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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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大“怪癖”皇帝[转帖]

从夏启到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我国共有过67个王朝、446位帝王(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和农民起义政权未计)。从秦始皇创立皇帝制度开始，皇帝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社稷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皇帝与普通臣民不同，臣民可以坚信：\"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而皇帝的唯一职责就是使国家繁荣昌盛，使人民安居乐业。皇帝若置国事而不理，而像臣民一样放纵个人的爱好，那就是\"不务正业\"的\"怪癖\"皇帝。
　　
　　同性恋皇帝
　　同性恋是一个时尚的词语，但它不合中国国情，因为它在中国的存在非常古老，汉哀帝刘欣就是其中的一个。
　　董贤英俊潇洒，又是御史董恭之子，因而被选为太子舍人。哀帝在与他的交往中产生了爱恋，封他为董门郎，并封其父亲为霸陵令，迁光禄大夫。不久，董贤又被封为驸马都尉侍中，《汉书•董贤传》载，这时董贤\"出则参乘，入御左右，旬月间赏赐巨万，贵震朝廷。\"两人形影不离，同床共枕。有一次哀帝醒来，衣袖被董贤压住，他怕拉动袖子惊醒\"爱人\"，于是用刀子将其割断，可见其爱恋之深。哀帝还为董贤建造了一栋与皇宫类似的宫殿，并将御用品中最好的送给董贤，自己则用次品。他为了与恋人生生世世在一起，还为董贤在自己的陵墓旁边修了一座冢茔。《汉书•董贤传》载，哀帝还曾开玩笑地对董贤说：\"吾欲法尧禅舜，何如?\"吓得大臣们目瞪口呆。这种要\"爱情\"不要江山的恋情在历史上实为罕见。如此忠贞于爱情，国事当然糟得很，哀帝死后不到10年，王莽就篡位建立了新朝。
　　市侩皇帝
　　齐废帝东昏侯萧宝卷是赫赫有名的昏君，捕老鼠、睡懒觉、驱百姓、出游玩乐......各种怪行为都有，但他最有名的怪癖要算开店铺。
　　《南齐书卷七•东昏侯》载，东昏侯\"又于苑中立市，太官每日进酒肉杂肴，使宫人屠酤，潘妃为市令，帝为市魁，执罚，争者就潘妃决判。\"陪他玩耍的人就有好几千，半个京城的百姓都吓得东奔西躲。《南史•齐本纪下》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又开渠立埭，躬自引船，埭上设店，坐而屠肉。\"东昏侯与潘妃的怪癖行为在当时流传很广，有着这样一首民歌：\"阅武堂，种杨柳，至尊屠肉，潘妃酤酒。\"
　　东昏侯作为堂堂的一国之君，却做着如此的市侩勾当，可见他的昏庸。他即位后仅两年，萧衍就起兵围困建康(今南京)，一代市侩皇帝被部将杀死，年仅19岁。
　　
　　菩萨皇帝
　　历史上有过\"三武一宗\"(北魏太武宗、北周武帝、唐代武宗、五代周世宗)灭佛，但也有过梁武帝、武则天、唐中宗那样忠实的佛教信徒。其中以\"皇帝菩萨\"(大臣们在奏章中这样称呼)梁武帝萧衍最为突出。
　　武帝大力倡导佛教，耗费巨资修建庙宇，当时全国有大小寺庙2846所，其中以大爱敬寺、智度寺、解脱寺、同泰寺规模最大。唐朝诗人杜牧曾感叹：\"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他还写了大量的佛教著作，\"虽万机多务，犹卷不掇手，燃烛侧立，常至戊夜。\"且部头极大，其中《制旨大涅 经讲疏》有10l卷。同时，武帝还创立了儒佛道三教同源的理论，认为儒教、道教皆来源于佛教。还提出佛教徒不可以吃肉的戒律，以前佛教中无此规定，他根据《涅 经》等上乘佛教的内容写了《断酒肉文》，从此，以身作则，过着苦行僧的日子：每日只吃一顿饭，不沾酒肉，住小殿暗室，一顶帽子戴了三年，一床被子盖了两年。武帝还曾三次舍身寺庙：大通元年(527年)，他突然跑到同泰寺当奴隶，与众僧一起生活，后来被大臣\"赎回\"；两年后，又跑到佛庙里去了；太清元年(547年)，84岁的他第三次舍身寺院，且坚持呆了一个多月。三次\"赎回\"武帝花钱四亿。
　　佛祖没有保佑这位忠实的信徒，太清三年(549年)，侯景发动政变，攻克建康，菩萨皇帝被俘，后来被活活饿死。
　　
　　象棋皇帝
　　\"闷来时，取过象棋来下，要学作做士与象，得力当家。小卒儿向前行，休说回头话。须学车行直，莫似马行斜。若有他人阻隔了我恩情也，我就炮儿般一会子打。\"(《桂枝儿•咏部八卷》)唐肃宗李亨热衷于象棋，却不学士象，不学卒车，偏偏学马行斜。
　　上朝积祸加天宝之乱(也称安史之乱)。肃宗与爱妃张良娣拥兵西逃。逃命途中，他还念念不忘象棋，置堆积如山的军情战报而不理，与张氏整天下棋作乐。丞相李泌进言劝说：若不悬崖勒马，有重蹈\"马嵬坡事件\"(士兵哗变，杀杨国忠等人)的危险。肃宗仍毫无收敛，为了掩人耳目，命令太监将\"金铜成形\"的棋子换成\"干树鸡\"雕成的木质棋子，这样，旁人就听不到他们下棋掷子时发出的声音了。人们称这种棋子为\"宝应象棋\"。文学作品中，东晋谢安、三国孔明、元末刘伯温都能\"帷幄之中下棋，千里之外决胜\"，肃宗好像也不示弱。
• 蹴鞠皇帝
　　唐僖宗李儇嗜好骑马、斗鸡和蹴鞠。他曾得意地说：\"朕若应击球进士举，须为状元。\"他有时一玩就是二三个时辰，连饭都忘了吃，急得身边的太监侍女们团团转。他还多次勒令地方官员举荐球技高超的青年入宫陪他击球，有不少人因善蹴鞠而被封为封疆大吏。宦官田令孜的哥哥陈敬碹赢了球，被封为西川节度使。当然，也有许多人因踢球失误而丢了性命。
　　玩物必丧志，乾符元年(874年)，王仙芝在长恒起义，随后黄巢响应。起义好不容易平息后，田令孜又专权，蹴鞠皇帝常常和亲信们谈起朝政而泪流满面。光启元年(885年)，李克用进兵长安，僖宗四处逃命，文德元年(888年)忧愤而死。
　　
　　词学皇帝
　　南唐在中主李 时已经向宋称臣。李 善于诗词，至今传有《摊破浣溪沙》等名篇。其子李煜史称南唐后主，不思进取，却继承了先父好词之癖。
　　李煜施政无能，在词学方面却有着较高的地位。他的前期作品多以宫中的声色娱乐为题材，风格柔靡，技巧高超，如《玉楼春》、《一斛珠》等等；后期多写亡国之痛，感情真挚，意境深远，如《破阵子》、《虞美人》、《浪淘沙令》、《乌夜啼秋闺》等等。
　　李煜苟且偷安，生活奢华，常常在宫中营造销金红罗幕壁，镶以白金和玳瑁，并插上奇花异草，题曰\"锦洞天\"，与皇后周宪于其中作词嬉戏：每到七月初七，就命人用红罗绢装扮成月宫天河的情景，为作词创造灵感。然而，现实并不像诗词中的世界那么美好，开宝八年(975年)宋军攻破金陵，词学皇帝被俘。\"笙箫吹断水云间，重按《霓裳》歌遍彻\"的生活已经成为泡影，他不禁发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哀叹，可惜为时已晚，还是被宋太祖毒死。
　　诗人郭麟也为之叹息：\"作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渔隐丛话前集西清诗话》中宋太祖也说；\"李煜若以作诗工夫治国事，岂为吾虏也?\"
　　
　　将军皇帝
　　明武宗朱厚照是明代最荒唐的皇帝。他重用宦官奸臣(刘瑾、江彬)，沉迷于后宫，爱好游玩射猎，最可笑的是作为一国之君，竟然想当将军，曾自封为威武大将军。
　　武宗统治时期，社会动荡，大权旁落，农民起义不断。他无所作为，常常出游玩乐，大臣们请都请不回。有一次，他想偷偷出关游玩，巡关御史张钦闭关拒命，这才悻悻回宫。正德五年(1510年)，他自号大庆法王，并命令有关部门铸造法王官印。正德十二年(1517年)，鞑靼数万骑兵进攻明朝，明朝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终于击退敌兵。武宗闻信后，还恬不知耻地自封为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他一度还想做将军总兵。正德十四年(1519年)，他以威武大将军的名义讨伐江西宁王朱宸濠，其实是带着10多万人游玩作乐。
　　皇帝作为神圣的一国之君，竞自封为将军，这是大损帝王威严的事情。无怪《明史》评日：\"然耽于嬉游，暖近群小，至自署官号，冠履之分荡然矣。\"
　　
　　书画皇帝
　　宋徽宗赵佶醉心于书法和绘画，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他将国事丢在一边，使得蔡京、朱劬、王黼、李彦、童贯、梁师成(时称\"六贼\")专权和方腊、宋江起义，最终步词学皇帝李煜的后尘，丧身丧国。
　　宋徽宗曾跟黄庭坚学习书法，后又糅合蔡稷、褚遂良的风格而创立了流传至今的\"瘦金体\"。他在绘画方面的成就更大，擅长花鸟画，其中《腊梅山禽图》、《杏花鹦鹉图》、《芙蓉锦鸡图》等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人物画《听琴图》、《文会图》以及山水画《雪江归棹图》也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宋徽宗凭个人的爱好而设立了翰林书画院，年年选拔画家，比科举考试还重视，这在书画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
　　宋徽宗在书画方面才华横溢，对国事却漠不关心。他滥用奸臣，无心上朝，勉强来到殿上与臣子们见面后，便匆匆跑往睿思殿写字习画。他曾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临摹宫内所藏的17位名家的传世佳作。据说，他还将自己的作品编成《宣和睿览册》，每15幅一册，累有\"千册\"，单是他的《梦游化城图》\"凡天地间所有物，色色俱备\"，要几个月才能画成。
　　徽宗于书画倾注了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朝政当然是糟得很，以致金兵袭来，这位书画皇帝成了阶下囚。
　　
　　宠猫皇帝
　　武则天对猫是深恶痛绝，因为被她害死的肖淑妃曾骂过：\"阿武妖精，乃至于此，愿他生我为猫，阿武为虎，生生扼其喉。\"而明世宗朱厚熄对猫却情有独钟。
　　世宗迷信道教，道士邵元节和方士陶仲文受宠，先后授予礼部尚书。户部主事海瑞因上书谏止，几乎丧命。阿谀逢迎的官吏竞相进贡白鹿、白雁、白鹤、白猫等宠物，以求封赏。
• 世宗最喜爱的宠物是两只漂亮的猫，名曰雪眉和狮猫。他经常与猫儿一起逗玩，竟然二十多年不上朝(从1539年陶仲文拜为神仙高士、兼领三孤、任礼部尚书到1566年病死)。可笑的是他曾以帝王身份举行仪式，庄重地封雪眉为\"虬龙\"。
　　后来，虬龙死了，世宗几天不吃不喝，将它葬于万岁山，并立碑刻文，题名\"虬龙墓\"。狮猫死后，世宗命人用黄金铸造一棺材，将它敛人其中，并举行隆重的葬礼，还请当朝大臣为它作祭文。侍读学士袁神的祭文中有一句\"化狮为虎\"的颂词大得世宗的欢心，不久，他被提升为少宰，时称\"青词宰相\"。明朝功臣名臣众多，却没有哪人受到过这两只猫儿般隆重的礼遇。
　　世宗玩物丧志，不理朝政，武英殿大学士严嵩乘机专擅朝政。
　　
　　木匠皇帝
　　明熹宗朱山校不听先贤教诲--\"祖法尧舜，宪章文武\"，却去学鲁班，学喻皓，学李诫，整天与斧子、锯子、刨子打交道。
　　熹宗时，外有金兵侵扰，内有山东徐鸿儒起义和陕西王二之起义。熹宗却不务正业，只知道制作木器，盖小宫殿。吴宝崖在《旷园杂志》中写到：熹宗\"尝于庭院中盖小宫殿，高四尺许，玲珑巧妙\"。由于经常沉迷其中，技巧娴熟，据《先拨志》载：\"斧斤之属，皆躬自操之。虽巧匠，不能过焉。\"熹宗的贪玩使得宦官专政，奸佞弄权，正如《酌中志余》所述：\"当斫削得意之时，或有急切章疏，奏请定夺，识字女官朗诵职衔姓名毕，玉音辄谕王体乾辈曰：‘我都知道了，你们用心行去。'诸奸于是恣其爱憎，批红施行。\"魏忠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扩充势力，步步夺权的。
　　《明史卷二十二熹宗》中评说：\"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熹宗专心致志地盖着他的\"宫殿\"，奸佞们却在悄悄地挖着他的墙脚，熹宗死后仅十多年，明朝就灭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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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女大班，军统杀手[转帖]

