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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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将领黄子荣 [转帖]

　　黄子荣,又名黄猛,是中国革命早期最艰苦岁月里牺牲的著名的红军将领,他曾参加过北伐战争、百色起义、井冈山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连长、营长、团参谋长、团长、师长、军参谋长,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师参谋长、副师长等职。1935年7月牺牲,时年40岁。

　　在逆境中成长

　　黄子荣祖籍广西博白县。19世纪末,其父母被贫困所迫,流落于中越边境的宁明县城,靠出卖劳动力和经营小杂货维持生活。1903年,黄子荣年满8岁时,到一家私塾读书,五年后,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在家务农。他不仅用功读书,还利用晚上时间向武师请教,练得一身好拳术;为了家计,在父亲的指点下,打得一手好算盘,帮助父母经营小杂货。1917年的一天,黄子荣到宁明县属边境的一个村寨打工,又遭到居住在越南的法国殖民军开枪击中肺部,险些被夺去性命。1918年3月,黄子荣出门从军,投身于广西陆荣廷部。在一次战斗中,他表现出机智勇敢,被提升为中尉排长。

　　在起义中入党

　　1918年5月,陆荣廷背叛孙中山,黄子荣毅然离开陆荣廷部,转投李宗仁领导的新桂系。1919年曾参加马君武等组织的“改造广西同志会”,并接受任务秘密在南宁、宁明、凭祥、龙州等地活动,从事驱陆斗争。1921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讨伐陆荣廷残部及驱逐滇军唐继尧部、龙云部和广东南路军阀邓本殷的战争。1925年,黄子荣考入广西军校学员班,比较系统地学习军事知识,提高了他的军事才能。1926年,新桂系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黄子荣在第七军李明瑞旅任排长。黄子荣骁勇善战,在北伐战争中被提升为连长。1929年春,俞作柏、李明瑞在湖北倒桂回师广西,黄子荣随军回到南宁。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广西后,李明瑞十分了解黄子荣作战经验丰富,把他调到广西军校任教官。这时,广西出现国共合作局面,在俞作柏、李明瑞的邀请下,大批****人进入广西工作,不少人任职于广西军校,其中张云逸就任该校警备第四大队的大队长。黄子荣在张云逸领导下工作。1929年9月,受党的委派,黄子荣回宁明招募新兵,在自己的家门前贴出“国民革命军招募新兵宁明招募处”的布告。招得城中镇的黄方训、甘炳龙、苏甲东及自己的弟弟、内弟共10多人,带到南宁后,全部编入张云逸的警备第四大队。
　　1929年12月11日,黄子荣参加了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领导的震撼全国的百色起义,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一纵队一营一连任连长,后调到第二纵队二营任连长。经过参加百色起义和创建、保卫右江革命根据地斗争的锻炼和考验,黄子荣光荣地加入了中国****。

　　在血战中提升

　　1930年11月,红七军主力奉命离开右江北上。黄子荣随红七军转战于桂、粤、赣。在枪林弹雨下,一些人畏缩不前,而他抱着与敌人战斗到底的决心。1931年2月,国民党军布下“天罗地网”,企图消灭红七军于广东乐昌河。当红七军强渡乐昌河时,一半人马过河,一半人马还未过河,国民党军突然向河中袭击,把红七军人马截为两半,妄图分开歼灭。此时,红七军军部直属队和58团未能渡河,红军伤亡惨重。在危难当头,黄子荣临危不惧,带领他的一连人马折回冲出重围,为军部直属队和58团杀出一条血路。待部队全部走出包围圈,黄子荣又要求殿后,他叫士兵捉了敌人遗下的10多匹马,驮着敌人遗下的枪支弹药,到狭窄的山坳时,登上两边山的最高点。当敌军像潮水般追来时,只见黄子荣喊一声“打”,红军居高临下,枪炮齐鸣,打得敌军人仰马翻。黄子荣见自己部队已走远,遂收兵追赶部队,敌军不敢再追。此役黄子荣以战功升任58团一营营长。军部直属队和58团在张云逸军长的带领下转战两个多月,至4月才在遂川县与邓小平、李明瑞带领的部队会合。
　　1931年7月,红七军进入江西永新县与中央红军会合,归入红三军团建制。黄子荣又以战功升任58团参谋长。随后,中央红军建立河西总指挥部,58团团长调任总指挥部教导团团长,黄子荣升任58团团长。此时,国民党军正向中央红军实行第二次“围剿”,中央军委决定由红七军汇合红二十军、湘东独立师发动安福战役。总指挥李明瑞深知黄子荣智勇双全,遂定58团担任正面主攻,任务是将安福城内敌军韩德勤部一个旅的主力诱出,并负责牵住敌军,使我军主力能在城门口及两侧埋伏,将敌人合围在城门外,最后将敌人歼灭。战斗打响后,负责正面的58团,在黄子荣的指挥下,摆开强攻安福城的态势,久不久对安福城进行一次猛攻,与敌对峙到下午5点钟则佯做不支,边打边退,敌不知是计,千余人尾追58团。58团撤到城南三十里的廖塘桥附近后重构防线阻击敌军再前进,战斗异常激烈。战斗进行到6点钟时,前锋二连长陆琼回离前沿阵地一百多米远的团指挥所向黄子荣报告:“团长,子弹打完了,怎么办?”当时,负责阻击敌军退回的主力还未完全进入阵地,总攻还未开始,增援子弹又未来到。随着58团阵地枪声的渐渐稀疏,敌军懂得对手弹药少了,高喊着蜂拥冲向58团阵地。二百米、一百米、五十米……越来越近了。眼看敌人就要从58团阵地突破,合网打鱼的歼敌计划就要落空,总指挥部里的首长们心急如焚。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黄子荣当机立断,大声喊道:“没有子弹就抓人摊(白话是进行肉搏战)!”命令部队出击。他拿起一支带刺刀的枪,大手一挥,喊着“冲啊!”就身先士卒,冲向敌阵,58团全体官兵出击,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敌军还未清醒过来,红军已到面前,无法开枪了。敌军从未遇到这么强硬的对手,胆战心惊地纷纷溃退,敌军的进攻被遏制住了。李明瑞总指挥看到58团已经阻击了敌人,阻击敌人退路的主力已进入阵地,成了合围态势,就命令总攻开始。这时,58团和右翼的红七军继续从正面阻击。一个小时后,战斗结束。此役消灭敌人一个团,活捉敌人七百多人,缴枪千余支。黄子荣和他带领的58团为争取这次战斗的胜利立下了大功。

　　在第三次反“围剿”的宜黄战斗中,黄子荣的58团仍担任主攻,接受任务后,黄子荣先侦察地形,觉得城池坚固,难以破城。经过深思熟虑,他成竹在胸。总攻开始,红军把宜黄城团团包围。黄子荣的团攻南门,负责进攻其他三门的友军炮火纷飞,向城墙上部及城里攻击。而黄子荣却令大炮向城墙脚下攻击,把墙脚炸出几个深坑来。黄子荣知道是南风天,叫士兵搬来预先准备的几十担草,燃起火来,浓烟滚滚,在南风的吹拂下,扑向城楼。城上敌军无法开眼,更难以向我军瞄准开枪。而黄子荣则令预先组织的爆破组,负着几个炸药包,飞速前进,把炸药堆砌在被炸开小洞的墙脚下,每个20公斤的炸药,合成100多公斤的炸药堆。爆破组装好后点了导火索,立刻往回跑,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崩塌一块30多米大的城墙,黄子荣令用大炮、迫击炮轰炸缺口周围。敌人见城墙被炸破,派来了阻击兵力,被炮火炸死大半。接着,黄子荣令停止炮火,预先组织的100多名冲锋队员背挂着冲锋枪,腰别手榴弹向缺口冲击,每人向缺口里掷出5枚手榴弹,把继来阻击的敌军炸死大半。冲锋队立刻跃入缺口,用冲锋枪对敌扫射,敌军无法抵挡。红军后继部队鱼贯而入,宜黄城被红军占领,歼守敌大部,余敌千余逃至龙滑渡口也被友军截击歼灭。作战结束,开总结会时,战友问黄子荣大放烟火,是什么战术?黄子荣抿嘴笑道:“是孙子兵法出奇制胜的派生战术!”
　　到第四次反“围剿”结束,中央红军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达到了鼎盛时期。黄子荣英勇善战,功勋卓著,且平易近人,体恤士兵,深得红七军和红三军团领导的赞赏,也得到他所在部队全体官兵的拥戴。1932年6月,红七军扩编为三个师,黄子荣先后被任命为第二十师副师长、师长,后又升任红七军参谋长。随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极端错误的战略已在红军中取得了完全的统治,全盘否定了毛泽东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结果未能打破第五次“围剿”。相反,敌军利用优势兵力和先进武器装备进攻红军,根据地日渐缩小,红军大量减员。1933年6月,红三军团取消了建制,红七军与红二十一军合编为红三军第五师,黄子荣先后担任该师参谋长、副师长,后又调任第四师参谋长。

　　在草地中牺牲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长征。当时,任红三军团四师参谋长的黄子荣和师长洪超(后继任者张爱萍)指挥作为长征右翼部队的所属部队和红三军团其他部队离开江西,转战于湖南、贵州、四川等地。长征期间,由于条件艰苦,频繁行军打仗,部队伤亡严重。黄子荣虽然年纪较大,身体多次负伤,但是他仍经常为病号、伤员扛枪、背行李,并把自己的坐骑让给重伤员和重病号。1935年2月,长征到达贵州遵义。这时部队进行整编,黄子荣因多次负伤,未得到调养,身体虚弱,上级把他调离作战部队到三军团教导营任教务主任。在这种情况下,他毫无怨言,依然十分关心干部战士的疾苦,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离开遵义后,教导营一连指导员磨力病倒了,走不了路,黄子荣和营长黄克诚轮流把各自的坐骑让给磨力,使磨力病情得到好转,渡过难关,跟上部队。
　　1935年7月,中央政治局在芦花(今黑水城)召开会议,决定打通北上的道路。但张国焘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所以张国焘故意拖延时间,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因敌情变化不能实现,红军不得不改道经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四川毛儿盖草地北上。一望无际的草地,到处是一片片发臭的污水和软沓沓的泥潭、沼泽。天气又是一日三变,时而天晴,时而大雨倾盆,时而冰霜骤降。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给长征部队带来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尤为严重的是部队的给养问题。进入毛儿盖地区后,部队筹到的粮食是未经磨过的炒青稞,吃后不易消化,严重的会带来疾病。黄子荣由于负伤尚未痊愈,身体虚弱,吃了青稞,严重消化不良,即患了拉红白痢病。他脸脚浮肿,四肢无力,步履维艰。进入草地的第二天早上,黄子荣拄着一根拐棍,强打着精神,拖着沉重的脚步,踉踉跄跄地跟着大部队的后面。当来到一条浅水河边时,他实在迈不开步子,就坐在河边小憩,可一坐下再也无力撑起身子了。大半天过去了,大部队已远远离去,他掉队了。到了中午,后面走来了一个年轻的红军战士,正巧是原红七军的战友卢永克(亚秀)。卢永克便吃力地扶着黄子荣趟过了河。接着,黄子荣一手拄着拐棍,一手搭在卢永克的肩膀上,沿着前面部队留下的脚印和路标前进。走着走着,黄子荣病情更加严重:四肢无力,整个身子都靠在卢永克的身上,全身上下直冒冷汗,气喘吁吁的,每走一步都觉得十分困难。此刻,黄子荣知道自己没有希望了,便推心置腹而又充满信心地给卢永克留下了这样一段话:“有毛主席的领导,我们红军一定能胜利!中国革命一定能胜利!可我等不到那一天了。亚秀,你还年轻,又有文化,将来会很有前途的,你要好好干下去……”卢永克听了觉得不大对劲,便鼓励他说:“坚持下去,走出草地就是胜利!有我亚秀在,就有你子荣哥在,我付出任何代价也要把你子荣哥带出草地。”但是,到了太阳偏西时,还未走出草地,黄子荣就倒在卢永克的怀里,喃喃地说:“我……百……百色……”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想念着百色起义——他和战友们高高举起武装起义旗帜的光辉日子,可一句话未说完就说不下去了。卢永克急忙把他放在地上,连声喊“子荣哥”,并进行抢救,但他再也不能回答了,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昔日叱咤风云的红军将领——黄子荣同志就这样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永远地躺在天苍苍、野茫茫的草地上,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黄子荣虽然牺牲了,但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所作的贡献,所建立的功勋,党和人民始终没有忘记。早在党的“七大”时,他的英名就列入了中央编纂的《军队烈士英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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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岛祸根：惧怕美日蒋介石曾两拒“琉球” [转帖]

