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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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健：时代烙印般的青春回忆 [转帖]

　　　　作者：李桂杰 出版社：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崔健：时代烙印般的青春回忆“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噢……你何时跟我走”，崔健的《一无所有》这首歌词和许巍的歌曲《两天》一同在1998年入选了《中国当代诗歌文选》。当然，这点成绩并不能说明它的意义，也不能描述出很多人在听到中国乐坛这第一声呐喊时的心情。也许，只有在震耳欲聋的万人大合唱现场，人们才能真切地体会到原来音乐还能凝聚如此强大的力量。

　　崔健，中国摇滚乐的教父。

　　有人说，倘若选出中国摇滚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摇滚人物，如果崔健位列第二，那第一的名额也只能是空缺的。就像甲壳虫之于西方现代音乐、切·格瓦拉之于所有渴望为自由而斗争的战士、马拉多纳之于足球一样，崔健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歌者，他成为一个抽象的文化符号、一面永远在风中飘扬的旗帜。而正因为有了崔健的音乐，我们才可以理直气壮地在阳光下做梦，正因为有了那些听崔健的歌的岁月，我们的青春才有了真实、血性的热度。

　　很多人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崔健时的情景，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为纪念1986年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崔健穿了一件长褂子，身背一把破吉他，两裤脚一高一低地蹦上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音乐响起，崔健喉出这首《一无所有》时，台下变得静悄悄。10分钟后，歌曲结束时，在热烈的欢呼和掌声中，中国第一位摇滚歌星诞生了……

　　“这个在电视上穿着绿军装的主儿彻底改变了我对音乐的看法，我当时的眼睛都看傻了！”1975年出生的虫子这样回忆着自己第一次在电视里和老崔的相逢。那时，全中国超过半数以上的人不知道他唱的是什么音乐，可是一夜之后，就连马路边钉鞋掌的人都开始拿着锤子按节奏哼着“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那时的虫子像很多人一样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可我惦记他。尽管我小，才12岁。”虫子这样说。

　　后来，在上学的路上，一家理发店里传出了嘶吼着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当时我就呆了！这是什么玩意儿，怎么会有这么爽的东西存在？”那时的虫子像很多受到鼓舞的摇滚青年一样，在冥冥中觉得“我大概就是为这玩意儿而生的吧”。所以，每天放学后，虫子都会蹲在理发店那声效糟糕的音箱边上，偷着听、跟着唱。“当时我一直对自己听不懂歌词耿耿于怀，可我还是喜欢那种瞳孔放大、后背冰凉的快感，可惜那时我还太小，并不知道摇滚，更别说摇滚精神。”这是1987年的事情。

　　对此，同为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何平也有相同体会。“我在20世纪90年代才好不容易买到一盘崔健的正版磁带，是他演唱会的实况录音，当我走在路上，用随身听开始听的时候，正好是《解决》，当时我感觉浑身发冷，眼泪跟着就下来了。”

　　而年少轻狂、旁若无人地唱着崔健的歌的虫子也因为老崔，在大学校园组建了自己的吉他乐队，初恋也诞生了。“如今，乐队里的三兄弟都已各奔东西，初恋还是那么铭心刻骨，不过当年的小姑娘早已成了别人的新娘。但是，因为崔健，我有了这些烙印般的青春回忆。”

　　虫子说，在大学校园里由吉他协会举办的演唱会上，《一无所有》、《假行僧》是他们必唱的曲目，而下半场的开始必然是《从头再来》，是老崔的音乐让他们在大学校园里有了“撒点野”的感觉，有了台上台下相互呼应的快感，“老崔的歌说出了我们的心事。”

　　虫子说，如果有机会见到老崔，他会说：“老崔，听你的玩意儿，感受着你。我们没学坏，却变得更执著。很自我、很认真地活着，却从不自私地活着。很叛逆地看事情，却努力学习着聪明地保护自己。2008年，我就算你是回家了，因为，我又在电视里看见你了。”

　　除了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80后中的很多人也是崔健的铁杆粉丝。

　　李小广是个“85后”，但是，在崔健就要初次踏上北京工人体育馆的半年前才出生的李小广和老崔并没有距离感。

　　“2000年的时候，县城里刚刚有了网吧，我经常溜去上网。由于带宽的限制，网速很慢，所以听歌只有在本地听。就在那家网吧的电脑里，我第一次听到了老崔，只有两首歌，一个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一个是老崔自己都唱腻了的《一无所有》。”

　　后来，李小广在网上看到了一则流传甚广的消息，据说在一次演出上，老崔曾用“同一首歌”似的语气亲切地向观众询问道：“你们想不想听《一无所有》？”观众们当然眼神饥渴，大声地说：“想。”然后，老崔则用“就是不唱”严词拒绝了观众的要求。不过，在很多人看来，老崔这事干得很摇滚、很崔健，甚至比唱《一无所有》还带劲，这其中也包括李小广。他一直记得在罗永浩的文章里看到过的一段话：我希望有一天崔健能够打出这样的演唱会海报：“没有一无所有，没有一块红布，休想雪地撒野，全是你不爱听的新歌，崔健200×年爱来不来演唱会！”

　　2005年前，19岁的李小广瞒着家人，从生活费里结余了一些钱买了最便宜的票，坐了6小时火车赶往南京去看老崔“阳光下的梦”演唱会。在路上，他听完了老崔的所有专辑，而在体育馆里等待开场前，他又跟许多朋友一样，嗓子已经只能发出嘶哑的声音。

　　如今李小广有了老崔所有的正版CD，还有了个不错的CD播放器，比起高中时那唯一一盘盗版磁带和30几块钱买的劣质国产随身听要强很多。不过，即便如此，李小广说，有时自己还是总会想到这样一个场景：我穿着西服褂子——高中时的校服，骑着自行车穿过丘陵的上坡和下坡，在5月的微热天气下大汗不止，耳边贯穿着嘎吱嘎吱、忽高忽低的旋律：“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

　　还有生于９０年代的李一。“现在，我背着吉他觉得自己就好像背着一把宝剑。崔健教会我，你向这个社会需要一些东西的时候，第一步先要问自己给了这个社会什么。”李一说。曾听人说，从某种程度讲，人们一生只能记住自己18岁时在听、在唱的歌曲。那些青少年的感动和执著，将成为每个人漫长短暂的一生的精神支柱。如此说来，生于1990年的李一选择了一个优秀的老师，他就是崔健。

　　崔健影响了不止一代人，还改变了整个中国流行音乐的格局。

　　在1989年崔健发表了首张个人专辑《浪子归》之后，中国就迎来了一个全民皆摇滚的年代。1991年，第二张唱片《解决》的发行则成就了崔健不可撼动的地位，同时也使更多人开始懂得摇滚精神。就像张楚未在大陆发表的专辑名称一样，在那个年代，每个摇滚人都怀有“一颗不肯媚俗的心”，而那些音乐也都是大家兴之所至、油然而生的心声。

　　在崔健开始摇旗呐喊之后，一大批摇滚歌手和乐队开始满怀抱负地加入这次摇滚乐的“长征”。其中，黑豹乐队的唱片创造了中国摇滚乐的一次最大的唱片销量奇迹，而那张极具流行气质的摇滚专辑也在日后影响了许多乐队和听众，成了一次摇滚乐的大流行和大普及。

　　时间到了1994年，崔健在1月推出唱片《红旗下的蛋》，而这个命名也仿佛恰好昭示着中国摇滚全面繁荣的黄金时代的到来。因为在这一年中，大家还等到了新音乐的春天——魔岩三杰以及高唱着“我的爱，赤裸裸”的郑钧，而这些唱片也成为一批又一批摇滚乐迷们前赴后继、不停寻找和聆听的经典。在这一年的岁末，魔岩三杰和唐朝乐队作为后崔健年代的代表，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了“94’中国摇滚乐势力”。没有华丽的衣服，没有熟知的偶像——王菲在当年也不过只是他们的一个乐迷；甚至没有香港演唱会必出现的荧光棒。在没人能预知的情况下，这场长达3个半小时的演唱会几乎陷入了不可思议的状态：红磡体育馆历年来严格的规定也没有阻挡住几万名决定要站起来的疯狂观众，他们的双手舞动着，喉咙嘶吼着。第二天，在香港各报的头条中用这些词语描述了这场演出的盛况：《摇滚灵魂，震爆香江》、《中国摇滚，席卷香港》、《红磡，很中国！》。

　　1997年，是内地摇滚乐的又一个春天，这一年出现了很多更加多元也更加丰富的“北京新声”，崔健在经历了众多国家的现场演出之后，也在这一年发行了单曲《超越那一天》和精选集，同时制作了子曰乐队的第一张专辑《第一册》。同一年，鲍家街43号乐队的同名专辑、许巍首张专辑《在别处》、清醒乐队的《好极了！？》也都成了日后里程碑式的作品。

　　2000年12月12日，崔健接受了荷兰大使颁发的“克劳斯亲王最佳成就奖”，该奖一大特色是会邀请一位当地作家为获奖者写段文字。那一次，他们选择了王朔。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王朔侃，崔健喊”曾是社会上的流行语。那时，看王朔，听崔健是时尚生活，而经过数十年的考验之后，当年的时尚已沉淀为文化，因为崔健和王朔作为那个激情年代的产物，带给人们的绝不仅仅只是一种感情的宣泄。

　　毋庸置疑，在对中国音乐的贡献上，崔健或许是唯一能和罗大佑相提并论的人物。比起罗大佑，老崔在个性上更张扬一些。他出生在北京，这给了他吸取各种养分的机会。早期的崔健是某乐团的小号手，偶尔也翻唱一些流行的港台歌曲，这是一段看似平庸的生活。

　　崔健在突然之间的爆发，其实可以理解为他为自己积蓄的力量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释放工具——摇滚乐。摇滚乐本来是西方的一种音乐形式，对中国人来说很不习惯的，那种不协调的旋律和反传统的内容，会让崇尚中庸之道的人们感到不安。崔健对西方个性之上的思想理解深刻，而他的音乐最注重的也是性情的解放和自我的探索。凡是妨害他独立自由的事物，无论好坏，他都加以抛弃。当他在自己的音乐里试图表达一个变化的自我时，真实与否成为唯一的衡量标准。这是一个艺术家最为难能可贵的，所以他能将外界的赞誉也置之脑后，坦然或许有点无奈地面对自我，而不加约束。

　　在这一点上，他甚至超越了西方摇滚乐的反叛性，只视之为自由表达的工具，这在西方摇滚乐发展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而崔健用成名曲《一无所有》宣布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这是中国音乐史上一个革命性的、里程碑式的声音，它也是开放了的中国青年人观念发生变化的一个具体体现。崔健恰如其分地把握住中国式的摇滚……

　　近些年来，老崔拍电视、发起真唱运动，他似乎离曾经的摇滚越来越远。

　　2008年1月5日，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个人演唱会，他把这个演唱会称为“这个时代的早上”，几万名老崔的忠实歌迷到场助威，老崔一呼百应的又在摇滚中现身了。

　　现场执勤的警察说，北京工人体育馆的演唱会从来没有比这个更火爆的，刘德华、周杰伦都没法比，为此他们特别增加了警力。而崔建的忠实歌迷们头上戴着红色布条，脖子上戴着红领巾，胸前的T恤上印着五角星。当晚，去现场听演唱会的明星、大腕非常多，除了姜文、邵晓黎、谭维维，还有久未露面的两位摇滚王子窦唯、张楚，还有《青红》的导演王小帅、《孔雀》的导演顾长卫、《盲井》的导演李杨，《大电影2》的编剧汪海林、《鹿鼎记》的编剧郎雪枫，还有记者柴静，而新民谣歌手洪启和青年导演袁刚都没买到票，连黄牛票都买不到了。

　　当天晚上很多人泪洒工人体育馆，他们中有人感慨：“这个时代，如果没有崔健，我们就是心灵的孤儿了。”

　　在崔健的演唱会上，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大爷举着旗子和崔健一起高歌。现场看到的人发出感慨：新长征的路上如果没有旗手，革命还怎么继续？还是那句话，很多事情，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就会变得难以相信，就像很多音乐如果没有听过现场，就不会感受到它内在持久的张力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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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琏:“王牌师长”五次死里逃生 [转帖]

　　　　一
　　在解放战争时期,胡琏曾任师长的国民党整编第11师(整编前为第18军),跟整编第74师(整编前为第74军)、第5军、新编第1军、新编第6军(简称新1军、新6军)一道被称为蒋军五大王牌或五大主力,然而这五大王牌军最终皆没有逃脱全军覆没的命运。比起其他四大王牌军长官的个人命运(张灵甫、邱清泉先后被击毙,廖耀湘被生俘,孙立人去台后沦为阶下囚),胡琏算是极其幸运的。胡琏戎马一生,前后有五次奇迹般地化险为夷,死里逃生,最后官至陆军一级上将,是国民党败逃台湾后为数不多的“命大福大”的高级将领。
　　胡琏,字伯玉,1907年出生,陕西华县人。中学毕业后,与其同乡、同学刘志丹、张灵甫一道赴广州报考黄埔军校,毕业于黄埔四期步科班。
　　黄埔四期可谓人才济济:胡琏、张灵甫、刘玉章、李弥、林彪、刘志丹,还有毛泽东的表弟文强、李大钊的侄儿李运昌、周恩来的胞弟周恩寿都是四期学员。
　　大革命失败之后,刘志丹回到陕西,与谢子长一起领导渭华农民暴动,参与创建陕北红军和陕甘苏区,后来捐躯于中国革命,被毛泽东誉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而胡琏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追随陈诚,投靠蒋介石,成为蒋介石反革命大本营的一员干将。