　　　　钱人龙，苏北人，一脸大麻子，因此人们都以钱麻子呼之，反把真名几乎失传了。钱的父亲是法商电车公司的司机，钱的姑母，在法租界白相人地界称之为“卢家湾小娘娘”，顾名思义，可以想见她在卢家湾一带的吃得开了。她在卢家湾法租界总巡捕房对面，开了一爿茶馆，并与总巡捕房的法籍捕头RAUSSE，结了婚，凭借她丈夫的势力，她便更加飞扬跋扈。

　　钱人龙因姑母的关系，当从法国人办的中法学堂毕业后，便通过他姑丈，进了法巡捕房，充当翻译。他虽已披上了一张老虎皮，还觉得在白相人地界兜不转，于是又拜杜月笙做先生。他利用这些黑恶势力为靠山，在法租界为所欲为，无恶不作。不久他又升做强盗班的督察长。这样一来，钱更肆无忌惮了。但终于因为欺诈太凶，连他的法国姑丈也无法再为他庇护，结果被撤了职，这已是上海沦陷后的事。这时，钱又与76号搭上了关系，充任第四处副处长。

　　76号的第四处，它的工作对象，原本是英法两租界。处长潘达，以及潘手下的戴昌龄、宋源、孙绍北等，原都是英租界的特别巡捕。钱人龙来了，正好补上法租界的空白，便叫钱专门负责法租界捕房方面的联络，藉以刺探在法租界内的进步人士的活动，及中统、军统特务活动的情况，以便76号阴谋对付。所以，法租界内所发生的几件特务凶杀案子，都与钱有关。

　　钱人龙从步入社会起，便做了帝国主义的狗腿子，手里有的是平日里敲诈勒索来的钱，所以在上海租界里，各种荒淫无耻的场合，都有钱的踪迹。每晚不是歌场，便是舞厅。1939年冬的一个晚上，钱人龙与他的第四处处长潘达（一名潘志杰）一起，在静安寺路仙乐斯舞厅舞罢相将踱出舞厅时，就被人开枪打死了。

　　原来开枪的就是这个舞场的舞女大班盛昌富。盛和他的老婆陈清，都是军统人员。盛利用舞女大班的公开职务，经常在注意常来的几个汉奸舞客，并在暗中做了准备，把枪支预先携入舞厅，藏于隐蔽之处。这天，他看到钱人龙与潘达舞兴阑珊，踉跄出去时，便持枪蹑踪其后。迨钱与潘走到舞场门外的台阶时，盛便举枪向钱射击，钱即应声倒毙。当枪声响时，在台阶前守候自己主人的汽车司机，闻声把视线集中到枪声响处，看到开枪的是这舞厅的舞女大班。他是许多司机都认识的。因此，大家不约而同，异口同声地喊着：“小盛!”“小

　　歌场、舞厅是大上海孤岛时期汉奸、特务经常出没的场所，自然也常常成为他们被军统刺杀的葬身之地。

　　盛!”当时盛昌富离开仙乐斯大门尚有一段距离，开枪后既被人发觉，生怕脱不了身，便不及再开第二枪去打潘达，仓皇地怀枪逃出了仙乐斯。但亦不敢回到自己家里，便在翌日潜赴屯溪，转去重庆。

　　钱人龙被击毙后，尸身当晚由捕房送斐伦路验尸所，经验尸后，由家属领回草草入殓。

　　美国著名汉学家魏斐德在《上海歹土》中指出，上海众多明目张胆的暗杀活动，“绝不是一两个有组织的指挥部所能完成的，政治暗杀自然而然地衍生了自30年代初的民族救亡运动，它导致上海的小市民中产生了部分人为部分自发的组织和机构，他们为了爱国，也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行动。有时候，这些个人与国民党的军事特工组织结合起来，有时候则单独行动。”1939年的电影《孤岛天堂》中的流亡舞女，就曾自发协助爱国青年暗杀汉奸。

　　舞女而锄奸，并不鲜见。当年西藏路上最著名的舞厅“米高梅”，据说是重庆地下工作联络站。“米高梅”的红舞女任黛黛，艳光四射，谈吐不凡，列“米高梅”红舞女之首。常有日本人来捧她的场，尤其她与日本宪兵大队长杉原关系甚密，所以被人视为汉奸舞女，百般轻视。殊不知她为重庆地下工作人员效命，身负重任。

　　1942年秋天，任黛黛突然失踪，音讯全无。不久在汉口路扬子江饭店一房间内，发现一具女尸，尸身上插着一把日本倭刀。后来证实被害者正是任黛黛，据称她奉命刺杀杉原，可能事前消息走漏，被日本人抢先一步下了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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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前孔子的旅游地图 他究竟走出多远[转帖]

虽然和现在意义上的旅游不是一回事，孔子在他那个时代“周游列国”仍称得上是一番壮举。

从55岁到68岁，孔子带着他的若干亲近弟子，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在鲁国周边游历。从《孔子历史地图集》书内“孔子周游列国图”标注的线路图来看，孔老夫子当时周游的，有卫、曹、宋、郑、陈、蔡、楚诸国。说起来不算少，但大多是春秋时期的蕞尔小国。楚算是大国，但孔子只到了楚国的边境。孔子还打算西去晋国，但由于时局不好，结果只是在黄河边上感慨了一番，“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命也夫！”最终连黄河也没过。

孔子周游列国，实际上是在鲁国受到排挤后的举动。周游列国也是孔子人生中一段不得意的时期，其间让孔子郁闷的事不少。上世纪70年代“批林批孔”，那些大批判文章经常拿这些困窘段子出孔子的丑。在卫国，孔子本想通过卫灵公的宠姬南子得到卫灵公的信任，结果卫灵公邀孔子出游，自己与南子同车，让孔子跟在后面的车上，气得孔子说:“我没见过如此好色不好德的人。”在郑国，孔子和弟子们走散了，独自等在城门口，郑人向子贡形容孔子说，“累累然若丧家之狗。”孔子在当时也算名人，但在匡地，他被人误作坏人给围了起来；在宋国，宋人把他曾在下面休息的大树砍倒以示驱赶；在陈国，甚至好几天断了粮。看来，春秋时代的旅行环境，实在太差。

