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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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美瑶非死不可 [转帖]

作者：张鸣 发表日期：2006-12-09 文章来源：南方报业网

内容提要：在那个大家都怕洋人的时代，这招虽然很灵，足以让官方满足他的条件，拿到一笔做土匪的都想要的特别赎金，却犯了大忌，不光是白道的大忌，也是黑道的大忌——不动外国人，免惹大麻烦，黑道白道，殷鉴不远，都还记得义和团的教训。所以，事过之后，孙美瑶非死不可，官家即使用上韦小宝的下三滥的招数，也得让他死。

绑票是匪类生财的古老门径，土匪、黑帮，以及零星的见财起意的人们，无论智商有多么低，都很容易想起这桩不花钱的买卖来。绑票的目的，就是要赎金，不要赎金，绑票何为？不过，天下之大，例外的事儿总免不了，民国年间，有一桩大的绑票案，绑票的土匪，就是不要赎金。

　　1923年5月5日深夜，津浦路一列北上的列车，进入山东境内，经过临城附近的时候，突然遭遇拦截，车头出轨，几百土匪，明火执仗，涌将上来，车上200余名中外旅客(其中26个洋人，一说35人)，除个别逃脱外，全数被掠走，成为“肉票”，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

　　临城劫车案的黑手，是抱犊崮的土匪头子孙美瑶。孙美瑶得手之后，将肉票押上抱犊崮，然后放掉几个洋人女票，下山传信，提出条件，不要金不要银，只要求招安收编，弄个官军的师长旅长干干。抱犊崮是沂蒙山区很著名的一崮，山势险峻，但山顶却有地可耕，只是耕地之牛得在牛犊时抱上去才行，成年的牛，无论如何是赶不上去的，山故此得名，其易守难攻，可见一斑。雄踞于高崖险山之上，押着有二十几个洋票，孙美瑶自信手里有牌，官军不敢把他怎么样。在此后的一系列谈判中，孙美瑶的价码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翻云覆雨，弄得当时的曹锟政府很是狼狈。

　　那个时候，国际上对于这种“恐怖主义”行为，还没有像今天那样态度坚定，一致取不妥协主义，而且也没有反恐的特种部队，有各种先进武器可以使。西方各国，在事发之后，对自己国家公民的性命，很是在意，一个劲地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只许妥协，不许弄强，事件涉及国的公使，一日三次跑中国的外交部，像是下命令一样，要求不惜一切代价，保障人质的安全。说起来，当时当政的直系政权，算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对西方最硬气的一届政府(因为民族主义情绪颇浓的吴佩孚的缘故)，因此也是得到外援最少的一届政府，害得政府上下闹穷，政府各部几个月开不出工资，北京大街上，尽是讨薪的政府官员在游行示威，驻外使馆因经费不继，纷纷下旗回国。尽管如此，洋人依然得罪不起，对土匪，不能打，只能谈。毕竟，自晚清以来，洋人不仅代表着强大，而且意味着文明，洋人的命，无论如何都是金贵的。山上的土匪，也十分清楚，他们所倚仗的是什么，他们可以时不时地杀几个中国的肉票(土票)加压，却不动洋票一个指头，洋票在山上，住的条件都比土票好，还允许洋票有“通信自由”，让他们写“匪窟通信”，交到上海报上发表，让外国舆论压政府，外国政府再压中国政府。不过这么一来，一时间，办报的和读报的，都兴奋莫名。

　　唯一让外国人放心不下的是，当时的北京政府，真正能管的地方并不多，山东地方，说起来并不是直系的地盘，压力加在北京政府头上，到底有多大用处，其实是个未知数。反过来，这一点也成了北京政府跟外国人谈判的价码，抵制他们要求对绑匪无条件妥协的压力。利害相关的洋人，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知道全指望中国政府估计也不行，自己也在想辙，最后还是在上海租界的中国通们厉害，说动了上海黑道很有势力、后来成为青帮三大亨之一的黄金荣，让黄亲自出马，带上各位黑道老大的亲笔信，上抱犊崮跟孙美瑶谈判。

　　黑道的面子要比白道大，事实上，在当时，没有土匪傻到跟帮会为敌，否则，他们贩毒走私的买卖就没戏了(这可是土匪的最大宗的收入)。黑道中人，沟通起来很容易，黄金荣上山之后，谈判渐入佳境，孙美瑶不再漫天要价，山东军阀田中玉却得以就地还钱，孙部编成一个旅，由山东地方解决给养，先送上大批的粮食和2000套军服。1923年6月12日，最后一批洋票被释放，孙美瑶下山接受改编，一场塌天大案，宣告结束。

　　不过，孙美瑶的旅长没有做上几天，到了年底，他就被新任的兖州镇守使在枣庄中兴公司设下鸿门宴(中兴公司有个北方著名的富豪俱乐部，吃喝嫖赌，一应俱全，孙美瑶也是常客)，当场，一个石灰包打在孙美瑶的眼睛上(韦小宝的伎俩)，被熏得昏头的他，被一顿乱刀给捅了无数个透明窟窿，脑袋还给切下来传命各处，孙美瑶的部下，群龙无首，在重兵包围下，也只好缴械解散，四散而去，估计大部分还是当土匪去也。

　　从晚清到民国，是乱世。其实兵和匪的界限不是十分清晰，一个地方，当官兵不太能控制局面的时候，就会有匪类出来“帮忙”，官兵要当家，匪兵也要当家，争斗的结果，往往达成一个均势，各收各的“保护费”，维持一个虽说是畸形的，但也是一种秩序。不见得凡是土匪，就一律烧杀抢掠，道理很简单，都烧杀掉了，他们吃什么去？土匪的烧杀，往往针对那些不肯服软的地方，尤其是那些有地方武装，抵抗过他们的村镇，烧杀主要是为了杀一儆百。尽管如此，做土匪的，不管规模多大，最大的心愿还是受招安，从非法状态的收费，转到合法状态来。从晚清开始，也的确不断的有地方官在剿匪不成的情况下，有意招抚一些匪帮，让他们变成官兵，再去打别的土匪，一如《水浒传》上，受了招安的宋江，去打方腊。这些受招安的土匪，也在战斗中逐渐成长，变成一方具有官方身份的霸主，比如北边的张作霖，南边的陆荣廷，都是这个模子，当时有谚曰：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当然，这种情形下的秩序，肯定不会太好了，无论官兵还是土匪，有时纪律都差不多的坏，说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可能有点夸张，但驻兵与驻匪都时常扰民却是真实的。那些由匪变兵的军队，比如张作霖的奉军，一直到小张(张学良)时代，还以纪律差闻名，在老张时代，就可想而知了。

　　不管怎么说，南有干帅(陆荣廷字干卿)，北有雨帅(张作霖字雨亭)，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各地的土匪，都纷纷效法，也有条件效法。事实上，袁世凯死后，由于混战不止，各地军阀，都在招抚土匪，借以扩展势力，只是各地有各地的高招，招抚的方式，有收抚的，也有打抚的。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反正在1923年，山东督军田中玉跟抱犊崮的土匪之间，从原来的相安无事，各管一边，变成了真刀实枪地对打，两个混成旅开到兖州，其实，真实意图是剿是抚，还是以剿逼抚，还真说不清楚，可是，不幸的是，在冲突中，孙美瑶的哥哥孙美珠一个没留神丧了命，所以，激得孙美瑶使出了拼命的招儿，酿成一场大案。

　　不过，在那个大家都怕洋人的时代，这招虽然很灵，足以让官方满足他的条件，拿到一笔做土匪的都想要的特别赎金，却犯了大忌，不光是白道的大忌，也是黑道的大忌——不动外国人，免惹大麻烦，黑道白道，殷鉴不远，都还记得义和团的教训。所以，事过之后，孙美瑶非死不可，官家即使用上韦小宝的下三滥的招数，也得让他死。

　　孙美瑶绑了一笔大票，要到了他想要的赎金，然后全赔了，以后，这种赔老本的买卖，土匪就再也不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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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彭德怀：一生无子女,所有婚恋均无善终[转帖]

彭德怀(1898-1974)，原名得华，谱名清宗，字石穿，1898年生于湖南湘潭乌石镇，6岁开始读《三字经》和《论语》，但10岁就出门讨饭，圣贤的境界与贫穷的现实相距太远。他初恋表妹周瑞莲，两人青梅竹马，1918年订下婚约。但彭德怀离家投军，去寻找“穷人的道理”之时，周瑞莲家却因地主逼债，父亲被逼死，瑞莲也为反抗卖身抵债而跳崖身亡。时为1920年，彭德怀刚混到一个小排长，对这个吃人的社会，他能有什么办法呢？老彭一生为穷人说话，40 年后还到瑞莲家的故址低首徘徊，他是从小就看透了这个世界的不公平也。

所以彭德怀虽然身在吃喝嫖赌的旧军队，但他跟同营战友黄公略等早就约法三章：不做坏事，不贪污腐化，不扰民。1921年，他认识了一个13岁的青楼歌女月月红，本名张素娥，因为坚持卖艺不卖身遭受毒打。彭德怀当即跟朋友们凑了170块大洋给月月红赎身。月月红见彭德怀没有相好的，情愿服侍他一辈子。彭德怀却施恩不图报，给素娥买了船票送她回家了。老彭此举，真是男子汉也。

1922年，在亲友撮合下，24岁的湘军军官彭德怀，娶了尚不满12周岁(冒充14岁)的货郎之女刘细妹(过去很多劳动妇女发育成熟得早，不像现在有些女博士后 30多岁了还不懂人事)，给她改名刘坤模——“女中模范”之意，让她放足，还教她读书写字。(电影《路漫漫》里细妹子的原型即刘坤模)

1928 年平江起义时，彭德怀让她回家，答应革命胜利后去接她，不料从此失去联系。刘坤模以“匪属”之身，漂泊辗转，历尽艰辛，走投无路之下，由陶铸的母亲搭线，在汉口另嫁他人，生有一女。1937年从报上得知彭德怀已经是八路军副总司令，便修书一封，上写“平型关彭德怀收”。老彭居然收到了，便接她到延安，给安排了工作。但二人已然不能破镜重圆，刘坤模后来嫁给了陕甘宁银行的一位处长、山西老红军任楚轩。建国后先在北京，后调到我们哈尔滨工作。80年代刘坤模还是哈尔滨政协委员，写了本《和彭德怀在一起的日子》，对老彭还是一片深情。1987年刘坤模老奶奶回湖南乌石彭总故居参观，写下一诗：“横刀人不见，乌石缅雄风，华厦开新宇，犹忆大将军”。读之令人落泪。

彭德怀等了老婆将近十年，其间也曾有过若干情感风波，据说有美女红军、美女记者和一位著名的美女作家追求过他(猜猜是谁)，其中还有金发碧眼的洋妞，虽然说法不一，但有案可查的至少两次。老彭都没有真正动心。那位洋妞追彭总时，老彭说：“我是打仗的，随时都要上前线，且准备牺牲，战争是长期的和非常残酷的，所以我们不能相爱。”可对方听了此言，越发觉得老彭英雄，大叫一声说：“我爱你！为你，我不怕任何危险！”按照“好莱坞”模式，下面应该是什么场面了？可老彭居然不解风情，说了句大煞风景毁坏情节的话：“你爱我，我很感激，可我不爱你呀。”但这回见到刘坤模，他死心了。他说“这不能怪我，也不能怪她。”那只能怪命运了。　

　 1938年双十节，由王明的夫人孟庆树介绍(一说陈赓介绍)，40岁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在延安娶了北师大著名的浦氏三姐妹(洁修、熙修、安修)中的小妹、20岁的嘉定姑娘浦安修(1918-1991)，婚后无子女，但共度战争岁月，感情甚笃。庐山会议后，浦安修几经斟酌，终与彭德怀在60年代脱离关系。当时老彭切开一个大梨，二人各吃了一半。特殊时代，情有可原，外人也不好说三道四。1959年，彭德怀在政治郁闷中曾对秘书说：“我现在很思念刘坤模同志！”此言颇值回味也。文革中，北师大揪斗彭德怀，把浦安修也抓来陪斗，彭德怀大喊：“我和她早就分手了，她是无辜的！”但浦安修还是受了皮肉之苦，差点自杀。晚年中央仍然承认她是彭德怀夫人，参与了《彭德怀自述》的整理工作。

老彭一生无儿无女，所有婚恋均无善终。除了抗美援朝回国后，以功高盖主之威，喑呜叱咤了那么几年之外，真没享受过几天顺心的日子。老将们说彭总粗暴专断，爱骂人训人，甚至骂哭过刘伯承，包括在庐山大会上用粗话骂毛泽东，这可能都跟他心情不顺有关，凡粗暴骂人者，往往是值得同情抚爱之人。

