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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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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7 10:29:41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曾任国民党宣传部长[转帖]


2009年02月12日 09:44:31  来源:中国****新闻网

1923年,孙中山在苏联顾问和中国****人的推动下,决意改组国民党。次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有****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包括毛泽东、瞿秋白、董必武等在内的一大批中**员不仅公开加入国民党,不少人还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既是中央执委,又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其来龙去脉至今鲜为人知。

介绍毛泽东加入国民党,除组织上的安排外,他的恩师易培基也起了重要作用。易培基1880年生于湖南长沙,毕业于湖北方言学堂(武汉大学前身),后回长沙担任湖南第一师范校长。

此后,易培基两次出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过从甚密。正是他介绍毛泽东去北京“闯天下”的。李大钊被害时,易培基也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通缉,不得不躲进租界避难。

汪精卫是孙中山的左右臂,而易培基又是汪精卫的挚友。在汪精卫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时,易培基便将自己的得意门生毛泽东推荐给了汪精卫。最终,思维敏捷、文辞颇佳的毛泽东,不但被纳入中央执委名单,还被委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枢要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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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7 10:38:38 | 显示全部楼层

历史上的中日战争 [转帖]


日本自东汉光武帝授“汉倭奴国王印”开始就与中国发生了联系,距今也已经打了将近2000年的交道。由于地理因素以及当时航海技术水平的制约,交往受到了限制,摩擦产生的几率也就小,所以双边关系长久以来一直维持着比较淡泊的状态。然而,只要存在接触,摩擦是不可避免的,当摩擦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以比较激烈的方式爆发出来。中日两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战争就证明了这一点。

公元663年白村江口海战

日本自古以来就与朝鲜半岛有着不解之缘。在记录日本远古先民历史的神话当中,以八千矛神为代表的许多神灵都是从新罗(今韩国庆尚道)渡海来到日本的。现实中,朝鲜半岛夹在中国大陆和日本列岛中间,为大陆文明传播到日本起到一个中转站的作用。再者,日本与朝鲜半岛仅仅隔了一个对马海峡而已,来往较之直接渡海往中国也便利了许多。因此朝鲜半岛在日本的国家战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公元4世纪中叶,日本借半岛三国内战之机,开始把势力伸展到半岛南部,建立起殖民地“任那”,并设置“日本府”进行管辖,三国之一的百济成为日本的朝贡国。4世纪末,随着国土的统一,国力的增强,日本加紧了侵韩的步伐。但是新兴于北方的高句丽由于受到中国北方政权的打压,只得开始把扩张的矛头南移,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与日本成为竞争对手,并屡次发生战争。日本战败,势力基本被赶过对马海峡。与半岛诸国关系的恶化,使日本失去了从中国输入物品以及先进技术文化的渠道,只得冒险开辟了一条跨越东海,直达中国南方的新航路,与作为“中华正统”的南朝政权取得了联系,同时日本大和朝廷也想借助中国的政治权威来加强在半岛的势力,前后13次向东晋、宋、梁朝贡。这一时代就是日本史上有名的“五王时代”。

中国于隋唐时期重新实现了大一统。中国政局的变动也深刻影响了东亚格局。统一后的中国开始把东北的高句丽视作心腹大患,隋朝曾经三次征伐。取而代之的唐王朝继承了这一政策,并进一步插手到半岛事务当中来。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因此恶化,双方各自支持新罗和百济,使得半岛内战迅速升级为东亚区域的“国际战争”。

公元655年,百济与高句丽各自从西、北两个方向攻打新罗。新罗求援,唐朝在5年后派出大军救援,并一举灭亡了百济,俘获了乙慈王。百济残余势力先后两次向日本求救。日本亲征的齐明女皇于661年7月死于九州的大本营,救援一事暂时搁浅。待到663年五六月间,百济君臣内讧,唐军乘机联合新罗再次进攻百济,兵围都城,水师则封锁了白村江口,严阵以待。8月27日,与来援的日军在白村江口发生遭遇战,中日之间首次直接军事对抗战打响了。

战争以中国完胜、日本惨败告终。日本势力迅速收缩回了国内,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军事报复,转而加强沿海防务。这次海战促使日本当局清醒地认识到中日两国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及唐王朝在东亚树立其霸主地位趋势的不可逆转性,并顺乎时势地修正了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朝廷继续派遣“遣唐使”,加强改善两国的关系,其执政的重点也转向内政。在未来的百年时间内,日本创造出堪与盛唐文明程度相当的“平安文明”,并建立起稳定繁荣的国家。东亚地区以中国为主导的国际格局大抵就这样确立下来。

1592~1598年中日朝鲜战争

16世纪无论对于中国还是日本都是其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分水岭。早熟的中国文明到了这个时候虽然还能维持相当规模的国力,却已经呈现出衰败的迹象。此时的日本,则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近世”。长达百年的战国时代是对其国内政治力量的一次大洗牌,新兴的战国大名取代了腐朽的守护大名,成为强有力的新力量。日本由此实现了数百年未见的统一局面,并且首次把北海道纳入版图,尽管统一局面还不是那么稳固。但就是在这种立足未稳的情况下,日本的统一者——丰臣秀吉悍然发动了对朝鲜的战争,并且还将战刀指向中国。

与旧的守护大名不同,战国大名往往比较重视商业,这很类似于欧洲的重商主义。事实上,丰臣秀吉的身后就有京畿商人的经济支持,他们依靠雄厚的财力为丰臣家的统一战争提供军费。反过来,丰臣秀吉也给予这些商人特权,并且处处维护。所以这场战争多少带有早期原始积累的殖民战争性质。

此外,秀吉还有一个重要目的,那就是借助战争削弱各诸侯,以此来强化丰臣家的统治,毕竟,战时成长起来的大批富于战斗经验,且冷酷嗜血的武士一旦进入和平年代就会成为浪人,必然会转化为社会潜在的消极破坏力量,所以干脆把这个火药桶扔到海外来得更保险。对此,各路诸侯可谓心知肚明。尤其是关东地方大名,如德川家康,伊达政宗等人更是想方设法避免被派往前线充当炮灰。

早在战争爆发以前,丰臣秀吉就曾经向朝鲜提出“借道入明”,这种伎俩自然被看穿并遭到拒绝。其实秀吉也明白此路不通,只是想以此制造一个借口而已。

1592年(中国万历二十年,日本文禄元年,朝鲜宣祖二十五年)4月12日,侵朝日军横渡对马海峡,于翌日清晨登陆釜山,揭开了战争序幕。此役日本共出动陆军15.8万人,海军4万,精锐尽出,势在必得。朝鲜由于承平日久,武备松懈,且长年耽于党争,所以软弱腐朽,根本无力抵抗强悍的日军。仅仅两个月,朝鲜“浃旬之间,三都失守,八方瓦解”。甚至于两个王子临海君和顺和君也沦为日军的俘虏。宣祖北逃义州,并求救于明廷。但是,朝鲜在海上却给予日军重大打击,5~7月间,朝鲜海军在其民族英雄李舜臣的指挥下节节胜利,并夺取了制海权,尽管这并不能挽回败势。

朝鲜的频频求救,终于引起了明朝的关注,决策者们认识到“关白之图朝鲜,其意实在中国”。7月,明朝派了小股部队入朝救援,却遭败绩于平壤。这次失利促使明朝派出更大规模的军队,并配备了先进的火药武器。明军入朝使得战局急转直下,日军速战速决的打算落空。经过平壤战役等数场恶战,到了1593年5月,日军基本退回到釜山防御圈,但仍旧占据全罗、庆尚两道,双方开始和谈,文禄之役结束。

然而,和谈只不过是丰臣秀吉的缓兵之计。利用争取来的时间,日本养精蓄锐,重整军备,尤其是加强了海军建设。之后,又故意向明朝提出了极其苛刻的条件,从而造成和谈的破裂。1597年,战争再次爆发,是为“庆长之役”。由于日本成功地使用了反间计,使得李舜臣被革职,在此期间,日本海军大举进攻,几乎使朝鲜海军全军覆没,从而解除了海上的威胁。

日本陆军随后在7月开始了地面战场上的总攻。与第一次战争不同,日军士气低落,战斗意志明显减弱,所以没有取得大的战果,基本上被中朝联军遏制在半岛南部。战局的不利迫使朝鲜重新起用李舜臣,朝鲜海军立刻得以重建,并且越打越强,最终再次夺回了制海权。中朝联军开始了战略反攻,反攻遭到日军的顽强抵抗,损失重大,然而日军局部的战术胜利并不能挽救其战略上的失败,退出半岛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正当日军苦苦支撑,惶惶度日之时,战争魁首丰臣秀吉病逝,主持大局的摄政会对前线官兵封锁消息,并以秀吉名义命令撤兵。至此,为时7年,耗资巨大,损失惨重的中日朝鲜战争以日本失败而告终。

