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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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生命中的三个女人[转帖]

2004年冬的一场大雪，给古老的北京带来一片洁白。我如约前往拜访一位著名画家，没想到，香港美术家协会主席文楼也去拜访，我们由此而相识，真是意外的收获。文楼出生于台湾，在台湾读完大学，如今是香港著名雕塑家，他曾协助徐悲鸿纪念馆在香港举办画展。他与徐悲鸿未曾谋面，却与徐悲鸿有着特殊感情。 　　文楼告诉我：“我第一次到北京来，跟廖静文说，你不认得我，但是我们对徐悲鸿的事业很了解。我在台湾，怎么会跟徐悲鸿有联系。我就说，我是孙多慈的学生。她听起来感觉很惊奇。我上大学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是孙多慈教的。孙多慈老师是徐悲鸿的学生，那是我们都知道的，她时常给我们讲徐先生的绘画理念，徐先生的基本功训练，很多的方面。这样看起来，徐悲鸿等于是我的师祖了。”
　2005年6月的一天傍晚，在赛纳河畔的一栋公寓楼上，我和旅居巴黎的著名画家彭万墀一家人聊天。彭万墀是个热心的人，帮我寻访徐悲鸿和他老师达仰的往事。我知道他是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的，跟他谈过黄君璧，因为是他很熟悉的系主任。我突然想起，孙多慈也是黄君璧请到台湾师大美术系的教授啊，彭万墀会不会也认识呢？彭万墀一听就笑了：“你算找对人了，岂止是认识！”我高兴地说：“我跟您联系这么长时间了，因为台湾师大美术系的教授很多，没想到您会是孙多慈的学生。”彭万墀宽容地一笑：“你也没问过我啊。孙先生教我的那一年，大概是1962年吧，她刚到美国去。回来之后，到学校来上油画课。她看了我的画觉得很有兴趣，就常常到我的工作室来，我也到她的工作室去。这样，就有一种特别的师生感情，她很关心学生，喜欢勤于画画的学生。” “那时，我到孙先生的工作室去，看到过徐先生送给她的书，还看到过徐先生给她做出国担保写的证明。传闻徐先生给她的素描打很高的分数，孙先生画得非常好，不是一般的好，的确非常的好啊。也有传闻，孙先生喜欢徐悲鸿先生，徐先生也喜欢孙先生，他们师生之间，很可能有一种机会结为夫妻的。当时我也不敢问孙先生，她是我们的老师啊，而且当时她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了。”　徐悲鸿曾为孙多慈的消沉而焦虑，他并没看错，孙多慈确实是个画才。她痛定思痛，依照徐悲鸿的嘱托，重又拿起了画笔，至死没有放下。台湾女画家中，极少有像孙多慈那样，能画大幅主题油画的，如《天问图》、《春城无处不飞花》、《孔子画像》和《黄兴马上英姿》、《黄兴与夫人徐宗汉》等，被台湾历史博物馆、华冈博物馆和大成馆收藏。她的画浑厚而深沉，专家称她继承了徐悲鸿的衣钵真传。画家杨先让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赴美讲学，当他在海外查阅徐悲鸿资料时，认识了孙多慈在美国的一个侄女，人长得很清秀，真的有照片上孙多慈的样子。“她给我讲了孙多慈的事。孙多慈难道不是悲剧吗？是悲剧啊。她因为乳腺癌，到美国治疗两次，住在吴健雄家。吴健雄是了不起的科学家，和她是南京中央大学的同学，两个杰出女性，什么话不说呀。最多谈的，恐怕就是对徐悲鸿的遗憾了。孙多慈得了癌症，闷闷地死去，大概和她感情没得到圆满很有关系，她老想徐悲鸿啊，老是愧疚啊。” 　　在廖静文面前，我谨慎小心地提到孙多慈，这个徐悲鸿真心爱过的女人。廖静文却并不回避，她感慨地说：“接触过孙多慈的人，都说她人品好，她一直希望有生之年能和悲鸿再见一次面。人家告诉我，她听说悲鸿死了，关了门哭了三天，后来为她的老师悲鸿戴了三年孝。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就是有情人未成眷属。” 　　孙多慈曾到巴黎高等美术学院作访问学者，在徐悲鸿留学的地方流连忘返。她也曾前往新加坡，受到黄曼士款待，在江夏堂体味徐悲鸿办展义赈的民族情感，了解徐悲鸿接到她的信的真实情境，化解烽火岁月的误解与怨恨。她到美国看望旅居纽约的王少陵，在客厅悬挂的玻璃镜框里，看到徐悲鸿的一幅手迹，怦然心动。 　　王少陵告之，当年他去北京，返美前去徐悲鸿家告别，正在写字的徐悲鸿，要画幅画送他，但赶飞机来不及了，他就要了这幅墨迹未干的诗，由徐悲鸿题上了字：“急雨狂风势不禁，放舟弃棹迁亭阴。剥莲认识中心苦，独自沉沉味苦心。小诗录以 少陵道兄 悲鸿”孙多慈一字一字读着，心酸难抑，泪水夺眶而出。 　　孙多慈当然熟悉，这是徐悲鸿赠她的。她曾寄给徐悲鸿一颗红豆和一条绣着“慈悲”两个字的手帕。徐悲鸿即以《红豆》为题赋诗三首，寄还给她。徐悲鸿写给王少陵的是第三首。之前还有两首。其一：灿烂朝霞血染红，关山间隔此心同；千言万语从何说，付与灵犀一点通。其二：耿耿星河月在天，光芒北斗自高悬；几回凝望相思地，风送凄凉到客边。诗句还在，锦书难托，已经是天地相隔，只有无尽的遗恨。 1949年蒋碧微到了台湾，和张道藩公开同居。蒋碧微虽然自己说，离开徐悲鸿她是多么幸福，离婚时徐悲鸿多么计较，但徐悲鸿送给她的这许多画作，毕竟支撑了她晚年的无忧生活。 　　徐悲鸿侄女徐雪说：“蒋碧微那么骄横，你说她也蛮可怜的。她这一辈子，实际上从来也没结过婚。她跟徐悲鸿，两个人私奔的，根本没结婚，没办什么手续。徐悲鸿跟廖静文好了，不是要跟蒋碧微断关系吗？沈均儒大律师，著名的七君子之一，他说你们不存在什么关系，你们又没结婚。为了不拖泥带水，徐悲鸿还是登了个声明，脱离关系。蒋碧微跟张道藩，也是同居关系。同居这么多年，还是个情妇，没一个名份。”　1959年，蒋碧微与张道藩分手。徐静斐忿忿地说：“张道藩不是答应六十岁跟我母亲结婚吗？到了六十岁，张道藩请了许多客人，给我母亲办六十大寿。祝寿的热闹结束了，把客人都送走了，我母亲就问他，几十年以前，你不是答应吗，六十岁跟我正式结婚，今天我已经六十岁了，你应该兑现你的诺言啊。张道藩不表态，不吭气。我母亲是有脾气的嘛，一生气，就跟张道藩大吵一架，以后就分手了。”　有关他们的分手，又有另一种说法。张道藩的法国妻子苏珊，曾发现张道藩与蒋碧微的隐情，要他断绝关系，被拒绝了。苏珊只得带着女儿远赴澳大利亚，他们没有签字离婚。蒋碧微如此要强，却也委曲求全地过着，从无半句怨言，如同一个真正妻子照顾张道藩。那一年，苏珊突然回到台湾，张道藩提出签字离婚，苏珊却说：“你不爱我，是你的事，我爱你，难道犯法吗？如今我老了，你使我痛苦多年，我也不让你好受，我不会签字离婚的！”　张道藩当时官至台湾“立法院长”，苏珊似乎有了高人指点，跑到蒋介石官邸告状，请他主持公道，不然她就向新闻界尤其是西方记者抖落一切。是要一个美人迟暮的蒋碧微，还是要名誉、地位、前途，张道藩当然拎得清。蒋碧微自尊心受到的损伤可想而知。三十年的烦恼、痛苦夹杂着甜蜜的生活，像是一场春梦乍醒！ 　　“她平常画展不大看，因为婚姻的失败，所以对美术比较排斥。我开画展当面送帖，她果然来了，还买了一张画。我跟她很熟，不是徐悲鸿的关系，是她有些事托我办。后来她把她的收藏拿出来展览，有徐悲鸿三十多张画，还有其他的画，是靠徐悲鸿的关系她让人画的，但都不是精品，卖不动。过了两年，她就过世了。”　曾跟随徐悲鸿出国留学的蒋碧微，学过小提琴也学过法语，是否成功不敢说，但与中国传统妇女总把孩子放在首位不同，蒋碧微反其道而行之，对于孩子任其生长，绝不因孩子而放弃个人幸福，颇有西方新潮思想。　然而世事难料，对张道藩爱得死去活来的蒋碧微，并没抓住她最后的幸福。步入晚年的蒋碧微守着空荡荡的屋子，备感孤寂。在台北的蒋碧微，与子女只能在照片上见面了。徐伯阳说：“听说我母亲老想我们，我们的照片放在她的床头柜上。她到台湾跟张道藩生活十年，就分开了。1968年6月，张道藩去逝，终年71岁。十年后，1978年12月，蒋碧微也去世，终年79岁。她对徐悲鸿指责甚多，对张道藩却无一微词。 一位著名画家研究蒋碧微得出这样的结论：蒋碧微回忆录合订本，《我与悲鸿》占三分之一，而《我与道藩》占三分之二。前一部纯粹叙事，后一部情深意长。 　曾在徐悲鸿家当过保姆的刘同弟说：“徐先生走的时候，我在台湾，听蒋碧微讲的。说句良心话，虽然他们夫妻是离开了，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恩嘛。当然她不讲，我看她那个表情，也看得出来，她说徐先生走了，念念不忘的样子。” 　　1994年6月，徐悲鸿画展终于在台湾历史博物馆开幕，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徐悲鸿长子徐伯阳、次子徐庆平以及女儿徐芳芳应邀出席，轰动一时，开创台湾历史博物馆参观人数之最，每天上千人之多。从小学生到老年人，普通民众怀着少有的兴趣前来参观。人头攒动，展厅空前热闹。老馆长陈康顺告诉我们：“当时我们虽然估计会有人来看，可是参观徐悲鸿画展的人这么踊跃，出乎他们的预期，真的没想到！” 　　在徐悲鸿画展上，最受欢迎的人，就是衣着典雅的廖静文，她受到了明星似地追捧。徐悲鸿的传奇故事，人们并不陌生，都想一睹徐悲鸿夫人的风采。连警卫人员都说，展览馆以前还没看到这么拥挤的。廖静文一出现，就被人群紧紧包围了，争相与她合影，照相机闪光灯此起彼落。人们争购徐悲鸿画册，请她签名的队伍排得很长。 　　在展览日程中，本来有一天是游日月潭。主办者希望，在紧张的开幕式与应酬之余，请廖静文看看台湾风光，也放松放松。廖静文原先也是同意的，台湾来一趟不易，而久闻日月潭的自然之美，置身其间自然是求之不得。但她看到，观众如此热情，临闭馆也不肯离开，就对陈馆长说，日月潭就不去了，我还是守在画展上吧。一连几天，廖静文都在展厅，接受媒体访问，给观众签名留念。直到离开台湾，日月潭都没能去成。送别时，主办方很过意不去，廖静文说，我很满足了，悲鸿的艺术能在台湾这么受欢迎。 　　当时配合画展赶印的徐悲鸿画册，深褐绒的封面，厚实的纸页，连同精美的印刷，在台湾首次集中了徐悲鸿的生平与代表作。让陈康顺馆长没想到，几千本很快地就卖完了。后来这本徐悲鸿画册一版再版，新任馆长又有再版计划。这是台湾岛内第一个大陆名家的画展。 四 　　不知是否天意，孙多慈、蒋碧微、廖静文，这三个不凡女性，都曾在台北街头走过。有先有后，有笑有泪。她们以各自的方式，记下与徐悲鸿的感情联系。无疑，她们选择的方式，都能给我们提供一个认识徐悲鸿的真实角度。 　　此前，主持徐悲鸿纪念馆的廖静文，已在新加坡、印度和香港地区举办过徐悲鸿画展，而台湾之行，最使廖静文念念不忘。 　　廖静文从到北京大学旁听的那一天起，就立志为徐悲鸿立传。一大摞初稿毁于文革造反派的抄家，此后她又重起炉灶，继续写作，直至写出长篇回忆录《徐悲鸿一生》，1982年发行第一版，首版50万册。如今这部书累计发行80多万册。她试图以自己的角度，解读一位跨越时代的绘画大师，其印数最好地说明了徐悲鸿的知名度。 　　坦白地说，我在访问这位83岁老人之前，耳根旁也刮过许多的议论。但是，当我一次又一次地和廖静文长谈，陪她到故居去寻找往昔生活的痕迹，逐步地了解她的情感世界，触摸到她的痛苦、哀伤与戒心后，我发现，在那些引起外界非议的种种词藻的背后，她在保护徐悲鸿艺术的大事上，常常有惊人之举。无论是以往中国的政治运动，还是当今的商品经济大潮，她的行动已足够份量，其实远胜于她的语言。 　　而蒋碧微被人同情，首先在于她的文笔。 　　蒋碧微聪明之极，生活中她绝对不饶人，有众多知情者为证。但回忆往事，她却是个弱者的角色。对于徐悲鸿与孙多慈，她似乎得理不让人，还有些事出有因。而她指责徐悲鸿与廖静文，就很荒唐了，此前她与张道藩海誓山盟，情书不断，已然失去指责的资格。她拎着徐悲鸿一大袋钱和一百幅画扬长而去，却让你觉得可怜，这叫哀兵必胜。其实，可怜的是善良的徐悲鸿，他一次次被蒋碧微逼至墙角，不曾回手。 　　但是，事实就是事实。蒋碧微能把手头所有徐悲鸿的信，哪怕一张小纸片，也像保存徐悲鸿画一样保存到晚年，这让人感觉到他们之间的微妙，虽然各奔东西，却是藕断丝连，台湾愿意出她与徐悲鸿的书，其实也是一例。蒋碧微回忆录对徐悲鸿不是一味贬低，尤其是徐悲鸿在欧洲求学的刻苦，以及她很反感徐悲鸿只顾画画的痴迷，还有她与徐悲鸿在生活细节上的分歧与矛盾，毕竟保留了青年徐悲鸿的形象。 　　当我们考证蒋碧微笔下的徐悲鸿，与廖静文笔下的徐悲鸿，似乎大相径庭。细细一想，她们写的，其实都是真实的徐悲鸿。 　　蒋碧微说的徐悲鸿，两手空空，一无所有，有的只是吃苦的毅力，忽略身边爱人而疯狂学艺，倔犟，自恋，偏执，这是一个年轻时候的徐悲鸿，一个未被认可的艺术家。而廖静文笔下的徐悲鸿，善解人意，体贴入微，作画已入佳境，又能够珍视天伦之乐。这是一个晚年的徐悲鸿，一个功成名就的绘画大师。 　　假如蒋碧微遇到的是晚年徐悲鸿，他们婚姻会解体吗？ 　　孙多慈，是与悲鸿生命有关的这三个女人中，唯一没写回忆录的一个。我们看到她画册的自述，知道她的遣词造句真是漂亮。 　　而她与徐悲鸿相逢，不在徐悲鸿的奋斗之初，也不在徐悲鸿的成功之巅，而恰在徐悲鸿人生的中年，也是徐悲鸿艺术的盛年。了解她，有助于了解徐悲鸿那一段的情感世界。孙多慈无言，不免让我们有些遗憾。 　　 　 徐悲鸿书法作品欣赏