蒋介石想借助开罗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开始进入反攻阶段，随着意大利的无条件投降，纳粹德国的覆灭已成为时间问题，对日作战开始成为同盟国的作战重心。为此，美国总统罗斯福决定召开由美、英、中、苏四国首脑参加的开罗会议，以加强反法西斯联盟，协同对日作战。
由于蒋介石一向对苏联不友好，斯大林反对将中国列为四大强国，加上又瞧不起蒋介石，不愿与蒋会面，故对罗斯福的倡议迟迟未予答复。斯大林的态度和想法，使罗斯福颇感意外。
考虑到斯大林与蒋介石的矛盾，罗斯福决定将四巨头会议分两次开，即先在埃及开罗开中、美、英首脑会议，然后再在伊朗德黑兰开美、英、苏首脑会议。这一想法得到中、英两国的赞同。
1943年11月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告知他在两三天内去北非，请蒋介石和英国首相丘吉尔与他在开罗会晤，希望蒋介石11月22日抵达开罗。蒋介石接到电报后，认为这是一个废除不平等条约，恢复中国国家利益的好机会，于是要求手下官员拟订会谈方案。其中涉及中国政治方面的方案包括:战后将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交还中国，并无偿接收南满铁路与中东铁路等。蒋介石对这个方案甚为满意。11月18日上午，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以及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美国在华军事将领史迪威和陈纳德等20余人，从重庆白市驿军用机场分乘两架飞机飞往埃及。
建议中美共管，蒋介石一拒琉球
开罗会议于1943年11月22日—26日召开，其间蒋介石与罗斯福会谈了4次。11月23日晚，蒋介石带王宠惠与罗斯福单独会谈，在谈到剥夺日本在太平洋侵占的岛屿时，罗斯福想到了琉球群岛。他对蒋介石说:“琉球系许多岛屿组成的弧形群岛，日本当年是用不正当手段抢夺该群岛的，也应予以剥夺。我考虑琉球在地理位置上离贵国很近，历史上与贵国有很紧密的关系，贵国如想得到琉球群岛，可以交给贵国管理。”
罗斯福突然提出将琉球群岛交给中国，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不知该如何回答。过了老半天，他才对罗斯福说:“我觉得此群岛应由中美两国占领，然后国际托管给中美共同管理为好。”蒋介石这么一说，罗斯福觉得蒋介石不想要琉球群岛，故未再往下说。
琉球群岛位于中国台湾岛和日本九州岛之间，包括先岛诸岛、冲绳诸岛、奄美诸岛、土噶喇列岛、大隅诸岛等岛屿，面积约4600平方公里。12世纪琉球群岛上出现了中山、山南、山北3个小王国，公元1372年开始向中国明朝进贡，国王分别受明朝册封，官民与明朝往来十分频繁。此后，该群岛又形成了统一的琉球王国，但仍向中国封建统治者朝贡。1609年，日本萨摩藩诸侯岛津氏用武力征服琉球。此后，琉球王虽向明朝与萨摩藩同时进贡，但国王仍受中国册封，而且一直延续到清朝。琉球国王一直受中国册封，在交往中又偏重中国，日本统治者对此极其不满，十分担心琉球归并于中国。1872年，日本明治政府未与中国商量，强行废琉球王国为琉球藩。1879年，日本又强行吞并琉球藩设置冲绳县。
日本对琉球的强行侵占，曾引起许多国家的不满，琉球人民也曾用各种方式进行过反抗，但都失败了。琉球群岛系中国的东大门，历史上又与中国关系密切。罗斯福想把日本用武力侵占的琉球群岛交给中国，自然有他的考虑，但由于蒋介石的犹豫态度，罗斯福第一次提出的这一建议没有成功。
惧怕日本，蒋介石二拒琉球
11月25日，蒋介石与罗斯福再次会谈时，又谈到了琉球群岛。罗斯福说:“我反复考虑，琉球群岛在台湾的东北面，面向太平洋，是你们的东部屏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你们得到了台湾，如不得到琉球，台湾也不安全。更重要的是，此岛不能让侵略成性的日本长期占领。是不是与台湾及澎湖列岛一并交给你们管辖？”
蒋介石见罗斯福又提到这个问题，想到琉球被日本占领了多年，在国内草拟的谈判方案又不含 琉球问题，变得十分犹豫。罗斯福见蒋介石半天不作声，以为他没有听清楚，又补了一句:“贵国要不要琉球？如果想要，战争结束了，就将琉球群岛交给贵国。”蒋介石犹豫再三，最后答复道:“琉球的问题比较复杂，我还是那个意见，中美共同管理为好。”罗斯福心里明白了:蒋介石是真的不想要琉球群岛。蒋介石对琉球的态度，让罗斯福感到不可思议。
自此以后，罗斯福及美方的其他人员在蒋介石面前再也不提琉球的事了。
蒋介石当时为何不要琉球群岛呢？据后来跟随蒋介石到开罗的国民党官吏们分析，他去开罗，主要是争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没有争琉球的方案，蒋介石认为能将东北、台湾及澎湖争回来就足够了。另一个原因是日本是亚洲强国，蒋介石怕中国得到琉球后，日本日后找中国扯皮，中日两国再结新怨。
由于蒋介石坚持不要琉球群岛，故《开罗宣言》在写到日本应归还中国的领土时，只提到“日本所窃取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只字未提琉球群岛。
蒋介石严防消息泄露
开罗会议结束后，蒋介石才回过味来，开始后悔没有接收琉球群岛。蒋介石觉得这件事说出去有损他的形象，于是叮嘱王宠惠说:“罗斯福要把琉球交给我们的问题，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再不要往外说了。如果有人问此事，就说我们没有条约、根据，提不出理由。”尽管蒋介石对王宠惠千叮咛万嘱咐，但王宠惠回到重庆后，还是向极少数关系密切的国民党要员透露了罗斯福要将琉球群岛划入中国的事。此事在国民党高层传开后，许多人跑去找王宠惠询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王宠惠怕事情搞大了难以收场，再也不敢讲出实情。此后，国民党的文件、档案、杂志、图书一提到琉球问题时，都说因无根据，故中国在开罗会议上未提琉球群岛的问题。
1945年3月26日，美军发起冲绳战役，并在3个月后占领了琉球群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改变了对中日两国的态度，开始扶植日本为其亚洲战略服务，美国在琉球群岛问题上的立场也发生了重大改变。1962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公开承认日本对琉球群岛的完全主权。1972年，美国将琉球诸岛交给日本。随后，日本完全控制了琉球群岛。
1962年3月19日，台湾《联合报》记者司马桑敦得知美国政府马上要公开承认日本对琉球群岛的主权时，心中很不舒服，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指责国民党政府在开罗会议上太马虎，不提琉球问题，以致本该归中国的琉球落入日本之手，使中国的东部海防被撕开一道大裂口。司马桑敦和台湾群众当时还不知道，不是蒋介石马虎没提琉球的问题，而是蒋介石执意不要琉球，而且连拒了两次。
司马桑敦的文章引起了台湾当局的注意，为了使此事不至扩大，蒋介石亲自出面辩解。他在一次国民党的高层会议上说:“实际上，琉球与台湾，在我国历史上地位不同。我们当时(开罗会议)认为琉球是我东海的屏障，军事重要性较大。我们同意，应由中美两国经过联合国之委托程序，实行共管，又以为此非当时紧急之事，故曾表示将来再说。”罗斯福两送琉球群岛被他拒绝的事，他却一字未提。
蒋介石不要琉球群岛，日本深受其益，美国也获得了大利。今天这一地区复杂的政治军事态势，以及各种资源的纠纷，都是在这次安排的大框架下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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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不敢攻占澳门与近现代移民事情 [转帖]

　　在二战中，日本军队横扫东南亚，唯独没有去攻占与香港和中国大陆相连的澳门，真让笔者疑惑：鬼子不敢进村了，是怕地雷吗？另外难道是怕到澳门的赌场上怕输的精光而脱了裤子回家？

　　当然不是了。找了找资料看了看：原来鬼子不敢进村确实是怕有雷，不过这雷是巴西给放的。

　　这话就说的长了。

　　拿破仑于公元1807年攻进葡萄牙，l810年，被拿破仑大军打败的葡萄牙贵族逃到葡族的殖民地巴西，在殖民地巴西又遇到了极大的财政困难，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当时的巴西地域虽然颇大，却是劳动力稀缺，而且当地的土人什么知识都没有。1821年，担任巴西摄政王的葡萄牙王储约翰六世召集群臣商议，决定大规模种植咖啡和茶叶。但是，到那里弄那么多的人来种植咖啡和茶叶。想到中国是茶叶的发源地之后，葡萄牙的约翰六世便派使者到世界上人口第一大国-------中国的清朝政府，跟中国政府商量从中国弄点人去巴西移民。中国当时有人口三亿一千三百二十八万多人。

　　从雍正皇帝的时候，解除了海禁，东南广东、福建、浙江各省开禁，民人可以出海贸易，于是，形成沿海人民或迁入经济发达的中心城市，或移往东南亚国家的局面。实际上，近代所说的下南洋，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其中的原因有政治的和经济的双重原因。

　　清朝为了建设边疆，曾经几次大规模的移民，所以对于移民的概念并不陌生。现在看到葡萄牙人希望中国去巴西移民若干人，当时巴西政府提出了三项条件：第一，凡愿移往巴西的中国人，必须加入巴西国籍；第二，愿移往巴西的中国人，必须带家眷同往，单身汉不得移民；第三，愿移往巴西的中国人，必须是农工为业之人，无业游民不收。

　　要说清朝皇帝道光当时是比较狭隘和平庸的，仍然有着天朝上国的心态，看条件提的高，要把大清国的人变成巴西的人，还要带崽带老婆，还要是良民，蟊贼和流浪汉不要（葡萄牙人祖上是强盗出身，当然知道流浪汉和蟊贼是不能要的）。于是就一口回绝了葡萄牙的人的请求。

　　这下让葡萄牙人傻眼了，本身就没有钱，还从中国要不来移民：这如何是好？

　　情急中，葡萄牙人想到了日本。日本完全接受的是中国人的文化，种植农作物是先进的，于是就向日本提出让日本移民巴西的请求。当然，条件委婉了一点。

　　日本是能源贫乏之国，一听葡人来意，天皇爽快的答应了，大力支持移民巴西。因为日本明治维新后，工业化的结果使得一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无业游民。当时日本政府正为此发愁，现在巴西政府提议移民，笑的乐不可支。大批通告遍发全国；为了移民，日本专门成立了皇家移民公司。1908年，一艘载着781个日本人的客船--\"笠户丸\"号从神户出发前往巴西圣保罗州圣多斯港，这是去巴西的首批日本移民。这些人包括165户共733人及单身48人，基本符合巴西的移民要求。在这之后的6年间，共有10批约1.5万日本人移民巴西。这些移民一般都有着日本政府白发给的开拓资金，同时巴西政府为了吸引移民，又在诸多方面提供便利，使得这些初登巴西的日本移民收益颇丰。这些日本移民发财的消息传回日本后，在日本引发了兴高采烈的飘洋过海移民巴西的热潮。从1925年到1941年，十余年间有超过17万日本人移民巴西。这种移民潮一直延续到二战结束。到二战前夕，累计大约有三百万日本移民及繁衍的后代在巴西生活。

　　1934年临时政府颁布新宪法。同年瓦加斯当选正式总统。葡萄牙虽然已经不能将巴西作为殖民地了，但是说话还是管用的。

　　在二战的太平洋战争中，葡萄牙看日本势如破竹，有可能占领澳门。1553年，葡萄牙商船驶入澳门海域。澳门自从葡萄牙占领后已经经营了几个世纪了。现在眼看日本军队有可能占领澳门，葡萄牙人又打不过日本人，于是就透过兄弟国巴西向日本政府声明：如果日本占领澳门，巴西将驱逐在巴西的日本三百万移民。

　　日本政府看到巴西的声明傻眼了：让这三百万日本人回到日本，岂不是日本大乱了？于是日本政府就没有去攻击占领澳门了。

　　世事难料，野心勃勃的日本军国政府，做梦都想不到当年热心相助的劳务输出行动，竟会给自己日后的对外军事扩张，造成不敢逾越的障碍：睁着兔子似的眼睛地望着澳门这块滴油的肥肉，却不敢下口将它吞食！ 世事难料，现在日本在巴西的势力简直是不得了。日本的移民后裔可以说掌握着巴西的经济命脉。

　　巴西是重要的铁矿产地。我国宝钢当时建成投产之后，由于缺乏原料，又对原料的要求较高，只能去巴西买铁矿石。为此，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去访问巴西。巴西记者好奇中国的领导人第一次访问巴西，问为何来访问巴西。这位领导人操着河南话调侃的说：可能上帝是巴西人吧。巴西人不理解这句话的其中之味，举国为这句话乐了好久，跳桑巴狂欢。当然，质量高的巴西铁矿石就此开始运到上海去了。

　　当然，从我们后人来看，当时清朝应该是往巴西移民的。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直到现在都是。在历朝历代，都有向西北和西南移民的历史。动作最大的是明朝的洪武年间朱元璋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历经数朝历史50余年的移民高潮就开始了， 建文帝在永乐年间也做了大量移民行动，人数大约有五百万人。中国世代相传的\"祖宗在山西洪洞老槐树\"下的来历就于此而来。这场全国大移民影响是很深远的；笔者到\"水泊梁山\"去旅游，曾经问过山下的老农关于宋江寨子的事情，老农告知：我们不知道，我们也是洪武年间搬迁过来的。笔者曾经到云南去玩，赫然又听到当地老农说：我们祖上是洪武年间由河北沧州搬迁过来的。

　　笔者想起来在大学对《西方经济学》不喜欢，跟老师商量：期末时候交一份\"中国移民政策浅论》算是考试。老师想了想，还是答应了。于是乎，本人对西方经济学只知道\"凯恩斯主义\"，其他一概不知道了，但是对明清的移民史算是读了一些。那时，笔者对西部的开发移民之所以感兴趣是因为看了《左宗棠传》，对左宗棠的垦疆政策佩服的紧。其实现在来讲，对西部的移民政策国家还是不开放，如果是再进一步开放西部移民政策，西部的繁荣是很快的。

　　前一段时间，看到俄罗斯新总统请求中国往西伯利亚移民，共同开发西伯利亚的消息，笔者确为此很高兴。虽然移民是很复杂的问题，但从长远的方面来看，对中国还是利大于弊。目前，世界上最有可能接受移民的国家只有俄罗斯了，非洲国家是很难发展也很难接受大量的中国人的，而且浮躁的现代中国人也不愿意去非洲。

　　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向外国的移民会越来越多的。百年之后，华人的力量将遍布世界的各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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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领导人之一周文之死 [转帖]

　　（高伐林按：从1970年我作为知青，在湖北天门插队期间认识胡发云起，迄今39年了，一直不知道他的妻子是左联的领导人周文的外孙女。元旦前收到胡发云来信，附了这篇写于一年多前的文稿，才知道他从未谋面的这位外祖父的悲剧故事。很长，我分篇贴出）

胡发云

1·谁是周文

1952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31周年纪念日，周文猝然离世。那时他正值盛年，刚过45岁生日。
周文死在一个新世道诞生的第三年。那曾是他梦想一世，奋斗半生的世道。
周文被定为自杀，党内除名。
2007年，周文诞辰百年之际，我赴京参加一个关于他的研讨会，后来去拜访了周文在重庆《新华日报》的下属，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先生，他们夫妇俩说，当时都听了关于周文之死的传达报告，毛.泽.东有一个八字批示：“自绝于党，弃之荒郊。”由此，“自绝于××”之说诞生。死亡开始成为最后一项罪名。
周文瞬间失去一切，甚至失去了穿干部服的资格，套了一身古怪的黑寿衣，被草草葬在了京郊一个普通墓地里，没有墓碑。周文夫人郑育之死死记住了这个无名墓地的位置。数年后，当郑育之也将被赶出京城之前，她偷偷来到这里，将周文遗骸转移到万安公墓，给他立了一块碑，上面刻了一个陌生的名字：何开荣。那是周文在老家的原名。
周文迅速从这个世界消失了。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第一次知道周文。
那时，我和他那个叫李虹的、但从未谋面的外孙女相识了。一次闲聊中，她对我说，她有一个姥爷，叫周文，是一个作家。三十年代在左联工作过，当过左联的组织部长，是鲁迅的学生，给鲁迅抬过棺。那时候，我自认为对中国的现代文学已有些了解，除了左翼作家，革命作家，连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也知道一些，但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也没有读过他的任何作品。
李虹说，很长时间，她们第三代的孩子们，也不知道自己有这么一个姥爷。

周文重新被提起，始于文革初期，那是一个极其复杂怪异的动荡岁月。当年陷周文于泥沼的人们，14年后自己也落入波涛汹涌的汪洋大海之中。周文这个被封存已久的名字，开始出现在中央党校的大字报上，一些知情人和群众组织开始质疑周文之死。被“周文自杀” 事件压抑与牵连了多年的郑育之——一个三十年代初期入党，有着许多传奇经历的上海滩上的地下工作者，开始了漫长的，艰难的，不屈不挠的为丈夫寻求平反之路。但一直未果，反倒又吃了许多苦头。一直到了波谲云诡的1975年，中国现代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两个人——毛.泽.东和邓/小/平，一起为周文恢复了名誉。1976年初，周文的遗骨被取出，火化后安放于八宝山。他的骨灰盒上，盖上了党旗。
不久，李虹拿来一份装订成册的复印文件，首页是一份标记为1975年第263号的中共中央文件，整页是大字体的毛.泽.东批示：“此件印发在京政治局各同志，同时送李井泉郑育之二同志各一份。周文同志之死是被迫死的，如不受压迫，他不会死，此点我看没有疑义。请中央组织部予以复查，妥善解决。毛.泽.东。 十月三十日。”

后面是中共中央邓办发出的《中央组织部关于周文同志被迫害致死的情况调查》及邓/小/平给毛.泽.东的请示：“主席：政治局会议同意中央组织部对周文同志的复查报告，同意中组部所拟三条平反和善后处理意见，现送请批示。邓/小/平 十一月二十八日”，随后附有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给周文的数封亲笔信和郑育之给毛.泽.东的申诉信。然后是追悼会上发布的悼词和一大片参加追悼会的人员名单。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关于周文的文字材料。

从此，周文那张清癯、文静又隐隐透着川人倔强的照片开始挂在家人子孙的厅堂里。这张脸渐渐开始为我们熟悉了。但这一切，周文都一无所知。
周文是在惶然，悲怆，痛苦与绝望中离世的，那是周文对这世界最后的情绪。在那之前，周文努力过，挣扎过，苦苦思索过，甚至违背周文一贯的做派，违心地反省过、自责过、检讨过。但都没能得到解脱。

1978年，周文从未谋面的外孙女李虹成为我的妻子。我们生了一个男孩。于是，这个对周文一无所知的男孩与周文有了八分之一的血统，于是，周文与我也有了某种关联。周文与我另一种更深刻的关联是，我们有着同一种终生热爱的职业——写作。

八十年代开始之后，我陆续读到了重新出版的周文作品。那是他在三十年代写的一批杂文，随笔，评论，短篇，中篇，长篇……可以说，周文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都在他三十岁以前写完了。那时，从文学领域发端的白话文运动兴起还不到二十年。对于一个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只受过十多年旧式教育，进过两三年新兴学堂的年轻人，周文无疑是极具文学天赋的，在他动笔写小说之前，读过的文学经典，不会超过十部。更可贵的是，在左翼文学中常见那些毛病——狂热，教条，偏执，功利，廉价的浪漫主义，空洞的鼓动宣传，甚至直接用文学来组织群众发动革命……这些，周文都很少沾染。本原，对一个从偏远边城来的一个左倾文学青年，这些都是极易受到蛊惑的。周文走了另外一条踏实的路，写他熟悉的，写他心中的，由此，我们才看到了像《雪地》、《山坡下》，《在白森镇》、《烟苗季》等等一大批内容独特，风格迥异的周文式小说，为中国现代文学留下了一幅幅不可取代的社会生活画卷。雪域高原，茶马古道，险关狭谷，挑夫马帮，军阀土匪，山民烟客，家族倾轧，同仁暗斗，帮派火并……读周文的小说，常让我想起凤凰城下的沈从文，呼伦河畔的萧红。

