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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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索圆明园兽首的法律悬念[转帖]

　　【作者：王鸿谅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圆明园十二兽首铜像的估价一路飙升,文物背后牵动的民族情感就这样被嗅觉敏锐的拍卖场数字化。被估出了总价近2亿元人民币天价的鼠首和兔首,是否真的会在2009年2月23日“伊夫·圣罗兰与皮埃尔·贝杰珍藏”专场拍卖会上亮相,中国民间以法律方式追索海外文物的尝试,是否真的能以两件兽首作为起点,悬念只能由时间来解答。

　　刘洋的尝试

　　鼠首和兔首拍卖的消息,再次让律师刘洋成了风口浪尖的争议性人物。这名中年律师在海南执业近20年,2005年举家迁往北京。他是江苏人,少年时跟随父母落户新疆,大学念的是中文,1987年8月海南建省之后,只身跑去海南创业,原本做的是“经商梦”,却机缘巧合走上了律师路。业余时间里,刘洋并不是一个文物研究者,最大限度也只是一名“收藏爱好者”。他收藏的是古家具,在海口专门有一栋400多平方米的房子用来堆放。移居北京的时候,他把这一屋子的家具也打包运了过来,在高碑店古典家具一条街上租了个店面,也算给妻子找个打发时间的去处。

　　见到刘洋就是在他的店面里,虽然已经过了元宵节,可家人和伙计都还没赶回来,刘洋只好每天自己睡在店里看守门户。穿过层层叠叠的木家具,店面最尽头用玻璃隔出了一个2平方米左右的小空间,两个小书架上堆放着他的法律书,地上铺层被子,晚上就成了床。年前的时候,当家人和伙计都陆续离开北京,他一个人就是在这个简陋的空间里,为了兽首的事情,坚守到了大年初一,“等着事情能有好的进展”,“实在绷不住了,才买了火车票回新疆”。结果“春晚也没能看成,年也没能过好”。

　　说起来,刘洋算是“给自己找事”。2005年来北京之后,他一边寻找适合自己的律所,一边成立了一个“海外流失文物民族尊严、追索起诉办公室”,虽然机构名称很长,但固定成员只有他一个人。刘洋把这解释成中文系科班学生骨子里的一种文化意识,某种情结。最重要的是,他发现北京是一个人脉和信息都可以很丰富的地方,“我可以有意识地主动去结识很多相关的人,获得更多关于海外流失文物的信息”。他最初的想法,是“尝试着做一些关于流失文物的非法律工作”。为了能够看起来更正式,他给办公室设计的公函格式都是繁体字。他给许多文物单位发函,想了解流失文物的情况。他觉得这是起步的基础,“至少要先明白是怎么回事”。结果却是“做了许多无用功”。他也亲自去过一些地方的文物单位,可任他说得多么热情洋溢,任他如何表态自己可以不收取律师费,甚至倒贴路费,还是四处碰壁,有时甚至“连办公楼大门都进不去”。刘洋觉得,那些文物单位“视我为闯入者,不理解,天然地排斥”。

　　2006年,刘洋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法律追索文物的尝试。起因是他意外地从一位美国华侨那里得知了两颗龙门石窟佛首的下落。据说是一名住在美国的西班牙裔男子向洛杉矶中美收藏家协会透露,自己的先辈上世纪30年代在中国期间,以两块大洋的价钱,唆使洛阳市龙门镇当地农民,从当时无人看管的龙门石窟里掘取了两颗佛首,后辗转运到美国,并长时间扔在院落里。现在他要求对这两颗佛首的价值进行鉴定、估价,并委托有关机构出售。刘洋很兴奋,他说服中美收藏家协会的朋友为他作证,还通过私人关系在美国找私家侦探收集证据。可洛阳市文物局拒绝充当原告,龙门石窟方面自然也没有回应。他就像踢皮球一样被推来推去。

　　刘洋不想再干等下去,2006年6月18日向洛阳市中院提交诉状。其实就在递交诉状的那天,刘洋还是不肯死心,他让儿子在文物局门口守着,希望能“等到最后的转机”。结果还是一场空,他只能自己充当原告。这份特殊的诉状也让洛阳市中院很为难。刘洋记得,当时立案庭庭长跟他说,先把诉状留下,他们开会商量后再给答复。6月22日,刘洋再次去法院,得到答复,立案成功。可短暂的喜悦后,这案子却被漫长地搁置下来。圈里有朋友告诉他,法院专门开会讨论过,大部分人的意见都是此案“原告主体不适合”,会被驳回。但一直到今天,法院也没有给刘洋任何正式回复。

　　当年的诉状一度让刘洋成了风云人物,可等舆论冷下来,结果也让他发现,自己其实“无能为力”。那些法律上的构想还来不及落到技术层面的仔细推敲,就烟消云散了。不过他也没有放弃,2007年传出苏富比要拍卖马首的消息,他又跃跃欲试,主动和同样积极参与此事的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联系,想再走法律路径。不过因为何鸿燊的慷慨,事情迅速得到解决。刘洋的诉讼尝试再次被搁置。

　　一路飙升的估价

　　“伊夫·圣罗兰与皮埃尔·贝杰珍藏”专场拍卖会上将出现圆明园鼠首和兔首的消息,其实早在2008年9月就传了出来。当年10月拍品在纽约的预展上,兽首也赫然在列。中华抢救海外流失文物专项基金会副总干事牛宪锋告诉本刊记者,当时为了弄清楚真假,还请纽约的朋友帮忙“从预展会场偷偷拍了几张照片出来”。

　　把这两件兽首作为拍品的藏品主人是“皮埃尔·贝杰－伊夫·圣罗兰基金会”主席皮埃尔·贝杰,他也是法国著名时装设计师伊夫·圣罗兰的生活及生意伙伴。

　　十二兽首铜像原本是圆明园海晏堂前的“水力钟”,海晏堂是西洋楼景区最大的一处园林景观,由郎世宁、蒋友仁、王致成等欧洲传教士设计监造,乾隆二十四年（1759）基本建成。海晏堂正楼朝西,门前左右有弧形叠落式石阶数十级,环抱楼下喷水池。池东高耸一尊巨形石雕贝壳形蕃花,池左右呈八字形排列着十二生肖人身兽头青铜雕像。每个时辰由相应的生肖依次喷水,正午时分一起喷水,俗称“水力钟”。1860年,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十二生肖铜像自此流失海外。其中鼠首与兔首被法国人收藏,猪首被美国人收藏,牛、虎、马、猴首陆续经由拍卖途径回到台湾地区私人收藏家手中,龙、蛇、羊、鸡、狗首一直下落不明。

　　圆明园兽首的回归,从2000年开始成为一个话题。当年佳士得和苏富比分别把圆明园猴首、牛首和虎首作为春拍拍品。2000年4月20日,中国国家文物局正式致函两拍卖行,要求他们“能够明智地停止在香港公开拍卖这些被非法掠夺的中国珍贵文物”,并举行新闻发布会明确表示,这些铜像的法律性质是“战争期间被掠夺的文物”。香港舆论界也普遍认为,这些文物见证了中国屈辱的历史,拍卖行的行为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尊严。但这些都未能阻止拍卖会如期举行。

　　4月30日16时30分,佳士得2000年春拍“清朝宫廷艺术品拍卖专场”在香港金钟万豪酒店开始。当时作为保利集团代表前往香港竞拍的易苏昊向本刊记者回忆,就在猴首和牛首即将登场的时候,会场发生骚乱,有人手举高音喇叭在大声抗议,示威者与保安厮打起来,整个会场乱成一团。会场外也聚集了一大批抗议的香港市民,还有人用脑袋从外面撞门,高喊着“停止拍卖贼赃,立即归还国宝”,拍卖被迫暂停半小时。易苏昊此行原本是为了拍得郎世宁的一幅画《萍野秋鸣》,但未能如愿。就在拍卖会暂停的这30分钟内,他和保利公司高层进行了沟通,决定拍回圆明园国宝,至于价钱,易苏昊说:“高层表态,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17时10分,拍卖重新开始。以200万港币起拍的猴首铜像在竞价到400万港元时,买家们纷纷告退,参与竞拍的只剩下易苏昊与一位通过电话竞拍的神秘人物。第25次竞价后,价格升至740万港元,易苏昊胜出。随后的牛首铜像也是200万港元起拍,被易苏昊以700万港元的价格拍得。

　　在3天后5月2日的苏富比春拍上,虎首的底价升至320万港元,易苏昊同样代表保利竞拍,以1400万港币胜出。易苏昊回忆说:“当时的心理压力实在是太重了……毕竟这是一件很复杂的事,各方面的因素交织在一起,有人甚至还提出反对。但当时既然决定让我来做这件事,我就只有一个念头,把它拿回北京,拿回故乡,别的都是次要的。当保利公司最终将它们拍回时,整个竞拍现场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许多人眼里含着泪花,连在场的外国人也站起来鼓掌。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多么完满的结局。”

　　三件兽首铜像最后的成交价共3300万港币。易苏昊也不止一次地被记者追问,当时是否不管价位多高,都志在必得？他说,当时还是有一个心理价位的,用超过底价一至两倍来拍得,对一个真正的收藏家来说,是很正常的。更何况,“这表现了一种中国人抢救中国文化的决心”。易苏昊反问:“中国人民的情结难道能用钱来衡量吗？”在文化部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副主任赵榆看来,2000年首批三件兽首回归有其特殊性,“其'身价’还包含了爱国的感情价值”,“从文物本身的角度看,这个价格已经到了上限”。