发表于 2009-2-27 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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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什么反感孔夫子 却肯定秦始皇 [转帖]

毛泽东为什么反感孔夫子 却肯定秦始皇 [ 原创 2009-02-11 10:40:22] 作者:奇闻奇事
“九·一三”事件后，全国开展了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批判。在清理林彪有关材料时，发现他藏有一些孔孟言论的卡片，又在床头挂有“克己复礼”的条幅，于是认定林彪与孔子一样，都是搞复辟的。1973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在批林的同时要批孔的意见。1973年7月3日，毛泽东召见王洪文、张春桥谈话，从批评外交部的一个文件谈起。毛泽东说:
　　“你们两位是负责搞报告(按指‘十大’政治报告)和党章的，今天找你们来谈几件事。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大概你们也知道吧?大家说好，都说此文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你们年纪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

　　“所以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什么郭老、范老、任继愈、杨柳桥之类的争论。郭老又说(孔子)是奴隶主义的圣人。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是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也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他乱得很。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也是讲他了不起。”

　　“结论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见《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第308—309页;参阅《中国****的七十年》，第441—443页。该书第450页上又说:“1973年7月，他(按指毛泽东)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中认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即指1973年7月的这次谈话。。

　　固有的指导思想，复杂的政治斗争，使毛泽东并没有从林彪事件中完全清醒起来。出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他仍冀望着“文化大革命”或者还能有一个接近他原来预想的某些圆满结束。他不能容忍对“文化大革命”的任何否定。当周恩来等领导人同江青集团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尖锐对立时，毛泽东又错误地支持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信任、倚重和在某些问题上的不满往往是并存或此起彼伏、此伏彼起的。而这种不满，客观上为江青等人屡屡向周恩来发动攻击提供了动力。1974年10月至1975年初掀起的一股反复辟回潮的浪潮，正与此有关。

　　在上述背景下，毛泽东于1973年8月5日写了一首《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律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须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犹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不从子厚返文王。”这是我们当时记录的原始抄件，同后来流传的小有区别，当以将来正式发表的文字为准。同一天，就布置了《封建论》的注释任务。以后(从1973年8月至9月底)相继布置的章炳麟的《秦献记》、《秦政记》，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秦始皇》、韩愈的《石鼓歌》，柳宗元的《咏荆轲》，都是为了肯定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和“焚书坑儒”的必要性。注《石鼓歌》，是为了批评“孔子西行不到秦”，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注《咏荆轲》，是为了批评荆轲刺秦王是“勇且愚”的行为，并认为“秦皇本诈力”的“诈”应作正面理解。这几个大字本，都是为了用历史来论证统一和反复辟斗争的正确性和必要性。1973年9月23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又说: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毛泽东研究事典》上册，第277页。。

　　《封建论》的主旨，是肯定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郡县制，批驳代表封建割据势力的“封建制”《封建论》里所说的“封建”，是指殷周“封国土、建诸侯”的奴隶主贵族分封制度，不是指封建社会的国家制度。，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为了落实这一指导思想，保证“文革”中大权在握，防止地方割据势力的出现，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他书房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建议。毛泽东把邓小平请出来当军师，当总参谋长。这就在最根本的问题上保证了中央集权。12月22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八大军区司令员实行对调，并限令10天内到职《毛泽东研究事典》上册，第297页。

　　为了充分肯定作为秦始皇统治实践的理论基础的先秦法家的进步性，必须摒弃传统儒家思想对法家和秦始皇的否定，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从1974年3月开始，到7月为止，按照毛泽东的意图，一批“评法”(实际是褒法)批儒的大字本布置了点校注释任务。当时席卷全国的“儒法斗争”浪潮，实际上是从这里肇其端、始其源的。东汉思想家王充所著《论衡》中的《问孔》和《刺孟》，内容不言自明，是借王充的言论批孔;《韩非子》中的《说难》、《孤愤》、《忠孝》和《说疑》是有重要涵义的文章。此外，还包括了荀子和商鞅的文章这些文章见《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下卷，第469—633页，均为毛泽东1974年度阅读的大字本;1973年底还有韩非和章太炎的两篇文章，见该书上卷第432页、468页。具体布置过程，参阅我为该书写的卷首《前言》。。《说难》(1974年4月4日布置)的内容是说韩非认为在当时韩国旧贵族占优势的情况下，法家陈述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是非常艰难的，因此，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陈述方式，必须讲究斗争的方式和谏说的策略。《孤愤》(1974年4月布置)则反映了韩非对“重人”即旧贵族擅权的愤怒，认为由于“重人”势力占优势，而造成“主上卑而大臣重”的不正常政治局面。

　　深究这些“法家著作”大字本的内容，反映的基本思想是要用革新的“法治”代替保守的“礼治”;强调建立中央集权体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确立“君臣上下”《商君子·国策》。的秩序;强调只有在搞好内政的基础上才能对付外部敌人《韩非子·忠孝》的主题思想之一。;主张人的本性是恶的，因此必须“起法正”，“重刑罚”，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荀子·性恶》的主旨。;必须“法”、“术”结合，才能加强中央集权制度《韩非子·定法》一文的基本思想。。为了从哲学上论证建立中央集权制是顺天应时的，还以柳宗元的《天说》(1974年7月布置)和刘禹锡的《天论》(时间同前)作为理论依据，从唯物与唯心、革新与保守的角度证明加强中央集权制的正确性。“法家著作”大字本的核心思想是坚持变革，反对保守和复古，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制的政治体制。这同毛泽东充分肯定秦始皇的历史作用和现实的政治要求是完全一致的。毛泽东预计到他的许多想法和做法会受到不少人的反对，因此在1974年7月布置了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提倡“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以支持“左”的路线推行。(据传，他当时还读了清代人蔡上翔写的《王荆公年谱考略》一书。)毛泽东扬法批儒，不仅是因为林彪私下推崇过孔孟之道，借此从思想根源上批判林彪集团，更重要的是借宣传法家坚持变革和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

