亦颇谙熟,知道张大千耍的是金蝉脱壳之计,便一口拒绝了。任张大千如何游说,原田隆一就是不肯松口。
　　5月上旬,有人在上海法租界举办“张大千遗作展”,由于事先在报纸上登了广告,参观、购买者蜂拥而至,一百幅作品很快被抢购一空。此事的内幕张大千很快就知道了,原来是他一个叫胡俨号若思的门人借机敛财,依照张大千往昔的惯例,造了一百幅伪画,以“张大千遗作”名义展出,既是大千“绝笔”那更弥足珍贵了,因此百幅伪作迅即售罄。此事后来引起了大风堂门人的公愤,齐声讨伐胡俨,坚决把这个不仁不义之徒逐出大风堂。张大千在气愤之余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契机,他再次找到原田隆一:“已经有人替我开‘遗作展’了,我如果再不露面,请问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够证明日本人未杀我张大千?”原田隆一当然不愿日本人来背这个黑锅,即刻同意给张大千一张为期一个月的往返通行证,并告诫张大千,回北平时务必要把他收藏的石涛、八大珍品悉数带回。
　　为了不引起日本人诧异,张大千将家里的书画、字帖、文房四宝,原封不动地留下了,雇来的两位王姓佣人也未辞退,四哥张文修仍然坐堂行医,大风堂门人肖建初、何海霞照常进出,一切都跟平时没有两样。
　　6月10日,张大千拜别四哥四嫂,与北平门人告辞后,只身乘火车抵达天津,在塘沽港登上“盛京”轮赴上海。船上邂逅香港“船王”董浩云,二人意气相投,共话沧桑,感慨良多,遂结成莫逆之交。到上海后,张大千隐居李秋君家,深居简出,不敢露面。在他到达上海一个月左右,海斯乐波利用德日轴心国的关系,将代为秘藏的24箱书画安全运抵上海,完好无损地归还张大千。对德国朋友的多方支助,张大千铭感肺腑。
　　与此同时,在李秋君兄妹等友人的全力帮助下,张大千赴港所需证件也已办妥。7月底,张大千一家搭乘法国邮轮“费力斯·罗索”号奔赴香港,然后转道桂林回四川。张大千望着滚滚波涛上自由飞翔的海鸥,浮想联翩,庆幸自己终于逃出了虎口,但仍惦念着还在日寇铁蹄下呻吟的亿万同胞,心中暗暗祈祷,全国军民团结抗战,早日打败侵略者,重振故国河山。
　　

luo

张中行：在周氏兄弟之间 [转帖]

孙郁

　　张中行生前常和我谈起鲁迅、周作人的旧事，都挺有趣，资料的价值不小。记得有一次他把周作人给他写的扇面的照片给我看，隐含了许多历史故事。我至今还保留着这些。周作人死后，弟子亦散，废名逝于“文革”初，江绍原和俞平伯早已沉寂了。一些受苦雨斋影响的文人，也鲜及周氏的文章。其实，周作人的热，是和张中行这
样的老人出现有关。无数模仿周作人体的文字的作家出现后，人们才广泛认可存在一个苦雨斋的传统的。而张中行在这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

　　苦雨斋的弟子里，就文采和智慧而言，废名第一，张中行当属第二。废名是周氏早期的学生，张氏则属后来的弟子。废名喜欢周作人，乃学问和智慧的非同寻常，从那清谈的路里，摸索出奇、险、怪谲的新途。而张中行把苦雨斋的高雅化变成布衣学者的东西，就和百姓的情感接近了。

　　张中行认识周作人是在上世纪30年代初，我相信起初周氏对他的引力只是在文字上。因为他授课的效果并不好，只是以文章名世。周作人与学生的交往没有胡适多，亲和力并不大的。但周氏的文章实在诱人，就见识和文字的魅力而言，除鲁迅外，别人是不及的。周作人在那时是个清醒的思想者，古典文学的修养高，希腊文化的研究和日本文化的思考也深。这在北大是极其特别的。周作人是典型的个人主义者，又带有儒家的中和之调。他对西方的人文学说有相当深的理解，在审美的范畴里，又深解东方艺术的要义。他的书那时在知识界风靡得很，博识与冷静让人动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他的声名很大，虽没有领袖之风，可在一些具体话题表述里，见解常常在胡适、陈独秀之上。胡适、陈独秀的意识，有巨人的风采，别人是不及的。可是周作人的选择是个人的，就让一些青年觉得有可行的一面，是普通人的状态。从北大毕业的人，讲起自己的老师，文科的青年要佩服的往往是周氏。张中行后来越来越感到这位老师的重要。他身上能汲取的东西，是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所不及的。所以内心深处，就自然亲近于周氏，也自称是他的学生。

　　日本人占领北平时，张中行听到老师要出任伪职的消息，还写过信劝阻过，可见那时他们的交往已很多了。那时苦雨斋的身边的友人，差不多也是张氏的心仪之人。钱玄同、刘半农、俞平伯、钱稻孙、废名都在张氏那里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有的后来也成了自己的忘年交。周作人身边的人都不太张狂，个性却是耀眼的。他们不随流俗，思想放达，有六朝的意味。在张中行看来都是可念可感的存在。闲暇之时，偶尔还到八道湾看望老师，成了自己的乐事。他对周作人的认识，也随之越来越深，甚至受到了很强烈的暗示，有时也影响了对一些事物的判断。到了上世纪50年代，弟子皆散，只有张氏还经常关顾其舍，周作人是一定感慨的吧。我想周氏绝不会料到，承传自己的文学风格的竟是这个弟子，不过他的诚实、勤勉、远离世风的态度，周作人想必是赞佩的。所以，赠送给扇面与他，也是自然的了。

　　在苦雨斋弟子里，深入揣摸到老师的精神底蕴者，不是很多。有的只学到了形，毫无神采，沈启无是。有的只附庸风雅，连基本的要领也没有掌握。这样的例子可以找到许多。张中行得到精神是什么呢？在我看来一是怀疑的眼光，不轻信别人的思想。二是博学的视野，杂取诸种神色，形成一个独立的精神境界。三是拒绝一切八股和程式化的东西，本于心性，缘于慧能，自由地行坐在精神的天地。他在周氏那里找到了汉语的表达方式，这方式既有旧学的一套，也有西学的因素。不同于古人的老朽，也和西崽相有别。这两方面恰恰符合了张氏的美学追求，他后来的写作就是由此而出发的。了解张中行，是不能不看到这个关键点的。

　　张中行不止一次地说过，周作人的学识杂，能包容下什么。而且写文章举重若轻，神乎技艺，渺乎云烟，神乎学理，是大的哲人才有的气象。比如在对古希腊的认识上，就高于常人，知道非功利哲学的意义。思想上呢，也有路基阿诺斯的怀疑意识，像尼采般能从世俗的言语里走出，看清人间的混沌。不过他在后来的选择上也有周氏没有的新东西，那就是不满足于知识的积累，要向哲学的高地挺进。于是就多了苦雨斋里没有的东西，和形而上的存在纠葛在一起了。这是他超出老师的地方。而这超出的部分，正是他对文化的一个贡献。也因为这个贡献，他的世界就与同代人区别开来，远远地走在了一些人的前面。

　　苦雨斋主人在文体上给张中行的影响毋庸置疑。《负暄琐话》的风格明显从《知堂回想录》那里流出来的。那组红楼的回忆文章分明有周氏的谈天说地的影子，话语的方式有连带的地方。差别是前者是亲历的漫语，无关乎历史评价。后者则多了往昔的追忆，是感伤的文本，有大的无奈在里。在周作人一笔带过的平静里，张氏往往荡出波澜，似乎更有精神的冲击力。苦雨斋的文本是绝望后的冷观，而张氏的笔触却是冷中的热的喷发，不安的悲悯和伤感的低语更强烈吧。周作人看历史和人物，不动神色的地方多。张中行却情动于中，有诗人的忧郁的。所以，我更倾向于把他的书看成是忧郁的独语，较之于自己的老师，肉身的体味更浓些罢了。

　　关于苦雨斋的主人，他写过许多文章，看法都是独到的。在我看来是真正懂得自己的老师的人。在鲁迅和周作人之间，他似乎更喜欢周氏。因为那种平和与学识是自己不及的。鲁迅难学，许多模仿鲁迅的人不幸成了浅薄的造反者，而追随周氏的读书人，大多是本分的边缘化人。在那个历史年代，革命风云变幻，激进队伍成分复杂，鲁迅不幸也被复杂的烟云包围着。在张中行看来，只有苦雨斋主人在相当长的岁月里保持了读书人的本色，是大不易的。他在《苦雨斋一二》写到了两人的交往：

　　他多次说他不懂“道”，这大概是就熊十力先生的“唯识”和废名的“悟”之类说的。其实他也谈儒家的恕和躬行，并根据英国性心理学家蔼理斯的理论而谈妇女解放。他多次说他不懂诗，对于散文略有所知。他讲六朝散文，推崇《颜氏家训》，由此可以推知他的“所知”是，文章要合乎人情物理的内容，而用朴实清淡的笔墨写出来。关于诗，我还记得三十年代初，一次在北京大学开诗的讨论会，参加的人不多，只记得周以外，还有郑振铎和谢冰心。别人多讲了不少话，到周，只说他不懂诗，所以不能说什么。我想，这大概因为，对于诗的看法，他同流行的意见有区别；流行的意见是诗要写某种柔情或豪情，他不写。他先是写白话诗，后来写旧诗，确是没有某种柔情和豪情，可是有他自己的意境。晚年写怀旧诗《往昔三十首》，用五古体，语淡而意厚，就不写某种柔情和豪情说，可算是跳出古人的藩篱之外了。

　　这文的方面成就，与他的勤和认真有密切关系。从幼年起，他念了大量的书，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比如他喜欢浏览中国笔记之类的书，我曾听他说，这方面的著作，他几乎都看过。有一次，巧遇，我从地摊上买到日本废性外骨的《私刑类纂》，内容丰富，插图幽默，很有趣，后来闲话中和他谈起，他立即举出其中的几幅插图，像是刚刚看过。还有一次，谈起我买蔼理斯的自传，他说他还没见过，希望借给他看看。我送去，只几天就还我，说看完了。到他家串门的朋友和学生都知道，他永远是坐在靠窗的桌子旁，桌上放着一本书。写也是这样，几乎天天要动笔，说是没有别的事可做，不读不写闷得慌。

　　虽然老师最终落水，附逆于日本政权，可在精神的维度上，那种坚守思想的独思和寂静，确实使人看到了思想的另一种可能。至少他在文章的写法与精神的表达上，没有趋于泛道德化的思路，在张中行看来是极为稀少的清醒剂。作为一种遗产的继承者，他知道理解苦雨斋的主人仍需要时间。

　　从他所引的周氏的观点来看，周作人所保持的许多理念，都是张中行自己后来坚持恪守的。不陷于柔情，非豪情状，默默地对视世间的遗产。精神的冷，和内心的热，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知识群落都卷入到社会的冲动里，情感的因素战胜了理性的力量。身处乱世，奇冤四起，血气冲天，怎么才能保持精神的安宁呢？安宁，就要不动于火热的人间疏离。这是大难之事，浅的被说是落伍，深的要被视为无爱者。周作人、张中行都被同代人指为是自私的人。可在他们看来，彼时的中国已经发了疯，包括知识群落，差不多都远离思想的园地了。

　　经历几十年的动乱，周作人式的思考问题逻辑及表达逻辑，几乎消失殆尽。社会流行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方式，已没有希腊式的风致了。怀疑与包容，从人们的视野里隐去，几乎没有温馨和平淡如水的存在。如果不是张中行在上世纪80年代坚持的这条写作与思考的路向，我们对五四的理解也许将少了些什么。他的文字仿佛五四文化的活化石，展示了艺术表达的另一种可能，而且重要的是，他把这样的一种路向扩大化了。

二

　　张中行生前谈五四的人物，独没有将鲁迅放到研究的视野里。他讲了许多大人物，却放过了鲁夫子。我问他为何如此，他说，不太好谈。讲胡适、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都容易，而说起鲁迅则是大难的。为什么呢？他的思想深，精神阔大，语言婉转多致。一般人与他的距离，总还是太大了。