　　可到了2007年,圆明园马首出现在10月9日的苏富比秋拍时,估价已经高达6000万元。在各方抗议和斡旋下,这次马首终于没有出现在拍卖场上,因为9月19日,何鸿燊以6910万港元的成交价购回马首铜像,并捐赠给国家。而现在,鼠首和兔首的估价,在皮埃尔·贝杰的个人拍卖行和佳士得的共同运作下,再创新高,分别为800万至1000万欧元。对于这个离谱的价格,赵榆认为“兽首的价格应回归文物本身的价值”,“应根据它的历史、科技及艺术价值衡量它的经济价值”。可在精明的拍卖场上,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对于海外流失文物的重视,文物背后蕴涵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热情,显然已经成为各种竞价把戏求之不得的操控砝码。

　　一波三折的变局

　　鼠首和兔首的露面,重新点燃了刘洋的激情。当他的诉讼想法再次被媒体传播后,意外地接到了一个陌生的法国华侨的电话,对他表示钦佩和支持,并建议他组一个律师团。“这个想法一下子点拨了我。”刘洋觉得,其实当他走出第一步之后,慢慢地就开始有各种力量汇拢过来,推着他往前继续走。

　　刘洋通过博客发表了他热情洋溢的起诉书,希望组建律师团队。他也很期待地每天去查看点击率,当点击率到了2万的时候,终于出现了第一名主动和他联系的律师。接了一些电话之后,刘洋突然意识到自己还可以主动出击,于是又自己在网上搜索寻找伙伴。他有一个写得密密麻麻的小通讯本,上面也有不少被划掉的电话,那些都是拒绝的。被拒绝多了,刘洋也慢慢找到了规律,“如果一接电话就表示原意参与的,基本都没问题,而那些表示要考虑,让我先寄材料的,多半没戏”。就这样,在2009年1月17日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这个通过网络和电话组建的律师团队成员已经超过60名。

　　牛宪锋一直关注着刘洋的行动,海外文物追索的圈子其实不大,在民间组织方面,目前只有中华抢救海外流失文物专项基金会。牛宪锋当然知道刘洋,也认同他的热情,只是回到具体的技术操作层面,两人还是分歧严重,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不过牛宪锋觉得,有一个原意扛起大旗的人总是好事,先把舆论声势造出来再说,这样才可能争取更多的谈判空间。1月17日新闻发布会的时候,牛宪锋也去了,同去的还有圆明园管理处的几名工作人员。可是热情洋溢的只有刘洋一个人,牛宪锋和基金会的同事还是觉得心里没底。牛宪锋也发现刘洋面临着和洛阳龙门石窟诉讼一样的问题——缺少合适的原告。

　　这个刘洋也知道,他试图说服圆明园管理处,但对方也给了明确答复,“自己级别太低,不能做主”,建议他找国家文物局批示。他希望基金会能出面,但却又无法从法律的技术层面说服牛宪锋和他的同事。这场新闻发布会,其实开得也让他有些憋气。他甚至觉得,有些人是故意来给他拆台的。但不管情绪如何,原告问题必须解决。新闻发布会后他也有一些意外收获,有一些社团组织主动跟他联系,但并不算合适,其中有一个就是在香港注册的“全球爱新觉罗家族宗亲会”,现任会长叫州迪,持香港身份证,目前定居广州。

　　州迪在2005年的时候也曾经是个新闻人物,因为他经常以黄袍马褂长辫的扮相出现在广州街头,言谈举止都异于常人。他自称是多尔衮的后裔,甚至还在“春运”高峰的时候跑到广州火车站办公室静坐,要求以皇室的身份获得车票。虽然他的身份受到了广泛质疑,但他高调坚持可以比对DNA,只是没有人能找出多尔衮的DNA来和他一辨真伪。特立独行的州迪在电话中向刘洋承诺,如果能追索回来国宝,一定捐献给国家。州迪的出现并没有让刘洋格外欣喜,他觉得这个社团作为原告,还是有些牵强。只好在1月23日的时候,又通过博客在网上发文章,寻找原告。可他的热情还是无法打动心目中理想的原告主体。时间一天天过去,刘洋终于还是绷不住了。大年初三,刘洋在从新疆返回北京的列车上终于下定决心,给州迪打电话愿意接受他的授权,让他成为这场诉讼的原告。至于州迪,虽然经历了等待,热情倒也没有受挫,还是欣然答应。

　　文物诉讼其实是个复杂的事情,走一步看一步的刘洋也越来越发现了这一点,他的团队中出现了一些更专业的人员,有留学法国的律师,也有在法国的访问学者,为他提供了语言和资讯上的更多帮助。比如留学法国的律师告诉他,如果外国人想在法国打民事官司,必须视立案标的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以2亿元计算,两件兽首的保证金就是40万元,而这不过是以后必须陆续支出的庞大费用中的一笔。说起来刘洋自己也有些唏嘘,他觉得自己做律师这么多年,也算有些傲气,没这么求过人,四处告借。2月1日,他通过快递拿到了州迪的委托书,但钱还没有着落。刘洋苦笑:“在40万元来之前,我其实非常愤怒,那时候就有新闻说我们会草草收场,网友跟帖说我们炒作,我们炒作什么了？律师团那么多人,他们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出现过。”

　　最后还是深圳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朋友给他提供了40万元。2月9日,在给佳士得和皮埃尔·贝杰发去了律师函后,刘洋意外地发现,团队中的公关顾问擅自把给对方撤拍的最后时限改成了3天。这让他有些担心,前期的很多准备工作其实并没有完全到位。意外的是,2月11日上午,也是约定采访的这天早上,刘洋突然接到了电话,有朋友告诉他,海外媒体已经发布了消息,说佳士得迫于中国舆论的压力,决定将两件兽首撤拍,改成私下交易,待价而沽。这电话让刘洋很兴奋,他觉得舆论攻势和自己的律师函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他也欣喜地不断在电话中转告其他的朋友,那的确是一种真诚的和物质无关的理想主义的喜悦。

　　可事情急转直下,2月13日,佳士得向求证的各媒体发布声明,撤拍属于不实传闻。而藏品主人皮埃尔·贝杰始终没有正面应对公众。刘洋的情绪当然被极大地拨动了,作为律师,他很清楚,没有稳赢的官司,但如此努力把事情推向法律层面,他希望至少可以做到一点,就是阻止兽首拍卖。在这一点上,研究者们都与他持相同观点,海外流失文物的公开拍卖,等于二次掠夺。牛宪锋和基金会的同事也在这一点上与刘洋达成一致,“一定要反对拍卖”,“先阻止拍卖,至于回归的方式,可以再从长计议”。

　　刘洋打算亲自飞赴法国,使馆方面也与他取得了联系,可临时却发现护照已经过期两个月,只好买了2月15日晚上回海南的机票,赶着去处理护照问题。但法国方面愿意参与这场公益诉讼的执业律师已经出现,据说将在2月16日在法国提交诉状,申请禁制令。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刘洋说,他绝对不会轻易放弃。

　　法律的困惑

　　已经出现的7件兽首铜像中,除去鼠首和兔首,目前唯一没有拍卖公司介入,而是以公益方式回归的只有猪首铜像。2003年初,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在美国寻访到猪首铜像的下落。经过努力争取,美国收藏家同意将猪首铜像转让给该专项基金。牛宪锋记得,在2000年3件兽首就已经拍出了3300万港元之后,兽首的估价已经大大提升,但经过他们的斡旋和运作,猪首回归是一件非常成功的事情,“总共才花了85万美元,不到600万港元”。这笔钱同样来自何鸿燊。

　　这些圆明园兽首也被视为中国文物流失的一个缩影——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因战争、劫掠、盗凿、不正当贸易等原因,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海外,这些流失文物大多数散落民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则是另一个数字:在47个国家的200多家博物馆中有中国文物164万件,而民间藏中国文物是馆藏数量的10倍之多。

　　海外流失文物被更具体的界定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因为战争、劫掠、盗凿等各种原因流失海外的文物。我国追讨海外流失的文物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叫回购,就是自己花钱买回来;第二种是回赠,就是爱国人士花钱买回来再赠送给国家,但花的也算是自家人的钱;第三种就是通过外交或者民间组织的沟通协调,把文物给要回来。但是要实现这三条都非常难,因为这些文物数量庞大,如果仅仅依靠回购,需要的是不可想象的庞大资金,至于回赠,也是可遇不可求。所以牛宪锋和基金会的同事们也考虑过通过法律追索的方式。

　　既然选择打官司,单凭爱国热情和一腔热血当然不够。遗憾的是,尽管文物追索几年前就引起各方关注,却一直没有人列出跨国法律追索的有效途径,甚至很少有人据此发表学术文章。事实上,通过诉讼跨国追索文物,在法学领域也是一个边缘议题。在国内,法学学科一向以部门法为界,如民法、刑法、行政法,很少有人进行交叉学科的研究。而跨国提起文物诉讼,却涉及国际公法、国际私法、文物保护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多个领域。一般说,国际法学者多只熟悉国际公约或国际组织,很少有人精通国内法上的诉讼技巧。国际公约固然可以作为参考依据,但真要打起官司,靠的还是各国国内法。至于民法学者,他们的研究领域也是各有侧重,即便有人熟悉在国内怎么打官司,但一旦出国诉讼,涉及的多是其他国家的法律,如果是在英美国家,连打官司都会是与国内完全迥异的一套程序。因此,尽管有人解读了国际法上的文物保护公约,有人提到了民法上的善意取得或诉讼时效,但到底该由谁作为原告起诉,事先如何进行财产或证据保全,原告如何举证,判决后如何执行,这些问题始终没有人认真研究过,或者给出一个权威合理的结论。