从地图上看，孔子周游所及的地方，范围不出今天的山东省和河南省境内。向北未过黄河，最南边所到的楚境，在今天河南的信阳。周游列国前，大约三十来岁时，孔子曾经有过两次出游。一次是向西，到了东周的王都洛邑(即今天的河南洛阳)，见识了大批周朝的礼器文物。据说就在此行中，孔子与老子有过一次历史性的会面。不过后世学者对会面之事多持怀疑态度，历代聚讼纷纭，至今不休。一次是向东，到了齐国的都城临淄，听音乐听得入迷，吃肉都不觉得是美味了。这是孔子一生出行的东至和西至。

历时十数年，足迹不过两省之间，孔子的旅游地图在今天的“驴友”看来，真是小菜一碟。不过，我由此想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古今的旅行环境不同，我们不必苛求于古人。一位主持百家讲坛者曾著书立说，讲秦朝史事，说秦始皇修“驰道”，作者将之喻为“高速公路”，居然以为这条仅建于西北土地上的用兵土路，曾经通达南北各地。另一个问题，是古今生活节奏的不同。我们今天出外旅行，大抵三五天搞定，至多十天半月。国家领导人出访，也不过如此。但在古人，则经年累月，不在少数。比孔子稍晚的战国时代，秦王邀赵王在渑池见面。秦国势强，赵王不敢不去，由蔺相如陪同出行。大将廉颇送行，在边境上说，“这一去一回的路程，加上会见的时间，估计得30天。如果你们30天还回不来，我就立太子为王，让秦王无从要挟。”这里所说的边境是哪里不得而知。但即使从赵都邯郸算起，到河南渑池的距离，不过三百多公里。今天走高速公路，只有半天的路程。而在廉颇的概念里，少说也得七八天。古今不同，可想而知。

周游列国之后的孔子干什么去了呢？好在鲁国的政局有了改善。孔子回到了鲁国，删编《诗》、《书》，改定《春秋》，作学问，并且教诲弟子三千。孔子没有实现的，是更进一步的远游理想:“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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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党卫军中的“匈奴”部队[转帖]

　　1929年，德陆军中尉安德列斯·迈勒斯-马德应邀来到中国，任南京国民政府步兵科顾问。迈勒斯-马德后赴新疆任军校教官。1933年4月，迈勒斯-马德的军校同事盛世才通过政变掌握新疆大权。盛世才需要依靠苏联稳固权力，便有意冷落迈勒斯-马德。1936年，迈勒斯-马德回南京供职，任第88师军事顾问。
　　1939年底，德国情报
部门交给迈勒斯-马德一个特殊任务，要他在新疆招募1000名中国人赴波兰编入纳粹军队充当炮灰。当时苏德结盟，在盛世才帮助下，迈勒斯-马德招募了1000余名“劳工”，于1940年11月到达波兰。由于将中国劳工编入纳粹军队的想法与纳粹高层种族理念相矛盾，导致这批中国劳工在波兰“受训”3年，一直处于闲置状态。

　　1943年11月，迈勒斯-马德见到希姆莱，提出组建一支党卫军“匈奴”部队，希姆莱同意这项计划，晋升迈勒斯-马德为党卫军上校，授权他组建“匈奴营”。为确保这些中国人不在阵地倒戈，1944年迈勒斯-马德组建了一个“匈奴团”，3000人中，中国人仅占三分之一，各级军官和士官均由德国人担任。组建完成后，希姆莱立即把他们调到白俄罗斯，从事反游击作战。

　　和其他党卫军部队不同的是，“匈奴团”装备很差、士气低落。1944年3月28日，迈勒斯-马德在明斯克附近围剿游击队时被击毙，新上任的团长比尔格上校一来就枪毙了78名被怀疑通敌的中国籍士兵，导致军心更加涣散。1944年8月，“匈奴团”被希姆莱调往华沙，镇压华沙起义，但这支部队由于对起义者“过于手软”，仅仅一天就被撤回驻地。1944年10月20日，“匈奴团”调防斯洛伐克，部队缺编严重，其中中国籍士兵仅剩550人。1945年初，“第三帝国”末日即将来临，党卫军将500多名中国士兵编为一个营，还任命一个懂德语的中国人潘霄为少校营长。

　　随着战局恶化，潘霄带部队向意大利方向撤退，1945年3月抵达梅拉特。位于意大利北部的梅拉特当时属“安全区”，“匈奴团”借机不再参加围剿游击队的作战行动。1945年4月26日，潘霄少校背着上司，私自和当地游击队指挥官签署了停战协定，“中国营”向美军第1装甲师缴械投降。战后，由于害怕国民政府追究，“中国营”大部分人留在欧洲,散居在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等地从事战后重建工作。

(《上海译报》2.12　候涛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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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第一次约会　毛泽东如何接待尼克松？ [转帖]

　　从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这两个长期隔绝的大国实现了第一次握手。从中美两国交往大门打开的那一时刻开始，这两个拥有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理念的国度就经历着风风雨雨的磨砺。

　　值此中美建交30周年之际，两位中美建交过程中的亲历者，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和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为《国际先驱导报》追忆了中美间的第一次约会及期间的“文明冲突”。

　　“那年冬天的北京不可思议”

　　斯考克罗夫特这位历史见证人，有足够的故事带着人们重新经历1972年那个冬天的北京

　　“我们来到中国，那天应该是1972年的新年前夜，感觉非常不同，就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我们和中国人都不知道该怎样同对方打交道，那时美中两国没有商业，没有接触，什么都没有。”当年的斯考克罗夫特是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对于他来说，这个拥有古老文明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充满了神秘感。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尼克松访华，这被认为是“20世纪国际外交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2月28日《中美联合公报》发表，成为中美两国签署的第一个指导双边关系的文件，标志着中美隔绝状态的结束和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

　　在此之前，1971年12月，斯考克罗夫特刚刚从五角大楼进入白宫工作还不到一周，便作为尼克松访华先遣工作组成员被派到北京，以落实访问的细节问题。而眼前的北京，是他并不熟悉的。

　　最让斯考克罗夫特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北京大街上的人们穿着几乎一模一样的衣服。“每个人都穿着毛主席式的制服，尽管他们可以为自己的制服选择三种颜色：黑色、灰色和深蓝色，但各个地方的人们看上去都是一样的。访问期间，我们曾去一个体育馆观看体操表演。我们进入体育馆后，发现里面的中国人却都穿着鲜亮的衣服，原来是为了电视拍摄而专门这样穿的——体育馆因此被五颜六色覆盖着。我们访问期间这样的情况我只看到过一次。”

　　“由于绝大多数房屋是通过在炉子里烧煤取暖，房屋上方大约200英尺高的空间被黑色的煤烟所笼罩，即便在晴天也是这样。路上几乎没有轿车，只有一些公共汽车，到处都是自行车。”

　　“中国人的做事方式很不一样”

　　有两件小事令斯考克罗夫特至今记忆犹新，也令他对中国人的组织能力和执行能力赞叹不已

　　“当时随总统访华的美方代表团超过600人，其中仅记者就有大约400人，这在中国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他们甚至认为接待这些记者是最大的麻烦。开始的时候，他们说无法接待这么多人，但最后还是设法解决了。为了保证我们同美国国内通信畅通，特别是为了满足这些记者的报道需要，我们希望中方在两周内在一栋建筑里搭建一个卫星地面终端。当我1972年2月陪同总统访华的时候，发现这栋砖砌的建筑已经盖好了，完全符合工程师的设计要求，甚至连工程师勾画在图纸中建筑墙上的涂鸦记号也在实物中都得到了准确体现。”

　　还有一次，“有一天早上，总统按照行程安排应该在上午九点去紫禁城参观。早上七点，我便下楼去确定相关安排。当时路上的雪已经积了四、五英寸厚，但我竟然看到有几千人在拿着扫帚扫雪。等到九点总统一行启程前往紫禁城的时候，人们已经把饭店到紫禁城路上的雪全部清扫干净了，仿佛根本没有下过雪一样。中国在这方面的高效组织能力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斯考克罗夫特还饶有兴致地回忆起他当时对中餐的印象：“中餐对一个犹他州的美国人来说是相当震撼的。首先，我就不是一个很能喝酒的人，但是在中国，你不能自己一个人喝，你在和一桌子的人喝酒，所以，任何时候任何人要喝酒，其他人也得一起喝。所以，就会频繁地干杯，人们频繁地把酒杯举过头顶，然后将酒一饮而尽，以此显示他们的诚恳。中餐的味道好极了。但是一些菜也十分特别，即使你绞尽脑汁可能也不会知道面前的这道菜到底是什么做的。”

　　“中美非常小心地伸出手来”

　　用“亲善”这个词来形容1972年中美关系的改善无疑“过于强烈”

　　谈到尼克松“破冰之旅”在中美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所起的作用，斯考克罗夫特认为，用“亲善”这个词来形容1972年中美关系的改善无疑“过于强烈”，实际上这是中美双方“向对方伸出手”，是“非常小心、非常谨慎和非常仔细的”。

　　斯考克罗夫特认为，中美两国在1972年的握手与当时国际形势的发展有很大关系。“尼克松带着强烈‘反共’的公众形象接任总统职务，而毛泽东主席又以他反对资本主义的口号而着称，这就是当时的环境。我认为，双方的靠拢不仅非同寻常，而且受到各自的需要所驱使，受到各自国家利益的驱使，而不是受到意识形态的驱使。”

　　1974年8月，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去总统职务，福特继任美国总统。福特曾表示，将在任期内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1975年12月1日至5日，福特对中国进行访问，他告诉中国领导人，鉴于美国国内形势，中美关系正常化要推迟至1976年美国大选以后。结果福特在大选中败给民主党人卡特。

　　卡特执政后，分别于1977年8月和1978年5月派国务卿万斯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就中美关系正常化进行磋商。

　　与邓小平有了“春天的约定”

　　“邓小平邀请我吃饭。用餐期间，他告诉我，他‘只有三年了’”