但是,从某种意义而言,这场战争没有胜利者:朝鲜作为唯一的战场,蒙受了毁灭性灾难——损失了2/3的耕地和5/6的人口,尤其是流失了许多工匠与技术人员,这些人为日本所用,推动了日本社会的进步。朝鲜是战争最大的输家;中国原本因为张居正改革出现了难得一见的起色,但是积攒起来的这点家底很快在战争中消耗殆尽,诱发了新的财政危机,并加剧了国内矛盾,最终断送了政治命运。

至于日本,与数百年后的美国人一样,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对手进行了一场错误的战争,无论是财力物力还是人力,损失都很惨重,丰臣政权也因为战败而迅速垮台。不过,德川家后来居上,却实现了一个和平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对于日本民族而言,也可算是因祸得福。战争最大的赢家,在笔者看来,恐怕倒是从未参战的建州女真——战争削弱了中国和朝鲜,客观上为它赢得了生存空间与时间——就在这段时间内,努尔哈赤吞并了许多部落,进一步扩大实力,为日后的统一女真以及反明战争积累了资本。

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

战争的失败,使得孤立的日本重新把自己封闭起来,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格局得以保全。

19世纪,随着西方殖民势力历史性地进入东方,原本内向封闭但是稳定的东亚文明体系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固有的“中华朝贡体系”开始一步步地走向瓦解。其中,日本再次扮演了重要角色。早在1868年,日本就单方面把中国的附属琉球纳入其内政轨道,1871年又借口“牡丹社事件”开始染指台湾,并彻底占领了琉球,改称“冲绳”。中国失去了第一个属国,但这只是开始。接着是越南和中亚,到最后只剩下朝鲜。

早在1873年,日本国内就曾经风行过所谓的“征韩论”,其产生原因有二:1、当时明治政府的维新遇到旧士族的反抗,出于安定内部的目的,必须将国内矛盾外移;2、俄罗斯势力南下,企图染指朝鲜,英国对琉球兴趣不小,这样一来,日本周边地区不稳。出于先发制人的考虑,日本感觉很有必要赶在俄罗斯之前占领朝鲜。尽管以西乡隆盛为首的征韩派在斗争中失败,但他们的主张却仍为掌权的内治派所接受。1875年,日本导演了“云扬号事件”,并于次年逼迫朝鲜政府签订了《江华条约》。至此,日本的一只脚再次踏进半岛,开始挑战中国在朝的宗主地位。分别发生在1882年、1884年的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就是该矛盾的产物,两次事变中国都保持并巩固了在朝鲜的优势地位,但是1885年签订的《中日天津条约》却默许了日本在半岛地位的合法性,不能不说是一大失策。但此时的日本还没有足够实力来与中国进行军事对抗,因此,日本加快了建设海军的步伐。明治天皇为此带头在宫廷展开节食运动,以节省开支购买欧洲先进战舰。正是由于举国一致的努力,日本海军在硬件上基本赶上了中国。

1893年,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很快就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大半个朝鲜。朝鲜向中国清廷乞援,然而根据《天津条约》,中国出兵,日本同样可以出兵。日本方面先是进行外交诈骗,信誓旦旦地表示不会出兵,接着就背信弃义,悍然出兵朝鲜,造成了既成事实。吃了哑巴亏的中国开始与日本交涉撤兵事宜,但是由于李鸿章的盲目求和心态以及朝廷内部分歧使得中国在此问题上应对乏力,处处被动,日本仍旧不断增兵。觉察到日本“侵夺之谋”的李鸿章一味地试图依靠外交上的折冲尊俎来保全和局,却不做充分的军事准备。当时中国海关的英籍总税务司赫德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是根本没有什么正义可言的,除非借口代别人打抱不平而自己捡便宜也可以算作正义。正义完全在中国方面。我不信单靠正义可以成事,正像我相信单拿一根筷子不能吃饭那样,我们必须要有第二只筷子——实力。但是,中国人却以为自己有充分的正义,并且希望能够以它来制服日本的铁拳,这想法未免太天真了。”中国的盲目妥协并没有换来和平,战争依旧爆发了。

日本首先在海上发难,通过黄海海战把北洋海军赶回旅顺军港。李鸿章出于保存实力的考虑,使得北洋海军直到覆灭也没有再驶出军港一步,把制海权轻易地让给了日本。在海军的保护下,日本陆军大举进攻,从朝鲜一直打过鸭绿江,把战火烧到中国境内的辽东半岛。随着威海卫的陷落以及辽东战役的失利,局面完全被日本掌控,战争进入尾声,而清政府也开始了乞降活动。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以及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于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失去了最后一个属国朝鲜。此外,割地赔款,开放内陆通商口岸,使得半殖民化程度和民族苦难进一步加深。至此,历经千年之久的中华朝贡体系彻底崩溃,日本开始逐渐取代中国来扮演东亚国际格局的主角。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昔日唐太宗在谈及隋朝灭亡之时,曾经深有感触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将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中日战争****起来作个比较,相信发掘出来的某些引人深思的东西,对于中日关系未来的走向将起到有益的启迪作用。由于60年前的那场最重要的战争不仅是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还涉及苏、美、英等大国在东亚的博弈以及牵扯不清的利益纠葛,其复杂程度难以言明,与上述三场战争不可同日而语,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故而暂不列入讨论范围。

1、国内矛盾的外延。

三次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国内都积聚了相当剧烈的社会矛盾,而且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特征:刚刚完成社会形态的过渡,国内局势不稳定,实际上还是处于转型期。尤其是旧势力没有完全铲除,并对新秩序进行反扑,这个时候往往是日本发动对外战争的契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内部矛盾,外部解决。

2、战略的既定模式。

如果能够自由选择居住地的话,笔者相信朝鲜民族绝对不会愿意选择朝鲜半岛——这片夹在中国和日本两大民族中间的土地。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朝鲜半岛连接了日本列岛和中国大陆,算得上是东亚的咽喉,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同时也是中日势力的缓冲地带。综观三次战争,都无一例外地和朝鲜扯上了关系,这也从反面论证了朝鲜半岛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一旦中国控制半岛,就可以把日本死死压制在岛内;反过来,日本要遏制中国,首先也要占领半岛,作为进攻中国的跳板。所以,中日历史上的三次战争可以说是“半岛争夺战”。

3、制海权的重要性。

三次战争都能够看到两国海军的影子,这是由地理因素决定的。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相连,一旦出现变故,可以直接进入半岛进行干预。而日本离朝鲜最近的地方,也隔着一个对马海峡,所以海洋对于日本有着独特的重要性,失去了海洋,也就失去了海外扩张的可能性。

三次战争当中,只有发生在近代的甲午战争是日本胜利,起决定作用的恐怕还是日本海军。此前,在第一次战争中,日本海军完败于唐军,可以说是必然的,这是因为两国国力相差悬殊。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当时日本海军的战船制作粗糙,工艺落后,甚至连龙骨都没有,其性能可想而知,基本上是一撞即毁。第二次战争中,日本陆军在地面战场所向披靡,虽然在中国介入以后陷入苦战,但还不至于落败。然而,造船工艺并没有多大起色的海军重蹈当年覆辙,制海权落入中朝联军之手,日军的海上给养线被完全切断。中国由于与朝鲜接壤,其陆上补给线的运输能力又远胜日本,所以在战争后期,日本的军事优势随着后勤的困难而迅速消失,最终输掉战争。甲午战争首先从海上打响,新锐日本海军迅速击败中国海军,把对手封锁在军港内,事实上已经夺取了制海权,从而为陆军的进攻清除了障碍,并保证了海上交通线的安全,结果战争的天平倒向了日本。

综观三次战争,海军的成败,制海权的归属,决定了战争的胜负。

4、国家体制与战争的联系。

甲午战争对于中国而言,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失败,还宣告了国家体制的失败。如果仅仅单纯地进行军事力量对比,当时的中国军队,尤其是海军的实力犹在日本之上,日军统帅部在战前就犹豫不决,不知能有多大胜算,便派间谍进行侦察。间谍回日本后,说一定能打败北洋舰队,理由简单得让人难以置信:因为北洋舰队的水兵在舰炮上晾衣服!

