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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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重的周恩来还善意地劝告波尔布特，不宜这样做 [转帖]

数以万计的柬埔寨人于1月7日聚集在金边的国家奥林匹克运动场内，热烈庆祝柬埔寨脱离红高棉统治30周年的纪念日。 这个由柬埔寨执政党人民党所举办的大型纪念活动，共吸引了超过4万人前来参与，首相洪森以及人民党的数名党员也出席了这场盛会。柬埔寨参议院主席谢辛在致词时表示，这个纪念日的意义重大，它标志着“柬埔寨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已告一段落。谢辛特别感谢邻国越南“拯救了柬埔寨”，高度评价越南志愿军为消灭红棉政权屠杀人民的暴行而作出了重大牺牲，并及时阻止了人民遭进一步屠杀的厄运。（柬埔寨《星洲日报》2009年1月8日）

谢辛对于越南的感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1979年2月17日中国发动的“****”，也让人对那场战争的正当性表示质疑，虽然中国现在尽量回避和不提起那场战争，但面对历史，我们必须要有勇气正视，客观公正去看待和判断。中国当时发动的“****”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越南入侵柬埔寨。30年后，面对那场战争，柬埔寨人为什么向“入侵”的邻国越南表达了诚挚谢意，而对中国只字不提呢？我们很有必要回顾对于柬埔寨人来说简直就是梦魇的那段恐怖岁月——红色高棉政权统治时期。

柬埔寨****于1950年代成立，当时是越南****的分支。至1970年代改为柬埔寨民主党（Party of Democratic Kampuchea），后被称为法语的“紅色高棉”。1970年3月18日，朗诺将军（Lon Nol）趁西哈努克亲王（Norodom Sihanouk）出国访问时，推翻其政权。西哈努克其后流亡北京，当时赤柬（红色高棉）与朗诺政府为敌，西哈努克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扶持红色高棉（赤柬）去夺取朗诺政权。1975年4月17日，赤柬攻占金边，推翻了朗諾政府，并建立了“柬埔寨民主共和國”（红色高棉），其领导人波尔布特。红色高棉政权从此在柬埔寨开始了近四年的血腥统治，柬埔寨人民坠入了人类最为黑暗的悲惨世界。

波尔布特执政期间，推行非常恐怖统治，试图将柬埔寨改造为不分任何阶级的社会，将所有城市居民强行驱赶到农村，进行全国大清洗。波尔布特政权以美军将空袭金边为借口，向金边人民喊话，要求居民疏散到乡下，并许诺三日后可以返回首都，要求居民不必带任何财产，金边居民下乡后，大部分遭到红色高棉政权的屠杀，能活着回到原住地的不到一半。红色高棉执政初期，被清洗者包括原城市居民，特別是与西方有接触、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和为朗诺政府工作的人员。后期，被清洗者则包括紅高棉革命时的各级干部。在波尔布特的统治下，货币被取消，人民于公社內劳动，并禁止在公共食堂以外取食。在赤柬近四年的管治下，大量人因饥饿、疾病、过度工作而死亡；也有大量人因为政治原因、或因犯各种小错而被刑决。据不同的统计，红高棉统治期间死亡的柬埔寨人估计在一百二十万至三百万，占柬埔寨当时人口的约四分之一，其中还包括21.5万柬埔寨华裔，并几乎杀光了1万余名在柬埔寨的越南裔。

1978年5月，红高棉大清洗激发了反波尔布特的叛乱，流亡者在越南成立了“柬埔寨民族团结救国阵线”，领导者是红色高棉曾任师长、省委书记的高层领导人韩桑林（现任柬埔寨人民党名誉主席、柬埔寨国会主席）。1978年 12月25日，在韩桑林的带领下，10万经历越战洗礼的越南“志愿军”发动势如破竹的进攻。虽然不少柬埔寨人对越南军队的到来感到恐惧，但越南军队仍在不少投诚的红色高棉人士和受赤柬残酷统治的柬埔寨百姓引领下，仅用两周时间，于1979年1月7日，越南人攻占金边，推翻了红色高棉的恐怖统治。中国政府随后以越南军队侵犯柬埔寨为由，于2月17日，中国发动了“****”。

30年后，当柬埔寨人在庆祝推翻红色高棉政权时，谢辛代表柬埔寨人民向越南协助推翻波尔布特政权表示了感谢，让我们对那段历史有了重新认识和了解。在2006年1月25日，中国《参考消息》报在第3版刊发了消息，标题是《审判红色高棉程序即将启动》，根据联合国与柬埔寨政府达成的协议，一个特别权力机构正在为成立审判法庭作准备。“现在终于有望看到，对在1975年至1979年期间导致数百万柬埔寨人死亡的人，采取一定的司法措施”。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于1998年死于心脏病，目前被法庭拘留等待受审的红高棉领导人，包括二号人物农谢（Nuon Chea）、前外长英萨利（Ieng Sary）和妻子英蒂丽（Ieng Thirith）、康克由（Kaing Guek Eav）。康克由的审讯预计在2009年3月展开。其他人由于年事已高或患病，审讯则将展延到2010年或以后。这些人将面临战争罪、群体灭绝罪及反人类罪起诉和审判，以告慰被他们残害致死的数百万柬埔寨无辜民众。

当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以血腥和残暴在书写人类的野蛮史时，历史必将对这些残暴和毫无人行的人类垃圾进行清算，把他们牢牢的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中国曾是红色高棉的支持者，迄今没有人站出来对那段历史进行反思。自称是“毛泽东学生”的波尔布特（见《国际广角》一书第222页）1975年6月在中国，已经病重的周恩来还善意地劝告他们，不宜这样做。波尔布特等人却骄傲地宣称：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从柬埔寨学到很多经验，“从金边撤出所有人口这样的创举，是任何国家的革命都是不可能做到的”（见《国际广角》一书第221页，《百年潮》精品系列丛书之一，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

红色高棉制造的那段惨无人道的历史，必将随着正义的审判而剖开隐藏在他们自称庄严革命理想下的无耻行为。中国曾在让无产阶级革命火种蔓延全世界的精神感召下，给予了红色高棉无私的“支持援助”，正是波尔布特所谓的崇高革命理想，却把柬埔寨数百万人推进了万劫不复的地狱。红色高棉顶着赤色的光环，终于在历史的正义车轮下湮灭了光环，留下一道凄惨的人类血红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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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河南省看守所 [转帖]