　　二
　　1947年,胡琏率其整编第11师与其同乡、同窗好友张灵甫任师长的整编74师一道,加入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的行列。当张灵甫及其整编74师被华野陈、粟大军围困在光秃秃的孟良崮高地,陷入绝境时,张灵甫想到跟他最亲密的同乡、同学胡琏,便与胡琏通电话:“伯玉老弟,我恐怕不行了,你再不快点儿,只能给我收尸了!”
　　胡琏赶忙给他打气:“灵甫兄,我已拚上命了,只是共军阻援兵力强大,你再坚持四天,我就赶到了!”然而,陈、栗大军只用三天时间就全歼了整编74师。就在张灵甫及其整编74师葬身孟良崮之际,华野几个纵队又不失时机地将支援张灵甫的胡琏整编第11师重重包围,只是因蒋军其他部队下死力救援,胡琏及其整编第11师才得以突出重围,死里逃生。

　　三
　　孟良崮战役之后,蒋介石经过40余天的策划与准备,重整旗鼓,再次对山东解放区发动新的进攻。
　　死里逃生后的胡琏跃跃欲试,想抢头功,但他接受张灵甫全军覆没的教训,行动十分诡谲小心。6月29日,胡琏以突然而神速的动作,攻陷沂蒙山区南麻根据地,并迅速在南麻周围大小山头和村庄构筑起密密麻麻的子母堡2000多个,形成火力相互支援的地堡群。各个据点间用交通壕连接,外围设有铁丝网、鹿砦等障碍物,阵前500米内的树木、庄稼一律砍光,驻地村民一个不留地统统赶走。
　　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立即调动五个纵队的兵力,以雷霆万钧之势,直扑南麻“捉狐”。2纵韦国清由东北方,6纵王必成及快速纵队由东南方,9纵许世友由西北方,紧紧围住了南麻。另外成钧的7纵和一个师的地方武装担任阻援任务。陈毅、粟裕随后便率领华野司令部进驻南麻东北三岔店,坐镇指挥这一战役。
　　7月17日黄昏,南麻上空炮声如雷,枪声四起,胡琏见战事严峻,便硬着头皮给陈诚发去一封表示心迹的电报:“职部已作破釜沉舟之计,不成功则成仁。”
　　也许是胡琏及其整编第11师命不该绝,时间不长,四野云合,电闪雷鸣,一会儿的功夫天降倾盆大雨。华东野战军各部在雨中作战,加上南麻是个四面环山的盆地,雨水加山洪不期而至,河水陡涨,部队行动受阻。部分只得冒雨趟水前进,在泥泞中挣扎,弹药受潮失效,致使各种战术水平很难发挥到位,大大影响了攻势。胡琏则将部队分成小组,以排为单位,占据堡垒、工事和民房,以交叉火力进行封锁令华野每攻克一个堡垒,都要付出伤亡数十人、上百人的代价。
　　这一场罕见的大雨,整整下了七天七夜。华野在滂沱大雨中连续发动进攻,而整编第11师依恃其优势装备,以强大炮火疯狂反扑,华野往往在一天之内,要连续打破敌人十几次反攻。经过三天三夜恶战,整编第11师终于被压缩到了纵横5公里的包围圈内。
　　此时整编第11师粮弹两缺,士气低落。胡琏惟恐落得整编第74师的下场,便急电蒋介石:敌伤亡虽属惨重,但仍有余勇可贾,恳饬援兵,空投粮弹。蒋介石颁发手令:严令整编第9师、整编第64师、整编第75师增援南麻。
　　20日上午,国民党援军进至距南麻只有10公里的地方,并突破华野阻援部队阵地,蒋军飞机穿梭般轰炸扫射,攻击华野阵地。陈毅、粟裕估计歼灭南麻之敌尚需5到7天时间,而为紧密配合晋冀鲁豫刘邓大军突破黄河,进入鲁西南地区作战,华野已派陈土榘、唐亮、叶飞、陶勇率领5个主力纵队分别向鲁西、鲁南出击,眼下手中已无预备队,不断增加打援兵力,以保证攻克南麻必需的时间,遂下令于7月21日晚撤出了战斗。此战,华东野战军付出了伤亡4000多人的代价,歼灭了蒋军整编第11师9000多人,但没有达到预期全歼胡琏整编第11师的作战目的。
　　这下子胡琏神气透了,狂言迭出:“我的11师可不是张灵甫的74师,想吃掉我,得有一副铁嘴钢牙好胃口!”
　　战后,蒋介石论功行赏,颁发给整编第11师奖金法币五亿元,将胡琏吹捧为“常胜将军”,并将胡琏的南麻之战列为“国民革命军”二十四个典型战例之一。
　　整编第25师师长黄伯韬气得将佩有中将军衔的军上装狠狠地摔在地上,咧着大嘴骂道:“操!什么常胜将军?要不是老天爷连下七天大雨,他早他妈的跟张灵甫作伴去了!

　　1948年,国民党成立第十二兵团时,兵团司令官本应由胡琏出任,但因他多次拒绝执行国防部长白崇禧的命令,跟白闹翻了,甚至闹到白扬言要辞职,蒋介石才不得不任命时任国防部新制军官学校校长黄维为第十二兵团司令,胡琏则为副司令。
　　黄维到第十二兵团赴任之前,曾向蒋介石提出条件,说:“打完这一仗(指徐蚌会战———笔者)我还是回去办学校。第十二兵团我去过渡一下,兵团司令仍应给胡琏。”蒋介石同意了。没想到,几个月后,第十二兵团在淮海战场全军覆没。作为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官的胡琏本应是在劫难逃,然而当1948年12月15日夜,胡琏与司令官黄维分乘两辆坦克,率第十二兵团残部在双堆集人民解放军铁桶似的包围圈内突围逃命时,黄维的坦克开到半途发生故障,他只得混在乱兵中奔逃,在一片“缴枪不杀”声中,颤抖着举起了双手……可是胡琏的坦克却一点毛病也没有,因此得以一帆风顺地驶上公路,狼奔豕突地向南逃窜。一批一批的解放军迎面而来,竟误以为是有人用缴来的坦克在试车、在执行任务。坦克跑到涡河北岸,终因油料耗尽而抛锚,胡琏不得不下车步行,这才被解放军巡逻队发现。一时,枪声大作,胡琏的背上中了流弹。在一片追杀声中,胡琏急急如漏网之鱼,惶惶若丧家之犬。此时,前面正好有一条渡船,他在卫兵的扶持下,上了船,强逼艄公将他送过涡河,总算保住了一条命。

　　五
　　1958年8月21日,蒋介石和时任“国防委员会”副秘书长的蒋经国亲临金门,登上太武山顶对大陆进行观察。蒋介石观察良久,深感战局有一触即发之势,于当晚返回台北时,令“国防部长”俞大维暂住金门,主持防区作战计划。
　　8月23日,星期六,下午五时许,在夕阳映照下,金门海面风平浪静,波光粼粼,一片黄金。金门岛翠谷湖湖心亭,这里正举行周末聚餐。“国防部长”俞大维特地代表“蒋总统”带着慰劳品莅临慰问。白兰地、香槟及丰盛的冷餐,热闹非凡自不必说。金门防卫部司令官胡琏和赵家骧、吉星文、章杰三位副司令官频频举杯。胡琏兴致很高,酒量又大,暗中使劲,和吉星文比量。吉星文也不含糊,一时高兴抻开指头和胡琏划拳。胡琏划几次输几次,稀里糊涂地多喝了好几杯,不觉有些头重脚轻。
　　宴会结束后,胡琏和俞大维、赵家骧、吉星文、章杰,一齐走出宴会厅,漫步回北太武山的国民党军防卫司令部,经过翠谷湖岸边的桥头,便歇步海侃胡吹。胡琏问刚从医院出来的吉星文的身体状况,吉说:“都是过去的旧伤,医官说,不要紧,死不了。”
　　赵家骧一旁插嘴道:“老吉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吉星文开着玩笑:“你老兄不也和我一样吗?当年你在东北‘剿总’任参谋长,不也是在辽沈会战的炮火中侥幸逃得性命吗?要论八字,哪个都比不上咱们的胡长官!”
　　胡琏以酒三分醉,听了吉星文的恭维话,便摇头晃脑道:“彼此!彼此!”说着对俞大维做了个“请”的手势:“让他们吹吧,咱们先回司令部!”
　　此时,在他们的对面———海峡的对面,从团头、莲荷到厦门,如林的加农榴弹炮、榴弹炮,共有459门重炮,不约而同地褪下炮衣,向金门方向摇起了粗大的炮筒。
　　1958年8月23日下午,6点30分,严阵以待的金门前线,人民解放军的炮兵官兵接到了福建前线炮击金门总指挥叶飞从北戴河毛泽东身边发出的“开始炮击”的命令。随着一连串红色信号弹升起,459门重炮集中目标向太武山侧的翠谷———金门防卫部及其附近地区轰击。霎时间,炮声震天,山摇地动,火光蔽空,弹片横飞,整个金门岛笼罩在一片硝烟中。金门防卫部通信系统立刻被完全破坏,指挥中断,在短短的两个小时内,人民解放军发射了五万余发炮弹,都是152、172口径以上加农炮弹。蒋军猝不及防,官兵伤亡惨重。
　　再说,当时胡琏陪同俞大维离开翠谷湖边的桥头后,还不到三分钟,人民解放军便开始了炮击金门。凭借着多年的战场经验,胡琏听到呼啸的声音,酒立刻醒了,觉得不好,立即来了个就地十八滚,爬回司令部的地下室,又是一次死里逃生。俞大维却吓傻了,被卫兵护着,钻入路边的山石下瑟瑟发抖。而那三位防卫副司令官则在烈焰与爆炸声中命赴黄泉,其中赵家骧、章杰被当场炸死,吉星文腰部中弹,延至次日身亡。

　　六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支持的南越吴庭艳政府,请求中国台湾的蒋介石派一位有反共经验的高级将领出任“中华民国”驻南越“大使”,以指导吴庭艳集团跟越共游击队以及越共首领胡志明主席所领导的北越政权开展军事斗争。
　　蒋介石答应了南越政府的这一要求,指派金门防卫部司令、二级陆军上将胡琏出任驻南越“大使”。由于胡琏不遗余力地参与吴庭艳集团的反共战争,活动在西贡附近的南越游击队将他列为死敌,想方设法要锄掉他这个“反共专家”。经过一番暗中侦查,游击队对其生活、办公场所的一切了如指掌。1967年5月19日上午,两名游击队员化装成维修电线的工人,混入“使馆”,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两枚微型定时炸弹置放在二楼胡琏的办公桌下。10点30分,胡琏离开办公室,去隔壁的会议室主持会议。当他刚刚迈出办公室的门口时,身后突然“轰隆”一声巨响,办公桌子被炸飞,楼板被炸塌。胡琏有惊无险,再次捡回了一条老命。
　　1977年6月22日晚9时30分,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胡琏因患大面积心肌梗塞死于台北荣民总院,时年七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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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与王翰早年在上海的隐蔽行动 [转帖]

　　　　一位是被毛泽东赏识为“是个人才”的胡乔木,一位是被江泽民赞誉为“革命信念,始终如一”的王翰。由于早年求学在外,两人虽为盐城同乡,彼此却无缘相识;是共同的理想和追求,让两位风华正茂的热血青年沪结乡谊,从此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本文展示的是20世纪30年代胡乔木与王翰相遇沪上,并肩苦战于孤岛上海的片断。

　　胡乔木三到上海滩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一座“冒险家的乐园”!
　　胡乔木自杭州抵沪后,在闸北江湾路租了个亭子间住了下来。
　　三年前,北平团市委被解散后,由于胡乔木北平团市委宣传部长的身份暴露,无法再返清华完成学业,于是听从父亲建议并经组织同意回盐城隐蔽,1932年3月途经上海交通大学时,结识了与哥哥胡达新同在一系读书、时任中共学生支部书记的王翰,并与他们进行了两个月的交往。一年后,家乡盐城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胡乔木在成功摆脱了叛徒的严密搜捕后(胡乔木于1932年秋经时任中共盐城县委书记嵇荫根介绍入党,先后创办过《海霞》、《文艺青年》等进步刊物),于1933年9月第二次避到上海并与王翰相聚,当时王翰建议他转赴浙江大学读书,这样可以一面坚持学习以完成学业,一面继续从事党的地下活动,考入浙大外文系二年级后,胡乔木很快结识时任学生会主席的中共地下党员施尔宜(施平),于是单枪匹马地办起了旨在宣传抗日救国的《沙泉》壁报,其刊头画便是“移植”自王翰寄来的《中国论坛报》中的一幅插图;办壁报遭校长郭任远“训话”后,又在外文系组织读书会,利用同学们懂外文的有利条件,组织大家阅读马克思主义的外文原著;后来,干脆利用郭任远与学生们的对立情绪,在全校组织成立了一个旨在“驱郭”的罢课委员会,这样,在浙大仅读一年,即因参加并组织学运被校长郭任远视为赤色分子而开除!眼下,怀揣着教务长费巩教授私下开具的“学籍证明”,胡乔木又第三次来到上海滩。
　　两年前,回乡隐蔽的王翰自盐城返沪时,曾劝说过胡乔木:“你学业未就,应继续读书,因为在校读书同样可以做革命工作,****的组织各地都有。”然而,眼下的中国到处是血雨腥风,一片白色恐怖,热血青年又怎么会熟视无睹于窗外时局而静默于书斋?自己于清华和浙大的两次经历不正是如此么!寻找组织?与北平的联系早已中断,盐城的党组织亦已瘫痪,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又叛变自首……
　　一筹莫展之际,胡乔木突觉眼前一亮:对,找王翰去!

