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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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稼祥的三次婚恋 [转帖]

　　　王稼祥一生经历三次婚恋:第一次是1925年,在父母的包办下,他和他的小学英语老师查文梅的女儿查瑞香结婚。这次婚姻持续了不到一年,因查瑞香产后病逝而结束。第二次是在1928年,21岁的王稼祥留学苏联莫斯科期间,与一个苏联姑娘结婚。这次婚姻因感情不合而分道扬镳,持续时间仅仅一年。第三次是1939年,王稼祥在革命圣地延安和朱仲丽结婚。这次婚姻对双方来说都是完美的。本文以王稼祥的三次婚恋为基础,来展示王稼祥伟大的人格。

　　苦涩的包办婚姻

　　王稼祥1906年出生在安徽省泾县的一个偏僻的山村——厚岸村。泾县境内重峦叠嶂,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倾斜,三起三伏,素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说法。王稼祥的父亲王承祖,是一个小商人,在南陵县(泾县的邻县)戈江镇经营当铺和油坊。他的母亲查端是一个农村妇女,在厚岸老家守候着10几间房子和30亩田地。王稼祥上有两个姐姐:大姐王招德、二姐王珍玉。1913年,王稼祥7岁,在外做生意的父亲匆匆从南陵县戈江镇赶回老家,安排、落实儿子上学的事情。1913—1919年,王稼祥就读于厚岸村由其堂叔王惠州开办的柳溪小学。1919年王稼祥小学毕业,由于泾县境内没有一所初级中学,要升学必须到外县就读。王承祖觉得儿子太小,生活上还缺乏自理能力,便没有让他上中学,而是将他送到村里私塾又学了两年,两年后进入南陵乐育中学。1924年,王稼祥以优异的成绩,进入芜湖圣雅各中学的高中部。也就是这一年,王稼祥的父亲为了拴着儿子,采取当地的传统方式,张罗着为王稼祥订亲成家。王稼祥这年18岁。
　　促使王承祖过早地让儿子结婚的原因,除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传统的思想外,更重要的是他原本认为,儿子既然已经到芜湖读高中了,就应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不过问社会政治,而王稼祥却偏偏热衷于社会政治,并参加和领导了芜湖反对帝国主义教会愚化教育的学潮,而且是领导人物之一。王承祖不得不下决心给儿子娶个媳妇,拴住日益难以管教的儿子。正在这时,另一个人——王稼祥在柳溪小学的英语老师查文梅正托人给王承祖捎信:想把自己的女儿查瑞香嫁给王稼祥。
　　查瑞香比王稼祥大两岁。查文梅虽然是英语老师,有些开明思想,但在家庭和子女教育问题上,却是传统、落后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在他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因此,虽然他是老师,但从不提倡女子上学,其中也包括自己女儿。查瑞香从小没有上学读书,自然也没有什么文化了。即使如此,查文梅却把女儿看作是自己培养的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女子,很想把她许配给一个自己认为合适的人家。对学生王稼祥的喜爱,使他自然而然地把两者联系到一起,极力凑合自己的学生和自己女儿的婚姻。
　　王承祖和查文梅,一个经商,一个教书,虽然两个人的身份大相径庭,但在儿女的婚姻问题上,两人的想法竟没有丝毫的区别。当查文梅把想把女儿许配给王稼祥的想法告诉王承祖时,王承祖正求之不得,两人一拍即合。两人很快定下了这门婚事,而王稼祥竟一无所知。1924年寒假,在芜湖圣雅各中学高中部读书的王稼祥回到了家乡,父亲把为他订亲的消息告诉了他,他感到非常惊奇,也感到非常突然。这时的王稼祥已经开始接触了一些进步思想,渴求知识、追求真理的欲望非常强烈,对于自己的婚姻大事还根本没有考虑,而且他一直对“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封建包办婚姻深恶痛绝。不幸的是,这样的事情竟然落到了他的头上。王稼祥强烈反对这门婚事,他对父亲说:“我现在正处在上学读书的好时光,婚姻之事可以过一段时间再考虑。再说,自己的婚姻应当自己去寻找,没有必要由你们来包办。你们在我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定下了这门亲事,未免也太不了解我的心情了。既然你们要求我受更多的教育,为什么又要早早地决定我的婚姻大事呢?”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一个18岁的青年敢于对父亲说这样的话,敢于说出自己的想法,已是实在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一向礼貌又有孝心的王稼祥要不是被逼急了,是不会这样跟父亲说话的。父亲专断地说:“这件事情已经定下来了,没有什么再好说的了,退亲是绝对不可能的。”父亲态度坚决,做事果断,定下来的事情决不会改变,几十年的经历形成了他这种封建家长制式的做事风格。而且在对儿子的婚姻大事上,他认为自己有发言权,更容不得儿子有任何违背父亲言行的地方。
　　1925年寒假,从芜湖回家的王稼祥发现自己家里已经张灯结彩,一切俱备,只等他的归来了。一切的反抗都是徒劳,也只好和没有一点爱情可言的比自己大两岁的查老师之女结婚了。新郎、新娘之间的兴趣、爱好、志向差异太大,无共同语言,因而也根本无法沟通。新郎思想上苦恼,新娘也感到委屈,两人都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面对既成事实的婚姻,新郎不安于现状,还在竭力反抗,而新娘却甘愿如此,默默忍受。寒假没有过完,王稼祥就离开家回到了学校。王稼祥对这次婚姻带来的痛苦难以言状,他在给同村的小学同学王柳华的信中写到:“没有恋爱的婚姻,是痛苦的,罪恶的。我们的结婚,那必定要以爱情为基础。我们感觉婚姻痛苦的原因,就是没有恋爱。”“人有恋爱的本能,谁不希望去满足呢?我又何尝不想尝一尝恋爱的滋味,享一享男女的快乐呢?可是,环境不许,怎么奈何呢?算了吧!不想恋爱的幸福,不去组织家庭,只把我的全力,置身于社会革命。唉!革命是我终生的寄托。”

　　1925年5月,王稼祥因参加安徽芜湖的非基督教运动而被学校开除,同年8月来到上海大学附中高中部学习,同年10月底,他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踏上了去苏联留学的道路,从此成了一位职业革命家。他的妻子查瑞香在这一年的10月20日生下了他们惟一的儿子王命先。产后的查瑞香因精神抑郁,不久得病而匆匆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年仅21岁。

　　异国的短暂结合

　　1925年11月22日,王稼祥来到了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开始了他长达六年的留学和工作生涯。他首先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革命理论。中山大学是为了纪念孙中山而建立的,它主要为各国****培养革命理论和政治干部。它采取小班上课,由于英语好,王稼祥被分到了英语班上课,和他同班的有张闻天、沈泽民、吴亮华等11人。由于自己的勤奋,王稼祥的学习成绩非常优秀,加上中山大学的推荐,1928年,王稼祥考入了红色教授学院,开始了他在异国的教学生涯。在这里王稼祥也迎来了他的异国爱情。
　　王稼祥治学严谨、理论深厚,聪明而不自傲,待人处事礼貌又有学者风度,加上他年轻、英俊、潇洒,很自然地受到了周围同学、同事的关注。他在担任中山大学团支部书记时,一位苏联姑娘在学校团的支部局做技术秘书工作,因为工作关系与王稼祥接触,感觉到这位中国革命青年既温和文雅,又才华横溢,便萌生爱慕之情,有事没事总是主动找王稼祥闲聊,还经常约王稼祥到附近公园散步、聊天,频频向王稼祥发起爱情攻势。这时候王稼祥早已从王柳华的来信中知道自己的妻子查瑞香已经去世,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也逐步从第一次封建的包办婚姻中解脱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他对这位苏联姑娘的爱情攻势没有拒绝,也没有立刻答应,只想借此机会,尝试着自由恋爱,在恋爱中认识和了解对方。
　　这位苏联姑娘出生在苏联乌克兰的一个小城市里,父亲是一名从事作坊式生产的小工业主。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这种身份不属于革命阶级。革命以后,这位苏联姑娘随着革命大潮来到莫斯科,随后参加了共青团。中山大学成立后,她经推荐到校团支部做技术工作。她除了乌克兰小城和莫斯科外,从未去过更多的地方,参加革命工作的初衷也只是凭着一股激情和冲动。周围的环境红旗飘飘,她自然地卷入这红色海洋中。她对俄国革命的意义了解不多,只朦胧地认为革命就是“一切共有”,就是过上与革命前的富人一样的生活。当她看到一批又一批外国青年学生和革命者来到苏联,聚集于莫斯科,学习苏联的革命经验时,她很自豪,认为这是苏联人的骄傲。她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异国革命者来莫斯科学习、研究革命理论,将来回到自己的国家后必然是本国革命的栋梁之材,是一批“领袖群”,找个这样的丈夫,嫁给一个外国革命家,不仅是献身“世界革命”,而且可以使自己摆脱默默无闻、平平淡淡的一生,一举成为“领袖人物的夫人”。她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于是在她的猛烈进攻之下,性格随和又憧憬自由恋爱的王稼祥无法拒绝对方的热恋。1928年秋,他们在周围同志和朋友的热心撮合下,终于在红色教授学院的宿舍里结合了。

　　王稼祥和这个苏联姑娘结婚不久,就发现两人在性格、爱好、习惯上大相径庭。王稼祥性格内向,做事稳妥、行为稳健、思维敏捷,而女方生性好动,做事毛糙,又任性不羁,真是一个爱静,一个爱动。王稼祥既要上课又要教课,又要研究课题,而妻子除了上班之外,回到宿舍就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不论什么事情都要议论一番,还经常要王稼祥放下手中活,听她说东道西,论这论那,要王稼祥陪她出去游玩,或是在家陪同来客。王稼祥生性不会应酬,也不愿为此浪费时间,更不会背后评论他人。两人在生活习惯和为人处事方面开始产生矛盾。
　　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和汪精卫在1927年在国内相继叛变革命,大批的中国****党员被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中国到处是白色恐怖。所有这些在苏联引起了极大震动,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已经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了,一股“中国革命已经失败”的情绪在苏共内部弥漫,并在苏联社会广泛传播,导致了对中国革命的精神支持和舆论宣传遽然减弱。“中国革命的失败破坏了世界革命的高潮”的鼓噪声开始不绝于耳。中国不再是人们议论的话题,一些苏联人甚至认为“中国革命已不可挽回”。这位苏联姑娘自然而然地受到了这种变化了的社会舆论的影响,她的嫁给一个外国革命家,不仅是献身“世界革命”,而且可以使自己摆脱默默无闻、平平淡淡的一生,一举成为“领袖人物的夫人”,一举两得的理想就要落空了;中国革命既然已经失败了,嫁给一个革命不可能成功的国家的革命者,在她的眼里绝对是个失误,于是她在思想认识上和王稼祥产生了巨大的隔阂。
　　1929年上半年,女方的父亲被当地政府定为小工业主,被剥夺了选举权。王稼祥听说后,督促女方把这件事向共青团组织汇报,以使组织对她的家庭情况有所了解。可是女方大为恼火,认为一个外国人管到了苏联人的内部事务,是干涉太多了,是多管闲事。王稼祥仍然对她晓之以理,劝她对组织要忠诚、坦率,要甩掉小资产阶级的个人私欲,并驳斥了她的民族沙文主义言论。但这些更加引起了女方的强烈不满。1929年秋,王稼祥终于和女方分手了。他在红色教授学院另要了一间房子寄宿,原来的房子让给难以分到房子的女方,并把房间里的东西留给了女方。

　　幸福的革命伴侣

　　1939年3月5日,农历元宵节,33岁的王稼祥和24岁的湘妹子朱仲丽在延安喜结良缘。这是王稼祥的第三次婚姻,也是他一生中最美满的一次婚姻。两人互勉互励,相敬如宾。在延安,在苏联,在战火纷飞的战斗岁月中以及在解放后的蹉跎岁月里,他们都成为人们羡慕的模范夫妻。
　　在1938年11月中共六中全会闭幕那天的会餐结束后,毛泽东、王稼祥等中央领导人漫步走出餐厅,迎面飘来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毛泽东和她热情打招呼,交谈了几句后,毛泽东转身对王稼祥说:“稼祥同志,来,你们认识一下。”接着他指着朱仲丽对王稼祥说:“这是我的小老乡朱仲丽同志,她是我们的保健医生,边区医院的外科大夫,我们这些人都归她管,你以后也要同她打交道的。”毛泽东幽默、诙谐的介绍,把王稼祥和朱仲丽都逗乐了。王稼祥热情而礼貌地同朱仲丽握手。朱仲丽抢先说:“首长,您好!”王稼祥说:“我叫王稼祥,认识你很高兴,小朱同志。”这是王稼祥和朱仲丽认识的开始。