　　——一个文革造反派的狱中杂忆之三
　　　 　
　　　　袁庾华
　
　　（本文时间、地点、人员及内容没有任何虚构，文中涉及的人员大多还在，如看到不准确的请告知纠正，顺致以问候，对已故的难友谨表示怀念。）　　
　　
　　　 　　　我们乘坐的军用吉普车驶进了河南省委北院，停放在主楼西侧。一位穿空军军服的人走过来和下车迎上去的老张说了几句话，然后，老张回到车旁对我说，他有事先走了。我点点头，什么也没说。也至此，至今再没有见过此人。车启动出北门向东驶去，一直驶进了挂有“河南省看守所”牌子的院内，我的所有一切猜想、侥幸——是找我了解什么问题或者进学习班——已全部破灭。　　
　　
　　　 　　　在看守所办公楼一楼东侧的一间大办公室内，进行了个人和所带物品的登记（直至近两年半后还是看守所的军代表斥责专案人员中我才知道，我来这里居然没有逮捕证和拘捕证等任何手续）。我脑子一片空白，随着一个满头白发的工作人员穿过一片小树林，进入有士兵站岗的另一栋楼内，又一直进入最里面的一间囚室，待他锁上门后在门上的小门内（监视、观察口）上对我说，“你的代号是‘　231’　，记住了！这里不准用名字。”我靠门坐下，旁边一位高个老人很亲切地问我，因为什么问题，我说“不知道”，至此，我确实不知道，他说“你静下心来，好好回忆一下最近或者过去发生过什么麻烦事没有”。　　
　　
　　　 　　哦！这一天是　1970年6月3日　，距离我走出郑州市看守所还不到半年。上次一年零三个月的关押是说我“书写反动标语”、“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还有“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等“罪行”，根本问题是要搞掉我这个“窃取”权利的造反派头头。那么这次我什么也不是，又抓我什么辫子，扣什么“罪名”呢？又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我努力地回顾了这不到半年的情况和这次被带来的情况。　　
　　
　　　 　　上次出狱后和朋友们相聚了几天，父母和全家在战备疏散中下到黄委会下属的安阳修防处（在濮阳）去了，我先是住到文革前所在的工厂班组的一间盐库内，后又搬回到厂里的集体宿舍。记得头一天进门，厂门口大字报栏内又一幅大型漫画迎接我，把我画成了一个大肚和尚，身后撑着一把大伞，前面跪伏着一群“牛鬼蛇神”，有的背上就写有厂里一些曾参加造反派的人的名字，是当时“清理阶级队伍”中被 “揪出来”的“有问题”的人。但是我回厂上班以后，倒也没那么紧张。驻厂7249部队（空降部队的一个团）的军代表也没有找我谈话。厂里多数群众对我还算热情，尽管有些人看我的眼光不那么自然，也有一些背后的议论。文革前被称为“四大风流公子”之一的一个干部王凯（文革中也是保守派重要骨干）甚至在厂大门口就和我高谈阔论起来，这在当时应该是难能可贵啦。　　
　　
　　　　我出狱后的首要任务是恢复身体，出狱后我连一身棉衣的“毛体重”才102斤。正是冬天，班组里有暖气可取暖，有煤火可煮饭，还常有朋友们送来的营养品，也有硬塞些钱的。但催肥速度太快（不到40天，体重就增加了40多斤），手臂、腿肿了几次，我也懒得锻炼。　　
　　
　　　上班的工作量不大，还可以背点诗赋、英语（没老师，混不了几天）。下班后看书，听“敌台”，或者跟朋友们聊天、听音乐，尤其周末常有聚会，有的是文革前在省图书馆的书友，有的是文革中的战友，也有狱中的难友。聊的时事主要是“深挖洞”以及和苏联打仗的可能性及其前景，常聊文革的几位有的是文革中搞“动态”（文革中情报工作和相关部门称为“动态”和动态部）的高手，有的是后来被称为河南几大女思想家的，但她们都没有“当官”，加上我这个被清除的。我们的总结研究都把自己置于文革的局外，我自己也随风以读马克思的原著（包括全集、通讯集）为时髦，并以此衡量毛泽东和文革。这些人中消息还是比较灵通的，比如我们刚下海的核潜艇情况、因糖尿病刚在开封去世的刘少奇等。对于我们自己的未来，就数我的野心最小了，仅希望能当一个大图书馆的管理员或苗圃工人。和上次狱中出来的难友交往则少些，主要是江湖义气，记得其中一次在市中心的二七广场，恰巧碰上两大伙年轻人一触即发的群殴，大家出于对我这位文革中打仗出名的“老总”的尊重而化解。　　
　　
　　　　1970年大年初一的上午，我所在的郑州肉联加工厂召开紧急大会，传达中央关于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三个“红色文件”，军代表还传达了林副统帅“要杀一小批、关一小批、管一小批”的指示。而且当时就把我厂造反派的另一派——“红军”的一号头目李洪玉等人捆得嗷嗷叫，随后一批造反派骨干又被关进“学习班”。社会上，市公安机关军管会不久就召开第一次审判大会，一下子判了14个人的死刑，主要是监狱中关的历史反革命，显然是“杀鸡给猴看”。也有一位年轻的“现反”刘长湘（参看我的另一文《“九大”前后在市看守所》）。整个社会从此进入十年文革期间最 “恐怖”的阶段，天天都能听到各种“反革命案件”，似乎处处都有“反革命标语”，草木皆兵，风声鹤唳。而此时确实有人“趁火打劫”，郑州出现四大反革命案件，尤其是“3·　11”　最为反动，在市中心的各主要场所张贴传单，“及其恶毒地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　　
　　
　　　 　　　但是就基层群众来说，似乎没那么紧张，尤其是文革中参加保守派组织的甚至是参加过造反派的一般群众，倒没有把这形势当多大一回事，照样上班、生活，讨论公安军管会发下来的“民愤很大”的准备判刑人员的材料（小册子），大家照样谈不同意见，甚至“鸣冤叫屈”。让大家检举“偷听敌台”的，我们班组一女工刘淑云立即公开承认，马上几十个人都承认，组长也就傻脸啦，因为大家都心知肚明，该整谁是有数的。一个姓王的女工在全厂大会上撕下一张标语垫着坐，结果少了一个字的整条大标语立即变成“反革命标语”，并立即被几千人看到，结果也不过是口头检查了几句就没事了，用大家的话说——“整她干啥！”　　
　　
　　　　　大多数工人的热情其实都投进了迎接四届全国人大和“四五”计划所掀起的“小跃进”中。当时全国到处都在上项目、填空白，大搞“技术革命”、“技术革新”。也正是厂里的“双革”中，我厂有辆货车去北京肉联厂拉设备，我就请探亲假趁机乘此车先去北京。　　
　　
　　　 　　　在北京有车方便，我和出差人员、其他乘车人员也去玩了十三陵等处。这些天只记得有两件事麻烦点，一是住我姐夫父母家（东单）的一天，接触了被赶到他家院内的原公安部长罗瑞卿的秘书一家。秘书本人还被关押，我　和其　夫人聊过时事，在她家听过音乐，回来后我姐夫的母亲抱怨说，林彪最恨的就是这个秘书。（我这次出事后，她对我家里说可能就是出在这件事上。）二是我们厂几个人去北京新桥饭店（北京三大西餐厅之一）吃饭，因走了专门接待外国贵宾的正大厅被人家工作人员挡了，我就对他们说了一些及其刻薄的话。其它没什么事。　　
　　
　　　　　待我自己坐火车去探亲，在濮阳转车时，却遇到了一个自称是空17师的姓张的军人，来向我要我借其部队一朋友的一本地图册和《艾森豪威尔大战回忆录》，说部队急用，麻烦我和他先回郑州来取，他们有车再送我回来，我一头雾水，也就同意了。当晚住在县武装部招待所，半夜我厂李心安和另一军人突然赶到，我才感到麻烦，就给家里写了封信，还引用了一句诗：“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我和他们也就没话可谈了。第二天乘车回郑州，在一些路口都看到部队（几年后才听说为抓我，附近几个县和黄河桥都戒严了，我厂乘车先回去的那几个人也都被押到审查站去了）。　　
　　
　　　 　
　　　　被关进哨所的当天下午和晚上，就在这些回忆和思索中糊糊涂涂的过去了。第二天上午刚八点，我就被提审了，而且接下来是每天上午下午，连续突击了五六天，气氛曾一度很紧张。提审者清一色军人，陆军、空军都有，主审者是空十三师参谋长陈大个（后来林彪事件中自杀了），我们原来认识。　　
　　
　　　　　很快，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上月，郑大一个学生造反派骨干张铁炉被学校工宣队关进学习班后，他妹妹张春凤来找我，我对她讲，也被关在学习班的全国著名的郑大造反派党言川已被周总理点名要补选为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他没事啦，铁炉自然也没事。我还给张铁炉写了一张小条，让春凤夹在钱里给她哥送过去，结果这个十六、七岁的小女孩去时一慌张就被关押人员发现，条子被送到省里。当时省里一把手刘建勋被军队排斥已住院，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中除耿其昌外全是军人，他们认为，我在文革中曾参与过“扶耿倒纪（登奎）”，“和耿关系不一般”，肯定是耿把党言川补人大代表这一消息泄露给我的。并听说我最近可能去找过省军区副司令员陈贵昌、参谋长钱治安，并基本判定陈、钱两人就是给我提供消息的一条渠道，只待我承认了，以达到他们借此整耿、陈、钱这几个支持造反派的人的目的。　　
　　
　　　 　　　我却只记得我是听××（现主持整我的省军区一名领导人）在公开场合说的，提审人员说我是“反咬一口”，那位陈大个，此时早和我翻脸了，拍着桌子对我吼道：“你要是不承认，你一辈子也休想出这个大院，也没任何人知道你在这个大院。”……就这样结束了第一轮提审，然后近一年没提审我，我也只有在这个院子里长期“生活”下去了。　　
　　
　　　 　　省所这个大院里还套着一个院子，被一座三层的丁字形建筑隔开，后者就是监舍院，和前面办公楼隔着一片果树林。监舍院内有十几亩菜园，也是被囚禁人员放风散步的地方，院内西南角有一露天旱厕，旁边就是积肥的地方，看来是我们自己“养”自己。种菜的也是被囚禁人员，和固定的炊事员、医生不同，有一个并不固定的“劳动（监）号”，其他监号也有临时到菜地干活的，被关人员大多是希望有这样机会的，哪怕是拔一会儿草，也多晒会儿太阳。收获的菜，把好的拉到市场上卖（这里的芹菜尤其好，最受欢迎），其余为被押人员伙食。　　
　　
　　　　被囚禁人员大多集中在丁字楼的南栋一层；东栋一层当时有间女监号，关着我的“同案”张春凤和另一中年女人，我来后不久春凤就放了；西栋住了一位“高干”戴季英（大别山根据地领导人之一，红军保卫局长），我们去西栋理发、洗澡时曾看到和他住室相邻的监舍，是有卫生间等设施的。而我们南栋是一间公用大卫生间，下雨天在此放茅（解手），另有一间洗漱间，也可洗衣服。一般囚室则都是木板通铺，对外窗户高一些，但比较大，利于通风。每个囚室门上有上下两个小门，下面打饭用。每个人都有两个瓦盆，分别盛菜和开水，另有一个瓷碗则盛熟油，尽管每人每月只有几两油，但伙房每顿饭都用一种特制的小器皿，分给你一定量的熟油，自己可以将其浇到菜里或蘸馍吃。平常都是红薯面窝窝头，自己种的菜，也有少量的是从市场上买的，一些很次的菜，如萝卜缨，还有红薯干，可以多给你些填肚子。据同号人介绍，文革前被关人员的伙食是分等级的，最高的是戴季英，每月30元，自己做饭，不包括菜园里的菜和煤，他的家里还常送来营养品（儿子是现役军人高干）；其次有二十多元的，如国民党特务；有十几元的普通人员；刑事人员仅6元。同一监号的人，饭的标准都不一样，所以长期形成一个一个打饭的习惯。文革中造反，都平等成6.5元。到1972年，伙食标准一下子提高到11.5元，粮食标准也提高到29斤（原25斤），已经高出当时郑州市民最低生活费8元的标准，军代表对此的解释是说，被关押人员只有这唯一的生活费来源，和社会上不同（参见我另一篇文章《我们不要一个警察世界》）。伙食标准猛提后，做饭人员说“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被押人员每月有一次家里送东西的机会，一般都是衣服或日用品，也有个别送吃的。一些没有家里送东西的，包括我这个“没有任何人知道”的特殊户，其日用品如手纸、牙刷、牙膏、肥皂、毛巾，还有的需要衣被的，看守所都按规定时间配给，在这方面，尤其是那位因其表情太严肃加上偶尔的脾气而被称为“牛魔王”的牛所长是相当认真的，不会错后一天。和牛所长表情相反的是满头白发的“韩干部”，相当和气，还有一个姓张的干警，这些人也没见怎么发过脾气。军代表是文革期间看守所的“最高长官”，我在的几年，前后两任一个姓刘，一个姓杨，都是省军区的，都一样黑瘦，在执行政策上都是大家没有异议的。我在的这二、三年，发生过一次看押士兵跺了一位被押人员的屁股，军代表去号内进行了调查。　　
　　
　　　　　我进省所的第一个监号，已有三个都超过50岁的老人，尽管规定不准说案情，实际上没有不说的，在我之前刚进来的老电工姓李，是省建筑一公司的，罪名是猥亵幼女，他自己不承认；那位高个子杨运凯，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大陆解放初曾在美国和国共三方间充当多面特务，他还懂军事，曾去参观过美国航空母舰；另一位个儿低、干瘦、大谢顶，穿一件有很多补丁的“百衲衣”的叫刘钟，是国民党中统特务河南工作站的负责人。两个特务形象风格截然不同，刘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家伙，他自己也不打算讨别人喜欢，他认为在监狱内就需要这样，“只靠近政府”，他每天写不完的外调材料，据杨背后说刘很会迎合外调人员的需要，也会打同号的小报告；杨却十分注意自己的形象，头发每天都梳得很整齐，衣服也有补丁，却相当整洁，走起路来一看就像个标准军人，他擅谈历史，我们常聊，遇到观点、立场不相同的，双方都聪明地绕过去，从不吵架。但这种平静很快就被刘钟打破了。一天我们号最后放风在菜地拔草时，刘军代表蹲到我旁边一边拔草，一边聊。他问我：“231，你那么多吃的东西（原准备探亲带的，还有姐夫家送给我家的），都吃完了？”我回答：“是。”他又问：“是你自己吃的？”我说：“当然不是。”他说这里规定不允许将自己的食品给别人吃。我说以后注意（反正吃完了，还好的是，我趁着士兵不注意，给每个号送巧克力，刘钟没看见）。他又问我，是不是天天和×××（杨）聊天，你知不知道他是个军统特务？！我问道：那为什么你们把我和他们关在一起，是利用他们监督我吗？回到号内后刘钟解释说，他本来不应该吃的，但看到很多年没见的白花花的奶油，就控制不住自己啦，事后他斗私批修写了一份检查……真让人恶心！没几天，我被调到“劳动号”去了。这年秋天，杨运凯被转到市看守所判了死刑。走时他是知道的，只带了条白毛巾，有一种视死如归的气概，我专门走到门口和他告别。李和刘后来被释放了。　　
　　
　　　 　　　这个常劳动的监号原来也有三人，一个刘铁头，玩杂技把戏的，是外省收押审查不清转来河南的，他说家乡是濮阳的，却不知道哪乡哪村、父母的姓名。另两位也是省一建公司的，戴眼镜的年轻技术员名叫李希文，罪名是叛国，揭发者是其漂亮的女朋友蔡小虹的母亲，揭发动机是破坏他们谈恋爱（多年后，我曾见过他和蔡的女儿）。李的文史功底较好，又写一手好字，我曾跟着练了一阵子，稍有进步。另一位叫史本立，工人，因男女关系被判，他也不认，却总结出他们省建一公司被抓来的全部是二七造反派。史很本分，菜地活很专业。他很尊重李，李抽烟厉害，后来不出外劳动，没有烟源时，他们在菜地里找到新鲜烟叶偷带回监号，挤干后，史用自己小腹部的热量烘干让李吸。号内还曾来过国民党名特务师冠平，此人聪明，解放前就脚踏两只船，对****有好处，解放后没抓他。这次来省所是来写外调材料的，因外调太多，都去他农村老家找他太费事。省所对他比较照顾。我们几个人在号内没事就拿他逗趣，他也讲解放前和胡蝶这些影星之间的风流事给我们听。我们五人相处得很好，后来师、刘走了，李、史也在我之前走了。　　
　　
　　　　我再调号，就没有这种气氛了。一个农学院的工人，也姓史，也是男女关系，也是造反派，东北人，很会生活，分到号里的落果（前面苹果园里落地的苹果）。经他手一调，就是一盘出色的菜。他给别人掏耳朵更绝，既干净又舒服。他还会做针线活，我有些不服气，一和他赌气就撕了条灰色裤子自己设计缝制了一双棉袜，尽管不像个样子。另一位肤色相当黑的高个子，兄弟三个都是放蜂被抓的，据他说关在隔壁号的他大哥是省财政厅的，因要整他这个造反派，才牵涉他的兄弟。号内还有一个大胡子是郑州机床研究所的技术员陈远辉，父亲是在泰国的华侨，杀猪的，我和他开玩笑说，你是屠夫出身的知识分子，我则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屠夫。他的罪名是叛国，他并不多解释，和别人也不大好相处，却喜欢琢磨东西，例如他在放风大便时，就从大便中研究伙房人员和我们吃的饭有什么不同。　　
　　
　　　 　　　还有一位在当时看守所里年龄最大的、70多岁的省人民医院名中医杨慈云，身体很好，满面红光，罪名是解放前的一桩所谓的人命案。省人民医院在这次“一打三反”运动中关进省所的还有肝病治疗专家黄河，因职务需要在病人死亡通知单上签字最多，加上出身不好，就被扣上阶级报复，据说此人被抓后也是一条硬汉。其他被抓的还有脑外科专家程德馨、一位姓林的华侨，一个共同点：都是造反派，抓他们主要是为了整省人民医院的革委会主任张洪基。　　
　　
　　　 　　　这位　杨老　先生在监号里收了我这个非正式徒弟，每天早晨，我帮他整理好床铺，然后恭恭敬敬记录他讲课的内容，他还手把手教我切脉，有时我的学习令他满意时，他就劝我别搞政治了，改学医吧。我只笑笑却没有答应。我后来出狱不久他也出狱了。我只要有病，妻子总是要我去他那，由于他对我的了解，总是看得很准。　　
　　
　　　 　　　后来号里来了一位“名人”，就是前面说的“3·11”大案的作案者，此人叫徐贞祥，是农林厅下面林科所的技术员，五十年代考上北京林学院，第一次看到让别人擦皮鞋居然可以把脚伸到别人怀里，把他气坏了，在学校“大放厥词”，正值反右，不是因为他是学生中少有的出身好的就打成右派了。他还是不干，学也不上，回家务农了，学校和地方好做工作才把他请回学校。如此性格文革中当然是造反派，而他们农林厅造反派还老挨整，所以早就一肚子气，终于放出来了，他在传单中“及其恶毒地”攻击辱骂毛主席，他自己却讲他很崇拜毛主席，但不这样做引不起他们（当局）注意。他作案甚至没带手套，还有他很差的“书法”，很快就被破获了，在省委党校关了近一年（追其后台），然后才正式逮捕来省所。他一来全号总动员帮他整卫生，其衣服洗了十几盆水都是稠的，也是我这个不太讲卫生的人见过的最脏的衣服。大家忙完了他的事，他也就开始忙他的理论研究，长时期的黑屋关押却活跃了他的思维，一个挑战的姿态是他处处唱反调，什么“一分为三”，物质可灭定律，能量不守恒定律等等。文章就写在发黑的卫生纸上，也不在乎这个危险的地方会因此加重自己的处罚。他每天要思考、写作一二十个小时，可是饭量却不大，大家都饿肚子，他却吃不完还经常支援我，尽管我并不同意他的观点也是他的主要争论者。他的研究一直继续到他出狱后（他又是沾出身好的光，教育释放，关了几年回去后，户口的手续都没销，粮食一直供应着），上世纪70年代初由于他到处演讲“一分为三”等理论，被社会誉为郑州一位民间哲学家。　　
　　
　　　 　
　　　　和我最后同号的两位年轻人，省会计学校的小刘、省商业学校的小崔，都是文革中造反派头头，早已分配工作现在又揪回来算老账。我们三个年轻人在一起就经常给那些烦人的看押士兵找麻烦，大概是“倚小卖小”，军代表对这个号也比较宽容。　　
　　
　　　　　1971年由于一位战士要揭露我被关在这里的秘密，一夜之间军代表和整个看守部队全部调防。这位战士叫徐文立，高中毕业生，长得浓眉大眼，用现在的话说是个特帅的小伙子。他在得知我是被秘密绑架到这里来的事实后，愤愤不平，经常在夜里替别人站岗来和我交谈，还多次给我们号送来花生油等食物。他非要把我秘密关在这里的情况通知我家里，结果被发现。他本人被开除团籍军籍。后来我平反后他也在其家乡湖北随县被平反，入党提干，现在也在做生意。 　　
　　
　　　 　　　这一年对我的审讯又来了一轮，不过并没提徐志立的事。这一次掺来一个文职人员老屈（原中国烟草公司总经理）。此时正是“深挖516”高潮，他们在我这里毫无顾虑地把锋芒直接指向河南的三个重要领导干部刘建勋、纪登奎、耿其昌，有些问题甚至指向江青。他们知道我反对纪登奎的态度，但是我也不可能被他们所利用，毕竟还有一个人格问题。这一轮审讯仍毫无进展，就把我又搁下来一年多不管，这大概是最厉害的惩罚了。这一次搁下的时间长，估计还有一个原因是出了林彪事件，我们是从新来的人员中得知的。　　
　　
　　　1972年11月5日　上午一直到10点钟还没有放风，终于等到军代表来了首先打开我们监号，和我开了一句玩笑就抱起了我的被褥衣服让我跟他走，一出门走廊里各小门的难友们纷纷向我告别。走进前面办公楼里的第一间屋，老屈和小赵（省军区的，也是我的专案组的）迎上来和我握手，这是近两年半来第一次，也是第一次称我同志。老屈说他们受省委委托来接我出狱，也说了几句我受委屈了的话，然后告诉我出去后还不能立即回单位，要在省里学习一段时间，说我还不知道中央出了林彪的事，需要看的文件太多了。这边尽管老屈在提高嗓门说话，仍然压不住那边军代表的骂声，待我们过去取东西时还听到军代表在骂：什么东西！什么手续都没有就把人家抓来一关几年……　　
　　
　　但是他们对我都很热情，所有工作人员都过来为我送行，我和他们一一握手感谢他们在很多方面对我的照顾。他们一直目送我们所乘的小车驶出省看守所的大门。　　
　　
　　　 　　　仅仅几分钟，车就到达目的地，位于纬五路的原省农机局办公楼。第二天早上老屈抱来至少有一尺厚的文件给我，对我说，这里是“省三办”，是个省军级单位，很多文件是你那个县级单位所看不到的。我出狱当天把行李放到对面省水利厅招待所一间为我准备的宿舍里，我问已宣布照顾我生活的小赵，我可不可以去照个像（后来这一张原汁原味的出狱留影不知洗过多少张、送过多少人）。当晚我又像上次出狱一样直奔省图书馆的赵振兴家里，他告诉我“省三办”类似于国民党的“二办”，是专整“5·　16”　的 ，说我是“省三办”三大专案之一。他说前天（11月3号）王新（省委书记、省军区第二政委）在北京被捕，河南代表团昨天回到郑州，“三办”一支委王玉杰和省知青办陈俊生向省委揭发了我被秘密关押的情况，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立即召见“省三办”主任刘俊才、政委王索元，他们承认了此事。刘通知他们说省委决定让我列席省委批林整风扩大会议，才有我今日的出狱。在随后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上，新任省公安厅厅长陈蕴贤代表省委专案组的发言中说，在两年零五个月的秘密审查中，袁庾华同志没有出卖任何一个领导，没有出卖任何一个同志。据说纪登奎来河南时批评省公安厅一个干部经不住考验时也引用了这段话。刘建勋说，“这孩子多灾多难啊！什么问题啊搞了个三进三出！”我出狱时省保卫组给我的平反结论中保留了我还是有错误的尾巴，我在不了解情况的状态下签了字，后来在刘建勋秘书黄松高的帮助下推翻了它，另作了一个干净的平反结论。也是受上述气候的影响，1973年在郑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张振江的帮助下，对我1968年的问题也彻底平反了，恢复了我在厂革委会的职务。而1968年前后被清洗的当时造反派的激进份子在文革中后期又被平反的情况是很少见的，看来是这一次遭难促成的。1972年底的平反使我重返政治舞台，又为1976年秋的政变后更大的一场灾难埋下了“祸根”，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也是“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的道理吗？　　
　　
　　　 　　　（两年前搁下没有动笔的这段记忆，昨日看到“躲猫猫”及其相关的报道后一气写成）　　
　　
　　　 　
　　