周文几乎是一脚就踏入了中国文坛，处女作就是成名作。他被鲁迅先生看作中国最有才华的青年作家之一。1934年，鲁迅和茅盾应美国作家伊罗生之约，编选了一本中国短篇小说集，入选23位作家，周文名列其中，同时又把周文、刘丹主编的《文艺》月刊杂志也推荐给了伊罗生。我后来常想，如果周文就在文学之路上走下去，又会如何呢？三十年代他的许多同道师友——胡风，巴金，聂绀弩，靳以，肖乾，黎烈文，肖军，肖红，张天翼、沙汀、艾芜、欧阳山……周文会成为哪一个的相似者？
由西康边城到十里洋场，周文成为一名作家的同时，也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这两种身份，编织成他跌宕复杂的人生。

回望中国漫漫百年，怀想周文传奇一生，突然发现，他一生中有两次出川，神秘地划出他两道古怪的命运曲线。
周文的两次出川相隔整整十年。
第一次出川是1930年初，行川江，过夔门，下江南。那一年他23岁。
这一次是苦闷，忧愤，孤独而出，自信，睿智，从容而归。
第二次出川是1940年初，越秦岭，出剑阁，赴陕北。那一年他33岁。
这一次是豪迈，热情，坚定而出，却是归去不再来兮……

2·披云出夔门

1907年6月17日，川西，山水林木深处的古镇荥经，一个男婴呱呱坠地，起名何开荣。踏入文坛后，他给自己改名为周文——周，他崇敬的鲁迅先生本姓。文，他钟爱一生的文学。

一百年之后，我来到周文故乡。飞抵成都，行驶三百多里到美丽的雨城雅安，再驶数十里，到群峰环绕，林木森森的荥经，这里还保存着数人环抱的古树，保留着数百年前的老屋和风情如梦的旧街巷。我想，百年之前，在这样偏远闭塞，与世隔绝，又山清水秀物产丰饶的地方，大多数人都会囿于故土，终老一生。特别像何家这样有房有地有店铺，家道还算殷实，未有衣食之虞的人家。4岁，周文上私塾，一读就是十年。15岁，考入新学堂雅州联立中学。16岁，在母亲包办下完婚。18岁，到表姐夫任旅长的川边军供职，做候差，文书，印鉴官，禁烟委员……20岁，做了康定化林坪分县的代县长。从上面简单的履历可以看出，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环境，他算是顺遂的。他有一个能干果决的母亲，有一个稍有权势的亲戚，还有几个慧眼识才的师长。就这样一个本原可以安宁平庸度日，或升官发财娶姨太太的边城青年才俊，突然决意出川，浪迹天涯了。

生活中有许多偶然。周文恰恰在他人生的几次关键当口，都被某种偶然遇上了。

母亲为他包办的婚姻，是他出走的第一推动力。中国五四之后的作家，革命家名单中，因不满封建包办婚姻而走上新路的人不在少数。周文兄弟三人，他是长子。周文的父亲是秀才，中医，开了一家药铺。父亲在他5岁时患肺病去世，母亲独自撑起家业，养育失怙三子。在一个男权社会中，孤儿寡母有许多的凄凉、苦楚与无奈。周文的父亲离世之后，母亲便让孩子们对她以“爸爸”相称，并寄希望于长子周文，希望他早日成人成才，成为家庭栋梁。在他16岁的少年时光，周母便主持周文完婚。新娘是周文全然陌生的，比他大两岁，是临近一户小地主家的女儿。紧接着，母亲让周文到表姐夫的部队里任职，周文离家赴职，也算是一次对无爱婚姻的逃离。但是对于一个单纯，善良，梦尚未做完的知识青年来说，部队血腥，鄙俗，冷酷，弱肉强食的生活，无异是另一种地狱。那一段日子唯一的收获，就是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许多独特又鲜活的素材。

他不断地变换职业，后来考取国民二十四军刘成勋办的川康边政训练所，这个期间，他读了许多对他来说无异于开天眼的书刊：政治学、经济学、帝国主义、三民主义，郭沫若，张资平，陈独秀，鲁迅……他被启蒙了，苦闷彷徨之中，他看到了黑暗与愚昧，不公与野蛮，他渴望光明，渴望自由，渴望寻到生活的意义，也渴望真正的爱情与婚姻。

在川康边政训练所时期，周文遇见了影响了他一生的两个人，一位叫刘伯量的老师，一位名叫骆枕寒的青年友人。周文后来说：“我一位同学的弟弟骆枕寒和我很要好，他也不满于家庭和军队生活，坚决离去，在上海流浪，他的个性很强，人很正直。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他在上海经常和我通信，叙述他流浪的苦境，也叙述他的快乐。那种苦我是不怕的，在我觉得倒是一种快乐。我能够离开我的家乡，能够离开周围一切我所痛恶的……”[1]

无爱的婚姻，两人都被深深伤害。母亲渴望家族早日兴旺，周文的小弟不幸夭亡，母亲太需要男丁，周文只得生下一个孩子——可惜是一个女儿，在母亲要求下，妻子又怀孕了。周文不能够再忍受下去，编了一个谎言，从母亲那儿要来了200银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骗来了200银元。于是，1930年3月，他抛家别子，跋山涉水决然出川了。

船出夔门，他回头对着渐行渐远的家乡喊着：你丑恶的四川，我永远不要再见你了。

往后的十年，是周文一生中可圈可点日新月异的十年。那是一次痛苦，艰难而绮丽的羽化，他破茧为蝶。

三月出发，五月到上海。骆枕寒的哥哥接待了他，告诉他上海太过奢华，不能久留，带他去到南京，住在四川会馆，与骆枕寒等一批川籍流浪青年开始了一段艰苦又浪漫的生活。有钱大家花，有饭一起吃，读书论世，桀骜不驯，看《阿Ｑ正传》、《拓荒者》，看花花世界，新生活。这天地人三不管的日子倒也很自在。但等到大家的钱都花光了，还得去找寻吃饭的行当。

当年在川康边政训练所的刘伯量老师，此时已任南京政府农矿部林政司司长。知道周文境况，把他介绍给一位即将去浙江兰溪任公安局长的同乡，安排他做了一位科长，有吃有住，月薪50元，这一类查毒禁赌的肥差，还有许多额外进项，像他这样的外来流浪打工者，该是非常满足了。但周文身上有一种东西，那就是传统文人与现代独立知识分子都视为身家性命的道德追求，就像学者张宁指出的“他与周扬、丁玲等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周文的不同，并非来自独立思考，而是来自独立道德。”这一点，让他不见容于所谓的旧社会，到得后来，同样也不见容于他曾经以全副身心去拥抱的新制度。

去兰溪赴职后，周文并无自得之感，甚至很不快乐。他不喜欢整日在身边蝇蝇嗡嗡的那些想从他身上讨些好的地皮流氓，也看不惯那种官府豪绅或明或暗的枉法勾当。一次接报有豪绅聚赌，抓还是不抓，局长很是犹疑。周文坚决要抓，并且果真就抓了，还亲自审问施以处罚。果然就弄到县长跑来责问局长，被抓者放出后扬言报复，让局长非常狼狈，只好赔罪道歉。刚刚到任几个月周文慨然辞职而去。

周文又回到南京，他不愿再依赖刘伯量，自己考取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抄写员，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大会”抄写国民党党员的调查表和测验表。干了一个月，他开始吐血，查出了肺病，那是致他父亲于死的一种恶病。刘伯量借了一笔钱给他，让他去西湖疗养。而后，刘伯量再次介绍他去江西修水，担任修水县水利委员会科员，月薪40元。不到一个月，周文再次请辞。

在修水期间，周文知道了红军，知道了共*产*党，并心向往之。他隐约觉得他的好友骆枕寒是一个可以帮他找到共*产*党的人，又远赴广州去找他。在1940年到达延安不久，交给中组部的自传中，周文这样写道：“回到南京后不久，‘九??一八’事件爆发了，许多人去参加了义勇军，在南京城里报名，每天早晨跑去出操，但我不愿参加义勇军，我当时觉得那是狭隘的国家主义的观念，那时我认为所谓保卫国家者，是替国民党，替压迫阶级保卫国家，我不愿干，我要的是加入共*产*党。我非常苦闷，找不到共*产*党在那里！我积极的开始看关于国际问题的书，《苏联视察记》我看到了。我又第一次真正明了这世界上已经有了不准人压迫人而且进向新人类的国家，而这国家就是共*产*党所创造的。我对于加入共*产*党的心更是非常热切。决心为创造新社会而奋斗……我认为要找寻共*产*党恐怕只有骆枕寒才有办法。我认为他一定还认得一些共*产*党。我决定到广州去找他。” [2]

在广州，周文找到了骆枕寒，但是没有找到共*产*党。没有工作，衣食无着，他们不得不再次返回南京。时局动荡，刘伯量愿意出钱送他回四川，母亲也来信要他返乡，但是周文都拒绝了。靠着刘伯量偶尔的接济，周文和骆枕寒过着极其清贫的生活，但做着极其壮丽的梦。他们互相温暖互相鼓励，读一些社会科学书刊，了解十月革命。这样激越又罗曼蒂克的生活过了几个月，依然难以为继。刘伯量再一次介绍他到安徽省教育厅任事务员，又过上了月薪50元的小康生活。

安徽省教育厅秘书处有一个日本留学归来的年轻人，是厅长的弟弟，叫叶元烁——就是日后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以群。许多年中，凡上过大学中文系的，大都读过他那本大名鼎鼎的高校教材《文学的基本原理》。以群当时在编一本叫《安徽学生》的刊物，他无意中发现周文那儿的一本禁书——苏联小说《一周间》，他开始注意周文，并把他也调到秘书处一块儿编刊物。这份工作比较清闲，让周文有时间写那部酝酿已久的长篇小说。周文的文学生涯由此发端，同时，他的革命生涯也由此发端——周文生平第一次遇见了一个活生生的共*产*党人。以群成了周文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这一点是那位乐善好施的国民政府林政司长刘伯量先生始料所不及的。

周文死后第14年，1966年8月，文革高潮中，叶以群在上海跳楼自杀。这也是这位革命领路人当年不曾料想到的。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也注意到刘伯量这个人，在周文的文字中，多次出现过这个名字，周文在自传中这样说道他：“刘伯量是我的老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对革命相当同情，我的亲戚——过去当副司令的那位，名贺次璜，我回成都后又和他往来，他对革命无所谓。文艺界如：老舍、马宗融、罗念生、谢文炳、刘盛亚、李劼人、陶雄、萧曼若、刘开渠、厉歌天、叶鼎彝等等，都是自由主义的作家，对革命很同情，和我都很好，现在还在通信。”可以看出，在周文那里，“自由主义者” 是一个还说的过去的褒词。

周文这段话中提到的刘盛亚，是刘伯量的儿子，在南京期间，周文曾与他一起筹办文艺刊物。刘盛亚后来留学德国，纳粹上台，刘盛亚写过十多篇揭露纳粹的文章，成为我国最早的反法西斯作家。抗战开始，刘盛亚毅然返国共赴国难，被聘为内迁乐山的武汉大学教授。1957年，与时任川大农学院院长的父亲一起，双双划为右派。1960年，刘盛亚死于峨边沙坪劳改营。

在安徽省教育厅，周文与以群成为形影不离的密友，从他那里，周文读到了《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国家与革命》、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还有苏联版的《党员初级读物》，也读他以笔名华蒂发表的许多作品。

周文倾听，思索，阅读，写作。

周文在以群的鼓励下，开始在他主编的《皖江晚报》副刊《雀鸣》上发表作品。

周文完成了革命启蒙后，以群告诉他，自己是左联的。左联是革命文艺组织，鲁迅也在里面。他们成立了“安徽文艺研究会”，算作左联的一个部分。
周文说：“我在这时期，一直都非常兴奋，我们研究着，工作着。到十月，华蒂（以群）回上海去了，我就介绍骆枕寒给他，骆枕寒也就到了上海。十一月，我便辞去了教育厅的职务，赶到上海，参加‘左联’。因为骆枕寒是修理飞机的技术人员，他们把他介绍给党，送到福建苏区去了，听说他后来在那里当了参谋，带了伤，长征时留在中央苏区。牺牲了！我在‘左联’里参加了一个小组，并担任油印工作。那时‘左联’编一部改编名著的大众丛书，要我编《铁流》、《毁灭》……我开始发表小说，用的笔名是何谷天。”[3]

1933年2月，周文由左联组织部长以群和宣传部长丁玲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被选为左联执委，组织部长，并进入党组，党组的另两位成员是林伯修和周扬。开始了他职业革命家和职业作家的双重生活。

那时候的革命者，没有工资，生活靠自己去挣，住房靠自己去租，苦难与危险靠自己去承担。这些都满足了周文对自己的道德要求，也保证了他道德独立的自我期许。在漂泊的旅途上，他有时和那些底层的穷苦百姓一起挤在混乱肮脏的轮船上，火车里，会有一种融入劳苦大众的自豪感。也为他们的贫穷与不幸感到伤痛。这些，成为他创作的道德背景。
1933年4月，周文到左联的数月之后，他的生活里进入一个女性，这是一个日本归侨的女儿，当时还在上海一个教会中学读书。这个女性就是多年之后我叫她“姥姥”的郑育之。
郑育之，1913年生于日本横滨，1919年归国。父亲是一家金业交易所会计科科长，在当年上海滩上，该算中等人家。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许多这样人家的小姐，都醉心于革命文艺书刊。郑育之的人生嬗变，与一位当时著名的左倾女作家有关，那就是当时风靡一时的《莎菲女士日记》的作者丁玲。“9??18”事变之后的一天，丁玲由一位地下党身份的老师请到郑育之班上讲课，这是少女郑育之第一次与丁玲相遇，从此，她与丁玲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情谊。那一堂课之后，那位老师给她们几个要好的学生讲了一些丁玲的故事，包括她那个被枪杀的丈夫——作家胡也频。
1932年1月28日，日军分三路猛烈进攻上海，蒋光鼐、蔡廷铠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陆军奋起抗敌，史称“1·28”事变的第一次沪淞抗战爆发，上海进入动荡年代。郑育之等几个向往革命的学生已经无心念书，她们希望找到共*产*党，数次努力未果，三个十几岁的丫头竟冒昧地给当时丁玲主编的刊物《北斗》写信，表达了这样的愿望。两个月多之后，当她们几乎失望的时候，丁玲委托以群给她们复了信。经过一段时间考验，接纳她们三个女生进入左联工作。
在一次秘密的组织生活会上，郑育之第一次与周文这个曾经天远地隔的川西青年相遇。
郑育之一边念书，一边为左联做一些工作。她当时已经是一名地下青年团员。
参加那次会议的还有以群和与郑育之一起给丁玲写信的姑娘梁文若。那是一次很有意思的会议，在四川北路1649弄，周文租住的一个亭子间，革命说完之后，大家各自叙说了自己家庭的政治经济情况，婚恋情况。周文如实说了自己的家庭，经历以及婚姻和逃婚。梁文若则宣告，她已经和以群同居。
浪漫时期的革命情侣常常走不到头。梁文若和以群最终分手。但是数十年后，都选择了同一条不归路，文革中，梁文若也跳楼自杀。而郑育之却从此与周文风雨相随，一直到周文倒下。
这一年，周文26岁，郑育之20岁，正值豆蔻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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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反攻[转帖]

　　　　作者：王外马甲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与抗战胜利喜讯同时送达到一连的，还有返回骑兵团的通知。

　　1945年8月，冀鲁豫行署和军区联合发布命令：“全区军民总动员，解除盘踞在边区的日伪军武装，进占大城市。”并迅速组织了南、北、中三路反攻大军，向日伪军发动全面进攻。

　　根据军区指示，大反攻第一阶段的任务是占领大城市。中路军是反攻的主力，由三个纵队组成，任务是消灭伪庞炳勋部，攻占开封市和新乡市。骑兵团属于中路军的第一纵队，这个纵队还包括十四团、十六团、军区特务团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武装。