　　胡乔木与王翰共做“社联”工作

　　1935年2月,胡乔木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组织部长的王翰取得联系。
　　王翰,这位后来与胡乔木结下深厚革命情谊的盐城同乡,建国后曾任中南行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中央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监察部常务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1957年因被列为国务院内的大“右派”而遭受不公正对待,历经磨难,直至1979年3月23日中组部作出《关于王翰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改正结论》后,才正式恢复其政治名誉,恢复其党籍;然而,21个月后的1981年1月2日,王翰却不幸因病逝世。
　　比胡乔木年长一岁的王翰,原名陈延庆,其父陈曙东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既带有旧时代思想烙印又接受现代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他与胡乔木的父亲胡启东同为盐城知名人士,两家交往密切。王翰于1923年在家乡小学毕业后,考入上海南洋中学,后因参加学运转入浦东中学,1930年考入上海交大土木工程系;1931年发动并帮助上海学生抗日救国会组织600余人赴南京示威,因在宁组织捣毁《中央日报》社被捕,经营救获释后,参加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会并加入上海“社联”组织;1932年加入中共并很快成为交大党支部书记,曾因组织捣毁白俄《柴拉报》报馆而被捕;1933年被交大开除后,任中共南市区工委组织干事,后因组织遭破坏回家乡盐城隐蔽,同年返沪,免试插入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四年级;1934年出任“社联”常委、“社联”党组成员并兼任宣传部长,次年1月出任“社联”组织部长。
　　此时,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虽说遵义会议的召开,解决了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但在上海,因中共地下组织屡遭破坏,秘密电台亦被国民党警察搜走,上海与中共中央的联系中断。一时,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实际上已处于孤军奋战的状态之中。
　　身为“社联”组织部长的王翰,一方面要继续领导沪东区的工作;另一方面还领导着“社联”编辑部的工作,大量的组稿、编辑、校对、发行及日常行政事务工作忙得他不亦乐乎。因此,急需人手的王翰,一见胡乔木到来,高兴得连连叫道:“天助我也,天助我也!”
　　王翰立即汇报并介绍胡乔木参加“社联”。很快,胡乔木被任命为沪东区干事会干事,并参与“社联”编辑部工作,隶属于王翰领导。

　　王翰介绍胡乔木重新入党

　　1935年2月19日,中共上海中央局、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上海左翼文化界总同盟(“文总”)以及“左联”、“社联”的负责同志和一些****员计约30余人被捕。其后,上海中央局先后又间接遭受6次破坏。
　　面对如此恶劣环境,胡乔木与王翰一起坚守阵地,勇敢接受考验,努力办好“社联”机关刊物《盟报》。针对所谓“红军垮了”、“毛泽东被杀害了”、“朱德正被悬赏捉拿”等众多谣言,胡乔木写下《评红军是不可消灭的》文章发表于5月的“社联”刊物;与此同时,王翰采写的关于国民党特务破坏复旦学生反对“何梅协定”的报道也一起发表出来。一时间,以刊登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镇压抗日救亡运动、杀害****人和革命群众、传播朱毛红军的北上抗日为主要内容的“社联”《盟报》,社会反响很大。为此,敌人千方百计地企图查禁,而《盟报》则采取或更换刊名,或迁移地点,或调换印刷厂家,以灵活多变的形式显示出了自身顽强的生命力,使每期的出刊发行数量始终保持2000多份。不仅如此,“社联”还不时地推出一些宣传小册子或传单,并出版一些社科方面的知识读物。

　　这期间,胡乔木还为《知识》创刊号写下了《友乎、敌乎?!》一文,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亲日派徐道邻的《敌乎,友乎?》谬论,主编钱亦石评价胡乔木的文章:像个老手笔!
　　是年5月,胡乔木经王翰介绍重新加入中共,实质是重新接上了组织关系,代表党组织找其谈话的是时任“社联”党团书记的陈处泰同志。不久,胡乔木便升任“社联”常委、宣传部长。他与王翰一起,继续负责《盟报》的编辑工作。
　　此时的上海,在经历了7月份的又一次大破坏之后,上海中央局、江苏省委、上海的各区区委等,几乎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全部破坏,共青团上海中央局也不复存在。

　　胡乔木出任“文总”党团书记

　　1935年夏,上海重新组建了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周扬任书记。10月,在“文委”的领导下又成立了新的左翼文化界总同盟领导机构,胡乔木出任“文总”党团书记,王翰、邓洁分别为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
　　“文总”是左翼文化人的大本营,它领导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中国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中国左翼音乐工作者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和世界语小组等八个文化组织,并创办有《文化斗争》、《文化月报》等刊物。
　　这样一来,胡乔木又成了王翰的领导。然而,无论是谁领导谁,他们都互相尊重,互相支持。王翰对胡乔木是钦佩有加,乔木的才思敏捷、工作细致、处事沉稳等诸多特点,给王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连毛泽东这样的伟人都赏识“乔木是个人才”。胡乔木对王翰也十分敬重,他对王翰敢说敢为的品行、雷厉风行的作风、诚挚坦荡的胸怀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不渝,倍加赞赏。1998年12月30日,江泽民曾为《王翰传》一书亲笔题词,赞誉王翰“革命信念,始终如一”。

　　解散“文总”组织抗日统一战线

　　1935年秋,正当胡乔木、王翰等为失去上级党组织的领导而倍感苦恼,期盼着能尽快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之际,他们在苏联驻华使馆新办的书店意外地买到了英文版的《共产国际通讯》和《莫斯科日报》,上面竟刊有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文件,包括季米特洛夫关于反帝统一战线的报告,更值得高兴的是,他们同时还买到了登有中共《八一宣言》内容的英文版《救国报》!
　　终于有了党中央的消息!终于有了党中央的指示!胡乔木、王翰等阅读着虽不齐全、但却透露了党中央许多新精神的英文刊物,内心充满了兴奋和激动。
　　根据中央精神,“文总”立即行动起来。他们首先把《八一宣言》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文件译成中文并组织学习,尔后讨论工作转变,提出了准备解散“文总”和各个“联盟”以迎接抗日高潮的问题。因为“社联”、“左联”、“教联”等组织所吸收的对象要求过高,组织生活的方式同支部没有什么差别,开展的活动也太左,而过“左”的做法又不便于团结进步力量,更不适合组成民族统一战线,后来形势的变化和发展也确实推动了“文总”工作转变的完成。
　　恰在此时,周扬、夏衍、胡乔木等很快得知了来自莫斯科的密信,信中要求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这样一个非常时期,“左联”的工作“要有一个大的转变”,要“追随”并“符合”抗日统一战线,即:在“组织方面——取消左联,发宣言取消它,另外发起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极力争取公开的可能”,“凡是不愿作亡国奴的作家、文学家、知识分子联合起来”。
　　为了统一各组织行动,使上海地下党工作更加适应新形势,以胡乔木为党团书记的“文总”,在东方地下党工作更加适应新形势,以胡乔木为党团书记的“文总”,在东方旅馆及时召开上海各革命组织联席会议,讨论《八一宣言》中提出的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组成联合政府和抗日联军等问题,随后,又与王翰等具体研究上海革命组织的现状。

　　成立“临委”领导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2月,中共江苏省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邓洁任“临委”书记,胡乔木和王翰分别为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重大事情由他们三人商讨决定。
　　“临委”成立后,由胡乔木起草宣言,宣布“文总”解散,“文委”则依然存在。“临委”与“文委”的关系不是隶属关系,双方在人员和工作关系上互有交叉,互有配合。
　　江苏“临委”成为领导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机构。
　　2月25日,胡乔木的一篇关于萧军《八月的乡村》书评,在《时事新报》的《每周文学》发表。未料想,书评一出,很快引来张春桥化名“狄克”的批驳文章。“狄克”这篇旨在攻击鲁迅的书评,发表在3月15日《大晚报》的副刊《大地》上。鲁迅看穿了这个假“左”派的反动本质,随即写下《三月的租界》予以痛斥。
　　不久,文艺界又发生了以鲁迅和周扬为代表的所谓“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的口号之争。胡乔木认为,周扬号召各阶层、各派别作家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创作抗日救亡的文艺作品,其目的是对的;但提出“国防文学”口号具有片面性,容易使作者忽视无产阶级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他对王翰说:“鲁迅先生的口号,符合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我们不应该对他采取攻击。”
　　在后来由周扬、邓洁、胡乔木、钱俊瑞4人参加的讨论会上,邓、胡、钱3人都不赞成周扬对鲁迅的态度。鲁迅后来对代表江苏“临委”前去看望他的邓洁也说过,对蒋介石不能抱有过多的幻想,这就好像一个有毒的东西,不是用一块肥皂就能洗得干净的。我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不能因此放弃无产阶级文艺的原则,不要无产阶级文学。

　　冯雪峰秘密返沪传达党中央指示

　　1936年4月,一位重要人物秘密而至。他会见鲁迅,接触胡风,周扬、夏衍、胡乔木等则全然不知。显然,由于长时间地与党中央失去联系,这位负有重要使命的人物,对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持有谨慎观望态度。
　　很快,周扬等亦风闻中央已派来要员。经多方打听,方知来人为冯雪峰。

　　冯雪峰,原为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文委”书记。1933年因被国民党特务盯梢而奉命离沪,秘密前往中央苏区,后随红军长征到达延安。这次秘密返沪的任务是:迅速弄清上海地下组织的情况,尽快恢复其与党中央的直接联系;同时,利用鲁迅关系,努力做好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冯雪峰的秘密返沪,终于使上海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江苏“临委”总算结束了孤军奋战的岁月。据王翰后回来回忆:“冯雪峰来沪后,正式向我们传达了遵义会议的情况,带来了一批中央文件,如十二月瓦窑堡会议决议,红军将领致东北军军长董英斌的信,以及‘逼蒋抗日’的精神和有关文件。在建党问题上,邓洁向我们传达了冯雪峰带来的中央指示,指出要上海暂时不要发展党。这样,临委就通过冯雪峰在中央的指示下进行工作了。”
　　是年5月,北方局派人来上海,带来了刘少奇的文章和北方局的文件。胡乔木、王翰等迅速将其翻印,并将刘少奇的《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等文章挑选出来,认真组织党员和积极分子进行学习。白天,他们奔走于各群众团体之间,实地进行着抗日救亡的活动指导,夜晚则与活动分子进行座谈,具体了解社会各界之动态,及时把握青年学生的思想状况,有时,他们还频繁地走访社会各界人士。兼管着全国学联工作的胡乔木,在这段时间内还应陆璀之请,为全国学联机关刊物《学生呼声》,撰写过如《今年“五四”的纪念》、《五月底的三个惨痛纪念》等较有影响的文章,呼吁广大的青年学生们要立志爱国,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

　　胡乔木西行王翰南下

　　由于特务的盯梢,邓洁、丁华等江苏“临委”负责人,又于1936年9月先后落入了国民党特务手中。随后,各救国会、武自会、共青团等许多抗日团体也相继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11月23日晚,国民党当局竟然又制造震惊全国的“七君子”事件: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邹韬奋、史良等救国会领袖不幸被捕!
　　“七君子”事件的发生,使上海的白色恐怖再次升级。胡乔木、王翰等必须立即隐蔽!于是,位于新闸路的培明中学很快便来了一位自称“胡定九”的英语教员。盐城籍的校长见这位年轻的同乡才华出众、教学在行,高兴地接收了他。
　　“胡定九”不是别人,正是化了名的胡乔木。此时的王翰则与胡乔木的妹妹方铭喜结连理,住于徐家汇法租界西爱威斯路的一个里弄内。
　　胡乔木和王翰分头转移并各自隐蔽下来之后,方铭以妹妹和妻子的合法身份,穿梭往返于哥哥和丈夫之间,努力保持着他们之间密切的工作联系。然而,由于长期的日夜操劳,此时王翰的胃病已日趋严重。经组织同意,他于是年底回家乡盐城作短暂休养。但王翰仍没忘记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
　　1937年1月,改组后的新的江苏临委成立,成员为李凡夫、胡乔木、王翰、钱俊瑞、徐雪寒,李凡夫任“临委”书记,胡乔木、王翰仍分别分管宣传和组织。原“临委”书记邓洁,经组织保释出狱后已先赴延安。三个月后,胡乔木接到冯雪峰通知:速离上海,与李凡夫同赴延安!
　　于是,25岁的胡乔木在上海西郊真如车站告别战友,登上西去的列车,从此开始了日后与毛泽东珠联璧合、风云中国文坛和政坛的“党内第一枝笔”的非凡人生!
　　同年10月,王翰衔命南下武汉。就这样,胡乔木和王翰从此天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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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年代元帅们的爱情 [转帖]

