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山同学网

 找回密码
 立即注册
搜索
热搜: 活动 交友 discuz
楼主: luo

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该用户从未签到

52

主题

1万

帖子

5万

积分

师长

积分
52192

社区居民

QQ
 楼主| 发表于 2009-8-27 14:09:00 | 显示全部楼层

徐恩曾要了王阆仙的命 [转帖]


    作者:李桂杰 出版社: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除了狂热的诗歌爱好者或者文学爱好者,很多普通人可能对于“朦胧诗”时代早已经毫无印象,随着诗歌进入低谷,有关诗歌的疯狂记忆需要我们到记忆深处打捞。

  但凡走过20世纪80年代的读书人,尤其是喜爱诗歌的人,几乎无人不晓“朦胧诗”。从最初的“不懂”、反感,到后来的大家诵读模仿,“朦胧诗”成了20世纪80年代初的文化时尚标志。

  在中国诗歌史上,还从来没有像“朦胧诗”闯入诗坛这样引起人们惊骇万状、激烈争论的情景。从1979年开始,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朦胧诗”如一个不速之客突然登上中国诗坛,引发了中国文学界规模最大也最激烈的争论。诗人、评论家、编辑,还有大学生们,互相之间为这个不速之客争论不休、大动肝火,甚至多年的熟人旦夕之间怒目相向、几挥老拳。当时几乎全国所有的报纸都卷入了感情冲动、言辞激烈的大辩论。

  1979年,在揭露“四人帮”的诗歌热潮中,《诗刊》3月号发表了北岛的诗——《回答》。 这首诗被很多人在不同的场合朗诵,被打上经典的烙印。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为了在审判前,/宣读那些被判决了的声音: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到1980年,《诗刊》4月号刊出“新人新作小辑”,发表了“朦胧诗”人顾城的《眨眼》,王小妮的《碾子沟里,蹲着一个石匠》,傅天琳的《一个快乐的音符》等作品。8月号刊出“春笋集”专栏。发表北岛的《迷途》、《习惯》,杨炼的《织与播》,舒婷的《馈赠》,王小妮的《印象二首》。10月号推出震动全国的“青春诗会”,发表了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江河的《纪念碑》等作品。

  这些诗歌用强烈的意象组合,表达了青年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苦闷、思考和叛逆精神,同时也抒发了对未来的希望。30年前,我国刚刚涌动改革开放的初潮。诗歌,尤其是“朦胧诗”成为斩解禁锢的利剑,为人们提供精神松绑和喘息的空间。

  1978年12月23日。《今天》杂志第一期在北京出刊。刊出的诗作有蔡其矫的《风景画》、《给》、《思念》,舒婷的《致橡树》、《啊,母亲》,芒克的《天空》、《冻土地》、《我是诗人》,北岛的《回答》、《微笑·雪花·星星》、《一束》、《黄昏:丁家滩》。当时,被激情和自我表达燃烧着的诗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席卷中国的朦胧诗潮自此波涛涌动。

  人们传诵着:“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其实在《今天》创刊之前,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民间就已涌动着后来被称为“地下诗群”的潜流。比如,这股新诗潮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就开始酝酿了。一批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20世纪50年代初的青年从“地下”悄然崛起,如北岛,他写《回答》是在1976年4月,舒婷写《珠贝——大海的眼泪》完成于1975年11月。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北京有不少类似“太阳纵队”这样的文学小组或小沙龙。他们私底下热情地写诗,跨校组织诗歌朗诵会。20世纪70年代初,食指、黄翔、贵州诗人群,多多、根子等“白洋淀诗群”紧接着纷纷亮出诗作。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岛、芒克、江河、杨炼、顾城、舒婷等以不凡的气势及勇猛的力量撞开诗歌的新纪元。1985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朦胧诗选》记录了先行者的脚印。

  《今天》共出版九期,除刊物外,还出版《今天》文学资料三期,《今天》丛书四种。其间,在玉渊潭公园组织过两次诗歌朗诵会,两次协助举办当时的先锋美术活动“星星画展”。1980年9月,《今天》停刊,其后成立“今天文学研究会”。由于《今天》产生的影响,以及它的组织者和撰稿人在“新诗潮”中的地位,《今天》、“今天诗群”的作品,在后来的诗歌史叙述中,被看做“朦胧诗”的核心。

  “今天诗群”这个时期的作品真正被命名为“朦胧诗”,缘于章明先生的一篇质疑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文章以“朦胧”尖锐反诘“今天诗群”。可能作者也不曾想到,原本的批评之语居然成为“今天诗群”最准确的命名。

  有关“朦胧诗”的争论开始之后,春风文艺出版社敏感的编辑们立刻以此为名组织编辑出版《朦胧诗选》。淡绿色的书封、雨后落花般朦胧的设计,充满了现代主义的内在……《朦胧诗选》一经出版,一时洛阳纸贵。那时,穿着牛仔裤、戴着墨镜、手执一本《朦胧诗选》的形象,几乎成为标准的时髦青年模式。

  《朦胧诗选》的出版为“朦胧诗”引发的洪流迅速加入了大众读者。随着主流诗刊、大量报纸刊载“朦胧诗”的作品及评论,“朦胧诗”已在全国形成摧枯拉朽之势。朦胧诗人成为一代受追捧的偶像,成为社会上耀眼的明星。与此同时,社会上对于诗人群体的追捧使得诗人的身份以及诗歌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狂热。

  80年代中期的某一天,在《诗刊》编辑室,一对男女突然出现。他们取出一面旗帜,“呼”的一下展开,上面书写着“中国诗歌天体星团”的字样。那名男子开口道:“我们是贵州的黑豹子,来北京咬人了!”

  当时全国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诗歌团体和流派,如杨炼和芒克组成的“幸存者”诗人俱乐部,周佑伦、蓝马发起了“非非主义”实验性诗歌活动等等。

  黑豹子也是个诗歌团体。说话的男诗人身患重病,他说自己是瞒着医生爬上了火车。“我太爱诗了,”那个病人攥着拳头说,“只要是为诗做事,豁出命来我也干。”

  这些火热的故事,让当代人觉得无法理解。对此,著名诗人西川曾一言以蔽之:“20世纪80年代人们并不是对诗歌有热情,而是对政治有热情。”

  1984年,“朦胧诗”的代表人物北岛应邀参加《星星》诗刊在成都举办的诗歌节。开幕那天,尽管有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但无票者照样破窗而入。听众冲上讲台,要求签名,钢笔戳得北岛生疼。一个小伙子甚至掏出匕首,猛地戳进自己的手背,说:“我要用我的血,让你们看到我对你们的爱,对诗歌的爱!”

  一年后,北岛首次出国参加国际诗歌节,发现绝无在成都所见的狂热。听众手脚干净,没人自带刀枪。他们花钱买份节目单或诗集,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必要时鼓掌,从未喊出“万岁”之类的口号。

  1986年12月6~9日,星星诗刊社在成都举办大型“中国·星星诗歌节”,庆祝《星星》诗刊创刊30年。被评为“最受读者喜爱的当代青年诗人”的10名诗人(舒婷、北岛、江河、顾城、叶文福、杨牧、傅天琳、李钢、叶延滨等)与读者见面,并举办三场讲学活动,场场都有几千人参加。

  会场之热烈是今天不可想象的。一位诗人在台上演讲,台下竟有人高呼“诗人万岁”,全场响应。诗人们演讲结束,需要警察保护走出会场。人们在多个通道等着索要诗人的签名,等着与诗人合影。一次,舒婷根本无法走出会场,几个警察架着她,几个警察在前边开道。到了接她的车门口,人们高呼着“舒婷,舒婷”的名字,伸出无数只藤蔓般的手臂,几乎把她挤到车底下去。还是警察硬把她塞进车里。而最近,当有人问起舒婷当时的状况,她答非所问地说:“那是诗歌的时代,现在就很难了。”

  那的确是为诗歌疯狂的时代。

  文化圈的很多人则把当年的诗歌比作政治天气预报。《对一座大山的询问》朗诵会预告在《人民日报》登出后,外国使馆频频向《诗刊》询问这是不是为刘少奇平反的信号。

  在当时,这种反映人民心声的职责本来应该属于媒体,但由于没有其他渠道,人们只好借助诗歌来表达。

  也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那个年代那些难忘的场面:一位听众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朗诵的《呼声》,激动地捏碎了收音机;几乎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诗社,一项诗歌评选能收到数十万张选票;《诗刊》80年代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办朗诵会,其场面比今天周杰伦的演唱会还喧闹。

  多年后北岛终于明白:“那时由于时间差——意识形态解体和商业化浪潮到来前的空白,诗人戴错了面具:救世主、斗士、牧师、歌星,撞上因压力和热度而变形的镜子。我们还险些以为那真是自己呢。没两天,商业化浪潮一来,卷走面具,打碎镜子,这些误会再也不会有了。”

  在“朦胧诗”的热浪中,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诗刊》也伴随着诗歌的升温而不断地上升、上升、上升,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达到54万份的顶点。“诗歌繁荣,诗坛兴旺,诗人自信。”一位老编辑这样概括那个已经不再的年代。

  对于“朦胧诗”,一些习惯于传统诗风的人为此大为恼怒。有的说这些诗“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有的说:“如果思辨的诗朦胧而又晦涩,那就不仅不会有感染力,而且让人望而生畏。”有的说“朦胧诗”“是张天师的符咒”,“看上去漆黑一片,无所谓诗美而言。”“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看”。有的习惯性地“扣帽子”:“让人不懂的晦涩诗或很朦胧的诗,是脱离人民脱离生活的,是以艺术上的古怪来掩盖思想上的空虚和生活上的贫乏。”有的甚至打起了“棍子”:“‘朦胧诗’的出现,是‘四人帮’毒气在诗坛上的一种折光,是思想解放潮流中的一个倒转的漩涡,是新生婴儿身上一个可恶的脓包。”

  当然,今非昔比,思想解放的潮流滚滚而来,“朦胧诗”也拥有了很多支持者。北京大学教授谢冕首当其冲,高度称赞“朦胧诗”是新的崛起,代表了未来的希望。他说:中国诗歌自五四运动以后的“六十年不是走着越来越宽广的道路,而是走着越来越狭窄的道路”,诗坛充斥着“内容平庸形式呆板”的诗作。他毫不隐讳地说,希望就在这批青年人身上。他认为这些青年朦胧诗人是诗坛的主要冲击力量。

  在2008年,面对记者的采访,谢冕再次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朦胧诗’永远不可能被超越。因为‘朦胧诗’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你不要想去超越它。此外,单就文学价值来说,‘朦胧诗’有它独特的美学价值,尤其在意象化方面。但它和时代因素这些是一体的,你很难把它剥离开来。”

  面对诗歌的低谷期,谢冕心态平和,他说,诗歌可以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写诗不是。不可能人人都写诗。诗是很贵族的,不是平民的,不是谁都能写的。这是我的一个理念。要说人人都写诗,都是诗人,这是不正常的。1958年就是这样,是不正常的。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该用户从未签到

52

主题

1万

帖子

5万

积分

师长

积分
52192

社区居民

QQ
 楼主| 发表于 2009-8-27 14:12:31 | 显示全部楼层


斯大林炮制的“大饥荒”:保守估计饿死3000万人[转帖]


斯大林炮制的“大饥荒”:保守估计饿死3000万人
前苏加盟共和国乌克兰的披露

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乌克兰在首都基辅的“乌克兰之家”展示了保存完好的克格勃档案: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仅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之一的乌克兰,就饿死了七百万至一千万人!每天饿死二万五千人。但是学者指出,当年的官方档案并不完善,实际上每天饿死三点二至三点三万人,总共饿死人数占乌克兰当时人口的三分之一!

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在万人的追悼纪念集会上发表演说,他认为一九七三年前的档案曝光,这一千万人被活活饿死,是前苏联对乌克兰的种族灭绝罪行。“每分钟有十七人饿死;一天大约死亡二万五千人。比法西斯纳粹在集中营杀害犹太人还要多。”

在饿殍遍野的时候,斯大林把搜刮出来的小麦向美国出口了四万吨,以吸取西方资金,表示苏联的“强大”。俄罗斯的普京政权认为,这场大饥荒不是针对乌克兰的,因为全苏联普遍遭殃。乌克兰是重灾区?还是普通受害区之一?人们要求俄罗斯公布历史档案。

苏联产生大饥荒的原因

这场大饥荒、“种族大屠杀”由何而来?它的原因有四条:一、列宁破坏了苏联的经济;二、是斯大林规定人民全部加入集体农庄造成的;三、让城里的流氓到农村随便杀人抢粮;凡是家有粮食的富裕户,都被打成“新富农”,没收土地房产,枪毙或者流放。

一个前苏联人的惨痛回忆

“许多农民被先后打死啦”;“乡村几乎被摧毁了!”这是不久前远东军区七十九岁的中校军官亚历山大·巴夫洛维奇在介绍自己一家人是靠“吃人肉活命出来的”而接受采访,回忆叙说的。

这位中校的童年生活在富饶的伏尔加格勒,他说:“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集体农庄运动开始,苏联农民更大的苦难也就从那时候发生了。那一年深秋,从城里派出大批工作队下乡。他们一家一户的搜查,翻出来一点隐藏的粮食,也要把全家人枪毙。粮食被全部搜查出来掠夺走。”

靠吃死人尸体活命

“ 这时候已经进入冬天了,气温在零下25℃--30℃。寒冷异常,村庄里被枪杀死和饿死的人比比皆是,露天扔在村外无人掩埋,变成冷冻僵尸。半年的长冬,我每天出去寻找尸体和新被屠杀死、饿死的人。那时候宣判执行枪决的人家,部分逃跑出来了,躲藏到森林里和其他地方。寻找死人吃来活命,是大家唯一的出路。人吃人者已经成帮结夥了。在那两三年间,躲藏在白雪覆盖的深山老林里,凡是不吃人的都活活饿死了;依靠吃死人尸体的才活了下来。”


巴夫洛维奇一生特别痛恨列宁和斯大林灭绝人性的政策:“被枪决打死的人和活活饿死的人,太多太多了!苏德战争期间,苏联人都没有那个时期的遭罪、挨饿、困苦,朝不保夕。万恶的斯大林,在一九三三年逼迫大家走集体农庄的道路,抢劫粮食造成大饥荒、大灾难。”

幸存者揭露大饥荒****

他的太太卓娅说:“我家在毗邻新西伯利亚的阿勒泰地区,一九三三年同样的罪恶政策也施行到我们那里。父亲被定为新富农。全家人被扫地出门,房屋财产全部没收。父亲逃到深山里,免遭处死。”

“母亲带领我们十三个无家可归的孩子,躲藏到城市潮湿阴暗的地下室里。后来孩子们陆续长大了一点,就送到了孤儿院。父亲东躲西藏还是被抓住,强迫他到军队前线送死。还算幸运,父亲由于能干、会做饭当了伙夫。一次大事故烫伤了双腿,才活著回来了……。”

以上两人在不同地区的经历,也是苏联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大饥荒的幸存者的自述,暴露了苏联大饥荒的****。

伏尔加格勒是苏联(今日俄罗斯)最富饶的地区。伏尔加河又称为苏联的母亲河。在这个广袤大地、富饶的地区大批地饿死人,大批屠杀镇压善于耕作的农民。

可怕的数字让人毛骨悚然

再来看乌克兰,这个多少年来号称“苏联的粮仓”。

乌克兰的人口历来占苏联人口的五分之一至六分之一,也就是三十年代大约三千多万人(一九八九年统计为四千一百万;同期苏联人口二点二亿;苏联解体前人口二点八亿,乌克兰为五千一百万人)。如果像莫斯科当局所说的,“大饥荒”不是针对乌克兰,全国都一样的话,当时苏联的大饥荒至少饿死五千万至六千万人!(苏联解体前笔者在外兴安岭,与一位七十多岁的俄罗斯妇女交谈,她说:“那时候饥饿的人们,在地里挖出来一个生土豆,没等吞入口中,就被国家安全局人员打死了!”)

