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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7 15:00:59 | 显示全部楼层

鲁迅研究的史料扩展问题[转帖]


作者:谢泳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今年4月间,我在南京大学参加董健先生主持的一个关于中国百年文学启蒙的学术会议,会议期间,《中国现代文学论丛》(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主办)主编胡星亮先生送我一册新出的杂志,我见其中有一篇李寄先生谈鲁迅留日期间科技文本编译的论文,非常感兴趣。李寄先生通过详细考证,大体说明了鲁迅早期科技文本的编译情况,并尽可能给出了相关的线索,特别是提到了当时这些编译文本与晚清白话文的关系,很给人启发。

由李寄先生的论文,我想到了鲁迅研究中如何扩展史料的问题。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鲁迅研究是最成熟的,文献积累也最完整,最有体系。一般说来,在已有文献基础上,再发现直接史料的可能性虽然还存在,但在事实和经验中是极少了,这种发现只能建立在偶然性上,所谓可遇不可求了。不过在直接史料以外,还有没有可能从间接史料中,再扩展出与鲁迅研究相关的史料呢?我以为还是有可能的。我想到了鲁迅留学日本期间学习过的教科书问题。如果我们能寻找到比较准确的鲁迅留学日本期间所学习过的教科书,然后从这些教科书中的语言和现代知识方面,结合鲁迅的作品,细读文本,比较鲁迅文体的变化,分析鲁迅现代知识建立的基础,就有可能更深入理解鲁迅白话文的最初来源以及他学习过的教科书中那些与现代文明有关的知识,并了解这些现代知识是如何影响了他的思想。

我在太原的时候,经常去南宫旧书摊闲逛。因为阎锡山是早期的留日学生(他和鲁迅留学日本的时期非常接近,大体是同期),山西近现代官员中有留日背景的学生非常多,所以旧书摊上常见散出的日文书、日文教科书一类的东西。我有一年就买到了许多当时宏文学院编制的《普通科、师范科讲义录》,虽然不很完整,但大体可以看出全貌。据“东亚公司发兑新书目录”记载,这套讲义的全称是《普通科、师范科讲义录》(宏文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先生监辑,清人王廷干先生外七家译),讲义目录如下:

本讲义录系日本专门大家二十余家所讲说诸家分科专门将其所讲授之稿本精益求精再三订酌以成是书一翻是书则诸家之音容仿佛现在于纸上有躬亲在讲堂听渊博之讲说之思矣加学界多书良好是书则所未有也。本讲义录所载科目开。

《伦理学》《日语日文科》《世界历史》《地理学》《地文学》《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及卫生学》《矿物及地质学》《物理学》《化学》《法制》《经济学》《算术》《代数学》《几何学》《心理学》《论理学》《教育学》《各科教授法》《学校管理法》《日本教育制度》《杂录》《科外讲义》

这套讲义初版于明治三十九年(1906),是由原来宏文学院各科的讲义翻译成汉语的,前有当时中国驻日本大臣杨枢、曾做过日本首相的大隈重信和日本知名政治家长冈护美的序言各一篇,宏文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也专门写了一篇《刊行讲义录要旨》,专门介绍出版讲义的意图。讲义前面附有当时宏文学院校舍的多幅照片,特别是有当时中国留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照片。当时宏文学院的中国留学生分为普通科和师范科——鲁迅在普通科,两科的讲义不可能完全相同,但肯定有些科目是相同的,而这套讲义可能是两科所有讲义的合辑。中国早期留日学生多和宏文学院有关,如黄兴、陈氏兄弟(师曾、寅恪)等,所以从这套教科书的内容可以寻找早年中国留日学生的思想来源,它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当时类似的日文学习教科书比较有名的还有《东语完璧》和门马常次主编的《文法应用东方汉译规范》,当时宏文学院也用过后面这个教本,本书前也有院长嘉纳治五郎的序言,因为这个教本中有些课文是讲关于政治学方面的内容,比如国家的类型等,所以这些早期现代政治学方面的知识,对学生会有影响。

《普通科、师范科讲义录》中有松本龟次郎讲述的《日语日文科》,这是当时中国留学生学习日文的基本教材。松本龟次郎曾回忆过,当时周树人、陈介和厉家福诸氏虽都还不满二十岁,但他们的汉文根底都很深,协助他解决了许多问题。松本龟次郎说:“周树人就是后来中国有名的文豪鲁迅,他从青年时代起就表现出在这方面的特长;他所译的日文,不但简练,而且还充分体会原文的风趣,译得十分稳妥而且流畅。当时他们同学间对他都极为推崇,目为模范。 ”

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曾回忆说,1902年初秋他到宏文学院时,鲁迅比他早到半年,也正在那里预备日语。

根据相关历史人物的回忆,可以确认鲁迅依靠《日语日文科》学习过日语,至少它是同类教材中鲁迅用过的一种。松本龟次郎在讲义一开始就说:“近时清国学士大夫,翕然倾意于新学钻研,不远千里,东来就学者,以万计。顾日语日文者,修诸学科之关键也。是以日语会话、日文典、日语用例等之书,公于世者,不啻汗牛充栋,陈陈相因,如食大仓之粟,独未有文语用例一书,是诚学界之一大缺陷也。余久思编述,而未果。偶我宏文学院,有普通科、师范科讲义录发行之举,而余担当其日语日文科。自今按月讲述许多文语用例,从易入难,由简进繁,务与口语用例,相为联络,兹特举以问世,聊供学者讲学之便,读者谅其意可也。”

在鲁迅研究中,早期《日语日文科》讲义的重要性,我以为至少有两点:一是它例句中所使用的翻译文字,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于白话文,有些句式和词汇的使用,可能与鲁迅有关——松本龟次郎回忆中曾说过,鲁迅在这方面帮助过他;二是这本日文教科书的例句中,有很多现代政治的内容,比如关于议会的说明有好几处(主要是关于日本政治制度中的议会知识以及明治维新后日本教育体制方面的知识),作为青年人早期的思想来源,这些内容虽然是在学习语言过程中偶然接触到的,但一般来说也会留在人的记忆中。也就是说,第一项,有可能影响了鲁迅对白话文的自觉,他最早能用白话写成《狂人日记》,与他早年学习日文的经历可能存在一定关系。松本龟次郎的这本讲义说得很明确,是要将“文语用例”与“口语用例”结合起来,也就是要把书面语言和口语结合起来。《日语日文科》中的语言实例,以采用中国文化典籍中的例子为多,特别是《论语》《孟子》和《史记》中的语言材料,有些用法已相当口语化。如果我们把书中的例子完全和鲁迅文字中的行文习惯对应研究,或者能从中发现鲁迅文体的特征。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中曾说过:“我以为我倘十分努力,大概也还能够博采口语,来改革我的文章。”第二项,日文教科书中的知识内容,有可能在现代知识方面潜移默化地影响过鲁迅,这对我们以后研究鲁迅早期思想的真正来源有帮助。下面我抄录《日语日文科》中一些典型的例句句型,以期引起鲁迅研究专家的注意:

何处地方是最适人间之生活乎?温带地方是最适人间之生活。

何处国土是位于温带地方乎?世界文明国皆在温带地方。

石炭多在何处地方采掘乎?石炭多在九州与北海道采掘。

生丝多产在何种地方乎?生丝多产在长野县与群马县。

君由何年留学于敝国乎?我从贵国明治三十五年四月留学。

余他日将从事矿山。

明年我弟亦将来日本。

理化学之研究,今后当倍开。

来月上旬辽河当结冰。

此船回航再归来日本之时,想上野向岛之樱花当满开矣。

在这些例句中,可以明显看出由浅近文言向白话文过渡的痕迹,有意思的是例句“君由何年留学于敝国乎?我从贵国明治三十五年四月留学”“明年我弟亦将来日本”,完全与鲁迅的经历相合。如果这个事实成立,我们就有可能建立起这套教科书与鲁迅的联系,并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深入展开鲁迅研究的新视野。

《中国地质略论》是鲁迅早期的一篇文章,它的具体来源,鲁迅本人也曾说过:“我记得自己那时的化学和历史的程度并没有这样高,所以大概总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不过后来无论怎么记,也再也记不起它们的老家。”如果我们熟悉宏文学院的教科书,多

少可以发现一点“它们的老家”的线索。

鲁迅在《中国矿产志》的“例言”中说:“篇中专名为多,而中国旧译,凡地层悉以数计,今则译其义若音,地史系统亦然。”鲁迅同时列出了这样一张表格:

(一) 原始代

(1) 片麻岩纪

(2) 结晶片岩纪

(二) 太古代

(1) 康勃利亚纪

(2) 希庐利亚纪

(3) 叠伏尼亚纪

(4) 煤纪

(5) 二叠纪

(三) 中古代

(1) 三叠纪

(2) 僦拉纪

(3) 白垩纪

(四) 近代纪

(1) 第三纪

(2) 第四纪

《宏文师范讲义》第二卷中有佐藤传藏讲授的《矿物学及地质学》,其中第三章“地壳之发达”中也有一个表格:

(一)始原代

(1)片麻岩纪

(2)结晶片岩纪

(二)古生代

(1)前寒武利亚纪

(2)寒武利亚纪

(3)志留利亚纪

(4)泥盆纪

(5)石炭纪

(6)二叠纪

(三)中生代

(1)三叠纪

(2)侏罗纪

(3)白垩纪

(四)新生代

(1)第三纪

(2)第四纪

我们比较这两张表格,虽然有些专有名词的译法并不相同,但它们同出于一个知识系统,大概是肯定的。《宏文师范讲义》教科书是一个比较系统的现代知识体系,我们虽然没有确切证据证明鲁迅修过所有这些课程,但从一般逻辑上判断,这个知识体系肯定具体影响了鲁迅关于现代社会的认识并同时建立了他的现代知识系统,特别是其中除自然科学以外的现代知识,如《伦理学》《世界历史》《法制》《经济学》《心理学》《论理学》《教育学》《各科教授法》《学校管理法》《日本教育制度》《杂录》《科外讲义》等。如果我们能在这些间接的史料中建立起与鲁迅的直接关系,鲁迅研究史料的扩展,也就会别有天地。关注直接史料无疑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发现一般史料和研究对象间的重要关系。当一般史料和研究对象间的真实关系确立后,我们就有可能重建研究对象和史料间的逻辑分析前提。鲁迅研究史料扩展问题解决得好,今后的鲁迅研究就会有更坚实的文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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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中国历代黄帝陵墓[转帖]

叶文宪 编著

汉武帝茂陵

  皇帝为了显示出他们与众不同的身份,规定了许多只有他们能够使用的名称,例如自己称“朕”、图章称“玺”、命令称“制”等等,皇帝的坟墓则
称为“陵”。

  第一座皇帝的陵墓就是秦始皇陵,在西安的骊山脚下,现在还残存有46米高的巨大封土堆。秦始皇陵的陵园有内外两层园墙,寝殿和便殿在陵北的内城垣内;封土西侧发现了埋有两乘大型彩绘铜车马的车马坑,陵西内外城垣之间分布着大型马厩坑、跽坐俑坑、珍禽异兽坑和大片房屋的地基;外城垣以东有著名的兵马俑坑。整座陵园气势宏伟,可惜在项羽入关后被一把大火烧得荡然无存了。

  西汉共有11座帝陵,除了文帝的霸陵“因山为藏”以外,其余10座都有高大的坟丘,夯土筑成,呈覆斗形,俗称“方上”。其中武帝茂陵最大,240米见方,高46米;宣帝杜陵最小,150米见方,高26米。这些陵墓在咸阳原上一字排开,绵延几十里。每座陵墓四周有夯筑的陵园围墙,四面有门,门前立有双阙。汉制帝后同茔不同陵,后陵和其他大臣的陪葬墓大都分布在帝陵的近旁,形成匍匐于帝陵脚下的态势。先秦的公墓邦墓制度到秦汉也变成皇帝高高在上的帝陵中心制度了。

  秦始皇把寝殿搬到陵墓旁边,西汉干脆把宗庙也建到了陵墓的附近。寝殿是皇帝的灵魂起居的地方,里面陈设着死去的皇帝的“衣冠、几仗、象生之具”,“宫人随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陈严具”,“日上四食”,完全像奉侍活人一样地服侍死者。每个月举行祭祀时,还要把寝殿中皇帝的衣冠取出来送到宗庙里去转一圈,叫做“月一游衣冠”。

  东汉的帝陵分布在洛阳北面的邙山上,规模没有西汉那么雄伟。从东汉明帝开始,把正月和八月两次最重要的祭祀典礼也搬到了陵上的寝殿中,这样就形成了所谓的上陵制度。同时又废除了为每位祖先立一个庙的做法,改为把历代神主汇集于一个太庙的做法。这一改革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两汉的帝陵分别在赤眉起义和董卓之乱的时候被盗掘破坏了,所以曹魏时就把汉代的陵寝制度废除了,采取“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的做法。据说曹操自己还搞了七十二座疑冢,后人至今也不知道真墓在哪里。曹魏的这一做法对唐代的陵墓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唐代的帝陵大多在山腰间凿洞作为墓室,埋葬后外面不露痕迹。在陵山前面建有祭祀用的献殿,而把寝殿搬到了山下西南方较远的地方,故又称下宫。墓园南门外是长长的神道,从高宗乾陵开始,形成了夹神道两侧陈列石刻雕像的石像生制度。在帝陵前面的山上山下,如群星拱月似地散布着众多的王子、公主和大臣的陪葬墓。

  北宋帝陵在河南巩县,除了徽、钦二宗客死漠北外,其余七个皇帝都葬于此。宋陵筑在平地,坟丘为覆斗式二层陵台,陵台之下就是墓室。陵前献殿称为上宫,下宫建在陵墓的西北方。神道两旁的石像中多了石虎石羊,石人还分出了文臣和武将。宋代规定皇帝生前不能兴建寿陵,而死后七个月内必须下葬,建墓的时间只有7个月,所以规模比唐代帝陵要小得多。巩县宋陵在金兵南下之时全部被发掘破坏。

  南宋六个皇帝的坟墓坐落在浙江绍兴城外的宝山下,既没有高崇的陵台,也没有神道两侧的石雕。原先只在墓上盖一座房子,叫做攒宫,意思是暂时攒集梓宫以便将来迁回北方老家的墓地安葬,可是一直到王朝灭亡也没能迁成,倒是在元军南下以后被洗劫一空。

  西夏王陵在银川以西的贺兰山东麓,其陵园制度深受宋陵的影响,但又有其民族的特点。每座陵园都有两道园墙,外城南门外有门阙,内有石像生,墓前也有献殿,但是墓室不在陵园的正中,而是偏在西北隅,封土也不做成覆斗式,而是夯筑成多层有檐佛塔的形式,这在历代陵墓中独具一格。

  北方草原上游牧民族的墓葬常常采取潜埋、不起坟丘也不立标志的做法,所以许多少数民族领袖的墓葬至今都不知所在。元朝的统治者是蒙古族,他们的陵墓也无从考证。内蒙古伊金霍洛旗的成吉思汗陵是一座纪念性建筑,并不是真正的成吉思汗葬地。

  明朝的帝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首先是封土堆由方形成为圆形,叫做宝顶;其次是取消下宫、扩大献殿;再次是把陵园改成由前方后圆几个院落组成。明陵的第一院落较小,大门叫门,院内有碑亭、神厨、神库;第二院落的大门叫恩门,院内的恩殿是陵寝的主体建筑,两侧有配殿和焚泉炉;第三院落大门叫内红门,内有牌坊和五供台,台上供放着一个香炉、两个花瓶和两个烛台;其后就是宝顶,宝顶周围有墙,叫做宝城,宝城正面有一座方城,方城上的城楼叫明楼,明楼中间竖立着墓碑。朱元璋的孝陵在南京,朱棣以后的明朝皇帝都葬在北京十三陵。

  清朝皇帝的陵墓分别葬在河北遵化马兰峪的东陵和河北易县的西陵,陵墓的制度基本上依照明陵的格局,变化不大。

  (摘自《趣味考古》,上海古藉出版社出版
,通过明铁盖达坂进入今日中国国境。这跟玄奘记载的情节和地点基本吻合。明铁盖山口是帕米尔高原上地势最开阔的河谷地带,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口一直是帕米尔高原上连接东西方丝绸之路的主干道。直到最近半个世纪以来,为了避开克什米尔国际争议区,当地沿着红其拉甫河建起了一条现代公路,红其拉甫成为重要的口岸,持续千年来往不绝的明铁盖山口从此冷落下来,渐渐被人们遗忘。
  为了纪念这个活跃了千年的重要山口,玄奘取经东归古道考察队在这里设立一块纪念玄汪精卫叛国“艳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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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瓦罕走廊Vakhan Corridor[转帖]

  阿富汗东北部一条多山的狭长地区。1895∼1896年画定边界後,该地成为俄国突厥斯坦、英属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政治缓冲地带。瓦罕河由西向东流160公里(100英里)後、后,在当地主要村庄卡勒尼亚兹贝格(Qal'eh-ye Niaz Beyg)附近注入帕米尔河。
  瓦罕走廊,也称阿富汗走廊,位于阿富汗东北部,东西走向,北依帕米尔高原南缘(与塔吉克斯坦相邻),南傍兴都库什山脉最险峻高耸的东段(与巴基斯坦及巴控克什米尔相接),西起阿姆河上游的喷赤河及其支流帕米尔河,东接我国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整个走廊东西长约300公里,南北最窄处仅15公里,最宽处约75公里。中阿两国在狭长的瓦罕走廊东端相毗邻,边界线只有92公里。
  瓦罕走廊其实被牢牢夹在帕米尔高原与高耸险峻的兴都库什山之间,其东、南两面地势较高,西、北较低。若将走廊一分为二,其东部地区主要生活着在阿富汗人数很少的吉尔吉斯人(瓦罕走廊是其主要栖息地),西部地区主要生活着塔吉克人(是阿富汗第二大民族,占阿人口30%左右)。上述两大民族基本都信奉伊斯兰教,属游牧部落。瓦罕走廊大部分地区都是干旱缺水的沙漠,仅有极少量的耕地,那里的居民基本上靠天吃饭;瓦罕走廊南部的山麓地带零星分布着一些高山牧场,雨季时易遭山洪袭击。实际上,整个瓦罕走廊是阿富汗最为贫瘠的地区。

