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luo · 发表于 2009-8-27 10:54:49

法国人亲述洗劫圆明园：那像一场幻梦[转帖]

文章摘自《1860：圆明园大劫难》

　　本书简介：书中以战争亲历者的日记和回忆录为依据，描绘了英法联军官兵贪婪地抢夺圆明园中的奇珍异宝，无情地破坏华丽辉煌的宫殿，最终在熊熊烈焰中将这座举世无双的御苑毁为废墟的情景，以大量鲜为人知的细节展现了一幕真实而又触目惊心的历史……

在法国，有不少记实作者通过很多文章和著作，对圆明园大洗劫做了大量的记述和深入的评论。他们当中有：海军上尉巴吕、埃里松伯爵、保罗·瓦兰上校(又名杜潘)、贝齐亚上尉、乔治·凯鲁莱、查理·米特雷西和年轻的阿尔芒·吕西。他们的见证材料都很有价值。还有樊国梁主教，他在掠夺事件过去四十年之后，也写下了他的见闻。圆明园里那些令人不敢相信的奇珍异宝，使他们想到的是《一千零一夜》中所描绘的宫殿里的情景，这是他们最能想到的参照物。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巴吕所写的见证材料：“第一批进入圆明园的人以为是到了一座博物馆，而不是什么居住场所。因为摆在架子上的那些东方玉器、金器、银器，还有漆器，不论是材料还是造型都是那么珍稀罕见，那简直就像欧洲的博物馆。出于一种习惯上的谨慎，大家首先是仔细观察。那些东西摆得那么井然有序，使你觉得只能看，不能动。还是有人经不住诱惑，就先动手了”。不过，巴吕没有说是谁先动的手……。

　　军医卡斯塔诺承认这样的事实：“作为讲述人，我们的态度不会是公允的，这迫使我们要说，对圆明园的抢劫是不可避免的”。

　　当时二十岁的莫里斯·伊里松，后于1886年即圆明园遭劫二十六年之后，写了一本关于那次中国远征的书《一个赴华翻译的日记》。他在书中用了两个章节的篇幅讲述对圆明园的大掠夺。作者叙述了在那几个疯狂的日日夜夜所发生的一切，其中不乏炫耀文笔才华之意，但同时也是对在英国和法国因洗劫圆明园事件而引发的相互推诿的丑闻所作出的反应。在他写这本书的时候，那些丑闻刚刚被人们遗忘。他的主要意图是要为那位法军主帅开脱责任，使之与后来备受谴责的掠夺和破坏行为脱离干系。

　　对于事实的****，也就是法国人应负的责任，埃里松伯爵是无法否认的，但他想让其他主犯—英国人和中国盗贼，共同承担责任。他还谈到劫数问题，认为那场浩劫在所难免，谁也阻止不了。孟托邦和别人一样，目击了抢掠行动，但却无法阻止。对当时发生在眼皮底下的事，孟托邦意识到它的严重性，而且为之感到痛心。但埃里松认为，对圆明园的洗劫是情理之中的事，“只要是发生在战时的事情，都是合理的”。不过他谴责“糟蹋”行为，认为那是“犯下的唯一错误”。

　　埃里松还对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抢掠方式加以比较，这起码是人们没想到的一点，在此值得一提。他津津乐道地对两个“联合的民族”在抢掠方面的“特点”进行对比：法国人毫无章法，甚至是一种无政府状态；而英国人则是有组织有安排，有条不紊。

　　“法国人堂而皇之地抢，而且都是单个行动。英国人比较有条理，他们能很快就明白应该怎么抢，而且干得很专业。他们都是整班行动，有些人还拿着口袋，都有士官指挥。有个难以置信，但又是千真万确的细节，就是那些士官都带着试金石。见鬼！他们是从哪儿弄到的试金石？”由此看来，掠夺的方式和手法多种多样，没有一定之规，就看你是业余的还是专业的！

　　欧洲人更多的是搜罗宝石和贵金属、金子和银子。军官们特别感兴趣的是有可能在巴黎和伦敦高价出手的“奇货”。而衣物、丝绸和皮货，还有各种首饰，对英军中的印度籍士兵最有吸引力，抢掠者对瓷器感兴趣的不多，况且那种东西易碎。有心垂顾稀世画卷的人就更少了。

　　关于当时掠夺者发疯般一涌而入的情形，埃里松也有描述，尽管不一定准确，但还是值得提一下。他说：10月7日下午三、四点钟，法英联军委员会在忙着清点从圆明园抢来的战利品，此时有些勤杂士兵在园里不停地出出进进，他们倒是向值勤的哨兵出示了通行证，然而每个人都带了些小玩艺儿出来。不用说，如此情景必然会激起那些目睹这样来来回回往外带东西的士兵们的贪欲。他们中有英军和法军的步兵、轻步兵、炮兵，有法军中的北非骑兵，英国女王的龙骑兵，英军中的印度锡克兵；还有些是中国苦力。所有的人都“瞪大了眼睛”，“贪欲中烧”，等待机会进去。“有道是：最珍贵的被拿走了，我们要进去，该轮到我们了。嗨！至少也有我们一杯，我们大老远来的，不是吗，是马丁还是迪朗？于是大家笑着，互相推推搡搡……秩序已开始有点儿乱了”。

　　埃里松继续写道：突然一声军号响，要调集一个武装的连队。发生什么事儿？原来是附近海淀附近的村民和法军招募的一些苦力，已经架了云梯攀上墙头进去了，开始自顾自地抢了起来。他们在好几个殿堂放了火，因此开始引起恐慌。对士兵们来说这已经够了！他们控制不住地你拥我挤，推开站岗的哨兵，“随后立即开始去拿各自中意的东西”。就这样，英国人、法国人，军官、士兵，个个拼命地往圆明园里冲。不仅仅是他们！那些中国苦力，还有中国盗徒，都铆足了劲儿大捞意外之财。“要我们的人在这股人种大杂烩的人流中散去，不被其所裹挟，那就是要求他们具有超越人的力量去克制自己。于是，他们像寓言里的那条狗一样，它捧着主人的午餐，开始时是守着那份午餐，一旦发现餐食受损，它就会露出獠牙把它的那份吃掉。于是，我们那些军人同别人一样，跟着别人一起进去了”。

　　埃里松伯爵整个充当了他的主帅的辩护师。他断言，一切阻止抢掠的尝试都是不可能的，枉费心机，注定失败。这位宿命论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将军他能做什么？他手下的军官们又能做什么？毫无办法，绝对毫无办法。如果他们想去阻拦，他们的威信连同远征的前途，还有他们的名望、荣誉及其手下人的生命，统统都会受到损害，甚至可能丢失殆尽。无论是法军还是英军的统帅所能做的只有把眼睛闭上，视而不见……。孟托邦尽了他的全力，都无法阻止自己的部下进入圆明园的大门。正如拿破仑一样，凭他近乎神一般的威望，也没能在滑铁卢溃败时阻止住他的部队后退。就这样，孟托邦几乎成了光杆司令，一个人呆在自己的营帐里。格兰特也被手下的人甩在一边，独处大营。两个人都做得对”。年轻的翻译官最后这样说。他就是用这种宽恕的方式，证明孟托邦将军的确是无能为力，从而为他开脱了责任。

也正因为如此，在历史的审判台上，孟托邦将军因被指控，让部下洗劫了圆明园。

　　当那些年轻的战友们兴致勃勃地在圆明园里大抢特捞的时候，莫里斯·埃里松他在干什么呢？他随他们进去，但他没有跟着去抢去捞！他进圆明园只是“作为业余爱好者，我双手插在衣袋里，决意对任何东西都不摸不碰”。然而为什么会有这般超然脱俗的表现？他说这并非出于德性。他不想把自己拔高，也不想被看作是个天真无邪的人。他甚至说：“……我承认自己本来也可以毫无顾忌地从天子那儿拿走自己的那份金银财宝。我甚至认为自己会比其他多数人能略微多发一点儿财，因为我比我的许多战友有优势，我非常会判断物品的价值，我还有收集小玩艺儿的习惯，这对我挑选最珍贵的、又最不占地方的东西本来就是大有帮助的”。

　　他解释说，仅仅是某种愿望，或者说是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利害关系，使他没有去抢掠。他是孟帅的秘书兼翻译官，两个人每天都打交道，关系密切，他对将军怀着钦佩和爱戴之情，他尤其不想做令将军不快的事。他看见将军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苦恼，他不愿意增加他的痛苦。他感到如果自己放任和别人一样去抢去夺，肯定会惹将军生气。早在上海时，孟托邦对他的工作就感到满意，有一天曾向他许诺要授予他荣誉军团十字勋章。从那以后，他只梦想得到那个“系在红色波纹状饰带上的白色珐琅质星形小东西”。为了获得十字授勋，他打定主意不去发“一笔小财”：“啊，各种纯金的小宝塔！啊，各种钻石！皇帝完全可以留着，别人也完全可以拿走！这与我有什么干系？”他这样感叹着。他宁愿要勋章1而不要战利品！

　　埃里松就是这样以一个普通目击者的身份目睹了对圆明园宫殿的抢劫行动，他把此称为“印度大麻吸食者的美梦”：

luo · 发表于 2009-8-27 10:55:38

王范堂:血战台儿庄的“敢死队长” [转帖]

　　
　　王范堂,祖藉河南,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毕业。1938年随所在孙连仲第二集团军调往台儿庄,参加对日作战。在战事最惨烈的关头,他无所畏惧,带领57名敢死队员夜袭敌阵,浴血奋战,夺回阵地,最后与12名队员生还!然而,因种种原因,他的这段感天地惊鬼神的历史却不为世人所知……

　　大战在即

　　1938年,中国抗日战争面临极其严峻的局势。
　　“芦沟桥事变”后,平津沦陷;太原、张家口失守。在南方,上海和宁、沪、杭三角洲全部落入倭寇之手。1937年12月,日军攻占南京,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这之后,日军分兵两路,直扑徐州,企图打通津浦线,使南北日军联手。而台儿庄恰位于徐州东北大运河北岸,是徐州的门户,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中国最高统帅部决定:在台儿庄展开会战,阻击日军西进。这次会战的指挥官是李宗仁,由白崇禧协助。李、白均为广西名将,李宗仁知人善任,指挥果断;白崇禧多谋善断,有“小诸葛”之誉。
　　进攻台儿庄之敌,是板垣、矶谷两个师团。这两支部队装备精良,是日军精华。官兵气焰嚣张,扬言要在台儿庄会师,恨不得一举踏平台儿庄。
　　而中国应战军队,大多是晋绥、淞沪战场撤下来的疲惫之师,装备极差。然而就在这种不利形势下,身为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拥兵八万,却一枪不放便放弃济南,致使泰安、曲埠失守,徐州危急!
　　形势危如累卵,李宗仁急调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辖两个军,但能参战的仅三个师)从河南乘火车赶赴台儿庄增援。王范堂当时为27师158团3营7连连长。部队进入阵地后,担任正面防守任务。
　　王范堂虽是下级军官,但上过两次军校,又有十多年作战经验,深得师长黄樵松喜爱。随着战幕拉开,王范堂已经弄清指挥部的意图:死守台儿庄,大量消灭敌人,赢得会战胜利。但要以区区三个师两万人,抵挡装备精良,携有飞机大炮的矶谷师团近四万劲敌,形势异常险恶!
　　此时,日军急于攻占台儿庄,大搞心理战。敌军广播不停地散布“日军已攻占台儿庄外围”,“台儿庄指日可下”等言论。
　　李宗仁当即通知孙连仲,晓以大义,严令死守。孙连仲回答:“第二集团军牺牲殆尽不足惜,连仲亦一死而已”。并立马对池峰城师长下令:“士兵打完了,你就填进去,你填进去了,我就填进去。敢退河者,杀无赦!”

　　惨烈血战

　　台儿庄系一千户大镇,街巷复杂,城墙俨然。几经争夺,城墙炸豁,敌我阵地不但犬牙交错,而且一股日军已袭入庄内,致使担任正面防守的池峰城师腹背受敌,情况万分危急。池师长一面调整部署,一面向右翼黄樵松师求援。黄师长命158团副营长时尚彬率7、8两个连进庄救援,铲除袭入庄内之敌。
　　本应7连先上,可7连尚在开饭。8连就先上,刚一进庄,就遭遇日军的机枪埋伏。轻重机关枪从不同角度,“嗒!嗒!嗒!”疯狂扫射,仅半个小时,8连百多号人几乎全部牺牲!
　　时副营长声泪俱下,对刚赶到的王范堂说:“王连长,8连完了,你们要给8连报仇!”
　　军情似火,顾不上悲伤,王范堂吸取教训,命士兵排成一条长线,人与人间隔五步,向南迂回,绕了一个大圈,经我军控制的南门进入庄内。
　　时值正午,阳光火辣辣的。火药味、血腥味扑面而来,让人透不过气。四周枪声震耳欲聋,头顶炮弹呼啸而过,脚边尸体叠加堵塞街巷。
　　王范堂咬咬牙,镇静下来,心里升起一种前所未有的悲壮感。经验告诫他:蛮干只能白白送死;只有冷静、果敢才能保全自己,消灭敌人!在他的指挥下,顺利进入本应由两个连队防守的台儿庄西北角阵地。
　　7连是背向城墙,面向庄内,主要任务是铲除袭入庄内的一股日军。刚弄清情况,庄外日军两个联队,就以十余辆坦克为先导,猛攻台儿庄西北角。庄内日寇立时躁动,妄图里应外合,再次撕开缺口。
　　守城指挥王冠五命令王范堂连阻击庄内之敌,勿使内应得逞。王范堂集中全连十多挺轻重机枪,配置于有利位置,敌人一冲上来,弹流交织,子弹象一阵阵狂风扫过去,鬼子一片片倒下,没死的龟缩于四周,躲在残墙后、拐角里打冷枪、扔手榴弹,近距离杀伤我方战士。王范堂立即组织战士,分散包抄,各自选准目标,展开手榴弹对攻。
　　战士们完全忘了危险和死亡。9班长杨绍宽见敌人扔过来的手榴弹尚未爆炸,飞身拾起扔回去,连续回敬敌人13枚手榴弹。王范堂的传令兵见一枚手榴弹“嗞嗞”冒烟,拾已来不及,竟用脚踩住,轰隆一声,腿被炸飞,却保护了战友,大家无不感动。
　　“杀——”王范堂抓住时机,大吼一声跃进矮墙,率全连战士扑向残敌:一百多条好汉,杀声震天。一阵枪打刺刀捅,敌人丢下几十具尸体,逃进文昌庙里去了。
　　此时庄外阵地,却危在旦夕。日寇用飞机大炮摧毁了我方阵地,坦克掩护着步兵扑过来。
　　27师副师长康法如亲上火线,组织力量反击。王范堂命1排监视文昌庙之敌,率2、3排随副师长行动。我庄外西北角阵地守军见救兵赶到,士气大振,跳出战壕,从坦克之间空隙冲过去,刺刀捅、大刀砍,杀得鬼子抱头鼠窜。
　　鬼子坦克急忙改变方向,左冲右碾,一时间活活轧死我军战士数十人。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王范堂手下一班长,身挂十余枚手榴弹,爬上坦克,轰然一声,人车俱毁。战士们纷纷效仿,连续炸毁坦克七、八辆。有一辆坦克趁乱直奔城墙,想从一炸开的豁口突进去。守城机枪连长池峰俊(师长池峰城之弟)急令一班长从城头跃下,揭开炮塔盖,将一束手榴弹扔了进去,人急忙跃下,轰隆一声,坦克瘫了。
　　敌人的进攻终于被打败,我军阵地欢声雷动。对面之敌,竟被震慑,十多分钟,不发一弹,真乃血战奇观,大解心头之恨。多年之后,每忆及此,王范堂老人仍嗟叹不已!

