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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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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2 11:16:32 | 显示全部楼层

笑面老虎[转帖]


作者:耕斋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避暑录话》宋·叶梦得

文潞公知成都,偶大雪,意喜之。连夕会客达旦,帐下卒倦于应侍,有违言,忿起拆其井亭,共烧以御寒。守衙军将以闻。公曰:“今夜诚寒,更有一亭可拆,以付余卒。”复饮至常时而罢。翌日,徐问先拆者何人,皆杖脊配之。

文潞公即文彦博,北宋时与富弼、司马光齐名,曾封潞国公,官至宰相。这位文彦博人如其姓,颇有点文人习气,懂得及时行乐。庆历年间他还不到四十岁,便被委以重任,派到成都去当一把手了。

却说这年冬天成都竟也下起了大雪,文彦博高兴极了,连续几天宴请宾客,饮酒赏雪,通宵达旦。室外站岗的兵丁不得休息,又冷又倦,牢骚满腹,忿起拆掉了一个井亭,将木料拿来烧以御寒。警卫的军官将此事报告给文彦博。文说:“今夜的确有点冷,还有一个亭子也拆掉给其他兵卒烤火吧。”说完照常饮酒直到天亮才散席。第二天,文口气和缓地问明先拆亭子的是哪几个人,全部罚打军棍然后发配处分。

文彦博诗文书法俱佳,名重一时。但文品并不等于人品,阴毒如果披上了文化的外衣,可能更令人猝不及防。

北宋名将狄青就栽在了文彦博的手里。狄青功高权重,在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士兵每次领得衣粮,都说:“这是狄家爷爷所赐。”这种话传到朝廷,皇上听了便有点不爽。其时文彦博已做宰相,就建议把狄青调出京城去担任“两镇节使”。狄青上奏说自己没罪,为何要被外放出京。宋仁宗觉得狄青是个忠臣,这样处置的确欠妥,征求文彦博意见。文说:“宋太祖原本难道不是周世宗的忠臣?但因为得军心,所以有陈桥之变,最终夺了天下。”宋太宗听了默默点头。而狄青蒙在鼓里,还想到宰相府申辩。文彦博盯着他直说:“没其他的理由,就因为朝廷怀疑你!”狄青惊怖,不敢再言。狄青外放以后,朝廷每月两次派使者来“安抚慰问”。狄青每次听到京城来人了,都会惊疑终日,不到半年,就病发去世了。

总是说“伴君如伴虎”,想不到伴文彦博这样的文臣,也如此危险。看来问题出在个人身上,根子却在封建制度那里。权力如果得不到制约,个人的尊严乃至生命都只是风中之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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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2 11:34:30 | 显示全部楼层

巴金与叶圣陶[转帖]


上世纪20年代末,叶圣陶在《小说月报》、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巴金写的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被叶圣陶看中发表。后来叶圣陶又一连约巴金写了几个短篇,在他主编的《妇女杂志》发表。由此,巴金声名鹊起。

1949年初北平解放,叶圣陶从香港回到北方,听说巴金去了台湾,马上写信向黄裳打听消息。黄回信说这纯粹是讹传。叶圣陶心里一块石头才落地。几个月后,两位神交多年的文友,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喜相逢,高兴万分,彻夜谈心。

最令巴金感动的是,“文革”中被关进“牛棚”受尽屈辱的叶老,“解放”之后,专程去上海看望几位落难的好友。其中一个就是巴金。“他看到我还活着”,且能继续为文学事业尽微薄之力,心里既欣慰又高兴。

此后,叶圣陶看到巴金在香港《大公报》发表的一篇又一篇忆旧事、讲真话的精彩文章(后来收入《随想集》),多次写信鼓励。还亲笔赠诗:“诵君文,莫计篇。交不浅,五十年。平时未必常晤叙,十载契阔心怅然。今春《文汇》刊书翰,识与不识众口传。挥洒雄健犹往昔,蜂虿于君何有焉。杜云古稀今曰壮,伫看新作泪如泉。 ”

当时,巴金的文章受到不少非议。叶老的肯定和鼓励,使他的信心和勇气陡增。

(摘自7月9日《人民政协报》作者 廖祝南原载《天津老年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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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2 15:23:58 | 显示全部楼层

陈方正:三问中国科学为何落后[转帖]


  来源: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 日期:2009-7-5

    陈方正博士,毕业于哈佛大学,广西岑溪人,1939年出生于重庆,1949年随家人赴港,现任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高级研究员,2006年获香港中文大学颁赠荣誉院士名衔,自2004年出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竺可桢科学史讲席教授,学术工作包括现代化历程之比较科学、科技与现代化关系之探讨、民族主义理论、科学哲学、科学史等。

  李约瑟认为,中国科学一直都远远优胜于西方,只是在文艺复兴以后才为西方超越而已。这个大逆转主要是由社会与经济因素造成,和文化、传统没有必然关系。我们有必要通过讨论西方科学传统的整体发展,科学在西方文明大传统中的核心位置,来审视李约瑟问题的意义,审视中国在近代落后的根源。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科学落后于西方?

  李约瑟问题大家都听说过,就是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出现于中国。西方专门研究中国科学的专家席文提出,问这个问题没有意义。可是他忽略了李约瑟问题的两个前提,一个前提是中国科技向来优胜于西方,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5世纪,在1700年里中国科学都是比西方科学优胜很多。第二个前提就是西方科学到文艺复兴才突飞猛进,超越了中国。

  李约瑟问题在中国大家很感兴趣,知道的人很多,不过大家都忽略了一点,李约瑟其实并不是提出一个问题,让我们大家去寻找答案,李约瑟自己已经有了答案。我看到很多论文研究李约瑟问题都不知道李约瑟的想法,我觉得是很不应该的。只要把他的书拿来看一看,就会知道他自己已经给了答案。

  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到90年代,李约瑟终身在研究中国古代的典籍,与人合作,写出20多卷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他要证明的就是,中国科学向来优胜于西方。证明之后,他就可以对自己提出的问题给出答案了。他的答案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资本主义的兴起是要赚钱的,赚钱就要造东西出来,所以有实用精神,实用精神就刺激了试验科学的发展。西方古代的科学,特别是希腊科学,主要是理论性的科学,缺乏试验科学,这一部分就由于资本主义的兴起而补足了。

  那么问题也来了,资本主义为什么在西方出现,却没有在中国出现呢?这就关系到答案的第二部份:那很简单,李约瑟说西方的封建体制是一个所谓的军事贵族封建体制,比较脆弱,资本主义一起来就把它打倒了,所以资本主义破茧而出,而中国是官僚封建体制,牢固不倒,虽然资本主义萌芽了,但是没有办法在中国兴起,由于没有资本主义的兴起,所以中国就没有试验科学,因此也没有现代科学。

  李约瑟在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在座各位无形中都会受到他的影响,可是在西方他是没有什么影响力的,西方科学史家对他的实证性的研究很佩服,也很敬仰他,可是他的理论完全没有市场。西方对李约瑟问题是有很多批判的,这些批判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点。

  第一,他说中国的科技向来优胜于西方,在技术上他做了很多论证,可是他混淆了科学与技术,中国的科学理论实际上是完全没有发展的。

  第二,他轻视科学理论的重要性。

  第三,他是割裂了西方近代科学与西方古希腊科学之间很重要的关系。

  第四,他过分强调了社会经济的因素对科学的发展,实际上几乎全盘否定了科学传统与科学家内在的一种科学发展的力量。

  对李约瑟问题的批判关系到科学的内史和外史的争论,所谓内史是说科学发展是由科学本身的逻辑和动力推动的,外史是说科学的发展是由社会、经济、政治因素来推动的。李约瑟是彻头彻尾的科学外史的拥护者,而绝大多数科学史家虽然承认科学外部因素的重要性,可是大家还是同意科学最重要的推动力还是它的内在因素。

  我们尊重、佩服、敬仰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的实证研究,可是很不幸,他造成了对中国科学史的方法和观念的严重歪曲,特别是他让我们中国人过分高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而过分忽略了西方科学的发展,甚至以为那只是一种偶然的因素,让西方领先了,其实不是这样。

  第二个问题:现代科学是怎么来的?

  现代科学是从17世纪开始,标志是1687年牛顿发表了他的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牛顿之前就是近代科学,大家知道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还有开普勒提出了行星三大运动,还有伽利略、笛卡儿等。可是哥白尼的学问是从哪儿来的呢,一般人回答不出来。再往前我们唯一知道的,可能就是托勒密。托勒密大家对他是一个反面的印象,因为哥白尼是将他的地球中心之说打破了。托勒密事实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在他之前还有欧几里得,在欧几里得和托勒密中间,还有阿基米得。

  古希腊的科学和古希腊的哲学,其实是一码事。古希腊的第一个哲学家是泰勒斯,也是一个科学家,第二个重要的就是毕达哥拉斯,也是如此。希腊有很多的殖民地,开始在东边,然后到西面,然后到北面,原子论就是在北边出现的,这是第一阶段“周边时期”。然后由于柏拉图的缘故,集中到了雅典,这是第二阶段了。最后才到亚历山大。

  在希腊之前,西方的科学和中国古代的科学一样,都是有实用的目的,可是通过“新普罗米修斯革命”,这个革命就是将数学从一种实用的计算工具改变为抽象的要严格论证的学问,只是为了满足好奇心。这在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完全不告诉你这些高妙、奥秘的几何定理有什么用处,只是严格证明它是对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革命呢?我认为有两方面的刺激,最早是泰勒斯,泰勒斯引发古希腊研究几何的兴趣,他们研究之后发现有三个几何学难题是他们解决不了的,一个是圆方等积的问题,也就是计算圆周率,第二是倍立方问题,第三是三等分角问题,由于这三个难题的刺激,他们开始向数学证明的方向走。

  另外一个方面,毕达哥拉斯成立了一个神秘的教派,这个教派的根本思想就是“数”为万物之本,世界上所有事物都可以用数来了解和理解。到了后来忽然他们发现,一个正方形的对角线和一条边的比例,就是开方2不是一个数,因为他们严格证明了开方2是不能够用两个自然数的比例来表达的。在公元前400年毕达哥拉斯教派就有这样的证明,这是很令人震惊的。

  毕达哥拉斯教派不单是一个政治团体,而且是一个宗教团体,政治上势力很大,有贵族独裁的倾向,结果被后来兴起的民众政治灭掉了。教徒散到各个地方,结果他们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把柏拉图说服了。柏拉图是雅典贵族,办了一个学院,就把这些人召集到自己的学院里进行研究,这是西方第一个研究所。在学院里他们就发现了《几何原本》大部分的定理。欧几里得是一个集大成者,就是将雅典学院里的研究成果集中到《几何原本》一书中。

  现在大家都认为科学是由实用搞出来的,其实不是的,西方科学的源头是由宗教出来的,宗教为什么与科学发生关系呢?实用的东西很难上升到理论,因为科学理论在原创时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严格证明几何定理根本没有什么用处,所以没有人会去做这个事情,一定要有强大的动力,最聪明的人才会用一生的功夫去研究,这就需要宗教。

  古希腊科学也不是从石头里跳出来的,也有一个开端,现在由于考古的努力,挖出了很多古巴比伦的陶泥板,这是人类最古的第一手的数学文献。古巴比伦时期已经计算出开方2等于1.41422。这是1920年左右发现解读出来的,这之前大家都认为2次方程式最早是公元前300年的《几何原本》才有,事实是在公元前1600年到公元前1900年的古巴比伦陶泥板上,已经有了解2次方程式系统的方法,和我们今天的方法基本上是一样的。古比巴伦的数学传统是实用的,并不是理论的,也不是严格证明了的。现在有证据证明它影响了希腊科学的兴起,《几何原本》里很多题目和这些陶泥板上的题目甚至是一样的。

  整个亚历山大的古代科学传统,大概到公元400年就衰落了,衰落的原因之一就是基督教起来了,基督教是一个带有高度神秘性的宗教,对古代科学是很有敌意的。来罗马帝国消亡,欧洲陷入大混乱,西方科学的传统也就断了。

  综上所述,西方科学的发展,最早是在埃及的巴比伦,影响了希腊周边的殖民地,产生了最早的自然哲学,也就是科学。后来传到了雅典,是因为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缘故,然后又传到了亚历山大,就是托勒密王国,它通过阿拉伯翻译运动,阿拉伯人将所有古希腊的科学典籍、哲学典籍全部从希腊文或叙利亚文翻译成阿拉伯文,古希腊科学就传到了中东,就成为伊斯兰科学。伊斯兰科学又经过拉丁翻译运动,出现了欧洲中古和近代科学。

  第三个问题:现代科学为什么会出现于西方?