　　“文革”特殊背景下的社会政治体制，是建国以来绝无仅有的，不仅民主与法制遭到空前破坏，而且还要以历史上的封建中央集权制为根据继续强化这种政治体制，这必将把社会的正常运行与操作推向一个无法把握的绝端，导致社会的无序状态。不管毛泽东主观上是否授意，但他的谈话和布置的大字本，客观上为江青一伙于1974年初提出批林批孔运动、阴谋打击周恩来和大批老干部提供了根据。1973年底掀起的批判尊儒反法思潮，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转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1月25日江青等人在京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都是上述背景的产物。毛泽东批准并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目的，在于通过“批林批孔”进一步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阶段布置注释的大字本，在客观上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面对当时来自北方的原苏联的军事威胁，毛泽东还重视历史经验的启示，这就是1974年6月布置的西汉政治家晁错的两篇文章:《募民相徙以实塞下疏》和《上书言兵事》，前文主旨是说为了抗击匈奴入侵，必须移民实边，屯戍边塞，“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确保“制边县备敌”。这样，既可节省国家开支，又能增强边防能力。70年代城市知识青年支边的现代人口迁移，就是在北方军事压力下吸取古代屯垦戍边的历史经验的结果。后文主旨是总结汉兴以来同匈奴作战的历史经验，具体分析了汉朝与匈奴双方军队的长处与短处，认为汉朝军队在数量上超过匈奴，只要发挥自己长处，就有可能打败侵略者。只要了解1973年至1974年原苏联在远东地区陈兵45个师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军事平衡》资料，转引自《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册，第33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对中国形成巨大的军事威胁，就不难理解毛泽东读这两篇文章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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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节晒晒中国古代十大雷人情人[转帖]

　　 　　第十名：陷入师生恋不能自拔的鱼幼薇与温庭筠

　　雷人劲爆点：颠覆传统思维，开师生恋之先河。

　　雷倒指数：★★★

　　上榜理由：鱼幼薇即鱼玄机，天才诗童。大诗人温庭筠专程慕访并做了她的老师，鱼幼薇芳心暗许。温庭筠离开后，鱼幼薇写下一首五言律诗“遥寄飞卿”，第一次借诗句遮遮掩掩吐露了心声：“阶砌乱蛩鸣，庭柯烟雾清。月中邻乐响，楼上远日明。枕簟凉风著，谣琴寄恨生。稽君懒书礼，底物慰秋情”。飞卿即温庭筠的字，个中情意温庭筠焉能不知？不久鱼幼薇又写出“冬夜寄温飞卿”的诗：“苦思搜诗灯下吟，不眠长夜怕寒衾；满庭木叶愁风起，透幌纱窗惜月沈。疏散未闻终随愿，盛衰空见本来心；幽栖莫定梧桐树，暮雀啾啾空绕林”。表达更加直白，少女的幽怨如泣如诉，温庭筠怎会不解？倘若他回以柔情万种的诗句，鱼幼薇也许就成了温夫人，但是二人年龄相差32岁，他思前想后，只好将怜爱深埋心中，终不敢跨出那神圣的一步。

　　第九名：打破醋坛子的河东狮柳氏与陈慥

　　雷人劲爆点：吃醋的女人让爱情变得可怕。

　　雷人指数：★★★

　　上榜理由：陈慥家里养着一群歌妓，客人来了就以歌舞应酬，这有点象现在招待客人进歌厅卡拉OK，妻子柳氏性子非常火爆且爱吃醋。每次有客定会拿着木杖大喊大叫，指桑骂槐，还用力敲打墙壁，搞得陈慥很没面子。苏东坡写过一首诗取笑陈慥：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从中可以看出陈慥的无奈。

　　第八名：与皇帝搞姐弟恋的万贞儿与明宪宗

　　雷人劲爆点：姐弟恋不是现代专有，敢和皇帝搞姐弟恋更是绝无仅有。

　　雷倒指数：★★★☆

　　上榜理由：万贞儿比明宪宗大十九岁，是明宪宗祖母的贴身女婢，宪宗做太子时常去祖母处玩耍，贞儿便带着宪宗游玩戏谑，日久生情。宪宗即位后，唯恋着万贞儿一人。宪宗与吴皇后成婚后一个月，这位老姐姐一句话便让宪宗废黜了吴皇后，可见宪宗对她的喜爱程度。此事《明史》中有记载：“恭肃贵妃万氏，诸城人。四岁选入掖廷，为孙太后宫女。及长，侍宪宗于东宫。宪宗年十六即位，妃已三十有五，机警，善迎帝意，遂谗废皇后吴氏，六宫希得进御。帝每游幸，妃戎服前驱。成化二年正月生皇第一子，帝大喜，遣中使祀诸山川，遂封贵妃。皇子未期薨，妃亦自是不复娠矣”。

　　第七名：爱到死去活来的桃花女与崔护

　　雷人劲爆点：相思可以致命，爱情可以回生。

　　雷倒指数：★★★☆

　　上榜理由：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一首著名的《题都城南庄》说的就是崔护和桃花女（此女叫什么名字无法考证，暂以桃花女呼之）的事，崔护游玩时口渴去一农家讨水喝，与桃花女一见钟情，互相爱慕，但都没有说破，第二年崔护再来时小院已经锁上了锁头。崔护于是在左边的门上题了这一首诗，又过了几天，崔护又去，听见院里有哭声，就敲门询问，有个老汉出来说：您不是崔护吗？您害了我的女儿！从去年见到你后就精神恍惚，前天她看见门上的诗句，进门就病了，不吃也不喝的死了，是你杀了她。崔护伤感悲痛，请求进屋内哭她一回，桃花女还整齐地在床上。崔护抬起她的头，枕着她的大腿，哭着祷告说：我来了。不久桃花女睁开了眼，活了过来。此事在孟棨《本事诗·情感》中有记载。多少有些夸张，但足见爱情之伟大。

　　第六名：儿媳妇嫁给公公的杨玉环与唐明皇

　　雷人劲爆点：爱情没有年龄差距，也居然可以不受辈份限制。

　　雷倒指数：★★★☆

　　上榜理由：唐明皇看上杨玉环时，她已经嫁给其子李瑁差不多五年了。唐明皇不顾人伦之理，将儿媳妇据为己有。不过人皆有情，君王也与普通人一样，唐明皇对杨玉环一直很宠爱。白居易《长恨歌》中对他们的爱情是肯定的：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细致地写出了唐明皇与杨贵妃爱情的浓烈和贵妃死后双方的思念之情。

　　第五名：叔嫂之恋的曹植与甄氏

　　雷人劲爆点：兄弟如仇人，叔嫂却相爱，当真是爱情让人目眩神迷。

　　雷倒指数：★★★★

　　上榜理由：曹植著名的篇章《洛神赋》开始叫《感甄赋》，有人考证说是为了怀念他的意中人兼嫂子曹丕之妻甄氏所做，曹植少时和甄氏朝夕相处，日久生情。但仅仅是柏拉图似的精神恋爱。甄氏死后曹丕还将甄氏的遗物送给了曹植。

　　第四名：让丈夫死后成仙的花蕊夫人和孟昶

　　雷人劲爆点： 将错就错，让丈夫死后成为人人膜拜的神仙，。

　　雷倒指数：★★★★

　　上榜理由：花蕊夫人是五代时后蜀末代皇帝孟昶的贵妃，她本与孟昶相处十分恩爱，宋太祖赵匡胤灭后蜀后孟昶暴病身亡，花蕊夫人也被赵匡胤纳为贵妃，但她心里总抛不下孟昶昔日的恩情，所以亲手画了她的像，私自礼拜，不料被太祖撞见，只得谎称供的是张仙，可以求子，那些宫里的妃嫔听说供奉张仙可以得子，便都到夫人宫中照样画一幅供奉起来，希望生个皇子从此富贵。后来张仙送子的画像竟从禁中传出，连民间妇女要想生儿抱子的也画一轴张仙，香花顶礼，至今不衰。如此，孟昶九泉有知，也一定会十分感念花蕊夫人了，后人有人作诗：供灵诡说是神灵，一点痴情总不泯。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

　　第三名：冲破世俗女追男的卓文君与司马相如

　　雷人劲爆点：冲破礼教束缚，打破爱情规则。谱写一段女追男的佳话。

　　雷倒指数：★★★★☆

　　上榜理由：卓文君看中能弹琴作诗的帅哥司马相如，毅然不顾家里阻拦与之相爱并私奔，去外地开起了小酒馆，一个当老板娘，一个当店小二。这在当时封建礼教家教严谨的社会，是很了不得的。

　　第二名：夫妻皇帝武则天与李治

　　雷人劲爆点：同床夫妻，先后称帝。

　　雷倒指数：★★★★☆

　　上榜理由：高宗是非常喜欢武则天的，不然也不会废黜王皇后，改立昭仪武则天为后。而从此武则天得以逐渐掌握朝政，后来终于也当了皇帝。夫妻二人都当过皇帝的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第一名：敢和皇帝离婚的文秀与溥仪

　　雷人劲爆点：敢与皇帝离婚，古今第一人也。

　　雷倒指数：★★★★★

　　上榜理由：1931年文秀通过律师向溥仪提出离婚。溥仪不愿闹上法院，遂经双方律师交涉私了，由溥仪付给文秀5。5万元赡养费。溥仪被迫答应离婚后，为挽回体面，还于1931年9月13日在京、津、沪报纸上发布广告刊登“上谕”：淑妃擅离行园，显违祖制，撤去原封位号，废为庶人，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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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中国皇帝的婚前“性启蒙” [转帖]

我国古代十分注重传宗接代。作为统治一个王朝的皇家，传宗接代就更为重要了，广衍后嗣就需要早生、多生。

　　欢喜佛与小动物的性启蒙教育

皇太子或小皇帝在进人青春期以前就开始接受性启蒙教育了。担任皇帝（太子）性启蒙任务的是宦官。宫中藏有大量的春宫画，还开辟专殿，内有展示两性交合的壁画和塑像，宦官负责开启殿门。

　　《万历野获编》记载，明宫内廷有欢喜佛，一说是外国进贡的，一说是元代遗留下来的。“两佛各缨珞严妆，互相抱持，两根凑合，有机可动”。皇帝大婚前，由宦官寻皇帝入此殿，先行礼，礼拜毕，“令抚揣隐处，默会交接之法。”

　　名词解释——欢喜佛：佛教虽为比较保守的宗教，但是在我国也分很多教派，其中佛教密宗在性方面较为开放，在绘画和雕刻中，有大量性内容，最突出的为“欢喜佛”也称“欢喜天”。大多是男女裸身相抱交媾的佛像。

　　佛教本身戒淫，但是为了达到成佛的目的，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不受某些戒律约束，比如密宗可以利用女性作修法的伴侣（称为“明妃”）。

　　清朝年间，宫廷中常设置欢喜佛，皇帝借此为媒与妃嫔交欢，增加房事的乐趣。

　　皇家还煞费苦心地在宫中豢养小动物，用小动物们本能的活动，提示皇帝（太子）两性关系的概念。明代《禁御秘闻》中说：“国初设猫之意，专为子孙长深宫，恐不知人道，误生育继嗣之事，使见猫之牝牡相逐，感发其生机。又有鸽子房，亦此意也。”因此，各朝代皇帝（太子、皇子）的性生活从未被耽误过。……>>>中国古代的性迷误

　　谁是皇帝的第一个女人？

　　皇室中男性结婚的年龄一般不超过18岁，常见的是13～16岁。然而很多皇帝（太子、皇子）在结婚以前已经“御”过女人了，甚至已经生育子女。例如，北魏文成帝16岁结婚，实际上他14岁便已经做了父亲。西晋的痴呆皇帝惠帝13岁结婚。在这之前，其父皇派后宫才人谢玖到东宫，教太子以房帷之事，谢氏离开东宫时已经怀孕。几年以后，惠帝在父母宫中见到一个孩子，并被告知这是他的儿子。清朝在制度上规定，皇帝大婚之前，先选宫女年龄稍长者八名，供皇帝“进御”。这八名宫女都有名分，被冠以四个宫中女官的职称：司长、司仪、司寝、司门。这种制度，意在使皇帝在夫妇问题上取得一些经验，以便在和皇后的生活中能够从容不迫。