此外,这样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邓世昌蓄养了一条名叫太阳的爱犬,而按照当时舰队管理条例,军舰上不能畜养动物;提督丁汝昌是吞食大剂量鸦片自杀殉国的,可见平时就已经储存不少,军官尚且如此,普通士兵更不待言;甚至战争爆发后,一些海军军官居然还有心思离舰上岸嫖宿。难以想象这样一支腐化堕落的军队如何能够在战争当中取胜。可见,中国不是输在硬实力上,而是输在看不见的软实力上。当时中国社会,上至宫廷贵族,下到平民百姓都弥漫着一种萎靡散漫的风气,其忧患意识和战争意识的淡薄,体现了社会体制的崩溃,这才是战争失败的深层次原因。

那么再来反观前两次战争。

第一次战争爆发时,中国正处在强盛的唐王朝统治时期,而日本当时刚刚完成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无论是从体制的优劣还是国力的强弱而言,双方的文明程度差距悬殊,日本挑战中国无异于以卵击石。

待到第二次战争爆发时,双方的对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简单说来,日本处于上升阶段,而明朝处于衰落阶段。其实明朝的衰败是封建制度的总体衰败,虽然其繁荣昌盛远胜于唐朝,但是体制落后于时代,且弊病丛生,已经失去了以往的活力,内部孕育着各种社会矛盾,严重损耗了国家的能量。日本经过百年之久的战国时代,在动乱中完成了社会变革,其制度开始向中央集权靠拢,尤其是其“兵农分离”的军事制度要比明朝的卫所制先进。战场上日军的表现可圈可点之处甚多,而明军就相形见绌不少。就其武器装备而言,双方相差不大,相反明军还拥有日本望尘莫及的人力优势与后勤保障。那么这一切恐怕还得从体制上来找原因了,毕竟,清朝基本上是承袭明朝的制度,明朝当年的惨胜恐怕已经为200年后清朝的惨败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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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皇权的传国玉玺最终去了哪里? [转帖]


“玺”在秦以前尊卑通用,官、私印均可称“玺”。汉蔡邕《独断》云:“玺者,印也;印者,信也。”到了秦始皇时,秦始皇下令镌刻皇印,宣称只有皇帝印才可称玺,奉为天命的象征。又独以玉,作为历代帝王相传之印玺,所以叫“传国玉玺”,又称“传国玺”。“传国玉玺”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正面刻有李斯所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篆字,以作为“皇权神授、正统合法”的信物。
秦始皇死后,历代帝王都以得此玺为符应,奉若奇珍,尊为国之重器。得到此玺则象征其“受命于天”,失去此玺之则表现其“气数已尽”。如有皇帝登大位而没有此玺,就被讥为“白版皇帝”,显得底气不足而为世人所轻蔑。这更加促使后世皇帝对这块传国玉玺的争夺,致使这块宝物屡易其主。然而,它在流传1000多年后,却神秘地失踪了。几千年来,有关它的传说也无不充满着神秘的色彩。
“传国玉玺”就材于“和氏之璧”。春秋时,楚国人卞和在山中得到一块璞玉,献给厉王。楚王让玉工辨识,玉工鉴定为石头,楚王以欺君罪断卞和左足。后来武王即位,卞和又献玉,但仍以欺君罪再断右足。公元前690年,文王即位,卞和抱玉痛哭。文王派人问他,他说:“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文王让人把璞剖开,果然是宝玉,因称称为和氏璧。楚威王时,相国昭阳灭越有功,威王将和氏璧赏赐给他。但是不久昭阳就将它丢失,有人怀疑是他的门人张仪偷走,拘留张仪审讯。张仪一气之下,离楚入魏,后来到了秦国,后被拜为秦相。
战国时,赵惠文王从太监缨贤处得到了和氏璧,秦昭王得知后,打算强取,后来蔺相如据理力争,将和氏璧“完璧归赵”。秦王政十九年(公元前228年),秦王嬴政破赵,得和氏璧。嬴政一统天下,称始皇帝。命李斯篆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咸阳玉工孙寿将和氏璧磨平,雕琢为玺,即为传国玺。秦王政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过洞庭湖口,这时风浪骤起,龙舟将倾,于是始皇将玺抛入湖中,祈神镇浪,传国玺就此第一次失踪。而八年后,华阴平舒道有人又将此传国玺奉上。从此,传国玉玺随江山易主凡不下十数次,尽尝坎坷流离之苦。
秦子婴元年(前207)冬,刘邦率军入咸阳至霸上,秦王子婴投降,奉上始皇玺。秦亡后刘邦即天子位,传国玺得归刘汉。因御服其玺,世世传受,称为“汉传国玺”,也称“汉传国宝”。

西汉末年(公元8年),王莽专权,当时皇帝孺子年仅2岁,传国玺置于长乐宫,由元帝王皇后代为掌管。王莽篡位,建立新朝,派他的弟弟舜前去索要,太后大骂:“我老已死,如而兄弟,今族灭也!”,将传国玺摔在殿廷,玉玺被摔碎一角,后来用黄金镶补。公元23年十月,王莽被杀,玺被校尉公宾所得,献给绿林军将领李松。又由李松派人送给更始帝刘云。刘云为赤眉军所掳后,传国玺落入赤眉军拥立为帝的刘盆子手中。后来刘盆子兵败宜阳,将传国玺拱手奉于东汉光武帝刘秀。东汉末年,宦官专权。外戚何进谋诛宦官不成,反为宦官所害。袁绍领兵入宫诛杀宦官,宫中大乱,汉少帝夜出北宫避难,仓促间未带传国玺,返宫后传国玺查无下落。
东汉未年,董卓叛乱,天下豪强在袁绍、袁术的率领下讨伐董卓,洛阳城内一片混乱,董卓弃城逃往长安。孙坚率兵驻扎在洛阳城南宫殿中,一天突然发现宫殿中一口井内闪着五彩的光,孙坚感觉奇怪,于是命令手下人下井探望,不想却捞着一位宫女的尸体,妇女的脖子上戴着一个锦囊,打开一看,内有一个用金锁锁着的朱红小匣,启开小匣,里面有一玉玺,上面有篆文八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玉玺缺一小角。孙坚知道这正是秦始皇的“传国玺”,窃喜这莫非是天意让他当皇帝。孙坚将玺秘藏于妻吴氏处,没想到他手下的一个士兵与袁绍是同乡,将此事之袁绍。袁绍早有篡夺帝位之心,当然想占有“传国玺”,他下令扣押了孙坚的妻子,孙坚被逼无奈,只好交出玉玺。后来袁氏兄弟败在了曹操的手下,“传国玉玺”又回到了汉献帝的手里。
曹魏代汉,传国玺作为“君主神授”的象征,落入曹丕之手。曹丕使人在传国玺肩部刻下八个隶字“大魏受汉传国之玺”。西晋受禅,传国玺又落入司马氏手中。此后,北方陷于五胡十六国分裂动荡的局面,“传国玺”几经辗转,又落人东晋征西将军谢尚之手,谢尚把它用三百精骑连夜送至首都建康,献给晋穆帝,传国玺重归晋朝司马家。公元420年,刘裕废东晋恭帝自立为帝,国号宋,史称刘宋;在南朝,传国玺历经了宋,齐,梁,陈的更迭。南朝梁武帝时,降将侯景反叛,攻破官城,劫得“传国玺”,不久侯景败死,他的部将侯子鉴将玉玺投到了栖霞寺的井中,有一个寺僧将玉玺捞出收存,后来他的弟子将玉玺献给了陈武帝。杨坚建立隋朝后,公元589年,灭陈统一全国,传国玉玺入了隋宫。
唐初,太宗李世民因无传国玉玺,于是刻数方“受命宝”、“定命宝”等玉“玺”,聊以自慰。公元630,李靖率军讨伐突厥,同年,萧后与元德太子背突厥而返归中原,传国玺归于唐朝。唐末,天下大乱,群雄四起。朱温篡唐后,“传国玺”又遭厄运。后唐废帝被契丹击败,登楼自焚,玉玺也遭焚烧,下落不明。郭威建后周后,遍寻传国玺不着,无奈镌“皇帝神宝”等印玺两方,一直传至北宋。北宋哲宗时,有一个农夫在耕田时发现了传国玺,送至朝廷。经十三位大学士依据前朝记载多方考证,认定这就是始皇帝所制传国玺。但是朝野也有一些有识之士怀疑它的真伪。宋靖康元年(公元1126),金兵破汴梁,徽钦二帝被掠走,“传国玺”也被大金国掠走,随后便销声匿迹。
公元1294年,元世祖忽必烈去世,在大都传国玺忽然出现于集市,伯颜命人购买,玉玺从此归入大元。伯颜曾将元帝国从各处收缴来的历代印玺磨平,分发给王公大臣刻制私人印章。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建康称帝,建大明。大元朝廷逃往蒙古草原。明朝初,明太祖遣徐达入漠北,追击遁逃的蒙古朝廷,期望得到传国玺,最终还是空手而返。至此,经历了一千五百多年风风雨雨的传国玺就此湮没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
明清两代,偶尔有“传国玉玺”现身之鼓噪,但是都是附会、仿造之赝品。明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有一名陕西人得到一块玉印,据称为传国玺,呈献明孝宗,但明孝宗对此深表怀疑,没有采用。明末,相传由元顺帝带入漠北的传国玺,为其后裔林丹汗所有,林丹汗兵败之后,玺落入后金太宗皇太极手中,皇太极因此称皇帝,定国号为“大清”,表示要占领中原,取代明朝的统治。
清朝初期,故宫交泰殿藏御玺39方,其中一方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的玉玺被称为传国玺。但乾隆钦定御玺时,却将这块玉玺剔除在外。由此可见,这是一块“传国玺”的赝品。直到1912年11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宫,此“传国玉玺”复不见踪影。当时冯部将领鹿钟麟等人曾追索此镶金玉玺,至今仍无下文。据说,玉玺现在台湾的故宫博物院,这只是一种猜测,台湾方面没有承认此事。
由是,历经两千余年风风雨雨,“传国玉玺”数隐数现。自从五代时期传国王玺失踪,这块国宝真假难辨。