  传统很重要,这是我想强调的一点。中国从孔子开始,一直到五四运动为止,所有人的思想都深深受到孔子、孟子、儒家的影响,我们总觉得经世济民、服务社会救国家是最重要的,可是西方的传统不是这样。西方传统当然有很多种,苏格拉底的伦理传统也很重要,其实很重要的西方传统是从柏拉图开始的。

  柏拉图看到数学的重要性,因此办学院让所有人来这里研究数学,提供了一个极为良好的研究环境。与中国的传统不同,柏拉图学院里有人不服气他,要创立自己的学派,如亚里士多德根本不喜欢数学,认为柏拉图的理念根本不重要。而孔夫子的学生敬仰他,没有人会想到去对孔老夫子不尊敬的。所以在西方很早就有客观的自己独立思考和老师争辩的传统。西方文明里的科学、哲学、宗教,这三者在柏拉图那里是混为一体的,后来慢慢分道扬镳,但是还是有很多纠缠。基督教为什么对新科学那么紧张,为什么要迫害布鲁诺和伽利略呢?他们讲的东西好像跟宗教没有关系,其实不然。在西方,宗教是建基于科学之上的,科学和宗教是分不开的,布鲁诺和伽利略把科学改变了,宗教的基础也就改变了,所以教会要迫害这些人,是有内在的道理的。因此,西方科学之所以能够演变成为现代科学,是跟西方文明核心里有科学精神分不开的。

  而我们来看中国,历来的大学问家,你能够说出哪一个是科学家吗?我想大家唯一可以说出来的就只有一个人,墨子。墨子在孟子的时候很厉害,墨子后来就不见了,因为中国人不喜欢他,觉得他那一套东西不好。中国人喜欢的是儒家、道家、法家,他们讲的都是政治、社会、人生,就算是讲到自然,也是讲到一种生活态度,而不是客观地去研究。所以在中国的传统核心里是没有科学的,即使有一点科学,这个科学也不能够进入到中国文明的核心里,它是被边缘化了的。

  西方科学发展的特征,首先,就是有悠久的传统,最远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900年,距今4000年,那时是中国的夏代,就是中国甲骨文出现之前的700年。中国的科学著作有两本最重要的,一本是《九章算术》,大概是西汉成书,当然思想酝酿应该是比西汉要早,但是最早也不过是可以推到战国。中国相传有天文学,书没有传下来,只是零碎的片断传下来。中国有很好的天文理论著作《周裨算经》,有一个近乎现代模型的东西,应该也是在春秋之后、战国早期了。可是很可惜的,《周裨算经》和墨子一样,后来也没有人注意了,书是在那儿,大家都不喜欢它,就没有多少发展。数理科学,甚至是理论性的科学,对中国人是没有吸引力的,后来不能发展。我们这一块土地、我们这一种文化对数理科学有排斥性,所以没有发展。可是在西方有毕达哥拉斯的神秘教派,由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传统,科学成为文明的核心。

  西方科学发展的第二个特征是:它的中心区域在不断转移。刚才说了,最开始在巴比伦,后来到雅典,再到埃及北部亚历山大,然后又回到伊斯兰,又回到欧洲。它的中心总是在不同的地方转来转去,所使用的言语也是不一样的。巴比伦时代使用的是象形文字,然后使用希腊文,然后是使用阿拉伯文,到中古是使用拉丁文,近代是使用他们自己的民族语言,是在相互激荡的互相有影响的文化里流传。可是中国呢?基本上是一个大一统的帝国,不可能跑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去发展。

  西方科学发展的第三个特征是,它与宗教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毕达哥拉斯神秘教派是整个西方科学的源头,后来西方科学和基督教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基督教早期的奥古斯丁等,他们对科学都有一种看法,认为科学可以为基督教所用,不要完全排斥。这个世界人能够生存,鱼能够在水里游,鸟会在天上飞,要解释这些东西,才能显示出上帝的大能。这样当然就要使用到科学,要用到自然哲学了,其实这是因为基督教在西方是一个后起的宗教,基督教前希腊的科学、哲学、罗马的法律已经有五六百年的历史了,所以基督教一进入,没法将这些东西扫掉,于是想怎么能够将这些东西为其所用。到了中古时代,基督教又有了一个新的发现,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可以用来建构他们的神学,结果亚里士多德又变成了神学的一个基础。这样整个基督教的结构,无论是从传教的角度、神学的角度,都跟科学分不开了,同时科学也就得以在基督教的好像是很有敌意的一个大环境里继续发展,最后甚至颠覆了基督教。

  最后,西方科学第四个,也是最重要的特征,当然就是它有两次革命性转变的出现。古代中国有科学,古代印度有科学,古代巴比伦、古代埃及都有科学,可是这些科学从出现开始就是实用性的,而且这个实用性从来没有在基本上改变过。比如说宋代,中国有一部书《算术九章》,发明了很重要的数论上的通论定律,可仍是沿袭了汉朝的《九章算术》来做的,没有新的视野,可是在西方不是这样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和巴比伦的几何是完全不一样的,牛顿的物理学和前面的物理学又是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西方的科学会有革命性的出现呢?这是一个大问题,我想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完美的答案。

  西方科学发展有这样四个特征,而其它古代文明,包括中国文明都没有这样的特征。现代科学之所以出现于西方,我想是跟它的这四个特征有密切的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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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2 15:30:35 | 显示全部楼层


《辞海》竟无林白水[转帖]


■伊人

  那天,笔者写一篇文章,要提到林白水这个人,便随手翻开案边的《辞海》(1999年版),想看看权威辞书的说法。可没想到,纵横查找,反复寻觅,幸会了林(冲)教头,相遇了林(黛玉)妹妹……却独独不见林白水!奇哉怪也,林白水不是平庸之徒、等闲之辈,他怎么会被“疏漏”了呢?
  林白水何许人也?他是在下敬仰的
同行前辈,是中国新闻史上以身殉职的先驱者。

  林白水(1874-1926),原名獬(“獬”是古代传说中的异兽,能辨善恶曲直,生角专顶坏人),又名万里。1899年,他在福州与人合办新式学校“蒙学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林觉民等人,就曾是林白水的学生。

  1901年,林白水任《杭州白话报》主笔,撰文倡言新政和社会变革,反对女子缠足、吸鸦片等不良陋习,产生不小的社会影响,杭州随之出现了第一个“女子放足会”。

  1902年,林白水在上海与蔡元培组织“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鼓吹反清革命。1903年,林白水留学日本,与黄兴、陈天华等人秘密组织“军国民教育会”。不久,林白水回到上海,独立创办《中国白话报》,以“白话道人”笔名,撰写时评,倡导人类平等、天赋人权等新观念。他在《国民的意见》一文中写道:“凡国民有出租税的,都应该得享各项权利,这权利叫自由权,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林白水当时以白话文办报写时评,可以说是十多年后“白话文运动”的先声;他后来不无自得地说过:“中国数十年来,用(白话)语体报纸来做革命的宣传,恐怕我是第一人了。”

  1905年,林白水再次赴日本,31岁的他入东京早稻田大学,主修法政,兼修新闻,人称他是“中国留学外国学新闻的第一人”。在日本他结识了孙中山,并加入了同盟会,孙中山书“博爱”相赠。1907年,林白水重返上海,为报刊撰写时评,当时“海上诸报,无不以刊白水之文为荣”。

  辛亥革命胜利之后,林白水一度从政,但并不成功。1916年,林白水重操旧业,先后创办《公言报》、《平和日刊》,一如既往,以其犀利之笔,道人所不敢道,言人所不敢言,致使“污吏寒心,贪官打齿”。1921年,在北京创办《新社会报》,因揭露军阀吴佩孚丑闻,被勒令停刊,林自己遭关押三个月。出狱后不久,将《新社会报》改名为《社会日报》,又因披露曹锟贿选总统的黑幕真相,林白水再次入狱三个月,报馆亦被查封。屡遭打压封杀,锋锐丝毫不减,后来林白水在《社会日报》上刊文慷慨言道:“艰难缔造,为社会留此公共言论机关,为平民作一发抒意见代表,触忌讳,冒艰险,所不敢辞。”

  1926年8月5日,林白水在《社会日报》发表时评,抨击“狗肉将军”张宗昌与其智囊潘复狼狈为奸的丑状,张即命令宪兵司令将林白水诱捕,第二天凌晨便将他枪杀于北京天桥,距报人邵飘萍同在此处被军阀屠杀不过百日。

  “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林白水以其无畏的锐笔,用他的血肉之躯,实践了他的庄严诺言。

  1986年,国家民政部追认林白水为烈士。

  这样一位在中国新闻史上丹心辉映、铁骨铮铮的人物,竟在《辞海》中了无痕迹,这岂不是匪夷所思!

  笔者又情不自禁,于“林”中再度寻寻觅觅——发现还有一对林姓父女,在《辞海》中同样不见踪影!他们是:林长民和林徽因。

  林长民(1876-1925),民国时期的外交家、社会活动家,也是一位书法家;他是林觉民的堂兄,跟林白水也有关系,在杭州办学时曾延请林白水讲新学。民国初先后任法制局局长、司法总长。林长民倡言宪政,曾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长,提出将劳工制度订入宪章。1921年,世界国联总会在意大利米兰召开大会,林长民被推选为中国首席代表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林长民与“五四”运动的爆发有着直接的关系。1919年,为中国参加巴黎和会,北洋政府特设外交委员会,林任该委员会委员兼事务长,接着又在民间团体国民外交协会担任理事。林长民维护中国主权,对丧权辱国的所谓“和约”痛心疾首,在5月2日北京《晨报》上发表《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一文,悲愤言道:“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此文犹如一颗重磅炸弹,迅即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5月4日北京大学等十二所学校上街游行示威,提出“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当时,总统徐世昌怀疑林长民是学生运动的幕后主使,亲日派更是嫉恨不已,说“这回北京市民的公愤,全是外交协会林长民等煽动起来的”。

  林长民一生的历史行迹,尤其是在“五四”这宗历史大事件中的特殊作用,难道不值得在《辞海》记上一笔吗?