　　1978年的5月，晚春时节，布热津斯基乘坐美国副总统的专机抵达北京。他的助手米歇尔．奥森博格对他说：“赶紧看看谁来接我们，如果是外交部长，就说明中国人把这次访问升级为更为重要的级别了。”布热津斯基透过舷窗向外看，见是中国外交部长前来接机时不禁暗自高兴，他想到，这次应该不会像万斯那样空手而归了。

　　布热津斯基回忆说：“同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的会谈是我此行最重要的内容，而美方如何对待台湾，美方在与台湾关系问题上准备做出多大改变是会谈的核心问题，也是最困难的问题，因为我们并未准备同中方达成一个将会明显破坏地区稳定局面的协议，我们仍会坚持自己的义务和承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了一些时间，我反复强调，这个问题是中国革命、甚至从一定程度上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部分历史遗留问题，我们希望它以一种满足历史要求的模式得以解决，同时我们希望同中方达成一种互惠、且不受各种历史遗留问题影响、并获得战略优势的关系。”

　　“令人感到惊讶的是，邓小平邀请我吃饭。用餐期间，我们进一步讨论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他告诉我，他‘只有三年了’。我也不清楚这是指他的健康问题还是指他的任期，但我猜测他是想告诉我，如果美方有意，他希望能够在三年内快速推动实现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我告诉他，‘你用不了三年就会到美国，我将在我家招待你和我的家人一起吃非常正宗的美国餐’。他说‘我肯定去’。果然，七个月后，1979年1月，邓小平来到华盛顿的第一个晚上，他和他的夫人来到我家与我和我的家人共进晚餐。”

　　两位历史见证人一致认为，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实现是两国战略和核心国家利益需要使然，无疑对两国都有好处。对于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他们认为，自尼克松以来的每位总统，不管来自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即使在其执政之初就对华政策还抱有异议，但最终还是会回到正轨上来，因为“加强并深化同中国的关系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我们是两个如此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理念。两个这么不同的国家能相处这么久、而且两国关系能这么昌盛，我认为这要归功于双方不同寻常的努力。”斯考克罗夫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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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妻“与其同志”说献疑 [转帖]

　　郭景华

　　陶渊明有《和刘柴桑》云：“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渊明实在是一个有家庭责任感的男人。历史上在评价陶渊明时，有相当部分接受者把他作为高洁的隐士身份来认定，这其实是不太符合实际的。陶渊明并不像当时许多隐士一样，索居山林，不问世事。他“结庐在人境”，和亲友、当地人民都是有

　　往来的，这都有诗作证，无需多言。在我看来，陶渊明不过是“归田园居”而已。沈约《宋书·周续之传》云：“（续之）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时彭城刘遗民遁迹庐山，陶渊明亦不应征命，谓之‘浔阳三隐’。”（卷九三）这说明渊明还是非常有颗世俗平常心存在的。在陶诗中，描写人情、亲情、友情的诗也比较多。在陶诗中，显示陶渊明那种亲情人伦之爱的篇章可以见《命子》、《规林二首》、《祭程氏妹文》、《归去来兮辞》、《孟府君》、《责子》、《与子俨等疏》诸篇。我认为《命子》、《责子》、《归去来兮辞》、《与子俨等疏》等篇对于我们了解陶渊明家庭生活的状态和在此状态中的渊明微妙复杂的内心情感，非常重要。

　　那么,陶渊明与家人关系是怎样的呢?

　　从《命子》内容看，此诗写于长子俨出生之时，该诗即为俨命名而作。“此诗自首章追溯唐、虞、夏、商，盖后陶姓氏族之所自来也。……七章以下方说生子命子之意。然观其自嗟寡陋，自惭影只，谆谆戒勉，其切望于诸子深矣。”（温汝能：《陶诗汇评》卷一）这是一篇述祖先功德的文章，意在告勉子弟牢记祖先光荣历史，并勉励他们将之发扬光大。由此篇可知，俨为长子。又据《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诗“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则渊明二十来岁丧妻，后续娶翟氏。那么，俨应为第一位妻子所生无疑，这跟《与子俨等疏》中说：“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就对应上了。《责子》诗通过对几个儿子的点评，显示作为人父的渊明的复杂心态。《与子俨等疏》是诸篇当中最为重要的一篇。由于本文论旨大略由该篇推出，为方便研究对照计，故节引如下：

　　吾年过五十，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黾俛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余尝感孺仲贤妻之言，败絮自拥，何惭儿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邻靡二仲，室无莱妇，抱兹苦心，良独内愧。……疾患以来，渐就衰损，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自恐大分将有限也。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鲍叔、管仲，分财无猜；归生、伍举，班荆道旧。遂能以败为成，因丧立功。他人尚尔，况同父之人哉！颍川韩元长，汉末名士，身处卿佐，八十而终。兄弟同居，至于没齿。济北氾稚春，晋时操行人也，七世同财，家人无怨色。《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尔，至心尚之。汝其慎哉！吾复何言。（引自龚斌《陶渊明集校笺》441-442）

　　　　　陶诗专家们在此疏的系年和作品性质有些争议。如苏轼以为“渊明临终，疏告俨等”（《与苏辙书》）；《宋书·隐逸传》说它不过是“与子书以言其志，并为训诫”；今人游国恩先生在其《陶渊明年纪辨疑》以《宋书·雷次宗传》中所载《次宗与子侄书》为证，认为此文不过是一份平常家信，不为遗嘱看待；龚斌也以游说为是（《陶渊明集校笺》445-446）。从疏中自云“吾年过五十”，是为晚年作品无疑，但是否为正式遗嘱，因为渊明的具体生卒年月尚无确论，这里存疑。不过从疏中可知渊明病势沉重，“自恐大分将有限也”，当作临终告诫也可。从内容上看，渊明虽然达观天命，任真固穷，但是大限将到之际，仍然抱有对幼儿的一份内疚之心，因为自己生前并没有给家里留下多少财产，所以对自己死后儿子们可能出现“幼而饥寒”、“每役柴水之劳”生活状况很是担忧。但事已至此，惟瞩儿子们要互相关爱、体贴，并举历史上兄弟恩爱的事例，勉励儿子们向这些榜样学习。因此，元代李公焕认为：“或疑此疏规规遗训，似过为身后虑者，是大不然。且父子之道，天性也。何可废乎？靖节当易箦之际，犹不忘诏以人伦大义，欲表正风化，与夫索引行怪，徒洁身而乱大伦者异矣。”（《笺注陶渊明集》卷八）关于此疏文间其它大义，我认为清代林云铭说得比较精到：“与子一疏，乃陶公平生实录，全副学问也。穷达受夭，既一眼觑破，则触处任真，无非天机流行。末以善处兄弟劝勉，亦其至情不容已处。读之惟见真气盘旋纸上，不可作文字观。……但玩篇中所云‘邻靡二仲，室无莱妇’四语，俗眼千古相同，古今多少高人，止为此关打言。陶公‘内愧’二字，不肯作欺人语也如此。”（《古文析义》初编卷四）林云铭在这里把此疏当作渊明毕生写照来观，并结合心理考察、揣摩，认为“邻靡二仲，室无莱妇”四句堪可玩味，可惜语焉不详，后来集说陶诗者也没有进一步阐发。下面我试析该疏文透露出来的微言大义。

　　该疏文出现了几个跟女人有关的典故。“孺仲贤妻之言”典出《后汉书·列女传》：东汉王霸，字孺仲。有一天，王霸看到老朋友令狐子伯的儿子来访，仪容非凡，而自己儿子蓬发疏齿相形见绌，觉得很惭愧。他的妻子安慰他说，既然立志隐居躬耕，就不必为儿子蓬发疏齿感到惭愧。王霸于是和妻子安心退隐躬耕垄亩。“莱妇”指老莱子之妻，典出刘向《列女传》：楚老莱子逃世，耕于蒙山之阳。楚王欲使守楚国之政。其妻曰：“妾闻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随以鞭捶；可授以官禄者，可随以鈇钺。今先生食人之酒肉，受人之官禄，此皆人之所制也。居乱世而为人之所制，能免于患乎？”老莱子遂随其妻，至于江南而止。另外“二仲”典出嵇康《高士传》：求仲、羊仲，皆治车为业，蒋元卿之去兖州，还杜陵，荆棘塞门，舍中有三径，不出，惟二人从之游，时人谓之二仲。渊明在疏文中云：“但恨邻靡二仲，室无莱妇，抱兹苦心，良独内愧。”也就是说，在外没有如二仲那样的知心朋友交游，在内也没有莱妇那样的贤妻鼓励。由此可见，渊明的内心是相当孤独的。从这方面看，他对自己一生感情生活也是不满意的。考虑到关于渊明结交友朋的讨论，文学研究史上已是多多，这里不再复议。单检渊明的婚姻生活考察，史传多有抵牾之处。颜延之《陶征士诔》载：“居无仆妾。”沈约《宋书·隐逸传》载：“（渊明）为彭泽令，公田悉令种秫稻。妻子固请种秔（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秔。［按：稻类有黏与不黏的分别，“稻”最初专指黏者，不黏的叫秔(同稉、粳)，又叫稴、秫等等。黏稻适于做酒］以后李延寿、房玄龄等撰史书均引沈约说法，此处不表（按：惟《晋书·陶潜传》记“二顷五十亩”作“一顷五十亩”。想是笔误）。萧统《陶渊明传》载：“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与其同志。”李延寿《南史·隐逸传》“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节，夫耕于前，妻锄于后。”以上所引史料，延之为渊明同时代之人，且有交往，“无妾”应该可以确定，这就避免其妻因争风吃醋而造成夫妻感情不合的可能；沈约去晋未远，加之考虑渊明实际生活状况，所记颇为合理；萧统所撰，由于其人据王瑶先生考证，距渊明去世差不多一百年，颇为可疑；李延寿所写不过重复萧统，不足为凭。从沈约所记渊明夫妻为种秫或秔而发生争执来看，沈不过是为了强调渊明嗜酒的个性，但是我们从中可以隐约觉察出，陶妻也不是任何事情都能夫唱妇随，陶妻作为家庭主妇，更多从整个家庭生计出发，所争无可厚非。但是渊明夫妻生活有时不协也是事实。