　　夜袭敌阵

　　战斗胜利后,王范堂仔细查看了阵地四周情况。他发现自己阵地后面不远,就是守城指挥部,深感责任重大。他把战士安排成三条战线:第一线,充分利用庄内石屋石墙与敌人对垒;二线隐蔽其后,随时准备接应;三线作为后备,抓紧休息,补充弹药,定时轮换。并让三里外的炊事班尽量搞好伙食,让战士们吃好吃饱。
　　情况十分险恶,每天大小战斗十多次。往往敌我仅一墙之隔,互相凿洞射击;距离近,死角大,彼此伤亡严重。进庄四天四夜,7连毙敌200余人,而自己也仅存57人!
　　这天清晨,王范堂和副连长张天才查看阵地,发现寂静的阵地外沿,地下有什么响声,仔细听听,发觉是挖土声。不好,敌人在挖掘地道,妄图从地下接近我阵地,打个出其不意!
　　正巧,守城指挥部王冠五来前沿,传达嘉奖令。王冠王紧紧握住王范堂的手说:“感谢你们坚守阵地四天四夜!”王范堂顾不上说别的,立即向王冠五报告情况,建议指挥部调配迫击炮炸塌地道,再组织机枪扫射,全歼偷袭之敌。这一招果然奏效,敌人阴谋败露,死伤惨重,日军指挥官慌忙下令撤退。
　　但到这天下午,情况突变。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再次突破西北角阵地,情况十万火急!
　　情况一层层报上去,命令一级级传下来:无兵可派,只有子弹和银元;严防死守,趁黑夜夺回阵地!
　　王范堂比谁都清楚,只有向前杀敌,别无他途!他把仅存的班、排长叫到一起,提出组织敢死队,夜袭敌军,夺回阵地。班、排长们全都是有种的好汉,齐声说:“王连长,我们听你的!”
　　他去找王冠五请战,指挥部军官大为感动。王冠五双手握住他的手说:“好兄弟,祝你好运!”
　　黄昏时分,王冠五组织炮火,猛轰西北角日军,并命令左右两翼策应。王范堂把57人编成六个小组,每组配足手榴弹,并携云梯一架。傍晚,敢死队员饱餐之后,王范堂带领大家宣誓:“为国杀敌,不成功便成仁!”送行人员无不热泪盈眶。宣誓完毕,人人脖围白毛巾,撤出阵地,越过护城河,绕行到西北角城墙外。各小组查看地形,选择架设云梯的地点。
　　我军炮火一停,六架云梯竖了起来。王范堂率先攀上城头,正在此时,一颗流弹飞来,只觉面部一麻,一个跟头摔了下来。他在脸上一摸,脸上没有窟窿,只有下巴破了一道口子,他顾不上包扎,重新攀上城头。组织战士先向城下鬼子阵地狠狠地摔出百多个手榴弹,敌人万没想到会有敢死队从后面摸上来,骤不及防,被炸得血肉横飞。此时,敢死队员端着刺刀冲下去,一阵猛打猛扎,消灭了大部分敌人。接着沿战壕肃清残敌,鬼子凶顽万分,有的负隅顽抗打冷枪,有的挥舞军刀来拼命……战至天亮,阵地被全部夺回,敢死队员仅存连长王范堂和班长杨长炳及战士共12人!

　　英雄本色

　　台儿庄大捷后,师长黄樵松从战地服务团选了一位河南藉姑娘刘先涛与王范堂成了亲。
　　到1949年,王范堂已是国民党30军30师少将副师长了,部队驻守城都西郊白云驿。是年他与师长谢锡昌率领所部七千余人起义,投向革命阵营。
　　抗美援朝期间,他将自己仅有的三块金条和三百个银元捐献出来。手捧收条竟和捧起台儿庄血战的奖章一样激动!
　　1953年,他从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陕西省汉中地区褒城县(1959年撤县并入汉中市)文化馆任副馆长。
　　文化大革命中,他的国民党少将历史注定他要经过一番“触及灵魂”的“革命”。直到实事求是之风再度吹遍神州大地,王范堂的命运才得到真正的改观。他被选为市政协委员,受到了理应得到的尊敬。
　　电影《血战台儿庄》上映之后,王范堂成了新闻人物。采访的、摄影的、索要资料的络绎不绝。
　　1987年5月8日,王范堂老人在笔耕中,钢笔掉地,与世长辞。

luo · 发表于 2009-8-27 10:57:11

何天风、陈明楚之死与王天木 [转帖]

何天风，一名何行健，自诩为保定军校四期出身，是一个跨青洪两帮的人物，也是军统的老特务。在八一三事变后，军统头子戴笠，在上海与杜月笙组织了“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上海别动总队”，总队司令是刘志陆，参谋长为杨仲华。总队之下，分三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就是何天风。戴笠与杜月笙虽未直接参加上海别动总队，可是他们都是苏浙行动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戴还兼任书记长哩。后来上海别动总队改组为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简称“忠救军”）淞沪指挥部时，何任总指挥，后又改任副指挥兼第一纵队司令，指挥丁锡三所部。因受总指挥杨伟与参谋长徐志道的上下倾轧，失欢于戴笠，便带了丁锡三所部，投降汪伪。曾任76号的第三厅长兼汪伪肃清委员会和平救国军副总指挥（总指挥先后为唐蟒与王天木）兼第一路司令。何在76号与王天木、陈明楚等，因过去都系军统特务，相处较密，与汪伪社会部副部长汪曼云亦属旧友，也比较接近，在丁默邨与李士群之间，是丁默邨的一党。

百乐门舞厅夜景

顾继武、凌宪文、黄香谷，在76号礼堂欢宴由粤来沪的大汉奸陈公博。席间，何天风与王天木偷偷地对汪曼云说：“我们今夜去玩个痛快吧!”汪说：“不行，我今晚是主人，不能客人没走，我就和你们先溜啊!”何与王以为汪胆子小不敢去玩，便说：“你放心好了，我们扛十支枪去，怕什么?”汪说：“我不是怕，就是这里拖住了脚。”何说：“那么，我们在百乐门等你吧!不见不散，等你来了，我们再翻场子（换地方）。”事情算是这样约定了。等到席散，汪回到华邨家里去换衣服时，汪的老婆问汪：“换衣服到哪里去?”汪告以所以。汪的老婆便说：“这几天外面打来打去，打得个这样闹猛（1），你就在家里蹲蹲吧!别去凑闹猛。”汪无奈，便去向何、王当面婉辞了。

这晚一起出去玩的，除王天木、何天风外，还有陈明楚与冯国桢（冯，南汇人，随何天风、丁锡三一起投伪），还带了些喽啰保镖，浩浩荡荡，分乘几辆汽车，招摇过市而去。汪曼云因为给老婆拦住了，且也有些醉意，就很早入睡了。

汪一觉醒来，天还没亮透，同住在华邨的冯一先，已来叩门。一见到汪，便说：“恭喜恭喜!”汪说：“什么喜啊?”冯说：“昨天晚上你没和他们一起去，得免大难，真是运气，不该道喜吗?”汪领会是出了岔子，可还不知出了什么事？冯不待汪再问，便接着说：“天风他们昨夜先到百乐门，后来又翻到了兆丰总会（是沪西一个大赌窟，地址在兆丰公园对面），先在外面舞池里跳了几场，便一起踱到后面赌台的优待室，准备抽几筒鸦片烟接接力，养养神，再回舞厅跳到天亮。当四个人离开舞厅时，冯国桢走在最前面，何天风和陈明楚居中，王天木殿后，那些保镖也都簇拥随出。何天风与陈明楚还没有走离舞厅多远，王天木的保镖即向何天风、陈明楚连连开了枪，何、陈应声倒地。冯国桢看到何、陈中枪，自己亦急忙卧倒。这时何天风的保镖也掏枪回击开了。据传这人枪法很准，因此王天木的保镖不敢再开第

三枪，在一阵乱哄中逃出了兆丰总会。至于王天木，因走在最后，听到枪声，立即缩步，逃回舞厅，躲在沙发背后，直到日本宪兵闻讯赶到，就地戒严后，才把他找出来。这时76号的人也赶到了，于是将王天木、冯国桢以及留下的那些保镖一起带到了76号，现在里面正闹得紧哩!”

汪曼云夫妇听了冯一先的一席话，都出了一身冷汗。

丁默邨这时也来了电话，要汪起身后，邀同顾继武、蔡洪田、凌宪文、黄香谷马上到里面去。迨汪等到了高洋房会客室对面的大菜间，里面已坐满了人，丁默邨、李士群、茅子明、马啸天、林之江、冯国桢、杨杰、裘君牧、吴世宝、王天木等已经先在。这时，丁默邨可能已经

（1）上海话，热闹的意思。

感到，李士群要乘机把王天木打倒，藉以削弱自己的力量，所以丁要汪曼云进来和他一起支持王天木，勿使王天木陷于绝境。在许多人中间，发言最激烈的，首推林之江，林几度拔枪要打王天木，说是替何天风、陈明楚“报仇”。都被人劝住了。可是开枪的人，确是王天木的副官，这是事实，无法否认。王天木虽一再说他的副官开枪，自己并不知道，甚至连自己也是被打的对象，但在这场合中，谁也不敢对王信任或支持。最后，由林之江从裤袋里掏出了一副手铐，当场把王铐了起来，将王关押在楼顶犯人优待室，这还算是十分照顾的。

王天木被押后，李士群便将这件案子交给马啸天。马发觉王的小老婆似有嫌疑，因此亦把她抓进了76号，王的家里也经过一番搜索，并且还去上海中国银行王的小老婆的保险箱里，抄出了一根金链条和金鸡心，揭开鸡心里面，嵌有王天木的一张照片，足见王的小老婆对王是一往情深的。于是又把王的照片挖出来，不意在王的照片下面，还有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却是一男一女两个人合拍的，女的固为王的爱妾，而男的却是王的保镖马副官，亦即枪击何、陈后逃逸的那个军统特务。后虽查明王的小老婆与这件凶杀案件无关，可是揭穿了汉奸群里的另一幕丑剧。

当王天木、冯国桢以及跟他们一起去的那些喽啰保镖，由76号派人把他们从兆丰总会带回76号时，何天风与陈明楚的两具尸首，也同时带回了76号，放在后门外的空地上。经把血渍洗清，重又送到康脑脱路（今康定路）越界筑路处的世界殡仪馆里。开吊那一天，何、陈尸体并陈堂前，虽经化装，但中弹的脸部，呈青紫色，因为中的也是左轮的开花铅弹。灵堂前穿孝服的倒也不少，连丁锡三，李燮宇在内，大概都是何天风的徒子徒孙。每个人的怀里都插上一支快慢机，好像进了强盗窝一样，这种杀气腾腾的景象是上海自有殡仪馆以来从来没有过的。

汪曼云算是代表汪伪国民党去吊唁的，这时何天风的老婆与丁锡三、李燮宇等一伙人，都七嘴八舌要汪向丁默邨转言，把王天木解来，向死者磕几个头，以消消何、陈家属与大家的冤气。汪曼云觉得没法劝止大家，于是把丁锡三、李燮宇两个头头（因为都是何天风青帮的徒弟）拉到边角处，暗暗地对他俩说：“别人都是感情冲动，我们应该理解，天风死后，你们两位就是全军的首长，怎能不顾大局，和他们一般见识?即或能做到让王天木到灵前来磕几个头，但有谁敢保证不会有人动手拔枪，到那时你们二位即要拦也无法拦的了。再说这件事，王天木究竟是否事先知情还没搞清，何、陈二人已为军统算计，别再中它的反间计，借我们之手来杀王天木。所以这件事，千万不能哄的，也只有你们两位才能把这件事消失于无形。纵然他们感情十分冲动，你们两位的命令，他们必然会服从的。”这两个人给汪几顶高帽子一戴，果然把这事压了下去。可是王天木为了这件案子，在丁默邨与李士群的暗斗下，竟被76号关押两年多，直到1941年王向李士群谈了吴开先的线索，算是立了功，才释放出来。至于何、陈两人被杀，是否与王有关，马啸天始终没查究出来。反正丁默邨早已被赶出了76号，事过境迁，用不到再追究了。

luo · 发表于 2009-8-27 10:58:00

我与李宗仁的最后三年[转帖]

　　胡友松的特殊身份不仅在于她是电影明星胡蝶的女儿，更在于她27岁那年嫁给了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并且陪他度过了人生最后的三年。在《我与李宗仁极不寻常的最后三年》这部书中，胡友松回忆了她那短暂却极不寻常的婚姻生活——
我与李宗仁的最后三年

　发布时间： 2009-03-01 16:24　来源：文摘报

等待工作突遭求婚

　　1966年，我对自己干的护理这一行实在感到厌倦，于是，请偶然认识的上海名记者张成仁帮忙换个工作。他一口答应。

　　这年6月初，张成仁碰到了老朋友也即李宗仁的秘书程思远，得知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在回国后不久因病去世了，李宗仁情绪十分低沉，而程思
远正想私下给李宗仁物色个伴儿，照顾他晚年的生活。张成仁就推荐了我。

　　张成仁找我要了一张近照，说是介绍工作用。

　　我见到的李宗仁，虽已是76岁的老人，但外表气色很不错，腰不弯，背不驼，说话声音很响亮，身上既有一种凛然正气的军人气质，同时又不失儒雅和善。

　　第一次交谈，李宗仁一直称我小胡姑娘，问我愿不愿意到他这里来工作，主要是干些文秘之类的事情。我表示愿意。李宗仁慈祥地点点头，对我说，我每个月给你100元工资。我在医院里累死累活才拿几十块钱，现在感到来到了心境平和的世外桃源。