  至于他的女儿林徽因,拜那部电视剧《人间四月天》所赐,如今她的知名度似乎高于其父。但林徽因的声誉和价值,却并不是如那电视剧所渲染的,是因于跟诗人徐志摩之间有扑朔迷离的情爱关系;林徽因首先是一位有造诣的建筑学家,她以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而且她还熟稔日本的古建筑,二战结束前夕,美军特地把林徽因请去,帮助他们在奈良地图上标示出古建筑的位置,以避免轰炸到这些地方。建国之初,她与丈夫梁思成主持、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为了保护北京古建筑,她曾经和夫君一起,顶着政治压力,无所畏惧地据理力争。

  如胡适所赞许的,林徽因还是“一代才女”,她在诗歌、散文、小说及戏剧的创作上,也有不俗的佳绩。“工(科)而优则文”,这样的人才在中国是罕见的,在有着“女子无才便是德”古训的中国,尤其显得弥足珍贵。

  梁思成入了《辞海》,名正言顺,理所当然。林徽因也应该这样。这丝毫没有沾其夫君之光的嫌疑,她的专业造诣不让其夫,她的文学才情则是其夫所逊。名列《辞海》她完全有这资格。

  笔者注意到:1999年版《辞海》中,“林”词条里有“林黛”——香港女电影演员,有“林戴”——法国电影演员、导演。笔者绝无轻视演艺界人士的偏见,但不管怎么说,林白水、林长民、林徽因,他们的社会价值,他们在中国、在历史上的业绩和“痕迹”,总不在那两位艺人之下吧。缘何青睐于彼“林”,而罔视于此“林”?笔者真有点看不懂。

  近从报章上获知,第六版《辞海》(2009年版)目前正在修订,将在国庆六十周年前夕面世;较之1999年第五版《辞海》,新版《辞海》增加一万多条词目。笔者闻之欣然。“百密一疏”的事,大概总是难免的吧。通过又一次修订、调整、增益,皇皇《辞海》必更臻于丰盈完善。笔者在这里说的三“林”,以及还有一些该入而未入的人物,但愿已在新增的词目之中——幸能如此,则有些“疏失”、“缺憾”可免矣。

  但愿,但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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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旗帜” [转帖]

自元帝以后,西汉王朝选拔人才的标准,多以“经学”素养的高低为凭。但王凤却是个例外,他举荐人才,只看治理能力的高低。在他辅政的11年期间,帝国出现了自武帝以来最壮观的“人才济济”的局面。

王凤举荐的能臣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有三位:“敢死之士”王尊、“草根丞相”薛宣和“官中大侠”朱博。

王尊素是孤儿出身,靠自学成才步入仕途,素以“敢死”著称。他一生五起五落,皆因刚直不屈。

元帝末年,东平王刘宇(宣帝之子)倚仗为皇室至亲,骄奢不守法度。几任国相都拿他没有办法;朝廷便再派能臣王尊为东平国相。

王尊奉皇帝的任命诏书去王府报道。刘宇根本不理睬他,把他晾在王府的庭院中。等了许久不见刘宇出来,王尊只好返回驿舍吃完饭再回去接着等。

好不容易等到刘宇出来接诏了。他的王太傅却在一旁阴阳怪气地高声背诵《诗经·鄘风》中的《相鼠》:“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

这显然是在讽刺王尊不懂礼数,说他没有等到王爷出来接诏便归舍就食,分明是想给他一个下马威。

王尊向王太傅高喝道:你不要在我面前持布鼓过雷门!

“雷门”是会稽城的一座城门,其上置有大鼓;以布为鼓是不可能发声的。“持布鼓过雷门”是当时的一句谚语,用今天的话来说便是:少在我面前班门弄斧!

刘宇大怒,转身便进后宫去。王尊也不甘示弱,也转身便走出王府回到驿舍。

初次见面就这样不欢而散。

刘宇平时喜欢带着几个小厮私出王宫,在封国里任意驱驰,去姬妾们的娘家四处串门。

按当时的礼制,国王出行必须要有官属跟随,并且要一路“鸣和鸾”而缓行,以示皇家威严。所谓“和鸾”,便是王车上的铃铛,挂在车前横木上者为“和”,挂在车架上者为“鸾”。

刘宇微行出王宫,显然有违礼制。

王尊上任后便把主管车马的厩长狠狠训斥了一顿。对他说:如果王爷再让你驾小车出行,就叩头争之,告之以礼制。

这是敲山震虎之策,厩长自然便把他的话传给了刘宇。

不几日,王尊依礼拜见刘宇。刘宇便不再像前几次那样骄横了,一本正经升堂接见。

王尊却对他说:我来东平国为相时,同僚们都以为我此行必死无疑,纷纷来为我吊孝。天下人都说,大王之勇不过是仗势自己的尊贵身份而已,算不上是真正的“勇”,只有像我这样的人能称得上真正的“勇”。

刘宇顿然色变,目视王尊良久,想找借口杀了他,于是便和颜悦色地对他说:先生能不能把身上的佩刀取下来让我瞧瞧?

王尊抬起胳膊,对在座的侍郎说:如果我真把佩刀取下来呈上去,大王必定会诬陷我企图行刺而格杀我。请你们帮我解下来呈给大王吧。

刘宇以前就听说过王尊不好对付,如今又见他把自己的心思猜得通体透明,便不敢再为难他了。于是专门设宴款待他,双方酌酒相对甚欢。

王尊好不容易降服了这位桀骜不驯的王爷,没想到刘宇的母亲公孙太后却不服气。

她上书告了王尊一个刁状,说他“为相倨慢不臣,王血气未定,不能忍”,还说他们母子早晚会死在他手中,如果皇上不把他召回去,她就要自杀以示抗议。

于是,王尊便被元帝免为庶人。这已是他第3次被免。

王凤非常欣赏王尊的才干,初任首辅不足2月便奏请增补他为军司马,进而擢升为司隶校尉。

成帝以明升暗降的办法将石显调离朝政中枢后,丞相匡衡和御史大夫张谭二人奏请免之。王尊便弹劾匡、张二人,说他们在元帝朝时便贵为三公,明知石显“专权擅势,大作威福,纵恣不制,无所畏忌,为海内患害”,不及时上奏天子责罚之,而是“阿谀曲从,附下罔上,怀邪迷国,无大臣辅政之义”。

匡衡且惭且惧,免冠谢罪,上缴丞相及侯印绶以请辞。

其时成帝刚刚即位,并不想为难先帝重臣,于是便指使御史丞弹劾王尊吹毛求疵,中伤三公大臣,把他贬为高陵县令(今陕西高陵县);对匡衡则是好言相劝,还赏牛赏酒相挽留。但是,群臣大多“是王而非匡”。

王尊被贬为高陵县令后数月,便因病第4次被免。

正逢南山(今秦岭)人傰宗聚数百人为盗,朝廷拜弘农太守傅刚为步兵校尉前往剿匪,历时1年多仍未能擒其贼首。有人建议王凤另选贤才为之。王凤便举荐王尊为谏大夫兼京辅都尉,行使京兆尹职权。

王尊只用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便彻底清除匪患,于是迁为光禄大夫兼京兆尹。

3年后,因对朝廷使者无礼,第5次被免。“吏民多称惜之”。

湖县三老(负责地方教化) 公乘兴等人上书为王尊鸣不平,称颂其为京兆尹期间的卓著政绩。于是朝廷便重新起用他,先是任徐州刺史,后迁为东郡太守。

东郡当时的辖区在现在的河南濮阳一带。黄河流经此地的一段叫做瓠子河(位于濮阳西南),是西汉时期黄河洪灾频发的地区之一。

王尊任东郡太守后,便遇到河水暴涨,几近翻堤,随时都有决堤的危险。百姓们惊恐奔走。

王尊亲率官员百姓前往河边投沉白马,祭祀水神河伯。他亲手执圭璧,让巫师发愿,祈求以身填堤,企图牺牲自己的性命来换取地方百姓的平安。

当晚,王尊便驻扎于危堤之上。数千官员百姓争相叩首阻止他,但他坚持不离开。没过多久,河水继续上涨,越过河堤,河堤也开始局部坍塌,官员百姓尽皆四散奔逃。但王尊却纹丝不动,只有太守主簿(掌文书簿籍和印鉴,为属吏之首)一人泪流满面陪在他身边。

数年后,王尊死于东郡太守任上,“吏民纪之” 。

薛宣是王凤初任首辅不足2月时举荐的另一位能臣,此人同样没有出众的“经学”修养。当时他还是一名小小的县令,王凤素闻其能,便一路提拔他做了御史中丞,全面负责对全国刺史的监察。

其时,王凤诸弟一日内五人获封侯。随后不多久便发生黄雾弥漫终日的天气。

成帝召集公卿大夫们讨论其缘由,谏大夫杨兴等人认为是因为王氏封侯违背了高祖之约(非功臣不封王侯)。言事者多附议。

这是王凤在成帝朝遭遇的第1次挑战。他忧惧不堪,向成帝提出辞呈。成帝不许。

其实杨兴这个人的名声一向不好。他从不坚持什么立场或观点,一生以察言观色为所长,游走于朝廷各股势力之间,见机行事,被称为“倾巧之士”。

不过,杨兴之所以敢发难刚刚担任首辅,但还没有开始“专权”的王凤,大概也有成帝的暗中支持。成帝之用意,与3年后支持王商搞的那场大讨论基本相同(本书前文已有交待)。

这时候,刚刚在朝廷崭露头角的薛宣站了出来,他全面分析了当时各地方官员的吏治之腐败:“臣窃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烦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条职,举措各以其意,多预郡县事,至开私门,听谗佞,以求吏民过失,谴呵及细微,责义不量力。郡县相迫促,亦内相刻,流至众庶。是故乡党缺于嘉宾之欢,九族忘其亲亲之恩,饮食周急之厚弥衰,送往劳来之礼不行。”薛宣进而指出,帝国如今最大的威胁,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薛宣的观点可谓着情着理,入木三分,其他人无法反驳,终于使重围之中的王凤得以解脱。在西汉王朝“以经义治国”的基本理念之下,大概也只有像薛宣这种经学造诣不太深的官员,才能有如此敏锐的洞察能力和一针见血的分析能力,他没有被经学的教旨蒙蔽住自己的双眼。

此后不久,薛宣先后任临淮、陈留两郡太守,展露出过人的行政才干,分别在很短的时间内使两郡“政教大行”,“盗贼禁止,吏民敬其威信”。

朝廷稍后便任命他代理左冯翊。左冯翊是京师“三辅”之一。

京畿重地从来都不好治理。辖区内高陵县令杨湛和栋阳县令谢游是两个很难对付的官痞子。他们贪婪、狡诈而又桀骜不驯。薛宣的前任曾多次想把他们拿下,但都无果而终。

薛宣到任后,杨、谢二人登门拜见,想看看这位新长官到底是个什么货色。薛宣一方面以好酒好肉热情款待他们,另一方面则暗中派人收集其全部罪证。

薛宣看杨湛稍有悔过之意,且有敬上之心,便把他的所有罪行及奸赃全部写在简牒上,密封后交给他。对他说:官员百姓们对你的反映全都记在了这个简牒上,有人告你监守自盗;但我向来敬重你,而按朝廷的法度,贪赃十金(西汉时多指白银)即为死罪。我实在不忍将你法办,所以才以密牒相告。希望你自己掂量掂量,进退取舍悉由尊便。今后还有做官的机会。如果密牒中所言非实,请你重新封好后还给我,我还你清白。