luo

诗人的嫉妒——看文学史上的一段悬案 [转帖]

李国文

说来你也许不

信，当舅舅的把自己的外甥杀了，只是为了一首诗。

行凶杀人，是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会发生的事情。而至亲骨肉，夺命相残，虽比较稀见，但此类刑事案件，未必不会发生。可为了这个无论如何不能成为理由的理由杀人，听起来有点天方夜谭。

在俄国，有通过决斗，想杀死对方，而自己却被对方杀死的诗人；在中国，有先拿斧头，杀死情人，然后又举起斧头，把自己砍死的诗人。这两位采取极端手段的诗人，情之所至，犹可理解。但唐代这位诗人舅舅，为一首诗的署名权，把同是诗人的外甥，置之死地，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翻开《全唐诗》卷五十一，宋之问有一首《有所思》，卷八十二，刘希夷有一首《代悲白头翁》，除了第三句，宋的“深闺女儿惜颜色”，与刘的“洛阳女儿好颜色”，有六个字的微小变通外，其余悉皆相同。依拙见，就这点改动而言，名气大的宋之问，比较造作，远不如名气小的刘希夷，比较自然。正是这首诗，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段悬案，一桩出了人命案的笔墨官司。

据元人辛文房撰《唐才子传》，这个宋之问，就是刘希夷的舅舅。

自古以来，文学上的流派之争、门户之见，是屡见不鲜的事情。如果文人像大熊猫一样，是珍稀动物，躲藏在深山密林之中，不通来往，肯定没有太多的是非。然而，称之为文坛的这块地方，常常有很多自我感觉良好的文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最好，都认为别人不如他好，于是，白眼相向，互不相能，针尖麦芒，各不退让。打过来，打过去，真是好不热闹。

曹丕在《典论·论文》里分析过：“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即使再好的作品，再大的作家，也不是无可挑剔的。他还说：作家难免“贵远贱近，向声背实”，“暗于自见，谓己为贤”，因此，一些观点褊狭的作家诗人，意气用事，各较短长，彼此顶杠，信口雌黄的风气，也就是不足为奇的毛病了，于是，曹丕发明了“文人相轻”说，便成了数千年来的定论。