彭德怀面相有近似朱德之处，两人有案可查的情缘均为6次。但一望而知，朱德是个福相，而老彭是个苦相，属于活没少干，肉却没捞着吃几块的苦力。要不怎么朱德当总司令，老彭当副总司令呢。据朱敏回忆，他们两位老总喜欢下象棋。同样是吃子，朱德是先用自己的子将对方的子扫开，再拣出棋盘，排成一溜，有滋有味地欣赏自己的战利品。而彭德怀吃子的模样挺吓人，把自己的棋子砰然砸在对方棋子上面，然后从下面弹出来，扔在一边，一副提刀四顾的牛劲。老彭一悔棋，朱德就抓住他手腕圆睁眼睛叫道：“不能赖棋，放下。”彭德怀则梗着脖子：“你是偷吃，不算。”朱德说：“吃你的子，还要发表声明吗？战术不行就不行嘛，悔棋算啥子。”

彭德怀说话难听是著名的。抗战初期，蒋介石单独约见彭德怀，施以笼络，问他家中有何困难，一定予以关照。彭德怀答曰：“承委座垂询，职家早蒙何键主席关照过，连三代祖坟都挖了，家弟二人至今流落他乡。”蒋介石气得有苦难言，只好暗恨：“不识抬举，早晚有人收拾你！”

毛泽东说朱德是“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而说彭德怀是“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一个是坐帐的，一个是陷阵的，已经说得再透辟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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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他的“激进派”老师李漱清 [转帖]

　　　　1951年11月8日,毛泽东和他的师友在中南海合影。从左至右:罗元鲲、张干、毛泽东、李漱清、邹普勋。
　　1936年,毛泽东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还有一种事对我有影响,就是本地一所小学来了一位‘激进派’教师,说他是‘激进派’,是因为他反对佛教,想要去除神佛。他劝人把庙宇改成学堂。大家对他议论纷纷,我最佩服他,赞成他的主张。”
　　这位“激进派”教师,就是李漱清。
　　李漱清1874年生于湘潭韶山冲陈家桥,比毛泽东大19岁。他在湘潭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多所学校执教,是一位充满爱国激情、思想进步的教师。他极力主张将私塾办成“洋学堂”,因而遭到思想保守的封建豪绅和地主老财的一致反对。此时,正值1907年,14岁的毛泽东已在私塾读了5年书。在私塾,他打下了较深厚的古文基础,但对私塾那种“读死书”不求甚解的学习方法却极其反感。因而,他十分希望有一个新的学习环境,能学到更多更新的东西。这时,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正好想让已经识几个字的儿子回家帮他种田、记帐、跑买卖。于是,毛泽东只好顺从父亲的意思,辍学回家种田。此时,李漱清从湘潭师范学校毕业归来。李漱清全新的办学理念,深深吸引了毛泽东。一天,毛泽东专程来到五六里以外的李漱清家,向他求教。李漱清深受感动。他从毛泽东的言谈中得知这是一位很有培养前途的少年,只可惜在韶山这样闭塞的地方和他保守的父亲,耽误了他的前程。于是,便同情地对毛泽东说:“从今以后,你劳动之余,只要有时间,便到我这里来读书习文,我这里有好多湘潭带来的新书,你想看什么,尽管来挑!”
　　从此,李漱清便收下了毛泽东这位好学的半耕半读的学生,毛泽东经常到李漱清那儿请教、借书。李漱清向少年毛泽东讲述爱国和做人的道理,热情地向他推介多种进步书报。毛泽东的父亲是一位十分精明的农民,看到毛泽东已能干点事,便少雇一个帮工,要毛泽东挑粪、犁田、播种、砍柴、放牛、舂米……因而,毛泽东整天没有一点空闲,晚上还要帮父亲算帐,常常忙到深夜。他从李漱清那儿借来的大摞大摞书本,只能“束之高阁”了。他为此非常苦恼,常常深夜等父亲睡了,悄悄到五六里外找李漱清“诉苦”,但李漱清也爱莫能助。毛泽东每次到他家去,他都给毛泽东讲解《颜氏家训》及古人刻苦读书的故事,要毛泽东“知难而进”,告诉他“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毛泽东从李漱清的谆谆教诲中得到很多启发,受到很大鼓舞,更加坚定了刻苦学习的决心。于是,白天没有时间学习便利用晚上攻读,他等严厉的父亲熟睡后,悄悄将窗户用棉被捂严,挑灯奋读从李漱清家借的一大摞一大摞书籍。有时,父亲来“查夜”,毛泽东怕父亲发现,便躲到存放杂物的小阁楼去读。小阁楼霉气很重,他一点都不在意,蚊虫叮咬,他就在床头放一条木凳,木凳上搁盏桐油灯,他将头从蚊帐里伸出来,趴在床头,不顾一切地啃着从李漱清处借来的一本本新书。天长日久,他的高度“秘密”还是被精明过人的父亲“侦探”到了:一天夜里,毛贻昌半夜起来给牛添饲料,听见毛泽东卧室内有“悉悉”的翻书声,便悄悄走近窗户,猛地揭开那床挡光的棉被,于是儿子的全部“机密”在父亲眼前暴露无遗。父亲暴跳如雷,怒不可遏地吼道:“石三伢子,你一夜熬掉我一盏桐油,一个月就是几百元铜钱,你这样胡乱搞下去,我这份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家产,早晚会败在你这个不孝后代手里!”说着,夺过儿子手中的书,猛地往地下一扔,骂道:“你从哪儿弄来这些闲书,把你弄得如此神魂颠倒!”毛贻昌低头一看,只见书封面上写着“李漱清藏书”几个字,他一跺脚,吼道:“好你个李漱清!用这些闲书、杂书,将我儿子害成这个样子,我找我算帐去!”
　　第二天,毛贻昌找到李漱清大吵一顿。李漱清耐着性子对毛贻昌好言相劝:“贻昌,你家的润之,是一块好材料,好好让他读点书,他会大有出息的!”
　　毛贻昌脚跟一跺:“有出息!有出息!不干活,光看书,就能填饱肚子呀!”说完,“通通通”地一甩手走出李漱清家。
　　当天晚上,毛泽东便到李漱清家道歉。李漱清对毛泽东摆着手笑着说:“只要你读完我借给你的书,我受点委曲根本算不了什么!另外,我告诉你,你读书之前,先干完你父亲交给你的农活,看他还能说什么?”
　　于是,毛泽东照着李漱清的嘱咐去做。一天,毛泽东干完农活后,坐在毛栗树下看书,毛贻昌看到后火冒三丈,抄起扁担就要打。毛泽东拦住扁担说道:“我干完了你交给我的挑十五担肥的全部农活,你凭什么还要打我?”毛贻昌往稻田里一望,稻田里确实有十五堆高高的肥堆,足足有十五、六担,便没有再说什么。毛泽东便趁势与父亲“约法三章”:一、读书之前干完全部农活;二、做完全部家务;三、算完当天的帐。毛贻昌不得不表示同意。从此,毛泽东便获得读书的“自主权”,可以安心地读从李漱清家借来的《隋唐演义》、《封神演义》、《说岳全传》等全部历史小说,还读完了救国图存爱国主义方面的《盛世危言》、《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等方面的进步书籍。
　　毛泽东看完这些书后,对李漱清问道:“漱清先生,你借我看了这么多书,为什么书中所有的人物都是皇帝和当官的,没有一本书的主人公是农民呢?”
　　李漱清语塞,一时竟答不上来。毛泽东接着分析道:“我发现,这些当官的,不必种田,有农民交租养活他们。而那些写书的人,都是富贵人家出身,他们没有吃过种田的苦,他们怎么会去写种田的人呢?”
　　李漱清怎么也没想到,一个十四岁的小孩,竟将这一自己都没想好的问题想得这么深。他频频点着头说:“润之,你说得对!书中没有农民,正是这个道理!”
　　毛泽东听了李漱清的鼓励,十分高兴,说:“我长大了要专门写一部关于农民的书,写一部关于受苦人的书!”
　　李漱清摸着毛泽东的头说:“有志气!这部关于农民的书就靠你来写了!”心里却在想道:毛泽东少年时代就这么锋芒毕露,长大了很可能要吃亏。于是,他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幅条幅:
　　硬就硬,莫激烈;

　　软就软,莫投降。
　　李漱清送给毛泽东的这幅条幅,影响了毛泽东的一生。
　　李漱清力主毛泽东继续读书。他深知毛泽东的父亲一定会激烈反对,便和毛泽东一起到家里进行劝说。在李漱清的耐心劝说下,毛贻昌终于同意毛泽东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和省城长沙读书。
　　1911年到1921年间,毛泽东在长沙读书和上海等地从事革命活动期间,每次回到家乡韶山冲,都要去李家屋场,专程去看望自己的老师李漱清。1925年2月,毛泽东和杨开慧一起从上海回韶山养病,并领导当地农民运动。李漱清本人大力支持当教师的大儿子李耿候,协助毛泽东建立秘密农民协会、创办农民夜校和反帝爱国组织“雪耻会”,开展反帝、反封建宣传和平粜、阻禁等斗争。后来,李耿候由杨开慧介绍入党。同年8月,军阀赵恒惕派兵追捕毛泽东,李漱清、李耿候父子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毛泽东脱险,到达广州。不久毛泽东在广州代行国民党宣传部长职务,并邀请年过半百的李漱清协助自己主编国民党中央宣传刊物《政治周报》。李漱清在工作中任劳任怨,勤勤恳恳,毛泽东以代理宣传部长名义,下令嘉奖李漱清。后来,为了充分发挥李漱清的宣传才干,毛泽东亲自推荐他到湖南省政府工作。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带队伍上了井冈山,与李漱清失去联系。李漱清仍回韶山当小学教师。李耿候和胞弟李贡候一道参加了工农革命武装,一直没有消息。
　　解放以后,李漱清要儿子李介候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热烈祝贺革命胜利,并询问李耿候等情况,毛泽东接信后,立即给予回信:
　　介候先生:
　　惠书敬悉,深感厚意。
　　耿候兄自一九二八年在湘赣边界云宁冈山见过一面,随即率队返湘南以后,未再见过。传闻殉难,似属可信,时地则无从查问了。
　　尊翁健在,可为庆贺。尚祈转致问候之意。
　　率复,顺祝
　　健进!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李漱清读到毛泽东回信以后,异常激动。立即给毛泽东去信,谈到儿子李耿候、李贡候,孙子李德浑加入红军作战牺牲的情况。毛泽东给李漱清回信对此“极表同情”,说“李耿候、李贡候、李德浑三人为革命牺牲,均应发给光荣纪念证件。”后来,李漱清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怀下,领到了三位亲人的《革命烈士证明书》和抚恤粮。
　　李漱清和自己这位最亲密的学生已有二十多年未见了,他多想看一看昔日亲密无间的学生毛泽东,和他亲切地叙一叙师生之情呀!
　　盼啊!盼啊!这一天终于盼到了!
　　1952年7月11日和8月2日,毛泽东两次写信给他的老师和堂兄毛宇居,说为了了解乡间情况,邀请李漱清,启蒙老师邹春培之子邹普勋进京,住一至两个月。特大喜讯传来,大家激动不已,立即从韶山启程赴京。
　　9月26日,李漱清和邹普勋,一师校长张干、历史教员罗元鲲一起在丰泽园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到年近八旬的李漱清身体十分健康时,高兴地紧握着他的双手说道:“您老人家好健旺呀!”
　　毛泽东设家宴招待李漱清一行。席间,毛泽东向李漱清道:“你家是不是还是原样子?树砍了没有?”李漱清答道:“没有砍。”毛泽东说:“树没砍就好!山里要绿化,树木要保护下来!”李漱清趁毛泽东谈兴正浓,便把韶山乡党支部一份汇报材料呈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对李漱清说:“漱清先生,当年您大力主张拆祠堂,毁庙宇,办学堂,是个有名的激进派!现在,您也要在各个方面带个头啊!”李漱清连连点头说:“好!好!这个头我一定要带!”正谈着,毛泽东的生活秘书请毛泽东休息。毛泽东笑着对李漱清等老师们说:“我这位生活秘书的权力很大呢!今天,就先谈到这里吧!我陪你们去参观一下中南海。”参观完中南海,毛泽东还请李漱清一行看电影、吃饭、照相,国庆节还请他们登天安门观礼。
　　回到韶山以后,李漱清将在北京见到自己学生毛泽东的情况一一告诉自己的老伴和乡亲,并多次写信向毛泽东表示感谢。毛泽东回信请他“保重身体”,并请告知乡间情况。李漱清将乡间情况一五一十,实事求是地写信告诉毛泽东,毛泽东回信说:“承告乡情,甚感。”
　　1952年11月,李漱清被聘为湖南省文史馆馆员,1957年2月谢世。临终前,还再三对自己的子女说:“请你们转告毛主席,请他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我们的国家,还有多少大事要他去做啊!”
　　毛泽东得知李漱清逝世,非常难过,说李漱清为革命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并再三嘱咐有关部门,一定要照顾好李漱清的遗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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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七会赫鲁晓夫[转帖]