杨湛自知罪证已被掌握,而且薛宣语气含蓄委婉,并没有伤及他的面子,当即便解下印绶请辞;从此对薛宣感恩戴德,终无怨言。

栋阳县令谢游却自以为是知名大儒,没有把薛宣放在眼里。

薛宣便下正式文件公开批评了他,在悉举其罪赃后,责令他认真反省,等待朝廷另派新县令接任。谢游接到公文后,亦呈印请辞。

薛宣为官赏罚分明,判决公平而必行之。他每治一地,均明晰条令以为众纪,而且对待下属多仁恕,爱人而利之。

阳朔五年(公元前24年)正月薛宣经谷永举荐,任御史大夫。

顺便再说说谷永这个人。他虽然是王凤物色的“超级枪手”,常依仗王氏势力,上书言事多无忌讳,常有冒犯之语。但观其一生的政论,无论是切谏天子或后宫之过,还是举荐良才或抨击庸官,均无不妥之处;观其一生的立场,只有在当年投靠王凤时发生过一次反复,其后亦无更弦易张的记录。因此,班固说他一生40余次上书言事,“专攻上身与后宫而已”,明显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

薛宣任御史大夫后仅3个月,丞相张禹退休,他便即继任为丞相。

薛宣的做事风格非常细致周到,好立规则,事事都得有个章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切要努力做到“有法可依、依法行政”。

当时丞相府受理民事诉讼官司,和今天一样也是要收诉讼费的。薛宣当上丞相后便立了一个新规矩:诉讼费不足1万钱者不予受理。

诸如此类的规矩还有许多。但当时的帝国官吏多为儒生出身,受不了这么多的约束,便众口一词抨击薛宣为官“烦碎无大体”,凡事管得太细,不会抓大放小。

更倒霉的是薛宣从来没有拜过名师研习经学,在当时的官僚们看来,等于 是一个没有“文凭”的草根丞相。如果是做地方官,只要政绩好、百姓拥戴,倒也无妨;但如今做了丞相,和成帝这么个“经学天子”朝夕相处便不是件轻松的差事。

薛宣没有这种光环,大概更不会娴熟地引经据典,那么他的任何说法和做法都会首先遭到人们的质疑和批判。这些人自然也少不了成天在成帝耳朵边阴阳怪气地讥讽他,况且,成帝本身也是一只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表面光鲜其实糟糠,判断不出好坏与能庸。时间一长,他便开始越来越看不上这位曾经政绩卓著的“草根丞相”。

但是看不上归看不上,成帝还是让他做了6年的丞相。这倒不是成帝多么宽宏有耐心,而是他根本就懒得费心去琢磨要不要换丞相的事情。

自从“王章事件”之后,成帝便对自己失去了信心,更对朝政失去了兴趣。他早已在绝代佳人赵飞燕姐妹、李平,还有一位绝代“男佳人”张放等人的身上,找了解脱和快乐。美好的爱情生活已经占据了他绝大部分的生活空间,哪里还顾得上区区一个薛宣?

但是薛宣似乎却不太识趣,就在成帝陶醉于“双性恋”的美好爱情中时,他却偏偏充当了新任首辅王商(王凤之弟)的炮灰,企图唤醒这位在醉生梦死的天子。

薛宣和御史大夫翟方进一道,上书请求成帝把张放赶回他的封国。这个动议立即赢得了太后王政君的高度赞同——成帝到现在还没有儿子呢。在王太后的压力之下,成帝只好把自己的“亲密男爱人”两度外派为地方官。

成帝这个人脾气虽然好,但事关爱情的“大是大非”,他也决不含糊。他本来就看不上薛宣,更没想到这位草根丞相不好好珍惜自己的荣华富贵,竟然敢“棒打鸳鸯”到天子的头上。

人心最痛是失恋。皇帝也是人,尤其是成帝这样的“情圣”,自然更不会例外。失爱之后的切肤之痛终于令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下定决心要好好整治一下这个不识时务的家伙,否则便难解心头之恨。

要找借口并不难。

去年(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八月,邛成王太后突然驾崩。帝国当时已严重虚脱,加上事出仓促,竟然拿不出钱来给这位德高望重的太皇太后办一次体面的丧事。情急之下,朝廷只好在三辅地区征收专项赋税以应燃眉之急。

还有另一个借口也可供成帝使用。鸿嘉四年(公元前17年),广汉郡(今四川金堂)人郑躬聚集万余人起事,占领了4个县。当地州郡制不服他们,薛宣直接从朝廷派员前往,也不能克。成帝最后拜河东都尉赵护为广汉太守,发兵3万人,旬月之间即平息之.

于是,成帝便把这两件事重新翻出来,对薛宣来了个秋后算账,罢其丞位,夺其爵位,免为庶人。他还顺手一枪,把“帮凶”翟方进也连降两档,由位居三公,越过九卿直接降为列卿一档,俸禄由1万石降为2千石,贬为执金吾。

成帝策免薛宣,原本只为泄愤,并没有太多周密的准备,甚至没有考虑由谁来接任丞相一职。以至于薛宣被免之后,朝中竟然20多天没有丞相主朝政,亦无御史大夫主监察。后经大多数朝臣竭力举荐,翟方进继任为丞相。

在被王凤举荐的人中,朱博恐怕是最有趣的一位。此人非但缺乏“经学”素养,简直就是一位武夫,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位能臣。

朱博“为人廉俭,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贱至富贵,食不重味,案上不过三杯。 夜寝早起,妻稀见其面”。

他的文化水平虽然不高,但勇猛仗义,机灵多智,喜交天下宾客。元帝朝的名门公子萧育(原前将军萧望之之子)、陈咸(原御史大夫陈万年之子)等人,都是他的好朋友。他曾经辞去官职,营救被官员石显迫害的陈咸。

后经陈咸推荐,朱博获得王凤的赏识和器重,从一名县令做起,不多久便升任冀州刺史。

武帝曾把全国分为14个主要的监察区,分设专职官员负责监察各区官吏及豪强。其中,京师及近畿7郡为一个监察区,由司隶校尉负责;全国其他地区共设13个州刺史部,一部一州,由州刺史负责。冀州便是这13个州刺史部之一。

朱博本是武官出身,并不熟悉文法,如今却做了冀州的最高监察长官,当地的官吏自然不把他放在眼里。他刚刚上任时外出巡视,途经下辖一县,便有数百吏民挡道请愿,把县衙挤得满满当当的。

一位从事请他暂留此县接见请愿者,处理完毕后再出发。

朱博知道这位从事是在试探自己的深浅。他一方面令人速备车驾,随时准备继续赶路;另一方面,令人通告请愿吏民:如果是检举县丞、县尉等本县地方官,请自行找太守府申诉;如果是检举郡太守,请等我巡视完各县返回刺史治所(在鄗县)后,再去申诉;如果是民为吏所冤或报告盗贼或民事诉讼,请找主管部门办理。车驾准备停当后,朱博出门坐在车上接见请愿吏民,三言两语便让四、五百人纷纷领命散去,有如神驱。

当地官员大惊,没到料到朱博的应变能力如此之强。他事后调查证实,这一次“请愿事件”确实是那位从事在背后捣的鬼,于是当即诛杀之。从此以后,州郡上下无不畏服其威严。

朱博后来曾任琅邪郡(今山东诸城一带)太守。

琅邪人盛行一种风气,做事喜欢拖拖拉拉(故作从容之态),为人喜欢自高自大。朱博刚刚到任,太守府的主要吏佐都不约而同地打报告请病假,回到家里躺着不来上班。

朱博百思不得其解,便问其故,某官对曰:下官不敢!按本郡惯例,新太守到任,应派人向官佐们问候致意,大家才敢返回岗位继续工作。

朱博闻之大怒,拍案而起,骂道:齐地小儿竟敢给老子立规矩!

他当即把官员们全部召集起来,亲自面试,选拔可用者重新任命职务,悉数罢免称病归家者。一时间,被罢了官的人纷纷穿着白巾灰溜溜走出府门,其情其景蔚为壮观。在西汉王朝,凡是官吏被罢免或地位卑贱者均着白头巾。

郡中大惊。

太守府门下掾(类似太守办公室主任)赣遂对朱博的做法甚为不平。他依仗自己是当地名儒,便带领门徒数百人,故意动作舒缓地对这位新长官行拜谒之礼,以示不服与抗议。

朱博便对主簿说:赣老先生不懂为官之礼,你去教他如何拜起,直至娴熟为止。又对各功曹佐吏说:你们这些官属都穿着大宽衣、大裆裤,行动起来非常不方便;从今天起,每位掾史都必须衣不曳地,至少要离地3寸。

按当地的着装习惯,衣服要拖到地上才够气派。但朱博却不管这一套,硬是逼着他们把裤子剪了3寸。他任琅邪太守数年,竟然使其吏民风气大变,与楚、赵两地趋同。

朱博在治理琅邪期间,常令下属各县起用当地豪杰为官,因其文武之才而施用之。如果遇到县里有严重匪患或其他非正常状况,他便以公函讹责之。对尽力办差而又成果显著的官员,必加厚赏;对心怀鬼胎而又不称职者,则立行诛罚。

豪强大户们因此慑服。

姑幕县(在今山东诸城西北)曾有8人结伙在县庭中杀人报仇,但官府却一个也没有抓到。

太守府负责缉拿要犯的贼曹掾史请命前往姑幕经办此案,朱博找了个借口把他留下,不遣;其他方面的负责人也纷纷请命,亦不遣。

于是他们便请出太守府丞帮忙说情。

朱博对府丞说:我认为县里自有县令、县丞负责此事,太守府不宜参与,难道你认为太守府应当参与吗?

这时,阁下书佐(类似今天的文书)进来,朱博便口授檄文道:太守府严告姑幕县令、县丞,关于你县汇报贼情之文已收悉,本檄文到达之日,县令、县丞各就其职。此事系游徼官王卿未尽全力,请务必尽力办案,不得有误。

檄文是一种专门用于责备下属的公文。王卿收到檄文,惶怖不堪,一家老小都惊慌失色;于是便昼夜奔驰,10余日便捕得5人。

朱博于是再发公函褒赏他说:王卿心忧公务,且成效显著,收到本函即携带记功簿到太守府叙功;部掾以下皆可留用,渐捕余贼。

这就是朱博惯用的驭下之术。

永始二年(公元前15年),朱博擢升左冯翊(京师“三辅”之一)。

他在治理左冯翊期间,虽远不如薛宣那么文理聪明,但也有使下属尽力奉公的手段:或奇谋诈之,或勃然诛之,严宽收放总相宜。

当地有一个叫尚方禁的豪强大户,年轻时私通人妻,被人砍伤面颊。

按西汉制度,毁容者不得为官。左冯翊府功曹因受尚方禁重金贿赂,故意为他隐瞒,谋求守尉之职。

朱博听说了尚方禁的情况后,便找了个借口专门召见他,果然发现此人脸上有疤。

于是,朱博便支开旁人问他道:你脸上的疤是怎么来的?