其实，从文学发展的角度出发，仅仅是“文人相轻”的话，甲看不上乙，乙看不上甲，或者，另外一个丙，对甲和乙的作品大摇其头，而甲和乙对丙的文章，联合起来大撇其嘴，这种相轻，我认为不一定是坏事情。对一个有点出息的文人来讲，知道别人的不足，知道自己的不足，是件好事。问题在于有些人，乌鸦跳到猪身上，笑话别人的黑，而看不到自己其实也很黑。这类眼睛长在额头上，嘴巴撇在耳朵边的翘尾巴作家，也算是近年来文坛的一道风景线。

应该说，一位作家，唯其知不足，才肯进步；唯其怕落伍，才要奋斗；唯其有竞争，才不敢懈怠。这样，文学才能日新月异，百花齐放。若是小酒捏着，小烟抽着，小菜吃着，小女子陪着，如《颜氏家训》所说：“有一士族，读书不过二三百卷，天才钝拙，而家世殷厚，雅自矜持，多以酒犊珍玩，交诸名士，甘其饵者，递共吹嘘”那样，甲誉乙为文坛泰斗，乙誉甲为文学大师，丙跳出来吹捧甲和乙文章传世，众人休想望其项背云云。“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甲和乙也吹捧丙进入了文学史，甚至还能在KTV包间里与小姐耳鬓厮磨，荷尔蒙饱满，就业已不朽，传之万世云云……作家要是都这样自慰自渎起来，恐怕文学的前途也无多大指望了。

因此，文人相轻，很可能成为文学较量的激化剂，似应提倡。但这种文学上的较量，一旦远离文学本身，借助于文学以外的种种手段，以达到压倒对手的目的，而成为文学的强者，结果，无非如宋之问收拾刘希夷那样，终究要遭到历史的嘲笑。

刘希夷，是个不太走运的诗人，《全唐诗》里有关于他的一段记载：

“希夷善琵琶，尝为《白头吟》云：‘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既而悔曰：‘我此诗似谶，与石崇《白首同所归》何异？’乃更作云：‘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既而叹曰：‘复似向谶矣！’诗成未周岁，为奸人所杀。或云：宋之问害希夷，而以白头翁之篇为己作。至今有载此篇在《之问集》中者。”

《全唐诗》是官方出版物，“或云”这两个字，就很有政府新闻发言人那种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的口吻。文人笔下的《唐才子传》，这段史实，就写得率直真实，爱憎分明了。说：“希夷天赋俊爽，才情如此，想其事业勋名，何所不至？孰谓奇蹇之运，遭逢恶人，寸禄不沾，长怀顿挫，斯才高而见忌者也。贾生悼长沙之屈，祢衡痛江夏之来，倏焉折首，无何殒命。以隋侯之珠，弹千仞之雀，所较者轻，所失者重，玉迸松摧，良可惜也。况于骨肉相残者乎？”

真实情况应该是这样的：这个年轻人苦思冥想，写出了这首诗后，多少有些情不自禁，就拿去给宋之问看，想讨个好。他忘了他舅舅也是个诗人，而且还是有名气的老诗人，这可坏菜了。人一老，就容易倚老卖老，所以，老诗人、老作家、老演员、老交际花，有其可尊可敬之处，也有其可嫌可厌之处。你除了向他鞠躬外，万万不可招惹他。因为，他要张嘴，你没法听而不闻；他要伸手，你没法视而不见。所以，上海话里的“老娘舅”，其实是一句貌似恭谨的贬义词。现在，这位挺麻烦、挺不好对付的老先生，让刘希夷摊上了。

至少，他应该晓得，这位老娘舅，基本上是个马屁精呀！只不过因为此人甚不讲究口腔卫生，那时，又找不到什么口香糖，可以稍稍遮住口臭，因此，女皇武则天对他不感兴趣，何况他并非小白脸。他拍不上武则天，退而求其次，拍武则天的情人张易之。大唐王朝，是个诗歌王朝，张易之做了莫名其妙的“控鹤史”这个官，总得有两首诗临场朗诵才是。宋之问就是凭借写诗献媚，以此混饭吃的。当娘舅的一看外甥这首好诗，连呼精彩；尤其“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一联，让他拍案叫绝，“真亏你想得出来。”接着，便拉下那张老脸，对刘希夷说，“我的贤外甥啊，你的这首诗就留在我这里吧？”

“舅舅，你这是什么意思？”

“那还用问，此诗以后就算是舅舅的作品了。”

“那怎么行！”刘希夷不甘心被他仗势强蛮的舅舅蹂躏，说什么也不给老诗人这个面子。《唐才子传》载：“舅宋之问苦爱后一联，知其未传于人，恳求之，许而竟不与。之问怒其诳己，使奴以土囊压杀于别舍，时未及三十，人悉怜之。”

起初，我不大相信野史所说，后来，细细琢磨宋之问一生不怎么光明磊落的行状，倒也有可能干出这种事来。

《新唐书》载他“倾心媚附（武后宠幸的）张易之，所赋诸篇，尽之问、（刘）朝隐所为，至为易之奉溺器。”看来，他给别人当枪手惯了，窃别人的劳动成果为己有，也就顺手牵羊，不以为意了。《旧唐书》载他“及易之等败，左迁陇州参军，未几逃归，还匿于洛阳人张仲之家。仲子与驸马都尉王同皎等谋杀武三思，之问令兄子发其事以自赎，及同皎等获罪，起之问为鸿胪主簿，由此深为义士所讥。”从他捧着尿壶、尾随权贵的表演看，从他背叛朋友、出卖灵魂的行径看，把自己的外甥干掉，夺得这首诗的版权，并不是不可能的。

“文人相轻”一旦到了“文人相嫉”的地步，尤其那些才情不如人，功力不如人，又不甘心不如人，更不服气不如人，一定要在文坛上出个头、露个脸的诗人、作家、评论家，以及什么也不是的文学活动家，恰巧手中握有一点权力，拥有一点本钱，在嫉妒心的邪念驱使下，便可能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地干掉对手了。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隋炀帝了。这个花花公子，酒色财气，香车美人，没有他所未曾拥有的，可他并不满足。觉得自己在文学的声望上，他还未能拔尖领先，登峰造极，而且，居然还有不逊于他的，或稍胜于他的，那还得了？据唐人刘所著的《隋唐嘉话》载：“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事诛之，曰：‘更能作“空梁燕衔泥”否？’”又，“炀帝为《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独不下帝，帝每衔之，胄竟坐此见害。而诵其警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耶？’”

其实，宋之问已经获得了为上司、为领导，捧尿壶随侍左右的光荣，说明他在权力场中，既是能够出入客厅，也是能够进得卧室的核心人物。尿壶只有一个，犹如官印只有一枚，让你拿着，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信任？而随着这种不避隐私的信任，将会有什么样的灿烂前景，肯定是不可限量的了。我估计，当他捧着那骚哄哄的尿壶，随控鹤史张易之身后走过来，一脸骄矜之色，是可想而知的。从当代那些捧尿壶的同行表情，以今观古，大概八九不离十。

看来，文人的胃口还是真够大的，鱼和熊掌，哪个都不想落下。这个尿壶诗人，一定要把自己的外甥弄死，是不是受到隋炀帝杀薛道衡和王胄的启发？不得而知。但是，杨广杀掉文学对手以后，第一，他的诗就写得有长进，独占鳌头了吗？第二，他一只手能掩住当时人的嘴，能挡得住历史的判决吗？

文人相轻，或许无妨，文人相嫉，而且搞小动作或大动作，便是切戒的事情了。若真像隋炀帝或宋之问那样干掉自己的文学对手，也许你有可能赢得一时，但是你却百分百地失掉了永远。算算这笔账，也许会感到划不来的。

luo

蒋介石枪决韩复榘内幕 韩的后代今何在? [转帖]