　　一般来说，哪些女人最先与皇帝（太子）发生性关系并没有制度上的规定。对于青春年少的皇帝而言，在性问题上处于被开导而无禁忌的状态，对于太子而言，十四五岁行冠礼以后，被视为成年，非有皇帝的诏命不得随意出人后宫，以防与妃及宫女发生瓜葛，至于在东宫服侍太子的宫女，太子可以任意猥亵。那么，谁是皇帝或太子的第一个女人呢？从可能性上说，是其身旁的宫女，有的皇帝的乳妈也担任过这一角色。这两种人都属于没有名分的。宫女如果得宠，会取得名分，乳妈会长期出人后宫，但名分不会更改。……>>>看尽五千年“性史”

　　皇帝与第一个女人的感情

　　明神宗与宫女王氏

　　大多数皇帝对于第一个女人，感情是不会持久的，浅尝即止，然后转向其他目标。例如明神宗16岁时，路过慈宁宫，遇见宫女王氏，也许是缘分，神宗竟“私幸”了她，而王氏竟从此有了身孕。像这样重大的事情，太监那里都有案可查。但神宗却从此失去了对王氏的兴趣，倒是抱孙心切的慈圣太后关心这件事。一次，太后提起此事，神宗却装着没听见。王氏的宠遇极短，她所生的孩子同样遭到冷落。……>>>古代男女的性生活

宪宗与万贵妃

　　然而，明代的另一位皇帝宪宗，却始终依恋他的第一个女人——万贵妃。万贵妃4岁就成为宫女，在英宗的母亲孙太后宫中服侍，进人少女时期以后，越发娇艳，加上聪明伶俐，很得孙太后的喜爱，于是成为孙太后身边的“小答应”。英宗的儿子宪宗出生不久便被立为太子，万贵妃被调去服侍太子。宪宗逐渐成长为一个少年，天生慧黠的万贵妃不知在何时、用何种方法勾引了少年天子。自此，宪宗对她的依恋更加深了一层，万贵妃充当了情妇和监护人的角色。宪宗对她除了感情和需要以外，还充满了敬畏。

　　宪宗旧岁即位时，万贵妃已经三十有五。在宫苑中，人们常能看到，宪宗的御驾前，有一位肥硕的中年妇女戎眼前驱。仗着宪宗对她的尊宠，万贵妃在宫中作威作福，而宪宗即使私幸别的宫女，也要避免让她知道。万贵妃58岁时，一次怒打宫女，因身体肥胖心脏负荷量大，加上怒气冲顶，竟一口气没有接上来而猝死。宪宗闻讯后，哀痛发自心底，怅然叹到：“万使长去，吾亦安能久矣！”果然，未出几个月，宪宗在郁闷忧怀中，也随万贵妃长去了。

明熹宗与奶妈客氏

　　明熹宗（即天启皇帝）据分析最初与奶妈客氏有过性关系。客氏在明宫中淫乱是有名的，她与熹宗的关系绝非一般的奶妈与养子的关系。从下列轨迹中可以看出客氏与熹宗的关系之不寻常，因此可以肯定客氏最先“勾引”了弱冠的熹宗，至熹宗23岁死，两人的关系始终暧昧。

　　首先，客氏和其他奶妈一样，将皇帝喂养大。但皇帝长大以后，就不需要奶妈朝夕相伴，而史载客氏“每日清晨人乾清暖阁（皇帝卧室）侍帝，甲夜后回成安宫”。从照顾皇帝的角度来看，没有这个必要，成年皇帝自有宦官服侍。

　　如果说客氏由于慈爱每天守着熹宗，那么又和下一个事实相矛盾：客氏后期与魏忠贤私通，一天，她和魏忠贤在太液池上欢饮，这时不远处上树捕鸟的天启帝，突然跌落，裂裳破面，客氏与魏忠贤却仍在嬉谈笑谑，此时客氏作为一名奶妈可谓玩忽职守了。其次，客氏在熹宗面前不是一副慈祥的母亲形象。客氏40余岁时，面色仍如二八丽人，而且穿着打扮与身份极不相符，妖冶艳丽令年轻的宫女瞠目。平时，用宫女的唾液梳发，以保持头发的乌黑光润。

　　再者，客氏先后害死了数个曾被熹宗“临幸”过的嫔妃，例如，张裕妃怀孕临产，客氏竟断绝给她的饮食，也不派人接生。张裕妃饥渴难忍，一个暴雨之夜，她匍匐到屋檐下接雨水喝，最后哭喊着断了气。另有皇子三位、皇女两位，皆因客氏而夭折。这和历代后妃间争宠残杀没什么不同。如果客氏仅仅作为乳母，可以借皇帝的光称霸乡间，任人唯亲，却不必对皇帝的后妃恨之、害之。第四，从客氏与魏朝、魏忠贤的关系上看，客氏是一个性欲极强的女人，上述两个宦官头领人官前，“净身”做得不彻底。最初，客氏与魏朝私通，后来得知魏忠贤性功能高于魏朝，便又投向魏忠贤，这些事情是在明目张胆中进行的。那么试想，客氏为何如此求欢于刑余的宦官，对青春少年的皇帝却无动于衷？客氏常常将龙卵（马的外肾）烹制好了献给熹宗，是为了大补，滋补的目的岂能是让熹宗多御几个嫔妃，多生育子嗣？那又何必予之又夺之。生之又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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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农在南京的反谍情报战 [转帖]

　　
　　中国****情报战线的重要领导者李克农,在腥风血雨的国内革命战争中,打入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出生**,冒险犯难,保卫了中共中央的安全,与钱壮飞、胡底被誉为“龙潭三杰”。由于隐蔽战线斗争的特点,李克农与他的战友们的惊心动魄的故事,长时间里鲜为人知。近年来,我国出版了李克农的传记,也上映了同名电视连续剧,展示了这位功勋卓著的传奇将军的波澜壮阔的人生。但李克农在抗战时期参与领导南京地区的抗日反谍斗争的一段经历似乎反映得不够充分、全面。本文着重于披露迄今未见之于书刊和电视电影的有关李克农的真实故事……

　　设法让白崇禧逃脱日谍谋杀

　　1937年8月27日,李克农带领几位助手匆匆离开大上海,搭乘沪宁线上兰钢快车来到南京,奉党中央之命,出任陆军第18集团军驻京办事处处长,在中共中央驻京办事处代表秦邦宪、叶剑英领导下开展工作。他在上海时是以“17路军驻沪军需主任”的名义活动的,当时,淞沪战场打得很激烈,日军战机已开始频繁空袭南京。李克农有少将军衔,但他搬进鼓楼附近的傅厚岗66号(现青云巷41号)的一幢西式小楼(原为南开大学校长、中华民国体育协进总会主席张伯的公馆,系周恩来利用与张的师生关系租用的)里后,很少穿军装,盖因南京太闷热,天天高温逼人,而且全副武装也不便与各阶层人士接触开展工作。
　　李克农搞工作雷厉风行,很快利用吕一峰与国民政府参军长吕超的兄弟关系办起《金陵日报》,全力宣传抗日,鼓舞军民士气。他很注意收集情报。他心情沉重地发现,这几年来南京的中共地下党迭遭军统、中统的摧残,损失相当严重,利用国共合作机会保释出的在押的中**团员也只有不足两百人,而国民党特务对打击猖狂活动的日谍、汉奸很不得力,仍处心积虑地“限共反共”。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就受到特务们的监视。这种现象令李克农痛心而气愤,但为了顾全大局,他和战友们还是沉住气开展抗日情报活动。
　　一天上午,李克农和叶剑英、肖作云副官三人应大本营作战部之邀乘汽车去城西五台山上参观高射炮阵地。这儿的高射炮都是刚从德国进口的,较先进。苏、美、英、法等国外交官们也应邀上山参观。归途中李克农发现路边一个戴草帽的矮个老汉有意无意的扔下一个纸团,又盯住他看了一阵才慢慢离开。李克农很敏感,便捡起小纸团上车摊开一看,是两行铅笔字:“日本特务要刺杀白总长务请转告他切切不可大意”。李克农很惊讶,这位神秘的老汉是什么人?他为何向我传递这情报?莫非他认识我?还是出于对我的信任?回到傅厚岗办事处小楼,李克农仍苦苦思索着,并和几位同志商量了此事。后来,大家都认为,此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但又不便通过官方正式渠道告诫白崇禧注意安全。李克农即想到在白氏身边担任机要秘书的中共秘密党员谢和赓。当下,他指派手下的情报分析员刘纪夫设法与谢和赓接上头。刘纪夫亦是情报战线的骨干,他应命而去。
　　却说谢和赓是广西人,早年投身革命,他的父亲与桂系重要将领白崇禧是多年至交,情同手足,又同在北伐东路军共事。而且,谢和赓的妻子俞漪云还和白崇禧家沾点亲,俞称白崇禧、马佩璋夫妇为表姑父、姑母,早年在桂林时过从甚密,恰恰也正因有这层家世背景,谢和赓一向深受白崇禧信任。他早年大学毕业后参加过抗日救亡活动。1934年他去热河参加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爱国将领领导的察北抗日同盟军,搞战地宣传,经宣侠父介绍加入中国****。在日伪军与蒋介石的“中央军”前后夹击下,轰轰烈烈的察北抗战终告失败。谢和赓潜回上海,搞过地下斗争,后经党组织批准,他进入桂系军中担任白崇禧的机要秘书。“七七事变”后,足智多谋、文武兼备、有“小诸葛”之誉的白崇禧奉调南京,出任副参谋总长,佐助蒋介石指挥华北、东南抗战,成为大本营的核心人物之一。蒋介石一向痛恨桂系,矛盾很深,一年前差点兵戎相见。即便是大敌当前,烽火连天,军统也从不放松对白崇禧的暗中监视,双方关系相当微妙。白崇禧自然处处小心。他带着谢和赓参加过几次高层作战会议。在7月中旬于中山陵孝庐举行的最高国防会议上,谢还担任过速记员,就坐在陈布雷、黄浚(行政院机要秘书,不久前因通敌卖国而被处死)两人身边。他出于安全考虑,更其小心,惟恐因一着不慎而损坏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当然,谢和赓还是设法向已在南京开展工作的李克农汇报了他获得的高层重要情报,如淞沪战况、冀豫晋前线战况等,还报告李克农,黄浚、黄纪父子已因通敌泄露国军封锁江阴江面以全歼长江中游日本海军小舰队等绝密作战计划而被处决,同案被捕的日本间谍南造云子、金马利、永野志雄等13人均在押,尚未处置。蒋介石似乎还想边打边谈判。李克农对谢和赓的表现很满意,指示他若无特殊情况,切不可来傅厚岗八路军办事处。