　　一连回到内黄驻地的时候，大部队已经出发了。刘春雷连长得到的命令是：担任纵队的后卫。

　　听说这次纵队的前卫是二营四连，一营一连的战士们顿时很不满意：都是刚从游击区回来的主力连队，凭什么让红马连跑最前头，让黑马连在最后？这要是进了开封城，等人家都高兴够了我们才赶到，多没面子。

　　本来，一连的人觉得自己这两个月干得挺不错。人马壮大到了两百多，新补充的战士都是在河西选了又选的人尖子，个个精干强壮。战士齐装满员，战马膘肥体壮，就连炊事班也添加了六头大青骡子；全连配备机关枪、冲锋枪、长枪、短枪、盒子炮……这装备！一般的主力团都不一定比得上。大家正寻思着在兄弟连队面前显摆一下呢，谁知道——后卫！

　　不过，话说回来了，这后卫也不是好当的。

　　从8月12日开始，行署就下达紧急通知，要求全区民兵、自卫队员武装起来，参加大反攻。各县大队和独立营都升级为丙种团，民兵们成班成排地集体入伍，整连整营地加入八路军。15日，边区救总会又提出“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号召，救国会会员、儿童团员、姐妹团员纷纷响应，支援八路军。8月17日，行署再次发出《各级学校参加进军总动员工作的训令》，要求中学教员、学生立即参加前后方工作，甚至部分小学生也参加了战地服务。

　　经过长期抗战，冀鲁豫根据地青壮年的参军比例本来就已经很高，这次紧急动员，标准更是大为放宽，小至十五岁、大到四十五岁的壮丁都可以入伍。许多人扛着梭镖，拎着大刀就当了正规八路。他们无论是身体素质或者训练水平都难以适应长距离行军的需要，因此，从第一天开始就有大批人员掉队。

　　跟随部队前进的不仅有支前的男女老少，还有好些返乡回城的难民。推车挑担、牵牛撵羊、扶老携幼、前呼后喊的，更给行进队伍增添了许多混乱。

　　一连走在纵队的末尾，既要维持秩序，又要帮助收容队，进入敌占区以后还要防止汉奸特务破坏，忙得不亦乐乎。骑兵们虽然对担任后卫工作不痛快，但看见乡亲们喜悦的神情，也不由得高兴起来。不管怎么样，胜利了，反攻了，总是值得庆祝的大好事啊！

　　“怎么样？老乡们，能坚持吗？”

　　“放心吧，能坚持！过去鬼子逼着咱们‘跑反’，啥样的苦没吃过？现在跟着八路军大反攻，打到开封府去，再大的困难也能坚持！”老乡们虽然走得一瘸一拐，情绪却十分高涨。

　　大军兼程行进，接近敌占区，环境也变得复杂起来。路旁有许多半人高的杂草丛，为防止敌特埋伏打冷枪，骑兵们就时不时地进行巡查。

　　路过一片滩地，刘春雷听见前面有人喊叫：“抓住了没有？抓住了没有？”他急忙跃马过去看情况。赶到跟前，发现几个小八路挤在草丛里不知正忙乎着什么。还没来得及询问，有个人跳了起来，冲着大刘的战马欢叫：“公鸡！公鸡！”

　　呵呵，认出来了，这是吴立然的妹妹，那位“收听重要社论”的小电台员。

　　“小广播，你怎么在这里呀？”

　　“我们掉队了。”

　　“那你们刚才喊什么？”

　　“兔子！我们抓兔子！”

　　兔子钻进洞，早就跑掉了，几个憨憨的小八路还守在洞口傻等。

　　掉队的小八路不愿意进收容队，非要跟着骑兵走。刘春雷只好把炊事班的骡子牵过来，两个人合骑一头。几个小战士高兴得不得了：“骑马进大城市喽！”

　　“说说看，进大城市有什么好？”骑兵们一路上总在议论这事，都知道大城市一定挺好，可谁也说不清它到底好在哪里。

　　“告诉你，进大城市，就能吃上机器做的面条了。”“小广播”一副经验老到的样子，“不用和面，一摁电钮，想要多细就多细，想有多长有多长！”

　　这个理想非常实在，的确值得大家神往。在场的所有人，包括当过厨子的刘春雷也只吃过手擀的面条，猜不出机器做的食品会是什么样的美味。

　　太好了，加把劲，进开封府，品尝高级面条去！

　　再往前走就进入了敌占区，沿途老百姓摆上茶水瓜果欢迎子弟兵。有的群众还主动为八路军带路，报告敌情，帮助运送物资。每当遇到这种场合，就是一群小八路大显身手的时候，他们蹦蹦跳跳又说又唱的，搞得热闹非凡。

　　“小广播”和她的伙伴属于中路军的宣传队。这些从机关、学校出来的小孩们没有经过磨炼，长途行军自然就有些吃不消。他们每天跟着前卫部队第一批起床出发，大清早的时候，鼓动宣传，摇旗呐喊，十分起劲；到中午就开始不行了，越走越慢；结果是每天傍晚，就铁定落到大刘他们后卫连的手里。

　　不过，虽然是老掉队分子，却依然精神抖擞。腿脚迈不动了，嘴皮子照样利索，叽里呱啦的大道理说开了就没个完。骑兵们戏称她是“小政委”。小吴姑娘还不同意，说是已经有首长封她为“三军总政委”了，因为从早到晚，她可以从前锋、中军，一直宣传到后卫，功劳大得不得了。

　　8月19日，十六团和据守延津县城的日伪军打起来了，这是中路军出发后第一次作战。跟随行进的群众有的停顿下来，有的绕道前进，负责维持秩序的骑兵一连也就更加忙碌。可这一天，到了傍晚也没有看见小吴姑娘，“难道她今天没掉队？”大刘正纳闷，遇到了宣传队的人。小伙伴们说：“她今天走不动，早就落在后面了。”刘春雷一听就急了，赶紧带着吴立然返回去寻找。

　　天色渐渐黑了，几个骑兵手里拎着长竹竿，遇见深坑就捅一捅，看到草丛也捣一捣，好不容易才在一片草地上发现了这小八路——人家头枕着背包，睡得正香呢！也难怪她犯困，每天最早一批起身行军，最后一个回到宿营地，对十五六岁的女孩来说，实在是太辛苦了。

　　吴立然揪住妹妹好一顿埋怨，而“小广播”却揉着眼睛四处找她的挎包。那里面有干粮，换洗衣服，还有书本文具。旁边的老乡说，刚才有个“罢战”的伪军从这里经过，挎包准是被他偷走了。

　　那时候，****对日伪军开展了“罢战优待运动”，办法是在敌据点和交通线附近设置“罢战接待站”。伪军们只要到那里登个记就算是“罢战”成功，愿意留下的欢迎入伍，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如果上缴了枪支弹药还能得到张“收到条”，凭条子可以到县政府领取相应的奖励。日本宣布投降后，路上经常可以遇到这类拿着“罢战条”、“收到条”的返乡士兵。

　　在敌情复杂地域行军掉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但在当时，受到胜利大反攻形势鼓舞的年轻战士似乎并不感觉到害怕，更多的是觉得新奇好玩。

　　刘连长的心情也很放松。十六团攻打延津县城，三个小时就解决了战斗，俘获伪军一千五百多；隔天，又顺利攻占阳武、鲁岗；8月21日，八路军围攻封丘县城，全歼守敌两千余人，城内的日本兵没有进行抵抗，全部自杀。有伪军交代说，开封的日军已经把武器按五支一捆的标准集中起来，准备投降了。骑兵们于是认为：伪绥靖公署主任庞炳勋手里只有一个团，根本挡不住八路军，开封城指日可下。

　　然而，就在8月21日的晚上，一连突然接到紧急命令：立即移交后卫任务，连夜赶往团部报到。

　　当时，骑兵团主力正在开封以北二十公里的荆隆宫地区破坏新汴铁路（这条铁路解放后废弃了）。刘春雷在路上就听说二营长受了重伤，接着又看见四连二排的十几个人坐在铁轨上。

　　战士们看见老排长就哭了起来：“日本投降是假的呀，咱们这次吃亏了。”

　　“哭什么！你们排长呢？”

　　“死了。”

　　“王连长呢？”

　　“也死了”

　　“蔡指导员……”

　　“死了，都死了。”

　　接连问了七八个老战友的名字，得到的全是不幸的消息，大刘也被惊呆了。

　　荆隆宫位于封丘和开封之间，新汴铁路从这里经过。21日上午，骑兵团占领火车站，切断了开封（汴梁）与新乡之间的联系。下午的时候，从开封城里开出来一列铁甲车，径直停在了荆隆宫站台上。当时驻守车站的是担任前卫的四连，他们见鬼子不开枪不打炮就以为是来投降的，还没弄清是咋回事就糊里糊涂上前“受降”了。

　　大反攻的路上比较顺利，这给部队带来了能够轻易获胜的错觉；并且，上级多次强调要注意俘虏政策、注重部队形象，所以四连没有做太多戒备，整装列队迎向了铁甲车。刚走到跟前，敌人突然开火了，百来号鬼子端着刺刀冲杀出来，骑兵连顿时伤亡惨重，指导员蔡修仁当场牺牲；连长王元力倒在战友怀里，只说了句“为什么……”，就咽气了。

　　小鬼子诈降！四连被激怒了。

　　火车站附近的环境对骑兵作战极为不利。二营长吕兆清命令战士们撤出来，可红马连的汉子受不了这个窝囊气，硬是抗命不退，抡着马刀与敌人肉搏死拼。双方近战厮打、胶着在了一起，全都杀红了眼，谁也退不下来，吕营长只好带领五连加入白刃格斗。直打到一营的二连和三连赶来支援，才终于炸毁铁甲车，消灭了残余的鬼子。但这时候，吕兆清已经身负重伤，生命垂危。

　　这一仗给许多人造成了很大疑惑。王元力的那一句“为什么”同样也萦绕在战友们的心里，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小鬼子到底投降了没有？别是耍了个调虎离山计吧？”有的猜：“咱们是不是中了鬼子的埋伏？”

　　一连接替四连担负荆隆宫车站的防守任务。在团部，领导再三要求连长和指导员一定要认真做好战士们的思想工作。可到了阵地上，刘春雷发现根本用不着做动员，大伙的情绪高昂：“鬼子不投降，咱们就接着干！”“见到鬼子，动手打就是！”

　　中午的时候，开封的鬼子又来了。这一次出动了十二辆坦克，没看见步兵。日军在远处打了一通炮又吹了一阵军号，大概是想探听火车站里的日本兵死光了没有，没得到回应，就掉头朝东北方向开走了。

　　骑兵们一时疏忽，没能把这个情况及时通知友邻部队，后来才知道，这些坦克一直窜到了封丘县城，二纵队的老七团也因此吃了亏。

　　当天晚上，十六团上来接替防御，骑兵团随即离开火车站朝西南方向进发。

　　8月23日，冀鲁豫反攻部队的中路军进至开封以北二十公里的荆隆宫，南路军也已进至开封以南的陈留、朱仙镇地区，先头部队离城仅十五公里，八路军已对开封形成夹击之势。

　　开封西面的郑州驻扎着日军十二军军部，骑兵团的任务是切断陇海铁路郑州至开封段，确保我军顺利围攻开封。当晚，骑兵们星夜行军越过黄河（花园口决堤之后，黄河夺淮入海，中下游河道是干涸的），于24日清晨抵达中牟火车站，切断了陇海线。

　　中牟县驻扎着日军警备队，八路军下马攻坚，首先把炮楼炸了，扫清外围障碍，再从东西两面同时进攻车站。鬼子兵知道大势已去，就聚在礼堂里大哭号叫，一个日本军曹挨个杀死其他人，然后又给了自己一枪。

　　一连最先冲进火车站，发现站台上堆积着成捆的棉花、柞蚕丝，还有些麻袋和箩筐，里面装的大多是当地的土特产。通过讯问伪铁路职员，得知车站旁边还有个日本商社的大仓库。刘春雷跑去一看，库房内外尽是些焦炭、烟叶什么的，连一杆枪、一颗子弹也没有，觉得失望极了。

　　刘连长对民用物资不感兴趣，政治处宣传股长韩祥鳞却仔细地在屋子里东翻西拣，结果还真让他找到了宝贝——印刷机和印刷纸。印刷机有好多种，韩股长觉得，机器嘛，个头越大的越好，于是弄了两台最重的驮在马背上，把战马压得直哆嗦。那些印刷纸他更是一张也舍不得丢，分成一摞一摞地塞进战士们的行囊里，硬是全部带走了。也别说，这些东西日后都派上了大用场，印课本，印传单。骑兵团印刷的《铁骑报》，比军区的《战友报》还漂亮。

　　李庭桂政委吩咐一连把车站上的物资集中起来，还说要进行登记。大刘干这个活可不拿手，他带着战士们跳上跳下，翻箱倒柜，忙得晕头转向。

　　正在焦头烂额的时候，突然传来命令：“全团拔营，向滑县方向前进。”

　　大伙蒙了：“怎么向北走？怎么回去了？开封城不打了？”

　　站台上的物资怎么办？团部的回答是：丢掉不管，立即出发！

　　这是咋回事？到手的东西不要了，开封城里的机器面条也吃不成了。中牟县的群众前来慰劳八路军，敲锣打鼓地刚走到营地边上，却看见骑兵团急匆匆地上马而去，领头的人举着写着慰问信的大红纸愣在当场。

　　这时候，不仅老百姓觉得莫名其妙，就连骑兵们也是一肚子的窝囊。

　　关于冀鲁豫军区8月大反攻，党史资料上是这样记载的：“自8月14日到24日，我军攻克县城十八座、大小据点数十处，歼灭日伪军八千六百余人。至此，第一阶段任务胜利结束，边区大反攻进入第二阶段。”

　　这样的叙述当然没有错。但事实上，当时，开封城和新乡城仍在敌人手里，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并没有完成，八路军就掉头北上，返回根据地了。

　　开封是当时的河南省会。日本投降以后，开封城里的最高军事长官是“中将加上将衔”的庞炳勋。这位伪河南绥靖公署主任此时已成了“国军新编第一路军总司令”。只不过，他的手里只有一个保安团，其他的“国军精锐”都还远在数百公里之外。

　　8月15日这天，蒋介石发表了一篇因“以德报怨”而闻名于世的抗战感言。在这段广播讲话中，他除了号召大家“感谢仁慈的上帝”，还大谈和平、大讲如何按照《基督宝训》的要求去“爱敌人”，要求中国军民原谅日本人。

　　对这番言论，八路军的看法是：“和平是假，勾结日寇是真。”

　　《杜鲁门回记录》中有这么一段话：“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会被****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因此，我们命令日本人守着他们的岗位和维持秩序。等到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

　　的确，蒋委员长需要美国人撑腰，自然十分“感谢上帝”；他需要日本鬼子帮忙阻挡八路军，当然就要“爱敌人”了。

　　8月21日，国民党政府命令开封日军接管防务，何应钦接连向日军发出电令：“未奉受降主官之命令及通知之部队，日军应拒绝通过，并防止其强迫占领城市，否则各该地日军指挥官应负其责任。”“如果各地在指定之国军接收前，被**所占领，日军应负责任，并应由日军将其收复，再交还我接受部队”……

　　因此，从8月21日起，日军与八路军围绕开封城的争夺越来越激烈。8月25日，国民党军队也相继赶到开封、新乡一线，八路军面临着被反包围的危险。

　　针对这种复杂形势，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8月22日指示各军区：“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交通要道，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

　　这个指示是非常及时的。当时，晋冀鲁豫军区刚刚建立（8月20日，由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军区合并而成），太行山上只有参谋长李达一个人在家守摊子，缺乏有效的指挥调度。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临战前没有指挥作战的将军，好多将军不在，都在延安开会”，部队并没有做好进行大战役的准备。

　　到1945年8月底，国民党军不仅逼迫八路军放弃了开封、新乡，还夺走了刚刚收复的封丘和延津。更可气的是，冀鲁豫周边的伪军一夜之间都变成了国军，庞炳勋（新一路）、蒋希斌（新七七师）、秦润普（陕州先遣军）、康伯英（先遣第五军）、李英（中央先遣军）、王自全（安东先遣军）、郭井泉（临漳先遣军）、程道生（四县保安总队）……全都闻风而动，趁着八路军主力外出之际，向解放区腹地发动进攻，给冀鲁豫根据地带来了极大威胁。