即使把苏联其他地区罹难的人数减少一千万,另外的十四个加盟共和国(包括俄罗斯)最少死亡人口在两千万,加上乌克兰的一千万人,最保守计算,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的集体农庄运动,苏联的死亡人数在三千万以上。 (来源:网易)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该用户从未签到

52

主题

1万

帖子

5万

积分

师长

积分
52192

社区居民

QQ
 楼主| 发表于 2009-8-27 14:13:33 | 显示全部楼层

长征中的姊妹花:蹇先任 蹇先佛[转帖]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亘古未有的伟大创举。当年凡是参加长征,无论是走完全程到达陕北会合或者是在半途壮烈牺牲的同志,都是了不起的英雄。蹇先任(贺龙元帅的原配夫人)、蹇先佛(肖克将军夫人)姐妹带上未满月的孩子胜利地走完长征路,得到了党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赞扬,周恩来称她们为“长征中的姊妹花”。

  少女红军不言愁

  娄澧二水像雌雄两条巨龙交汇于慈利县城北门,成为一道亮丽的水上风光。沿河的北街上有户小商人家,户主叫蹇承宴,幼年家贫,成年后靠货郎担走村串户,有了些积蓄,到此定居,开设一作坊,煮酒熬糖,薄利多销,生意逐渐兴隆,克勤克俭,日子过得顺当。夫妇俩所生子女7人,除长女外,6个儿女均被送进学校,先任是老二,先佛是老三,老四叫先为,老五叫先超。先任和先为原在长沙读书,正值革命大潮风起云涌,年仅15岁的先为第一个参加了中国****并担任了中共湖南省委机关的交通员。这个秘密,先为一直守口如瓶。不料一天,被姐姐先任看出了一些端倪,姐姐不仅没有反感,反而她也毅然地参加了革命,并于1927年加入中国****,一时曾成为青年女子中的佼佼者。
  就在此时,蒋介石指使湖南军阀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残酷屠杀****人,先任与先为身份被暴露,敌人向全省发出通缉令,处境极为危险。先为闻知贺龙在桑鹤等湘鄂边区开展游击战争和“扩红”工作,便果断地加入红军队伍。1929年夏,先任也来到了贺龙领导的这支队伍中,成为湘西第一个女红军。由于她文化素质好,又善做鼓动工作,被党组织安排为文化教员。红军战士多是贫苦人家出身的大老粗,他们除打仗外,便向先任学习文化。贺龙本人也不例外,他曾戏称她为“任先生”。
  此时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初创的红军队伍,受国民党大军的“围剿”,收编的一些杂牌队伍很不巩固,面临这种险恶的环境,先任毫不后悔、气馁,更加坚强勇敢,她向贺龙发誓让自己的知识和青春年华与他、与革命相伴到底。贺龙向她点点头,投以深情的目光。
  无疑作为军中唯一的女性,困难比任何人都大得多。比如行军时的大小便,宿营时的生活,都不好处理。尤其是夜晚住宿,作为她这样一位年轻而又漂亮的知识女性,军队领导自然不会让她单独睡觉,她只好和大伙儿睡在一起,夹在那些骠悍健壮的男人中间,那如雷的鼾声,熏人的汗臭味,她都默默地忍受着,力求心理上的平衡,努力适应这种特殊环境,不久就习以为常了。
  同年金桂飘香的9月,她和患难与共、志趣相投的贺龙结为伉俪。婚后不久,先任怀了孩子,强烈的妊娠反应,把她本来不太强壮的身子折磨得死去活来。但她从未叫过一声苦,继续跟随部队跋山涉水,转战沙场。1930年,先任生下第一个孩子,取名“红红”。正逢贺龙奉令东征,见她带着孩子吃奶行军不便,将她留在湘西做地下工作。红军大队伍一走,敌人便疯狂地向根据地反扑,形势日益严酷。她背上吃奶的婴儿,东突西奔,冲破敌人的重重包围。就在这时,湘鄂西几支武装队伍的领导人相继叛变,根据地与地下党机关均告丧失和打散。先任焦急万分,四处寻找党组织和红军队伍,不知何时,心爱的孩子却因病饿交加而死在怀中,她悲痛欲绝。而这时,领她走上革命道路的弟弟先为,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敌人杀害,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她心急如焚,欲哭无泪。当她还未从悲痛中解脱出来之时,又落入虎口,被敌人扣留。敌人见她年轻、漂亮,软硬兼施诱她投降,可她心坚如钢,敌人百般威迫利诱,始终没动摇她的信念。
  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先任拖着病体冲出了牢笼,装作乞丐,回到自己老家,强忍巨痛,隐瞒了先为及孩子的不幸,并再次向家里人表明自己对党忠贞不二的赤心,决心找党找红军。蹇父承宴老人,见女儿心真意切,令内弟杨进元雇船载货,让她藏于船内,顺澧水而下,过洞庭,入荆江,找到了红军大本营,谁知就在她来的前三天,红军队伍已经撤离,听说又回到湘鄂边境去了。她来不及休息,又要舅父掉转船头,溯澧水而上,来到桑鹤边区。经打听,红军到了川黔边境。就这样,先任毫不厌倦、无休无止地一次又一次寻找,尽管一次又一次失望,她仍然对党坚信不疑,就像孩子寻母一样,不见不罢休。1934年10月,西征的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出发直往黔东,与贺龙率领的红二军会合,创建了湘鄂川黔根据地。一个月夜,先任终于在大庸境内找到了日夜思念的红军队伍,历时整整4个春秋。连她自己也弄不清,走了多少里路,磨破了多少双鞋。她对党对红军矢志不渝的精神受到了广大红军战友的敬仰和钦佩。

  姐妹能文也能武

  慈利是湘西门户,水陆交通方便,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红二、红六军团,为了钳制敌人,于1934年12月26日攻克慈利县城。进城的前一天,贺龙带上肖克、关向应等军队领导人来到他岳父家,看望了蹇承宴这位德高望重的革命老人,请他到一家小馆子里饮酒吃饭,并要妹妹先佛及弟弟先超作陪。酒席上贺龙兴致很浓,与老岳父谈了许多家常话,一连称赞老人的品德高尚。
  和姐姐一样,蹇先佛不仅能文,也能武,每次“扩红”、打仗,她从不落后。只要有机会就练习枪法,虽说不上百步穿杨、百发百中,但一般也是弹无虚发。军中都称她与姐姐是现代的花木兰。
  黑云压城城欲摧。蹇老家里,经常被敌人骚扰,要他交出儿女。蹇老说:“他们大了,腿长在他们身上,我管得住吗?”
  尽管敌人越来越猖狂,贺龙率领的东征军还是打了一个大胜仗,就在捷报传来之时,蹇先任生下了第二个孩子。肖克、关向应、王震等都来道贺。先任说:“你们给取个名字吧!”肖克脱口而出:“此乃她父亲传捷时降生,就叫捷生吧!”大家都说这名字甚好。
  捷生刚出生20天,即1935年10月,蒋介石纠集130多个团,疯狂地向我湘鄂川黔根据地进行围剿。党中央为了保存实力抗日救国,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二、红六军团奉命于19日从桑植刘家坪出发。

  出发前夕,先任一夜未合眼,她倒不是害怕长征,而是考虑到捷生未满月,是带上她长征?还是寄居老乡家?不论哪套方案,都觉得凶多吉少。她征求贺龙的意见,贺龙深思片刻说:“就地找个老乡带吧!”先任只好违心地点点头。可是已找好的那个老乡却怕连累而开溜了,先任一时无语,贺龙望着她那憔悴的秀脸:“我看只有那一条路了。”
  “带着孩子长征。”先任下定了决心,即使千难万险,也要带上她走完长征路。
  贺龙向她投以钦佩的目光。
  摆在她面前的第一步就是生死搏斗。

  负婴不惧远征难

  先任是在红二军团,随卫生部到达大庸县张家湾附近(即今张家界山麓),这时先头部队已飞渡澧水,并在河畔滩头上消灭了驻城敌军。由于红军主力过河时暴露了目标,敌人派了几架飞机集中目标轰炸,炸死不少红军战士,共青团省委书记周玉珠也不幸牺牲。卫生部长贺彪见先任身体太弱,将她编入伤员队伍,并给她准备了一副担架。先任和伤员们隐蔽在一片柑林中,等待时机,敌人连续来了6次,渡河的木桥也被炸毁,一天的急行军,又累又饿,孩子又要吃奶,腹中空空实在难熬,看到黄澄澄的柑桔,闻着香喷喷的味儿,恨不得吃个够。然而,她想到军纪,不仅未去摘一个,相反,她和战友们把炸掉的柑桔拾在一起放在树下。
  夕阳西坠之时,红二军团参谋长李达命令卫生部伤病队到渡口乘船渡河。贺彪亲自撑船,划破滚滚波涛。刚到河心,敌机又来扫射轰炸,霎时,浪花飞溅,排空而起,小船剧烈地摇晃起来,大有翻船之势。伤病员都忘了自己的伤痛,合力划桨,向彼岸冲去,终于强渡了澧水。上得岸来,天色已黑,脚踏在细软的沙滩下,行走极其艰难。说也奇怪,小捷生在船上却悄无声息,一上岸就在背篓中哭闹起来。孩子的哭声不绝于耳,不仅牵动了慈母之心,也牵动了战友们的心。贺彪对先任说:“我们已是两天一夜未休息了,孩子也是两天一夜未换尿布了,又有几个钟头未给她喂奶,她能不哭?”他便动手帮捷生换尿片,一股屎尿臭气扑鼻而来,他取笑道:“刚出生20来天的姑娘满身都是臭,叔叔若不是医务工作者,早被这臭气吓跑了。”说得先任也笑了。在笑声中,他又说:“不要笑嘛,等她长大之后,我们就把今天强渡澧水、走沙滩的情景讲给她听,要她明白,当年不是母亲的辛劳,叔叔们的帮助,怎能有今天?”
  大家相互搀扶着走完了沙滩的艰难之路,到了宿营地,先任已疲惫不堪了,从战友背上接过哭嘶声音的小女儿,给她喂奶,两只眼睛睁开又合上了。先任强支身子,给女儿换尿片、洗澡,然后放进襁褓中让孩子睡觉。当她洗完尿布、找火烘干之时,已近凌晨,刚打个盹儿,忽听到门外传令兵向贺部长传达命令说:“军部命令,你部将牺牲的同志就地安葬好,将重伤员妥善安排在群众家中寄养,多给些生活费和医药费,轻伤员随军进发,上午10点出发。”凌晨,先任找到贺彪说:“今天,我要先走了,不要为我个人的事连累大家。”贺彪说:“派副担架送你。”先任拒绝了,执意要了一匹骡子,自己骑着走。到达团部集合地点,老远就见到了任弼时、关向应、贺龙等同志。关向应一见面就关怀地问:“先任,你昨日是什么时候过澧水的?顺利不?”先任说:“是上午9点,蒋介石派飞机掩护呢!”三个人都被她说笑了,她自己也笑了。
  任弼时政委对先任说:“你以后就随军团部走吧,不要回卫生部了,卫生部出发前准备时间长,到宿营地晚,无法休息是不行的。”任政委几句话说得她心中暖烘烘的,早听说任政委平易近人关心战士,现在看来果然名不虚传。贺龙对她说:“你现在跟二营先走,以便早到早休息。”又望着她那极度虚弱的面孔,深情地说:“你要多多保重,我不能为你分忧呀。”先任见他也消瘦多了,那嘴上的一字胡老长了,心疼地说:“你更要多加保重。”贺龙打开襁褓,逗逗孩子后,就跃马而去。
  又是一段艰难路,部队进入原始大森林。上不见天,下不见地,脚步踏在软如棉花的林间路,比走羊肠小道还累人,约走了四、五个小时,才走出来。待赶到宿营地,先任顾不了吃饭,首先抓紧找热水给孩子洗澡换尿片,再与警卫班的战士一道开饭。饭未吃完,敌人的飞机又来了,她只好拖着沉重的双腿,背上孩子,又转移他处。

  青春热血洒征途

  长征途中,先任与先佛、先超基本上很少见面。因为从桑植出发时,先佛已调到红六军团政治部,先超到卫生队,相互也很难打听到消息。
  先佛是在长征前怀孕,行军非常吃力,加上不时呕吐,几次在途中几乎昏倒过去,但她一咬牙却又挺了过来。她是倔强的女孩,凡是男同志能做到的事,她总是不让须眉。
  当她同姐姐先任在毕节镇会面时,她已快要临盆了,腆着大肚子,不说走路艰难,就是连说话都感到吃力。姐妹见面,第一句话都问对方战斗情况,其次才问身体。先佛打开襁褓,吻着捷生的小脸蛋:“快叫我姨姨。”还不会说话的捷生回答她的只有可爱的笑脸。
  先任关怀地问她:“你快要做妈妈了?”
  先佛很费力地说:“我想应该是早晚的事了。”
  说罢姐妹二人又继续赶路,一步一身汗地向前迈进。就在进入草地第一天,意料之中的事终于发生了。
  那天烈日似火,万里无云,行人都感到天热口渴。先佛在草地上蹒跚地移动着脚步。先任在后面一眼认出是妹妹,拼命几步赶到她的身边,只见她面色苍白,满身大汗如注,直吐粗气。
  “是不是要生孩子了?”先任拉着妹妹的手。
  先佛有气无力地说:“大概是孩子也要赶上长征了。”
  往哪里找地方降生呢?恰巧前面不远处有先头红军打败敌人留下的一个土围子(当地人叫堡子),姐妹二人赶快进入堡子中,从骡马身上取下被子,扶先佛躺下休息。先佛紧咬牙关,强忍阵痛,先任取出早已准备好的剪刀、扎脐带的棉线及包小儿的布片。小捷生不知这是怎么一回事,一个劲儿直哭。太阳偏西之时,随着一阵徐徐而来的清风,一阵婴儿啼哭,先佛的孩子出世了!肖克闻讯,惊喜万分地飞马过来。先任向他道贺,要他取个名字,沉思片刻,对先任姐妹说:“我看叫他堡生吧!”