　　却说谢和赓与刘纪夫联系上后,立即向白崇禧报警。白很感动,他虽说和蒋介石一向面和心不和,但都很反共。如今中共方面却出于抗战大局而向他打招呼,令他百感交集,他以后更加小心,加强了个人警卫力量,不定期更换住所,以让日谍无从下手。白崇禧在南京有两处住所,一在逸仙桥附近的雍园9号,是一座带花园的小洋楼;一在清凉山1号,亦是一洋楼,是白氏夫妇避暑躲扰攘应酬的别墅,树林掩映,很幽静。白崇禧忽而住雍园公馆忽而住清凉山别墅。他谢绝了宪兵司令谷正伦要为他加派一个排宪兵以保护他的“好心”,因为他已听谢和赓说到谷正伦竟也与南造云子为首的日军间谍组织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9月19日晚上,夜色浓重,下着小雨,清凉古寺的山门已关上,寺内灯火还闪亮着,树涛起伏,若远若近,广州路方向的路灯不知是否人为破坏,均熄灭了。七八个人影分两路从广州路和清凉山上潜往白氏别墅,试图翻院墙进入,引起犬吠。接着这些不速之客就扑向别墅,遇到卫兵们抵抗,双方发生枪战,各有人员伤亡。偷袭者正是漏网的一些日军间谍。他们发现别墅内已有防卫,不敢恋战,在卫戍司令部巡逻部队赶到之前迅速撤逃。其实,袭击事件发生的晚上,白崇禧确曾驱车去清凉山别墅,但他对几名卫兵作了交代后即悄悄地从前门进又从后门出,在两车卫兵护卫下出人意料地前往升州路上的净觉寺(中国伊斯兰教协进会驻地)了。他在净觉寺的三楼一房间里住下,布置了警卫。他还不忘作祈祷、洗浴。寺内几位教长均与身兼伊斯兰教协进会主席的白崇禧很熟,如同一家人。白崇禧已不止一次借宿于古老幽森的净觉寺了。次日,他得知日谍果已动手,庆幸得真主保佑。当然他也很感激顾全大局、不记前仇、不究既往的李克农等****人。

　　协查军火轮爆炸案

　　1937年11月15日晚,安徽芜湖江面上一艘满载军火的1500吨级货船突然发生大爆炸,烟云升空,凝聚成大团乌云。由于爆炸很突然,船员及押运的官兵们死伤过半。船很快倾翻沉入江底,损失惨重。一时从芜湖到南京,流言四起,议论纷纷,战乱中的老百姓更加人心惶惶。特别是港口城市芜湖,百姓们纷纷扶老携幼,欲逃往皖南山区。军警在全城戒严,当局又张贴安民告示:告知市民,无须惊慌。军火轮爆炸沉江原因尚待查明。初步判断当因船员大意,点火取暖引致大爆炸,并称国军精锐已从四方调集首都(南京),城防固若金汤。上海前线日寇已成强弩之末,胜利当指日可待云云。但稍具军事常识的人都已看出,战局已急转直下,战火正蔓延向南京,连芜湖也已受到威胁。当务之急是如何支援前方,打击猖狂活动的日谍和汉奸,绥靖后方,保障安全。可是国民党军政当局却束手无策,消极应付。芜湖城防司令部抓了几个趁乱抢劫的无业流氓,不经审判就押到江边定上“通敌破坏国家抗战”的罪名,公开处决。这一举措并不能震慑敌人。
　　李克农从南京报纸上读到芜湖江面军火轮大爆炸的报道后,心情沉重,连连摇头叹息。他是安徽巢县人,曾长期住在芜湖,如今家中父母仍住在芜湖,故而他很熟悉皖江情况。他很早就关注对日情报工作,收集过不少重要情报。就他所知,中日甲午战争之前,蓄谋侵华亡华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就派出大批间谍潜往上海、南京、汉口、芜湖、沙市等长江中下游城市,开展活动,以汉口乐善堂诊所及眼药店为中心。而芜湖亦是长江间谍网中一个大据点,日谍收买汉奸、流氓进行长期潜伏。20世纪30年代初以来,日本间谍还与芜湖的几家天主教堂的一些意大利、法国籍神父狼狈为奸,让他们为自己收集中国情报,领取犒赏。而国民党当局对此视若无睹,其昏庸令李克农很气愤却又无可奈何!
　　三四个月前全面抗战刚爆发不久,李克农曾从上海去武汉处理一些秘密要务。他最先发现汉口滨江路日清贸易公司的日本商人、职员及侨民亲属竟一个不剩地全部紧急撤离,桌上的饭菜都还是热的,码头上几艘日本商船包括满载日本驻汉口海军陆战队几百官兵的炮舰登陆舰均升火启锚。很显然日本方面已得到中国最高当局有关封锁江阴要塞江面的绝密情报,抢先一步搭船舰东撤,令中方作战计划全落空!震惊之下,李克农处理完事务立即循踪东下,水陆兼程。途经芜湖码头,他发现住在芜湖的日商及日侨百余人均秩序井然地排队登船,日本海军舰艇担任警戒,码头上一些当地人竟点头哈腰地向交战敌国军民致意,作依依惜别状!很显然,日本军方在长江中下游早已有卓具效率、组织严密的谍报网。想到这些,李克农很是焦急,夜不成眠,他立即写出有关建议材料派人送给当局军事情报部门,材料上他列举江城芜湖的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和敌我态势,要求当局在芜湖、当涂两城实行宵禁,封锁交通,加强卫戍力量,将玩忽职守的军政官员撤职查办,并立即投入军力,设立江防巡查大队,盘查江上过往船只,严厉打击日谍、汉奸的破坏活动。

　　很可惜,李克农的以上重要建议,大多并未被国民党当局采纳。许多官员不是全心全意投入抗战而是收拾家产金银细软,准备开溜。李克农还派了两位情报员迅速赶往芜湖城郊湾与刚从四川开到的川军21旅旅长张勋武联系,请他加强芜湖的保护工作和锄奸反特工作。张勋武是川军名将刘湘(1938年1月病死于汉口)的老部下,骁勇善战,有爱国心和正义感。李克农与他素不相识,但想起参军长吕超曾提到过张勋武是其同乡,曾有过交往,便写了封信给张勋武,信中讲到身居高位的吕超对抗战的热忱和对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请张务必狠狠地打击日谍汉奸的猖狂活动,稳定芜湖局势。这一招还真收到一点效果。张旅长采取了一些措施,抓捕并处死了几个通敌有据的汉奸。在那两名中**员协助下,追查军火轮爆炸案也有了些头绪,证实确为日本海军驻芜湖及贵池的两个谍报小组配合所为,船上有两名水手丧尽天良充当内应,将定时炸弹两枚偷弄上船得了手。可是很快战火已烧到芜湖。12月8日,日寇第六师团已经由太湖南岸迂回广德、朗溪包抄了芜湖。张旅长战死,另一个旅长和几个团长营长都弃城而逃,当地驻军中一个团长竟还通敌。故而很快守军被击溃。日寇在芜湖屠杀军民好几千人,并进而从南面包围南京……当然这都已是李克农从南京撤离几天后发生的事了。

　　日寇破城前九天撤离南京

　　抗战初期的南京,发生了一件最令抗日军民愤慨和不可理解的事,就是被关押在市中心老虎桥监狱内西一排囚室的13名日本间谍,除两人因生重病不治而亡外,其余11人竟然都神秘地“失踪”。其中最有名的当数有“帝国之花”之誉的风流女谍南造云子。她在“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五六年里,给我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几天后她居然出现在上海虹口侵华日本海军电台,并发表“圣战”演说为皇军鼓劲,气焰极为嚣张。很显然,是南京国民党特务机关和宪兵司令部内部上层有些人可耻地充当了内应,放走了敌特分子。
　　李克农和战友们对发生这种事非常愤慨。他们都认为最高当局应当对此负责,正因蒋介石专制独裁成性,长期以来顽固地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媚日妥协,才使得国民党高层亲日派半明半暗地活动一直有市场,大量至关重要的军政情报泄密。国都南京几乎成了情报领域不设防的城市!
　　12月1日,李克农指示电台向延安中共中央发送去最后一份电报,报告了战局动态,说据称蒋介石有意死守南京,已派秘书陈布雷、李仲公等亲信自武汉返回南京,并拟急调滇军三个主力师支援前线(事后证明这是蒋介石为迷惑各界舆论而有意散布的假消息,他也够狡猾的了)。而后,中共驻京办和八路军驻京办着手准备撤离。
　　李克农百忙之中还不忘派人查清楚那位递送情报的老汉身份。12月2日,终于弄明白了:那人名叫覃瑞义,广西人,早年参加过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广西右江红八军起义,起义失败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流落上海。他仍同情中共的事业,充当了为中共工作出了大力的租界捕房探长杨登瀛(鲍君甫)的线人。1934年杨登瀛到南京出任中央反省院副院长,与中共中断联系。覃瑞义也来到南京谋生,常混迹于茶楼、酒馆,故而消息灵通。他是从为日谍效劳的城西青帮大头子缪凤池口中得知日谍要对白崇禧下毒手的。他想来想去只有李克农和他的战友才最可靠最值得信任,遂传递了情报。李克农感动之余也关心覃的安全,派人送给他一些钱,嘱他最好离开南京,但被他谢绝了。
　　在做好了一应善后安排后,12月4日凌晨,李克农、叶剑英、童小鹏、钱之光、赖祖烈以及原在广州负责广东香港工作的廖承志共七位同志最后一批撤离,搭乘办事处的两辆旧小汽车出城西行,告别了战云弥空的南京,结束了三个半月惊心动魄的抗战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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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在中国的命运:一百年误读，二百年孤独[转帖]

　　　　2月4日，为纪念达尔文诞辰200周年，一位演员打扮成达尔文的模样，在威敏斯特大教堂的达尔文墓前凭吊。

　　一百年误读，二百年孤独

　　2009年2月12日，是达尔文诞辰二百周年。这二百年，是世界天翻地覆的二百年，也是中国天翻地覆的二百年。但达尔文在中国的传布，却不是因为其关于生物进化的科学，而是因为其作品中的“物种灭绝”和“物种竞争”理论。在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存在着一条清晰的对达尔文的“误读之线”。一百年误读，二百年孤独，这是达尔文在中国的命运。

　　南都周刊编辑:阚牧野 特约撰文 | 钟岩苑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百年孤独》的开篇，讲述看冰故事。和冰一起来到马孔多的还有各种代表着科技进步的机械玩意儿，紧接着，火车、轮船以及梅毒络绎来到马孔多，开始了一百年的天翻地覆。某种程度上，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同样可以移植到同属第三世界的中国境域。

　　如今，人们已经认识到，人身上长出猪尾巴，并非稀奇古怪的事，只是“返祖”之一种。这一切皆拜达尔文所赐，自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以来，物种演变以及人类进化的历史已经成为科学，从小学生的科学课堂讲起，足见其影响深远。