　　当他到北大时，鲁迅已离开北京，能见到的只是周作人、钱玄同等五四的人物。所以鲁夫子的音容笑貌只是从别人的谈吐那里得到，再就是阅读作品感受其间的神韵了。张中行极为欣赏鲁迅的小说，尤对阿Q的形象感兴趣，以为那是了不得的创造。他教书时，讲到白话文，也推崇鲁迅的文章，用其作为例子启发学生。关于鲁迅，他从周作人那里得到的都是正面的信息，没有坏的评价。比如上世纪50年代初他到苦雨斋去见周作人，谈到世风，周氏就有“鲁迅如活着，不会像郭沫若那样”的话。在精神的深处，是推崇这位思想者的。

　　虽然没有系统地谈论鲁迅的文章，但在私下的言论里是很佩服鲁迅的文字的。在他看来，鲁迅的智慧太高，常人无法及之。他在《作文杂谈》里写到对鲁夫子的感受，是强烈的：

　　那还是《呐喊》刚出版之后，买来，先读《自序》……觉得意深刻而语沉重，也是爱不忍释，于是反复念了几遍，以后，偶尔也有寂寞甚至幻灭的悲伤，就找出这篇文章，一面沉思一面吟咏地念一两遍，这时候，心情完全渗入文字的意境中，觉得理解和收获比初读的时候多多了。

　　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位友人的话，那就是鲁迅远远地走在我们前面，大家跟他不上。就知识结构而言，鲁迅有哲人的一面，康德、尼采式的东西都有一些。现代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是颇为了解一些的。这和周作人、胡适这些人是不一样的。张中行其实也感到了彼此间的差异。鲁迅的那些东西，远远地看可以，学起来是大难的。鲁迅在日本读书时，就注意到摩罗诗人拜伦、雪莱、普希金的作品，还系统地了解了科学思想史。像克尔凯郭尔、斯蒂纳、叔本华的著述，都是浏览过的。中年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美学也下过相当的功夫。他一生里，一是关注科学，一是思考人文主义，还有报国的热情。思维就别于他人，想的是人本的问题。这还不够，那时对国民性的思考也夹带其间，精神就呈现出多面性的特征。中国的读书人，一般满足于知识的获得和事功的体现。鲁迅没有这些。他将知识看成改良人生的存在，而且不断地向自己的有限性和国民的弱点挑战。这种复杂的心理和盘诘过程，一方面使他呈现出精神的创造性的一面，一方面具有浓烈的批判意识。在他的世界里，纯真与复杂相间，深切与平和交汇，精神结构是极其神异的。

　　鲁迅表现爱的时候，是在最悲愤的文字里。而幽默的语调里，也含有闪闪的泪水。熟读《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的人，都可嗅出他深广的情思。那种情感的表达方式，过去是很少有人拥有的。周作人在表现悲欣的情感时，是常人的智慧，你一点不觉得奇怪。可是鲁迅的精神是腾越的，从泥土里生出，在高远的天地里翻转。那就表现出意识的高度和思想的高度。在描述人物形象时，是俯视的，看穿了灵魂里的一切。像阿Q那样的形象，其表现的态度里是爱恨交加，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者正是。鲁迅的表达方式有时不能用是与不是来解释。他的智慧是超出线性因果的联系的。你看“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多么反逻辑。“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类似的句子，我们用常理能够理解么？理解鲁迅，必须意识到表达的反世俗与切近世俗。这是个悖论，但他穿越了这个悖论。他同代的知识分子和后来的读书人觉得无法与其并驾齐驱的原因，是思想的构成不在一个层次里。

　　鲁迅的思想有表层的，也有隐层的。他文字里有许多暗功夫，不是一般人可以企及的。比如他读文字学的书很多，却很少谈及，那些都隐含到文字的背后了。他关注考古学，却不在作品里运用这些，但在随笔里，偶一论及旧文明，则是现代的眼光，科学理性的光暗自闪烁着。他藏的西方版画和各类美术品多矣，却从没有写过一篇研究的文章，但他作品里明暗相间的审美精神，都是吸取其精华的表现。他平时很关心自然科学知识，你看他藏书中有关天文、地理、医学、心理学的著作，都隐含着思想的波澜。那些看似不经意的东西，却形成了他精神的底色。总的说来，鲁迅有专的一面，比如文学的修养，更主要的是杂家的一面，对各类学说都知晓一点。他常说读书要随便翻翻，对自己的眼光大有好处，不是夸大的说法。先生在读书与写作里形成的气象，我们的确还总结得不够。

　　还有一个问题，人们一直不能解决。鲁迅首先是消解自己的，对生命有种苛刻的一面，认为自身存有问题，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一面自戕着，一面求索着，渴望着新人的出现，向着虚无和黑暗宣战。可是中国的读书人，向来是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的，于是自恋和恋人纠缠着一生，久久地趴在地上。鲁迅是飞腾的，抖落了一切尘土，自由地飞动在精神的天空上。我们什么时候能像他那样不为俗物所累，坦然地思考和坦然地书写，就不会有离他很远的感觉了吧。

　　许多年来，张中行对鲁迅的传统敬而远之，自知自己不是那传统的一员。他喜欢周作人，乃是心灵相近的缘故。记得他对我说，周作人偏于疑，鲁迅偏于信。似乎是对前者更爱一些。但其实鲁迅也未必不是怀疑主义者。他有点像罗素所说的孤独地思考，且有人间的情怀的那类斗士，我们俗人是学不来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张中行和那类超人式的智者比，终还是有距离的。远离尼采而亲近罗素的人，大概都有一点这类的特点的。

　　在周氏兄弟之间，有着现代知识分子的难题，不能简单地说谁对谁错。后来的人对他们有所偏好，也是自然的。每一种倾向，都含有精神伸展的可能。张中行找到了这样的生长点。他放大了周作人的传统，且有所变化，于博采之中渐成新体。文学史家对此一定有不少新解，说不定也是有趣的话题呢。

luo

奥巴马回忆录：我父亲的梦想[转帖]

　　那是在我二十一岁生日刚过几个月之后的一天，一个陌生人打电话告诉了我这个消息。当时我住在纽约哈莱姆以东和曼哈顿区交界处的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位于第一大道和第二大道之间的第九十四街，那里的环境并不怡人，草木贫瘠

　　，一排排灰黑色的临街公寓遮住了一天当中的大部分阳光。我住的那个公寓楼很小，地板已经倾斜，供暖断断续续，楼下的门铃也坏了，前来造访的客人必须事先在街角的加油站打一个付费电话才能上来。那儿还有条像狼一样大小的黑色杜宾犬，嘴巴里总是叼着一个空啤酒瓶子，夜幕降临的时候，它就会机警地走来走去。

　　其实这些都跟我没多大关系，因为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客人。那些日子，我总在焦躁不安地忙碌于自己的事情，忙碌于那些没有实现的计划，当时的我总是把其他人看作是多余的干扰，不过我倒也并不是不喜欢和人交往。我还是乐于与那些波多黎各裔的邻居们用西班牙式的客套语寒暄上几句的。在下课回来的路上，我还会经常停下来与一群男孩子们攀谈一会儿，他们整个夏天都待在门廊上谈论尼克斯队，谈论他们在前一天晚上听到的枪声。要是赶上好天气，我和室友就会围坐在炉火旁抽上几根烟，欣赏暮色渐渐淹没了城市上空的蔚蓝。要不然我们就会看着那些住在旁边高档社区的白人到我们街区来遛狗，让狗在路边拉屎。这时，我的室友就会怒气冲冲地朝他们大骂：“把狗屎弄干净，你这杂种!”在他们弯下腰去铲狗粪便的时候，我们就会面无愧色地嘲笑主人和狗。

　　每当那样的时候我也会感觉到快乐，但那快乐只是暂时的。一旦谈论的话题偏离了主题，或者转向了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我就会找个理由起身告辞。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享受孤独的世界，因为我知道只有那里是最安全的。

　　我还记得当时有一位就住在隔壁的老人，和我有着相似的性情。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地生活，偶尔外出时，人们就会看见一个苍老佝偻的身影，穿着一件厚重的黑色外套，戴着一顶怪模怪样的软呢帽独自蹒跚而行。有时候，我在楼下碰巧看到他刚从商店买东西回来，就会主动上前帮他把东西提上楼去，他会看看我，然后耸了耸肩。于是我们就一起上楼了，在每一层的楼梯拐角处他都要停下来歇一歇。终于到了他家门口，我小心翼翼地把袋子放在地上，他礼节性地点点头表示谢意，然后就走进房间关上了门。我们甚至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他也不曾向我表示过一次感谢。

　　老人的沉默寡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心里我把他视作自己的同类。然而不久之后的一天，我的室友发现他倒在了三楼的楼梯平台上，双目圆睁，已经僵硬的身体像个婴孩一样蜷缩着。人们纷纷上前围观，一些妇女在胸前画着十字，小一些的孩子激动地窃窃私语。最后，医护人员把尸体抬走了。警察到老人的公寓里进行查看——这是一间非常整洁的公寓，空空荡荡的，几乎什么都没有。房间里只有一把椅子、一张桌子，还有一幅退色的妇人肖像，挂在壁炉架顶上。画中的妇人，眉毛浓丽，笑意温柔。有人打开了冰箱，在里面发现了将近一千美元的一叠小额钞票，这些钱都用旧报纸包着的，小心地藏在蛋黄酱罐头和泡菜缸后面。

　　这个场景弥漫着的孤独感触动了我，在那一瞬间，我多么希望我知道这位老人的名字啊。然后，几乎与此同时，满怀着悲伤，我却又为这个愿望感到后悔。我感觉似乎这样的想法会破坏我们之间的灵犀——好像，就在那个空空如也的房间里，那位老人正在低声诉说着一个从未向人提及的故事，正在向我讲述一些我宁愿不去听的事情。

　　大概又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在十一月一个寒冷又阴沉的早晨，太阳被薄雾般的云遮住了，光线十分昏暗。这时，另一个电话打了进来。当室友把电话递给我的时候，我正在准备早餐，炉上煮着咖啡，锅里煎着两个蛋。电话里满是静电的噪音。

　　“巴里?巴里，是你吗?”“是的……哪位?”

　　“喂，巴里……我是简婶婶。我在内罗毕。能听到我说话吗?”

　　“不好意思……你刚刚说你是?”

　　“我是简婶婶。听着，巴里，你爸爸死了。他出车祸死了。喂?听得清吗?我说，你爸爸死了。巴里，打电话给你在波士顿的叔叔，告诉他这件事。我不能再说了，好了，巴里，我会再打电话给你的……”

　　就这样，电话挂掉了，我跌坐在沙发上，任凭锅里的蛋烧焦，凝望着石灰墙上的裂缝，试图衡量自己的损失。

　　直到我的父亲去世，之前，对我来说，父亲更多的还是一个虚构的存在，仿佛不仅仅是个普通的男人，但又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1963年，我还只是一个两岁的孩子，他就离开了夏威夷回肯尼亚了。因此，作为小孩子的我，只能通过母亲和外祖父母讲过的关于他的故事来了解父亲。他们都有各自偏爱的故事，每个故事都因为讲过无数遍而无懈可击地通顺。现在我仍能回想起那些场景。晚饭后，外祖父斜靠在他那把旧式椅子上，啜着威士忌，用从烟盒上撕下的玻璃纸剔着牙，讲述我父亲因为一个烟斗而几乎将一个人扔下大风口的故事……

　　“是这样，你妈妈和你爸爸决定带那个朋友参观一下这个岛。所以他们就开车前往大风口，巴拉克一路上几乎都开错了边——”

　　母亲对我解释道：“你爸爸可算不上一个好司机，他习惯英国人的驾车方式，靠左边开车，而且如果你提出什么异议的话，他就会生气地嘲弄美国人的驾车规则——”

　　“好了，这个时候他们到了目的地，下了车，站在栏杆内欣赏风景。巴拉克用我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一个烟斗抽着烟，用烟管指点着所有的景点，活像一个航行在大海中的船长——”

　　“你爸爸非常喜欢这个烟斗，”母亲再次打断了外祖父的话。“他学习的时候，整晚都要用这个烟斗抽烟，有时候还——”

　　“瞧你，安，你是要自己讲还是让我把这个故事讲完?”