尚方禁自知事情败露,吓得连连叩首谢罪。

朱博笑道:是个男人都难免会有这种事儿,你不必惊慌。本官想为你洗刷前耻,既往不咎任用你,你能效力吗?

尚方禁又喜又怕,答道:属下一定会拼死效犬马之劳!

朱博便严肃告诫他道:不要对别人泄露你我今天的谈话。你如果在外面了解到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尚方禁从此便如报救命之恩一样效忠朱博。他夙兴夜寐,侦察部中盗贼及其他潜伏奸情,甚有成效。朱博便擢升他为县令。

过了许久,朱博召见当初收受尚方禁贿赂的那位功曹。他关上房门,痛责其受贿之罪。然后又扔给他一支笔,让他自己记下一句话:累计收受一钱以上,不得私吞;敢有半句假话就砍头!

功曹惶怖,便坦白其奸赃,无论大小均不敢隐瞒。

朱博见他没有撒谎,便令他入座,教育他要悔过自新;然后再扔给他一把刀,让他把刚才记下的话全部削去,然后令他退出去,仍然安心去当他的官。

这位功曹从此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马虎懈怠;朱博则继续拔擢之。

几经沉浮之后,朱博当上了廷尉,位列九卿。

廷尉是西汉王朝主管司法的最高长官。全国每年的断狱总数都要汇总上报到廷尉署;各州郡的疑难案件要报请廷尉判决;廷尉还可以根据天子诏令逮捕或审判有罪的诸侯王或朝廷大臣。

但是对朱博来说,当这个廷尉,无异于坐在风口浪尖上过日子。他不熟悉律法。于是,这位曾经无所畏惧的“官中大侠”便也有了恐惧的时候。

按西汉制度,廷尉的属官有正监、左监﹑右监各一人;各监还有各类掾史(专业助手)。这都是些比猴还精比狐狸还狡猾的官油子。朱博最担心自己这个门外汉被他们卖了还要帮着点钱。

但这样的局面依然难不倒他。上任伊始,他便召见正监典法掾史,对他说:本官是武吏出身,不通法律,幸有众贤扶助,便可无忧了。但是,本官治州郡、断刑狱也已有20年的时间了,耳濡目染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感觉三尺律令,人情事理尽出其中。请你和廷尉正监共同把以前的疑难案件整理出几十起来交给我,我为你们“臆断”之。

正监以为朱博是在打肿脸充胖子,便将这些案件上报给了他。

朱博把属下所有的官佐悉数召集来,让他们一个挨一个地坐下,逐个问他们的意见,然后再断其轻重,所断十中###。

于是,官佐们均被他的远见和才能所折服。

朱博每任一新职,大抵都会使出诸如此类的奇招,使官属们不敢欺瞒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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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2 15:34:23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1966年为何要在长江游泳?为了向刘派示强[转帖]


  转自8月7日的山东报纸《老年生活报》

  从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间,毛泽东共畅游长江17次。“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这便是他第一次游长江时写下的名句。

  政治寓意

  1966年,毛主席已经是73岁的老人了,他还要再游一次长江。考虑到安全原因,中央和湖北省委再三劝阻。然而对于极富个性、有着浓郁诗人气质,又一贯天马行空的毛泽东来说,他可以很轻松地对这种善意的劝阻听而不闻,更何况此次游长江绝非兴致所至,心血来潮,而是意义重大:因为此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帷幕徐徐拉开的关键时刻,老人家要让他的“对手们”看看,“我是不行了吗”,同时也是对全国人民的一次展示——“我的魅力依旧”。这是毛主席最后一次游长江,7月16日,在一群游泳高手的保护下,毛主席顺流而下,在不大的风浪中“胜似闲庭信步”。

  在武汉,毛泽东还接见了美国友人、作家路易斯·斯特朗,会见了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元帅只是在岸边看着,听毛泽东大讲搏斗和征服的理论。毛说我们不怕大风大浪,蒋介石大吧,美国人大吧,只要你敢顶,就没什么可怕的。毛还对美国作家说,我还想游密西西比河,大概美国总统不同意吧。

  照片选择

  这次游长江自然会留下许多好照片,但传播最广的、家喻户晓的名作,当属他在快艇上的这一张。其不仅在报刊上广泛刊登,还以宣传画、展览图片等形式流传在中国的各个角落。

  既然是反映伟大领袖游长江,为什么不选一张水中游泳时的照片作为代表作广泛传播呢?原因很简单,就是游泳时只能从高处向低处拍,而这样的拍摄角度基本没有办法获得伟岸、神威的形象,相反只能产生俯视、渺小的效果。对于伟大领袖来说,伟岸神威的形象,要比游泳本身重要得多,加之还有大量的文字报道,照片用在船上身着浴衣这样的情节来点明游泳就足够了。尤其还要挥手,在船上挥手,就会有“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效果,在水里挥手,虚假做作不说,还容易给人以“救命”的错觉。

  拍摄由来

  这幅作品的拍摄者是曾在毛泽东身边任专职摄影师、新华社中央组的著名摄影记者钱嗣杰。钱老1946年参加革命,是地地道道的“红色摄影师”,如今离休在家。回忆起当时拍这幅照片的情景,钱老说:

  1966年7月16日这一天,天气特别好。……当时正好在举行第11届横渡长江游泳比赛,江边两岸都是游泳的人们,为避免和人们相遇,主席的快艇停在江中心。主席游完上了船,就问我们这些人(警卫、大夫、护士、我)游了没有,我们说游了,他才高兴,披上睡衣在甲板上散步。这时被一个游泳的小学生发现了:毛主席!小学生喊了一嗓子。这下不要紧,所有的人都开始往主席的船游过来,警卫们着急了,赶快让主席的船离开,但人们仍然在欢呼,喊着“毛主席万岁”,“我看见毛主席了”。水上顿时组成了一道红色的长城——红旗和红色的游泳衣。我也被这番景象所感染了,快步到了主席的旁边,拍了这张他向群众挥手的照片。

  渡江活动

  毛主席用“畅游长江”来抒发他的豪情斗志,晚年的邓小平则常说:“我能游泳,说明我身体还可以,我能打桥牌,说明我脑子还可以。”是呀!在伟人政治的时代,领袖的身体和大脑,无不关系着民族、国家的命运。所以,他们的健康不仅是自己的话题,还是全国人民,乃至国际社会的重要话题。

  与这次在快艇上挥手仅隔一个月,便是毛主席更为著名的一次挥手——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百万红卫兵大军的挥手。这一挥的神力可谓史无前例,它令“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最终的结果是,神州大地犹如台风袭过,一片狼藉,惨不忍睹,这是后话。

  受这次毛泽东游长江的激励,很多地方都展开了渡江活动,因为“大风大浪”和“搏斗”与“革命行动”、“英勇气概”这类内容总是很协调,既然崇拜伟大领袖,那当然要以实际行动来证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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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卢旺达屠杀和索马里的失败看美国遭遇的无奈[转帖]


  
  在卢旺达大屠杀10周年纪念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说:90年代卢旺达和南联盟所发生的大屠 杀是整个人类的耻辱。1998年克林顿总统曾专门飞抵索马里向受害者家属道歉并宣布援助款项。

  从1994年4月7日开始的100天的大屠杀里有近100万卢旺达人死在弯刀,锄头,棍棒和火 器之下,一半多的图西族人口被灭绝,其杀人的速度数倍于当年纳粹用毒气残杀犹太人的速度。当时联合国驻卢旺达维和部队的指挥官达赖尔将军后来说:只要联合国愿意介入,只要给他5000名精兵就可以阻止这场人类大灾难。

  然而,事实上,只要冷静地思考就可以知道,1994年的那场卢旺达大屠杀不可能被制止。
  首先进行武力干涉的联合国决议不可能及时出台,当时策划和执行屠杀任务的卢旺达军人独裁政府本身就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其支持者法国和吉布提等也是安理会成员,他们压根就否认有大屠杀的事情;中俄两国向来无原则的对联合国使用武力介入别国内政持反对态度;美英两国则由于索马里维和行动的惨败而无力再陷“泥潭”。所以,等联合国总部的外交家们辩论结束,艰难地达成一致后,大屠杀也就基本结束了,该杀的都杀了,没杀的也逃走了。在大屠杀后期的6月22日,安理会以10票对零票(5票弃权)通过决议授权法国组建维和部队进入卢旺达时,卢旺达爱国阵线宣布外国军队为干涉卢内政的侵略者,只要在战区内出现就给予坚决的打击。事实上,法国维和部队客观上又给予了大屠杀的组织实施者头目逃脱的机会。

  联合国现有的干涉机制阻止不了卢旺达那样全民性的大屠杀。联合国派维和部队的本意是对都有和平意愿的冲突双方进行隔离和监督,维和士兵没有首先使用武力的权力。所以 达赖尔将军所等来的联合国命令是:“我们不能同意你所计划的收缴武器行动,因为它明 显超越了第872号决议所授予的权限”。联合国部队,西方军队在第三世界国家不能首先开 枪,只能自卫。那些手持弯刀,棍棒和AK47的卢旺达人在手中的凶器落下前是平民,在凶器 落下后也还是平民,维和士兵若要阻止这样的暴行就会造成这样的“平民”纳送觯庋?nbsp;平民伤亡就会遭到某些国家舆论的谴责。这样的维和机制导致了1995年在前南联盟斯雷布雷尼察 联合国划定的“安全区”内,派驻的荷兰士兵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塞尔维亚军队将数万受联合 国决议保护的平民押上卡车带走,以至6天内有7000伊斯兰教徒遭到集体屠杀;这样的维和 机制导致了2003年500名维和士兵在塞拉里昂被集体缴械并被扣为人质。所以,联合国拖沓 ,繁杂的“程序正义”无法面对突发的人道灾难。

  第三,从美国在索马里维和失败的经历来看,卢旺达的大屠杀在当时情况下无法被阻止。索马 里一直是个军阀混战,连年饥荒的国家。当只剩下2个多月生命的晚期癌症患者,着名电影演员奥黛丽.赫本在索马里面对镜头呼吁:为什么我们不采取一点行动去挽救濒于死亡的百姓呢?于是,美国老百姓大受震动,美国政府也在备受压力后向索马里紧急运送粮食和药品 ,但发现大多数的救援物质被军阀头子给截留倒卖了。1992年12月,联合国决定组织一项名为“恢复希望行动”的维持和平行动。索马里各派军阀对联合国的干涉不满,他们无一列外地扛起了反抗外国侵略的民族主义大旗。“索马里联合大会”领导人法拉赫.艾迪德还对对维和部队采取伏击行动,造成数十人伤亡。1993年8月,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维和部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抓捕这次暴力事件的幕后策划者艾迪德。当时负责索马里事务的联合国特使请求美国增派特种部队帮助抓捕。从这里看到,以美国人为首的由20多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部 队既代表了良知和正义,也有了动用武力的合法性。但在索马里军阀们看来,他们更具有反 抗外国武装干涉内政的天然权力。