　　从李鸿章到鲁迅

　　1889年，上海格致书院举行春季考试，一个名叫钟天纬的学生写下了如此答卷：

　　迨一千八百零九年，而达文生焉??一千八百五十九年，特著一书论万物分种类之根源，并论万物强存弱灭之理。其大旨谓，凡植物、动物之种类，时有变迁，非缔造至今一成不变。其动物之不合宜者，渐渐澌灭，其合宜者，得以永存，此谓天道自然之理。但其说与耶苏之旨相反，故各国儒士，均不服其言。初时辩驳蜂起，今佩服者渐多，而格致之学从此大为改变。此可谓千秋崛起之人也。

　　这里的“达文”，就是俗译的达尔文，“论万物分种类之根源”之书，就是《物种起源》。不论钟天纬当时是否已经读过此书，他对于《物种起源》的评论的确到位。阅卷老师、李鸿章将这份答卷列为“超等”，并写眉批：“达文明动植之学，有动植原一书，明自然之用，宏旨若中国老子。”李鸿章在这里给了《物种起源》另一个译名，《动植原》。

　　当时的李鸿章，贵为北洋大臣。尽管他将《物种起源》的“宏旨”比附为中国的老子，有点滑稽，但也可以看出，他对当时的新兴科学“物种进化”理论并不陌生。中国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将修身和治学分为“格物，致知，修身，齐家，平天下”几个阶段。格物致知，是初始阶段。明朝的王阳明，曾经蹲在家里“格竹子”，呕心沥血数天数夜，没有“格”出来。而在1889年，上至朝廷重臣李鸿章，下至普通学生钟天纬，都可以款款而谈达尔文，并且迅速地接受了达尔文的学说。与此同时，达尔文在欧洲引起的反应，确实毁誉参半。一直到1925年，美国田纳西州颁布法律，禁止在课堂讲授“人是从低等动物进化而来”，被称为“反进化论法”。直到20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田纳西、阿肯色和密西西比三州才废除各自的“反进化论法”。

　　实际上，早在这份答卷之前16年，达尔文的名字就已来到中国。1873年，上海《申报》发表了一则“新书资讯”，《西博士新著人本一书》介绍西洋博士“大蕴”出版的新书《人本》。“大蕴”就是达尔文，《人本》就是他于1871年出版的《人类起源和性选择》。

　　在《人类起源和性选择》的同一年，数学家华蘅芳翻译了英国地质学家雷侠儿的(Charle Lyell，现译为赖尔)《地学浅释》一书。这本书的英文原名为Pinciples of Geology(现译为《地质学原理》)，是一本对达尔文产生重大影响的书。据说，达尔文在乘坐比格尔号轮船环游地球的时候，随身携带的就是这本书。在赖尔死后，达尔文发表悼念文章：“我所做的一切，都应归功于学习研究了他的伟大著作。”同时，赖尔也是最早接受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的人。在华蘅芳的译本里有如此一段话：“有勒马克者，言生物之种类，皆能渐变，可自此物变至彼物，亦可自此行变至彼形。此说人未信之。近又有兑儿平者，言生物能各择其所宜之地而生焉，其性情亦时能改变。”这里的“勒马克”，如今通译为拉马克，这里的“兑儿平”，就是达尔文。

　　《地学浅释》这本书，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影响深远，康有为、梁启超都对此书赞誉有加，而影响最深的人，则是鲁迅，鲁迅早年曾经手抄此书，并曾撰有《中国地质略论》、《中国矿产志》等文章，对进化论多有发挥。五四时期，鲁迅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吁，亦源于他所信奉的进化论思想。

　　

　　早期达尔文思想传播者之一严复。

　　

　　严复译《天演论》原本。

　　从严复到胡适

　　欧洲对达尔文的拒斥，源于欧洲宗教的“上帝造物”学说，上帝及其所造物与人是神圣的，《物种起源》则打破了“造物”的神圣性。中国人能够容易地接受达尔文，因为中国的思想体系里不存在“造物”概念，儒家不讲宇宙论，敬神鬼而远之，道家宣扬万物平等、庄生化蝶等思想，导致李鸿章认为《物种起源》“宏旨若中国老子”。真正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的，不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而是严复的《天演论》，时间是1895年。

　　不久，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京津，出身海军的严复投书天津《直报》，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文章。在《原强》中，严复开篇就说：“达尔文者，英之讲动植之学者也，承其家学，少之时，周历瀛寰，凡殊品诡质之草木禽鱼，穷精眇虑，垂数十年，而著一书曰《物种探原》??其书之二篇为尤著??其一篇曰物竞，又其一曰天择。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意谓民物于世，樊然并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与接为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当为智役??”

　　这篇文章里，出现了此后一百年间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词汇，“物竞天择”。国难当头时，严复开始翻译《天演论》。《天演论》的原本为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1893年发表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赫胥黎坚定地维护生物达尔文主义、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本书的后半部分——“伦理学”所讲述的，就是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界，不适用进化竞争的规则。因应“国难”，严复只翻译了《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前半部分，断然把后半部分删掉，代之以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斯宾塞。

　　达尔文在中国的误读由此开始。《天演论》出版之后，立刻风靡中国知识界。第二年，梁启超在上海读到《天演论》，他在“物竞天择”的基础上，阐发出了“适者生存”的概念，进而发表了一系列宣扬社会进化论的文章，比如《新民说》、《新史学》，影响了未来中国的走向。这其中最振聋发聩的，要数《新民说》，高声宣讲“进化者天地之公例也。”后来，梁启超如此总结自己对达尔文的认识，“达尔文养鸽莳果数十年，著书数十万言，结果不过贻吾辈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八个大字而已。然试思十九世纪学界中，若少却此八个大字，则其情状为何如者？”

　　当时有一个小孩叫胡洪梓，十多年后，这个孩子改名为胡适，名字取自“适者生存”。当时还有一个孩子叫毛泽东，他也信奉梁启超的理论，和同学蔡和森成立了一个青年组织，名字叫“新民学会”。

　　从康有为到陈独秀

　　《天演论》在中国掀起惊涛骇浪，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则命运多舛。1901年，马君武开始翻译《物种起源》，至1919年翻译完毕，当时时值中国的五四运动期间，1920年马君武的译本《达尔文物种原始》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马君武持续近二十年翻译此书的目的，说起来很好玩，也很尴尬，在译本“序言”中，马君武写道：“此书为全世界文明国所尽翻译，吾国今既不能不为文明国，为国家体面之故，亦不可无此书译本。”

　　在《物种起源》受“冷落”的同时，另外一些外国著作被翻译进中国。1901年，杨荫杭翻译了日本明治维新领袖加藤弘之的《物竞论》，该书原名《强者的权利竞争》，否定了美国的“天赋人权”观，声称“优胜劣败是永世不易的自然规律”，成为当时的畅销书。

　　另外一个日本人有贺长雄的《人群进化论》、《社会进化论》也被翻译进中国，并直接影响了一大批中国学者，以至于当马克思的社会进化理论进入中国的时候，能够很顺利地被李大钊等人接受。

　　达尔文的进化论到中国，经过误读与蜕变，真正产生影响的却是社会进化论。首先从中吸取影响的是康有为，他将社会进化论与中国儒家学说结合起来，宣称孔子“为进化之道，而与时升进，以应时宜”。康有为的《大同书》，塑造了一个未来乌托邦世界，没有国家，没有贫富，世界各种族平等相处。1917年，年轻的毛泽东在给友人黎锦熙的信里写道：“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康有为虚构的大同世界，影响着毛泽东一生。

　　康有为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依旧属于渐进型，而在湖南人谭嗣同那里，渐进已经不足以改变中国的面貌，他提出“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维新运动失败，吴樾、邹容等进而提出“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提倡激进革命和暗杀。到了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则提出了革命与兽性的关系：“进化论者之言曰：吾人之心，乃动物的感觉之继续。强大之族，人性兽性同时发展。其他或仅保兽性，或独尊人性，而兽性全失，是皆堕落衰弱之民也。”“法兰西流血数十载而成共和，此皆吾民之师资。”

　　题外：两面的种族进化论

　　达尔文的误读，在中国被一步步激化。在这个过程中，种族进化论在中国也有庞大的市场。只不过，这个市场呈现出两面性。

　　一方面，由于中国当时在世界上的弱势地位，造就了“保国保种”的思想流行。刘师培在《中国民族志》中痛心疾首：“今太西哲学大家创为天择物竞之说??种族既殊，竞争自起??当西人东渐之后，亚种劣而欧种优，故忧亡国，更忧亡种。”对应于西方人的白皮肤，中国人因为是黄皮肤，在当时自称“黄族”，并由肤色，为自己找了一个老祖宗，就是轩辕黄帝。刘师培在《黄帝纪年论》中写道：“欲保汉族之生存，必以尊黄帝为急。黄帝者，汉族之黄帝也。”从商周以降，在中国的民族传说中，黄帝从来没有被抬高到如此位置。

　　另一方面，由于黄色距白色较近，黑红等色距白色较远，肤色延伸出当时中国特有的种族主义思想，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写道：“白种之强固局优胜，而黄种之多且智”，在20世纪初期流行着“中国文化西来说”，宣扬中国人由白种人演化而来。在竭力弥合黄种和白种差异的同时，当时的知识分子又不停张扬黄种与黑种红种的差异性。当时激进革命杂志《江苏》上有一篇雄文：“红黑二种，奄奄待尽，已无望矣。其雄峙东亚，土地之广生聚之蕃，足比美与白人者，惟我黄种。”

　　昨日是达尔文诞辰二百周年，今日之世界是全球化的世界，然而，谁又能担保各种对达尔文的“误读”不会卷土重来？ (本文来源：南都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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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谜团：元代帝王为何全部没有陵墓？ [转帖]

封建王朝的皇帝死后一般都有陵墓，唯独元朝皇帝没有留下一座陵墓。这是一个千古之谜。

明朝叶子奇《草木子》中记载:元朝皇帝驾崩，“用啰木两片，凿空其中，类人形大小合为棺，置遗体其中……加髹漆，毕，则以黄金为圈，三圈定(箍两头、中间)”。然后，掘深沟一道埋葬，“以万马蹂之使平。杀骆驼于其上，以千骑守之。来岁草既生，则移帐散去，弥望平衍，人莫知也”。

当年成吉思汗去世，就是采用了这种方式下葬。据记载，成吉思汗在宁夏病逝后，其遗体被运往漠北肯特山下某处，在地表挖深坑密葬。其遗体存放在一个将大树中间掏空做成的独木棺里。独木棺下葬后，土回填，然后“万马踏平”。为了不让外人看出曾经动土的痕迹，还要用帐篷将周围地区全部围起来，待到墓葬地面上的青草长出，与周围的青草无异，才将帐篷撤走，这样墓葬的地点就不会泄露了。

全套工作完成后，蒙古人在墓葬地表杀死一头小骆驼，这时，陪伴这头小骆驼前来的母骆驼就会十分悲痛地号叫，并且记住这个地点。第二年来祭祀的时候，把这头母骆驼牵来，在杀死小骆驼的地点，母骆驼就会悲痛地流泪。这样，前来祭祀的人就能找到墓葬的确切地点。