　　如果仅从《与子俨等疏》一文来判定陶渊明夫妻生活不协调，其妻翟氏不是他的红颜知己还稍嫌粗疏的话，那么陶渊明在其它诗文中对类似孺仲贤妻、莱妇的倾慕就绝非偶然了。《五柳先生传》结尾：“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俦乎？”按：“黔娄之妻”典出刘向《列女传》：黔娄，春秋时鲁国人，清贫自守，不愿出仕。死后，曾子去吊丧，问其妻：“何以为谥？”其妻曰谥“康”。曾子认为黔娄在世时没有好日子过，死时又不荣耀，不能谥“康”。其妻云：“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贫贱，不忻忻于富贵，求仁而得仁，求义而得义，其谥为康，不亦宜乎。”渊明感叹说黔娄之妻的话真是说到他的心坎里去了，此莫非渊明之异代知音者？又《扇上画赞》提到高士陈仲子，暗含仲子妻劝其免仕的故事。其妻“蔑彼结驷”的行为表示对荣华富贵的拒绝。在《归去来兮辞并序》中，渊明用了一个“容膝易安”的典故。此典故语出《韩诗外传》：“北郭先生之妻曰：‘今结驷列骑，所安不过容膝；食方丈于前，所甘不过一肉’”（按：此典与仲子妻故事雷同）。这些古代具有高洁品质的列女，难道不是渊明的异代知音吗？这些列女有一个共同的行为，那就是坚决支持自己丈夫安贫守道，并在丈夫思想发生动摇时及时给予精神鼓励。这让陶渊明羡煞不已。按照文艺心理学的“补偿心理”，文艺家们由于生活受挫，愿望受阻，总是在他的作品中反复咏叹。陈启源《毛诗稽古编·附录》论之曰：“夫说之必求之，然惟可见而不可求，则慕说益至。”钱锺书先生在谈到《诗经》中的《蒹葭》也说：“抑世出世间法，莫不可以‘在水一方’寓悦慕之情，示向往之境。”（《管锥编》第一册,124页）此言极是。陶渊明在诗文中对这些历史上存在的异代知音的诉求，不仅在于此种悦慕情境的展现由于时间距离的巨大落差而显示了巨大的心理空间，或者说陶渊明诗文本身指向的时间距离是虚，创造、渲染心理空间才是实，也可以说是化虚为实。质言之，这种时间距离在诗文中之体现，似乎常以时间的阻隔诉说抒情主人公此在当下的心理和精神空间的压抑，由此而造成的抒情主人公孤独幽怨情怀。

　　陶渊明曾写有风格迥异其它诸篇的《闲情赋》，在这篇赋中，陶渊明以十分热烈的情感，抒写出了对一位品貌出众的美人的爱慕与追求。因为思恋这位美人，追求者的魂魄在顷刻之间多次飞散，就好像乘船失掉了船桨，好像爬登山崖之时无物可攀，心神不宁，通宵失眠。尤其是赋中所写的十愿，表现了诗人对美人如痴如狂的思恋。但是，当意识到两人之间已被山河阻隔，苦苦思恋也是徒然之时，仍然能克制自己的情怀，把放荡的感情收敛起来。毕竟这种青年男女非正式的结合是不合乎礼义的。关于此赋的系年和性质，在陶诗研究史上有很多争议。但是我宁可把它作为诗人中年以后事业受挫，人间知音难觅冲动下的产物。昭明太子认为此诗“白璧微瑕”，“卒无讽谏”。此论未免迂腐肤廓。鲁迅先生说得好：“被选家录取了《归去来辞》和《桃花源记》，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竟想摇身一变，化为‘啊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虽然后来自说因为‘止于礼义’，未能进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乱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胆的。”（《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对于率真自然的渊明来说，其诗文仅从诗教角度解读，岂不冤煞古人？在这篇赋中，我们看到的还是对理想爱情的一种热烈追求、理想伴侣的一种渴慕。原因无他，只不过是生活中这种精神缺失对诗人感触太深罢了。不过，陶渊明终究认识到，理想和现实总是有距离的，赋中追慕者对现实的回归，与其说是陶渊明在现实强大压力下的无奈，毋宁说是陶渊明直面现实的一种勇敢担当。这里，我们只要结合陶渊明的《咏贫士》来理解就可以明白诗人心态。

　　陶渊明的《咏贫士》主要是想表达自己效法古贤，固穷守志的节操一种决心：“何以告吾怀，赖古多此贤。”其中第七首堪可仔细玩味：“昔在黄子廉，弹冠佐名州。一朝辞吏归，清贫略难俦。年饥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惠孙为我叹，腆赠竟莫酬。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似是彭令辞归后的绝佳写照。封建时代妇女，虽然不能反抗丈夫，但是其通过流泪以“儿女忧”的劝戒，往往也能使七尺男儿为之心折。讨论至此，似乎渊明对其妻不满是因为妻子不能与自己安贫守道，经常因为经济纠纷吵点小架。但据渊明自己本诗描述，其家境也不是很差，揭不开锅的情形还是很少发生。另外，物质上的贫困比起精神的苦闷而言倒在其次：“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外无二仲之交游，内无莱妇之宽慰，能无苦闷乎？朱光潜先生说：“渊明诗篇篇有酒，这是尽人皆知底，象许多有酒癖者一样，他要借酒压住心头极端的苦闷，忘去世间种种不称心底事。”妻子的不理解，儿子们的不学，凡此种种，才是造成渊明内心极度孤独感的直接动因。也是他每次饮酒“期在必醉”的原因之一：“汎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饮酒》其四）、“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责子》）当然，外部社会的动荡，朝代的更替，对渊明可能有些触动，但是对于一个在晋宋易代之前就已经打定主意归居田园的诗人来说，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倒是诗人这番归居田园的心意，无法让亲人、朋友理解，在茫茫天地间，惟有花、鸟、云、山告慰诗人那颗真心，惟有在追忆古代贤人中寄托自己的理想情操，惟有在对古代红颜知己的追慕中摆脱现实心理的精神上的压抑，惟有在诗酒中才营造了自己的一方天地，由此也就摆脱了种种的精神危机。据此看来，渊明实在孤独苦闷得很，称他为魏晋风流的第一人，不也是很是误解了他吗？萧统曾言：“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其文章不群，辞彩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尽管对渊明诗文特点评语有些不确，但对其为人志节分析还是到位的。倒是诗圣杜甫对渊明有些隔膜：“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有子贤与愚，何必挂怀抱。”（《遣兴五首之三》）陶渊明作为人夫人父，固然不能免俗，但其至性至情，却始终存在。渊明怀抱遗世独立之心情，但毕竟没有放弃作为人夫人父之责任，他对妻子的那份不满，是源于高蹈古贤的精神，他诗中“仁妻”的形象，又何尝没有那份做丈夫的内疚？他那份对红颜知己的追慕，都化成了诗篇，都遗留在醉眼朦胧的无限遐想中。陶渊明在诗中对古代列女形象反复吟咏，说明渊明是懂得欣赏女人的价值的。他并没有染上他那个时代文人流连风月的毛病。他在诗文中对古代各种列女的赞叹和心仪，是以后的诗人在描写妇女形象中少有的，更没有以后诗人在诗篇中对女人形象的把玩和张狂，由此可见，陶渊明是真正的怀着一颗自然之子的心来体验和欣赏女人的。陶渊明在心灵深处，始终保留着那份对品性高洁的女人的尊敬，并引以为知己；在现实生活中，渊明也充满了对自己妻子的宽容和爱护。所以，渊明就是这么一个又超俗又世俗的男人。这就是渊明的真实面目。

　　苏轼说：“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叩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者，贵其真也。”（《书李简夫诗集后》）只是，如今千载之下，在这个缺乏诗意的时代，渊明还能找到他的异代知音吗？

　　文章来源： 博览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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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高台大血战[转帖]