1、朱德初婚的妻子叫萧菊芳，昆明师范学院学生。1912年结的婚，1917年生了孩子后，得了类似赤痢的热病不幸去世。第二次结婚对象陈玉珍，参加过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16年的革命活动。南昌起义后，朱德得悉妻儿殉难。1928年朱德和伍若兰在工农革命军第1师师部举行了婚礼，1929年底三次反围剿时，伍若兰去世。1929年43岁的朱德在井冈山与17岁的女战士康克清结为伉俪。这一对白头到老。

2、彭德怀婚姻生活比较不幸，初恋情人表妹周瑞莲是被地主家逼迫不成，跳崖而死的。1922年彭德怀勉强同意与一位货郎的女儿刘细妹结合了。 彭德怀娶了刘细妹后便给刘起名“坤模”(女中楷模也)，又令其放足。不料后来彭德怀领导平江起义，攻打长沙，从此与之失去联系，也与老家断绝了音讯。于是，刘坤模在彭德怀音信全无、生死不明的情况下，在武汉又与他人成婚。后来北上延安寻夫，也没有破镜重圆。多少年后，彭德怀谈起这段往事还叹息道：“这不能怪我，也不能怪她。”后来在延安彭德怀看上了北师大的女学生、著名浦氏家族中的小妹浦安修(浦氏三姐妹———洁修、熙修、安修)，1938年10月结婚。婚后没有孩子，文革中浦安修与彭脱离关系。

3、林彪早年在家乡有一个订了亲的未婚妻汪氏，这个姑娘等了林彪一辈子，有缘无份。1937年初，林彪与陕北姑娘张梅在延安结婚。后在苏联养伤时生女林晓琳。1942年初林彪回国，与张梅的婚姻也因缺乏感情而告结束。不久，林彪与祖籍福建来延安的叶群结婚，先后生女林立衡、儿林立果。

4、刘伯承随着年龄的增长，母亲便作主在家乡为他选定了一门亲事。由于军务繁忙，夫妻很少在一起。1924年，刘伯承在重庆养伤期间，结识了吴玉章、杨闇公等，并在他们的影响下加入了****。从此，长期南北征战，与家中失去了联系。1936年他才又与红军战士汪荣华喜接良缘、并陪伴终生。

5、贺龙在家乡时有个比他大七岁的童养媳月姑，第二年秋，徐月姑生了个女儿叫贺金莲。几年后徐月姑病故于南昌暴动。这是贺龙的第一次婚姻。1935年，和萧克娶了一对出生名门的姊妹花，贺龙的妻子是姐姐蹇先任，萧克的妻子是妹妹蹇先佛。蹇先任出身门，结婚后与贺龙感情甚笃，跟随贺龙，生有一女贺捷生1942年，贺龙与薛明结婚。

6、陈毅第一个妻子肖菊英是位才貌出众的学生，1930年十月结婚，1931年，由于肃反扩大化，波及到当时的陈毅。一天，陈毅接到了通知.，要他到吉安开会，他预计此行凶多吉少。陈毅原本能如期归来，未料途中遭到白匪袭击，马被打死，只好与警卫员绕道步行返回兴国城。等到陈毅回来时，肖菊英因误认为陈毅已死而跳井自尽了！当时才二十岁出头。1932年，在时任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和省委组织部长兼妇女部长蔡畅这对“月老”的关心下，陈毅与赖月明结为夫妻，1934年11月，红军反围剿当中失散，据宋生发打探到的消息，赖月明回家乡被捕，一个姓方的乡丁看中她，硬要娶她。赖月明宁死不从，跳崖自尽了。1940年2月陈毅与张茜在水西村江南指挥部结为伉俪。

7、罗荣桓青年时代离开家乡时，为了不连累妻孥，曾写过一纸离婚书，劝前妻颜月娥改嫁。但颜氏依旧生活在罗家。不肯再婚，靠一手好针线活，含辛茹苦，将女儿罗玉英抚育成人１９３７年春，林月琴在延安与罗荣恒相识、结为伉俪。

8、徐向前徐向前和程训宣是1929年底结婚的，1932年搞肃反，程训宣被抓走后，保卫局用了种种刑法，严刑拷打，逼她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并要她揭发“同伙”。她始终不承认是反革命，最后被杀害了。程训宣的死，对徐向前打击很大。此后十多年，他一直不愿再娶，一直到1945年，他遇见了他在武汉军校任教时女生队的学员黄杰。1946年“五四”青年节结婚。两人都不是初婚

9、聂荣臻家乡有没有老婆不知道，1928年4月，聂荣臻与机要交通员张瑞华在香港结婚，如果元配没有，他就只有一个老婆了

10、叶剑英一生中有九位女人，最多。第一位：叶帅的第一次婚姻是包办的，无子女。第二位：1924年初，和医务工作者冯华在广州结婚。留下了 一子一女：是叶选平、叶楚梅第三位：1927年，和教导团女战士曾宪植结婚。不到十八岁就嫁给了叶帅，曾宪值人长的非常漂亮，称的上是美若天仙，她给叶帅生了个儿子叶选宁，后因工作关系而长期分居，这样日子久了叶帅还是和她离了。第四位：1937年和危拱之结婚，无子女。第五位：1940年，和南方局机要工作人员吴博结婚。吴博生下了个女儿，后来当了导演名叫叶向真，拍过著名的电影“原野”。第六位：1948年底，和华北“军大”学员李刚结婚，这次的夫人给她生下了一子一女：叶选廉、叶文珊，后因感情不合与1955年离异。从此没再正式结过婚，在此后的日子里，叶帅身边长期的还有过三个女人，主要是照顾叶帅的生活而没有正式身份。第七位：不详。第八位：不详。第九位：叶帅的最后一个非正式夫人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一个副院长的女儿，是名护士。这位夫人在叶帅九十高龄去世时才年仅30岁。当叶帅和她的最后一名守护在他身边的女性发生关系后，这个副院长曾找叶帅讨过说法，最后呢，这名女士就守护在叶帅身旁负责照顾叶帅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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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陈云的孤苦岁月 [转帖]

　　　　不到5岁两次失去亲人,从小3次辍学,变得孤苦伶仃的陈云后来改姓过“廖”,舅父母视为己出,百般疼爱。在学生运动中,他初露锋芒——
　　江南水乡青浦,位于太湖平原东侧,形如彩蝶,因境内有青龙江,东部又有五浦(赵屯、大盈、顾会、盘龙、崧子)汇于吴淞江,故名。
　　1905年6月13日(农历乙巳年五月十一日),江苏省(今上海市)青浦县练塘镇下塘街西头一处前对街、后靠河的闵家小屋里传出“呱呱呱”婴孩的啼哭声,冲破茫茫夜色,长久地回荡在小镇的上空。这个新生的小男孩就是陈云。陈姓是练塘的“大姓”,沈、张、陈、王4姓在小镇上最多。
　　相传五代闵国高州刺吏章仔钧与其妻练夫人曾在此居住,故练塘镇又名“章练镇”。它成治较晚,最早由吴江、六和、青浦3县共管,辛亥革命一年后才划归青浦县管辖。练塘镇距青浦县城西南18公里,呈长方形,东西走向。练塘镇虽然面积不大,仅0��365平方公里,但河塘甚多,东有泖河,南有大蒸塘,是有名的水乡。一条小河俗称三里塘,更是贯穿全镇而过。沿该河两岸则是镇中两条主要的并行街道,下塘街便在其中。
　　陈云出生不久即开始过早地领略着人间的悲苦。父亲陈梅堂,练塘本地人,是个纯朴善良的农民,深得大家的尊重。家里一无房产,二无田地,他除了租种些田地之外,有时还捉鱼摸蟹,或帮别人宰猪,靠辛勤的劳动和省吃俭用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母亲廖顺妹祖籍广东,其父曾任清朝水师舰长,参加过太平天国起义,身经百战,后在练塘镇落户,生有两男一女,她排行第二。
　　1895年,陈梅堂在26岁时与廖顺妹成亲。后生下一女,取名陈星,8年后,陈云出世。陈云两岁那年,父亲积劳成疾,无钱医治,终于抛妻别子离开人世。之后,廖顺妹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苦苦度日,家里靠替别人缝衣和帮佣为生,生活非常艰难,只能勉强维持而已。两年后,他的母亲也因操劳过度、贫病交加,终于因病不治,无可奈何地丢下两个孩子告别了这个冷酷的人世。
　　从此,幼小的陈云成了可怜的孤儿。人们常说,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对一个人来说,母爱始终是人世间最可贵的东西,而陈云年仅4岁多一点就失去了母爱,变得孤苦伶仃。
　　于是,年幼的陈云和姐姐被外婆领回下塘街的家里亲自照料。外婆告诉他们,不要哭,只要有外婆在,就有你们的饭吃!外婆为人厚道,性格开朗,处事果断。陈云的外公去世后,家里的事务均由她做主,她一直和儿子廖文光住在一起。
　　廖文光俗名龙相,温和善良,喜欢文艺,当时婚后膝下无子,后因裁缝生意清淡,改营小饭馆,勉强度日。1911年,陈云那慈祥的外婆终因年老体衰而去世,临终时老人特地把儿子、儿媳叫到床前:“你们结婚8年了,还没有孩子,就把外甥当作你们的亲骨肉吧,一定要抚养他们好好成人。这样,我和你顺妹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廖文光夫妇俩含着热泪,握着母亲的手拼命点头,哽咽着,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丧事完毕,廖文光按照母亲的遗愿正式把陈云作为廖家立嗣儿子,并让养子陈云改姓廖,名为陈云。不过,陈云仍叫廖文光为舅父。对此,陈云20多年后曾在一封信中对人说:“我是江苏人,出身于贫苦的家庭,5岁时父母均去世,依舅父而生。”他还在另外一个场合说过:“我出身在上海,从小失去父母,是舅父把我养大的。”
　　由于“廖陈云”这一称呼仅在陈云幼年时期局限于家乡有所使用,因此知道的人很少。1961年,已成为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的陈云回到家乡搞社会调查时,一天陈云正与随同人员查看猪圈,突然听见后面有人在大声喊:“廖陈云同志!”大家都感到很吃惊,特别是刚到陈云身边工作不久的同志都不知道在喊谁。陈云连忙回头一看,原来是住在公社集体食堂隔壁的一位老太太,她是小时候与陈云一起玩耍的伙伴,陈云当即上前热情招呼。人们这才明白过来,“廖陈云”原来就是“陈云”。
　　不幸的经历使陈云过早地成熟。他沉静、内向,常常一个人站在旁边看小伙伴们玩耍。稍大一些,他便主动帮舅母做家务,还经常到小饭馆干些杂活。他的沉静、懂事,深得舅父母的喜爱。廖文光夫妇对陈云姐弟俩十分照顾,尽管经济条件非常有限,但逢年过节,仍然要想办法给他们作件新衣服,平时家里有好吃的,都让孩子们先吃。
　　陈云8岁那年,舅舅送他到私塾接受启蒙教育。私塾里不到10个学生,虽然读的是些传统的《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书,但由于陈云认真念书,用心写字,在这里他很快打下了一定的文化基础。他的毛笔字写得端正有力,私塾先生刘敏安甚为赞赏。过去,在私塾里教书的先生都是非常严厉的,尤其对那些不用心读书且功课又差的学生,经常是毫不留情地杖责、罚跪,因而使许多学生对先生都心怀敬畏。不过,陈云有些破例。由于他虚心好学,成绩优秀,又很听从先生的谆谆教导,因此刘敏安老先生格外喜欢他。不仅如此,刘老先生有时还专门为陈云深入浅出地讲授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使陈云受到很大的启发。这样一来,私塾里那套沿习已久的体罚制度,对陈云而言便形同虚设了。
　　1914年,廖文光把陈云送到练塘贻善初等小学读书。陈云对学校的语文、数学、手工、体育等课程感到很新奇,很好学。他每天很早起床,在店堂里读书、写字。小伙伴们找他玩,他如果没有做完功课,坚决不去。邻居们常用陈云勤奋学习的精神教育子女,要他们以陈云为榜样。
　　学校老师对他十分器重,同学们也很乐意和他往来。但是,陈云是一个很谦虚的孩子,他从不因学习成绩优秀而在人们面前趾高气扬,洋洋自得。恰恰相反,他品行端正,待人诚恳,特别是对那些家境贫寒的同学,总是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帮助他们,因而深受同学们的信赖。陈云自幼喜爱文艺,尤其喜欢评弹和江南丝竹。幼年时,舅舅就常带他到离家不远的长春园书场听书,回家后就给舅母学讲一遍。上学以后,陈云仍然利用课余时间到镇上的书场听书。有时还和好友一起到城隍庙西头的隐真道院去学拉二胡和吹箫。陈云多年后在与艺术界领导谈及评弹的作用时,还曾提及这一段经历。他回忆道:“我10岁前就听书,先是跟我舅舅去听,听上瘾了,有时候大人不去,就一个人自己去听,到现在60多年了。”他诙谐地说:“我是听戤壁书(注:指在书场不花钱或花不起钱,听白书,一般都是站在墙边,将身靠在墙上听书)出身,听‘英烈’(注:俏皮话,指悄悄地站在阴暗处听,取‘阴立’的谐音)的。”