元朝建立以前，蒙古人有自己独特的丧葬习俗，其特点是薄葬简丧。蒙古人是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他们没有固定的居所，生活方式比较简单实用。特别是在蒙古人大举扩张的战争年代，丧葬仪式尤其简单。下葬时，他们让死者坐在一顶生前用的帐幕中央，边上围着祭祀的人进行祷告，随葬的有马匹、弓箭和摆放着肉乳的桌子，最后放入土中。目的是死者到另一个世界上生活时，有帐幕住，有马骑，有肉乳吃。

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后，实行汉法，也渐渐受到汉人丧葬习俗的熏染，开始用棺木入葬，但所用棺木与汉人不同。死者入殓后，两块棺木合在一起，又成为一棵圆木，然后“以铁条钉合之”。尽管入主中原，蒙古人入殓仍然俭朴如初，寿衣大多就是平时穿的衣服，随葬的器物也会比较少，大部分是死者生前喜好的武器，如弓箭、刀剑一类的东西。

元朝皇帝死后和一般的皇族及贵族稍有不同，皇帝死后首先是要有一个下葬的仪式，随葬品也要多一些，只是在皇帝下葬时不得有汉族官员参加，也不会在地面上建设大规模的建筑物，不设功德牌坊和墓碑，一切看起来都很简单。另外为了不留下可以让盗墓贼发现的线索和痕迹，对下葬地点的记载也少得可怜，以至于让人感到元朝不存在皇帝陵墓。

记录的不完整和有意地编造，使后代很难了解这方面的****。这或许就是元朝皇帝没有陵墓的缘由。但不是没有，而是没有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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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猜灯谜 [转帖]

　　有一年元宵节，乾隆皇帝与君臣一块猜灯谜取乐，一副用对联写成的灯谜是：
　　黑不是，白不是，红黄更不是；和狐狼猫狗仿佛，既非家畜，又非野兽；诗也有，词也有，论语上也有；对东西南北模糊，虽为短品，也是妙文。

　　乾隆帝把这副灯谜看了三遍，也没
猜出来。他身边的纪晓岚说：“最常用的颜色是红、黄、蓝、白、黑。其中的蓝色里最深的，又叫青色，上联的前半句‘黑不是，白不是，红黄更不是’，那就是个‘青’。后半句说的是‘犬’，它虽说是人们家里养着用来看家的，可不算是家畜，更不是野兽了。前半句的谜底‘青’，跟后半句的谜底‘犬’合起来，是个‘猜’字。”

　　下联的前半句是个‘言’字，言者，字也。当然‘诗也有，词也有，《论语》上也有’了。后半句是个‘迷’字，‘对东西南北模糊’，不是‘迷’是什么？‘言’跟‘迷’合到一块，就是个‘谜’字。所以，这副灯谜的谜底就是——猜谜。”

（《辽沈晚报》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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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震慑数百美国暴徒的中国人[转帖]

美国大使馆的门外，聚集着许多办理签证的人，有管理人员、有商人、更多的是年轻的学子。这种场面对于首都人来说，并不陌生。但是今天，我要讲一段故事，每个中国人，特别是准备去美国的人都应该知道的一段历史。

在美国短短的232年历史中，曾经有过我认为是最最黑暗的一页。那是1885年秋到1886年的春天的一段光阴里。那个时候，美国民族（除了个别有识之士以外），以一群目光短浅、以怨报德、狭隘自私、违法乱纪的小人出现在世界上。挽救了他们的灵魂，维护了他们声誉的，也许就是两个人，其中一个是中国人，他叫陈宜禧。

十九世纪70年代，美国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那时候的西部大开发如火如荼。到了二十世纪初，仅仅40年间，美国的GDP增长达到了惊人的52%，远远超过了其他西方强国！这期间的主力建设者是几十万背井离乡的中国劳工。今天你访问美国西部重镇，洛杉矶、旧金山、波特兰、西雅图、拉斯维加斯……翻开他们的开发建设史，哪一个行业没有华工的血汗？今天的美国政治家和史学家，无人否认中国人对美国开发做出了其他民族无法替代的巨大贡献。

然而，十九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一度进入衰退期，加上内战结束后上百万士兵退役，造成了就业市场的紧张。那时候大批美国白人工人，因为好吃懒做，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于是他们把愤怒转到了无辜的华工身上，认为是华工的存在使自己丢了饭碗。于是美国排华风潮席卷各地，针对华人的暴力攻击也此伏彼起。1882年5月美国国会居然通过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从法律上歧视华人，这对于美国各地的排华风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885年9月4日，爆发了洛克斯普林大屠杀，11名华人被屠杀，500余人遭到驱赶。匪徒的行为非但没有遭到谴责，反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1885年9月5日夜，在伊萨克谷三名蛇麻草收割华工被暴徒枪杀。凶犯虽然遭到起诉，但是公众的同情使得他们最终没有被判刑。

9月19日，黑钻石矿工驱逐中国矿工，打伤9人。

9月28日“排华议会”在西雅图举行会议。每一个劳工组织都出席。其中有大量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会议决议所有的“中国佬”必须在11月15日之前离开。这些人后来被统称为“排华党”。

11月3日，数百名暴徒在市长带领下，来到塔科玛市的华人聚居区，强令华人离开。冰雨之中华人被赶往车站，他们在车站广场冻了一夜，至少一个体弱华人冻死。

当时的华人，面对暴力攻击任人宰割，敢怒而不敢言。唯一例外的，是西雅图市的企业家，名叫陈宜禧。

在Tacoma驱赶华人事件之后，陈宜禧给满清政府驻旧金山总领馆发电如下：塔科玛市华人昨日遭到驱赶，两三百人来到西雅图，情况危急，当地政府难以提供保护。请你们提供保护。华昌公司，陈宜禧。

次日陈宜禧接到复电：我们会尽力而为。今日皇兵（指美国联邦部队）将被派出。总领事欧阳明。

但事实却是，美国内政部长认为此时无需动用联邦部队。所以“皇兵”的到来系子虚乌有。

1885年11月，陈宜禧紧急约见自己20多年的老朋友，西雅图市市长亨利·耶斯勒和其他的西雅图名流，包括托马斯·伯克法官，讨论西雅图局势。没想到他们众口一词的劝陈宜禧带着本地的华人离开西雅图，因为暴徒在当时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了，他们代表着社会广大的阶层，虽然警方在维持秩序，但是袭击的事情防不胜防，没有人能够保证大家的安全。然而这些并没有吓倒陈宜禧，他以美国的法律为依据慷慨陈词、据以力争。最终，伯克和耶斯勒等人都为陈宜禧的话所震撼。当晚，耶斯勒市长召集西雅图市民集会。

《西雅图历史》一书对这次会议有详尽的描述。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一贯为白人工人代言的托马斯·伯克法官挺身而出，发表了一段在历史十分著名的长篇法制宣言，严厉谴责了暴徒的非法行径：

“……我们面对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像一个自由的，守法的，尊重正义的美国人，还是像狂暴的，无法无天的某些外国人那样？”

“我是一个美国人，我向所有美国人呼吁，我们面对合法的和非法的两种方法，我选择美国人的方法。不管他是移民来此，还是在美国出生，如果他不站在法制一边，他就不是真正的美国人。如果谁要以蔑视和践踏我们自己制定的法律来玷污这个共和国，他就不配拥有美国的国籍，不管他来自哪里……”

“美国政府，在人民的许可下，邀请中国人来到这里。在和中国政府签署了庄严的条约之下，中国人和来自其他国家的人一样，在法律保护下，享受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今天我们不单单受到我们自己制定的法律和美国政府庄严承诺的制约，同时出于人道和正义的考虑，我要在这种暴行面前保护中国人……”

伯克法官在道义上的胜利，仅仅给西雅图的华人赢得了三个月的安宁。

1886年2月，包括陈宜禧在内的350名西雅图仅剩的华人还是被驱赶上了码头，迫使他们登上驶往旧金山的太平洋皇后号。虽然当地的警察也匆忙赶来试图维持秩序，但是当时的暴徒依仗自己人多，对警长的话毫不理睬，更有甚者，还当着警长不断辱骂和殴打华人。看到如此形势，陈宜禧为了给警察和执法民团赢得行动的时间，从容地从客轮的舷梯走了下来。

陈宜禧对暴徒说，自己决不会离开西雅图，因为这里是他的第二故乡。暴徒们没有想到，陈宜禧竟然如此从容和自信，他们不能容忍陈宜禧用这种神情进行辩论，大声谩骂起来：中国佬滚蛋！滚回中国去！美国不要中国佬！

陈宜禧正色告诉他们：我比你们任何人都更有资格留在这里，因为我纳的税金比你们加起来都多！我的税款也许就养着你们这里的许多人……我要走了，你们中间的某些人，也许会挨饿的。陈宜禧的话揭了这些依靠吃政府救济的人的短处，他们疯狂拥上去揪打陈宜禧。陈宜禧不还手、不反抗，任由男女暴徒们上前打自己。

满脸是血的陈宜禧说，你们所有的人都知道，美洲大陆是属于印第安民族的，你们跟我，跟所有的中国佬一样，是外来民族，你们或者你们的父辈，漂洋过海到这里寻找自由和富庶之梦，因为你们忍受不了本国愚昧和不平等，今天你们在美国做的事情，还不如你们过去的国家。今天我这个中国佬不走，你们美国还能够看到一点点公平的希望，如果我这个中国佬就这样离开了，你们这里就只剩在野蛮和无知……

暴徒们被震惊了，这个时候多数的人受到陈宜禧话的感染，开始检讨自己行为。面对最高法庭的命令，他们不再坚持。执法民团顺利地把华人营救下来。根据“人身保护令”的内容，民团把全体华人带到联邦法庭接受保护。

华人被送到法庭之后，《西雅图历史》如下记载：

“通过翻译，格林大法官用简单的词句和蔼的语气告诉华人。他获悉，他们被一群坏人，在违背自己的意愿的情况下关进一艘轮船。现在他想知道事实是否如此。他还告诉华人，在这个城市，几乎所有的人都希望他们离开，但是如果他们选择留下，将得到法庭的保护。他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害怕，在必要的时刻，这个领地和美国政府的全部武装，随时准备对你们提供保护，保护你们的人身和财产。留下来的人将会安全。’”最后300余名西雅图华人居民中，只有包括陈宜禧在内的16个人声明留下。

陈宜禧做出了一个违反常理，极端强硬的决定——留在西雅图不走——与美国的文明共存亡。恰恰是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整个事件的进程；是的，此时的西雅图历史，是由陈宜禧，一个中国人执笔！

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此终结，由于陈宜禧的坚持，激怒了排华暴徒的首领，根据记载，当执法民团在总队长George Kinnear上尉率领下，护送这16名华人回到自己住所的途中，又遭到了暴徒更疯狂的冲击。面对即将无法控制的局面，警察开枪了！根据目击者说，民团开枪射击的警员一共有五人，其中包括托马斯·伯克法官。

警察向示威群众开枪，伤四毙一，成为西雅图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西雅图历史》一书中为此专门设立一个章节。

接着华盛顿领地总督斯蒯尔宣布了戒严令，联邦部队进入西雅图。

劫后余生的陈宜禧做了和持有明哲保身哲学的华人相反的事情，他认真地记录了暴徒们造成的华人商户损失。然后就这些损失，代表西雅图全体华人向法庭递交了诉状。经过一番法庭上的折冲樽俎，在伯克法官的最终裁决下，西雅图的中国人获得70万美金的赔偿！相当于每个华人商户平均获得3000美元的赔偿！