　　“对不起，爸爸。你继续讲吧。”

　　“不管怎样，他那位倒霉的朋友——他也是一个非洲学生，是吧?他刚刚来到这里。这个倒霉的家伙肯定是被巴拉克拿烟斗的样子吸引住了，于是他问，能不能也让他抽一下。你爸爸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同意了。这个小伙子抽第一口烟的时候，就被呛到了，他不停地咳嗽。由于咳得太厉害了，烟斗从他手中滑落，掉到了栏杆外，落在了一百英尺深的悬崖上。”

　　外祖父停下来拿起酒瓶，抿了一小口。“嗯，当时，你爸爸非常有风度地等到他的朋友不再咳嗽了，才叫他爬到栏杆外把烟斗捡回来。那个小伙子瞥了一眼那个九十度的峭壁，然后告诉巴拉克他会给他买个新的赔偿——”

　　“非常可行。”图的声音从厨房传出来。(我们称呼我的外祖母为图图，图是简称；夏威夷语的意思是“祖父母，外祖父母”，因为在我出生的那天，她认为自己仍然很年轻，不想被叫做外祖母)外祖父皱了皱眉，但他决定当作没有听见。

　　“——但是巴拉克坚持要拿回‘他的’烟斗，因为这是一件礼物，无可替代。于是，那个小伙子又向下望了一眼，再次摇了摇头。这时，巴拉克把他整个人提了起来，往栏杆外甩去!”

　　外祖父大喝一声，高兴地拍了下自己的膝盖。在他大笑的时候，我想象自己正注视着我的父亲，他在明亮的阳光下显得更为黝黑，那个冒犯他的小伙子被举了起来，乱晃着胳膊。多么可怕的审判情景啊。

　　“他并不是真的要把他丢到栏杆外去，爸爸。”母亲关切地看着我说，但是外祖父又啜了一口威士忌，继续讲他的故事。

　　“这时，其他人都开始来围观了，你妈妈恳求巴拉克放下他。我猜巴拉克的朋友只能大气都不敢出地祈祷了。不管怎样，几分钟后，你爸爸把那个人放下来了，拍拍他的背，让他平静下来，还提议大家一起去喝杯啤酒。你不知道，你爸爸在接下来的旅途中是怎样表现的——完全若无其事。当然，他们回到家之后，你妈妈仍然非常害怕。事实上，她几乎不敢开口跟你爸爸说话。而巴拉克也没有起什么帮助作用，因为你妈妈想要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他只是摇摇头开始笑起来。‘放轻松些，安娜，’他对她说——你爸爸是低沉的男中音，是这样的英式口音。”外祖父用下巴抵着脖子，追求完全逼真的效果。“‘放轻松些，安娜，’他说，‘我只是想让那家伙知道，对他人的财产要小心照看!’”

　　外祖父就又开始笑起来，直到他咳嗽起来，这时图就会小声地嘀咕着，她认为我父亲知道烟斗只是因不慎而掉落实在是件幸事，否则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母亲就向我眨眨眼睛，说他们都有些言过其实。

　　“你爸爸是有点跋扈，”母亲微笑着承认，“但是他本质上是个非常诚实的人，这使他有时显得不那么变通。”

　　她喜欢我父亲温和的一面。她会给我讲这样的故事。他穿着平时最喜欢穿的衣服去领取фBK联谊会的钥匙——牛仔裤和一件印着豹子图样的旧针织衫。“没有人告诉他那是一个多么高的荣誉，所以他进去之后，发现那个庄严的房间里，所有的人都身穿正装。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到他发窘。”

　　接着，外祖父会突然深思起来，开始自己点起头来，他会说：“这是真的，巴，你爸爸能够在所有的情况下胸有成竹，这也是为什么人们都喜欢他的原因。记得那时他需要在国际音乐节上唱歌，是吧?他已经同意演唱一些非洲歌曲，但是当他到达时会场已经是一片骚乱。紧挨他之前表演的是一个半专业的女歌手，一个带着整支乐队的夏威夷女孩。其他人可能会就此打住，你知道的，然后解释说出了什么差错。但是巴拉克绝不会这样。他站到舞台上，面对着满场的观众开始唱歌———我告诉你吧，这可是非常了不起的演出——虽然他唱得并不算好，但是他极其自信，于是很快像其他人一样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外祖父会摇晃下头，从椅子上站起身，打开电视。“现在，你可以从你爸爸身上学到些东西，”他告诉我，“‘自信’，这是一个男人成功的秘诀。”

　　那就是所有这些故事的叙述方式——简洁明快，真实性可疑，一夜之间就能连续讲完。经年累月，这些故事就成为了我对家族的记忆，就像那些还保留在家中的父亲的几张照片一样，那是一些老旧的黑白冲洗照片，是我为了寻找圣诞节的装饰或者旧的潜水设备而搜遍储藏室时偶然翻到的。从我开始记事的时候起，母亲已经开始与那个后来成为她第二任丈夫的男人谈恋爱了。无需任何解释，我就明白了为什么这些照片会被藏起来。但是偶尔，曾经和母亲一起坐在地板上，在散发出灰尘味和樟脑球味的破旧相册里，我一面仔细端详着父亲——露出灿烂笑容的黑色面孔，突出的前额和一副厚重的眼镜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一些——　一面还听着母亲独自讲着他生平的事情。

　　我知道，他是一个非洲人，属于肯尼亚卢奥部落，出生在维多利亚湖畔一个叫阿兰戈的地方。村庄很贫穷，但是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父侯赛因·安扬高·奥巴马，是一位出众的农场主，他是部落里的长老，同时也是一个会看病的药剂师。我的父亲从小帮他的父亲放羊，长大后就读于英国殖民机构在当地设立的学校。在学校里，他表现出极高的天赋，最终赢得了去内罗毕进修的奖学金；接着，在肯尼亚独立前夕，他被肯尼亚领导人和美国赞助者选中，前往美国大学深造，成为第一批为了建设一个全新的现代化非洲而到西方学习先进技术，并用这些先进技术建设家乡的非洲人之一。

　　1959年，二十三岁的他就读于夏威夷大学，成为那所大学里第一位非洲学生。他主修计量经济学，经过极其专心的攻读，三年后他以班上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他广交朋友，协助成立了国际学生协会，并担任了该协会的第一任主席。在一次俄语课上，他邂逅了一位羞涩腼腆的美国女孩。她仅仅十八岁，后来他们陷入了爱河。女孩的父母起先非常谨慎，但最后还是为他的魅力和聪慧所折服；这对年轻人结婚了，她还生下了一个男孩，他给这个男孩取了自己的名字。后来他获得了另一项奖学金——这次是攻读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但是却没有足够的经费带上新家庭一同前往。接着，分别的时刻来临了，他回到非洲去履行对那块大陆的承诺。母亲和孩子则留了下来，尽管距离遥远，但爱的纽带却不会因此而中断……

　　相册合上了，我却仍对听到的内容感到不解，我犹如置身于广袤有序的宇宙而迷失其中、不得其解。即使是母亲和外祖父母所讲述的简略版本，我仍然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但是我很少追问细节，比如说什么是“博士学位”或者“殖民主义”，或者阿兰戈在地图上的位置等等。父亲的生活历程取代了母亲买给我的一本叫做《起源》的书在我心目中的位置，这本书收集了世界各地的故事。其中，有关于《创世记》和人类在其下诞生的树的故事，普罗米修斯和火种的故事，还有漂浮在宇宙中的神龟背负着整个世界的印度传说等等。后来，当我可以从电视和电影中更快地找到乐趣时，我开始对一些问题感到困惑了。是什么在支撑着神龟呢?为什么万能的上帝会让一条蛇造成那样的悲剧呢?为什么我的父亲不回来?但是作为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我并不想解开这些谜团，因为每一个故事都是完整而真实的，能够让我平静地进入梦乡。

　　（《奥巴马回忆录——我父亲的梦想》，[美]巴拉克·奥巴马著，王辉耀、石冠兰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

luo

谍海才女关露的坎坷人生 [转帖]

　　在三十年代的旧上海，关露与张爱玲、丁玲齐名，是三大才女之一。她不仅诗写得好，小说散文也不错。电影《十字街头》的主题曲就是关露写的：“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被传唱一时。
　　关露的才华有目共瞩。如果她像张爱玲那样，不参与政治，只埋头写作，
也许她会留下很多感人的篇章，然而，这只能是也许。

打入魔窟

　　1939年11月的一个夜晚，关露正在为长篇小说《新旧时代》做最后的修改。她忽然接到任务，要打入上海汪伪特工总部——臭名昭著的76号，接近并策反当时的特务头子李士群。

　　这个任务本来是给关露的妹妹胡绣枫的，当年胡绣枫帮助过落难的李士群的夫人，有着这层关系，去策反李士群应该比较容易，无奈胡绣枫忙于重庆的工作，便把姐姐关露介绍给了组织。

　　关露很快利用恩人姐姐的身份，打入76号魔窟。30多岁的关露看起来很显年轻，个子很高，很善于与人周旋。她每月都去拜访李士群夫妇一两趟，李士群夫妇对关露很有好感，每月都送她200元钱，李士群还让关露陪他的妻子去逛街，把她完全当成自己人。

　　关露来到李士群身边之后，很快将李士群的一些真实想法摸透，原来沦陷区的大汉奸尽管对百姓生杀予夺，却很惴惴不安于自己的前途。关露将李士群的想法汇报给接头人潘汉年，终于将李士群成功策反。

忍辱负重

　　由于以上工作，关露投靠汪伪特务的消息在上海滩开始传播，文艺界的人说到关露都充满鄙视，各种相关的活动也不再接受她加入。关露很痛苦，却无法去辩，她牢牢记着曾经与潘汉年说过的话，如果被别人说成汉奸，绝不辩护。但她总以为这样的日子不会持续太久，很快就会澄清自己。

　　在完成了李士群的策反任务后，关露给组织写了一封信，请求去延安。哪知得到的回复却是，不宜回来。上海方面希望关露继续留下提供有用的情报。

　　关露得到消息后，哭了一晚上。想到现在连好友也不信任她，也唾弃她，热爱的写作也无法进行，恋人也不得相见，异常难过。只是哭过之后，她还是强打起精神，继续完成组织派给她的任务。

　　新的任务是让她去日本人办的《女声》杂志做编辑。《女声》是一本综合性月刊，社长是一个叫佐藤俊子的日本女作家。关露去《女声》的目的是接近佐藤，再通过她接近日本左派人士，找到日**员，搞到一些日方的情报材料。

　　关露在《女声》负责小说、剧评和杂谈。为了不让汉奸言论出现，同时又保护自己的身份，关露只能尽量编些无聊的风花雪月文章，将大量版面占去。这种不动脑筋的工作，对关露来说，真是痛苦。

　　在《女声》工作工资微薄，甚至生活都成问题。关露日子过得节俭，早餐几乎省去，肉蛋之类的根本吃不上，常年处于半饥饿状态。到了冬天，租的房子冷得像冰窖，关露买不起木炭，想去卖血。可是医生说她身体太弱了，会承受不了。血没有卖成，木炭也没有换来，关露守着寒冷的屋子过了一个冬天。

　　1943年8月，关露去参加“大东亚文学代表大会”，这个会让关露很犹豫，因为等于要在世人面前再一次亮出自己汉奸文人的身份。但上级组织却发下话来，如果去日本一趟，会看到听到许多情况，这个机会不容错过。

　　于是关露就去了。这次大会，日方分给关露的讲话题目是《大东亚共荣》。关露把题目换成《中日妇女文化交流》，谈了些无关紧要的内容，诸如中日双方语言不通，大家交流起来比较困难，今后应该多学语言之类的话题，蒙混过去。

　　果然，关露参加完这次会议回上海后，就看到一篇登在《时事新报》上的文章：“当日报企图为共荣圈虚张声势，关露又荣膺了代表之仪，绝无廉耻地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这时，关露的“汉奸生涯”达到了顶峰。

终获平反

　　关露在敌营苦熬6年，终于等到日本投降的那天。关露回到苏北解放区，本想重新拾回满腔热情继续创作，却发现“关露”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一种耻辱的象征，不再能发表任何文章，这就意味着在此之前关露在文学上的成就全部报废。

　　比这更让关露痛苦的是，她接到恋人王炳南的来信，竟是一封绝交信。当然，这并非王炳南本意。他本来准备迎娶关露的，但组织上经过反复研究，得出的结论却是：关露是个好同志，但由于她的这段特殊经历，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不好的名声，群众以为关露是文化汉奸，而你又是长期搞外事工作的，群众都知道你是****。如果你们两个人结合，将会在社会上产生不好的影响。王炳南只能无奈服从。