　　
　　邓小平一生中八次到苏联,其中七次都是与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打交道。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苏两党逐渐产生分歧,进而在60年代演变为空前规模的大论战,并最终导致两党关系的中断和两国关系的严重倒退。为加强****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邓小平往返于中苏两国,以其聪明的才智,为中国外交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在中苏论战中,邓小平作为中方主帅之一,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建国后初赴苏联,赫鲁晓夫说:“这个人可厉害,我跟他打过交道。1956年是他来了,你可别看他个子低一点,他的智慧、思想水平很高。”
　　1956年2月,苏共中央决定于14日至25日召开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并邀请中国****派团列席。中共中央组织了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朱德为团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谭震林、王稼祥和候补中央委员刘晓为成员的代表团赴苏。在苏共二十大上,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作了尖锐批评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思想上的严重混乱。自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敌对势力利用这一秘密报告,在全世界掀起了反共高潮。邓小平对此很气愤,说:“斯大林是国际人物,这样对待他是胡来!不能这样对待革命领袖斯大林!”不久,回国后的邓小平参与中共《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讨论和修改,将此文发表在4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阐明中共的观点:“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也是一个犯了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
　　是年6月28日,波兰波兹南发生了工人罢工、上街游行示威事件,随后波兰的其他一些地方也开始发生骚乱。波兰事件发生后,引起了中国****的极大震动。10月2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处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决定派代表团赴苏联就波兰事件与苏共中央协调。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最后确定: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刘少奇、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率代表团赴莫斯科分别与波兰和苏联代表团会谈。并定出会谈的着重点:要着重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劝说波兰党顾全大局,劝他们协商一致,达成巩固波苏友谊。10月23日,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和师哲乘坐苏联派来的专机赴莫斯科。从23日起,苏、波、中三国党的代表团在莫斯科像走马灯似地轮流双边会谈,邓小平表现出了杰出的外交才能。
　　正当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与苏联、波兰党代表团会谈之际,匈牙利事件发生了。从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匈牙利布达佩斯等地也开始发生工人罢工、示威游行和骚乱,而且局势发展得越来越严重。面对匈牙利的严重局面,苏联决定从匈牙利撤军。苏联从匈牙利撤军,在当时来说等于放弃了对匈牙利工人党的支持,导致匈牙利人民政府垮台。中共代表团从苏方获得这一消息后,立即电告党中央,请中央指示对此事应采取的方针。中共中央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会后电告在莫斯科的刘少奇和邓小平,要他们代表中共中央郑重向苏共中央提出,中共不赞成苏联从匈牙利撤军,建议苏军仍然留在匈牙利,帮助匈牙利党和人民平息骚乱。刘少奇和邓小平接到电文后,马上约见苏共中央代表团,向他们转述了中共中央的意见。起先苏方不听,仍固执己见,后来在刘少奇、邓小平多次做工作后,才表示暂不从匈牙利撤兵。
　　邓小平于1956年的两次苏联之行,给赫鲁晓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先前赫鲁晓夫对邓小平并不了解,1954年9月赫鲁晓夫率苏共中央代表团赴北京参加中国国庆大典时,与邓小平曾见过一面,当时邓小平并没有引起他的太多注意。在赫鲁晓夫的印象里,邓小平只是很多副总理中的一位,中苏友协名誉理事之一。1956年这两次可不一样,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这个人可厉害,我跟他打过交道。1956年是他来了,你可别看他个子低一点,他的智慧、思想水平很高。”
　　1957年再赴苏联,赫鲁晓夫深深领会毛泽东对邓小平高度评价的内涵。
　　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党除了在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有分歧的外,在有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也产生了一系列分歧。这些分歧本来是可以通过和平协商加以解决的,但苏共以老子党自居,无端开展了对中共的攻击,不但使问题未能解决,而且恶化了两党、两国的关系,使国际****主义运动走向分裂。1957年11月,各国****和工人党的代表齐集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并商讨有关国际共运的重大问题。毛泽东于11月2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提前赴苏。中国党政代表团的组成是最高规格的,毛泽东为团长,宋庆龄为副团长,成员有:邓小平、彭德怀、郭沫若、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沈雁冰、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刘晓、赛福鼎。邓小平此次赴苏,主要是作为中国党的代表,主持宣言的起草工作。在赴苏之前的10月28日,中共中央就收到了苏共中央起草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共同宣言的草稿,在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这个宣言草稿时,与会者一致认为这一宣言与中国党的观点相差甚远,于是决定在代表团赴苏后由中方再起草一个稿子,和苏方讨论,争取与苏取得一致。
　　中共代表团抵达莫斯科的当天,就收到了苏共方面起草的宣言的第二稿。邓小平看后,觉得这个稿子跟第一稿差不多,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政治报告中的有片面性的观点还保留着,照这些观点做出的共同宣言是有害的。11月3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前往中国党政代表团驻地拜会毛泽东。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我提早来就是为了宣言的草稿,我们要搞一个好的草稿。我们党也准备起草一个稿子,供你们考虑。当天晚上,中国党政代表团开始起草宣言,由陆定一、胡乔木和陈伯达分头执笔起草宣言的初稿,邓小平主持讨论修改,毛泽东最后审定。11月5日初稿出来了,提交苏共中央。
　　从11月6日起,中方由邓小平牵头,苏方由苏斯洛夫挂帅,双方各出几个人开始讨论苏方的第二稿和中方提交的初稿,双方各自阐述自己稿子的理由。经过讨论最后一致同意在中共代表团起草的稿子基础上进行修改、补充。直到11月11日,中苏两党共同提出的宣言草案才正式出台,随后交给与会的60多个兄弟党讨论。从12日起,各兄弟党开始协商。讨论宣言草案,以取得一致意见。经过毛泽东、邓小平等的努力,最后大家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基本达成一致,12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签定了一个宣言,即《社会主义国家****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宣言》,亦称《莫斯科宣言》。这次国际性会议取得了成功,中共在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工人党中的威信提高。邓小平作为中国党政代表团的重要成员,在整个会议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于邓小平在会议期间表现出的卓越才能,毛泽东十分赞赏,在苏共中央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毛泽东曾对赫鲁晓夫说:“邓小平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一个领导人才。”赫鲁晓夫深深领会毛泽东对邓小平高度评价的内涵,后来他这样回忆:“毛曾经指着邓对我说:‘看见那边那个小个子吗?他非常聪明,有远大的前程……’”
　　1960年三次到莫斯科,两次作为代表团团长与赫鲁晓夫面对面的交锋,赫鲁晓夫情绪激动,有些失控。
　　1958年4月,苏联国防部长马力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在中国建立用于潜艇舰队海上通讯联络的长波电台。因此涉及中国主权问题,中共中央坚决不同意。7月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回答中国关于希望苏联提供原子能潜艇的问题时,又提出了要组建中苏共同舰队的意见。毛泽东当场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他生气地说:“打起仗来,苏联军队可以过来,中国的军队也可以到苏联去,我们是同盟国,可是搞共同舰队,就是要控制,要租借权。提出所有权各半,是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半个指头也不行。”毛泽东要尤金大使把他的话如实的向赫鲁晓夫汇报,不要粉饰。赫鲁晓夫收到尤金的报告后,急忙来到中国,同毛泽东会谈。会谈中毛泽东对苏方的无理要求予以回绝,这是中苏关系由顶点到闹翻的开始。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单方面撕毁了1957年10月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接着,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苏联为了自身在南亚战略的需要,不顾事实****与是非,由塔斯社于9月9日发表关于中印边境事件的声明,对中印冲突“表示遗憾”,从而把中苏分歧公诸于世。同年9月赫鲁晓夫赴美,同艾森豪威尔先在华盛顿,后在戴维营会谈,要搞苏美合作,以达到主宰世界的目的。更有甚者,1960年6月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违背事先的约定,对中共采取突然袭击。6月21日,苏共代表团向参加会议的兄弟党代表团散发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对中共进行全面的、毫无根据的攻击,歪曲****,一手挑起了中苏两党的大论战。1960年7月28日至9月1日,苏方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并停止派遣按照两国协议规定应该派遣的数百名专家,并带走全部设计图纸,给新中国的经济建设造成重大损失。
　　面对日益紧张的中苏关系,为了维护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利益,在越南党等的调停建议下,中苏决定于1960年9月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并成立26国****、工人党起草委员会。毛泽东预料到这又是一次斗争,而且斗争会相当激烈。9月13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确定了中苏两党会谈的方针。会议认为,苏方不一定真的要搞团结,很可能要压服我们。因此,中共代表团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参加26党的起草委员会,既要坚持原则,针锋相对,反对赫鲁晓夫将苏共一家的观点强加于人的错误做法,又要有理、有利、有节,从世界大局出发,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无疑,这次赴苏的中共代表团团长的人选至关重要。毛泽东对邓小平前几次的莫斯科之行十分满意。于是他提议邓小平为团长。
　　9月15日,中共中央代表团飞赴莫斯科,副团长为彭真。中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受到苏方高规格的热情接待。但中苏间的激烈斗争,几乎从中共代表团一到达便开始了。在苏共中央于克里姆林宫叶卡捷琳娜大厅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赫鲁晓夫借阿尔巴尼亚影射攻击中国****:“阿尔巴尼亚对不起苏联****。”
　　邓小平非常清楚赫鲁晓夫攻击阿尔巴尼亚的真实用途,便直率而又诚恳地对赫鲁晓夫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小党,能够坚持独立自主,你应该更好的尊重人家,不应该施加压力。”
　　赫鲁晓夫显得有些激动,脸一下涨红了,他大声说道:“这不仅仅是苏共和阿共之间的分歧问题。他们拿了我们的金子和粮食,可是反过来又骂我们……”
　　邓小平严肃地说:“援助是为了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而不是为了控制和干涉,你援助了人家,人家也援助了你嘛!”
　　赫鲁晓夫一时语塞。
　　中共两党的会谈是从9月17日开始的,苏方以长期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苏斯洛夫为首,成员有:科兹洛夫、安德罗波夫、波斯别洛夫。中方以邓小平为首,成员有:彭真、陆定一、康生。会谈是围绕中共中央的《答复书》展开的,这由邓小平参与主持撰写的《答复书》,系统地对苏共歪曲中共的观点进行了逐一驳斥,因而遭到苏方的作难。经过4次会谈,邓小平认为中苏两方很难再谈下去,便决定率团回国,将问题留在不久将召开的起草委员会上讨论。
　　10月2日,有26国****、工人党代表参加的起草委员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主要讨论为全世界****、工人党代表会议准备一个声明草案。于是邓小平又一次率中共代表团赴苏。在苏共中央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赫鲁晓夫仍然忘不了对中共代表团的攻击:“现在我们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看法上,与中国同志有分歧。根据中国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这篇文章来看,我们说,中国有许多错误的观点。”赫鲁晓夫一边说着,一边用眼角瞟了一下邓小平。
　　邓小平不紧不慢地端着杯子走过来说:“赫鲁晓夫同志,关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看法,是当前各兄弟党都面临的重要问题,各党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不能经你划线。”
　　“这种观点我不能接受。”赫鲁晓夫显然又冲动起来了:“你们说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但我方提出的意见,你们并不接受。”
　　邓小平说:“可我们也没有强迫或要求你们接受我们的观点呀!”
　　“邓小平同志,苏美戴维营会谈你们就唱了反调。”赫鲁晓夫坚持说。他对中国不赞成戴维营会谈中的一些观点早就心怀不满,今天终于发泄出来了,而且越说越激动,连脖子都涨红了。“为首为首,我们为首是只能出面召集一下会议,这样的为首我们不当了。”他继续发泄道。