　　朱仲丽是湖南长沙人,1915年出身于书香门第,是明朝皇帝朱元璋的后代。她的父亲朱剑凡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爱国者和革命家。具有激进民主主义和革命思想的朱剑凡,在五四运动前后和大革命期间,就曾和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李富春等中国****内的革命家共同从事革命运动,以后又结识了刘少奇、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李立三等革命家。朱剑凡在清朝还没有灭亡之前曾举家创办周南女校,许多女革命家都曾经在那里学习过,如向警予、杨开慧、蔡畅和丁玲等人都曾是他的学生。大革命失败以后,朱剑凡一如既往地从事党的革命事业,直到1932年病逝,可以说他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朱剑凡不仅自己从事革命事业,而且他的八个子女在他的影响和教育下都参加了中国****领导的革命事业,有的还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朱仲丽也是在父亲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的。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她跟随从事革命的父母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一会儿武汉,一会儿上海,作为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子,已经开始为党工作了。由于从事革命活动,1932年11月13日,她、姐姐朱仲芷(肖劲光的妻子)和李英(邓中夏的妻子)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由于自己的机智勇敢才没有暴露身份,最后交保释放。1936年,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上海东南医学院,1937年底,历尽艰险来到延安,被分到陕甘宁边区医院做外科医生,这时候她已经有十几年革命经历了。
　　王稼祥在1930年从苏联留学归来,先在上海工作,1931年来中央苏区,开始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934年在庆祝红一方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时,在江西乐安县谷岗村由于国民党飞机的轰炸,而腹部受了重伤,由于当时医疗条件的限制,一直得不到很好的治疗;他带着重伤以惊人的毅力走完了长征;1937年病情恶化,才在当时的卫生部长贺诚的陪同下到苏联治疗腹伤;他在苏联一边治疗,一边工作,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在1938年3月回到延安,开始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务,协助毛泽东处理党和红军的各种事务。
　　王稼祥从苏联回国以后,中央的一些同志很关心他,希望他能找一个合适的伴侣。毛泽东就非常关心王稼祥的个人生活。根据朱仲丽在《艳阳照我》中记述:有一次,中央领导同志在毛泽东那里开会,会后毛泽东留下王稼祥商量一件重要的事情,商量完后,毛泽东看看王稼祥,用浓重的湘潭口音说:“稼祥,你的身体已经很健康了,以后总得有个伴侣,听说不少同志为你做媒,你为何没有中意的呀?是不是下决心当一辈子和尚?”王稼祥没有正面回答毛泽东的问话,只是答道:“谢谢主席的关心。”还有一次,王稼祥在毛泽东那里谈完工作,毛泽东又对他说:“你今年才30出头,古人曰:‘三十而立’,你是仿古;但古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还是没有仿古。”王稼祥心里明白,毛泽东是在关心他,希望他能尽快找到一个合适称心的妻子呀!
　　可是,王稼祥两次不幸的婚姻对他打击太大,创伤太深,久久不能抹去。年轻时候他吃够包办婚姻的痛苦,心灵上的烙印太深了;到苏联留学以后,本想找一个合适的伴侣,却又因感情不合而分手。这一“土”一“洋”的两次婚姻悲剧,令他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使自己从婚姻中解脱出来,加上延安工作繁忙,环境和生活比较安定,但工作上需要思考、处理的问题太多,所以有人为他个人的婚姻操心时,他一般都婉言拒绝了。
　　延安时期,中**内有个规定,党员必须严肃谨慎地对待自己的个人问题,包括婚姻大事,必须向组织汇报,经组织批准方可结婚。对于党内干部就更是如此了。王稼祥的组织观念非常强,他也在考虑、思量:包括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在关心自己的个人问题,如果再一味地拒绝,是不是合适呢?家乡的妻子早就去世,和苏联的妻子分手已近十年了,自己孑然一身,也总不是办法。再说,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伴侣共同生活,不仅不会影响工作,而且使自己的工作更有效率,生活更加愉快。他经过长久的思考,心里暗暗地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和关心,虽然他表面上没有显示出来,但他已下定决心找一个合心的、有共同理想和情操的“意中人”。
　　毛泽东那次看似无意实是有意将朱仲丽介绍给他之后,他对朱仲丽产生了很深的印象。因为朱仲丽经常为边区的领导人看病,做保健工作,和王稼祥的接触也渐渐多了起来。王稼祥从间接的渠道了解到朱仲丽的家世、学识修养、道德操守后,对朱仲丽的好感和感情已经潜滋暗长了。
　　事也凑巧,朱仲丽的姐夫肖劲光是当时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的司令员,她的姐姐朱仲芷也在延安,而且王稼祥还是肖劲光的救命恩人。1934年1月,由于肖劲光没有执行“左”倾军事路线而被执行王明“左”倾军事路线的博古、李德等人“判处死刑”,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冒险犯难,坚决不同意对肖劲光处以极刑,从而保护了肖劲光。肖劲光对救命之恩终生难忘。他从毛泽东幽默地将朱仲丽介绍给王稼祥的事情中领悟到:这不正是一个合适的伴侣吗?他对王稼祥太熟悉了,多年的老战友、老同事,王稼祥的人品、学识、道德操守等一切都无可挑剔。这时的姐夫和姐姐开始做媒人了,肖劲光开始在朱仲丽的面前经常说起王稼祥,说他的家世、为人,渊博的学识、工作能力、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等等;另外作为领导人的保健医生的朱仲丽在和王稼祥的接触中也逐步对他有了详细的了解,她认为王稼祥是一个值得敬爱的人,他不但学识渊博、有风度和有修养,而且还是一个革命家。
　　他们经过长时间接触,从相识到相恋,终于在1939年3月5日,元宵节这天结合了。这一天,正好是星期天,王稼祥叫厨师准备了两桌菜,在自己的住所举行了非常简朴的结婚仪式。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都来贺喜。这天毛泽东特别高兴,新郎王稼祥是自己出生**的战友,新娘朱仲丽是他的小老乡,一对新人的结合也有他一份功劳,他高兴地对朱仲丽说:“当年在长沙,第一次见你,还是个小娃娃呀!真快,现在当新娘子了呀!”毛泽东诙谐的话,让在场的所有的人笑弯了腰。
　　王稼祥通过两次不幸的婚姻之后,终于找到了自己两情相悦的伴侣,是共同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使他们走到了一起。此后,不管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的建设时期,他们都相濡以沫,共同谱写爱情的篇章。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王稼祥成了“三和一灭”修正主义的头子,受尽了折磨和虐待。每次批斗王稼祥时,朱仲丽都自己主动要求和王稼祥一起去,她知道王稼祥的身体状况,她害怕他在批斗中有个三长两短。1974年王稼祥在“文化大革命”中含恨去世。王稼祥去世后,朱仲丽放下了“手术刀”,拿起笔,成为了一名作家。她的主要作品有《春霞润我》、《艳阳照我》、《王稼祥夫人:朱仲丽自传三部曲》等等。朱仲丽现在生活在北京,已近90岁高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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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恶而又淫荡的一生:历史上甘做妓女的皇太后[转帖]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为妓虽是亡国之后的事，但“为后不如为娼”的感慨，仍不免叫人喷饭！
　　
　　我国历史上的皇后、皇太后很多，但像南北朝时期北齐胡太后这样荒淫无度、寡廉少耻、竟然以做妓女为乐的皇太后实属罕见。
　　
　　胡太后是北齐安定郡(治所在高平，今宁夏固原)人，其父姓胡名延，母亲姓芦。天保(北齐文宣帝高洋的年号，公元550年——559年)初年，长相出众的胡氏在朝廷选美中被选为长广王妃。公元561年，武成皇帝高湛继承了北齐的皇位后，将长广王妃胡氏册立为皇后。
　　
　　胡氏虽然贵为皇后但却并不得宠，因为武成皇帝宠爱的人是嫂子李祖娥，武成皇帝因此常常留宿在昭信宫，而将胡皇后冷落在一边。生性淫荡的胡皇后耐不住寂寞，竟然与宫中“诸阉人亵狎”。当时，武成皇帝最亲信的大臣是给事中和士开。因此经常出入武成皇帝身边的和士开很快便引起了胡皇后的注意，她开始频频向和士开抛媚眼。和士开为了巩固自己在朝中的地位，自然非常乐意与胡皇后亲近。两人因此一拍即合，很快便勾搭成奸。
　　
　　野心勃勃的和士开有了胡皇后这个靠山之后开始不满足于“亲信”的地位。为此，和士开劝武成皇帝传位给胡太后的儿子、太子高纬，自己做一个耳根清静的太上皇，这样便可以无牵无挂地享乐。昏庸无能的武成皇帝采纳了和士开的建议，于公元564年让位给太子高纬。从此深居简出，尽情享乐。三年后，武成皇帝高湛终因酒色过度而亡。
　　
　　太子高纬继承皇位后，尊母亲胡皇后为皇太后，胡太后和和士开的奸情没有了障碍，更加肆无忌惮，朝廷内外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许多正直的大臣对此极为不满，纷纷上奏皇帝高纬，要求处死和士开。年少昏庸的后主高纬惧怕得罪母亲胡太后，只好忍气吞声，不敢采取任何行动。和士开乘机重用亲信，排除异己，一时权倾朝野，地位显赫，被皇帝高纬封为淮阳王，成了北齐王朝里的大红人。
　　
　　和士开自以为有了胡太后这张王牌便可以横行天下，畅通无阻，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张谋杀他的大网正悄悄朝他撒来。原来，皇帝高纬的弟弟、琅琊王高俨早就恨透了和士开。高俨知道胡太后的妹夫冯子琮与和士开一向不好，遂与冯子琮密谋，在和士开上朝的路上，派心腹杀了和士开。
　　
　　和士开死后，难耐寂寞的胡太后借拜佛之名，经常出入寺院，很快又与寺院里的昙献和尚勾搭成奸。两人一开始仅仅在寺院里的禅房里幽会，后来胡太后竟然以“讲经”为名将昙献和尚请到武成皇帝生前经常居住的内殿里，“日夜与昙献寝处”。
　　
　　胡太后与昙献的奸情犹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连寺院里的和尚们也暗地里将昙献和尚“谓之为太上者”。只有皇帝高纬还蒙在鼓里。有一天，高纬入宫给母亲胡太后请安，发现胡太后身边站着两名新来的女尼姑长得眉清目秀，非常漂亮，心中顿生爱慕之情。从母亲房间出来后，他当即下诏令两名漂亮的女尼进宫“侍寝”。当天晚上，两名女尼姑被带到高纬的寝宫后，高纬欲和她们行鱼水之欢，没想到女尼姑竟然死不相从。高纬大怒，命人强行将她们的衣服扒光，这才发现“宫女”原来是辗转男扮女装的年轻和尚。
　　
　　原来这两名“宫女”是昙献手下的小和尚，因为长得漂亮而被胡太后看中。胡太后欲把他们带回宫中淫乐，又怕儿子高纬知道，为掩人耳目遂将两名小和尚乔装打扮成女尼姑的模样带进宫中。高纬不明就里，强行将他们带回自己的寝宫，从而将母亲胡太后的奸情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高纬明白了母后的秽行后，恼羞成怒。第二天，他下令严查两名小僧的来历，结果将昙献和尚也挖了出来。事情****大白后，高纬下令将昙献和尚和两名小僧全部斩首，将母亲胡太后迁居北宫，幽禁起来，并下令“内外侍者一律不得与太后相见”。追查中，高纬还发现元山王等地方官吏“皆太后之所昵也，遂下令一并诛杀。
　　
　　公元577年，北周一举灭了腐败的北齐王朝，胡太后因此重新获得了自由。当时，胡太后年龄不过40岁，虽然徐娘半老，但风韵犹存。失去了皇太后地位而又十分淫荡的胡太后竟然和她的儿媳妇——齐后主高纬，年仅20多岁、正是风华正茂的皇后穆邪利(小字黄花)一起在北周的首都长安闹市区里沦落成妓女，消息传开后，长安人士争相前往，一时盛况空前。恬不知耻的胡太后竟然兴奋地对儿媳妇穆皇后说：“为后不如为娼更有乐趣。”
　　
　　隋文帝开皇年间(公元518年——600年)，胡太后病死在长安，结束了她那丑恶而又淫荡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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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文学才能[转帖]

　　　蒋介石早年留传下来的诗歌不多，民族诗坛1940年6月号中有蒋介石的一首《咏竹》断句： “一望山多竹，能生夏日寒。”这两句诗作于1898年，时蒋13岁。

　　这篇文章也许能让我们对蒋介石的认识更为全面。

　　说起在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中有许多重要人物的诗文造诣很高，人们对此并不否认，若说蒋介石也有文学方面的天赋，恐怕很多人会觉得很诧异。原来人们熟悉的蒋介石是：他有政治手腕，他有军事才干，他喜欢独断专行，而他在文学方面的表现好像从未听人说过。一般人的揣测，以为以他威望之高、地位之尊、仪容之肃、事务之繁，他一定是缺乏风趣的。但这种揣测是毕竟大错了；据邓雪冰先生说：蒋介石在青少年时期特别喜爱诗歌，爱好音乐，爱好山水。少年时最爱唱岳飞作的《满江红》，有时自己也写词作歌。

　　据说蒋介石一生留下的作品颇多，但我们能见到的并不多。就是从所见不多的他的著作中，也能窥见到他在文学方面的才能。下面从诗、文、书札、演讲四个方面举一些例子来领略一下他在文学方面的特长。

　　　　关于诗歌，在国民党的著宿中，能手实在太多。如孙中山先生有哭刘道一的“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一诗，传诵甚广。蒋介石早年留传下来的诗歌不多，其发表的诗歌最早见于卢翼野先生主编的民族诗坛1940年6月号，其中有蒋介石的一首《咏竹》断句：

　　一望山多竹，能生夏日寒。

　　这两句诗作于1898年，时13岁，论诗的技巧，上句清顺，下旬奇突。他能从丛竹的绿荫深处，想到骄阳的遮蔽，更想到能生出夏日的清凉，髫龄时有此造诣，实在难得。

　　他在赠给友人单纵的照片上题诗曰：

　　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

　　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这首诗作于1906年，时21岁，看诗中的语意，是在日本求学时代，这二十八字中，充满蓬勃坚忍之气，显示出少年时代的豪情壮志，自非常人之手笔。

　　他还有一首写雪窦山的诗：

　　雪山名胜擅东南，不到三潭不见奇。

　　我与山林盟在夙，功成身退莫迟迟。

　　这首诗作于1920年，时35岁，是闲居故乡韬养时所作。前两句点出雪窦山名噪东南的事实及其奇山异水之所在，末二句表达了他的极爱山水之情，希望将来功成名就之后就归隐山林、寄情山水。这到底是诗人的矫情，还是真实感情的流露?古人功成身退的典范他渴望效仿，而尘世中的名利权势则更有魅力。何去从，历史已作出了回答。

　　
　　再谈到文。蒋介石的著作如：《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五十生辰感言》《西安半月记》等都是叙事生动、情文并茂、使人动容的不凡之作，然已为许多人所知晓，不必再加介绍。其余如告国民书、告友邦书等等，冗长不便摘录。这里所选择的，是偏于文学性质的一篇代表作——《武岭乐亭记》：

　　武岭突起于剡溪九曲之口，独立于四明群峰之表，作中流之砥柱，为万山之景仰，不偏不倚，望之岿然。其独以武岭名者，殆取其义于武德，即其地以况其所居之人耶?岭之上古木参天，危岩矗立，其下有溪，溪水潆洄，游鱼可数，牧童渔父，倘得其间，乐且无穷，其幽静雅逸之景象，窃叹世外桃源无事他求矣。而隔溪之绿竹与岭上之苍松，倒影水心，澄澈皎洁，无异写真，其有岁寒君子之逸致乎?旧有榭阁，名曰文昌，规模狭陋，无足以资游瞻者。甲子春，余还里扫墓，见其栋楹斜欹，行将就圮，乃勘绘图，亟思有以改造之。我兄锡侯欣然赞焉，爰董其事，命匠鸠工，建亭三楹，落成之日，属余名之。余以其位在山水之间，凡远方同志来游者，莫不徘徊依恋而不忍舍，盖无间乎仁与智，皆有乐于此也，乃取其义而名之日乐亭。甚愿吾乡同志，朝夕游乐，顾其名而思其义，因观感而有所兴起，卓然以自立也，庶不负今日改造斯亭区区之意也夫!