历史上曾是中国属地
  历史上,瓦罕走廊曾属中国管辖。19世纪末,由于沙俄的侵略扩张,中俄两国曾在包括瓦罕走廊在内的整个帕米尔高原发生争端。与此同时,俄英两大帝国由于在中亚争夺势力范围,也不断在阿富汗地区发生冲突。为避免进一步的冲突,1895年3月11日,英俄抛开了两个最重要的当事国中国与阿富汗,签订了《关于帕米尔地区势力范围的协议》,不但划定两国在帕米尔的势力分界线,而且将兴都库什山北麓与帕米尔南缘之间的狭长地带划作两国间的“隔离带”,即“缓冲地带”。1963年11月,中阿两国通过签订《边界条约》,正式将两国在瓦罕走廊的边界线法律化、明确化。依照该协议,两国边界线南起海拔5630米的雪峰,北至海拔5698米的克克拉去考勒雪峰。

名副其实的“隔离带”
  由于地处僻远,生存环境恶劣,因此尽管阿富汗长期动荡不宁,瓦罕走廊却一直保持着相对的平静。90年代中期以来,虽然塔利班控制着阿90%以上的国土,但瓦罕走廊一直由北方联盟(主要是实力最强的塔吉克族武装)控制,它远离阿富汗战火,因此不存在难民问题。
  瓦罕走廊与中国新疆的塔什库尔干基本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交通联系与人员往来,属于名副其实的“隔离带”。中阿边境两侧生活着不同的民族,中方为塔吉克族,阿方主要为吉尔吉斯族,双方居民语言习俗都有差异。两国边界线基本沿穆斯塔格山脉分水岭蜿蜒而行,各大山口通道海拔较高,几乎均为四五千米左右,而且每年除6、7、8三个月外,均为大雪封山期。另外,中阿接壤的边境地区基本上都是人迹罕至的荒漠高原,地势复杂,气候恶劣,不宜人类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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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过瓦罕走廊[转帖]

    清洁酥油桶,做秋冬季转场前的准备
  
  “玄奘取经东归古道”纪念碑
  
  转场途中:牵着骆驼,载着媳妇和家什
  长400公里,宽仅3到5公里;1000多年前,法显、玄奘从这里走过;100多年前,它曾是英国和沙俄在中亚的势力分界线。
  金秋10月,驱车驰骋在帕米尔高原,冰山、河谷,蓝天、白云,在车窗前闪过。汽车沿着山路越爬越高,头顶上的蓝天、白云越来越低,让人顿生一蹴可得天、伸手可揽云的豪气。帕米尔高原在欧亚大陆腹地突兀而起,把陆地分成了东方与西方,瓦罕地区成为东西方交往的重要通道。散落在这里的丝绸古道、玄奘东归路、石头城、公主堡等遗迹,向世人诉说着帕米尔高原厚重的历史与文化。
  汽车在丝绸古道上一座大的门楼前停下,下车仰望,“丝绸路瓦罕走廊千古辉煌,公主堡汉日天种百世流芳”,门楼上的楹联大气磅礴。从这座门楼往前行不远,便踏上极具神秘色彩的瓦罕走廊之路。

故道天高
  整个瓦罕走廊,东西长约400公里。其中在我国境内由塔什库尔干县的公主堡至中阿边境近100公里,南北宽约3至5公里,最窄处不足1公里;其余300公里在阿富汗境内,因此国际上也称阿富汗走廊。走廊的主要部分位于阿富汗东北部,最宽处约75公里,东西走向,北依帕米尔高原南缘(与塔吉克斯坦相邻),南傍兴都库什山脉最险峻高耸的东段(与巴基斯坦及巴控克什米尔相接),西起阿姆河上游的喷赤河及其支流帕米尔河,东接我国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中阿两国在狭长的瓦罕走廊东端相毗邻,边界线90余公里。
  驱车沿314国道驶过塔什库尔干县城,向南驶过距县城60余公里的达布达尔乡,再向右行进5公里越过红其拉甫河,便来到瓦罕走廊入口处。停车眺望,北面对岸是由北直拐向西的克孜库尔干山,公主堡就建在该山形若犄角的山岗上。西来的喀拉乞库尔河与南来的红其拉甫河,在这里汇流成为塔什库尔干河,公主堡日夜俯视着三条河形成的河谷地带。南面红其拉甫群山簇拥的冰峰,在午间阳光的辉映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群山环绕的山谷里,绿色的草甸偎依在黑水之间,散落在山坡河谷间的牛羊,在秋日温暖的阳光下,惬意地甩着尾巴。塔吉克壮汉正赶着羊群放牧,女人们借着好天气,忙着拆洗被褥、衣裳,清洁酥油桶,做秋冬季转场前的准备,孩子们则围着大人和牧羊犬嬉耍。
  非常幸运,我们一行由塔什库尔干县扶贫办主任陈根拴作向导,老陈在县里做扶贫工作多年,走遍了塔什库尔干的每个乡村、每条山沟,是瓦罕走廊的活地图,他告诉我们,走廊口的排依克村是走廊最大的一个村,进入走廊后,就只能见到零星的牧民人家了。走廊作为塔什库尔干县最好的夏季牧场之一,放养着3个乡的五六万头牲畜。此时已是牲畜转场越冬的时节,我们向瓦罕走廊深处行进,不时见到转场的羊群、牦牛群如大片云朵般向走廊外飘移,行至近处细看,那些羊和牦牛真是个个膘肥体壮,足见走廊里的水草丰美至极。路上,老陈如数家珍般为我们介绍走廊里哪座山下生长着青兰、贝母等名贵草药,哪一段路边伫立着奇石怪石,什么季节可以看到神话般的大角盘羊……
  沿着走廊向西行,沿途断壁残垣的古驿站、坍塌破败的兵营旧址、炊烟袅袅的塔吉克牧民毡房,把我们引入超越时空的遐想。当我们驱车来到克克吐鲁克(塔吉克语“绿草很多”之意)达坂,见到了瓦罕走廊我国境内的最后一个驿站,再向前行便是南瓦根基达坂,也就是中阿边境线。一行人围着古驿站细细研究起来。石墙是如何用骆驼奶和泥浆砌起来的?无数的盘羊角是什么人堆放到这里来的?盘羊的大角有多少年?它们是怎么死的?貌似毡房的驿站建筑为何门向北方而不顺着走廊方向朝东或西……

缓冲地带
  历史上,瓦罕走廊曾属中国管辖。19世纪末,由于沙俄的侵略扩张,中俄两国曾在包括瓦罕走廊在内的整个帕米尔高原发生争端。与此同时,俄英两大帝国由于在中亚争夺势力范围,也不断在阿富汗地区发生冲突。1895年3月11日,英俄为避免进一步的冲突,竟抛开了两个最重要的当事国———中国与阿富汗,签订了《关于帕米尔地区势力范围的协议》,不但划定两国在帕米尔的势力分界线,而且将兴都库什山北麓与帕米尔南缘之间的狭长地带划作两国间的“缓冲地带”。1963年11月,中阿两国签订了《边界条约》,正式划定了两国在瓦罕走廊的边界线。此边界线是全世界时差最悬殊的陆地边境(阿富汗和中国相差3个半时区),也是全世界海拔最高的陆地边境之一。
  瓦罕走廊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是华夏文明与印度文明交流的重要通道。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僧人法显从长安沿着早已形成的丝绸之路西行求佛,归来后著有《佛国记》,法显在书中描述经历葱岭(帕米尔高原)这一段路程是“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莫测所之,唯视日以准东西,人骨以标行路”。
  公元627年,高僧玄奘从长安启程赴天竺(古印度)那烂陀寺,公元645年回到长安,将其所见所闻写成一部《大唐西域记》,是今天人们研究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古代历史地理的珍贵典籍。现代印度史学家研究本国历史时,竟不得不借助《大唐西域记》。
  《大唐西域记》记载了瓦罕走廊的一个传说:很久以前,一位汉族公主远嫁波斯。当送亲的队伍来到克孜库尔干山下,突遇匪乱,随从为了保护公主,就近把公主安顿在陡峭的山岗上面,四周严密把守,每天的饮食专门用一根绳子吊上去。不久,匪乱平息,随从恭请公主启程,不料公主居然已怀有身孕!原来,公主困在山顶的时候,每天有一个骑着金马的王子,从太阳里飞出,来到山上和公主幽会。公主腹中的孩子就是“汉日天种”。忠心的随从就地安营扎寨,用石头在山顶上建起宫殿(日后称作“公主堡”),把公主正式安顿下来,并拥立为王。随从们则在山岗附近的帕米尔高原上就地开荒种粮。一年后,公主生下一个英俊的男孩,成为詙盘陀国人的祖先。
  由公主堡向前行进,过瓦罕走廊三桥,逆明铁盖河行驶约十余公里,便可看到中外著名的明铁盖达坂,此处雪山高耸,冰川形成的冰舌直泻山下。在海拔4200米的罗布盖孜沟的山坡上,我们一行人拜谒了“玄奘取经东归古道”纪念碑。碑上冯其庸先生的题跋,让我们又了解了一个令人景仰的史实。
  为了考察玄奘东归的古道,冯其庸教授曾经多次进入帕米尔高原进行考察。八十高龄的冯老,坚持带领考察队来到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口。经实地勘查考证,冯老认为玄奘东归的山口很可能就在这里。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冯其庸教授七次对这个山口进行实地勘查,经过对汉唐遗迹、沿途景观和历史文献进行比较研究,他基本确认玄奘东归时经由帕米尔高原的瓦罕通道。