蒋介石枪决韩复榘内幕 韩的后代今何在?
1938年1月，原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在武汉被国民政府军委会组织军事法庭审判处决，这是抗战中第一个被军法处死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也是国民党在大陆执政时期按军法处死的军衔、军阶最高的国民党军将领。
数次开罪蒋介石
九一八事变后，韩复榘（字向方）看出蒋介石宁可屈辱求和，也不想和日本人打仗，于是便借机扩充军队，加强自己的实力。他首先把他的五师一旅补足兵员，又办起了地方武装，同时健全了地方行政机构，统一了政令。为使财政不虞匮乏，他又办起了民生银行和平市官钱局，进而掌握了山东全部地方金融。
韩复榘是国民党中委和山东省党部常委，但他不是借党自重，而是党同伐异。1931年春，他把国民党沾化县党部常委马丹亭装入麻袋扔到海里淹死。及至南京方面查询，他迁罪于山东省党部常委CC分子刘涟漪，并把刘逮捕后驱出山东。接着，他借口山东是日本人的敏感区域，解散了反日会，取缔反日宣传；后又借口财政困难，拒绝执行南京政府收回地方银行纸币的通令，并两次截留中央税款，控制南京设在山东的税务机关；不久又停发了国民党各县党部的经费，并勒令解散，停止活动。
韩复榘这一系列举动令南京政府非常恼火，但因九一八后华北多事，又因冯玉祥此时寄居泰山，韩冯亲近，南京政府对韩复榘只好暂时隐忍宽待，没有过于追究。
然而韩复榘开罪南京，却令日本人大为高兴，他们认为韩复榘可以利用，想抓住他再树起个“第二满洲”。从此，日本人像韩复榘的影子一样，缠着他不放。
但九一八事变后，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和南京政府的丧权辱国，让韩复榘有了一些感触，一是人民明辨是非:爱国，人民就拥护，辱国，人民就反对；二是南京政府不仅不抗战，而且还要借战争消灭异己。而这后一点感触对他影响尤大，促使他牢牢地掌握着军队。
淞沪抗战后，十九路军被调驻福建，这令该军将士反蒋情绪日趋强烈。1933年11月22日国民党中的进步力量代表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黄琪翔、余心清(代表冯玉祥)等，与全国部分省市代表聚集福州，成立了人民革命政府，举起反蒋旗帜，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
韩复榘十分希望闽变成功，他与寄居在山东的前北平市长何其巩秘密商议，由何拟稿，以韩的名义向闽变中的人民革命政府发电祝贺和响应。而这更加深了蒋介石对韩复榘的猜忌。
1935年6月中日签署《何梅协定》，日、蒋、伪逼着宋哲元和萧振瀛搞华北妥协，华北特殊化，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将国民党中央在华北的机关全部撤走。在这种情形下，日本人感到山东介于华北和南京之间，韩复榘举足轻重，韩向北倒，“华北五省三市自治”有可能实现；韩向南倒，必然会阻止华北形势朝着有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日本人看清了这个形势，指示驻济日方人员对韩复榘进行拉拢；韩复榘也看到了这一形势，他狡猾地和日方敷衍着，想用这张牌既稳住日本人，又挟制南京，使蒋介石不敢向他立即下手。
在济南，日方出面同韩复榘勾搭的是驻济南武官花谷中佐，他频繁地在山东省政府出出进进。最初韩复榘还是当众接见花谷，后来就是到密室会谈。韩复榘还特别邀请了一个叫朱经古的日本通来参加他们的会谈。朱经古是济南私立东鲁中学的校长，很受日本人器重。据朱经古透露，花谷要求“山东独立”，韩不答应；要求山东参加“华北五省三市自治”，韩表示可以考虑。花谷得意洋洋地认为，韩复榘基本应允了，可能留有条件，他在山东已掌控了韩复榘。
1935年8月，花谷同日本军部两名军官到济南拜访韩复榘，邀请韩复榘去天津洽商要务。韩复榘推托公务太忙，不能脱身，有事可在济南商谈。于是，日本政府派出以浅沼为团长的5人经济考察团到济南，住在日本领事馆。西田领事设宴邀请韩复榘在领事馆会面，同时被邀请的还有程希贤、葛金章、过之纲、韩多峰、闻承烈、王守德等人。另外东鲁校长朱经古，校董丰田（日本人），驻济日本武官石野、花谷等也被邀参加。
客人到齐后，花谷把韩复榘拉到一旁坐下，取出一张地图铺在桌子上，并指指点点，小声说着。后由朱经古翻译，大意是黄河决口，已将山东和南京隔开，你这里通电独立，南京也无奈你何。韩复榘模棱两可。西田恐把宴会搅乱，当着代表团的面不好看，就请韩复榘和花谷两人入席。席间，浅沼大谈中日亲善的好处。正说着，花谷突然神经质地站起来忿忿地说:“什么中日亲善？这是瞎说，是胡说！中日不会亲善的，要亲善只有打，一打就亲善了。甲午年、庚子年，中国打败了，亲善来了，这是中国人的脾性！”花谷这番话，不仅令在坐的中国人不满，连浅沼等日本人也认为花谷失态。为顾全脸面，西田只得用日语制止他。这时韩多峰向韩复榘请示说:“我说几句吧？”韩复榘说:“秀岩(韩多峰字)谈谈吧。”
韩多峰请西田翻译，然后说:“浅沼先生说中日亲善是很对的。但要真亲善，日本应当帮助中国富强，而不是像花谷先生说的‘打’。以简单的例子说，中国禁毒，而卖毒的是些什么人呢？日本人开设烟馆，用飞机运毒来毒害中国人，这难道是亲善吗？道理很明显，不用细讲。今天花谷先生这种咄咄逼人的气势，能说是亲善吗？不只是礼貌失态，侮辱了我们，遗憾的是也侮辱了贵国所倡导的中日亲善！”几句话说得花谷一时无话可说。在座的人因花谷招来了韩多峰这么一番话，也都侧目向花谷注视。
韩多峰接着说:“我是个军人，当然离不开打仗。多年来使我认识到中国兵书上‘佳兵不祥’那句话。兵力强，装备好，即使打了胜仗，也搞个民穷财尽，得不偿失，结果是两败俱伤。花谷先生应该三思，‘打’不是好办法，真亲善才是正途。”
韩多峰话音一落，大家纷纷鼓掌，结束了这个窘局。
虽然闹了这么一场“逼宫”似的丑剧，但日方尚未在山东寻衅，所以山东一直平安无事。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消息传到山东，韩复榘看了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内容，又同何其巩商议，仍由何拟稿，于12月21日发电，响应张、杨的主张。
1937年3月驻华北日军派坂垣带参谋花谷大佐乘飞机到济南接韩复榘到北平开“五省会议”，预谋以韩复榘为首主持华北自治。韩复榘恐背上汉奸骂名，仍与日本人虚与委蛇。尽管如此，韩复榘与日本人频繁联系的情报还是源源不断地灌入蒋介石的耳中，使蒋对韩的疑惧越来越深。
擅自撤退成导火索
全面抗战开始后，蒋介石任命冯玉祥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指定宋哲元、石友三、韩复榘部归其指挥。
然而此时，韩复榘却与偷偷来到济南的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搞了个秘密协定:山东保持中立。
土肥原走后，韩复榘召集师长们开会，把土肥原要山东独立，至少要中立，要韩部不抗战，不让中央军过境，不在山东作战，日军保证不打山东，不轰炸济南的话说了一遍。然后他说:“我想答应他们，发个通电表表态，你们看如何？”师长们一时鸦雀无声。待了一会儿，孙桐萱对韩复榘说:“主席真这样做，恐怕第三路军官兵不同意，跟主席走的就不多了。”
韩复榘听了，心中既惊又喜，随即又问其他人:“你们怎么想的？”大家都注视着他，没人吱声，可表情上似乎都同意孙的意见。
会议表面上没形成一致意见，但却使韩复榘感到满足。他觉着这些跟他多年的部下还没有抛弃他。
消息传到冯玉祥那里，冯紧急密电蒋介石。蒋介石一面派蒋伯诚驰往济南安抚，一面急调广西部队5个师集中徐州，准备应变。
同时南京政府为激励韩复榘的抗敌决心，委任韩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并仍兼山东省政府主席，还拨款400万元防务建筑费，要韩复榘负责黄河以北防务。
9月下旬，津浦前线阴雨连绵，敌我双方隔砖河相持，战况沉寂。此时，冯玉祥决定以奇兵制敌。但韩复榘未作积极响应，失去歼敌良机。
10月1日砖河防线被突破。
10月5日，冯玉祥长官部人员依照蒋介石的命令向平汉线转移。
11月初，冯玉祥派吴青旺携亲笔函去济南见韩复榘。信中勉励韩复榘要做民族英雄岳飞，流芳千古。冯还在其日记中写道:“复榘，复榘，你是好孩子，要做民族英雄，要为抗日而死！”可见冯玉祥对韩复榘的关心和期望之深。
同月，日军香月清司部准备向山东大举进攻，韩复榘知道不打是不行了。于是他下令把省府迁往宁阳，以免遭日机轰炸。他的妻子高艺珍及次妾都不愿远去，只好暂送曹县，而其妾纪甘青被送到银川。
11月中旬，韩复榘反攻德州。兵到济阳即与敌遭遇，手枪旅仓促应战，抵挡不住退了下来。韩复榘率贾本甲团不过百人，在一个村庄里被敌包围，几乎被俘。贾团长腿断致残，卫队长牛耕林当场阵亡，其他卫士伤亡殆尽，韩复榘奋力突围穿越济阳县城甩脱敌人，逃回济南。
日军随即追至黄河北岸，占据鹊山，并不时炮轰济南。韩复榘为防日军过河，将黄河大铁桥炸毁。
日寇打到黄河北岸后，韩复榘修书一封，派一个副官送到曹县妻子高艺珍处。此信为毛笔书写，后被其家人作为遗书保留下来，原存高艺珍处，高1956年去世后由其女保存。十年浩劫，此信因抄家遗失，但其子等曾各录一份副本留念，使信的原文内容保存下来。
这封信的内容如下:
大姐(据韩复榘次子韩子华说:我母亲长我父亲两岁，所以父亲称其为大姐):
我部这次与日寇浴血奋战，伤亡惨重，为我从军以来历次战斗所未有。眼见官兵如此伤亡，我心中十分沉重。今后战斗必更加严重，生死存亡，难以预卜。请大姐再勿为我操心，只要把孩子们照顾好，教育好，我即感激之至。现派人送去伍千元作为今后之家用，望查收。
致安好。
向方
不久，日军运来远程大炮威胁济南，千佛山也成了日寇炮击的目标。蒋介石曾允诺增调大炮支援黄河南岸守军，但没实行，还反将已在黄河南岸的大炮调走，这使韩复榘甚为恼火。
前不久，在徐州的司令长官李宗仁曾来济南与韩复榘商计第五战区作战计划。拟好的计划是要三路军退到沂蒙山区，使日军不敢急速南进。韩复榘当场表示反对，说:“南京不守，南路日军快打到蚌埠了，北路日军再过黄河，南北一挤，我军没有接挤，没有给养，想把我们送礼，叫我们吃‘包子’呀！”韩复榘情绪激动，冲口而出，令李宗仁非常尴尬，闹了个不欢而散。
韩复榘料想济南不能长久支持，遂令后勤部门将军需物资向南阳运送。战区截留未成，蒋介石来电也未能制止。李宗仁电令韩复榘不要把后方放在第五战区以外，韩复榘傲慢地在来电上批道:“现在全面抗战，何分彼此。”秘书照批作复，李宗仁接电后极为震怒。
1937年12月22日夜日军从清河镇以南渡过黄河，谷良民部退至周村。韩复榘决定将省府再迁曹县，命令向黄河以北发炮百余响，并留十二军军长孙桐萱断后，将省府各要害机关房屋烧掉，向南撤退。
得知韩复榘要撤离，蒋介石急电韩复榘死守济南，不要撤退，但韩接电时已到泰安。李宗仁来电要韩复榘守泰安天险，韩复榘回电称:“南京不守，何守泰安？”蒋介石再电韩复榘死守泰安时，韩已退到济宁了。李宗仁接电后，认为韩复榘无视军令，不顾国家大体，擅自撤退，破坏抗战，心中异常恼怒，遂向蒋介石建议严办韩复榘。此时，蒋介石也觉得韩复榘这个人靠不住，他既和土肥原有勾结，又和刘湘有联系，外传他还想撤到汉中，再联想到韩对闽变和西安事变所持的态度，更觉韩复榘实在可疑、可恨，便存心要处置他了。
被诓开封命陨武昌
撤到济宁的韩复榘心烦意乱，他令省府再迁宁陵，并把总指挥部参谋长等人赶到巨野，部队分布到济宁、兖州、嘉祥、邹县一带，自己带着一个通讯队留在济宁。通讯队长是个女的，回民，曾获山东武术比赛优胜，兼作韩的镖师。
1938年1月7日，日军桑田部抵济宁东面的八里铺，沼田部也向济宁以东逼进。见两路敌军来势甚猛，韩复榘遂放弃济宁，退集曹县、单县、成武、金乡等地，准备进入河南，以图东山再起。
1月11日，蒋介石、白崇禧到开封召集北方将领军事会议。李宗仁电令韩复榘前去参加。但韩复榘因有擅自撤退一节，心怀忐忑，不敢前往。同时他接刘湘密电:开封会议于兄不利，最好借故不去参加。于是他推说军事吃紧，复电不能前往。李宗仁接韩复电后，即上报蒋介石。蒋介石则要蒋伯诚再去电，务必要韩复榘到会。蒋伯诚即去找韩复榘驻开封代表靳文溪，对他说:“蒋、韩过去有些误会，只要一见面就自然解释清楚了。要是不来，意见越深，闹下去，我看对他不利。我也和向方共事多年，彼此肝胆相照，故此说这些话。只要他肯来，我保他没事。”靳文溪相信了蒋伯诚的话，就给韩复榘发去一个电报，说蒋伯诚在开封等他，并且和老蒋谈妥，一切误会见面后可解决。韩复榘这才改变主意，决定到开封参加会议。
听说韩复榘前去开封参会，总指挥部的幕僚人员大吃一惊，急忙乘车追赶拦阻，然而此时韩复榘的车队已出省界，追赶的人只得怏怏而回。
抵达开封后，韩复榘受到河南省主席刘峙、武汉来的白崇禧和徐州来的李宗仁的热情接待，他的卫队也安置在了他住的地方。韩复榘见此情形，心中安稳了许多。
然而，蒋介石最后还是将韩复榘扣了起来，并随即解赴武汉，押在武昌市平阅路33号内院一座小楼上，此处在“委员长武昌行营”斜对过，是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所在处。
1月23日国民政府下令免去韩复榘的所有职务，委任沈鸿烈为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的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一职由十二军军长孙桐萱继任。随后指派何应钦、鹿钟麟、何成溶为审判官，徐业进、贾焕臣为军法官，组成最高军事法庭，以鹿钟麟为庭长，会审韩复榘。
不久，武汉的报纸根据法庭的公报，堂之皇之地报道了大审韩复榘的消息。可此时韩复榘却还什么也不知道，他并未出庭，也没人要他出庭。最后，法庭经过研究来了个缺席审理，给韩复榘定了十大罪状，判处死刑。
这十大罪状是:一、违抗命令，擅自撤退；二、按兵不动，拥兵自保；三、勾结日寇，阴谋独立；四、收缴民枪；五、纵兵殃民；六、派销鸦片；七、破坏司法独立；八、擅征和截留国家税款，破坏税制；九、侵吞国防经费；十、扰乱金融。
1月24日晨，有人上楼对韩复榘说:“何部长请韩主席。”
韩复榘便由楼上走下来。刚走到楼梯底，身后忽然枪响，韩复榘一惊，大呼:“有，有刺客！”接着又是一枪响，韩复榘立定不动，随即枪声再响，他倒了下去。
韩复榘死时48岁。
高艺珍在漯河听说韩复榘被扣解往武汉，便预料韩此行不吉，痛哭了一场后，打算亲自到武汉探望韩。还未成行，驻军河南的郑洞国忽差人告知，明日来看望她。高艺珍想，韩复榘和郑洞国一向没来往，这次来可能是要抄她的家。于是，她召集随她来漯河的卫士连连长窦来庚及副官、家人等在一起商议，决定次日郑洞国来之前，将所有带来的箱子都打开，放在屋内靠墙边，卫士连带来的武器也都拿过来堆在桌子上。
次日上午，郑洞国带着卫士乘车来到漯河与高艺珍相见。高艺珍说:“向方犯罪，郑将军来此，想必奉命查抄我家。喏，这是我的全部财产，卫士连也集合在院子里，武器在桌子上。郑将军，请验收吧。”
郑洞国一见这阵势，赶紧说:“哪里，哪里，请您别误会。韩主席获罪，自有公论。我是奉蒋委员长电话之命前来慰问您的。您有什么要求或缺什么，请告诉我，我代转达。”
高艺珍说:“我有几点要求，请将军转告委员长:一、我想去武昌探望向方，是否可以？二、我今后无需人保护，这个卫士连并非一般的卫队，他们是山东国术界名手，连长窦来庚原是山东省国术馆馆长。现在他们一致要求回山东参加抗战，请批示。三、我们用不着武器，卫士连如果回山东，他们也不带武器走，这些武器是国家的，请收缴。”
郑洞国说:“您的这些要求，我现在还无法答复。等我回去转请蒋委员长批示。如果您没别的话说，我就告辞了。”
隔了一天，郑洞国又来了。他对高艺珍说:“委员长对您的要求回了电话。关于去武昌的事，您不便去，可以派一个副官去看看他；卫士连可以回山东，武器可以缴上来。还有，委员长为照顾您全家的生活，已令山东省民生银行拨给您十万元作家用。”
高艺珍为了探听韩复榘的生死，便嘱咐一副官去武昌探监。副官到了武昌，恰巧碰上了由银川赶来的纪甘青。原来纪甘青听说韩复榘被扣押武昌行营，便多次和马鸿逵商量办法，马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于是纪甘青决定亲自走一趟，马鸿逵这才用自己的小车把她送到武昌。
此时，韩复榘已被处决。法庭批准纪甘青和高艺珍派来的副官前去看尸。
看到棺木，纪甘青泣不成声。看守打开棺盖，纪甘青见韩复榘安祥如旧，不像受过刑，情绪这才稍定。军法官通知纪甘青，明日韩复榘的灵柩将被安葬在豫鄂交界处的鸡公山墓地。
次日，纪甘青带着副官坐火车赶到鸡公山基地，在那里等候灵柩到来。安葬韩复榘的墓穴已经修好，并有一块石碑立在一旁，碑上刻着“韩复榘之墓”5个大字。
韩复榘安葬后，纪甘青哭祭一番，仍乘原车返回银川。解放后，纪曾到北京探视过高艺珍，并祭扫了韩复榘之墓(1954年韩复榘的灵柩经人民政府批准，由其子女迁往北京香山万安公墓安葬)。
探视韩复榘的副官待韩的灵柩在鸡公山安葬后返回漯河，向高艺珍汇报了此行详细情况。高艺珍得知韩复榘已被处死，十分悲伤，子女们也都悲痛万分。特别是其长子韩嗣燮(字伯阳)因受刺激，导致精神错乱，以后住进北京精神病院，后来死在那里。
高艺珍离开漯河时，韩复榘的小妾“红菊花”对高艺珍说:“主席已死，大姐一人肩上的负担很重，我不会做什么事，今后我不愿再拖累大姐了，我想仍回山东老家。嗣蟥是主席的骨肉，请大姐抚养他成人吧。” “红菊花”年纪轻轻，高艺珍本不愿留她同自己过以后的日子，既然她本人提出，便送她走了。
韩复榘共育有4子，高艺珍为他生育了3个:大儿子韩嗣燮；二儿子韩嗣燠（解放后考入军政大学，毕业后参加抗美援朝，复员后在兰州电力技工学校教书）；三儿子韩嗣烽（曾在四川军校受军事教育，解放后在陕西某交通部门任职）；四子韩嗣蟥（曾留学奥地利，后定居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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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欺人 [转帖]