　　此文写武岭风光之明媚，字字生动，又字字简洁，读来朗朗上口，回味无穷。写景状物，细致入微，使人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字里行间，蕴透出作者的兴趣和向往，一如晚明袁中郎诸名手作品，而其意义则又不同袁氏诸人之一味悠闲。

　　再次说到书札。蒋介石的上总理书，以及致各友好同僚书，多半是论政治，论军事，极少闲字与闲话，比较有文学性的只有与黄膺先生一书。书中写道：

　　接诵手教，怆念无穷，昨复电至中段，凄然泪下，未知兄又作如何感想耶?民国存亡，全在中师一人。英兄为民国而死，亦为中师而死。英兄不死，中师至今，或不至卧病京中。时势所趋，而使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言之殊感痛心。今弟既不能随中师北上，英兄亦不能复生以事中师。中师走京，当非偶然，而兄自不能不以英兄与弟事中师者事之也。兄与弟如果能以英兄之心为心，则英兄诚不死。而其目瞑矣。粤中纷乱，日甚一日，要想于纷乱中理出一个头绪来，恐非朝夕所能为力。然粤治之时即国治之日，此时要知治国非难，治粤为难，望兄在京以全力事中师，使弟在粤专心灭贼，或能副吾兄之望也。余无他言，只问何时入党，共仗安危而矣。翘首北望，神驰何似!伏惟心照不宣。

　　读了这封信，可以看到蒋介石事师交友之道和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他的忧思和抱负，至其文字之流畅，感情之真挚，犹其余事。

　　　最后说他的演讲：蒋介石一生所作的演讲十分浩瀚，其中名篇佳作不乏其例，下面要介绍的一篇，从题目就可看见其浓浓的文学气息。那是在1935年9月13日的晚上，他在峨嵋军训团中秋赏月会上所作的一篇演讲《风清月朗忆峨嵋》。

　　在演讲中，他对当时所见的景状作了如下的描绘：“秋高气爽的时节”，“清光如镜的良宵”，“月亮的圆满无缺”，“清朗的月光”，等等，仅用为数不多的几个短语就将当时的时令、夜晚、月亮、月光等描绘得如此的精到、贴切，有画龙点睛之感，可见其用词的高超和达意的准确。

　　在这佳节良宵里，他同峨嵋军训团军官一道，在此胜地团聚作赏月之会，面对当空的皓月，他思绪翻滚，感慨万端，他说：“月之明晦无常，人之聚散不定，要想如此赏月，能有几回!”

　　接着说：“我们在此难得欢娱之际，大家要想到我们国家正在危急存亡之时，祖宗所交给我们的大好河山，现在残破不全；早不如今夜月亮的圆满无缺!再要想到我们的同胞多在痛苦中呻吟；几千万同胞在人家铁蹄蹂躏之下做奴隶牛马!”

　　随后他说：“我们大家当此国家日益危亡民众水深火热的时候，应如何痛自贬责，益思所以克尽救国救民与爱护部下之责任，以报答我们国家和一般民众，使我们的国家得以金瓯无缺，如今夜的月光一样圆满，使我们的同胞得以安居乐业，享受平等的幸福。”

　　接下来，他的话锋一转，说道：“我们赏月就是欣赏自然，……无论日光云雾、电雷风雨、山川草木，鸟兽虫鱼等自然界一切的东西，无不具有伟大深刻的感动力——种真挚的生动而自然的美妙之处，可供我们无尽的欣赏，启吾人悠然的深思，直接调畅身心，涵养性灵；间接就可以增进品德，开发智慧；而且多与自然界接触，还可藉以锻炼体魄，涵养精神。”

　　“我们人生在自然界中，除欣赏自然外更要征服自然，利用自然”。“从征服自然的努力中来欣赏自然，在欣赏自然的情绪中来发掘自然的秘密，增进自然的利用。”

　　“现在外国一般军人以及知识界的人，无时不在欣赏自然征服自然和利用自然的努力中，凡是愈能征服自然利用自然的国家，就愈创造文明，愈能增进富强……”

　　　　在演讲中蒋介石由月亮的阴晴圆缺想到了人间的聚散不定，由与大家团聚游乐想到了国家的危亡与民众的水深火热，由月光的圆满想到了祖国的“金瓯缺”，由欣赏月光想到了欣赏自然和征服自然，这些联想的翩翩展现既体现了演讲者此时思绪的无尽翻腾，又体现了在国弱民穷外受其侮的环境下他内心的惆怅，同时也展现了他心中未来的希望与期盼。

　　上面几段不同体裁的文字中，渗透着浓厚的文学气息，由此可以领略到蒋介石的文学才能，也能从中窥见到他在其时其地的内心世界和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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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承金制--四等人制度的始祖：金朝“五等人”[转帖]

八十年代初,有人根据赵子砥《燕云录》的记载，首次提出金朝存在着五个民族等级，即女真、渤海、契丹及奚、汉人、南人。这一说法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定反响。但我以为，以上五个民族等级并不能正确地反映金代民族政策的全部内容，对金代各民族的不平等地位需要加以具体的分析。与元代相参照，金代的民族等级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金代的五个民族等级并非法定的。在元代文献中虽然也找不到划分民族等级的明确记载，但从《元典章》、《通制条格》等书中所载有关敕旨条令来看，当时对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都有不同的规定，因此可以认为元代的四等人制是法定的。而金代的情形则大不相同，金代文献中并没有相关的法令性规定，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金代民族等级的情况乃是由南宋人总结出来的。

第二，金代的五个民族等级只能代表一个时期内的民族政策。我们知道，元代的四等人制是始终存在的，从元初至元末，各个民族的地位没有太大的变化。而金代的五个民族等级则只是反映了金初的情况，前引两条史料都是如此。金代的民族政策有一个演变过程，太祖至熙宗时代，各民族间的不平等地位最为明显，海陵王以后，民族畛域逐渐淡化，五个民族等级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民族间的不平等现象并未从此消失，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罢了。

1 女真人

金代前期的民族歧视主要表现为女真、渤海、契丹（奚）、汉人、南人五个民族等级的不平等地位~海陵王至世宗时期，金的民族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南人地位的上升与汉人、契丹及奚人地位的下降，使得各个被统治民族的等级界限不如过去那么鲜明了，然而表现在女真人与非女真人之间的诸多不平等现象却始终存在，这是金代民族歧视的一个一贯性问题。

女真是金代的统治民族，金朝统治者历来强调女真本位意识，强调金的正统地位，尤其忌讳汉族人民将女真视为外来民族。章宗时，“禁称本朝人及本朝言语为“蕃”，违者杖之”。明昌六年，章宗对宰执们说：“凡言女直进士，不须称女直字。卿等误作回避女直、契丹语，非也。今如分别户民，则女直言本户，汉户及契丹，余谓之杂户。”“女直进士” 即策论进士，章宗主张去掉“女直”二字，是为了突出女真的主体民族意识。“本户”的提法也是同样的用意，金朝习称女真人为女真户，汉人为汉户，契丹人为契丹户等，而章宗主张以本户代替女真户的称呼，其他如汉户、契丹户等仍旧，这样就将女真族与其他被统治民族的主次轻重区别开来了。

金代女真贵族中普遍存在着强烈的民族偏见。熙宗皇统五年，朝廷将大赦天下，女真臣僚均主张“覃恩止及女直人”，唯尚书左丞宗宪表示反对，于是才修改赦文，使各族人均沾。《金史》卷四《熙宗纪》载，皇统八年十一月，“左丞相宗贤、左丞禀等言，州郡长吏当并用本国人。上曰：四海之内，皆朕臣子，若分别待之，岂能致一谚不云乎，疑人勿使，使人勿疑。自今本国及诸色人，量才通用之。”所谓“本国人”即指女真人，宗贤等人主张连地方官都只用清一色的女真人，可见女真权贵对其他民族的猜忌和成见何其深。民族偏狭心理的另一面表现为对女真人的纵容和偏袒。大定二十六年，世宗对大臣们说：“亲军虽不识字，亦令依例出职，若涉赃贿，必痛绳之。”太尉、左丞相徒单克宁答以“依法则可”，世宗听出了克宁的弦外之音，于是又说：“朕于女直人未尝不知优恤。然涉于赃罪，虽朕子弟亦不能恕。太尉之意，欲姑息女直人耳。”

2 渤海人

渤海族在金代的民族关系中享有特殊的政治社会地位，根据宋人所总结的金代民族等级的状况，渤海仅次于金朝的统治民族女真族，其地位优于其他各个被统治民族。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渤海与女真族源相同，他们都同为靺鞨人的后裔，渤海源于粟末靺鞨，女真出自黑水靺鞨。金朝统治者对两族间的这种同源关系非常看重，视为怀柔渤海人的一个天然机缘。完颜阿骨打起兵之初就宣称“女直、渤海本同一家”，以此号召渤海人加入女真的反辽同盟。渤海在辽朝深受民族歧视，始终处于被压迫的地位，这也是他们与女真人易于投合的一个原因，所以女真建国后，渤海人便纷纷前来归附。宋人对渤海在金朝所得到的优遇是这样解释的：“契丹时不用渤海，渤海故此深恨契丹，女真兵兴，渤海先降，所以女真多用渤海为要职。”

为了巩固女真-渤海政治联盟，金建国之初，就有计划地选取辽阳渤海望族女子作为宗室诸王的侧室，《金史》卷＊＊《后妃传下》云：“天辅间，选东京士族女子有姿德者赴上京。0 与女真皇室联姻的主要是辽阳大氏、李氏、张氏三支渤海右姓，从太祖至世宗朝，他们与宗室累世通婚，以致在金朝的九位皇帝中有三位都是由渤海人所生，这就是海陵王、金世宗、卫绍王。渤海世家与女真皇室的政治联姻密切了这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使渤海人在金代所享有的优越地位得以长期保持。但金朝对渤海的政策在各个不同时期也有所变化。金代前期，渤海人尚未能够进入统治集团的上层，在政治上影响不大。海陵、世宗两朝是渤海人的鼎盛时期，大 、张浩在海陵朝都官至宰相，其中张浩从贞元三年至正隆六年独任首相七年，为金代所仅见~而世宗朝共四位尚书令，其中有两位都是渤海人。大定后期，渤海人集团卷入了皇室内部的继承权之争，结果陷于失败，章宗即位后，遂一反海陵、世宗重用渤海人的政策，逐步清除宗室内的渤海人势力，从而致使渤海世家与女真皇室间长期形成的联姻关系陷于破裂。金朝后期，渤海人在政治上遭到女真统治者的排斥，其政治影响已经十分有限。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渤海上层人物与女真统治集团的矛盾并未使这两个民族交恶，金朝治下的渤海人始终是驯服的，从来没有任何反抗行为，因此其民族地位也就相对比较稳定。

3 契丹人和奚人

契丹与女真的关系是金代民族关系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契丹是辽的统治民族，驾驭这些前朝遗民对女真统治者来说绝非易事，金朝的契丹人始终处于一种不安分的状态，他们曾经进行过多次反抗，金对契丹的政策也随着两族关系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

金朝灭辽之后，紧接着便南下攻宋，金宋矛盾上升为当时主要的民族矛盾。出于对宋廷联结女真攻灭辽朝的宿怨，许多降金的契丹人都积极参与了对宋战争，在宋金的对立和斗争中，契丹人变成了女真坚定的同盟者。因此，从金初民族关系的总格局来看，契丹人的地位显然要高于“汉人”和南人。宋人关于五个民族等级的总结基本上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契丹与女真关系的恶化，是由正隆、大定间发生的契丹人的大起义造成的。正隆间，海陵王为准备南征，在全国各地强制签军，这一措施遭到了契丹人的强烈抵制，并成为这次起义的导火索。正隆＊＊月，起义首先在西北路爆发，并很快蔓延到西京、北京、咸平府、上京等路，“契丹部族大抵皆叛”。直到大定二年九月，历时一年半的起义才被金世宗镇压下去。

由于这次起义参与人数众多，涉及范围很广，从而导致金朝对契丹人的政策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世宗平叛之后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废罢参与叛乱的契丹猛安谋克，而将“其户分隶女直猛安谋克”。后来发生的一起偶然事件，促使世宗对契丹人采取更严格的控制手段。大定十七年，遣监察御史完颜觌古速巡边，随行的契丹押剌四人趁机越界逃奔西辽。耶律大石建立的西辽存在了80年之久，对金朝及其治下的亡辽遗民来说，西辽始终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此事对世宗震动很大，为防止西北路的契丹人与西辽交通，世宗决定把他们迁往辽东。是年，“徙西北路契丹人尝预窝斡乱者上京、济、利等路安置” …。然而契丹人的东迁却为金末耶律留哥之乱埋下了祸根。世宗对契丹人的态度，可以从下面这段对话中看得很清楚：一次，世宗对朝廷臣僚谈及契丹人时说道：“海陵时，契丹人尤被信任，终为叛乱，群牧使鹤寿、驸马都尉赛一、昭武大将军术鲁古、金吾卫上将军蒲都皆被害。赛一等皆功臣之后，在官时未尝与契丹有怨，彼之野心，亦足见也。” 尚书右丞唐括安礼回答说：“圣主溥爱天下，子育万国，不宜有分别。” 世宗又曰：“朕非有分别，但善善恶恶，所以为治。异时或有边衅，契丹岂肯与我一心也哉。”随着金朝民族政策的变化，契丹人的民族地位明显下降了。如果说金代前期民族矛盾的焦点是女真与汉民族之间的矛盾的话，那么金代中期女真与契丹的矛盾则显得更为尖锐。

卫绍王即位以后，蒙古的崛起对金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同时北方的契丹人也渐有不稳定的迹象，为防患于未然，金朝进一步加强了对契丹的控制。《元史》卷一四九《耶律留哥传》云：“元太祖起兵朔方，金人疑辽遗民有他志，下令辽民一户以二女真户夹居防之。” 这种严密的防范措施更坚定了契丹人的叛意。大安三年，蒙古南下攻金，契丹千户耶律留哥趁机在隆州举兵反金，契丹人闻讯纷纷前来归附，很快就众至十余万。世宗的预言终于应验了。耶律留哥的抗金斗争一直持续到兴定四年才告结束。

奚族与契丹同出于东胡，“异种同类”，因此奚人在辽享有“拟于国族”的优遇。奚王族与宗室耶律氏累世通婚，史称“奚有五王族，世与辽人为昏，因附姓述律氏中”。自辽以来，奚与契丹间的民族融合十分明显，以致到了金代，人们已难以确定某些奚人的族属，即使明知其为奚人，也往往以契丹人视之。如《金史》卷九一《萧怀忠传》称“海陵意谓怀忠与萧裕皆契丹人，本同谋”，而萧怀忠与萧裕却都是奚人，这在《金史》里有明确的记载。正是由于这种原因，金朝对于奚和契丹的政策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人们理所当然地将他们视为同一个民族等级。

金代前期，奚人与女真统治者的关系比较融洽，在政治上也较易受到重用。海陵朝是奚人政治势力最强盛的时期，有两位奚人官至宰相，一为尚书左丞相兼侍中萧玉，一为尚书右丞相兼中书令萧裕。但贞元元年的萧裕谋反事件导致了与女真关系的危机。萧裕曾协助海陵王夺取皇位，后又为海陵清除政敌，设计杀太宗、宗翰子孙，因此深得海陵信任，被任命为右丞相。“裕弟萧祚为左副点检，妹夫耶律离剌为左卫将军，势位相凭藉”，一时权倾朝廷。萧裕因看到海陵王性好猜疑而感到十分不安，于是暗中联络前真定尹萧冯家奴、前御史中丞萧招折、博州同知遥设、五院节度使耶律朗等进行谋反活动，这些人都是奚人或契丹人。这一叛乱计划尚未付诸实施就被粉碎了，预其反谋者均被处死，牵连者甚众。奚人的政治势力受到严重打击。正隆末至大定初，许多奚人部族卷入了契丹人的大起义，这使奚与女真的关系更加紧张。世宗以后，奚人在政治上已经完全失去金朝统治者的信任，因此再也无法跻身于高层官僚，大定三十年间，奚人职位最高者是两名正五品官员。奚族的政治社会地位从此衰落了。