　　八路军各主力团队都经过长期战争的磨炼，见势不对，说走就走。但是，那些新编的部队、那些支前的民兵和那些跟随大军行进的群众可就吃大亏了。

　　骑兵团回到黄河北岸的时候，战场情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道路上一片悲凉，到处是匆忙赶路的人群，到处可以听到召唤亲人的哭喊声。许多熬过八年抗战的家庭，却在这时候失散分离。在路上，经常可以遇到掉队的人员，也能看见逃兵。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变化，有的人慌乱了，先前整营整连入伍的新战士，这时候成班成排地逃跑。

　　骑兵团没有人逃跑，但是，通信员吴立然却在这时候失踪了。

　　1945年8月29日，骑兵团在新乡城外的西台头村打了一仗。当时，国民党新乡县保安团看见八路军撤退，以为有机可乘，居然主动攻击行军途中的十六团。由于敌军大部队逼近，步兵部队不能恋战，上级就派骑兵团快速出击。激战两小时，敌保安团被歼灭，团长贺兰亭化装逃跑了（1950年被新乡人民政府处决）。

　　战斗结束后，骑兵团继续进发，一连受命担任前卫。刘春雷连长派通信员去和前面部队联系夜间口令的事，结果吴立然这一去就再没回来。等骑兵们追上十六团的后卫，人家都说没见到小吴。刘春雷知道坏了，别人或许有逃跑的可能，但吴立然绝不会当逃兵，一定是在什么地方遇到了麻烦。可当时的新乡是敌占区，联络不上地方干部，根本没办法寻找失踪人员，部队只能继续前进。

　　吴立然参加骑兵团还不到四个月，带到部队的新鞋子还没有穿完，就不知长眠在哪一片黄土之下了。那一年，他十八岁，他的生命也永远停留在了这个美好的青春时刻。

　　部队撤回根据地之后，冀鲁豫九分区转而围攻仍被日伪军占领着的滑县县城和长垣县城。骑兵团没有参加这些战斗，他们奉命到淇县打击“官老抬”武装。

　　淇县位于华北平原和太行山区的交界处，历史上是个出绑匪的地方。国民党的一位姓张的县长不知做了什么“招安”工作，居然将各路土匪纠合成一支不伦不类的队伍，当地人称“官老抬”。

　　这“老抬”就是绑匪，即便是官办的也没有多少战斗力，动用正规八路军主力团打击这些乌合之众，简直就是“雷公劈豆腐”，大材小用。可没想到，军分区的张国华政委和王晓参谋长（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还亲自带队作战，对敌情非常重视。

　　这伙“老抬”都是当地惯匪，打起来容易抓起来难。八路军成天撵得鸡飞狗跳，一时半会儿的效果也不明显，这可把首长们急得不行。骑兵一连在淇县打过游击，熟悉环境，张国华就经常带着黑马连行动。有一天，老百姓报告说什么地方有把“磨子枪”（因为重机枪能转着圈射击，所以老百姓就这么称呼这玩意儿），张政委急忙率队连夜出击。把人抓起来以后才知道什么“磨子枪”，是盗墓用的洛阳铲。

　　几趟下来，骑兵们就有点犯嘀咕：“别人在打县城，我们却在这里对付蟊贼，真没意思。”

　　9月20日那天，冀鲁豫军区作战科长赵晓舟（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和骑兵团的组织股长李选贤来到骑兵一连，对照花名册挑选战士，曾经当过伪军的不要、和地主有关系的不要、政治表现不好的也不要……连战斗任务是什么都还不知道，先就剔除了五十多个人。

　　刘春雷不干了：“我们一连的人个个靠得住，天大的难事，要上一起上，要不去都不去。”

　　赵晓舟一拍桌子：“这是命令！懂不懂？再啰唆把你捆起来。”

　　大刘只好不啰唆了。

　　精选出来的人都换了新枪，全团数得着的好马也都补充到了一连，甚至团领导的坐骑也牵来当备用马。刘春雷顿时明白这趟任务非同寻常。要知道，调换新枪还好说，可要是叫骑兵们把自己的战马让出来，却是件了不得的大事。

　　淇门，是卫河与淇河的交汇处。

　　一千二百多年前，唐代诗人陈子昂曾经在这里写过一首《征东至淇门答宋十一参军之问》：“南星中大火，将子涉清淇。西林改微月，征旆空自持。碧潭去已远，瑶华折遗谁。若问辽阳戍，悠悠天际旗。”在这首诗中，讲述了自己告别朋友、踏上征程时的心情。

　　时光流转，1945年9月21日，九分区政委张国华、军区作战科长赵晓舟带领骑兵团一连也来到这里，迎接参加延安“七大”归来、重返前线的****将领们。

　　下午四点左右，在渡口担任警戒任务的骑兵一连遇到了从太行山下来的护送部队，领头的是个叫周泉的团政委。互相通报身份以后，张国华政委就跑去迎接首长们。

　　过了一会，大队人马到了。刘春雷认出走在前面的有陈再道司令和杨得志司令，赶紧敬礼。结果这手一举到帽檐上，就再也放不下来了。

　　陆续走近渡口的有男，有女；有穿军装的，有穿便衣的；有单身一人，也有带随从带警卫的。刘春雷既不认识也没人给他介绍，只好就趁着大家登船的时候胡乱猜测：像杨得志司令这样的首长只带一个警卫，那些跟着十个八个秘书参谋的该是啥级别的领导？

　　过了卫河，太行部队就回去了，由冀鲁豫军区接替警戒任务。到濮阳以后，刘春雷才知道，人群中的这些干部包括：林彪、陈毅、肖劲光、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滕代远、林枫、邓华、李天佑……

　　“老天爷，这要是出了半点差错，搭上我十个脑袋也赔不起呀！”

　　那一天，有位领导在淇门渡口留下一首《如梦令》，正可以与陈子昂的诗句遥相唱和：

　　深沟，炮楼，铁卡；

　　事实，嘲讽，笑话；

　　日寇此封锁，

　　怎挡我过如梭？

　　寇贼今降，

　　风展红旗如画。

　　从延安返回各战略区的“七大”代表很多，他们由太行军区护送过平汉铁路，再由冀鲁豫军区接到濮阳驻地休息，然后又安排护送到下一站。冀鲁豫军区这里由副参谋长潘焱（开国少将）担任总负责。接人的时候，先和太行军区约好联络点，有时候到淇门等候；有时候则需要深入到铁路以西接通关系，但无论如何都要保证代表们的安全。

　　冀鲁豫比太行山“富裕”一些，“七大”代表来的时候行囊简单、随从寥寥，到了濮阳，军区就要给过路的领导配备警卫人员。那时候，战士们的观念是“一切服从组织需要”，被选中的人没有二话，领一支新驳壳枪，牵上马就去报到，指定跟谁就跟谁。骑兵一连就这么被调走了二十多个党团员骨干。

　　代表们还需要增配坐骑。马匹和走骡是从军区各部队抽调来的，但也有领导愿意选择骑兵的战马。

　　喜欢高头大马的是聂鹤亭；喜欢骑快马的是肖锋；王从吾则愿意骑稳妥听话的老马；张际春脾气好，骑大马笑眯眯，骑骡子还是笑眯眯；湖西军区的邓克明司令脾气大，马匹过道沟时稍微犹豫了一下，他就生气要换成战马：“老子最讨厌胆小鬼。”

　　骑兵一连在濮阳的时候，驻地旁边是山东代表团。有一天，山东行署秘书长周纯全（开国上将）过来看马，还问刘春雷这里有没有牝马，大刘就把边乔的“二小姐”牵了出来（边乔给战马起名字总是“三公子”、“二小姐”之类的）。周纯全当时挺满意，谁知道，晚上又把“二小姐”送回来了，还说了一件事，把刘春雷吓得不轻。

　　周纯全是想帮林彪的夫人叶群挑选马匹，当时叶群正怀着孩子（也就是后来的林立果），周秘书长以为牝马就一定老实，骑起来肯定比较稳妥，再加上这匹马很漂亮，于是就送过去了。但叶群骑上这匹马后不小心从马上摔了下来。潘焱参谋长把骑兵连长骂了一顿，大刘以后再也不敢随便调用战马了。

　　在军区司令部，刘春雷经常看见陈毅军长和别人下棋。据说陈军长的棋艺很高，只有曹里怀参谋长能和他过招。1943年底，大刘在二连当排长的时候曾经参与护送陈军长去延安，那时候离得远，没看清人，现在总算有机会瞧个仔细了。

　　当时，濮阳城里也有走江湖的艺人，什么打小鼓的、弹三弦的、唱河南坠子的，都在河边划地摆摊。艺人们也懂规矩，在解放区表演的内容都比较健康。其中有一种说书戏是专唱“李岩红娘子”的。李岩是开封人，所以河南人唱李岩就和山东人演武松一样合理。这种戏是两人合作一拉一唱的双档，热闹，大刘最爱听。

　　有一天，陈毅军长也溜达到河边去，搬个板凳听得津津有味。警卫人员得知以后连忙赶过去保护，因为这些江湖艺人中说不定就有特务，出了事可不是闹着玩的。演说书戏的看见来了这么多背盒子炮的，顿时吓得不敢唱了。陈军长站起来说：“唱李岩很好嘛，李岩关心老百姓，老百姓也就记得他，可惜李岩最后被坏人杀害了。现在也有坏人想杀我们，我们要吸取教训，要准备斗争！”

　　的确，要准备斗争。

　　这时候，在根据地的北面，上党战役已经打响，太行、太岳、冀南的八路军各部正和进犯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激战；在南面，国民党第三十、第四十军和新编第十一军正沿平汉铁路北上，悍然进攻冀鲁豫根据地，邯郸战役一触即发。

　　针对国民党当局挑起内战的态势，冀鲁豫军民紧急动员，做好了应变准备。宣传队和工作队走遍大街小巷、田野乡村，号召群众打消和平麻痹思想，勇敢地站起来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

　　10月初，骑兵一连接到了回团归建、重返战场的命令。

　　临出发的那天，在濮阳城外，刘春雷又遇见了吴立然的妹妹。“小广播”正站在一个高台子上做宣传鼓动：“乡亲们！咱们才要和平，蒋介石又向咱们进攻了。他是全中国的恶霸头子，祸害百姓比村里的地主厉害多啦。

　　“咱们可不是好欺负的，日本军阀都叫咱们打败了，还怕老蒋啥？蒋介石有三条大困难：一是人心不顺，犯了全国的众怒，人民不赞成他；二是士气不振，枪炮虽好，兵不能战也不愿打内战；三是钱粮短缺，连国民党的财政部部长都说没办法。而咱们有三大有利条件：一是人心归齐；二是士气高涨，一个兵顶几个用；三是粮草充足。再加上毛主席、****领导得好，大家只要齐心加劲干，就一定能打退蒋介石的进攻。

　　“眼下，蒋介石正在调兵，眼看就要大仗。这个大仗打得好坏，关系很大。咱们必须紧急动员起来，大家齐心有组织，后方巩固了，前线才能打胜仗。

　　“为了保卫咱们的家乡、保卫咱们的边区、保卫咱们的胜利果实，为了争回和平，咱们一齐起来干吧！胜利一准是咱们的！”

　　转过头，小吴姑娘看见骑兵了，她向哥哥的战友们挥挥手：“喂！骑兵同志们，我们动员起来了，你们准备好了吗？”

　　刘春雷用力地举起拳头：“放心吧，准备好了！”

　　附近 骑兵团之后的命运

　　故事的叙述结束了。但事实上，骑兵们的光荣业绩还仍然继续着。

　　解放战争时期，骑兵团被编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七纵队（一纵、七纵合并后成为第一纵队骑兵团），参加了鲁西南会战，并且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征途中担任刘邓大军的后卫，立下了赫赫战功。

　　1947年9月，骑兵团奉命北渡淮河，脱离主力单独在外线活动。指战员们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转战新蔡、息县、正阳、平舆，创建了淮西（淮河以北、沙河以南）根据地，从而一举打通大别山和豫皖苏区之间的联系，有力地配合了大别山区的内线作战，得到了刘、邓首长的高度赞扬。

　　淮海战役期间，二野一纵骑兵团担负着钳制、阻挡敌黄维兵团东援徐州的任务。在洪河防线被敌先头部队突破的紧急关头，骑兵们不惜以自己的血肉之躯迎击敌人的装甲铁流，确保了中原野战军各部按时到达预定伏击地点。但是，骑兵团副团长、特级战斗英雄李树茂同志却在这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了。

　　由于骑兵部队不适宜南方水网地区作战，骑兵团没有参加渡江战役，而是于1949年3月被编入河南省军区，担负起剿匪护路、保证第四野战军顺利沿平汉线向南挺进的任务，部队也因此改称“河南军区骑兵团”。

　　1951年4月，骑兵团抽调两百多名骨干到西南军区，组建进藏骑兵部队。

　　1952年4月，骑兵团三营调归河南地方公安部队。同月，骑兵一营、二营北上察哈尔，被编入新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第一师。骑兵一营被编为高射炮营，二营被编为挽拽炮兵营，团机关被编为炮兵司令部。

　　1952年10月1日，骑兵第一师参加了天安门国庆阅兵。

　　1962年，新疆发生“伊塔事件”， 骑兵第一师奉命进驻新疆。

　　1964年，骑兵第一师被改编为摩托化步兵。由此，红十五军团骑兵团、一二九师骑兵团、第二野战军一纵骑兵团、骑兵第一师炮兵团最终发展成为了新疆军区摩步第八师炮兵团。

　　现在，这支部队还保留着三个红军连，他们是——炮兵一连（红一连，黑马连）、二连（红四连，红马连）、四连（红三连，白马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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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海洋的生命困境 [转帖]

　　校园、凶杀、爱情，支离破碎的事实片断，在那些青春灿烂的脸庞后，曲折幽深的人性若隐若现。这种野蛮的“返祖”行为，需要怎样的深仇大恨来铺垫？若没有足够的铺垫，杀人者本身思想深处又发生了多么深刻的变化？

　　朱海洋的生命困境　25岁的弗吉尼亚理工大学中国留学生朱海洋，在研究生生活中心宿舍一楼的AuBonPain咖啡店，用一把大号厨房用刀结束了22岁中国女孩杨忻的生命。5分钟后警察赶到，他提着她的首级呆立在那里。那是2009年1月21日的晚上。

　　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无论是在档案、成绩单上，还是在同

　　学和朋友的印象中，朱海洋一直都是个优秀学生。这不禁使人心生疑惑——为什么都是好学生？在中国政法大学的弑师案中，大四学生付成励用一把菜刀在课堂上杀害了43岁的教授程春明。在同学对付成励的评价中，出现得最多的形容词是热情、正直、向上。

　　朱海洋杀害杨忻的凶案再一次把疑问推到台前——理想教育和个人价值的教育效果为什么是反向的？广受正面表扬的优秀青年忽然成了提头凶手，在这背后，是他人价值的萎缩，以及对生命敬畏的缺失。

　　上海海洋大学的毕业生黄玉(化名)在回忆这个比自己高一届的师兄时，第一反应是：他是牛人，堪称学校的骄傲。她记着这个牛人师兄曾经获得学校的“侯朝海奖学金”，为了形容这个奖项如何重要，她解释说——这个奖学金是宁缺毋滥型的，不是每年都能找到人选。

　　搜索上海海洋大学的校园新闻网，多达7篇的校内报道基本上能清晰地划出朱海洋出国前的校园轨迹：宁波籍生源，经济贸易学院2001级国贸专业学生，品学兼优。

　　最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他的英语。2002年，一篇《我校今年6月CET考试成绩状况分析》中特地突出，“(英语六级)朱海洋同学考出了96分的好成绩”。而后，他几乎横扫各种英语比赛和考试，“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中获得一等奖，2003年12月托福考试中，他又以663分的高分位居当年全国第二名。

　　于是又有了《听经贸学院学长讲英语学习》、《兴趣是飞翔的翅膀》这些报道，自信热情的朱海洋对着学弟学妹滔滔不绝地介绍自己的学习经验。黄玉在大四参加调研时才近距离认识朱海洋，当时已经久闻朱的大名。现实中的朱海洋让她觉得“牛人”的称号名至实归：朱并不孤傲，说话时脸上总是带着笑容，容易相处，除了英语，他的哲学政经知识也非常丰富。

　　由于本科毕业之前没有申请到美国的全额奖学金，朱海洋选择了直升本校的研究生。读硕士期间，他获得了去日本三重大学交流的机会。2008年，他成功拿到了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全奖，专攻农业经济学方向的博士。