　　关露没想到，她期盼的爱情破灭了，这让她的精神世界一下塌了半边。她不清楚自己到底错在哪里，为什么忍辱负重的几年特工生涯换来的是如此结局？关露回到住处，伤心地大哭起来。而更让她讶异的是，她在整风运动中成为重点审查的对象。这一次次沉重的打击彻底将关露击垮了。之后，关露因潘汉年案的牵连，两度入狱。她患上轻度精神分裂症，有时神志很恍惚。她在思维恍惚的时候，常常一个人呆坐在地上，不吃不喝。稍微清醒些，就要写那些没完没了的交待材料。

　　关露在病情严重的时候，被送进医院治疗，出院后又回到单人牢房继续被审查。8年的牢狱之苦，关露本来就不好的身体又受到一次摧残。

　　关露从监狱出来后，住在10平米的小屋里，以前爱干净的她，竟然把房子弄得乱七八糟，空气逼仄，气味难闻。

　　1980年5月的一天，关露突然倒在地上不省人事。被送到医院，查出是脑血栓症。抢救过来之后，很多记忆都变得模糊起来，她也无法再写字，手连笔都拿不住了。

　　1982年，潘汉年得到平反，与之相关的关露也得到平反，首次得到澄清是由党派往上海做情报工作的。得到这个结果，关露终于松了口气。几天后，关露在家里吞食大量安眠药自杀。

　　关露死后，文化部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喧哗的人群与生前孤寂的她形成鲜明的对比。

(《扬子晚报》2.23　叶细细文)

luo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转帖]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A　又名《八一宣言》
　
　　　１９３５年８月１日　

　　　王明等执笔　
　
国内外工农军政商学各界男女同胞们！　　　
　　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们进攻，南京卖国政府步步投降，
我北方各省又继东北四省之后而实际沦亡了！　　　
　　有数千年文化历史的平津，有无限富源的直、鲁、晋、豫
各省，有最重要战略意义的热、察、绥区域，有全国政治经
济命脉的北宁、平汉、津浦、平绥等铁路，现在实际上都完
全在日寇军力控制之下。关东贼军司令部正在积极实行成立
所谓“蒙古国”和“华北国”的计划。自民国二十年“九一
八”事变以来，由东三省而热河，由热河而长城要塞，由长
城而“滦东非战区”，由非战区而实际占领河北、察、绥和北
方各省，不到四年，差不多半壁山河，已经被日寇占领和侵
袭了。田中奏折所预定的完全灭亡我国的毒计，正着实行，长
此下去，眼看长江和珠江流域及其它各地，均将逐渐被日寇
所吞蚀。我五千年古国将完全变成被征服地，四万万同胞将
都变成亡国奴。　　
　　近年来，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
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
职！
　　然而最痛心的，在我们伟大民族中间，却发现着少数人
面兽心的败类！蒋介石，阎锡山，张学良等卖国贼，黄郛，杨
永泰，王揖唐，张群等老汉奸，数年以来，以“不抵抗”政
策出卖我国领土，以“逆来顺受”的主张接受日寇一切要求，
以“攘外必先安内”的武断宣传来进行内战和压迫一切反帝
运动，以“十年生聚”、“十年教养”、“准备复仇”等骗人口
号来制止人民抗日救国行动，以“等待世界第二次大战来了
再说”的狡计来迫使我国人民坐以待亡。而最近以来，汉奸
卖国贼等在“中日亲善”，“中日合作”和“大亚细亚主义”等
口号之下所作的降日卖国之露骨无耻行为，简直是古今中外
未有之奇闻！日寇要求撤退于学忠、宋哲元等军队，这些军
队便立刻奉令南下西开去进行内战了；日寇要求撤退某些军
政长官，某些军政长官便立刻被撤职了；日寇要求河北省政
府迁出天津，省政府便立刻搬到保定了；日寇要求封禁某些
报章杂志，那些报章杂志便立刻被封禁了；日寇要求惩办
“新生”等杂志主笔和新闻记者，“新生”主笔和许多记者便
立刻被逮捕监禁了；日寇要求中国政府实行奴化教育，蒋贼
便立刻焚书坑儒了；日寇要求中国聘请日本顾问，蒋贼的军
政机关便立刻开门揖盗了；甚至日寇要求解散国民党党部，北
方厦门等地国民党党部便立刻奉令解散了；日寇要求解散蓝
衣社组织，蓝衣社北方领袖曾扩情、蒋孝先等便闻风潜逃了。
　　中国苏维埃政府和****认为日寇和汉奸卖国贼对我国
这些行动，是中华民族的无上耻辱！苏维埃政府和****郑
重宣言：我们不仅对于日寇对我国的领土侵略和内政干涉，表
示激烈的反抗；就是对于日寇提出解散国民党党部和蓝衣社
组织底要求，也表示坚决的抗议。在****及苏维埃政府看
来：一切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无论国民党和
蓝衣社卖国殃民的罪恶如何滔天，但其应否存废问题，日寇
绝无置喙的余地。　
　　领土一省又一省地被人侵占，人民千万又千万地被人奴
役，城村一处又一处地被人血洗，侨胞一批又一批地被人驱
逐，一切内政外交处处被人干涉，这还能算什么国家？！这还
算什么民族？！　　　
　　同胞们！中国是我们的祖国！中国民族就是我们全体同
胞！我们能坐视国亡族灭而不起来救国自救吗？　　
　　不能！绝对不能！阿比西尼亚以八百万人民的国家，尚
能对意大利帝国主义准备作英勇的武装反抗，以保卫自己的
领土和人民；难道我们四万万人民的泱泱大国，就能这样束
手待毙吗？苏维埃政府和****深切相信：除极少数汉奸卖
国贼愿作李完用、郑孝胥、张景惠、溥仪第二去ìt颜事仇而
外，我绝大多数工农军政商学各界同胞，绝不甘心作日寇的
牛马奴隶。苏维埃政府对日宣战，红军再三提议与各军队共
同抗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艰苦奋斗，十九路军及民众的
淞沪抗日血战，察哈尔、长城及滦东各地军民英勇杀贼，福
建人民政府接受红军提议联合抗日，罗登贤、徐名鸿、吉鸿
昌、邓铁梅、伯阳、童长荣、潘洪生、史灿堂、瞿秋白、孙
永勤、方志敏等民族英雄为救国而捐躯，刘崇武、田汉、杜
重远等爱国志士为抗日而入狱，蔡廷锴、蒋光鼐、翁照垣、陈
铭枢、方振武等抗日部队艰苦斗争，宋庆龄、何香凝、李杜、
马相伯等数千人发表中华民族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数年来我
工农商学各界同胞为抗日而进行排货、罢工、罢市、罢课、示
威等救国运动，尤其是我东北数十万武装反日战士，在杨靖
宇、赵尚志、王德泰、李廷禄、周保中、谢文东、吴义成、李
华堂等民族英雄领导之下，前仆后继的英勇作战，在在都表
现我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精神，在在都证明我民族抗日救国
的必然胜利。到现在，我同胞抗日救国事业之所以还未得到
应有胜利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日寇蒋贼的内外夹攻，另方
面是由于各种抗日反蒋势力互相之间存在有各种隔阂和误
会，以致未能团结一致。
　　因此，今当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和苏
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
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
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
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
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
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埃政府和共
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
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
间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
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
手共同救国。此外，苏维埃政府和****现在更进一步地恳
切号召：　　
　　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们！　
　　一切有爱国天良的军官和士兵弟兄们！
　　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神圣事业的党派和团体的同志　
们！
　　国民党和蓝衣社中一切有民族意识的热血青年们！　　
　　一切关心祖国的侨胞们！　　　　
　　中国境内一切被压迫民族（蒙、回、韩、藏、苗、瑶、黎、
番等）的兄弟们！　
　　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与苏维
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
府；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块，组织
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　　
　　苏维埃政府和****愿意作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　
人，苏维埃政府和****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
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教
育会，新闻记者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同乡会，致公堂，民
族武装自卫会，反日会，救国会等等），各名流学者，政治家，
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谈
判结果所成立的国防政府，应该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
关，这种国防政府，应当设法召集真正代表全体同胞（由工
农军政商学各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和团体，以及国
外侨胞和中国境内各民族，在民主条件下选出的代表）的代
表机关，以便更具体地讨论关于抗日救国的各种问题。苏维
埃政府和****绝对尽力赞助这一全民代表机关的召集，并
绝对执行这一机关的决议，因为苏维埃政府和****是绝对
尊重人民公意的政府和政党。
　　国防政府的主要责任在于抗日救国，其行政方针应包括
下列各点：
　　（一）抗日救国，收复失地；
　　（二）救灾治水，安定民生；
　　（三）没收日寇在华一切财产，充作对日战费；
　　（四）没收汉奸卖国贼财产、粮食、土地，交给贫苦同胞
和抗日战士享用；　
　　（五）废除苛捐杂税，整理财政金融，发展工农商业；
　　（六）加薪加饷，改良工农军学各界生活；
　　（七）实行民主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八）实行免费教育，安置失业青年；
　　（九）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保护侨胞在国
内外生命、财产、居住和营业的自由；　　　
　　（十）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日本国内劳苦民众，
高丽，台湾等民族）作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
动的民族和国家作同盟，与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
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　　　
　　抗日联军应由一切愿意抗日的部队合组而成，在国防政
府领导之下，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这种总司令部
或由各军抗日长官及士兵选出代表组成，或由其他形式组成，
也由各方代表及全体人民公意而定。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
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　　　
　　为的使国防政府真能担当起国防重任，为的使抗日联军
真能担负起抗日重责，****和苏维埃政府号召全体同胞：有
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
技能的供献专门技能，以便我全体同胞总动员，并用一切新
旧式武器，武装起千百万民众来。****和苏维埃政府坚决
相信：如果我们四万万同胞有统一的国防政府作领导，有统
一的抗日联军作先锋，有千百万民众作后备，有无数万东方
的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民众作声援，一定能战胜内受人民
反抗、外受列强敌视的日本帝国主义！　　　
同胞们起来！　　　
为祖国生命而战！
为民族生存而战！
为国家独立而战！　
为领土完整而战！　
为人权自由而战！　
大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大团结万岁！

　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
　中国****中央委员会

选自《中 共 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二〉
　　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出版

luo

毛泽东进京戒备严 要求比蒋介石进北平还厉害 [转帖]