走廊第一村
  整个瓦罕走廊被牢牢夹在帕米尔高原与高耸险峻的兴都库什山之间,其东、南两面地势较高,西、北较低。若将走廊一分为三,中东部地区生活着在阿富汗人数很少的吉尔吉斯人(瓦罕走廊是其主要栖息地),西部地区主要生活着塔吉克人(是阿富汗第二大民族,占阿人口30%左右)。其东部在我国境内则主要生活着塔吉克民族,上述两大民族都信奉伊斯兰教,属游牧部落。瓦罕走廊大部分地区都是干旱缺水的荒漠,仅有极少量的耕地,居民基本上靠天吃饭;事实上,整个瓦罕走廊是中阿两国最为贫瘠的地区。
  跨过塔什库尔干河,汽车载着我们向走廊深处进发。走不多远,山谷变得越来越开阔,蓦然间,偌大一片碧绿的草滩映入眼帘。一座座红墙土房和金黄色的高原柳,散落在蓝天碧草间,在阳光下显得那样古朴、恬静,有一种近乎圣洁的原生态美。这就是人们所讲的瓦罕走廊第一村———排依克村。
  排依克坐落在兴都库什山脉北麓山坡上,当地牧民也叫它阿特加依里,汉语意为“牧马的草场”。喀拉乞库尔河清澈的冰山雪水从村边流过,哺育着世代居住在这里的牧民。村里有46户牧民,他们依山势地貌用兴都库什山上冲刷下来的红粘土修建房屋,院墙是红的,院子里房子的墙面是红的,高原柳枝条是鲜黄的,细长的柳叶是金黄的,背靠的山是红的,而天空是没有一点尘埃的湛蓝。我们一行人感叹天公造物,把最美的色彩泼洒在这里。也许是老天怜悯那些由西方跋山涉水一路辛劳而来的商贾僧侣,在这里巧置世外桃源的仙境,好让他们洗尘涤面,添精补气,一路向东。
  当我们的车驶到玄奘东归路的路口,有人突然发现大山白云深处有一缕炊烟随着秋风飘向山坡,我们急催司机加快速度,好让我们把这诗一般的画面拍摄下来。但令人遗憾的是,车还未到,那缕青烟已被不解人意的山风吹散了。正在房门前忙碌的一位塔吉克族大婶,见到疾驰而来的汽车先是一愣,紧接着看到我们,便高兴地冲进门里叫出儿子招呼客人。我们虽然听不懂他们说的塔吉克语,但庆幸的是我们能用维吾尔语和大婶的儿子交流。他们一家是从塔什库尔干乡库孜磙村迁到这里夏季放牧的,现在正在做回家的准备。大婶名叫厄洛玛尼,今年49岁,身边的儿子叫布达洪,27岁,已经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了,大儿子外出放牧去了,有300来只羊和50头牦牛。布达洪告诉我们,今年天气好,没有什么雪灾、洪灾,幼畜的成活率挺高,今年收入不错。我们问布达洪,一家人在这里不害怕吗?他说,从他们家这里向左右两边的罗布盖子沟、克克吐鲁克沟走去都是他们的乡亲,瓦罕卡日土克(走廊)还有很多乡亲和他们的牛羊。
  在我们看来,这是祥和的一家。厄洛玛尼大婶正在和儿媳妇清洗酥油桶,两个孙子围着大人戏耍,他们虽然久居大山深处,依然十分有礼貌地感谢我们为他们拍照。
  正像布达洪所说,我们沿着走廊前行,见到了正在洗衣服的莎达特与她的小女儿;见到了骑着骆驼驮着粮食回来的两个塔吉克小伙子;还有一位老大爷,带着一副只有在城里偶尔能见到的老式水晶眼镜,手牵着两峰骆驼驮着家人和家什任我们拍照。
  启程返回时,夕阳还未散尽最后的光芒,东方已映出明月的剪影。瓦罕走廊沿途,仍旧是那亘古不变的雪山冰川,川流不息的高山雪水。遥望走廊另一端,阿姆河与喷赤河畔的阿富汗人民,在动乱的日子里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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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7 14:04:19 | 显示全部楼层


刘伯承曾密会朱德:咱们把这所谓的主席绑了吧[转帖]

  核心提示:在当今的红军长征历史书籍中,都有这么一段史实: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在雪山之中与张国焘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两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在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里,有四方面军的大部和编入的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和第九军团。张国焘南下分裂中央分裂红军,遭到包括朱德、刘伯承等原红一方面军将领的反对,于是张国焘对反对他的人进行打击报复,撤了刘伯承的红军总参谋长职务,还抓了一大批原红一方面军中的中高级将领进行审查、批判,因此这些将领秘密商议要带队脱离张国焘的领导,北上寻找党中央毛泽东,但这件事被朱德制止了。其实,除此之外,还有更惊人的内幕。今天我们采访老红军——当年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警卫员王泉云时,他道出了历史上未曾揭开的绑架张国焘未遂之谜。

  提起绑架张国焘之事,话还得从一四方面军会师说起。1935年6月,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四川省西北部雪山深处的懋功地区会师,然后准备过草地北上,8月,两个方面军的红军又混编组成左路军和右路军,分路准备粮草北进。

  我是红四方面军总部的警卫战士,两个方面军混编后,我仍在张国焘所在的左路军总部。当时,原红一方面军的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等领导也随红军总司令部编入左路军,与张国焘等人一同指挥左路军行动,因此我就有机会接触朱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刘伯承当时没有结婚,朱德身边有康克清照顾。我被安排为刘伯承的特别警卫人员,照顾其衣食起居安全等。

   张国焘分裂中央害忠良,两将领沉着应对寻良策

  1935年10月初的一天,总部通知刘伯承去开会,我送刘伯承来到一个大寺庙去开这个会,这是阿坝一个叫卓木碉的寺庙。还未来到会场,就见寺庙四周全副武装的岗哨神情严肃地站了好几层,各条道路口都站了不少岗哨。我预感到可能有啥子重要事情发生,于是我问:\"总参谋长,今天这样子,有啥重要事情哟?\"刘伯承只顾骑马前行,没有立即回答,走了几分钟后,他才说:\"或许是吧!\"我预感情况有些不妙。

  来到寺庙前,刘伯承下马后径直朝寺庙大步地走了进去,两旁的岗哨相继向总参谋长敬礼。在会场外的我牵住了总参谋长的马走到旁边的大树下,同我骑的马拴好。根据规定,首长开重要会议,警卫人员都不能进入会场内,我只好在外面拴马处等着。寺庙周围有好些马和陪送的警卫战士。在外等候的时候,又见有不少首长来了,如朱德总司令,董振堂军长,徐向前总指挥等等。总之,个个都神情严肃,匆匆忙忙。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就听得会场内闹喳喳的,有争吵的,有起哄的,有笑的声音,总之乱哄哄的。我在外面是听不清楚的,外面的岗哨听得里面的吵闹,也都把钢枪握得紧紧的,神情更加严肃。又过了一会儿,好像听到里面有喊口号的声音,仿佛是:反对啥子北上逃跑……打倒×××××,拥护啥子主席,打倒××吃大米……听到这些,我也紧张起来,同时,本能地将右手握住挎在身上的盒子枪手柄,以防意外发生的事情。一会儿又听到寺庙内鼓掌的声音,我担心会拉几个人出来杀头示众,因为过去在遇到这类事情时,张国焘主席一般都会拉几个人出去杀头的。所以,我的心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之中,密切地注视着可能将要发生的事情,真有些担心发生什么不测。

  这样的会开了两天,每天都是这样,天天都吵吵闹闹,很不和谐。

  在开会的日子里,我们是不能同首长接触的,被安排在与首长们隔离的地方。会议开到最后一天结束时,各位首长都准备赶回各自的驻地。我见刘总参谋长走出会场,急忙起身,将马牵了过去。刘总参谋长依然一脸严肃,不说一句话,他骑上马就往驻地赶去,走得比来时快得多。见到这场景,我猜想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至少是不愉快的事。出于对刘总参谋长的关心,我很想问一问,但考虑到四周都有不少红军将领、警卫员、岗哨,我觉得这时候问很不方便,所以就没有问了,也同样骑上马,护卫首长而去。在途中,红军将领们各走各的道,与会人员分散开去之后,我见四周无人,便问:\"总参谋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刘伯承一路疾驰,一言不发。

  回到驻地,他还是不愿说话。

  这些天,我一直密切注视着总参谋长的神情变化。他始终不快的心情和特别严肃的表情,让我放心不下,我想是不是与9月中旬发生的事情有关呢?于是我想起了半个多月前发生的事。

那天,也是送总参谋长去一个寺庙开会,这就是\"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也叫阿坝会议。这个寺庙叫格尔登,当时也是周围岗哨林立,那天开会的人比今天多得多,是在寺庙里的大殿内举行的。我在外面,当时心情很复杂,在庙外看着不远处藏族坟头上飘着的彩色经幡出神。我虽不识字,但一看会场上的气氛,就知道两个方面军会师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扯扯绊绊,肯定出事了。果然不出所料,会场内一片\"打倒×××,声讨×××\"的声音此起彼伏。在此之前,我是知道一方面军队伍中有个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张闻天是党中央总负责人。那天,我好像听到会场内在高呼打倒这些人呢,过去曾听说这些人物如何如何好,今天怎么突然变了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总参谋长找我谈过话,他说:\"小王,目前有些事情难以琢磨,现在上面意见发生了分歧,你若听到什么请及时向我报告,我这里的情况千万别向人透露。\"\"总参谋长,我担心别人向我问到你的情况时,不晓得该咋个说呢?\"我问。刘伯承说:\"首先不用紧张,天塌不下来的。\"然后又说:\"平时咋个工作就咋个说。如果五军团、九军团、总司令部的人来,或者我去他们那里,你就更不能说了。\"我听到总参谋长这么一说,知道他可能处境有些不妙,当即向他保证,绝不乱说一个字。