4 汉人：指辽朝统治下的汉人

金朝统治者入主中原之初，即有意识地对“汉人” 和南人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这种政策的一个显著事实，就是在科举制度上实行“南北选” 。太宗天会六年，初创南北选，北人（汉人）试诗赋，只试一场，南人试经义，依南朝法试三场，“北人四百人，取六分，南人六千人，取五百七十一人” …，两者的比例表明是时在科举取士上的倾向性是十分明显的。又据《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 载，熙宗天眷二年，北选进士200人，南选150人~皇统二年，北选100人，南选150人。单从录取人数看，南选与北选彼此约略相当，但如果考虑到南人的应试人数大大多于“汉人” 的因素，其中的倾向也就很清楚了。从下面这件事中可以看出女真权贵在科举上对南人的歧视。

在金初之所以能享有高于南人的政治社会地位，与女真统治者对他们的信任和倚重是分不开的。由于“汉人” 长期处于北方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他们比起南人来更容易接受女真人的政权~加上燕云地区自唐末以来数易其主，人们的政治态度一般都较为灵活。金代辽后，他们便转而效忠于女真统治者，并积极支持金朝南下灭宋，在金初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大定十四年，诏定开国功臣21人、亚次功臣22人，其中的非女真人只有5名，一为渤海人，一为契丹人，其他3人都是“汉人”，刘彦宗列开国功臣第18位，韩企先列开国功臣第21位，韩常列亚次功臣第
21位，而南人则一个也没有。这表明金朝统治者对“汉人” 在金初的政治活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韩企先本不在开国功臣之列，世宗特意提出将他增补进去：“衍庆宫图画功臣，已命增为二十人。如丞相韩企先，自本朝兴国以来，宪章法度，多出其手。至于关决大政，但与大臣谋议，终不使外人知觉。汉人宰相，前后无比，若褒显之，亦足示劝，慎无遗之。”“汉人”在金初的政治地位可以从中得到解释。

但金朝统治者对“汉人” 也并非一概予以信任和重用。宋宣和五年至靖康元年，燕京六州之地曾一度归宋，在此期间，不少“汉人” 有过仕宋的经历，金朝对这些人就在政治上进行压制，太宗天会十年创立的磨勘法便主要是针对他们的。据宋人记载说：“是春，左副元帅宗维（即宗翰）谕枢密院磨勘文武官出身迁秩冒滥，命西京留守高庆裔参主之，夺官爵者甚众。” …从这条史料中看不出立磨勘法的底蕴所在，但《金史》 里有两个例子颇能说明问题：其一是涿州人赵元，赵曾从郭药师降宋，为药师掌机宜文字，后又降金，天会间，同知蓟州事，“其后朝廷立磨勘格，凡尝仕宣和者皆除名籍，元在磨勘中” ~其二是易州人张通古，张本为辽进士，宣和间入宋，后又归金，仕为工部侍郎，“高庆裔设磨勘法，仕宦者多夺官，通古亦免去”。

金代“汉人” 与南人的政治社会地位差异最明显的时期是太祖、太宗、熙宗三朝，熙宗皇统七年发生的田党狱，成为“汉人” 政治势力式微的一个转折点。田 是广宁人，皇统间为吏部侍郎，时韩企先为相，所援引者多为燕人，且有意荐举田 继任丞相，田既典铨选，朝中燕人势力益盛，颇有朋党之嫌，以此遭致女真统治者的疑忌。蔡松年、曹望之、许霖等俗与田 通好，遭其拒绝，于是心怀怨望，借机向女真大臣宗弼诋毁田 。及韩企先病卒，熙宗遂以专擅朝政的罪名将田 、奚毅、邢具瞻、王植、高凤庭、王效、赵益兴、龚夷鉴等人处死，又将孟浩等34人放逐遐荒。此案对燕人政治集团是一次致命的打击，史称“田党事起，台省一空” ，可见牵涉面之广。日本学者外山军治认为这次事变“意味着以燕人为中心的旧辽官僚集团在金廷的衰落”，这是一个切中肯綮的结论。

“汉人” 势力一旦衰微，南人势力必然会起而代之，海陵王贞元二年合并南北选之举是南人地位上升的一个标志。南北选是在金初多种制度并存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权宜性措施。至海陵王时，金朝对中原的统治已经巩固，国内的民族矛盾也已有所缓和，科举制度上的抑宋扬辽、重北轻南的倾向开始发生变化。合并南北选后，南人在科举入仕之途上逐渐取得了优势。南人政治势力的消长盛衰大势。海陵到世宗朝是“汉人” 衰落、南人地位上升的关键时期。从世宗关于“汉人”、南人的如下两段评语中，可以看出女真统治者对南人的政治态度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世宗曾对贺扬庭说：“南人矿直敢为，汉人性奸，临事多避难。异时南人不习词赋，故中第者少，近年河南、山东人中第者多，殆胜汉人为官。” 又大定二十三年，世宗在比较“汉人”巨构和南人段时说：“燕人自古忠直者鲜，,,南人劲挺，敢言直谏者多，前有一人见杀，后复一人谏之，甚可尚也。” 从世宗朝开始，活跃在金朝政治舞台上的汉族知识分子，已由金初的以“汉人” 为主变为以南人为主。“汉人” 和南人在原有的五个民族等级中的地位有了根本的改变，他们之间的界限也就渐渐趋于模糊了。

5 南人：即金灭了北宋后，长江以北生活的汉人

在金初的五个民族等级中，南人处于最低一等，是女真统治者进行民族压迫的主要对象。太宗时，女真初入中原，在战争中普遍采取烧杀抢掠的野蛮手段，由于遭到北宋遗民的激烈反抗，太祖弟谙班勃极烈斜也曾计划将南人斩尽杀绝。这个计划虽然未能付诸实施，但从中可以窥见金初女真贵族对南人的敌视程度。

金初对南人进行民族压迫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强制南人剔发左衽。早在太宗天会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金朝就发布了第一个改俗令，这纸改俗令主要是针对河北、河东两路百姓的。天会七年，宋室南渡，淮河以北地区均被纳入金朝统治之下，于是又在更大的范围内强制汉族百姓改从女真之俗，而且措施也更为严厉，乃至有“不如式者死” 的记载。

海陵王即位之后，对太宗以来强迫南人改俗的政策做了某些调整。天德二年，“诏河南民，衣冠许从其便” …。这一让步不是无缘无故的。在天会七年普遍推行改俗令之后不久，金朝扶植刘豫建立了齐国。而齐国在其领有的河南、陕西地区是否继续强迫百姓发左衽，文献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大金国志》中的一条材料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天眷二年金废伪齐后，任命齐国旧臣李邺为翰林学士承旨，冯长宁为东京户部使，“命下日，各髡发、左衽赴任” 。这表明连齐国臣僚都一仍汉俗之旧，遑论庶民百姓。由于这个原因，金朝在河南地区重新推行改俗政策倍加困难，海陵王审时度势，不得不放弃了这种努力。

但是对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来说，改俗令是不可违拒的。在金朝统治者的严厉禁令下，中原百姓不得不改变传统的民族习俗，如“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惟妇人之服不甚改” 。近年在山西高平发现的金正隆间乐舞杂剧石刻，其中的汉人均为左衽≠ 。卫绍王时，宋人程卓出使金朝，在沃州柏乡县的一座汉光武庙中，看见壁绘云台二十八将竟也都是左衽，由此可见金朝推行胡俗的效果。章宗承安五年朝议女真、汉人拜仪，司空完颜襄谓“今诸（色）人衽发皆从本朝之制，宜从本朝拜礼” 。这些事实说明，至金代中后期，女真衽发之制已经取得了统治地位，而且即使在女真族完成其汉化进程之后，仍一如既往地坚持实行发左衽。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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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转帖]

　　
　　作者：陈煜、钱跃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有一本专著，将发生在1980年的“潘晓讨论”，称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

　　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刊登在《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上。那一份沉重、幽怨、郁闷、诚挚和激愤，今天也令人动容。

　　编辑同志：

　　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反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的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

　　我体会到这样一则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仿佛只要松出一口气，就意味着彻底灭亡。真的，我偷偷地去看过天主教堂的礼拜，我曾冒出过削发为尼的念头，甚至，我想到过去死……心里真是乱极了，矛盾极了。

　　潘 晓

　　1980年4月

　　今天我们都知道，根本没有“潘晓”这个人，潘，是北京经济学院二年级学生潘祎，晓，是北京第五羊毛衫厂的青年女工黄晓菊。

　　当时，《中国青年》杂志的编辑，分别向两人约稿，最后，从黄晓菊和潘祎的名字里各取一个字合成了“潘晓”这个笔名。

　　“潘晓讨论”，“热”了一个夏天。

　　据6月9日的统计，不足一个月就收到了两万多件读者来信。

　　最初的大量来信在就人生的意义发言的同时，几乎都对这场讨论本身表示了强烈的感激和敬佩——

　　“全国多少青年和潘晓一样，在希冀着心灵的甘露，在渴望着点燃青春的炬火。”

　　“真实，有时虽然是丑恶的，但它要比那些粉饰和虚伪的东西有力一百倍！”

　　“一个诚实人的心声，能唤起一大群诚实人的共鸣！”

　　“谢谢敢写的人和允许发表的人！”

　　还有从全国四面八方寄来的许多钱和包裹，向“潘晓”这个“弱女子”献上同情和爱心。

　　时间进入了天气最热的七八月份，“潘晓讨论”也在这两个月里“热”到了顶点：中宣部编印的《宣教动态》转发了王任重让编辑部写的给中央书记处的情况反映，并印发给了出席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的代表；编辑部的领导被邀请到各种场合去作关于讨论的报告；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等国际大通讯社也作了报道；国内的报刊更是报道不断；邮局的“蹦蹦车”每天仍源源不断地运来读者的来信；越来越多的读者或打电话或直接找到编辑部要见潘晓；社会上甚至出现了一些被别人指认为潘晓和自己冒充潘晓的人；许多新闻单位的记者成天堵在编辑部提出直接采访潘晓的要求……

　　8月20日，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后播发了采访黄晓菊的专题报道。黄晓菊在亿万观众面前对那封信作说明，最后的表态很正面也很富于哲理，甚至也成为名言被许多人传诵：

　　“我们不能因为社会上存在着垃圾就像苍蝇那样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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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之旅[转帖]

百万白俄横穿西伯利亚被冻毙 500吨黄金被扔弃
俄国十月革命后，原沙皇俄国舰队司令亚历山大·高尔察克纠集沙俄军队的残部，组织反革命武装，在英国的援助下，在鄂木斯克成立了独立政府。没过多久，1919年11月，鄂木斯克即被红军攻占。为了保存实力，高尔察克决定率部横穿6000多公里的西伯利亚，逃往太平洋沿岸，在那里寻求日本的支持，以求东山再起。

跟随高尔察克的军队有50多万人，还伴随着75万反对布尔什维克、留恋沙皇的流亡者，其中主教、僧侣及修女等占了27万；此外，贵妇人和她们的孩子共有20余万人。其实，这120多万浩浩荡荡的逃亡队伍中，还藏有一个惊人的秘密---当时价值5亿美元的500吨金块，这是沙皇拨给高尔察克的军费，分装在28辆武装押运车中。

鄂木斯克的冬天平均气温为零下22℃。125万大军在高尔察克的带领下踏上了6000公里之遥的征途，零下二十几摄氏度对于生活在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人来说并不稀罕，可是谁也没想到，刚刚走了几天，气温就从出发时的零下30℃陡然降到了零下60℃。距鄂木斯克以东1000多公里的托木斯克小城---这场灾难开始的地方，是当年地球上最冷的城镇。

凛冽的寒风吼叫着，暴风雪像拉锯一般刺在身上，给有史以来罕见的大迁移人群带来了难以形容的苦难。没过多久，无边无际的西伯利亚的雪原上，冻僵的人、丢弃的雪橇、冻死的马匹，连同死尸和四周永远也下不完的雪，铺满了西伯利亚的道路。

从1919年11月13日到第二年2月，三个月时间，一场难以置信的奇寒引发的人类悲剧，一天也不间断地演变成了连续剧。装着金块的28辆武装押运车的燃料完全用光了，迫不得已，他们只好把金块换到马拉雪橇上。但是，极度的寒冷使得拉雪橇的西伯利亚良种马也一匹接一匹地死去，这批从沙皇俄国继承来的巨额财宝，不得不扔在西伯利亚的荒野上。这500吨金块的下落没有人知晓，至今仍是一个历史谜团。

然而，行军并没有因此而结束，人们就像移动中的僵尸，只有一双脚还在一左一右交替地挪蹭。雪越下越大，整个宇宙仿佛是一个被雪片密封起来的巨大包裹。起初，指挥者声嘶力竭地喊着\"不许睡觉\"用以激励人们。可是后来，连他们自己也被睡神引诱过去了。

大迁移的队伍每天都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减员。百年不遇的西伯利亚严寒，变成残酷至极的苦难，残忍地折磨着人们。雪像发疯似的，越下越猛，仅仅在尼古拉埃夫斯克市附近的一个夜晚就冻死20万人。

到1920年2月底，队伍已从原先的125万人减少到25万人。这些人经过千难万苦，总算从鄂木斯克来到了2000公里外的贝加尔湖畔。但是，为了最后的安全，必须横穿贝加尔湖。80公里宽的湖面，结了3米厚的冰，25万活着的人们开始横穿冰面。

湖面冰层闪闪发光，就像光溜溜的舞池的地板一样。冻得结结实实的贝加尔湖面，冷到了极点。温度降到零下69℃，猛烈的暴风雪吼叫着好像要冻透受难者的骨髓。在这种地方就是穿熊皮、裹海豹皮也毫无用处，极度的寒冷只不过使熊皮在身上起到冰面具一样的作用。

又有成千上万的人被冻死。完全想象不出的景象在冻结的贝加尔湖面上出现了：一个将军的妻子要在冰上分娩，却没有一个可以过去帮忙的人，人们步伐沉重，脸上毫无表情地从她面前走过。将军用自己的身体挡出一道隔墙，原本为的是不让人看到妻子分娩的样子，可他真的像一面墙一样一动不动地冻僵了。将军的妻子和就要出世的孩子一起冻死了，不多一会儿，所有的人都冻死了。

......暴风雪终于平息下来，死一般的寂静笼罩了四周。一切都过去了。悲伤、痛苦、叹息、低语、憎恨、愤慨，一切都同25万灵魂一起消失了。贝加尔湖上的25万具尸体在第二年夏天湖面解冻以前，一直那样躺在那里。坚冰解冻的时候，这个可怕的、惨不忍睹的场面，静静地从视野中消失，沉入了深深的湖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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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网转载《收获》杂志关于1976年“总理遗言案”****[转帖]