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考虑到进城后保卫党中央的需要，专门组建了一支一百五十多人的便衣保卫队。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年轻、忠诚，能忍辱负重、吃苦耐劳，甘当无名英雄，为共和国的初创和中共中央领导几次重大政治活动的安全保卫工作建立了功勋。
李克农建议组建便衣队
当平津战役接近尾声的时候，中共中央已经在紧锣密鼓地准备搬迁到北平。搬迁工作由周恩来副主席亲自部署，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直党委副书记曾三具体负责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担负中共中央情报和安全保卫工作的李克农，通过他领导的系统，对北平的复杂情况已经有所掌握。北平是国民党华北“剿总”的所在地，原来就特务机构林立，有国民党政府的国防部保密局、二厅，华北“剿总”二处，阎锡山的特务系统，还有美、英的国际间谍等，特务系统多达八个。另外，随着西北战事的推进，辽沈战役的胜利，从东北、华北和西北也有大量特务流窜到北平潜伏下来，很难在短时间里查清楚。特别是北平即将以和平的方式解放，这些敌特的存在就更难一下子肃清。
基于这一认识，李克农向中央搬迁的最高负责人周恩来提出建议：应尽快组建一支有力的便衣保卫队，经过强化训练后，适应大城市保卫党中央和中央领导人的工作。在得到周恩来的首肯后，李克农于1948年11月下旬的一天，专门找中央警备团手枪连连长高富有谈了话。
李克农说：“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得很快，北平就要解放了。党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和毛主席很快要迁到北平办公。北平的敌情很复杂，和农村情况不一样，那里不但需要公开的保卫，还需要另一种隐蔽形式的保卫。为此中央决定，组织一支150人左右的便衣保卫队，这个队队长的角色就是你的了。另外还给你配备一位指导员焦万有，一位副指导员沈平。”自此，开国前夕的红色便衣保卫队正式组建。
队长高富有和指导员焦万有，长期在中央警备团做保卫工作，有着丰富的保卫工作经验。副指导员沈平，在承德、张家口等城市做过党的地下工作，有着丰富的在隐蔽战线斗争的经验。
便衣保卫队的成员，是从中央警备团和石家庄华北军政大学学员中各选调了五六十人，再从中央社会部选配了一些有地下工作经验的干部联合组成的。便衣保卫队成立时，建制是三个区队，十二个分队，其中还有一个女生分队。
接到组织通知的便衣队队员们，迅速集中到中央社会部所在的河北省平山县西黄泥村，开始集训。李克农、罗青长、沈平等人亲自授课。
便衣队提前进城赴命
1949年3月8日清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附近的西黄泥村口的开阔地上，一支一百五十多人的队伍正整装列队待发。队长高富有宣布了队伍将前往北平担负起保卫党中央的神圣使命。此时，这支便衣保卫队组建才三个多月，原定的集训期还没有到，但中共中央已经决定将于3月下旬迁往北平，因此便衣队必须先于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北平，作好安全警卫准备。
3月10日下午，便衣队如期进入北平，来到弓弦胡同15号院，这里曾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住所，人称“戴公馆”。
在中央机关进驻北平前，就内定整个机关入城后对外称“劳动大学”，简称“劳大”。因此为中央入城作准备而先行进入北平的部门和机构，都与“劳大”有关。
已先期到达北平的李克农，在戴公馆迎接刚进北平城的便衣队。他与队长高富有等人紧紧握手，并询问了他们一路的情况。接着，李克农便向高富有交代了三项任务：第一，便衣队暂时住西郊颐和园附近，用三天时间休整和熟悉周边环境，然后安排警卫工作；第二，便衣队主要负责从西直门、海淀、颐和园、青龙桥至香山，复兴门、新北京(现万寿路附近)、八大处至香山这两条路线沿途的便衣警卫工作；第三，根据便衣警卫工作的性质、任务，准备化装的衣服，全部换发小号的自卫手枪。
在戴公馆办完入城手续后，队员们又登上卡车前往西北郊。当晚，全体人员就住在颐和园西边青龙桥地段的圆通庵内。第二天，便衣队便分成各个区队和小组，各就各位，各司其职去了。
对党中央驻地进行排查
便衣队进驻香山的第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配合工兵扫雷部队，把香山内外，党中央、毛泽东的驻地彻底清查一遍，排除一切不安全隐患。
连续三天时间，便衣队指导员焦万有带领一个分队和携带扫雷器的工兵部队一道，开始了地毯式的排查。当扫雷器探到毛泽东将入住的双清别墅附近时，意外地发现了一颗没有爆炸的手榴弹，还有炮弹和被埋藏着的几箱炸药。这让大家顿时紧张起来。起初有人怀疑是中央驻地秘密泄露，敌特分子精心预谋暗害所为，否则为什么手榴弹偏偏埋在毛泽东的住处下面？
后来经过有关部门分析，认为手榴弹和炸药是国民党军队匆忙从香山往城里撤退时遗留下来的，排除了人为破坏的动因。大家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
工兵部队及配合其工作的便衣队队员把经过扫雷检查过的住房和安全区域，整体移交给了便衣保卫队进驻香山的一区队，由一区队和警卫部队联合布岗守卫。
便衣队一区队接防后，马上对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等领导将入住的房屋进行修缮，协助布置办公和住宿用具。队员们都牢记着李克农的话：“不能发生一点问题，如果因为任何一点疏忽大意，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我们就成了千古罪人。”
为了保证做好工作，李克农还特意指示有关部门为便衣队队员解决武器配置问题。一天，李克农找到高富有说：“你不是早就想要一支好手枪吗？现在我给你们全队都换好枪，每人配一支美制左轮手枪，怎么样？”一听说是要给全队换好的手枪，高富有很高兴，因为用长枪与便衣队的工作是格格不入的。他说：“还是李部长最了解我，这些年我连做梦都想要一支好枪，这下真的如愿了！”“你们要鸟枪换炮了，今后可要加倍努力，慎之又慎！”李克农叮嘱道。
当天夜晚，高富有带着一队人悄悄运回了一百多支左轮手枪。队员们换了新手枪，随即开始了刻苦的枪法训练。大家摩拳擦掌，准备以更高超的技能应对敌情，完成保卫红色政权的光荣使命。
毛泽东等进京“赶考”
1949年3月23日这天，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毛泽东听完广播，吃完早饭，已经快11点了。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陆续来到毛泽东的住处。11辆吉普车和小轿车，以及10多辆大卡车，都已准备就绪，停在门外，待命向北平进发。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先上了车，陈云、王稼祥、张闻天、李富春、李立三、陆定一等也相继来到，登上了汽车。毛泽东坐的是一辆吉普车。他一边上车，一边回过头来，风趣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我们进京‘赶考’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周恩来说：“我们都应当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稍稍沉思了一下，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毛泽东等向前来送行的干部和乡亲们挥手告别。随后，吉普车和车队启动了。根据预先安排，毛泽东一行当天下午到涿县，夜宿四十二军司令部大院，并于次日凌晨乘专列出发。
25日凌晨2点，在涿县休息后的毛泽东等人，登上了开往北平的列车。
那天，李克农给便衣保卫队布置的任务是：在清华园火车站、颐和园和西苑机场内执行便衣保卫任务，由市公安局配合。外部警卫由四野二○七师担任，市公安局和便衣保卫队紧密配合。出于保密需要，便衣保卫队领导只吩咐队员们，“执行最重要的保卫任务”，但大家都心照不宣，兴奋不已。凌晨3点，队员们就早早起身，按照事前的部署各就各位。
当天色大亮，一轮朝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来时，一列火车徐徐开进了清华园火车站。车停稳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叶剑英市长的陪同下依次走下火车，受到了等候在月台上的聂荣臻、彭真、罗荣桓等的热烈欢迎。
周恩来仔细询问筹备工作
在清华园火车站下车后，毛泽东等人分乘汽车到颐和园益寿堂。由于中央社会部的人把颐和园内的人都给清理出去了，结果中央领导人到来后要水没水，吃饭没饭，加之他们下午还有入城仪式和会见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无党派爱国人士的活动，毛泽东发了火，把中央社会部的人批评了一通。
时间已是中午，益寿堂里冷清清、空荡荡，有关人员随即用木凳拼搭成了铺位，找来了一些被褥铺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就在这里凑合着午休。
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休息时，周恩来一直在不停地忙碌。他先是叫来了在香山部署中央领导人驻地工作的杨尚昆，周恩交代任务，要他马上到西苑机场，对入城仪式活动最后作一次现场检查。显然，在中午毛泽东发火后，下午的活动再不能出现一点纰漏。
随后，周恩来又找李克农、王范等部署下午在西苑机场阅兵的具体事宜。李克农到来后，向周恩来详细介绍了下午活动的具体安排。周恩来听后问高富有：“动物园往机场转弯处，你们是怎么安排的？”
从颐和园到西苑机场的距离并不远，但那时这两地之间还没有一条顺当的路相连，从颐和园去西苑机场，要经动物园再西折呈一锐角“V”字形，那里南来北往几条干线相交，交通状况复杂，是事故多发地段。
高富有说：“那里已经安排了我们的人负责指挥交通。我们进城后，就开始训练，学习交通规则和指挥知识，还在一些要害地段进行了上岗实习。”
但周恩来还是有些不放心：“不会指挥错吧？”高富有很有把握地回答：“不会的。”李克农问：“你检查过了吗？”“检查过了。我们的队员凌晨3点就上岗了，除我们负责的地段外，颐和园到机场、机场到香山沿途还派出了流动人员配合二○七师进行警戒。”周恩来点点头赞许地说：“这就好。一定要把工作做细、做好，使中央放心。”
周恩来同李克农等就下午在西苑机场阅兵的具体安排又作了一番交谈后，问道：“从颐和园到飞机场要走多长时间？”在场的人面面相觑，谁也说不出来。于是，王范和高富有一道赶紧乘车去作实地勘察。
受到周恩来对工作的严谨和精细态度的感染和提醒，高富有随后又一次乘吉普车，去对颐和园到西苑机场沿线的警卫工作再作最后巡查，生怕有任何遗漏和疏忽。
“人民领袖怎能这样进城”
下午3点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分乘几辆小轿车，由颐和园出发前往西苑机场。下午5点整，机场上空升起了四颗信号弹，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乘坐的吉普车，在叶剑英、聂荣臻陪同下，徐徐开进机场，开始检阅部队。
西苑机场的活动结束后，毛泽东等一行分乘多辆轿车，驶往中共中央的新驻地——香山。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去香山。
通往香山的公路是临时抢修的，路况较差，坑坑洼洼，高低不平，颠簸得厉害，车轮碾过，扬起一片尘埃。毛泽东不时向车窗外张望，眉头紧锁，显得有点不高兴。周恩来也生气了，一路连声说道：“太快了，不要太快……”
车队进入香山大门后停了下来。周恩来一下车就发起火，冲着从领头车上下来的王范说：“你想干什么，车开得那么快！”
王范正满心喜悦，庆幸一路顺利，不想一下车，就遭到了总理的迎头痛批。他壮着胆子解释说：“我是想和后边的车拉开一定距离，这样万一遇到炸弹，我被炸死了，后面的车还不至于发生危险。”
“可你想没想过，天已经黑了，后边的车又不认识路，你跑那么快，后边的车使劲追你，万一翻了车怎么办？”周恩来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说。
这时，毛泽东也走了过来，冲着高富有严厉说道：“高富有，你们搞的什么名堂？搞得我进北平比蒋介石进北平还要厉害，这还了得！****怎么那么怕群众呢？”

原来在去机场的路上，毛泽东看到沿途警备森严，有的武装警卫战士甚至把枪口直接对着路上的行人，感到很不舒服。但因要赶往机场阅兵，便没有当即发作。
周恩来也随之批评道：“我们和人民是鱼水关系，而你们却断了交通，警戒枪口朝着群众，警卫方式过于机械、生硬，人民群众会怎么想？人民的领袖怎么能这样进城呢！”
高富有默默听着批评，沿途武装警戒是由四野二○七师负责的，断绝交通是市公安局布置的，但他没作丝毫辩解。
汽车又走了一段，才到了目的地——双清别墅。从那天以后，毛泽东就在双清别墅住了下来。他在这里读书、看报，思考问题，还在这里会见了不少民主人士，一直住到1949年6月进城之前。就在进城之初，他还是白天去中南海办公，晚上仍回到香山的双清别墅休息。

luo

有没有过尧舜禅让？ [转帖]

　　说起我国古代历史，总离不开三皇五帝，这个时代所谓的“垂拱而治、天下清明”，尤其是唐尧、虞舜相继禅让，历来为儒家学者世世所称颂。最早记有“禅让”其事的是被儒家列为十三经之一的《尚书》。其中《尧典》说的是“尧舜禅让”，《大禹谟》则有“舜禹禅让”的记载。除《尚书》之外，提到“尧舜禅让”的还有《论语》和《孟子》等。但对《论语》中关于尧让帝位于舜的一段文字，多数学者认为并非孔子所说，而是后人把散简附在书后所致。孟子对“禅让”这件事，态度比较暧昧，说法也很巧妙。
　　当万章问他：“尧以天下与舜，有诸？”他回答：“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万章又问：“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孟子说：“天与之。”他接着说道：“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昔者，尧荐舜于人，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关于舜禅位于禹，他也有类似的说法。
　　孟子说的“天”，可以理解为诸侯、人民，其实，也可理解为天子，因为自古以来，天子总是被看作“天”的代表，这样株圜的说法，好像把隙缝弥补了。《史记》的《五帝本纪》和《夏本纪》就是综合《尚书》、《论语》、《孟子》所说而撰述的。
　　对于“禅让”之说，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人提出了怀疑。最早提出疑问的是荀子：“夫曰尧舜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荀子。正论》）战国末的韩非，不但不承认有“禅让”这回事，反而说舜和禹之所以能继承帝位，是“臣弑君”的结果，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韩非子。说疑》）。这并非韩非一个人的惊人之笔，唐代的刘知几在他所著的《史通》中引《汲冢琐语》说：“舜放尧于平阳”，又说舜是给禹赶到苍梧而死的。稍后的《史记正义》作者司马贞，引《竹书纪年》说：“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父子不得相见也。”《竹书纪年》等书成于战国，西晋初出自汲冢，后即散乱不传，今本系宋以后人伪托，已非刘知几、司马贞所见本，其所记未必会是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同时，还有人认为《尧典》成于战国，《大禹谟》系晋人伪作。真是这样的话，那《尚书》中关于尧舜禅让的记载从根本上就靠不住了。
　　近代有些学者认为：“尧舜禅让”说是战国初墨家的创造。如果《尧典》和《论语》所说不足为信，那么《墨子》则是最早有“禅让”记载的书了。《墨子》中《尚贤》、《尚同》两篇主张贤人执政，不仅是三公，就是天子。也可选天下贤者而立之。“古者舜耕于历山，陶河滨，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墨子。尚贤》）把本是黄帝九世孙、有虞氏诸侯的舜，说成是会烧窑、捕鱼的农夫，以此来申述他“尚贤”的宗旨。墨子出身于下层社会，他的政治思想正反映了一般庶
　　民参与政治的要求。可是，墨家只说过“尧舜禅让”。“舜禹禅让”说又从何而来呢？近代学者认为是儒家新添的。儒家在一定限度内也赞成“举贤”。于是，盂子接过墨家的“尧舜禅让”说，添加出“舜禹禅让”的故事。同样，也把原是百里诸侯的禹说成是匹夫出身。战国以后，墨家衰落，“禅让”说才被儒家所专有。这种看法，又一次从根本上否定有过“禅让”。
　　传了两千多年的“禅让”说，一旦被完全否定，也难令人信眼。于是，又有学者结合社会发展史加以考证，认为这是一种部落选举的方式。如我国史有记载的乌桓民族，在汉代时，数干部落成为一部，推选“勇健能理决斗讼相侵犯者”为大人，大人有所召唤，部众莫敢违犯。实际上这“大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帝王。其他如鲜卑、契丹，蒙古等民族也是如此。由此推论，汉民族的上古时期也不会例外。只不过这种寻常的推选，被后人粉饰成神圣而又光彩非凡的“禅让”罢了。“禅让”一制，众说纷纭。要解开这个谜，看来还得有更充分的论证才行。（魏行）

luo

肯德基创始人：被拒绝了上千次才成功 [转帖]