那么,真正的传国玺到底在哪里?没有人能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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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7 10:41:40 | 显示全部楼层


不是做梦,抗战胜利了! [转帖]


1945年的七八月份,骑兵一连在河南淇县、浚县一带活动。

楚旺战斗之后,冀鲁豫根据地扩展到了河西地区。卫河以西是日伪顽势力长期盘踞的地域,在这里,形形色色的汉奸武装打着各种旗号替日本人搜刮粮草物资,守卫交通干线。各路伪军虽然背景不同、心态各异,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他们都不愿意看到抗日根据地的扩大,竭力阻挠****基层组织的活动,反对农村土地改革和民主运动。

针对这个情况,冀鲁豫军区要求在河西地区采取有效行动,震慑敌人、拓展局面,以“打拉结合”的方式分化伪军,巩固抗日政权。为此,九分区决定派出主力部队深入敌后。

骑兵团组建了两个游击分队,一连为第一分队,任务是配合民兵破坏卫河沿岸的日伪据点,破袭平汉交通线,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工作。

骑兵具有机动能力强的特点,军事训练以进攻战术为主,实战中强调“短促接敌,迅猛进攻”、“有利就打,打了就走”,再加上过硬的军政素质和轻便有效的武器装备,完全具备实施游击作战的经验和能力。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骑兵也存在着不适宜化装隐蔽,兵力分散之后难以发挥战斗效能,在敌占区和游击区筹集给养不便等问题,长期在敌后游动的困难较大。

在通常情况下,骑兵团在敌后不分散、不长时间滞留,而是采取集中兵力远程奔袭的方式,主要担负牵制袭扰和战役支援任务。

但这一次不同了,在游击区维护政权建设,协同民兵作战,不可能大规模集中使用骑兵部队,所以,骑兵团只派出了一连和四连,分别组建为黑马、红马两个分队。团领导要求深入敌后的战士们积极摸索经验,做好长期游击斗争的准备。团长兼政委李庭桂同志对深入敌后的骑兵战士们讲了三点意见:“一、没有人是生来就会打仗的,要在战争中学会战争;二、要依靠党组织、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才能在战争中获得主动;三、情况越是复杂,越要弄清‘任务、敌情、我情、地点和时间’这五大要素,否则,‘五行不定,输得干净’。”这虽然是老生常谈,但确实管用。

担任游击分队的两个红军连得到了补充,机枪和冲锋枪多配置了一些,另外还增加了一个通信班。一连指导员张凤翔负伤尚未归队,连里的事务只能暂时由连长一个人负责。刘春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反复琢磨过去的战斗经历,想到一点经验教训就赶紧记下来,一晚上居然写了十几页纸。就这么着,原本最头痛写字的他,从此开始做笔记了。

河西一带是新区,这里的群众对八路军还不太了解。“黑马连”刚开到的时候,老百姓都躲了起来,村里不仅看不见家禽和牲口,甚至连一个青壮年也没有。老人和孩子坐在床头以惊恐的眼神看着骑兵,向他们问好打招呼没有回应,想征集粮草得到的是摇头。至于动员担架、搞后勤服务就更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了。

越是在复杂的环境里,八路军就越要注重群众纪律。

有一次,一连白天驻进一个村子,想要就地征集些粮草,老百姓都摇头,说是没草料也没有粮食。战士们不搜查不埋怨,高高兴兴帮老乡扫院子挑水,然后牵着战马到野外吃青草,顺便采点野菜回来。

出了村,发现麦田里聚着一群人,远远望见部队就一哄而散;接着,斥候骑兵又在一个大土坑里找到了十几头牛和驴,显然是刚才那些村民藏在这里的。骑兵就帮着喂牲口吃草,连队的马医生还给驴子治了腿,然后一一拴在村口的树上。

开饭的时候,八路军吃的是用自带的粮食和着野菜做的菜馍。通信员吴立然帮连长打饭,一手端着疙瘩汤一手拿着馍。正走着,路边突然窜出个傻子,一把将馍馍抢走了,小吴和连长只好喝汤。那傻子脑筋不行,胃口倒还不错,三两口啃完了菜馍又跑过来盯着大刘的碗看,刘连长干脆把菜汤也分给他一半。结果是傻小子撑了个肚儿圆,八路也觉得挺开心的。

那傻子的老娘得知这情况,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流泪,浑身哆嗦着硬拉着儿子要给大刘磕头。

天黑以后,骑兵开拔了。村民们拿着自家烙的饼子,拎着喂战马的黑豆送出村来。那些跑出去躲避的青壮年也回来了,解下拴在村口的牲口,有点害羞地诉说自己的苦衷。八路军借机向群众宣传了党的政策和主张,从此以后,骑兵连在附近征集粮草就容易多了。

开辟新区,工作重点是变“两面负担”(既要向日伪交粮,也向抗日政府交粮)为“合理负担”。骑兵连和八路军各部在民兵的配合下频频袭扰交通线,打击日伪抢粮队,保护群众财产。这样一来,不仅使根据地的物资全部掌握在抗日民众手中,就连游击区的粮食也不能流入敌占区。1945年河南夏粮大熟,可开封、洛阳等日伪中心地区却出现了物资紧缺、粮价高涨的情况,这和八路军采取的封锁措施是密不可分的。

开始的时候,群众对参加抗日活动并不热心。有的小伙想当民兵,家里人却哭着喊着往回拽;部队需要征用民夫,老百姓也是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了,一家老小就都围着连长、排长、班长,递香烟说好话,千拜托万嘱咐,又是眼泪又是鼻涕的,好像八路军是要拉他们去送死一样。

而八路军对群众却是有求必应。只要得知日伪军出动抢粮,或者是老百姓诉说受到了威胁,无论部队多疲劳,路途有多远,骑兵总是立即出动,对小股的敌人坚决消灭掉;如果敌人太多,就层层阻击袭扰,反正不能让敌人把抢来的东西拉走。这么打了几仗,百姓的胆子壮了,有事就向八路军报告,对日伪势力的掠夺也敢于反抗了。

淇县卫河渡口驻着三十多个伪军,还有个日本工程师①。据点的头目叫马德传,每当群众经过渡口,他总是搜查盘剥,征粮索款,还嚣张地宣称:“当日本的差就要按日本人的章程办,八路有意见,让他们上炮楼来说!”于是老百姓就向骑兵诉苦,骑兵连当即决定拔掉这个据点。

行动的当天,八路军化装接近渡口,两个侦察员扮成卖山货的在据点跟前吆喝。那日本婆子看见水果高兴坏了:“卡几卡几(柿子),拉西拉西(梨)。”跑出来挑柿子选梨子,她男人也在旁边看热闹。

部队准备就绪,大刘掏枪就把鬼子打倒了,十挺机枪随即架上周围房顶,八路军冲进了据点。守门的伪军根本没敢抵抗,只有那日本女人还抱着老公一个劲地哭。

刘连长站在院子里喊:“马德传,你叫八路来说话,现在我们来了!是你下炮楼还是我上去?”那马德传连滚带爬跑到跟前,左一巴掌右一巴掌地猛抽自己嘴巴,哪里还讲得出话来!