　　2004年10月,是红军开始长征70周年。我们特地采访了现居杭州市的91岁老红军张力雄将军。张将军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军人,他16岁投身革命,1932年加入红军,参加了中央苏区第4、5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其间三次过草地,在“西路军”的残酷血战中死里逃生;1938年在“抗大”学习后奔赴抗战前线,经历了淮海战役、中原突围和进军大西南等100多次大小战斗;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9年被评为“全军健康老人”;下面是他在“西路军”一段惊心动魄的战斗经历:
　　在我的革命生涯中,许多事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淡忘了,但高台大血战却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里,我时常怀念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战友们。
　　1936年12月下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为了打通“国际路线”,背靠苏联,建立一个有利于回旋的战略基地长期抗战,红军西路军从甘肃靖远西渡黄河,占领甘、肃二州(即张掖、酒泉),控制了河西走廊。西路军总部令我红五军为先头部队,在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领下,于12月30日从山丹城出发,绕过甘州城,经过一天急行军,于当天黄昏一举攻克临泽,全歼该城守敌。
　　临泽被攻克后的当晚,军首长决定由政委黄超率37团、40团及军直一部留守临泽,筹备粮草,为西路军总部及后续部队西进作准备;军长董振堂和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则率43团、45团、骑兵团和妇女团三营及军直一部,马不停蹄地向高台进发。
　　高台位于甘肃省西部,是兰新公路的咽喉要道,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城南是海拔5400余米的祁连山脉,山顶终年白雪皑皑;城北是一望无际、荒无人烟的大沙漠。我军要西进,首先必须占领高台。
　　1937年1月1日拂晓,红五军在董军长指挥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高台城发起猛攻,一举攻克。长期盘踞在该城的伪县政府、保安团等1500余名敌人被歼。我军两天内连克两城,势如破竹,极大地震憾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和马步芳的“马家军”,他们视高台我军为心腹之患,急欲消灭之。
　　我军进城后,立即进行守城部署。根据军首长命令,我45团部署在东城墙、东关和城东南角地段。当时我任45团政委,团长是叶崇本;43团部署在西城墙、西关和城西南角地段;骑兵团部署在北城墙(此处无北城门);军直属队和妇女团三营驻在城内天主教堂附近作为机动力量,随时应急;军指挥所设在教堂内。杨克明主任带领政治部人员在城内积极开展政治宣传工作,通过贴标语、出黑板报、街头宣传等形式向群众宣传****、红军的性质和宗旨。考虑到高台系回汉杂居,长期以来反动政府和马匪军的挑拨使民族矛盾十分突出,大力宣传“天下穷人是一家”、“各民族团结一致才能击败日本侵略者”等道理。我军进城后不进民房,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视贫苦群众为父母兄弟姐妹,这与马匪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形成鲜明对比。1月2日,杨克明主任主持了群众大会,当场扣押了国民党高台县党部书记长王兆德和伪县政府头目赵仓,宣布没收卢荣等财主的财产。会后开仓放粮,救济贫苦百姓。我军很快赢得了当地回汉群众的信任与支持,高台城内外呈现出一派新景象。
　　但敌人也在行动。我军进城后的第三天,就发现城外围有敌骑兵活动。据悉,马步芳、马步清、马鸿逵已分别从青海、宁夏等地调来四个骑兵主力旅和炮兵团、手枪团,加上胡宗南的一个步兵旅,共三万五千余敌,包围了高台城,企图阻止我军西进,切断我军与东面临泽和西路军总部联系的通道,消灭我军于高台城。
　　敌情对我军明显不利,军首长急需向西路军总部报告高台困境。但红五军唯一的一部电台被张国焘的亲信、五军团政委黄超强行留在临泽了。董军长只得派敌工科科长李肃等同志分批化装出城,向总部报告情况,但他们出城后都杳无音讯。就在我们急切等待之际,敌人完成了对高台城的层层包围。
　　在与总部联络不上的情况下,我军只得作坚守该城的准备。动员军民抬石头、运沙袋、修筑工事、挖枪眼和收集原始作战工具;加强东西关的防御设施,各以一个连的兵力固守东西两关;各部署一个排扼守城外东南角和西南角的两座小庙,这两座小庙距城墙约400米、略高于城墙,可看见城内情形。
　　1月5日,敌发起进攻,战斗首先在高台城外进行。敌人以强大的火力猛攻两座小庙,企图先占领小庙,窥测城内。我军也力保小庙,守庙战士决心与庙共存亡。尽管敌我双方兵力及装备悬殊极大,但战士们打得英勇顽强,坚守了一周时间。1月12日,马匪恼羞成怒,集中炮火猛轰两庙,守庙英雄全部壮烈牺牲。我和叶团长在东城墙上眼看东南角小庙里的21名战友在炮火中血肉横飞,心如刀绞,悲痛欲绝!
　　小庙被敌人摧毁后,接着城东西两关也被敌突破。我军提出了“坚守高台,等待援兵,决一死战,争取胜利”的口号,将战线收缩回城内,凭托古城墙决一死战。当时我军弹药奇缺,45团平均每挺重机枪只有200发子弹,轻机枪仅100发,步枪子弹每支只有11发,手榴弹是三人共用两颗。董军长下令:重机枪、轻机枪、步枪分别在距敌200米、100米、50米内才准开枪,达到“弹无虚发”、“每一粒子弹消灭一个敌人。”同时,动员群众献出斧头、锄头、铁耙、铁叉、杀猪刀、砖石等,用这些原始的冷兵器弥补弹药的不足。
　　我45团调整了守城作战部署:1、2营坚守城墙,3营为团总预备队。团部机关人员和特务连负责维护城内治安、筹集战斗所需物资,并负责运上城墙供守墙战士使用。各连分为坚守城墙队和反击战斗队。反击战斗队又分为大刀(含杀猪刀、枪刺刀等)队,铁叉(含铁锤、铁耙等)队、木棍队、砖石队和搬运队。当敌人顺着云梯攀爬城墙时,为了节约子弹,战士们用刺刀捅、大刀斧头砍、枪托砸,或将长圆木推下城墙,砸得敌人梯断人坠、鬼哭狼嚎。为了运送和联络方便,各连还修有紧急上城墙的战斗通道;各城垛均编成号码,城墙上各地段也有编号名称,以便于作战。部队自攻克临泽进入高台城后,可以说马未下鞍、人未卸甲,指战员们极度疲劳,只要枪声稍停,瞌睡就来了。为此,我们发明了一种防止睡觉误事的办法:用一根木棍从东传到西,又从西传到东,约半小时来回一次,每个战士都要过一手,以便让战士们时刻保持警觉。我与叶崇本团长等团指挥员从每晚11时起到第二天凌晨穿梭式地在城墙上来回查哨,没有哪一晚睡过3个小时。

　　敌人采取了消耗与疲劳战术,攻城次数一天比一天多,火力也一次比一次猛。我军的弹药所剩无几,又无法得到补充,只得尽量利用原始兵器来杀伤敌人。有一次,敌人用好几架云梯并排齐上,我们等敌人快爬上城墙时,将长长的大木头横着用力推下城墙,砸得云梯上的马匪兵全嚎叫着滚了下去,吓得敌人好久不敢再爬城墙。在守城战斗中,我军同仇敌忾,斗志昂扬,击退了敌人二十余次进攻,打死打伤马匪近千人。
　　敌人发觉我军的子弹已消耗得差不多了,越发猖狂起来,故意派一些骑兵在离城墙很近的地段耀武扬威地来回奔跑,引诱我军打枪,气得战士们直跺脚。在这危急关头,董军长召开了营以上干部紧急会议,他扼要地总结了战况,调整了守城方案。军长语气坚定地说:“同志们,当前形势是严峻的,但我们都是爬过雪山、三过草地、经历了无数考验的红军战士,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要死守高台城!”
　　1月21日天刚破晓,马匪集中兵力与火力,以步、炮、骑各兵种协同作战,对我军进行自攻城以来最猛烈的攻击。各路敌军纷纷架起云梯,个个头顶铁锅,在督战队机枪的威逼下,蜂拥着、嚎叫着爬上城来。霎时间,呼啸的北风夹杂着喊杀声,城墙上硝烟弥漫、一片火海。敌人的轮番攻击被我军一次次击退,城墙前遍地尸体和枪支,我45团阵地岿然不动。忽然,一发炮弹在团指挥所附近爆炸了,一块弹片击中我的左腿。叶团长怕我的负伤影响到部队的战斗情绪,立即令警卫员和卫生员扶我下城墙去卫生所去包扎。

　　我在卫生所刚把伤口包扎好,就听到城西骤然枪声大作,人喊马叫。我意识到有情况,叫警卫员出去看个究竟后回来报告。谁知警卫员一去未归,而马匪军的嚎叫声音越来越近,我预感情况不妙,抓起一根扁担,忍着伤口剧痛冲出卫生所,一瘸一拐地向城墙走去。当我艰难地穿过一条小巷时,遇到一位中年老乡,他神色紧张地对我说:“红军同志,马匪进城了,你腿上有伤,快到我家里躲一躲!”说着,他架起我连拖带跑地到了他家,把我藏在低矮狭小潮湿的夹墙内,再三嘱咐我说马匪正在搜捕红军,决不能出夹墙一步,我只得听从他的安排。尽管这位老乡家很穷,但在躲藏期间他给我送了三顿麦糊粥充饥,使我万分感激!同时也深感红军的严明纪律和广泛深入的政治宣传工作所产生的影响。否则群众怎会对红军伤员冒死相救呢!
　　到了第四天,这位老乡见马匪的搜捕有所放松,便准备将我送出城。傍晚,他将马车底板扳下一块留出一条缝,叫我脸朝下全身扑在底板上,这样鼻子透过小缝可以呼吸。然后,他在我身上覆盖了厚厚一层杂草和猪马粪,伪装成送粪车。临行前,我把身上穿的一件皮大衣脱下送给了他,他也给我一件破旧的短袖老羊皮袄。
　　马车出西城门时,我们都极为紧张!幸好来往人多,城门口的敌兵也懒懒散散的。他们见那老乡衣衫褴褛,车上的猪马粪又臭气冲天,草草盘问了两句就放行了。
　　老乡将马车赶到一块大麦地时,四顾无人,赶紧掀掉杂草和马粪,扶我下车,说了句:“快走!向西奔!”我在他家时一直藏在夹墙里,未与他交谈过,他叫什么名字也不清楚。匆匆分别之际我问他:“你贵姓?”他答了一声姓“陈”还是姓“谢”我未听清,马车就在苍茫暮色中离去了。他简短的两句话虽不是什么名言壮语,却一直铭记在我的心中。
　　离开这位善良的老乡后,我强忍着腿上的伤疼,先向西走,后来又朝东走。时值隆冬腊月,天寒地冻。我冒着严寒,沿着白雪皑皑的祁连山脚,在荒无人烟的旷野上辗转了一夜,天亮时才发现了一个小窝棚。极度饥饿和疲倦交织的我心头一喜,走进去一看,却空无一人。我在这个群众看麦子用的小窝棚内睡着了,醒来时已是下午三、四点钟。
　　为了隐蔽,我待天黑后凭着自己的直觉和判断向东走去。累了,就在雪地里坐一会;困了,就在雪地里躺一躺,冻醒时再上路;饿了,顺手抓起一把雪,强迫自己往肚里咽。就在这无边旷野里,我于饥寒交迫中艰难地寻找着红军。
　　一天早上,我看见不远处有一间小草房,心中又是一阵喜悦。走近一看才知道屋内住着父子俩,是汉族同胞。年近六旬的老人见到面容憔悴的我十分惊讶!他估计我不是坏人,热情招呼我坐下,倒了一碗开水给我喝,接着,又询问我许多事。因初次相遇,我谎称自己是被马匪拉夫到此地的,因不愿替马匪挑担子,被打伤了腿。他对我的遭遇十分同情,还告诉我说东面有马匪兵在与红军打仗。我听后得知自己距离红军不远了,心里很高兴!吃罢他们给的麦饼我不敢久留,告辞而去,在冰天雪地的山沟里隐蔽了一天一夜。祁连山的冬天是难熬的,我遇到一场鹅毛大雪,本来就恶劣的天气冷得让我难以忍受。我只好不停地活动身子,靠顽强的意志和毅力与饥饿和寒冷作斗争,以避免被冻死。
　　当时,无助的我像一只失群的孤雁。伤痛和饥饿、寒冷与危险时刻在折磨、威胁着我,我随时都有倒毙的可能。但这没有使我丧失信心,相反,我从几位素不相识的群众冒险营救我的行动中,进一步认识到红军赢得了民心,是必胜的军队。
　　苦于不知道部队到底是东返还是西进了?加之地理环境复杂,敌情不明,我在祁连山脚下辗转了数日后,再次回到小草房那父子俩处。他们既热情又不安地留我住了一宿。晚上,我告诉他们说自己就是红军,腿上的伤是在与马匪作战时留下的,他们听后既惊又喜。原来,这是一户受尽马匪兵压迫的穷苦人家,内心对红军充满盼望之情。我们的心一下子贴近了,变得跟自家人似的。当老人得知我想找红军部队后,主动提出给我带路。我担心被马匪发现而牵连他们,心里很矛盾。老人以为我信不过他,拍着胸脯说一定帮我找到红军,我看他的态度很诚恳,才下定了决心。
　　为了避开敌人视线,我们昼伏夜行。夜幕降临后,老人带着我迎着凛冽的寒风沿一条坎坷不平的小道走了一整夜。天亮后,我们就在草丛中隐蔽起来。不久,我发现千米外有一队马匪兵向东行进,判断东面肯定有红军。我们沿着祁连山脚向东不停地走啊、走啊。来到一个名叫“倪家营子”的村子时,碰到出来拾柴的几位红军战士。一看见他们,我激动得眼泪都流出来了,自己死里逃生,又带伤在荒野雪地里辗转五昼夜,终于回到了日思夜想的队伍里!