　　我这一辈子住过各式各样的房子，但唯独对老家的住屋情深意浓。16年前，我写了一篇散文《芦席屋》，发表在一家杂志的副刊上。我写了春天在大门口看屋外纷纷的雨丝，写了发烧卧床时静听瓦上如琴声一样优美的雨声，写了透过明瓦射进屋里的光柱，好像它是世界上最美最好的房子。

　　但是，前年我重回老屋住了20天，几乎
击碎了如珍宝般守护着的美丽记忆。那是因为母亲即将离世，执意要回老屋，我们兄弟姊妹陪侍在床前的20天。老屋10多年没住人了，成了野猫、蛇和虫豸们的天下。正值雨季，屋内雨漏如注。动用了所有容器，地还是成了泥，随便挖一块就可以捏泥人。虽然两个一百瓦的大灯泡把屋里照得如同白昼，但虫豸们还是按时出动。不仅有蟋蟀，还有一种甲虫甚为可怖。它绿壳，头部硕大而崎岖，有锐角。一块墙皮摇摇欲坠，用手一剥，一条蜈蚣落荒而逃。我因此慨叹：记忆骗我！

　　我终于悟出，人的记忆是靠不住的。人脑的记忆也有选择功能，喜欢的东西，一遍一遍地涂抹，印下的印象就深刻清晰；不喜欢的东西，羞于见人的东西，就不再涂抹它，有意无意地回避它。每个人都爱提“过五关斩六将”，却很少提“走麦城”那一段。不是他不诚实，而是他自己也受了骗。

　　记忆的选择功能也非恶意，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如果你脑子里装满了种种令你厌恶的东西，你一想起来就羞愧难当的东西，那对你机体的运行恐怕不是什么好事。

　　(《中国老年》2009年第3期　许博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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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部口尚家与曹雪芹后人[转帖]

　　北京西长安街上曾经有一家电影院，叫做首都电影院，几年前被拆除了。这个电影院西边有条小胡同名叫六部口。

　　邓云乡先生曾经写道：“清代二百多年中，此地住着一户姓尚的人家，人称‘六部口尚家’，这就是平南王尚可喜的后人。大约六七十年前吧，尚家的后代仍未衰落，有房产，有买卖，还是京城的大户人家。”

　　所谓的“六七十年前”，大概就是清末民初的样子。

　　其实“大约六七十年前”，尚家住着一位曹大哥，这才算是新闻。邓云乡先生在《〈红楼〉琐话》中写道：“有一个姓曹的，在他家寄居吃闲饭已多年。老一辈称他曹大哥，小一辈称曹大爷，孤身一人。尚家后辈，按照先人的规矩，待他很好。到吃饭时候，佣人给他开饭，按月给他点月钱……他自己一个人住在小偏院中，成天沉默寡言，也很少外出，只是偶尔一人爱喝个闷酒。若干年之后，临终时，才对尚家晚辈主人说：他们祖先同尚家是世交，他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后人云云……”

　　另一位大名鼎鼎的红学家周汝昌也在《北斗京华》一书中提到了这位寄居在尚家的曹大哥。周汝昌先生听说曹大哥这个故事也是通过尚家的一位后人。

　　周汝昌了解到的曹大哥除了独居一室、不喜言谈外，却喜好读书，“学识很渊博，有问必答”。“他能讲各种好听的故事，但绝口不讲《红楼梦》。”最后终于在众人的“逼供”下才说出缘由，原来曹大哥“实是曹雪芹的后代，我这一支上辈是他与一个丫环生的，族里排挤他，不承认是曹家子孙，就断绝了关系……（《红楼梦》）后半截是别人写的，是假的，把书给糟蹋了。雪芹病死，实与这桩大事相连。”如此看来，这位曹大哥还真是有些祖宗风范，只可惜他做了多年食客，却没有留下什么研究著作。

　　(《北京日报》3.1　尹雪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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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锡奎和成仿吾间的矛盾[转帖]

作者：李新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在“三反”运动中，胡锡奎和成仿吾之间的矛盾充分地暴露出来了。人民大学的前身是华北大学，再往前可以追溯到延安的陕北公学。从陕北公学起，成仿吾一直担任校长，鲍建章就一直给他做总务工作。成仿吾是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他和郭沫若都是中国新文学界的名人，以后又参加革命，参加长征，到延安后创办了陕北公学，后来到敌后晋察冀边区担任华北联合大学的校长和边区的参议长，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华北大学副校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人民大学的副校长（校长都是吴玉章）。因此，成仿吾在中国文化教育界是颇有名声的，但中央对他并不十分重视，毛泽东，特别是刘少奇认为他政治上不强。

胡锡奎是中共早期的党员，大革命后到苏联留学，回国后担任过京津唐市委书记。后来被捕，关进了北平草岚子监狱。在狱中曾担任中**支部书记，是“六十一个叛徒集团”中的重要人物之一。抗战开始后，领导过著名的冀东暴动，以后在中共晋察冀分局担任宣传部长、社会部长，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过热河省委书记，后调任中共华北局党校副校长，新中国成立初期创办华北革命大学时被任命为实际负责的副校长。他在总结“革大”的经验中说：“课堂就是战场”。毛泽东认为他把“革大”对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经验总结得很好，批发给全党学习。随后还把聂真从“革大”调到“华大”（华北大学）任教务长，以加强华大的领导。人民大学成立后，中央任命胡锡奎为党组书记，当第一把手，就是认为他政治上比成仿吾强，可以做吴玉章的得力助手。

胡锡奎调人民大学时，从“革大”调来一批老干部（抗战初参加革命的三八式干部），作为人大的骨干力量。他们大多数在解放区做地方工作，参加工作前多半是本地的中小学生，八路军来了，便参加了抗日工作。因为和本地农民熟悉，在战争和土改中容易和农民打成一片，所以人们都把他们看做工农干部他们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其实他们的成份大多在中农以上，土改、整党时有些人还挨过整。不过从此以后他们更加“老实”了，更加工农化，更像工农干部。他们到人民大学后，与原来“华大”的干部，作风大不相同。