　　牛宪锋说,基金会也通过自己的法律顾问和国外的专业律师接触过,发现文物官司很难打,“法律技术层面的问题解决不了”,最后也就只能观望。可刘洋刚好相反,在他看来,只要能够坚持一步步走下去,法律技术层面的问题总可以慢慢解决,而如果不做,只是空对空的讨论,只会全部都自我消解了。不过刘洋自己也承认,进入这个领域后,才深刻感受到“法律上的相关研究几乎是空白”。但不管怎样,在混乱和焦灼中,虽然他的律师函除了激情之外并不能从专业角度得到更多的认同,但刘洋始终没有放弃法律这条需要有人尝试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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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差点娶了富豪的女儿[转帖]

　　所有周恩來的传记里，写到周恩來青年时期没有不写到吉林人张篷仙的。张蓬仙从1913年至1916年间，与周恩來是南开中学同班同学；两人关系甚密；然而，他们之间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没有写进史料。2000年6月的一天，笔者偶遇张蓬仙的外甥——61岁的老人韦振远，讲到周恩來与其舅父张蓬仙的故事，老人急切地说：“这些故事现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了，如果我不讲出来，怕是要永远尘封下去，无人知晓了。”

　　张蓬仙曾想把妹妹嫁给周恩來

　　 20世纪初，张家在长春市是名门望族。张家有两儿两女，张蓬仙是男孩中的老二，两个女孩也进了吉林女子师范学校。

　　1916年春天；张蓬仙的父亲给张蓬仙争取到一个留日名额。

　　张蓬仙离开南开中学时，·周恩來作诗三首送给张蓬仙，以表达惜别之情。临行前，周恩來又拿出一只他家祖传的细瓷砚台送给张蓬仙以做纪念。这只砚台有52开纸大小，正面是九条龙，砚台的庐色是绿色，龙呈黄色，砚台的背面有 “大明万历年制”字样。1921年，张世仙结婚时，张蓬仙将砚台作为陪嫁送给妹妹，张世仙一直珍藏到她去世。 ·

　　张蓬仙到日本的第二年考入了日本早稻田大学。也就是在这一年，周恩來也东渡扶桑来到了日本。同张蓬仙一详，周恩來也是先学预科，第二年才能考早稻田大学，由于某种原因，周恩來没能考上。这样，在1918年夏天，周恩來回国了。

　　张蓬仙素来敬慕周恩來的人品学识，因此，在送周恩來回国时，就将想把自己的二妹张世仙许配给周恩來的想法说了，并。给父母写了一封信让周恩來代交。信中，张蓬仙尽数了周恩來的人品学识，以及撮合二妹嫁给周恩來的种种理由。’·周恩來到了长春；就把张蓬仙那封信交给于张的父母。周恩來眉宇开阔，气定神安。张蓬仙父母一见面就喜欢上了这个小伙子。可是，细问周恩來的家境，张蓬仙的母亲却不同意这门亲事了。

　　周恩來父母早已双亡，已无家可归。婚姻之事是讲门当户对的，虽然张蓬仙父母非常喜欢周恩來，但张蓬仙的母亲觉得，张家是大富豪，周恩來无家可归，身无分文，因此，张母很婉转地回绝了这门亲事。张家的大女儿张世仙就这样和周恩來这位世纪伟人失之交臂了。

　　周恩來精心安排张蓬仙的儿子成为阎锡山的义子

　　 张蓬仙的大儿子叫张绍昌，1921年出生在长春，很早就被周恩来发展为中共特别党员，直接受党中央指派。1938年，不满17岁的张绍昌就被周恩來秘密安排到国民党军队里，很快就被提拔为国民党少将，北京维持会会长。1941年，周恩來又秘密安排张绍昌到山西做了阎锡山的副官，后来，又做了阎锡山的义子。

　　张绍昌精明能干，在阎锡山统治得如铁桶一般的军队里，他以自己特殊的身分，在团以上的军官中发展了28个中**员，准备策动阎锡山的部队起义。遗憾的是：在太原解放前夕，张绍昌的秘密活动被阎锡山发现。那28个军官被处以绞刑，张绍昌由于是阎锡山的义子，没被绞死，而是让他吞烟土自尽的。．

　　老同学儿子的牺牲使周恩來非常悲痛。太原一解放，周恩來马上派飞机把张绍昌的妻子和一儿一女接回北京，并把张绍昌的妻子安排到北京市郊通县任县委书记。

　　那时，张蓬仙一家住在北京西城区小鸭宝胡同一个标准的四合院里。1947年，张蓬仙在北京逝世后,恩來一直关心照顾张蓬仙的妻子，直至1968年，张蓬仙的妻子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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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我的朋友[转帖]

　　王安忆　张新颖

　　文学讲习所的同学

　　王安忆：就我的创作道路，在我的写作的生平里边，大概有几个关节口，有一个是讲习所，讲习所应该说是比较重要的。1978年我回到上海，在《儿

　　童时代》社做编辑，写了些儿童小说，其中那个《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得了一个全国的奖。当时我去讲习所，应该讲我是里边资历最弱的、整个情况最差的一个人，因为我的业绩恐怕只有这一个短篇小说，六千字，而且那时奖还没评出来，只是有些好评，后来在我们学习期间才评出来，是二等奖。其他同学多是得了全国的优秀小说奖啊，中篇小说奖啊，短篇小说奖，说出来一个个名字都很吓人的，蒋子龙是我们班长，还有叶文玲，陈国凯是我们副班长，还有张抗抗，还有上海的竹林，还有叶辛，叶辛那时候在贵州，还不算上海的，还有陈世旭。反正我们这里边三分之一是得过奖的。好像全国奖里边凡是这个年龄段的人，差不多都在我们里面。

　　我们说是第五届，之前有四届，全都是“文革”以前。那时候叫文学讲习所，到了我们后边就改成鲁迅文学院了，人们都称我们为“黄埔五期”。这帮子人太棒了，老师都对他们很客气，我在里边就显得特别差，特别没资本。我在讲习所里，有了一种职业写作的预习，因为半年里边基本上半天上课，其余时间你就是写作，而且在班里边有一种互相影响的气氛，都很想发表作品嘛，尤其是我，因为我资历特别薄，所以我就写得特别勤奋，什么事都不干，就过着文学的生活，我觉得这对我很重要，是让我在这个环境里边泡一泡。从那时候开始至少给我一个暗示：将来可以过这样的生活——写作的生活。

　　我在这班的时候写了很多东西，我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雨，沙沙沙》大部分是在讲习所的时期或者写作或者发表的。我记得很清楚是六月份，六月份正好在讲习所学习期间嘛，我一下子在《人民文学》、《北京文学》、《广州文艺》发表了三篇东西，这在班上挺轰动的。因为那时候发表作品不像现在这么多这么广泛，而且《雨，沙沙沙》这么一个小说挺特别的。我现在回想起我们这个班上的人都蛮好的，有一个同学叫王宗汉，当时在主持一本地市级的刊物，什么名字想不起来了。他就向班上的同学约稿，我就给他写了一篇小说，他却把这篇小说给了当时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好像是《小说季刊》，他说给他的刊物可惜了，那就是《小院琐记》。他们都待我蛮好。蒋子龙也向我约稿，那时他是天津的《新港》主编，他向我约，我就给他了一篇小说，他亲自指导我改，他真是有兄长风度的人。记得有一篇对我来说比较长的短篇小说叫《苦果》。当时写好给叶辛看的，叶辛在那里也是比较成功的，写了两部长篇小说。叶辛看了以后很肯定我，激动得不得了，他当时就对我讲了这么一句话：“你好像写东西很有气氛。”那时候我和叶辛接触特别多，上海人好像多比较喜欢清静，与人打交道也比较拘束，星期天都是在讲习所度过的，不像别人朋友多。叶辛那时候就是和我讲怎么写小说，所以我觉得叶辛很有趣。叶辛谈他在贵州的生活谈得特别多，而且我觉得他谈的贵州生活比他小说里写的要生动得多了。

　　他那时候在农村，让他去教小学，他很负责任，去家访，其中一个学生的父亲一直在干活，看到叶辛来家访，什么也没说，就到后院去拔了根竹子，然后就用砍刀削成一个打人的工具塞给叶辛，说你用这个打他。他们都是体罚的，打得非常厉害。有一次有个孩子，个子比较高，叶辛比较矮小嘛，结果打起来了，叶辛性格也很耿，就说你再也不能进学校，结果这个孩子就失学了。小学毕业要考中学了，他说一定要让他们上中学，当时他们村子里没有一个上中学的。怎么上呢，他首先跑到教育局他的同学那儿去搞到了考试的数学题目，让学生一遍又一遍地做，同时他又搞到了当时的作文题目，他给全班五十个人写了五十篇作文，每个人背。结果除了几个年龄超过的，其他统统都上了中学。多年后碰到一个学生，他怎么说？他说至少他，学习了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会刷牙，会用床单。他讲的故事都很好听，可是老看不到他写下来。还有刚刚开始上学，他就问学生说，你们能不能说说你们谁家里有书，其实是他自己很想看书，因为上海带来的书已经看完了，最后只有一个小孩子说他家里有本书，他说你明天带来给我看看。第二天小孩子拿来了，是1956年出的一本皇历，这就是他们所有的文化财产。叶辛也很好玩，似乎是为了满足自己对文学的爱好，他就把自己的文学梦想输出给小孩子，教他们普希金的诗，他觉得他教学中有一个遗憾，就是学生自始至终只能讲本地话不会说普通话，他们是用贵州话念“秋风来了……”他学给我听，很生动。