  生了孩子,没有什么可吃,连水也没有,又得立即行走。第二天,二军团总务科抽调了4位身体强壮的战士,扎了一副担架,轮流抬着产妇前行。走到有水处,停下来,烧点开水喝,给产妇冲点青稞粉充饥,又起步前行,约走了60多里,才到达宿营地,当地群众给军队送来了一些羊肉。贺龙见她们多少日子没见油珠子了,鼓励姐妹俩喝点汤水。先任提议将青稞粉拌进去吃。然而肠胃多日未见荤腥承受不了,先是腹鸣不已,随后疼痛难支,接着是腹泻不止。姐妹相互笑道:“真是口大福小啊,没有受用之命。”红军带的青稞吃完了。唯一的办法只能吃野菜。首长发动大家遍地寻找能吃的野菜。先任姐妹因从小在城里生活,无法辩认野菜,只好跟着那些有经验的同志学认学挖。野菜的味道小孩自然难以吃进去,先任只有将汤熬浓让孩子喝。贺龙知道后,将自己口袋里的面粉末抖出来,煮了一碗面糊,姐妹二人互相推辞,结果谁都没吃,最后决定让捷生做了两天的口粮。贺龙抱着捷生说:“你不要哭吵,看你弟弟堡生多听话呀!”贺龙分手时,一再叮嘱先任说:“你有经验,多照料妹妹。”先任说感激地说:“难得你一片好意,我会尽力的。”
  部队进驻得荣时,卢冬生突然来到军团部向先任报告了先超的情况。他说,先超真是个好少年,在行军中不知抢救了多少伤病员,让他们走完长征路。而他自己走过雪山前身体还不错,可在过雪山时,毕竟年幼体嫩,长眠在雪山了。卢冬生一面报告,一面安慰她。先任虽眼中无泪,但眼前闪现了小弟活泼可爱的面容。先超年仅16岁,参加红军后,听话懂事,在师部当卫生员,表现极好,多次受到首长表扬。他俩在长征中仅见过一面,临别时相互叮咛:“大姐,你要多加保重自己。”“小超,你别担心我,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先任心情沉重,思绪万千,又不禁想起先为:好一个年轻的革命干部,22岁当鹤峰县委书记,对敌斗争不屈不挠,令敌人胆战心惊,不幸内部出了叛徒,敌人夺走了他年轻的生命。两位好弟弟先我而去,叫我内心怎不悲哀啊!但她马上想到:我不应沉浸在悲哀之中,要继承他们的遗志,为革命奋斗到底!
  蹇氏姐妹以坚强的毅力,各自带上孩子终于胜利地走完了长征之路。但先佛的“堡生”也和“红红”一样,未能看到胜利的这一天(堡生死于日寇毒气之中)。
  (后记: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中国****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我党组织战线和优秀领导干部……蹇先任因病医治无效,于2004年7月25日15时,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该用户从未签到

52

主题

1万

帖子

5万

积分

师长

积分
52192

社区居民

QQ
 楼主| 发表于 2009-8-27 14:14:34 | 显示全部楼层

“生张飞”张瑞贵 [转帖]


  
  张瑞贵(1891~1977)字玉麟,名园亚,广东钦县(今广西钦州市)钦北区贵台镇那统村人,壮族,国民党陆军中将军长,素有“生张飞”之称。

  弃工从军

  张瑞贵出生于十万山中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其母生下张第三天就得背着他下地干活,终年勤劳,全家仍不得一饱。张逐渐长大,除务农外,还上山打柴,挑至贵台圩卖,帮助父母维持家计。少年时,还受雇于人,牧牛看鸭,由于看鸭时间较长,乡人都叫他“看鸭张”。后因家庭生活困难,随父母前往南宁谋生,在一家酱料店做工。晚上常与同伴到武术馆学武术,还常到说书寮去听故事。他特别喜欢听各朝代英雄人物和各种小说中武侠人物的故事。
  张瑞贵于钦防军官讲习所肄业,1909年受孙中山两次组织领导钦州王岗山、马山反清武装起义的影响,加入同盟会。1910年弃工从军,投入旧桂系部队当兵。由于作战有功,提任伍长、十长、排长。辛亥革命后随桂军林虎部入粤,任连长。当连长时,回南宁探亲,与以前已相识的韦秀英结婚。1919年,张在广东江防司令申葆藩(钦州人)的部属任营长,1921年任游击统领,后改任团长。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孙中山。次年,邓本殷、申葆藩向广东南路扩张,自封八国联军正副总指挥。申葆藩设行辕于钦州白虎庙(今市实验小学),升任张为第二旅旅长,旅部设在钦城符家祠(原县级钦州市大院内)。1925年春,八国联军被国民革命军打败,张率残部400余人退回贵台马山附近的那夜洞等村负隅反抗。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一师陈济棠的部队进驻钦廉四属,1925年底张接受陈济棠改编,任第十一师补充团少将团长,团部驻廉州城。离团部不远有个菜市场,内有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位女子卖豆腐。这女子名叫陈培兰,18岁,人称“豆腐西施”,正在廉州中学读书。张经常路过市场,看见这个漂亮的女子,神魂颠倒,即叫副官谋划撮合,竟如所愿,陈培兰便成为张的二房太太。1927年,陈济棠部队调防广州,陈晋升第四军军长,张升任第四军十二师副师长。次年任第六十二师一二三旅旅长,第一独立旅旅长。这时,陈培兰入广州光华医科学院读书。1929年冬,粤桂战争爆发,第四军阵势不支,情况不妙,陈济棠坐立不安。张闻讯请战获准,率部属官兵一丝不挂,奋勇冲杀,击退桂军,从此成为陈的心腹爱将。1933年秋,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率各将领巡视潮汕东防区,一刺客手握俄式手榴弹,在陈跟前拉开保险闩,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张瑞贵猛冲上去,一脚踢开,双手将那刺客连同手榴弹掷出数米外,手榴弹爆炸,刺客抱弹而亡,陈济棠仅足部受轻伤。陈济棠为感谢张救命之恩,除赠送洋房和金钱外,还决定把张提升为军长(未果);张1935年任第四路军第三师师长;1936年2月授陆军少将;8月任第63军153师师长,10月授陆军中将;1937年8月起任第63军军长;1946年4月,任广东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同年10月退役。

  关心教育

  1928年前,贵台乡没有一所小学,没有一个中小学生。张瑞贵深知没有文化的苦楚,极力提倡兴办学校。他召集地方绅士,决议建立贵台小学。他率先垂范,慷慨捐献白银陆千元,并发动地方人士募捐建校,于1932年建成前后两座教学大楼(校址今贵台粮所)。是年秋,贵台小学开学上课,全校师生在校门摄影一张集体像寄给张瑞贵,张接到该小学的像片和信函后,万分喜悦。不久,即购买大批书籍、仪器寄回,内有:万有文库、辞源、辞海和各种杂志,世界地图、全国地图、动物图、植物图、矿物图、科学图、人体构造生物卫生等挂图200多幅,共数大箱。还有中型风琴一台,天津制排、篮、足球两大箱数百只,洋鼓全套,长短洋号两对,美当时最时髦汽灯一盏。此外,每月按时寄回各种报纸、杂志,报纸中除国内报纸外还有《香港大公报》、《星岛报》、《探海灯》等。1935年,张瑞贵还乡进新居,还到学校广场开会演讲,鼓励地方父老乡亲要热心教育,勉励学生勤奋学习,争取成为国家有用人才,并为学校书写“宁静致远”四个大字。此举,备受乡人钦敬,学校碑记中云:“张公以英武雄才,热诚兴学,喜惠士林,其功足以不朽”。
  1939年11月15日,日寇在钦防的龙门、企沙登陆。16日下午,日寇占领黄屋屯、大寺。刚从钦城东郊白虎庙(今市实验小学)迁来的广东省立钦州师范的师生员工140人,在伍瑞锴校长的带领下,从大寺经桂林到广东连县东陂镇宝梵寺古庙复课。不久,伍校长调离学校,省教育厅派张开照(广东龙川县人)来接任校长。1940年11月钦州光复,省钦师的钦防子弟,要求把学校迁回钦县。张开照怕迁回钦州当不成校长,便极力反对和阻挠。学生会向各界人士发出了“为把省钦师迁回钦县的呼吁书”,张瑞贵接到呼吁书后,积极支持,复电学生会,赞成迁校返钦,并汇给钦防子弟每人100元旅费。1941年6月中旬,省钦师准备迁校,张开照又勾结省教育厅领导,企图把省钦师并入韶关师范。张瑞贵接到钦防籍学生联合“坚决要求迁校、反对并校”的请求书后,即打电话给省教育厅长,表示支持省钦师迁回钦县,厅长只得同意迁校。同时,以63军军部的名义,从坪石派出火车(客车)一节,专程搭送师生员工到柳州,终于8月中旬胜利地回到了钦州江畔的白虎庙原校址。从此,钦师得到不断的发展。

  保护《汕报》

  1933年,张瑞贵部驻广东潮汕一带,是年朝鲜发生义士尹奉吉行刺日本天皇失败以身殉国的事件。汕头市的《汕报》社长兼总编辑张怀真在《汕报》上发表题为《惜乎不中》的社论,指出由此事证明朝鲜国魂犹存,今后必将有更多的人投身革命,倡议我国民众向朝鲜义士尹奉吉学习,团结一致,共御外侮。此事竟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史称“汕头事件”。
  开初,日本驻汕头总领事,以《备忘录》通知汕头市政府,大意是《汕报》侮辱了日本天皇,即封《汕报》,并扣留《汕报》负责人张怀真。汕头当局对日方的无理要求,予以拒绝。事隔数日,忽然驶来大小日舰20艘,其中7艘已驶入汕头港内,卸下大炮炮衣,威胁我方。同时,日本驻汕头总领事向汕头市政府发出“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限汕头市当局于48小时内实行:一、封闭《汕报》;二、拘捕《汕报》负责人张怀真,并送至日舰听候惩处;三、赔偿日舰开来汕头的军费;四、保证日侨安全;五、禁止任何反日言论,并保证今后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汕头市长黄子信不知所向,一时全市人心惶惶。张怀真颇有骨气,第二天便在《汕报》发表申明:“①《惜乎不中》社论并无错误,即无侮辱日本天皇字句,亦无妨碍中日邦交之处。但为避免汕头人民遭浩劫,如果政府要封闭《汕报》或停版,他愿意接受;②如果政府认为他的言论有妨碍中日邦交,他愿意接受国家给予的任何惩处;③当局如果拘捕他送往日舰,则日本不只是侮辱他个人,而是侮辱我国的尊严。为了国家的体面、记者的尊严和个人的人格,他宁愿自杀殉职,以保气节,而决不能被送到日舰。

  张瑞贵当时是独立第二师的师长,驻防汕头。张得知即表示坚决支持《汕报》的正义立场,面对日本的“哀的美敦书”,他毅然采取了果断措施:①立即宣布汕头全市紧急戒严;②强迫疏散全市民众到潮安、潮阳、揭阳等地,使汕头一夜之间变成死市。同时,张怀真一家大小亦由部队护送到潮州国民旅店妥善安顿;③派部队把全市数百名日侨的住房包围、监视,不准他们出门一步;④深夜在沿海各险要地区堆置沙包,构筑防御工事;⑤星夜往妈屿口凿沉多艘大木船,并布下水雷封锁港口。这些措施办妥后,一面经正式外交途径宣布拒绝接受日本的“哀的美敦书”,一面又经非正式外交途径暗示日方,谓不理什么国际公法私法,只要日舰敢开第一炮,我张瑞贵的部队便会把在监视中的日侨杀个精光,一切后果由我张瑞贵个人承担。这样理直气壮的强硬对策,竟把日方弄呆了。日本人只得退让,双方发表误会声明,“汕头事件”和平解决。日舰无条件撤走,《汕报》照常出版,张怀真受到各方函电嘉勉,张瑞贵“生张飞”的英名扬四方。

  粤北抗日

  抗战爆发,陈济棠反蒋失败,蒋介石收编粤军,任张瑞贵为第63军军长。张率部出发抗日前,电告远在德国留学的陈培兰归国抚育子女。陈培兰回国后,由穗携10个儿女(其中3个为韦秀英所生)迁居广西桂林,后到香港。韦秀英则回到老家十万大山中的贵台乡居住。
  张瑞贵抗日主要在“三次粤北会战”。1938年秋,日军强行在广东澳头、淡水登陆西进,张率63军在守备地迎敌,终因无兵增援,惨遭击溃。广州沦陷后,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命各军转移粤北布防。63军在增城、从化外沿修筑工事,与敌对峙。1939年冬,日军全力进犯粤北,63军在从化、新丰间,时于敌前,时于敌后,与敌击战。张瑞贵命153师于新丰之羊石坳、江尾头、蒲昌等地,侧击敌之背腹。十二集团军在中央增援一个师配合,全面展开激战,敌不支而退,余汉谋令各军分头追杀。张瑞贵亲率153师所辖的459团追至增城之腊圃、曾洞时,命该团配合群众组织的百人大刀队,乘敌甜睡,冲入敌营,斩杀日军不少,但突围归来损失亦重,这是“第一次粤北会战”。
  1940年夏,日军再度北犯。主力沿从化、新丰公路北进。张瑞贵令152、153师疏开于良口地段之石榴花顶、五指山、上江东、黄牛山等高地抵敌。以186师集结于牛背脊策应,战斗激烈,双方损失惨重。黄牛山被敌两度攻陷,终被我军克复。战斗中,连日大雨,敌机无法投入战斗。从化河水位高涨,敌为达到北犯的目的,用机船拖驳增援,张急令炮兵营集中火力轰击,敌船中弹沉没,敌兵溺死不少。敌军在我火力压制之下,全部遗退,这是“第二次粤北会战”。第三次粤北会战是在1944年冬开始的,当时第七战区情报报道:“敌企图打通粤汉线,集结主力于湘赣之间,向南推进”,情况紧急。63军待命于新丰,不久,战时广东省会韶关失陷。张率63军日夜兼程出发,先头部队459团,进至始兴县南之东湖坪、马头洞地带,与敌发生遭遇战。张以据点式的部署,将兵力分布于山地,由始兴、南雄延伸至赣边南浦,力挫敌锋。敌被缠于山地,无法前进。十二集团军另以两个军于韶关附近,与敌周旋,敌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惨遭失败。
  八年抗战,张瑞贵驰骋沙场,临危不惧,力挫强倭,立下了不少战功,但仍有不周。1940年冬,重庆军事委员会给张瑞贵考核评语:“英勇有余,远见不周”。

  附蒋反共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挑起内战,张瑞贵以年老力衰为由,请求退役获准,退居从化七星果园,过着悠闲日子。蒋介石闻知,心里不安,认为张瑞贵一生戎马,旧部流散两广不少,恐怕被人利用,为了对付两广的****游击队,于1948年1月委任张为“粤桂南区清剿总指挥”,在湛江设立指挥部。张瑞贵上任后,召开广东七、八区和广西三、四区行署专员、县长会议,部署第一期“绥靖”计划,重点对十万山区进行更大规模的“围剿”。接着,调集广东省保安第二团、第九团,钦防警察大队以及地方反动武装和他的警卫营等近万人,开赴十万山区外围,采取“肃清平原,围困山区”的战略措施,企图消灭****领导的粤桂边区游击队。1948年6月,蒋介石又派来军统要员中将张君嵩(合浦人)为副总指挥(11月在遂溪被击毙)。张瑞贵疑是监视他,即电请将湛江指挥部交给张君嵩负责,自己回钦州设立指挥所。获准后,于1948年秋率部分人员回钦,在刘永福故居三宣堂设立“前进指挥所”,调集约4000人的武装力量,对十万山区游击队进行反复扫荡。
  1949年春,蒋介石电促张瑞贵“搜剿”十万山区的游击队,张即复电“已分令防城、钦州、上思等县地方武装,及进驻各县的保安团向十万山区推进,职亲临十万山脚之贵台‘督剿’,战情待后续报。”张赴贵台后,除上述部署外,另采取三条措施:一是政治诱降,散发《张瑞贵劝降书》,以乡亲关系写信给贵台人黄焕华(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二十一团二营营长),劝其合作;二是加快修筑由黄屋屯经贵台到洞利的备战公路(后未建成);三是扫墓祭祖大摆筵席,宴请当地商绅、乡保甲长,散布反共言论。1949年8月,张又带警卫营亲临贵台指挥,并将其家中保存的部分军用物资船运钦州。不料,在百龙岭被游击队截获。同年深秋,张奉令将钦州指挥所合并湛江总部,迁驻北海。行前,命警卫营开赴贵台,与韦秀英配合作战。1949年12月,北海总部被人民解放军攻陷,张狼狈逃走。1950年初,张奉令率部分兵力驻守围洲岛,不久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围攻下,登舰逃往海南岛。1950年2月,蒋介石为配合反攻大陆,委任韦秀英为“粤桂边区民众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张瑞贵在海南即派外甥李成威带“密令”潜回贵台,张还亲自草拟了一份《告同胞书》,谩骂“**”,是“苏俄的走狗”,吹嘘“国民政府派大量飞机配合大军反攻大陆”,煽动民众“携枪裹粮,踊跃参加,到处袭击**”。韦秀英接令后,即成立“粤桂边区民众反共救国军”6个纵队,在贵台拉起一支数千人的反共队伍,扼杀我新生人民政权,制造了惨无人道的“那袅惨案”,韦秀英也最终被人民解放军击毙于大那休村。
  海南岛解放时,张瑞贵随陈济棠飞机飞往香港,后转台湾,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张在蒋经国的授意下,曾两次派其部下空投或窜入钦防一带,企图在十万山建立“游击根据地”,继续与人民为敌,但最终被歼灭。1977年3月26日,张瑞贵病逝于台湾省台北耕萃医院。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该用户从未签到