　　邓小平说:“为首也不是老子党,可以随便发号施令,任意规定别的党怎么做。”他话语坚定,总是戳在赫鲁晓夫的痛处。
　　经过邓小平等的努力,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经过激烈的争论,在最后达成的协议中,终于删去了中共代表团坚持要求删去的关于“派别活动”、“和平过渡”、“斯大林问题”等章节。此后,中苏分歧公开化、激烈化。
　　同年11月,苏共主持在莫斯科召开有81个****和工人党代表参加的会议(即莫斯科会议)。11月5日,以刘少奇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飞赴莫斯科。这是邓小平一年中第三次到苏联。代表团出发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了几次会议,讨论了当前中苏分歧的势态,认为从中苏两党会谈和26国党起草委员会的情况来看,苏共方面还会与中共继续争论,而且争论可能会更为激烈。我们的方针应当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放手斗争,不怕破裂,以斗争求团结,力争达成一定的协议。
　　会议于11月10日下午在克里姆林宫拉开序幕。当苏斯洛夫代表起草委员会向大会报告起草声明的经过后,赫鲁晓夫第一个发言。在他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发言中,其基调根本不是要缩小分歧,寻求团结,而是借题发挥,不指名地对中共进行一系列的攻击。其用意很明显是要挑起争论,要组织发动听他指挥棒的党在这些问题上围攻中国****。11月14日下午,中共代表团副团长邓小平发言。发言的内容主要是中共9月10日给苏共《答复书》的内容,一共讲了十几个问题,给赫鲁晓夫以有力的回击。讲到赫鲁晓夫的对美政策时,邓小平有力地说,赫鲁晓夫对我们这么恨,可是他对美国帝国主义却那么爱,对我们的敌人极其美化之能事。在邓小平发言时,整个会议大厅坐得满满的,会场空气非常紧张,鸦雀无声。
　　邓小平的发言对会议震动很大,他的调子比赫鲁晓夫高八度,赫鲁晓夫发言时没有指名,邓小平则公开指名,把问题揭开了,从而在气势上占了上风。11月23日,赫鲁晓夫作第二次发言,他首先表示支持跟着他指挥走的、攻击中国****的那些人的发言,然后他恶毒攻击中国、阿尔巴尼亚搞派别活动走错误的道路,并对时代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共处问题等问题大发感慨。针对赫鲁晓夫的发言,24日上午,邓小平作第二次发言,发言除了重申中国****对关于时代、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等问题的原则性意见外,着重揭露赫鲁晓夫实行的路线实质上是屈服于帝国主义和国际资产阶级的压力,违背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从自己不革命的到反对人家革命的错误路线。在中共代表团义正词严的斗争下,苏共中央终于采取了协商和妥协的态度。81个****和工人党于12月1日通过了共同签署的《莫斯科声明》。苏方同意取消对所谓“派别活动”的谴责,接受了关于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关于兄弟党的关系应一律平等等正确观点。
　　对于莫斯科81党会议,毛泽东对中共代表团予以很高评价:“成绩很大,应该说取得伟大的成果,基本上把赫鲁晓夫发动的反华攻势打下去了。”充分肯定了邓小平与赫鲁晓夫的较量:“赫鲁晓夫很怕你(指邓小平)这棍子(邓1959年腿部骨折,接起来后还没有完全恢复,参会时拿着一根手杖,赫鲁晓夫在中苏两党会谈时曾提出这个问题)。你这根棍子出名了。我们党有九十几个中央委员,只有四个人出面和苏方对骂,这就是彭真、康生、胡乔木,加一个邓小平。”
　　1963年参加中苏论战,赫鲁晓夫曾说,邓小平人那么矮,但是一个重量级拳师。
　　莫斯科81党会议后,激化的中苏矛盾暂时得以缓和。但随着1961年10月在苏共“二十一大”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和阿尔巴尼亚的攻击,刚刚缓和的中苏关系又紧张起来。此后发生了苏联支持中国塔城和伊犁地区暴乱,在中印边境冲突中袒护印方等一系列事件。1962年12月,苏联又宣布与阿尔巴尼亚断交。中苏争执更加激烈。中共中央于1962年12月至1963年3月,连续发表7篇答辩文章,批判了苏共领导。中苏两党分歧进一步发展到国家关系上。
　　在这种形势下,1963年初,苏共中央致信毛泽东,提出两党不要再公开争论,建议两党举行会谈,并提出五点会谈意见。中国****出于团结的愿望,同意谈判。7月6日至20日,中苏两党会谈在莫斯科举行。中共以邓小平为团长,彭真为副团长,康生、杨尚昆、伍修权、刘宁一、潘自力为团员,吴冷西、范若愚、张香山、姚溱、王力、余湛为顾问。苏共中央还是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欢迎宴会;中共论战也就是从宴会上开始。赫鲁晓夫在祝酒时就锋芒毕露:“我们还是希望两党能够消除分歧。苏联****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我们对中国****是怀有友好的感情的。”
　　邓小平神情庄重地表示:“我们也是带着团结的愿望、友好的愿望到这里来的,我们真诚希望消除分歧。”
　　赫鲁晓夫马上声明:“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将继续坚持。”其意是要中共接受他们的观点。
　　邓小平心理明白得很,于是他毫不客气地说:“即使分歧一时消除不了,也可以保留各自的观点,不要把意识形态的分歧继续扩大到两国关系上。”
　　“至少应该做到互相在报刊上停止攻击。”赫鲁晓夫显然有些急切,话讲得很快。
　　邓小平明确表示:“你们发表了告全体党员书,你们片面地攻击我们,讲够了。我们不攻击!不用攻击性语言,但我们还没有表示态度呢。我们要表明态度,在适当的时机表明态度。”他微微一笑,重复一遍:“我们将表明自己的态度,叫两党全体党员了解双方的观点。”
　　赫鲁晓夫显得又有些失控,他用餐刀敲响菜盘:“要团结就必须停止相互论战!”
　　邓小平针锋相对地说:“停止论战是中国****早就提出的建议,你们一直没有重视,不接受我们的正确意见,实际一直在攻击我们,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停止这种攻击,我们该答复的总要做出答复。”
　　宴会上的交锋如此,正式会谈就更不用说了。从7月6日开始,至7月20日,中苏两方共进行了9次会谈。苏方以苏斯洛夫为首,成员有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格里申、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苏共中央书记、联络部长安德罗波夫、苏共中央书记伊利切夫、《真理报》总编辑萨丘科夫和驻华大使契尔沃科。会谈地点在列宁山上的苏共中央会议厅。在第一次会谈中,苏斯洛夫作长篇发言,对中共对苏共领导的批评和中共观点进行了攻击。在第二次会议上,邓小平发言,指出苏斯洛夫发言中在许多重要原则问题上歪曲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随心所欲地解释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并谈了中苏分歧的由来。这两次会谈都毫无成果。以后双方又进行了7次会谈,每次会谈基本上都是一方谈一方听,一来一往,各说各的。西方舆论称会谈是“聋子对话”。

　　举世瞩目的中苏两党会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更谈不上一致意见。7月21日,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返回北京,在机场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及各部门负责人和首都群众5000多人的隆重欢迎。这是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出国代表团归来的为数很少的一次。
　　这次中苏论战达到了中共预定的方针,邓小平率团赴苏之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定出的方针是:根据苏方对两党会谈毫无诚意的现状,我们必须更加强调坚持原则,也并不放弃争取不破裂的机会,但必须有破釜沉舟的坚定性,才能击退苏方的攻击,争取破而不裂。
　　对于邓小平率代表团1963年的莫斯科谈判,毛泽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代表团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他解释说:“完全胜利是什么呢?你们没有同苏方达成任何有失原则的协议,这就是完全的胜利。现在目的已经达到,就是两党会谈暂时告一段落。象公报所讲的以后再继续举行。留这么一个尾巴,这么一个余地,就是说中苏两党的关系还不是完全破裂。但是离破裂也差不多,已经到边缘了。”谈到邓小平,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曾经讲过,邓小平那么矮,但是一个重量级的拳师。事实上是这样,赫鲁晓夫都搬不动你,斗不过你,苏斯洛夫更不在话下。”
　　20多年后,邓小平回忆中苏论战时说:“从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6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邓小平的话,既是中苏论战的评价,又是对自己在论战中所起作用的实事求是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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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心动魄：军统特务秘密刺杀李宗仁的内幕 [转帖]

1949年1月至1950年初，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不甘心在内战战场的全面失败，妄图利用暗杀手段，对持有不同政见、准备走和平之路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着名的爱国人士等进行\"定点清除\"。这张暗杀名单列有87人。在这张名单背后，是屠夫的疯狂、志士仁人的鲜血和拯救生命的努力......

秘密炮制暗杀名单

1949年1月1日，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蒋介石无奈发表\"求和\"文告。同日，新华社广播了毛泽东撰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评论，揭露蒋介石的伪善面目。1月14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撰写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和平谈判的八项政治主张。其中首要条件就是惩办战争罪犯，以及废除伪宪法与伪法统等。

这八项条件对蒋介石而言犹如五雷轰项，视其为要他无条件投降的\"哀的美敦书\"，他只好假惺惺地对李宗仁称：\"就当前局势来说，我当然不能再干下去了。\"21日，他正式宣布交权引退，由李宗仁出任国民党南京政府\"代总统\"。随即，他返回老家浙江奉化溪口镇。

蒋介石回乡伊始，除拜祭母庐、与雪窦寺长老长谈外，一般是足不出户，如同老僧打坐一样终日闷坐于屋内。1月25日早晨，蒋介石起了个大早。他双眉紧锁，两眼微闭，斜靠在美式真皮沙发上。\"父亲！\"一阵轻风带过，身着藏青色中山装的蒋经国已悄然走近室内，他弯下身说道：\"据南京方面的消息，李代总统昨日深夜发布了第一号总统令。\"

\"唔！\"蒋介石陡地睁开眼，惊疑地问道：\"深夜发布？什么内容？\"

\"据说是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和一切在押的政治犯。\"蒋经国不安地答道，\"听说中央社今天要播告全国。\"\"有这等事体？\"蒋介石眉梢一扬，从沙发中霍地起身，伸出手往前面的桌上一点，\"经国，你把收音机打开，听听中央社的新闻。\"

稍顷，收音机内便播报出李宗仁的\"第一号总统令\"：\"中央社消息，李代总统发布第一号命令，即日起着手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和一切在押的政治犯......李代总统声称，为了响应国共两党和谈的诚意，他将派专机前往张、杨二人的囚禁地，迎接二人共商国是......\"

\"一派胡言！\"蒋介石勃然变色，大步走上前一把关掉收音机，几乎是朝蒋经国怒吼道，\"叫毛局长毛人凤来。\"

\"我的好学生都死光啦！\"蒋介石对闻讯而来的毛人凤孩童般的将手一挥，\"你说说看，你们军统为什么如此不中用。\"

蒋介石在正式宣告引退回到溪口前，毛人凤向蒋首先表示\"与总裁共进退\"，随即报告了自己为应付李宗仁的主张，已经将军统的全部财物、机要、档案、人事及指挥机构等，均移往台北。为应付李代总统，让徐志道出任空头局长。

当时，蒋介石大为高兴，连加赞赏说：\"好！好！你走到我的前面！\"

毛人凤遂跟从蒋介石回到了溪口。没想到，跟来没几天，李宗仁的第一号命令便让毛人凤替人受了蒋介石的责骂。毛人凤立即从溪口赶去上海，就住在上海市警察局长毛森公馆内。他接到台北转来徐远举的电报，当即回电：\"适当释放少许中共在押人员，以缓各方舆情。杨虎城没有总裁指示，不得释放，可由周养浩移送贵州暂避风声......\"

二月溪口，春寒料峭。毛人凤悄然由上海潜来溪口。蒋介石依旧一身长袍，在丰镐房召见了毛人凤。蒋介石见火候已到，这才透露心机：\"鉴于目前局势，非用非常手段是不能挽救党国于危难之际的。你同军统同志多多商量，给我拟定出一个详细的名单，对那些心存异志、危害党国的危险分子，不能心慈手软。要用非常手段加以肃清。内惩内奸，外惩国贼，必须于短期内加以肃清，你明白吗？\"

\"是！\"毛人凤迅速反应过来，嘴中发出金属一般的声音。

当即，他返回上海，躲进侄儿毛森的公馆，闭门不出，炮制了国民党在大陆的那份最后的暗杀名单。他将蒋介石的所有历史上的政敌和对现实不满的人全部囊括了进去。其名单如下：

李宗仁、龙云、白崇禧、黄绍、刘斐、李济深、梁漱溟、柳亚子、彭泽民、邓初民、马寅初、洪深、翦伯赞、孙起孟、傅作义、邓宝珊、董其武、卫立煌、张澜、罗隆基、章乃器、章伯钧、史良、沙千里、黄炎培、张东荪、王造时、储安平、程潜......