接下来就拆检查站,拆炮楼。那时候,八路军打下敌人据点之后就拆掉,拆下炮楼、围墙和房屋的砖瓦木料都归参加劳动的群众所有,所以只要八路军打了胜仗,周围的老百姓早就拿着锄头、铁锹等着了。两个月也盖不起来的大据点,一天时间就能拆得干干净净。

干完这些,骑兵们扬长而去。伪军领教了黑马团的厉害,都说:“有日本人的地方都是说拿下就拿下,咱们这里恐怕更靠不住。”从此就老实多了。

老百姓是最现实的,没见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说多少好听话也没用;老百姓也是最仗义的,一旦八路军维护了群众的利益,他们就能豁出来跟着****干。

从根据地来了宣传队、工作组,调来了民兵骨干,各乡各村成立了救国会、民兵队,河西地区的民主民生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在树林边、原野上,庙宇外、河套里,到处都可以看到戴草帽、拿着武器的“青抗先”,有的在上政治课,有的在会操,个个生龙活虎、精神焕发。

军民关系也日益融洽。在路边,一个老农扛着锄头从田里归来,后面跟着个扎羊角小辫、挽着野菜篮子的小姑娘,看见骑兵就招手。八路军和他俩打招呼,这一老一小也满脸喜悦地回应。那小女孩的模样十分可爱,每当看到有战士对她做鬼脸,就蹦跳着发出串串银铃般的笑声,引得骑兵队伍也是欢声一片。

各村都开展了参军动员工作。群众组织踏着“隆咚呛、呛咚呛”的鼓点,扭着秧歌挨家挨户地给军属送荣誉牌和光荣花,“青抗先”、妇救会和儿童团的男女载歌载舞地唱着:

模范爹,模范娘,

快快送儿上战场。

…………

好丈夫,志气强,

参加八路在前方。

我在家中搞生产,

抗日军属真荣光。

其他群众看了十分羡慕:“现如今,参加八路真比当年中了举人秀才还荣耀哩!”家里再有人去当民兵打鬼子,就十分支持了。

民兵队伍普遍建立起来,敌人抢粮的阴谋就更难以得逞了。1945年8月,浚、汲两县的日伪军联合出动“清乡”。以往遇到这类情况,老百姓只有“跑反”,可如今不同了,各村民兵纷纷组织起来抵抗,一边操起土枪、土炮和敌人对着干,一边向八路军报信。

得知消息,黑马连最先赶到,三个排轮番奔袭,不断骚扰。接着,红马连来了,十六团来了,分区独立团也来了……伪军立刻崩溃,日军也丢下大车仓皇逃跑,民兵们漫山遍野地追俘虏、捡战利品,乐得合不拢嘴,说:“日本是那个庙不是那座神了,小鬼子不行了!”鬼子汉奸也哀叹:“八路一来,土包子也成精了!”

1945年的夏天,冀鲁豫边区已经发展成为****在敌后最大的抗日根据地,全区东起津浦路,西至平汉路,南至新黄河,北到德石路。纵横千余里,人口超过两千万,除交通干线和一些孤立的大据点之外,日伪军都被驱逐到了边沿区。

从当时的总体形势来看,根据地周边环境呈“南松北紧,东缓西急”的态势。“北紧”,是指北面冀南军区的攻势作战不很顺利,受到了日伪势力的阻碍;而“西急”则是因为王树生、戴季英领导的河南军区(豫西)刚成立不久,正在伏牛山一带与敌人酣战。

九分区的作战区域在豫北,但为了策应豫西战事,骑兵们也经常向西机动,到平汉路一侧打击日伪交通线,这本来是豫西部队的任务,但他们这时候有点忙不过来。作为兄弟部队,互相帮助是应该的。因此,刘春雷率领的骑兵一连就在卫河与平汉铁路之间驰骋。

“卫水清,通天津;卫水长,出皇粮。”自从三国时曹操治理水利起,卫河就成了河南省重要的水运枢纽。历史上,卫水还曾经有个响亮的名字——永济渠。到了抗战时期,卫河沿岸虽然堤防残破、洪涝频繁,但依然出产有名的卫河银鱼,航运也能直达天津。

从卫河岸到平汉线一带,是古时候的牧野和朝歌。据说很久以前,有个叫妲己的狐狸在这里变成了美女,还有个叫卫懿公的国王在这里养过仙鹤。而1945年的夏天,刘春雷和他的战友们就在这个地方学会了玩地雷。

地雷是游击队的重要武器,但骑兵们很少使用。

在一些电影电视里,民兵们成天都带着地雷,这里炸了那里炸,其实没有这么夸张。鬼子并不是天天进村,地雷也不必一年四季都挂着弦;并且,抗战时的民兵使用的大多是自制的土地雷,没有多大杀伤力,能不能炸死人都难说。

民兵使用的地雷,厉害的有两种:一种装填黄色炸药,这是兵工厂生产的,偶尔能给游击队发几个,如果打了胜仗立了功也能再奖励几个,总之十分难得;另一种是特大号地雷,可这玩意儿不仅成本高,而且容器不好找,还不容易伪装,所以用的也不多。

最常见的是装黑火药的“铁西瓜”,实际上就是个大鞭炮,主要靠混在爆炸物里的铁片、石子伤人,崩得好能打中要害,崩得一般也就是个烧伤。因此,在真正的地雷战里,那种“地雷一响,鬼子就飞到天上”的场面其实不多,更常见的是,“轰”的一声之后,鬼子突然变成个黑不溜秋、浑身冒青烟的灶王爷,怪叫着又蹦又跳。

一连初到淇县的时候,当地民兵组织刚建立不久,规模小,人数少,对开枪打仗的事情还有些害怕,八路军就带领他们打游击。但是,骑兵们自己对地道战、地雷战也不太内行,所以当起这个“师傅”来多少有些心里没底。

有一天,听说上级派人来办民兵训练班,刘春雷觉得机会难得,就带着全连的班长、排长们去参加学习。

训练班的教室在河神庙边上,教师是太行学校(二野军政大学的前身)的一个学生,瘦瘦小小,二十岁不到。小伙子突然看见这么多骑大马、挎短枪的老八路来听课,顿时有点被吓蒙了,手里拿着本《论联合政府》,吭哧了半天才说:“各位好,我叫雷震天……”

底下有人接了句:“雷震天?听不见,说话大声点。”惹得全场大笑。

骑兵们听了半天课,别的没记住,倒是把雷老师的山西方言学了个韵味十足——笨蛋叫“憨憨”,漂亮叫“溜溜”,勇敢叫“猛的太”,大爷叫“老牙牙”……大家一边学一边笑,还纷纷自称是“雷震天的徒弟”。

干部们说话变了腔调,战士和民兵也都跟着学,这样过了没多久,淇县一带的游击武装就有了个统一的代号:“雷震天的队伍”。消息传到军区,首长弄不清是咋回事,还专门派人来询问:雷震天是哪个单位的领导?

既然是“雷震天”的徒弟,就应该学会摆弄地雷。老师没教,骑兵们就自己研究,毕竟都是久经战阵的老战士了,一通百通,琢磨一番就能玩出花样来。

夏粮熟了,老百姓忙着抢收抢藏,鬼子汉奸也下乡抢粮,骑兵的任务是打击敌人的抢粮队。开始的时候,大家还照老规矩做,埋好雷,把新土运走,撒上旧土,还盖上鞋印车辙印什么的。可日本鬼子也不傻,派出工兵在前面探路,埋下去十个雷被他们起出来八个,剩下一两个还没能炸响。八路军火了:“狗东西,既然这么能刨,那就让你们多刨点。”

第二次,八路军组织民兵在公路上挖了好几百个坑,只求数量不图质量,有什么就埋什么,马蹄铁、破瓦罐、草绳子、烂布条……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往坑里填,完了以后还在路中间立一个稻草人,身上挂着大海报,上写着:“小伙真坚强,誓死把路挡;要是敢惹我,叫你见阎王。”

群众一看这场面,知道路上有地雷,就绕道从田埂上走。

敌人来了,照旧是工兵开路。几个人蹲在地上,这里挖出个碗,那里刨出个锅,搞了两个小时也没能前进一公里,一不留神还被打冷枪的斥候骑兵给击毙了。

死了工兵,太君也有办法,找来好多把榔头,拴上绳子让伪军甩着朝前面的地上砸。好家伙!七八个汉奸舞得尘飞土起、乒乓乱响,好像是耍流星锤的一样,把路旁的老百姓逗得直笑。

就这么着也走不快,鬼子急了,决定绕道。可是,人可以走田埂,大车却不行,只好兵分两路,大队人马走庄稼地,留下车队在公路上。看到这种情形,刘春雷连长就命令骑兵列队:准备战斗!

夏日炎炎,收割过后的麦子地空荡荡的,日伪军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得乱七八糟。正在疲惫的时候,八路军骑兵冲过来了,机枪扫射、马刀砍杀,再加上大喊大叫的民兵,伪军们哪里挡得住这个阵势,丢下枪就逃。骑兵队伍旋风般冲上公路,消灭押车的敌人,把大车也烧毁了。

抓回来两个鬼子兵,军区交通站的王站长讯问之后差点没笑岔了气。他说,有个日本俘虏兵的名字叫做千种一二三,“真他娘的军国主义,取个名字都像是喊口令。”

8月初的一天,一连沿卫河向西运动,经过浚县和安阳交界地带时,看见路边有条电话线,就顺手破坏一番。骑兵办这种事情很容易,马刀砍,战马拉,别说是电线,就是电杆子也能拽倒。大家高高兴兴,一路连扯带割。走到安阳火龙岗附近,忽然看见九分区十六团的几个通信兵正在田野里跑来跑去,忙得满头大汗。刘连长心说:坏了,大水冲了龙王庙,八路把八路的电话线剪掉了……

十六团到这里是为了破坏汤河上的一座桥。汤河是卫河的支流,平汉铁路从中间经过,路东是平原,路西就属于山区了。这铁路桥并不高大,但桥头有日伪军把守。十六团的计划是先打掉敌人的据点,再把桥炸掉。

晚上宿营以后,刘春雷想起白天的事情,真是过意不去,就和夏武杰商量着怎么弥补一下。小夏是大刘的战友兼病友,腿伤好了以后调到一连来当副指导员,依然是那么活泼开朗:“好办,帮他们把汤河桥炸了就是。”

“说得轻巧,桥上有鬼子据点,怎么炸?”