52

主题

1万

帖子

5万

积分

师长

积分
52192

社区居民

QQ
 楼主| 发表于 2009-8-27 14:15:23 | 显示全部楼层

天才诗人白居易的生活秘闻 [转帖]


    作者:中国散文学会 编选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天才诗人白居易的生活秘闻

  王青笠

  白居易,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正月二十生于河南新郑县东郭宅,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卒于洛阳,享年75岁。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是我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诗人。

  白居易在他那个时代就是偶像级人物,他的文字的影响力不仅在文化圈子里流传,同时也风靡娱乐界。他的《长恨歌》、《琵琶行》等流传之广,即使到今天大概都不比《双截棍》差。

  同时,也有很多人对白居易的一些作为很不以为然。

  少年得名,被人当做偶像追捧

  在众多名家当中,白居易大概属于天才那一类。

  他出生不过六七个月的时候,家里人指着“之”和“无”两个字逗他玩。他竟然就此记住,以后每次有人问还不会说话的白居易这两个字,他都能准确指出来。这样的天才儿童要是放在20世纪末,没准就读上那些著名高校的少年神童班了。

  难得的是,白居易没有像那些高校神童班的孩子们那样流星一现,他五六岁就学做诗,9岁就熟悉了声韵——这个人天生就是吃文字饭的。而且白居易读书很用功,以至于口舌生疮、手肘长茧,这样,他16岁的时候已经写出了“春风吹又生”这样的佳句。

  白居易初到长安拜见前辈寻求提携,文名赫赫的顾况素来目下无尘,就跟白居易摆起了老资格,说:“京城米价很贵,想要居住在这里大概不太容易。”等看了“春风吹又生”之后,马上改口说:“以你这样的才华,在京城肯定能混得很好。”想来当时的首都只是米价高,房价还不怎么吓人,否则任春风怎么吹,也吹不出广厦华堂。

  后来白居易诗名日盛,在全国的学校、旅舍、码头、妓馆这些公共场所,男女老少都在吟诵白居易的诗歌。

  当时有个军官想招个歌伎,有个歌伎为了自抬身价,就说自己能够背诵白学士的《长恨歌》。果然这招奏效,这名歌伎的身价真的被抬起来了。白居易对此大约多少有点得意,在给朋友的信上特意炫耀了一下。

  唐朝流行文身,社会上也不完全把文身和不良青年画等号。一位狂热的超级“白迷”,从脖子往下浑身三十多处文上了白居易的诗句,经常洋洋自得地在街头袒胸露臂,放声高唱。

  政坛失意,与歌伎同病相怜

  文学上的成就固然值得自负,但那不是白居易心目中的目标,建功立业才是永恒的主题。白居易生活在唐朝的衰落时期,面对军阀割据、政局动荡的混乱局势,白居易积极向皇帝进言,希望能够得到采用。

  这个时期的白居易是坦荡刚直、勇于任事的,但无论什么时代,这样的人总是显得很不“懂事”,他管闲事甚至管到了皇帝的后宫。时值大旱,白居易居然斗胆请求皇帝遣散一部分宫女,一则缩减开销,二则减少社会上的旷男怨女。结果谁都能料到,他这分明是去找骂。

  壮年气盛、直言无忌的白居易并没有实现他的目标,反倒给自己招惹了不少强大的敌人。事实上,他那过于急切直率的作风,让亲自提拔他的皇帝都受不了,有时皇帝老子话还没说完,白居易就直愣愣地顶嘴:“陛下错了。”皇帝当场变了脸色,事后对人说:“这小子是我提拔的,居然敢这样,多半是不想混了。”

  虽然皇帝没有马上拿白居易怎么样,但祸根已经埋下。后来宰相被刺杀,白居易第一个建议追捕主谋,政敌们趁机指摘他越权,照例再加上些谣言,就把他贬为江州司马。白居易的第一个政治高峰结束了。

  江州司马白居易虽然失意,在著名的《琵琶行》中,和偶然相遇的长安歌伎大起同病相怜之叹,但他还在等待机会,他仍旧怀着希望。

  再次回到京城,一开始,白居易行事的风格依然不改,为了坚持立场,甚至不惜和多年好友元稹翻脸。然而政治集团之间激烈的倾轧斗争终于让他渐渐“懂事”了,白居易从忧虑到失望,再到逃离。他承认自己的失败,为了躲避政治旋涡,甘心外放,做地方官去了。

  个人的意愿在庞大的命运车轮前显得实在太渺小,只有少数人一生都是斗士,白居易不是那种政治需求特别强烈、个人意志特别坚定的人,诗人早年的理想已经在现实中渐渐消磨。

  老来享乐,几多荒唐几多愁

  白居易也有老的那一天。

  到那个时候,他开始享受生活了。

  他人是老了,却开始蓄养大量家姬,还亲自指点她们学习乐舞。拜他的诗歌流传之赐,白居易的家姬非常有名,其中最有名的是小蛮和樊素,“素口蛮腰”这个香艳的说法,就来自于白居易。

  不仅如此,白居易似乎还很喜新厌旧,他10年内换了3批家姬,只是因为过了几年就觉得原来的家姬老了不中看,而这个时候他自己已经67岁了。

  当然,不能用现代的标准去生硬地评判一千多年前的古人,在那个时代,白居易的行为不论在法律上还是道德上,都没有什么不妥。不过,以白居易当时的年龄,怎么说也不够自重。当青春不再时,人往往会遇到精神上的危机,白居易在这个时刻再一次显示出了自己意志上薄弱的一面。

  一场大病之后,白居易大约也感觉到了自己来日无多,虽然恋恋不舍,还是把他最钟爱的小蛮和樊素都遣散了,算是为她们的前途做了一点打算。当初吟唱出“江州司马青衫湿”的那个悲天悯人的白居易,此刻多少又有点回魂了。

  然而白居易对待女性的态度一直被质疑,后来就有了他逼死朋友侍妾的传闻。关盼盼是白居易好友的妾室,好友死后,关盼盼独居10年没有再嫁。白居易听说后,写诗一首送给关盼盼,大意是感慨好友一死,好友当年在关盼盼身上的心思全白费了。本来人死万事空,这种感叹可说是很正常。但也可以理解为谴责关盼盼不够意思,没有以死殉夫。关盼盼看了这首诗,不久绝食而死。

  这段公案后来就成了白居易的罪状。不过在漫长的时间流逝中,传说的可信度不免要打个折扣。白居易虽然晚年沉迷于声色,但也不至于非把别人的老婆逼死,他好歹没那么糊涂吧。

  没有人是完人,白居易当然也不是。他会退缩,会消沉,但他自有掩盖不了的光彩,我们记住他,最终还是因为他的诗篇。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该用户从未签到

52

主题

1万

帖子

5万

积分

师长

积分
52192

社区居民

QQ
 楼主| 发表于 2009-8-27 14:16:34 | 显示全部楼层

朦胧诗:80年代斩解禁锢的利剑 [转帖]


    作者:李桂杰 出版社: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除了狂热的诗歌爱好者或者文学爱好者,很多普通人可能对于“朦胧诗”时代早已经毫无印象,随着诗歌进入低谷,有关诗歌的疯狂记忆需要我们到记忆深处打捞。

  但凡走过20世纪80年代的读书人,尤其是喜爱诗歌的人,几乎无人不晓“朦胧诗”。从最初的“不懂”、反感,到后来的大家诵读模仿,“朦胧诗”成了20世纪80年代初的文化时尚标志。

  在中国诗歌史上,还从来没有像“朦胧诗”闯入诗坛这样引起人们惊骇万状、激烈争论的情景。从1979年开始,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朦胧诗”如一个不速之客突然登上中国诗坛,引发了中国文学界规模最大也最激烈的争论。诗人、评论家、编辑,还有大学生们,互相之间为这个不速之客争论不休、大动肝火,甚至多年的熟人旦夕之间怒目相向、几挥老拳。当时几乎全国所有的报纸都卷入了感情冲动、言辞激烈的大辩论。

  1979年,在揭露“四人帮”的诗歌热潮中,《诗刊》3月号发表了北岛的诗——《回答》。 这首诗被很多人在不同的场合朗诵,被打上经典的烙印。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为了在审判前,/宣读那些被判决了的声音: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到1980年,《诗刊》4月号刊出“新人新作小辑”,发表了“朦胧诗”人顾城的《眨眼》,王小妮的《碾子沟里,蹲着一个石匠》,傅天琳的《一个快乐的音符》等作品。8月号刊出“春笋集”专栏。发表北岛的《迷途》、《习惯》,杨炼的《织与播》,舒婷的《馈赠》,王小妮的《印象二首》。10月号推出震动全国的“青春诗会”,发表了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江河的《纪念碑》等作品。

  这些诗歌用强烈的意象组合,表达了青年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苦闷、思考和叛逆精神,同时也抒发了对未来的希望。30年前,我国刚刚涌动改革开放的初潮。诗歌,尤其是“朦胧诗”成为斩解禁锢的利剑,为人们提供精神松绑和喘息的空间。

  1978年12月23日。《今天》杂志第一期在北京出刊。刊出的诗作有蔡其矫的《风景画》、《给》、《思念》,舒婷的《致橡树》、《啊,母亲》,芒克的《天空》、《冻土地》、《我是诗人》,北岛的《回答》、《微笑·雪花·星星》、《一束》、《黄昏:丁家滩》。当时,被激情和自我表达燃烧着的诗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席卷中国的朦胧诗潮自此波涛涌动。

  人们传诵着:“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其实在《今天》创刊之前,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民间就已涌动着后来被称为“地下诗群”的潜流。比如,这股新诗潮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就开始酝酿了。一批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20世纪50年代初的青年从“地下”悄然崛起,如北岛,他写《回答》是在1976年4月,舒婷写《珠贝——大海的眼泪》完成于1975年11月。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北京有不少类似“太阳纵队”这样的文学小组或小沙龙。他们私底下热情地写诗,跨校组织诗歌朗诵会。20世纪70年代初,食指、黄翔、贵州诗人群,多多、根子等“白洋淀诗群”紧接着纷纷亮出诗作。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岛、芒克、江河、杨炼、顾城、舒婷等以不凡的气势及勇猛的力量撞开诗歌的新纪元。1985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朦胧诗选》记录了先行者的脚印。

  《今天》共出版九期,除刊物外,还出版《今天》文学资料三期,《今天》丛书四种。其间,在玉渊潭公园组织过两次诗歌朗诵会,两次协助举办当时的先锋美术活动“星星画展”。1980年9月,《今天》停刊,其后成立“今天文学研究会”。由于《今天》产生的影响,以及它的组织者和撰稿人在“新诗潮”中的地位,《今天》、“今天诗群”的作品,在后来的诗歌史叙述中,被看做“朦胧诗”的核心。

  “今天诗群”这个时期的作品真正被命名为“朦胧诗”,缘于章明先生的一篇质疑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文章以“朦胧”尖锐反诘“今天诗群”。可能作者也不曾想到,原本的批评之语居然成为“今天诗群”最准确的命名。

  有关“朦胧诗”的争论开始之后,春风文艺出版社敏感的编辑们立刻以此为名组织编辑出版《朦胧诗选》。淡绿色的书封、雨后落花般朦胧的设计,充满了现代主义的内在……《朦胧诗选》一经出版,一时洛阳纸贵。那时,穿着牛仔裤、戴着墨镜、手执一本《朦胧诗选》的形象,几乎成为标准的时髦青年模式。

  《朦胧诗选》的出版为“朦胧诗”引发的洪流迅速加入了大众读者。随着主流诗刊、大量报纸刊载“朦胧诗”的作品及评论,“朦胧诗”已在全国形成摧枯拉朽之势。朦胧诗人成为一代受追捧的偶像,成为社会上耀眼的明星。与此同时,社会上对于诗人群体的追捧使得诗人的身份以及诗歌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狂热。

  80年代中期的某一天,在《诗刊》编辑室,一对男女突然出现。他们取出一面旗帜,“呼”的一下展开,上面书写着“中国诗歌天体星团”的字样。那名男子开口道:“我们是贵州的黑豹子,来北京咬人了!”

  当时全国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诗歌团体和流派,如杨炼和芒克组成的“幸存者”诗人俱乐部,周佑伦、蓝马发起了“非非主义”实验性诗歌活动等等。

  黑豹子也是个诗歌团体。说话的男诗人身患重病,他说自己是瞒着医生爬上了火车。“我太爱诗了,”那个病人攥着拳头说,“只要是为诗做事,豁出命来我也干。”

  这些火热的故事,让当代人觉得无法理解。对此,著名诗人西川曾一言以蔽之:“20世纪80年代人们并不是对诗歌有热情,而是对政治有热情。”

  1984年,“朦胧诗”的代表人物北岛应邀参加《星星》诗刊在成都举办的诗歌节。开幕那天,尽管有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但无票者照样破窗而入。听众冲上讲台,要求签名,钢笔戳得北岛生疼。一个小伙子甚至掏出匕首,猛地戳进自己的手背,说:“我要用我的血,让你们看到我对你们的爱,对诗歌的爱!”