　　然后他还给他们念高尔基的《二十九个和一个》，讲到面包，那些孩子不懂什么是面包，有一次他回来探亲就买了个面包带去放在讲台上。我问你是不是给他们每人吃一口？他说我要自己吃，他们就排队绕着面包走了一圈。他的东西多得不得了，但就是不写，真是气死人啊。他的文学是另外一种文学，很奇怪，他讲很多故事真是好极了。

　　你可以想象那个气氛，非常文学化的，都在努力地想把自己的东西写好，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古华那时候就在班上跟我们说他的小说，讲《爬满青藤的小屋》。《爬满青藤的小屋》是被《上海文学》退稿的，真是不可理解的事情，后来在哪儿发表了得了全国奖。他讲得最好的是《芙蓉镇》，我觉得当时的写作是很慎重的，不像现在那么随意地写，他们那些故事已经在脑子里滚瓜烂熟了，那些作者尤其是内地来的，以故事为主，故事在他们那里是很结实很结实的东西，有多少生活经验，多少的情绪在里面，然后慢慢结构成《芙蓉镇》。乔典运当时是我们班年龄最大的一个人，穿了件黑棉袄，剃了个平顶头，完全就是个农民的样子，他来我们班上的时候好像四十九岁还是多少，反正我感觉是很大的一个人了。所以我们到北戴河的时候，当时我们的所长，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干部，就说你们这些同学在一起应该打破一些圈子，应该和不同的人在一起，他举一个例子让大家哄堂大笑，他说：王安忆可以和乔典运在一起谈谈嘛。可见我和他有多么不同。一个是年龄差别，性别也不同，然后一个农村一个上海的，于是大家就轰然大笑，就觉得很滑稽。

　　那段生活对我来讲，是很好的写作起点，和他们在一起会把自己和他们放在一起考虑问题，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年轻的时候都很骄傲，把头回过去可以说这个写得不好，那个写得不好，可是你真的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心情不是这样的，因为他们毕竟是在享受成功的人了。你和他们在一起的话，会发现他们眼界很开阔，在他眼里你什么都不是，我反正挺崇敬他们的，挺崇拜他们的。

　　北京挺有这种圈子的，我们在讲习所的时候他们男生打篮球，篮球比赛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作家来捧场，其中就有北岛。我们上课的时候，外面的人会来旁听，像史铁生就来听课，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史铁生。还有肖复兴，他当时在中央戏剧学院，也过来听课。那时候可以接触到很多精英。那个时代回想起来真是好，我觉得是正当的竞争，非常健康，健康向上，就是想文学，而且是很正面地想，心怀虔诚，即便是要质疑和推翻，首先是承认的态度。挺崇高的。不像今天我们已经把它变成可以讨论的东西，我们当时觉得是一件用不着商量和讨论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都像做梦一样的，也不过二十多年。

　　　张新颖：那到后来你们这拨人，就是比你大的这些人，他们慢慢地就不写了，这和时代变化有关系吗？

　　王安忆：对，至少怎么苟延残喘也坚持到九十年代。

　　这帮在讲习所的人，多是在所谓的“伤痕文学”的背景下出来的，同时也是从第一、二届全国小说奖的背景下出来，肯定不是韩少功、张承志他们那一帮，他们的背景还要宽广些，“伤痕文学”的背景，这已经决定了局限性。其实讲习所的同学在八十年代写作，已经有很多人感到苦恼。我记得我们当时有一个同学申跃中，当时年龄已经蛮大了，他在“文革”以前就有一个很有名的小说在《人民文学》发表，好像叫《挂红灯》，我们都不晓得，是写农村生活的很好的小说。讲习所时他已经苦恼了，他走在大家前面，也苦恼在前面。苦恼什么呢？我觉得，总的来说所有的苦恼就在于什么样的生活经验可以进入小说。他看了我的《雨，沙沙沙》，就说：你们捞生活的网啊，网眼特别小，怎么捞都能捞起来东西；我们的网眼特别大，都漏掉了。这个话说得很对。他说，我心里故事一大堆，经验一大堆，我不晓得该写什么。该写什么是他们最大的一个问题。铁凝那时候写一个送葬的小说《丧事》，他说这样的事我看得太多了，我从来没想到这也可以写成一个小说。所以他们这一代人其实蛮苦的，他们的写作背景成长背景对小说的理解很狭隘，始终要一个意义。小说一定要有一个意义，这个意义一定要是先进性的，或者是合乎时代的声音的。其实和现在小孩子的写作很像，现在是要现代性。所以他就不大能理解我写《雨，沙沙沙》和铁凝的《丧事》，这种故事能成立为小说吗？他很怀疑的。他这种苦恼一直延续到以后，似乎后来也没什么创作，生活上我听说他也不幸福，我对这个同学印象很深刻。有时候和他们这些底层来的作家在一起，包括后来的路遥、邹志安，你会觉得生活是这么沉重，写作真是很轻薄的。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这是无从揣测的，但是我觉得他们个人心里面有非常非常丰富的思想。当时班里藏龙卧虎，什么样的人都有，但是九十年代以后就开始软弱了，现在有些人还在坚持写，陈世旭现在还在写，但没有《小镇上的将军》那样响亮。还有一个原因吧，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对理想主义者有很大很大的质疑，连他们自己都怀疑了，好像生活中也提供不出理想主义材料了。你看他们的作品，批判社会也是对社会抱有期望，企图开药方的，他们这帮子人都是理想主义者。

　　张新颖：还有一个会不会是他们的文学观念已经比较固定了，就是什么东西可以进入文学，什么东西不可以进入文学，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写作这个行为本身也变成一种制度或者什么东西了，它总是限制了一些东西进入文学。

　　王安忆：我个人觉得这是个好问题，一个作家就要问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可以进入小说，现在的作家我不喜欢的地方，就是他们觉得什么都可以进入小说。而这帮子作家正是相反，可以进入小说的东西非常狭隘非常少。我到现在也不敢说他们的苦恼是好还是不好，很可能是一种优点，他们真的是对自己很苛求，不像现在的人那么随便地在写。我在想，进入小说的东西确实是很有限的，而他们在那个时代里，时代对他们的要求和限制又好像和文学无关，问题就这么搅在一起，我觉得蛮悲剧性的，但不觉得是不值得的，挺有价值的。其实我们现在，至少是我吧，最大的问题还是什么能写成小说，并不是我每天坐下都有东西可写。当我把一个东西写完以后，心里马上有一种失落，好像丧失了什么。然后，我又碰到了这一个问题，什么东西可以进入小说。这个问题是每个写作的人日常化的问题，至少我是这么想的。相反觉得任何东西都能进入小说是很糟糕的，相当糟糕的。

　　如果有一件事情让他们非常肯定地觉得可以写成小说的话，我相信他们都是有能力做到的，这点能力没有的话就不必写小说了。但是不能肯定啊，总是在怀疑，这真是很好的，我觉得是一个好时代的话每个人都在这样的怀疑里面。当你掌握更多的技巧的时候你能处理得更好，你可以把很多看起来不能进入小说的处理成可以进入小说，但未必是一种好的结果。我现在觉得有很多小说写得真的蛮无聊的，最近借了张片子叫《2046》，我心里觉得怎么那么无聊，我也不说它好还是坏，就是极其无聊，我觉得这是文学最糟糕的事。不是把一件坏事写成好事，那还有有价值的东西，最糟糕的就是无聊，很苍白啊。

　　陈丹青　史铁生

　　王安忆：我是1983年在美国认识陈丹青的。陈丹青当时挺孤独的，我到了纽约之后就和陈丹青联络，约了见面的地方。第二天我就去了，他已经到了，坐在林肯中心的喷水池旁，他坐那儿，哎哟蛮严肃的，我觉得特别严肃，当时他思想上很苦闷。其实陈丹青的苦闷，蛮引起我尊敬的，当时所有的留学生生活都很困苦，但是陈丹青生活没有问题，因为他到那边立刻就有画廊的签约，他的居留也不成问题。哎哟，当时他非常不高兴，很苦闷，就好像跑到那边受到很大的很强烈的冲击一样。我觉得在美国这段时间认识陈丹青非常重要，然后他就带我去看大都会博物馆。我每次到纽约，他总是带我到大都会博物馆，像去他们家一样。我到现在都无法整理出他当时的苦闷，有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他不肯学英语，我没想到他英文那么差，后来好了，但那两年不喜欢学英语，只看中文书。我当时带给他两本小说集，他就在地铁上看。当时这种气氛真是挺寂寞又是挺苦闷的，然后看到家乡来的人给他带两本小说，写的又是他同时代的人的生活，他就在地铁里哭，一边看一边哭，别人都不晓得这个中国人发生什么事情了。别人都忙着向西方认同，他却在向中国认同。我第一次到纽约的整个旅行经验都是和他在一起得到的。他难得一笑，不开心，对美国的生活我看他毫不了解，想家，强烈地想家。这种想家，而且很无望，不像我们插队落户时候想家，那时到过年总归好回家了吧。我回到上海以后，他就连连地来信，可是我呢因为回到上海以后生活会比较丰富嘛，过了好久我才写封信，这封信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写了到他家里去的一些状况，因为我想他那么想家，我给他写他们家里边的情况，哎呀，激动得不得了，就好像自己回到了家一样的感觉。那个时代很好，大家都是认真地想些事情，正经地在学习，总之就觉得做梦也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所以大家都牢牢地抓住这个机遇。我和他经常会谈到一个匮乏的问题，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必要的匮乏是应该的，一定程度的匮乏是必要的，不能太满，不能太多。