从“陕公”到“华大”的这批干部，来自城市中的知识分子较多，被人们称为“洋包子”，而“革大”来的则被称为“土包子”。“洋包子”和“土包子”之分由来已久，在延安时期就已存在。整风审干，倒霉的多半是“洋包子”。在文艺界，“大、洋、古”早已成为批判的对象，“洋包子”早就吃不开了。在新中国成立前，“土包子”吃香，已是普遍现象。开办人民大学，请来大批苏联专家，情况发生了变化。苏联专家是洋人，思想作风当然很洋化。要把“人大”办成新型的正规大学，土办法显然不可能。要学俄文（洋文），学马列原著，学专业知识，对“洋包子”说来，比较容易，“土包子”就比较困难，甚至望而生畏。至于和苏联专家在一起，说洋话，吃洋面包，唱洋歌，跳洋舞（而不扭秧歌），“洋包子”容易和他们打成一片，而“土包子”就显得生疏了。总之，解放区长期存在的土洋矛盾，在人民大学学习苏联经验时更加发展了。

胡锡奎和成仿吾之间的矛盾，“华大”干部和“革大”干部之间的矛盾，也是这一矛盾的某种反映。到“三反”运动，这一矛盾的发展就更为尖锐化。照“文革”时期的说法，可以称之为“派性”发作，但它与“文革”时期的大不相同，就是这个时期的“派性大发作”，恰恰表现为严重的派性因被故意地压抑着，而表现为“派性不发作”。

谁都知道，鲍建章这位老红军，从“陕公”就跟随成仿吾，一直到人大。此人艰苦朴素，毫无贪污浪费。说他保守，人们都相信。他可以把抗战时期的慰劳品保存到解放战争末期才用，但要说他贪污，那谁也不会相信，因为没有任何迹象。对于张敬发，人们也是这样看待的。成仿吾对他们两人，非常了解，也非常信任。但在“三反”运动中，他为了怕别人说他偏袒“华大”的干部，也就是说怕人说他有“派性”，他明明知道鲍建章和张敬发都没有贪污，也不会有贪污，但却不肯为他们说一句好话。当调查人员去向他作调查时，他不说好话、不表态也就罢了，反而向调查人员说：一个人是可以发生变化的，好人可以变坏，坏人也可以变好。这样一来，那些对鲍、张抱怀疑态度的人更增加怀疑的分量。后来把张敬发打成大贪污犯，送进监狱，其责任虽然不在成仿吾身上，但成仿吾怕沾上“派性”的态度，实在起了不好的作用。

和成仿吾一样，胡锡奎也明明知道刘一心没有贪污。但他对调查人员说：刘一心用了白总工程师，和那么多的私商来往，应该严格追查！这种官腔，看起来没有什么，但在正把白总工程师作为全国最大贪污犯来打的时候，等于火上加油。何况人们都认为刘一心是“革大”来的，而胡校长也都对他这样怀疑，可见这个大老虎没有打错。这也是“不发作的派性”起了坏作用。

胡锡奎和成仿吾的矛盾，不仅使人民大学的“三反”运动，特别是打老虎出了很大的问题，同时也使教学工作无法正常进行。从前，他们两人争着管事情，虽然使工作有困难，但总还能正常运行；现在，两人都撒手不管了，学校几乎处于瘫痪状态。于是，我们纷纷向上级反映，希望能及时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不要使党中央创办的这所新型大学受到太大的损失。

中央很重视我们的反映，决定由安子文来解决人大的问题。安部长要人民大学党组开会，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并请有关部门都派人来参加。这一回的党组会（实为党组扩大会）开的次数很多，时间也拖得很长，详细的情况已记不清了。但其中一次会议我是毕生难忘的，至今记忆犹新。

这次党组会议召开的时间已是“三反”运动的末期了。地点是总顾问的办公室。参加的人都是党组成员，没有扩大，也没有缺席的，吴老也出席了。上级来参加的，中组部是安子文部长，中宣部是副部长胡乔木，中直机关党委是书记龚子荣，钱俊瑞和范长江似乎没有参加。由于会议的内容是解决胡、成矛盾，所以他们两人一直是挨批的对象。在上几次的会议中，我们党组成员都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批评。因为我们对胡、成平时都是很敬重的，所以我们的批评虽说很严格，但并没有火气。今天该轮着领导人讲话了，大家都非常重视。安部长在讲话前先请吴老讲话，吴老推辞了。随后，安子文、龚子荣、胡乔木对胡、成都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胡乔木因批评成仿吾时，羞辱备至，声色俱厉，情绪失控，竟自伤其身，当场引发胃出血，被送往医院。胡住了医院，从此留下宿疾。党组会对胡、成的批评告一段落。随后胡、成表态，他们早已熟悉党内斗争的一套。在发言时诚惶诚恐，对所有人的批评都表示诚恳地接受。于是，这一次漫长的党组会终于“胜利”地结束了。

中央在得到安子文的汇报后，认为胡、成的矛盾必须采取组织措施，才能解决问题，于是，成仿吾被调到长春的东北师范大学当校长。显然，在这一场斗争中，胡锡奎得到了胜利。可是，对人民大学来说，本来就对正规大学是外行的领导从此更加外行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是毫不足怪的。政治挂帅，政治领导一切，外行领导内行，其结果必然如此。对教育工作来说，其损失比其他各部门都更为严重。直到今天，我们还在吃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依然落后的苦果。

成仿吾调离人民大学，人民大学的“三反”运动在无限凄凉（特别是对原“华大”的干部）的境况下结束。学生们对运动早已没有热情，大多数学生埋怨耽误了功课，有的工农干部是脱产来学习的，现在因为功课格外紧，他们赶不上，成天在那里骂娘。“大老虎”如张敬发被关进监狱里去了，刘一心挨了无数次的斗争，他和白总工程师究竟是不是“大老虎”也无法落实。许多被当成“老虎”挨打的也都摆在那里，成为悬案。打虎队的威风没有了，过去神气十足的打虎队员现在在人群中很孤立、很狼狈。各单位都因运动而造成人际关系的不和，有的甚至变成仇恨。我虽然对给我贴过大字报、提过意见的人毫不在意，但他们却耿耿于怀，怕我报复。其实，我对谁提意见，提了些什么意见，当时就不甚了解，就是了解了很快也就忘了，但他们一直记在心里。许多年以后，人们谈起当时的心情都大笑不止。他们都说我“大肚能容”，我说：并非我“大肚能容”，只因为这些事情，根本就没有进入我的肚子。我的肚子是喜欢吃肉不喜欢吃草的哟！

“三反”运动，在我的脑中留下的印象是不好的。可是，现在有些人一直在写文章歌颂它。他们说：要消除腐败，就得发动“三反”那样的运动。毛主席发动“三反”运动是非常英明伟大的。我怀疑这些人很可能就是当年的打虎队员，甚至是打虎队长。要不然，就是他们太不动脑筋了。试想：毛主席一生发动了多少次运动啊！“三反”运动以后，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从未停止，而且越来越大，直到“最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如果搞运动能使中国富强的话，中国就不会再说什么贫穷落后之类有损自己形象的话了。所以，我要把我亲历过的人民大学的“三反”运动如实地写出来，希望人们认真地回顾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是否有当，祈识者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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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欺”则兴[转帖]

1874年，胡雪岩创立胡庆余堂国药号。

胡庆余堂大厅的背后，对内高高地悬挂着一块巨大的匾额，上面“戒欺”两个遒劲的大字显得格外醒目。这是由主人胡雪岩亲笔撰写的店训。 “凡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不以劣品弋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至欺予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谓诸君之善余谋也可，为诸君之善自谓谋亦可。 ”胡雪岩当年写下“戒欺”二字，唯恐店员们不能悟其深意，又在后面写下了这段题跋。区区几十字，却凝结着这位店主人几十年做人做事的心得，更开启了胡庆余堂的经营理念。

胡雪岩把“戒欺”作为一种文化，一种理念，渗透在胡庆余堂经营的方方面面，立言以诚待人，以信治世。药品的定价上，他童叟无欺，“真不二价、价不二真”；聘用人员上，他专门重用忠于职守而有真才实学的药工；门店服务上，他教诲员工要以顾客为上，遇到药品质量不高，要收回调换，直到顾客满意为止。

守“戒欺”则兴，失“戒欺”则衰。朝里挂的匾额，其实就是挂在每个人心头，用来律己的道德规范和做人原则。 （摘自2月26日《今晚报》作者程勤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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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父和末代皇帝在天津的惊人巧合[转帖]