　　到美国三周后，他还总结了“美国特色”，除了“美国是个资源浪费大国”，这些新鲜的认知都是赞誉：校园环境好，常有小松鼠小野兔小浣熊出没；陌生人总是微笑打招呼；教授都很有风度；levis、星巴克、电子产品超便宜；教会是个好地方，经常组织国际学生免费吃饭，赞美诗和圣歌的旋律很优美，并且，“初步打算今年圣诞节皈依基督教”。

　　朱海洋对这些美好的事物心怀感情——这就让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华人留学生王凯更不明白，他为什么在那一瞬间变得残忍？

　　朱海洋的压力

　　朱海洋到美国后，黄玉经常在QQ上跟他聊天。刚开始，朱海洋的聊天里透着一股满足劲儿，虽然他每天一般要忙到晚上12点甚至1点才睡，早上7点甚至6点就要起床，但是他觉得自己很充实，“完全没有国内研究生期间混日子的负罪感”。后来，他也不免抱怨压力太大，“每天都过着高三一样的苦日子”。

　　他的新鲜劲头没过多久，压力和郁闷逐渐占了上风。他不喜欢他的专业，美国就业形势严峻，他读的农业经济学没有市场。在国内，他的英语是绝对优势，一出国，他的优势很快就泯然众人。他甚至告诉黄玉：跟外国人打交道有点难。

　　黄玉从朱海洋的个人空间的相册上获知他的行程。万圣节他去了北卡罗来纳，随后去了华盛顿，当时恰逢胡锦涛出席华盛顿峰会，那个相册的名称被直接命名为《华盛顿见胡主席》。他还去了波士顿，参观了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又跑去纽约和自由女神合影。他还准备去拉斯维加斯。

　　不过，可以推测的是，他的内心不像他的外表看起来那么轻松。他在美国第一学期的成绩并不理想，GPA(平均成绩点数)很低，继续荒废下去，会面临丧失奖学金甚至直接回国的后果。

　　朱海洋Sturbridge公寓的邻居、华人留学生戴昱旻回忆，出事前几天，朱海洋不是突然异常，而是突然正常了——他又想开始学习了。事前一天，朱海洋刚刚理了一个马丁·路德·金式的小平头发型。事后联想起来，戴昱旻觉得这一切都充满了不解和古怪。

　　和杨忻的关系是驱使朱海洋走向疯狂的主要动力，还是压在他身上的最后一棵稻草？在纷纷扰扰的流言蜚语背后，一个信息备受关注——根据案件调查披露出来的资料，朱海洋在去年8月入学后不久曾经前往到该校的库克心理咨询中心咨询。

　　不过，也有学生对此不以为然：在弗理工，学生和教职工去库克咨询中心是常有的事，仅2008年一年，访问该中心的人数就有1万多名。

　　“割头案”的现实和网络

　　除了朱海洋和死去的杨忻，谁也不知道那14天到底发生了什么。被捕时，朱海洋没有对警方说一句话。目前，朱海洋面临一级谋杀罪的指控，眼下被关押在弗吉尼亚州蒙哥马利县监狱，不得保释。

　　弗理工国际中心主任金·贝塞克透露，杨忻事先并不认识朱海洋，由于人生地不熟，到达美国后，通过同校学生介绍，朱海洋前往接机，并帮她熟悉新环境，这样的互助关系在中国留学生中是惯例。

　　杨忻看起来也曾一度信任朱海洋，除了她的母亲，朱海洋也是她在校方登记的紧急联络人。朱海洋的房东事后证实，由于当时学校仍在放寒假，宿舍尚未开放，杨忻曾有几天借宿于朱海洋在校外租赁的公寓。

　　案发后，警方调查人员对朱海洋和杨忻的住所进行了搜查。在朱海洋的房间中搜到了两张刀具票据、一个从当地超市购买的包、一部紫色数码相机、一本医疗信息手册、电脑U盘、一本名为《陌生人群》的书籍。在杨忻住所收集到的证物包括：一张开给朱海洋的40美元支票、一部相机、一个粉色的日记本、电脑闪存和一封没有寄出的信。这封信不知道寄给谁，信封上还有一个“红色的唇印”。

　　不过，在青春、爱情和菜刀之间足以留下无尽的想象空间。在弗理工杀人事件中，朱海洋和杨忻的个人资讯经过大众传媒的传播后迅速膨胀，在庶民狂欢的互联网时代，不少匿名的ID似乎都在以一种确切的口气讨论着朱海洋的动机和杨忻的秘密。

　　网上流传的朱海洋由于炒股失败而厌世杀人的说法，遭到了朱海洋好友戴昱旻的驳斥：这些人太有想象力了。

　　最为流行的是“情杀”说。在一个版本中，朱海洋过去两周苦追杨忻，未获青睐后萌生杀机。更有市场的是另外一个版本，一个号称认识杨忻的ID在网上随手“爆料”，并送给杨忻一个恶毒的外号，经过网友的阐释和演绎，这个事件俨然成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翻版——简单而固执的朱海洋遇见成熟又世故的杨忻，于是在彻底的绝望和瞬间的疯狂中夺去了对方的生命。

　　事实上，任何对事件的过度阐释和恶意揣测，都是对****的背离，以及对死者的亵渎。杨忻的好友刘佳一再表示：关于杨忻，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网上流传的那个外号，我完全有理由相信，她和男朋友的关系都是基于感情的。

　　人言可畏，不过杨忻已经听不到了。在MUN的大学中心，她昔日的朋友们办了个展台，上面放了些她的照片，留言本上写满了朋友们想和她家人说的话，一支点燃的小蜡烛在那里微微地闪烁，透过小火苗，似乎连接着她和这个世界。

　　2009-03-08 14:22　来源：文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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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恨水与北京的“啼笑姻缘” [转帖]

　　张恨水与北京的“啼笑姻缘”

　　发布时间： 2009-03-08 14:05　来源：文摘报

　　主编副刊练就“全能报人”

　　张恨水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来到北京的。他祖籍安徽潜山。1914年投稿时，截取南唐李后主“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句中“恨水”为笔名。

　　初到北京的张恨水很快进入了报界，当了一名编辑，并幸运地认识了办报高手成舍我先生。成舍

　　我是京城两大报纸《世界晚报》和《世界日报》的主办人。他慧眼识英才，将张恨水招到他的麾下主编“副刊”。

　　张恨水连编带写，一人包办了全部稿件。小说、散文、诗歌、历史掌故、时评等等，全部由他一个人操刀，这练就了张恨水“全能报人”的身家本领。

　　鲁迅的母亲是张恨水的“小说迷”

　　张恨水在北京8年，以一个外来谋生者的身份感受着北京，8年后，他开始推出《金粉世家》。这部小说自1927年2月起在张恨水主编的《世界日报》副刊上连载，历时5年，浩浩百万言。正是这部《金粉世家》，奠定了张恨水在中国通俗文学中的大家地位。

　　《金粉世家》的读者群之广，是怎么想象都不为过的，这其中就有鲁迅先生的母亲鲁瑞。曾经有人问她：“您觉得您儿子的小说怎么样？”她回答：“还可以，喜欢嘛……说不上。”但她却是张恨水的“小说迷”，鲁迅是个孝子，每逢有张恨水的新书出版，是一定要买回去送给老母亲看的。

　　1934年5月，鲁迅人在上海，老母却留在北京，他记挂着老母的这点嗜好，在给母亲的信中说：“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三日前曾买《金粉世家》一部十二本，又《美人恩》一部三本，皆张恨水作，分二包，由世界书局寄上，想已到，但男自己未曾看过，不知内容如何也……”

　　鲁迅向来对于“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很有些鄙夷，因为它“迎合了小市民的趣味”，但他对张恨水本人却从未有过褒贬，只说从未看过。

　　“十分钟成交数万银圆”神话的****

　　到了1930年，为了腾出时间专门从事小说创作，张恨水辞去了《世界晚报》、《世界日报》副刊主编的职务。他还用稿费所得买下了大栅栏12号一处“足资歌哭于斯”的庭院，生活总算安顿下来。

　　张恨水流传最广的小说当推《啼笑姻缘》，这部小说真可算得上是老幼皆知了。小说是应上海《新闻报》严独鹤的邀请而创作的。要想在通俗文学的大本营上海滩打开局面殊为不易，但张恨水善于把握上海读者的阅读心态，他写的仍然是北京，却投其所好，利用上海滩颇为盛行的武侠热，在自己最为擅长的社会言情题材中加入武侠的猛料。这一招非常灵验，一下子就击中了上海读者的阅读兴奋点，赢得了沪上读者的认同和喜爱。

　　这期间，上海还传出了“张恨水十分钟内到手几万圆稿费，在北平买下一座王府”的传闻。传闻虽然过于夸张，但也并非空穴来风。实际上，在与上海世界书局的总经理沈知方先生的一次饭局上，张恨水同意将《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两部小说交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春明外史》是一次性买断，《金粉世家》的稿费则分四次支付，每收到四分之一的稿子，就付一千圆。张恨水又答应专门为世界书局写四部小说，每3个月交出一部，字数是每部在十万字以上，20万字以下，每千字8圆。这样一顿饭下来，张恨水的确将有数万圆的进账，这就是坊间流传的“十分钟成交数万银圆”神话的****。

　　《啼笑姻缘》带动了北平的旅游业

　　由于《啼笑姻缘》的轰动效应，张恨水无意中带动了北平的旅游业。对于那些外地的张恨水迷来说，天桥成了来京旅游的必经之地。在张恨水的小说和散文中，陶然亭、西山、天桥、什刹海、北海、先农坛等等，这些地名是亲切而富有人情味的，看过小说的人，都会对这些地方情不自禁地心向往之。

　　张恨水对北京有一种浸透骨髓的爱，爱之越切，也就观之越细，察之越深。他写北京的居室、胡同、花草、年节、市声等等，都弥漫着一种深远的意绪，展现了一种宁静高朗的境界。

　　有一组数字令人惊异：张恨水一生办报40年，写小说三千万字，散文四百万字，曾同时在十家报纸上开辟长篇小说连载专栏。

　　(《燕赵都市报》3.1　刘东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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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溥仪研究[转帖]

　　王庆祥

　　作为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一生的经历与中国近、现代史密切关联。研究溥仪，绝不仅仅是研究一个人的生平，而是一个领域，也可以说是一个学科。

　　溥仪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特点

　　　　溥仪的一生涵盖了20世纪的前60年，如果延伸到他的家属，即与他有过夫妻关系的郭布罗·婉容（皇后）、额尔德特·文绣（皇妃）、他他拉·玉龄（祥贵人）、李玉琴（福贵人，2001年逝世）和李淑贤（特赦后的新婚妻子，1997年逝世）五位女士，正好可以涵盖有着惊天动地伟大变化的整个20世纪。从溥仪这个视角，我们能够看清中国封建代表人物与民国军阀、官僚的勾结，以及他们跟帝国主义相互依存的真面目。溥仪还有光荣的后半生，体现了中国****改造政策、统战政策的巨大成功。溥仪写下了世界皇帝、国王和君主历史上独有的一页。

　　溥仪研究有五个特点：一是距离现代比较近，世人存在着亲历那一时段的记忆，兴趣浓厚；二是有大量鲜活的历史照片、电影记录片和生动的现场媒体报道文字，这和历代皇帝不一样；三是有溥仪本人的回忆录存世，包括他在关押期间留下的大量笔供和口供资料，以及特赦前后撰写的书稿、文稿、信稿、报告手稿等，这也是历代帝王所没有的；四是溥仪的“福贵人”李玉琴和遗孀李淑贤，在溥仪去世后各自出版了内容丰富的回忆录，叙述自己的生平故事，也谈到与溥仪共同生活的许多生动细节；五是爱新觉罗家族中至今尚有健在者，还有前半生中的臣下和仆从，后半生中的同事和朋友，他们也都回忆并写下大量第一手生动、鲜活的历史细节。

　　鉴于这些特点，我们得以多角度、多层次收集素材，找到好看又容易深入的角度切入，审慎考订而使溥仪生平经历的许多生动情节显现于世，达到学术性、社会性和可读性的统一，实现研究成果系列化、精品化、国际化和立体化。

　　溥仪研究的历史回顾

　　早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溥仪生平和研究的出版物已经出现。主要有英文版的《紫禁城的黄昏》(庄士敦著)、日文版的《满洲国皇帝圣谕》(渡边龙策著)等。40年代后期，出版过一本《满宫残照记》（作者秦翰才）。50年代，记者潘际坰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访问溥仪，写了一本《末代皇帝传奇》。1964年3月《我的前半生》在北京出版。60年代和70年代，山田清一郎的《皇帝溥仪》、工藤忠撰写的回忆录也先后在日本出版。

　　我是1979年进入这个领域的。这年8月，我因公出差，在北京东城北小街草原胡同23号四合院内一间简陋东厢房里，拜访了溥仪遗孀李淑贤。在这里，我惊异地发现了大量溥仪的日记、笔记、会议记录、学习体会、思想总结、发言草稿、电话记录、书信、接待外宾或会见各国记者的谈话记录、回忆录等亲笔手稿，以及各种出席证、请柬、家庭影集和音像资料等几十万字家传遗存史料。这是溥仪的最后遗产。

　　这些能够反映中国末代皇帝特赦以后崭新风貌的原始文稿，是李淑贤当作纪念品从火堆中抢救出来的。溥仪私人的第一手宝贵资料先后经历两次劫难：第一次在伪满垮台之际。溥仪率皇族逃到通化大栗子沟，为了毁灭罪证而把天津和伪满两个时期的一皮箱日记，几乎都烧个精光；第二次劫难是在“文革”中。溥仪看见红卫兵《通令》，立即从镜框中取下他与毛泽东的合影上缴全国政协，接着烧笔记本、日记本、诗文册和书法作品一类的东西。李淑贤做了一件有功于历史、有益于国家的好事，她保存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的代表最后被改造的实证，具有重大历史价值。

　　与家传史料同样宝贵的，还有历史见证人和知情人的口述史料。我从70年代末开始这项研究，有机会接触到与溥仪有亲戚关系的一些人，如溥仪遗孀李淑贤，溥仪的“福贵人”李玉琴，溥仪的二弟溥杰、四弟溥任、二妹韫和及妹夫郑广元、三妹韫颖及妹夫郭布罗·润麒、五妹韫馨、七妹韫欢，溥仪的族侄毓嵒、毓嵣，与溥仪经历有关的知情人，如当年的随侍李国雄、王庆元，溥仪特赦后在全国政协的同事杜聿明、董益三、李以劻、杨伯涛、罗历戎、方靖等，还有原伪满勤劳奉仕部大臣于镜涛，原伪满国务总理大臣秘书官高丕琨，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广济寺住持巨赞法师，罗振玉的嫡孙、著名文史学家罗继祖等。这些人直接和溥仪面对，当时还很健康，能讲出一些生动的情节和故事，我也把相关的录音、录像、文字记录等保存下来。

　　溥仪研究的另一资料来源是文献，即国家或社会有关部门保存的已公开发表的文字资料、未刊手稿资料和图片资料，其中最重要的是档案。我从北京、南京和东北三省档案馆、图书馆，陆续搜集到两千万字。其中，查阅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五千卷溥仪档案，中央档案馆所藏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所写的全部交代材料近万卷。溥仪在天津、北京，哪怕是随便写来，与婉容、文绣互相间传递的纸条，都保留下来了。还有伪满垮台后由“帝宫”中流传出来的档案资料和能够反映伪满“帝宫”活动的宫内人员与外界来往函件等。我惊奇地发现，档案馆中许多原件，竟然尘封了半个多世纪而从来没有人动过。

　　我还查阅了上世纪初到60年代的报刊（包括中华民国时期和伪满时期的京、津小报，极不易见），搜集到与溥仪一生相关的图片资料两千余帧，当年的电影纪录片素材多种，李淑贤生前接受电视记者采访留下的音像资料等。这些足以显示溥仪一生中的重大事件。

　　我与溥仪研究

　　从1978年以来，我在《光明日报》、《历史研究》、《社会科学战线》等报刊上发表文章数百篇，先后出版包括英、德、日、韩、泰等各种文字的著作50余部，1500余万字，全世界发行，受到国内外传媒广泛关注。