以上人员共计84人，蒋介石审核后，又亲笔添上了宋庆龄、张学良、杨虎城三人。毛人凤当时大为惊异，他小心翼翼地问道：\"这三人也要添上？\"

蒋介石不满地瞥过他一眼，意味深长地说：\"你毛人凤还有菩萨心肠？\"毛人凤顿时吓得大气都不敢出。蒋介石进一步命令道：\"你们着手准备，按照名单上的人严密监视，具体行动我会单独通知你。记住，这是党国的最高机密，任何人都不得泄露。\"

头号目标李宗仁

1949年1月，内外交困的蒋介石被迫宣布引退，李宗仁出任南京国民政府\"代总统\"。

可是，当李宗仁走入前台时，蒋介石仍牢牢地在背后掌控着军政大权。首先，他暗中指使国民党行政院长孙科将行政院搬到广州，拒不执行李宗仁的政令；其次，蒋介石令嫡系爱将汤恩伯将中央银行的金银外汇全部运到台湾，经济上卡住李宗仁的脖子。同时，蒋介石命令成立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以汤恩伯45万人马置于东南半壁，随时可以武力解决李宗仁。

这时，李宗仁贵为新桂系魁首，实际上他已调不动新桂系的军队了。白崇禧将新桂系武装带到了中南，没有他的许可，这些部队调不出一兵一卒。为了自身安全，李宗仁通融白崇禧，仅调得桂系一个团到南京担任警卫。更令李宗仁难堪的是，他宣布释放张学良、杨虎城，毛人凤控制下的军统竟拒不执行命令，致使他的命令成为一纸空谈。

毛人凤召来军统头号杀手沈醉，将手中烟灰弹了弹：\"这次电召你来，就是要解决李宗仁的问题。总裁明令我们，要像以往制裁党国的异己分子一样，做到一劳永逸，万无一失。\"
回到上海，为遮人耳目，毛人凤选定在其侄子、上海警察局局长毛森的一处隐秘的公馆，作为他们临时策划的会所。这天，沈醉又来到毛公馆。毛人凤、行动处长叶翔之、局长办公室主任潘其武三人已早早等候着他。四个大特务关上门，密谋了一个上午，终于草拟出了一份详尽的暗杀方案。

第一套方案由沈醉这个国民党军统少将提出，以非常手段在南京解决李宗仁，具体地点选定在李宗仁居住地傅厚岗官邸。他们决定在通往其住宅附近的马路转角处开设一个旧书摊，掩护侦察。为了完成监视任务，书摊的负责人是由沈醉亲自选调，曾是临澧特务训练班毕业的\"高才生\"、一向干行动工作的吴德担任。

同时，按沈醉的要求，助手必须是高手，因为沈醉能双手开枪，一向以神枪手而在军统内部闻名。因此，毛人凤千挑万选，最后选定了一向担任军统暗杀任务的秦景川。此人枪法准确，沉着冷静。另一姓王的助手则为东北人，从小杀人越货，能以手枪击落空中的飞鸟。

这套方案名为\"公馆设伏\"。但这个方案也有弊端，一是在南京城内闹市区，行动起来目标过大；二是就在其官邸附近，事情一旦闹大，不好收拾残局。

为稳妥起见，毛人凤与沈醉他们又制定了另外两套方案加以辅助。

军统定下的第二套方案便是暗杀申报老板史量才的翻版，准备在沪宁线上，利用李宗仁外出的机会，让杀手以车胁迫李宗仁的座车停下后，然后再行狙击。

但这套方案更有它的弊端。李宗仁毕竟是代总统，一旦出行，少说也有一二辆车跟随护卫，如果行刺不顺，还容易反招麻烦，杀手们不易脱身。如此这般，操作起来，颇有难度。

第三套方案，相形之下最为保险，但费时，费力，不易操作。利用李宗仁乘坐飞机的机会，制造空难，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又能搪塞四方。

李宗仁不上圈套

1948年的一天，李宗仁夫妇应邀到蒋介石、宋美龄在南京的\"美龄宫\"做客，正极力拉拢李宗仁不要参选副总统的蒋介石在席间很关切地问李宗仁：\"德邻，你可以在四处散散心嘛，你的飞机是什么样的？乘上飞机来回就方便多了。\"

\"蒋先生，\"李宗仁赧然一笑，不自在地说道，\"我的是架专用的普通客机。\" \"达令，\"在旁的宋美龄向蒋介石问道，\"李先生的专机一定要很适于乘坐，我们可以把‘美龄号'专机送予李先生吗？\"

蒋介石笑了：\"哟，不是你提起，我还忘了，怎么不能把‘美龄号'送予德邻呢？反正我们有‘中美号'就够用了。\"他对李宗仁夫人郭德洁说：\"以后你们用‘美龄号'就行了。\"

\"不敢当，不敢当。\"郭德洁连忙回答，但心中非常高兴。

此时，毛人凤、沈醉等人早已在南京光华门外通往飞机场的一条街开设了一家小杂货店，同时特地安装了一部电话，并且准备好了两架随时停飞待命的战斗机。一旦发现李宗仁去飞机场即打电话按规定好的暗语报告，由毛人凤通知战斗机尾随李宗仁的座机，只要一离开南京上空就进行空中射击，使之机毁人亡。这样一来，以空中飞机失事的借口就可以达到暗杀李宗仁的目的而无太大后患。

不过，面对蒋介石送上门的\"美龄号\"专机，一向对夫人百依百顺的李宗仁，这回没有理会郭德洁想乘\"美龄号\"的要求。他没有接受蒋介石的美意。在李宗仁看来，用这种小恩小惠拉拢别人，是蒋介石的惯用手段。况且，他正为蒋介石在背后拆他的台而气恼不已。\"代总统\"不愿坐飞机，总不能硬生生将他绑上飞机吧。

沈醉另拟暗杀计划

暗杀组的人也没了谱，他们不知道究竟哪一套方案可行。蒋介石得知后，原本倾向于第三套方案。他见李宗仁不入圈套，就只得从另外两套方案着手了。他听完毛人凤的汇报说道：\"在城内动手，必须有我的命令，没有命令你们切不可鲁莽行事，只要监视好了就行，但不能走漏任何风声。\"

蒋介石顿了顿又说：\"哼，如果他私自离开南京城，那么就不必等我的命令了，他很可能是去调动部队了。只要在城外就可以动手。\"

毛人凤将蒋介石的话向沈醉等转达后，沈醉等又作了安排，在火车站附近买了一间房子摆设香烟摊，一旦李宗仁乘火车出走立即赶去，在沿途火车停留的小站上进行狙击。

如想在南京城外动手，必须趁其出外游玩的机会，而李宗仁一般不轻易离开南京，偶尔不过是去杭州散散心。于是行动组又在汤山附近公路上开设了一个小饭馆，一旦李宗仁乘汽车离开南京，即用毛人凤特别拨给行动组的两辆高速汽车追去，在半路上进行狙击。

反复比较，毛人凤经往返溪口数次，终于决定采用稳妥的第一套方案。回到上海，他召来沈醉，命令道：\"现在国势危急，而李宗仁之妄想代替总统以祸乱党国前途，你们必须做好准备，时刻待命，一旦总裁之命下达即圆满完成任务。\"

毛人凤咬牙切齿地向沈醉等人嘱咐道：\"如果他不出门，那么便进他的住宅内去干掉他！\"

于是，毛人凤又招了两个在南京电灯公司的特务协助特别行动组执行暗杀任务，同时行动组还作好了爬墙进入院内狙击的任务。行动组成员甚至已被发给了弹头内部装有猛药的子弹，这种子弹无论射入人体的任何部位都会引起人体血液中毒而无法救治。

旧书摊等处亦准备了汤姆逊机枪和几颗炸弹，以便强行狙击。另外，行动组亦增调了一些惯于暗杀的特务，一旦干掉李宗仁后，连带将其他几名重要的桂系将军一同干掉。

逃脱杀身之祸

就在沈醉他们蛰伏待机之际，李宗仁的长兄在桂林老家病故。当李宗仁以代总统身份向这位下野的总裁通报此情时，出乎意料，蒋介石劝他\"节哀顺变\"，坚决不让他回乡。李宗仁事后推测，可能是蒋介石疑心他回广西，拉拢联络两广旧部。殊不知，蒋介石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此举完全是为了配合军统的暗杀行动。

恰在这时，举世瞩目的国共和谈已拉开帷幕。几乎同时，又传出桂系内部李宗仁、白崇禧不和。白崇禧认为李宗仁想全盘接受****的主张，甚至有出任未来联合政府副主席的想法，完全是一种牺牲桂系集团利益的做法。白崇禧坚持认为，无论如何，****不能过江。

两人默契配合数十载，这是惟一的一次公开分歧。一贯与白崇禧交厚的何应钦窥出了端倪，他径去溪口，向蒋介石报告了李、白二人争论的前前后后。

蒋介石大为振奋。他重新考虑了暗杀李宗仁的计划。本来，桂系铁板一块，自从北伐以来，一直拥兵自重，与他作对。在那张暗杀名单上，李宗仁位列第一，而其他桂系头目，如白崇禧、黄绍等，俱在制裁之列。但要暗杀掉这么多桂系骨干，弄得不好，打蛇不成，反被蛇咬，桂系数十万大军可不是吃素的，何况他还需要他们替自己固守中南和华南。蒋介石尽管将李宗仁、白崇禧恨得咬牙切齿，甚至准备实施暗杀，但他一直举棋不定。权衡利弊，他觉得采取军事上拉拢白崇禧、政治上除掉李宗仁的办法，是最稳妥的办法。

而今，桂系不攻自乱，正中了蒋介石的下怀。他可以坐收渔人之利，何必去兴师动众。

基于这些，蒋介石遂命令毛人凤，停止实施暗杀李宗仁的任务。

李宗仁虽然阴差阳错地躲过了蒋介石的谋杀，但最终却被逼得流亡美国。他在美国过得很是落魄，时常是身穿一件舒适的旧羊毛衫，足蹬一双皮拖鞋，坐在安乐椅里看书报，面前的咖啡桌上摆着一摞当地或香港出版的报刊杂志，旁边有一杯茶。

后来，蒋介石多次敦促他离美返台，但都为李宗仁坚拒。有好心人传言给李宗仁，台湾的越洋杀手随时对他虎视眈眈。1965年，在****的多方争取下，李宗仁由美国归来。他在答记者问中，对蒋介石以及有关暗杀他的传言作了这样回答：\"我觉得我很尊重蒋先生，应该加‘先生'两个字。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对于台湾问题如何解决，中国早已宣布中外。我觉得目前蒋先生的处境很难过，我深望蒋先生同台湾的国民党同志好自为之。\"

时逢特赦后的沈醉也出席了这天的记者招待会，他听完李宗仁的这番话很为感动。他以悔过自新的口吻向李宗仁谈及当年策划暗杀他的惊心动魄的那一幕。垂垂老矣的李宗仁恍然大悟，怆然叹道：\"蒋先生喜欢打打杀杀，总爱用些江湖手段。\"

1968年，李宗仁在北京谢世，得以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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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君不贤：唐太宗如何篡改国史 [转帖]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皇帝，正是他开创了大唐盛世的局面，推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繁荣的顶峰，由于他的文治武功，历朝历代都视之为圣明君主的代表。然而对于他取得皇位的过程，却有着各种各样的传说。在野史和民间传说中，李世民是通过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长兄李建成，逼迫父亲唐太祖李渊退位，才登上了皇位的，可谓心狠手辣、残忍暴虐。但在正史记载中，李世民在开创大唐的过程中劳苦功高，是推翻隋朝的主要策划和组织者，奠基登位是水到渠成的事情。那么正史中的记载是否属实？李世民继位后有没有为维护自身地位而篡改国史呢？这就要从大唐的创立过程说起。

据史料记载，李渊共有四个儿子：长子建成，次子世民，三子元霸（早死），四子元吉。李渊家世显赫，威望颇高，隋炀帝对他十分猜忌，而李渊自然也明白，所以他韬光养晦、深藏不露，虽然早有异心，却一直按兵不动。此间由于朝廷横征暴敛，连年战乱，使得百姓民不聊生，到处都是农民起义，李渊趁机在乱世中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开始觊觎天下，但他性格老成持重，一直深藏不露。即便如此，隋炀帝还是派留守王威和高君雅暗中监视李渊，在朝廷耳目众多的情况下，李渊急需一个可靠的助手来帮助他。

温大雅所撰《大唐创业起居注》是关于李氏父子建立大唐的最早记载，而且他亲自参与了起兵反隋的晋阳起兵，其记载具有较高的真实性。据此书所述，当时李渊身边可以信任的只有二子世民，因为其他几个儿子都不在身边，所以他就将自己真实的内心想法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正值年轻勇武、血气方刚，自然是李渊最为得力的助手。

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底，李渊受命南下镇压起义军，北方突厥趁机攻取了太原留守管辖下的马邑(今山西朔县)，隋炀帝大怒，派人囚禁了李渊。李渊非常恼火，便想起兵，但由于身边只有李世民一人，李建成和李元吉还在河东，力量分散，不是起兵的绝佳时机，因此只得忍住。然而由于突厥的猖狂，隋炀帝下令赦免李渊，让他留守太原，力阻突厥。一旦有了机会，李渊便不会轻易放过，他马上通知建成、元吉，让他们立即准备起兵，于是李建成在河东召集英杰之士，李世民在晋阳拉拢强兵能将，下大力气招揽人才，不久，建成、元吉和李渊的女婿柴绍陆续到达太原。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初，李渊在晋阳命令刘文静伪作了一份隋炀帝的敕书，在太原、雁门、马邑等郡征兵。二月，李渊又趁叛隋而起兵的刘武周南下汾阳宫(今山西宁武南)之机，以防备刘武周为名，下令募兵。与此同时，李渊向突厥始毕可汗称臣，取得了突厥的支持，亦解除了受突厥攻击的后顾之忧。在做好这种种准备之后，李渊终于起兵反隋。由于他准备充分，谋划精密，加上兵多将广，又个个骁勇善战，所以一路上势如破竹、威不可挡。他们很快攻破了西河城，进城后秋毫无犯，慰抚民众，恢复旧业，取得了老百姓的支持和信任。七月份，李渊以李元吉为镇北将军、太原留守，负责太原的一切事宜。李渊亲领三万人，誓师动兵，改易旗帜，开向关中，不到半年的时间便推翻了隋朝的统治。

由此可见，太原起兵的全过程，包括此前数年的苦心经营，都是李渊一手操办的，他为大唐的建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唐王朝创立的主要功劳应该在他身上。而一直以来“阴结豪杰”、勇而有为的李世民，是李渊得力的助手，是积极的配角。然而在《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正史中，事实却发生了歪曲。