　　一周之后，李宗仁让我参观一下公馆，熟悉环境。他带着我先看了厨房、卧室，给我介绍书房里图书的摆放位置，并语气恳切地说，希望我能够尽快到他这里来工作，当他的机要秘书。我点点头。他还说为了工作方便，请我住在他这里。我也没多想。接着，李宗仁又问了我的年龄，有没有男朋友，我也就直截了当回答，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合适的对象，但将来总会遇到的，我要正常地恋爱结婚。我话音刚落，只见李宗仁明显地愣了一下，但他赶紧掩饰失态的表情，装作很自然的样子对我说，那是当然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就在这时，李宗仁突然上前一步，用两个手臂抱住我，在我的脸上亲了一口。我本能地慌忙躲开，又吓又羞，一下子涨红了脸，心怦怦直跳。我想这也许是他在美国学的礼节习俗吧，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不久，第三次见到李宗仁，他直接对我说，你到我这里来做的工作是保健秘书。我心里不是滋味，回去的路上一直在想，机要秘书莫非要另选他人？正当我捉摸不透时，李宗仁又一次派车把我接过去。想不到这一次发生了极有戏剧性的一幕——李宗仁快步迎上前，一把拽住我的手，开口对我说了一句叫我心惊胆战的话：“小胡姑娘，你能不能跟我结婚？”我突然全身像中了高压电流一样。让我给一个年迈的异性老人当保健秘书本来就已经勉为其难了，万万没想到他还会当面向我求婚，多么荒诞呀！我才27岁，而他已是70好几的老头子啊！

　　我难以形容当时的复杂心情，既不感到李宗仁对我的求婚是对我的侮辱，也不认为这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残存的理性告诉我，不能当面回绝，只好低声对他说，请你给我半个月的时间考虑一下。

　　彻夜未眠，心如乱麻。

　　李宗仁又一次派司机来接我时，我的心情极不平静，而他却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开门见山地说:“我们俩的事情，通过国管局已向周总理作了汇报，总理说只要你同意，就让我们名正言顺正式办理结婚手续。小胡姑娘，我看，这事我们就这样确定下来吧？！”我还有什么可说的？不是什么行政命令，更没有任何人的强迫执行，关键是我看到眼前的这位受人尊敬的老人，心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更说不出任何不同意的理由来。我顿了顿，对李宗仁说:“既然是中央决定，周总理又有具体安排，我服从组织决定。”只见他一脸激动，跨步上前，再次用他那双有力的手，紧紧地搂住我，还轻轻在我的脸上亲吻了一下。

红旗轿车卷起波澜

　　我称李宗仁为“德公”。婚后就赶上“文革”。1967年的一天，德公照例要到北京饭店理发。这次，我半撒娇地对他说，我的头发也该整整了，干脆我陪着你去吧，德公很爽快地答应了。

　　那时候，给德公专配的是一辆黑色的红旗牌大轿车，在与德公结婚近一年的时间，我从来都没有坐过。下午5点多钟，我们理完发后，我对德公说现在时间还早，不如顺道去一趟北京医院，再去给德公拿些药回来。当红旗轿车驶进医院大门时，人们都不由自主地向我们的车子围过来。我取完药后，朝轿车走来时，只听得旁边的人对着我指指点点，窃窃私语地评头论足。有人突然冲着我大吼一声：“你这个资产阶级的少奶奶，别走！”这一喊，人群顿时炸开了锅。两边的人们一下子聚拢过来，就差没对我一阵劈头盖脸的毒打了。好在司机一见气氛不对头，把车后退了几步，正好停在我撒腿起跑的地方，我慌忙钻进车里。轿车“哧溜”一声跑出了医院大门。

　　回到李公馆，我惊魂未定地没缓过神来，再看德公，他把脸绷得紧紧的，没有吭声。我赶忙向他道歉。难得德公是个好脾气，一边安慰我，一边又说以后我们要千万小心。

　　德公的老友邵力子夫妇听说我们的遭遇，好心地告诉我赶快把大波浪给剪掉，不要再穿高跟鞋，要换上布衣布鞋，还说如果红卫兵真的要闯进家里，你一定要及时给国务院机关事务局打电话，要保护好德公的人身安全。如果红卫兵问你为什么要跟李宗仁结婚，你要说是为人民服务。

　　这事传到了周总理那里，他很重视，并请相关人员具体落实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意见，我的心绪才渐渐平静。

夫妻恩爱静水流深

　　德公对我一直疼爱有加。每天吃什么饭菜，他都让厨师先征求我的意见。而我为了德公，也情愿当家庭主妇。我经常下厨烧菜，记得德公很喜欢吃我调馅包的饺子，还有老北京的炸酱面。

　　哪晓得我跟德公仅生活三年就永别了，每次想到这，我都心痛不已。我清楚地记得结婚那阵，我还不习惯这样的“老少配”，我们从北戴河度蜜月回来后，我的肚子受凉了，感觉好难受，德公赶快让我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肚子里有蛔虫，奇怪的是没开打虫药，只开了四两南瓜子。回家后，德公却笑呵呵地说这个大夫不错，没开打虫药是怕吃了有副作用，用偏方来打虫很有效。德公边说边亲自帮我嗑开一粒粒的瓜子皮，然后还非要亲自看我吃下去。我当时真有些受宠若惊，不知说什么才好。当晚，我由于不舒服躺在床上，德公就边讲故事边给我嗑瓜子，后来我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次日起床后，我感觉肚子不疼了。而我旁边的德公还在睡觉，我很奇怪，因为他平日生活很规律，有早睡早起的好习惯，这次怎么一反常态还没醒？莫非是他的身体也不舒服？我突然紧张起来。我正要靠近正在熟睡的德公去看个究竟时，瞅见一旁桌子上的果盘里盛满了嗑好的南瓜子。顿时，我明白了，在我睡着之后，德公一颗颗地为我嗑完全部的南瓜子后才休息。我再转过头，看着依然熟睡的德公，突然间，我真切地感觉到，眼前这个真心爱我的人就是我最理想的丈夫。

　　在常人眼里我和德公是极不般配的一对，但德公对我的怜爱、体贴，让我感受到了从未尝过的人间温暖。

luo · 发表于 2009-8-27 10:59:13

袁世凯与“国务卿” [转帖]

　　美国国务院的首长，英文为Secretary　of　State，secretary的基本义是“秘书”，state的基本义是“国家”，在中文里被译为“国务卿”（secretary对于不同的对象，也有其他的汉译：对****，它被译为“书记”；对英国皇家政府，它被译为“大臣”；对法国共和政府，它被译为“部长”）。“国务卿”一词从何而来？答案是：

这是袁世凯的发明。

　　1913年10月，袁世凯胁迫国会，“选出”他为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但袁世凯的最终目的是要做皇帝！要实现这一野心，国会和国务院是重大障碍。当时国务院的最高负责官员称国务总理，僚员包括各部部长，统称国务员。

　　1914年1月，袁世凯悍然解散国会。5月3日，袁世凯撤销国务院与国务总理，在总统府内附设“政事堂”，政事堂的首席长官由他任命，称谓即为“国务卿”！袁世凯明文规定：“行政以大总统为首长，置国务卿一人赞襄之。”曾任国务卿者，皆袁氏心腹，前后三人：徐世昌、陆征祥、段祺瑞。

　　“卿”，是古代中国的尊贵官称，“国务”而后缀以“卿”，袁世凯以这一发明为复辟帝制作好铺垫。而把Secretary　of　State首译为“国务卿”的人，很可能是林则徐的曾孙林步随，他曾任袁世凯的美国顾问古德诺的译员。

（《羊城晚报》2.23　杨万翔文）

［此帖子已被 luo 在 2009-8-27 11:02:31 编辑过］

luo · 发表于 2009-8-27 11:00:40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派出工作组前往上海，接管党政大权[转帖]

作者：陈锦华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最担心的是上海的局势。上海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重要根据地。“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其党羽又妄图发动对抗中央的武装叛乱。针对这种情况，10月12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率领中央工作组前往上海，接管上海党政大权。中央工作组由中央和中央国家机关、北京市、江苏省和人民解放军派人组成，最多时有226人，其中部省级干部17人，加上随行人员和新闻记者，总数约250人。

1976年10月10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找我谈话，要我带人以准备编制1977年计划的名义先行去上海，了解情况，观察动向。10月20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到达上海后，我被派为文教组的主要负责人，领导文化、教育、出版、电影、戏剧、卫生、体育以及高等院校等单位的揭批“四人帮”和拨乱反正等工作。

中央工作组在新上海市委的领导下，夺回了“四人帮”及其余党把持的党政大权，整顿了领导班子，顺利进行了“揭、批、查”斗争，“既搞清了问题，又稳定了局势”，揭开了上海发展历史的新篇章。1977年“五一”节前夕，中央工作组的成员除留几个人在上海任职外，绝大部分相继撤离上海，返回原单位。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派出工作组到上海，是一件值得记述的重大历史事件。

1976年10月6日，在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被隔离审查的当晚，中央政治局在北京西郊玉泉山叶剑英同志的住地召开紧急会议，通报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情况。会议一致推选华国锋同志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待召开中央全会时予以追认；决定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并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决定在北京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研究成立审查“四人帮”的专案组；决定中央政治局分批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会议，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分别与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谈话，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及时了解各地的动向，交换意见。由于上海是“四人帮”帮派势力最强的地方，又搞了第二武装，一直图谋不轨，会议特别分析研究了稳定上海局势的问题。中央政治局一直担心上海出问题。早在9月21日，叶剑英去华国锋家里分析形势、商谈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时候，叶剑英就指出，乱子可能出一点，但出不了大乱子。乱子可能出在“四人帮”控制的上海。

10月7日，党中央首先找了江苏、山东、湖北和南京军区的负责同志到北京谈话，向他们通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的情况，要他们注意上海的动态。接着，中央通知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到北京开会。跟以前不同的是，过去中央通知上海党政军负责人开会，都是由上海市委转告警备区，这次却是由警备区转告市委。马天水很敏感地觉察到了事情的异常。他忐忑不安地找到上海市委另外两个书记徐景贤、王秀珍，和他们一起分析这种异常现象，商定马天水到北京后2小时往回打电话。马天水到北京以后，中央向他通报了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情况，他由于深陷“四人帮”帮派体系而不能自拔，坚持其顽固立场。据当时在场的彭冲回忆说，马天水讲了两点：一、要求见“四人帮”；二、希望中央宽大。彭冲事后说，“马天水很蠢”。

也就是在10月7日这一天，马天水在北京听中央通报的时候，留在上海的徐景贤和王秀珍，一直在想办法打听马天水到北京后的情况。因为中央有规定，马天水不敢往上海打电话，所以联系不到马天水。他们给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办公室打电话也都打不通，找在北京的几位跟他们关系比较深的人，如公安部的祝家耀、文化部的于会泳、人民日报社的鲁瑛等，也打听不到消息。一直到晚上11点多钟，文化部的于会泳传来消息，说：“今天下午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通知我，告诉中国文化代表团不出国了，说是华总理定的。”徐景贤听到这个情况后，他联系当天发生的方方面面的情况，意识到可能出事了。徐景贤这个人很机灵，我后来到上海后，他找我谈话，说了4个小时，很严密，滴水不漏。2003年香港出版了他写的回忆录《十年一梦》，我看了，许多事都讲得很清楚，估计他看不到什么档案材料，可能是凭记忆写出来的。

10月8日，徐景贤、王秀珍继续同北京各方面的关系人物联系。最后他们通过关系，接通了京西宾馆的总机，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他告诉徐景贤，说马天水讲，他身体不好，老胃病又犯了。徐景贤一听到这句话，赶紧派人去找马天水的爱人，问马天水有没有胃病？马天水的爱人说马天水没有胃病。徐景贤马上就意识到真的出事情了。徐景贤、王秀珍在意识到北京出了事情后，就着手策划武装叛乱。8日下午，徐景贤和王秀珍先后召集了4个会议，研究和部署武装叛乱。

第一个会议是下午2点开的，由徐景贤、王秀珍和另外3个常委，即市委办公室主任张敬标、管政法的王少庸和管外事的冯国柱，还找了与他们勾结在一起、与他们关系很深的上海警备区的两个人开会。徐景贤说，现在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联系不上，北京很可能发生政变，他们被抓起来了，马天水可能被软禁。徐景贤要大家考虑考虑，分析一下现在中央会不会急着要对上海动手，来一个一网打尽。大家经过议论认为，不能坐以待毙，要对抗。王秀珍问上海警备区的人，部队的情况怎么样，如果有动作的话，部队能拉出多少人马？与会的上海警备区的人说，部队的人是有限的，真正要动，还得要动民兵，没有民兵，是不行的。

第二个会是下午3点多开的，徐景贤、王秀珍等找了民兵指挥部的负责人施尚英、钟定栋，还找了公安局的薛干青、徐成虎，开会决定以检查战备部署的名义，着手叛乱的准备工作。会上，王少庸问施尚英，民兵能集中多少人，武器弹药有多少？施尚英回答说，民兵集中待命的有2500人，子弹400万发，上海两个兵工厂还有库存子弹800万发。会议专门研究了对民兵的指挥问题。施尚英表示，我们听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的。

第三个会是下午4点开的，徐景贤找来新闻单位《解放日报》、《文汇报》、广播电台的负责人，对他们说北京发生了政变，人被抓起来了。他要这些舆论单位，还是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并向这些单位提出：如果新华社登载有关处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消息，要先报告市委，报纸不能登，电台不准广播。

第四个会是下午5点以后，由徐景贤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并且通知了列席常委朱永嘉、陈阿大、叶昌明参加。徐景贤通报7日、8日同各方面联系、了解的情况，说种种迹象表明，中央出问题了，上海要提高警惕。在会议开到7点多钟的时候，“四人帮”的得力干将、派到全国总工会的金祖敏的秘书廖文全打电话到上海，告诉徐景贤，“我娘心肌梗塞”。徐景贤从这个暗号中认定北京出事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四人帮”派到公安部当副部长的祝家耀打来电话，说“人员集中了，门上加锁了，不能动了”。文化部的刘庆棠也来电话说，文化部“有病情，我们都病了”。这些电话都证实“四人帮”被抓起来了。这样，徐景贤等人研究、决定叛乱的部署就具体化了。在会上，王洪文的秘书肖木说，中央上头的问题已经解决，北京已经开始对下头动手。写作组的朱永嘉（上海写作组的历史组负责人）说，中央肯定发生了军事政变，肯定是华国锋、汪东兴一起搞的。他这样一说，会上议论得就更激烈了。徐景贤问大家究竟怎么办？朱永嘉说，我们得准备战斗，搞成巴黎公社，维持几天总是可以的。我们可以发告全市、全国人民书，或者先发一点材料，如赫鲁晓夫是怎样上台的材料。写作组的王知常对朱永嘉的意见作了补充。他说，我们应该提出一些响亮的口号，就叫“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江青”，“还我文元”。王知常这个人我听工作组的同志讲过，他是写作组的骨干，反对****的领导，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说毛泽东思想像梅毒一样，到处侵害。从“四人帮”重用的这些人来看，“四人帮”的基础确实是反共反人民的。在研究具体行动的时候，王秀珍说，现在民兵已经动员了，先动员2500人，留31000人待命，发枪发子弹。她提出舆论工作由朱永嘉准备。最后经过讨论，徐景贤作了4条决定：（1）现在开始做武装暴动的准备；（2）为了防止意外，他和王秀珍分住两个地方，王秀珍和冯国柱住民兵指挥部，他自己去丁香花园；（3）部队方面要做点工作；（4）张敬标留在市委办公室值班。根据会议决定，会后朱永嘉到解放日报社、文汇报社和广播电台，传达市委常委会的决定，进行武装暴动的舆论工作。