　　《溥仪与我》，李淑贤口述、王庆祥撰写，1984年10月由延边教育出版社出版，1992年2月出版韩文版。修订版书名改为《我的丈夫溥仪》，1997年出版日文版，1999年由东方出版社作为“溥仪书系”的一种出版中文版。2007年1月团结出版社作为“目击历史系列”的一种，加入照片百余幅再度出版。2007年12月京华出版社又以《末代皇帝溥仪与我》为书名重新出版初稿本《溥仪与我》，增加了李淑贤的文章、书信和相关报道。2008年6月，修订稿本《我的丈夫溥仪》英文版由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

　　《末代皇后和皇妃》，王庆祥著，1984年12月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继有修订、增补、改写版多种先后问世：《淑妃文绣》,1987年12月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末代皇后和皇妃 婉容/文绣传》,2005年由团结出版社出版；《伪满洲国两“贵人”谭玉龄/李玉琴传》，2006年5月由团结出版社出版；《溥仪的五个女人》，2008年6月由团结出版社出版。

　　《法庭上的皇帝——溥仪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中作证始末》，王庆祥著，1985年7月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后收入《溥仪秘史》一书，2007年6月由团结出版社出版。

　　《溥仪的后半生》，李淑贤提供资料、王庆祥著，1988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后经修订，1999年1月由东方出版社作为“溥仪书系”的一种出版。2002年台湾慧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以《梦断紫禁城——溥仪的后半生》为书名出版中文繁体字版。2007年6月，东方出版社又以之与溥仪《我的前半生》一书配套再版。

　　《伪帝宫内幕》，王庆祥著，1986年2月吉林文史出版社公开出版。2008年6月由团结出版社以《伪满洲国宫廷揭秘》为书名修订再版。

　　《伴驾生涯——随侍溥仪33年纪实》，李国雄口述、王庆祥撰写，1989年7月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1999年1月由东方出版社作为“溥仪书系”的一种出版，书名改定为《随侍溥仪纪实》。2007年6月由团结出版社再版，加入照片百余幅，书名改为《他者眼里的溥仪》。

　　《中国最后一个“皇妃”——李玉琴自述》，李玉琴忆述、王庆祥撰写，1989年7月由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1992年11月由台湾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中文繁体字版。2001年12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修订再版，增加了多篇附录。

　　《爱新觉罗·溥仪画传》，李淑贤、王庆祥著，1990年8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选用溥仪生平照片800余幅，按照皇帝时代、改造时代和公民时代三大部分编排，附以文字说明6万字，向人们清楚地展示了溥仪从皇帝经由改造而成为公民的真实的一生，表现了中国纷繁复杂的时代特征。

　　《毛泽东周恩来与溥仪》，王庆祥著，199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由东方出版社作为“溥仪书系”的一种再版。

　　《爱新觉罗·溥仪日记》，爱新觉罗·溥仪遗稿，李淑贤提供，王庆祥整理、注释。对这部日记的整理和注释工作，涉及一千多位中外人物和众多的历史事件，如同编一部溥仪辞典。1994年由日本学生社出版日文版，199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文版，增补版书名定为《爱新觉罗·溥仪日记（全本）》，2008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溥仪交往录》，王庆祥著，1999年由东方出版社作为“溥仪书系”的一种出版，2007年6月由团结出版社以《溥仪人脉地图》为书名增补再版。

　　《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继祖审订，2000年6月由东方出版社出版。校注者做了收集、辨识、断句标点、考定书札时序、撰写按语、注释等工作。

　　《溥仪秘史》，王庆祥著。2002年11月初稿本以《非常公民——溥仪轶史》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后经修订、增补，2007年6月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全书分列“末帝史萃”、“附逆拾零”、“远东审判”、“改造细节”、“非常公民”、“灵性种种”和“手稿解读”七辑，全方位勾勒出溥仪从皇帝到公民的传奇人生，披露许多鲜为人知的掌故轶闻。

　　《围城纪事——末代皇帝溥仪生平画传》，王庆祥、路红编著，2万字、100余帧照片，2007年7月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几点感悟

　　2005年5月长春溥仪研究会成立，2006年9月，“第一届溥仪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在长春举行，2008年6月，“第二届溥仪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天津举行，全国高校、社会科学院、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出版社及日本、俄罗斯、美国、意大利等100多位专家、资深学者前来参会，标志着有组织地进行溥仪研究已经正式起步，必将丰富东北沦陷史、天津地方史和中国近代现代史的资料。

　　在溥仪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我被推选为副会长。

　　有人问我：对一辈子与溥仪的人生结缘有何感受？可以说有这么几条：

　　第一、我从小爱好文学，考入历史专业，自然形成了文史一体的写作风格。所谓“文史一体”，就是采用文学笔法，坚守史实，并不虚构。

　　第二、我在1979年遇到溥仪的遗孀李淑贤女士，获得大量溥仪手稿，从而确定了我要研究溥仪的方向。自1982年起，我又与溥仪的“福贵人”李玉琴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更获得她从宫廷贵人到政协委员生平经历的大量第一手回忆口述资料。到1987年，我又因得到机遇对“伴驾”达33年之久、洞悉事关溥仪生平和中国现代史一些重要事件内幕细节的溥仪随侍李国雄长时间独家专访，而最终奠定了出版李淑贤、李玉琴、李国雄“三李回忆录”的基础。

　　第三、上世纪80年代，与溥仪有共同经历的见证人很多，如溥仪的胞弟溥杰等，与他们的交往和接触拓宽了我的思路，得以在该领域内旁征博引，广泛搜寻有价值的档案、文献。

　　第四、在研究思路上我敢于独辟蹊径，不自闭于学术研究的老套路，因而赢得出版社和读者的支持，系列著作得以出版。

　　第五、研究成果陆续问世以后，得到国内外的广泛认可，被影视剧加以推广，我本人被史学界、文学界共同关注，成为长春市政协委员。

　　第六、大量著作遭遇侵权，历经数十场官司，但无论如何也难以完全地保护知识产权，对此我感到无奈！在影视等文艺作品戏说历史泛滥的今天，作为学者和政协委员，我不能不承担起评说的社会责任，也曾为此成为被告，虽不免耽误时间和精力，但我无怨无悔，好在已为文化界树立了反对“戏说”的规矩。

　　每个人的一生都会有坎坷，你想成就自己的事业，就要面对。我致力于溥仪研究凡40年，爱之等同生命。人生有限，事业无边，我将在这样的氛围和环境中奉献余年，推进和发展溥仪研究事业，继续发挥它已有的学术和文化影响。深愿传承有序，薪火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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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为草寇不为汉奸：张作霖的功过一生 [转帖]

宁为草寇不为汉奸：张作霖的功过一生
最辉煌时:第二次直奉战争大胜，挥兵占领半个中国。
最伤心事:郭松龄发动兵变，以为是张学良在幕后指使。
最高职务:北京政府安国军总司令。
最痛苦事:被日本人威逼签下出卖东三省主权的条约。