　　　　1890年9月9日，哈兰·山德士出生于美国印地安那州亨利维尔附近一个农庄。6岁那年父亲去世，山德士肩挑起照顾弟妹、为母亲分忧的重任。一年过去了，他竟然学会做20个菜，成了远近闻名的烹饪能手。

　　40岁的时候，山德

　　士来到肯塔基州，开了一家可宾加油站，因为来往加油的客人很多，看到这些长途跋涉的人饥肠辘辘的样子，山德士有了一个念头:为什么我不顺便做点方便食品，来满足这些人的要求呢？

　　山德士推出了后来闻名于世的肯德基炸鸡的雏形，由于味道鲜美、口味独特，受到了热烈欢迎。

　　很快，炸鸡的名声超出了加油站，山德士就在马路对面开了一家山德士专营餐厅。他潜心研究炸鸡的特殊配料(含11种药草和香料)，使炸成的鸡表皮形成一层薄薄的、几乎未烘透的壳，鸡肉湿润而鲜美。至今，这种炸鸡配方还在使用，但调料已增至40种，而这就是肯德基最重要的秘密武器。

　　1935年，山德士的炸鸡已闻名遐迩。肯塔基州州长鲁比·拉丰为感谢他对该州饮食所做的贡献，向他颁发了肯塔基州上校官阶，人们开始叫他“亲爱的山德士上校”，直到现在。

　　随着客人越来愈多，要很快地把炸鸡端上桌，却不是容易的事。就在这时，一次偶然的压力锅展示会给了他一个启发，压力锅可以大大缩短烹制时间，又不会把食物烧糊，这对于他的炸鸡而言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1939年，山德士买了一个压力锅，他做了各项有关烹煮时间、压力和加油的实验后，终于发现一种独特的炸鸡方法。这个在压力下所炸出来的鸡是他所尝过的最美味的炸鸡，至今肯德基炸鸡仍延用这项妙方。

　　可是二战的爆发，使已经66岁的山德士从一个受人尊敬的上校变成了一文不名的穷人。为摆脱困境，他突然想起曾经把炸鸡做法卖给犹他州的一个饭店老板，他们每卖1只鸡，付给山德士5美分。

　　山德士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次创业。他带着一只压力锅，一个50磅的作料桶，开着他的老福特上路了。

　　身穿白色西装，打着黑色蝴蝶结，一身绅士打扮的白发上校停在每一家饭店的门口，从肯塔基州到俄亥俄州，兜售炸鸡秘方，给老板和店员表演炸鸡，如果他们喜欢炸鸡，就卖给他们特许权。但整整两年，没有人相信他，他被拒绝了1009次，终于在第1010次走进一个饭店时，得到了一句“好吧”的回答。

　　1952年，盐湖城第一家被授权经营的肯德基餐厅建立了，这便是世界上餐饮加盟特许经营的开始。

　　(《北京广播电视报》3.2)

luo

宦海悲歌：伍子胥、寇准、陈化成的结局[转帖]

　　中国有着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在皇权体制下的名臣们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忠臣们为辅助君王恪尽职守、造福天下而青史留名，但他们往往命运多舛。本文述说了在中国历史上很有代表性的名臣，他们的人生归宿虽然并不能完全代表中国封建社会群臣的全貌，但却足以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中国历史风云的变迁和人性的善恶，更能体会到中国历史是如何被打造出来的。
　　伍子胥：好心遭恶报的活“标本”
　　伍子胥的父亲伍奢在楚国做太傅，当时与他一起当朝为官的费无忌是个心术不正的小人。他为了讨好楚平王，把本来要给太子建迎娶的秦国美女转而献给了楚平王。费无忌做完这事有些后怕，他担心太子建日后继位报复自己，于是便向楚平王诬告太子建谋反。伍奢为人很正直，他对楚平王说：“大王，不是谁的话都能听的，说太子谋反好像不合情理，他可是您定下来的接班人，有谋反的必要吗？”
　　费无忌却从中调唆，楚平王刚得了美女，处处听费无忌的，便把伍奢关进了监牢。费无忌又说了：“大王您可别忘了，老伍可还有两个儿子呀，如果不把他们杀掉，将来他们肯定要找您的麻烦。大王可以拿他们的父亲做人质，召他们回来斩草除根。”楚平王便派人去召伍子胥和他的哥哥伍尚，说只要他们回来就放了伍奢。
　　伍尚得知消息后，想立即赶回去。伍子胥说：“哥呀，只要我们哥俩一到都城，就会一起被杀。我们不如一起投奔到别的国家，借助他们的力量为父亲报仇。”伍尚说：“我也知道回去救不了父亲，但我要陪父亲一起死，不能让人家说伍家的儿子不孝。你赶快逃吧，以后为我和父亲报仇。”说完就走了。不久，楚平王便把伍奢和伍尚给杀了。
　　伍子胥由宋国辗转跑到了吴国都城，见到了公子光。他看出来公子光怀有野心，想杀掉吴王僚自己当老大。要想早日借吴国的力量摆平楚国，必须帮助公子光当上国王。于是伍子胥就把一个叫专诸的勇士推荐给了公子光，让他帮助公子光刺杀吴王僚夺取王位。有了伍子胥的帮助，公子光的政变成功了，他登上了王位，即吴王阖闾。
　　吴王阖闾当然忘不了伍子胥的帮助，让他参与国家政事。伍子胥帮助吴王改革政治，发展生产，操练兵马，励精图治，加强国力，并向阖闾推荐精通兵法的孙武为兵马大元帅。他与孙武统观全局，为阖闾制定了“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的争霸方略。
　　吴王阖闾九年（前506），伍子胥与孙武等率大军攻破楚国郢都（今湖北江陵纪南城）。这时，楚平王已经死了，伍子胥派人挖掘了楚平王的坟墓，把楚平王的尸体拖出来，狠狠地鞭笞了300下才住手。
　　摆平了西方的强敌之后，吴国东边的近邻越国强大起来了。越国和吴国素来有仇，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在一次和越国的战斗中负伤而死。两年后，吴王夫差带兵伐越，大败越军。越王勾践带着5000残兵败将退到会稽山，派大夫文种带着厚礼去请和，请求允许越作为吴的属国。伍子胥看出这是越国的缓兵之计，因此劝夫差不要答应越国的请求。但夫差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越国已经被打服了，就答应议和，率军回国了。
　　伍子胥气得说：“今后越国用10年的时间休养生息、聚敛财物，再用10年的时间对它的臣民进行教化并加以训练，这样20年之后，吴国就要被吃掉了！”
　　此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表面上在夫差面前点头哈腰，暗地里却不断地发展自己的力量。而吴王夫差一点儿也没有察觉，一心想向北攻占齐国。伍子胥多次劝说吴王注意勾践，但吴王夫差仍不以为然。
　　此后4年，吴王准备攻打齐国。越王勾践采用子贡的谋略率领军队援助吴国，并用宝物贿赂宰相伯。伯便一个劲儿地在吴王面前替越王说好话。宰相伯说：“大王，伍子胥可是个危险分子，我们必须防备他造反作乱。上次大王准备攻打齐国，他极力阻拦，还说大王是个糊涂的人，希望用吴国打败仗来说明他是对的。如今大王要亲率军队讨伐齐国，伍子胥却躲在家里装病，恐怕他很快就要造反了。另外我发现他趁出使齐国时，把儿子托付给齐国人鲍牧。这样的人大王应该尽早采取措施啊！”
　　吴王夫差说：“是啊，这家伙鬼点子挺多的，我也早就怀疑他了。”于是，吴王派人给伍子胥送去一把剑，说：“你就用这把剑自裁吧！省得你看什么都不顺眼。”
　　伍子胥接过宝剑，仰天长叹道：“大王啊，我曾经辅佐你父亲成为诸侯中的霸主；当年是我在先王面前冒死保举你。你当了吴王后，要把吴国分一部分给我，我都没要。没想到今天你听信了奸臣挑拨要处死我，我死不瞑目啊！”临死前，他告诉手下人说：“我死后，你们要在我的坟上种上梓树，长大了可以给他们做棺材；把我的眼珠挖下来挂在吴国国都的东门上，我要亲眼看到越国灭掉吴国。”说完挥剑自杀了。
　　后来的事就像伍子胥料想的那样。公元前478年，越王勾践率兵一举歼灭吴军主力，围困姑苏达三月之久。夫差派人请和，勾践不允许，夫差不得不自杀。自杀前，他掩上脸说：“唉！我实在没脸面去见伍子胥啊！”