天津，你不得不承认她是个奇怪的城市，这个城市的地名一致公认是明朱棣反水时打到这里，渡过了一条河，朱棣觉得很顺利，这天子津渡的地方，就叫天津吧。
　　
　　很多游客都问过当地人，为什么又叫天津卫呢？
　　
　　有的天津人能说道说道，而有的也不清楚，大家就这么叫的呗，管她嘛来历。
　　
　　天津的报纸刊载过高人的文章，他确凿地考据，天津作为卫城，是为了保卫北京而设立的城市，就是一个大军营。他做了个很让人伤感的比喻，他说，卫城就是门卫，就是传达室，而北京则是正房。所以，好东西当然就会放在北京，而不会放在天津，谁会把值钱的家当放在传达室呢？
　　
　　这是当年天津的定位。
　　
　　历史上，好象这个定位没起什么作用，从地理位置上看，南方打过来，打到天津，靠天津抵挡实在是不靠谱，八国联军从塘沽上岸，在天津遭到抵抗，但是抵抗再激烈，也无法否认战败的事实，区区几万洋人完成了登陆，打下天津，取道扬村，长途奔袭两百多公里，就奔北京城了。
　　
　　内战中，天津也没有真正保卫住那时候还叫北平的北京。
　　
　　天津很快就被解放军拿下。
　　
　　不拿下天津，北平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当时的解放军取道西北方向，直接就能干下北平，天津从地理上似乎也没有起到实际的作用。
　　
　　卫城老老实实地保卫着北京六百年之久。
　　
　　清末，忽然变了，北京的高人们纷纷跑到天津买房子置地，各地有身份的，有头有脸的人物们不约而同地跑到这里修心养性，过起日子来了。
　　
　　连张之洞的一个随侍，时任清军湖北标统、陆军第八镇统制的张彪在武昌起义爆发时，吓的不轻，官印也不要了，跑掉。不知道为什么他会选择天津，不光选择了天津，而且他还在天津建了个宅子。
　　
　　一个清军地方将领，历史哪里会清晰地把他记下来，但是，他盖的宅子，历史却不得不牢牢地雕凿在史书上，他盖的那个宅子太有名了，叫张园，这个宅子很快迎来了一个大人物，孙中山。
　　
　　中山先生1924年11月13日和夫人宋庆龄北上，12月4日抵达天津，住进张园，一时间，张园门口那条并不宽敞的小道顿时挤满了整个中国最生猛的人物。
　　
　　汪精卫、孙科、张作霖、马千里、黎元洪等等，携带着不同的问候、目的和中国的风云聚会在这里。
　　
　　张作霖就在这宅子里向孙中山表示：“作霖系一介武夫，关于国家大计，当敬听孙先生的指示。”
　　
　　在张园，孙中山针对时局发表了《告天津人民书》和《善后会议条例》，以他的思想和他的方式影响并驾驭了中国的风云。他老人家忙于政治的情况下也没忘记看看天津，就在当时的天津花园，如今的中山公园，先生做了一个户外演讲。向天津人民，向整个中国阐述了他的政治观点。演讲结束后孙中山还参观了中山公园的劝工商品陈列所，
　　
　　随后，先生又去了一个地方，天津的广东会馆，去天津花园的演讲是政治家的政治行为，在天津的广东会馆算是先生表达对故乡的挚爱之情吧。
　　
　　广东会馆是一个保存非常完整的一个老建筑，是广东商人在天津兴建的一座建筑，里面的戏台很是不一般，如今已是一座戏曲博物馆。常会有人在里面拍电影取景之类的，也有游人观光。不知道游人在欣赏戏剧文物的时候，是否会想到1924年23日上午11时孙中山在这里出席了的有6000余人为他举行的欢迎仪式，是否能听到了先生与广东会馆各位董事会面晤谈并与全体同乡见面致谢词，是否会听到先生和同乡们一叙乡情并共商革命抱负及改造中国的豪迈激情。
　　
　　中山先生在天津住了二十七天。然后从天津奔赴北京。临走时把从南方带来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等书分赠前来拜会的人员和天津各团体，行前，把天津的10名警卫人员逐个叫到楼上，询问家庭和个人情况，并亲手把50块辛苦费发到每个人手里，令全体警卫人员感动落泪。
　　
　　1925年2月23日溥仪全家连同宫女、太监、遗老遗少从北京来到天津，住进了张园。
　　
　　张园，成为溥仪的“行宫”。奇怪的是，溥仪所选择的住房及新床的摆放位置，竟然与此前孙中山的居室和床位不差分毫！
　　
　　一个是民国的国父，一个是下岗的皇帝，这两个当年中国最颠峰的历史人物，就这样在一个城市，一个建筑里，一个卧室，用这样的方式交会了一下。
　　
　　还是要提一下张园的主人张彪，张先生打仗一般，搞经营不错，他的宅子张园是一座占地约二十亩的园子，中间有一座天津称之为八楼八底的楼房。主人张彪每年冬季自己居住，其他三季均对外开放，租给承包商作为上流社会游艺消夏之所。餐厅、影院、戏院、赌场，都有涉猎。既赚了钱，又维护了房子，算是经营有道。
　　
　　溥仪的到来，让张园成为非同寻常的建筑，游艺场成了“清室驻津办事处”，为臣的张彪按照他当时的职务地位从理论上可能一生也没有机会这样与他曾经的皇帝交流，但是，历史和命运把他们捏在了一起，他成了皇帝的房东。当然，张彪绝不以房东自居，不仅不收房租，还倾资把室内的家具都换成了溥仪喜欢的欧式家具。
　　
　　除此之外，张彪甘当奴仆，每日清晨手拿扫帚为皇帝扫地，皇帝在后来他作为普通人时写的回忆录中写道：“大概是表示自己一贯失忠之意。”
　　
　　忠心耿耿的张彪有机会报答皇帝对他的恩德，也赢得了遗老遗少、军阀政客们的赞许。曾任两江总督的张人俊，曾任军机大臣、兵部、户部尚书铁良、军阀将领张学良、储玉璞、李景林都盛邀张彪，甚至张作霖也邀请过张彪，应该是请他吃饭吧，对张彪大礼参拜。
　　
　　平静的张园，立刻熙熙攘攘。门口狭窄的鞍山道肯定也因为络绎不绝地方访客而更显拥挤。
　　
　　只是，有良心的忠臣张彪去世了，他的儿子做人就不那么厚道了，跟下岗皇帝算起房钱来。溥仪的回忆录里记了这么一段：“后来张彪死了，他的儿子拿出房东的面孔要房钱，我也嫌他的房子不好，于是又搬到了陆宗舆的‘静园’。”
　　
　　静园也在鞍山道，就在张园的斜对面。原来叫“乾园”。陆宗舆因五四运动的冲击，不得不下台寄居天津，在日本人庇护下担任了中华汇业银行总理、龙烟煤矿和铁矿公司督办，并于1921年建了乾园安家落户。
　　
　　1929年溥仪来到乾园，陆宗舆搬到了石山街[今宁夏路]居住。为了表示自己的政治抱负“静观变化，静观时机”，溥仪将乾园改称为静园，一直沿用至今。
　　
　　就从这里，溥仪离开了天津，到东北，跟皇帝舍下脸的张彪的儿子有了报应。没能如他忠诚的父亲那样体面地作为忠臣和张园的主人而留在历史里。
　　
　　溥仪走后，日本女特务川岛芳子[金璧辉]用停水、停电等手段驱逐了张家后人，强行以18万元底价购得张园，并将建了不到十几年的三层主楼拆除，重建起二层楼房，作为日本驻军司令部，令昔日张园面目全非。
　　
　　日本投降后，静园成了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的居所。
　　
　　张园、静园在国民党倒台后，住进了很多人，千奇百怪的产权。张园后来动迁成功，重新修缮，成为重要的旅游景点。
　　
　　只是，天津的旅游业并不发达，游客寥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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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国超和延安用的22支钢笔 [转帖]

　　　　马国超是著名民族英雄马本斋唯一的儿子。1938年出生在河北献县东辛庄,曾几次险遭日本鬼子杀害。6岁时去延安,解放初期,与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同窗于“八一”小学。大学毕业后参加了海军,曾任海军少将。
　　马国超的名字是父亲给起的。因当时日军打入中国,他不怕日本人,可他组织起抗日队伍时没枪没炮,甚至没有造炮用的铁,他自叹中国穷啊,何时能超过别的国家呢,于是他说:“这孩子就叫国超吧!”他多希望中国能超过别的国家呀!
　　马本斋组织领导的抗日队伍,屡屡重创日军,给日军沉重打击,也引起冀中军区司令部的重视。司令员吕正操,政委程子华派人来联络,马本斋欣然接受领导,率队编为回民支队,从此如虎添翼,打得日军的山本联队不敢出城。
　　山本恨透了他。一汉奸献计:马本斋有一爱子,把他儿子抓来不愁抓不住马本斋。山本听此妙计,第二天,日军和汉奸包围了东辛庄。此前,汉奸以卖杏为名骗识了马国超,可在本庄妇女保护下,硬是将马妻怀中的马国超换成别家孩子,使敌人诡计落空,但将马本斋的娘抓去了,逼她交出儿子,马老太宁死不屈,惨死在敌人酷刑下。冀中军区考虑马本斋家的安全,通过地下党组织将他家接到回民支队所在地,后因马本斋“砍头疮”逝世,回民支队奉命开往延安,组织决定:将马本斋家属护送到延安,姐姐由一批人护送,国超和娘由一批人护送。
　　按北上计划,由石家庄上火车,坐车至太原,然后步行越太行山到延安。到了石家庄,地下党组织将他们安顿在一家旅馆里,组织上一边设法搞火车票和通行证,一边派人送来通知:由于延安领导机关缺笔用,设法买20支钢笔带到延安。
　　马本斋之妻淑芳欣然领命,对大家说:“咱们上街转转,一定把笔买到。”于是四人一起来到大街上,街面上,摊点店铺不少,但一队队沿街行走的日军和伪军,街面充满白色恐怖。
　　马国超牵着妈妈的手走着,心里始终惦记买笔的事,一双眼睛什么也不注意看,专瞧那街两边店铺里有没有笔,突然他扯着妈妈的手,轻声喊道:“笔!娘,那儿有钢笔!”众人循声一看,果然一家铺子的柜台上摆着钢笔。于是大家走进铺子里,妈妈从胳膊的小包里掏出钱,买了20支钢笔,还剩一些零钱想给儿子买个玩具,可国超扯扯妈妈的手说:“娘,别买玩具了,再买两支钢笔吧!”妈妈默默应允又买了两支。
　　店铺主人见识多,看出名堂,四下看看,低声地说:“你们是外地人吧?大概不知道,日本人对这玩艺挺敏感,你们一下子带这么多,他们要发现了,可就坏了,你们千万要小心啊!”
　　淑芳谢过铺子主人,便告辞出来,谁还有心思逛大街,匆匆地回到旅馆,淑芳从包里掏出钢笔,琢磨怎么带上火车:咱们是得小心点,要是让敌人查出来,就是不扣人,把笔扣了,咱们这个任务就完成不了!

　　“管家”说:“把笔给我带着吧,查出来就说我回去记账用的。”
　　“保镖”连连摇头:“不行不行,你记账哪用得着这么多笔,一辈子也用不完啊!日本人可不是笨蛋啊!”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在一旁的国超闪着一双大眼睛,瞅瞅这个又瞅瞅那个,见大人不吭声了,极为难的样子,便插话道:“你们怎么就不想想俺呢?你们没看见,在路上那几回搜查时,他们查过俺吗?”
　　一句话提醒了大家,淑芳把国超里边衣服撕开,把22支钢笔排在里面缝上,不过淑芳还是不放心,左叮嘱右嘱咐,国超说:“娘,俺知道,放心吧,娘。”
　　时年国超6岁。在火车上,人很多,百姓们大多没有座,国超跟大人们站在过道里,久了,有些支持不住。“保镖”见里面一张大座上就坐一个日本女人,思忖一下,捅捅国超:“去,到那儿去坐!”,起初,国超不想去坐,后来累得实在受不了,就硬着头皮去坐了,他一坐下,那日本女人见是个中国男孩,就笑了一下,往里挪挪身子,让他坐稳当些。
　　国超刚才一直没敢看她,这会儿见她主动让座,心里感激,情不自禁地扭脸看看她,这一看,他吓一跳,是日本娘们,这种打扮的女人他在老家县城见过。他最恨日本人,那时他以为只要姓“日”的,都是杀人魔鬼。因此,他不由自主地往外挪挪屁股,生怕挨着她,挪得太多屁股悬空,火车一晃,险些跌倒。日本女人见了,急忙伸出胳膊揽住他,操着生硬的中国话说:“你的坐好啊,火车的晃啊!”
　　尽管她说话的声音很好听,国超心里还是厌恶她,特别是他被揽在怀里,身体挨紧了,正好那排钢笔挨着她,他心里很着急。这时,他又闻到女人身上充满香气,又见她衣服亮光光的,心想她一定怕脏,就使劲憋出一些鼻涕,装作不在乎的样子,头一晃顺势把鼻涕全蹭在女人漂亮的衣服上,这一招很灵,那日本女人没说什么,但不再用胳膊揽他了。
　　国超他们坐火车来到太原,改为步行,辗转走了个把月,终于看到了延安的宝塔……延安接待处的人来安排他们时,把国超扶在一匹马背上,他在马背上坐着坐着,忽然动起来,弄得衣服“窣窣”作响,接待处的干部说:“坐稳,小八路,当心摔下来!”而他仍在动,妈妈说:“国超你干嘛呀?”国超把衣服撕开了,露出那排钢笔说:“俺想把钢笔拿出来,快给毛主席他们送去呗!”接待处的干部见了,非常激动说:“可真是,中央领导正需要这些钢笔呢!”他们将这些蕴含国超一个多月体温的22支钢笔送到党中央机关时,毛泽东主席听了,十分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