  美军“游骑兵”特遣队在索马里先后6次单独执行抓捕任务,都很顺利。但在1993年10月3日下午3时,突降的特遣队员在10分钟内就将正在开会的几十名艾迪德武装分子抓获。就在准备撤离的时候,艾迪德利用清真寺的广播鼓动:“出来为你的家园战斗吧!走上街头去打击侵略者吧!”。由此,索马里穆斯林武装分子从四面八方赶来,虽然他们手持AK47步枪和弯刀,还着开车或奔跑着与美国士兵抢占控制点,美国大兵却不能拿他们怎样,他们在扣动扳机前都是平民。更多的索马里人则兴奋地跟随着美国大兵,就象观看拍电影一样,而武装分子则利用人群向美军射击,一名枪手甚至利用3名妇女作掩护,趴在地上从妇女的胯下向美军开火。打死了美国人是索马里人的勇敢,被美国人打死了,那是美国屠杀平民,就这样,暴露的美军就成了活生生的靶子。最后两架直升飞机被击落,18名美军特种队员被打死,其尸体被索马里人拖着游街的镜头赢来了电视机前的 现在,我们再看看《人民日报》是怎样说的。《人民日报》就此刊登文章说:“美国舆论一片哗然,一致抨击美国政府出兵索马里。同时,国际上的批评也不绝于耳:埃及外长穆萨表示,目前索马里发生的一切,将会给索马里民族和解进程增加新的 障碍;法国国防部长莱澳塔尔指责美国的所作所为超出了“人道主义使命”的范畴,变成了“不能容忍的对抗”;德国报刊称,美国正在索马里进行“一场肮脏的战争””。奉联合国 之命并应联合国特别之请求,代表了“良知”和“正义”的美军的可怜下场令人心悸。

  刚刚上台还不到一年的克林顿灰头灰脸,只得下令撤出索马里援助计划。他感叹道:美国人给索马里送去了成千上万吨的粮食和药品,索马里人则送给了美国十几俱士兵的棺木。

  有20多个国家参与,耗资20多亿美元,历时27个月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彻底地失败了。当时,在索马里的不是5千名精兵,而是3.7万强兵,其中美国就派出了2.7万。这7倍于达赖尔将军所要求的军队也没能阻止接下来的更为惨烈的,使得数万索马里人丧身的战争灾难,还白白 断送了100多名和索马里人无亲无故,无怨无仇的维和士兵的性命。

  现在,可能会有人说,美国应该不惜再牺牲18人,不惜杀掉3000索马里人,或许就可以挽救后来丧身的数万的索马里人了。可是,索马里人会答应吗?世界舆论会答应吗?我们中国的《人民日报》会支持吗?凭什么要求美国人出钱出命讨挨骂呢?

  黑鹰堕落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打破了,美国人的威风扫地了,美国人彻底地滚了出去,可是仅仅一个月后,一场被称为人类的大灾难开始上演了,那就是卢旺达百万大屠杀。18俱美国大兵棺木的后面是数万索马里人的尸体,数万索马里人尸体的后面又是百万卢旺达人的头颅,密密密麻麻地排列在纪念馆里,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一种古老的“宿命”。一 些学者认为,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卢旺达的屠杀可以避免。那就是,在索马里,国际社会消除意识形态上的歧见,团结一致地放开手脚地打击各种军阀,赢得维和行动的成功。在这样威震力量的协 助下,达赖尔将军的5千精兵才可能有所作为,否则手里的尖端武器就成了拨火棍,维和士兵就成为活靶子。

  历史不能改写,事后只能假设。

  在卢旺达,美国人当时明智地选择了“不作为”,所以100万的死难者中没有一个是美国大兵杀的,但美国还得为此道歉并用纳税人的钱去洗刷“罪责”。如果联合国真的通过决议介入,如果美国真的派了5千或5万精兵去了卢旺达了又会怎么样呢?一年前,美国人应联合国决议的要求去了索马里,被媒体说成是贪图中非宝石去侵略人家,美国人被暴尸街头的场面不少人至今还在津津乐道,更多的人心里惦记着的是美国大兵杀了更多的索马里平民。如果一年后,美国真的选择“作为”去了卢旺达的话,在那 种野蛮屠杀的情形下,肯定会用手里的尖端武器杀一些卢旺达人,不然如何平暴?但无论所杀的是真暴徒还是假平民,人们会永远记着被美国大兵所杀的100个卢旺达人,定然不会想到美国大兵可能因此挽救了100万个卢旺达人的生命。如果“美国大兵杀100人”和“卢旺达人杀100万人”可以放在世人面前自由选择的话,那么除了那些极端反美人士外,无疑都会选择前者。
  但问题是,事先谁也无法料到会有100万人被杀,即使有明显迹象显示会发生,那么是联合国或美国否就可以据此“先发制人”呢?

  1994年的卢旺达与现在的伊拉克也有极其相似的一面。那些极端分子所控制的报纸电台等媒体不但鼓吹暴力还煽动仇恨外国人。当卢国总统的座机被击落时,这些媒体渲染是图西族人串通西方人干的。
  当驻在卢国的比利时军队奉联合国之命保护卢国总理时,被宣传成帮助图西族人策划屠杀胡图族人,并残忍地杀害了被他们称为侵略军的比利时士兵。现在知道,这是胡图族武装迫使联合国撤出维和部队的阴谋,其目的是为了不受限制地屠杀,驱赶图西族人,以达到阻止图西族分享政府权力的目的。
  看客们的一阵阵的欢呼,至今不熄。 现在的伊拉克,象萨德尔这样的宗教军阀一直在广收门徒,组建私军,甚至成立自己的政府。就象在卢旺达胡图族武装所做的那样,他们利用自己控制的媒体制造谣言,散布仇恨。比如把阿里清真寺汽车爆炸(炸死着名什叶派宗教领袖哈吉姆等129名什叶派信徒)说成是美国人策划的,把炸死56名接受训练的伊拉克新警察的爆炸说成是美国阿帕奇直升机发射的导弹造成的等等。

  在卢旺达,胡图族极端分子的报纸《KANGURA》煽动说:“让胸中继续的愤懑都爆发出来吧……。在这样一个时刻,鲜血将滚滚成河”,在伊拉克,萨德尔德报纸《阿尔-哈瓦兹包》也充斥着同样的煽动。随着6月30日移交权力的临近,掌权无望的萨德尔利用清真寺布告鼓动武装围攻本已屈服于311恐怖爆炸压力而决定撤军的西班牙营地从而导致冲突升级,因为他们已经等不及了。逊尼派聚居区的费卢杰也重演了11年前的索马里 暴尸的一幕。

  但这次美国人没有吓破了胆,反而誓言缉拿凶手,平定暴乱,恢复秩序。然而,随着伤亡的增加,目前据媒体报道共有700人之多,虽然联军表示绝大多数为武装暴乱分子,但许多媒体则称被打死的大多数是妇女,儿童和老人。这样,不但各国民众,宗教人士坐不住了,就连被公认最亲美的伊拉克临管会成员阿德南.帕查奇也对美军进行了强烈的谴责,他说:美军的行动是对费卢杰人民的集体惩罚,是不能接受,是非法的。阿拉伯联盟代表会议后,其秘书长穆萨也谴责了美军的行动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称是“无法接受和危险的行为”并表示阿拉伯国家不应对此置之不理。

  按照国际法,美军作为占领当局具有维护当地秩序的责任和义务。如果在萨德尔私家武装全面暴乱,费芊送较 击救援组织车队的情况下,美军选择“不作为”的话,那么又会继续遭到“不尽责任和义务”的谴责。批评和谴责都是没错的,但以此来束 炕 复秩序的行动,为暴力活动打保护伞,则反而会令更多的无辜伊拉克平民的伤亡。如果任凭萨德尔武装占领警察局和市政大楼的话,那实力更强大的西斯塔尼什叶派也不会答应。如果美国真的受不了人命的损失,扛不住舆论的打击而滚出伊拉克的话,那么伊拉克就会群雄并起,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就会互相讨伐,欠有30万什叶派和库尔德人命的原统治者逊尼派就很有可能象在原先也是处于统治地位的卢旺达图西族一样被要求血债血还。支持什叶派的伊朗,支持逊尼派的沙特和约旦等阿拉伯国家以及境内有大量库尔德人的土耳其就很难置身之外。

  那样的伊拉克很可能就是三分的伊拉克,那时候的伊拉克很可能就是中东全面大战的策源地 。当然,再残酷的报复战争也会平息的,该杀的人杀光了,杀人的人也杀累了,就像索马里和卢旺达一样暂时和平了。如果那样,10年后,联合国很可能又会定个伊拉克大屠杀反思日 ,在那一天,人们又会谴责美国的自私和冷血:你美国600人的生命就重于200万个中东人吗 ?美国总统当然也肯定会飞抵伊拉克向受害者家属道歉并称诺给予援助补偿。当然,后来的事情谁也无法料到。

  在卢旺达大屠杀发生后,那些一贯高喊非洲的事务由非洲人解决的政治家们的责难无一 例外地指向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卢旺达大屠杀10周年的纪念会上,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落泪了,他当时正好是专门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给予维和部队不干涉的命令也正好是他下的,作为非洲人的他应该落泪,但落泪何用之有?

  卢旺达大屠杀刚刚落幕,位于欧盟眼皮地下的前南斯拉夫地区正在互相残杀,作为具有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联合国又再次轮番开会,各抒己见。声明发了一个又一个,决议出了一拨又一拨,但杀红了眼的各方互不相让。这场出现在欧洲的战乱,着急的是法国,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积极努力寻求联合国武装介入的也是这些欧洲国家,但压力却压向了失意于索马里而无意插手的美国。当时,在美国白宫前,穆斯林民众和人权团体打出了美国是屠杀纵容犯的条幅,甚至高呼克林顿是侩子手的“帮凶”,就和2003年非洲的利比里亚群众在美国使馆前高呼“布什是杀人犯”如出一辙。但当美国终于决定介入时,已经有近20万人死亡 。在北约飞机轰炸的逼迫下,冲突各方于1995年在美国的主导下签署了“代顿和平协议”。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科索沃的阿族穆斯林又和塞族军队互相残杀起来。联合国还是那个联 合国,同为斯拉夫人的俄罗斯和米洛舍维奇老朋友的中国都是具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边是辩论,争吵一直没个结果,一边是处于弱势的阿族穆斯林的村庄被夷为平 地。最后当越过联合国的北约用导弹将塞族军队炸出科索沃时,被安南所称的大屠杀已经酿 成。

  为了清算和惩罚反人道罪行,就象对卢旺达一样,联合国也成立了前南国际刑事法庭。 随着一批又一批的战争嫌疑犯被送上审判台,前南地区渐渐地回复常态。2002年9月,新华 社转载光明日报文章说:“从代顿协议签署至今的7年中,前南各民族间的和解进程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整个巴尔干地区处于十几年来最稳定的时期”。强大武力会带来杀戕,但也能 带来和平与稳定。虽然人们的记忆中存留的是78天史无前例的“野蛮”轰炸,眼前浮现的是 美国巡航导弹下的残墙断壁,耳边想起的是空袭警报和儿童的啼哭声。固然,死于北约导弹下的2000余人(约500多为塞族正规军军人,其余为民兵警察和无辜平民)的命是宝贵的,但也应该看到死于种族仇杀的20多万平民的血也是热的,更应该看到北约的导弹熄灭了有名 的巴尔干火药桶,维护了欧洲的和平和稳定。