第二天,朱总司令果然来了。我端上奶茶,让他与总参谋长摆谈,自己就在门外站岗警戒。我先在屋前屋后查了查,别的警卫员都站得远远的在藏房前后警戒,两位首长在屋里的声音,外面根本听不见。我在最里面的一道门上站岗警戒,还负责端茶递水。当时,朱总司令对我不太放心,示意我离远点。刘总参谋长做了一个手势,仿佛是告诉总司令,这个警卫绝对可靠,但说无妨。总司令才放了心。但我也知趣,做一些服务工作后,退到了门外。

在门外,我却能听得首长的摆谈,虽然两人谈话的声音较小,但我还是听得见。两人寒暄几句话后,刘总参谋长首先开口了,他说:\"这个张总政委太不像话,昨天开会反对毛周张博北上,又排挤一方面军的同志。总司令,你得想个办法呀。\"

\"对呀,正是为这件事,我今天来找你交换一下意见。我有一个前提,北上方针不能反对,中央曾经开会,我是举手赞成的,他张国焘也是举手表态赞成的。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总司令也有些疑惑不解,\"毛泽东、周恩来他们悄悄地北上,也不给我朱德讲一声,他们率领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叫人家抓住了把柄,说是右倾逃跑,分裂红军。\"

\"总司令你说得对。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一直想不明白,同样想找你谈谈想法。\"

两位首长就在屋内谈了很久,他们一直反对张国焘强加在毛泽东等人头上的罪名,他们相信红军只有在毛泽东领导下才有大发展。但目前这种局面,首长研究决定以不变应万变,先不随便说哪方对与不对。我清楚地记得总司令说:\"要想法获得张国焘的秘密文件,弄清毛周张博单独率军北上的真正原因才行。\"但刘伯承总参谋长说:\"这确实是一件难事,张国焘对我们原一方面军的人防了又防,绝密文件是看不到的。\"显然他们两位首长都痛恨张国焘。我知道在两军混编后,张国焘收了红军总司令部的电台,使得两位首长目前无法与毛泽东他们取得联系。谈话中,我仿佛感觉到两个方面军的矛盾已很深了,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得知毛泽东他们9月9日晚上单独率领右路军中的原红一方面军中的一三军团北上了,并且这个消息是两位首长在开会时听张国焘的秘书黄超说的。好像张国焘对这件事非常生气,他动不动就发脾气,专找红一方面军的人出气。

朱德走后,刘伯承问我他们两人的谈话听见没有,我说听见了。他再三向我说,军机大事,走漏不得半点风声,今晚谈话,就当没听见一样,否则有生命危险。我牢牢记住总参谋长的话,不吐半个字实情。

过了几天,有人问我总司令到总参谋长那里来做什么。我说不太清楚,好像是谈执行张主席的南下打到成都吃大米的事。那些人没再问什么就走了。事后,我向刘总参谋长汇报此事,他夸赞我机灵,答得好。我听得夸赞,心里当然很高兴。

想起这件事情和今天发生的事情,我更加感到事态的严重性。这些天,已有部分原一方面军的同志被抓了起来,说是不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路线\"的人。想到这些,我真为刘总参谋长和朱总司令的安全担心呀,于是对刘总参谋长说:\"首长,你要小心哟,部队里发生了那么多抓人杀人的事件。\"

我对首长安全的担心完全是对首长的尊敬和红军前途的担忧。刘总参谋长对我是放心的,他连抽了几支烟后说:\"张国焘虽然过去是你们的老领导,他对建立川陕苏区立了功,壮大了队伍,但不能看不起中央,看不起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能打到今天这个局面,中途遇到的艰难是难以尽说的,但在遵义会议后中央恢复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革命才转危为安,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接着刘总参谋长说,\"一四方面军的矛盾,完全可以坐下来协调解决嘛,何必搞个啥子第二中央。那天,我在张国焘召开的川康省委会议上顶了张国焘等人批判毛周张博北上‘逃跑‘,今天,他宣布成立第二中央开除毛周张博党籍时,要我表态,我和朱总司令等几个人又反对他的这个自封的伪中央。\"刘伯承越说越生气:\"毛周张博北上是中央会议决定的,应该说是对的。张国焘说他们右倾逃跑,还要通缉叶剑英、杨尚昆。但是我想毛周张博他们单独北上肯定是有原因的,否则,他们不可能不通知我们。\"我想总参谋长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这段时间,刘总参谋长的牢骚也特别多,动不动就会生气地骂张国焘一通,我也越来越感觉到了刘总参谋长处境的艰难。总部对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警卫加强了,说是保卫首长的安全,同时不断有人向我打听刘伯承的情况。除新增的警卫向我打听外,张国焘的秘书黄超,还有李特等人也来打听情况。这些人打听刘伯承总参谋长的情况前,还得先向我讲一番张主席如何如何对待四方面军的同志的,要忠于张主席,红军革命要真革命,不能假革命。很明显,他们是想让我监视刘伯承的行动。我知道刘总参谋长是好人,那些人的话,我听着,表面上装着愿意接受,实际上却在悄悄地想法保护刘总参谋长。他们问我总参谋长的情况,我说一切都好好的,跟过去没什么两样,有时还夸赞几句红四方面军的将领作战勇敢,是常胜将士,他夸赞张主席陈昌浩政委领导有方,能将一万余人的队伍壮大到十几万人,特别敬佩四方面军了不起的是发展了一支妇女武装---红军妇女独立师。那些人听后,还很满意,找不到刘总参谋长的漏子,也就只好走了。事后我把这些情况一一向刘总参谋长作了汇报,他点头表示满意。

但是无论怎么说,刘总参谋长几次在高级干部会上,顶撞了张国焘等人。张国焘是个心眼非常小的人,川陕苏区就有曾中生、许继慎、旷继勋等人顶撞了他而惨遭杀害的事发生。尽管我尽力为刘总参谋长打掩护,并且过了关,但我还是担心刘总参谋长受到迫害。

果然不出我所料,没过几天,刘总参谋长被张国焘撤去了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调入红军大学任校长。刘总参谋长此时失去了军权,他虽是校长,但实际上只是一位普通的教员。张国焘调刘伯承到红军大学的理由是急需培养大批军事人才,刘伯承在苏联读过高级军事学院,又在中央苏区创办过红军学校,是培养人才的人才。

刘伯承失去军权后,心里真是憋了一肚子气,他常自言自语地说:不就是不赞成张国焘的南下路线,反对他成立第二中央,反对他批判毛周张博北上路线嘛。每当在这个时候,我总是劝刘伯承首长少生气,别伤了身体。后来,听说为此事朱总司令还据理力争过呢,张国焘就让总司令也靠边站,让他当个空头司令,不让看文件,不让参与重大事情的决策,不让做事情。张国焘还派人去下面制造事端然后让总司令来解决,给总司令以难堪。从内心来说,朱总司令心里也是很生气的。

我对张国焘同样生气,不仅是因为他迫害刘伯承朱总司令等人,早在川陕苏区时就对张国焘不满了。那时,谁要是说\"到中午了,咋还没开饭呢?\"要不了两天,就会被张国焘控制下的保卫局抓去秘密杀害。我的几个好战友在行军途中,因为饿了在路边买几个饽吃,就被说成是\"吃喝委员会\"惨遭杀害。那次幸好我没去,否则我早就没命了。这些事,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从内心产生了对张国焘的反感情绪。但这种反感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在言行上表现出来的。

众将领出谋北上寻找毛泽东,总司令竭力制止绑架张国焘

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后,原红一方面军的同志受到的打击就更大了。红四方面军中经常将红一方面军的将领抓去开批判会,进行所谓的洗脑壳,让其交代揭发\"北上逃跑路线\"的错误。还派人在红一方面军中大力宣传张国焘南下的好处,批判北上的错误,揭发红一方面军干部的\"罪行\"。弄得人心惶惶,红一方面军中的将士大有受到俘虏般对待的感觉。

特别是1935年冬天,红四方面军在天全宝兴百丈关地区同十倍之强的国民党军队作战,当时张国焘提出:攻下百丈关,消灭蒋介石的中央军和川军,打到成都过大年。当时,刘伯承就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和百丈关地形特点,认为红军不宜在平原地带与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展开决战。他向张国焘提出过反对意见,张国焘很生气,大骂刘伯承:\"动摇军心者斩!念你是南昌起义的参谋长,否则我毙了你!\"刘伯承只好保留意见,保持沉默。事实正如刘伯承所预料,百丈关之战必定失败。结果不但未实现在成都过大年的计划,反而损失了大约一半的红军将士。张国焘见百丈关一战,损兵折将这么多人,不得不改变计划向西撤退,部队不得不进入道孚、炉霍、甘孜等深山密林和草地之中。百丈关失利后,张国焘再没有开战前那么神气了,整天闷在屋里抽烟,他的脾气更为暴躁,骂人时的口气更恶劣。好像这失败是五、九军团造成的,是朱德、刘伯承造成的,总是对红一方面军中的将士看不顺眼,大开杀戒之意有之。