  一年后,北岛首次出国参加国际诗歌节,发现绝无在成都所见的狂热。听众手脚干净,没人自带刀枪。他们花钱买份节目单或诗集,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必要时鼓掌,从未喊出“万岁”之类的口号。

  1986年12月6~9日,星星诗刊社在成都举办大型“中国·星星诗歌节”,庆祝《星星》诗刊创刊30年。被评为“最受读者喜爱的当代青年诗人”的10名诗人(舒婷、北岛、江河、顾城、叶文福、杨牧、傅天琳、李钢、叶延滨等)与读者见面,并举办三场讲学活动,场场都有几千人参加。

  会场之热烈是今天不可想象的。一位诗人在台上演讲,台下竟有人高呼“诗人万岁”,全场响应。诗人们演讲结束,需要警察保护走出会场。人们在多个通道等着索要诗人的签名,等着与诗人合影。一次,舒婷根本无法走出会场,几个警察架着她,几个警察在前边开道。到了接她的车门口,人们高呼着“舒婷,舒婷”的名字,伸出无数只藤蔓般的手臂,几乎把她挤到车底下去。还是警察硬把她塞进车里。而最近,当有人问起舒婷当时的状况,她答非所问地说:“那是诗歌的时代,现在就很难了。”

  那的确是为诗歌疯狂的时代。

  文化圈的很多人则把当年的诗歌比作政治天气预报。《对一座大山的询问》朗诵会预告在《人民日报》登出后,外国使馆频频向《诗刊》询问这是不是为刘少奇平反的信号。

  在当时,这种反映人民心声的职责本来应该属于媒体,但由于没有其他渠道,人们只好借助诗歌来表达。

  也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那个年代那些难忘的场面:一位听众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朗诵的《呼声》,激动地捏碎了收音机;几乎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诗社,一项诗歌评选能收到数十万张选票;《诗刊》80年代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办朗诵会,其场面比今天周杰伦的演唱会还喧闹。

  多年后北岛终于明白:“那时由于时间差——意识形态解体和商业化浪潮到来前的空白,诗人戴错了面具:救世主、斗士、牧师、歌星,撞上因压力和热度而变形的镜子。我们还险些以为那真是自己呢。没两天,商业化浪潮一来,卷走面具,打碎镜子,这些误会再也不会有了。”

  在“朦胧诗”的热浪中,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诗刊》也伴随着诗歌的升温而不断地上升、上升、上升,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达到54万份的顶点。“诗歌繁荣,诗坛兴旺,诗人自信。”一位老编辑这样概括那个已经不再的年代。

  对于“朦胧诗”,一些习惯于传统诗风的人为此大为恼怒。有的说这些诗“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有的说:“如果思辨的诗朦胧而又晦涩,那就不仅不会有感染力,而且让人望而生畏。”有的说“朦胧诗”“是张天师的符咒”,“看上去漆黑一片,无所谓诗美而言。”“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看”。有的习惯性地“扣帽子”:“让人不懂的晦涩诗或很朦胧的诗,是脱离人民脱离生活的,是以艺术上的古怪来掩盖思想上的空虚和生活上的贫乏。”有的甚至打起了“棍子”:“‘朦胧诗’的出现,是‘四人帮’毒气在诗坛上的一种折光,是思想解放潮流中的一个倒转的漩涡,是新生婴儿身上一个可恶的脓包。”

  当然,今非昔比,思想解放的潮流滚滚而来,“朦胧诗”也拥有了很多支持者。北京大学教授谢冕首当其冲,高度称赞“朦胧诗”是新的崛起,代表了未来的希望。他说:中国诗歌自五四运动以后的“六十年不是走着越来越宽广的道路,而是走着越来越狭窄的道路”,诗坛充斥着“内容平庸形式呆板”的诗作。他毫不隐讳地说,希望就在这批青年人身上。他认为这些青年朦胧诗人是诗坛的主要冲击力量。

  在2008年,面对记者的采访,谢冕再次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朦胧诗’永远不可能被超越。因为‘朦胧诗’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你不要想去超越它。此外,单就文学价值来说,‘朦胧诗’有它独特的美学价值,尤其在意象化方面。但它和时代因素这些是一体的,你很难把它剥离开来。”

  面对诗歌的低谷期,谢冕心态平和,他说,诗歌可以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写诗不是。不可能人人都写诗。诗是很贵族的,不是平民的,不是谁都能写的。这是我的一个理念。要说人人都写诗,都是诗人,这是不正常的。1958年就是这样,是不正常的。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该用户从未签到

52

主题

1万

帖子

5万

积分

师长

积分
52192

社区居民

QQ
 楼主| 发表于 2009-8-27 14:19:48 | 显示全部楼层

周恩来谈叶挺将军飞机失事之迷[转帖]


  作者:叶挺将军长子――叶正大

1946年4月8日,出席重庆国共谈判与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共代表王若飞,秦邦宪,为了向中共中央汇报请示,和新四军军长叶挺、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邓发、教育家黄齐生等冒着恶劣天气飞返延安,同机的还有八路军军官李绍华、彭踊左、魏万吉、赵登俊、高琼和叶挺夫人李秀文及其子阿九、其女扬眉以及四名美军驾驶人员。
当日下午,飞机在山西省兴县的黑茶山遇浓雾失事,机上人员全部罹难。对于这一事件,当时的说法是飞机在浓雾中迷失方向导致坠毁。


1951年6月份我们回国后,我给周总理的秘书打电话请他转告周伯伯和邓妈妈,我有事情想拜访他们。过了两三天就接到中南海的电话,说周伯伯和邓妈妈要我和二弟叶正明到他们那里吃午饭。我们当然非常高兴,如期到了周总理的家。


在吃饭的时候,周伯伯问到我们家里的情况。他动情地说:“你爸英年早逝,牺牲时才50岁,你们要继承遗志,努力学习,坚持革命。关于你爸爸的座机为什么会失事,过去是说浓雾撞山失事。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肯定是有人做了手脚。机上的乘客全是我们的人,其中还有我们党的王若飞、秦邦宪、邓发那样的重要负责同志,当然还有你们的父亲叶挺同志。国民党关了他五年,出狱的第二天就给党中央写报告要加入****,这就触犯了蒋介石。蒋介石是什么人?我跟他打交道已有好长时间了,可以说对他的个性我基本了解。这个人排除政敌无所不用其极。他利用特务在飞机仪表上做点手脚很容易。当时延安只下点小雨,飞机已到延安上空,我们已听到飞机的声音了,为什么一转眼就飞向黑茶山?这不是国民党特务做了手脚又是什么!”为了说明实际情况,这里再介绍几件事:

我父亲出狱后十个小时就写入党申请书,很快就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批准,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我父亲在五年监禁时,国民党将领上官云相、陈诚几次说降不成,1943年5月12日晚上八时半开始蒋介石召见我父亲说降。蒋介石当时有强大的政府,有以戴笠为首的特务机构。皖南事变后我父亲和我们一家子都在蒋家特务掌握之中。现在你不但不跟我走,把你放出来第二天就重新加入****。命令特务在美国飞机上做点手脚,置你于死地,是蒋介石“顺理成章”的事。“四八”烈士证明了这点。其后刺杀杨虎城将军一家更证明这是蒋介石惯用的手法。

再让我们从航空技术和当时的天气情况来详细分析一下:12时25分,该机由中转站西安再次起飞向北飞行,又与延安美军观察组电台作过一次联络。当时它的位置是延安西南30公里的甘泉附近,飞行正常。党中央领导同志和“四八”烈士的家属,包括我的二弟叶正明、四弟叶华明都在机场等候着。当时外面正下着蒙蒙细雨。我弟弟说他们都听到飞机隆隆的声音了,以为飞机马上就可以降落,很快就可以见到爸爸妈妈和两个弟妹了。不知何故飞机隆隆声却越变越小,最后就听不见了。

当时大家都以为,地面下雨飞机不好降落飞到别的机场去了。党中央发电让各地数以万计的军民到四处查找,美军也派出两架飞机查找。4月9日下午,兴县黑茶山地区一位区委书记到县公安局报告,在黑茶山上有一架飞机碰在山上烧毁。经查证,证明就是“四八”烈士乘坐的飞机,机上人员全部牺牲。我手头上有一份当时兴县公安局参加清理失事飞机现场,直到把烈士遗体护送到延安全过程的干部顾逸之同志后来写的《对“四八”坠机事件的回忆》的复印稿。我想把其中“对飞机失事调查分析”一章中有关几条节录如下:

根据飞机出事现场的调查和向当地各方面群众的询问,我在给党中央的书面报告中曾做了以下分析:第一,飞机确实是在黑茶山上失事的,不是在空中爆炸而坠毁。因为飞机撞在黑茶山侧峰巨石上面的撞痕非常清楚明显,飞机是撞山后才爆炸和起火的。第二,从4月8日当天黑茶山地区天气情况的调查结果看,那天飞机到黑茶山时,天上云雾很浓,山上下雪,山下下雨,驾驶人员可能是在这种天气中,因能见度太差,看不清山川地貌而撞山失事的。如果飞机再飞高一些,也不会撞在巨石上了。第三……第四,这架飞机本来是在西安机场降落加油,稍事停留后才起飞来延安的。西安到延安是一直向北飞行的,为什么竟飞到东北方向来了,甚至飞到黄河以东黑茶山来了呢?其中原因我们至今都不清楚,也无法分析。后来听谭局长讲,在遗物中有一份迷失方向的电报稿。但当时西安北上沿途及延安的天气并不坏,美方机长又是佩戴有飞虎臂章的飞行员。这些,一直在我内心存疑,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周恩来总理以他敏锐的政治嗅觉,嗅出国民党特务做了手脚的阴谋。参加清理失事现场的基层公安干部讲了四条失事情况,分析后说失事原因是不解之谜。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来破解这个谜吧!

(一)飞机是从重庆出发到西安稍事加油后北飞延安直到距延安30公里的甘泉地区,一切飞行和地面无线电联系正常,隆隆的飞机声延安机场都可以听见了。正在准备着陆之前,国民党做了手脚的措施起作用了,使飞机不飞向延安,而“竟飞到东北方向,甚至飞到黄河以东黑茶山”。

(二)当时,延安在下小雨,黑茶山是山上下雪,山下下雨。就是说黑茶山的天气比延安的天气更不好。黑茶山只有2000多米高度,而飞机是“撞在黑茶山侧峰巨石上……才爆炸和起火的……如果飞机再飞高一些,也不会撞在巨石上了”。飞机可以飞6000多米高,而飞机在2000多米撞山,显然经过国民党特务做了手脚后,飞机的高度表失灵了。

(三)在遗物中有一份有关迷失方向的电报稿。这就是说飞机承认已迷航,地面指挥也知道了飞机已迷失航向。

根据以上三个事实可以作出下面的分析:国民党特务在西安飞机稍停加油时用简单的定时破坏装置装到飞机的磁罗盘和压力高度表线路上,当飞机飞向延安到达甘泉地区后磁罗盘和高度表同时失灵,致飞机迷失了航向和高度。

一般来说,飞行员在自己随身的文件夹中,是应该带有标示着飞行任务航线的地图的。按照地图飞过黄河那么大的目标,是可以看见或者感觉得出来的。当时下面天气不好是一片云雾,地图上肯定有山的标高,高度表又失灵了,你发了迷航电报,下面可能是一片山地,你为什么不飞高点?这里可能有飞行员和地面指挥的错误,但主要原因还是国民党特务在西安安装了定时破坏装置,把磁罗盘和高度表破坏了。飞机的航向和高度系统是飞机的“三角神经”,是非常容易破坏的。而且当时的C——47型飞机和现代的飞机不同,没有无线电全罗盘和无线电高度表,更没有卫星定位系统和飞行数据记录系统(就是普通说的“黑匣子”,出了事故后可以分析事故的原因的记录仪器)。和现代我们中国的客机比较,C——47是很原始的。因此,用简单的方法就可以使飞机失灵。以上是周伯伯对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和我对它的认识。

我们一边吃饭一边接着谈第二个问题。周伯伯说:“这件事情出来后,当时我们没有确切的证据,不好直说是国民党特务干的。”我问:“为什么当时不能这样做呢?”周伯伯说:“你没有真凭实据,没有人证、物证,蒋介石是绝对不会承认的。当时全面内战还没有爆发,两党谈判还在进行,党中央处理一切事情,都需要考虑各种背景。如果拿不出真凭实据,去和国民党交涉提抗议,那将会给当时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谈判斗争带来不利的影响。我们和国民党的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啊!”接着周伯伯讲第三个情况。

周伯伯说:“我们打一仗总得总结一次经验和教训。这一次坐飞机的都是****人和美国人,并且主要的都是****的重要干部。一出事情就是我们党的重大损失,国民党则没有动一根毫毛,这太不合情理,太不公平了。不能使国民党为所欲为!这次失事后,为了防止国民党特务继续破坏,我们采取了一个相应措施,我们向国民党政府和军调处提出一个要求:以后凡是我党中央委员和高级将领坐你们的飞机,一定要有一位国民党的将军陪同。他们都答应了,以后也不得不这样做了。”

以上是1951年6月份在北京中南海周恩来总理家中谈论有关国民党特务陷害“四八”烈士的全部情况。按照国家保密法,30年后可以解密,现在已过了50多年,周总理对我的谈话内容应该是可以公之于世了。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该用户从未签到

52

主题

1万

帖子

5万

积分

师长

积分
52192

社区居民

QQ
 楼主| 发表于 2009-8-27 14:24:26 | 显示全部楼层


美外交官为蒋家父子立传博得一片称赞[转帖]


傅建中:美外交官陶涵为蒋家父子分别立传

2009-02-27

蒋介石先生无论生前或死后,都是毁多于誉的,尤其民进党执政后,几乎要把他打入第十九层地狱;可是蒋的功过,不是民进党说了算的。毕竟他是世界级的人物,再说如果不是蒋介石当年决定迁台,恐怕民进党诸公早已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下的顺民了。当然这不是说蒋带给台湾人民的一些苦难可以一笔勾销。

蒋介石的霉运似乎已经到了谷底,终于否极泰来。君不见立法院已决议中正纪念堂恢复原来的名称,总统府已指示在七月以前中正纪念堂重新挂牌。就在此时,哈佛大学推出由美国外交官和中国专家陶涵(John Taylor)执笔的蒋介石英文传记。书尚未上市,已在美国学界博得一片好评。

著名哈佛大学史学教授柯伟林(William Kirby)对蒋传的评价是:「蒋介石的故事是如此巨大、複杂,和近代中国的历史如此密不可分,以致一直没能有一本好的传记问世。现在陶涵终于写出一本这位二十世纪主要领袖人物极为生动、可读的传记,捕捉了蒋的一生和他所处的时代,这是比从前任何英文着作都好的一本。」

其他美国知名中国学者如沙特(Robert Sutter)、蓝普顿(David Lampton)、黎安友(Andrew Nathan)等都对这本蒋传给予高度评价,他们也都对蒋在近代中国的重要地位深深肯定。沙特说蒋是二十世纪全球政治中「顶天立地的人物」(towering figure);黎安友说陶涵的蒋传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会是「权威之作」(the authoritative work);蓝普顿指蒋为台湾那个「受困的岛奠定了民主统治」的基石。

陶涵上世纪六十年代派驻台湾,在美国大使馆担任二等秘书,之前在台中的美国务院华语学校唸了二年中文,故不仅熟悉台湾事务,中文也有相当程度,在他长达三十馀年的外交生涯,也曾任职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和美驻北京大使馆政治参事。二十一年前蒋经国过世后,美国在台协会的创始人丁大卫(David Dean)一直想为蒋经国立传,并大力推荐他的同僚好友陶涵承乏此事,后商得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先生赞助,陶涵费时五年,终于写出一本对蒋经国颇为正面、而又深受西方学界重视的传记,于二○○○年由哈佛大学出版。

由于在写蒋经国传过程中,陶涵蒐集了大量有关蒋的资料和文献,认为足可写一本老蒋的传,而坊间已有的英文蒋传多不够全面、尤乏学术价值。因为《蒋经国传》颇为成功,哈大出版社决预付一笔版税支持陶涵写蒋介石传。
?
陶涵承认写蒋氏父子的传,父传比子传挑战性大多了,最后完成的《蒋委员长》一书(英文书名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厚达七百六十页,单是注解就超过二千个,堪称皇皇巨着。为了蒋传的撰写,陶涵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能找到的有关蒋生平的资料或档案,他都不放过。存放在胡佛研究所前二年才开放的蒋介石日记、宋子文文件以及秦孝仪编的十二册《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是主要参考文献。中共已开放的档桉、存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一九二○到四○年代的档案,都是极有价值的史料,并有新的发现。

例如陶涵说,周恩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揭露,抗战初期中共八路军的伤亡,仅佔中国军队伤亡数的百分之三而已,即使到了四○年代,也不过百分之十,这和中共宣传国军不抗日,只对付共军的说法大相迳庭,也戳穿了史迪威和杜克曼(Barbara Tuchman)等美国人诬衊蒋不抗日的谎言。至于台独份子把蒋列为「二二八事件」的元凶,陶涵认为是过甚其词。他比对有关「二二八事件」始末的档案文件,所得结论是:陈仪是始作俑者,要负主要责任。但不容讳言的,蒋对整个事变所造成的杀戮悲剧,确实有重责大任。