10月8日晚上，就在徐景贤、王秀珍等在上海策划和部署武装叛乱的时候，马天水在中央找他谈话以后，一回到京西宾馆的房间，就对秘书房佐庭说，搞一个假的表态可以回去，回去以后还得研究是大干还是小干？他还说，一旦干起来，损失太大，现在是大势所趋，干是不行了。马天水的这些话，都是他的秘书后来交代的。从马天水所说的这些话看，他当时感到很难办，表态也难，不表态也难，他要表态拥护中央的决定，回到上海怎么办，那些“小兄弟”可不好驾驭；他要是不表态，不拥护中央的决定，恐怕回不去。这真实地反映了马天水当时的心态。

10月9日，新华社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关于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此后，全国各地掀起了拥护“两个决定”的高潮。

就在这一天，从济南被紧急叫回上海的市委常委黄涛（他是张春桥非常器重的人，反对国务院的急先锋），同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等人研究武装叛乱的问题。他们提出，要抓紧向工会、妇联、共青团、重点工厂等组织和单位吹风。他们认为，现在打出像王知常提出的那些口号还不行，要打出一些能够蒙蔽群众的、中性的口号，如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同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斗争到底等，通过这些口号来鼓动宣传群众。

这一天，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召集10个区、5个直属民兵师负责人开会，部署叛乱的具体步骤，准备动用各种枪支、车辆，着手集中物资和食品。轻工业局的马振龙开始在他办公楼的密室里存放武装叛乱用的汽车车牌、食用的压缩饼干等。市民兵指挥部到中国纺织机械厂研究架设指挥电台。“四人帮”余党在上海发动武装叛乱的准备工作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10月10日，就在“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紧锣密鼓地策划武装叛乱的重要时刻，党中央通知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开会，打乱了他们武装叛乱的部署。由于马天水迟迟不表态，中央认为马天水一人在北京不行，要徐景贤、王秀珍也来北京。徐景贤、王秀珍走之前，特别交代自己的“小兄弟”，要小心，有事请示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徐景贤、王秀珍走后，留下的几个常委，如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等人，资历长，有政治斗争经验，他们已从一些渠道了解到“四人帮”被隔离审查的消息，便假托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来再说，将8日常委会上决定的事情拖了下来。虽然这一天，上海还是有一些动作，如这天深夜，组织了消防、交警的紧急集合演习等，但上海的武装叛乱的准备工作，已经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

也就是10月10日这一天上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找轻工业部机械局局长谢红胜和我谈话，要我们尽快去上海，了解上海的情况。我当时是轻工业部计划组副组长，过去对上海的情况有一些了解。在本书第一章中我已经讲过，就是1975年8月，邓小平要谷牧在上海金山召开现场会议的事情。那次会后，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人研究决定，要我率一个由20多人组成的工作组，到上海石油化工总厂检查和帮助抓工程质量问题。我是带着李先念亲笔写的一封信去的。开始的时候，尽管他们的认识和我们认识不完全一致，工作上有些矛盾，但工作还能推进，也是有成效的。到了11月下旬，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越刮越大，王秀珍就公开地在会上讲，说我们到金山检查工程质量是挑毛病，是否定新生事物。我们在那里的工作越来越难做，后来经轻工业部部长钱之光同意，我们撤回了北京。

1976年初，我感到工作已没法做，就到河北省固安县的轻工业部“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去了，担任干校党支部书记，直到1976年国庆节以前调回机关。国庆节后，由于唐山是一个重要的轻工业城市，我被派往那里，研究唐山大地震后轻工业如何恢复生产等问题。10月8日上午，我接到部里值班室的电话，要我赶快回北京，说另外有急事找我。我问什么事情，值班的同志说不知道。8日晚上我回到北京后，碰到部里的一个女同志，她爱人在总参二部工作，她悄悄地告诉我，江青被抓起来了。当时我脑子一闪，匆匆忙忙把我从唐山叫回来，是不是与这件事有联系？10月9日一上班，部里就告诉我说上面要找我谈话，要我等着，不要离开北京。第二天，谷牧就找我们谈话了。果然与粉碎“四人帮”的善后工作有关。他一见我们，就开门见山地说，他是奉命找我们谈话的。他说中央已经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现在中央最关心的是上海的情况，所以决定由各部委派一些人到上海去，以研究、准备明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名义到上海。他要我们尽可能地接触各方面的同志，了解工厂的情况，了解社会上的动向，了解“四人帮”余党有什么动作，把所了解的情况尽快写信寄回北京，寄到北皇城根立新路9号，有专人处理这些信件，并随时向中央报告。谷牧要我们尽快动身到上海。谷牧找我们谈话后，我们已经买不到第二天去上海的飞机票了，到10月12日，我们才动身去上海。我们一共去了8个人，晚上8点20分到达上海虹桥机场。有人在机场接我们。在机场到市区的路上，我们看见沿路的墙上用很大的黑体字写着“永远按既定方针办”的标语，我们还碰到两三起背着枪的民兵在巡逻，当时的气氛给我们感觉的确是有点紧张。我们住进了国际饭店。我们到后，为便于了解情况，想订报纸，但《参考消息》订不到。我们后来分析，可能知道我们来，他们提前打了招呼，成心不让我们了解国外的动向。

第二天一上班，我们先后去了市革命委员会的工交组和纺织工业局、轻工业局。纺织工业局革命委员会主任唐文兰、轻工业局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马振龙接待了我们。纺织工业局和轻工业局是“四人帮”帮派势力最集中的两个局，唐文兰和马振龙都是王洪文的“小兄弟”。我们从他们的接待当中，感觉到他们好像有点心事似的。他们给我们说话，听我们说工作计划，不是很专心，有种心不在焉的感觉。我们没看出他们有什么大的变动，包括办公室的人来人往也没有大的异常现象。当时，我们只是接触了一些表面情况，也听到一些反映，先后给北京寄了三四次信。我记得，为了以防万一，第一封信没敢在上海寄，是派人到苏州寄的。

10月11日，上海民兵指挥部派人到中国纺织机械厂察看地形，报告说全厂有7个门，可容纳1万人。

10月12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住处召开会议，讨论向上海派工作组接管上海的问题。华国锋说：现在看来上海市委这些人已经无法工作了，他们顽固地站在“四人帮”的立场上，和中央对抗，妄图发动武装叛乱。过去被“四人帮”压下去的一派，也是造反派中的一派，准备搞串连。上海的群众也自发行动起来，需要正确的引导。中央应该马上派人去接管上海。不然会出大乱子。叶剑英表示赞成华国锋的意见，他说：为了防止上海这些人狗急跳墙，搞武装叛乱，要派一位无论是在军队还是在地方都能压得住台的老同志去。我看苏振华堪当此重任。他资格老，林彪、“四人帮”整得他很惨，但他斗争很坚决，在粉碎“四人帮”的紧急时刻起了重要作用。在战争年代，他有指挥作战的丰富经验；在建国初期，他担任过贵州省委书记，多次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称赞。再说，上海有海军东海舰队的基地，振华去上海，工作起来也有方便条件。陈锡联补充说：我赞成叶帅的提名，振华是军委常委，我们曾一起处理军委日常工作，1974年调整各大军区领导班子时，他做了很多工作，起了重要作用。这些都便于他协调南京军区、海军、空军的部队，特别是南京军区廖汉生等一些老同志都曾受林彪、“四人帮”迫害和压制，与振华关系都很好，肯定能得到他们的支持。振华牵头去上海，是很合适的人选。李先念接着发言说，叶帅的意见是深思熟虑的。上海是“四人帮”起家的基地，解决“四人帮”余党问题，是解决“四人帮”问题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中央解决好“四人帮”问题一着极为重要的棋。稳住了上海，对于稳住全国局势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此，确定去接管上海的人选，特别是牵头人选，就特别重要。振华是主张抓“四人帮”的，他跟“四人帮”斗争很坚决，毛主席曾说管海军靠他，这次解决“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问题，也要靠他去牵头，靠他去发挥核心领导作用，我赞成叶帅的意见。华国锋接着说：我赞成叶帅的提名，苏振华有水平，与“四人帮”斗争坚决积极。根据“四人帮”控制上海的实际情况，中央去接管上海的人选，最好是在将来的一段时间内，能够取代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职务的人。“四人帮”和他们的余党不是说王洪文是工人阶级的“领袖”吗？他是什么工人阶级“领袖”，我们要派一位真正的工人阶级领袖去，我看倪志福也一起去上海。李先念说：我赞成志福去，他既是上海人，又是有创造发明的劳动模范，在工人群众中威信高，而且有治理地方的经验，是工人阶级自己的领袖。叶剑英说：志福作风正派，处事大度稳重，是工人阶级杰出的代表。身体不好，可以带个医生去。华国锋又说：过去上海和江苏的矛盾很尖锐，但上海和江苏不论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关系都很密切，最好能从江苏调一位同志去上海工作。李先念建议：可以派彭冲去，他处事从容稳重，在江苏政绩突出，“四人帮”往死里整他，他跟“四人帮”斗争非常坚决，他去接管上海，有利于解决两地矛盾，上海经济建设上遇到困难和问题，也会得到江苏的有力支援和帮助。中央其他同志都同意苏振华、倪志福、彭冲3人去接管上海。叶剑英说：中央、国务院各部委还可以抽一些人去协助工作。现在中央、国务院已经有部分人在上海了解情况。振华、志福也可以带些人去，彭冲带几个工作人员去就行了。所有这些人，都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带领的中央工作组的名义去上海。关于中央工作组去上海的方针，会议明确指出是：“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这两点要求后来成为中央工作组的重要指导思想。这次会议还提出，工作组到上海以后，主要是抓好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千万不要钻到具体业务堆里去，当然也要注意“生产不能受影响，要控制住局面”。在这次会议上，叶剑英反复强调上海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强调搞好上海的揭、批、查“四人帮”斗争对全国的影响。叶剑英提出“要亦破亦立，破要破得彻底，立要立得正确。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

党中央作出派工作组去上海的决定后，中央政治局的全体同志又找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谈话，明确要求他们与“四人帮”划清界限，放弃叛乱的企图，把立场转变过来，把上海的工作做好。叶剑英说：上海是大革命开始的地方，上海的人民、工人觉悟高，对“四人帮”的活动如果说以前受了蒙蔽的话，现在则应当看清楚了。你们不能再站在少数人的立场上。站在“四人帮”的立场上，你们没有前途。你们要站在多数人方面，把上海的事情办好。这是中央研究成立工作组后，中央领导同志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谈话的主要内容。在原话里面还有一些安抚他们的话，目的是先把他们稳住，避免狗急跳墙。

10月12日晚上，王少庸、朱永嘉开会，筹划停产罢工，举行游行示威，控制电台，封锁中央的消息，准备发表《告全市、全国人民书》，提出“还我江青”、“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文元”等口号。

也是这天晚上，10点多钟，我接到中国纺织机械厂党委书记张秀打来的电话。张秀要我们晚上睡觉警觉一点，不要睡得太死，并且说你们来的人，最好集中在一起，不要单独走开。这些话讲得比较含蓄，但意思还是能够听得出来的。后来我们知道，当时上海民兵指挥部已在中国纺织机械厂架设了指挥电台，这个电台是辅助的指挥电台，主要的指挥电台在江南造船厂。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我碰到跟我们一起到上海的秦仲达，他当时是化工部计划司司长，后来任化工部部长。他们在上海没有像我们这样的系统内部的关系来传递消息。我对他讲，你们活动时注意一点，人集中在一起，不要单独走开，要互相照应，有事情随时跟我们联系。

10月13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在中央政治局找他们谈话后回到上海。他们一回到上海，先找留在上海的3个常委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开碰头会，了解上海的情况，传达北京打招呼会议的精神，通知下午3点钟开常委会。因为碰头会意见分歧，常委会到下午4点钟才开。会上，马天水通报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情况。徐景贤作补充，讲了毛主席对“四人帮”的指示，表态应付了一下。王秀珍也表态，说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后认识有所转变。黄涛说：就凭这些能够把“四人帮”打倒？他这么一鼓动，会上就闹开了，有人叫嚷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是叛变。

在这段时间里，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不胫而走，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上海，老百姓特别是干部和知识分子对此非常振奋。最初，上海的一些大字报、游行庆祝，主要是拥护党中央的“两个决定”。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到上海的第二天，也就是10月14日，一方面“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跃跃欲试，还想搞一些合法斗争。另一方面群众开始起来了，徐家汇、康平路市委机关办公的地方，群众已经开始冲进去贴大字报。马路上第一次出现彻底砸烂“四人帮”，打倒王洪文、姚文元、张春桥、江青的大字标语。面对群众的巨大冲击，10月15日凌晨，上海市委给中央打了一个紧急电话，报告说：“在徐家汇、康平路（市委机关所在地）周围以及外宾车辆必经的延安西路、淮海路等处，由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刷出一批‘打倒四人帮’的大标语。其内容除指名‘打倒王、张、江、姚’四人以外，还有‘砸烂反革命集团的帮凶’等贴在市委周围。我们估计，这类大字报一多，特别是联系上海市委的标语增多的话，有些思想尚未转过来的人，会贴出反击大标语。有的会出来支持市委，甚至可能贴出为‘四人帮’辩护、矛头指向党中央的大标语。如有打砸抢者，我们将采取坚决措施予以镇压。”这个电话，既有向中央报告群众已经起来的信息，也有借机威胁的味道。

10月15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在头版报道了上海工人阶级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决心坚持“三要三不要”（“三要三不要”，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同一切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斗争到底。这是上海报纸首次公开不点名地揭批“四人帮”。