　　陈云小学毕业后,因舅舅廖文光又得一子,生活更加拮据,无力继续供他读书,陈云便辍学在家,在舅舅的小饭馆做杂工。小饭馆虽然面积不大,仅够摆下区区3张桌子、几条长凳,但却被勤劳的主人每天打扫得十分清洁亮堂。舅父负责采购、记帐,舅母心灵手巧,负责厨房掌勺,炒的虽是家常菜,却烹调有道,色香味俱全。陈云姐弟俩则帮助干些洗菜、送菜、打扫卫生之类的杂活。在一家人的辛勤操持和乡亲们的照顾下,廖家的生活总算可以勉强维持下去。
　　在舅舅的小饭馆里打杂时,陈云还照看身体有病的表弟廖霓云。每当陈云看见小伙伴们背着书包高高兴兴地去上学,心里总是十分羡慕。但他知道自己是因为家里穷才上不起学的,因此从未抱怨过。舅父每每看到聪明、懂事的陈云,实在不忍就此误了他的学业,但又苦于经济困难而一愁莫展。
　　一天,饭馆的一位常客、当地比较有名望的进步教育家、练塘首届公立颜安国民小学校长杜衡伯先生来到饭馆,看到陈云在灶旁烧火,就和他闲聊起来,并关切地询问起陈云的身世。在交谈过程中,杜衡伯发现陈云口齿伶俐,记忆力好,初等小学的知识对答如流,很是吃惊,于是喜爱上了这个小孩。当得知陈云因家境贫寒而无力继续学业后,深为惋惜,便向廖文光主动提出,要免费收陈云到颜安小学高小部读书。杜衡伯的真诚和慷慨,使廖文光非常感动,便同意让陈云到颜安小学继续学习。
　　1915年秋,陈云来到练塘颜安小学就读。他十分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更加废寝忘食地刻苦学习。凭着天资聪颖,加上勤奋好学,善于思考,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并且连年获品学兼优奖状。他能把《古文观止》中的著名篇章倒背如流,毛笔字写得也十分漂亮。他从不死读书,除了抓紧时间学习课堂知识之外,他还喜欢读各种各样的课外书,从中接触到了许多新的东西,视野也变得开阔起来。
　　这一年,陈星和本镇一商店的职员王福生结婚,廖文光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热热闹闹地为他们张罗着办了喜事,还将新房安置在了家中。后来,陈星夫妇开了一个茶馆聊以维生,不久顺利生下一女。
　　为了让陈云将来能有一技之长,好谋求生计。1917年夏,家里经济稍有缓和,廖文光硬是从牙缝里抠出来攒下钱,把陈云从颜安小学转到距练塘镇40多里的青浦县立乙种商业学校读书,并得到了舅母的弟弟刘福和的资助。该校除开一般高小课程外,主科为商科和农科,传授的是简单的劳动生产知识和技能。在这里,陈云学了一手好珠算,还初步学会了写帐册,粗略接触到财务会计等方面的知识。但只学了一个多月,又因经济原因辍学回家,继续在舅舅的店中做小伙计。
　　1918年,13岁的陈云又返回母校颜安小学高小部上学。在这里,陈云的思想还受到了一位名叫张子谦的老师的影响。张先生是个进步的爱国人士,他不仅讲课语言流畅、生动活泼,而且经常向学生们介绍近代历史故事,如林则徐虎门销烟、谭嗣同舍生取义、广州黄花岗起义等等。每当这时,陈云总是听得特别认真,笔记记得一丝不苟,有时还提出问题请老师解答。张老师也格外喜欢班上这位出身贫苦、聪明又勤奋刻苦的好学生,有时在课余还与陈云谈心,交流思想,共同讨论。陈云从他那里懂得了什么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什么是封建主义的剥削等等,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油然而生。
　　1919年,美、英、法、日、意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的“和平会议”。中国也作为战胜国参加了会议。然而,这次会议不仅拒绝了中国提出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正义要求,反而决定由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各项特权。软弱无能的中国北洋军阀政府的代表居然准备在这样的“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到国内,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5月4日,北京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集会游行,喊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止21条”、“誓死争回青岛”等口号。由此,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迅即在神州大地轰轰烈烈地展开,这便是著名的“五四运动”。
　　反帝爱国运动的浪潮很快波及到全国各地,也传到陈云家乡,青浦县的青年学生和爱国群众立即云集响应。5月9日,青浦各校师生响应全国学联的号召,举行示威游行,愤怒声讨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11日,青浦县教育会又发动全县各学校罢课3天,师生们纷纷走上街头宣讲国耻。商界亦不甘落伍,相继罢市,抵制日货,声援学生运动。一时间,青浦县的爱国运动风起云涌。
　　此时,练塘镇上举行了罢市示威,陈云所在的学校也受到了影响。爱国运动的浪潮深深地吸引了他,使他再也不能坐在教室里心平气和地念书了。陈云和同学们一起,在张子谦老师的带领下,组成童子军、救国十人团和宣传队,走出校园,奔赴街头、乡村。在镇上进行演讲和表演短剧,号召人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抵制日货,不当亡国奴。一次,陈云在一个茶馆里演讲,他慷慨陈辞,越讲越激动,脚一蹬,将桌子上的茶壶都给碰翻了。他的义正词严和炽热的爱国情怀,强烈地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茶馆里不时地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
　　据陈云少年时期的同学回忆,陈云与同学们在练塘镇附近的乡村游行、演讲时,一遍又一遍地呼吁乡亲们不要吃日本产的干贝,不穿东洋纱织的洋布,不玩用日本原料做的赛璐珞玩具。他们稚嫩的声音、慷慨的言辞、满腔的义愤,不知打动了多少人的心,有些人还情不自禁地跟着陈云和同学们振臂高呼“打倒袁世凯卖国贼”、“收回青岛”、“不要做东亚病夫”等口号。他们还利用表演短剧进行宣传活动,以更为通俗和形象化的语言来教育当地的群众。他曾在一出名叫《叶名琛》(叶名琛是清末两广总督,1857年英法联军进攻广州时不抵抗,最后城陷被俘,死于印度)的话剧中扮演了一个角色。
　　颜安小学校在这次爱国运动中所用的宣传经费都是陈云和同学们自筹的。他们把平时各自攒下来的零用钱都捐献出来,买纸张,做小旗,写标语。不仅如此,陈云和同学们还发起成立了爱国贮金会,并走上街头募捐,为反日宣传活动筹款。通过这场反帝爱国运动,陈云非凡的组织才能已经显露出来,在同学们中有较高的威信,并成为颜安小学在这场爱国运动中的核心人物。这时,他立志报国的思想渐渐在心底萌发。

　　这年5月,陈云高小毕业,何去何从成为摆在陈云面前的一大问题。当然,回家去帮舅父料理店务是最容易想到的一条路。但从小把陈云当作自己孩子抚养的廖文光不愿如此,担心会耽误陈云的前程。熟悉与了解陈云的老师和同学们,对此非常惋惜,张老师也非常着急。11月,张老师的弟弟张子恭回家探亲,他当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张子谦灵机一动,就将陈云的情况向弟弟作了详细介绍,请他帮助想想办法。张子恭听了哥哥的介绍之后,也很热心此事,提议不妨让陈云这次就随他回到商务印书馆去,先当学徒工,待慢慢适应后再图发展。这样一来,可以解决经济自立问题,也可利用在印书馆工作的方便继续学习、多看些书,另外在市区工作的发展机会可能要多一些。
　　廖文光和陈云听了以后,都非常感激,出去可能很苦,但对穷家孩子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这总不失为一条出路吧。这年11月26日,从没有远离过故乡的陈云与亲人依依惜别,离开了生他养他的故乡,只身来到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
　　人虽然离开了故里,但陈云一直十分感激当年杜衡伯校长的义举与张子谦老师的知遇之恩,常回忆起曾在颜安小学学习的时光及小学培养在自己生命中所占的份量。据悉:1921年,从颜安小学毕业已两年的陈云和部分同学集资,为杜衡伯校长树了石碑,并在石碑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以资永久纪念。1955年5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到南方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时,特地返乡访问了母校颜安小学。1986年,他得知母校希望他题写校名之后,十分爽快地答应了下来,欣然挥毫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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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人知的“瓦罕走廊”: 中阿边境“东突秘密通道” [转帖]

　　
　　瓦罕走廊
中国和阿富汗边境有一条瓦罕走廊，整个瓦罕走廊东西长约400公里。其中在我国境内由塔什库尔干县的公主堡至中阿边境近100公里，南北宽约3至5公里，最窄处不足1公里；其余300公里在阿富汗境内，因此国际上也称阿富汗走廊。中阿两国在狭长的瓦罕走廊东端相毗邻，边界线只有90余公里。
　　瓦罕走廊历史上曾是中国领土，玄奘取经曾从此路过，“丝绸之路”也为她增添了不少历史风采。后来沙俄入侵以及俄英两国不断在中亚争夺势力范围，1895年3月11日，英俄抛开了两个最重要的当事国中国与阿富汗，签订了《关于帕米尔地区势力范围的协议》，不但划定两国在帕米尔的势力分界线，而且将兴都库什山北麓与帕米尔南缘之间的狭长地带划作两国间的“隔离带”，即“缓冲地带”。1963年11月，中阿两国通过签订《边界条约》，正式将两国在瓦罕走廊的边界线法律化、明确化。依照该协议，两国边界线南起海拔5630米的雪峰，北至海拔5698米的克克拉去考勒雪峰。

邻近“三股势力”活跃地区
　　8月15日，记者离开中国-巴基斯坦公路拐入一条土路，翻越明铁盖达坂隘口西行，从通往卡其拉古和克克吐鲁克相交的三岔路口进入阿富汗方向的谷地。从三岔口附近的边防某部驻地到克克吐鲁克路程全长73公里，即到达我边防部队最前方的驻地。而从克克吐鲁克到阿富汗边境仅有21公里。出于国防战略考虑，我边防部队早在“9·11”事件之前就修通了通往阿富汗边界的公路。正是这条公路为我军在美国对阿富汗动武之后在中阿边境地区加强边防创造了便利条件
　　车过明铁盖继续西行至克克吐鲁克，克克吐鲁克有中阿边境日常防卫最前段的一支部队。正西方向是名叫木孜吉利嘎的冰谷，这是通往塔吉克斯坦的山谷，由此可达中亚政情和社情最为复杂的费尔干纳盆地，那里也是“三股势力”包括境外“东突”分裂势力比较活跃的一个地区。朝西南方向有另一平缓的宽谷“瓦罕吉尔”，意为“朝向瓦罕的山谷”，翻过去就是瓦罕走廊了。
　　瓦罕走廊是帕米尔高原上的一条狭长的谷地。历史上这是丝绸之路的一条重要通道。汉朝张骞出使西域、唐僧玄奘取经、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及瑞典探险家斯坦都曾途经这里。
　　在通往边界的20多公里的路程中，高山融雪形成的细流汇集成河，奔流而下，发出阵阵轰鸣，伴着低啸的山风在山谷回荡。在整个河谷，除了牧民的牛羊外，出现最多、最活跃的就是一对对的旱獭。看见来人一点也不慌张，还好奇地直立起来张望。

边防军驻守5400多米高的雪峰
　　“9·11”之后，我边防部队曾在此安营扎寨，以防止难民或阿富汗武装力量进入我国境内。但实际上原先担心的局面并没有出现。2002年入夏以前，随着阿富汗局势的缓和，我守边部队调整了部署。
　　阿富汗在此没有边防军。瓦罕走廊由地方少数民族部落或部族控制。近百公里以内没有固定的居住人家，只有天气转暖季节有阿富汗境内的塔吉克族牧民放牧时接近边境地区。
　　中阿两国的界碑还是30年前两国竖立的，水泥方柱，约有两米高，位于边界山谷的缓坡上。界碑周围地面为积雪覆盖。界碑上的文字中方一侧是“中国；1；1964”，阿方一侧则是用普什图族文字写的“阿富汗；1；1964”，标明是1964年两国埋设的两国间第一号界碑。界碑所在的一线正是两国的分水岭，从山上融化的淙淙雪水分别从这里流向两国方向。
　　记者在阿富汗境内步行了一段。目力所及，没有发现人工修建的道路，是一片非常安静的无人区。除了局部裸露的山体和在河床乱石中静静开放的两三种野花外，仍然是冰雪世界。在当年漫长的冬季里，封边部队爬冰卧雪，冒着零下30到40摄氏度严寒守卫在这里，其艰苦情景可想而知。记者采访的一位营长表示，封边时在海拔5400多米的中阿边境守防，尽管气候恶劣，高寒缺氧，但官兵们却表现出良好的精神面貌。中央军委和有关方面也为改善封边部队官兵的战备和生活条件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支持。