　　寇准：客死他乡的北宋“脊梁”
　　寇准出生在关中道渭河边一个贫苦的农民家中。他17岁时父亲就死了，自幼跟着母亲饱受人世间的艰辛。19岁那年，寇准赶赴开封参加宋太宗亲自主持的全国会试。在殿试大堂下，年轻的寇准面对太宗的提问，对答如流，显示了卓越的才华。皇帝非常欣赏他的才识和刚直的性格，便破格录取了他，那时他还不足20岁。
　　寇准被宋太宗录取后的第二年，就去四川巴东县当了知县。寇准到了那儿不到半年，巴东县就政通人和、百业兴旺。老百姓亲切地称年轻的寇知县为“寇巴东”。
　　宋太宗非常器重寇准，提升他为尚书虞部郎中、枢密院直学士，主持官员的考核与选拔工作，把组织人事的大权放心地交给了寇准。寇准不畏强权，公正不阿。无形之中，得罪了很多权贵。一天，他骑着马匆匆赶去办事，突然，街旁闪出一人拦住他的马，连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此事很快传到了太宗耳里。太宗非常生气，训斥道：“我听说有人喊你‘万岁’了？”寇准连忙说：“陛下，这一定是有人陷害我……”太宗气还没消，说道：“哼！听说你当时还挺高兴的，明天你就到青川去吧！”
　　寇准离开京城还不到一年，朝廷里就乱成了一锅粥。太宗一道圣旨，又将寇准召回京城，拜为参知政事。面对烂摊子，寇准抡起了改革大斧。这使许多当权者的利益受到损害。很快，以冯拯等人为首的守旧派结成了反对阵营，把朝廷搅得终日不宁。此时，太宗皇帝年龄已经大了，过早地出现了老年痴呆的迹象，他听信谗言，将寇准贬为邓州刺史。
　　寇准被贬到邓州后两年，赵恒当了皇帝。权衡再三后，真宗皇帝任用寇准为宰相，寇准又一次回到了宋王朝的权力中心。
　　公元1004年，北方辽军大举南侵，一天之内就有五次告急文书飞到朝廷。真宗皇帝大为震惊，满朝文武大臣都十分害怕，皇帝身旁一帮投降派主张向南京逃跑，向成都逃跑。寇准站出来对着投降派愤怒地说：“谁再为陛下出南迁的歪点子，谁就是大宋朝的千古罪人。辽军没什么了不得的，如果陛下御驾亲征，一定会把辽军打回老家去的。”
　　真宗皇帝听了寇准的话点头说：“你说得对，我御驾亲征，一定要把辽国人打回老家去！”
　　宋军在寇准的指挥下，连获大胜。在澶州前线，胆小的真宗就是不敢过黄河，寇准又极力劝说：“陛下，过吧！背水一战，想当年，楚霸王项羽把船都砸漏了……”
　　真宗说：“我知道……不过，书上写的不能全信，可别把我那龙船给砸了！”
　　寇准把真宗带到了黄河北岸。在两军对峙的战场，真宗皇帝如从天而降出现在澶州北城楼上。宋军官兵远远望见黄龙御旗，顿时欢呼声回荡在数十里外，辽军一听宋朝皇帝来了，斗志一下子就垮了。寇准指挥宋军乘势进攻，辽军仓皇逃窜，主帅中箭身亡，官兵大半被俘。从那之后，宋辽息兵，双方签订了睦邻友好的“澶渊之盟”。
　　那些曾主张逃跑的大臣们，忌恨寇准的功绩，又怕寇准问他们的罪。他们相互勾结，要把寇准赶下台。他们向真宗进谗言说：“陛下，历来战争就像赌博一样。寇准让陛下上前线，实际上是把陛下作为赌注。万一仗打败了，陛下还有性命吗？”对寇准本来就有猜忌的真宗，不由得怒火万丈，撤了寇准的宰相职务，让他到陕州去当了知州。这年寇准45岁。
　　13年后，58岁的寇准再次被真宗诏回朝廷任宰相。这时的北宋王朝，已是千疮百孔。真宗皇帝得了脑血栓后，刘皇后把持了朝政，她的兄弟鱼肉百姓，干了很多坏事。寇准不畏强权，把刘皇后的兄弟处死，为老百姓除了个大害。刘皇后由此对寇准恨之入骨，她和近臣丁谓内外勾结，多次诬陷寇准，使真宗又一次把寇准贬到相州去当刺史。可刘皇后心里还是不踏实。等到真宗去世后，刘皇后便将寇准一贬再贬，从河南相州的刺史贬为湖南道州的司马，再贬到广东雷州的司户参军，流放到远离朝廷的荒野之地。
　　寇准63岁时，病死在雷州司户参军的岗位上。临死时他还往窗外看呢，儿子说：“父亲，您就别看了，朝廷早把您给忘了！”寇准说：“我是看天晴了没有，雨都下了好几天了，老百姓的庄稼别淹了！”
　　40多年的宦海生涯，寇准从“寇巴东”到枢密院直学士、堂堂宰相。这一生历尽坎坷，最后从高处不胜寒的相位被贬到小小的司户参军。但他刚直的性格，为民请命的精神，却流芳千古……

　　陈化成：一身抵得百万兵的“廉将”
　　陈化成小时候就熟习水性，精通武艺，智勇过人。28岁时，加入清军水师。道光十年（1830）升为福建水师提督，带领水师进驻厦门。虽然陈化成位列福建省水师的最高军事长官，但他的生活却非常俭朴，在一间很小的普通民居里他一住就是10年，吃饭也很简单，大鱼大肉很少吃，喝酒时也就是炒一盘花生米。人们称他为“廉将”，也有人叫他“怜将”。意思是当了这么大的干部，却不知道享受，太可怜了！他巡阅台湾时，虽然带了很多将士，但对各地文武官员的“馈送”，一概不接受，受到百姓们的爱戴。
　　道光二十年（1840），陈化成调任江南提督。当时的两江总督是牛鉴，他得知陈化成生活很是俭朴，还以为他的工资不够花呢，便令军需处每10日送给他250两白银，陈化成每次都拒绝接受。
　　吴淞口位于黄浦江与吴淞江汇入长江的出口处，是保卫上海和长江门户的首要阵地。陈化成积极备战，大力加强阵地防御。
　　道光二十一年（1841）冬，他疏通了宝山顺通河，将挑出之土，修筑土城，加高海塘。他还积极倡议在上海设立铸炮厂，自造新炮，以供急用。他还从福建带来勇敢善战的亲兵1000人，分别驻守吴淞口、上海两处，并从中挑出富有作战经验的军官到各营去当教练。陈化成在吴淞口深得士卒的拥戴，连侵略者都很怕他，他们说：“不怕江南百万兵，只怕江南陈化成。”
　　道光二十二年（1842）四月，27艘英国军舰，在长江口外的鸡骨礁附近集结，并闯入吴淞口内测量水道。五月初八清晨6时，英国军舰开始进犯吴淞口。还没等敌人的军舰全部泊定，陈化成就发布了开炮的命令，英军的第二号战舰“布朗底”号被炮火打中，一名军官和几名水手当场毙命。就这样，双方展开了两个半小时的激烈炮战。清军在陈化成等的指挥下，士气十分高涨，“火力不但猛烈，而且也很准确”，英军旗舰被炮火打得伤痕累累，连侵略军也不得不叹服：“自从和中国军队交手以来，中国人的炮火就数这次最猛烈了。”
　　战斗从天刚放亮打到中午，陈化成一直在帐外挥旗发炮，与侵略军对击。但守小沙背的王志元却一炮不发；守东炮台的崔吉瑞也在那里看热闹；而牛鉴见炮战获胜，率兵教场观战，英舰击毁教场将台，牛鉴十分惊恐，急忙命令陈化成退兵，陈化成不答应，他便混在士兵中，向太仓方向溃逃了。英军看到这个情况，决定由海军陆战队在运河内登陆，全力包抄西炮台；英舰炮火也合力向西炮台阵地轰击。
　　就这样，陈化成带领亲兵数十人，坚持守卫在孤立无援的西炮台阵地。炮兵牺牲了，他就补上去，亲点火药，向英军开炮。炮震得手受伤了，他还坚持指挥抬枪队、鸟枪队，向登岸侵略军射击。英军的炮弹轰伤了他的脚部，他仍然手执红旗，指挥施放大炮，岿然屹立。
　　登陆的英军扑了过来，陈化成身中洋枪7弹。当时他的身边仅有3人，陈化成对武进士刘国标说：“我不行了，你要砍掉我的脑袋，把我的身体扔到沟中。”说完就死去了。这次吴淞要塞保卫战，共击毁敌舰8艘，歼灭侵略军600余人。
　　陈化成的遗体，后来收敛在嘉定的关帝庙里。吴淞的百姓画了两张他的遗像，一张赠送给他的子孙，一张留在吴淞作纪念。下葬那一天，几万名老百姓赶来哭奠，杀牛祭祀，并在路边设置香案，一时哭声震天动地。上海人民在吴淞和上海城中，建起了陈化成纪念堂，并且塑像供奉，每年到了陈化成的生日时，人们纷纷前往凭吊追念，无不肃然起敬。

luo

鲁迅林语堂是怎么变成仇人的 [转帖]

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

就在《论语》大获成功的同时，林语堂和鲁迅近十年的革命友谊却出现了裂缝。

《语丝》时期，一场浩浩荡荡的打狗运动把愣小子林语堂推到了文坛盟主鲁迅的麾下。两人驰骋笔端，打得古都京城的叭儿狗们满地找牙。然后是远走厦门的相互扶持。林语堂和鲁迅在以笔战斗的峥嵘岁月中结下了深厚的情意。

然而，武汉的6个月彻底摧毁了林语堂的思路。

官场如战场。他不愿意再相信任何的政治和谎言，“对革命感到厌倦”，这些都是吃人的司芬克斯，会吞下一切鲜活的生命。

他只想做个好人，用一颗童心去辨别美丑善恶。他说：
我不梦见周公，也很久了。大概因为思想日益激烈，生活日益稳健，总鼓不起勇气，热心教育，热心党国。不知是教育党国等事不叫人热心，还是我自己不是，现在也不必去管他。从前，的确也曾投身武汉国民政府，也曾亲眼看见一个不贪污，不爱钱，不骗人，不说空话的政府，登时，即刻，几乎就要实现。到如今，南柯一梦，仍是南柯一梦。其后，人家又一次革命，我又一次热心，又在做梦，不过此时的梦，大概做得不很长，正在酣蜜之时，自会清醒过来。到了革命成功，连梦遂也不敢做了，此时我已梦影烟消，消镜对月，每夜总是睡得一寐到天亮。这大概是因为自己年纪的缘故，人越老，梦越少。人生总是由理想主义走向写实主义之路。语云，婆儿爱钞，姐儿爱俏，爱钞就是写实主义，爱俏就是理想主义。这都是因为婆儿姐儿老少不同的关系。

来上海后，林语堂高谈幽默，表现性灵闲适，曲折地表示自己的不满。鲁迅也是失意而来，却选择直面惨淡的人生，把文学当作“匕首”和“投枪”，刺向敌人。

林语堂和鲁迅各有一枝笔，走向却不同了。

分化从一件小事开始。

鲁迅和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闹版税官司，郁达夫作“和事佬”。调解后，李小峰在南云楼摆酒吃饭，为了活跃气氛，除了当事人之外，林语堂夫妇和其他文界好友也在被请之列。

林语堂爱说话，人际关系却极为糊涂。应这种饭局是吃力不讨好，翠凤反复提醒：“堂，待会少开口。”林语堂不理解，觉得大家都知根知底，犯不上小心翼翼的，再说了，既然坐下来吃饭，就算有干戈，也化成玉帛了。他吃得坦然。

李小峰挺有手腕，几句玩笑话下来，众人就放开了怀抱，话题也越扯越远。突然有人提起了张友松的名字，语堂也没细想前情因果，连连点头附和。

这下子撞在了枪口上。

张友松是鲁迅的学生，曾经请鲁迅和林语堂吃饭，说也要办一个书店，并以李小峰为诫，决不拖作者的工资。鲁迅担心顺得哥情失嫂意，没有答应。但这话传到了李小峰的耳朵里，李小峰当时就很不痛快。后来，鲁迅要和他对驳公堂，李小峰本能地觉得是张友松在从中使坏，几次在背后攻击张友松。

鲁迅很忌讳这件事，听语堂一说，疑心话中有话，讥讽自己受了张友松的挑拨，当即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喊“我要声明！我要声明！”那时，鲁迅已有几分酒意，他一拍桌子，“玉堂，你这是什么话！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
语堂站起来辩解，“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
两人越说越上火，像一对雄鸡一样，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对了足足两分钟。
郁达夫见形势不对，赶紧站出来。他一手按下鲁迅，一面拉着林语堂和廖翠凤赶紧离开。

筵席不欢而散。

这本是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照郁达夫的说法，是“因误解而起的正面冲突”，可却是一个警示，林语堂和鲁迅的友谊亮起了红灯。

不久，林语堂办起《论语》，做了“幽默大师”，鲁迅更不能理解，他认为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是没有幽默可言的，“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虽然思想上出现分歧，但在私下的场合，两人还是有经常碰面的机会。

有一次《free谈》的编辑黎烈文做东，送郁达夫和王映霞去杭州的“风雨茅庐”。郁达夫是个风流倜傥的人物，和号称江南第一美人的王映霞被誉为“富春江上神仙侣”，这次迁往杭州，郁达夫自述说是为了躲避他人对王映霞的追求。无奈“风雨茅庐”不遮风雨，两人轰轰烈烈地恋爱，又轰轰烈烈地分手了。

林语堂和廖翠凤来得最晚。一落座，语堂就笑着问鲁迅：“周先生又用别的笔名了吧？”

鲁迅的文章常被新闻检查处枪毙，为了省下不必要的麻烦，只能不停地换笔名。他先后共用过150个左右的笔名，署名鲁迅的文章反倒不常见了。林语堂等人都知道这一点，常以猜鲁迅近来又有什么新的化名为乐。

“何以见得？”鲁迅反问。

“我看新近有个‘徐懋庸’，也是你。”语堂自信满满地说。
鲁迅哈哈大笑，他指着一个20出头的青年说，“这回你可没有猜对，看，徐懋庸的正身就在这里。”徐懋庸当时正青春年少，来上海不久，文风辛辣老练，与鲁迅有几分相似。