俗话说,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左路军中原红一方面军的将领经常或亲自或派人来找朱总司令、刘伯承校长述说苦衷,交换意见。我记得李伯钊、董振堂、陈伯均等人都来找过刘伯承述说心中的不满与怨愤,纷纷要求朱总司令和刘伯承拿主意,脱离左路军,北上寻找党中央毛主席。

刘伯承受了打击,心中委屈是不用说的,他得知这么多人愿意北上找毛主席,自然十分赞同。

日子一长,一些事情就不捅自破了。尽管张国焘严密封锁曾下令解决毛周张博之事的消息,事情还是被杨尚昆派来通知李伯钊的警卫员给秘密捅了出去。朱德、刘伯承、董振堂等将领非常吃惊,同时明白了毛主席为什么单独率领一、三军团北上的真正原因是张国焘要谋害党中央毛主席。张国焘真是可恶,他们都同情毛周张博单独北上。这件事使张国焘批判毛周张博的错误行为不攻自破,更激起了原一方面军中将士的反张国焘的情绪。五、九军团将士说,他张国焘敢下令武力解决中央,抓毛主席周副主席,我们何不以牙还牙,武力解决张国焘,捉拿起来一同北上。刘伯承对张国焘恨之入骨,他早就有此考虑,并积极同五、九军团将领密谋行动方案。但刘伯承认为,这件事,一定要获得朱总司令的支持,请朱德总司令挂帅才行,他是左路军中的二号人物,他的话一言九鼎,即使是红四方面军的人也不敢反对。

刘伯承、董振堂等人在秘密地作了一番准备后,寻找机会同朱总司令商量。

一天下午,刘伯承来到草地上,这里是空荡荡一大片,他让我骑马去红军总司令部通知朱德交换修改红军游击战的文稿而将朱德总司令请了出来。当然,朱总司令出门,也是带了警卫员的,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六七个警卫人员。

朱总司令一路飞奔来到了红军大学附近草地的小丘上时,刘伯承校长已等候多时了。当时,刘伯承手下没有兵,就由朱德的警卫人员来警戒,朱总司令肯定能猜测到刘伯承要\"修改文稿\"的意思,然而秘密的东西是不能让别人知道的,所以他将警卫战士警戒的范围放得远一些。而刘伯承之所以把与总司令交换意见的地点选在空旷的草地上,也是为了防止监视,进行堂而皇之交换意见,才不至于引起怀疑。红军大学内的学员大多数是原红四方面军的中高级将领,这些将领多数是张国焘手下的人,他们一方面学习军事,一方面监视刘伯承等人的言行。这些情况,我心里十分清楚。

起初,刘伯承将游击战的文章送朱总司令审阅,这是有意的安排,以便即使有人发现朱德与刘伯承单独见面,告到张国焘那里去,也有个借口。

朱总司令很快就浏览了一遍文章,刘伯承抓住时机向朱总司令陈述自己的想法:\"目前,我们的日子不好过,处处挨整受排挤,一方面军的中高级将领分别找我谈了他们的想法,准备打到北方去寻找党中央毛主席,请你来就想请你作个定夺,作个统率,具体行动我可以想办法。\"

朱德听罢,他两腮微颤:\"伯承,告诉队伍,万万不可感情行事。目前,我们一方面军仅有五军和九军,两个军加上军委纵队的人不足一万人;人家仅正规军就有10万人,还有6万后勤保卫人员。人家武器比我们强,个个都是强悍精壮,打过不少胜仗的,我们怎么斗得过人家?!本来嘛,红军是一家,你们这样做,对谁都没好处。你想一想,你们走,人家肯定不会放你走的,假如你一走肯定会引起内乱来,这样的结果只能让蒋介石高兴……他老蒋趁机坐收渔利。这样的事干不得,干不得。\"朱德连连摆手。

\"现在,无论他张国焘咋个搞,红军还是****的队伍,自己人不打自己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接着朱德又说,\"五军团和九军团的同志千万走不得,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伯承啊,我们越是艰难的时候越要冷静,从大局计议,我们既要团结四方面军的同志,又要设法粘住他张国焘,使在红军南下过程中尽量减少人员伤亡的损失,为革命保留火种。\"朱总司令想起了两三个月前,因五军团有几十名战士单独北上,离开部队驻地十多公里远了,被张国焘的人发现追了回来,说要全部枪毙。\"要不是我那次想方设法极力相救,说不定这几十个人早就没命了。\"总司令再三劝阻不要单独北上,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说,\"我的马丢失了,警卫人员被张国焘的秘书黄超全给我换了,安上他张国焘的亲信,说是把我的警卫人员送去学习‘换脑筋‘,实际上是接受批判、审查,想从警卫口中寻找我朱德的罪证,结果一无所获。我虽然受别人的监视和控制,但我不计较这些,主动找张国焘研究工作,树立我在红军中的总司令形象与威信,他张国焘目前是不敢把我怎么样的,目前红军还需要总司令这面旗帜的。\"

刘伯承思索片刻,说:\"北上与南下的行动已成鲜明的对比,张国焘说中央率一、三军团北上,不会拖死也会冻死、饿死,至多剩几个中央委员到达陕北。然而党中央毛主席已顺利率领一、三军团到达陕北,还打了几个大胜仗,张国焘的错误论调不攻自破。所以五军团九军团的同志纷纷要求北上。我也有这么一种想法,早日北上早打胜仗。因此我建议如果带领五、九军团单独北上不行,干脆施个计谋,将张国焘抓起来,强行北上,以拯救红军,消灭敌人,打破蒋介石的‘围剿‘。\"

朱德更为严肃地说:\"任何事情都不能操之过急,做事还要看时机成不成熟。抓张国焘强行北上,这样也不行,眼下四方面军还有不少人听信张国焘的,换句话说张国焘目前在红四方面军中威信最高。我们要多做他的思想工作,善于讲究策略,把四方面军将士的思想认识统一到北上路线方面来,这才是上策。\"

紧接着朱德又询问刘伯承,假如要拉队伍走的办法和抓张国焘的办法,刘伯承一一作了回答,并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捉拿张国焘计划的实施方案,刘伯承说这是我们五、九军团将士的一致请求,请总司令过目审查。朱总司令接过方案看后笑着说:\"不愧为智谋大师,但没到迫不得已时,不得这么做。毕竟我们要对红四方面军负责,红军是党的队伍,革命的军队,不是他张某人的队伍。\"然后指示刘伯承立即将方案烧掉,以免张国焘抓住把柄,遭致杀害的危险。

朱德担心刘伯承和五、九军团红军将士因受不了张国焘的无情打击和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感情深厚,做出过激行动,招致更大的损失,再三叮嘱刘伯承:忍得一口气,免得百日忧,等待时机,以图良策。与此同时,朱德还告诉刘伯承,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六军团,目前正在翻越雪山向甘孜阿坝方向开来,待与二、六军团会师后,再谋北上寻找党中央毛主席的计策,我们现在暂时在这里等待一个时期。

最后,刘伯承完全答应了总司令的建议,先忍为妙,以利团结。他当场烧毁捉拿张国焘计划方案。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件事后来真的被谁反映到张国焘耳朵里去了,总司令和刘伯承被分别叫去与张国焘汇报。幸好,两位首长早就作了准备,朱总司令说:\"这是刘伯承撰写的在深山林区对敌作战的文章,\"他拿出文稿,\"我正要找张总政委商量呢!\"张国焘接过文稿翻了翻,没说什么,朱德就算过了关。而刘伯承被请进总部谈话时,也同样这么说,两人是在研究修改游击战文稿,张国焘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再后来,刘伯承让我分别去通知五、九军团干部到红大学习军事,秘密地传达了朱总司令的指示,劝他们不要盲目行动,不要单独北上找党中央毛主席,更不能绑架张国焘。劝他们千万要冷静,顺其自然等待时机北上。朱总司令还利用各种机会去五、九军团安慰将士,劝其取消单独北上行动,取消正在准备中的绑架张国焘计划的实施。

正是由于朱总司令从大局出发,才避免了一场红军打红军的悲剧发生,张国焘也因此避免了一次被绑架捉拿或者是被处决的危险。然而终止绑架张国焘的行为,更是为了红军的团结与最后斗倒张国焘策略的胜利。

朱总司令深知刘伯承刚直不阿、坚持正义,担心他的安全。因此,一再叮嘱我要千方百计保护好首长的安全。他还特别安排了几名卫兵(一方面军的战士),暗中保护刘伯承的安全。并说,如果有情况立即向他汇报。

1936年7月,任弼时、贺龙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即红二方面军)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二方面军将领对张国焘的分裂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加之共产国际中国支部代表张浩从苏联回国到达陕北,他支持毛泽东的北上路线,张国焘自知理亏,不得不撤销他的\"第二中央\",被迫同二、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北上途中,张国焘的情绪极不稳定,朱德担心他对与他矛盾很深的刘伯承下毒手,有意将刘伯承安排到红二方面军中由贺龙保护起来,最后安全顺利地到了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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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7 14:09:52 | 显示全部楼层


保存毛泽东遗体 华国锋与\"四人帮\"的激烈争论[转帖]