“没关系,有办法!”

小夏真的有办法,他先找来门板做了个木筏子,到了铁路桥附近,又在木筏上十字交叉地绑了两根长竹竿,把地雷和炸药包捆在上面,然后插上线香,就要把这“大水雷”往河里放。

大刘看看那座桥,有些不放心:“这水雷的力量够吗?”

“不知道,试试看吧。”副指导员原来是个“二百五”。

点燃线香,让木筏子从上游往下飘。木筏到了桥跟前,长竹竿杵在桥柱子上过不去了。等了一会儿,“轰隆”一声,火光闪亮。鬼子据点顿时热闹了,机枪对着桥上桥下一个劲地扫射。当然是一个人影也打不着。

几个八路赶紧借着亮光朝前看,咦?黑黝黝的大桥还在。

桥没炸断,遗憾遗憾!可是也没办法,炸弹已经用光了,只好回家睡觉去。

谁知道,第二天中午,侦察员乐滋滋地跑回来报告:天亮的时候,那座桥突然自己垮了!

自从搞了这次“漂雷炸桥”,骑兵们对水上爆破的兴趣大增。

那时候,卫河沿岸的大据点还控制在敌人手里。天黑以后,陆地上的日伪军不敢出门了,可卫河上的运输船队却依然肆无忌惮,实在猖狂。刘春雷就想收拾这些运输船。

这事有点难办。鬼子的拖船是有马达的,遇到岸上打枪就往船舱里一趴,船队“突突突”地朝前开,河岸上的八路军纵然是骑着马也没法追。于是,大家就琢磨地雷改水雷——把地雷装在一个木桶里,底下拴上石头当做“锚”,就能在河道中间固定住了。木桶四周安装有“触角”,船体碰上“触角”,捅翻了里面的硫酸瓶子,地雷立刻就炸。如果再在桶里装上火油,炸了之后还能燃烧。

用这玩意儿对付木头船很管用,即使是铁皮船,吃上两三个也受不了。在航道里布置七八个“水雷”,鬼子船队一艘连一艘地晃晃悠悠老长一串,这个碰不响,那个也碰响了。十天时间里,骑兵们制造了三十多个“水雷”,炸了六条船,鬼子的夜间航运也中断了一个星期。

遗憾的是,这种“水雷”只能晚上用,白天容易被破坏。可是,还没等八路军想出改进办法,日本鬼子就投降了。

刘春雷是在一个木头箱子里得知抗战胜利的消息的。

1945年8月15日,一连驻扎在白河村(这地方当时是“淇汲联合县”的根据地,现在属卫辉市)。头两天,一连的战士们就听说苏联红军对日宣战了,这消息对其他人也许无所谓,但对骑兵而言却非同小可,因为他们号称是中国的“哥萨克”呀。于是干部战士们就纷纷猜测:苏联红军会不会开到咱们华北来?人家“正宗的哥萨克”是个啥模样?

这一天,从第四专署来了文艺队,宣传党的“七大”精神,还要演戏。刘春雷见他们没带锣鼓乐器,知道又是“表演说话”,就不想去看了。大刘看戏图热闹,喜欢看唱歌跳舞,对光说不练的话剧、诗朗诵什么的不感兴趣,再加上那段时间晚上要去卫河埋水雷,白天难免犯困,于是他就决定趁别人去看戏的时候好好睡一觉。

白河村这里什么都好,就是蚊虫多。白天在亮处睡觉太阳晒得慌,在暗处睡觉又被蚊子咬毁了。刘春雷转了一圈,找到个好地方——当时老百姓家里都有个装杂粮的木柜子,房东把牲口饲料拿出去翻晒,那个大木头箱子就空着。

这地方好,大刘一头钻进去,盖上盖子,既不怕晒也不怕蚊子,真不错。

正睡得香呢,通信员吴立然“咚咚咚”地敲木头盖子:“连长,连长,鬼子投降了。”

刘春雷以为他说的是演戏的事,“投降就投降呗,别吵我”,翻过身继续睡。

连长超然镇定的态度让通信员觉得十分钦佩,于是小吴就跑出去自己玩了。

又睡了好一阵,副指导员夏武杰来了,掀开箱子盖大声喊:“别睡了,日本鬼子投降了!”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分区和专署都来通知了。”

大刘“嗷”地叫唤了一声,鞋子没穿就蹿了出去,村里村外地瞎蹦乱跳,狂吼大叫。这时候,其他人的兴奋劲差不多已经过了,突然看见这疯子一样的八路军连长,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一直疯闹到天黑,通信员问:“连长,晚上你还在粮柜里睡吗?”

“不睡了不睡了,老子三天三夜不睡觉!”

“那好,我去睡!”小吴就钻到那宝贝柜子里去了。

半夜里,吴立然从木头柜子里探出头,迷迷瞪瞪地问连长:“我记得,白天……鬼子投降了,没错吧?”

“没错没错,你不是做梦,抗战胜利了!”

276 ① 当时,日寇为维护河南到天津的水运,在豫北实施了“引黄济卫”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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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预算是怎么“细到坐椅”的[转帖]


《新京报》2月27日刊登毕诗成的文章说,2月25日,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宣读新年度财政预算案,让人很是感慨:预算案文本非常详细,开支甚至详细到坐椅。为让市民能充分了解财政预算案,香港政府出尽各种招数:派传单、建网站,上电视、接热线,全方位披露财政预算案内容。

一张坐椅的用度,在巨大的政府财政中是微小的,但正是一个个微小的层面,才构筑其一个庞大的财政正义。我们耳熟能详的“把纳税人的钱用到刀刃上”——这不是小题大做,而是责任政府的分内工作。

细化到坐椅的预算监督表面看耗时耗力,但刚性的“高压线”一旦建立起来,其“节省”的资金是难以想象的。所以,加强在“入口”上的预算监督体系,不怕慢,就怕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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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7 10:44:23 | 显示全部楼层

遭前南政权处决的300人遗骸被发现[转帖]


  
  环球时报3月10日报道 据英国《每日邮报》9日报道,斯洛文尼亚与克罗地亚科考队上周在斯洛文尼亚拉斯科(Lasko)的矿井处发现了一个二战后的墓穴,里面埋葬着300名被前南斯拉夫****政权处决的受难者残骸。

  克罗地亚副总理亚德兰卡·科索尔(Jadranka Kosor)向斯洛文尼亚国家通讯社(简称STA)表示,照片上的这些遗体让她感到相当震惊。

  据相关权威人士证实,这座被发现的巨大墓穴名叫HudaJama,位于拉斯科一处矿井的深处,考察人员以及历史学家们上周将乱葬岗周围的混凝土墙壁拆除后发现了墓穴Barbara战壕里埋葬的遗体残骸。那里大约埋葬了300名遇难者,他们都是在二战后被前南斯拉夫政权处决的。斯洛文尼亚军方墓穴管理部长马科·斯特罗弗斯(MarkoStrovs)向记者表示:“我们发现了大约200至300名受害者残骸,在这些人身上没有发现被武器杀伤的痕迹,看上去只可能是被吸入了过量毒气致死的。”
  斯洛文尼亚总共有500多处乱葬岗 ,作为对这些墓穴考察内容的一部分,科考人员从去年8月就开始对HudaJama墓穴进行考察。他们认为这些人是亲纳粹党分子,因试图逃脱前南斯拉夫政权而在1945年被杀害的。而在1991年独立之前,斯洛文尼亚是属于前南斯拉夫共和国的。

  斯洛文尼亚国家民族和解调查中心主任瓦利克(Andreja Valic)表示,这些Huda Jama 墓穴里受难者的身份目前还尚不明确。不过,根据当地居民提供的资料以及他们的口述证词,这些遇难者极有可能是来自斯洛文尼亚或者克罗地亚的亲纳粹党分子。
  

  斯洛文尼亚总检察长巴巴拉·布莱兹加尔(Barbara Brezigar)在参观了Huda Jama 墓穴后表示,“这真是太令人毛骨悚然了。这是我目前为止所见过的最恐怖、最为震惊的事情”,后续调查工作相当困难,因为由于年代久远,相关知情人士已经不在了 。