所谓的“总理遗言”居然出自杭州汽轮机厂一位二十三岁小工人之手。“总理遗言”冠以周恩来的名字在

短短的时间内像滚雪球一样迅速地传遍了几乎整个中国。

　　文章全文如下：

　　我的心一下子抽紧了，我知道事情终于轮到了我的头上。

　　宿舍的门被重重地推开，门外走廊上的灯和屋里的灯被同时打亮，灯光晃得人睁不开眼睛。我穿好衣服，撩开帐子，从上铺爬下来，这一刻我清楚地看到了白警服、红领章、大盖帽。我什么也没说就跟他们走出宿舍，我知道外面一定会有一辆警车等着我，虽然到现在为止，我依旧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经历了“文革”中的种种遭遇，我也已经习惯于不问为什么了。

　　

　　周恩来去世

　　果然，在花草如茵的厂部庭院里停着一辆军绿色的吉普车，和带父亲走的那辆一模一样。闻讯从各个宿舍赶来的工人们把吉普车团团围住，和我一个车间的师傅们挤在最前面。我那身材矮小的师傅钟凤英抓住我的手不放，她的眼睛里满是惊恐和不解：袁敏，他们为什么要抓你？你为什么要跟他们走？你一个刚刚满师的学徒工能犯什么法？

　　我看着师傅满脸焦急和惊恐的模样，看着越围越多的工人们拦住警察不让他们带走我的阵势，眼泪一下子涌了上来。说实话，自从我高中毕业分配到这个工厂，我从来没有把这里当成自己人生的新起点，我总觉得自己只是这里匆匆的过客，不定哪天我就会远走高飞。面对那些对我们这批高中生充满殷切期望的工人师傅们，我的心总是游离在距离他们很远的地方。然而，这一刻，我觉得自己的心和他们紧紧地贴在了一起，他们那种发自肺腑的对我的关爱让我热泪盈眶刻骨铭心。

　　吉普车驶出工厂大门的时候，漆黑的夜空中落下了丝丝细雨，我看到钟师傅一直追着吉普车喊：袁敏——回来——她那花白的头发被夜风轻轻吹起，抚慰着我惊悸的心。

　　吉普车并没有把我拉到公安局甚至我想象中更可怕的地方，而是径直把我送回了家中。

　　

　　母亲没有睡觉，在一片狼藉的客厅中坐着等我姐姐回家。看到我她很惊讶，说，你怎么回来了？我没有说话，回头看那两个公安人员。送我回家的两名公安人员都姓陈，一名瘦小的要年长一些，态度和蔼，但目光很锐利；年轻些的那一名身材魁梧，声音洪亮，但对我们的态度也同样和颜悦色。

　　他们向我和我母亲宣读了一份文件，好像是公安部的文件，又说了一些话。事隔三十年，我已记不清文件的具体内容和他们说的原话，但有两个关键词我是不会忘记的：一个是“总理遗言”，一个是“保护性审查”。这是两个历史性的专有名词，这两个名词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可能已经非常陌生。但只要是那个年代的过来人，恐怕只要一看到这两个专有名词，都会被唤起久远的记忆。

　　自此，我和母亲才大体弄明白：我的哥哥已先期被抓；父亲和姐姐被带走，和哥哥是同一个案件——“总理遗言”案，此案件还牵涉到一大批人，已先后被抓的有：哥哥的同学蛐蛐儿、阿斗、晨光、大耳朵；以及蛐蛐儿的父亲，杭州第一医院的院长，阿斗的父亲，浙江省某厅局的一位领导；阿斗的母亲，浙江大学的一位处长；蛐蛐儿前女友的父亲，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处长。

　　年长的陈公安对我说：从今天开始你不用到工厂上班了，就在家里照顾你妈妈，工资照发。年轻的陈公安告诉我，我姐姐是他见过的最坚硬最厉害的姑娘。他说，假如不是你姐姐对我们说，你妈妈有心脏病，要是我们不把你接回来照顾你妈妈，她就是一头撞死在这儿，也绝对不会跟我们走，那么我们就不会连夜到厂里把你接回来。现在你可以天天在家陪你母亲，我们对你姐姐是有承诺的。

　　我没有说话，无论对年长的还是年轻的陈公安我心中都充满了敌意，我不会因为他们把我接回家中照顾我妈妈就对他们感激涕零。我姐姐是我心目中最美丽最善良最心软的女人，怎么在陈公安眼里就变成了最坚硬最厉害的姑娘？

　　陈公安们走后，我默默地坐在母亲身边。母亲浮肿的手紧紧握着一块被竹花绷绷着的淡粉红的的确良布，一根深棕色的丝线垂挂下来，线头上吊着一枚亮晶晶的针。

　　母亲告诉我，这是我姐姐被带走前正在绣的一对枕套，是她从隔壁自“文革”后就造反住进来的毛先生太太阿五那儿讨来的花样。母亲的眼里泛起了泪花，她说：晓燕哪里会绣花，她这是找点事情做，宽我的心，也宽她自己的心。可现在，枕套还没有绣完，人却不晓得被他们弄到哪里去了。

　　

　　这一夜通宵达旦母亲都没有合眼，她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虽然关闭了灯，但漆黑中，那一星红红的烟火却彻夜闪烁。我的心自然随着这一星闪烁的烟火一上一下不安地跳动着，我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里还会发生什么。但我明白，父亲、姐姐、哥哥，一家三个亲人被抓走，这对重病在身的母亲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我清楚地听到黑暗中母亲在一遍遍撕扯自己身上的衣服，在床上翻来滚去，不时用自己的脑袋撞击着靠床的墙壁。母亲在人前的坚强和在人后的脆弱，让我一个刚刚二十出头的尚不谙世事的女孩子一瞬间感到了自己肩头的担当。我甚至产生了这样的恐慌：假如有一天，父亲、姐姐、哥哥从遥远的天边回到家中，而守候在母亲身边的我却无法还给他们一个完整的母亲，那么，即便我们家血洗沉冤，一个失去母亲的家也只能是一个破碎的家，而一个破碎的家，还有什么幸福可言？

　　我将自己的枕头被子搬到母亲床上，我将自己火热的胸口贴紧母亲颤抖的后背，我抱着母亲，就像抱着一个无助的婴儿，直到她在我的怀中渐渐安静下来，最终掐灭烟头。我相信母亲已经明白：父亲走了，哥哥姐姐走了，但她还有我，我会陪着她，一直陪着。

　　第二天早晨，两个陈公安又来了，他们来拿粮票、衣服、洗漱用品。母亲第一次开口问他们，人被关在哪里，能不能去探望？两位陈公安互相看了一眼，没有正面回答母亲的问话，而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他们都很好，你们不用担心。我知道，要想从陈公安们嘴里套出半点信息，那都是痴心妄想。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我哥哥、父亲和姐姐当时被抓和被抓以后的具体情况。

　　我哥哥其实是在上海被抓的。虽然他之前去了天安门，但他的被抓其实和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那次他离开家以后去了很多地方，青岛、沈阳、大连、长春、锦州、哈尔滨，最后到了北京。其实，我哥哥这次远行是专门去进行社会调查的。他希望了解，在即将展开的路线斗争中，工农兵会站在哪一边？有人说，干部阶层是文化大革命中既得利益受损者，我们作为干部子弟反“四人帮”能否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此，我哥重点跑了上海和东北，深入到工厂车间和产业工人促膝对话，他甚至还到了长春的解放军红九连，和当时全军模范红九连副指导员于小平捧着高粱米饭彻夜长谈。最后，我哥得出结论：即使在“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和东北，群众也是反对他们的。他把调查结论都详细地记在自己的日记本上。我哥哥身上还带着一份父亲在京老战友的名单，他们大多在京城的要害部门曾经或仍然拥有较高的位置和级别。哥哥按着父亲提供的联络图上的名单和地址，一家一家登门拜访，父亲的老战友们也都一个个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在他们看来和自己当年一样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这些老干部普遍对“四人帮”恨之入骨，几乎不约而同地对国家当时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忡忡。他们大多老了，或者因为种种原因赋闲在家，但他们和哥哥这样的年轻人聊起国家大事还是滔滔不绝。哥哥把这些老干部对“四人帮”的不满和对时局的看法都详细地记在日记本上，他将此也看作是做社会调查。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所做的这些社会调查后来会牵连一大批老干部和他走访过的人，为此哥哥痛悔不已，并且自此以后再也不记日记。

　　离开北京后哥哥到了上海，他落脚在姨妈家。姨父姨妈也都是很早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他们的家在上海淮海中路的一幢公寓楼里。哥哥5月7号到上海，在姨妈家住下后他又开始拜访父母在上海的老战友，早出晚归，甚是忙碌。5月9号那天，哥哥一大早就出门，去了我爸的一位老战友丁伯伯家。那天姨父突然提前下班回家，进家门时脸色很阴沉。姨妈问他出了什么事？姨父说，今天公安局的人找到他下放劳动的工厂里去了，问他是不是有个外甥住在家里，并告诉他，这个外甥出事了，今晚要在他家里进行抓捕行动。还很严肃地对他说：此事已经向马天水同志(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汇报了。天水同志说，你是老同志了，向你提三点要求：1。要积极配合组织行动，并以一个****员的名义担保不透露半点风声；2。你外甥到上海的每一个细节都要写成材料，上报组织；3。不能让上海的其他老同志知道你外甥被捕的情况。姨妈听完姨父的话脸色刷地白了，她很喜欢这个外甥，她虽然不知道他犯了什么事，但她显然不愿意外甥从自己家里被抓走。她和姨父商量，等外甥回来是否给他点暗示，或者含蓄地提个醒。正在这时，我表哥回来了。姨父让他立即到南京西路上的一家无线电器材商店的柜台找丁伯伯做营业员的儿子米秋报信，要他告诉所有老同志，小弟(我哥的小名)出事了。表哥二话没说就出门报信去了。

　　

　　哥哥那天回到姨妈家时天已完全黑了。平时从不开灯的楼道那天晚上灯火通明，每层楼转弯的拐角处都有两三个帽檐压得低低的人在抽烟。我哥上楼时明显感觉到他们直射过来的目光。我哥诧异地想，哪儿冒出来那么多小流氓啊？

　　进门时，我哥发现从不早睡的姨父破天荒地蒙头睡觉，表哥也已上了床，只有姨妈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我哥有点纳闷，这才八点多呀！看到我哥进来，姨妈手忙脚乱地又是给他倒水，又是给他盛饭，我哥兴致勃勃地向姨妈讲着一天在外的见闻，根本没有注意到姨妈心神不宁的异样表情。姨妈说：不管遇到什么事，你都要镇定，不要慌，要相信群众相信党。我哥显然没有听懂姨妈的意思，他也根本不可能理解姨妈话中的另一层含义。已经躺在床上的表哥突然拗起身来，对我哥说：小弟，外面在查“总理遗言”。我哥看了表哥一眼，脑子还没转过弯来，他此时根本没有想到表哥的话会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晚上十点左右，门外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和嘈杂的人声。姨妈脸色变了，她压低声音对我哥说：他们是来找你的，你看看怎么办？你到底干什么了？还没等我哥回答，门外就响起了猛烈的敲门声。我哥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他从天安门一路过来，心中的警觉和自然而然的戒备让他条件反射似的站起来就往厕所里冲。他似乎一下子恍然大悟，楼道上那些抽烟的“小流氓”很可能就是冲自己来的。他想到自己的上衣口袋里有一封刚刚收到的来信，那上面讲的都是杭州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情况，还有对王、张、江、姚的看法。他冲进卫生间，本想以最快的速度把这封信撕碎，扔进马桶用水冲掉，但此时外面的人已进客厅，他知道已经来不及了，便拉开梳妆柜的门，极迅速敏捷地将那封信塞进了一只雪花膏瓶底下。时间太紧迫了，他来不及处理自己放在客厅的黑色旅行袋里的日记本。而姨妈作为一个老****员当然懂得无条件服从组织上的决定，她也不可能不对组织忠诚老实，当公安人员指着黑色旅行袋问姨妈：这是他的包吗？姨妈沉默了一会儿，点点头。

　　楼下停着一辆黑车一辆白车，我哥被押上了黑车，上车前，公安人员将我哥哥的双手反铐在背后。哥哥以为自己会被押送到上海的“提篮桥”监狱，没想到车绕来绕去开了五六个小时，这时天已经亮了。当车上的人在议论车是否已开到绍兴时，我哥才意识到自己正被押往杭州。哥哥知道离家越来越近，但他同时也明白，自己再也回不了家了。

　　哥哥被押解回杭州后，先被送到了杭州市公安局。他们拿了一份刑事拘留的文件要我哥哥签字。我哥问为什么要抓他？公安局的人说：你知道“总理遗言”吗？我哥说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公安局的人说：有没有关系你说了不算。之后，他们在市公安局的贵宾接待室连续对我哥进行了四十多个小时的审讯，主题就是一个：你怎么伪造“总理遗言”的？我哥被他们审问得筋疲力尽，精神几近麻木，但他仍坚定不移地回答：我没有伪造“总理遗言”。审讯持续到第三天，来了一位看似和蔼可亲的老者，他是公安部派来督阵的领导。他说：据我们所知，你对反击右倾翻案风不满。我哥说：我就是拥护邓小平，这有错吗？他上台以后，铁路通了，钢产量上去了，老百姓日子开始好过了。这位领导说：你想做邓小平的殉葬品吗？我哥说：你们不实事求是，我就是到毛主席那儿我也会这么说。然而，那位公安部领导接下来的一句话几乎从根本上摧毁了我哥哥的心理防线：你以为你还有这样的机会吗？

　　说完，这位公安部领导径直走出了房门，等在门外的市局公安人员马上冲了进来。他们拿了一份刑事拘留书要我哥签字。这种时候，任何反抗都是没有意义的，我哥机械地签了字，然后被押送到杭州市著名的监狱——小车桥。

　　他被和刑事犯关在一起。同牢房的一个是贪污犯，一个是盗窃犯，还有一个是抢劫犯。牢房阴暗潮湿，灰突突的水泥地上铺一块木板就是我哥睡觉的床。我哥一关进去就被那些眼睛出血每个汗毛孔都透着杀气的刑事犯从头到脚细细搜刮一遍，身上所有东西连个钢镚儿毛票都不给你留下，甚至连身上穿着的衣服都给扒拉下来抢走了。哥哥从小就是一个优秀的学生干部，交往的也大多是干部子弟或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从来没有和这样的社会渣滓混在一起，他觉得遭遇了奇耻大辱，但他稍稍露出反抗的意思，马上就遭到拳打脚踢。哥哥最后终于明白什么叫虎落平阳，自己没法和流氓痞子讲道理，你既然被抓进来和他们关在一个牢房里，你就绝对要打消自己和他们不一样的想法。