陶涵毫不迟疑的表示,蒋介石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是无法抹煞的。他深信苟无日本侵略和苏联阴谋助中共叛乱,蒋介石肯定会成为「现代中国之父」。说到苏联暗助中共,陶涵透露他在共产国际的档案中,看到中共开始「长征」前后,史达林曾资助中共四百万墨西哥银元,在当时这是一笔巨款,对中共能在「长征」中存活和后来在延安重生,发挥了关键作用。

陶涵颇为自豪的说,他所写的蒋传,虽不敢自诩是权威之作,但确实是蒋毕生事功及其所处时代最完整的传记,也是一本忠实客观的传,可算得上英文说的critical biography,具有高度的说服力与可信性。

在哈佛出版陶涵的蒋传之前,英文的蒋介石传有范毕(Jonathan Fenby)的China’s Generalissimo and the Nation He Lost,柯如齐(Brian Crozier)与前香港大公报记者周榆瑞合写的The Man Who Lost China,以及美籍英国作家斐恩(Robert Payne)的Chiang Kai-shek。

上述的英文蒋传当普通读物尚可,但非严谨之作,不可能传世。至于中国人董显光、熊式一用英文写的蒋传,在西方人看来是歌功颂德的使徒圣传(hagiography)。

比较说来,陶涵的蒋传,确是蒋介石逝世三十四年后,第一本探讨他生平的认真之作,应该经得起史家和时间的考验。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该用户从未签到

52

主题

1万

帖子

5万

积分

师长

积分
52192

社区居民

QQ
 楼主| 发表于 2009-8-27 14:26:38 | 显示全部楼层

鲜为人知的八岔岛事件:中国民兵击沉苏联巡逻艇[转帖]


  黑龙江省同江市境内的八岔岛是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公布的新一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一,但是现在很少人记得或者知道,1969年7月8日在这个岛屿上曾经发生过一次边界武装冲突,一艘前苏联的船艇被中国民兵击沉。

  一、八岔岛事件后中苏政府的迅速反应

  1969年7月9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右上角全文刊登了一份昨天中国外交部给苏联驻华使馆的照会,对苏联政府指使苏边防军在当日入侵中国领土八岔岛地区挑起武装冲突,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中国的照会简略叙述了事件经过:“1969年7月8日上午8时30分,苏联边防部队乘坐两艘船艇,侵入中国黑龙江省抚远县境内、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中国领土八岔岛地区,8时40分上岛,并且毫无道理地向正在岛上生产的中国居民和民兵开枪射击。我民兵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自卫还击,把入侵者赶出中国领土。10时40分,苏联炮艇一艘侵入八岔岛附近地区,向该岛进行疯狂射击。16时20分,苏联炮艇两艘又侵入上述地区,苏边防军并上岛将我民房烧毁。11时20分到16时20分,飞机6架次侵入该岛和中国岸上八岔村上空低空盘旋,进行威胁。”

  苏联方面也在7月8日当天向中国递交照会,就“一批武装的中国人”“侵入苏联国境”,“隐蔽”在八岔岛的“苏联部分”,向苏联河运人员进行“武装袭击”一事,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7月9日莫斯科时间10点47分,塔斯社称“中国的农民”是“根据双方的协议被准许在这个俄国的岛从事耕种”的;过了一个多小时,塔斯社改称“中国的农民”是“根据双方的协议被准许在这个岛的俄国部分从事耕种”的,和苏联的抗议照会对该岛归属问题的口径保持了一致。无论是苏联方面的抗议照会还是塔斯社的消息,实际上都承认在八岔岛上和苏联人员发生武装冲突的中国人不是中国边防军,而是“一批武装的”“中国的农民”,和中国政府声明中描述的进行自卫反击的“居民和民兵”的身份一致,事实上这批武装的中国农民中有不少是知青。

  由于是3月珍宝岛中苏激战以来中苏间又一次武装冲突,震惊海外。不仅当时中国的好友阿尔巴尼亚的《人民之声报》、《团结报》等发表了谴责“苏修新沙皇”侵犯中国八岔岛地区的新罪行的文章,西方记者也开始打听冲突的规模和事态发展的新动向,因为中苏双方在事发当天就一个以前未提起过的岛屿上的冲突互发抗议照会,在1969年的中苏外交交涉中也是极其罕见的。迅速的反应充分表明了事态的严重性。

我在黑龙江插队时也听人讲述过这个事件,印象里也有我们知青拿手榴弹炸沉了一艘苏联巡逻艇的传说。但是因为以下两个原因犹豫再三没有把这个事件写入“老知青们的故事”(1996年在网上发布了前六章,以后陆续增补修改)里。

  一是八岔岛发生的武装冲突事后看来只是个偶发事件,位于合江地区(现为佳木斯地区)的八岔岛不象珍宝岛、吴八老岛、七里沁岛那样是个中苏长时间武装冲突和争斗不停的热点地区,所以插队在大兴安岭地区呼玛县的我对这个事件发生的地点比较模糊,乃至遗忘。

  二是八岔岛事件中的知青民兵代表虽然曾经作为英雄在群众大会上宣讲过和苏军斗争的事迹,因为种种原因后来就不再提起大肆宣传,所以我把它和1969年7月初呼玛吴八老岛上的知青民兵没有主动攻击因入侵搁浅在我岛边的苏联炮艇一事以及知青罗以民拿手雷吓退苏联炮艇的故事混淆起来了,认为知青炸沉苏联巡逻艇的这种匪夷所思几乎是天方夜谭故事可能仅仅是一相情愿的未经证实的传说而已。

  二、关于八岔岛武装冲突事件的各种描述

  1960—1970年代,中苏两国边界东段的争端和冲突主要是围绕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上岛屿的归属展开的。1922年中苏两国确定了共管黑龙江航道的事宜,但苏联从1920年代开始,占领了一些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岛屿如抚远三角洲(黑瞎子岛)等,和中方发生过冲突。东北沦陷后,1937年,因中国采金工人在黑龙江上我瑷珲县境内的干岔子岛被苏方赶走,日伪军队和苏军交火,击沉苏炮艇一艘,后确认该岛屿属于中国。尤其是1945年苏联红军进入东北进行暂时军事管制后,趁机把在黑龙江、乌苏里江的边界线画到中国一侧的岸边,在个别地方竟然画在中国的江岸上,从而将应该属于中国的700多个岛屿中的600多个(面积达1000多平方公里)以及相应的水域等画入苏联地图或苏军的警戒区内,对进入这些地区从事生产活动的中国居民使用武力驱赶,甚至进行抓捕或开枪射击。中苏双方对这些岛屿的归属问题,已经有了争议。1949年以后的中苏友好时期,苏方也利用了我方长期不设边防的状况,经常进入中国岛屿作业。在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后,冲突逐渐升级加剧,不断出现流血事件乃至兵戎相见。

在界江航行管理上,苏方违反有关协定,以中方没有技术和能力为借口,长期剥夺中方对航标的设置和管理权,并在一些中国岛屿上设立航标,而且是由苏方人员上岛进行维护管理。1954年9月,在联合检查航道时,中方代表王凤岐第一次向中苏航行联合委员会苏方代表提出:主航道中方一侧中国岛屿上苏方所设的全部航标应交由中方管理和维护,要求将黑龙江中游主航道我侧苏方设置航标的岛屿编号交给我方。苏方对后者表示同意,但以后又避及此事。这也是黑龙江上中苏纷争不断的原因之一。

  1969年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我国政府一方面主张和平谈判、反对诉诸武力,另一方面也积极备战,毫不示弱。而1968年12月毛泽东要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在黑龙江又起到了加强边防的作用。1969年3月9日,一列载了1200名杭州知青专列路过哈尔滨前往合江地区。各地知青来到中苏边境地区后,立即被编入民兵进行军事训练。

  1969年5月开江后,知青和老乡遵照上级指示,陆续登上黑龙江上一些属于中国管辖但和苏联边防军发生过冲突的岛屿,一面种地抓鱼坚持生产,一面暗中携带武器站岗放哨保卫边疆。携带武器不是为了进攻和袭击对岸的苏联边防军,而是为了防备苏联边防军的武装入侵、挑衅或者绑架抓人。按照当时的思路,登上“争议岛”的民兵所携带武器应该都用麻袋、衣服等做了遮盖,这样可避免刺激苏方,因为苏方有时对“中国农民”登上一些“争议岛”采取默认的态度。如果苏方人员也想登上“争议岛”时,对岸苏联边防瞭望哨看见的大概就是一群种地农民,看到的赤手空拳的男女青年也不过十六、七岁,以为他们比普通老百姓更容易欺侮,就容易放松警惕。苏联方面可能对大批刚到的京沪津杭及黑龙江本省插队知青的动态和情绪缺乏深入了解。

 在黑龙江东部靠近抚远三角洲的同江县的八岔岛、董喀叭亮子岛上因为过去发生过苏联边防军上岛驱赶中国居民离岛的争端,在毛泽东“要准备打仗”的号召下,上级也要求来自杭州的男女知青武装民兵参加登岛行动。登上八岔岛的民兵人数和枪支不详,董喀叭亮子岛上的民兵有20多人,除了有一些仿苏制53式7.62mm步骑枪外,另携带仿苏制德普型53式7.62mm轻机枪一挺。他们在岛上生产劳动时,还有人划船在岛周边水域打鱼,负责联络警戒。很多知青是怀着保卫边疆的激情而来的,正盼着要有个表现自己英勇气概的机会,带着武器枪支上岛,更让他们热血沸腾,结果7月8日在八岔岛上真的和苏联边防人员打了一仗。这是珍宝岛冲突以来的又一场双方都开枪的武装冲突,不同的是发起自卫还击的不是中国边防军而是中国民兵,还有知识青年,甚至有女知青。

  八岔岛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今同江市八岔乡西北黑龙江主航道中国一侧,在八岔赫哲族乡境内(当时应该属于抚远县管辖)。由14岛组成,南北长约5公里,东西宽约10公里,总面积约45.6平方公里。要比0.74平方公里的珍宝岛、1.6平方公里的吴八老岛大得多。八岔岛事件发生后,中方的照会强烈谴责了苏联边防人员在中国领土上的武装挑衅,苏方的照会则声称是中国人的“武装袭击”了上岛的苏联河运人员。1993年编辑的《黑龙江省志·军事志》开始透露出冲突发生的内幕。“1969年7月8日8时,苏联边防军两艘汽艇进入同江县所属八岔岛中方水域,进行所谓‘维护航标’作业。当地民兵前去制止,劝其退出中国领土。苏方人员竟无理开枪。中方民兵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击沉苏艇1艘”,承认冲突和航标设置有关,公开了曾经击沉苏联汽艇一艘的事实。

  从中方事后公布的一份示意图来看,苏联边防人员是在八岔岛主岛东北角和中国民兵发生了冲突。8点40分,苏联边防军和航标维护人员上岛作业后,正在岛上劳动的中国民兵当然要前去制止。那时的知青受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鼓舞,士气高涨,恰好遇到苏联边防人员入侵中国领土,自然会情绪激动地先进行说理斗争,还有一部分人在后面拿出了原先遮盖住的步枪和反坦克手雷、手榴弹等做了战斗准备。苏联边防军见蜂拥而来的中方人员较多,便先开枪射击威慑。对在所谓的“争议岛”上劳动的中国居民开枪警告射击,是苏联边防军在驱赶中国老百姓时常用的手法,屡屡奏效。哪知道这次碰到的不是普通的中国农民,而是经过军事训练的有武装的知识青年民兵。

  见苏联人开枪动手了,担任警戒保卫的中国民兵在未接到任何命令也无法请示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立即开火还击,力图消灭一切来犯之敌。苏联边防人员措手不及,只好边打边撤,混战中,一艘苏联汽艇被中国民兵击沉。究竟是被子弹击中要害部分起火沉没还是被手雷炸毁,《黑龙江省志·军事志》没有详叙,苏方人员伤亡情况也不详。

【八岔岛事件】

  《党员之友》2003年第12期刊登的原杭州知青罗以民写的《黑龙江一九六九》还透露出一个鲜为人知的情况,“1969年7月8日凌晨,距克巴亮子60公里外的同江县八岔岛又发生了一场战斗。我国驻岛民兵击沉了苏方一艘入侵的巡逻艇,并生擒一人后迅速撤离该岛”。由于交战中苏方一艘汽艇被击沉,至少一名人员失踪,苏方随后开始了报复行动。10时40分,匆匆赶来的一艘苏联炮艇对八岔岛进行了长达六分钟的机枪扫射和炮火攻击,苏军直升飞机也多次飞临附近的八岔村上空盘旋威胁。下午16时20分,苏军炮艇多艘载大批军人登岛搜索,最后老羞成怒烧毁了岛上的中国民房和大批树木,火势持续到深夜。至21时,两艘苏联炮艇仍封锁住我内河—八岔河水道出口。苏联边防部队在事件发生后的9、10两日,派入我八岔岛地区的炮艇达39艘次,直升飞机10余架次,军人100多名。中方对苏军入境、兵临村前的武装挑衅没有进行武力阻击,避免了冲突的进一步升级。

  实际上让苏联边防军恼火丢脸的还有一件事,7月8日,在距八岔岛60公里外的中国董喀叭亮子岛附近水域,他们的一艘武装巡逻艇居然遭到了中国渔民的“武力威胁”的羞辱。

  7月8日上午,并不知晓八岔岛发生了武装冲突的同江县三村公社三村大队的杭州知青罗以民与同学王祖荣和往常一样,暗中携带步骑枪两支、手榴弹8颗、反坦克手雷1枚,以打鱼为掩护,划平底船下江巡逻。一艘前后配备14.5毫米高射机枪的苏联巡逻艇入侵我方水域,向他们驶来,似乎有挑衅抓人的企图。两位知青不约而同地把暗藏的手雷和手榴弹都从船舱舱板下拿了出来。罗以民说:“我在前棹,飞快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手雷引信,把平时分装的手雷组合好。我又把4颗手榴弹盖全部拧掉,2颗插在腰间,2颗拉出拉火环,搁在舱板上,步枪里的5发子弹是早就压好了的。我对王祖荣说:如果炮艇敢停船抓人,等它一靠近,我们就突然扔手雷,再加一颗手榴弹,把它打瘫痪,如果咱们的手雷没打准,就蹬翻小船,跳水游回去”。尽管苏联巡逻艇围着他们小船高速转了好几圈,由于平时训练有素,小船船头始终朝着苏艇,未被苏艇掀起浪波掀翻。罗以民看苏艇越来越靠近,“炮艇上的苏军士兵似乎没有多少战斗准备,前后高射机枪的枪衣也没脱,两个士兵甚至还光着上身。艇首站着一个军官,手里提着一个小铁锚,看来他也是想在靠近我船时将铁锚扔上小船把我们拖走。以往他们曾多次用这样的办法来抓中国人。他的铁锚比我的手雷重得多,他需要靠得更近”。两船距离将近40米时,罗以民右手扔掉了一只前棹,举起了手雷,亮出了要拼个你死我活的战斗姿态。“突然,那个军官看见了我手里的手雷,立刻喊了一声,扭头就往船舱里跑,那两个光膀子的士兵也连滚带爬地钻进了船舱。那炮艇立刻一溜烟跑远了”。我方边防哨所里的人员通过高倍望远镜已经把这一触即发的斗智斗勇场面记录在案,罗以民后来被黑龙江军区合江军分区通令嘉奖。他的事迹在当时在边境地区是广为人知的。