  在今年召开的防止种族屠杀国际会议上,许多国际领导人都表达了阻止悲剧重演的决心 ,并给出了5项建议,比如将灾难扼杀于萌芽状态;干涉散布仇恨鼓动暴力的“民族主义” 媒体;切断外界支持和禁运武器并进行必要的武装干涉。

  然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首先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国都有各自的国家利益,坐以 论道还行,一旦涉及出钱出力的时候就难达一致。假如在1994年的卢旺达维和需要100亿美 元和5000精兵的话,如果英美能出75亿和3000精兵,那么中法俄能出25亿美元外加2000精兵 吗?再说,情报毕竟是情报,虽然一直有大量的情报指向朝鲜的核设施,但谁又能保证不会 出现象伊拉克WMD那样的滑铁卢呢?如果不是卡扎非主动配合,利比亚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库怎么会大白天下呢?即使确有情报显示某国有大屠杀的迹象,是否就可据此“先发制人” ?在事发前,再好的情报也只是表明一种可能,就像本拉登的炸楼和萨达姆的违禁武器一样 ,虽然都有一些情报的支持。即使在屠杀发生后,也还有一个定性和程度问题,就像在卢旺达和前南联盟一样,联合国内部一直在为“是否出现了种族屠杀”而争论不休。

  在联合国的主导下,组建维和干涉部队“以暴制暴”基本上得到了多数国家的认同。但怎样实施武力又成了问题的焦点。当卢旺达大屠杀开始时,已有数千联合国的维和部队驻扎当地,但主持维和工作的副秘书长安南依据安理会的决议下达给达赖尔将军的命令则强调:
  “务必避免可能导致使用武力的举动”。中国社科院西非研究所的张郇在中央电视台卢旺达 大屠杀专题节目中说:“恰恰是因为索马里的行动,他们(指美军)特别讲究交战规则,你 所面对的持枪的人没有朝你开枪的话,你就无法开枪,就无法保护大批说救救我们的卢旺达 人,没法保护他们,因为你无法首先开枪,怎么能阻止那些拿着枪,拿着刀去杀人的人呢? ”。事实上,在南联盟也是这样,塞族军队平时对待维和士兵客客气气,相当友好,但一旦 他们认为有必要时,就当靶子来打。

  在当今的社会舆论和现有的国际法的框架下,外国部队处于天然的道德劣势,稍有差错 就会被指控为“公然违反国际法”。更由于文化和宗教的差异,即使没有差错,一个看似高 傲的姿势,或是一个看似鄙视的眼神也会被媒体渲染,更会被借以煽动仇恨。那些与维和士兵对立的当地武装分子不但占据了“反 骨致院 占领”的道德制高点,还掌控了战场上的何 时打怎么打的主动权。国际社会出于对武力的恐惧和警惕,给予了强势一方格外的关注和限 制。但由此来束缚强者的手脚封住他们的嘴巴来获得所谓的均势,则会在事实上纵容弱势一 方的为所欲为,在客观上造成更多的平民的伤亡。在伊拉克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情况,伊拉克妇女小孩围着美军看打战热闹,血气方刚的青年不时地扔几块石头,武装分子则躲在后边放冷枪。新闻晨报几天前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叫着“并不可怕的美军”,那么这样一支“ 不可怕”的军队怎么能履行职责, 头1 徒,恢复秩序和保护平民呢?

  联合国是什么?目前的联合国不是国家的上级组织,只是众多国际性组织中的一个,她 的合法性是来自于成员国的认可,她的现有权威是来自几个大国的意志和实力。十年过去了,卢旺达大屠杀纪念馆理令人惊骇的累累白骨并没有阻止仍在发生或者将要发生的种种非人

  道行为,国际社会显然应该存在意志强有力的干涉力量,这支力量显然不应该仅由美国等少 数强势国家来充任,但如果强势的美国撒手不管,联合国是否能够担此重任?如果她能,那 么萨达姆也就不能与她玩耍12年的猫鼠游戏,延续至今的伊拉克战争也就不会发生了。

  安南在种族屠杀纪念会上警示国际社会:苏丹是最有可能出现种族大屠杀的下一个国家 。苏丹就是那个和乌干达、塞拉里昂等一起努力将美国踢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国家,苏丹还是我们中国在非洲的主要盟友和贸易伙伴,也是我们主要的经援和军援的对象,但愿安南 的警告不会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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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2 15:38:09 | 显示全部楼层


真实的“余则成”们在台湾的最后结局[转帖]


他们是当年肩负使命,在台湾秘密潜伏的人。在当年台湾当局的口径中,他们是“匪谍”、“共谍”,在海峡对岸的记忆中,他们有个响亮的名字──台湾地下党。

  文/国家历史特约 亢霖

  20世纪中叶,对台湾和大陆来讲都是历史的十字路口。风云变幻、波澜诡谲的历史大背景下,上演了一幕幕爱恨情仇。岁月慢慢流逝,一群为理想奋斗拼搏,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人,几乎隐没在历史的深处。他们是当年肩负使命,在台湾秘密潜伏的人。在当年台湾当局的口径中,他们是“匪谍”、“共谍”,在海峡对岸的记忆中,他们有个响亮的名字──台湾地下党。

  源起

  在热播一时的电视连续剧《潜伏》中,地下工作者余则成随同国民党前往台湾,继续“潜伏”,他也是“台湾地下党”的一员。台湾地下党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名称,而是在中共领导下,隐藏潜伏在台湾,从事谍报工作的地下工作者的一个统称。

  左翼力量早在台湾光复之前便有萌芽,并产生了台湾的共产党组织。不过,日据时代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的台共组织并不隶属于中国共产党,而是日本共产党的分支。

  1928年,在上海参与创立台湾共产党的台湾留俄学生谢阿女不会想到,二十年后,世人记住的是她另一个名字:谢雪红。谢雪红1901年出生于台湾彰化,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在1928年参与创建的台共组织被称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1945年台湾光复后,她和她的同志重新开始了曾被日本殖民统治者扼杀的左翼政治活动,并在“二?二八”事件中领导了台中地区的武装斗争,后经香港返回大陆,创立大陆的民主党派之一──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谢雪红是一类台湾地下党成员的典型。他们与余则成不同,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在组织上同共产国际、日共、中共都有关系。

  1945年8月,台湾籍干部蔡孝干被中共中央派遣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成为台湾地下党的领导人。蔡孝干不仅和谢雪红一道参与过1928年台共的创办,还参加过长征,是在中###内成长起来的台籍革命者。蔡孝干于1946年7月到达台湾,标志着岛内的台共活动有了相对统一的组织领导。事实上,蔡孝干代表着台湾地下党的另一类组成人员──曾长期在大陆奋斗的台湾人。中###内的历炼使他们获得信任,台湾籍的出身又是他们展开工作的宝贵财富。不过,正由于他们长期的大陆经验,跟本土成长起来“旧台共”和台湾本地人有一定隔阂。按照台湾的习惯,他们被称作“半山”。

  蔡孝干到达台湾后,与陈泽民、洪细樵、张志忠等人一道完善党组织,开展联系潜在台共人士和左翼积极分子等活动,并在1947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就北平发生美军强奸女学生事件发动大规模反美示威。至于秘密搜集传递情报,则主要依靠“余则成”那样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潜伏者。

  “虎穴忠魂”

  在任何一种对台湾历史的叙述中,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都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后来台湾当局称这场席卷全岛的民众反抗运动 “受到###匪谍的煽动、主导”,其实中共台湾省工委并没有积极参与。然而,谢雪红、张志忠两人却分别成为台中、嘉义两地武装反抗的领袖。“二?二八”事件之后,由于当时的国民党当局丧失民心,在台湾的中###组织迅速发展,人数激增一倍。“二?二八”事件前,地下党的组织延伸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和知识精英当中,在台湾土生土长的吴克泰、刘青石等人便在这个阶段加入,其中还包括一个日后人尽皆知的名字——李登辉。根据李登辉当年的入党介绍人吴克泰回忆:李登辉1946年由东京帝国大学毕业返台后,便向吴克泰流露出信奉共产主义的思想。后来,在吴克泰的介绍下,李登辉表示愿意加入共产党,并向张志忠递交了自传,蔡孝干不久就批准李登辉入党,并由吴克泰与其进行单线联系。

  与组织发展相比,真正的谍报工作更惊心动魄。据刘青石回忆,当时他在蔡孝干的领导下,负责台湾地下党与中共华东局的联系。一次,他乘渔船返回大陆,在港口接受检查时,用药水写在点心盒包装纸上的文件在日光下隐约显形。他情急之下主动打开包装纸给检查人员看,涉险过关。为了保证安全,他精心选择了一条台湾和上海之间走私菠萝罐头的路线传递档案和指示,并向蔡孝干建议,一旦情况危急,就用这条走私线路离开台湾。

  出生于北京的汪声和是类似余则成那样的潜伏者,他在上海打入国民党政府民航局,担任无线电报务员。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奉命潜入台湾。他先到香港与同为地下工作者的妻子裴俊会合,借着国民党政府民航局撤退到台湾的机会,到达台湾。随后,他在台北市厦门街设立秘密电台,发回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余则成”是一个艺术形象,如果要在现实中找一个最贴切的原型,许多人会想到吴石。这位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的军事专家在抗战中屡立战功,同时也在官场沉浮和派系倾轧中逐渐对国民党当局失望。到抗战末期,吴石升任重庆军政部部长办公室中将主任,曾帮助地下党人吴仲禧谋求国民党内职位。1947年到1948年间,中共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吴石在吴仲禧介绍下,正式开始为党工作,接受地下党员何遂的领导。此后吴石历任“国防部”中将部员、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借这些职务之便,将大量机密情报、档案等送交党组织。

  1949年7月,已被调任“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在香港见到吴仲禧,后者表示他可以不去台湾,转赴解放区。吴石当即表态:自己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有机会,个人的风险算不了什么。为了避嫌,他还携夫人和一对小儿女一同赴台,留下大儿子和大女儿在大陆。

  吴石到台后,代号为“密使一号”。从他所处的职位,可想而知他所能接触和掌握到何等机密的情报。此时,中共华东局决定派遣长期在沪、港之间从事情报工作的女谍报员朱谌之与吴石联系。朱谌之于1949年11月27日由香港抵达台北,她先与蔡孝干取得联系,随即与吴石在其寓所中会面。通过朱谌之,吴石将包括台湾、金门等地的军事地图、军队部署、机场及飞机状况等情报经香港转交中共华东局。毛泽东叮嘱有关人员“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并挥毫赋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牺牲

  有奋斗就会有牺牲。而在斗争的过程里,有多少英勇不屈,就有多少变节叛卖。这其实是台湾地下党血色浪漫般的命运的写照。而由于台湾的历史结局与全国其他地区迥异,让他们的牺牲更显悲壮。变节者中最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党组织的最高负责人蔡孝干。1949年,撤离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为了保住最后一块立足之地,采用了更加残酷、严密的抓捕和镇压行动。这种做法实际上延续多年,造成台湾历史上的白色恐怖时期,许多无辜的人被殃及,真正的中共地下组织更受到严重摧残。