　　每个牢房都有一个水龙头，每天只有半小时的放水时间。这金贵的半小时谁都想霸占着水龙头搞个人卫生，牢房的清洁就根本排不上了。犯人拉屎撒尿都在牢房里一个污垢满面让人作呕的水泥马桶，我哥自小就受母亲影响，酷爱干净，面对这样的龌龊，他解手时犹豫半天，最后便蹲在水泥马桶的边沿上。站岗的警卫一见便大声呵斥，命令我哥坐到马桶上。我哥觉得大受其辱，和警卫争执起来。监狱长闻声赶来，刚想训斥，一见是我哥，声音立刻柔缓下来：噢，是他啊！他的事情以后你们就不要管了。同牢房的犯人见状面面相觑，疑惑的眼神上下打量我哥，不知道这个戴眼镜的书生究竟是什么来头。从那以后，那些犯人对我哥都很客气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哥吃不下饭，一成不变的水煮包心菜和硌牙的米饭让他无法下咽。每天的提审依然集中在“总理遗言”上，即便审问者有时云山雾罩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但最后肯定万变不离其宗，归于“总理遗言”。最后，我哥终于弄明白，流传甚广的“总理遗言”并不是周恩来总理所写，而是有人伪造的。我哥当时确实还不知道“总理遗言”是谁写的，他坦然地认为，既然自己只是抄录了“总理遗言”，那么审查清楚后应该就可以被放出去了。同牢房的犯人也都认为我哥马上会被放出去，纷纷要我哥给他们带东西。一个犯人偷偷地给我哥看他自己做的，已积攒了十几颗的象棋子，他告诉我哥这些象棋子是用牙粉和上水一颗一颗搓捏出来再晾干的，而上面的“车、马、炮”“将、士、相”等，是用针先戳出字样，再将牢房里那些脑满肠肥的蚊子打死，然后用蚊子血一点一点涂上去的。他对我哥说，那根戳字样的针被狱警发现没收了，这副象棋只做了一半没法玩，希望我哥出去后能给他带一块肥皂，将针揿进肥皂里带进来。我哥虽然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能出去，但他却很想答应这位曾经凶神恶煞和自己抢水龙头的犯人。因为这段时间以来，他切切实实体会到一个失去自由的人是多么的卑微和可怜。不管自己和同牢房的犯人有多么的不同，但在失去自由这一点上，他和他们同样的卑微和可怜，甚至更为可悲。因为关在这里的每一个犯人都知道自己身犯何罪，只有我哥哥，至今还不明白自己罪从何来？

　　很久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总理遗言”这场惊天大案的源头来自我和我哥的同班同学，也是我们的邻居，那个在许多女生心中都曾掀起涟漪的风流才子蛐蛐儿。

　　蛐蛐儿的真名叫李君旭，一米八几的个儿，一头微卷的头发透着浓浓的儒雅和书卷气。他说话的声音很有磁性，是一种令女孩子着迷的浑厚的男中音。我和哥哥从小学开始就和他同班，那时候都作兴起绰号，叫他蛐蛐儿是否和夏日夜晚蛐蛐儿清脆动听的鸣叫声有关我已经记不得了，但他的作文常常被语文老师当范文在班上朗读。他的普通话标准异常不带一点南方口音且获过全市小学生普通话比赛一等奖，这都让他在全班同学心目中成了当然的才子。可就是这样一个风度翩翩的小才子，却被他的野蛮同桌——个人高马大，连留三级的女生制得服服帖帖，无论是测验还是考试，这个留级女生都要门门功课优秀的蛐蛐儿把卷子给她抄。蛐蛐儿稍有不从，留级女生就在桌子底下猛踢他的腿，狠踩他的脚。好几次蛐蛐儿在课堂上呜呜地哭起来，老师问他什么事，留级女生恶狠狠地盯着他，他就吓得什么也不敢说了。那时候，他曾委屈地撩起裤腿，给我和哥哥看他腿上被那女生踢出的乌青，我和哥哥大声嘲笑他的胆小和软弱。但我们哪里会想到，蛐蛐儿的胆小和软弱，看似他个人性格上的缺陷，多少年后却成了一场冤案得以被炮制最初的起因。

　　蛐蛐儿那时在杭州汽轮机厂当工人，我哥在杭州半山电厂当工人，阿斗是建设兵团的，大耳朵在农村插队。虽然分布在各处，但他们仍然常常聚会。聚会总是在蛐蛐儿家举行。当时我们家住进了两家造反派，监视的眼睛似乎无处不在。阿斗的父亲虽然解放得稍早，已官复原职，但住房仍蜗居在一幢逼仄的民居楼中，也没有一处可以让他们高谈阔论的场所。相比之下，身为第一医院院长和浙江医科大学教授的蛐蛐儿的父母毕竟是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文革”中虽然也受到了冲击，但各方面的待遇好像还没有被剥夺。蛐蛐儿的家是那种有前后门的老式三层楼带阁楼的房子，有很陡的木楼梯，白天也要开灯，有一种地下交通站的氛围。蛐蛐儿家那间十几平米的低矮阁楼成了他们这帮热血青年激扬文字挥斥方遒的秘密据点。总理逝世以后，“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我哥他们的聚会也更加频繁，阁楼里的灯光经常彻夜通明。

　　1976年2月上旬的一天，阴冷的天空中翻飞着雪花，哥哥的同学大耳朵从他插队的农村回到杭州，我哥、蛐蛐儿，阿斗，晨光等一帮人都集聚到大耳朵家里。大耳朵从乡下带回来一大块新鲜狗肉，那是他插队的房东知道他要回城后，为了送他狠心宰了自己家里养的狗。大家围着火炉烹狗肉议时政。大耳朵说，他插队的那个农村，农民都吃不饱饭，许多村民开始离开村子出去谋生了。大家又一起议论到刚刚下发的中央文件，议论到文件宣布的中央高层人事变动中没有了邓小平同志的名字。对时局的忧虑，对祖国前途命运的担心，让这帮热血青年更有了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

　　在他们中间，蛐蛐儿并不属于核心人物，他的聪明和才情是大家一致公认的，但他身上那种小布尔乔亚的浮华与矫情也是显而易见的。面对窗外的雪花和屋里的炉火，蛐蛐儿慷慨激昂地说：我要当一颗铺路的石子，用我的热血去唤起民众！我哥说：民众现在已经是一点即燃的干柴，缺的是点燃干柴的火星，我们是可以做火星的。那一天，大家聊得很晚，大家聊到了总理逝世后会不会留下遗言，又猜测如果有遗言总理一定会说到哪些内容。

　　集才情和矫情于一身的蛐蛐儿有一种超乎常人的创造性思维激情，每当这种激情汹涌喷薄时，他就会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时不时冒出一些像马雅可夫斯基一样激情澎湃的诗句。就在大家议论总理会不会留下遗言时，以往总是很亢奋的蛐蛐儿却显得异常沉默，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他的脑子里一刻也

　　没有停止过转动，他将这帮热血青年你一句我一句的言论、观点、设想、猜测、希望……一丝一缕地融进自己的大脑，然后经过消化、过滤、融合，不动声色地构思创作了一份震惊中外，迅速传遍大江南北的“总理遗言”。

　　“总理遗言”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给邓颖超的，很短，全文如下：

　　小超同志：

　　你我都是****员，一起革命五十多年，我相信你一定经受得起。要向蔡大姐学习，要教育孩子当好普通一兵。

　　战友周恩来

　　1975。12。28

　　另一部分较长，也就是当时轰动全国，震惊世界，几乎被人人抄录的著名的“总理遗言”，全文如下：

　　主席、中央：

　　我自第二次手术以来，病情曾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经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离开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及中央汇报一下近来的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感动，主席年纪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党和国家掌舵，是全国人民莫大的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的谈话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为主席分担一些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

　　洪文同志几年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解决问题上，提高都很快，对此我极为高兴，我们党后继有人，洪文同志今后要多抓全面性的问题，处理还要果断，为党多做工作。

　　朱德和叶剑英同志年事已高，要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可以摆脱些，但你们所处的地位仍然是举足轻重的。我们老一辈人，跟主席那么多年了，要以高昂的战斗精神，保持革命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

　　春桥同志能力强，国务院的工作，小平、春桥要多商量。

　　同志们，长期以来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程。在这曲折的道路上，我永远不能忘怀那些在我们前面倒下的先烈，我们是幸存者。1926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们，死者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多少年来，我总想着，用什么来向他们汇报呢？……在此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些工作而感到内疚……展望本世纪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死对于****员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把生命交给了人民的事业，而人民的事业是永存的。唯一遗憾的是我再也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加倍工作，为人民服务了。同志们一定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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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焚巨兽——十九路军奇袭日军战车之谜 [转帖]

作者：萨苏 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

上

很早就注意到在日文资料中，提到过淞沪抗战中，十九路军曾袭击过日军战车部队，并给日军刚刚装备的制式主力战车八九式中型坦克造成相当损失。可惜，这段记载语焉不详，而且在中国方面的资料中至今没能找到相应的纪录。

说起这次战斗，需要谈到日军战车发展的一个创举。前面提到，日军装甲部队发展比较落后。但是，它也有一个闪光点，那就是较早地在战车动力上采用柴油发动机代替了汽油发动机。这在安全性和经济性上都具有重要意义，代表了战车动力的发展方向。今天的世界装甲车辆，大多都采用柴油发动机。最早采用柴油机的日军坦克，是1934年7月定型的八九式乙型中型坦克，它采用一台三菱A-6120VD气冷式柴油发动机代替了八九式甲型的戴姆勒118马力六缸汽油发动机。3－１日本八九式甲型中型坦克，是日本第一种制式主力战车，全重12.7吨，装备57毫米短加农炮一门，机枪两挺，其中一挺装在炮塔上，方向与火炮相反，形如辫子。这种独特的设计也被下一代日军主战坦克九七式采用。八九式坦克，一般被认为脱胎于英国维克斯C型战车，而根据有“日本战车之父”之称的原已未生中将回忆，这种坦克的设计综合了维克斯C型战车和此前超重失败的日本“第一号战车”的特点。这种战车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坦克中排不上号，但在中国战场堪称巨兽，中国军队除了从印度打回来的远征军中装备有美式 M3、M4坦克，整个抗战期间还没有比它更重的战车 。

3－２英国维克斯C型战车，日本曾经进口两辆这种战车，主要用于研究。可以看到八九式与它外观有几分相似。中国也曾进口若干维克斯6吨半战车，在淞沪战役中使用与日军作战,可惜没有实现仿制国产。

最初引起我注意的是，在原乙未生《日本战车发展史》中，记载做出这种改变的原因，第一是为了节约燃料，第二则是“吸取第一次上海事变八九式坦克作战中汽油发动机生存力低，容易起火的战训”。

所谓第一次上海事变，就是我国常说的“一二八事变”。1932年1月28日，日军入侵上海闸北，驻防的蔡廷锴部十九路军奋起抗战。中国军队的拼死抵抗打得日军三易主帅，击毙敌第七联队联队长林大八少将，活捉日军大队长空闲少佐。在日文资料中介绍此战时，对“支那精锐十九路军”的评价始终多有敬畏。

林大八曾经担任过吉林特务机关长、张作相的“吉林督军署总顾问”，是日军里的中国通，死后被敬为“军神林联队长”。此人是九一八事变后第一个在中国阵亡的日军将领，他的死留下了一个历史之谜。那就是林大八阵亡于3月1日，日军第三次总攻的前线阵地，是被机枪击中身亡的。对面的中国军队，一半是十九路军，一半是中央军第五军，所以林大八到底是死在了哪支中国军队手里，至今是个说不清楚的事儿。

由于钢产量不足，加上日本陆军坚持白刃战第一的作战思想，日军战车从设计上就被作为步兵支持武器。装甲薄、火力弱、战术落后的日军战车只有在和装备落后的中国军队作战时可以耍耍威风，在太平洋战争和对苏作战中则屡屡被打得一败涂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日军使用的战车始终评价不高。

其实，即便是装备落后的中国军队，当时也曾经给日军战车部队沉重打击，八路军山东部队就曾在曹各庄用得意的诱敌深入战术，歼灭过一支配属独立混成第八旅团执行扫荡任务的日军战车部队，日本《春兵团的战斗》一书中曾描述过这次战斗。既然改装柴油发动机是吸取战训，说明一二八事变的战斗中鬼子的坦克部队肯定吃了咱们不小的亏。

然而，在中国方面的资料中，并没有摧毁日军中型坦克的纪录。从战斗中的记录看，中国军队有击中击毁日军战车的战例。但从描述看，大多应该是日军海军陆战队使用的轻型装甲车。无论十九路军还是第五军，都缺乏能击穿八九式10－17毫米装甲的有效武器。八九式坦克重量12吨，如果放在欧洲闪电战的战场上只能算是三流装备，但在当时的亚洲战场堪称庞然大物，几年以后全面抗战爆发时，中国军队威力最大的英制6吨半战车也只有它一半的重量。如果真的曾将其摧毁，中方应有纪录。

中方的资料没有找到，日方的资料呢？日本战史学家儿岛襄的《日中战争》一书，被认为对一二八抗战的战场描述比较详细客观，包括空闲少佐被俘，日军侦察机被中国高炮击落等作战细节都有专文介绍。他在书中描述过中国军队在上海战场击毁日军装甲车的战斗，提到八九式坦克左侧前方有一个大观察窗是设计的败笔。因为中国军队在八九式坦克面前吃亏后，曾组织神枪手专门瞄着这个地方打，杀伤日军车内人员。八九式坦克左侧的确有一个观察窗，是个窗套窗的设计，想法是行军时候开大窗，作战的时候开小窗。想法虽好，无奈那个小窗视野实在太窄，战场上日军多不得不打开大窗以利观察，结果成了这种坦克的阿喀硫斯之踵。3－３日军八九式甲型战车，可以看到其车体左侧的观察窗（机枪旁），发展到乙型的时候，这种坦克正面装甲改成了完整的一块，而不是这样的上下分层状，观察窗也缩小了，而且放在了右侧，这是区分八九式甲乙型别的要点。从照片上由此可以判断，在台儿庄被中国军队俘虏的日军中型坦克，即为八九式乙型。遗憾的是，儿岛襄也没有纪录中国军队在这一战中曾摧毁过八九式中型坦克。

莫非是以讹传讹？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战斗？

然而，根据日军作战纪录，在上海战场，确曾损失了两辆八九式坦克。日军在上海投入的八九式坦克隶属于独立第二战车中队，指挥官重见伊三雄大尉（这名有点儿耳熟吗？你要是熟悉太平洋战争史，有这种可能。1944年此人被击毙于菲律宾，当时已经是中将坦克旅团长，为日军装甲部队战争中死亡职务最高的将领。）日军对八九式这种当时的新式武器，抱有试验和检验的目的。因此，这个独立第二战车中队装备两种坦克——日本国产的八九式坦克五辆、法国进口的雷诺NC战车十辆，以便对比两种坦克的实战能力。到淞沪协定签署的时候，该中队的八九式坦克只剩了三辆。

另外两辆哪儿去了呢？若是简单的遭到中国军队的人员杀伤，甚至击穿其装甲薄弱部位，并不能将这样的巨兽摧毁。战场上中国军队并无俘虏这种坦克的纪录。所以，即便曾将其击伤，日军坦克也肯定逃了回去。而这种情况下，不大可能使其享受从花名册上除名的待遇的。