　　他现在说话很有效果。在美国时，没人听他说话，现在太多人要听他说话。不久以前，我跟他通了个电话，我感到好像又有点恢复过去的对话方式。有一段时间我和陈丹青没法说话，这大概就是一个原因。你想向他讨个意见，是永远讨不到的，他以前给你的回答都是很肯定的，好或者不好，高或者低。但是有一段时间很奇怪的，他总是说，这样子蛮好嘛，就这样好呀。永远没法讨论问题了。但是最近我和他打电话时可以讨论问题了。因为有十个画家要和我对话，都是油画家，我一点都不认识，不了解，我就向他打听情况，然后他就问我看他们画的感觉、印象，我说我就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取消细节，他们为什么怕落后，或者生怕没现代性。他就说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他可以肯定我的意见提得很好了，已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边他都不说这种肯定或者否定的话了，他觉得你的意见是没有意义的，你的困惑是没有意义的，我觉得好像有点慢慢回来了。他有一段时间真的很奇怪，他怎么会变成这样？我觉得还是后现代理论在起作用。

　　　张新颖：那么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就是那次在美国，通过陈丹青是不是还认识了其他一些中国人，接触了一些什么？

　　王安忆：没有，陈丹青这人生活很封闭的，你不要指望他有什么社会生活。你说很奇怪吧，陈丹青在美国的生活，一个是很封闭，另外一个就是很像匠人，就是画画。其实艺术家吧，真的就是匠人。

　　在我的生活当中，我觉得和陈丹青的交往是重要的，虽然有时候会生气，可是我觉得他真是我的一个思想伴侣，我们会很长时间不谈话，可是忽然之间会谈，就像昨天刚刚谈过的一样，会在某一点上达到契合，互相特别能够提供材料或者说提供一种积极的反应，会谈得很好，但是也会非常非常谈不拢，也会有这种情况，但我觉得始终可以在一个水平线上。

　　张新颖：还有什么人对你很重要呢？

　　　王安忆：史铁生。我说我第一次是在讲习所看见他，后来我上门去看他，我经常上门去，我有时候就在想，我这人是一种不太喜欢别人上门的人，可是我是喜欢上门的，我觉得我上门是有主动性，我可以选择，别人上我的门我没有选择。

　　他有很严格的作息制度。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吧，他父亲出来就挡我们，不让我们进，今天不是接见时间，这时候呢史铁生在里面大概听到我说话的口音了，他晓得我是从上海来的，他就给他爸爸一个暗号，敲敲玻璃窗，当时住的小院子，他爸爸就放我进去了。那时候是冬天，我看史铁生的家里也没有暖气，烧的炉子，他那时还没结婚，还没女朋友，穿得挺单薄的，我动点小心眼，回到上海就给他织了件毛衣，从此以后他爸爸就不拦我了，只要是我，去好了，他父亲连我叫什么名字都搞不清楚，只知道我是上海来的，给史铁生织毛衣的。我爱上他家有很多原因：第一个我觉得到他家去真的很放松，就是很放松；还有我就觉得与他个人的魅力很有关系，你渴望和一个人接触，这个人肯定是有魅力的。

　　他是那种思想很有光彩的人。他也是可以谈话的，可是和他谈话要辛苦得多，他会进入一个玄思的世界，因为他是没有什么外部生活的，他外部生活非常非常简单，所以你和他谈话很快就到形而上去了，你就跟着他形而上，很辛苦的，和他谈话真的很辛苦，就像看他某些小说一样的，但是很有乐趣，真的很有乐趣。像有的时候他讲一些比较现实的事情吧，倒觉得挺没意思的。

　　他有很多看法就是和我们不一样，而且我觉得他所有的看法都是他自己思想的果实，不是说看哪本书啊，都是他自己挖掘出来的，他自己慢慢推理出来的。比如讲到同性恋的事情，有那么多同性恋理论，他却认为，同性恋是什么呢？因为男女之间关系已经方便到唾手可得，太容易了，太方便了，而人总是在向艰难的欲求不得的地方攀爬。他的思想和别人的那么不一样。史铁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有的时候你和他在一起你会觉得，哎呀，你会觉得他很健康，觉得他很健全，你不觉得他有什么缺陷，他有一种在思想上可以不断激发人的力量。史铁生就是一个偶像，你觉得不能和他有过多的接触。

　　（摘自《谈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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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人代缅甸入贡 [转帖]

　　　　　　　　　　 《外交小史》（清）佚名著　

　　　乾隆缅甸之役，清师累失利，督师诸臣，惧高宗严谴，乃　　　　　　　　　
敷衍了结，与缅甸定十年一贡之约。及英人灭缅甸，清廷贻书　　　　　　　　　　
诘之。英人谓吾国绝不干与缅甸内政外交，不得谓之属国。政　　　　　　　　　　
府乃以十年一贡之例答之，英人谓此等小节，不妨仍旧。于是　　　　　　　　　　
仍令缅甸入贡，而订缅甸条约如左：　　　　　
　　　大清国大皇帝，大英国大君主，五印度大后帝，因欲固存　　　　　　　　　
两国友睦，历久不渝，并广开振兴彼此人民通商交涉事宜，兹　　　　　　　　　　
由大清国特派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多罗庆郡王，总理各国事　　　　　　　　　　
务衙门大臣工部左侍郎孙，大英国特派赏佩二等迈吉利宝星前　　　　　　　　　　
署驻华大臣今美京头等参赞大臣欧，将所议条款，并列于左：　　　　　　　　　　
一、因缅甸每届十年，向有派员呈进方物成例，英国允由缅甸　　　　　　　　　　
最大之大臣，每届十年，派员循例举行。其所派之人，应选缅　　　　　　　　　　
甸国人。一、中国允英国在缅甸现时所秉政权，均听其便。一、　　　　　　　　　
中缅边界，应由中英两国派员会同勘定。其边界通商事宜，亦　　　　　　　　　　
应另立专章，彼此保护振兴。一、烟台条约另议专条派员入藏　　　　　　　　　　
一事，现因中国察看情形，诸多窒碍，英国允即停止。至英国　　　　　　　　　　
欲在藏印边界议办通商，应由中国体察情形，设法劝导，振兴　　　　　　　　　　
商务。如果可行，再行妥议章程。倘多窒碍难行，英国亦不催　　　　　　　　　　
问。一、本约立定，由两国特派大臣，在中国京城，将约文汉、　　　　　　　　　
英各三份，先行画押，盖用印章，恭候两国御笔批准，在于英　　　　　　　　　　
国京城，速行互换，以昭信守。光绪十三年二月初八日，奉旨　　　　　　　　　　
依议钦此。　　　　　　　　　　　　　　　　
　　　观此条具见英国外交手段之狡猾，以实利归己，以虚名归　　　　　　　　　
中国，并可见吾国当外交者之自欺，处处受人愚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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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皇帝的日记 [转帖]

　　末代皇帝溥仪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有关他的书籍多年来出版了不少，然而对于他，人们还是有诸多的猜疑和不解。近日，《溥仪日记》一书在天津首发，许多历史悬案在该书中可以找到答案，许多长期被掩盖的历史****将被揭开……
日记险些被烧掉

　　197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吉林省社
会科学院研究员王庆祥与溥仪的遗孀李淑贤相识。在北京东城区一个不起眼的小院里，王庆祥惊奇地见到了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遗留的大量日记、信件、文章、发言底稿、与各界人士的谈话记录等亲笔手稿，还有各种出席证、请柬和家庭影集。这些原始的文字和图片资料，真实再现了溥仪先生特赦以后的崭新风貌。王庆祥当时感觉特别激动，“这些太珍贵了！它能让我们更多地了解溥仪的一生。”

　　李淑贤惋惜地告诉王庆祥，以前不知道这些“旧纸片子”还有用，大部分已经被溥仪亲自点火焚毁了。李淑贤回忆说，“文革”初期，“破四旧”的狂潮也席卷了溥仪和她当时居住的地方。

　　一天，一帮人来敲门，把一张吓人的《通令》塞给他们，《通令》的大致内容：一是“勒令”溥仪立即交出收藏的他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照片，因为他是“历史罪人”，不配站在领袖们身边；二是“勒令”交出正在使用的小汽车等“奢侈品”。

　　溥仪有点懵头转向，立即从镜框中取下他在1962年初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时两人并肩站立的合影。平时，溥仪特珍视这张照片，一直摆在床头茶几上。溥仪还把自己与其他国家领导人的合影也取下，一起上缴全国政协。他本想依靠组织保住珍贵的纪念品，不料后来返还时，毛泽东与溥仪那张最有意义的合影照片却下落不明了。

　　至于“奢侈品”，溥仪也曾冥思苦想，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和文史资料专员，他当时还没有资格享受专用小汽车，想来想去总算找到一样“奢侈品”，那就是摆在客厅里的公费电话。溥仪马上通知机关，让派人拆除这部特别为他安装的电话。然而，当时的机关负责人没有接受溥仪的请求，对他说：“这事儿您就甭管了！请相信我们能处理好。”

　　这件事并没有就此过去，溥仪又决定烧书和他的笔记本、日记本、诗文。李淑贤觉得可惜，就在溥仪烧的过程中说，有人叫门，你去看看。趁溥仪去开门时，李淑贤从火中抢救出来部分日记，藏了起来。挨过十年“浩劫”的日日夜夜，李淑贤终于把那批溥仪亲笔日记保存下来了。