  1949年12月,台湾当局建立“国防部总政治部”,由蒋经国出任主任,对军队和保安机构实施特务控制。在这个机构的策划下,国民党军警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展开有效破坏。从1950年1月起,军警相继逮捕杀害多名地下党员。1950年2月,汪声和设在台北厦门街的电台被保密局人员发现,汪声和同妻子裴俊等四人被捕,不久后殉难。

  1月29日,蔡孝干被捕。这位经过长征考验的领导者一周后就叛变了,并供出了有关台湾地下党的所有名单资料,400多名地下党员由此被捕。惨烈的一幕由此开始,变节招供的活命,立场坚定的不屈者马上押赴刑场执行枪决。鲜血染红了台北近郊马场町刑场的弹丸之地。

  1950年2月2 日,朱谌之的身份暴露,此时前往香港、上海的海上和空中航线都被封锁。吴石本人虽已处于极度危险之中,仍冒死为朱谌之签发特别通行证,送她飞往舟山。不久,由于叛徒的出卖,吴石也暴露了。由于他在国民党内特殊的身份和职位,此案令蒋介石极为震惊,他亲自下令逮捕吴石,朱谌之也由舟山被押回台湾。这便是举世震惊的吴石案。1950年6月10日,吴石、朱谌之等四人英勇就义。

  这一年,被杀害的中共地下党员和左翼人士数以千计。

  终局

  2000年8月25日,《1950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特展在台北“二?二八纪念馆”揭幕。这是台湾地区第一次打破禁忌,客观展示了当年国民党政权在台北马场町刑场杀害共产党员与左翼人士的情形。

  变节者苟活一时,但人生的故事并未结束。蔡孝干后来出任台湾当局安全部门少将副参议副主任,从此开始了低调的著述生活,著作有《台湾人的长征纪录》等。他于1982年在台北病逝。

  也有历经九死一生返回大陆的人,从此经历另一种人生。谢雪红、吴克泰等早在“二?二八”事件后便返回大陆,见证了新中国诞生、成长,也经历了数十年的沧桑沉浮。台湾党组织在1950年被破坏后,刘青石历经艰辛,直到1956年才经香港返回大陆。此后,他在北京清河农场劳动了22年,直到文革后才获得平反。

  还有一些人幸未蒙难,也未返回大陆,便在台湾定居。近年来,随着两岸时局的变化,台湾岛内不时有人站出来声称是当年潜伏下来的地下党员。有的确实是地下党外围活动者或同情者,有的则是冒充。

  台湾地下党组织的历程也许是整个中###史上最复杂、最难解的部分之一,直到今天,众多资料还矛盾重重,一些人口中的英雄和烈士,在另一处却被指为叛徒。后人唯一能做的,是在精神深处珍视那些真正为理想、信仰不畏艰难、流血牺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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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2 15:40:54 | 显示全部楼层

谈谈曹操的领袖气质[转帖]


  《三国演义》第一回写到:汝南许邵,有知人之名。操往见之,问曰:“我何如人?”邵不答。又问,邵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操闻大喜。

  许邵的内心是矛盾的,虽然鄙薄操之为人,却又不敢得罪对方,一句“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真是高明得体,这也是全书描写曹操的一个纲。作者的意图是把曹操放在汉室正统的对立面,令其扮演奸相的角色,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他平定北方之功绩,所以,《三国演义》中写得最复杂是曹操,最难理解的人物也是曹操。无论怎样,曹操特有的人格魅力是无法掩盖的,演义如此,历史亦如此,这里仅就其具备的领袖气质做一些探讨。

  笔者认为,曹操的领袖气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行事果断,豁达自信,知人善任。

  一、曹操遇事能够当机立断,是由其性格直接决定的,这一点是领袖必备素质。操初入仕途时,完全没有纨绔子弟的享乐习气,一心革除弊政,厉行法治。当时宦官弄权,朝政混乱,而他能不畏权贵,表现出了大政治家的魄力:

  曹瞒传曰:太祖初入尉廨,缮治四门。造五色棒,县门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后数月,灵帝爱幸小黄门蹇硕叔父夜行,即杀之。京师敛夡,莫敢犯者。(《三国志·武帝纪注》)

  换了别人,考虑到蹇硕的权势,恐怕也就算了,曹操则不然,其果决性格由此可见一斑。再来看看官渡之战中曹操是怎么扭转局面的:

  冬十月,绍遣车运谷,使淳于琼等五人将兵万余人送之,宿绍营北四十里。绍谋臣许攸贪财,绍不能足,来奔,因说公击琼等。左右疑之,荀攸、贾诩劝公。公乃留曹洪守,自将步骑五千人夜往,会明至。琼等望见公兵少,出陈门外。公急击之,琼退保营,遂攻之。绍遣骑救琼。左右或言“贼骑稍近,请分兵拒之”。公怒曰:“贼在背后,乃白!”士卒皆殊死战,大破琼等,皆斩之。绍初闻公之击琼,谓长子谭曰:“就彼攻琼等,吾攻拔其营,彼固无所归矣!”乃使张合、高览攻曹洪。合等闻琼破,遂来降。绍觽大溃,绍及谭弃军走,渡河。(《三国志·武帝纪》)

  许攸献劫粮之计,这时“左右疑之”,曹操却敢于一博,亲自前往。乍看去,曹操把全军成败系于来投的敌将,实为孤注一掷,与赌徒无异,但如果考虑到当时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理解他了:“公与绍相拒连月,虽比战斩将,然觽少粮尽,士卒疲乏。”(《三国志·武帝纪》)可见若不用许攸之计,等于坐而待毙,与其这样,倒不如赌上一把,尚有取胜的机会。从这件事情中,足见曹操当机立断决策之明,比之优柔寡断的袁绍,高下立分。

  二、所谓文如其人,从“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一个豁达自信的曹操仿佛就站在我们面前,雄姿英发。曹操的这一性格本身并无特别之处,难得的是往往在逆境中凸现出来:

  曹瞒传曰:公将过河,前队适渡,超等奄至,公犹坐胡黙不起。张合等见事急,共引公入船。河水急,比渡,流四五里,超等骑追射之,矢下如雨。诸将见军败,不知公所在,皆惶惧,至见,乃悲喜,或流涕。公大笑曰:“今日几为小贼所困乎!”(《三国志·武帝纪注》)

  兵败之际,毫无颓态,反而大笑,不愧为一代枭雄!可以想象,当时军心低落,主帅的态度直接决定了士兵能否振作起来。一声大笑,一番狂语,有如冰天雪地里的一堆篝火,不仅会给将士们带来温暖,还能够鼓舞士气,这才是优秀主帅的风范。再有,官渡之战结束后,“公收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皆焚之。”(《三国志·武帝纪》)此事堪称中国权术史上的经典一幕,仔细想想,这一招实在是高明:若追究下去,难免造成人心惶惶,对于大战方息的曹操军团来说,内耗无异于自取灭亡;若既往不咎,小可收买人心,大可稳定局面,一举两得。可见曹操的头脑是很冷静的,狭隘之辈绝对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如此魄力从哪里来?还是要归功于他的豁达自信。
  
三、三国时期的军阀用人问题非常复杂,足够写一篇论文来探讨了,单就曹操而言,他充分做到了知人善任。史言曹操:“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于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魏书》)孙权谓操:“御将,自古少有。”(《三国志·诸葛谨传》)下面举例说明之:

  太祖既征孙权还,使辽与乐进、李典等将七千余人屯合肥。太祖征张鲁,教与护军薛悌,署函边曰“贼至乃发”。俄而权率十万众围合肥,乃共发教,教曰:“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匆得与战。”诸将皆疑。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亦与辽同。于是辽夜募敢从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飨将士,明日大战。平旦,辽被甲持朝,先登陷陈,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自名,冲垒入,至权麾下。权大惊,众不知所为,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叱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众少,乃聚围辽数重。辽左右麾围,直前急击,围开,辽将麾下数十人得出,余众号呼曰:“将军弃我乎!”辽复还突围,拔出余众。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旦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还修守备,众心乃安,诸将咸服。权守合肥十余日,城不可拔,乃引退。辽率诸军追击,几复获权。太祖大壮辽,拜征东将军。(《三国志·张辽传》)

  史家对曹操的教令颇为赞赏,胡三省认为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由上可知,操是善于用将的。此外,曹操还能够因才授职。建安元年,为解决军粮供应问题,操用枣祗、韩浩等议,兴办屯田,后命任峻为典农中郎将,据《三国志·任峻传》记载:“军国之饶,起于枣祗而成于峻。”至于象郭嘉、荀彧等这样的卓越文臣,曹操更是招用有术,不复赘言。

  三分局面形成以后,曹操多有剪除异己、兔死狗烹之举,这是为子孙代汉做准备。封建统治者大都如此,对操也就不必苛求了。
  曹魏人才云集,为三国时期之最,这与曹操的个人魅力有一定关系,包括领袖气质。以上我们探讨了曹操领袖气质体现的三个方面,最后以一首词来结束本文:

  大雨落幽燕, 白浪滔天, 秦皇岛外打鱼船。 一片汪洋都不见, 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 魏武挥鞭, 东临碣石有遗篇。 萧瑟秋风今又是, 换了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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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2 15:48:56 | 显示全部楼层


荷兰福利面前人人平等[转帖]


  在荷兰生活的头几个月里,让我最为痛恨、寝食难安的是一个数字:52%——荷兰人必须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的比例。这意味着我在那里写文章和在一所大学授课全部收入的一半以上都必须交给荷兰政府。作为一个美国人,没有什么比这52%的税率更刺激我的神经了!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愤怒渐渐被隔三差五发生的事“平息
”了。一天,有两笔“神秘”的钱登录我的账户,每笔大约410美元,备注栏写着:“住宿和教科书费”,付款单位是社会福利局及社会保险银行。之后,每隔4个月,社会保险银行都“不动声色”地给我的账户打入665美元,下面标注是“儿童福利补贴”。后来我了解到:荷兰政府提供儿童津贴以帮助父母解决子女抚养费用。任何在荷兰居住的父母都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季度补贴,直到子女18岁。

  去年5月,一笔总数为4265美元的意外款项打入我的账户,这笔钱是旅游费用。在荷兰,每年5月,几乎每个人的银行账户里都会有这样一笔度假金。即使是失业者也不例外,理由是:如果你得不到休假,你就会变得忧郁沮丧、萎靡不振,这样的精神状态岂能找到工作?

  怜悯穷苦是奠定荷兰社会福利制度的基础。虽然荷兰实行市场经济,但他们有强烈的平等意识。多花钱就能得到更好医疗的观点,是荷兰人绝对不能接受的。新修订的荷兰医疗福利方案仍在着重扩大基本医疗的范围。我在荷兰待的时间越长,觉得生活中与整个福利体系可分离的东西越少。在荷兰,人们相信的不是政府,也不是个人,而是社会。一位荷兰教师曾对我说:“我们研究美国医疗保险体系,才发现竟然那么多人没有医疗保险!真不敢相信一个如此发达的国家会选择这样的制度。”

  美国社会福利最大的问题是,如果你失业了,你将没有收入。相反,荷兰的社会福利是相当安全的。美国也许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但荷兰人却是生活得最自由自在的国民。

  (《海外文摘》2009年第8期(上) 罗塞尔·索脱文 党保国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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