  卢布尔雅那(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首都)法医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巴拉兹克(Joze Balazic)表示:“从考察迹象来看,这些人都是一些士兵,他们在遇害时没有穿衣服,在被杀害前鞋子也都被脱掉,因为人们在墓穴门口发现了他们的鞋子。目前,我们还未发现幼童的鞋子。这些遇难者埋葬的地方是一个地下走廊,长约15米,宽约2.5米,距离墓穴的矿井出口400米左右。在墓穴里还发现了另外两个通道,那里埋葬着更多受难者。”

  就这些遗体残骸为何保存的如此完好的问题,斯特罗弗斯解释说,这因为当时修建的几层混凝土墙将埋葬地与土壤有效地隔离开,“当我们走进这些地下通道时发现地面全是白的,这时我们才意识到,这些都是遇难者的尸体残骸。他们的尸体都被石灰所覆盖”。

  墓穴被发现后,斯洛文尼亚总统图尔克表示:“这完全就是犯罪行为,我诅咒所有实施这些暴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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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7 10:52:03 | 显示全部楼层

季羡林清华毕业曾遭遇就业难 [转帖]


  如今,很多大学毕业生在难就业的形势面前举手无措,忧愁犯难。其实就业难并不始自今日。75年前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季羡林也曾面临就业难的窘况。季羡林曾经著文详细回忆自己的那段经历。他是怎么解决这一难题的呢?他是先就业,然后寻找新的机会。这种做法对当今即将毕业的学子或许可以起到参考作用。
  面临
着毕业即失业的严酷现实,何去何从?问题非常严峻地摆在了初尝人生艰辛的季羡林面前

  1934年夏,季羡林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德文专修科毕业,成绩是4年全优。但横亘在23岁的天之骄子面前的是两大难题:其一,季羡林大学毕业之时,在济南黄河河务局当小职员的叔父正好失业,一家人的生活没有着落,家庭经济实际上已经破了产,贫窘之状可想而知了。其二,当时大学毕业生就业并不容易,尤其是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受歧视,找工作就更难。从1933年下半年开始,季羡林就经常忧虑毕业之后的去处,在《清华园日记》中,他多次写道:要不择手段去抢一只饭碗。

  出路有没有呢?当然有,那就是找靠山和出国。

  季羡林出生于济南的小户人家,没有什么大官的社会关系。他也没有像他的清华同学那样,去找南京国民政府的要员们。他吹拍乏术,只有等待命运的安排。

  季羡林当然也想出国留学,但以他的家境,私费留学根本没有可能,而官费留学,更是不可能,因为当时只选理工科学生,社会科学受到歧视,出国留学希望甚微,只得四处奔走去找工作。但找工作又碰了钉子,他陷于极端痛苦之中。快到秋天了,“饭碗”还没有拿到手,如何向家人交代呢?季羡林形容自己的心情:总而言之,我大学一毕业,立刻就倒了霉,留学无望,饭碗难抢;临渊羡鱼,有网难结;穷途痛苦,无地自容。

  正在无路可走之时,一个意外的机会来了。山东省立济南高中(也就是季羡林高中三年级的母校)的校长宋还吾先生托人邀请季羡林回母校教国文。这对季羡林来说,真好像是大旱之年遇到了甘露,使他绝处逢生。原来,季羡林在大学期间写的散文,有一些发表在颇有权威性的报刊上,在全国已有了点名气。在母校老师们的眼中,凭这几篇散文就足以把他当成作家。而当时的逻辑很简单,既然是作家,自然能教国文。可季羡林心里直打鼓,要教国文,就要把学的莎士比亚、歌德,换成屈原、李白和杜甫,一时间换得过来吗?既然饭碗还没有拿到手,也就只有横下一条心了:你敢请我,我就敢去!

  季羡林应宋还吾校长之邀,回到济南母校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开始了初为人师的生活

  到济南高中教书,季羡林考虑最多的就是“面子”问题,因为当时中学生颇有“架”教师的风气。所谓“架”,就是把不称职的老师赶走,自己会不会也被“架”?但为了饭碗,也只好让面子退居二线了。他当时的想法是:我反正是瘸子掉在井里,捞起来也是坐。

  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是当时全山东唯一的一所高级中学,师资队伍实力雄厚,工资待遇也很高。国文教师的待遇更是优渥,每个月可以挣到160块大洋,是大学助教的一倍。当时大学教授的薪金是320块大洋。

  原来只是以为由于几篇散文出了名才被邀去济南高中教国文的。但进了学校之后,才知道个中原因并不是这么简单。

  从其他教师的谈话中,季羡林才了解到,原来是校长宋还吾想把本校的毕业生组织起来,好在“对敌斗争”中助他一臂之力。

  当时山东中学界抢夺饭碗的搏斗是异常激烈的。常常是一换校长,一大批教员也就被撤换。每个校长身边都有一个行政班子,教务长、总务长、训育主任、会计等等,一应俱全,好像是一个内阁。外围还有一个教员队伍。这些人都是与校长共进退的。这时的山东中学界有两大派系:北大派与师大派。两者勾心斗角,争夺地盘。

  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之下,季羡林进了济南高中的大门。他深知自己能吃几碗干饭,所以进校时,心虚是在所难免的。他如履薄冰地走上了济南高中的讲台,拿起了国文课的教鞭。

  对于季羡林这样一个刚从西洋文学系毕业的年轻大学毕业生来说,教国文怎么会应对自如呢?

  幸好,季羡林在这段时间里,还继续写散文。有一篇寄给郑振铎先生,他当时在上海主编《文学》,立即刊登了。而且郑先生还写信来,说他正在编一套丛书,要把季羡林的散文编成一个集子,在丛书里出版。只是时间太紧,集子没有编成。此外,他还在一家大报上主编一个文学副刊,可以为学生刊登一点好文章。这样一来,季羡林自然在学生中很有威信,且对学生极有吸引力,再加上他年龄与学生相仿,没有什么架子,不摆“师道尊严”,把学生当成自己的伙伴,因此,与学生的关系相处得很好。

  在济南高中教国文,季羡林亲眼看到,教师握在手中的那只饭碗,随时都有飘飘欲飞的危险

  春夏之际,正是中学教员最紧张的时候。在教员休息室里,经常听到一些窃窃私语:“拿到了没有?”不用说拿到什么,大家都了解,这指的是下学期的聘书。有的神色自若,微笑不答。这都是有办法的人,与校长关系密切,或者属于校长的基本队伍。只要校长在,他们决不会丢掉饭碗。有的就神色仓皇,举止失措。这样的人没有靠山,饭碗掌握在别人手里,注定是一年一紧张。

  夏天的济南高中,校园里的景色更美了。但上中学时便有“诗人”之称的季羡林,这时却一点诗意都没有,优美的园景不再引起他的注意。他的耳边,似乎只有一个声音:“拿到了没有?”他觉得,大地茫茫,却唯独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处。

  突然,一个意外的消息从母校清华大学传来: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教授同德国洽谈,促成清华大学与德国的大学建立了交换留学生制度,与德国学术交换处签订了一份合同:双方交换研究生,路费、制装费本人负担,食宿费相互由对方负担。

  德国留学生在中国每月30块大洋,中国留学生在德国每月120马克,条件对双方来说都不理想。

  在德国,120马克也只能勉强支付食宿费用,而官费德国留学生每月有800马克,那就比较富足了。季羡林抓住了这次机会,虽然只有120马克,但是毕竟实现了自己的出国梦……

(《扬子晚报》2.17 蔡德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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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7 10:52:56 | 显示全部楼层


官制拾遗[转帖]


官制拾遗(1)——官吏回避制度
1.亲属回避:规定有一定亲属关系的人不能在同一衙门做官。东汉规定地方官员中有姻亲关系的不能担任职务相仿的官职;晋代由姻亲扩大到一班亲属;唐朝规定亲属不得在同一部司任职;宋代制定《回避条例》;明朝规定宗室不得做官,只封爵供养清朝更加严格。
2.地区回避:规定官员不能在原籍任职,汉代规定宗室出任地方官,远离河南,河内,河东三郡;隋代规定地方官尽用他郡人,包括县级的县丞和县尉等;明代把全国分为两个大区,“定南北更调用人”;清代规定地方官任职离本人籍贯500里外。
3.职务回避:各朝规定不尽相同。唐时规定“要官子孙,年少未经事者,不得作县官亲民”,“凡官不历州县,不拟台省”;宋代规定地方官不得在一地长期任职,中央官员不得长期担任某一职务;清代督抚和三品以上京官子弟不能任御史,当过盐商或与盐商有亲戚者不能任户部管理盐政职,京官三品以上以及副都统,按察使,总兵以上的子弟不能任军机章京。
4.师生回避:从唐朝时有此规定,如在科举中,与主考官有故旧关系的的考生和亲戚一样要进行“别头试”;清朝规定最严,规定在科举中形成的师生关系,在以后任职中都要回避。
并且对违背回避制度的官吏进行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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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最有名的女刀客:死了也要报仇的张寡妇[转帖]