《旧唐书》记载，隋炀帝南巡江淮的时候，瓦岗寨农民起义正如火如荼，严重威胁到了隋朝的统治，李世民见有机可乘，便与刘文静密谋起兵，并做好一切策划和安排，待欲起事时才告诉父亲李渊。李渊闻之大惊，只是迫于当时紧急的形势，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于是不得不勉强听从了李世民的安排，走上了起兵反叛的道路。《新唐书》、《资治通鉴》都沿用了这种说法，把太原起兵的首要功劳划到李世民身上，李渊则成了消极被动的角色，从而使李世民成为起兵反隋、开创大唐的首要人物。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矛盾，与李世民夺取帝位后重修史书有关。李世民通过玄武门政变，以次子的身份登上了皇位，而且杀死了亲生哥哥李建成，这无论如何是不合乎道统和伦理的。为掩盖这种残暴的行为，为自己的登基确立合法性，李世民决定设置史官，撰修国史，于是下令创立了宰相监修国史的制度，这就使史官很难做到秉笔直书，只能按统治者的意图撰写历史。李世民在位期间一再违例要求亲看国史和起居注，并为自己辩白道：“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在李世民一再要求下，“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在李世民授意下，史官们把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的动因写成“安社稷，利万民”的大义行为，从而严重歪曲了历史事实。

按照李世民的意图，贞观史臣在撰写《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时，费尽笔墨铺陈李世民在武德年间的功劳，竭力抹杀太子建成的成绩，降低高祖李渊的作用，而且把太原起兵的密谋描绘为太宗的精心策划，而高祖则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这样，李世民便是开创李唐王业的首功之人，皇位本来就应该是他的，李渊退位后也就理应由他继承皇位，因此，李世民登上皇位便显得水到渠成了。

还有一种解释，认为李世民之所以要修改国史，抬高自己在太原起兵中的地位，贬低李渊的功劳，乃是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他要求贞观史臣把太原起兵中李渊由主动起兵变为被动起兵，目的是为了把李渊描绘成一个忠臣的形象，从而符合儒家的道德要求：李渊是在隋炀帝要下令逮捕他，李世民、刘文静等又设下圈套逼得他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不得不反的，而且在起兵时李渊还曾号称“欲大举义兵，远迎主上”，这样一来，李渊就成了大忠臣了。很明显，这种刻画有利于李世民维护统治。

而李世民之所以将起兵反叛事迹加到自己身上，乃是为了强化自己真命天子的形象，这与他要求史官们在撰写《太宗实录》时，极力渲染他出生时“二龙戏于馆门之外，前后三日才离去”的异象是一致的。他也要求史官们在记述太原起兵的过程中，竭力描写他的谋略过人和勇武善战，更进一步印证他是克明克哲、秉承天命的一代君主。

这种说法多基于心理和逻辑上的推测，没有太多的史实依据，权且可以当作一种另类的解读。由此可见，李世民继位后修改创业国史是没有疑问的事实，而他之所以要修改国史，首要目的就是掩盖“玄武门之变”的恶劣行径，让自己的继位显得光明正大，水到渠成，取得道统上的合法性。至于他还有没有其他目的，我们今天已经很难判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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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寇南京投降亲历记 [转帖]

□ 朱光熹 汪烈九

一、胜利在望
　　
　　1945年3月，时任中国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指挥青年远征军在腾冲消灭了日军一个师团，击毙了一名日军师团长。远征军一名战士，将日酋首级割下，抹了一斤食盐，袋装回滇，展示于大街上，昆明的老百姓欣喜若狂，鸣放了整整一天的鞭炮。我将这件事情写成通讯，寄给重庆一家报纸发表。这篇通讯引起了何应钦的注意，让我立即到陆军总部去见他。见面时，何应钦微笑着问我来远征军多久了，还问到家父朱树烈，我一一作答。不久，我便升任陆军总部上校人事参谋，主管机要。

　　8月1日，陆军总部离开昆明，准备迁往广西。我随第一批辎重车队，负责押运人事档案。南方雨多，道路泥泞难行，一路上走走停停，8月15日才到达盘县。晚上8点过了，太阳的余晖还留在原野上，我们的车队仍然在向前行进，今天必须赶到盘县县城宿营。到了盘县城郊，只见许多灯笼火把将天边映得通红，从城里传来阵阵鞭炮声，不一会儿，鞭炮声大作，吼叫声不绝于耳。我命令立即停车，率押车士兵徒步向县城方向侦察前进。进入县城时，只见各处灯火辉煌，人声鼎沸。一打听，方知是日本鬼子宣布无条件投降了。我听后高兴得跳了起来，立即和士兵们一起举枪对天狂射，打得双手发麻。一边打，一边痛哭流涕，八年浴血抗战的日日夜夜不断地在我脑海里浮现。

　　离开盘县县城，我们继续向广西方向进发。新的命令下达：车队不去广西了，改去湖南芷江。一路上，我都在搜集报纸，想了解日本人投降时的情景，获知那些曾经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的杀人魔鬼的下场。我特别希望能目睹侵华日酋如何像丧家之犬，匍匐于中国老百姓脚下，遭千人指、万人骂，以告慰千千万万惨死于日军铁蹄之下的中国生灵！当我押车到达芷江后，我的这一愿望很快就变成了现实。

　　为了安排侵华日军正式投降的各项事例，何应钦总司令给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发了一封特殊的电报，命令他立即派专机、专人来芷江中国陆军总部投降。电报还规定：来机不得携带任何武器，机翼上须挂白色降旗;进入芷江机场上空时，须绕场飞行一周，方可取45度角降落，以表示投降者的诚意。

　　日方接电后不敢怠慢，8月21日派专机专人飞来芷江。但机上未挂白旗，也没有绕场飞行一圈，而是像普通飞行一样，直降芷江机场。

　　下机的日本人，面无表情，一看即知是个大滑头。他的人中上蓄着短髭，鼻梁上架了副金丝眼镜，倒钵形的军帽戴得十分周正，矮短身材证明他是个道地的日本人。日本鬼子在中国横行霸道了8年，至今仍如此狂妄无理，我们参谋部的全体参谋，个个义愤填膺，若不是受纪律约束，每人都想上前赏他一拳一脚，也要他命归三岛！我陆军参谋总部中校参谋陆昭凯，大步上前，厉声质问道：“你是日本方面的什么人?为什么不遵从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你是用这种态度来投降的吗?”

　　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鬼子装出一副儒雅之气，慢条斯理地回答：“我叫今井武夫。奉冈村总司令之命，前来芷江与贵方洽降，故一切从简，希望贵方谅解。”陈昭凯将满腔的怒火化作一声国骂：“老奸巨猾，吊儿郎当！”

　　据说，何应钦听了陈昭凯陈述今井在机场的表现，却不计较日方的傲慢，只“嗯、嗯”了两声。8月23日，何应钦接见今井武夫，并于当日派陈昭凯随今井武夫飞南京具体安排日方投降事宜。

　　我们参谋部的几名参谋对何总司令的“仁慈”态度深感失望，私下议论说，何1935年6月与日军驻中国华北司令部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秘密签订《何梅协定》，取消国民政府河北及平津等地的党部;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及宪兵第2团;撤换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取消河北反日团体，压制群众反日活动。《何梅协定》表明何应钦公然放弃国家主权，为两年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隐患。这恐怕就是何应钦“谅解”今井武夫恶劣表演的原因—一贯如此，绝非偶然！

　　陈昭凯去南京五天后回到芷江，报告了与日方洽谈有关日寇受降的具体事宜。何应钦命令由陆军总部副参谋长冷欣中将率领包括我在内的20名上校军官直飞南京，设立前进指挥部。

　　这是我阔别八年之后重新回到南京。当我走下飞机时，只见满目疮痍，满眼萧瑟。往事不堪回首，止不住泪流满面。这就是日寇屠杀过我30万同胞的南京啊！这就是日寇派遣军总司令至今仍在作威作福的南京啊！万恶的侵略者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是一纸降书能赔补的吗?

　　不知是受何应钦优待今井的影响，还是缺少中华民族的骨气，冷欣一到南京地面，竟与日酋冈村宁次握手言欢，还向冈村问安，我们同机抵达南京的20名军官气得捶胸顿足，痛骂其“丢人现眼”！这场面令在机场的各国记者大感惊诧：败将是冈村还是冷欣?记者们纷纷举起相机，镁光闪闪，将冷欣的丑态、冈村的傲慢真真实实地摄入了镜头。第二天，各报均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大照片，并配以《中日已经握手！》的标题。许多人或发电报或打电话质问何应钦：“冷欣所作所为，谅已见晓，究竟成何体统?”何应钦只好当众责备冷欣：“忘掉了中国军人之军威，丢掉了中国的国格！”我们几位参谋私下议论：“上梁不正，下梁才歪。”

　　受降仪式定于1945年9月19日上午9时，地点在南京黄埔路中央军校礼堂。礼堂大门口有四个金碧辉煌的大字：和平永驻。厅内大屏风上缀有一个硕大字母“V”，象征中国抗日胜利。

　　8点51分，何应钦率一行将领，自右侧门进礼堂入席。何应钦居受降席正中位;左边为海军上将陈绍宽、空军上将张廷孟;右边为陆军二级上将顾祝同、陆军中将萧毅肃。

　　8点52分，冈村带着一帮日本投降军官等在门外，在先用中国话喊“报告”后，再由我方军官引领着从正门进入礼堂。

　　此时的冈村，面如黄表，毫无血色，垂头耸肩，和他的一班丧家之犬逐渐移近席位，整齐一致地立正，向受降方行鞠躬礼，才依次就座。与一班降将相反，曾去芷江洽降的今井武夫，仍显狂傲，慢条斯理，一切动作，都极其勉强。这引起我的强烈愤慨，若非因礼仪限制，真想上前痛斥。9点钟响，何应钦向萧毅肃示意：受降仪式开始。萧毅肃居高临下，威严发令：“冈村宁次缴验身份证明！”冈村立即站起来，向萧奉送一份文件，萧稍加浏览，又将文件掷于冈村面前，冈村恭敬接受。萧再将中方印好的“降书”抛向冈村，冈村仔细捧读降书后，提笔签名，又摸出图章加盖，双手伸出，递送降书给何应钦。何应钦接降书后，冈村随之报告：“因内急，请允许我如厕！”

　　本该由萧毅肃回答，而萧明知冈村耍无赖，默而不应。何应钦却说：“去吧！”便让冈村下台。获准后，冈村竟忘了拿文件包(后由今井武夫代收)立即离席下位。

　　我此时又一次热血奔涌周身，为什么让冈村早早退出降位，为什么不让各国记者多照几张冈村的丑态，让世界人民看清侵略者的可耻下场?

　　美联社记者反应敏捷，见冈村即将走出会场，几步跨上前去，逼问冈村：“冈村先生对今天的签降有何感想?”冈村边走边答：“军人以服从上级为第一天职。无个人感想。”记者又问：“日本投降后向何处去?”冈村回答：“本人以为，日本可以成为东方之瑞士、海上之瑞士以自立。”临近大门，记者再发第三问：“日本需要多少年方能实现目标?”冈村走出大门才回答：“50年！”他走到防弹车前，拉开车门一头扎了进去，把美联社记者丢弃一旁。汽车一溜烟飞驰而去，冈村根本就没有上厕所。

　　两旁众多记者，无不摇头叹息：“这个狡诈的家伙！”美联社记者后来写道：战前，日本就作了两套方案：实现侵吞中国及大东亚的梦想后，日本该怎么“消化”;如果不幸战败，日本该怎样“潜伏爪牙忍受”以图再举。尽管冈村的回答是遮遮掩掩，“技巧高明”，但从只言片语中，也露出一些日方高层“机关”。
　　
　　据当时传媒透露，冈村称病回到驻地，即召近前部属下达训示：“今奉大命，率我武勋赫赫战史辉煌之中国派遣军，不得已投降敌军。念及我征战万里，确信必胜英勇善战之将兵，以及皇国之苦难前程，万感交集，无限悲痛……”由此可见，冈村等人亡我之心不死。联想到几十年后日本右翼狂妄叫嚣不断，首相年年参拜靖国神社，大行《哭祖庙》之礼，可以知道，日本根本没有对它发动的给亚洲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侵略战争进行过认真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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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新民学会[转帖]