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通知，即中央16号文件，列举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篡权的罪行，和毛主席1974年以来对他们的批评，宣布了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号召全党同志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江青反党集团进行坚决的斗争。通知说：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江青进行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罪行极为严重。他们不听毛主席的话，肆意篡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国际一系列问题上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他们结成“四人帮”，进行分裂党、篡党夺权的宗派活动。他们大搞阴谋诡计，私立秘密联络点，私整中央负责同志的黑“材料”，到处插手，煽风点火，企图打倒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他们利用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制造谣言，欺骗群众，在宣传活动中突出地宣扬他们自己，为他们篡党夺权大造舆论。毛主席对他们多次进行严肃的批评和耐心教育，但他们就是不肯改悔。通知强调：同“四人帮”反党集团之间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你死我活的斗争。通知提出，在揭发和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中，要注意政策：要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区别对待。

10月19日，中央工作组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开会，除了倪志福和彭冲外，参加会议的还有工作组成员：国家计委副主任林乎加、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北京市委副秘书长毛联珏、新华社海军分社社长车文仪、海军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张寿华。会议研究了接管上海的主要问题。会后，大家分头做必要的组织准备。

同一天下午，上海16所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和听到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后赶来的工人、红卫兵共计3万多人，在上海文化广场开会。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音乐学院等单位的代表发言，控诉“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这是上海最早召开的一次声讨“四人帮”的群众大会。

这天深夜，上海市委向中央打了第二次告急电话，内容是：“原来打算在文化广场召开上海市委愤怒声讨‘四人帮’反革命罪行大会，但考虑到一百几十个单位定于明天（20日）在人民广场召开30万人的大会，带头的是交大。他们的负责人通知我们说，市委的大会是阴谋，他们要冲大会。由于我们现在已不能调动任何力量保卫会场，我们只能决定市委的大会停开，我们准备去参加这个大会，和群众一起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并接受群众的揭发批判。市委机构整个已经瘫痪，急请中央予以指示。”第二个电话反映了上海当时的真实情况，市委瘫痪，对局势失去控制，这和我们从各方面了解到的情况是一致的。

10月20日，苏振华在北京正式主持召开中央工作组会议。苏振华说：“四人帮”虽然已经被捕，但上海的党政大权还掌握在“四人帮”的余党手里。他们正蠢蠢欲动，要出大事。出了大事就会影响全国。所以党中央决定立即派一个强大的工作组去上海接管党政大权，事情十分紧迫，请各位稍做准备，立即赶去上海。

为严防不测，中央工作组去上海，事先没有通知上海市委，专机是中央派的，接待单位是海军上海基地。直到深夜，中央才正式通知上海市委，说根据你们来的电话，中央已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率中央工作组，于今晚到达上海，将由他们与你们联系。苏振华一行到了海军上海基地招待所住下后，就把马天水找去。苏振华对马天水说：中央根据上海当前的情况和你们的要求，为了稳定局势，搞好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决定派中央工作组进驻上海。工作组由我们3人领导，希望你们打起精神，把中央打招呼会的精神和中央16号文件传达贯彻好。接着，苏振华要马天水谈谈从北京回来后做了什么，现在的认识怎样。马天水结结巴巴地说：从北京回来后，已把中央打招呼会的精神向常委和区县局干部作了传达，并印成文件发到基层。群众都起来了，冲击市委，我们已难于工作，现在中央工作组来了，我们就好办了，我们保证服从你们的领导。苏振华郑重地告诉马天水：我们是工作组，主要是了解情况，市委的正常工作还是由你们负责，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过去，你们在“四人帮”的泥坑里陷得很深，现在要打起精神，将功补过，上海出了问题，还是由你们负责！

10月21日上午，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找了从南京赶来的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副参谋长张挺，商谈工作，交换意见。苏振华提出，鉴于上海“四人帮”的余党贼心不死，蠢蠢欲动，请南京军区继续加强戒备，特别是江苏、浙江一线的部队要保持高度警惕，海上的情况由海军负责。上海警备区那两个与武装叛乱活动有牵连的人，立即调回南京。请南京军区另外抽调人员到上海，协助中央工作组，重点保证不出乱子。后来我听苏振华讲过，说当时还有一个意见，提议驻扎在无锡的野战军向上海方向拉练，对上海造成一种威慑。叶剑英表示，不需要这样做，要相信上海工农群众，军队一调动，马上就会引起恐慌了。

在苏振华和南京军区领导同志谈话的同时，林乎加、严佑民找我们这些先期到上海的同志开会。我们把到上海这10天的情况向他们作了汇报。汇报结束后，林乎加对我讲，苏政委（指苏振华）的意见是，让你去上海市委写作组，你要在那里深挖“四人帮”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的阴谋。我原来想可能派我去轻工业局一类的部门，做对口单位的工作，没想到让我去写作组。于是，我就给林乎加说，我没有思想准备，先了解了解情况，回头再找你谈。上海写作组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两个笔杆子基地之一，原来是上海市委的写作班，根据毛主席1963年要加强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指示成立的。这个写作班成立以后，曾经受张春桥的领导，徐景贤是党支部书记。写作班设有几个组：文学组，笔名叫丁学雷；历史组，笔名叫罗思鼎，负责人是朱永嘉；还有哲学组、自然辩证法组。这个写作班在江青的授意和组织下，最早写的文章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判吴晗，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之后，写作班就不断地写这类文章，批刘少奇，批邓小平，影射、攻击周总理。“四人帮”策划阴谋，写作班就是急先锋，在中国思想文化阵地上盘踞了十几年，横行不法，作恶多端。我有个亲戚，在解放日报社工作，是个部门的头头，林乎加找我谈话后，我就找他了解写作班的情况。我到他家里，拐弯抹角地问了些问题。他说写作组是核心，一共几十个人，他们也利用文科很强的“两校”——复旦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为他们找资料、写材料，还联系一些社会上从事研究工作、理论工作的人，他们有一个很庞大的关系网。大概是第二天，我还没来得及弄清楚原委，林乎加就通知我说改变决定了，要我不去写作组了，去市革命委员会文教组，先把党政大权夺过来。

10月21日晚上，在海军上海基地招待所的会议室里，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找来谈话。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是通知他们：10月24日北京要开百万人大会，全国各地都要召开这样的大会。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苏振华和倪志福届时回北京参加全国的大会，彭冲回南京参加江苏省的大会。上海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基地，开好这个大会尤为重要，对全国影响很大，你们一定要同全国人民站在一起，开好这个大会，这对你们也是最好的考验。谈完话后，苏振华、倪志福就回北京，彭冲回南京了。

10月23日，中央工作组正式开会，宣布名单。会议由林乎加主持。林乎加说，原来打算这次来的各部委的人直接下到对口的局，比如轻工业部的人到纺织局，机械工业部的人到机电局等，去当联络员。后来发现市委有一小撮人，通过市委、市革命委员会的有关组办从中作梗，搞一些小动作。现在看来要绕过市委这些组办直接到下面各单位，恐怕还不行。经过研究后，决定中央工作组还是先到市委、市革命委员会的各个组办，清查“四人帮”的罪行，打破他们的帮派体系，把党政大权夺过来。到了各个组办以后，根据工作的需要，再到下面的各个单位去具体了解情况。他说这次大家去的名义就叫中央工作组的工作人员，主要任务是搞揭、批、查斗争，彻底砸烂“四人帮”。工作组工作人员名单已经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审阅批准，由他们3位给市委写了一封介绍信。工作组的具体名单是：

市委办公室：徐良图（国家计委生产组副组长，后任副主任）、曹大（国家建委）、陈斐章（国家计委）

市委组织组：李锡铭（水电部副部长，后任北京市委书记）、王西萍（后任交通部副部长）、李风（燃化部计划司司长）、刘汉

工交组：李景昭（国家建委核心小组成员，后任副主任）、干志坚（后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周力

计划统计组：曹维廉（一机部科技局局长，后任副部长）、王德瑛（后任国家建委副主任、中纪委副书记）、谢红胜（后任纺织部副部长、国家机械委副主任）

财贸组和郊区组：郭士荣（供销合作社副主任）

文教组：陈锦华（轻工业部计划组副组长）、鲁万章（轻工业部局长）、王金光（轻工业部局长）

写作组：车文仪（新华社海军分社社长）

公安、民兵组：严佑民（公安部副部长）

外事、统战组：秦仲达（化工部计划组组长，后任化工部部长）

另有专案组14 人，有顾林（后任公安部副部长）等

根据中央工作组的人员住房登记表，工作组人数最多的时候，总数是226人，其中部省级干部17人、司局长干部59人。加上苏振华、倪志福、彭冲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新华社等媒体的同志，大概有250人左右。可见，当时中央工作组的阵容是很强大的，素质也是相当好的。后来，他们当中的有些人成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国务院的部长、驻外大使、国家的骨干企业总经理等。

林乎加宣布完中央工作组人员名单后，讲了5条工作方针：（1）中央工作组工作人员的任务是，根据中央16号文件精神，了解情况，解决问题，搞好彻底砸烂“四人帮”这场伟大的斗争。（2）各组办党委要紧密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始终站在运动的前列，认真学习贯彻中央16号文件，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同“四人帮”进行坚决的斗争，彻底揭发、批判他们的反革命罪行；跟“四人帮”干坏事、陷得很深的人，要坚决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这边，同“四人帮”彻底决裂，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经受党和群众的检验。（3）全体干部、职工都要坚守岗位，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4）各组办党委的重要会议、重大活动，要通知中央工作组的工作人员，必要时中央工作组的工作人员要参加，运动中的重要情况，要及时向中央工作组工作人员反映。（5）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破坏捣乱，文件档案必须妥善保管，任何人不得擅自处理，更不允许转移或销毁，如有违反，要严肃处理。林乎加还强调，“四人帮”的“小兄弟”集中在工交系统，因此工交系统要花更多的力量重点搞好揭、批、查，要破得彻底，立得正确。这5条工作方针，成了中央工作组的“安民告示”，是中央工作组进驻各组办的“约法五章”。

中央工作组刚到上海，许多同志是临时决定来的。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中央工作组曾宣布“只带耳朵、眼睛，不带嘴巴”。后来随着情况的了解和运动的开展，这条规定逐渐改变了，凡涉及运动的一些重大问题，必须中央工作组讲话。中央工作组也敢于负责，当讲则讲，没有发生处理不当的问题。

10月24日，苏振华从北京打来电话，指示说：中央工作组要赶快到各组办去，不要失去领导。去的同志要同所到单位的党委领导一起，研究和领导如何开展揭、批、查斗争，要劝说群众，不要再游行，或自发地开大会，要在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召开大会，不要搞****，不要拉山头，不能搞“四人帮”的那一套。要抓紧学习中央16号文件，把学习、揭发、批判结合起来，坚持本单位闹革命。

10月25日开始，中央工作组相继进入市委和市革命委员会的各个组办，受到了机关干部和广大市民的热烈欢迎。南京路上也贴出了大字标语，欢迎中央工作组进驻市委、市革命委员会各个单位。当时，学校是走在前头的，因为我是管学校的，所以写我的大字报最突出，写的也是最多的。看到这种情形，有人对我开玩笑地说，这下你可扬名啦！我开玩笑地回答说，这是“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四人帮”被打倒了，是形势把我们推到了第一线。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们第一次进到文教组的情景。当时大概有10多个人在办公室外等着，他们知道我们进驻，就等着****、控诉。我接待的第一个人是上海越剧团的朱锦多，他由于反对“四人帮”被抓起来，关了一段时间。我听了他的申诉，很快给他平反了。他后来成了揭批“四人帮”的积极分子。

中央工作组进驻各组办以后，很快感到人手不够，不得不紧急向中央各部委求援，要求尽快增派人员。各部委都积极配合，迅速增派。到11月初，还对重点单位，如王洪文工作过并一直控制的国棉17厂，王秀珍的国棉31厂，黄涛的江南造船厂等，相继派出工作组或联络员，加强对这些单位揭、批、查斗争的领导。

10月26日，党中央发出通知，正式决定改组上海市的领导班子，中央的通知是：为了加强对上海市的领导，中央决定苏振华同志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倪志福同志兼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彭冲同志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命委员会第二副主任；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后来苏振华在开会的时候对我们讲，当时华国锋说过：我们政治局的同志也不多啊，但是我们还是拿出两位到上海去，这是中央对上海的重视，也是中央对上海的最大支持。被“四人帮”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排挤出市委领导班子的王一平、韩哲一、梁国斌、李干成等老同志，也陆续被请出来担任市委领导和配合工作。

10月27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主持召开全市部委办、区县局干部大会。会议首先传达了中央改组上海市委和市革命委员会的决定，宣布对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等人的任命及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会场上一片欢呼，我感到这种情绪是发自内心的，是对中央决定的热烈拥护。接着苏振华讲了话，这是他到上海后发表的第一次公开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要把上海这座城市同全国、同中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上海广大人民同“四人帮”的痴心妄想严格地分开，把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上海民兵同“四人帮”余党搞武装叛乱的阴谋严格分开。同时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妄图发动武装叛乱的阴谋端了出来。当时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最容易突破，因为搞武装叛乱的是极少数人，这个问题一端出来，绝大多数干部就解脱了，真正搞叛乱的一小撮人就孤立了。苏振华的讲话很好地贯彻了中央的精神，体现了很强的政策性和策略性，他的讲话受到全场广大干部的热烈欢迎。这次大会明确了广大干部与“四人帮”、广大民兵与武装叛乱阴谋的界限，使很多人的包袱放了下来，这就造成了有利的形势，对拉开全市范围的揭、批、查“四人帮”的斗争，起了迅速打开局面的作用。

10月27日全市部委办、区县局干部大会引起的震动，我举两件事情做例子。一件事情是，在这次大会上，张承宗站出来面对面地揭发马天水的罪行。张承宗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上海市副市长，曾经担任过中共上海市地下党负责人，并长期负责统战工作。他在会上揭发说，马天水曾经让工厂突击生产几万副手铐，他质问马天水：你要赶做这几万副手铐干什么？你要铐谁呀？谁让你这么干的？张承宗把这个问题一端出来，马天水顿时惊慌失措，没办法回答，也不敢回答。会上围绕着武装叛乱、篡党夺权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斗争的气氛极为猛烈。

再一件事情是有关我所在的文教组的。我们到文教组后，首先是找政治上信得过的人了解情况。当时有人给我介绍了文教组副组长贺汝仪，说他是个老干部，曾经在中央办公厅工作过，是谭震林从华东带到北京的，后来又回到了上海。当时我认为，他是谭震林的人，应该是可靠的，就找他了解有关文教系统以及“四人帮”余党的情况。我还向他交了点底，说你就好好配合工作吧，我们相信你。他也主动向我反映了一些情况。10月27日开会的时候，我还见到了他。可是第二天凌晨大概是5点多钟的时候，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杨凯（后来担任文教组组长、上海市副市长）给我打电话，说贺汝仪跳楼自杀了。我不敢相信，说昨天我还看到他了，他还跟我说了几句话，没发现有什么异常表现。我问杨凯，他有没有留下什么遗言？杨凯说，还不清楚。我说，我马上赶到他家里去。我到后，看到尸体在楼下，我问公安局的同志，究竟是怎么回事？有什么遗留的东西？有什么线索？他说，贺汝仪身上有张纸条，纸条只有3个字：“丑死了”。我当时感到纳闷，“丑死了”是什么含义呢？后来知道，贺汝仪在1975年底、1976年初邓小平再次被打倒的时候，顶不住了，给“四人帮”余党写过一个材料，告发他的亲家说过对江青不满的话。10月27日开大会，他一看马天水制造手铐的事情都捅出来了，怕自己写信告发他亲家的事情也在会上被揭出来，那将没脸见人，所以感到“丑死了”，就跳楼自杀了。从这件事情上，可以感觉出10月27日大会引起的震动是非常大的。