 我当时听到的传说似乎是以上八岔岛冲突和罗以民经历的合版演义。1969年7月8日,苏联两艘巡逻艇靠上了八岔岛,苏联边防军和戴大盖帽的人员下船登岛,正在岛上的劳动执勤的知青民兵立即上前阻止,苏军见我人多势众,先开枪威胁警告,岸上的民兵没有严格遵循中央军委规定的我方必须在两次鸣枪警告无效,苏方又打死打伤我方人员时才可以自卫还击的斗争政策,在苏方开枪后立即开火回击,打了苏方一个措手不及,最后把入侵者赶出了八岔岛。枪响后在周围水域打鱼的知青民兵也迅速划到了苏联汽艇附近进行阻击,很准确地把手雷扔到了企图逃跑的苏联巡逻艇舱里,炸沉了这艘船,苏方死伤多人。还有一说称,当时中国民兵兵分三拨,一拨赤手空拳进行说理斗争,一拨持枪进行保卫,另一拨直奔江边苏巡逻艇准备断其后路,形成了包围圈,听到枪声,就把手雷扔进了苏联巡逻艇。至于生擒苏军一人的事则没有印象。

  后来因为证实这批进入八岔岛的苏方人员中确实有航标工作者,不仅在外交上惹了麻烦,而且引来了苏联的大报复。所以上级认为这次以多胜少的武装自卫反击是过火失策的,1970年以后就很少作为成功的战例提起,甚至鲜为人知。

  三、八岔岛武装冲突事件的反思

  根据当时的中苏两方的照会和事后中国的记载及耳闻者的叙述,我们有必要对八岔岛的武装冲突事件做一些分析。

  (1)八岔岛武装冲突是一个由历史遗留问题触发的偶然事件,并非中苏双方政府精心策划、蓄意制造。

  如前所述,苏方在中方岛屿上“维护航标”是历史遗留问题,中方一直在寻求合理解决的途径。但即使在发生过多次激烈斗殴后的吴八老岛,1968年9月苏航标艇越境放下工作人员进行航标灯维护时,中方民兵也没有采取过激行动,只是通过翻译向苏航标人员说明这是中国领土,也不和他们身体发生“亲密接触”,在周围监视但并不干涉他们的正常工作,倒也平安无事,因为给航标艇护航的苏联炮艇没有入侵,苏联边防军人也没有登岛。但这次苏联边防军人不仅直接护送航标人员上八岔岛,并且先开枪则激化了矛盾。在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苏边境东段正处于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紧张和不信任时期,中方民兵把越境并开枪射击的苏联军人和“航标维护”人员统统视为侵略者也是符合当时的思维逻辑的。

 中国方面之所以要派民兵甚至是十六七岁的男女知青而不是正规军人到黑龙江上所谓的“争议岛”上作业,既是边境政治斗争的重要一环,要向对方表明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决不退让的决心,也是一种避免冲突升级、不准备诉诸武力解决争端的姿态。由于此前在黑龙江和新疆地区发生了多起苏联边防军绑架中国居民的流血事件,八岔岛上中国民兵暗中携带的枪支弹药主要是自卫壮胆有所防备,用来对付少数苏联边防人员的挑衅或许会有威慑作用,一旦面临苏联边防正规军的大规模攻击,民兵那些旧型号武器如有效射程仅400米、手动单发53式7.62mm步骑枪不会构成很大的火力威胁,除了撤退以外别无他路。而且1968年中央军委制订的边防斗争政策明确规定,无论发生任何情况,决不能先打第一枪。“如苏方向我开枪,我应当场向苏方提出最强烈抗议,并鸣枪警告。当我两次警告无效,打死打伤我方人员时,我边防部队可以开枪实行自卫还击;采取上述任何一种自卫措施,都要掌握‘先礼后兵’的精神,并把还击行动控制在我境内”,在当时是反复强调,传达到每个武装民兵的。所以说中方绝无可能要预谋用民兵在八岔岛伏击苏军,挑起武装冲突。

  中方当时的策略是,不主动在“争议岛”上攻击入侵苏联边防军,而是在岸上建立反侵略战斗村,等苏军入侵后再开打。当时吴八老岛地区的三合村民兵在村前沿江一线构筑了长达615米的环形交通壕和战壕,构筑各种轻武器火力发射点131个,防炮隐蔽部22个,在临江住户的房屋下面挖掘互相连通的地道500余米,1969年9月被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命名为“三合战斗村”,作为典型向边境地区推广。

  苏方在珍宝岛事件以后一直寻机报复,制造事端。苏联边防军自1969年开始未敢贸然登上黑龙江北部冲突的热点地区----呼玛县吴八老岛,可能是过去在岛上和中国民兵冲突吃过亏,也可能是通过间谍知道在我岸上后方阵地上有准备和入侵苏军战斗的数千人的野战军部队(苏方从4月8日至5月1日先后3次派遣武装间谍特务周德庆潜入呼玛县一带,搜集边境地区的军事情报。),改用在苏岸上向我射击的武装挑衅方式,让我方无可奈何。5月12日,和苏军有过多次交手的呼玛知青山秋林正赶着一辆装有暗藏手雷枪支、民兵武器弹药的马车在岛上行进时,对岸苏军突然从卡里诺夫卡哨所等多处火力点用机枪向他射击,子弹就擦着他耳边飞过,烤得他耳朵发热。枪声惊毛的马拉着车狂奔江边,山秋林临危不惧,勒缰拽马,脸部、双手鲜血直流,终于在马车即将冲入江前征服了惊马,顺利地将马车拉入低洼安全地带进行隐蔽。据统计,从5月12日至9月6日,苏方几乎每天都在苏联岸上用轻重机枪向吴八老岛和附近的三合村射击,共进行2160个点射,1363个单发,共8191发子弹,射击最大纵深约1000多米,并在5月15日打死了在吴八老岛上巡逻的19岁的中国边防战士任久林,我方则按照沈阳军区等上级指示未予任何还击,并暂停了边防军上岛的正常巡逻,只是在5月24日的《人民日报》上刊发了一张显示吴八老岛上的社员在及时播种的照片。即使在7月初,面对一艘入侵我方水域,在吴八老岛下游300米沙滩上搁浅的炮艇,我民兵和边防军都能严格遵守上级指示,绝不先开枪开炮,最后让该艇自行退出我方境内。

虽然在八岔岛事件发生之前,苏方有过多次进入黑龙江上我方岛屿的大规模挑衅行动。如1969年5月14日,苏边防部队乘交通艇、炮艇、巡逻艇各1艘侵入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我侧爱辉县女雅通岛。15名全副武装的士兵由一军官带领登岛,包围了正在该岛劳动的幸福公社小黑河大队9名社员,打伤我方社员2人,将4人绑架去苏,扣留达8天之久。5月28日中午,苏联40多名武装军人分乘3艘炮艇,在直升飞机的配合下,侵入黑龙江主航道我侧抚远大夹信子岛,将正在岛上休息的我抚远镇10名渔民强行绑架,并抢走我渔船4只。

  但据我分析,种种迹象表明,苏方7月8日进入八岔岛前可能并没有形成一个蓄意挑起武装冲突的行动计划。

  第一,装载“航标维护”人员和边防军人的苏联船只不是炮艇而是汽艇,但汽艇究竟是属于民用的航标艇还是属于苏联边防军的军用船只,目前的我掌握的资料无法说明。不过这两艘汽艇的乘员人数肯定有限,如果预谋挑起事端,根据苏军活动规律,至少要有炮艇或者巡逻艇作掩护,并且配备相当数量的武装人员。所以中方7月8日照会用了一个很巧妙的外交修饰“苏联边防部队乘坐两艘船艇”,既没有回避这两艘汽艇不是炮艇的事实,也指出了在“船艇”上有苏联边防部队的武装人员,回避了“船艇”全体乘员的人数和身份。7月15日《人民日报》上的新华社消息则就苏方关于八岔岛的归属问题矛盾之处加以揭露,并没有质疑苏方提出的有河运人员被卷入事件说法的真实性。

  第二,苏汽艇被中方击沉时,附近没有苏联护航炮艇游弋。等第一艘炮艇赶到八岔岛对我岛进行攻击已经是1个多小时后了,中国民兵早已安全撤回岸上,苏方直到下午才聚集了多艘舰艇及大批军人上岛进行搜索和报复。所以中方后来一直没有提出在这次冲突中我方人员的伤亡情况,在中国政府1969年8月19日向苏联政府的抗议照会中,八岔岛事件仍为苏联政府指使苏联军人“挑起的武装冲突事件”,和6月10日苏联军队在新疆“制造的流血事件”、8月13日苏联政府在新疆铁列克提地区“挑起的严重流血事件”有所区别。罗以民所称的事件中生擒苏方人员一事目前未见其它资料证实。

 第三,在7月8日的上午,有苏联一艘巡逻艇(当时有人把这种前后装有高射机枪的巡逻艇也称之为炮艇)远在60公里外的董喀叭亮子岛附近水域对中国小船进行绑架威胁,但从其“前后高射机枪的枪衣也没脱”的状态看,不过是平日飞扬跋扈惯了的挑衅。如果苏方真要在八岔岛寻衅,就不会让这艘巡逻艇在此闲逛恶作剧,险遭中国民兵的手雷攻击。

  第四,估计苏方通过瞭望哨确认八岔岛上没有中国正规部队埋伏,也不准备在岛上以多围少绑架驱赶中国居民,所以错误地认为派几个武装军人拿枪保护“航标维护”人员就可完成作业,碰见来说理的中国人,开几枪吓唬一下,中国老百姓肯定会象往常一样退却,绝对没有想到中国那些暗藏枪支弹药的十六七岁男女青年,居然有如此勇敢的精神和敏捷的反应、巧妙的战术和良好的作战能力,初次体验了中国的“人民战争”打法,丢了面子。

  (2)八岔岛武装冲突事件带来的影响

  八岔岛事件以后,中苏双方在事件的来龙去脉并不十分清晰的情况下,都在当天迅速地向对方提出了抗议照会,可见双方政府都把八岔岛事件视为珍宝岛冲突后的又一个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前兆。苏联方面此后迅速把冲突的焦点移向中苏边境西段,精心策划,于8月13日在新疆铁列克提地区成功地实施了他们的“先发制人”报复行为,捞回了面子。

  在中苏边境东段黑龙江地区,八岔岛事件却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在中苏两国总理北京机场会晤后,紧张局势有所缓解。

  首先是涉及航标的历史遗留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减少了摩擦冲突发生的可能性。1970年开始,中国航标部门先后接管了我侧44个岛屿上123座原由苏联管理的岸标,拆除了苏联设置的航标,设置了中国制造的航标,还接管了自建国初期以来苏联以中国无技术能力设置管理为借口在主航道中国一侧设置和管理的浮标。

  其次,苏联对中国居民在一些所谓有“争议”中国岛屿上的生产采取了默认和不干涉的态度,经过协商,如1970年2月5日苏方同意中方居民在黑河地区境内23个岛屿上进行生产作业,但仍坚持这些岛屿是苏联的领土。

 第三,苏联边防军尽量避免了和中国知青民兵的直接冲突。八岔岛事件后,尽管也发生过多起苏联边防军绑架和殴打中国居民的事件和苏军舰艇撞沉我军巡逻艇的挑衅事件,但几乎没有看到和听到苏方专门越境绑架殴打知青民兵的材料。1970年代,我所在的生产队有4名身穿绿棉袄的知青在黑龙江上误越过主航道进入苏境,发现情况赶过来的苏边防巡逻队也只是在几十米之外停车喊话,远距离监视知青返回中国岸边,没有开枪警告,也没有进行驱赶。

  第四,八岔岛事件在《黑龙江省地方志·军事志》中和吴八老岛等事件一起被定性为“边境地区反干涉反挑衅斗争”的“战事”,肯定了中国民兵和知青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战斗能力。但和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不同,八岔岛的自卫反击是中国知青民兵在没有请示的情况下的擅自行动,从外交上来看是失策的。中方在事件发生后在八岔岛地区面对苏联的武装挑衅和威胁,听任苏军上岛搜索放火,而没有调动部队进行武装阻击,并且及时将在其它岛上(吴八老岛除外)劳动的所有居民和民兵撤回,避免了冲突的升级和事态的扩大,所采取的忍让克制态度也是冷静和明智的。为防止违纪现象的发生和避免大规模武装冲突,中国方面在事后加强了边境斗争的政策、策略和纪律教育,反复强调不能随意开枪射击苏联越境人员和车辆、船艇和飞机,不能让一颗子弹飞到对岸苏联领土上;未接命令不能开枪还击,要“有理、有利、有节”。中方在以后几年的一系列登“争议岛”显示主权的行动中,严令禁止上岛人员尤其是知青携带枪支弹药和匕首,防止偶发事件加剧冲突。所以在1970年以后,中苏边境东段黑龙江地区再也没有出现过双方交火激战的武装冲突。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该用户从未签到

52

主题

1万

帖子

5万

积分

师长

积分
52192

社区居民

QQ
 楼主| 发表于 2009-8-27 14:27:34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怎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转帖]