韶山滴水洞,夏日凉风习习,气候宜人,毛主席喜欢这个地方,1959年6月26日,他回到了阔别32年的故乡。毛主席对当时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你们省委研究一下,在这个山沟里修几间茅草房,省里开个会,其他领导来休息一下也可以嘛!”毛主席又讲:“我老了回来住一住。”此后在长沙,毛泽东又多次对当地领导人提过,希望最后能回到韶山来。毛泽东临终前,希望能落叶归根。现坐落在韶山“毛泽东纪念园”中的毛泽东墓,就是根据他的这一意愿于60年代修建的,墓内现呈放着毛主席生前主要经历的照片和毛岸英等6位亲人的“灵位”,一位老人在“墓”内守候着。
毛泽东生前号召火葬,是政治局里第一个在文告上签字逝世后遗体火化的领导人。当年建造“毛主席纪念堂”、保留毛主席遗体是各种政治势力博弈的结果。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当晚,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确定要保护主席遗体,让各界人士吊唁、瞻仰,时间初步定为15天。就在追悼活动进行期间,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又决定进行永久的遗体保护,并建立毛主席纪念堂,以供永久性的瞻仰。之所以这样决定,是因为当时中央情况十分复杂,在主席遗体处理问题上,每个人都不便发表真正意见,江青、张春桥、王洪文一是借机躲避,观看事态发展,以便秋后算账;二是借机以此发难。
9月11日开始举行吊唁活动,毛泽东的遗体被安置在人民大会堂,中央政治局委员们每4人一组,轮流为毛泽东守灵,其余的都在附近的房间里开会。这天的会议临结束时,张春桥忽然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主席的追悼大会由谁主持?由谁致悼词?”这实际上关系到谁接毛主席班的问题,当时中央有华国锋、叶剑英、王洪文三个副主席,让谁主持,谁来致悼词,等于是向全世界公开宣布谁是毛泽东权力继承人。华国锋不好回答,叶剑英打破了这令人困窘的沉默:“我的意见,追悼会由洪文同志主持,国锋同志代表中央致悼词。”众人把目光投向了另外两位副主席,王洪文皱皱眉没有吭声。“叶帅德高望重,还是请你给主席致悼词吧!”华国锋推辞道。
叶剑英用手杖猛击地板,大声道:“你是第一副主席,你应该牵这个头。这也是主席生前的愿望。”由华国锋致悼词,王洪文主持,这使“四人帮”很不好受,张春桥摘下眼镜,盯了一眼华国锋,严肃地说:“国锋同志,有件事我要向你汇报一下。”“什么事?”华国锋不解。张春桥回答:“关于主席的遗体安置问题。”华国锋说“这件事不是中央有了决定吗?主席遗体作永久性保存,以供后人瞻仰。”张春桥点点头:“是啊,是啊,这个决定是政治局一致通过的。但我听医生同志讲,由于没有及时采取防腐措施,遗体已经变质,不能再作永久性保存了。”张春桥说得很轻,可立即在会场激起一阵响动。
张春桥还是不紧不慢,一副老谋深算的样子:“我听医疗小组的同志讲,凡未采取防腐措施而超过3天的遗体,便不能再作永久性保存。” 一听这话,江青抢先跳了起来,嚷道:“华国锋,这事你要说清楚,你为什么要毁掉主席的遗体!你安的什么心?”江青对着华国锋大喊:“现在,我可把主席的遗体交给你了,要有三长两短,你要负责!”华国锋不买江青的账:“为什么让我一个人负责?大家都是中央委员嘛!” 王洪文幸灾乐祸:“刚才不是作了决定,18号由你代表中央致悼词嘛!你对我们说这些话有什么用,请你到电视上向全国人民解释去。”
华国锋额角青筋暴起,极力控制住冲动的情绪,竭力平静地说:“如果你们有意见,我可以不致悼词,我也可以辞去职务;但我决不能承担这个责任!”叶剑英一拍扶手,大声道:“不,你不能辞职,江青同志说得很好嘛,你是第一副主席,你现在主持中央工作,主席的遗体你能不管吗?你能不负责任吗?”华国锋更着急了:“叶帅,主席的遗体已经放了3天,我就是舍出性命也保不住了!” “还不足3天,我们还可以想想办法嘛。”叶剑英安慰他。并说“其实,即便主席的遗体保存不住这也没什么,主席本人就不同意保留遗体嘛!” “只怕全国人民从感情上接受不了啊。”华国锋心情沉重地叹了口气。“更是怕有人借死人整活人噢!现在有人要借这个问题发难。”叶帅意味深长地说道。
面对“四人帮”的发难,在多方权衡下,唯一一个可能不给对方留下话柄,同时平衡当时全国人民群众悲痛情绪的最佳处理方式,就是将毛泽东的遗体永久保存下来。9月12日一早,华国锋去守灵。江青一见他就嚷开了:“华国锋,主席的遗体怎么办?我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华国锋不动声色:“好,好,等一会儿就开。”江青抹起眼泪:“主席去了几天了,主席的遗体怎么办?” “现在是国锋同志负责,主席的遗体自然是国锋同志负责了。”张春桥又将火烧到华国锋身上。姚文元也开始帮腔,摊开一大堆文件,朝政治局委员们一扬,说:“这是从人民日报整理的群众来信汇编,群众要求保存主席遗体。”华国锋已经得到叶剑英、李先念等老同志的支持,心里有了底。在政治局会议上任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几个人表演,华国锋最后才说:“我现在向大家宣布,经过越南专家组和中国专家的共同努力,主席的遗体已得到了妥善的保护,可以永久保存了。”江青又一次发威:“可是,我刚才得到报告,主席遗体已经毁坏了,腐烂了。谁干的?政治局一定要追查。”华国锋当众宣布:“我提议,在天安门广场立即修建纪念堂,安放主席遗体,供全世界人民和我国人民瞻仰。”他的话被掌声淹没。为此,为毛主席遗体展开的政治势力博弈终结。
自古道“盖棺事定,入土为安”。按中国传统说法,人死后埋入土中,死者方得其所,家属方觉心安。1959年许世友探亲,许母已经作古。许世友跪在母亲的坟边,喃喃自语:“娘,忠孝难全,你老人家健在时我未能服侍你,我死后,一定来为你守坟。” 1979年10月22日,许世友决定死后回到母亲身边,他有了土葬的想法。1985年刚过了元旦,许世友交代秘书给党中央写了报告,说自己来日不多,对组织别无他求,要求党中央在他死后实行土葬,理由是自幼参加革命,报效生母不足,活着尽忠,死了尽孝,葬在老母坟边以尽孝道。许世友逝世后以吊棺安葬在老家河南新县的一个山坡中,实现了他“活着尽忠,死后守坟”的愿望。
毛主席曾两眼含着泪光沉静地讲道:“老祖宗是不能忘记的,我至今还很怀念我的母亲,我母亲非常善良,非常慈祥,济困扶贫,爱老怜幼,我不能忘记她啊!”谁能理解主席的孝母之心呢?毛主席为中国的革命和事业操劳一生, 多位亲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他的本愿是想百年之后回到故里与父母和其他亲人团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最终并未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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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7 14:10:48 | 显示全部楼层

鲜为人知的反间谍战:克格勃在中国一次秘密行动[转帖]


中国作为曾和苏联在国际舞台上一度抗衡的对手,自然不会被克格勃所忽略。克格勃在中国寻找任何可能的机会进行渗透和活动,而中国反间谍卫士时刻警惕,与克格勃间谍作斗争。

河南中医名医郗范被克格勃女色拉下水,他在为克格勃收集情报时被捕。以下讲述的是在监狱中发生的故事。

间谍治好管教科员

1971年,中国监狱管教科发现犯人郗范是名医,自是重视,把他分配到监狱医务所去干医务劳役,狱内称\"医务犯\"。

郗范在给干部看病中,治好了一个名叫纪凡艺的皮肤病,此人是管教科科员。纪凡艺心里对郗范颇为感激,有事无事总来医务所坐坐,和郗范聊聊天。

郗范自被捕以来,天天在头脑里默念一个地址:河北省保定市河西街91号张览先,有时在睡梦中还惦记着。现在,他决定开始实施\"营救行动\"。\"文化大革命\"时监狱对犯人管理因为定位于\"阶级斗争\"这个高度,所以非常严格。按规定,犯人一个月只能发一封信,收信人必须是入监伊始所填的登记表上的直系亲属。\"张览先\"当然不会上登记表,所以,干部肯定不会给他发信。郗范经过反复考虑,决定请纪凡艺发信。

于是,郗范执笔写\"营救信\"。信写得很短,郗范在信中告诉\"张览先\",自己现在什么监狱什么部门服刑,仍做医生,请给寄些参考书来。\"营救信\"写好以后,郗范搁了几天。等到纪凡艺又一次来医务所和他聊天时,他把信递过去:\"纪队长,麻烦您给我寄一封信,写给我一个亲戚的。\"纪凡艺把信象征性地看了一遍:\"好呀,你把信封起来,明天给你发。\"

\"国家干部\"乔装出现

郗范的\"营救信\"寄出后的一个半月,他所服刑的监狱接待了一位来自郑州的客人。此人三十多岁,身材高大,相貌堂堂。他走进接待室,自我介绍是省高级人民法院特种刑事案件复议办公室副主任,姓任名保安。

这个任保安,真名叫武仲钧,原是黑龙江一个农场的普通干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造反得势,成为新贵,利用职权大捞钱财、玩弄女性并残酷迫害干部、群众。不到一年就因群众举报而下台,随即被公安机关抓起来,准备查清罪行,依法惩处。武仲钧乘一次提审的机会脱逃,辗转来到边境线,伺机逃往苏联。20世纪70年代初,克格勃派他来中国活动,这次委以险任营救郗范。