十几年的旅美生活告诉笔者，就是在今天的美国社会，华人与美国政府对簿公堂也是相当罕见的事情，考虑到120多年前的人权状况，陈宜禧是在极端孤立，面临四面八方强烈敌意的情况之下展开这场大诉讼的。这种胆识和气魄是他同时代的华人身上所极为罕见的。

这大概是华人在美国土地上，打赢的第一场诉讼。这场诉讼的直接结果，就是被驱赶的西雅图华人逐渐回流。而仅仅再过了三年之后，华人在这个城市的地位就发生了新的转变。此时，我们再回过头来，审视陈宜禧在成百上千的暴徒袭击时做出“留在西雅图”骇世惊俗的决定。他的决定绝不是冲动，更不是歪打正着，只能是一种超越常人的远见和钢铁般的意志使然。那是种时代变革之前，历史赋予极个别先导者的特殊人格。

陈宜禧在西雅图奋斗了45年，他既是实业家，还是一个民权领袖。尽管他没有说什么惊天动地的话语，但是他的努力却是实实在在改变了西雅图乃至整个美国西部华人的命运。西雅图是全美排华暴力中，唯一没有造成华人伤亡的城市，西雅图当局成了唯一坚决保护华人的地方政府。

对于今天中国人来说，提到华人在美国地位的最大突破，大家想到的恐怕是第一个华人州长骆家辉。但是，他的政治成就在美国是不是第一，由于陈宜禧资料的发掘，变成了可以探讨的话题，尽管陈宜禧没有像这个一百年之后的台山同胞那样在美国担任高级公职，但是他在美国人权状况十分恶劣，“排华”成为政府和民间一致主流的前提下曾为美国西部重镇呼风唤雨的人物，不能不令我们重新审视华人华侨历史。虽然我们不知道法庭上陈宜禧代表着华人做了怎样的陈述，但是不管他说了什么，他的话比马丁路德金那震撼世界的《我有一个梦想》早了77年！

陈宜禧在美国创造了许许多多的先河：

他——养育了第一个在美国出生的孩子！

他——作为华人打了，并且赢了第一次在美国的官司！

他——在西雅图大火之后，修建了新西雅图第一座砖楼！

他——成为西雅图商会第一个华人终身理事……

在亨利·耶斯勒魂登西土，许多同时代的商友退隐江湖的时刻，60岁的陈宜禧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台山，开始了人生新的篇章：

他——修建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

他——第一个提出建立对外开放的商业特区。

1929年7月1日，陈宜禧已经辞世一周的时候

他又创造了自己最后一个第一——第一个在美国地方大报上头版头条的华人！《西雅图每日时代报》的标题是：《陈宜禧——西雅图著名华人逝世》。“西雅图著名华人”是一个多么耀眼的称谓？！就在同一个城市，3000千人曾经站在大街上呐喊：中国佬滚出去！
【转自编剧华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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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华与“玉树后庭花” [转帖]

　　　　　一 眼

　　歌伎出身的张丽华后来做了南朝陈后主的贵妃，她长相上最大的特点是发长七尺，光可鉴人，眉目如画。此外，更具有敏捷的才辩及过人的记忆力，所谓“人间有一言一事，辄先知之。”她在做龚贵嫔的侍儿时，陈后主一见钟情，封为贵妃，视为至宝，以至于陈后主临朝之际，百官启奏国事，都常常将张丽华放在膝上，同决天下大事。特别是张丽华为他生下一个儿子之后，当即被立为太子，张丽华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更加提高、巩固。

　　陈后主陈叔宝，小字黄奴，他即帝位的时候，北朝的隋文帝杨坚正大举任贤纳谏，减轻赋税，整饬军备，消除奢靡之风，随时准备攻略江南富饶之地。而陈后主竟然奢侈荒淫无度，臣民也流于逸乐，给隋朝以可乘之机。

　　陈后主除宠爱张丽华之外，还有龚贵嫔、孔贵嫔，还有王、李二美人，还有张、薛二淑媛，还有袁昭仪、何婕妤、江修容等。当时陈后主在光照殿前，建造“临春”、“结绮”、“望仙”三阁，高耸入云，其窗牖栏槛，都以沉香檀木制成，至于其他方面当然是极尽奢华，宛如人间仙境。

　　陈后主自居临春阁，张丽华住结绮阁，龚、孔二贵嫔同住望仙阁。三阁都有凌空衔接的复道，陈后主往来于三阁之中，左右逢源，得其所哉！妃嫔们或临窗靓装，或倚栏小立，风吹袂起，飘飘然犹若神仙。

　　此外陈后主更把中书令江总，以及陈暄、孔范、王瑗等一班文学大臣一齐召进宫来，饮酒赋诗，征歌逐色，自夕达旦。著名的亡国之音《玉树后庭花》就是这时由陈后主写的：

　　丽宇芳林对高阁，新装艳质本倾城。

　　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

　　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

　　花开花落不长久，落红满地归寂中。

　　当时陈后主还特地选宫女千人习而歌之。这明明形容的是嫔妃们娇娆媚丽，堪与鲜花比美竞妍，但却笔锋一转，蓦然点出“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的哀愁意味，时人都认为是不祥之兆。

　　当时隋文帝处心积虑地要灭掉陈朝，完成统一，但陈后主认为“王气在此，役何为者耶？”孔范附和：“长江天险，限隔南北，今日虏军，岂能飞渡耶？”居然大事化小，无视隋文帝的勃勃雄心。

　　隋文帝开皇八年（588年）三月，下诏：“天之所覆，无非朕臣，每关听览，有怀伤恻。可出师授律，应机诛殄，在期一举，永清吴越。”于是发兵五十一万八千人，由晋王杨广节度，分进合击，直指陈朝都城建康。

　　晋王杨广由六合出发，秦王杨俊由襄阳顺流而下，清河公杨素由永安誓师，荆州刺史刘思仁由江陵东进，蕲州刺史王世积由蕲春发兵，庐州总管韩擒虎由庐江疾进，其他还有吴州总管贺若弼及青州总管燕荣也分别由庐江与东海赶来会师。大军很快攻破建康。其中韩擒虎亲率五百名精锐士卒自横江夜渡采石矶，紧接着贺若弼攻拔京口，形成两路夹击，最先进入朱雀门的是韩擒虎。

　　当时陈后主陈叔宝惊慌失措。平日围绕在他身边的一班侍臣，还力劝他仿照梁武帝见侯景的故事，摆足架势会见韩擒虎。

　　当年侯景以千人渡江，攻下台城，去“拜见”梁武帝，面对八旬老翁，犹觉天威难犯，背上冷汗涔涔而下，惶恐不已。而今时移势易，韩擒虎不是当年的侯景，而陈后主也不是昔日的梁武帝，陈后主不理会群臣的看法，只说：“非唯朕无德，亦是江南衣冠道尽，吾自有计，卿等不必多言！”大家听他说“吾自有计”，立即作鸟兽散。

　　韩擒虎本期望攻入宫中，抓住皇帝，立下头功，想不到宫殿中空空如也，鬼影也没有一个，陈后主不知去向，这可大事不好。陈后主虽然无能，但一个有野心的人却可利用他起事，给政权带来不稳定因素，当即下令搜查。

　　后宫佳丽都已列在景阳殿前听候发落，还不见了张丽华与孔贵嫔，韩擒虎差一点把宫苑掀翻过来。最后只剩下后花园中的一口枯井了，一群士兵趴在井口大呼小叫，但井中寂然无声，士兵中有人建议用大石头投入井中，这时井中忽然传来讨饶的声音。于是士兵用粗绳系一箩筐坠入井中，众人合力牵拉，觉得十分沉重，大家先是以为皇帝的龙体确实不同凡体，等到拉上一看，才发现陈后主、张丽华、孔贵嫔三人，紧紧地抱在一起坐在箩筐中。士兵们一见欢声大笑。据传由于井口太小，三人一齐挤上，张丽华的胭脂擦落井口，从此，这口井被叫做“胭脂井”，但也有人不齿于陈后主与张丽华、孔贵嫔的作为，把它叫做“耻辱井”。

　　倘若陈后主能够及早防备，隋军不见得就能轻而易举地渡过长江天堑；如果守城军士十万人能够齐心协力，隋军又焉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假使城破之时陈后主能够奋其勇毅，登高一呼，未尝不可以收拾军心，重整旗鼓，拼掉韩擒虎的区区五百人马。无奈陈后主只是一个脂粉堆中出色当行的风云人物，一旦到了与敌人拼战的时候，简直就是一个胆小如鼠的窝囊废，自以为得计地投匿胭脂井中，不啻是死路一条，徒然给后人留下笑柄。

　　陈后主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在国亡城破之际，理当以死殉国，否则有何面目苟且偷生？张丽华、孔贵嫔等人也应殉节兼殉情，为南朝最后留一抹凄美的色彩，然而她们都丢人现眼地硬是要等到敌人来决定她们的命运。

　　后人有感于此，作诗讽刺：

　　擒虎戈矛满六宫，春花无树不秋风。

　　仓皇益见多情处，同穴甘心赴井中。

　　韩擒虎当时并没有为难陈后主，等到贺若弼入城，听说韩擒虎已抓到陈后主，赶来相见，对他说：“小国之君，入大国之朝，不失作归命侯，无劳恐惧！”陈后主一再拜谢，惶恐战栗不已。

　　诸事停当，各路军马业已次第攻略陈国各州郡，统帅晋王杨广派遣高先行入城，收图籍，封府库，并索张丽华。高一一照办，唯独认为：“昔太公蒙面以斩妲妃，今岂可留张丽华。”于是在清溪旁将张丽华处斩。从此杨广恨透了高，也埋下了后来杀高的种子。

　　唐代魏徵在《陈后主本纪》中评论说：“生深宫之中，长妇人之手，不知稼穑艰难，复溺淫侈之风。宾礼诸公，惟寄情于文酒；眼近小人，皆委之以衡轴。遂无骨鲠之臣，莫非侵渔之吏。政刑日紊，尸素盈庭，临机不寤，冀以苟生，为天下笑，可不痛乎！”

　　张丽华已经香消玉殒，杨广为之惋惜了好长一段时间，因为要争夺皇位的继承权，不得不多所矫饰，装出一副礼贤下士、恭谨仁厚的模样，故示俭约，不好声色。及其登位而为隋炀帝，接二连三地糟蹋女子，甚至不惜杀兄奸嫂，但这些都不能满足他对张丽华的想念。最后不惜开凿运河，三下江都，劳民伤财，归根结底，就是对江南风物人情与佳丽的思慕，特别是为了满足他未曾得到张丽华，在心理上以获得一些补偿。

　　唐代大诗人杜牧夜泊秦淮，闻岸上酒家女子还在月下高歌陈后主的《玉树后庭花》，歌声凄婉，兼蕴南朝幽怨气韵，良夜宁静，益增遐思，于是作《秦淮夜泊》：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南朝虽亡，但张丽华留下的风流韵事，至今仍惹人悬想不已。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啊，几许风流随风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