张作霖，1875年3月19日生于辽宁海城县北小洼村。早年父亲暴卒，他早早地就品尝了人间的艰辛，也曾厮混于赌场，也曾提篮小卖，也曾投身于军营，也曾干过兽医，最终落草为寇。那土匪也不是好干的，张作霖使尽了浑身解数，才拉起了一支几十人的队伍，离出人头地，还差得远呢。
所以，他开始另想出路:“自古造反招安是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干绿林绝没有大出息，到头来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中亡，不是被官府剿灭，就是遭同道黑手，两者必居其一。”于是，他设计了这个局。增祺本来就生性懦弱，最近朝廷又接连下旨，责成他清理地面，肃清匪患。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东北的匪患由来已久，凭他增祺的能力，这辈子也休想见到一个清平世界了。“何不招安张作霖，来个以毒攻毒。”
增祺一拍脑门，定下了主意，他让三姨太取过纸笔，立马奏明朝廷，又去书新民府知府增韫，让他立即着手收编张作霖所部。知府大堂上，新民府知府大人增韫高高在上，他打量着跪在阶下的张作霖，心想匪性难除，也不知这姓张的马匪打的是什么算盘，一拍惊堂木，喝道: “本府问你，此次归顺朝廷，究竟是天良发现，弃暗投明，抑或是虚与委蛇，另有主意？给我从实讲来。”张作霖抬起了头，回答得十分爽快:“小的是真心受抚，为的是升官发财。”此语甫出，满坐哗然，增韫却是哈哈大笑，感到张作霖直率得可爱:“很好，只要你忠心报效朝廷，还愁没有升官发财的机会？今后就看你的表现了。”张作霖没有让朝廷失望，向昔日的绿林兄弟亮出了刀子，接连灭了海沙子、张海乐、陈殿文、李二皇上、侯老疙瘩等十几股胡子，而最让道上朋友寒心的，是他诱杀杜立三。不久，张作霖官星高照，连升数级，为奉天省巡防营前路统领，从一介普通军官成为省城军界的实力人物。
墙头草，随风倒，凭着见风使舵，就连一世奸雄袁世凯也被他迷惑了辛亥革命爆发后，东北也是政局动荡，这时候的张作霖已是关外练兵大臣，赏戴花翎，朝廷如此皇恩浩荡，就指望着张作霖能知恩图报。张作霖从来不是大清朝的忠臣，眼见到清王朝气息奄奄，他才不会殉葬呢:“妈拉个巴子，这江山姓爱新觉罗，又不是我老张家的。”所以，当袁世凯将溥仪小皇帝逼出了紫禁城，他只是袖手旁观，不久，又主动上折，表示臣服:“愿负弩前驱，惟大总统马首是瞻。”这袁世凯可不是好糊弄的，一生阅人无数，精明透顶，山西都督阎锡山，人称玻璃猴子，满肚子鬼点子，但他往袁世凯面前一站，腿肚子都发抖，袁世凯那双眼睛，仿佛能看穿他五脏六腑，他自己都承认，只要袁世凯在这世上一天，他就得老老实实，不敢耍花枪。
最初袁世凯对张作霖也是抱有警惕的，因为奉军不属于北洋嫡系，所以必须裁抑，但张作霖已经尾大不掉，急切之间奈何他不得，因此使出了一招调虎离山、明升暗降之计，由陆军部发表张作霖为护军使，开赴蒙古。接到命令，张作霖大怒，拒不就职，他提醒袁世凯，不要玩花样:“中央欲以护军使、将军等职相待，此等牢笼手段，施之别人则可，施之作霖则不可。”他甚至对目前的地位也不满意，要弄个奉天都督干干。面对张作霖的强硬，袁世凯倒是始料未及，过去他与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打交道时，涉及利益问题，对方都很谦让，文质彬彬的，甚至还有几丝软弱，书生气十足。没见过像张作霖这样寸步不让，这样赤裸裸要官要地盘的。张作霖也不是尽玩硬的，他派人带着厚礼，找到已经调任回京的老上司赵尔巽为他在袁世凯面前说项，赵尔巽是个老官僚，说出话来滴水不漏，句句打动袁世凯:“嗬，那张作霖是个粗人，大总统不必与他计较，这个人不像孙文，有什么高尚理想，他是有奶便是娘，只要以利饵之，就会死心塌地跟着大总统走的。”袁世凯暗暗点点头，如果张作霖真是个见利忘义的人，倒是不可怕，大不了多扔几块骨头。于是他拍了一份电报，召张作霖进京，他要当面考察。
只要看出对方脑后有反骨，立斩无疑。张作霖也知道袁世凯心狠手辣，但不敢不应召，否则袁世凯饶他不过。他一路上忧心忡忡，到了京城，大把撒银子，将袁世凯身边的人收买个遍，于是大家都夸张作霖是个够朋友的汉子。袁世凯召见张作霖的地点是在中南海的怀仁堂。偷眼望去，只见袁世凯正襟危坐，不怒自威，张作霖镇定了一下心神，扑通跪了下去，磕头如捣蒜一般，只差呼万岁了。礼多人不怪，这一通头磕得让袁世凯大为舒畅，于是拉起张作霖坐下叙话，未谈上几句，袁世凯差点笑出了声，这张作霖果然是个粗人，左一句“妈拉个巴子”，右一句“操他个祖宗”，活脱脱一个山大王形象。
袁世凯忍住笑，向张作霖打趣道:“来北京有些日子了，雨亭(张作霖字)兄与手下的弟兄还习惯否？”他已经打听过，张作霖一来北京，就把八大胡同的所有妓院都包了下来，闹得乌烟瘴气。其实，这正是张作霖的障眼法，他就是要秽声四播，让人以为他是一介莽夫，胸无大志。张作霖嘿嘿一笑:“我的那些弟兄从小地方来，没见过大世面，都忙着找乐子呢。嘿，这京城的婊子真带劲，弟兄们这几天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让大总统见笑了。”说着话，他夸张地捶着腰，仿佛不胜劳累。袁世凯终于忍不住哈哈大笑，原先的警惕全无，他让人拿过一把军刀，作为一种象征，递给了张作霖:“从此后，东北的事情就靠雨亭兄多费心了。”
至此，张作霖的神经才松弛下来，在当今世上，能和袁世凯斗心眼而不落下风者，寥寥无几，他张作霖算一个。在他的百般钻营下，袁世凯终于任命他为暂时署督理奉天军务并兼巡按史，成了名正言顺的奉天第一人。闻此佳音，张作霖喜形于色，当即发电谢恩，电云: “闻命之下，感谢莫名，猥以菲材，历蒙恩遇。兹膺权寄，弥切悚惶。惟有仰承训示，宣布德猷，勉竭樗栎之资，图效清埃之报。所有感谢下忱，敬先电闻。”
虽然出身草莽，却懂得爱惜人才，一山不容二虎，张作霖技高一筹平心而论，张作霖有别于一般的山大王，并不是只醉心于打家劫舍的勾当，他有野心，也有抱负，向往着如汉高祖、明太祖那样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他踌躇满志，白山黑水已经容纳不了他的野心，关内的大好河山吸引着他，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谁说他不能问鼎天下？浑水摸鱼，插手中央，张作霖不满足只做一个东北王，不曾想被吴秀才一个嘴巴又扇回到关外没多久，张作霖就寻到了插手中央的机会，直皖两系发生矛盾。刚刚由皖系捧上台的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连忙请来张作霖作为调解人。张作霖得意洋洋地来到了北京，他这个调解人有点偏心，骨子里是倾向直系的，所以，他也顺着直系提出的解决争端的意见，要求罢免徐树铮。见张作霖如此偏袒直系，徐树铮牙一咬，起了杀心，幸好段祺瑞不忍下手，张作霖这才抽身逃掉。死里逃生的张作霖不禁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立马和直系结成同盟，以“清君侧”的名义要求罢免徐树铮，向皖系宣战。直皖战争由此爆发，奉系虽然也加入了战团，但张作霖取巧惯了，吩咐部队，只在一旁鼓噪呐喊即可，苦活重活留着吴佩孚去干。
战事进行异常顺利，吴佩孚不愧“常胜将军”的美誉，只五天就将皖系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一直在作壁上观的奉军也顺势打落水狗，带兵的首领张景惠高声大嚷:“弟兄们手脚放麻利些，把老段的家当都给我划拉过来。”这一票，张作霖赚大了，皖系停在南苑机场的十二架飞机都被他弄进了关外，军火辎重装满了百十节车皮，就连两个探照灯，也从直军手中抢过来。气得吴佩孚大骂:“真碰上了一群活土匪，连两个破灯都不放过。”随着皖系集团的衰弱，曹锟、张作霖成了执掌北京政府的双驾马车，两人还结成了儿女亲实。对于曹锟，张作霖并不放在心上，此人不过中人之资，平庸得很，倒是他手下的那员大将吴佩孚不好糊弄。因此三番五次挑拨曹吴的关系，每逢他与吴佩孚产生争执，总是逼着曹锟表态:“是亲戚亲，还是吴佩孚亲？”别看曹锟资质平庸，但他有一点心知肚明，他现在眼前的一切都是吴佩孚打出来的，所以他绝不答张作霖的腔，只是嘿嘿一笑，不置可否。
张作霖与吴佩孚的矛盾迅速升级，有吴佩孚在，他张作霖就不能称心如意，比如说他好不容易扶植的梁士诒内阁，吴佩孚说一声:“倒阁”，马上就掀起漫天风波，而且不惜以武力要挟。长此以往，他张作霖在中央政府还有什么威信可言，那人人都要看吴秀才的眼色了。于是，他向曹锟要求，约束吴佩孚的职权，让出直系平汉线以北的地盘，让梁士诒内阁复职。张作霖知道这三个条件曹锟一条都不能接受，他就是要这个效果，要曹锟主动翻脸，他相信自己的实力能摆平直系。这江山得由他张某人一人坐着才过瘾。战幕徐徐拉开，这一仗与直皖之战不同，打得异常激烈，奉军本来实力上占有优势，但吴佩孚更会用兵，尤其是将炮兵指挥得出神入化。剽悍善战的东北军在吴秀才面前失去了自信，随着西线战场的溃败终于满盘皆输。幸亏少帅张学良和大将郭松龄带着奉军主力三、五军在山海关门口拼死抵抗，不然吴秀才真能端了张作霖的老窝。望着溃败的队伍，张作霖眼睛冒火，心中滴血，这是他出道以来遭遇的最大失败，原以为可以逐鹿中原争天下，却没料被吴佩孚一巴掌扇回了老家。这反而激起了他的争雄好胜之心，痛定思痛，他要报这一箭之仇，于是卧薪尝胆，整军经伍，治理地方，王永江果然是个人才，没冤枉张作霖为了他得罪了汤玉麟，将个奉天省治理得井井有条，数年之间，不仅将奉省所欠公债外债全部还清，钱库里还存上了1100多万，喜得张作霖逢人便讲，养着个王永江，就像供着个财神爷。
美梦成真，张作霖终于成了北京城的主人，但盛极而衰，转眼间就走了下坡路张作霖这边磨刀霍霍，那边的曹锟政权却是纸醉金迷，还弄出个“贿选总统”的丑剧。吴佩孚则打着“武力统一”的算盘，到处树敌。张作霖看着复仇的时机成熟，挥兵跃马，向曹锟发出挑战书，声称将由飞机问曹三爷起居。吴佩孚冷冷一笑:“手下败将，何足逞勇。”他也太托大了，以为可以一举荡平奉军，连一个周密的作战计划都没有，就匆匆领兵上阵，战至正酣处，直系大将冯玉祥却因为与吴佩孚的矛盾而暗中和奉军勾搭，阵前反戈，发动“北京政变”，由于变生肘腋，曹三爷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束手就擒，成了阶下囚。这一突然变故，让吴佩孚猝不及防，直军战线也就此土崩瓦解。“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张作霖好解气，好得意，敲着得胜鼓，再度进京，一个马贼，竟然成了北京的主人。
张作霖管理一个东北还能勉为其难，管理一个国家就露出了马脚，他在北京城里，每天只是三件事:听戏、喝酒、搓麻将，许多军国大事都是在酒席桌上、麻将桌上办成的。有一天，张作霖在下榻之地又摆上了牌局，他想把财政部抓到手里，已经内定了原财政部次长兼盐务署长段永斌为部长，于是将他邀来，想问问情况。出席牌局的还有财政部总务厅长朱有济，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另外，冯玉祥、段祺瑞也站在一旁看热闹。这个朱有济是日本留学生，与留日的杨宇霆有一面之交，他也觊觎部长的肥缺，听说已经内定了段永斌，不禁心中焦急，于是带着重礼找到了杨宇霆。
杨宇霆这个人可算是摸透了张作霖的习性:“张大帅一生好赌，你得在牌桌上让他高兴，这时候他就特别好说话。”朱有济记住了这句话，这场牌他只盼输不盼赢，不断地拆牌喂张，冯玉祥在一旁看得明白，张作霖玩得兴起，撸起了裤脚，露出了一块拳头大的伤疤:“本帅当年在赌局里被人捉老千，输得一塌糊涂，一着急，拿刀子割下来这么长的一条子肉，当场就把他们吓晕了，乖乖地都把银子还给了本帅。”他边说边比划着。朱有济不停地在拍马屁:“大帅战场上英雄无敌，牌场上也是英雄无敌。” 说话间，张作霖又是一副大牌叫听，单吊孤张白板，坐在对家的段永斌也早听牌，他手上也是一副大牌，偏偏却摸到了白板，这个段永斌为人做事认真，也有点抠门，只听他喃喃道:“孤张不能打，打了要包的，冒险不得。”于是忍痛拆了一张牌。这副牌摸到底谁也没成，张作霖很是懊恼:“我就差一张白板，否则又是一副大三元。”段永斌却是不识相，摸出了手中扣着的那张白板:“幸亏我没有冒险呀。”张作霖当时就把脸拉了下来。牌局结束后，段永斌一行打道回府，屋中只剩下冯玉祥，只见张作霖拿过委任状，吩咐副官，将段永斌的名字抠下来，换上朱有济。冯玉祥不解，“不是决定了吗？怎么换人了。”张作霖没好气地道:“妈拉个巴子，这个姓段的，把钱看得像命一样，哪能做大事？”
冯玉祥心里一阵凉，他转过脸来对刚捧出来的临时执政段祺瑞道:“国家大事怎么能如此儿戏？”张作霖眼一瞪，他早就想和冯玉祥闹翻了，正想把他赶出北京城呢，于是对段祺瑞说:“芝老，我有些事情还得同您商量，不过，有些人不能参加，比如说我们花钱雇的帮工，这种人可没权指手画脚的。”原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张作霖为了拉拢冯玉祥，曾花了一笔巨款，作为军饷赞助了西北军，所以他话里带着刺。冯玉祥扭头就走，回到军中，说了刚才受的窝囊气，鹿钟麟当场跳了起来，此人是西北军的一员猛将，有勇有谋。“我早说过，与那个马贼是无法共事的，他想着独占北京呢。何不乘着奉军主力还在关外，北京城里都是我们的人，先下手为强，将他干了！”别看冯玉祥也是久闯江湖的，但论其处事果断，手段毒辣，他大概还要略逊一筹，连连摆手，生怕惹出大麻烦收不了摊子。鹿钟麟急得大喊:“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冯先生怕惹乱子，将来都推到我身上，你只要签了这道调兵的命令，一切由我来办。”鹿钟麟草草地写下两行字，让冯玉祥画押。冯玉祥被逼不过，绕着桌子而躲，鹿钟麟则跟着后边追，这一幕，冯玉祥后来曾写进了他的回忆录，显然很后悔当时的不果断。张作霖就没有这般优柔寡断，待奉军大举入关后，硬生生将冯玉祥逼出了北京，他不喜欢卧榻之旁有人酣睡。冯玉祥又岂是吃素的，他竟然将奉军大将郭松龄拉到了自己的一边，给张作霖来了个透心一枪。郭松龄是奉军中的实力派，他掌握的第三军团是奉军的绝对主力，与少帅张学良情同手足，为莫逆之交。张学良公开称:“我就是郭茂辰(郭松龄字)，郭茂辰就是我。”张作霖不赞成张学良与郭松龄关系太过亲密，为这，他骂过自己的儿子:“除了老婆，你什么都能给郭鬼子。”
论及郭松龄反戈，有人认为是因为“功高不赏”，两次直奉战争，郭松龄起了一柱擎天的作用，但什么实惠都没落着;也有人认为是出自于爱国的缘由，据冯玉祥透露，郭松龄在日本参观秋操时，探听到奉方拟以承认“二十一条”为条件，商由日本提供奉天军火，郭松龄因此而大忿，不惜兴兵造反，为国家除奸，为人民除害。郭松龄反戈之前，曾和张学良有过一晤，当时张作霖严令郭部对冯玉祥的国民军展开攻击，但郭松龄是按兵不动，张学良奉父命前去相劝，谁知郭松龄反而提出父让子继的办法，逼老帅下野，由少帅当家。张学良吓得声音打着颤道:“你的好意我领了，但这逼宫的事使不得，莫要陷我于不义，成为不孝的逆子。”郭松龄却是主意已定，不理张学良的劝阻，发表通电，列数张作霖的种种罪状，拥护少帅继承父业，总制三省。同时，挥兵疾进，直捣奉天，一路进展顺利，势如破竹。反观张学良，却是好痛苦，好犹豫，有人劝他率兵抵抗，他怎么也下不了手:“都是我东北子弟兵，何忍心自相残杀。” 张作霖又惊又怕，一腔火都发到了张学良身上，曾公开发电曰:“我与张学良今生父子，前世冤仇。”他甚至有点怀疑张学良是否和郭松龄串通一气，于是致电儿子，竟称:“汉卿先生阁下，我能不死吗？”接到电报，张学良吓了一跳，哪有老子称儿子为先生的，他知道父亲对他误解了，急得立即上了前线，和昔日的挚友拼个你死我活，以此洗刷所受的冤屈。
张作霖老了，通过郭松龄事件，可以看出他已不复往日的那种机警，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泼皮劲，举棋不定，一夕三惊，全没有了三军主帅的沉稳，好几次准备通电下野，甚至要烧了大帅府逃命，日本人乘着他六神无主之际，提出了一连串的苛刻要求，表示只要张作霖能够满足他们的条件，关东军将负责处理解决目前的局面。“火烧眉毛顾眼前”，张作霖忙不迭地点着头，也不去考虑其中厉害。日本人见他答应得爽快，于是出兵干涉，先阻其进兵路线，复乘奉郭双方在巨流河会战之际进行袭扰，终于导致郭部功败垂成，让张作霖躲过了这一劫。然而张作霖内心并不轻松，他和日本人签订的那份密约像一块石头沉甸甸地压得他喘不过气，王永江就跺着脚责备说:“大帅欠考虑了，这份条约就跟‘二十一条’差不多呀，一旦公布，还不被老百姓给骂死。”“狗日的给小日本骗了，不过在那个时候，我就是明知它是一杯毒药，也得仰着脖子喝呀。”张作霖无奈地拍着自己的脑门道。见王永江还是不能释然，他安慰说:“到时候我们给他来个不认账，就说我姓张的一人说了不算，还要议会批准。大不了，日本人说我耍赖而已。”王永江摇摇头，“怕是日本人不好缠啊。”
日本人趁火打劫，张作霖悔不当初，河本大佐用120公斤烈性炸药结束了一代枭雄的传奇故事转眼间，已到了1928年的初夏，张作霖这段日子过得好心烦，虽然前不久被部下推戴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组织起北洋军阀最后一个小朝廷———安国军政府，过了把“皇帝”瘾，但总让人有一种沐猴而冠的感觉。在那天“登基”典礼上，在北京的外国公使对他张作霖根本不吃劲，到场祝贺的寥寥无几，即便来了也是便衣简从，嘻嘻哈哈。他们现在都把眼睛盯向了成立不久的南京政府，以为它潜力无限，将是未来的中国主宰。张作霖想到这里就生出后悔，两年前南方政府发动北伐时，他以为有吴佩孚、孙传芳在前面顶缸，乐得坐山观虎斗，收渔人之利，而没有加入战团。没想到北伐军各个击破，不到两年的时间就打到了他的帐前，奉军全线崩溃，已呈兵败如山倒之势。当年平定郭松龄造反，张作霖欠下的人情，写下的那纸卖国协定，日本人要求他立刻兑现。日本公使芳泽诱惑他说，只要大元帅满足了大日本帝国的要求，有什么困难，大日本帝国也不会袖手旁观的。
张作霖这次不上当了，他曾对人说:“做马贼，做土匪都无关紧要，成则为王败则贼，混出了名堂就一切都好说，但千万不能做汉奸，那是死后留骂名的。”从他的内心里，也并不拿日本人吃劲，不过是利用而已，为了达到目的，有时不免抛出点甜头，让对方上钩，但是否兑现又是一回事了。芳泽公使耐住性子:“贵国有句古话，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张作霖一摆手，打断了芳泽的话:“我不是君子，你们背后都骂我是马贼，为什么要跟马贼打交道？”芳泽也恼火起来:“似大帅这般无信无义，大日本帝国将考虑采取断然措施。”他发出了威胁。张作霖不怒反笑:“你想吓唬我？老子当年刀头上舔血，死人堆里打滚，什么样的阵仗没见过？你明天宣战都可以。”说完转身就走，将芳泽晾在了一旁。晚上，张作霖想想还不解气，让秘书起草了一份通知，要求日本侨民在接到本通知的第二天十二点之前一律撤出东北，过了时限，东北当局将一概不负责其安全。这无疑是向日本开战的信号。 芳泽反而慌了手脚，日本政府可没有授权他以武力相威胁，也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这个乱子惹大了。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来到了大帅府，劈头就问:“难道你真要战争，准备打多少年，是不是要打个十年八年的？”说这话时，他的声音都打颤。没想到张作霖却是不真不假地回答道:“没年头，头天打仗，第二天我死了，也就不管了。”“大帅今后可不能这般将大事作儿戏，会造成大误会的。”芳泽揉着心口，这才觉得踏实了不少。然而“弱国无外交”。张作霖的这些雕虫小技只能得逞于一时，不幸如王永江所言:“日本人不好缠啊”。他们步步紧逼，尽管张作霖一再拖延，撒泼耍赖，但最终还是签订了出卖东北路权的密约。据说张作霖在签字的时候浑身都在发抖，毕竟天良未泯，内心有愧，他在心里狠狠骂道:“狗日的小日本让我没脸见祖宗了，待老子哪天缓过气来，来个死活不认账，又能怎么着？”张作霖的态度不断地反馈到日本的政军两界，他们一致认为，张作霖不易驯服，尤其是关东军的一批“少壮派”军人，提议干脆对张作霖实行“肉体上的消灭”，乘乱占有东三省。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是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他已经打听到了张作霖乘坐的专列运行路线和出发时间，一个罪恶的计划开始酝酿……
1928年6月3日晚，月冷如水，张作霖终于离开了中南海，临行前，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打来电报，提醒他日本人最近在老道口一带有异动，请大帅注意安全。张作霖不以为然，回电训斥:“齐随本帅多年，其本性轻举妄动，好造谣言，现日本方面与我缓和，勿庸顾虑，应严予申斥！”事后证明，齐恩铭的情报是正确的，而张作霖一生精于算计，在这件事上却大意了，后果对于他来说是致命的。当时，张学良也在一旁劝道，不如改乘汽车从古北口出关，张作霖摆摆手:“不要大惊小怪，一路上都是自家兄弟守卫，可以放心的，走公路太颠簸，我这把老骨头会被抖散了架喽。”一代枭雄张作霖终于没能逃过日本人的黑手，张作霖坐着蓝钢花列车在皇姑屯被炸，他的生死兄弟、东北的第二号人物吴俊升当场被一根大铁钉穿脑而死。张作霖双腿被炸断，血流不止，被齐恩铭等人紧急送回大帅府抢救。他虽然身负重伤，但神志清醒，硬挺着交待了后事:“我受伤太重，两条腿都没了，恐怕不行了！让小六子快回来，要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我这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沈阳！”在爆炸发生5个小时后，东北王张作霖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去。张作霖死后，大帅府按照他事先的安排，秘不发丧，直到张学良装扮成士兵模样，从关内前线赶回沈阳，大帅府才正式宣布张作霖的死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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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关心末代皇帝 [转帖]

　　1961年,溥仪从抚顺战犯管理所释放后,毛泽东在丰泽园以家乡菜宴请溥仪、章士钊、程潜、仇鳌和王季范。除溥仪外,其他四位都是毛泽东的家乡故旧。
　　毛泽东拉溥仪坐在自己的身边,对溥说:“你是我的顶头上司哟,我做过你下面的老百姓呢!”说着夹了一块苦瓜放在溥仪的盆内:“尝尝我们湖南的苦瓜吧!”毛泽东看着溥仪吃进这口菜,问道:“味道怎么样?还不错吧!”溥仪连说:“好吃!好吃!”
　　毛问:“你还没有结婚吧?”
　　溥答:“还没有呢!”
　　“还可以再结婚嘛!”毛泽东说:“不过你的婚姻问题要慎重考虑,不能马马虎虎,要找一个合适的,因为这是后半生的事,要成立一个家。”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说:“对宣统(即溥仪)要好好地团结,他和光绪皇帝都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做过他们下面的老百姓。听说溥仪生活不太好,每月只有180多元薪水,怕是太少了吧!”说到这儿,他转向身边的章士钊继续说:“我想拿点稿费,通过你送给他改善改善生活,不要使他‘长铗归来兮食无鱼’,人家是皇帝嘛!”
　　溥仪知道这件事后非常感动,他对夫人李淑贤说:“我们现在的生活不是很好吗?靠劳动吃饭,这就是幸福!”又说:“主席的钱我们不能收,盛情我们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