《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作者:李锐

　　　　　　新民学会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前夕，酝酿了几年的新民学
会正式成立，时间是１９１８年４月１４日（一个星期日），
在长沙河西刘家台蔡和森家。这个地方后来成为一片废墟，现
已按原貌恢复，建成纪念馆。在新民学会成立７０周年时，笔
者去参加了纪念馆的落成典礼和学术讨论会。
　　　关于学会的缘起，我们还是看毛本人的说明（据《新民
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①　：
　　①《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本篇所有未另注出处之引文均自
　　　　该书。
远在１９１５年和１９１６年，以毛泽
东、萧子升、蔡和森为首的一批同学好友，在一起研究学术，
交流心得，尤好谈论古今中外和个人前途等问题。毛作了这
样一种概括：“这时候这些人大概有一种共同的感想：就是
‘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
上’？乃成为一个迫待讨论的问题。这时候尤其感到的是‘个
人生活向上’的问题。尤其感到的是‘自己生活向上’的问
题。相与讨论这类问题的人，大概有十五人内外。有遇必讨
论，有讨论必及这类问题。讨论的情形至款密，讨论的次数
大概在百次以上。”学会最初拟定的名称为“新学会”，萧子
升主张用“新民会”，商定结果，将毛、萧意见合一，正式定
名为“新民学会”。“新民”两字，是取《大学》上“在新
民”及“汤诰”①　上“作新民”的意思。谭嗣同、梁启超也倡
导过“新民之道”，主张“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以建设中国
一种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尤其梁启超《新民说》的深
远影响这时并未消失。“新民”两字即意味着一种进步与革新
的意义。　
　　①“汤诰”是《书经》中的篇名；诰即号令，帝王向民众宣布的话。

　　　新民学会之所以成立有其时代背景，这就是五四运动前
夜的中国与世界。中国当时正处在外国侵略，军阀混战，国
事日非，民不聊生的时期；同时，《新青年》倡导的新文化启
蒙运动，在广大知识界反响强烈，从而掀起追求真理和个性
解放的热潮。而国际上欧战临近结束，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
东欧也出现了革命形势。这使得人们重新考虑许多问题，包
括天下国家之大计和个人立身处世之道。学会成立的具体原
因就是毛泽东说的：一是求友互助的热切之心；二是，结成
团体以便共同行动；三是，大家都是杨昌济的学生。平时同
老师接触深浅不同，但在治学为人两个方面，受老师的身教
言教启蒙诱导，则是相同的，因此大家都是一致力求进取，有
所作为。学会成立之初共有２９个基本会员②，除罗章龙外，都
是杨昌济在第一师范任教时的先后学生。成立会的这一天，讨
论了由毛泽东、邹鼎丞二人预先起草的章程。学会的宗旨是
“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应当说，以毛泽东、
蔡和森、萧子升等为首的第一批会员，都具有强烈的爱国心
和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他们都是品学兼优、很有抱负的青
年。正如毛所言：“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
即终身无志。”他们决不愿庸庸碌碌虚度一生，都希望能为社
会为国家有所作为。像毛泽东、蔡和森等少数人，还自认为
对国家和社会负有“根本改造大任”，以及造福全人类的宏大
志愿。但他们还没有找到一条如何达到这个目的的道路。他
们当时将中国贫弱落后的原因，主要归于国民“思想太旧，道
德太坏”，认为革新学术，改造全国旧思想为首要之务。因此，
他们提倡“学问要进步，品性要改造”，寄希望于会员之间切
磋学术，砥砺品行，互相帮助，共同向上，以清除个人的孤
寂盲目。这个宗旨是很符合他们当时身份和思想状况的。除
开宗旨以外，章程中还有会员“须守之各规律”：一，不虚伪；
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这五
项戒律，针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陋规恶习，也是杨昌济平时
最为厌恶而自己洁身力戒的。毛泽东多年来就与朋友相约：不
谈钱，不谈女人，不谈身边琐事，早就过着一种锻炼身心的
苦行生活。在岳麓山蔡和森家开的成立会上，萧子升当选为
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当选为干事。大家一起聚餐。“餐毕，
讨论会友出省出国诸进行问题，至下午散会。天气晴明，微
风掀拂江间的绿波和江岸的碧草，送给到会诸人的脑里一种
经久不磨的印象。”
　　②　１９１８年４月１４日，学会成立时共到１２人：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萧
　　　　子璋、陈绍休、邹彝鼎、罗学瓒、张昆弟、陈书农、周明谛、叶兆桢、罗
　　　　章龙；４个月后，又有何叔衡、周世钊、李维汉、邹泮耕、熊瑾玎、熊光
　　　　楚、陈昌、傅昌钰、曾星煌等９人入会。　　　　　　　

　　　学校毕业之后，首先是出路问题，大家都认为应向外发
展。此时正值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发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已
经到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即将此事写信告诉毛泽东、蔡
和蔡、萧子升等。蔡是最主张向外发展的。经过一次全体会
议的讨论，决定由蔡、萧二人“专负进行之责”。蔡于６月下
旬到北京之后，与李石曾、蔡元培接洽，“知留法俭学及留法
勤工俭学颇有可为”。为此事筹集款项的湖南负责人为熊希
龄、章士钊，蔡随即同他们取得联系，写信回长沙告知这一
好消息，所筹款项，还可以帮助那些无借债能力的人。　　
　　　学会刚成立时，不到３０个会员，几个月以后，增加了一
倍多。会员多是刚离开学校的学生和一些小学教员，他们还
没有多少社会活动的经验。可是主其事的毛泽东和他的挚友
蔡和森，对学会都有着很大的雄心和计划。１９１８年７月２６
日，毛写了一封谈学会组织及会务如何开展的长信与蔡，蔡
于７月底的复信中说：“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
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且尤不讳忌嫌疑于政
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以为清流既无望，心地
不纯洁者又不可，吾辈不努力为之，尚让何人去做？尚待何
时去做？此区区之意，相与共照者也。”　　
　　　辛亥革命后，新的党派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争夺议
席，分抢官职，社会上对党派之争，印象极坏。如当时曾被
选为湖南省议会副议长的徐特立，即视一切党派为狐群狗党，
愤而辞去此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官僚政客更是结党营私，
朝秦暮楚，乌烟瘴气。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经历了一连串
的失败，俯仰随人，也毫无出路。针对着当时中国的情况，毛
泽东执意将学会造成一个坚强的战斗团体，以改造国家、社
会为职志，具有一种崭新的党派观念。因此，蔡的复信提出
了这种为当时“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的说法。这
就是说，他们为了挽救中国民族的危亡，并不忌讳当时社会
上一般对所谓“政党”所抱的鄙视态度，而是同这些结党营
私的“政党”迥然不同，准备开辟一条新的、别人“不敢
为”的道路——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建立一个
崭新的政党；将学会的前途与中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将改造中国的责任放在学会的肩上。蔡在复萧子升的信中说
道：“吾等皆有心人，然只恐心量不大，有‘苟能是，是亦足
矣’之心，则群治之昌明愈亦无望，此弟最近之瞿然猛觉者
也。”并且根据他和润之兄的壮志，大胆发出这样的雄心：
“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从这些信
中看到，像１９世纪４０年代订交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一样，这
两个朋友是何等心心相印、志同道合啊！
　　　毛泽东这时主要考虑的问题有三：一是人才的分配与培
养，这关系到学会组织的巩固与发展；二是学会的基础置于
何处；三是如何求学——寻求救国之道。他认为学会有限的
同志必须做合宜的分配，很不赞成过多的人去法国。譬如根
据罗学瓒宜于从事教育工作的特点，就曾劝他不必一定坚持
去法国。１９１８年８月１１日，毛泽东给罗写了一封信，上面说
道：“不如从事教育之有大益，性质长，此一也；可使研究与
性相近之学，如文科等，二也；育才作会务之后盾，三也。”
罗学瓒后来参加勤工俭学留法预备班是学的教育，到法国后
曾从事华工教育工作。　　　　
　　　关于培养人才，蔡和森复信中，谈到他们两人的一些共
同看法：“润兄七月二十六日之信，已经收到。所论才、财、
学三事，极合鄙意。……学会之会员，须加以充足的物色与
罗致，不当任其自然发展也。……至于求才，其方亦自多端：
１、遇；２、访；３、造。遇中得人，一见倾心，此属特别少数。
访中得人，其数不定，自身之吸力大同化力大者，所得必多，
反是不得不少。……造之一层，尤为必要，尤较可靠。”这种
“造”的想法，大概是毛泽东信中着重谈到的。当时何叔衡、
陈章甫等一批学会会员，都在长沙的楚怡、修业、周南女校
等校教书，那时有些“小学生”的年龄比较大，程度比较高；
中学和专科学校，则更有发展余地。毛是一直注意长沙这个
基本阵地的，因此他想把罗学瓒也留下来。蔡的信中接着说：
“造分两号：一是造相遇相处之同辈，二是造幼龄之小学生。
前者如兄来京时，便当施行；后者则弟甚望同辈中多出几个
小学教员，万勿以个人暂时之不经济，忘却远大之举。来书
‘失此不为，后虽为之，我等之地位不同，势不顺而机不畅，
效难比于此日矣。’弟深以为然。”１９２１年，在长沙创办自修
大学（以及附设补习学校和初中班）之后，毛泽东的这种理
想，才终于实现。　　　　　　　
　　　为了向外发展，当时学会中许多人都已离开或正准备离
开长沙。根据各种情况和条件，特别是湖南青年不满现状、思
想激进的很多，毛泽东认为长沙是学会最重要的基地，尤其
在培养人才方面，没有其他地方可以代替。他很不同意学会
中的骨干何叔衡、陈章甫等再到外面去，这样，学会就可能
浮游各处，而没有后方了。后来他们都终于留下来，同毛一
起在湖南活动。蔡和森是很赞成毛这种深谋远虑的。他在复
信中引用毛信中的话说：“若其大意，则在‘吾辈总要如何秉
了现在之志向，于现在立一可大可久的基础，以为后来活动
地步。’吾兄颇以去长沙为遗恨，弟则久思所以补救之方。”他
也不同意陈章甫再去日本，以为留在长沙的学会同志，应当
“毅然决然就省中教席，以与鼎丞提挈会中大事，三四年后，
必有可观，为会中立其基础。”他觉得他们如能“出以挥霍旁
通之才，广联高小、中学、专门（学校）之学生，而且介绍
京湘之常常通信，实无异亲炙也。”正是由于有了这样长期打
算的以长沙为基地的组织准备，五四运动时期，在毛泽东和
新民学会会员领导之下，长沙和湖南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
革命运动，并且最后获得驱张运动的胜利。
　　　关于求学的方法，毛泽东历来不赞成从外国资产阶级模
仿来的那一套学校教育，而主张自由研究，自学为主。关于
到外国留学，是否要进学校，他也有很多疑问。为“求得世
界的学问”，他当时主张采取大规模自由研究的方法。一方面
有计划地派人去世界各重要地方，尽快吸取新的思想学说；另
一方面，在国内组织一个类似后来实现了的自修大学这样的
团体，大家在一起作共同的研究。（１９１８年７月间，在写给蔡
和森的另一封信中，曾提出这一想法。）蔡对此极表赞同。７
月２４日的复信说：“大规模之自由研究，最足动吾之心，慰
吾之情，虽不详说，差能了解。兄之‘梦呓’，尤是弟之兴经，
通我智.w，祛我情瞀，①　其为狂喜，自不待言。前者对于大学
之兴味，全在制造友生；对于往法兴味，全在团结工人。……
自由研究社略分内容与外延，今兄于外延已略揭其端，远矣
大矣，只有巴黎一处，当加矣！”蔡也早就怀疑进资产阶级学
校读书是否必要。信中表达了这样不同凡俗的观点（这种观
点自然同他的润兄是一致的）：“私窃以为不但本国学校无进
之必要，即外国学校亦无进之必要；吾人只当走遍各洲，通
其语文，读其书报，察其情实而已足，无庸随俗拘苦为也。”
之后在８月２７日的信中他又谈到这个问题，并以杨昌济的情
况为例：“杨师东奔西走，走了十年，仍不过是能读其书而已，
其他究何所得？”　　
　　①　智侅、情瞀，都是严复译斯宾塞《群学肄言》中的用语。智.w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此处指智力方面的拘束；情瞀Ｅｍｏｔｉｏｎｌ，此处指因感情引起的愚暗。可
　　　　见黎锦熙推荐给毛泽东的这本书，蔡和森也是读得很有兴趣的。