10月28日，根据中央“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中央工作组和新的上海市委开始着手揭露“四人帮”的罪行，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可是究竟应该怎样着手？从哪里突破？经过反复研究，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一致决定，首先要抓住上海市委常委的问题，要害是妄图发动武装叛乱，以此为突破口，来推动对“四人帮”的揭、批、查斗争。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亲自坐阵，接连用了几天时间，以开市委常委会的形式，要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参加，让他们自己交代，互相揭发有关妄图发动武装叛乱的问题。苏振华在会议开始的时候就明确指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是从上海开始的，一时要查清他们的全部罪行是困难的。现在我们集中时间，先把你们自己妄图发动武装叛乱的问题交代清楚。你们可以自己交代，也可以互相揭发，最好是按妄图发动武装叛乱的日程，一天天讲清楚。会议连续开了几天，尽管苏振华一再交代政策、晓以大义，但他们还是躲躲闪闪，极力掩盖秘密策划的****。中央工作组和新的上海市委意识到，光靠这样的会议不行，必须在会外组织群众揭发批判，组织民兵揭发批判，再配合内查外调，特别是把那些组织武装叛乱、罪恶深重、民愤极大的人先隔离起来审查。这样一来，揭露“四人帮”罪行、清查武装叛乱和“四人帮”帮派体系的工作就渐渐突破，很快搞清了****。

10月29日，彭冲找中央工作组的同志座谈。彭冲讲，各部委的同志来得及时。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讲，没有料到上海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会发动得这么快。彭冲还讲，现在主要是揭发，突破口是妄图在上海搞反革命武装叛乱。市委常委开了好几天会，他们想统一口径，掩盖****，逃避责任。最近他们写文件还讲“暴动”，不讲“叛乱”，我们已经批评他们了。前几天徐景贤还讲，感情上转不过来。这哪是感情问题，而是立场问题。彭冲还讲，对市委的列席常委，我们已停止他们出席常委会。

10月30日，中央工作组召开全体人员大会，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到会。苏振华首先讲话，他说党中央对上海非常重视，非常关怀，要把上海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的斗争搞好，组织中央各部委、北京市委、部队各条战线的同志来上海工作，任务很光荣，也很艰巨。中央一声令下，立即行动。“四人帮”在上海另搞一套，不听中央的，还到各省插手，干扰破坏各省工作。“四人帮”妄图把上海当成他们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阵地，对“四人帮”的影响不能看得过低，对他们的破坏作用和影响要有足够的估计。中央派你们来上海，既是上海人民的愿望，也是中央对你们的希望。要既来之，则安之。思想精力要集中在工作上。要把上海的事情办好，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第一，坚决按中央政策方针办。第二，依靠群众。第三，各级党委加强一元化领导。我们来的人不能完全业务对口。对广大干部要惩前毖后，一看二帮。要把跟得紧、陷得深、参与阴谋活动的，与受了影响、说了错话、做了错事的区别开来。苏振华还鼓励大家大胆工作，他给大家承担责任。接着，倪志福讲话，要求大家专心工作，不要着急回去。彭冲也讲了话。他说，上海形势发展很快，比我们预计得还好。但大量的工作还在后面，要继续安心做好工作。

这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喜看上海大好形势》，指出上海的形势大好，令人十分高兴。

luo · 发表于 2009-8-27 11:05:37

才德反差巨大的康生[转帖]

曾彦修口述　李晋西整理

解放后的康生依旧笑里藏刀

他，知识广博

1937年12月，王明、康生、陈云同机从苏联飞回延安。康生在苏联中共代表团中是近似于王明的一个人，政治局委员，地位很高。1938年五六月在马列学院教过我们的课，党的理论这部分是他讲的。他会讲，有一句是一句，条理清楚，没有一个字重复，很有感情。他给我们讲课，举了一个人，饶漱石，新四军的政委，华东局的书记，外号叫“机关枪”，称赞得不得了，说他会做地下工作。

康生知识广博，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几乎无所不通，特别有研究的是中国的戏曲史。书法、篆刻，他全通。他，字写得好，章刻得好，画也画得好，但他从不拿出来。

康生的知识展露出来，会引起很多麻烦。他精通的东西，有时候到了不能想象的程度。京戏他全懂，不但懂，还会打小鼓。小鼓是京戏乐队的指挥，我亲眼看见康生指挥过。1938年7月1日那天，大概延安纪念建党十七周年，党校要开纪念大会，请马列学院的所有学员去参加，中午、晚上会餐。党校在延安城东十几里，马列学院在北门外七八里路。我们天不亮就出发，到那里杀猪宰羊，大吃一顿。中午开会时，还有几个美共青年参加。康生当主席，张闻天作报告，晚上演京戏《打渔杀家》。江青演萧桂英，演得很好。那时江青很漂亮，二十七八岁吧。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江青不但会演电影，还会演京戏。阿甲在《打渔杀家》中演萧恩。后来江青把阿甲整得要命。江青当时跟毛还不是一家人，还是党校的学生。康生当时是党校的校长，动员江青出来演萧桂英这个角色，康生指挥乐队。1980年我有次到广西开会，遇到那时党校的人，也是马列学院的同学韩世富、李成铁。我问，那天是不是康生打鼓？他们说，确确实实是康生。说大概准备了个把月，他们早就看过了。

康生一辈子工作紧张，什么时间去学这些东西呢？他在上海地下党，管“特科”，更紧张。在苏联住了几年，估计关于中国的书看得多一点，可以在莫斯科看中文古籍。但1938年能打小鼓，哪里学的？说明他是何等聪明。领导我们土改的时候，他还给我们讲京戏。他问我们，你们懂不懂什么叫“水袖功夫”？他说，看一个人会不会演戏，戏的水平怎么样，看出门水袖几摆就行了。旧社会，“水袖功夫”这个说法很流行，比如说某某人的水平达到了“水袖功夫”，就是说好得不得了。我们青年中没有一个懂。他给我们解释，一个演员出来有没有本事，水袖甩几下就知道了。水袖不容易，你们不要小看，这个功夫能看出一个演员的修养，特别是青衣，虽然是甩几下，但这个人的各种苦楚，各种悲愁都表现出来了。所以康生这个人对中国文化，不是知道一点点，而是知道的很多。他给我们分析《西厢记》时说，你们只知道王实甫的《西厢记》，其实董解元的《西厢记》比王实甫的好，一般人不知道。他说一点，就哇哇背出一篇，让我们听哪个好。他对中国这一套的了解，怎么来的？当然是自学的。他在苏联几年，在延安那么多年，他是用功的。这个人聪明得很，记忆力好。他1924年、1925年就在上海大学搞革命，哪有那么多时间来学这些东西，不能不佩服他。

康生的知识技艺如此高明，有些具有相当难度的技艺，一般人甚至费一生之力也不一定能比得上他。在上层，在背后，都知道他不佩服齐白石，他还另外刻一闲章“鲁赤水”与之相对，并盖在自己消遣的画作上。问题是他的这种情趣看似高雅独行。其实仅是表面，想以此博名。而他日夜梦求从公私两方面夺取高级文物的卑鄙劫掠行为，实在是太令人吃惊和可怕了。大约1980年或1981年夏天，我得到一张到故宫内某处秘密参观的票，我去了，地址似乎是故宫东北部一个较小的院落，很旧。整个下午参观的人大概只有二三十个，由一女专家介绍。女专家说，今天是看“四人帮”个人盗窃的国家文物。女专家的介绍很详细，说被盗窃的文物，就是直接从故宫调出的，数量之多，质量之好，均以康生为第一，陈伯达为第二，江青为第三，姚文元为第四，张春桥没有。这里面没有一件张春桥盗窃的东西，这说明张春桥头脑里只有整人害人的坏脑筋，他什么文化也顾不得要了。江青干的有些事最令人激愤和耻笑，她虽欲学“老佛爷”，但又上不得厅堂，谁也想不到她会干出如此小家子的恶霸事。她从故宫要了些毛笔，有的是象牙笔杆的，但这是“公平交易”，她是用每支四五元从故宫正式买去的。我记得好像还看见过故宫打给她的收条存根。看到这里，大家都骂：像个什么样子！

康生这部分，我们也不过看看百分之一罢了。这部分是精品：康生是不会闹江青这种笑话的。康生名下陈列出来的书籍是知名的中国戏曲专家傅惜华的藏品，应是全国第一了吧。康生他们把国家的、民间的“封、资、修”文化积累都烧毁个干尽，他却用国家权力把人家的文化精品抢过手去。我现在谈到这件事，自己都说不出口。你康生是个什么身份啊！

康生抢的东西中，有一块精美瓦砚，据女专家介绍，中国此种瓦砚，仅存数只，大都外流，在境内就可能只有康生要去的这一只了。还有半只虎符，女专家说，是解放后在京郊发掘出来的，是玉质的。据说，一般是铜质的，玉质的至今仍只发现这一个。这些说明：康生要的是唯一的或罕有的。

康生博识、广学，懂得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内，恐怕是知道得最广阔的一个人。陈独秀知道古学，但不精通这些东西。瞿秋白懂一点，似乎也不精通那么多东西。

他，是个害人狂

他是个害人狂。

1948年我还在搞土改。春节前几天，我们到了黄河北面离黄河不远的阳信，再到何家湾村，渤海区党委就住在这里。过春节的时候，不好下乡，我们继续住在何家湾。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康生给我们讲了薄一波等61人是怎么出狱的，清楚得很。61个人出狱大概填了什么表，登了什么报，办理了出狱手续。但“文革”时康生说他们全都是“叛徒”。

我们去山东土改之前，康生已经在山东一两个月了。原来是邓子恢在那里管渤海区党委的整党（土地改革前，一般第一个步骤是整党）。邓老没有康生那么厉害，有些下不了手。那就换，换指挥，换成了康生，叫康生去，康生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康生在山东扫荡了两个区党委。一个是渤海区党委书记，叫景晓村，当时比较年轻，三十几岁，在当地威信很高。康生把景晓村斗下来，也把渤海区的行署主任斗下来了。另外一个是胶东区党委书记，叫林浩。我们到阳信几天，康生为整林浩，从胶东回到何家湾，把林浩斗下来了。

整这两个人的详细情况我们丝毫不知道。但是，通过毛岸英，我们感觉到一些。我们4个人挤在一个小房子，在一个炕上（于光远、史敬棠、毛岸英和我）。毛岸英从苏联回来不久，比较随便讲。当时我们叫康生为康老。毛岸英说，康老整林浩太粗暴了。“粗暴”两个字，是我现在用的，因为我们习惯用这两个字，毛岸英刚从苏联回来，用不用这两个字，我记不清了。他的意思是太粗暴了。一个政治局委员，怎么能这样整人呢？！

“文革”中，康生整人就更不用说了，他开了一堆名单，党的中央委员会、民主党派的人物，他把这些人害得很惨。不说别的，我举一个例子，他的秘书凌云。他在延安枣园社会部的时候，凌云就是他的秘书，这个秘书不是一般的秘书，是很重要的秘书。1947到1948年，他到山东去，凌云也是整个工作团的秘书。他很相信凌云，但他把凌云抓起来了。大概七八年前我见到凌云。我说，你“文革”期间被关了十多年，你怎么会被关呢，康生还不知道你？凌云说，就是康生干的。我奇怪，问，康生要抓你干啥？他说，我也不知道，我确实觉得于公于私，康生都没有抓我的理由和必要。凌云举了一个例子。解放初，康生和夫人曹轶欧，在济南不知道什么原因闹得非常紧张，康生得了神经病。他把曹请到他家，把好房子让给曹住，避免他们闹得太僵，影响康生的工作。康生当时是山东中央分局的书记。凌云说，我个人不仅为他服务很多年，他家庭的矛盾我也在调解，结果不知道为什么，我进秦城监狱也是他提出来的。凌云没有详细讲。我说，他把你抓起来干什么呢？你又不是老资格，你也是个三八式，在党内无足轻重（虽然后来凌云当了安全部长）。迫害人，迫害到了凌云身上，实在不太好理解。康生迫害人太普遍，要不然就不会被永远开除党籍了。

为什么他要迫害人，目的是什么？是从苏联学来的，这是一方面。但在中国，好像要不断地迫害人，才能生存似的。所以，他始终采取这个办法，硬是把自己保护到底了。

他，头脑很清楚

这个人的头脑是很清楚的，绝不是个糊涂人。在个别的情况下，他能够听人家反映真实情况，而且能够容忍。我就经历了这么一件事。这件事，凌云现在还在，他可以侧面证明。

1947年大概六七月，在晋西北土改，康生是团长，我是团员，我们一共才七八个团员。7月间康生在晋西北郝家坡开土改工作会议，我们的大组长张邦英与张琴秋不愿在大热天跑8天去参加，就叫我去听会。在到郝家坡的路上，我已经听说康生那里的情况了，是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几个人给我讲的。那天晚上，我住在他们村。他们村庄住有什么人呢？吴玉章、王明，还有几个民主人士，都是些老人，地位特别高的，要特别照顾，所以，中央办公厅行政处住在这里。我与他们虽然平时没有往来，但经常见面，都比较熟悉，从1941年到1946年，都是老熟人，彼此信任。他们给我讲，康生那个地方，情况非常特别，各个机关的干部，意见多得很。土改工作团的名气大，别人都知道。他们说，到处吊打，到处挖地财，特别严重的是挖祖坟。康生当时是中央土改团的团长，政治局委员，长期的社会部长，因此，谁也不敢惹他。这么多人住在这里（河东），还包括后方工作委员会，还有叶剑英、杨尚昆，这些情况，他们都知道，他们也不满意，但不敢说，怕戴上右倾帽子。办公厅行政处的这几个人说，你是不是去见见吴老，然后再跟康生反映反映？老实说，我也怕。我说，吴老这么大的年纪了，这么晚了，已经七八点钟，说不定已经休息了，让他好好休息。我知道，吴玉章的话也起不了作用，康生也不会听。我去讲，更起不了作用。