那青年不好意思地起身，向语堂打了个招呼。

众人见幽默大师当场被拆了西洋镜，哄堂大笑。语堂则点燃烟斗，也咪咪地笑了起来。

饭后，大家不约而同地抽起烟来，一时间，烟雾缭绕。

语堂也好两口烟，翠凤逼着他戒，可他戒了几回都不成功，就放任自流了。看着众人吞云吐雾的样子，语堂脑中光亮一闪，有了！

“周先生，你每天都抽几只烟？”他兴致勃勃地问鲁迅。
“大概很多吧，没有统计过。”
语堂一脸兴奋，正准备接着问。
“你是不是在替《论语》找材料？”鲁迅的口气突然冷起来。
语堂在最近的一期《论语》上发表了《我的戒烟》一文。鲁迅公开批评语堂尽拿些吸烟、戒烟之类的生活细节做文章，是退回去了，今时今日之中国是不适合这种西洋式幽默的。

“我准备广播一下！”语堂没有留意鲁迅口气的变化，老老实实地回答了。
“这其实很无聊，”鲁迅有些不快，很不客气地说：“每月要挤出两本幽默来，本身便是件不幽默的事，刊物又哪里办得好！”

《论语》就像是语堂的孩子，他颇以此为荣，这么一大盆冷水猛地泼下来，他气得发昏，连辩解都忘了。

旁人都停止了说话。闹哄哄的屋子里一下子静悄悄的，气氛紧张得可怕。
黎烈文看到这光景，赶紧打岔，“达夫，此次你去杭州，不知何时才回来？来，敬你一杯！”
众人连忙举起杯子，争相敬郁达夫酒。郁达夫也有意缓和气氛，一口一杯，喝得畅快。王映霞看不过眼，发话了，“达夫近来身体不好，遵从医生嘱咐，不能喝酒！”

有人打趣道：“这禁酒令到底是太太的命令，还是医生的命令呢？”

这句玩笑话来得正是时候，大家哈哈大笑，一触即发的紧张氛围被酒精一搅和，总算是平复下来了。

在座的两位女士，林夫人和郁夫人不失时机地交流起管理家政的经验，氛围越发地轻松起来。

林语堂恢复了常态，海阔天空地瞎扯起来。他谈起欧洲中世纪时，贵族和骑士在出征前用铁制的“贞操带”锁住女子下部的奇闻轶事，他还谈起雍正皇帝，满族的婚礼，妙语连珠，如天女散花，众人应接不暇。

临别前，黎烈文说出了请客的真正目的，就是请诸位文坛健将来年多多为《free谈》写稿。向来严肃的鲁迅开起了玩笑：“你要是能登骂人的稿子，我可以天天写！”
“骂谁呢？”
“该骂的多着呢！”
“怎么骂？”
“骂法也多着。”
“鲁迅骂的，终不坏。”
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王映霞也来凑热闹，“尽管周先生会骂人，却骂不过他儿子！”
周海婴当时还不满5岁。

林语堂早忘了先前的尴尬，接过话头说：“鲁迅的公子终不会忠厚的。”

因为是谈孩子，鲁迅听了也不生气，笑着说：“是的，我的孩子也骂我。有一次，他严厉的责问道：‘爸爸！你为什么晚上不睡，白天困觉！’又有一次，他跑来问我；‘爸爸，你几时死？’意思是我死了之后，所有的书都可以归他；到了最不满意的时候，他就批评我：‘这种爸爸，什么爸爸！’我倒真没有办法对付他。”

又是一次误会。

1932年底，蔡元培和宋庆龄有感于外籍人士牛兰夫妇绝食抗议、陈独秀被捕等一系列政治事件，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专门营救被政治迫害的文化名流，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等free。

林语堂是蔡元培的英文秘书，宋庆龄又是他敬佩之人，他理所当然地担任了宣传主任，是仅次于蔡、宋和杨杏佛的第四号人物。林语堂曾说过“决不做政治家”，但是民盟只是民间组织，干的又是营救生命之事，与他的宗旨不冲突，他的土匪心又复活了，干劲十足地投入了民盟的日常工作。他拿起笔来，讽刺嘲笑中外法西斯，连希特勒也不例外。

胡适是民盟北平分会的会长，发文反对“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林语堂认为他违背了民盟的章程，不顾与胡适的私人交情，坚决赞成把他开除会籍。

鲁迅也是民盟的积极分子，两位语丝战友又并肩站在了一起，为人道公义而奔走。

由于蔡元培和宋庆龄的国际影响力，民盟的工作备受世界瞩目。每次开会，都有外国记者在场，林语堂说英文，鲁迅说德语，是民盟通向世界的耳朵和眼睛。

蒋介石祖国万岁政变后，加大了对文化领域的控制。民盟的活动，让南京当局很恼火，想暗地里除之而后快。蔡元培和宋庆龄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名望，杀掉他们，波动太大，他们选择了向杨杏佛下狠手，杀鸡给猴看。

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乘车刚驶出中央研究院的大门，就响起几声沉闷的枪声。杨杏佛即刻伏住身边的少年，背部中了好几枪，当场死亡。研究院隶属的法租界明令不准许有政治暗杀的行为，南京政府居然胆敢在这里下手，足见他们镇压民盟决心之大。

惨案一出，世界震惊，所有的舆论都倾向于同盟一边。可杀人的政府是不会管这些的，特务机关“蓝衣社”放话出来，说他们有一张五六十人的暗杀名单，民盟主要领导人都榜上有名。

上海的空气霎时间紧张起来，人人自危，就怕和民盟扯上关系。

宋庆龄向记者指出，杨杏佛被暗杀是有计划的政治性暗杀，他的死不会影响民盟的发展。但实际上，民盟被迫停止了所有活动。

林语堂作为民盟的宣传主任，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荷枪的便衣每天在林家门口晃来晃去，他只要迈出大门一步，就会有人前来闹事。廖翠凤时时刻刻坐立不安，非得林语堂进了家门才会松一口气。这种情况足足持续了两个星期。

门禁解除后，语堂还得接着到中央研究院上班。可他心里实在堵得慌，每次路过杨杏佛罹难的地方，总不忍走过。林语堂和杨杏佛都是中央研究院的英文编辑，语堂贪闲，总是把具体的要务推给杨杏佛做。杨也是好本事，一目十行，常常一边和语堂闲聊，一边不停地写信，居然还能出不少佳作。每次想到这些，林语堂只能用力地拍拍胸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一个月后，林语堂写了篇《谈女人》，声称“只求许我扫门雪，不管他妈瓦上霜，”“我们要谈女人了！”

这当然只是一时气话。他把心里的闷气憋了几个月，最终还是忍不住，奔泻而出，这就是著名的《论政治病》，他字字讥讽地写到：

做了官就不吃早饭，却有两顿中饭，及三四顿夜饭的饭局。平均起来，大约每星期有十四顿中饭，及廿四顿夜饭的酒席。知道此，就明白官场中肝病胃病肾病何以会这样风行一时。所以，政客食量减少消化欠佳绝不稀奇。我相信凡官僚都贪食无厌；他们应该用来处理国事的精血，都挪起消化燕窝鱼翅肥鸭焖鸡了。据我看，除非有人肯步黄伯樵、冯玉祥的后尘，减少碗菜，中国政客永不会有精神对付国事的。我总不相信，一位饮食积滞消化欠良的官僚会怎样热心办公救国救民的。他们过那种生活，肝胃若不起了变化，不是奇事。我意思不过劝劝他们懂一点卫生常识，并提醒他们，肾部操劳过甚，是不利于清爽的头脑的。

这篇文章通篇没有一个字提到杨杏佛，可读者看到南京政府的荒淫无耻和丑恶嘴脸，谁不会哀叹杨之死何其无辜？这可以说是别具一格的写给杨杏佛的祭文。

好友的故去让林语堂悲痛欲绝，更让人难过的是，他和鲁迅又产生了误会。

6月20日，举行杨杏佛的入殓仪式。林语堂正在被严密监控，出不得门。鲁迅去后没有见到语堂，很生气，“这种时候就看出人来了，林语堂就没有去，其实，他去送殓又有什么危险！”

事实上，据《申报》报道，林语堂参加的是7月2日杨杏佛的出殡下葬仪式，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去的。那一次，鲁迅没有去。

林语堂没有向鲁迅解释。他觉得清者自清，没有必要自我辩护。

然而，鲁迅对林语堂的印象就此大打折扣，两人的裂缝朝着不可避免的方向越拉越大。

1934年，林语堂和章克标意见不和，一气之下离开《论语》，另起炉灶，办起了《人间世》。

谁也没有料到，这竟是林语堂和鲁迅友情的终点。

在《人间世》之前，语堂和鲁迅闹过误会也好，分歧也罢，但始终还是朋友。

据当时另一知名文人陶亢德回忆，《人间世》创刊前，语堂请文坛好友来家里吃饭。客人来得差不多了，就差鲁迅。大家都知道语堂和鲁迅最近闹得不太愉快，有人好心提醒他，要不要催一催。语堂摆摆手，很有把握地说，不必，他一定会来的。话音刚落，鲁迅就拖着胶皮鞋，嘀嘀嗒嗒地走进来了。

《人间世》走的是《论语》谈幽默的老路子，只不过取法晚明的公安派，更强调“闲适”和“独抒性灵”，林语堂在发刊词上说：“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故名为人间世。”

照理说，借着《论语》的大热，又是幽默大师亲自操刀，《人间世》一炮而红是可以想象的。但林语堂1933年的鸿运似乎走到了尽头，《人间世》从创刊之日起，就在各路人马的夹攻中摇摇欲坠。

首先引起轩然大波的便是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

为了给《人间世》造声势，林语堂把周作人的自寿诗抄给相熟的文化名流，再索取和诗，同时刊发在《人间世》创刊号上，并佐以周作人的巨帧照片。这一番精心渲染，周作人的诗作和《人间世》果然轰动一时，满城传诵。

一些小报也来凑热闹，争相转载，唱和者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周作人的诗作隐晦曲折，表现的是free主义的两难心境。他们抛弃了“主义”的信仰和追求后，却不能忘怀现实的残酷，所以，闲适中满是说不尽的苦味。但唱和者多是文才平庸之辈，哪里读得懂背后的真意，一桩文坛雅事竟慢慢变成了肉麻的互相吹捧。

左盟早就看不惯林语堂提倡幽默的那一套，而自寿诗事件又确实有使文艺界庸俗化之嫌，一些血气方刚的革命小将带头造反了。野容(廖沫沙)写了《人间何世》，指着林语堂的鼻子骂了一通。自此，左翼联盟系统地开骂了。盟主鲁迅骂得最凶，攻击林语堂文学上的趣味主义和free主义，说幽默文学是“麻醉文学”。

先前，《论语》的幽默杂文开罪了不少右派作家，右翼分子也一哄而上，恶言恶语地声讨起来了。

林语堂前半生骂人骂得多，这么被骂还是头一次。可他就是叛逆心理，别人越骂得凶，他越要坚持，号称“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

其间，又发生了几件小事。

在一次饭桌上，几个广东籍作家兀自讲粤语，说得兴致盎然，其他人听不懂，想插嘴都插不上。林语堂故意讲一口流利的洋泾滨英语，表示是鸡同鸭讲，逗趣一番。没料到鲁迅厉声到：“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的同胞吗？”林语堂哑口无言。以前据理力争，因为争得起。现在的景况，是没有必要了。有人说，他是怕了鲁迅；也有人说林语堂聪明，明知争不过，不如装“气量、风度”，输也光彩。

鲁迅曾写信劝告语堂不要搞这些小品了，多翻点英文名著才是正途。语堂回信，“等老了再说”。时过一年多，鲁迅给曹聚仁写信，提到了这件事：“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语堂听说后，无奈地解释道：“亦近挑拨呢。我的原意是说，我的翻译工作要在老年才做。因为我中年时有意思把中文作品译成英文。……现在我说四十译中文，五十译英文，这是我工作时期的安排，哪有什么你老了，只能翻译的嘲笑意思呢？”

文学立场的泾渭分明，再加上一次又一次的误会，鲁迅不再把林语堂当朋友了。

徐在上海大观楼补摆婚宴，鲁迅来得晚，一看见林语堂夫妇在座，二话不说抬腿就走。而他的《天生蛮性》一文，只有三句话：

辜鸿铭先生赞小脚；
郑孝胥先生讲王道；
林语堂先生谈性灵。

辜鸿铭是前清遗老，郑孝胥是伪满总理，把林语堂和他们相提并论，鲁迅的鄙夷之情可以想见。

两年之后，林语堂远赴美国，终此一生，两人再没有相见。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结核不治而亡。4天后，林语堂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