一定是遭受了灭顶之灾，才会让一向好面子的日军做出这样的决定。没有相应纪录，似乎更像是日本陆军打了窝囊仗以后，一贯的维护脸面做法。

再查！再次的查找甚至找到了这次战争中日军对雷诺坦克与八九式坦克战场性能对比的报告。

根据日本方面的看法，八九式坦克的表现，比雷诺战车要好。其主要优点，第一是性能稳定，第二是火力强大。性能稳定是因为雷诺坦克的毛病太多，故障频出，经常开到中国军队的阵地前就“立往生”了，成为死靶子。而火力强大则是因为它装备了57毫米短管加农炮。八九式坦克的57毫米短加农炮基本没有打击装甲目标的能力，却适合摧毁固定的机枪掩体等目标。日军纪录中提到一条经验，即战车上装备火炮比装备射速高的机枪更有价值，面对对方以机枪据守的阵地，如果也用机枪对射一般会形成对峙，但如果轰上一炮对方通常就失去斗志而丢掉阵地了。俗话说“老兵怕枪，新兵怕炮”，十九路军倒不是新兵，但是基本没有重武器作战经验，日军的这条战斗总结有一定道理。

其实，这种战车的设计并不怎么出色，造型笨重，布满硕大铆钉的车体宛若巨型蟾蜍，作战中在山西原平第一次遇到装备37毫米反坦克炮的中国军队姜玉贞旅，被打得落花流水，日本陆军装甲部队的招牌人物百武俊吉大尉当场阵亡（同时还阵亡了另外两个战车中队长）。

这个百武俊吉和重见伊三雄是日军早期战车部队中最出色的两个指挥官，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独立战车中队的中队长。如果百武不死，估计到太平洋战争和重见一样，也能混个装甲旅团的旅团长了。这种八九式战车在上海受到好评，关键原因还是它的设计重点恰好适合当地战场。例如，它17毫米的正面铆接装甲如果被平射炮击中很容易被摧毁，可基本没有平射炮的中国军队，其轻武器却无法击穿这种装甲；它2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动作迟缓，连日本士兵都讥笑其为“铁牛部队”而不是自称的“铁狮子部队”，但这个速度伴随步兵前进正好够用。

不过，这份报告中，也没有八九式坦克遭到攻击损失的纪录。

这样，萨也基本死了心，估计即便真有这样的战斗，也已经陨灭在历史的长河中了吧。

谁想无心插柳，日前到大阪日本桥吃“锦鸭料理”，出门的时候忽然看到右厢有个小书店，便随手买了几本旧书，其中一册2002年第3期的《丸》杂志（总 683期），里面有个《日本装甲战斗车辆》的特辑，有一篇装甲兵专家三味由纪雄的文章（P76）恰好提到了这次战斗，证明这并非子虚乌有，日军的八九式战车确实在战斗中吃了中国军队的苦头。

这篇文章描述的是八九式战车开发和使用的过程，内容颇为枯燥，但是谈到促使日军为这种战车开发柴油发动机时，提到其原因之一是一二八事变中与中国军队的一次战斗证明了其汽油发动机的生存力不足。

按照文中的描述，这次战斗是日军的后方阵地遭到了中国军队的奇袭，交火中日军的一个战车停车场也遭到打击。这时，日军在该车场的战车都处于“保管”即维护状态，无法投入战斗。中国军队的炮弹也没有命中日军战车，但还是给它们带来了灭顶之灾——中国军队用迫击炮猛烈攻击了慌乱中的日军，其中一发炮弹恰好命中战车队列附近一辆两轮带斗摩托车。这辆摩托车立即被摧毁并起火燃烧，而烈火沿着地面的汽油滴迹延烧开来，停放在一旁的八九式战车也被引燃殉爆。

区区百余字，没有时间、地点，也没有具体被摧毁了几辆八九式坦克，但战斗过程描述得颇为清晰，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然而正是这次战斗让日军痛下决心，开发柴油机动力的主力战车。

下如果这是十九路军袭击日军坦克部队的全貌，在双方的作战记录中难以找到也并不奇怪。

这是因为，对于远距离发动袭击的中国军队来说，看来这次的战果有点儿误打误撞，并不是专门对着八九式去的。他们无从了解给日军造成的具体损失，自然也不知道打掉了日军的战车部队。而对于日军来说，对这种窝囊仗的态度一向是避重就轻——按照日军只纪录双方在战场上损失的逻辑，这次八九式战车被袭击的现场并不在战场上，而是在战场的后方，当然不能算是战场损失喽。这对“皇军”来说并非新鲜事，所以才有用两个星期攻打下中国几个军据守的重镇洛阳，仅仅损失55人的伤亡报告。今天美军的伤亡报告也与此类似，你只要中弹后不是四分五裂，被战友发现的时候还有一口气的话——哪怕喘完这口气当场就过去了——也只能算是受伤；你要是被人家活捉点了天灯，哪怕是大家亲眼看见你被烧成一根木炭，只要烧得够彻底找不到可以鉴定DNA的组织，你也只能算是失踪。

看来大家对于自己损失这种损伤士气的事情，都是半斤八两。

既然真的存在这一战，尽管资料有限，我们依然可以对这次战斗的详情作一些分析和推导，或许可以看到这一仗文字记载背后更多的内容。

首先，有哪支中国军队具备发动这次攻击的能力？

这个线索，恐怕要从中国军队奇袭时候使用的武器——迫击炮来寻找踪迹了。

通常，我们认为一二八事变中在上海进行抵抗的中国军队只有十九路军。实际上，在当地参加战斗的中国军队，还包括至少三支陆军部队，那就是第八十七、八十八师组成的中央军精锐第五军（军长张治中，附教导总队一部），宋子文所部税警总团（前期指挥官王赓，后期指挥官莫雄），以及原定接防十九路军闸北防线的宪兵第六团。此外，中央和广东空军也派机参战。这段历史颇为错综复杂，很难一概而论。例如第五军实际由国民政府的两个直属警卫师组成，曾强渡蕴藻浜，打得十分惨烈，勇猛顽强不亚于十九路军；十九路军将领称税警总团参加抗战是因为被日军包围，不得不请求加入战局。而从作战过程看，税警总团从未出现过被包围的情况，其参战纯出主动请缨，如此说法当是十九路军与当时国民党中央政府矛盾的反映。中国军队尽管内部矛盾重重，你死我活，但在外敌面前，还是能够做到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虽然，一边和敌人打着仗一边相互算计的事情，也没少干。

这几支部队中，除了宪兵六团没有炮兵以外，十九路军、第五军、税警总团都装备有相当数量的迫击炮，足以发动这样的袭击。事实上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的迫击炮部队曾给日军造成重大伤亡，日方在评点中方武器装备时，评价最高的三种兵器就是——捷克ZB-26轻机枪、大口径迫击炮和37毫米战防炮。不过，这里面，我认为最有可能发动了这次攻势的，当属十九路军。这样说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而是因为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上校军械处长王大文曾回忆，十九路军发动抗战之后，受到上海各界热烈支持，踊跃捐献。十九路军用这笔捐款向上海各洋行购置到一批新式的武器弹药，立即分发各部，每连得三支捷克式ZB-26轻机枪，每团的迫击炮连得六门迫击炮。萨的看法，得了这批新武器的十九路军各部，如果不拿这批迫击炮在前线用一用，未免太不合当兵的对新武器那种好奇心了。

而且，从后面的分析，也感到十九路军动手的可能性比较大。

那么，这次作战的时间会是什么时候呢？

应该发生在2月中旬或更晚的时候。根据日军记载，八九式坦克所属的第二独立战车中队，是随第二十四混成旅团即久留米旅团投入战斗的，这个旅团2月2日奉命集结，9日到达上海。在这之前，上海的日军主要为海军陆战队，并没有重型装甲车辆，只有从英国购买的维克斯·克鲁斯丁M-25装甲车。诡异的是根据日本《戦車マガジン》1985年第8期《中国军的机甲化》中曾经提到，在一二八事变中，中国军队也使用了克鲁斯丁装甲车，双方战车之间交手虽然不多但也是有的。

然而中国当时在前线的十九路军和第五军，都没有战车部队，也不曾提到在这次作战中有战车部队和日军交手。难道是日军看花了眼，把第五军的卡车当成了装甲车？

还有一种可能是日军所说的并非克鲁斯丁装甲车，而是卡登·洛伊德（carden-loyd）两栖装甲车。宋子文组建税警总团的时候曾从英国进口了24辆， 1929年交出了18辆给新成立的陆军机械化学校，手中的另外6辆不知所终，或曾参加过一二八抗战。由于税警总团不属于正规军，它的战史比较混乱，缺乏这方面记载也是可能的。

3－１０中国军队的卡登·洛伊德战车，水陆两用，可惜装甲太薄弱，总重量只有2.5吨，考虑到十九路军曾靠机枪手榴弹就收拾了同为2.5吨的日军装甲车，这种战车在实战中作用不会太大。

根据十九路军的作战史料，此战颇有可能是发生在2月15日的夜袭钱家湾战斗。

2月中旬，日军久留米旅团等援军到达后发动的第二次总攻，十九路军在顾家宅等地与日军反复拉锯，最终依靠各部顽强的抵抗和对江南水网地带的熟悉击退了日军的攻击。15日，六十一师副师长张炎为了清除日军出击据点，指挥所部夜袭位于敌军战线后方的钱家湾，其战况记录如下：

“夜袭钱家湾”的方案在张炎副师长心中已定。晚10时，他亲自带领两个营，悄悄地接近日军宿营地，先摸掉敌人岗哨，由士兵组成的敢死队，人人身上浇满汽油，绑上手榴弹冲向敌营。随着一片爆炸声，敌营顷刻间成了一片火海。战士们又集中火力猛攻钱家湾，日军乱成一团，溃不成军，慌不择路，只顾逃命。

-- 杨文、乃良《一·二八”季家桥之战》

3－１１张炎，老粤军出身，曾担任六十一师代理师长，十九路军重要将领，因为十九路军在福建反蒋受到排挤，不肯低头的张炎在国民党系统中备受压制，虽然官至中将，兵马却越带越少，到抗战期间，成了只有几百名民兵的土著司令。1945年，心高气傲的张炎与****方面合作，在广东起兵再度反蒋，不幸兵败被杀。

所谓捆绑手榴弹，自己身上浇上汽油出击，当属宣传，这种打法即没有在双方的战史中有所纪录，也不符合战场现实——自己身上浇了汽油，冲击过程中如果作滚翻匍匐等动作，很容易被战场上到处都有的明火引燃自焚，根本达不到杀伤敌人的目的，还不如手提一桶汽油冲锋更有效些。从战斗描述的敌军阵地遭到破坏情况来看，更像是遭到了中国军队火炮的攻击，而以当时十九陆军的装备，能够携行冲锋的火炮非迫击炮莫属。这也是一二八事变中仅有的对敌后方阵地实施奇袭的战斗纪录。

考虑到钱家湾正好在战线之后，日军的八九式坦克在这里开辟临时的停车场，作为向前方出击的前进基地和损伤后的修理所比较合理。而日军阵地被袭击后燃烧的纪录，也和日军记载八九式坦克遇袭一战的情形比较吻合。

由于材料的限制，对这次战斗的考证，只能进行到这个程度，但想象一下。

黄浦江畔钱家湾的日军坦克部队前进基地，暗夜中精壮的日军装甲兵们得意洋洋地加油装弹，准备第二天给河对岸的中国军队致命一击。双方的枪炮弹不断划过夜空，突然照亮了一支如鬼魅般出现在日军阵地后方，面涂焦油、身背斗笠的中国军队。不等慌乱的日军哨兵做出反应，一阵乱鸦投林式的迫击炮弹从天而降，把日军的前进基地炸成一片火海。被炸散了架的三轮摩托飞上半空，地面上的火焰顺着汽油的滴迹飞卷开来，一道火线直奔正在起动的日军战车油箱。剧烈的爆炸伴随着日军装甲兵的惨叫，巨兽一样的坦克顿时变成了大型火炬，把夜空照得更加灿烂，掩映出远处上海市区楼房大厦的影子……

怎么有一种战争片长镜头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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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蔽战线上的传奇人物潘汉年蒙冤“镇江事件” [转帖]

　　

　　“镇江事件”其实本不是一件“事件”,它仅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我上海地下党领导同志巧妙利用敌伪中的统战关系,在敌人眼皮底下,似游山玩水般安全而轻松地通过敌占区封锁线,撤离到新四军淮南根据地的一件颇具传奇色彩的事情。然而十多年后,这件事情竟成了震惊国内外的“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的重大罪证之一,当时被称为“镇江事件”。这起共和国历史上的大冤案,使我党隐蔽战线上的传奇人物——潘汉年蒙冤数十载,直至1982年才得以沉冤昭雪。那么,这起所谓的“镇江事件”的本来面目如何呢?本文就试图拨开历史的迷雾,向读者再现这一段历史的****。

　　形势严峻被迫撤离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占香港,并派兵进驻上海租界。日军开进租界后,残暴地对待原租界区的人民。他们经常挨家挨户进行突击搜查,深更半夜闯进民宅,或中途断绝交通禁止车辆通行,宣布戒严,搜查行人,任意拘捕中国人。日军对****员和革命人士更是特别仇视,他们联络汉奸,必要斩尽杀绝而后快。上海的形势日益紧张起来,我地下党的工作面临着严峻的局面,在上海的领导同志及秘密机关处于极危险的状况。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指示:处于地下的中共江苏省委领导机关,从上海向新四军淮南根据地撤退。在转移前,主持情报工作的潘汉年亲自审定了交通站、交通员,确定了交通线。这些交通员大都是年富力强、精明能干、革命性强的同志,他们冒着生命危险,陆续把大批干部平安地转移到了淮南根据地,中间没有发生过什么特殊情况,只有省委副书记刘长胜在撤退途中经过瓜州时,曾被伪军盘查扣押了数小时,后来总算因处置得当而脱离了险境。但这也给我们提了一醒,高级干部的撤退行动必须更妥善地安排好交通路线,否则是很危险的。
　　1942年9月,中共中央又电示仍留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组织部长王尧山和潘汉年等人,让他们考虑自己的撤退问题。鉴于刘长胜上次撤退时的教训,而且这一次要撤离的人员目标更大,更需要保证安全。经过潘汉年与刘晓、王尧山等同志的商量,决定动用情报系统,利用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的关系另开辟一条交通线,以保万全。于是,由潘汉年出面,通过联络人员提出同李士群进行会面。李士群大革命时期曾经加入过中国****,在中共中央保卫机关工作过,1934年被捕后为中统特务机关工作,不久又投靠日本特务,在汪精卫叛国后充当汪的得力助手,历任汪伪警政部长、特工总部副主任、江苏省省长等要职。他为了给自己留后路,又设法同中共方面联系。经中央社会部的批准同意,我们也希望争取他做一些有利于抗战的事,有限度地为我所用。这样,当潘汉年向他提出“准备到新四军根据地去一趟,可能还会带几名助手,希望能得到帮助,为路上的安全提供保证”时,李士群很痛快地就答应了:“这不成问题,而且今后我要到临近新四军根据地的地区搞‘清乡’时,也希望你们能够谅解。还请你们继续用电台和我保持联系,多交换一些情报。”此外,李士群还指派了专人具体负责,由特工总部设在镇江的特工站护送,帮助潘汉年一行经由镇江北上。这样,一条安全撤退的交通线就被打通了。