　　一位指导员热情地领着我俩来到了西路军政治部,我见到了曾日三部长(原系红五军团政委)。曾部长见到我十分高兴!安慰我不要悲伤。随后,我又见到了欧阳毅局长(原系红五军团保卫局长)、李屏仁参谋长、谢良政委和饶子健等同志。他们见我虎口脱险,又惊又喜又悲怆!因敌情紧张,部队马上要转移,我只是请那位老人在连队吃了一顿饱饭,从部队要了二块现洋、一袋包谷面送给了他。末了,我又从身上脱下短袖老羊皮袄送给老人,以示我的谢恩,我深感礼物太少了!直到今天,一想起这事我还很内疚。
　　第二天,我见到了徐向前总指挥。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怀着沉重的心情对我说:“你回来就好,高台失败了,但革命没有失败!”简短的两句话,寓意深长,让我感受到无比的温暖和鼓励。
　　后来我才得知高台城失守的原因:在敌人猛攻中,我军43团阵地被敌突破,红军将士们拼死抗敌。正当敌我双方殊死搏斗之际,扩充红军队伍时混进43团的个别坏分子打开了西城门,引狼入室。英勇顽强的红军将士与敌人在城内展开了长达数小时的激烈巷战,大街小巷洒满了红军的鲜血。军长董振堂一直在城墙上指挥部队与敌拼杀,他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后,宁死不屈,与两名警卫员一起跳下城墙,壮烈牺牲。是役,除极少数同志脱险外,三千余名将士血洒高台,包括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供给部长傅南荪、卫生部长杨春甫、民运部长盛茂吾、45团团长叶崇本等一批军师团干部,在我军历史上写下了悲壮的一页。
　　高台大血战是红军长征后的一场大仗,也是我军战史上一场异常惨烈、悲壮的战斗。红五军将士以简陋的武器与十倍于己之敌恶战,坚守孤城达半月之久,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英雄气概将永载我军战史。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红军西路军蒙受了重大损失,我军失去了一大批对党忠诚、英勇善战的优秀指战员,特别是杰出的战将董振堂军长。1956年,叶剑英元帅在高台悼念英烈时,慨然赋诗:“英雄战死错路上,今日独怀董振堂。悬眼城楼惊世换,高台为尔著荣光。”
　　

luo

李大钊:　庶民的胜利 [转帖]

　　　庶民的胜利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１５日

　李大钊

　　我们这几天庆祝战胜，实在是热闹的很。可是战胜的，究
竟是那一个？我们庆祝，究竟是为那个庆祝？我老老实实讲
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
精神。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
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
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
军国主义庆祝。　　
　　这回大战，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社会的。
　　政治的结果，是“大……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我
们记得这回战争的起因，全在“大……主义”的冲突。当时
我们所听见的，有什么“大日尔曼主义”咧，“大斯拉夫主
义”咧，“大塞尔维主义”咧。“大……主义”咧。我们东方，
也有“大亚细亚主义”、“大日本主义”等等名词出现。我们
中国也有“大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等等名词出现。“大
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的范围以内，又都有“大……主
义”等等名词出现。这样推演下去，人之欲大，谁不如我，于
是两大的中间有了冲突。于是一大与众小的中间有了冲突，所
以境内境外战争迭起，连年不休。　
　　“大……主义”就是专制的隐语，就是仗着自己的强力蹂
躏他人欺压他人的主义。有了这种主义，人类社会就不安宁
了。大家为抵抗这种强暴势力的横行，乃靠着互助的精神，提
倡一种平等自由的道理。这等道理，表现在政治上，叫做民
主主义，恰恰与“大……主义”相反。欧洲的战争，是“大
……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战争。我们国内的战争，也是“大
……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战争。结果都是民主主义战胜，“大
……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社会的
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原来这回战争的真
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声，不能涵容他的
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
自己的国家作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
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
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
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联合国的劳工社会，也都要求平和，
渐有和他们的异国的同胞取同一行动的趋势。这亘古未有的
大战，就是这样告终。这新纪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
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失败，劳工主义就是这样战胜。世间资本
家占最少数，从事劳工的人占最多数。因为资本家的资产，不
是靠着家族制度的继袭，就是靠着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垄断，
才能据有。这劳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劳工的事情，是
人人都可以作的，所以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
　　民主主义劳工主义既然占了胜利，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
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我们对于这等世界的新潮流，应
该有几个觉悟：第一，须知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必经一番苦
痛，必冒许多危险。有了母亲诞孕的劳苦痛楚，才能有儿子
的生命。这新纪元的创造，也是一样的艰难。这等艰难，是
进化途中所必须经过的，不要恐怕，不要逃避的。第二，须
知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我们应该准备怎么适应
这个潮流，不可抵抗这个潮流。人类的历史，是共同心理表
现的纪录。一个人心的变动，是全世界人心变动的征兆。一
个事件的发生，是世界风云发生的先兆。１７８９年的法国革命，
是１９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１９１７年的俄国革命，是２０世
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第三，须知此次平和会议中，断不许
持“大……主义”的阴谋政治家在那里发言，断不许有带
　　　　“大……主义”臭味，或伏“大……主义”根蒂的条件成立。
即或有之，那种人的提议和那种条件，断归无效。这场会议，
恐怕必须有主张公道破除国界的人士占列席的多数，才开得
成。第四，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
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
切人人变成强盗的机会。凡是不做工吃干饭的人，都是强盗。
强盗和强盗夺不正的资产，也是一种的强盗，没有什么差异。
我们中国人贪惰性成，不是强盗，便是乞丐，总是希图自己
不作工，抢人家的饭吃，讨人家的饭吃。到了世界成一大工
厂，有工大家作，有饭大家吃的时候，如何能有我们这样贪
惰的民族立足之地呢？照此说来，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
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诸位呀！快去作工呵！　

　　（原载《新青年》第５卷第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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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系始末 [转帖]

“黄埔系”因黄埔军校而得名，它是蒋介石利用长期担任校长之便，将国家力量豢成效忠其个人的一支武装力量。但“黄埔系”从出现到羽翼丰满，有一个过程。

1924年10月，黄埔学生军与友军一起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后，于11月和12月先后成立军校教导第一、二团，由何应钦、王柏龄分任团长，次年参加东征。此为黄埔校军时期，也是“黄埔系”的萌芽时期。

1925年2月，成立国民党党军第一旅，旅长何应钦。同年4月，组建以钱大钧为团长的第三团，6月平定刘震寰、杨希闵叛乱后增加了第四、五团，由刘尧宸、蒋鼎文分任团长。此为国民党党军时期。

1925年8月，第一旅扩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何应钦，原党军第四、五团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师，两师合为第一军，全是黄埔子弟，军长蒋介石，次年参加北伐。此为国民革命军成立时期。

1927年4月至1937年7月，为“黄埔系”初步形成时期。北伐军占领东南一带后，蒋介石将第一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在1929年-1931年的新军阀混战中，蒋介石依靠“黄埔系”这支军事力量，先后打败了唐生智、张发奎、李宗仁、石友三、阎锡山和冯玉祥等部。此后在多次“围剿”红军时，“黄埔系”都是主力。但此时的黄埔学生，除胡宗南等少数之外，一般只是中层军官。