　　在李淑贤的委托下，从1980年开始，王庆祥开始投入到整理溥仪日记以及收集更多关于溥仪资料的工作中。王庆祥说，溥仪8岁开始记日记，因为当时年纪小，他每天记录的只是一些简短的内容。透过这些简要的日记，就能了解末代皇帝身居宫中所受的教育、读了哪些书，以及他每天过怎样的生活、见哪些人。

幼年时和特赦后的日记

　　王庆祥说，他的新著《溥仪日记》全书与1996年6月的《爱新觉罗·溥仪日记》相比，增补了幸运存世的溥仪在逊清小朝廷时期，也就是他从几岁到十几岁期间写下的全部读书和宫廷生活日记，让人们可以获知他幼年、少年和青年时代读书的范围以及溥仪在天津生活的7年时光。其中，《召见日记簿》翔实地记载了溥仪每天见过哪些人，这是他政治活动最重要的第一手的见证。

　　王庆祥说，特赦后的溥仪过着怎样的生活？溥仪离津出关是主动行为，还是被劫持？是个人意志还是受到欺骗？他到底是真改造好了，还是伪装和假相，他怎样看待新世界、新中国、新社会？从他特赦后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以及聚餐、谈话等，他怎样看待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人物？等等很多鲜为人知的事情都在本书中有所记载。

　　在特赦后的日记中，溥仪还以关心时局的普通人的身份，记述了当时一些重要的国内、国际上的政治事件；更从在全国政协机关工作的特赦人员的角度，记述了作为同事的前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情况和一些历史事实。

　　在日记中，溥仪总怕别人指其“特殊”，实际正是自己感觉上的特殊；他连许多最基本的生活常识都不懂，如该讲礼貌的时候往往“惟我独尊”，而不该谦让的时候又常常“彬彬有礼”；某些完全应该自理的日常活动，他虽然很想一一做好，但却又难以事事遂愿，如在公共场合就餐不带饭碗，有时入厕忘带手纸等等。

记下妻子与人相处的事例

　　1959年12月4日，溥仪热泪盈眶地接过特赦通知书，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身份走进崭新的生活，当时他才54岁，将要面对漫长的后半生，也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家庭。因为皇后婉容已于1946年病逝，淑妃文绣早在1931年9月就离婚走了，“祥贵人”谭玉龄也于1942年8月神秘死去，“福贵人”李玉琴则在1957年5月与溥仪办理了离婚手续。此时他又是孤家寡人了，需要婚姻家庭生活。溥仪和李淑贤是一对不幸的夫妻，他们没有衾枕之乐，不能生儿育女；同时他们又是一对幸福的伴侣，相伴为生，相依为命，谁都离不开谁。两人还经常开玩笑，侃大山，有时李淑贤被溥仪逗得捧腹大笑。

　　与李淑贤结婚后，溥仪与李淑贤生活在国家给的房子里，他依然保持着每天写日记的习惯。一次，李淑贤与前院的工友闹别扭，溥仪曾在日记中写为人处世应以和为贵，他觉得是李淑贤做的不对。对一个身份低微的工友都如此和善，由此可见溥仪是很友善的人。

　　溥仪去世后，溥仪穿过的衣服还在衣架上挂着，溥仪用过的碗筷还在柜橱里搁着，溥仪睡过的枕头还保留着压痕。李淑贤曾这样对王庆祥说，无论如何不能相信，那个生气勃勃、笑声琅琅的“大孩子”就这样走了。

绝笔日记写于去世5天前

　　溥仪的最后一篇日记写于他去世的5天前，也就是1967年10月12日，那篇日记简短且字迹潦草，除了“浦老开方”外其它的几个字都不认识。王庆祥说，该篇日记中其实并没有日期，后经过他与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原处方核对，才确定日记的日期为1967年10月12日。从字迹中不难看出，当时溥仪的情况已十分严重。

(《辽沈晚报》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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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的难题 [转帖]

为了弥补社会中的歧视局面，美国给传统上受社会歧视的非洲裔、西班牙裔和印第安裔考生等以特殊照顾，大学录取时他们可以加20分，这被称为“赞助性行动”计划。这项政策看着不错，但美国的白人考生和学习成绩优异的其他族裔考生很不满意。
2003年，在一个考生控诉密歇根大学优惠录取少数族裔违反宪法的案件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作了一个八面玲珑的裁决：9名大法官以5票对4票的微弱优势裁定，密歇根大学给每个少数民族申请者加20分的本科生录取政策是违宪的；但同时，又以6票对3票裁定，法学院为了增加学生的“多样性”而照顾少数种族是合法的。这种“复合式”

判决也反映出让每个人觉得

平等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

支持“赞助性行动”计划

的认为，这个政策有利于消除种族和民族间的不平等；反对者则认为，这种消除不平等的政策本身就体现了不平等。

人人都希望得到平等的待遇。但是完全、绝对的平等能否实现？这恐怕是个永远的难题。

（摘自《青年博览》第3期作者李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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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工业之父”盛宣怀[转帖]

　　　盛宣怀

　　在中国近代史上，盛宣怀（1844~1916）是洋务运动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近日，由上海图书馆举办的压轴年度大展“珍档秘史——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

　　档案展”向公众免费开放。这些展品不仅全景式地介绍了盛宣怀传奇般的一生，也折射出近代中国风云激荡的一段历史。

　　中国近代实业界巨人

　　盛宣怀一生中最重要的角色是实业家，被后人誉为“中国近代企业的开拓者”、“中国早期工业之父”。自1870年入李鸿章幕，他便深得器重，刻苦经营40年，从一个军营文秘成长为掌握国家十几个垄断企业的实业界巨人。

　　中国近代实业发展中众多的“第一”与盛宣怀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第一家葡萄酒厂张裕葡萄酒厂、中国第一家内河小火轮航运公司山东内河小火轮航运公司、中国第一所工科大学北洋大学堂、中国第一个正规师范学堂南洋公学堂等，都是盛宣怀创办的。他还是中国第一任红十字会会长。

　　1882年，中国电报总局在上海成立，全国20余个省区的电报线，基本上是在盛宣怀主持下架设的。1897年，中国铁路总公司成立，盛宣怀主持纵贯中国南北铁路大动脉卢汉铁路的修筑……

　　孙中山曾向他借款

　　在此次展出的盛宣怀档案中，历史名人往来信札是其中的重点。比如写于1913年1月，在落款为“孙文”的孙中山书致盛宣怀信函中，孙中山称国民政府遇到财政困难，希望盛宣怀设法借款渡难关。孙中山在信中赞其“热心公益而经济界又极有信用，为中外人士所共悉”，所以希望盛宣怀面对这区区之请，“万勿推辞”。而盛宣怀的复函却是，其本人也“债台高筑，有欠无存”。

　　你如果因此怀疑孙、盛之间关系不睦，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盛宣怀与孙中山关系极为密切。其中一件展品“郑观应致盛宣怀函”说明，孙中山很早就与盛宣怀有过交往。1911年，盛宣怀被朝廷革职逃亡日本时，孙中山还对盛宣怀的家产进行保护。

　　参与近代中国几次大赈灾

　　此次展览中有一封李鸿章在光绪四年四月(公元1878年)致盛宣怀文。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在文中调盛宣怀前往河北献县赈灾，他在这封信函中指出赈灾工作“养民不若令民自养之为佳”。盛宣怀在李鸿章帐下不少工作似乎就是替李鸿章前往灾区赈灾。

　　事实上，盛宣怀多次漂亮地完成了清政府交给他的赈灾任务。比如清光绪三年至四年（公元1877年至1878年)，山西、陕西、河南、河北一带遭受极其严重的旱灾，史载饿殍达1000万人以上，被称为“丁丑奇荒”。李鸿章在天津设立了直隶筹赈局处理赈务，盛宣怀以候补道的身份参加该局工作。面对灾情，盛宣怀请求借银1万两，以满足救济“极贫之户”之需。由于这是计划外的要款，可能拨不下来，盛宣怀于是提出“回南劝捐”，即在江苏、浙江、上海一带开展民间募捐义赈活动。

　　创办近代中国早期的大学

　　盛宣怀是一个颇有远见的实业家，在开工厂、办银行的同时，他认为只有教育才能让困顿中的中国看到希望。他创办南洋公学就是一个例子。南洋，在清末民初泛指华东沿海一带，江苏以北沿海各省为北洋。南洋公学为盛宣怀1896年于上海创建，与北洋大学堂同为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一批大学。

　　此次展览中展示了一份“南洋公学特班生成绩表”，从这个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所设学科是务实有效的，比如设有外文、法律、理财等专业。在盛宣怀档案中，还有一份由他本人所写的《奏陈南洋公学历年办理情形请旨遵行折》，他陈述了在南洋公学中设置特班的用意：“变通原奏速成之意，专教中西政治、文学、法律、道德诸学，以为有志应经济特科者预备之地。”据悉，邵力子、李叔同、黄炎培等均为此班学生，总教习是蔡元培。

　　（《中国文化报》2008.12.28　尚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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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弥衡”章太炎[转帖]