　　　由于新民学会的积极倡导和组织，湖南青年参加留法勤
工俭学的活动很快形成高潮。第一批２５人（近一半为学会会
员），由毛泽东、萧子升等率领，于１９１８年８月１９日到了北
京。在北京时，学会会员十多人，曾在北大文科大楼分别邀
请蔡元培、陶孟和、胡适之座谈，“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
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问题”。后来准备去法国勤工
俭学的各地青年共分为三个预备班，分别在保定、蠡县和北
京学习法文、数学等。毛泽东决心留在国内，作为学会的总
后方负责人。经过五四运动之后，学会会员发展到７４人。１９１９
年末和１９２０年为赴法勤工俭学的高潮，新民学会会员共去了
蔡和森、萧子升等１８人。１９２０年２月，毛泽东致学会会员陶
毅信中说：“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
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
去开辟一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
〔有〕去打先锋的人。”除罗章龙在北京大学读书外，先后有
会员到上海、南京、汉口就读，有会员去日本留学，有张国
基等七八个会员到新加坡、印尼等地教书。总计当时有４０％
的会员到国外留学或工作。
　　　蔡和森在国内时即已倾心于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
是新民学会中第一个提出中国应仿效列宁的人。１９１８年７月
２４日，他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吾人之穷极目的，惟在冲决世
界之层层网罗，造出自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
加倍放大列宁……之所为”。他一到法国，就大量收集马列主
义的小册子，边学法文边看书，“猛看猛译”，只用了３个月
时间就“有了门径”，不到半年就“门路大开”。他将读书所
得和世界观转变的情况，及时写信告知国内。毛泽东是一直
赞成作“大规模的自由研究的”，他认为学会的根本关键，在
“结合成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从而批评那种
高谈改造又不作深入研究的现象：“我觉得好多人讲改造，却
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到那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
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那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
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他主张经常开谈话会，讨论这些问题；
多进行“共同的讨论”，反对以个人为中心的“混战”。
　　　毛泽东和在长沙的学会会员，参加和领导了五四运动时
的各种活动，实现了他们从事实际革命行动的多年渴望，之
后，又都转入驱张运动。直到１９２０年６月张敬尧败走，外出
的许多会员才又陆续回到长沙。因此，作为学会本身的活动
曾停止了近一年。１９２０年５月间，第二批去法国的会员萧三
等６人在上海集中。５月８日，留在上海的会员共１２人，由
毛泽东主持，在半淞园开了一天会，作为送别，同时讨论了
会务。据毛泽东写的《会务报告》所载，讨论得以下主要结
论：“学会态度：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润之主张
学会的本身不多做事，但以会友各个向各方面去创造各样的
事。学术研究：都觉会友少深切的研究，主张此后凡遇会友
三人以上，即组织学术谈话会，交换知识，养成好学的风气。
新会友入会：都觉介绍新会员入会，此后务宜谨慎，否则不
特于同人无益，即于新会友亦无益。议决介绍新会友宜有四
条件：（一）纯洁，（二）诚恳，（三）奋斗，（四）服从真理。
入会手续如下：（一）旧会友五人介绍；（二）评议部审查认
可；（三）公函通告全体会员，以昭审慎。会友态度：大概谓
会友间宜有真意；宜恳切；宜互相规过；勿漠视会友之过失
与苦痛而不顾；宜虚心容纳别人的劝戒；宜努力求学”。毛泽
东最后写道：“这日的送别会，完全变成一个讨论会了。天晚，
继之以灯。但各人还觉得有许多话没有说完。中午在雨中拍
照。近览淞江半水，绿草碧波，望之不尽。”半淞园现在只能
找到遗址，这张照片却留下来了。一群忧国忧民的青年，即
将各奔前程，好些人就要飘洋过海，远离故国，但学会的崇
高精神纽带将他们联在一起，依依惜别，相互勉励。看了这
张照片，这种动人情景似乎就在眼前。　　
　　　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就表现出来的组织家的才能，在新民
学会的活动中得到充分的发挥。他一贯重视发展会员的工作，
尤其重视会员的质量和组织的纯洁。学会成立之初，对会员
入会条件就要求很严：学问、品格不好和没有革命志向的人
不能加入。最早的一批会员是湖南第一师范、长郡中学、商
业专门学校等思想最激进的学生和一些进步的小学教员；其
中还有周南女校等女子学校的教员和学生，如劳君展①、魏
璧②、周敦祥③等这样一批急进而坚强的女青年，这是当时国
内有的进步社团所不及的。劳、魏、周等人入会时，由毛泽
东主持，特为在周南女校开了一个会。后来还有明德中学、法
政专门学校和湘雅医学校（如李振翩④）等校的学生入会，吸
收了一些在北京、上海等地读书和从事社会活动的进步青年
（如匡互生　），其中也有个别外省籍的如刘清扬　等人。到五
四运动时，会员发展到约７０余人。
　　①　劳君展（１９００—１９７６），湖南长沙人。周南女校学生。１９２０年赴法勤工俭
　　　　学。１９２７年回国，曾任武汉第四中山大学教授、上海暨南大学教授、北
　　　　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数学系主任。１９３５年参加“一二九”运动。解放后
　　　　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教育部研究员。　　　　　　　
　　②　魏璧（１８９７—１９６９），湖南长沙人，周南女校学生。１９２０年赴法勤工俭学。
　　　　１９２７年回国，曾任武汉第四中山大学教授。解放后在北京大学、中国人
　　　　民大学任教。　　　　　
　　③　周敦祥（１８９８—１９８０），湖南长沙人。周南女校学生。后入南京高等师范
　　　　补习班学习。１９２１年去新加坡南洋女中任教。大革命失败后回国，长期
　　　　从事教育工作。解放后任湖南文史馆员。　　　　　　
　　④　李振翩（１８９８—１９８４），湖南湘乡人。五四运动时，湘雅医专《新湖南》
　　　　周刊编辑，赴北京的“驱张”代表。抗战时为国民党军中将医官。后定
　　　　居美国任医学教授，美京华人协会会长。
　　①　匡互生（１８９１—１９３３），湖南邵阳人。北京高师学生，五四运动时，火烧
　　　　赵家楼有名闯将。知名教育家。在上海病逝。　　　　
　　②　刘清扬，（１８９４—１９７７），回族，天津市人。青少年时期，曾参加同盟会
　　　　系统的革命活动和五四运动，积极参加周恩来、邓颖超等发起组织的觉
　　　　悟社，领导天津的学生运动。１９２Ｏ年赴法勤工俭学。回国后，先后在广
　　　　州、上海、北京、武汉、重庆、桂林、香港等地，积极组织爱国妇女团
　　　　体，投入反蒋抗日救亡的斗争，以及从事战地儿童保育，向解放区介绍
　　　　输送进步青年等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第一至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
　　　　一至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妇联副主席，第四届全国政协常
　　　　务委员。
　　　为了发挥学会的战斗作用，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真正有所
作为，毛泽东这时已明确认识到，会员必须有共同信守的主
义；没有主义，便无法除旧布新，取得思想和行动的一致。而
这时他已经初步形成自己的观点，在他内心希望学会树起一
面主义的旗子，实际就是希望新民学会会员都接受马克思主
义。　　　　　　　
　　　五四时期，各地进步的社团是很多的。从宗旨的革命性、
组织的严密性和在革命运动中所起的作用而言，新民学会是
其中最为突出的。譬如当时名声最大、会员最多（曾达１０８
人）、历史最久的少年中国学会，在这几方面就都不如新民学
会。少年中国学会是１９１９年７月１日在北京正式成立的，上
海、南京、成都等地都设有分会。李大钊是学会的发起人之
一，他与邓中夏等积极参加过学会的活动，有一些后来的共
产党员都参加过这个学会。由于学会的成员多数是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它的主要负责人多是反动的国家主义者，李大钊、
邓中夏等当时活动的重点也不在此，因此，这个学会始终不
能成为一种主义的结合，组织一直很松懈。学会成立时定的
宗旨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
对于这个比较模糊、抽象的宗旨，会员各执其说，各行其是。
从学会各种出版物的言论看来，只有李大钊、邓中夏、恽代
英①等少数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为唯一科学的指导思想；多数
会员所关心的则是“求学问”和“个人修养”这两个问题，并
不关心政治。学会的规约甚至以参加政治活动为禁令。学会
出版了许多刊物，各种思想兼收并蓄，学术性比较重，而脱
离当时的政治斗争。关于改造中国的途径，以学会最主要的
创始人王光祈为代表，多数人的主张，仍不外“发展教育”与
“振兴实业”之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只有王光祈算是发起过
“工读互助团”这类社会活动，做过一些所谓“创造新社会的
尝试”；然而这类浮萍似的活动，当然很快就瓦解了，失败了。
　　①　恽代英（１８９５—１９３１），江苏武进人。五四时期组织和领导了武汉学生爱
　　　　国运动，并创办利群书社，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１９２０年与萧楚女等发
　　　　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加入中国****。１９２３年任共产主义青年
　　　　团中央宣传部长，主编《中国青年》杂志。第一次大革命期间，由党派
　　　　往黄埔军校任政治总教官。在党的五次、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均被选为中
　　　　央委员，１９２７年８月参加南昌起义。１９３０年４月在上海被捕，第二年４
　　　　月在南京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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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下令打死记者之后 [转帖]

晚清政府，已经不是一个最高统治者可以无法无天的时代。慈禧一怒之下处死一个记者，最终却引来了一连串难以应对的后续效应……

1903年，沙俄拒不履行1902年签订的《交收东三省条约》，不愿意从东北分期撤兵，还提出新的七条要求。当时，刚刚从八国联军进京，狼狈西逃的阴影下走出来的慈禧，不敢抗争，希望和沙俄缔结一项密约，来处理这一问题。

沈荩在日本一家报纸供职，密约签订之前，他通过秘密渠道获取了相关的内容，并把密约草稿寄给天津的《新闻报》提前发表。此事引起世界舆论哗然，中俄签约计划成为泡影，也使得清政府十分恼怒。 1903年夏，肃亲王奉旨在虎坊桥抓捕了沈荩。

当时，正邻近慈禧的生日，本不适宜对犯人正式行刑，但慈禧又必须让沈荩死，所以，监狱有关人员就“奉慈禧皇太后懿旨，改为立毙杖下”。为了讨好太后，刑部专门制作了一个大木板来招呼沈荩，导致沈荩“血肉飞裂”，折磨好几个小时后才咽气。

一个叫做王照的“帝党”（戊戌变法中支持光绪）分子，当时也呆在大狱中。日后，他曾这样回忆那间牢房的境况：“粉墙有黑紫晕迹，高至四五尺，沈血所溅也。”

王照回忆，杖毙沈荩后，上面还交代刑部，以病故为名遮掩死因，但沈荩身体强壮，加上仅仅入狱一晚就死于非命，当然遮掩不住。

不久，关于沈荩案的报道铺天盖地，所产生的影响也不是慈禧所能预料的。舆论批判的焦点，是慈禧没有经过审判就直接行刑的行为，还有对言论犯罪的重刑判决。

沈荩的惨案被《大公报》等报纸公开后，还引起全国性的排满风潮。

一次，慈禧接见各国公使夫人，谈到沈荩案件的时候，“皇太后亦颇有悔意”。

当慈禧表示“悔意”讨好国外公使的时候，她不知道自己的残酷杖刑，已经为反清、排满的革命者提供了最好的鼓动材料。

在上海，更是有数百人出席追悼沈荩的大会，会上宣读的《祭沈草文》，号召人们“犁清廷，复九世之仇”。

慈禧不知道的是，晚清的中国，不仅仅有政府，还有大量的报纸。在一个有独立报纸的年代，政府已经很难操控舆论，实行“愚民政策”。

此后，《大公报》连续发表7篇文章，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追踪。媒体的宣传，让当时的许多人了解到，世界上还有一种权利叫做言论权。这一次“因言获罪”的案件，在媒体和民众的交互影响下，继续放大。

沈荩案还有以后的《苏报》案、《大江报》案等一系列和言论自由有关的案例，让清政府开始反省僵化的舆论钳制政策。

1906年，奉命出洋考察宪政的载泽等5大臣先后回国，在给清政府的奏折中，他们提出“定集会言论出版之律”。

在国外考察中，载泽等大臣已经意识到君主立宪国家的言论自由，并表示了赞誉。不过，他们主张在中国推出新闻法的理由是：“与其漫无限制，益生厉阶，何如勒以章程，咸纳轨物。 ”

也就是说，由于当时中国的新闻报道，已经很难控制，尤其是租界媒体，更是让清政府鞭长莫及，与其这样，还不如自己主动立法，放宽一些言论的空间，同时，也可更好地进行控制。

1906年开始，《大清印刷物专律》《大清报律》等新闻相关的法律相继出台。

（摘自2月17日《扬子晚报》作者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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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面对“诺贝尔奖”提名 [转帖]

1929年2月26日到28日，胡适当时乘火车从外地返回上海。他日记中这样记载：

“瑞 典 探 险 家SvenHedin（即斯文·赫定）同我谈：他是瑞典国家学会十八会员之一，可以推举诺贝尔文学奖金候选人。他希望提出我的名字，但希望我把我的著作译成英文。此事我有我的意见：如果他们因为我提倡文学革命有功而选举我，我不推辞；如果他们希望我因希冀奖金而翻译我的著作，我可没有那厚脸皮。我是不配称文学家的。 ”

这段话表达了几层意思。首先他认为自己在提倡文学革命方面是“有功”之臣，甚至因此而提名选举也“不推辞”；再，为了获个什么奖，而自己来翻译自己的东西，不干。那实在不符合当时中国文人的自尊和体面。所以胡适用了“没那厚脸皮”这样俗而重的字眼。三，胡适自认“不配称文学家”。在他看来，“文学奖”主要是授给那些文学创作者，而他自己，主要功绩是在“提倡文学革命”方面。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情形，胡适还是很清楚的。

先辈的努力和谦抑，使他们获得了丰厚的成果，面对世界性荣誉的诱惑，他们的态度实在令人起敬。这一点，记述出来也许还有些现实意味。

（摘自《中外书摘》第4期 作者 杨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