到了郝家坡，我就听会。我确实是听会，听晋绥分局召开土改工作会议。这个会要求各地把土改工作团搞土改的情况汇报一下。晋绥这个地方不大，也比较穷，但地委有8个之多。参加会议的人，有晋绥分局的书记李井泉，还有几个部长，几个参加试点的县委书记。这时，陈伯达已经走了，因为刘少奇要到西柏坡建立中央工委，路过时，把陈伯达带走了。陈伯达又带走了田家英，所以，他们那个组等于撤销了。保德那个组，廖鲁言来参加了，于光远也来了。但于光远因为手指严重化脓，在兴县住院，从始至终没有参加。所以，康生带的工作团，两个人参加，我是旁听。

这个会议，名义上由李井泉主持，实际上是康生。发生了什么问题呢，康生有个非常片面的规定：满足贫苦雇农的要求。大家都穷，整个农村都穷，只有在穷里边想办法，把不应该没收的没收，这样去满足贫苦雇农的要求。整个会，在康生的领导下，在康生讲话的精神中，强调发动群众，进行斗争。要斗地主，彻底斗倒地主。而且康生还引用了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主席的这个文章，现在是彻底修改过的。）

康生在晋西北搞了些什么东西呢？第一，同意并发展了“化形地主”一说。“化形地主”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家虽然已经穷了，实际上是装穷。这一来就对很多人的家庭出身查三代。只要你祖父是地主，第三代后还算地主，叫“破落地主”、“化形地主”。第二，挖地，叫查“地财”。本来农村穷，斗来斗去，没有好多东西分，就挖地，说元宝、银元都藏在地下，到处挖。一般老实的农民，即使贫苦，也不愿意做这样的事，觉得违背良心。过去中国厚葬，稍微好一点的，有什么银器、元宝。晋西北那个地方，有金器的少。在临县，挖的相当普遍。试点的多少个村，都在挖坟。这个错误就不可收拾了，社会道德良心都无法维持了。这种事，什么人愿意干？只有地痞流氓愿意干。他们没有道德标准。第三，郝家坡也死了人。特别是妇女被吊打。因为要追问家里的东西埋在什么地方。郝家坡究竟死了几个，我听说两三个。就是逼要人家的银元、元宝，没有，只好自杀了。

康生当然在会上不会讲这些事，不会公开提倡，但允许这些事与不允许这些事，讲话不一样。大家希望他在这个会上，对这些事作出结论。你康生自己实验的地方，有死人现象，你作为政治局委员，应该怎么办？但他没有批评。

原来晋绥分局土地改革的时候，有个内部划分阶级的文件。这个文件是懂一些马列主义，懂一些政治经济学的人做的，原则上是比较正确的。地主主要是收租，没有剥削关系，怎么叫地主？所以，基本标准是对的。但是，在郝家坡会议上，最严重的是，康生把晋绥分局的这个内部文件否定了。因为拿这个标准看，很多人不够地主。康生在会上说，“你们这个东西害死人，赶快把它烧了。”意思是作废了，再不能用了。

我们当时在朔县的做法，跟他在临县强调的大不一样，做法也大不一样。但我单独汇报时，康生听得进去。如果他听不进去，反过来整我，说我右倾，我就完了。这件事说明，他并不是个傻瓜，心里边明白得很。我讲的时候，他没有反驳，汇报的时间，连他讲话至少一个小时。

这次汇报，是他先给我讲。这件事，我从来没有讲过。因为讲出来人家不相信，说你宣传康生了不起，但那天的情况就是这样。汇报是在一天晚上11点钟开始进行的，是凌云白天通知我的。但康生要听我单独汇报。汇报时，他把他那里的工作先向我讲了好久，弄得我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没有办法，人家那么高的地位，只有听完了再汇报。

我知道我的话难说得很，带了三包土和一包糠窝窝头，旧报纸包的。土，一包是沙土，我说这个沙占全村土地面积百分之九十以上，分给人十几二十亩，他看都不去看。第二包，重沙质土，但不全部是沙，这占全村百分之六七。这一来，就是百分之九十几了。第三包是半沙质土壤，沙占一半，土壤占一半。这个在全村中大约只占百分之一二。要种田，只有种这样的田才有收成，而且还得靠肥料，靠井水。用水井里的水来种田，南方人根本想不到，南方到处都是水。北方水井有甜水井、苦水井之分。我所在的前柳村就有两个水井，一个甜水井，一个苦水井。北方把淡水井，没有涩口味道的叫甜水井。苦水井，有的是盐碱硝味的，有的是苦味的，这个水，种庄稼也不行，只能日用。北方要打出一口甜水井，简直是天老爷赐的恩。好的地方，有水井浇灌，一亩地照样打好几百斤，上千斤都办得到。我汇报时说，我们不但分了地，还访问过得地群众，但基本上没有兴趣，因为中农本来有相对好一点的一点土地，结果拿出一分，返回他五亩沙地，实际上是他吃亏了。我又把糠窝窝头给康看。康问，是老百姓吃的？我说，老百姓还吃不到呢，是县委吃的，也是我住县委时吃的。因此，那地方的群众对分土地毫无兴趣（朔县是新解放区）。我这两手很厉害，我知道康生很精明，凡是做保卫工作的，第一条就必须精明。我不带些东西，凭我的身份，我敢说什么呢？我这个汇报，康生听得很认真，可能认为你这个年轻人，竟知道这样来汇报。如果盲目说，也解决不了问题。因此那天晚上他没有整我。以后对我的看法也可能由这晚定下来的，可能觉得你这个人不是随便说话的。说白了，就是印象很好。

那天我汇报情况说，我们那个村没有地主，只有两个“富农”，并且讲了详细情况。他们是富裕，但是不够富农条件，因为他们根本上是自己劳动。他说，你这个书呆子。仅仅封你个“书呆子”，这就不简单了，没有说你是“反革命”，没有说你是“反党”，没有说你是站在恶霸地主的立场上，只说你是书呆子，只是叫你回去“扫地出门”，满足贫雇农的要求，这件事，说明他的很多议论，跟他的内心并不是一致的。他知道这些客观情况之后，他还是非要往“左”办不可。什么原因，现在怎么说呢？他无非是背后是一套，当众是一套。当众这一套是为了自己过关，自己上升。

他，是个两面派

康生并不因为在晋西北的土改，我给他汇报的情况，我执行的那一套跟他不一样，就把我看成是反动派。解放初我要到青岛去治关节炎，经过济南，到山东分局组织部报到。那时，他的夫人曹轶欧是组织部长。我去后，康生叫我留几天。他叫我到他的小办公室，看他刻的各种各样的图章。他还给我看济南国民党总司令王耀武的图章，还盖个印给我看。我理解，他觉得你这个人还不是一个完全没有头脑的人，虽然我比他年轻十好几岁。

他说，我来济南这么久，大明湖还没有去过。明天是星期天，我去，你跟我一路去。第二天，他们夫妇、凌云（当时是济南市的公安局长），我，安排了一条船，就在大明湖那里游来游去。不仅如此，他还带我们上岸看王耀武出逃的那个墙洞。大明湖有些地方有厚厚的墙拦着。我与他的地位，是差得不能比，一个普通党员，一个政治局委员。我这次去，他是优礼有加。他原来不认识我的，而我在晋西北汇报的那一套跟他不一样，为什么他当时没有把我当成敌人打击？这说明他的内心世界跟外表表现出来的并不一样，我老早就感觉不一样。

1960年6月间，我去了上海辞海编辑所。通知我是在1958年，我们单位的负责人王子野能拖就拖，原因是单位奉命要编《蒋介石全集》，要我参加做注释工作。我去了辞海编辑所后，1979年回到北京后去看王子野。王子野说，你走后，我看见康生，康生问我，曾彦修怎么样？我说，到上海辞海编辑所了。他说，你们怎么不告诉我一声？王子野对我说，他讲这个话，我也不懂，告诉一下中宣部就了不起了，怎么必须告诉你呢？王子野说，算你走好了。他问你，不是要整你。当时他讲了一句，叫他做做资料工作也可以嘛。就是摘录马列讲什么什么，供写作组写反修大批判文章。看样子只是指这件事，你戴着“帽子”，不能参加写作组，但写作组需要资料，你能提供。那种写作组又没有任何机密，是空对空作战，所以叫你去协助，一点不稀奇，算你走了好，不然就麻烦了。

我提这些，主要说明一个问题，康生是一个两面派，不要只看见他凶恶的那部分，他内心是清清楚楚的：他只有保持极“左”的、打击一切的姿态，才能上升。但在背后，他也希望弄清楚一些事。向他如实反映一些东西的人，并不会把你怎么样。所以他跟张闻天比起来，正好相反。张闻天是带点书呆子味道，是一个真正的正人君子。康生没有书呆子味道，他的中国文化修养，高于张闻天，但一辈子深藏不露，绝不表现，一辈子不做一首诗，一幅画。

康生这个人，多才多艺，几乎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为了政治上的地位，他迫害人，道德堕落到了极点。另外,他又是两面派，对上一套，对下一套，有些实际情况跟他讲，他心里知道。康生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个很特殊的人物。文学艺术方面知道得这么多，但是他知道的，跟他表现的刚好相反，知道文学艺术的人，一般都比较文雅，人格比较高尚。偏偏他的精神非常恶浊，非常暴虐。康生这个人，头脑清楚得很，一九六几年他曾经是中央理论小组的组长。理论小组，就是管意识形态，包括唱戏，决定权在他手里。这时候，他有点像日丹诺夫了，不过实际上还是比不上。康生就是人格太差，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不惜迫害人，一点人格都没有，什么革命人、****人，一点都谈不上。任何人都要以他为鉴，任何一个有本事的人，都不要学他，不要把本事用到歪道上去了。

luo · 发表于 2009-8-27 11:06:27

1949年蒋介石如何惊险撤离大陆 [转帖]

　　　　《话说民国》(韩文宁、刘晓宁编著，凤凰出版社出版)勾勒了自1911年孙中山南京就职，至1949年蒋介石黯然离别大陆为止的中华民国史。按年代铺排，撷取历史事件的精彩片段，选取民国人物的传神花絮，以一种责任和诚意，为历史留存记忆，为记忆补上血肉和肌理。

　　假牙落地炮车熄火旗绳断裂

　　长江中下游、东南、华南大部已经解放。国民党只剩下西南一隅。蒋介石梦想能重演抗战八年坚守大西南的一幕。

　　1949年9月12日，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身份，从台湾几经辗转飞到成都。上午11时40分，“中美”号专机在成都北郊的凤凰山机场降落，蒋介石走下舷梯，终于再一次踏上了大陆的土地。

　　蒋介石这次在成都停留了五天，扫墓、重大的人事安排、接见官兵、抚慰遗属、出席茶会、演说……活动一个接着一个。

　　9月14日，蒋介石来到中央军校(即黄埔军校)检阅。蒋介石看着台下精神饱满的 6000名官佐，情绪异常亢奋。他大声地说:“国军全面反攻已指日可待，区区**何足畏惧，要消灭它，不过如秋风扫落叶……”一阵激动之后，他忽然又伤感起来:“我很伤心，伤心的是有的学生背叛了我……”接着哽咽起来。正在这时，语无伦次的蒋介石嘴一张，口中的假牙竟掉落在地。

　　蒋介石是拾也不好，不拾也不好。这时，蒋经国顾不上台下众目睽睽，手一挥，两个侍卫飞步上前拾起了假牙……中央军校校长张耀明急中生智，马上宣布:“阅兵开始！”这才解了蒋介石的围。

　　军校官佐的步兵方队走过来了。接着，炮兵方队轰隆隆地开过来。蒋介石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又抖擞起精神。就在这时，一台加农炮车在“中正”台前停住不动了。蒋介石顿时出了一身冷汗。马上，10多名卫士手提长短枪冲向炮车，几名贴身警卫靠向蒋介石的两侧。

　　原来，炮车开到蒋介石面前时，确确实实是抛锚了。一名军校少校中队长正在满头大汗地排除故障，可熄了火的炮车怎么也发动不起来。阅兵指挥官只好下令把这台炮车推到一边去，后面的炮车，因前面受阻，都挤到了一起。蒋介石嘴里喃喃地说:“ 我一生阅兵上百次，从没遇到这样的事啊！”就这样，军校官佐们忙了好几天的阅兵式，不到半小时就草草收场了。

　　12月3日，蒋介石又向黄埔军校校长张耀明提出要检阅黄埔军校全体师生。

　　检阅地点仍是军校大操场。“中正台”四周，彩旗飘飘。这天，正赶上四川的大雾天，故阅兵式的时间一推再推。蒋介石一早起来，几次抬腕看表，仰头看天，雾就是不散。直至9时半，蒋介石等不及了，遂下令阅兵开始。张群陪蒋介石登上“中正台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国歌”奏起，一名军官打开一面青天白日旗，手拉绳索，在蒋介石及全体官佐的注目下，徐徐升上旗杆。就在旗子升到旗杆的一半时，突然间，“嘣”的一声响，紧接着，“呼啦啦”几声，旗子竟从半空中落到了地上。全场的人都惊呆了！蒋介石脑门上沁出了豆大的汗珠，手心手背前胸后心直冒冷汗……他呆站着，一动不动，也没有说一句话。

　　原来，是旗绳断了。说来也怪，军校升旗升了几十年，成百上千次，可从来没有断过绳，可今天偏偏就……

　　全场的空气足足凝固了几十秒钟。这时，两名升旗官才缓过神来，以最快的速度放倒了旗杆，换了一根绳子，总算把污染了的青天白日旗升上了旗杆的顶端。

　　“落旗”，使蒋介石原本亢奋的情绪，一下子落到了最低点。他仅仅用嘶哑的喉咙哽咽着说了几分钟，就再也说不下去了。阅兵式再一次不欢而散。

　　这是蒋介石在大陆最后一次检阅黄埔学生。

　　“捉蒋敢死队”受挫

　　1949年12月7日午饭后，蒋介石正要休息。蒋经国手持一封电报匆匆登上了黄埔楼。蒋介石打开一看，上面写着“解放军已向成都逼近”几个大字。当晚，蒋介石决定离开成都，并亲自签发了手谕:“命令政府迁至台北，并在西昌设大本营，统率陆海空军在大陆指挥作战。此令。中正。民国三十八年十二月七日。”

　　蒋介石的迁台手令一下，顿时，成都的凤凰山机场和新津机场乱成了一团，机场的候机室、走廊，甚至厕所、停机坪上，到处都坐了人。一架飞机刚降落，立刻就有成百人涌上去挤占座位，更有为抢座位而大打出手的。

　　12月8日下午，蒋介石要到市区去转一转，散散心。深知其父的蒋经国知道这是他要与成都诀别了。他担心父亲的安全，但又不好违背。为了不惹人注意，只好轻车简从，只有俞济时、自己，加上两名卫士、一名司机，共6个人，上街绕了几圈。