抗战时期，“黄埔系”全面形成，其骨干纷纷当上了师长、军长、集团军司令乃至战区司令长官，从而完成了军界的接班部署。

三年内战时期，“黄埔系”势力达到了顶峰。国民党军队的第一线指挥官大部分来自“黄埔系”，甚至中央军事部门的指挥大权也部分掌握在他们手中。

在“黄埔系”内部，可分为黄埔教官和黄埔学生。

前者是在黄埔军校开办之初，蒋介石从保定军校，云南、广东、浙江的陆军讲武堂，日本士官学校挑选来的教官。在黄埔学生羽翼未丰前，黄埔教官一路领先，执掌了中央各军事部门的大权。其核心人物有：何应钦、陈诚、顾祝同、俞飞鹏、钱大钧、蒋鼎文、刘峙等。

至上世纪40年代后期，黄埔学生在国民党军界冠盖如云，其主要人物几乎均为前七期生，最神气的是前三期，前后界限分明，高一期压死人。在黄埔学生中，兵团司令以上的将领就有百余人。

1949年大陆解放前夕，不少“黄埔系”将领走向光明，加入革命阵营。“黄埔系”逃到台湾者多为陈诚、蒋经国排斥，即使红极一时的胡宗南也遭冷遇。

摘自《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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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越南为何背弃胡志明遗嘱与中国交恶[转帖]

读读历史，总有种负重的感觉。尤其是读那段中越关系史，这种感觉更如是！

　　长期以来，许多人一直不明白，越南早期领导人胡志明主导的亲华政策，为什么到了黎笋时代突然出现了中越交恶？事过境迁，提到那年那月的那场中越之间展开的残酷战争，越南人几乎是讳莫于心。那场战争，中国军队几乎攻占了越南河内，是什么因素让这两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一朝反目成仇，苦大深恨呢？

　　本文从越南胡志明时期开始谈起。

　　一．胡志明的中国情结，震撼人心

　　坦率地说，胡志明是个不折不扣的对华亲密派。胡志明，原名阮必成，参加革命后又曾改名为阮爱国，胡志明自幼就对中国文化深为向往，参加革命后更是与中共早期领导人结下深厚的友谊。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鼓舞了他为越南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1923年，他与张太雷结拜为兄弟。1924年，胡志明化名李瑞从苏联来到广州，在中国刘少奇、彭湃、陈延年等同志的帮助下，举办越南青年训练班，此后声名大振。

　　也是因中国革命先驱对他无私无畏的大力支持，使胡志明日后主导越南政局时一直奉行对华“友好第一”政策。他始用化名“胡志明”是在1942年8月13日，也在那天，他在与越南抗日革命力量取得联系时，在广西省靖西县被蒋介石地方政府逮捕，从此他在广西各地十三个县的十八个监狱里被监禁了十三个月，他受尽摧残和折磨，不得温饱，牙齿脱落，头发灰白，面容憔悴.他写了一百多首诗，以后以《狱中日记》发表，1943年9月10日从柳州监狱获释，随即同当地的越南各民族主义救国组织取得联系。同时，他恢复了与党的联系，准备回国继续领导革命.1945年5月德国败降以后，日本法西斯侵略势力奄奄一息，越盟已控制全国大部分地区。

　　越南独立后，特别是印度支那和平恢复后，胡志明多次到中国访问、度假、疗养，中国的许多地方都留下了胡志明的足迹，也留下了胡志明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此后，胡志明率越南政府代表团对中国进行多次正式访问，均受到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甚至到1962年5月，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共同致信胡志明：祝贺胡志明72寿辰。1960年至1962年连续三年，胡志明生日都是在中国度过的！足见，一国领导人，凭对华亲密关系主导政治，影响何其深重！！

　　1969年，胡志明在河内逝世。临终遗言也不忘提到对中国的友情珍视，原话如下：

　　中国唐朝的著名诗人杜甫有一句诗： “ 人生七十古来稀 ” ，意思是说： “ 人寿七十从来少 ” 。今年，我七十九岁了，已经是 “ 古来稀 ” 的人了，虽然身体比前几年差一些，但是精神、头脑仍然很清醒。人到七十开外的时候，年龄越高，身体就越弱。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谁能预料我还能为革命、为祖国、为人民服务多久呢？

　　因此，我先留下这几句话，预防在我去会见马克思、列宁和各位革命前辈的时候，全国同胞、党内同志和各地朋友就不会感到突然。抗美斗争可能还要延长。我国人民可能还要牺牲更多的人力和物力。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决心抗击美国强盗，直到取得彻底的胜利。无论碰到多大的艰苦困难，我们人民要与中国同志互相配合，也必将获得彻底的胜利。美帝国主义必定要从我国滚出去，南北同胞必将欢聚一堂。我国将获得崇高的荣誉：一个小国英勇地战胜两个大帝国主义 —— 法国和美国，并为民族解放运动做出应有的贡献。

　　我希望我们党将积极活动，有情有理地为恢复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兄弟党的团结做出积极的贡献。面对中苏现状，我本人十分痛心，但我党要对他们多做团结工作。

　　关于我个人的问题：我的一生都全心全力地为祖国、为革命、为人民服务。现在即使要辞别这个世界，我也没有什么值得懊悔，遗憾的是我不能更长久地，更多地服务。在我去世之后，千万不要举行盛大的吊唁，以免浪费人民的时间和金钱。

　　胡志明去世之后，周恩来总理亲自往河内吊唁，并嚎啕大哭。因为周胡私交甚密，且当时的中越两国的友谊处于前所未有之蜜月期。

　　二．从黎笋的亲苏反华到越南人对中国爱恨情愁

　　可惜，胡的遗嘱，事难如愿。在胡志明逝世后，黎笋取得了北越的领导权并随后统一了越南。当1976年 南越并入北越之时，黎笋已成为越南****总书记。在黎笋的核准之下，越南发动了对柬埔寨的入侵。此举造成了中越两国关系陷入低潮。他听从前苏联挑唆，大批驱逐在越境内的华人并且和苏联建立了更为紧密的盟友关系。做为回报，苏方在1979年授予他列宁和平奖。

　　中国人此后对他不屑与不齿。在我们中国人的眼里，越南要为他主政时期入侵柬埔寨，靠拢苏修，排华，背信弃义，中越交恶，79年边境战争，84年老山，法卡山骑线点争夺战等等诸多事件买单。而当时的黎笋对政治局发表演讲，更是无理煽动越南对华强硬政策，他的原文部分，如下所叙：

　　“我们，由于（中苏两大国）出于冲突之中，美国人就没有被（社会主义集团的一致反对所）阻挡。尽管胡主席要求我们和中苏双方都保持一致和团结，但实现这个目标是十分麻烦的，因为当时我们不得不在许多事情上依靠中国人。当时,中国每年提供500,000吨的食品援助，还有枪炮、弹药和钱，更不用说美元援助了。苏联也以这种方式帮助我们。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保持与中国和苏联的 一致和团结），事情也就会十分危险。每年我都得去中国两次，就南越与他们会谈。正是在这次，中国压我们脱离苏联，禁止我们与苏联（方面）来往，恐怕我做不到！

　　大家明白，眼下的形势，中国不愿见到我们国家强大，她比美国更令人可恨！……

　　在黎笋对政治局发表演说后，中越摩擦已经在全球公开化了。

　　但从中国这边考虑，自己卧榻之侧,还是要安稳的政治环境的。笔者认为，中国当时如果容忍越南,东南亚可能全变成中国的敌人！

　　当时中苏关系如此紧张,越南居然租借金兰湾给苏联,中国怎能容忍.？中国与美国交好，是因为国际大环境使然。而苏联自然要找缝下蛆。所以越南对抗中国是必然的事情，实事上没有越南不间断的边界挑衅，中国也不会出兵。当时的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做着东南亚霸主的美梦，柬埔寨只是一个开始而已，何况柬埔寨对中国来说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且有着传统的友好关系，中国是不可能让黎笋继续胡来。因此，当中国在东南亚的政治存在成为越南霸主梦的绊脚石时，中越战争的爆发，就不以中国的意志为转移了。

　　至于中越战争的效果，可以说差强人意。但是这场战争恐怕是中国接受现代化战争理念的开始，在战争的中后期，中国是各大军区轮流出兵，基本上把中越边境当成了练兵场。

　　三．以史论今，深深叹息

　　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说白了，都是维护国家利益问题罢了。一旦中国的战略受到越南的沙文主义威胁，中国的反击不是让越南在厕所里点灯笼----找屎（死）吗？

　　不过，客观地说，即使没有上述两国间的交恶的种种导火索，越南照样对中国是爱恨交加！

　　虽然双方自胡志明时代就强调中越是战略盟友，其实那只是一种愿望而非现实。看看地图，大家都能明白，越南他不可能放弃他虚荣与投机的政治生态的，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是！

　　即便到了目前越南对中国态度的转变也并不意味着越南就已经是中国的战略盟友，也依然是越南外交战略投机心态的延续而已。

　　越南向来是个白眼狼的国家，举世皆知。它除了会利用中国，什么都不会考略的。即使是它历史上的仇寇国家，譬如美国，无论美国过去如何屠杀它的民众，它一样会利用美国来遏制中国。越南自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不敢对美国说不，所以越南迅速向美国靠近以为趁机可以在南海捞到实惠。现在呢当它看见美国不但遏制不了中国，自己还处于危机四伏的险象之中，便需要中国经济救援。也许，越南担心向美国靠得太近犯颜中国不但在南海捞不到利益，甚至有可能象格鲁吉亚那样引火烧身被美国出卖。因为历史一直在昭告这些残酷的画面。

　　再譬如，它现在又开始烊靠印度来为难中国，更是让人可笑了。

　　越南总是这样左左右右的忙活，读读历史，笔者总感觉到国与国之间，谈什么纯粹的友谊，真是心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