　　　“民国元年章太炎先生在北京,好发议论,而且毫无顾忌地褒贬。常常被贬的一群人于是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曰‘章疯子’。其人既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没有价值的了,但每有言论,也仍在他们的报刊上登出来,不过题目特别,道:‘章疯子大发其疯’。有一回,他可是骂到他们的反对党头上去了,那怎么办呢?第二天报上登出来的时候,那题目是‘章疯子居然不疯’。”
　　引文是鲁迅的话,精辟地道出当时国学大师、革命先驱、“精神病患者”章太炎的脾性和影响。章太炎其人,的确做过许多怪事、狂事、逸事。而且说话行事出人意表,狂放不羁,颇有孟子“自返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只要他不顺眼,就敢于在任何强权面前肆无忌惮,举止狂怪。不特外界有疯子之“誉”,自己也欣然以精神病自居。有人把他比喻为三国时裸衣击鼓骂曹操的狂生弥衡,倒也有几分贴切。
　　章太炎6岁随俞万春学习经学,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无不了然于胸。他乐意把学问随时随地地显示出来,著述演讲,总是用很生僻的古语道出,诗人黄遵宪曾委婉地劝喻,说他的文风太古雅,“作文能使九品人等读之悉通,则善之善者也”。他不听,行我之素,坚持自由故我的风格。这点甚至表现在他给女儿取的名字上,大女儿名叫“”(音力),二女儿名叫“”(音展),这两个名字,大概可以让老师瞠目结舌,暗地骂娘了。
　　章太炎笔锋锐利,亦不乏“尚武精神”,受到武力迫害时愿意“以暴制暴”。康有为晚年狂妄自大,以当代孔子自况,弟子们也吹捧他,称他“南海圣人”、“教皇”,洋相很多。章太炎看不惯啦,发表文章驳斥嘲弄,结果被梁启超等一干“圣人弟子”找上门来开打。章太炎奋力反击,反抽了梁启超一记耳光,不过因为寡不敌众,挨得一通好揍。章后来因鼓吹革命获罪,在上海租界坐洋牢。监狱里的印度狱卒动辄对犯人狂踢乱打,章太炎脾气不改,气冲上来就不顾一切,也以拳脚相对。后来大概打出了名气,狱方无奈,不特不敢再欺负,居然还给他调任了个帮灶的“美差”。
　　章太炎的“尚武”一直保持到晚年。曹锟贿选总统,章太炎自然少不了放言大骂,“曹三傻子”也忌惮这个革命元老的言论能量,派人甘词厚币去章宅求其封口。章姜、桂之性不减,肝火犹盛于往昔,抡起拐杖,照来人劈头盖脸就是一阵乱打。来者可能没想到这蜚声中外的国学大师居然如此具有“武士道精神”,唬得抱头鼠窜。
　　章太炎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执着爱好”。16岁参加“童子试”,试题为:论灿烂之大清国。他想起鸦片战争后,外国军舰闯入中国沿海城镇,烧、杀、奸、掠;又想到许多清朝官僚对洋人卑躬屈膝,对人民作威作福……大清国何“灿烂”之有?于是他挥毫疾书,把满腔积愤洒于字里行间,并呼吁“吾国民众当务之急乃光复我中华也”,把学政吓了个够戗。不知为什么当时没有获罪,但可谓自幼有忧国之心,包天之胆。在东吴大学当老师时,好对同学讲民族大义。出的论文竟然是“李自成胡林翼论”,意思是灭亡了大明正朔的李自成,也胜于苦心孤诣维护异族江山的胡林翼。题目出得古怪至极。
　　章太炎的语出惊人,有时也显得无赖和刁钻。史学家顾颉刚当年从欧洲学成归来,拜见晚年的章太炎,谈及西方的科学实验,强调一切事物,必须亲眼看到,才算真实可靠。章一撇嘴,漫声问道:“你有没有曾祖?”顾茫然:“我怎么会没有曾祖?”章太炎说:“你真有吗?你亲眼看到你的曾祖了吗?”顾一时无言以对。
　　章太炎一生以反清、共和为奋斗目标,革命的意志可以说历久弥坚。他在日本举行反满集会,被东京警察部门下令禁止时有了一番颇具妙趣的对话。对方问:“你是大清国哪省人?”回答:“我不是什么大清国人,我是支那人。”日本警察吃惊:“你在国内什么阶层?士族还是平民?”回答:“我是遗民。”警察无奈且感到难以对付,只好挥手让他回去。章太炎所谓“支那人”,乃是故意针对大清国的一种说法,和后来日本对我中国的蔑称不是一个意思;而他自称“遗民”,则是指叛逆满清统治的大汉遗民。后来他因为《苏报》鼓吹革命,在上海租界受审,和法官的诘辩更是词锋犀利,很是好看。值得提出的是,这是场离奇的审讯。原告是大清政府,被告是章太炎个人,而审理者则是租界的洋人法院。对于章太炎不以清政府为合法政权的立场来说,这场官司本身可以说是个胜利。审讯中,他假痴不呆,大逞口才,亦庄亦谐,辛辣犀利,把代表清廷出席原告的官僚孙建臣弄得张口结舌,目瞪口呆,昏昏沉沉。最后章太炎大笑:“你们堂堂大清政府,竟然跑到租界的小法庭控告我一个老百姓,国家被你们败坏成这般模样,还有何脸面出席叫嚣?”孙气急败坏,脱口而出:“我和你无冤无仇,何必如此辱弄?你还有什么话快说!”引来旁听观众哄堂大笑。
　　章太炎在斗争中胆大得邪乎。他著名的《驳康有为革命书》中,不特对当今“圣上”直呼其名“载恬”,还干脆地给他定位为:连稻谷和豆类都分不清的“小丑”。有清一代,文字狱最为酷烈,很多文人都因诗歌文章被牵强附会,拉出来斩首株连九族,此时虽然满清政权处于风雨飘摇日落西山之际,但章太炎的泼天大胆,仍令人咋舌。
　　推翻了清廷,袁世凯又策划登帝。章太炎本色不改,在大庭广众之下跳脚大骂:“袁世凯,老混蛋!”如此犹不解恨,亲自赴京,准备面斥袁,做好了一死的准备。他把建立共和时期袁世凯给他颁发的勋章做了个扇坠,跑到新华门袁的官邸跳脚大骂,继之把传达室砸了个稀巴烂。袁世凯素知他的脾性,自然不愿当面被骂,便躲着不见,叫军法处长陆建章把他骗到一个寺庙软禁。这一禁就是三年。章太炎没事就在房子里乱砸乱骂,指名道姓,或者用文明棍把看守他的护兵打得抱头叫苦,还在住所的门上窗上桌上遍写“袁贼”二字,以泄怒火。后来写腻了,不过瘾,又从后花园里挖树根,修理成人形,写上“袁世凯”名字,先烧后埋,然后高兴得满院子跑圈,连跑带喊:“袁贼烧死啦!袁贼烧死啦!”再到后来,骂人之余百无聊赖,就在寺里讲课,宣扬革命道理。袁世凯的便衣混在学生中去侦察,大约是章太炎口才太好,其慷慨激昂的风度精神尤能感染人,几个便衣竟然听出了情绪,笔记记得不亦乐乎,还频频提问。评选个三好学生不成问题。

　　袁世凯软禁章太炎,政策是:吃穿用的费用全报销,上不封顶。他“发疯”时,放火烧屋要制止,砸东西骂人则任其自由,家什毁坏后重新购置,倒也刺激消费,促进了物资流通。袁世凯乃一代通权达变手腕阴鹫之枭雄,审时度势计白当黑,善于用不同的手段对付不同的对手。对手握兵权通晓军事的宋教仁,尽管对自己还算恭顺,但日后恢复帝制,革命党必定反对,宋有潜在威胁,是以不惜用卑鄙手段刺杀之。而章太炎一介书生,虽然名望很大,又有激烈癫狂的“疯子素质”,但秀才谋反三年不成,既然其有民国弥衡之称,那么自己何妨做个民国曹操?任他笑骂,尊而不杀,不特没啥威胁,反而成全了自己爱才之令名。章“疯子”骂得越凶,显得自己度量越大,胸襟越广。
　　章太炎周身是刺,暴躁过激。奋不顾身闹革命之余,与同路人、同志战友也吵闹个不亦乐乎。他赌气任性,肆意妄为,有时显得不够大度,不能容人,不顾全大局。曾和孙中山因为《民报》的经济闹矛盾,大吵大闹,把墙上孙中山的照片一把撕下,在上面胡涂乱抹,甚至还搞****开大会撤换孙的总理职务。
　　再往后,民国成立,因为向日本抵押借款的事情发生争执。当时的情况是国民革命军和北洋军阀开仗,没有弹药,没有粮饷,军士随时可能哗变,孙遂以矿藏抵押给日本谋求借款。该措施固然“补得眼前疮,挖却心头肉”,但也不失一时权宜之计。章则认为孙做出丧失主权之举动,大闹特闹。按说意见不同有待于内部商讨统一,可他疯劲上来就吵闹漫骂,不顾全大局。所以有人当时就批评他不是补台而是在拆台。如果说这次表现引起许多同志的反感,那么1912年他的一个举动则引起了公愤。斯时在南京的革命党人为川籍革命烈士举行追悼活动,章太炎因为以前的一些恩怨矛盾,公然送了副挽联:“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龙盘虎踞,古人之虚言。”在不适当的场合骂了不该骂的人,如此张扬内部矛盾,未免心胸狭窄。可章太炎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脾气如果能改,也就失去了其与生俱来的鲜明性格。
　　章太炎有时也爱慕虚荣,颇为天真。他去西南争取军阀唐继尧参加护法军,被唐礼遇并聘为秘书长,一时趾高气扬,命人做一竿大旗,上书:“大元帅府秘书长”。随军出发的时候就招摇在大军之中,居然比唐继尧的帅旗还要高大许多,十分抢眼。幸好唐知他是书呆子冒傻气,并不疑忌,一笑了之。
　　章太炎一生猖介无所畏惧,唯一狼狈过一次,就是他结婚的时候。他未曾娶妻而先娶一妾,可谓古怪,46岁才正式娶媳妇。婚礼上高朋满座,孙中山、黄兴、蔡元培等均来道贺。冠盖满新房,斯人独陶醉。平生第一次显示出扭扭捏捏的样子,而且鞋子被踩掉了一只,因为人多,急切间还找不到。一时传为笑谈。
　　1936年,章太炎因病溘然长逝。死后葬在西湖,墓碑是他生前自己拟好的,仅四个大字:“章太炎墓”,大有睥睨千古,我自为我,任你后人褒贬之傲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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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龙抬头 [转帖]