　　巧用关系潇洒过境

　　1942年11月初的一天,刘晓、王尧山和夫人赵先,以及江苏学委书记张本,各自按约定的时间到上海四川路的一家旅馆集中。第二天黎明,四人又分乘两辆三轮车到广东路的一家商号与潘汉年会合。这天,潘汉年穿了一套时髦的全身西装,外加秋季大衣,派头很足,俨然一副阔绰的洋派经理的样子。正寒暄间,已经有人叫来了两辆出租汽车,大家直驶上海火车站。到了车站又立即有一个商人模样的人把他们引进了餐厅进餐。吃过早饭后,直接从贵宾通道乘上了二等车厢。车站外,熙熙攘攘的乘客正连推带挤地向普通车厢涌去,日本宪兵和警察一一进行严格地盘查,而二等车厢里,设备豪华,环境优雅,只有寥寥几个旅客。从上海到镇江,一路上仅有几个腰佩指挥刀的日本军官上上下下地短途乘车,中间未受到任何检查。据赵先回忆,这样阔绰的旅行还是她生平第一次,比起两个月前和刘晓、刘长胜同去南京时,挤在做单帮生意的人中间,被日本宪兵推推搡搡的情景,简直有天壤之别。
　　火车到镇江后,李士群指派专门负责此事的胡均鹤和镇江特工站站长刘毅亲自到车站迎接。这胡均鹤是何许人也?此人大革命时期也曾加入过中国****,从事工人运动和共青团的领导工作,1929年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1932年被捕叛变,投靠了中统。抗战初期,被汪伪逮捕后就在李士群的手下工作。他的夫人赵尚芸是东北抗日联军司令、抗日英雄赵尚志的亲妹妹,他倒是很好地照顾了赵尚志父亲的生活。当时他担任汪伪特工总部副厅长兼江苏实验区区长。1941年间,经中共中央批准同意,潘汉年同他之间建立了情报工作关系。此人在上海解放前夕向我方要求给予立功赎罪的机会,后来担任过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所属的外围组织情报委员会主任,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敌特线索,参加了上海的镇反工作,潘案发生后也受到牵连,1982年得以平反,这是后话了。
　　胡均鹤将潘汉年一行安排住进了镇江有名的金山饭店。路上,王尧山颇有点紧张地悄声告诉刘晓:“那西装小个子是胡均鹤,那长衫是刘毅,他们都是中央通报过的叛徒!我们可要当心点。”刘晓听了也顿时警觉起来。午饭过后,刘晓径直找到了潘汉年:“汉年,我看咱们要赶快离开。”“到了镇江了,忙什么?下午逛金山寺,明天地方长官请吃饭。这里的明虾、活清水蟹、鲥鱼,可比上海的鲜,咱们在上海可没钱吃这个。”潘汉年笑着说。刘晓着急了:“你知道胡均鹤、刘毅他们是谁?他们都是我们党的叛徒,是汪伪的特务头子!”潘汉年正色起来:“没错,他们都曾是我们****的干部,后来因为受不了国民党的严刑逼供而被迫叛变。他们对国民党其实是非常恨的,也明知跟着汪精卫、李士群干没什么好结果,所以都想为****、为抗日做些事,以争取党的宽大。我们就是要利用他们的这种心理,尽力帮助他们从敌伪阵营中分化出来。再说,南京、瓜州渡、江阴都有‘检问所’,特务多如牛毛,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别想出镇江一步。况且,他们并不认识你们,只知道我是****员。你们尽管去赴宴,自称上海商人,是跟我到新四军那边做生意的就行。”

　　刘晓终于表示了同意。大家换好了衣服,下午在胡均鹤、刘毅的陪同下游览了金山、北固山。一路上潘汉年谈笑风生。第二天,大家又应邀赴宴。席间胡、刘二人有点拘谨,刘晓他们也不太习惯,只有潘汉年从容自如。当然,谈的也都是金山寺风景一类,有关政局的问题一句也未涉及。饭后,又由特务人员陪同着一起大摇大摆地逛了竹林寺。
　　第三天一早,刘晓、潘汉年一行五人又在胡均鹤的亲自安排下,乘上了一条去仪征的机帆船,刘毅亲往护送。船上另有一些镇江特工站派来的青年伪军军官和便衣特工,他们殷勤接待了刘、潘一行。刘晓与潘汉年并肩在甲板上站着,刘晓小声说:“我们倒像是被特务和伪军押解出境一样。”潘汉年笑了。机帆船逆长江而上,下午就到了仪征县城。刘毅早已在仪征安排好了旅店,大家就在仪征好好休息了一晚。次日天刚蒙蒙亮,刘毅找来几名挑夫,帮刘、潘等人提着行李,大家换上了中装短衫等方便行走的衣服,往城门去了。到了城门下,只见城门还没有开,“检问所”也空无一人。刘毅大声叫道:“开城门!”不一会儿就见从警卫房里跑出个伪军,看了看刘毅,忙掏出钥匙,打开了锁,推开了老旧沉重的大木门。大家出了城门,谁知刚走了不多远,城墙上就又有一名伪军军官探出头来大声喊叫:“站住!”潘汉年转过身用双手筒着嘴,高声呵斥:“和你们上面讲过了,还不知道吗?混蛋!”经过这一训,那人没声了,缩回了头。大家继续在泥土公路上前进,走了十几里路,就到了敌我交界的地区。拐进一条小岔路,走不多远,迎面是一排小山岗,两个站岗的儿童团员忽然探出头来:“站住,不准动!”看着这两个威严而又认真得可爱的孩子,大家都会心地笑了。潘汉年上前笑嘻嘻地对他们说:“你们罗炳辉师长的客人来了,还不快去报信。”一个孩子撤丫子跑回村里去了,不一会儿,当地的乡长就赶来迎接他们了,并招待他们吃了午饭。饭后,刘毅就带着便衣和挑夫回仪征了,潘汉年向他们表示了谢意,并坚持付给了挑夫们酬金。他们一行又在新四军二师防区内步行了三天,才到达了淮南根据地,找到了中共淮南地区区党委,党委书记刘顺元亲自把他们送到了上海撤退出来的干部的集中地点——盱眙县顾家圩子江苏省委机关所在地。先期到达的省委负责同志刘长胜、沙文汉、刘一宁等都跑出来欢迎他们的归来,祝贺他们撤退的胜利。这传奇式的故事迅速在顾家圩子传开了,大家纷纷称赞潘汉年的神通广大。要知道当时通过敌占区封锁线是多么的困难,有的出了危险,有的是黑夜偷渡,有的比如刘少奇之到延安,在某些地段是硬靠武装打过去的。像刘晓、潘汉年他们这样大摇大摆,有专人护送,平安自在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到达根据地后,潘汉年很快就见到了新四军军长陈毅和政委兼华中局书记饶漱石,他向两位领导汇报了自己的工作,把李士群表示愿意和新四军联系“合作”的意见向他们作了报告,并提供了所收集到的有关“清乡”和“扫荡”的情报,陈、饶二位以及中央情报部都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不久,潘汉年被任命为华中局情报部长,负责遥控指挥上海的情报工作。这次撤退的顺利成功,同时也为新四军根据地和敌占区之间建立了一条新的秘密交通路线。后来,潘汉年的政治交通员何荦以及其他几位根据地的干部都曾利用这条秘密交通线往来于敌我管辖区之间,一直没有出现过安全方面的问题。

　　十三年后黑白颠倒

　　刘晓、潘汉年一行五人之所以能够巧妙地利用统战关系,顺利平安地通过敌占区封锁线,完全是按照中央关于敌区工作的正确方针,长期工作的结果,是潘汉年对李士群这样上层汉奸特工人物所做的争取工作的一个积极成果,也是他对胡均鹤、刘毅这样的汪伪特工人员进行分化瓦解工作的巨大收获。这本是潘汉年的一大功绩,然而谁曾想到,十三年后功过是非却被戏剧般的颠倒了。这次淮南之行成了所谓的“镇江反革命事件”,成了刘晓、潘汉年一行勾结敌伪的罪行,成了“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的重大罪证之一。
　　1955年是一个多事之秋,继“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之后,又一条爆炸性的新闻震惊了海内外。4月3日,潘汉年在北京参加党代会时被秘密宣布逮捕审查,执行者是当时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7月16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对原人大代表潘汉年的逮捕决定,罪名是“内奸”、“反革命”。原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扬帆亦同时被捕,罪名和潘汉年大体相同,他们两人被确认为是重大反革命案件的主犯,此后被相提并论,称之为“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1957年,经审查给潘汉年戴上了三顶“大帽子”——“暗藏在中**内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内奸’”、“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196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对潘案正式开庭审理,并当场宣布终审判决:判处潘汉年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后被假释安置在北京南郊团河农场。“文革”开始后,潘、扬案件又被重新审查,潘汉年再次被收监,并被开除党籍、改判无期徒刑。1975年潘汉年、扬帆分别被遣送到湖南江和湖北沙洋的劳改农场“监督改造”。1977年4月14日,潘汉年以“肖淑安”之名在长沙医治无效,含冤去世,死后连真名也不允许刻上墓碑。受到此案牵连,胡均鹤、王尧山等人亦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镇江事件”作为“与汪伪勾结”的重大罪证之一,被立为专案重点审查。
　　历史是曲折的,但毕竟又是公正的。1981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开始对潘、扬案件进行全面复查。1982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的红头文件,对潘汉年的一生重新做出了高度评价,“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说明,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对“镇江事件”作出了结论,“在敌占区建立秘密交通线,不仅保证了淮南根据地与上海之间地下联系的畅通,而且当环境恶化时,把在上海难以立足的地下党领导同志和大批干部,安全地撤回根据地。”历史终于还其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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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的人生足迹[转帖]

　　
　　1921年7月23日,中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市望志路106号开幕。全国有七个地区的十三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他们是陈公博、包惠僧、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张国焘、刘仁静、王烬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周佛海。另外,第三国际代表马林、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李克诺斯基也出席了会议。在此会议上,中国****正式宣告成立,身在广州的陈独秀被选为中共总书记。
　　在中共“一大”会上,包惠僧和毛泽东地位相同,表现各异。27岁的包惠僧发言活跃,28岁的毛泽东沉默寡言。“一大”一结束,包回到武汉,担任湖北****的领导,毛泽东回到长沙主持湖南****的工作。两人为党的工作常有书信往来。1922年秋,毛泽东遭到湖南警方通缉,避居武昌黄土坡包惠僧办公室,他们共住10余天,朝夕相处,十分融洽。工作之余,包还陪同毛泽东游览逛街,并请毛泽东上馆子,给当时穷教书匠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直到30年后,毛泽东还对武昌鱼及豆皮念念不忘,多有赞词。
　　1925年2月,蒋中正、周恩来率黄埔军校教导团和部分学生参加首次东征,留下校部的学生无人管理,廖仲恺给蒋发电报,要周恩来回黄埔,蒋回电说前方工作重要,周恩来不能回校。于是廖仲恺任命包惠僧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这就有了前方主任周恩来,后方主任包惠僧的说法。6月,在黄埔的留校生参加粉碎“杨刘叛乱”,叛乱平定后,军校学生全部回校复课,周恩来调国民党军第一师任党代表。于是整个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全部由包惠僧负责,包时年31岁。当时叶剑英、徐向前、林彪和聂荣臻均在黄埔工作和学习,都是包的部下和学生。此时,包惠僧官运亨通,又任黄埔军校高级政治训练班主任,又任武汉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还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主任。1927年1月,包出任独立第十四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可惜好景不长,1927年上海“四·一二”政变,8月“夏斗寅叛变”,接着“马日事变”。国民党“清党”,包惠僧被“清”了出来。此后他到湖北老家黄冈,江苏高邮,上海等地避难。当时,他看不到****在中国的前途,不久脱离了****。
　　为了生活,包惠僧在上海帮助贺耀组办《现代中国》杂志,后到国民党湖北省主席何成睿幕下任参议。1931年,借助他与蒋在黄埔共过事这层关系,担任蒋中正陆海空总司令的参议,“九·一八”事变后,蒋任军委员会委员长,任命他为军委会秘书兼中央军校政治教官。因包曾是****员,国民党并不信任他,他在国民革命军内官阶为中将,也算高级将领却没实权,只相当幕僚角色。1936年,包惠僧由军界退役,转任文官出任内政部参事,后任内政部户政司司长,1947年改任内政部人口局长。他虽然做人口局局长,却对人口问题缺乏认识和研究,政绩平平。
　　1948年国共内战激烈,局势紧张,国民党政府从南京迁往广州。包惠僧见势不妙,申请遣散,便带着家眷逃到澳门,住在柯高马路88号二楼。1949年10月收音机传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的声音,报纸上登着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的照片,包惠僧百感交集,彻夜难眠。28年前和包惠僧一起创建共产主义小组和****的朋友、同事、部下和学生,居然当上了国家主席、总理、部长、司令……而自己眼下栖身赌城澳门,既不是****也不是国民党,真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凭包惠僧的资格和才能,他原本是可以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扶栏检阅三军的,可是阴差阳错,一念之差,一失足成千古恨。如今,他只能心惊胆颤地躲在澳门柯高马路88号。他从大陆带来的钱不多,坐吃山空,捉襟见肘,整天为全家柴、米、油、盐、酱、醋、茶而操心,惶惶不可终日。台北他不想去,北京他不敢去,落到这般地步,他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但是残酷的现实使他不得不吞下这苦果。他左思右想,终于提笔起草给“恩来兄”发报。周恩来接到他的电报后,将包惠僧全家从澳门柯高马路88号二楼搬回大陆。包回到大陆后,先后安排他做内务部参事,后任国务院参事,都是没有权的闲职。回大陆后,周恩来、董必武看在是老朋友面上,还请他吃饭叙旧,可包一直有自卑感,甚至不敢提笔写作,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直到1957年才用“栖梧老人”笔名发表回忆文章。
　　1966年“文革”爆发,包惠僧受到很大冲击。“造反派”不仅贴了他的大字报,还用拐棍将他的头打了一顿。从此他一蹶不振,精神崩溃,吓得他连夜将珍藏40多年陈独秀写给他的100多封亲笔信塞进炉中焚烧,这一批顶级历史资料倾刻间烧成灰烬,化作一缕青烟。
　　自1920年以来,包惠僧40年中走遍中国各地,历经变幻沧桑,但他始终把陈独秀的信带在身边。精心装裱好作为传家之宝,没想到“文革”之初竟毁于一旦。陈独秀不但是创建中共的元勋,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著名的学者、教授,还是精通日、英、法三国语言的大学问家。陈独秀的墨宝传世不多,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在目前的国际文物市场上,陈独秀的100多封亲笔信,至少值100万美金。包惠僧在“文革”中烧掉的不仅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文物和物质财富,也是他年轻时代所追求的理想、事业、友谊……他这一把火将35年前那个“无冕之王”烧得没有了一丝气息,但他在“文革”中却大难不死,居然熬过了十年浩劫。“四人帮”跨台后,他默然辞世。辞世时,没有华丽的悼词,没有隆重的葬礼,也没人为他立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