张寡妇,原名贺贞,1880年生于河南洛宁草庄村,1898年嫁与同县德里兆农民张有为妻,生子三人;1906年张有病故,遂以\"张寡妇\"称。其后,张寡妇的长子张振升因求佃种大伯张更山的田地引起争执,遭到毒打,旋离家投奔啸居在宣阳、洛宁交界处的\"刀客\",意欲劫杀仇家张更山、张清溪,结果先遭黑枪身亡。1922年秋,张寡妇为报杀子之仇,带次子张明升上山投入匪队,成为豫西著名的女\"刀客\"。
寒蛩悲鸣,枯叶满地。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张寡妇向留在村里看家的老三交代了几句后,便带着老二明升离开德里兆,连夜摸上宣、洛边的洪崖南山,开始了她的\"趟将\"生涯。
张寡妇有勇有谋,处事果断,很快赢得了大家的信赖,加上她又是振升的母亲,年轻人都把她当长辈看,尊重她,把她推为\"总驾杆\",并称她为\"干娘\"。张寡妇对\"孩子们\"说:\"以前我只会拿针、拿线,现在叫拿刀拿枪,没办法呀,人家逼的,要从头学,跟你们学,大家抬举我,让我当总驾杆,推不掉咱就一块儿干吧。不过我有几句话要讲在前头:第一,眼前咱要抢富户、拉肥票,招兵买马,购进枪支弹药,扩充势力;第二,只拉票不伤人,女票不能欺侮,快结婚、还没出嫁的快票,谁也不准近身......\"
规矩甫定,张寡妇立马树威。那些拉来的大户人家的必须当天赎回的\"快票\",如果当天来不及赎回,必须隔夜的,张寡妇对她们特别优待,有时亲自为她们放哨保护。有一次,一个土匪想\"尝鲜\",被张寡妇一枪打死,从此,再没人敢对\"快票\"起歹心。因此,开始时,凡张寡妇的\"快票\",家属总是放心及时的凑款赎回。
名声传开后,一些散杆从四面八方跑来投奔张寡妇,慢慢形成了一支品流混杂的绿林武装,大则攻村破寨,小则抢劫拉票。张寡妇也渐渐地变了,对部下放任自流,虽不每每亲自出马,却也时不时地跟随指挥、坐地分赃,弄得洛宁一带绑票风气盛极一时,人心惶惶,豫西几百里内一提起张寡妇,大人惊愕,小孩止哭。地主老财们对她更是恨之入骨,编了几句顺口溜:\"蛇蝎心毒,寡妇心狠,犯她手下,挖苗断根。\"一天夜里,几家富户联合行动,把张寡妇留在家里务农的三儿子先升拉到洛河滩活活打死。噩耗传来,张寡妇悲痛欲绝,发誓要用德里兆村富户的人头祭奠儿子的亡灵。
恰好此时,驻扎在洛阳的镇嵩军第二师师长张治公派其拜把兄弟杨彪来收编张寡妇的匪伙。张寡妇听后厉声道:\"我拉杆是为了报仇,不是想当官,请转告你们师长,多谢他的好意。\"杨彪笑了几声,回过头说:\"久闻干妈礼贤下士,今日一见,不过如此!再说,冤仇早晚都能报,可是刀客不能当一辈子。你的部下都还年轻,你不要误了他们一辈子。\"张寡妇听罢,暗自佩服对方胆识,同时也认为他言之有理,便答应考虑考虑。
除极少数人不愿下山外,大多数都愿意接受招安,认为收编后有固定军饷,不怕围剿,也不用提心吊胆过日子。张寡妇心想:\"人心如此,不如顺其所愿,日后在军队有人手,遇事也好照应。\"遂答应接受收编,条件是:(一)按实有人数改编;(二)不能遣散原班人马;(三)收编后,所有军官,统统由张寡妇亲自指派。条件谈妥,1926年春,在洛阳城内按实有人数编成了一个团。张寡妇指派杨德廉为团长,次子明升为连长。
人马枪支点验完毕,张寡妇又匹马单枪回洛宁南山驾子岭去拉杆子。
凭着自己的\"威望\",很快使那些小杆子聚拢,尤其是散居在洛河南北的零星股匪,更视张寡妇为救星,很快聚集了上千人。他们不仅在洛宁东河南的洛宜交界处打家劫舍,还去渑、陕交界的地方闹腾,把个熊耳山、伏牛山之间弄得神鬼不宁。1929年,张寡妇照样把部下又交给了前来收抚的叛冯投蒋的万选才,自己再次回洛宁拉杆。很快,又聚拢了一帮人。
1931年,当连长的二子明升到陕县头峪去催办\"日行兵差\"。他性情暴躁,稍不顺心,轻则骂人,重则伤人,引起公愤,被一士绅打死在酒席上。张寡妇闻讯恼怒交加,血洗了头峪,烧杀抢夺数日,全村老小,死伤惨重,幸存者寥寥无几。张寡妇的这次行动,充分暴露了她土匪的凶残面目,老二的仇是报了,但是她却欠下了头峪人民一笔大血债。
复仇的欲望又趋使她决定袭击德里兆村,血洗张更山家宅。她命令到达目的地后,要杀个鸡犬不留。由于先头领路的二驾杆误认为上陶峪村的兆村就是目的地,于是见男人就杀,一下杀了33口。等张寡妇赶到,才知道弄错了,原来真正的兆村还在西边的一道峪里。她捶胸顿足,对此次误杀无辜,悔恨万分。这么大的行动,很快就惊动了王召峪各村,他们都鸣锣聚众,村村严阵以待,县保安团也赶来追剿。张寡妇眼看报仇之愿望难以实现,便面向德里兆村大哭一场后,带着人马向东南山而去。
随着军阀混战高潮的过去,社会秩序也逐渐趋于安定,在国民党对土匪软硬并施的政策下,土匪分裂瓦解,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张寡妇的原有部下已被分别编入各部而不复存在,威名豫西的\"张干妈\"此时已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十几年的刀客生涯,使她过早地两鬓染霜。然而,晚年的潦倒处境并没夺去她为子报仇的坚强信念,她决心铤而走险,完成夙愿。
1933年秋,张寡妇带着几百两鸦片烟土,匹马单枪,坐着人力车到许昌贩卖枪支。途经郏县一座小桥时,遭遇两土匪拦路抢劫,高处土匪向她喊话:\"站住,带私货没有?\"另一土匪上车要搜,只见张寡妇从容不迫,慢慢从车上下来,把包袱掷于地下说:\"查吧。\"土匪正要解开包袱,张寡妇迅速掏出手枪,一枪把高处土匪的手枪击落,高声叫道:\"老娘就是张寡妇!\"二土匪当即跪地求饶,张寡妇扔给他们一包枪伤药,嚷着:\"以后把眼放亮点,要眼不是光占脸的!\"说罢,若无其事的上车继续赶路了。车夫好生奇怪,问:\"你为啥不打死他们?\"张寡妇笑了笑答道:\"打掉他两个手指头,教训一下就够了,他们要有办法,也不会来劫路。\"
许昌买完枪后,她本打算返回洛阳。没想到在郑州火车站被人认出盯上,那人看准她住进的旅社后,马上跑到周公庙警备司令部作了报告。很快,荷枪实弹的士兵包围了旅社,并架起了机枪喊话。张寡妇一看这情形,冷笑道:\"何必做这阵势!要人跟你去,要枪给枪!老娘不是孬种,不会逃跑的。\"说罢,扔出枪,整了整头发泰然自若地走了出来。
审讯席上,张寡妇旁若无人,\"是的,张寡妇就是我,我就是杀人放火的大刀客头张寡妇......好汉做事好汉当,我做的事,我不赖......要杀要剐随你们......\"经审讯属实,张寡妇被枪决于洛阳东关大石桥下,至今洛阳老城七八十岁的老人,都还清楚地记得枪毙张寡妇那天的情形......
一阵喇叭声冲破了人群的喧闹,人群潮水般两边散去。一辆载着荷枪实弹的士兵的卡车从周公庙警备司令部徐徐开出。车上,两个彪形士兵架着一名五十多岁的妇女。老妇人被反绑着,背上的亡命旗清晰触目。她态度安详,两缕灰发在写满皱纹的脸上随风飘拂着,站在高处的围观者,还能看到她的小脚。
车到井胡同口,她突然抬起头用洪亮的嗓子叫起了牌子:\"乡亲们,你们都听着,我是被逼当刀客的,我杀过人,放过火,可我的仇还没有报!我今年53岁,再过53年,我还是这粗这长。\"张寡妇喊着,车开着,一直到东关,她的喊声没有中断。刑场上,她面不改色,\"死了也要报......\",\"仇\"字与枪声同留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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