民谚曰：“二月二，龙抬头。”农历二月初二前后是六十四节气之一的惊蛰。据说经过冬眼的龙，到了这一天，就被隆隆的春雷惊醒，便抬头而起。所以古人称农历二月初二为春龙节，又叫龙头节或青龙节。故这一天人们便到江河水畔祭龙神。《中华全国风俗志·寿春岁时记》云：“二月初二日，焚香水畔，以祭龙神。”
人所共知，龙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信仰的图腾。所以我们自豪地宣称：炎黄子孙是龙的传人。千百年来，人们把龙视为带神秘色彩的吉祥物。“二月二”是龙抬头的日子，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民间一个重要节日了，许多习俗也多与龙有关。实际上“二月二，龙抬头”此说和古代天文学有关。中国古代用二十八宿来表示日月星辰在天空的位置和判断季节。二十八宿中的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组成一个完整的龙形星座、角宿恰似龙的角。每到二月春风以后，黄昏时龙角星就从东方地平线上出现，故称“龙抬头”。
二月二春龙节由来已久。留下许多风俗。明人沈榜的《宛署杂记》中云：“二月引龙，熏百虫。……乡民用灰自门外委婉布入宅厨，旋绕水缸，呼为引龙回。用面摊煎饼。熏床炕令百虫不生。”《明宫史》载：“初二日……各家用黍面枣糕，以油煎之，或以面和稀，摊为煎饼，名曰熏虫。”清人富察郭崇在《燕京岁时记》中也说：“二月二日，……今人呼为龙抬头。是日食饼者谓之龙鳞，食面者谓之龙须面。闺中停止针线，恐伤龙目也。”其中一此习俗一直沿袭至今。80年代中叶，在豫北一带还保留着吃黍米的风俗。二月二早上，家家户户都要煎黍米糕，群众称之年糕，还流传着这样的歌谣：“二月二，煎年糕，细些火，慢点烧，别把老公公的胡须烧着了。”中午皆吃“老龙布蛋”。即玉米蜕皮俗称玉黍米加面条。
其实，人们关心“龙抬头”用各种形式进行纪念，根本原因是与农业生产有关系。正如这首民谣所云：“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因为二月正是农作物播种的季节。在科学不发达的时代，百姓们通过各种纪念活动，寄托了祈龙赐福、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强烈愿望。在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一首打油诗：“二月二，龙抬头，天子耕地臣赶牛；正宫娘娘来送饭，当朝大臣把种丢。春耕夏耘率天下，五谷丰登太平秋。”朝廷老子率满朝大臣都参加春耕生产，足见春耕不误农时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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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根源巧改蒋介石密杀令[转帖]

　　1949年9月,云南即将解放。蒋介石得到军统云南站站长沈醉的请示电报,回电时就八个字:“情有可原,罪无可逭。”蒋介石肯定了90名进步人士做出的事有点过份,但死罪难免。逭是逃跑,回避之意,“无逭”即不能放,该杀。《尚书》中有“自作孽,不可逭”,意思是自己做了坏事,不能逃避。正好当时密电收发先送云南省主席卢汉手中,然后再转送沈醉,不然到了沈醉手上,90名进步人士即被杀死。卢汉知道沈醉不是省油的灯,一旦知道蒋介石的电报内容,就会秘密出动军统特务,将进步人士杀死,得想个万全之策,保住这批革命志士生命。更重要的是,卢汉已决心投靠****,想多做点好事,得到****的谅解。他一心想早日结束战争,为祖国的解放而斗争,要消灭沈醉这伙反动势力,不能让蒋介石以云南为基础,誓与****斗争到底的阴谋得逞。卢汉猛想到一个人,这就是曾同蔡锷将军一起举办云南讲武堂,还当过朱德同志的老师的李根源。他当时正和卢汉一块儿策划起义,任高级顾问,卢忙令人把老先生请来,将电文交给李,看如何缓解矛盾,争取拖延时间,保住90余名革命志士的命。李根源先生看了电文,仔细思索了一会儿,接着拿笔将电文打了一个反勾,将蒋介石的电文顺序倒过来,改成了“罪无可逭,情有可原”,让译电员重新去译,译好后再送沈醉去看。顺序一改,意思完全变了,成了罪不能逃脱,但情有可原,不必去追究。这样一改,原先的密杀令,变成了不杀令,救了90人的生命。
　　改了电文顺序也不可能万事大吉,军统特务是狡猾、狠毒的一伙豺狼。李根源知道改了电文顺序,暂时沈醉杀不了90名志士,可时间长了他们还有生命危险,要进一步采取措施营救出来才行。再说,蒋介石可以再发催促令,斗争仍然十分严峻。不然,90名志士还是会被沈醉那伙杀人如麻的坏蛋杀死。李根源的担心不无道理,原因是国民党有几支军队不属卢汉指挥,而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还有张群为首的四川几个军,随时都可以压过云南来,将卢汉的队伍围住。更为险恶的是毛人凤和徐远举他们安插在云南的爪牙沈醉,拥用宪兵13团和刑警大队一切指挥权,并且还有一个云南保密局的一批特务也属他全权指挥,一旦沈醉得到蒋介石的实情,他会来一个疯狂的反扑。不仅保护不了90名革命志士,云南的起义也将失败。另外,鲁道源的一个集团军,由百色向文山压来,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情况似乎已白热化,若不及时把握机会,不仅90名革命志士救不了,卢汉也有被蒋介石消灭的危险。
　　沈醉也加紧了要杀害90名革命志士的步伐。先让宪兵团长王栩拿着《大公报》《西南快报》等十几家新闻媒体的社长、台长、编辑和记者的200人名单,逼昆明警察局长曾恕怀盖章,被曾恕怀以请示卢汉主席签字一事为由拒绝。接着,毛人凤怕不行,决定亲自去见卢汉,暗中将要杀的人减为120人,可卢汉仍不答应,毛人凤又讨价还价,要杀的人数减为40人,卢汉仍说杀人过多,不肯同意。毛人凤甩手走了,坐飞机直飞南京,马上向蒋介石汇报:卢汉已不可靠,怎么办?正在这节骨眼上,即1949年11月3日,秘书匆忙来给卢汉报告:李宗仁要来昆明视察。李根源听了为之一振,不由大叫:天赐良机,这批人有救了!云南有救了!
　　可是,卢汉心里有点犹豫。原来,1930年蒋桂交战时,他曾与李宗仁这桂系首领结了小仇,当然是受蒋介石暗中指使,李宗仁多次骂过他。李根源给卢汉分析,用高格调的接待,保证万无一失,反而会使李宗仁支持他卢汉。于是,在李宗仁飞到昆明的那一天,动员几万群众载歌载舞欢迎,并腾出自己居住的光复楼四楼给李宗仁住,让李宗仁大喜过望。当晚,卢汉按李根源的授意,向李宗仁诉说云南的形势十分严峻,主要是大批军统特务无孔不入,无法无天,闹得地方群众天天****。李宗仁这时已接任代总统,蒋介石已宣布下野。再说那些阴谋活动,都是蒋介石暗中指挥的,李宗仁听了十分气愤。李宗仁告诉卢汉,我马上下令云南文山的鲁道源退兵,撤回广西去,守住自己的地盘。对于蒋介石,李说他已辞职,是一介平民,不必听他的:“蒋介石已宣布下野,你还听他的干啥?”接着,李根源又组织了40多人联名向李宗仁递交请愿书,要求从宽处理被捕人士。李宗仁已知国民党大势已去,他已有出走国外的准备,不如留下个好名声,乐意做了个顺水人情,在请愿书上签字“交卢主席从轻处理。”卢汉有了这个尚方宝剑,不由万分高兴,在李宗仁离开云南后,马上下令释放那90人,并对军统人员限制了自由,若再四下横行,下令一个一个解决。
　　沈醉仍在云南,时刻观察着卢汉的行动,不时向下野的蒋介石报告。李根源深知这一点,马上又向卢汉建议,以开会为名,将沈醉和一批反动军官逮捕,以绝后患。那天沈醉拒绝来开会,不料一队人马突然闯进他家,将其逮捕,他要打电话给军统局,可电话早剪断,成了瓮中之鳖。不久,云南和平解放。
　　蒋介石去台湾后接任国民党主席,回想起云南90名爱国人士为啥没枪毙之事,还不知是李根源把顺序颠倒了,救了那90人,反而责怪机要秘书,为啥把他口授的电文“颠倒”了,机要秘书也不知下面是怎么发的电报,反正说不清楚也不好申辩,被蒋介石骂了几声“娘希匹”后,也只好自认倒霉。从昆明档案中查出的电报史料证明,蒋介石的密杀令是真的,原文“情有可原,罪无可逭”上有人打了一个反勾,这一反勾让90人活了过来,正好留下李根源老先生的千古奇笔。