《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
作者:李锐

   毛泽东当初是怎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让我们 
   先看看他本人的有关说法。
   关于学生时代读书情况,毛泽东晚年的一次谈话作过这
样的概括:“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
书。”
   关于自幼成长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据刘斐回忆,毛泽
东晚年曾对他说:“我是从农村生长出来的孩子,小时候读过
私塾,读过孔孟的书,也信过神,母亲生病也去求过神佛保
佑哩!旧社会的东西对我都产生过影响。有段时间受到梁启
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主义也不错,想向资
本主义找出路,走西方富国强兵的路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马列主义传入中国,我才接受马克思主义。我们青年时代一
批朋友去法国勤工俭学,我没有去,打定主意走自己的路。”
当谈到唯心主义把个人神化的错误时,他特别强调说:“哪里
有什么生而知之的圣人呀!我也从逐步认识社会,走上革命
道路的,最主要的是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
   关于学校生活结束时的思想状况,1936年他同斯诺谈话
时,这样说道:“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
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19世纪的民  
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
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我的政治思
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最早的社会经验也是在这里取得
的。”
   那么,是怎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呢?同斯诺谈话中他说: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
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
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
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
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
译的《****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
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
史》。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
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
克思主义者了。”
   毛泽东究竟怎样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上述摘引大体回
答了具体时间,主观条件,客观原因,及其关键所在。现在
就这些方面,作些综合性的扼要说明。
   毛泽东是一个在湖南闭塞山村长大的农家子弟(不是书
香子弟),自幼参加田间劳动,目睹和经历了贫穷、饥寒、失
学、欺侮和种种的不公正。经过同父亲的斗争,直到16岁,
才得以读完六年私塾。读孔夫子的书没有兴趣,但天分高,会
读书,能背诵如流。他最喜欢读的是中国历史小说,许多故
事都熟记在心。描写造反英雄的《水浒传》,使他神往;对长
沙“抢米事件”中无辜者的镇压,使他悲愤;只要力所能及, 
他总是像他母亲一样,援助受苦的穷人。为力争继续求学,反
抗了父亲的安排,他才得以走出家门,先到邻县湘乡一所新
式高小,读了半年“洋学”。这时接受了梁启超变法维新的影
响,尤其是“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的《新民说》的
影响。从而感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辛亥革命前夕,他
自作主张来到长沙继续求学,这是晚清以来新旧斗争特别剧
烈的地方。当武昌起义,湖南响应时,他立即剪辫从军,过
了半年士兵生活。在军营中养成了每天看报的习惯,直到上
井冈山从未中断。这就说明,毛泽东一生造反者的气质,最
初是在这样的环境和时代背景下形成的。  
   退出兵营后,由于文章写得好,以第一名考取省立中学,
但不愿受束缚的性格,难于习惯呆板的课堂生活,半年后即
退出学校,在省立图书馆自修了半年。他贪婪地阅读西方各
种新书,爱读严复译的名著,尤其是《天演论》。于是进一步
接受了“尊今叛古、尊民叛君”的进化论思想。毛自己回忆:
“这是我学习历史最有价值的半年”。可是父亲不支持儿子这
种自由行为。20岁,毛泽东终于又以第一名考取了不收学膳
费的省立第一师范。      
   从1913年到1918年,他在这个学校读了五年半。这时
正是世界大战和中国军阀混战的年代,湖南三次为北洋军阀
统治,成为南北拉锯的战场,课堂也是不平静的。当年,这
是一所办得好的“新式”学校,有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
这样一批思想进步、道德高尚的好老师,学生多出身贫寒,读
书用功。一批不满现状力求上进的同学,与学贯中西的杨昌
济来往密切,师生之间,切磋问难,交换心得,如鱼得水。 
   毛泽东是一个特殊的学生,仍以自修社会科学为主。在
这个学校的前期,毛泽东很重视“国学”即中国古典经籍的
研究,这主要是指他说的“孔夫子的书”,包括孔孟儒家和宋
明理学的学说,也有墨家、道家和佛家的学说。这是中国几
千年封建文化的主体。毛泽东对这些古籍的熟悉,翻开《毛
泽东选集》便知,有关成语典故触目皆是,总不下几百条。由
于时代(国家存亡之秋)和地域(湖南“湘学”传统)的关
系,在国学方面,毛泽东深受从王船山、颜习斋、曾国藩、谭
嗣同直到老师杨昌济的影响,其最根本处在于重视理想和道
德力量,讲究“立志”“修身”的理学精神,同时又重视经验、
重视实际、重视行动、重视“知行合一”、“即知即行”的经
世致用的实践精神。
  《新青年》出版之后,毛泽东和他的朋友成为这个刊物热
心的读者,他进一步接受了“德赛二先生”(民主与科学)的
熏陶。于是“胡适和陈独秀代替了康有为和梁启超,一时成
为我的楷模”。他还向该刊投稿,参加了《新青年》的战斗行
列。从儒家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融会贯通中,他在这个学校的
后期,特别喜欢哲学,手抄杨昌济翻译尚未出版的《西洋哲
学史》七大本;尤其以批判精神读了德国康德派哲学家泡尔
生10万字的《伦理学原理》,批注达12000余字。这些书引
导他的世界观由儒家的唯心主义转向心物二元论;而且在
“物质不灭”这类批语中,已含有唯物主义的因素;至于自然
观上的唯物主义则更为明显。由于早已从中外古今学说的参
照中得到启迪,加之自己坚持体育锻炼等实践经验的体会,关
于辩证法的理解、掌握和运用,在批语和文章中(发表于
 《新青年》的长文《体育之研究》),就表现得更为自觉了。
   在第一师范五年半以自学为主的学习生活中,毛泽东勤
奋读书,独立思考,从不作书本的奴隶,而是真正眼到、心
到、手到;他读过的书多是打满各种记号,密布批语;所写
的读书笔记共积有一大网篮。
   除开读书外,他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他天天仔细读
报,特别关注时事,常向同学们解释时局的发展,头头是道,
被誉为“时事通”。反对袁世凯称帝时,他做了卓有成效的宣
传活动。他的忧国忧民之心,被朋友们称为“身无半文,心
忧天下。”他主持学友会,锻炼同学们的自学能力,活跃各种
课外活动。他创办工人夜校,精心为失学工人服务。在南北
军阀混战、一次长沙城短暂真空时,他领导同学护校,竟缴
了一支溃军的枪械,同学们以双关语戏称他为“毛奇”。 
   他喜欢漫游,要读无字书,“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学之”;
为多了解社会实情,一个暑假,以“打秋风”送字方式,不
带一文钱,与好友萧子升周游洞庭湖滨五个县。此外,他还
带动同窗和朋友,实行冷浴、冬泳和露宿等抵抗自然外力的
活动,有意识作“野蛮其体魄”的锻炼。这些方面,说明毛
泽东在求学时期,就不是一个坐而论道的书生,而是一个知
行结合、凡事身体力行的实践家。      
   毛泽东在学校时,没有机会接触纯粹讲唯物主义的书本,
他只能从教科书和课外读物所涉及的古今中外各种唯心主义
和二元论哲学中,以及从《新青年》倡导的民主、科学和个
性解放的思潮中,加以分析、批判和选择,以树立自己的人
生观和世界观。当时他认为哲学是一切事物的“大本大源”,
既是“宇宙真理”,又是“思想道德”。“思想主人之心,道德
范人之行。”他强调一个人要确立信仰和志向,首先要研究哲
学和伦理学。他认为人生目的在“实现自我”,极力主张“身
心并完”,“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从而十分
强调个人主观意志的能动作用,即“个人精神主义”,追求
“独立所有”的道德完美境界。基于夸大个人主观意志的作用,
谭嗣同和杨昌济都弘扬“心之力”的作用,毛泽东以“心之
力”为题,写了一篇作文,唯心主义的老师对此文奖掖备至,
打了一百分。这种从学生时代形成的“改造世界”、“舍我其
谁”的唯心观念的积极意义在于:用自己的理想唤醒国人,变
化民质,来改造这个旧世界。这个从学生时代形成的观念,似
乎贯穿他一生。
   毛泽东当年这种探究大本大源的另一思想特征,来自他
年青时所掌握的辩证法,即认为运动、抗争为宇宙人生的普
遍规律。他从体育之研究,人皆乐“动”,而得出“天地盖唯
有动而已”这一理论观点,认为“动”是天地身心的本性。他
对一切差异、对立、冲突,不仅持肯定态度,而且持喜爱态
度;自然界水力、风力因遇地势之抵阻,而益增其奔猛怒号;
战国、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他的结论是:
“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生
所喜也。”不断运动,顽强奋斗,克服外界抵抗,实现自我,
成了他身心存在不可缺少的一大需要。他在早年的日记中写
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
其乐无穷!”看来也并非单纯从身体锻炼得来的偶感,也是经
过深思熟虑的本源思想,并且是一贯身体力行,也为后来历  
史证明的他的人格个性的一个特点。     
   有感于国家的危亡和追求个人的进步,毛泽东和同窗好
友蔡和森、萧子升、萧子暲兄弟、陈昌、张昆弟、罗学瓒等
十五六人,都深受杨昌济老师影响,再加上校外好友罗章龙,
他们都具有“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都有一种共同的
感想,就是“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如何达到这种目的?
他们感到急待讨论的是“个人生活向上”的问题。从1915年
到1917年冬,他们“有遇必讨论,有讨论必及这类问题。讨
论的情形至款密,讨论大概在百次以上。”最后的结论,就是
“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于是新民学会于
1918年毛泽东毕业前夕的4月正式成立。学会的宗旨为“革
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1920年学会宗旨改为
“改造中国,改造世界”。会员最多时达七八十人。学会为中
国****的建立起了打基础的作用,其中30多人成为中国共
产党的早期党员。       
   1918年初夏,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从上述情况
可以作这样的总结:有两个方面为他尔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和
从事艰巨的革命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一是他自己的学
识才具、革命气质和思想方向,已经树立的世界观、人生观,
尤其是知行结合的实践精神。二是,他不是单枪匹马孤军奋
斗,而是结合了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一个进步的团体,
共同追求真理,共同从事战斗。        
   毕业之后,恰遇赴法勤工俭学的机会,毛泽东和一群学
会会员第一次来到北京,这是他久已向往的地方。十多个会
员前后两批到法国去了,他决心留在国内,潜心研究中西学 
说,探求救国救民之道,并为学会打好基础。在北京停留的
半年使他眼界大开,进一步了解到俄国和欧洲革命的情况,以
及国内政治和思想界的新形势。他结识了陈独秀和李大钊,接
触了许多思想激进的人物;吸收了许多新的思想,也包括马
克思主义的粗线条知识;参加了许多有意义的活动,交结了
许多思想先进的青年朋友,脑中装满了许多社会实际问题。其
间最为震动的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人们看到新的曙光,
感到中国会有新的出路。毛泽东自己回忆这半年的生活说:
“政治的兴趣继续增加,思想越来越激进。”后来他在《论人
民民主专政》中说,“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
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十月革命帮助
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走俄国人的路
——这就是结论。”这可以看作是对他本人思想历程的叙述。
   毛泽东带着许多新的思想和新的活动经验,于1919年4
月回到长沙。五四运动爆发了,他立即投入这场反帝反封建
的伟大革命斗争。他通过学会会员积极领导了湖南学生和各
界的爱国运动,这一革命实践,标志毛泽东伟大革命生涯的
开始,也是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所在。他主编的四
期《湘江评论》,充满了反帝反封建的反叛精神。他自己共写
了大小40来篇文章,尤其是《民众的大联合》长文,在全国
发生了影响。这个刊物被封闭之后,他继续利用其他报刊,发
表了许多批判旧社会,鼓吹新思想的文章。
   综观毛泽东在五四运动那几个月内写的文章,唯物主义
思想大大前进了一步,集中表现在崇尚科学与民主,反对迷
信盲从,反对以孔子为中心的守旧思想。他认为办事情,研  
究问题,都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要“研究事实和
真理”;要敢于“狂妄”,要敢于打破各种强权和独断,不能
“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这些文章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
本原理,也有了某种初步的认识。在他撰写的《湘江评论》的
创刊宣言中,提出吃饭问题是人类生活最根本的问题:“世界
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后来在《学生之工作》一文
中,还明确指出:“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这可以说
明,毛泽东已开始注意到经济生活和经济制度在整个社会生
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所
赖以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剥削多数贫民的公开利益者”,无
非就是“知识”、“金钱”和“武力”这样一些法宝。他们同
广大劳动人民之间,是“贫富”、“智愚”、“强弱”根本不同
的阶级。“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实业愈发达,要哭的人
愈多”。许多文章很注意用经济原因去分析西方国家的政治情
况,认为罢工与社会革命都是经济原因引起的。帝国主义国
家在殖民地国家,“连空气阳光都专利起来”。这也说明,他
已认识到经济关系对人们的政治地位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已
初步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说明社会与国家间的对立。显
然,这里有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他在总结巴黎和会文章
的结尾,还预言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设有战争,就是
阶级战争”。他满腔热情地讴歌当时各国人民汹涌澎湃的革命
斗争;尤其欢呼“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
立了委办政府,红军东驰南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
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
   由于毛泽东开始走向唯物主义并以此观察社会历史,也 
就必然重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及其历史作用。他总结辛亥
革命失败的教训,不过是一些留学生、哥老会和新军在活动,
“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这是一个伟大的觉醒。这
样,读《伦理学原理》时冥思苦想的唯心主义,“圣贤豪杰”
同“愚人”、“小人”,教化与拯救的关系,就让位于“民众的
大联合”这一改造国家社会的根本力量了。当年世所公认的
《民众的大联合》这篇重要文章,标志毛泽东已开始用不成熟
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且
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吹起了最初的一声
号角。
   毛泽东这时还分不清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等非马克
思主义间的原则区别,因而他曾幻想“呼声革命”,“温和的
手段”的革命,也赞成“多研究些问题”,但这两种世界观的
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已在《湘江评论》上露出端倪,显示
出了必然的趋势:即对封建主义的痛恨,对资本主义的排斥,
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在1919年7月14日出版的《湘江评
论》创刊号上的宣言及《炸弹暴举》等文章中,可以看出在
“呼声革命”与“阶级战争”之间,作者本人思想的这种矛盾,
这种趋势。虽然杜威的“实验主义”,克鲁泡特金的“社会互
助论”,托尔斯泰的“泛劳动论”,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
义”,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这个“大杂烩”还相当色彩
缤纷萦于脑际,但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阶级斗争和
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不断对毛泽东起着“东
风压到西风”的作用。
   湖南五四运动的直接继续是驱张运动,即驱逐北洋军阀  
张敬尧出湖南。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积极策动和领导了这
个运动,他们手无寸铁,却不畏强暴,敢于“秀才造反”。1919
年12月,毛泽东率领湖南人民代表团等,义正辞严地赴北京
请愿:“张毒不去,湘无宁日”,震动了北京政府,造成全国
声势,使这个盘踞湖南三年臭名远扬的皖系军阀,终于在南
北军阀对峙形势变化中,从湖南败走。   
   经过群众的火热的革命斗争实践后,时间只隔了一年多,
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同第一次相比,不仅身份不同——刚
出校的学生和全省公民代表,思想状况也起了唯心论向唯物
论的变化——开始了世界观的“根本的转变”。他利用第二次
到北京的机会,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
验,向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请教,尽可能找这方面的书籍阅
读,从而思索为改造中国当前“最急切”、“最重大”的问题。
他决心走俄国人的路,接受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谁要
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
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
义者”(《国家与革命》)。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自己谈到,
促成他下决心确定方向的,是受了三本书的影响。1941年在
延安的一次讲话中,他又谈到这一情况:  
  “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
争》,陈望道翻译的《****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
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
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
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
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  
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是1920年4月离开北京到上海去的。陈望道所译
《****宣言》是1920年8月出版的,他如果是在北京时读
到此书,可能是罗章龙等人以“亢慕义斋”名义翻译的油印
本,那时他同罗章龙等北大左翼学生交往很密。他读的究竟
是哪一个译本,不必深究,他自述从这书受到深刻影响,却
是毫无疑义的。《宣言》开宗明义所说的,“到目前为止一切
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成了毛泽东毕生服膺的格
言。 
  《阶级斗争》是恽代英所译,原本是考茨基的《〈爱尔福
特纲领〉解说》。列宁对这书评价甚高,他在《给农村贫农》
这部著作中阐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苏联****的前身)纲
领的时候,推荐了考茨基的这部著作作为参考书。恽代英将
中译本书名改为《阶级斗争》,毛泽东就从这本书中加深了他
对于阶级斗争的知识和信仰。
   英国柯卡普著、辟司增订的《社会主义史》,李季译。蔡
元培在译本序言中说:
  “克氏、辟氏都是英国人,自然是稳健派,所以对以前的
社会主义,很有消极的批评,又如辩护家庭;辩护宗教;辩
护中央与地方政府;甚至辩护英国的殖民政策。读的人一定
有嫌他们不彻底的。”看来蔡序所说是符合事实的。例如书中
说:“从现在过渡到社会主义时代,……一定是渐进,必先做
一番预备功夫,使大多数人民的知识、道德、习惯和组织,都
合于一种更高的社会经济生活。”这正是费边社会主义的观
点,蔡序所说的稳健派,其实就是费边派。费边社会主义思  
想,大约就如同英国工党的政府和政策,与马克思恩格斯论
述的社会主义思想根本不同。恩格斯说:“费边派是一伙野心
家,不过他们有相当清醒的头脑,懂得社会主义变革必不可
免,但是他们又不肯把这个艰苦的事业交给粗鲁的无产阶级
去做,所以他们惯于自己出来领导无产阶级。害怕革命,这
就是他们的基本原则。”这些同马克思论证的科学社会主义是
有着极大差别的。看来,毛泽东只是从这本书中接触到社会
主义运动的历史材料,引起他进一步研究的兴趣。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立即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台山同学会 ( 粤ICP备17038726号-1 )

GMT+8, 2025-3-11 04:16 , Processed in 0.468257 second(s), 22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4

Copyright © 2001-2021, Tencent Cloud.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