军民齐心防堵“秘密通道”
　　在瓦罕走廊我方一侧，记者看到，战士们在正常地训练和休整。一组骑兵正在巡逻。塔吉克族牧民正在怡然自得地放牧牛羊。离帐房近处则步行放牧，往远处则骑马代步。对于记者的到访，牧民们从远处开始就伫立招手致意。塔吉克族牧民对客人热情友好，谦恭地端茶、往帐房让座。塔吉克族人口不多，在中阿边境地区沿途几十公里我们也只见到十多户人家。当地的军民关系很好，不仅是逢年过节，平常来往就很多。
　　中阿边界线与其他邻国比起来是比较短的，约92公里，由于两国没有领土争端，局势相对平静，我方常年直接守卫的部队规模并不大。当地的塔吉克族牧民也是一支不在编制、永不撤离的守边部队。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县委主要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地不论男女老少只要发现陌生人进入都会及时向附近的驻军或边防派出所、地方政府报告。所以无论是民族分裂分子还是境外敌对分子企图从这条通道潜入潜出都是很难得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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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守卫在瓦罕走廊的边防劲旅[转帖]

　　中国和阿富汗边境的中国一侧，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境内，属于南疆军区的防区。驻扎在这个县的是新疆军区边防第十二团。这个番号是新华社去年报道该团一个军官之妻产下一个“心脏在体外的活男婴”的新闻中披露的。
　　这个团的防地位于帕米尔高原，其标志性驻地就是红其拉甫山口。这里是连接中巴的国际通道，驻守在这里的红其拉甫边防连今年刚被中央军委授予“卫国戍边模范连”的荣誉称号。除此以外的哨卡，大多数是无人区。
　　阿富汗通向中国的唯一通道——瓦罕走廊也在这个边防团的防区内，这个团的防区内的边境线近千公里，观察点、哨卡有近百个，在这个中国与巴基斯坦、阿富汗接壤地区。是目前新疆社情最为复杂的。而且全是平均海拔四千多米的雪域高原。几个通往阿富汗的山口哨卡，就是由这个团的克克吐鲁克边防连（海拔四千三百米）、明铁盖边防连（海拔四千七百米）负责看守的。
　　本来哨卡与大本营之间都是不能通汽车的土路，补充给养和巡逻都要靠马拉人走。去年，南疆军区新组建的工兵团，上来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为这些哨卡修筑巡逻道，便于边防部队摩托化机动。目前，这些可以行车的土路都已投入使用。
　　虽然，中阿边界线只有九十二公里，两国界山山口间的距离也只有三十公里宽，但是瓦罕走廊的纵深有三百公里，平均海拔高度达四千多米，几乎终年白雪皑皑，全是无人区，人类在这里很难生存，边防团的给养全部是要从几百公里以外喀什运送过来的。人放多了不行，人少了，有事的时候又显得不够。据我们抓获的“东突”分子交代，他们的人和手中的武器弹药绝大多数都是从这几个山口潜入和运进来的。
　　应该说，边防第十二团的训练水平是不低的。在克克吐鲁克边防连，在四千多米高原进行阵地对抗训练，一组训练要包括身背单兵装备进行悬崖攀登、排雷、射击、运动中偷袭等多个子课目，而且进攻时要根据地形图绘制攻击线路，防守时人人要进行狙击考核。平时体能训练，就说百米跑，成绩好的只用二十五秒左右，差一点的也不过多个十秒八秒。要知道这可是海拔四千多米高原，常人躺着喘口气都难。凭借这样的素质，敌特分子要遇上了，干赢是没问题的。
　　这个团的信息化建设，水平也不底。借助已铺设的光缆，建起了视听系统，正在建无线数据化通信系统。借助这两套系统，边防的通信、指挥已实现信息化，反应能力也大大加快。
　　目前存在的问题是，这儿一年里大多数时间是冰雪封山期，人徒步行走都很困难，根本无法摩托化机动。敌特分子往往就是利用这段时间搞渗透潜入、向境内偷运枪支弹药等。就是花大钱在边境线上安装红外传感器，能够做到及时发现目标，部队也很难通过陆地机动做出迅速反应。唯一的办法就是空中机动，由直升机直接对目标攻击或者运送人员到事发地点投入作战。除此外，防务形势很难根本改观。
　　加快陆航部队建设，搞出适应高原的国产“黑鹰”，实在是当务之急。如果一个边防团配备一个直升机大队，可以大大扩大管辖的防区、减轻巡逻的强度，效费比很高。说到这儿，又要对中国航空工业叹口气。
　　我设想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与阿富汗政府签定边界防务协议，允许我们的部队从陆地和空中过界巡逻。这样边防部队就能够从被动的、固定的“点”防守，改成移动的、可主动选择的“线”防守，可以大大增强部队的隐蔽性和机动性，另外利用直升机或者固定翼飞机可以从山口进入阿富汗，对瓦罕走廊纵深地带进行空中巡逻。根据地形，这个纵深有个五十到一百公里就够。一旦发现不明目标，经过双方热线联络，要么赶回去，要么干掉，或者待人进入我方境内再处置。
　　总而言之，边防第十二团训练水平不低，是一支能让人放心的部队。但受地形条件的限制，在加上美国人插手中亚的情况下，中阿边境还需要空军的介入并加快陆航部队的建设，当然信息化也要继续投入。否则边境防务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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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报：美俄关系发展证实毛泽东论断 [转帖]

新华网消息：俄罗斯《独立报》2月17日发表文章，题目是“我们将既斗争又妥协”，摘要如下。

　　中国****领袖毛泽东曾经喜欢说：“苏美两个超级大国既斗争又妥协。它们斗得越厉害，妥协的幅度就越大。”种种迹象表明，毛泽东对莫斯科与华盛顿关系的评判在奥巴马出任美国总统后也没有失去现实意义。

　　一方面，美国新领导人有意显著改变美国的外交政策，其中包括对俄政策。布什过去在国际舞台上推行的霸权主义政策不符合奥巴马的信念。奥巴马是个与布什完全不同的人，他不接受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与军工界、特工机关和得克萨斯石油大亨没有牵连，而且投票给他的大多数美国公民期待着变化。

　　此外，客观情况也要求改变白宫的对外方针。白宫过去大肆谋求全球霸权是因为美国在冷战中的思想和政治对手自愿认输，另外美国的总体实力远远超过竞争对手。美国曾经相信自己的社会模式所向无敌，狂妄自大地以为自己是人类的领袖，应该在人类争取自由和繁荣方面充当领导者的角色。现在，幻觉的程度下降了，因为美国的经济和外交政策都遇到了危机。

　　与此同时，在改变美国战略的道路上有一些重大障碍。首先，美国当然不会放弃谋求世界主导地位的方针。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最发达、最强大、最富有的国家自愿约束自己发挥领袖作用的强烈愿望。美国现在的上层人物仍有这种愿望。奥巴马本人也有这种激情。因此不难得出如下结论：美国今后仍会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大国发生冲突，因为这些大国不仅不会同意扮演华盛顿小伙伴的角色，自己也有谋求主导地位的意向。

　　经济动机也将会对美国的战略产生显著影响。美国将继续谋求在国际市场上的支配地位，并控制能源来源和运输线。这就意味着，在这些领域同竞争者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军事工业界仍将是华盛顿攻势政策的传动皮带。五角大楼的将军们掌握着堆积如山的武器，并且很想使用这些武器。寻找敌人并镇压他们的尝试不会停止。

　　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将在新旧思潮的斗争中形成。结果将会是矛盾和复杂的。俄罗斯将会用怀疑和不信任的眼光观察美国的变化。

　　白宫在裁军、不扩散核武器、反恐、解决中东问题以及阿富汗和朝鲜半岛问题等方面提出的倡议会得到克里姆林宫的欢迎。莫斯科与华盛顿的合作领域有扩大的机会。

　　然而，在前苏联地区的冲突不可避免。受大国野心、经济和地缘政治意图驱使的美国不会放弃向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其他前苏联国家的反俄精英示爱。俄罗斯永远不会容忍美国紧紧抓住对自己极为重要的空间。这种竞争首先会使俄美关系蒙上阴影。情况甚至在某些方面比冷战时期还要糟。当年欧洲被分成两个势力范围，莫斯科和华盛顿都不进入别人的“菜园”，只是在刚果、也门、越南等外围地区互相烦扰。可是现在，对抗线直接沿俄罗斯边界展开。

　　因此，在欢迎奥巴马政府发出积极信号的同时，我们认为不应幻想天堂来到了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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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创游击战经典[转帖]

作者：郭胜伟 出版社：中**史出版社

“积小胜为大胜，绝不可死打硬拼！”

1937年11月，上海、太原失陷以后，华北的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日军的气焰更加嚣张，一面分兵控制其已经占领的城市和交通要道，积极推行其“以华制华”的反动政策，巩固其占领区，一面抽调其主力沿津浦路南犯山东。对此，党中央在分析全国的形势时认为，上海、太原失陷说明：“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

11月13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各师的电报中明确指出：八路军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群众， 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进全面抗战的实现。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确定当前的中心任务应以山西为主要阵地，支撑华北抗战，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并决定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主力由正太路南下，依托太行、太岳山脉，创建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

此时，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地区，在日军继续沿同浦路、平汉路南犯，占领平遥、汾阳、安阳、新乡等地后，已经处在日军的三面包围之中了。一二九师迅速分兵以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力量，建立抗日政权。尔后，从1937年冬至1938年春，广泛展开游击战，连续发动攻势行动，主动出击，寻机歼敌，不断取得胜利，从而有力地打击了侵犯华北的日军，改善了华北局势，推动了全国抗战的蓬勃兴起。

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徐向前率第一二九师第七六九团南下昔阳，打击和牵制娘子关方向进犯之敌。徐向前所采取的步骤是，先站稳脚跟，然后再展开战斗。于是，他要求部队进入作战地区之后，“不着急，日后有的是仗打。先‘占山为王’，像鄂豫皖初期那样，发动群众，搞游击战。到了山区，你们要放开手脚自己干，独立自主嘛！这是毛主席的主意，要珍惜力量，注意研究日军的战术特点，积小胜为大胜，决不可死打硬拼！”

遵照徐向前的指示，八路军第七六九团积极捕捉战机，在南滹沱河南岸的苏龙口、刘家庄地区开展游击活动。这期间，他们发现敌机不断地由滹沱河北岸起飞，去轰炸忻口、太原。经反复侦察，查明在阳明堡西南有一个日军机场，又从机场逃出的民工口中得知，机场有警卫队200多人，主要兵力配置在机场北端；敌机集中停放在警卫队的东南侧，防御工事仅有一些简单的掩体和掩蔽部，戒备不严。于是，根据徐向前的指示，第七六九团首长决心利用夜暗袭击敌机场，在地面击毁敌机，挫败敌人的空中攻势，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根据敌情，部队进行作战部署后，向预定地区开进。担任突击队的七六九团三营偷渡滹沱河后，确定以第十连由机场西北面攻击，主要任务是歼灭敌人警卫部队；第十一连由机场东西实施主要突击，以打炸手段击毁地面敌机；第十二连为营的预备队。营长随第十一连行动。第十一连悄悄潜入机场，一直摸到距敌机30多米的地方，敌人仍然一无所知，第十连向敌人警卫部队接近时被敌警戒发现，第十连立即展开战斗，先敌开火，将敌警戒部队压制在掩蔽部内无法反击。此时，第十一连迅速勇猛地冲向敌机。消灭了敌哨兵后，以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等对敌机展开了爆炸，敌机随着爆炸声燃烧起来，火光冲天，映红了整个机场。等到阳明堡的敌人出动增援时，我军已经圆满地完成了预定任务，及时撤出了战斗。此时仅用了一个小时，以极小的代价，取得了击毁敌机24架、毙伤敌100多人的胜利，消灭了日军在晋北地区的一支空中突击力量，有效地遏制了日军的攻势，也使得日军不得不以相当的兵力来加强其后方守备，从而大大地牵制了敌人，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的正面战场。另外，这一夜袭的胜利，也使我军总结了一条游击战的成功经验，即以小部队利用夜暗灵活机动地袭击、袭扰敌人，不仅可以给敌以一定的杀伤，还可以有效地破坏敌人的整体作战部署，甚至能够改变战区的态势。从此，徐向前更加注重以小部队，灵活机动，神出鬼没，捕捉战机，积极地打击敌人，破坏敌人的战斗部署，减杀敌人的嚣张气焰，增大敌人的后顾之忧，不断地积小胜为大胜。

1937年12月上旬，正太路沿线的日军调动频繁，有向我晋东南地区进犯的企图。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决定，派陈赓率七七二团向正太路寿阳以南游击，寻找战机伏击进犯之敌。果然不出所料，12月下旬，日军第二十师团分六路向晋冀豫根据地北部大举进攻。这是日军战略方向转变的具体行动之一。