　　刚回到黄埔楼，侍从送来两份报告。蒋介石实在不想阅读了，可眼睛却不由自主地盯住了其中的一份。原来在几个小时前，军校人事科长在办公室服毒自杀了，尸体还停在那里。

　　另一份是成都市卫戍总部请示“成都自明日起开始疏散”的报告。蒋介石用颤抖的右手，在上面签了4个字:“如拟。中正。”

　　蒋经国则与顾祝同、张耀明等人商议，为了安定人心，把蒋介石的两架座机“中美”号和“美龄”号，分别停放在城南的新津机场和城北的凤凰山机场。官员们看到蒋介石的座机还在，也就放心了。同时，顾祝同又密令:飞行人员一律不得离机。因天寒地冻，整日都用炭火在机身机翼下烘烤以保持温度，以便飞机随时起飞。

　　就在一切布置妥当后，蒋介石又接到两个极为震惊的消息:张群等人在昆明被卢汉扣押。卢汉已发出起义通电；刘文辉、邓锡侯等四川籍主要将领不知去向。蒋介石这才意识到，在川西北建立反共基地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了。

　　就在蒋介石忙着“迁台”事宜之时，中共地下党“留蓉工作部”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划“捉蒋”行动。国民党第95军副军长杨晒轩被策反后，自告奋勇地要求承担这一任务。中共地下党决定可以由杨担当此任，并决定由另两支已经争取过来的国民党军队在城内策应。

　　12月10日，捉蒋敢死队正式组成。200名队员埋伏在蒋介石可能居住的中央军校、励志社两处大门口，密切注视着大门进出的情况，一俟蒋介石的车队驶出，他们就发出出击信号。但一直未发现蒋的车队出来。

　　正在大家疑惑之际，《成都晚报》的通栏大字标题刊出了这样的消息:“蒋总裁昨已离蓉飞台。”鉴于这样的情况，地下党只好决定放弃“捉蒋”计划。

　　更令人费解的是，敢死队刚刚撤下来，12月10日的当天下午，又传来消息:蒋介石又在成都市区露了面。报纸也刊出消息:“蒋总裁下午轻车简从巡视市区。”

　　地下党方面经过分析后认为，很可能蒋介石已于两日前就离开了成都，报上的消息以及市面上的传言，可能是当局耍的花招，为的是掩人耳目。因此，正式决定放弃捉蒋计划。

　　其实，蒋介石真正离开成都的时间是1949年12月13日。

　　为了确保蒋介石离蓉的安全，成都方面进行了极为周密的筹划。当时，蒋介石几次往返成都与重庆之间，起降飞机的机场都是成都以北5公里的凤凰山机场。这里，时刻停放着一架蒋介石的座机，人们一般认为，蒋介石肯定会从这里起飞。而另一处是成都以南30多公里的新津机场。这个机场，虽然设备好，跑道长，但距城区较远，路上不够安全，故一般蒋介石不在那里起降。但在12月初，胡宗南的20万大军已经集结在新津机场一线。因此，蒋经国与侍从人员决定，由新津机场起飞。

　　胡宗南为了确保蒋介石的安全，调动了10辆坦克和装甲车，在12月初就停放在军校的操场上。还调集了6个团的精锐部队，专门对付通往新津机场公路旁驻扎的刘文辉已经起义的一个团。

　　中共地下党此时也已经得知蒋介石将从新津机场起飞，但胡宗南的大军已经集结，坦克装甲车也已荷枪实弹，“活捉”已不可能。遂决定由刘文辉的一个团2000多人在武侯祠一线实施狙击。

　　13日晚，天气晴好。夜11时光景，蒋介石、蒋经国、陶希圣、谷正纲、俞济时一行人，同留守的参谋总长顾祝同告别。蒋介石钻入一辆汽车，前后均有装甲车和坦克护卫。一阵震天动地的轰鸣声之后，铁甲车队浩浩荡荡地开出了中央军校的正门。在军校23期总队一个全副武装支队的护送下，乘着夜色直驶新津机场。

　　车队经过武侯祠时，担负掩护任务的胡宗南所部，用装甲车和坦克向刘文辉部展开猛烈的攻击。同时，铁甲车队径直朝新津机场冲去。而胡宗南部的攻击到14日凌晨3时才结束。

　　铁甲车队驶到机场附近时，又遭到中共地下党武装的截击。担任警戒的胡宗南部和军校官兵立即猛烈还击。车队也边打边冲，一直冲到机场跑道上，停在了“中美”号专机旁。

　　这时，“中美”号专机的引擎已经发动，蒋介石匆忙走下汽车，回头看了看他的“黄埔精神”培养出来的军校师生们，又挥了挥手，就低着头登上了“中美”号专机。在舱门口，与胡宗南握手告别，只说了一句话:“台湾见。”掩护蒋介石离开大陆的军校生们，都被蒋介石留下来充当了大西南作战的炮灰。耐人寻味的是，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后来都起义加入了人民解放军。

　　“中美”号座机徐徐驶入了跑道，加速，起飞，很快消失在夜空中。1949年12月13日，蒋介石别离成都，直至1975年4月5日在台北病逝，再也没有踏上大陆一步。

发表于 2009-3-9 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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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o · 发表于 2009-8-27 11:07:10

汤恩伯:从大陆逃到台湾后死在日本手术台[转帖]

　　　　1949年，蒋介石精心部署的上海战役失败后，逃台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议论纷纷。当时，汤恩伯的部队装备精良，然而只抵抗了十多天就全城崩溃。为了弄清失败原因，蒋介石指示陈诚在台北主持召开一次上海防卫战失败检讨会。

　　“开检讨会就是批汤”

　　1949年7月2日，检讨会在台北一所宾馆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军政大员以及参加过上海防卫战的师级以上军官，汤恩伯被邀与会作情况报告。

　　轮到其他人发言时，一些高级将领都把矛头指向汤恩伯。原第37军军长罗泽，他的部队驻扎在浦东，条件最差，汤恩伯对他的部队另眼相看。更为恶劣的是，汤恩伯下令各部队撤退时，唯独不通知他的37军。导致37军全部被歼，他和副军长王大钧等少数人化装成平民才死里逃生。原37军副军长王大钧在随后的发言中，对汤恩伯也作了诸多抨击。

　　散了会，汤恩伯走出会议室时，一直低头不语。回家后，汤恩伯大发牢骚说:“国民党在大陆打了那么多败仗，死伤的人比上海防卫战要多得多。为什么一次检讨会也没有开，而独开上海防卫战的检讨会？”

　　汤恩伯心里很清楚，他以后在台湾的处境肯定不妙。后来，罗泽见一直未处分汤恩伯，就到军事法庭告状。蒋介石觉得不妥，指示陈诚劝罗泽撤回状纸，并私下告诉罗泽，开检讨会其实就是批判汤恩伯，没必要再纠缠。

　　要汤恩伯处决陈仪

　　1949年初。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受****影响，到上海策动时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汤恩伯起义。

　　汤恩伯早年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的名额是陈仪争取的，费用也由陈仪资助。为感激陈仪，汤改名“恩伯”，并拜陈仪为“义父”、“恩师”。

　　陈仪将自己的想法告诉汤恩伯后，引起汤恩伯的反感。为了表示自己大义灭亲，汤恩伯竟将自己的恩师出卖了。2月21日，蒋介石下令逮捕陈仪。

　　据汤恩伯后来讲，他接到命令时，曾向蒋介石提出条件，不能处死陈仪，蒋介石答应了。但1950年6月，蒋介石违背诺言，决定处决一批为****效劳的高级“叛逆”，其中包括被押送到台湾的陈仪等人。

　　为救陈仪，汤恩伯几次找“政学系”首领张群，并请求面见蒋介石。蒋介石听后大怒:“陈仪犯那么大的罪，他汤恩伯心里不清楚吗？这事任何人求情都不行！汤恩伯活堕落了，他要为陈仪说话，我不见他！”

　　蒋介石不但不见汤恩伯，还要他亲自处决陈仪，以此来检验他是不是真正的“大义灭亲”。但汤恩伯坚决不干。

　　蒋介石没有办法，只得下令由陈仪的妹夫、“国防部”政务次长袁守谦等人执行陈仪的死刑。1950年6月18日凌晨，陈仪被枪决。此后，蒋介石就更不喜欢汤恩伯了。

　　令军警强拉汤下机

　　陈仪事件及政治上不受重用。对汤恩伯刺激很大，他感到无脸见亲友，很想到日本去度过余生。

　　早在上海防卫战时，汤恩伯就在做逃往日本的准备。据谷正纲等人透露，那时，汤恩伯知道守不住上海，便将其亲信王文成、龙佐良偷偷派往日本，为其寻找避难所。

　　1949年5月6日，汤恩伯令亲信秘密将50万美元军费汇到美国一个朋友的账户上，再由这位朋友将钱转汇给日本的王文成、龙佐良处。

　　王文成初到日本时，未与蒋介石集团的驻日机构取得联系。后来，汤恩伯考虑王文成、龙佐良无处领薪，便建议将两人吸收到驻日军事代表团工作，担任编外顾问。

　　王文成、龙佐良一门心思为汤恩伯寻找退路。1949年7月，两人花3万美元在日本东京近郊给汤恩伯买了一栋有22间房间的豪宅。

　　汤恩伯在日本买房子后，不慎走漏了消息。1950年2月2日。路透社从东京发出一条新闻:《蒋介石透过一个中国高层官员在日本东京近郊购豪宅》。

　　蒋介石得知后大骂道:“混账！怪不得上海和东南沿海败得那么快。原来他(汤恩伯)早作了逃往日本的准备！”

　　1950年3月，汤恩伯以招募日籍志愿军反攻大陆为由，决定去日本。汤恩伯上飞机后。机上验票人员要他出示赴日证件。汤恩伯声称是受政府委派到日本执行特殊任务，未办签证。机上工作人员要他下飞机，他坚决不下，并与工作人员发生激烈争吵。

　　蒋介石判断汤恩伯想逃往日本，于是下令阻止。几名军警接到命令后，强行将汤恩伯拉下了飞机。

　　死在日本手术台上

　　汤恩伯在台不受重用，逃日又未成功。思想包袱十分沉重。1953年9月12日，是他的55岁生日，他原计划请几桌客，后来取消了。

　　由于长期生气，导致汤恩伯身体消瘦。医生说他肝部有问题。

　　后来，汤恩伯申请去日本治病。蒋介石讽刺说:“有大过的人，还要到日本去治病！”随后，在汤恩伯的申请报告上签了“就地医治”4个字。

　　1953年10月2日，雷震动员汤恩伯住院。汤恩伯愤愤地说:“我的病在台湾治不好，住院也无益。要治病，只有到国外。我申请到日本治病，总裁又不同意，没有办法，只有等着死！”

　　1954年4月，汤恩伯突感腹部疼痛，医生发现他的十二指肠部有一个肿瘤，判断可能是癌症，建议他到国外做手术。汤恩伯的家人立即给“总统府”打报告。蒋介石同意了。

　　1954年5月26日晚，汤恩伯在家人的护送下，搭乘日航班机去日本东京。汤恩伯—下飞机，就被送往日本东京一家医院。汤恩伯做手术时，因失血过多，死在手术台上，终年56岁。

　　30日，台湾多家报纸刊登了汤恩伯在日本病死的消息。

　　蒋介石得知汤恩伯死了，反应冷淡，只说了一句:“死了也好。”

　　文/闫超摘《上海新书报》

luo · 发表于 2009-8-27 11:07:57

21世纪，要流血吗？谁将遗臭万年？ [转帖]

　　
　　从君主立宪到共和国的建立，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每一次的前进都付出了流血的惨重代价，每一次都生产出一批遗臭万年的历史败类。每一次，当先进的世界思想文明敲响中国大门之时，既得利益集团、保守的顽固派分子总是相互勾结在一起，欺骗愚弄人民，污蔑攻击代表世界主流、世界未来的先进思想文明，其中的干将们最终发展成为遗臭万年的历史渣滓和民族罪人，并被后世永远地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19世纪，反君主立宪，耻辱柱上的“祖宗之法不可变”。

　　1898年6月光绪帝启用康有为等发起戊戌变法，推行教育、文化、政治等多方面的新政举措，希望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近代化道路。纠集在慈禧周围的顽固派分子和既得利益集团老佛爷对这次变法进行了血腥的镇压，他们公开宣布：“西方的君主立宪不适合中国”、“祖宗之法不可变”、“君主立宪不可为”。光绪帝被幽禁，新政被废除，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等人被捕杀了，徐致靖、张荫桓、陈宝箴等支持变法的大小官员被查处。

　　20世纪，反共和、反民国，祸国殃民的复辟梦。
　　为了拒共和于国门之外，维护大清皇权世袭、万年一统，曾经“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慈禧老佛爷下令制订并颁发了《钦定宪法大纲》，推行“君权不可侵损、服制不可更改、辫发不准剃、典礼不可废”等四项原则笼罩下的极具中国特色的君主立宪改革。但是，共和已经敲醒了中国，并以排山倒海之势取代了君主立宪、皇权世袭。
　　虽然1912年建立了民国，皇权世袭不再有了，但是手握大权的既得利益派和冥顽不化的保守派却总在做着消灭共和恢复皇权世袭的复辟梦。
　　1915年袁世凯称帝：在证明了“西方之共和不适合于中国”、“中国没有一个皇帝不行”之后，袁世凯宣布废除共和，恢复皇权世袭，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自任皇帝，子孙世袭。 1917年张勋复辟：民国成立后，张勋和他的队伍仍然留着发辫，表示效忠清室，并联络前清遗老遗少及保皇党人康有为等,积极为复辟作准备。1917年6月14日，张勋带领三千军队入京。经过一番秘密策划,于6月30日晚入清宫,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发动复辟，恢复清帝国。7月1日凌晨，张勋穿上清代的朝服朝冠，率领康有为等群党，拥十二岁的溥仪登极。12天后张勋复辟失败。
　　1934年，伪满洲国溥仪称帝：1934年3月1日，溥仪正式称帝，建立“满洲帝国”，接受百官朝拜，发布“诏书”，改年号为康德，梦想与清康熙皇帝之德为德，重振大清皇权世袭家业。1945年，“满洲帝国”随着日本战败而消亡。

　　21世纪，反民主声音再起，谁将遗臭万年？

　　19世纪，君主立宪被怀疑、被血腥镇压，20世纪，共和制度经过浴血战斗被确立，随即被质疑，反共和要求皇权世袭的声音一度是官方“主流媒体”共同的声音，即使袁世凯的复辟梦被血肉横飞的内战炸得体无完肤，张勋、溥仪之流的复辟梦依然专注。今天，上网看看，不时看到“反民主”、“反普世价值”、“反多党制”的字眼， 21世纪，历史会重演吗？流血不可避免吗？如果要流血，谁将遗臭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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