营救郗范的方式,克格勃的间谍专家一定反复精心讨论过。应该承认,这确实是一个看似冒险实际上具有最高成功概率的方案。当时还没有《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办案方式缺乏一种法定的程序,往往外调、提审、宣布刑事裁定都只派一人前往执行。只要来人证件齐全、手续完备,说什么就办什么。克格勃的方案就是钻了这样一个空子。

被忽略的细节

监狱办公室副主任杨大雄接待了\"任保安\"。坐下后,\"任保安\"掏出了工作证和盖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大印的介绍信,介绍信的内容是\"派特刑室任保安副主任前往××监狱向在押服刑人员郗范宣布无罪释放\"的刑事裁定书。

杨大雄拿起面前的证件等一一检查。\"任保安\"非常镇定,克格勃伪造的证件、文件,能够以假乱真。但是,杨大雄比克格勃专家还要高明,他一看之下马上发现了破绽。他漫不经心地问道:\"任主任是老法官了,经常出差在外?\"\"可不是,干咱这一行的,一年起码有三四个月在外面跑。\"杨大雄突然变了副脸孔,冷笑道:\"哼!这工作证是1966年换发的,至今已有5年。你自己说一年有三四个月在外面出差,那这工作证掏出放进不知用了多少回了,怎么还是崭新的?\"

\"任保安\"脑子里轰的一下,他知道苗头不好,却佯作不解,打着哈哈问道:\"怎么,杨主任认为这工作证有问题?\"杨大雄一拍桌子,大声喝道:\"岂止工作证,连你这个人都是假的!\"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四个身强力壮的武警旋风似地刮进来,把\"任保安\"按在椅子上,麻利地扣上了手铐。

一切早在掌握之中

原来,郗范被捕后没几天,一个晚上睡觉时,说了一句梦话:\"张览先,苏联人让你来救我,你怎么还不来啊?\"这句梦话,被同监房一个犯人次日向看守所报告了。

监狱管教部门于是开始研究如何对付这个克格勃间谍,首先即是该犯提出发信给未列入登记表上的人,则须特别注意。

郗范治愈纪凡艺的皮肤病后,纪凡艺有了接近郗范的理由,郗范果然上当。请纪凡艺发信后,侦察员来到监狱,提审郗范。一提\"张览先\",郗范大吃一惊,脸色倏变,但还要硬撑,说\"不知道\"。侦察员把那封信的照片扔在郗范面前:\"这个,你总知道吧?\"郗范无法抵赖,只好乖乖招供。

公安机关根据郗范的口供,对可能出现的种种营救方式作了分析,其中包括冒充法院干部前来宣布\"释放裁定\",分别作了防范安排。这就有了武仲钧落网之事。

武仲钧后来被判无期徒刑,也被关在郗范服刑的那个监狱。据说两人初次见面时,相视无言,唯有苦笑。

郗范为此事加刑3年,监狱仍让他当医务犯。后来他因能认罪伏法,积极改造,于1978年被提前释放。(东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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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7 14:28:17 | 显示全部楼层

蒋介石庐山抗战声明[转帖]


    蒋介石庐山抗战声明 1937年7月17日

 蒋介石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芦沟
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止,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
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
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
将关于此事件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
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2月三中全会宣言,于
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
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
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大都可共见。我常觉得,
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
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
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
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
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跟着今年二月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
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
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
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
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
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 
底”的决心,才能搏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
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芦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
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
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
著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
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
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从
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
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
限制的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
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
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
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
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了6年之久,继之以
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芦沟桥。如果芦
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
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
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
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芦沟桥
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
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
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
战,是应付最后关头,逼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
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
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
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
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
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
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
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芦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
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
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
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芦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
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
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
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
的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
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
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
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致于漠视。 
  总之,政府对于芦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
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
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
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
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
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
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
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
回到各地,将此意转达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
这是兄弟所恳切期待的。
  
  (《文汇年刊》1939年5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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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学生上街反贪促生廉政公署 [转帖]


  一点五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廉政公署,这是香港人的口头禅,也是香港人的信念:社会的纯净需要每个人的共同努力。近年来,在“透明国际”的排行榜上,香港持续位居亚洲第一,为她的母国——中国赢得了巨大的国际荣誉。

  香港并非天生是一块被腐败遗忘的净壤,“富而思源”,香港今天的廉洁,与香港大学生上街反贪的历史功勋是分不开的,正如中国近代史“揭开新的一页”、与北师大同学率先走出校门分不开一样。

  1973年,英籍总警司葛柏被发现拥有430多万港元来历不明的财产,但在办案组行动之前,葛柏利用职务之便逃离香港。

  消息传出之后,香港大学生在一小撮“港内外敌对势力”的煽动下,悍然上街游行,并打出了“反贪污、捉葛柏”、“官员腐败,民众何辜”、“何不幸生为香港人”等标语。大学生们上街反贪受到到香港市民的热烈欢迎,许多香港市民主动混同于“大学生”,上街流窜,摇旗呐喊,一如过年。

  大学生们不经批准、擅自上街游行的卑鄙行径,很快惊动了港府,也让部分港府官员情绪变得极不稳定。时任港督的麦理浩决定召开高端会议,商讨对策。

  “鹰派”认为,大学生街严重影响到香港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也影响到港英政府之间的鱼水关系,必须严厉予以取缔。“鸽派”则肯定学生的爱港热情,强调要区别对待,胁从不问。在具体方案上,部分人主张“就事论事”,严惩葛柏,但不能搞“扩大化”,以免官员“人人自危”。也有人呼吁从根本上解决官员腐败问题,以收拾民心。

  港督麦理浩最后拍板:委任百里渠爵士成立调查委员会,彻查葛柏逃脱的原因以及检讨当时的反贪工作。正是这个百里渠,在随后的报告里,建议建立一个独立的反贪机构,“以挽回公众信心,否则政府永远是被民众质疑与声讨的对象”。

  其后,《百里渠报告》公开发表,并于1974年2月15日成立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这个部门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有效的反贪机构之一。

  随着5000年来最高盛世的冉冉建立,“葛柏级”的贪官在中国屡见不鲜,2008年,此伏彼起的贪官们甚至创造了“人平贪污880多万元”的历史最好记录,然而至今中国的“反腐倡廉”却总是只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个中缘故,我越来越认同这样一个观点:“领导搞腐败,人民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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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老年时跨国恋 竟有29岁外国军官情人[转帖]


  倍慈禧老年时代的跨国恋情

  从慈禧太后的养颜术说起

  年近七旬的慈禧居然凭借自己的容貌,让一个英俊多才的年轻外国军官倾心不已

  主持人宇秋:慈禧在接见外国使节的时候,他们下意识地就对她下跪了,那除了这些,还有没有一些证据可以证明说,这个慈禧在容颜上来讲,还是比较具有魅力的,独特的魅力的这种。

  故宫图书馆副馆长向斯:

  上次,他们牛津大学一个图书馆一个负责人跟我聊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你们这儿有什么宝贝啊?我们谈图书馆的时候,一般谈你们图书馆的镇馆之宝是什么。后来这位先生跟我说,他说我们这儿有一个特别珍贵的手稿版,没人看过,他自己看过,那里面详细记载了军官和慈禧第一次发生关系的详细过程,当时这位先生一说脸都红了,翻译在旁边脸都红了,我说有这个可能性吗?当时慈禧是68岁,军官是29岁,而且这个军官长得非常的漂亮,他说这个事情完成以后,慈禧还送他一本宫里的东西,而且这个东西非常珍贵,我说这个事情,我说这个事情很新鲜,因为我是研究这一块历史的,我说你可以给我发一些有关他的一些照片和他的有关一些文稿过来我看一看,另外特别是她送的礼物,我看看是不是宫里的东西。

  另外,我说,如果是送,肯定不是慈禧送的,肯定是她身边人送的,过了不久,他给我发了个电子邮件,电子邮件一看,确实是,那个里边有这个男人的照片,还有他的文字,他全是用英文写的,里面写,这个男人叫埃德蒙-拜克豪斯,他当时是1902年的时候在北京,然后他当时29岁,慈禧是68岁,他们发生关系的过程,然后里面送的礼品是刘仁写的《渔樵二十咏》,用是泥金写的,我一看这个书,确实是宫里的东西,而且刘仁当时是乾隆时期的大学士。

  后来我翻看这段历史的时候就发现,爱德蒙-拜克豪斯确实有这么个人,而且他的年龄,他是 1873年出生的,1899年到北京,当时是26岁到北京,然后跟慈禧,慈禧刚好是1902年6月份的时候,正式召见外国的一些公使和公使夫人,那么他作为一个重要的中国通,他肯定是进入了宫里,那么这个时间上也是对的,然后我后来在看他的史料就发现,埃德蒙-贝克豪斯,他作为这么一个年轻的男人,因为他最有名的时候是满洲的衰落,他里面,因为他最好的20年是在北京隐居,大家都觉得,这么一个漂亮、这么一个有实力的男人,他为什么要隐居呢?

  他就用最后的时光,他就回忆他和慈禧之间的往事,他就说他1902年到1908年慈禧去世,这六年,他一直是慈禧的情人,然后他就描写慈禧特别美,所以由这一段就可以证明,慈禧的容颜究竟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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