正是由于八路军在山西战略支点的形成和游击战争的开展对日军的威胁越来越大，所以，日军占领太原之后，便开始分路向我八路军占领区实施围攻。敌人的围攻于12月22日开始，首先从松塔打响。具体部署是：从寿阳出动的日军2500多人，并在3架飞机、10门平射炮、曲射炮的配合下，向部署在松塔的八路军第七七二团展开了进攻；平定方向有500多日军向部署在西寨的八路军第七六九团展开了进攻；阳泉方向有300多日军经上龙泉、广阳向马坊进攻；由榆次、长凝方向出动200多日军经阔郊向马坊进攻；由太谷出动600多日军，经范村折向水晶坡；另一路由昔阳出动700多日军，经关帝庙出击和顺。

徐向前和刘伯承指挥部队开始反击敌人的六路围攻，松塔方向战斗最为激烈。八路军第七七二团在团长王近山的指挥下，激战两日，毙敌100多人后，分别向南北军城转移，准备侧击敌人。但在半路又遇上了另两路敌人，激战竟日，不得不撤出战斗，又向榆树湾一带转移，战场形势告急。刘伯承一面令外线的汪乃贵支队、“秦赖”支队积极游击敌人，牵制和迷惑敌人，一面派徐向前亲临前线指挥战斗。徐向前采取避实击虚的办法，与敌周旋，抓住小股敌人就狠狠地打一仗。而日军针对我游击战的特点，采取“粘网式”的诱歼战术，有意暴露侧翼，诱骗我攻击，缠住一部，然后以其主力突然扑向外翼。然而，徐向前不为敌所制，以主力军与游击队相配合，内线与外线相配合，避敌正面，击敌弱点，伏击运动之敌，以局部小胜的积累，求得全局歼敌。

部队按照徐向前的部署，第七七二团和平定游击队在内线，先以小股部队诱敌主力，然后以主力绕到敌人屁股后面，猛攻其背，打得日军首尾不能相顾。在龙泉、沾尚两次用此种战法，连连奏效。歼敌400多人。八路军第七六九团、汪乃贵支队、“秦赖”支队在外线，也积极配合作战，广泛出击，毙敌200多人。时值隆冬，日军长途奔袭，夜宿无屋，日食缺粮，地形又不熟，本想寻我主力，速战速决，但却被徐向前的游击战缠住了，战至第五天，没有占到一点便宜，便不得不向正太路沿线退去。日军的六路围攻在徐向前的游击战法面前大败而退，此次胜利大大地鼓舞了广大抗日军民坚持游击战争的信心。

进入1938年，一二九师认真总结了晋冀豫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和游击战争的经验。徐向前重点讲了反六路围攻的经验和游击队的建设。他强调指出：游击队领导要坚强，纪律要严格。他以反六路围攻为例说：“平定游击队作战顽强，是因为领导好，作风严；相反，有的游击队一听到枪声就跑散了，清点人数只剩几个人。这种情况不能担负起配合主力作战的任务。在游击战形势下，游击队要像正规部队一样，加强教育，严格训练。”

与此同时，一二九师决定主力向平汉路东发展，首先进击昔阳之敌，尔后乘胜向东突进，在平汉路两侧建立新的游击区。2月16日，八路军第七七一团向正定、昔阳之间开进时。昔阳守敌出动了400多人，企图阻止八路军行动。徐向前见敌人出城，便令第七七一团以小部兵力与敌接触，主力迅速在凤凰山地区隐蔽待机，以伏击战法歼灭该敌，此法果然奏效。敌被我小股部队诱至凤凰山附近，伏击部队突然开火，打敌措手不及，伤亡100多人，余敌逃回昔阳。

2月下旬，国民党第二战区决定反攻太原，按照《反攻太原计划》，以第十八集团军为主力，配属国民党若干正规军，统由朱德指挥。我一二九师的任务是与我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协同，截断正太路。徐向前和刘伯承接到朱德电令后，即改变了在正太路担负阻击石家庄方面援敌的任务，决定向正太路东段井径进击，以第七六九团袭击日军重要据点旧关。以及引井径之敌西出增援，尔后以第七七一团、第七七二团伏于旧关至井径之间的长生口地区，围歼援敌。

22日凌晨，第七六九团三营袭击旧关。当部队冲入城内时，发现日军已有准备，占据着后山工事，居高临下顽抗。第七六九团处于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占领了街内的一座小庙，歼敌10余人，为减少损失，天亮前撤出旧关。准备向长生口方向设伏的八路军第七七一团和第七七二团，其先头部队刚进至设伏地域，就与井径的出援之敌遭遇，随即改变伏击计划，实施运动歼敌，我先后将增援的三股日军约400余人击溃，一直追到井径城下。这次战斗，共毙俘日军警备部队队长荒井丰吉少佐以下130多人，击毁汽车5辆，少有缴获，我两个团也伤亡近百人。战斗结束后，刘伯承和徐向前一起及时总结了战斗经验，刘伯承指出：长生口战斗，战果是不小的，但是我们自己付出的代价也大了一些，是不怎么合算的，以后我们打伏击，要尽量减少伤亡。枪要打在敌人的头上，刺刀插在敌人的肚子上，手榴弹抛在敌人的屁股上。赚钱的生意我们做，不赚钱的生意我们不做。

徐向前指挥游击战的节节胜利，使日军感到后方受到了威胁。于是开始调动主力部队三万多人，分九路向晋冀豫根据地实施大规模“扫荡”，企图将八路军主力消灭在辽县、榆社、武乡地区。

徐向前针对日军“扫荡”行动特点，要求八路军部队灵活采取游击战术，并强调到：

一是要集中主力，隐蔽待机，击敌一路，首先消灭从武安、涉县西来之敌；

二是以一部兵力与地方武装结合，发动群众，空舍清野，破坏交通线，多方游击和袭扰各路敌人；

三是机动作战，内线外线相配合，要活打不要死打，击敌一路，不得手时，即迅速转移，寻找战机，击敌另一路。

反九路围攻战斗，正是按照徐向前的这些指示，抓住苫米地旅团辎重队及主力一部给予沉重打击的，共毙伤俘敌2200多人，进而粉碎了敌人的九路围攻。

抗日战争进入第二年，****领导的游击战争，不仅向着山地，而且也开始向着平原地蓬勃发展。1938年4月21日，毛泽东发出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即在河北、山东划分若干游击分区，并在军区成立游击司令部，有计划有系统地去普遍发展游击战争，并广泛地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

根据这一指示，朱德、彭德怀令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主力与第一一五师第三三四旅一部，迅速由太行山区向冀南、豫北平原及铁路沿线实施战略展开。徐向前率第七六九团和第一一五师六八九团及曾国华支队，挺进冀南。徐向前在分析抗日战争第二年的形势时，曾预言日军对****的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将愈演愈烈，提醒军民早做准备。他指出，这种相持阶段的“扫荡”，与战略进攻阶段有不同的特点，可以称之为新“扫荡”。

新“扫荡”有新特点，对付新“扫荡”要有行之有效的办法。所以，部队进至冀南后，他要求各部队在困难环境下坚持游击战，一定要保卫冀南根据地，在八路军处于暂时劣势的情况下，要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他提出了如下反“扫荡”措施：

（一）尽快筹集大批粮食、衣物、款项，做好物资准备。

（二）采用多挖路沟、设路障及破坏道路、空舍清野的方法，迟滞敌人。

（三）分散作战、灵活制敌。不要死守县城和村落，而是依托广大乡村分散游击，与敌周旋，会躲会藏会打，不打则已，打则必胜，昼伏夜袭，打了就走。

（四）坚决镇压汉奸，警惕国民党制造摩擦，防止新编杂色武装倒戈等。

11月15日，日军对冀南的第一次“扫荡”开始了。出动的兵力有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及第一一四旅团各一部约3700多人。兵分四路，由石家庄、德州、邯郸、邢台出动，向冀南根据地心腹地带南宫合围。敌人来势汹汹，又占据着交通要道，八路军按照徐向前确定的作战指导方针，陆续放弃了隆平、故城、武城、恩县、高唐、夏津、临清、南宫等县城，躲过敌人的进攻锐气。同时，坚壁清野，把粮食都藏起来，让“扫荡”的敌人既打不着我，又得不到补给。紧接着，化整为零的八路军，又利用广大的平原乡村，灵活机动、神出鬼没、游击敌人。徐向前率指挥机关在南宫、威县、清河交界地区，忽南忽北，忽东忽西，军民配合，同仇敌忾，作战28次，毙俘敌伪军600多人。敌人不但找不着、也打不着八路军，得不到物资补给，反而还一次次地遭到八路军的袭击，饱尝了深入我根据地的苦头，“扫荡”被迫终止，主动撤出了冀南中心区。

但是，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仍没有改变。日军停止了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转为重点保守已占领的区域。为此，向华北大量增兵，采取“先控制平原地，后进攻山地”的方针，妄图摧毁华北抗日根据地。1938年底，敌人在华北的兵力已由13个半师团增至22个师团，其中用于包围八路军冀晋鲁豫根据地的兵力即达11个师团，约20万人，形势依然是十分严峻。日军虽然撤出了冀南中心区，但宁晋、永年、故城、恩县、高唐、聊城等仍被敌人占领，而且这种态势已经构成了对我冀南中心区三面包围的局面。徐向前估计到，这种局面预示着日军很快又要对我组织第二次更大规模的“扫荡”了。

1939年1月，日军更大规模的“扫荡”果然开始了。这次“扫荡”，日军出动了5个师团共3万多人，兵分11路，从平汉、津浦东西两线出击，向我冀南中心区合围过来，所采取的战法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企图消灭或驱逐冀南八路军，控制冀南枢纽地带，摧毁抗日根据地。

这时，刘伯承、邓小平均在南宫，他们认为，“目前冀南整个局面正处严重关头”，徐向前与他们分析研究后，还是决定采取基本的游击战，具体战法是“先溃后收拾”，即先主动放弃主要的县城、据点，避实击虚，经过一段时间的消耗，使敌人疲惫或兵力分散之后，再转入反攻，以游击战的形式，到处去打击分散之敌，给敌以重创，收拾局面。具体部署是，将冀南和进入山东的部队区分为5个战斗集团，“完全以游击态势，分区活动，在保存有生力量的原则下，经常以小部队保持与敌接触，但不放松有利时机、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

进攻的日军一开始就以其咄咄逼人之势，逐步侵占冀南主要县城。并进一步控制乡村要点，企图压缩八路军回旋余地。八路军且退且战，寻机打击敌人，使日军每占一地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比如，由隆平进攻邢家湾的日军，中途不断受到阻击，140华里的路程3天才能达到，而且还付出了伤亡百余人的代价。平乡日军东犯广宗、威县，半月没能达到目的。曲周日军步骑百余进占安儿寨，全被消灭。宁晋日军进占大杨庄，遭八路军夜袭，200余人全部被歼。在香城固的日军，步骑200余、汽车9艘全部被消灭。从德州往临清沿河行驶的日军汽艇9艘，被击沉一艘，30多人毙命。被根据地军民的游击战打得惶惶不可终日的日军，又以南宫、巨鹿、威县、广宗等地为重点，反复“扫荡”，徐向前指挥军民坚持游击战，不以敌小而不战，不以人少而不打，不断地积小胜为大胜。至5月间，前后大小战斗达400多次，杀伤日伪军5000多人，有效地实施了平原地的游击战，有效地坚守了冀南平原根据地。

一年前，毛泽东还曾说：“能否在平原地区建立长期支持的根据地，这一点现在还没有证明”，5个月的反“扫荡”证明，八路军不仅坚持了游击战争，而且打得日军走投无路，不得不望而却步。

徐向前这种积小胜为大胜，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的作战指导，充分反映了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客观实际，也完全适用于游击战的战法。正如他对冀南平原地作战利弊条件分析的那样：“冀南根据地，北靠德石路、东西两侧紧邻津浦路、平汉路，沿线的重要城镇，均有敌重兵把守。敌人进攻根据地，交通方便，合围迅速，增兵容易，几天之内，便可直捣我腹心地带。在这种地区与敌作战，无疑比偏远的山区或平原困难得多”，然而，“敌人虽有机动方便的条件，但兵力有限，不敷分配，占了县城，控制不了乡村；顾了前面，顾不了后面。我军依托广大乡村，分散游击战，与敌周旋，零敲碎打，避实击虚，便能变被动为主动，弄得敌人疲于奔命，捉襟见肘。久而久之，敌人经不起兵员、物力的消耗，只得结束‘扫荡’，仓皇撤走，天下还是我们的。由此说明，平原游击战争大有文章可做”。的确，徐向前结合冀南的实际情况，总结出了一套十分经典的平原游击战争战法，这就是：

（一）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的，战术上是进攻的、速决的。行军要秘密而迅速，飘忽不定，让敌人摸不着头脑。

（二）冬季防守，夏季进攻。夏季有青纱帐，敌人的快速部队不易活动；冀南多枣、梨、杏等果木树，加上大面积的高粱、玉米等高秆作物，利于我到处隐蔽，伏击敌人。

（三）白日隐蔽，夜间行动。

（四）破坏道路，迟滞敌之交通。

（五）指挥与勤务机关随时准备战斗。

（六）无固定后方作战。

（七）开展麻雀战。

（八）部队不断转移位置。

这些原则，不是机械地照搬山地游击战战法，也完全有别于其他平原地游击战战法，而是完全符合冀南这一特定平原地区的游击战战法。所以，运用这些战法，使得冀南的游击战争搞得轰轰烈烈，节节胜利。打得敌人寸步难行，连连败退。

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局面一经奠定，新的使命又将徐向前调到了山东战场。来到山东战场之后，他仍然是首先了解分析山东战场的实际，研究山东战场反“扫荡”作战的新特点，由此制定相应的作战指导。

徐向前在研究山东根据地的游击战争时指出，敌人新“扫荡”的特点是：把后方转变为前线，以碉堡形成巩固的点与线，“扫荡”不平衡，次数加多，规模变小，时间短促，烧杀与封锁并用，以“游击战”对游击战，同时强化汉奸政权，利用汉奸、特务进行破坏，顽固派摩擦全面化。

根据这些特点，徐向前要求根据地的全体军民一定要正确认识自己的力量，由于“扫荡”不断加剧，游击区逐渐缩小，八路军暂时还将处于劣势，根据地建设困难将增多。他还提醒大家，不要有不切实际的天真想法，要反对太平观念，反对失败主义，反对妥协投降；要坚持、忍耐，要以有利自己的游击战争去消耗敌人。他号召每一个指战员、事务员、工农学商、各阶层、男女老幼，都明确树立“一切为了迎接敌人的新‘扫荡’”、“一切为了粉碎敌人的新‘扫荡’的思想”。

军事打击是粉碎敌人新“扫荡”的主要手段。所以，根据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徐向前提出粉碎敌人新“扫荡”的原则和战术是：

第一，基本采取游击战，但要争取运动战，只有巧妙地把游击战与运动战配合起来，才能各个击破敌人的分进合击。

第二，正规军游击兵团，灵活的适时的集中力量寻求运动战。在数路敌人“扫荡”围攻下，用游击战来粉碎敌人的“扫荡”是不可能的，因此要机动以集中兵力击破敌人一路，或机动地来打击敌人。

第三，要善于保存自己的力量，不要被敌人所暗算。不会保存自己的力量与不肯积极打击敌人，都是没有前途的。

第四，力争主动，反对被动，反对防御。在战略上说，游击战是防御的，在战役战术上应采取进攻的方法，无论游击战或运动战，在进攻敌人时固然是主动，在不利情况下。适时退却，转移另求机会，也是争取主动。如像有人分兵把口子那样做自处防御地位，都是不了解争取主力权的原则的。

第五，加强正规兵团的补充、整顿、训练，是刻不容缓的任务。

第六，整理地方游击队，扩大游击队，加强对游击队的训练。

第七，加强主力兵团及地方游击队部队的政治工作。

第八，注意交通联络与侦察网的建立。必须在事前确保这些工作的健全而严密，保证在任何战斗环境中，不至受到严重损害。

第九，游击队与主力兵团，要达到确实有机的配合。主力兵团孤军奋斗，游击队单独游击，双方都不能完成其任务；同时也不能使游击队在斗争中有迅速的锻炼与进步。只有游击队与主力兵团配合作战，才能打击敌人，粉碎敌人的“扫荡”，使游击队走上正规化的道路。

第十，要与友军密切配合作战。反对隔岸观火、坐观成败的恶习，发扬互相策应、互相帮助的优良作风，至于专门制造摩擦、消减抗日力量的罪恶行为，必须予以彻底肃清。

徐向前所提出的这些思想和原则，对山东军民粉碎日军新“扫荡”，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根据斗争形势和山东部队的实际，徐向前还提出了武装力量建设的“九化”要求，即：主力兵团正规化；地方武装基干化；游击队组织化；自卫团普遍化；党的领导绝对化；战斗力顽强化；行动积极化；生活艰苦化；纪律严肃化。为达到这一要求，徐向前还提出了一套具体办法：

一是大量培养、选拔、聘请干部。聘请各种人才，如骑兵、技术兵、炮兵人才，技师、技术人才，如无线电人才，只要愿意真正抗日，都欢迎他们来参加八路军。使山东真正成为抗日根据地，需要各种人才开辟树立各方面的工作。

二是加强军事和政治训练。

三是加强参谋、机要工作和军需供给工作，开办参谋人员的训练班，学习参谋业务，制定参谋工作制度，要求技术参谋进到战术战略参谋。

四是解决军需供给，自力更生，开源节流，这是以减轻人民负担为出发点的。每个干部发一块银元，规定要自买鞋穿。部队用槐树花、谷草灰染布。在战斗中注意收集弹壳。打一枪后，马上把弹壳收藏起来，不要只收集自己的，而且还要收集敌人遗弃的。

正是在徐向前的正确领导下，他在山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在发展山东的武装力量方面却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徐向前后来回忆说：“在山东军政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由于各部队的积极努力，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山东我军的发展与扩大是比较迅速的。山东纵队1939年6月至7月间部队的数量是2.5万人，到1940年我离开时，主力和地方基干部队达到了5.1万人，还不包括拨给兄弟部队的3.2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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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战役:解放军与“化武”死神擦肩而过 [转帖]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第六兵团司令卢浚泉、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都成了人民解放军的俘虏。这一战役,人民解放军歼敌47万,东北全境解放,平津和华北甚至整个长江以北,都成了解放大军锋芒所慑之处。国民党反动政府内部一片慌乱,一些人已成惊弓之鸟,一些人也在打算自己的“退路”。此役之后的第四天,淮海战役紧接着开始了。坐在南京总统府的蒋介石就像热锅上的蚂蚁:美国人既然靠不住,那么靠什么挽救自己濒临的灭顶之灾呢?特别是前线传来的坏消息———1948年11月23日奉命前往解围的黄维第12兵团,也被围在安徽宿县西南的双堆集,使他更乱了方寸。看来只有孤注一掷了!蒋介石即刻传令召见时任国民党少将化学兵司司长的爱国人士汪逢栗,要他呈送“现存化学弹药统计表”,他要亲自过目自己手里的这张王牌。
　　汪逢栗察知蒋的意图后心里一惊:在内战战场使用化学武器,这不等于自己动手杀自己的同胞吗?是极不人道的。日本侵略者用化学武器杀中国同胞,已激起全中国人的愤恨,也引起世界热爱和平人士的强烈谴责。如果此事成为事实,将是怎样一种结果呢?自己不就是民族的千古罪人吗?汪逢栗不寒而慄。当蒋向他发问的时候,他便采用铺陈困难、强调不利的说辞,要以种种客观原因冷却蒋介石对使用化学武器的炽热。蒋仔细看过“统计表”后问:“只有这些?”汪答:“只有这些。”“为什么不多造一些呢?”“没有原料。”“可以向美国买一点。”“缺乏外汇。”就这样,一个又一个不冷不热的软钉子,直让蒋碰,迫使他不得不回避这些事实,只好自己搭梯自己下台:“这个,这个问题,你们先回去研究一下,明天把研究结果告诉我。”
　　第二次召见时,蒋介石根本不提前面所要求“研究”的情况和结果,根本不像第一次召见时与部下尚存一点“商量”的意思,而是毫无婉转地命令:“目前,黄维兵团正被共军包围,我想造十万颗化学炮弹解救黄维,你看要多少时间才能完成?”汪逢栗见蒋露出了真意,而且已经决定了。想了想,又推出一个当时无法克服的困难:“十万颗,数量倒不大,只是现在我们不但缺少化学原料,还没有化学炸弹壳。”蒋介石听后颇为不满,用质问的口气说:“用普通炸弹壳不行吗?”“不行,化学炸弹壳不一样,弄得不好,就变‘对付敌人’为‘对付自己’了。”
　　汪逢栗说的既是实情,也是有意要断绝蒋介石内心刚刚萌发的一线希望。但蒋介石并不是那样容易被折服的人,他骂了句“娘希匹”:“就那么不一样!”仍然命令“再作研究”。
　　果然,蒋介石虽然为生产化学武器的实际困难条件所“障碍”,但并不因此而罢手。他在第三次召见汪逢栗及另外有关人员时,转而决定使用现有的一种毒气,让人看不见,又能毒死人。此前,一个归汪主管的应用化学研究所所长郦垒厚提供了一个汪不知道的情况:1936年,为准备对付日本侵略者,我们曾做了一万颗毒气弹,每颗15公斤,抗战胜利后运到四川泸县23厂储存。蒋命令把这批毒弹运回南京,经试验,催泪剂效率为90%,芥子气为65%。蒋要求兵工厂昼夜加班制作引信,在12月11日完成。
　　就在这天下午,蒋又一次把汪逢栗找去,“我现在已决定使用这些炸弹,你的意见怎么样?”汪见蒋一意孤行,但又必须把他心中的那股邪火打下去,便在不引起蒋的反感的前提下,作了委婉的警告性的陈述:“这些东西的效果十分有限,效果很不理想。芥子气的试验数据为65%,远远达不到‘致胜’的要求,在高度、气候等条件作用下,其效果还会降得更低,因此,没有太多的应用价值。况且,化学炸弹是特种武器,一旦使用,便背上不人道的骂名。我国不少同胞死于日本的化学武器之下,政府曾对此向联合国提出控告,也曾向各盟国发出通报,反对使用化学武器。内战中如果使用化学武器,效果不理想不说,还势必引起国内外的舆论反对,很可能是个蚀本生意。”
　　有根有据、有理有节的这段话,蒋介石仍然听不进去,竟然说:“这无大干系,这些炸弹,我是一定要用的。”话说到这一步,深知蒋为人的汪逢栗,不得不暂时不说了。他觉得自己在蒋面前人微言轻、人单势孤,不足以对蒋的思想构成强大的压力,必须在最短时间里,寻找更有力量的人员,来协助自己制止这股邪火。
　　时任交通部长的俞大维,素与汪逢栗交好,由于他一向对蒋忠心耿耿,深受蒋的器重,蒋对俞虽不是言听计从,但在一些具体的专门性的问题上,往往能够采纳俞的意见。于是汪逢栗接着说:“这些炸弹是12年前俞大维任兵工署长时造下的,性能、效果他最清楚。委员长可听听俞大维对这些东西的意见。”一席话,既贬低了化学武器的作用,又拉出了俞大维做自己的同盟———因为他知道俞的为人,既懂国际法,又敢于同蒋争辩。

　　蒋果然中了汪逢栗的计,第二天中午,汪奉命进入“候见室”,只听到俞大维正在蒋的接见室里,以他固有的高嗓门同蒋争论。见此景况,汪觉得成功又多了一分希望。为了进一步扩大“战果”,还须找几个帮手。汪对空军副司令王叔铭说:“委员长如果真的使用这些炸弹,你的飞机在战区空投,飞行高度必须在500码才能有效,到时候要看你的表演喽!”
　　这番话正说到王的心底,飞机飞这么低,那不是自找死路吗?他马上站到汪的一边说:“这事你可得对委员长说说,飞机遭殃且不说,那不人道的罪名也够咱们背的呀!”
　　焦急中,汪逢栗等待着蒋的再一次召见,不出所料,汪被召见了。这次召见,是人数最多,也是最后的一次。也许蒋听了多方面的意见,一改过去的那种霸道作风。蒋说:“大家不要拘礼,我们商量一件事,黄维兵团已被共军包围在宿县以西地区,形势对我不利,我想空投毒气炸弹为其解围,特请大家发表意见。”

　　几个人互相看了看,虽然各自的意见大体一致,可都不想“开头炮”。最后蒋将目光停在了汪逢栗身上。汪明白此时是自己发言最恰当的时机:一是应蒋的所请,不管怎么说,蒋也不会当着众人的面,在会议上发脾气,说不定,还会在众人舆论的压力下作参考;一是把话讲完,尽量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使人无法辩驳。即使有不同意见,完全推翻自己的主张也不容易,可起一锤定音的作用。他想,从正面讲的道理不必讲了,应从反面讲化学武器对我们自己的损害———这种利害关系对于蒋这样的人,往往比民族大义、人道主义、社会舆论更有作用。因为用化学炸弹的目的,是杀伤对方,解救黄维,而达不到这个目的,用它还有什么意义呢?他说:“偌大的战场,要想用我们的那一点毒弹解围,恐难奏效。我们的毒剂炸弹性能不好,已有数据说明在前,此处不再赘述。飞机空投又必须在500码以下的低空才能有效,这就很容易被共军击中。飞机被击中这样的例子已有很多,也不必赘述了。还有一点更是不能忽视,****士兵作战勇敢,而芥子气是后效性毒剂,等到他们中毒时,战斗已经结束了。况且双方战斗呈胶着状态,彼此距离很近,毒气发生作用,是不分敌我的……”
　　汪逢栗这一番利害攸关的分析,加之这些天来种种与蒋不同的意见,终于使蒋介石打消了使用化学武器的念头,也使无数的同胞免遭无辜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